[book_name]你一定爱读的极简中国史 [book_author]吕思勉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史学 [book_length]298213 [book_dec]由吕思勉先生在历年教学讲稿和史学研究的基础上完善而成，详细地记叙了上起远古时代，下至二十世纪上半叶期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中国通史。全书按中国历史社会的变迁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现代五个不同的时期，规模宏大、视野开阔，史识丰富，笔调流畅，是了解中国历史公认的权威版本。 [book_img]Z_5642.jpg [book_chapter]第一编 绪论 [book_title]例 言 民国十三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系鄙人所编。出版之后，征诸各方面的评论，似乎以为尚属可用。惟间有嫌其太深的。鄙人自行覆视，似乎过深之处，尚不甚多。惟（1）该书系用文言；（2）叙述力求揭举纲要，其详则留待教师的指示，和学生的参考，因此，措语较为浑括；而读之遂觉其过深。所以前书的嫌深，在内容一方面，关系尚少；在文字一方面，关系转觉其较多。所以此次编纂，改用白话；叙述亦力求其具体，少作概括之辞。无论教师或学生，使用起来，该都较前书为便利。 白话的易于了解，全在其（1）语调和（2）述说的顺序，都较文言为接近。至于名词，倒是无甚关系的。况且名词是万不能译作白话的。所以此篇都一仍其旧。至于语句，似乎可以随便些。然亦有含义繁复，勉强改译，必至失真的。——如第三编第六章注中所引汉刺史所奉六条诏书是。——又有须就其原文加以考释的。——第二编中所引经子，此例特多。——此等处若教师能明白讲解，学生能细心体会，原亦无甚难解。况且此等用语，自己读史时，亦总是要遇到的。在高中时期，亦应有相当的训练。所以此编亦一仍其旧。——此等皆有删节，无改易。必不得已，宁可再下解释。此外还有一种，是历史中特别精彩，或足以振起精神的文字，间引一二，以助读者的兴味。——如第三编第十一章所引《史记·平准书》，第三十六章所引司马光疏语，第四十七章所引《明实录》是。 鄙人对于中国史分期的意见，具见前书例言中。此次教育部所定《教材大纲》，分期之法，和鄙意无大出入。故即遵照编纂，以期划一。至于每一时期之中，又可分为数小期，则其意见，具见第一编第四章中，兹不赘述。 本书编纂，虽系自古至今，依着时间的顺序排列。然使用之时，即先授第四、五编——近世史、现代史——亦无不可。因为近世和现代的事，和眼前的生活，较为切近；学生容易了解，亦容易有兴味。固然，史事系逐步发展，读后世史，必须溯其源于古，乃能真实了解。然必先觉有兴味，乃能引起其探求之心。而读古代史时，得后世史事，以资比较，亦更容易了解。——因为古史多是残缺不全的，而带神话、传说等性质亦较多。 “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昔人早有此感慨。何况今日，史实愈繁，——一因史实的累积，一因观点的不同，而史料增加。——中等学生，又非专门研究之家。要在仅少时间中，探源于既往，以说明现在；所举示的，既不能失之繁芜，又不能过于漏略；既不能失之艰深，又不能过于肤浅，这是谈何容易的事？无论何人，编纂起来，恐亦不敢自信，何况如鄙人的浅学。兹编所注重：（1）为一时代中重要之事，——如汉之外戚、宦官，唐之藩镇。——（2）则其事对于现在社会，仍有直接影响的，——如明、清两代的制度。——叙述均较详。其余则较略。无甚关系之事，或径从删削，以免头绪纷繁之病。——其有不能不叙及以备始末的，则存之于注。 史事叙述，最宜忠实。有等事，逐细叙来，似嫌琐屑，然一经改作概括之语，便不免于失真。本书于此等处，宁任其稍繁，不敢以意改易。但亦有宜避其过繁，以节省学者的脑力的。——以最经济的方法，俾（bǐ）学者得最精要的知识，原系教授目的之一。——如第三编第二十二章，引《唐书·地理志》所载贾耽所记入四夷之路，其中重要的地名，都用原名而释以今地；其较不重要的，则但以今地名示其路线的概略，即其一例。 讲历史是离不开考据的。考据无论如何精确，总只是考据，不能径作为事实，这是原则。但亦有例外。如佛教的输入，断不能将宗教家的传说，即认为事实，后人考据的结果，其势不能不采。——第三编第十章。——这看似例外，其实此等传说，不能认为事实，亦正是史学上的公例。但鄙人于此等处，必格外谨慎。所采取的，必系前人的成说，大略为众所共认的；决不羼（chàn）以自己的意见。——且必著明其如何考据而得，俾学者并可略知考据的方法。 考据宜避琐碎，这不是对专门家说的话。专门家的考据，正以愈琐碎而愈见其精详。——因为有许多大事，系联结小事而成；又有许多大关系，是因小节目而见的，但这亦不是对中学生说的话。教授中学生的材料，若过于琐碎，他不知其在全局中的关系，就不免游骑无归，变为徒费脑力了，而且易入于歧途。此篇于此等考据，概不阑入。所采取的，都是能发明历史上重要事实的真相；或则贯串许多事实，示人以重要概念的。——如顾亭林先生的《日知录》，赵瓯北先生的《陔馀丛考》等，所采较多。 对于考据问题，一个人的意见，往往前后不同，这是无可如何的事。此书的编纂，距离编新学制高中教科书时，将近十年了。鄙人的意见，自亦不能全无改变。如汉族由来，鄙人昔日主张西来之说，今则对于此说，亦不敢相信。又如伏羲氏，鄙人昔亦认为游牧时代的君主，今则以为黄帝居河北，系游牧之族；羲、农之族居河南，自渔猎径进于耕稼，并未经过游牧的阶级。又如尧、舜、禹的禅让，昔日认为绝无其事，今则对此的意见，较为缓和。此等处，一一都将旧说改正。自信今是而昨非。但亦不知今之果是乎？非乎？惟有仰望大雅弘达的教正而已。 编教科书，自不宜羼入议论。但此亦只指空论或偏激穿凿之谈。至于正确的理论，成为读史的常识的，则不徒不在禁例，并宜为相当的输入。又利用历史以激发人民的爱国心等等，亦为有失忠实之道。但此亦以与史实不合者为限。至于陈古可以鉴今，读了某种史实，自然会感动愤发的，自亦不在此例。又贯串前后，指示史事的原因结果，及其变迁之所以然的，则看似议论，实系疏通证明的性质，其不能强指为主观，自更无待于言了。本书从表面上看，似乎有发议论之处，实皆谨守此三例，所以自信为尚无臆（yì）逞之弊。 历史的有年代，犹地理的有经纬线。必一见纪年，即能知其事在时间上的位置，方为有用。准此以谈，旧日用君主年号纪年之法，其不能适用，自然无待于言，前编新学制教科书时，系用民国纪元；辛亥以前，均用逆计。此法，年代的先后，固亦可一见而知；惟逆计太多，亦总觉其不便。此编径用公元，以便用世界史互相对照。——中国历史纪年，是否应径用公元，自亦成为一问题。但就目前的情形而论，则似乎此法较为便利，所以本编用之。好在教科书本应时时改良，并不是有永久性质的。 历史、地理两科，关系极密。治历史的人，必先明白地文地理；次则历代的政治区划，亦宜知其大概；然后任举一地名，大略知其在何处，即能知其有何等关系。关于前者，宜在地理科中致力。后者宜时时翻阅历史地图。本书第一编第三章，所举历代政治区划的大概，自信尚属简要。一时固不必强记，如能用作纲领，参考他种书籍，多和读史地图，对读几过，似于读史不无裨（bì）益。 吾国书籍，向分经、史、子、集四部，这原不过大概的分类。何况今日，史学上的观点，和从前不同，一切书籍，都应用平等的眼光，认作史材。编历史的人，所引据的不能限于史部，自更无待于言。兹编引据之例，即系如此。所引的书，自信都较为可信；引据的方法，自信亦尚谨严。教者如能善为启示，并可使学生略知判别书籍，及引用书籍的方法。 读史地图、年表、系谱，都是读史者当备的书，所以本书中不再附入。偶或附入，则是普通图谱所不具；或则读课文时必须对照的。有时径以此代叙述。改求简明，亦以养成读图谱的能力。 [book_title]第一章 历史的定义和价值 历史是怎样一种学问？究竟有什么用处？从前的人，常说历史是“前车之鉴”，以为“不知来，视诸往”。前人所做的事情而得，我可奉以为法；所做的事情而失，我可引以为戒。这话粗听似乎有理，细想却就不然。世界是进化的，后来的事情，决不能和以前的事情一样。病情已变而仍服陈方，岂惟无效，更恐不免加重。我们初和西洋人接触，一切交涉就都是坐此而失败的。又有人说：历史是“据事直书”，使人知所“歆（xīn）惧”的。因为所做的事情而好，就可以“流芳百世”；所做的事情而坏，就不免“遗臭万年”。然而昏愚的人，未必知道顾惜名誉；强悍的人，就索性连名誉也不顾。况且事情的真相，是很难知道的。稍微重要的事情，众所共知的，就不过是其表面；其内幕，是永不能与人以共见的。又且事情愈大，则观察愈难。断没有一个人，能周知其全局。若说作史的人，能知其事之真相，而据以直书，那就非愚则诬了。又有一种议论：以为历史是讲褒贬、寓劝惩，以维持社会的正义的。其失亦与此同。凡讲学问，必须知道学和术的区别。学是求明白事情的真相的，术则是措置事情的法子。把旧话说起来，就是“明体”和“达用”。历史是求明白社会的真相的。什么是社会的真相呢？原来不论什么事情，都各有其所以然。我，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一个我？这决非偶然的事。我生在怎样的家庭中？受过什么教育？共些什么朋友？做些什么事情？这都与我有关系。合这各方面的总和，才陶铸成这样的一个我。个人如此，国家社会亦然。各地方有各地方的风俗；各种人有各种人的气质；中国人的性质，既不同于欧洲；欧洲人的性质，又不同于日本；凡此，都决非偶然的事。所以要明白一件事情，必须追溯到既往；现在是决不能解释现在的。而所谓既往，就是历史。所以从前的人说：“史也者，记事者也。”这话自然不错。然而细想起来，却又有毛病。因为事情多着呢！一天的新闻纸，已经看不胜看了。然而所记的，不过是社会上所有的事的千万分之一。现在的历史，又不过是新闻纸的千万分之一。然则历史能记着什么事情呢？须知道：社会上的事情，固然记不胜记，却也不必尽记。我所以成其为我，自然和从前的事情，是有关系的；从前和我有关系的事情，都是使我成其为我的。我何尝都记得？然而我亦并未自忘其为我。然则社会已往的事情，亦用不着尽记；只须记得“使社会成为现在的社会的事情”，就够了。然则从前的历史，所记的事，能否尽合这个标准呢？怕不能罢？因为往往有一件事，欲求知其所以然而不可得了。一事如此，而况社会的全体？然则从前历史的毛病，又是出在哪里呢？我可一言以蔽之，说：其病，是由于不知社会的重要。惟不知社会的重要，所以专注重于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事情。如专描写英雄，记述政治和战役之类。殊不知特殊的事情，总是发生在普通社会上的。有怎样的社会，才发生怎样的事情；而这事情既发生之后，又要影响到社会，而使之政变。特殊的人物和社会的关系，亦是如此。所以不论什么人、什么事，都得求其原因于社会，察其对于社会的结果。否则一切都成空中楼阁了。从前的人，不知道注意于社会，这也无怪其然。因为社会的变迁，是无迹象可见的。正和太阳影子的移动，无一息之停，人却永远不会觉得一样。于是寻常的人，就发生一种误解。以为古今许多大人物，所做的事业不同，而其所根据的社会则一。像演剧一般，剧情屡变，演员屡换，而舞台则总是相同。于是以为现在艰难的时局，只要有古代的某某出来，一定能措置裕如，甚而以为只要用某某的方法，就可以措置裕如。遂至执陈方以药新病。殊不知道舞台是死的，社会是活物。所以现在的研究历史，方法和前人不同。现在的研究，是要重常人，重常事的。因为社会，正是在这里头变迁的。常人所做的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当然不会知道山崩。若明白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一切可以说明社会变迁的事都取他；一切事，都要把他来说明社会的变迁。社会的变迁，就是进化。所以：“历史者，所以说明社会进化的过程者也。”历史的定义既明，历史的价值，亦即在此。 [book_title]第二章 我国民族的形成 民族和种族不同。种族论肤色，论骨骼。其同异一望可知，然历时稍久，就可以渐趋混合。民族则论语言，论信仰，论风俗。虽然无形可见，然而其为力甚大。同者虽分而必求合，异者虽合而必求分。所以一个伟大的民族，其形成甚难；而民族的大小，和民族性的坚强与否，可以决定国家的盛衰。 一国的民族，不宜过于单纯，亦不宜过于复杂。过于复杂，则统治为难。过于单纯，则停滞不进。我们中国，过去之中，曾吸合许多异族。因为时时和异族接触，所以能互相淬（cuì）砺，采人之长，以补我之短；开化虽早，而光景常新。又因固有的文化，极其优越，所以其同化力甚大。虽屡经改变，而仍不失其本来。经过极长久的时间，养成极坚强的民族性，而形成极伟大的民族。 各民族的起源发达，以及互相接触、渐次同化，自然要待后文才能详论。现在且先作一个鸟瞰（kàn）。 中华最初建国的主人翁，自然是汉族。汉族是从什么地方，迁徙到中国来的呢？现在还不甚明白。注1既入中国以后，则是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粤江流域，渐次发展的。古代的三苗国，所君临的，是九黎之族，而其国君，则是姜姓。注2这大约是汉族开拓长江流域最早的。到春秋时代的楚，而益形进化。同时，沿海一带，有一种断发文身的人，古人称之为越。注3吴、越的先世，都和此族人杂居。后来秦开广东、广西、福建为郡县，所取的，亦是此族人之地。西南一带有濮族。注4西北一带有氐（dī）、羌（qiāng）。西南的开拓，从战国时的楚起，至汉开西南夷而告成。西北一带的开拓，是秦国的功劳。战国时，秦西并羌戎，南取巴、蜀，而现今的甘肃和四川，都大略开辟。 在黄河流域，仍有山戎和 隋唐以后，北方新兴的民族为突厥。回纥（hé），现在通称为回族。注6西南方新兴的民族为吐蕃（bō），现在通称为藏族。东北则满族肇兴，金、元、清三代，都是满族的分支。于是现在的蒙古高原，本为回族所据者，变为蒙古人的根据地，回族则转入新疆。西南一带，苗、越、濮诸族的地方，亦日益开辟。 总而言之：中华的立国，是以汉族为中心。或以政治的力量，统治他族；或以文化的力量，感化他族。即或有时，汉族的政治势力不竞，暂为他族所征服，而以其文化程度之高，异族亦必遵从其治法。经过若干时间，即仍与汉族相同化。现在满、蒙、回、藏和西南诸族，虽未能和汉族完全同化，而亦不相冲突。虽然各族都有其语文，而在政治上、社交上，通用最广的，自然是汉语和汉文。宗教则佛教盛行于蒙、藏，回教盛行于回族。满族和西南诸族，亦各有其固有的信仰。汉族则最尊崇孔子。孔子之教，注重于人伦日用之间，以至于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不具迷信的色彩。所以数千年来，各种宗教在中国杂然并行，而从没有争教之祸。我国民族的能团结，确不是偶然的。 【注释】 注1　见第二编第一章。 注2　《书经·尧典》：“窜三苗于三危。”《释文》引马（融）王（肃）云：“国名也。缙云氏之后为诸侯，盖饕餮（tāotiè）也。”《吕刑正义》：“韦昭曰：三苗，炎帝之后，诸侯共工也。”《淮南子·修务训》注：“三苗，盖谓帝鸿氏之裔子浑敦，少昊氏之裔子穷奇，缙云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谓之三苗。”案三族苗裔之说，似因字面附会。但即如所言，亦仍有缙云氏的苗裔在内，《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贾逵说：“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与韦昭、马融说都合。惟韦昭又谓为共工，似与《书经》的流共工窜三苗分举相背。然《国语·周语》太子晋说：“共之从孙四岳佐禹。”“称四岳国，命为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韦昭《注》引贾逵说，亦以共工为炎帝之后，姜姓。则三苗为姜姓之国，是无疑义的。《礼记·缁（zī）衣》正义引《吕刑》郑（玄）《注》：“苗民，谓九黎之君也。”黎，后世作俚，亦作里。《后汉书·南蛮传》：“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其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注》：“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 注3　就是现在的马来人，参看第十一章。 注4　现在的猓猡（luǒluó）。参看第三编第七章。 注5　匈奴的别种。居于上党武乡羯室，因以为号（在今山西辽县）。 注6　此族人，现在中国通称为回，欧洲人则通称为突厥，即今译的土耳其。见《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七中。其本名实当称丁令，见第三编第二十一章。 [book_title]第三章 中国疆域的沿革 普通人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历史上所谓东洋，系指亚洲而言；西洋系指欧洲而言。其实河川、湖泊，本不足为地理上的界线。乌拉山虽长而甚低，高加索山虽峻而甚短，亦不能限制人类的交通。所以历史上东西洋的界限，是亚洲中央的葱岭，而不是欧、亚两洲的界线。葱岭以东的国家，和葱岭以西的国家，在历史上俨然成为两个集团；而中国则是历史上东洋的主人翁。葱岭以东之地，在地势上可分为四区：（一）中国本部包有黄河、长江、粤江三大流域。（二）蒙古新疆高原以阿尔泰山系和昆仑山系的北干，和海藏高原、中国本部及西伯利亚分界。中间包一大沙漠。（三）青海西藏高原是亚洲中央山岭蟠结之地。包括前后藏、青海、西康。（四）关东三省以昆仑北干延长的内兴安岭和蒙古高原分界。在地理上，实当包括清朝咸丰年间割给俄国之地，而以阿尔泰延长的雅布诺威、斯塔诺威和西伯利亚分界。四区之中，最先发达的，自然是中国本部。古代疆域的记载，最早的是《禹贡》。《禹贡》所载，是否禹时的情形？颇可研究。即使承认他是的，亦只是当时声教所至，而不是实力所及。论实力所及，则西周以前，汉族的重要根据地，大抵在黄河流域。至春秋时，楚与吴、越渐强；战国时，巴、蜀为秦所并，而长江流域始大发达。秦取今两广和安南之地，置桂林、南海、象郡，福建之地置闽中郡，而南岭以南，始入中国版图。其对北方，则战国时，魏有上郡；赵有云中、雁门、代郡；燕开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注7而热、察、绥和辽宁省之地，亦入中国版图。其漠北和新疆省，是汉时才征服的。但此等地方，未能拓为郡县，因国威的张弛，而时有赢缩。青海，汉时为羌人所据。西藏和中国，无甚交涉。唐时，吐蕃强盛，而其交涉始繁。元初征服其地，行政上隶属于宣政院。总而言之：汉唐盛时，均能包括今之蒙古、新疆。至西藏之属于中国，则系元、清时代之事。但当秦开南越时，我国即已包有后印度半岛的一部。至汉时，并以朝鲜半岛的北部为郡县。唐以后，此两半岛均独立为国，我国迄未能恢复。注8中国疆域的赢缩，大略如此。至于政治区划：则据《禹贡》所载，大约今河北、山西，是古代的冀州。山东省分为青、兖（yǎn）二州。江苏、安徽的淮水流域是徐州，江以南为扬州。河南和湖北的一部是豫州。自此南包湖南是荆州。四川是梁州。陕、甘，是雍州。秦时，此等地方，和战国时新开之地，分为三十六郡。而桂林、南海、象、闽中四郡在其外。汉时十三部：大略古代的冀州，析而为幽、冀、并三州。关中属司隶校尉。甘肃称凉州。荆、扬、青、徐、兖、豫，疆域略与古同。四川称益州，两广称交州。唐时，今河北省为河北道。山西省为河东道。陕西省为关内道。甘肃、宁夏为陇右道。山东、河南为河南道。江苏、安徽的江以北为淮南道。其江以南及湖南、江西、浙江、福建为江南道。湖北和湖南、四川、陕西的一部分为山南道。四川之大部分为剑南道。两广为岭南道。后来区划又较详，而宋代的分路，大略沿之。元代疆域最广，始创行省之制。现在的河北、山西、直隶于中书省。河南、山东及江苏、安徽的北部、湖北省的大部分为河南省。江苏、安徽的南部，和浙江、福建为江浙省。江西和广东为江西省。湖北的一小部分，和湖南、广西为湖广省。云南、四川，疆域略和现在相像。陕西包括现在甘肃的大部分，而宁夏和甘肃西北境，别为甘肃省。辽宁为辽阳省。明清两代的区划，略和现代相近。不过明代陕、甘、苏、皖、湘、鄂都不分，所以清代所谓十八省者，在明代只有十五。清代将中国本部，分成十八省。新疆和关东三省，则系末年始改省制的。其时共得行省二十二。其西康、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青海，则到民国，才改为省制的。【注释】注7　上郡，今陕西绥德县。后入于秦。云中，今山西大同县。雁门，今山西右玉县。代郡，今山西代县。上谷，今河北怀来县。渔阳，今河北密云县。右北平，今河北卢龙县。辽西，今河北抚宁县（汉时的阳乐县。《水经·濡（rú）水注》：“阳乐，故燕地，辽西郡治。秦始皇二十二年置。”）。辽东，今辽宁辽阳县。注8　明成祖曾一恢复安南，宣宗仍弃之。见第三编第四十三章。 [book_title]第四章 本国史时期的划分 历史事实，前后相衔。强欲分之，本如“抽刀断流，不可得断”。但是为明了变迁大势起见，把历史划分做几个时期，也是史家常用的法子。中国的历史，当分几期，这是显而易见的。三代以前，我国还是个列国并立的世界，当划为一期。自秦以后，便入于统一的时代了。自此，直至近世和欧人接触以前，内部的治化，虽时有变迁；对外的形势，并时有涨缩；然而大体上，总是保守其闭关独立之旧约。这个当划为一期。从中欧交通以后，至民国成立之前，其间年代，虽远较前两期为短；然这是世运的进行，加我以一个新刺戟（jǐ），使之脱离闭关自守之策，进而列于世界列国之林的，亦当划为一时期。民国成立，至今不过二十二年。却是我国改良旧治化，适应新环境的开始。一切都有更始的精神。以后无穷的希望，都将于此植其基。其当另划为一期，更不待言。所以自大体言之，我国的历史，可划分为上古、中古、近世、现代四个时期。这是大概的划分。若更求其详，则每一时期中，亦可更分几个小阶段。在上古期中，巢、燧（suì）、羲、农，略见开化的迹象。自黄帝御宇，东征西讨，疆域大拓。自此称为天子的，其世系都有可考。虽然实际还是列国并立，然已有一个众所认为共主的，这是政治情势的一个转变。东周以后，我民族从各方面分歧发展。地丑德齐之国渐多，王朝不复能号令天下。号令之权，移于“狎（xiá）主齐盟”的霸主。战国时代，霸主的会盟征伐，又不能维系人心了。诸侯各务力征，互相兼并，到底从七国并而为一国。杂居的异族，亦于此竞争剧烈之秋，为我所攘斥，所同化。隆古社会的组织，至此时代，亦起剧烈的变迁。学术思想，在这时代，亦大为发达，而放万丈的光焰，遂成上古史的末期。中古史中：秦汉两代，因内国的统一而转而对外。于是有秦皇汉武的开边。因封建制度的铲除，而前此层累的等级渐次平夷；而君权亦因此扩张。实际上，则因疆域的广大，而政治日趋于疏阔；人民在政治上的自由，日以增加；而社会亦因此而更无统制。竞争既息，人心渐入于宁静。而学术思想，亦由分裂而入于统一。这是第一期。因两汉的开拓，而有异族入居塞内的结果。因疆域广大，乱民蜂起之时，中央政府不能镇压，而地方政府之权不得不加重，于是有后汉末年的州郡握兵，而成三国的分裂。晋代统一未久，又有五胡乱华之祸。卒致分裂为南北朝。直至隋代统一，而其局面乃打破。这是第二期。隋唐之世，从积久战乱之余，骤见统一，民生稍获苏息，国力遂复见充实。对外的武功，回复到秦汉时代的样子。这是第三期。唐中叶以后，军人握权，又入于分裂时代。其结果，则政治上的反动，为宋代的中央集权。而以国力疲敝之政，异族侵入，莫之能御，遂有辽、金、元的相继侵入。明代虽暂告恢复，亦未能十分振作，而清室又相继而来。这是第四期。近世这一期，是我们现在，直接承其余绪，而受其影响的。清朝虽亦是异族，然其对于中国的了解，较胡元为深。其治法，遵依中国习惯之处，亦较胡元为多。因其能遵依中国的习惯，而利用中国的国力，所以当其盛世，武功文治，亦有可观。假使世界而还是中古时期的样子，则我们现在，把这客帝驱除之后，就更无问题了。然而闭关的好梦，已成过去了。欧风美风，相逼而来，再不容我们的鼾睡。自五口通商以后，而门户洞开，而藩属丧失，外人的势力，深入内地。甚至划为势力范围，创作瓜分之论；又继之以均势之说。中国乃处于列强侵略之下，而转冀幸其互相猜忌，维持均势，以偷旦夕之安。经济的侵略，其深刻，既为前此所无；思想的变动，其剧烈，亦非前此所有。于是狂风横雨，日逼于国外，而轩然大波，遂起于国中了。所以近世史可分为两个小期。西力业已东渐，我国还冥然罔觉，政治上，社会上，一切保守其旧样子，为前一期。外力深入，不容我不感觉，不容我不起变化，为后一期。五口通商，就是这前后两期的界线。现代史是我们受了刺戟而起反应的时代。时间虽短，亦可以分做两期。革命之初，徒浮慕共和的美名，一切事都不彻底，所以酿成二十年来的扰乱。自孙中山先生，确定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我民族奋斗、国家求治的方针。对内则铲除军阀，以求政治的清明。对外则联合被压迫民族，废除不平等条约，以期国际关系的转变。虽然革命尚未成功，然而曙光已经发现了。所以国民政府的成立，亦当在现代史上，划一个新纪元。以上只是指示一个大势，以下再举史实以证明之。 [book_chapter]第二编 上古史 [book_title]第一章 我国民族的起源 我国现在，所吸合的民族甚多，而追溯皇古之世，则其为立国之主的，实在是汉族。汉族是从什么地方，迁徙到中国来的呢？这个在现在，还是待解决的问题。从前有一派人，相信西来之说。他们说：据《周官·大宗伯》和《典瑞》的郑注：古代的祭地祇（qí），有昆仑之神和神州之神的区别。神州是中国人现居之地，注9则昆仑必是中国人的故乡了。昆仑在什么地方呢？《史记·大宛（yuān）列传》说：“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tián）。”“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这所指，是现在于阗河上源之山。所以有人说：汉族本居中央亚细亚高原，从现在新疆到甘肃的路，入中国本部的。然而郑注原出纬书。纬书起于西汉之末，不尽可信。河源实出青海，不出新疆。指于阗河源为黄河之源，本系汉使之误；汉武帝乃即仍其误，而以古代黄河上源的山名，为于阗河上源的山名，其说之不足信，实在是显而易见的。汉族由来，诸说之中，西来说较强；各种西来说之中，引昆仑为证的，较为有力；而其不足信如此，其他更不必论了。民族最古的事迹，往往史籍无征。我国开化最早，又无他国的史籍，可供参考。掘地考古之业，则现在方始萌芽。所以汉族由来的问题，实在还未到解决的机会。与其武断，无宁阙疑了。注10现在所能考究的，只是汉族既入中国后的情形。古书所载，类乎神话的史迹很多，现在也还没有深切的研究。其开化迹象，确有可征的，当推三皇五帝。三皇五帝，异说亦颇多。似乎《尚书大传》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史记·五帝本纪》黄帝、颛顼（zhuānxū）、帝喾（kù）、尧、舜为五帝之说，较为可信。注11燧人、伏羲皆风姓。神农姜姓。黄帝姬姓。燧人氏，郑注《易纬通卦验》，说他亦称人皇。而《春秋命历序》说：人皇出旸（yáng）谷，分九河。注12伏羲氏都陈。神农氏都陈徙鲁。黄帝邑于涿（zhuō）鹿之阿（ē），注13据地理看来，似乎风姓、姜姓的部落在河南，姬姓则在河北。燧人氏，《韩非子》说他，因“民食果蓏（luǒ）蜯（bàng）蛤（gé），腥臊多害肠胃”，乃发明钻木取火之法，教民熟食。注14这明是搜集和渔猎时代的酋长。伏羲氏，亦作庖犧（páoxī）氏。昔人释为“能驯伏牺牲”，又释为“能取犧牲，以充庖厨”，以为是游牧时代的酋长。然而“伏羲”二字，实在是“下伏而化之”之意，见于《尚书大传》。注15其事迹，则《易·系辞》明言其作网罟（gǔ）而事佃渔。其为渔猎时代的酋长，亦似无疑义。从前的人，都说人类的经济，是从渔猎进而为游牧，游牧进而为耕农。其实亦不尽然。人类经济的进化，实因其所居之地而异。大抵草原之地，多从渔猎进入游牧；山林川泽之地，则从渔猎进为耕农。神农氏，亦称烈山氏。“烈山”二字，似即《孟子》“益烈山泽而焚之”的烈山，注16为今人所谓“伐栽农业”。则我国民族居河南的，似乎并没经过游牧的阶级，乃从渔猎径进于耕农。黄帝，《史记》言其“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这确是游牧部落的样子。涿鹿附近，地势亦很平坦，而适宜于游牧的。我国民族居河北的，大约是以游牧为业。游牧之民，强悍善战；农耕之民，则爱尚平和；所以阪（bǎn）泉涿鹿之役，炎族遂非黄族之敌了。注17阪泉涿鹿，昔人多以为两役。然《史记·五帝本纪》，多同《大戴礼记》的《五帝德》、《帝系姓》两篇，而《大戴礼记》只有黄帝和炎帝战于阪泉之文，更无与蚩尤战于涿鹿之事。而且蚩尤和三苗，昔人都以为是九黎之君。注18而三苗和炎帝，同是姜姓。又阪泉、涿鹿，说者多以为一地。注19所以有人怀疑这两役就是一役；蚩尤、炎帝，亦即一人。这个亦未可断定。然而无论如何，总是姜姓和姬姓的争战。经过此次战役而后，姬姓的部落就大为得势。颛顼、帝喾、尧、舜，称为共主的，莫非黄帝的子孙了。注20我国历史，确实的纪年，起于共和。共和元年，在民国纪元前二千七百五十二年，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自此以上，据《汉书·律历志》所推，周代尚有一百九十二年，殷代六百二十九年，夏代四百三十二年。尧、舜两代，据《史记·五帝本纪》，尧九十八年，舜三十九年。如此，唐尧元年，在民国纪元前四千一百四十二年，公元前二千二百三十一年；三皇之世，距今当在五千年左右了。【注释】注9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邹衍之说：“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yíng）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衍说虽荒唐，然中国名为赤县神州，则其名自非杜撰。《淮南子·地形训》，叙九州之名，其一亦为神州。注10　论汉族由来的，以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搜采为最博。近人蒙文通所撰《古史甄微》，则立说甚精。如喜研究，可以参看。注11　三皇异说有四：（一）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地皇十一人，亦各万八千岁。人皇兄弟九人，分长九州。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原注：“出《河图》及《三五历》。”《河图》纬书。《三五历》乃徐整所著，亦据纬书立说。（二）《白虎通》正说用《尚书大传》。又列或说，以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三）《礼记·曲礼正义》引郑玄注《中候敕省图》：引《运斗枢》，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四）《史记·秦始皇本纪》：丞相绾（wǎn）等议帝号，说：“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索隐》说：“天皇，地皇之下，即云泰皇，当人皇也。”伏生系秦博士之一。《大传》说：“燧人以火纪，火太阳，故托燧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纪，故托羲皇于人。神农悉地力，种谷蔬，故托农皇于地。”则第四说与《大传》同。《补三皇本纪》述女娲事，说“当其末年，诸侯有共工氏，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缺，女娲氏乃炼五色石以补天”云云。上言祝融，下言女娲，则祝融、女娲系一人。第二第三，亦即一说。五帝异说，惟郑玄谓德合五帝座星的，即可称帝，于黄帝、颛顼之间，增入一少昊。见《曲礼正义》。注12　参看《古史甄微》六。注13　旸谷见《书·尧典》。古文说以为即今之成山，今文说谓在辽西。可看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九河，即后来禹所疏的九河，为黄河下流。陈即春秋时的陈，鲁即春秋时的鲁，见第九章。此等都系以后世的地名述古事的。涿鹿，山名。服虔说在涿郡，就是现在河北的涿县。别一说在上谷，则是汉朝的涿鹿县，今为县，属察哈尔。此说恐因汉朝的县名而附会，不如服虔说的可信。注14　《五蠹（dù）篇》。注15　“羲”“化”两字古同韵。注16　亦作厉山，“厉”“烈”同音，《括地志》以为即春秋时的厉国，地在今湖北随县，恐亦因同音而附会，不甚可信。注17　《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氏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既说神农氏世衰，又说炎帝欲侵陵诸侯，未免矛盾。所以有人疑以蚩尤、炎帝，即是一人。注18　《书经·吕刑》释文引马融说：“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战国策·秦策》高诱注同。参看第一编第二章。注19　《史记集解》引皇甫谧，谓阪泉在上谷。又引张晏，谓涿鹿在上谷。《正义》引《晋太康地理志》，又谓涿鹿城东一里有阪泉。案以涿鹿为在上谷，固不足信，然诸说都谓涿鹿阪泉，都在一地，则必古说如此，后人乃将汉代涿鹿县附近的水，附会为阪泉。注20　据《史记·五帝本纪》和《大戴礼记·帝系姓》，五帝的系图如下。其间代数，或不足信，说颛顼以后，都出于黄帝，大约是不诬的。因为古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系，都有专记他的史官，即《周官》小史之职。 [book_title]第二章 太古的文化和社会 太古的社会，情形毕竟如何？古书所载，有说得极文明的，亦有说得极野蛮的。说得极野蛮的，如《管子》的《君臣篇》等是。注21说得极文明的，则如《礼记·礼运篇》孔子论大同之语是。二说果孰是？我说都是也，都有所据。人类的天性，本来是爱好和平的。惟生活不足，则不能无争。而生活所资，食为尤亟。所以社会生计的舒蹙（cù），可以其取得食物的方法定之。搜集和渔猎时代，食物均苦不足。游牧时代，生活虽稍宽裕，而其人性好杀伐，往往以侵掠为事。只有农业时代，生计宽裕；而其所做的事业，又极和平，所以能产生较高的文化。古代的农业社会，大约是各各独立，彼此之间，不甚相往来的。老子所说：“郅（zhì）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所想象的，就是此等社会。注22惟其如此，故其内部的组织，极为安和。孔子所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guān）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所慨慕的，也就是此等社会。内部的组织，既然安和如此，其相互之间，自然没有斗争。这就是孔子所谓“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这就是所谓“大同”。假使人类的社会，都能如此，人口增加了，交通便利了，徐徐的扩大联合起来，再谋合理的组织，岂不是个黄金世界？而无如其不能。有爱平和的，就有爱侵掠的。相遇之时，就免不了战斗。战斗既起，则有征服人的，有被征服于人的。征服者掌握政权，不事生产，成为治人而食于人的阶级。被征服的，则反之而成为食人而治于人的阶级。而前此合理的组织，就渐次破坏了。合理的组织既变，则无复为公众服务，而同时亦即受公众保障的精神。人人各营其私，而贫富亦分等级。自由平等之风，渐成往事了。人与人之间，时起冲突，乃不得不靠礼乐刑政等来调和，来维持。社会风气，遂日趋浇薄了。先秦诸子，所以慨叹末俗，怀想古初，都是以此等变迁，为其背景。然而去古未远，古代的良法美意，究竟还破坏未尽。社会的风气，也还未十分浇漓（lí）。在上者，亦未至十分骄侈。虽不能无待于刑政，而刑政也还能修明。这便是孔子所谓小康。大约孔子所慨想的大同之世，总在神农以前；而阶级之治，则起于黄帝以后。《商君书·画策篇》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可见炎黄之为治，是迥然不同的。而二者之不同，却给我们以农耕之民好平和，游牧之民好战斗的暗示。以上所说，是社会组织的变迁。至于物质文明，则总是逐渐进步的。《礼运篇》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zēng）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yǒu）户。以炮（páo）以燔（fán），以烹以炙。这是说衣食住进化的情形。大约从生食进化到熟食，在燧人之世。我国的房屋，是以土木二者合成的。土工原于穴居，木工则原于巢居。构木为巢，据《韩非子》说，是在有巢氏之世。注23其人似尚在黄帝以前。至于能建造栋宇，则大约已在五帝之世。所以《易·系辞传》把“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叙在黄帝、尧、舜之后了。《易·系辞传》又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正义》说：“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故云垂衣裳。”这就是《礼运》所说以麻丝易羽皮之事。此外，《易·系辞传》所说后世圣人所做的事，还有：“刳（kū）木为舟，剡（yǎn）木为楫”、“服牛乘马，引重致远”、“重（chóng）门击柝（tuò），以待暴客”、“断木为杵，掘地为臼”、“弦木为弧，剡木为矢”以及“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guǒ）”、“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各项。这后世圣人，或说即蒙上黄帝、尧、舜而言，或说不然，现亦无从断定。但这许多事物的进化，大略都在五帝之世，则似乎可信的。【注释】注21　《君臣篇下》：“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注22　此数语，见《史记·货殖列传》。其见于今《老子书》的，辞小异而意大同。因取简明，故引《史记》。果真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岂有不相往来之理？老子所说，原系想像之谈，但亦有古代的事实，以为之背景。古代此等社会，大抵因交通不便；又其时人口稀少，各部落相去较远，所以不相往来的。《管子·侈靡（chǐmí）篇》说：“俈（同‘喾’）尧之时，牛马之牧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不出百里而来（疑当作‘求’）足。”可以和老子之言相证。注23　亦见《五蠹篇》。 [book_title]第三章 唐虞的政治 孔子删《书》，断自唐虞，所以这时代史料的流传，又较黄帝、颛顼、帝喾三代为详备。尧、舜都是黄帝之后，其都城则在太原。注24太原与涿鹿均在冀州之域，可见其亦系河北民族。但唐虞时代的文化似较黄帝时为高。《尧典》载尧分命羲和四子，居于四方，观察日月星辰，以定历法，“敬授民时”，可见其时，业以农业为重，和黄帝的迁徙往来无常处，大不相同了。这时代，有两件大事，足资研究。一为尧、舜、禹的禅让，一为禹的治水。据《尚书》及《史记》，则尧在位七十载，年老倦勤，欲让位于四岳。四岳辞让。尧命博举贵戚知疏远隐匿的人。于是众人共以虞舜告尧。尧乃妻之以二女，以观其内；使九男事之，以观其外。又试以司徒之职。知其贤，乃命其摄政，而卒授之以天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丹朱于南河之南。注25诸侯朝觐（jìn）讼狱的，都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的，亦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才回到尧的旧都，即天子位。当尧之时，有洪水之患。尧问于众。众共举鲧，尧使鲧治之。九年而功弗成。及舜摄政，乃殛（jí）鲧而用其子禹。禹乃先巡行四方，审定高山大川的形势。然后导江、淮、河、济而注之海。百姓乃得安居。九州亦均来贡。当时辅佐舜诸人，以禹之功为最大。舜乃荐禹于天。舜崩之后，禹亦让避舜之子商均。诸侯亦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乃即天子位。儒家所传，尧、舜、禹禅让和禹治水的事，大略如此。禅让一事，昔人即有怀疑的，如《史通》的《疑古篇》是。此篇所据，尚系《竹书纪年》等不甚可靠之书。然可信的古书，说尧、舜、禹的传授，不免有争夺之嫌的，亦非无有。注26他家之说，尚不足以服儒家之心。更就儒家所传之说考之。如《孟子》、《尚书大传》和《史记》，都说尧使九男事舜。而《吕氏春秋·去私》、《求人》两篇，则说尧有十子。《庄子·盗跖（zhí）篇》，又说尧杀长子。据俞正燮（xiè）所考证，则尧被杀的长子名奡（ào），就是《论语·宪问篇》所谓荡舟而不得其死，《书经·皋陶（gāoyáo）谟（mó）篇》所谓“朋淫于家，用殄（tiǎn）厥世”的。又《书经·尧典》，说舜“流共工于幽州，放（huān）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而据宋翔凤所考证，则共工、兜和鲧，在尧时实皆居四岳之职。注27此等岂不可骇。然此尚不过略举；若要一一列举，其可疑的还不止此。儒家所传的话，几千年来，虽然即认为事实，而近人却要怀疑，亦无怪其然了。然古代的天子，究不如后世的尊严。君位继承之法，亦尚未确定。让国之事，即至东周之世，亦非无之。注28必执舜、禹之所为和后世的篡夺无异，亦未必遂是。要之读书当各随其时的事实解之，不必执定成见，亦不必强以异时代的事情相比附。尧、舜、禹的禅让，具体的事实如何，因为书缺有间，已难质言。昔人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我们读史，但知道这时代有一种既非父子，亦非兄弟，而限于同族的相袭法就是了。治水之事，详见于《尚书》的《禹贡篇》。此篇所述，是否当时之事，亦颇可疑。但当时确有水患，而禹有治水之功，则是无可疑的。《尸子》说当时水患的情形，是“龙门未开，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注29江淮流通，四海溟涬（mǐngxìng）”。则其患，实遍及于今日的江、河流域。禹的治水，大约以四渎（dú）为主。凡小水皆使入大水，而大水则导之入海。未治之前，“草木畅茂，禽兽繁殖”；“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治水成功，则“人得平土而居之”。佐禹的益、稷，又“烈山泽而焚之”；“教民稼穑（sè），树艺五谷”，人民就渐得安居乐业了。注30舜所命之官，见于《尚书》的，注31有司空、后稷、司徒、士、共工、朕虞、秩宗、典乐、纳言等。又有四岳、十二牧。四岳，据《郑注》，是掌四方诸侯的。十二牧，则因当时分天下为十二州，命其各主一州之事。《书经》又述当时巡守之制：则天子五年一巡守。二月东巡守，至于东岳之下，朝见东方的诸侯。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十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其礼皆同。其间四年，则四方诸侯，分朝京师。此所述，是否当时之事？若当时确有此制，则其所谓四岳者，是否是后世所说的泰山、衡山、华山、恒山，亦都足资研究。但当时，确有天子诸侯的等级；而尧、舜、禹等为若干诸侯所认为共主，则似无可疑。当时的政治，似颇注重于教化。除契为司徒，是掌教之官外，据《礼记·王制》所述，则有虞氏有上庠（xiáng）、下庠，夏后氏有东胶、西胶；一以养国老，一以养庶老。古人之教，最重孝弟（tì）。养老，正是所以孝弟，而化其犷悍之气的。我国的刑法，最古的是五刑，即墨、劓（yì）、剕（fèi）、宫、大辟（pì）。据《书经·吕刑》，则其法始于苗民，注32而尧采用之。而据《尧典》所载，则又以流宥（yòu）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赎刑。后世所用的刑法，此时都已启其端倪了。【注释】注24　今山西太原县。尧都太原，系汉太原郡晋阳县，见《汉书·地理志》。后人以为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县），误。注25　黄河在今山、陕两省之间，古人谓之西河。自此折而东行，谓之南河。更折向东北，则谓之东河。注26　如《韩非子·外储说》、《忠孝》、《淮南子·齐俗训》等。注27　《癸巳类稿·奡证》。《尚书略说·四岳》。注28　较早的，如伯夷、叔齐、吴泰伯。在春秋以后的，如鲁隐公、宋宣公（《春秋》隐公三年），曹公子喜时（同上成公十六年），吴季札（同上襄公二十九年），邾（zhū）娄叔术（同上昭公三十一年），楚公子启（同上哀公八年）。注29　龙门山，在今陕西韩城县、山西河津县之间。其脉至山西离石县东北为吕梁山。孟门山，在山西吉县西，陕西宜川县东北。注30　皆见《孟子·滕文公篇》。注31　《舜典》。此篇实系《尧典》，今本分其后半，而伪撰篇首二十八字，以为《舜典》。注32　三苗国君，见第一编第二章。 [book_title]第四章 夏代的政教 夏为三代之一，其治法，大约在春秋战国之世，还未全行湮（yān）灭。在当时，孔子是用周道，墨子是用夏政的。注33我们读《墨子》的《天志》、《明鬼》，可以想见夏代的迷信，较后世为深。读《墨子》的《尚同》，可以想见夏代的专制，较后世为甚。读《墨子》的《兼爱》，可知夏代的风气，较后世为质朴。读《墨子》的《节用》、《节葬》和《非乐》，可知夏代的生活程度，较后世为低，而亦较后世为节俭。墨子之学，《汉书·艺文志》谓其出于清庙之守。清庙即明堂，为一切政令所自出，读《礼记·月令》一篇，可以知其大概。注34盖古代生活程度尚低，全国之内只有一所讲究的房屋，名为明堂。注35天子即居其中，所以就是后世的宫殿。祭祀祖宗亦于其中，所以就是后世的宗庙。古代的学校，本来带有宗教色彩的；当时天子典学，亦在这一所房屋之内，所以又是学校。一切机关，并未分设，凡百事件，都在此中商量，所以于一切政教，无所不包。明堂行政的要义，在于顺时行令。一年之中，某月当行某令，某月不可行某令，都一一规定，按照办理，像学校中的校历一般。如其当行而不行，不当行而行，则天降灾异以示罚。《月令》诸书的所述，大概如此。此等政治制度，和当时的宗教思想，很有连带的关系。我们读《书经》的《洪范》，知道五行之说，是源于夏代的。什么叫做五行呢？便是“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注36盖古人分物质为五类，以为一切物，莫非这五种原质所组成。而又将四时的功能，比附木火金水四种原质的作用；土则为四时生物之功所凭藉。知识幼稚的时代，以为凡事必有一个神以主之。于是造为青、赤、黄、白、黑五帝，以主地上化育之功；而昊天上帝，则居于北辰之中，无所事事。注37此等思想，现在看起来，固然可笑。然而明堂月令，实在是一个行政的好规模，尤其得重视农业的意思。所以孔子还主张“行夏之时”。注38我们看明堂月令，传自夏代；孔子又说：“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xù）”，可见夏代的农业，已甚发达。然其收税之法，却不甚高明。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又引龙子的话说：“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注39这就是以数年收获的平均数，定一年收税的标准。如此，丰年可以多取，而仍少取，百姓未必知道储蓄；凶年不能足额，而亦非足额不可，百姓就大吃其苦了。这想是法制初定之时，没有经验，所以未能尽善。学校制度：孟子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注40案古代的学校，分大学小学两级。孟子所说的校、序、庠是小学，学是大学。古代的教育，以陶冶德性为主。“序者，射也”，是行乡射礼之地；“庠者，养也”，是行乡饮酒礼之地，都是所以明礼让，示秩序的。然则校之所教，其大致亦可推知了。至于学，则“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注41颇疑亦和宗教有深切的关系。礼乐都是祀神所用，诗是乐的歌辞，书是教中古典。古代所以尊师重道，极其诚敬，亦因其为教中尊宿之故。夏代凡传十七主；据后人所推算，其历四百余年，注42而其事迹可考的很少。《史记》说禹有天下后，荐皋陶于天，拟授之以位，而皋陶卒，乃举益，授之政。禹之子启贤，诸侯不归益而归启，启遂即天子位。《韩非子》又说：禹阳授益以天下，而实以启人为吏。禹崩，启与其人攻益而夺之位。注43古无信史，诸子百家的话，都不免杂以主观。我们只观于此，而知传子之法，至此时渐次确定罢了。启之子太康，为有穷后羿所篡。《史记》但言其失国，而不言其失之之由。《伪古文尚书》谓由太康好略，殊不足据。注44据《楚辞》及《墨子》，则由启沉溺于音乐，以致于此。注45其事实的经过，略见《左氏》襄公四年和哀公元年。据其说：则太康失国之后，后羿自（xú）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羿好田猎，又为其臣寒浞（zhuó）所杀。时太康传弟仲康，至仲康之子相，为寒浞所灭。并灭其同姓之国斟灌、斟寻氏。帝相的皇后，名字唤做缗（mín），方娠（shēn），逃归其母家有仍。生子，名少康，后来逃到虞国。虞国的国君，封之于纶（lún）。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夏的遗臣靡，从有鬲（gé）氏，收斟灌、斟寻的余众，以灭浞而立少康。并灭寒浞的二子于过、戈。与穷石，《杜注》都不言其地。注46其释寒国，则谓在今山东潍县。斟灌在山东寿光，斟寻亦在潍县。虞在河南虞城。纶但云虞邑。注47有鬲氏在山东德县。过在山东掖（yè）县。戈在宋、郑之间。其释地，似乎不尽可据。案《左氏》哀公六年引《夏书》，说：“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似指太康失国之事。又定公四年，祝佗说唐叔“封于夏虚”。唐叔所封，是尧的旧都，所以晋国初号为唐而又称之为夏虚，可以见禹之所居，仍系尧之旧都。穷石虽不可考，该距夏都不远，所以能因夏民以代夏政。夏人此时，当退居河南。少康虽灭寒浞，似亦并未迁回河北，所以汤灭桀时，夏之都在阳城了。注48【注释】注33　墨子学于孔子而不悦，弃周道而用夏政，见《淮南子·要略》。案此节所论，可参看拙撰《先秦学术概论》下编第五章。注34　《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与《月令》略同。注35　阮元说，见《揅（yán）经室集》。注36　五行的次序，《书经·洪范正义》说：“水最微为一，火渐著为二，木形实为三，金体固为四，土质大为五。”注37　东方青帝灵威仰，主春生。南方赤帝赤熛（biāo）怒，主夏长。西方白帝白招拒，主秋成。北方黑帝叶光纪，主冬藏。中央黄帝含枢纽，寄王四季。昊天上帝称耀魄宝。见《礼记·郊特牲》正义。注38　《论语·先进》。案行夏之时，即是说：一国的政令，应得照《月令》等书所定的办理，并非但争以建寅之月为岁首，然岁首必须建寅，仍因注重农业之故。注39　《滕文公上篇》。注40　同上。注41　《礼记·文王世子》。注42　见第一章。注43　《外储说》。注44　《五子之歌》。注45　《离骚》。《非乐》。注46　《水经注》：大河故渎，西流，经平原鬲县故城西，故有穷后羿国也。鬲县，今山东德县，案如《杜注》及《水经注》等所释，则羿自山东西代夏，夏一方面的有鬲氏等，即代羿而据山东一带，简直是易地而处了。所以不尽可信。注47　《续汉书·郡国志》。梁国虞县有纶城，少康邑。注48　见下章。 [book_title]第五章 商代的政教 商代是兴于西方的。其始祖名契（xiè），封于商，即今陕西的商县。传十四世而至成汤。《史记》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bó），从先王居。八迁的事实和地点现在不大明了。其比较可靠的：《世本》说契居于蕃；其子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左氏》襄公九年，说昭明子相土，居于商丘。蕃在今陕西华县附近。注49砥石不可考。商丘，即春秋时的卫国，系今河南濮阳县。殷人禘（dì）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注50帝喾冢（zhǒng）在濮阳，注51都邑亦当相去不远。惟冥居地无考。汤所从的先王，如其是喾或契，则其所居之亳，该在商或商丘附近了。这是汤初居之亳，至于后来，其都邑容有迁徙。汤征伐的次序，据《史记》、《诗经》、《孟子》，注52是首伐葛，次伐韦、顾，次伐昆吾，遂伐桀。《孟子》谓汤居亳，与葛为邻。后儒释葛，谓即汉宁陵县的葛乡，地属今河南宁陵县。注53因谓汤居亳之亳，必即汉代的薄县，为今河南商丘、夏邑、永城三县之地。葛究在宁陵与否，殊无确据。韦是今河南的滑县，顾是今山东的范县，亦不过因其地有韦城、顾城而言之，未敢决其信否。惟昆吾初居濮阳，后迁旧许，见于《左氏》昭公十二年和哀公十七年，较为可信。桀都阳城，见于《世本》，注54其说亦当不诬。旧许，即今河南的许昌。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县。《史记》说：桀败于有娥之虚，奔于鸣条。有娥之虚不可考。鸣条则当在南巢附近。南巢，即今安徽的巢县，桀放于此而死。然则汤当是兴于陕西或豫北，向豫南及山东、安徽发展的。商代传三十一世，王天下六百余年。其制度特异的，为其王位继承之法。商代的继承法，似乎是长兄死后，以次传其同母弟；同母弟既尽，则还立其长兄之子。所以《春秋繁露》说：主天者法商而王，立嗣与子，笃母弟。主地者法夏而王，立嗣与孙，笃世子。注55我们观此，知商代的习惯，与夏不同，而周朝则与夏相近。又商代之法，“君薨（hōng），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三年”。所以古书说“高宗谅（ān），三年不言”。注56观此，则商代的君权，似不十分完全，而受有相当的限制。此外，商代事迹可考见的，只有其都邑的屡迁。至其治乱兴衰，《史记》虽语焉不详，亦说得一个大概。今节录如下：【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雍己】殷道衰，诸侯或不至。【太戊】殷复兴，诸侯归之。【仲丁】迁于敖。注57【河亶（dǎn）甲】居相。注58殷复衰。【祖乙】迁于邢。注59殷复兴。【阳甲】自仲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诸侯莫朝。【盘庚】涉河南，治亳。注60殷道复兴，诸侯来朝。【小辛】殷复衰。【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帝甲】淫乱，殷复衰。【武乙】去亳，居河北。注61【帝乙】殷益衰。帝乙的儿子，就是纣了。公元一八九八、九九年间，河南安阳县北的小屯，曾发现龟甲兽骨。有的刻有文字。考古的人，谓其地即《史记·项羽本纪》所谓殷墟，或者是武乙所都。据以研究商代史事和制度的颇多，著书立说的亦不少。但骨甲中杂有伪品，注62研究亦未充分，所以其所得之说，尚未能据为定论。殷代政教，见于书传，确然可信的，则古书中屡说殷质而周文。可见其时的风气，尚较周代为质朴；一切物质文明的发达，亦尚不及周朝。又商人治地之法，名为助法。是把田分别公私。公田所入归公；私田所入，则全归私人所有。但借人民之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复税其私田，故名为助，这确较夏代的贡法，进步多了。【注释】注49　《水经注》：“渭水东经峦都城北，故蕃邑，殷契之所居。《世本》曰：契居蕃。阚骃（kànyīn）曰：蕃在郑西。”案郑初封之时，在今陕西华县。注50　《礼记·祭法》。注51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览》。注52　《殷本纪》，《商颂·玄鸟》，《滕文公下》。注53　《汉书·地理志》注引孟康之说。注54　《汉书·地理志》注引。注55　《三代改制质文篇》。《史记·殷本纪》载，汤的太子太丁早卒，立其弟外丙、仲壬。仲壬死，还立太丁之子太甲。又祖辛死，立其弟沃甲。沃甲死，还立祖辛之子祖丁。注56　《论语·宪问》。注57　《书序》作“嚣（áo）”。在今河南荥（xíng）泽县，见《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注58　今河南内黄县，亦见《括地志》。注59　《书序》作“耿”。《史记正义》引皇甫谧，谓为河东皮氏县的耿乡，在今山西河津县，《通典》谓在邢州，今河北邢台县。注60　此亳为今河南偃师县，见《书经·盘庚疏》引郑玄说。案《史记》谓盘庚复成汤的故居，则汤亦曾居于偃师。注61　似即安阳县北的殷墟，见《史记·项羽本纪》集解引应劭说。注62　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报告。案前此说骨甲中有伪品的，亦颇有其人，但未得确实证据。至中央研究院派员调查，则作伪者确有其人，且有姓名。然则现在研究的人，所根据的材料，都未必确实。将来非将此项骨甲，重做一番分别真伪的工作不可。故本书于近人据骨甲研究所得之说，都未敢采用。 [book_title]第六章 周初的政治 周代，因其国都的迁徙，而分为西周和东周。东周时代的历史，和西周时代，判然不同。在西周，还同夏、殷一样；所可考的，只有当时所谓天子之国的史事。到东周时代，则各方面的大国，事迹都有可考，而天子之国，反若在无足重轻之列。这是世运变迁，各地方均逐渐发达之故。现在且先说西周。周代是兴于现在的陕西的。其始祖后稷，封于邰（tái）。注63传若干世至不窋（zhú），失官，窜于戎狄之间。再传至公刘，复修后稷之业，居于豳（bīn）。注64九传至古公亶父，复为戎狄所逼，徙岐山下。注65《史记》说：“古公贬戎狄之俗，营筑城郭宫室，而邑别居之。”又“作五官有司”。可见周朝崎岖戎狄之间，不为所同化，而反能开化戎狄了。周代的王业，实起于亶父，所以后来追尊为太王。太王有三子：长泰伯，次仲雍，因太王欲立季子季历，逃之荆蛮。太王遂立季历，传国至其子昌，是为周文王。文王之时，周益强盛。西伐犬戎、密须。东败耆（qí），又伐邘（yú）、伐崇侯虎。作丰邑，自岐下徙都之。注66时荆、梁、雍、豫、徐、扬六州，都归文王。注67文王崩，子武王立。观兵至孟津。注68复归。后二年，乃灭纣。武王灭纣时，周朝对东方的权力，似乎还不甚完全。所以仍以纣地封其子武庚，而三分其畿（jī）内之地，使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监之。武王崩，成王幼，武王弟周公摄政。三监和武庚俱叛。淮夷、徐戎，并起应之。周公东征，定武庚和三叔。又使子鲁公伯禽平淮夷徐戎。注69营洛邑为东都。注70周朝在东方的势力，就逐渐巩固了。成王之后，传子康王，史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这所谓天下，大约实仅指周畿内的地方。孟子说：“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nú）。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注71第二章说大同时代的制度，到小康时代，多少还能保存。依孟子所说，则文王的治岐：实能（一）维持井田制度；（二）山泽之地，还作为公有；（三）商人并不收税；（四）而其分配，也还有论需要而不专论报酬的意思。成、康时代，果能保守这个规模，自然能刑罚清简，称为治世了。然而时移世易，社会的组织，暗中改变，此等制度，遂暗中逐渐破坏；而在上的政治，亦不能长保其清明；社会的情形，遂觉其每况愈下了。所以孔子论小康之治，至成王、周公而告终；而《史记》亦说昭王以后，王道微缺。《史记》说：“昭王南巡守，不返，卒于江上。注72其卒不赴告，讳之也。”案春秋时，齐桓公伐楚，管仲曾以“昭王南征而不复”责问楚人。注73《左氏》杜注说：此时汉非楚境，所以楚不受罪。然据宋翔凤所考，则楚之初封，实在丹、淅二水之间。注74是役盖伐楚而败。周初化行江、汉的威风，注75至此就倒了。昭王崩，子穆王立。史称王室复宁。然又称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则其对于西戎的威风亦渐倒。穆王之后，再传而至懿（yì）王。懿王之时，史称“王室遂衰，诗人作刺”。懿王三传而至厉王，以暴虐侈傲，为国人所谤。王得卫巫，使之监谤，“以告则杀之”。国人不能堪。三年，遂相与畔，袭王。王奔于彘（zhì），注76卿士周、召二公，当国行政，谓之共和。凡十四年。厉王死，乃立其子宣王。宣王立，侧身修行，号为中兴。然传子幽王，又以宠爱褒姒（bāosì）故，废申后及太子宜臼。申侯和犬戎伐周，弑王于骊山下。注77诸侯共立宜臼，是为平王，东迁于洛。案周室之兴，本因和戎狄竞争而致。自穆王以后，似乎目以陵夷。再加以西南的中国，与之合力，两路夹攻，就不免于灭亡了。平王藉前此所营的东都而仅存，然而号令不复能行于列国；而列国中强盛的亦渐多，遂成为“政由方伯”的局面。【注释】注63　今陕西武功县。注64　今陕西邠（bīn）县。注65　今陕西岐山县。注66　《汉书·地理志》：安定阴密县，“《诗》密人国”，今甘肃灵台县；耆，今《尚书》作“黎”。《说文》作“（lí）”，云“上党东北”。汉上党，今山西晋城县；《史记集解》：徐广曰：“邘城，在野王县西北。”野王，今河南沁阳县；崇就是丰。《说文》作“酆（fēng）”，云“在京兆杜陵西南”。案武王又作“镐（hào）”。丰、镐，都在今陕西鄠（hù）县界内。注67　见《诗谱》。注68　今河南孟县南。注69　都曲阜，今山东曲阜县。注70　今河南洛阳县。注71　《梁惠王下》。注72　此事又见《吕氏春秋·季夏纪》。又《史记·齐太公世家》集解引服虔，《索隐》引宋忠，以及《左氏正义》所引旧说，都说昭王溺于汉水。《史记·周本纪》独作“卒于江上”，乃因汉亦南方之水，南方之水，古人有时用“江”字为其通称，所以未曾仔细分别，不可拘泥。注73　《左氏》僖公四年。注74　《过庭录·楚鬻（yù）熊居丹阳武王徙郢（yǐng）考》。注75　《诗·国风·汝坟序》。注76　今山西霍县。注77　申国，今河南南阳县。骊山，在今陕西临潼县。 [book_title]第七章 古代的封建制度 东周时代，政治的重心，既然不在天子而在列国，则欲知其时的政治，非兼知其时列国的情形不可。而欲知列国的情形，又非先知古代的封建制度不可。封建制度，当分两层说：古代交通不便，一水一山之隔，其人即不相往来。当此之时，即有强大的部落，亦不过能征服他部落，使之服从于我，来朝或进贡而已。这可称为封建制度的前期。后来强大之国，更强大了；交通亦渐方便，征服他国后，可以废其酋长，而改封我的子弟、亲戚、功臣、故旧。则所谓共主的权力更强；而各国之间，关系亦日密。这可称为封建制度的后期。从前期到后期，亦是政治的一个进化。“众建亲戚，以为屏藩”的制度，莫盛于周代。要明白周代的封建制度，又不可不先明白其宗法。社会的组织，本是起于女系的。所以在文字上，“女”“生”两字，合成一个“姓”字。后来女权渐次坠落，男权日益伸张。权力财产，都以男子为主体，有表明其系统的必要。注78于是乎姓之外又有所谓氏。所以姓是起于女系，氏是起于男系的。注79再后来，婚姻的关系，亦论男系而不论女系，于是姓亦改而从男。一族的始祖的姓，即为其子孙的姓，百世而不改。如后稷姓姬，凡后稷的子孙都姓姬之类。是之谓正姓。氏则可随时改变。如鲁桓公系鲁国之君，即以鲁为氏，而其三个儿子，则为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之类。是之谓庶姓。注80正姓所以表示系统，庶姓则表示这系统内的分支。宗法与封建，是相辅而行的。凡受封的人，除其嫡长子世袭其位外，其次子以下，都别为大宗，大宗的嫡长子，为大宗宗子。其次子以下，则别为小宗。小宗宗子，直接受大宗宗子的统辖。小宗宗人，则直接受小宗宗子的统辖，间接受大宗宗子的统辖。凡受统辖的人，同时亦得蒙其收恤。小宗宗人，受小宗宗子的统辖和收恤，都以五世为限。大宗宗子则不然。凡同出一祖之后，无不当受其统辖，可蒙其收恤。所以有一大宗宗子，即同出一祖的人，都能团结而不涣散。故其组织极为坚强而悠久。注81此制为什么必与封建并行呢？因为必如此，然后大宗宗子，都是有土之君，才有力量以收恤其族人；而一族中人，都与宗子共生息于此封土之上，自必同心翼卫其宗子。而各受封之人之间，亦借此以保存其联络。因为受封的人，在其所封之地固为大宗，若回到其本国，则仍为小宗。如季氏，在其封地为大宗，对于鲁国的君，则为小宗；周公在鲁为大宗，对周朝则为小宗是。所以《诗经》说：“君之宗之。”而公山不狃（niǔ）称鲁国为宗国。注82这可见君臣之间，仍有宗族的关系。不论宗或族的组织，注83都由古代亲亲之情，限于血统相同，或血统上有关系的人之故。而封建制度，则是一族征服他族之后，分据其地，而食其赋入，而治理其人的办法。一族的人，分据各处，则可以互相藩卫，而别族的人，不易将他推翻。这种精神，要算周代发挥得最为充足。武王克商，封兄弟之国十五，同姓之国四十。注84还有齐、楚等国，或是亲戚，或是功臣故旧。当初原是一族的人，分据各方，以对抗异族，以压制被征服之人。然而数传之后，各国之君，相互之间的关系，已渐疏远；更数传，即同于路人了。而各国的权利，又不能无冲突。于是争斗遂起于国与国之间。这还是说始封之君，彼此本有关系的，若其并无关系，则其争斗的剧烈，自更无待于言了。所以封建制度不废，兵争终无由而息。但是封建制度之废，亦必要待到一定的机运的。区别诸侯尊卑的是爵，而封地之大小，即因爵而异。《白虎通义》说：周爵五等，殷爵三等，注85而地则同为三等。地的大小，今文说：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注86古文说：公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注87大约今文家所说，是西周以前的旧制。古文家所说，则东周以后，列国都扩大了，立说者乃斟酌其时势以立言。但无论立说定制如何，实行之时，总未必能如此整齐划一；即使能够，后来的开拓和削弱，也是不能一定的。所以列国的大小强弱，就不一致了。就大概言之，则沿边之国强，而内地之国弱；沿边之国大，而内地之国小。大约由沿边诸国，与戎狄为邻，有竞争磨砺；而又地多荒僻，易于占领开拓之故。列国的互相并兼，非一朝一夕之故。向来说夏之时万国，殷之时三千，周初千八百，春秋时百四十。这固然是“设法”或“约计”之辞，未必是实数。注88然而国之由多而少，则是不诬的。以一强遇众弱，可以恣意并吞。若两强相遇，或以一强遇次强，则并吞非旦夕间事，于是互争雄长，而有所谓霸主。小国都被并吞，或仅保存其名号，而实际则等于属地。次国听命于大国，大国则争为霸主。春秋时代的情形，便是如此。到战国时，则次国亦无以自立，大国各以存亡相搏，遂渐趋于统一了。【注释】注78　今录拙撰《中国宗族制度小史》数语如下，以资参考：“生计渐裕，则私产渐多。人之情，莫不私其子。父有财产，恒思传之于其子。于是欲知财产之谁属，必先知其父为何人。又古代职业，恒父子相继，而其贵贱即因之。酋长之子，所以继为酋长者，以其为酋长之子也。奴隶之子，所以仍为奴隶者，以其为奴隶之子也。然则欲知其人之贵贱，亦必知其父为何人矣。于是表明父为何人之名兴，而氏立矣。故姓之兴，所以表血统；氏之兴，则所以表权力财产等系统者也。”注79　见《通志·氏族略》。注80　《礼记·大传》注疏。注81　同上。注82　《左氏》哀公八年。注83　族有两种：一是兼论女系的，是汉代今文家所说的九族。父族四：（一）父之姓。（二）父女昆弟适人者及其子。（三）身女昆弟适人者及其子。（四）身女子适人者及其子。母族三：（一）母之父母。（二）母之昆弟。（三）母之女昆弟。妻族二：（一）妻之父。（二）妻之母。古文家以上自高祖，下至玄孙为九族，则专论男系了。见《诗经·王风·葛藟（lěi）》正义引《五经异义》。大约今文家之说，乃较早时代之事；古文家所说，则为时较晚。注84　《左氏》昭公二十八年。《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说与此合。注85　合子男从伯。注86　《礼记·王制》，《孟子·万章下》。注87　《周官·职方氏》。注88　“设法”，见《周官·礼记》郑注，谓假设平正之例。禹会诸侯于塗山，执玉帛者万国，见《左氏》。又《礼记·王制》：“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郑康成说：禹之时，中国方万里。末年只剩了三千里。殷汤即因之，分为九州，建千七百七十三国。案方万里有万国，则方三千里，当然是三千国了。千七百七十三，举成数便是千八百，这是这几句话的根源，其实是附会无据的。因其见于柳宗元的《封建论》，而这篇文章，为大家所熟诵，所以引用他的人很多。百四十国，是根据《春秋》及《左氏》，统计所得之数。 [book_title]第八章 我国民族的滋大 封建时代的战争看似非常残酷，然而和我国民族的发展，很有关系。古代交通不便，一水一山之隔，其人即不相往来。一个中央政府，鞭长莫及。所以非将同族的人，一起一起的，分布到各处，令其人自为战，无从收拓殖之功。这许多分封出去的人，可以说是我国民族的拓殖使，亦可以说是我国文化的宣传队。只要看东周之世，各方面封建的国，都逐渐强盛起来，就可以见得我国民族滋大的情形了。【齐】是太公望之后。周初封于营丘，在今山东昌乐县。后来迁徙到临淄，就是现在的临淄县。《史记·货殖列传》说：齐初封之时，“地潟（xì）卤，人民寡。太公乃劝女工，通鱼盐，极技巧”。于是“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mèi）而往朝焉”。这是东方的大国。【晋】晋是成王母弟叔虞之后，初封于太原，即唐尧的旧都。后来迁徙到新旧绛（jiàng）。旧绛是今山西省的冀城，新绛则今山西省的闻喜县，现在山西省的大部分是晋国所开拓的。兼有河南北的一部分。【秦】秦嬴姓，初封于秦，地在今甘肃天水县。不过是个附庸之国，因和西戎竞争，渐次强大。平王东迁后，西都畿内之地，不能顾及。秦襄公力战破戎。周人始命为诸侯。至秦文公，遂尽复周朝的旧地。把岐以东献之周。周朝仍不能有。穆公之世，秦遂东境至河。注89【楚】楚国是芈（mǐ）姓，受封的唤做鬻熊。居丹阳。已见前。鬻融之后，数传至熊绎，迁居荆山。在今湖北的南漳县。五传至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熊渠立其三子：一为句亶王，居今江陵。一为鄂王，在今武昌。一为越章王，就是后来的豫章，在今安徽的当涂县。长江中流，全为其所征服了。又十一传至文王，迁都江陵，谓之郢。据江域的沃土，转和北方争衡。今河南省的南部，亦为其所慑服。齐、晋、秦、楚，是春秋时最大之国。其强盛较晚，而其命运亦较短的，则有吴、越二国。吴是泰伯之后，周得天下，因而封之。越则夏少康之后。因为禹南巡守，奔于会稽，少康封庶子无佘（shé）于此，以奉禹祀。吴居今江苏的吴县；越居今浙江的绍兴县。其初，都是和断发文身的越族杂居的。久之，乃渐次强盛。吴的地方，到今安徽的中部。越则并有现在江西的大部。注90以上诸国，都可称为一等国。此外还有。【鲁】周公之后，封于曲阜，已见前。【卫】武王弟康叔，封于朝（zhāo）歌。地在今河南的淇县。春秋时，为狄所破，迁于楚丘。在今河南的滑县。【曹】武王弟叔振铎（duó），封于陶丘。现今山东的定陶县。【宋】微子启，纣庶兄，武庚亡后，封于商丘。现在河南的商丘县。【郑】周宣王之弟友，封于郑。本在今陕西的华县。后来东迁今河南郑县之地，谓之新郑。【陈】陈胡公，舜之后。封于宛丘。现在河南的淮阳县。【蔡】蔡叔度之子胡，封于蔡。如今河南的上蔡县。后来曾迁徙到新蔡。最后又迁于州来，则在今安徽的寿县了。【许】姜姓，舜臣伯夷之后。封于许，今河南许昌县。后来迁于叶，今河南叶县。又迁于夷，今安徽亳县。又迁于析，今河南内乡县。此诸国虽不能和齐、晋、秦、楚等国比较，然而地方亦数百里。大的有后世一两府，小的亦有数县之地。和初封时的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极大不过后世一县的，大不相同了。这便是逐渐开拓的成迹。《春秋》之法，“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可见当时列国，亦间有杂用夷礼的。然而从大体上论起来，如鲁、卫等国，本居当时所谓中国之地者勿论。即如秦、楚、吴、越等本与异族杂居，在春秋初期，还不免视为夷狄的，到后来，也都彬彬然，进于冠裳之列了。这又可见我国文化的扩张。所谓民族，本以文化的相同，为最要的条件。我国文化的扩张，便是我国民族的滋大。【注释】注89　《史记·六国年表》。注90　《史记·越世家》索隐。战国时，永（今湖南零陵县）、郴（chēn，今湖南郴县）、潭（今湖南长沙县）、鄂（今湖北武昌县）、岳（今湖南岳阳县）、江（今江西九江县）、洪（今江西南昌县）、饶（今江西鄱阳县），并属楚。袁（今江西宜春县）、吉（今江西吉安县）、虔（今江西赣县）、抚（今江西临川县）、歙（shè）（今安徽歙县）、宣（今安徽宣城县），并属越。 [book_title]第九章 春秋的霸业 从公元前七二二年起至前四八一年止，凡二百四十二年。这其间，孔子因鲁史修《春秋》，后人遂称为春秋时代。春秋时代，王室已不能号令天下。列国内部，有什么问题，以及相互之间，有什么争端，都由霸主出来声罪致讨，或调停其事。霸主为会盟征伐之主，往往能申明约束，使诸侯遵守。列国对于霸主，也有朝贡等礼节；霸主虽有此威力，仍未能“更姓改物”。所以对于周天子，表面上仍甚尊重。王室有难，霸主往往能出来“勤王”。文化程度较低的民族，为文明诸国之患，霸主也要出来设法。所以“尊王攘夷”，为霸主的重要事业。所谓霸主，在表面上，亦受天子的锡命。论实际，则由其兵力强盛，为诸侯所畏；又有相当的信义，为诸侯所服而然。首出的霸主为齐桓公。其创霸，在前六七九年。这时候，河北省里的山戎，为北燕之患。注91河南北间的狄人，又连灭邢、卫两国。注92齐桓公都兴兵救之。其时楚渐强盛，陈、蔡等国都受其威胁，即郑亦生动摇。齐桓公乃合诸侯以伐楚，与楚盟于召陵。注93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注94可见其确有相当的信义，为诸侯所归向了。齐桓公死后，宋襄公出来，主持会盟。然国小，力不足。前六三八年，和楚人战于泓，注95为楚所败，伤股而卒。虽亦列为五霸之一，实在是有名无实的。宋襄公死后，楚人的势力大张。适会晋文公出亡返国。用急激的手段，训练其民，骤臻强盛。前六三二年，败楚于城濮，注96称霸。同时秦穆公，初本与晋和好。晋文公的返国，多得其力。后来与晋围郑，听郑人的游说，不但撤兵而退，反还留兵代郑戍守。晋文公死后，穆公又听戍将的话，遣孟明等潜师袭郑，为郑人所觉，无功而还。晋襄公又邀击之于崤（xiáo），注97“匹马只轮无返者。”秦穆公仍用孟明，兴师报怨，又为晋人所败。穆公犹用孟明，增修德政。到底把晋国打败。遂霸西戎，辟地千里。亦列为五霸之一。然而秦国的威权，只限于今陕、甘境内。其在东方，还是晋、楚两国，争为雄长。晋襄公死后，子灵公无道，势渐陷于不振。而楚国的庄王日强。前五九七年，败晋师于邲（bì），注98称霸。庄王死后，子共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注99为晋所败。然厉公旋亦被弑。当时的形势，鲁、卫、曹、宋等国，多服于晋；陈、蔡及许，则服于楚；而郑为二国争点。厉王死后，共王仍与晋争郑。直至前五六二年，而郑乃服于晋。晋悼公称为后霸。前五四六年，宋大夫向戍，为弭（mǐ）兵之盟，请“晋、楚之从交相见”。于是晋、楚的兵争，作一结束，而吴、越继起。吴本僻处蛮夷，服从于楚的。后来楚国的大夫巫臣，因事奔晋，为晋谋通吴以桡（náo）楚。于是巫臣于前五八四年适吴，教以射御战陈之法。吴遂骤强。时时与楚争斗。自今江苏的镇江，上至安徽的巢县，水陆时有战事，楚人不利时多。弭兵盟后，楚灵王因此大会北方的诸侯。向来服从于晋之国，都去奔走朝会于楚，表面上看似极盛。然而灵王实是暴虐奢侈的，遂致酿成内乱，被弑。平王定乱自立，又因信谗之故，国势不振。前五六年，楚相囊瓦，因求贿之故，辱唐、蔡二国之君。注100蔡侯求援于晋，无效，遂转而求援于吴。吴王阖庐乘之，攻楚，入其都城。楚昭王逃到随国。注101幸赖其臣申包胥，求救于秦，杀败吴兵，昭王乃得复国。阖庐虽破楚，伐越却不利。败于槜（zuì）李，注102受伤而死。子夫差立，兴兵伐越，败之于夫椒。注103越王句（gōu）践，栖于会稽之山以请成，夫差许之。句践归，卧薪尝胆，以谋报复。而夫差遽（jù）骄侈，北伐齐、鲁，与晋争长于黄池。注104前四七三年，遂为越所灭。句践北会齐、晋于徐州，注105称为霸王。然越虽灭吴，不能正江淮之土，其地皆入于楚，所以仍和北方的大局无关。其被灭于楚，在前三三四年，虽已是入战国后一百四十七年，然而其国，则久在无足重轻之列了。宇内的强国，仍是晋、楚、齐、秦。而晋分为韩、赵、魏三国。河北的燕亦日强。天下遂分为战国七。史称为战国时代。【注释】注91　召公奭（shì）之后，封于蓟。今河北、北平市周时别有姞（jí）姓之国，封于今河南之汲县，所以《春秋》称召公奭之后为北燕。后来姞姓之燕先亡，遂通称北燕为燕，而称姞姓之燕则加一“南”字以别之。注92　邢国，在今河北邢台县。为狄灭之后，迁于夷仪，今山东聊城县。注93　今河南郾城县。注94　《论语·宪问》。注95　水名，在今河南柘（zhè）城县。注96　今山东城濮县。注97　山名，在今河南永宁县。注98　今河南郑县。注99　今河南鄢陵县。注100　唐国，在今湖北随县西北。注101　今湖北随县。注102　今浙江嘉兴县。注103　今江苏吴县西洞庭山。注104　今河南封邱县。注105　今山东滕县。 [book_title]第十章 战国的七雄 战国七雄，谁都知道以秦为最强。然而当其初年，实以秦为最弱。秦处关中，本杂戎狄之俗，其文化和生活程度，都较东方诸国为低。而战国初年，秦又时有内乱，魏人因之，攻夺其河西之地；而且北有上郡。注106现在陕西南部的汉中，则本属于楚。对于江、河两流域，秦人都并无出路。前三六〇年，已是入战国后一百十八年了。秦孝公即位，用商鞅，定变法之令，一其民于农战，秦遂骤强。前三四〇年，秦人出兵攻魏，取河西。魏弃安邑，徙都大梁。注107秦人又取上郡。于是关中之地，始全为秦人所有。秦国的民风，本较六国为强悍，而其风气亦较质朴。秦国的政令，又较六国为严肃。所以秦兵一出，而六国都不能敌。于是苏秦说六国之君，合纵以摈（bìn）秦。然六国心力不齐，纵约不久即解散。张仪又说六国连衡以事秦。然秦人并吞之心，未必以六国服从为满足；而六国亦不能一致到底；六国相互之间，更不能无争战；所以横约的不能持久，亦与纵约同。秦人灭六国，其出兵的路共有三条：一出函谷关，劫韩包周，注108此即今日自陕西出潼关到洛阳，而亦即周武王观兵孟津的路。一渡蒲津，北定太原，南攻上党，注109此即文王戡（kān）耆之路。一出武关，取南阳，又出汉中，取巴蜀，沿江汉而下，三道并会于湖北以攻楚。文王当日，化行江、汉，亦就是这一条路。秦既破魏，取河西，后又灭蜀。注110蜀是天府之国，其人民虽稍弱，而地方则极富饶，于秦人的经济，大有裨益。于是秦人的东方经略开始。前三一三年，秦人败楚，取汉中。前三一一年，攻韩，拔宜阳。注111前二八〇年，秦又伐楚取黔中。注112于是江、汉两流域，秦人皆据上游之势。前二七五年，白起遂伐楚。取鄢、邓、西陵。明年，又伐楚。拔郢，烧夷陵。楚东北徙都陈。后又徙都寿春。注113前二六〇年，秦伐韩，拔野王。上党路绝，降赵，秦败赵军于长平，坑降卒四十万。注114遂拔上党，北定太原。于是韩、赵、魏三国，都在秦人控制之下。前二五七年，秦遂围赵都邯郸。注115当这六国都岌岌待亡之时，列国虽发兵以救赵，然多畏秦兵之强，不敢进。幸得魏公子无忌，窃其君之兵符，夺魏将晋鄙之军以救赵，击败秦兵于邯郸下。赵国乃得苟延残喘。然而六国的命运，终于不能久持。前二五六年，久已无声无臭的周朝，其末主赧（nǎn）王，忽而谋合诸侯攻秦。秦人出兵攻周，周人不能抵抗。赧王只得跑到秦国，尽献其地，周室于是灭亡。注116前二三一年，秦人灭韩。前二二八年，灭赵。这时候，赵人已拓境至代。注117于是赵公子嘉自立为代王，与燕合兵军上谷。注118燕太子丹使荆轲入秦，谋刺秦王，不克。秦大发兵围燕。燕王奔辽东。注119前二二五年，秦灭魏。前二二三年，灭楚。明年，大发兵攻辽东，灭燕。还灭代。又明年，自燕南袭齐，灭之。于是六国尽亡。其春秋时代较小的国：则许先灭于郑。郑亡于韩。曹灭于宋。宋在战国时，其王偃曾一强盛，然不久即灭于齐。陈、蔡及鲁，则均亡于楚。惟卫国最后亡。直到秦二世元年，即前二〇九年，才迁其君而绝其祀。然而偌大一个中国，区区一卫算得什么？所以当民国纪元前二一三二年，即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灭齐之岁，史家就算他是中国一统。【注释】注106　见第一编第三章。注107　安邑，今山西安邑县。大梁，今河南开封县。注108　函谷关，在河南灵宝县西南。秦时之关，在谷之东口。今之潼关，则在谷之西口。韩都新郑，就是春秋时郑国的都城。注109　蒲津，黄河津名，在今陕西朝邑县、山西永济县之间。上党，今山西晋城县。注110　今四川成都县。注111　今河南宜阳县。注112　今湖南沅（yuán）陵县。注113　鄢即鄢陵。邓，今河南邓县。西陵，今湖北东湖县。夷陵，在东湖，为楚先王坟墓所在。寿春，今安徽寿县。注114　野王，今河南沁阳县。长平，今山西高平县。注115　邯郸，今河北邯郸县。注116　洛阳，有两城：西为王城，东为成周。周敬王自王城徙居成周。考王封弟揭于王城，谓之西周君。揭孙惠公，复自封其少子班于巩（今河南巩县），谓之东周君。赧王入秦之时，西周君随亡。东周君又七年，才为秦所灭。注117　13、14见第一编第三章。注118　见第一编第三章注119　见第一编第三章 [book_title]第十一章 中原文化的广播和疆域的拓展 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东方的大国？这个，与其说是兵力的盛强，还不如说是文化的优越。 神州大陆之上，古代杂居的异族多着呢！为什么，我国民族，终成为神州大陆的主人翁？原来初民的开化，受地理的影响最大。古代文明的中心，是黄河流域。黄河流域之北，便是蒙古高原。地味较瘠薄，气候亦较寒冷。其民久滞于游牧的境界，不能发生高度的文明。黄河流域之南，便是长江流域。其地味过于腴沃，气候亦太温暖，其人受天惠太觉优厚，于人事未免有所不尽。注120而且平原较小，在古代，沿泽沮洳（jùrù）之地又特多，交通亦不十分便利。只有黄河流域，气候寒暖适中；地味不过腴，亦不过瘠。懒惰便不能生存；而只要你肯勤劳，亦不怕自然界对你没有酬报，而且平原广大，易于指挥统驭。所以较高的文明，较大的国家，都发生于此；而成为古代文化的中心。 从以前各章所述，伏羲、神农是在今山东的西部、河南的东部的。黄帝、尧、舜，则在今河北、山西的中部。夏朝是从山西迁徙到河南的西部的。商、周两朝，都起于陕西的中部。商朝沿着黄河东进。周朝亦自长安跨据洛阳。所以从泰岱以西，太原、涿鹿以南，丰、镐以东，阳城以北，这黄河流域的中游，便是古代所谓中原之地。我国文化，即以此为中心，而广播于四方。而疆域亦即随之而拓展。今以汉族以外各种民族做纲领，述其开化的次第，便可见得中原文化的广播，和疆域拓展的情形。 古代汉族以外的民族，最强悍的，要算獯鬻（xūnyù），亦称 次之则是山戎和 再次之则是氐、羌。这两族很为接近。大约羌中最进化的一支为氐，居今嘉陵江流域，就是古所谓巴。注125其余，则蔓延于四川和甘肃一带。秦人开拓今甘肃之地，直到渭水上源。在甘肃境内的羌人，就大都逃到湟水流域。注126 南方的种族，大别为三：一是后世的苗族，古人称之为黎。注127古代的三苗，便是君临此族的。此族的根据地，是洞庭流系。战国时，楚国开辟到湖南，注128这一族，也渐次开化。一是现在的马来人，古人称之为越，亦作粤。此族的居地，在亚洲沿海及地理上，称为亚洲大陆真沿边的南洋群岛。此族在古代，有断发文身和食人的风俗。在历史上，我国古代沿海一带，大抵都有此俗的，所以知其为同族。其在江苏、浙江的，因吴、越的兴起而开化。在福建、两广的，则直到秦并天下后才开辟。注129山东半岛的莱夷，和淮水流域的淮夷、徐戎，大约亦属此族。注130莱夷灭于齐。淮夷至秦有天下后，才悉散为人户。注131一为濮，就是现在的猓猡。此族古代分布之地，亦到今楚、豫之交。所以韦昭《国语注》说：濮是南阳之国。注132杜预《左氏释例》，则谓其在建宁郡之南。注133自楚国强后，大抵都为所征服。战国时，楚国的庄 我国古代文化的广播，和疆域的拓展，大略如此。古代交通多乘车；即战阵，亦以车战为主力。战国以后，则骑马的渐多；战阵上，亦渐用骑兵和步兵。这因古代交通，只及于平地，而战国时，开拓渐及于山地之故。当时汉族多居平地，所谓夷、蛮、戎、狄，则多居山地。开拓渐及于山地，即是杂居的异族，和我国民族同化的证据。注136 【注释】 注120　《汉书·地理志》说：楚国的风俗，“呰窳（zǐyǔ）而无积聚，不忧冻饿，亦无千金之家”，还有这种意思。 注121　赤狄种类凡六：曰东山皋落氏，在今山西昔阳县。曰廧咎如（qiánggāorú），在今山西乐平县。曰潞氏，在今山西潞城县。曰甲氏，在今河北鸡泽县。曰留吁，在今山西屯留县。曰铎辰，在今山西长治县。白狄种类凡三：曰鲜虞，即战国时的中山，在今河北定县。曰肥，在今河北藁（gǎo）城县。曰鼓，在今河北晋县。又白狄多居河西，所以晋国使吕相绝秦，说：“白狄及君同州。”（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 注122　见第一编第三章。陇西，今甘肃狄道县。北地，今甘肃宁县。 注123　此族或单称“ 注124　见第一编第三章。 注125　汉时的板楯蛮，可参看《后汉书》本传。 注126　《后汉书·羌传》说：秦国兵临渭首，羌人乃逃到河、湟流域。 注127　见第一章。 注128　见第八章。 注129　见第一编第三章。 注130　《左氏》僖公十九年说：宋襄公“使邾文公用鄫（zēng）子于次睢（suī）之社，欲以属东夷”，可见当时的东夷，亦有食人之俗。 注131　见《后汉书·东夷传》。 注132　《郑语》。 注133　《左氏》文公十八年《正义》引。建宁，今湖北石首县。 注134　滇，今云南昆明县。 注135　见第十章。 注136　参看《日知录》“骑”、“驿”两条。 [book_title]第十二章 春秋战国的学术思想 我国的学术思想，起源是很早的。然其大为发达，则在春秋战国之世。因为西周以前，贵族平民的阶级，较为森严。平民都胼（pián）手胝（zhī）足，从事于生产，没有余闲，去讲求学问。即有少数天才高的人，偶有发明，而没有徒党为之授受传播，一再传后，也就湮没不彰了。所以学术为贵族所专有。贵族之中，尤其是居官任职的，各有其特别的经验，所以能各成为一家之学。东周以后，封建政体，渐次破坏。居官任职的贵族，多有失其官守，降为平民的。于是在官之学，一变而为私家之学。亦因时势艰难，仁人君子，都想有所建明，以救时之弊。而其时社会阶级，渐次动摇；人民能从事于学问的亦渐多。于是一个大师，往往聚徒至于千百；而学术之兴，遂如风起云涌了。注137先秦学术，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其父谈之论，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注138《汉书·艺文志》，益以纵橫家、杂家、农家、小说家，是为诸子十家。其中除去小说家，谓之九流。注139《汉志》推原其始，以为都出于王官。此外兵书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家；数术分天文、历谱、五行、蓍（shī）龟、杂占、形法六家；以及方技略之医经、经方二家，推原其始，亦都是王官之一守，注140为古代专门之学。其与诸子各别为略，大约因校书者异其人之故。诸家的学术，当分两方面观之：其（一）古代本有一种和宗教混合的哲学。其宇宙观和人生观，为各家所同本。如阴阳五行，以及万物之原质为气等思想。其（二）则在社会及政治方面，自大同时代，降至小康，再降而入于乱世，注141都有很大的变迁。所以仁人君子，各思出其所学以救世。注142其中最有关系的，要推儒、墨、道、法四家。大抵儒家是想先恢复小康之治的，所以以尧、舜、三代为法。道家则主张径复大同之治，所以要归真反朴。法家可分法、术两方面：注143法所以整齐其民，术则所以监督当时的政治家，使其不能以私废公的。墨家舍周而法夏。夏代生活程度较低，迷信亦较甚。其时代去古未远，人与人间的竞争，不如后世之烈。所以墨子主张贵俭，兼爱；而以天志、明鬼为耸动社会的手段。注144此外，名家是专谈名理的。虽然去实用较远，然必先正名，乃能综核名实，所以“名”“法”二字，往往连称。农家，《汉志》谓其“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所指乃《孟子》书所载的许行。注145大约是欲以古代农业共产的小社会为法的。其宗旨，与道家颇为相近。纵横家只谈外交，则与兵家同为一节之用了。阴阳家者流，似乎脱不了迷信的色彩。然而此派是出于古代司天之官的。所以《汉志》说“敬授民时”是其所长。古代《明堂月令》之书，规定一年行政的顺序和禁忌，和国计民生，很有关系，注146不能因其理论牵涉迷信，就一笔抹杀的。诸子中的阴阳家，和数术略诸家，关系极密。数术略诸家，似亦不离迷信。然《汉志》说形法家的内容，是“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于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其思想，可谓近乎唯物论。设使此派而兴盛，中国的物质之学，必且渐次昌明。惜乎其应声很少，这一派思想就渐渐的销沉了。古代的学问，都是所谓专门之学。凡专门之学，对于某一方面，必然研究得很深。对于别一方面，即不免有轻视或忽略之弊。注147此由当时各种学问初兴，传播未广之故。只有杂家，《汉志》称其“兼名、法，合儒、墨”，却颇近于后世的通学。诸家的学问，都出于官守。只有小说家，《汉志》称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似乎是民间流传之说。今其书已尽亡。惟据《太平御览》引《风俗通》，注148则“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说，实出于小说家中的《百家》。则其性质，亦可想见了。【注释】注137　先秦诸子之学，《汉书·艺文志》以为其原出于王官，《淮南子·要略》则以为起于救时之弊。鄙意以为必兼二说，而后其义乃全。可参看拙撰《先秦学术概论》上编第四章。注138　道德，《汉志》但称道家。注139　见《后汉书·张衡传》注及《刘子·九流篇》。注140　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官。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兵家出于司马。数术出于明堂羲和、史卜之职。方技略又有房中、神仙两家。《汉志》云：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注141　参看第二章、第十四章。注142　参看拙撰《先秦学术概论》上编第二、第三章。注143　见《韩非子·定法编》。注144　参看第四章。注145　《滕文公上》。注146　见第四章。注147　此层论者都不甚注意，实缘中国人崇古的积习太深之故。今节录拙撰《先秦学术概论》一节于此，以资参考：“先秦之学纯，后世之学驳。凡先秦之学，皆后世所谓专门；而后世所谓通学，则先秦无之也。此何以故？曰：凡学皆各有所明，故亦各有其用。因人之性质而有所偏主，固势不能无；即入主出奴，亦事所恒有。然此必深奥难明之理，介于两可之间者为然。若他家之学，明明适用于某时某地，证据确凿者，则即门户之见极深之士，亦不能作一笔抹杀之谈。此群言淆乱，所以虽事不能免，而是非卒亦未尝无准也。惟此亦必各种学问，并行于世者已久；治学之士，于各种学问，皆能有所见闻而后可。若学问尚未广布；欲从事于学者，非事一师，即无由得之；而所谓师者，大抵专主一家之说；则为之弟子者，自亦趋于姝暖矣。先秦之世，学术盖尚未广布，故治学者大抵专主一家。墨守之风既成，则即有兼治数家者，亦必取其一而弃其余。墨子学于孔子而不说，遂明目张胆而非儒；陈相见许行而大说，则尽弃其所受诸陈良之学，皆是物也。此杂家所以仅兼采众家，而遂足自成为一家也。若在后世，则杂家遍天下矣。”（上编第五章）注148　卷六六八。 [book_title]第十三章 春秋战国的政制改革 春秋战国时代，政治制度，亦有很大的变迁。古代说天子是感天而生的，迷信的色彩很重。注149到春秋战国时，儒家就有立君所以为民，民贵君轻诸说。怕旧说的势力，一时不能打倒，则又创“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说，以与之调和。注150实在替平民革命，大张其目。使汉以后起平民而为天子的，得一个理论上的根据。而亦替现代的共和政体，种了一个远因。因世运的渐趋统一，而郡县的制度，渐次萌芽。古代的郡县，是不相统属的。大约在腹里繁华之地的，则称为县；在边远之地的，则称为郡。注151所以郡，大概是辖境广，而且有兵备的。后来因图控制的方便，就以郡统县了。从春秋以来，小国被灭的，大都成为大国的一县。乡大夫采地发达的，亦成为县。注152古代官制，内诸侯与外诸侯，在爵禄两点，全然相同；所异的，只是一世袭，一不世袭。注153改封建为郡县，其初不过是将外诸侯改为内诸侯而已。所以能将外诸侯改为内诸侯，则因交通便利；各地方的风气，渐次相同；一个中央政府，可以指挥统率之故。所以封建郡县的递嬗（shàn），纯是世运的变迁，并非可以强为的。内官则今文家说：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三公之职，为司马、司徒、司空。九卿以下都无说。古文家则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皆坐而论道，无职事。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为六卿，分管全国的政事。注154其地方区划，则《周礼》以五家为比，比有长。五比为闾，闾有胥。四闾为族，族有师。五族为党，党有正。五党为州，州有长。五州为乡，乡有大夫。注155其编制以五起数，和军制相应。《尚书大传》说：“古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其编制以八起数，和井田之制相合。大约前者是行于乡，而后者是行于野的。参看兵制自明。古代的兵制：今古文说，都以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惟今文说以师为一军；天子六师，方伯二师，诸侯一师。注156古文家则以五师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注157其出赋：则今文家谓十井出兵车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注158古文家据《司马法》，而《司马法》又有两说：一说以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十为终，终十为同，递加十倍。又一说，以四井为邑，四邑为邱，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邱为甸，注159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chén）斥、城郭、邑居、园囿（yòu）、术路，定出赋的六千四百井，有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这是乡大夫采地大的。诸侯大的一封，三百六十里；天子畿方千里，亦递加十倍。注160古文之说，兵数远较今文之说为多，大约其出较晚。然六军之数，还不过七万五千人。到战国时，则坑降、斩级，动至数万，甚且至数十万，固然也有虚数，然战争规模之大，远过春秋以前，则必是事实，不能否认的。这骤增的兵数，果何自而来？原来古代的人民，并不是通国皆兵的。所以齐有士乡和工商之乡；而楚国的兵制，也说“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正式的军队，只是国都附近的人。注161其余的人，虽非不能当兵，不过保卫本地方，如后世的乡兵而止。战国时代，大约此等人都加入正式军队之中，所以其数骤增了。注162战争固然残酷，然而这却是我国真正实行举国皆兵的时代。古代阶级森严，大夫以上，都是世官。《王制》说：命乡论秀士，升诸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诸学，曰俊士。既升于学，则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别其才能之所长，以告于王，而授之官。周官则六乡六遂之官，都有教民以德行道艺之责。三年大比，则兴其贤者，能者于王。此即所谓“乡举里选”。乡人的进用，大概不是没有的事；然其用之，不过至士而止。立贤无方之事，实际是很少的。注163到战国时代，贵族阶级，日益腐败。竞争剧烈，需才孔亟。而其时学术发达，民间有才能的人亦日多。封建制度既破，士之无以为生，从事于游谈的亦日众。于是名公卿争以养士为务；而士亦多有于立谈之间取卿相的，遂开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注164我国的有成文法，亦由来颇早。其见于古书的，如夏之《禹刑》，商之《汤刑》，周之《九刑》都是。注165西周以前，刑法率取秘密主义。至春秋时，则郑铸《刑书》，晋作《刑鼎》，渐开公布刑法之端了。注166战国时，李悝（kuī）为魏文侯相，撰次诸国法，为《法经》六篇。商君取之以相秦。汉朝亦沿用他。从此以后，我国的法律，就连绵不断了。注167【注释】注149　《诗·生民》正义引《五经异义》：“《诗》，齐、鲁、韩，《春秋公羊》说圣人皆无父，感父而生。”案《生民》郑笺（jiān）说：姜嫄（yuán）履大人迹而生后稷，《玄鸟》郑笺说：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即是其说。《郑笺》是兼采《韩诗》说的。注150　《孟子·万章上》、《尽心下》。注151　参看《日知录》卷二十二“郡县”条集释。注152　如楚之陈、蔡、不羹，晋之十家九县等，见《左氏》昭公五年。注153　《王制》：“天子之县内诸侯，禄也。外诸侯，嗣也。”注154　今文说见《王制》，古《周礼》说见《五经异义》，《伪古文尚书·周官篇》本之。注155　遂则为邻长、里宰、酂（zàn）长、鄙师、县正、遂大夫。注156　《白虎通·三军篇》。《公羊》隐公五年《解诂（gǔ）》。注157　《周官》司马序官。注158　《公羊》宣公十五年、昭公元年《解诂》。注159　“甸”读为“乘”。注160　前说郑注《周官》小司徒引之。后一说郑注《论语》“道千乘之国”引文，见《小司徒疏》。《汉书·刑法志》，亦取后说。注161　见江永《群经补义》（《春秋》）。注162　《左传》，鞍之战，“齐侯见保者曰：勉之，齐师败矣”。可见正式的军队虽败，守境之兵自在。《战国策》：苏秦说齐宣王，说：“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境不守。”可见守境之兵，都调赴前敌了。注163　见俞正燮《癸巳类稿·乡兴贤能论》。注164　《廿（niàn）二史劄（zhá）记》，有《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一条，可参看。注165　《左氏》昭公六年。注166　《左氏》昭公六年、二十九年。注167　见《晋书·刑法志》。 [book_title]第十四章 上古的社会 从上古以至春秋战国，社会组织的变迁，尤其巨大。孔子所说的大同时代，大约是极其平等，毫无阶级的。至各部落相遇，而有战争，于是生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阶级。其最显著的，就是国人和野人的区别。古代有许多权利，如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等，都是国人享的。注168而厉王监谤，道路以目，出来反抗的，也是国人。至于野人，则“逝将去汝，适彼乐土”，注169不过有仁政则歌功颂德，遇虐政则散之四方而已。观此，便知其一为征服之族，一为被征服之族。古代的田制，是国以内行畦（qí）田之制，国以外行井田之制的。注170可见国在山险之地。而兵亦都在国都附近。注171此可想见隆古之时，国人征服野人，就山险之处，择要屯驻，而使被征服之族，居于四面平夷之地，从事耕农。这是最早发生的一个阶级。岁月渐深，武力把持的局面，渐成过去，政治的势力，渐渐抬头，而阶级的关系一变。原来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虽有阶级，而同一征服者之中，亦仍有阶级。这是接近政权与否的关系。古代国人和野人的区别，大约如契丹时代的部族和汉人。同一征服者之中，执掌政权和不执掌政权者的关系，则如部族之民之于耶律、萧氏等。岁月渐深，政治上的贵族平民，区别日渐显著；从前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畛（zhěn）域，转觉渐次化除。这一因政权的扩大，而执掌政权的人，威力亦渐次增加。一则年深月久，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仇恨，日渐淡忘；而经济上平和的联系，日益密接。又人口增殖，国人必有移居于野的；而畛域渐化，野人亦必有移居于国的；居处既相接近，婚姻可以互通，久而久之，两者的区别，就驯致不能认识了。这是阶级制度的一个转变。然而其关系，总还不及经济上的关系、力量来得更大。古代各各独立的小社会，其经济，都是自给自足的。此时的生产，都是为着消费而生产，不是为着交易而生产。此等社会，其事务的分配，必有极严密的组织。然而历时既久，交通日便，商业日兴，则社会的组织，亦就因之而改变。因为人，总是想得利的；总是想以最小的劳费，获得最大的报酬的。各个小社会，各各独立生产，以供给自己的消费，这在获利的分量上言，原是不经济的事。所以从交易渐兴，人就自然觉得：有许多向来自造的东西，可以不造而求之于外；造得很少的东西，可以多造而用作交易的手段。至此，则此等小社会从前事务的分配，不复合理。若要坚持他，便足为这时代得到更大的利益的障碍。人总是想得利的；总是想以最少的劳费，得到最大的报酬的。于是旧时的组织，遂逐渐破坏于无形之中。于是人的劳动，非复为社会而劳动；其生活，亦不受社会的保障。而人是不能各各独立而生活的，“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注172离居不相待则穷。注173于是以交易为合作，而商业遂日益兴盛。然此等合作，系在各个人自谋私利之下，以利己之条件行之的。实际虽兼利他人，目的是只为自己。有可损人以自利之处，当然非所顾虑。而在此等不自觉的条件之下合作，人人所得的利益，当然不会一致的。而人是没有资本，不会劳动的，在分配的过程中，有资本的人，自然获得较有利的条件。于是商业资本，日渐抬头。人既不能回到武力劫夺的世界，而总要维持一种和平的关系，则在此关系之下，能占有多量财富的，在社会上，自然占有较大的势力。于是贵贱阶级之外，又生出一种贫富的阶级。而其实际的势力，且陵驾乎贵贱阶级之上。这是阶级制度的又一转变。我们试看：古代的工业，都是国家设立专官，择人民所不能自造的器具，造之以供民用。注174商业则大者皆行于国外。注175其在国内，则不过“求垄断而登之”的贱丈夫，并不能谋大利。注176而到晚周时代，则有“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之谚。注177前此“市廛（chán）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注178可见其对于商人，尽力招徕。至此，则必“凶荒札丧（zhásàng），市乃无征而作布”。注179便可见此时的工商事业，和前此大不相同了。同时因在上者的日益淫侈，剥削人民益甚，于是有孟子所说“慢其经界”的“暴君污吏”。注180亦因人口增殖，耕地渐感不足，不得不将田间的水道陆道，填没开垦，这就是所谓开阡陌。注181于是井田制度破坏，而分地不均。古代作为公有的山泽，至此，亦被私人所占。经营种树、畜牧、开矿、煮盐等业，注182而地权之不平均更甚。地权不平均了，资本跋扈（báhù）了。一方面，有旧贵族的暴虐；一方面，有新兴富者阶级的豪奢。贫民则“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注183遂成为一悬而不决的社会问题。货币的发达，是大有助于商业资本，而亦是大有影响于社会经济的。于此亦得说其大略。我国最早用作交易中之物，大约是贝，次之则是皮。这是渔猎和畜牧时代所用。至农耕时代，则最贵重的，是金属的耕具或刀；而布帛米谷等，亦用为交易之具。后来用社会上所最贵的铜，依贝的形式，铸造起来，而以一种农器之名名之，则为钱。至于珠、玉、金、银等，则因其为上流社会的人所贵重，间亦用以交易。大概是行于远处，用以与豪富的人交换的。《史记·平准书》说：“大公为周立圜（yuán）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可见黄金、铜钱、布帛三者，是社会上最通行的货币。然而别种东西，亦未尝不用。秦并天下，黄金的重量，改以镒（yì）计。铜钱的形式，仍同周朝，而改其重为半两。珠、玉、龟、贝、银、锡等，国家都不认为货币，然亦“随时而轻重无常”。三代以前，货币制度的转变，大略如此。【注释】注168　《周官·小司寇》。注169　《诗经·硕鼠》。注170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对滕文公欲行井田之问，“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案圭田就是畦田。畦田是地形既不方正，而又高低不等的。古代算法中，算此等不平正的面积的法子，就谓之畦田法。注171　参看上章。注172　《孟子·滕文公上》。注173　《荀子·富国》。注174　《考工记》：“粤无镈（bó），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秦之无庐也，非无庐也，夫人而能为庐也。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注》：“此四国者，不置是工也。言其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须国工。”注175　所以古代的商人，才智独高，如郑弦高等，至能矫君命以纾国难，即因其周历四方，闻见广博之故。《左氏》昭公十六年：郑子产对晋国的韩宣子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ǒu），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迁国之初，要带着一个商人走，就因为新造之邦，必需之品，或有缺乏，要藉商人以求之于外之故。注176　《孟子·滕文公下》。注177　《史记·货殖列传》。注178　《孟子·梁惠王上》，《礼记·王制》。注179　《周官·司关》。注180　《孟子·滕文公上》。注181　朱子《开阡陌辨》。注182　《货殖列传》所载诸人便是。注183　董仲舒的话，见《汉书·食货志》。 [book_chapter]第三编 中古史 [book_title]第一章 秦之统一及其政策 谁都知道：统一是始于秦的。其实统一是逐渐进行的。看前编第七章所述，就可知道了。然而统一的完成，确在前二二一年，即秦王政的二十六年。积世渴望的统一，到此告成，措置上，自然该有一番新气象。秦王政统一之后，他所行的第一事，便是改定有天下者之号，称为皇帝。命为制，令为诏。而且说古代的谥（shì），是：“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于是除去谥法，自称为始皇帝。后世则以数计，如二世、三世等。郡县之制，早推行于春秋战国之世，已见前编。始皇并天下后，索性加以整齐，定为以郡统县之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每郡都置守、尉、监三种官。注184始皇又收天下之兵器，都聚之于咸阳。注185把它销掉，铸作钟（jù）和十二个金人。注186当时有个仆射（yè）周青臣，恭维始皇的功德。又有个博士淳于越，说他是面谀。说郡县制度，不及封建制度。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因此说：“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qián）首。”又说：“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于是拟定一个烧书的办法，是：（一）史官非秦记皆烧之。（二）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三）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qíng）为城旦。（四）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注187焚书的理由，早见《管子·法禁》和《韩非子·问辩》两篇。这是法家向来的主张。始皇、李斯，不过实行它罢了。法家此等主张，在后世看来，自然是极愚笨。然而在古代，本来是“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的。注188“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不过是东周以后的事。始皇、李斯此举，也不过想回复古代的状况罢了。至于坑儒，则纯然另是一回事。此事的起因，由于始皇相信神仙，招致了一班方士，替他炼奇药；带着童男女入海求神仙。后来有个方士卢生，和什么侯生，私议始皇，因而逃去。始皇大怒，说：“吾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欲以致太平，求奇药。如今毫无效验，反而诽谤我。”于是派御史去按问。诸生互相告引。因而被坑的，遂有四百六十余人。这件事虽然暴虐，却和学术思想，是了无干系的。还有一件事，则和学术界关系略大。我国文字的起源，已见前编第二章。汉代许慎作《说文解字序》，把汉以前的文字，分做五种：（一）古文，（二）大篆，（三）小篆，（四）隶书，（五）草书。注189他把周宣王以前的文字，总称为古文。说周宣王时，太史籀（zhòu）作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又说：“七国之世，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并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yuán）历篇》，太史令胡毋（wú）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这是小篆。又说：此时“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案七国之世，所谓言语异声，大约是各处方言音读之不同。至于文字异形，则（一）者是字形的变迁。（二）者，此时事务日繁，学术发达，旧有之字，不足于用，自然要另造新字。所造的字，自然彼此不相关会了。注190秦朝的同文字，是大体以史籀的大篆为标准，而废六国新造的字。这件事，恐亦未必能办到十分。然而六国的文字，多少总受些影响。所谓“古文由此绝”，这“古文”两字，实在是连六国文字不与秦文合的部分，都包括在内的。汉兴以后，通用隶书。秦朝所存留的字，因为史籀、李斯、赵高、胡毋敬等所作字书还在，所以还可考查。此等已废的文字，却无人再去留意。所以至汉时，所谓古文，便非尽人所能通晓了。注191当始皇之世，是统一之初，六国的遗民，本来不服。而此时也无治统一之世的经验。不知天下安定，在于多数人有以自乐其生；以为只要一味高压，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专用严刑峻法。而又南并南越；北攘匈奴，筑长城。注192还要大营宫室，岁岁巡游。人民既困于赋役，又迫于威刑，乱源早已潜伏。不过畏惧始皇的威严，莫敢先发罢了。前二一〇年，始皇东游，还至平原津而病。崩于沙丘。注193始皇长子扶苏，因谏坑儒生，被谪（zhé），监蒙恬军于上郡。少子胡亥，和始皇叫他教胡亥决狱的赵高从行。于是赵高为胡亥游说李斯，矫诏，杀扶苏和蒙恬。秘丧，还至咸阳，即位。是为二世皇帝。而揭竿斩木之祸，便随之而起了。【注释】注184　守，便是汉时的太守；尉，便是汉时的都尉，都是汉景帝改名的。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守是一郡的长官，尉是佐守与武职甲卒的，亦见《百官公卿表》。虽然如此，调兵统率之权，仍在于守。汉世也是如此。监是皇帝派出去监察郡守的御史。其制度，大约源于古代的三监。《礼记·王制》：“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武王克殷，封纣子武庚，而使其弟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所行的便是此制。此时乃以之施于郡守。可见郡县封建两制，逐渐蜕变之迹。大夫之爵，本低于列国之君。所以汉时刺史之秩，还低于太守。参看第六章。注185　秦都，今陕西咸阳县。注186　古以铜为兵器，这金人就是铜人。汉以前单言金的，大概都指铜。今之所谓金，则称黄金。注187　徐广说：“一无‘法令’二字。”后人因谓秦人并不禁民间之学；“以吏为师”的吏，即是博士。案此说恐非。因为上文李斯之奏，明说“士则学习法律辟禁”。“法令”两字，疑是注语，徐广所谓一本者脱去。注188　此说甚长。读章学诚《文史通义》，自可知之。注189　许序于隶书草书，都不言谁造，其说最通。文字逐渐变迁，原说不出什么人创造什么体的。隶书之始，《汉志》云：“施之于徒隶。”卫恒《四体书势》云：“令隶人佐书，因称隶字。”不过书写不工的篆书而已。草书：《书势》亦云：“不知作者姓名。”张怀瓘（guàn）《书断》，引《史》、《汉》楚怀王使屈原造作宪令，“草藁未上”；董仲舒欲言灾异，“草藁未上”，谓其原由于起草，其说最通，详见拙撰《中国文字变迁考》第四、第五章。注190　详见《中国文字变迁考》第三章。注191　可参看王国维《汉代古文考》。注192　参看第七章。注193　平原津，在今山东德县境。沙丘，在今河北邢台县境。 [book_title]第二章 秦汉之际 秦二世的元年，便是公元前二〇九年，戍卒陈胜、吴广，因为遣戍渔阳，自度失期当死，起兵于蕲（qí）。注194北取陈。胜自立为楚王。于是六国之后，闻风俱起。魏人张耳、陈余，立赵后歇为赵王。周市立魏公子咎为魏王。燕人韩广，自立为楚王。齐王族田儋（dān），自立为齐王。时二世葬始皇于骊山，注195工程极其浩大。工作的有七十万人。二世听了赵高的话，把李斯杀掉。以为山东盗是无能为的。后来陈胜的先锋兵打到戏。注196才大惊，赦骊山徒，命少府章邯，带着出去征讨。这时候，秦朝政事虽乱，兵力还强。山东乌合之众，自然不能抵敌。于是陈胜、吴广，先后败死。章邯北击魏。魏王咎自杀。齐王儋救魏，亦败死。先是楚将项燕之子梁，和其兄子籍，起兵于吴。沛人刘邦，亦起兵于沛。注197项梁渡江后，因居鄛（cháo）人范增的游说，立楚怀王之后心于盱眙（xūyí），仍称为楚怀王。注198项梁引兵而北，其初连胜两仗。后来亦为章邯所袭杀。于是章邯以为楚地兵不足忧，北围赵王于巨鹿。注199楚怀王派宋义、项籍、范增北救赵，刘邦西入关。宋义至安阳，注200逗留四十六日不进。项籍矫怀王命杀之。引兵北渡河，大破秦兵于巨鹿下。章邯因赵高的猜疑，就投降了项籍。先是韩人张良，因其先五世相韩，尝散家财，募死士，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中，注201想为韩报仇。及项梁起兵，张良游说他，劝他立韩国的公子成为韩王。刘邦因张良以略韩地，遂入武关。注202赵高弑二世，立公子婴，想和诸侯讲和，保守关中，仍回复其列国时代之旧。子婴又刺杀赵高。而刘邦的兵，已到霸上了。注203子婴只得投降。秦朝就此灭亡。时为公元前二〇六年。项籍既降章邯，引兵入关。刘邦业已先入，遣兵将关把守了。项籍大怒，把他打破。这时候，项籍兵四十万，在鸿门。注204刘邦兵十万，在霸上。项籍要打刘邦。其族人项伯，和张良要好，到刘邦军中，劝良同走。刘邦因此，请项伯向项籍解释；自己又亲去谢罪。一场风波，才算消弭。这时候，封建思想，还未破除。亡秦之后，自然没有推一个人做皇帝之理。于是便要分封。当封的，自然是（一）前此六国之后；（二）亡秦有功之人。而分封之权，自然是出于众诸侯的会议，能操纵这会议的，自然是当时实力最强的人。于是项籍便和诸侯王，议定分封的人，如下：当楚怀王遣将时，曾说：先入关中者王之。照这句话，此时当王关中者为刘邦。然而项籍受章邯之降时，已将秦地分王邯等三人了。这大约是所以抚慰降将之心，减少其抵抗力的。其时刘邦的能先入关，原是意想不到的事。这时候不便反悔。于是说：（一）怀王不能主约；（二）巴、蜀、汉中，亦是关中之地，就把刘邦封为汉王。这也不能说不是一种解释。然而龙争虎斗之际，只要有辞可借，便要借口的，哪管得合理不合理？项籍尊楚怀王为义帝，而自称霸王。照春秋战国的习惯，天子原是不管事的；管理诸侯之权，在于霸主。这时候，天下有变，自然责在项籍。于是因田荣的反叛，出兵征讨。汉王乘机便说：项籍分封不平。以韩信为大将，北定三秦，又破韩、河南、西魏、殷四国。并塞、翟、韩、殷、魏之兵五十六万人东伐楚。居然攻入楚国的都城，项籍闻之，以精兵三万人，从胡陵还击。注205大破汉兵。汉王脱身逃走。然而汉王有萧何，守关中以给军食。坚守荥阳、成皋以距楚。注206而使韩信北定赵、代，转而东南破齐。而项籍的后方，为彭越所扰乱，兵少食尽。相持数年，楚兵势渐绌。乃与汉约，以鸿沟为界，注207中分天下。汉王背约追楚。围项籍于垓（gāi）下。项籍突围而走。至乌江，自刎死。于是天下又统一了。时为公元前二〇二年。【注释】注194　今安徽宿县。注195　见第二编第六章。注196　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注197　今江苏沛县。注198　居鄛，今安徽巢县。盱眙，今安徽盱眙县。战国时，楚国的怀王，和齐国交好。秦国人妒忌他，叫张仪去骗他，如肯绝齐，便送他商於（yú）之地六百里（在今河南淅川县西）。楚怀王信了他，与齐绝交。秦国人却不给地。怀王大怒，发兵伐秦大败。后来秦国人又诱他去会盟，把他拘执起来，要求割地，怀王不肯，便死在秦国。楚国人很哀伤他。所以此时以死者之谥，为生者之号，以鼓动民心。古人本有生时立号的。如《史记·殷本纪》说：“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是。又如周朝的成王，汉朝人亦有以为成字是生号的。注199　今河北平乡县。注200　今山东曹县。注201　在今河南阳武县东南。注202　在今陕西商县。注203　今陕西长安县东。注204　在今陕西临潼县。注205　今山东鱼台县。注206　荥阳，今河南荥泽县。成皋，今河南汜水县。注207　自荥阳下引河东南，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见《史记·河渠书》。垓下，今安徽灵璧县。乌江，江津名。在今安徽和县南。 [book_title]第三章 前汉的政治 前汉凡二百十年，在政治上，可以分做四期：第一期：高祖初定天下。这时候，还沿着封建思想，有功之臣，与高祖同定天下的，其势不得不封。而心上又猜忌他。于是高祖听娄敬的话，徙都关中，想借形胜以自固。又大封同姓之国，以为屏藩。这时候，异姓王者八国，除长沙外，多旋就灭亡。同姓王者九国，都跨郡三四，连城数十，遂成为异日的乱源。注208高祖开国之后，是外任宗室，内任外戚的。所以吕后在其时，很有威权。高祖死后，惠帝柔弱，政权遂入于吕后之手。先是高祖刑白马与诸侯盟说：“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惠帝死后，吕后临朝，就分封诸吕。又使吕禄、吕产，统带守卫京城和宫城的南北军。吕后死后，齐哀王起兵于外。诸吕使灌婴击之。灌婴阴与齐王连和，顿兵不进。汉朝的大臣，因此劝诸吕罢兵就国，诸吕犹豫不决。而太尉周勃，乘隙突入北军，和齐王的兄弟朱虚侯章等，攻杀诸吕。杀掉太后所立的少帝和常山王弘，而迎立文帝。注209于是汉初握权的外戚打倒；而晨星寥落的功臣，自此以后也逐渐凋零。特殊势力，只有因私天下之心所封建的宗室了。当汉初，承春秋战国以来五百余年的长期战争；加以秦代的暴虐，秦、汉之际的扰乱，天下所渴望的，是休养生息。而休养生息之治，只有清静不扰的政策，最为相宜。汉初已有这个趋势。文、景二代的政治，尤能应这要求。所以社会上顿呈富庶之象。这时候，内而诸侯之尾大不掉，外而匈奴之时来侵犯，都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文帝也一味姑息，明知吴王濞（bì）有反谋，却赐之几杖以安之。匈奴屡次入寇，也只是发兵防之而已。到后来，封建的问题，到底因吴楚七国之乱而解决。注210而对外的问题，则直留待武帝时。至于制民之产，和振兴文化，则文、景二代，更其谦让未遑了。注211要而言之：这一期，是以休养生息为主。可称西汉政治的第二期。第三期是武帝。武帝是个雄才大略之主，很想内兴文治，外耀武功。于是立五经博士，表章六艺，罢黜百家。注212又北伐匈奴，西通西域，南平闽越、南越，东北并朝鲜，西南开西南夷。注213一时武功文治，赫然可观。然而武帝也和秦始皇一样，信方士，营宫室，又时出巡幸。财用不足，乃用孔僅、桑弘羊等言利之臣；又用张汤等酷吏，遂致民愁盗起，几乎酿成大乱。末年虽然追悔，天下元气，业已大受其伤了。武帝的太子据，因“巫蛊之祸”而死。晚年，婕妤（jiéyú）赵氏，生昭帝，武帝恐身后嗣君年少，母后专权，杀婕妤，然后立昭帝为太子。武帝崩，昭帝立。霍光、上官桀等同受遗诏辅政。武帝长子燕王旦，和上官桀、桑弘羊等谋反，为霍光所杀。昭帝崩，无子。霍光迎立武帝孙昌邑王贺。百日，废之。迎立戾太子孙病已，是为宣帝。注214当霍光秉政时，颇务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宣帝少居民间，知民疾苦。即位后，留心于刑狱及吏治，亦称治安。自武帝末年至此，憔悴的人民，又算稍获休息。这是西汉政治的第三期。自元帝以后，则君主逐渐愚懦，更兼之短祚（zuò），外戚的威权日张，遂入于第四期了。汉代去古未远，宗法社会的思想，深入人心。人所视为可靠的，非宗室则外戚。汉初宗室，势力太大，致酿成吴、楚七国之乱。乱后，宗室的势力，遂被打倒，而外戚则势焰大张。元帝本是个柔仁好儒的人，然而暗于听受，宦官弘恭、石显专权，威权渐陷于不振。成帝很荒淫，委政于外家王氏。王凤、王音、王商、王根，相继为相，遂肇篡窃之势。哀帝夺王氏之权，然所任的，亦不过外家丁氏，和其祖母之族傅氏。哀帝死后，成帝的母亲，召用王莽。王莽本是抱负大志，想得位以行其所抱负的。于是弑平帝，立孺子婴，莽居摄践祚。旋又称假皇帝。而西汉之天下，遂移于新室了。时为公元八年。【注释】注208　异姓王者，为楚王韩信，梁王彭越，赵王张敖（张耳的儿子），韩王信，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卢绾，长沙王吴芮。同姓王者：齐王肥，淮南王长，燕王建，赵王如意，梁王恢，代王恒，淮阳王友，都是高祖的儿子。楚王交，是高祖的兄弟。吴王濞，是高祖的兄子。其事迹大略如下：韩信平齐后，自立为齐王，高祖不得已，因而封之，项籍灭后，徙封之于楚。又用陈平计，伪游云梦。韩信来谒（yè）见，便把他捉起来，带到长安，封为淮阴侯。后为吕后所杀。韩信徙王楚后，以齐封悼惠王肥。吕后时，分其地，封吕召为吕王，刘泽为琅邪（yá）王（虽是汉朝的宗室，却是吕后一党）。又分其城阳郡，为鲁元公主（吕后女，下嫁张敖）的汤沭邑。悼惠王传子哀王襄。吕后死后，其弟朱虚侯章、东牟侯兴居，都在长安。希望他哥哥做皇帝，差人去叫他起兵。当时汉朝大臣，本许封朱虚侯为赵王，东牟侯为梁王。文帝即位后，封朱虚侯为城阳王，东牟侯为济北王。城阳王不久就死了。济北王以谋反伏诛。哀王襄传子文王则。文王无子。文帝分其地，封悼惠王子六人。将闾为齐王，志为济北王，辟（bì）光为济南王，贤为菑（zī）川王，邛（qióng）为胶西王，雄渠为胶东王。后来济南、菑川、胶西、胶东四国，都与于吴、楚七国之乱。韩信徙封楚王被执后，分其地，以封高祖的从父兄荆王贾，和高祖的兄弟楚元王交。英布反时，贾为所杀，交传其孙戊，和吴王濞造反。彭越，当汉高祖追项籍时，封为梁王。天下定后，说有人告他造反，把他废掉，徙之于蜀。路上遇见吕后，把他带到洛阳，去见高祖。说：“彭王北士，今徙之蜀，是养虎自诒（yí）患。”于是再叫人告他造反，把他杀掉。而封子恢为梁王，友为淮阳王。韩王信，是六国时韩国之后。高祖使他击灭郑昌，封为韩王。天下定后，徙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县）。信自请徙治马邑（今山西马邑县），以御匈奴。许之。后叛降匈奴，为汉兵所击斩。淮南王英布，以反败死。以其地封淮南厉王长。文帝时，以骄恣诛死。英布败后，又封濞为吴王，为七国之乱的主谋。赵王张敖，是张耳的儿子，尚吕后女鲁元公主。高祖过赵，箕（jī）踞嫚骂。赵相贯高怒，谋弑高祖。事觉，敖被废。以封戚夫人子如意，戚夫人为高祖所幸，吕后深恶之。高祖死后，母子皆被杀。先后徙淮阳王友、梁王恢为赵王，又皆杀之。以封其侄儿子吕禄。文帝即位后，封如意之子遂为赵王。与于吴、楚七国之乱。燕王臧荼，以反被灭。改立卢绾。卢绾是汉高祖最要好的朋友。后以代相陈豨（xī）反，卢绾派入匈奴的使者，有和陈豨的儿子通谋的嫌疑，事觉后，卢绾逃入匈奴而死。以燕封灵王建。建死后，吕后杀其子，以燕地封自己的侄孙吕通。文帝即位后，徙琅邪王泽王燕。注209　少帝是惠帝后宫美人子。吕后使惠帝后张氏（鲁元公主的女儿），杀其母，养以为子。惠帝死后，立之。少帝年长，知其事，口出怨言，为吕后所废。立常山王弘。常山王，汉大臣说他非孝惠子，是吕后诈名他人子。然此说，《史记》上明说其为诸大臣的阴谋，恐未必可信。注210　汉初诸侯，封地太大，又其体制甚崇。国中有内史以治民，中尉以掌武职，丞相以统众官。一切设官，都同汉朝一样。汉朝只替他置一个丞相，其余悉由他自己用人。七国乱后，乃令诸侯不得治民补吏。改其丞相为相。余官亦多所减省。后来又省内史，令相治民，和郡太守一样；中尉和郡尉一样。于是郡与国名异而实同。当文帝时，贾谊即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策，文帝未能行。武帝时，主父偃请令诸侯得以国土，分封其子弟。于是贾谊之说实现。汉代的封建，就名存实亡了。注211　参看第四章。注212　参看第九章。注213　参看第七章。注214　就是太子据，谥为戾。 [book_title]第四章 新莽的改制 当秦汉之世，实有一从东周以降，悬而未决的社会问题。制民之产，在古代的政治家，本视为第一要事。“先富后教”，“有恒产而后有恒心”，民生问题不解决，政治和教化，都是无从说起的。汉代的政治家，还深知此义。“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乃后世经验多了，知道“天下大器”，不可轻动，才有此等姑息的话。汉代的人，是无此思想的。多数的人，对于社会现状，都觉得痛心疾首。那么，改革之成否，虽不可知；而改革之事，则终不可免，那是势所必然了。然则汉代的社会，究竟是何情状呢？当时的富者阶级，大略有二：（一）是大地主。董仲舒说他“田连阡陌；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而贫者则“无立锥之地”。（二）是大工商家。注215晁（cháo）错说他“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因以兼并农人。封建势力，未曾刬（chǎn）除，商业资本，又已兴起。胼手胝足的小民，自然只好“衣牛马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