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鲁迅先生二三事 [book_author]孙伏园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传记,完结 [book_length]24824 [book_dec]孙伏园著,1944年2月重庆作家书屋出版发行,姚篷子为发行代表人,土纸本。扉页有鲁迅先生于1927年与许广平、周建人、孙福熙、林语堂、孙伏园合影一幅。内容有《哭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的少年时代》、《鲁迅先生的几封信》等10篇文章。著者一生追求进步,他写的散文淡而有味,远而可亲,在散文百家中别具一格,令人百看而不厌。孙伏园在建国后到北京任出版总署善本图书馆馆长。 [book_img]Z_7208.jpg [book_title]引言 为要纪念鲁迅先生，应该好好的写一本书。现在却决不是时候，不但参考书籍几乎全无，故老友朋也无从访问，就说时间和心情又何尝有比较成片段的！ 这个大愿只好牢牢的记在心头吧。 小册里面的十篇东西，《哭鲁迅先生》和《药》是五年前先生刚去世的时候写的，《鲁迅先生的几封信》比那两篇略后，《惜别》和《往事》写于三十年初春，《鲁迅先生的少年时代》和《杂感两则》都写于三十年十月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日，《孔乙已》和《腊叶》和《杨贵妃》则是知道要出小册以后才补上的。 这些话倒是将来还是要说的，那么这个小册就算是将来那本书的初稿的一部分而暂时保存着吧。 百二十分感谢姚蓬子先生，要不是他的鼓励和催促，我是决没有这个勇气的。 三十一年二月八日 孙伏园 [book_title]哭鲁迅先生 像散沙一般，正要团结起来；像瘫病一般，将要恢复过来；全民族被外力压迫的刚想振作，而我们的思想界和精神界的勇猛奋进的大将忽然撒手去了。 鲁迅先生去世的消息，我于一天半以后才在定县得到。十月廿日的下午三点钟，我被零碎事情缠绕得还没有看当天的《北平报》，多承堵述初兄跑来告我这样一个惊人的消息。从此一直到夜晚，我就没有做一点工作，心头想的，口头说的，无非鲁迅先生。我没有哭。我本来不敏感，后来学镇定，最后却因受刺激多了，自然成就了麻木。但我觉得这一回我所受的刺激是近几年来少有的。 我回忆到廿五年以前去了。 我最初认识鲁迅先生是在绍兴的初级师范学堂。那一年是宣统三年，我十八岁，在绍兴初级师范学堂上学。浙江光复以后，绍兴军政府发表师范学堂的堂长是原来绍兴府学堂学监周豫才（树人）先生，就是日后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到校和全校学生相见的那一天，穿一件灰色棉袍，头上却戴一顶陆军帽。这陆军帽的来历，以后我一直也没有机会问鲁迅先生，现在推想起来，大概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制服吧。鲁迅先生的谈话简明有力，内容现在自然记不得了，但那时学生欢迎新校长的态度，完全和欢迎新国家的态度一样，那种热烈的情绪在我回忆中还是清清楚楚的。 我是一个不大会和教师接近的人：一则我不用功，所以不需要请教；二则我颇厌倦于家庭中的恭顺有礼的生活，所以不大愿意去见师长。我和鲁迅先生的熟识却是因为职务，我那时正做着级长，常常得见学校的当局。记得一件奔走次数最多的事是学生轰走了英文教员，鲁迅先生的态度以为学生既要自己挑选教员，那么他便不再聘请了。我于是乎向校长和同学两方面奔走解释。那时鲁迅先生说：“我有一个兄弟，刚刚从立教大学毕业回来，本来也可以请他教的；但学生的态度如此，我也不愿意提这个话了。”这指的便是周启明先生。 同学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非要我努力请到这位校长的兄弟继任英文教员不可。但是我稚弱的言辞始终没有打动校长的坚决，英文讲席到底虚悬，只是年考时居然喜出望外的来了周启明先生给我们出题并监试。 鲁迅先生有时候也自己代课，代国文教员改文。学生们因为思想上多少得了鲁迅先生的启示，文字也自然开展起来。大概是目的在于增加青年们的勇气吧，我们常常得到夸奖的批语。我自己有一回竟在恭贺南京政府成立并改用阳历一类题目的文后得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八个字。直到现在廿五年了，我对这八个字还惭愧，觉得没有能副鲁迅先生的期望。 鲁迅先生不久辞了校长。后来知道鲁迅先生交代的时候，学校里只剩了一毛多钱；也从旁处听见军政府如何欠付学款，及鲁迅先生如何辛苦撑持。那时候一切都混乱，青年们发现了革命党里也有坏人，给予简单的头脑一个不期待的打击。对于旧势力的抬头，这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继任鲁迅先生作校长的，正如继任孙中山先生作总统的，这个对比，全国各地，无论上下，都极普遍。欠付学款的军政府，因为种种措施不妥，后来成了全绍兴攻击的目标。旧势力找到革命党的罅隙，乘机竭力的挣扎出来。青年们一般的陷入苦闷，我也不再进那个学校。 鲁迅先生跟着南京政府搬到北京，他的苦闷也许比一般青年更甚，只要看他在创作《狂人日记》以前几年，住在绍兴会馆抄古碑的生活就可知道。不过外面虽然现着异常孤冷，鲁迅先生的内心生活是始终热烈的，仿彿地球一般，外面是地壳，内面是熔岩。这熔岩是一切伟大事业的源泉，有自发的力，有自发的光，有自发的热，决不计较甚么毁誉。例如向金陵佛经流通处捐资刻《百喻经》，又如刊行《会稽郡故书杂集》，这种不含丝毫名利观念的提倡文化事业，甚至一切事业，在鲁迅先生的一生中到处可以看得出来。 凡是和鲁迅先生商量甚么事情，需要他一些助力的，他无不热烈真诚的给你助力。他的同情总是在弱者一面，他的助力自然更是用在弱者一面。即如他为《晨报》副刊写文字，就完全出于他要帮助一个青年学生的我，使我能把报办好，把学术空气提倡起来。我个人受他的精神的物质的鼓励，真是数也数不尽。 当我初学写作的时候，鲁迅先生总是鼓励着说：“如果不会创作，可以先翻译一点别国的作品；如果不会写纯文艺的东西，可以先写一点小品杂记之类。”许多人都是受到鲁迅先生这种鼓励得到成功的，我也用了鲁迅先生这话鼓励过比我更年青的人，只是我自己太愚鲁，也太不用功，所以变成了例外。 至于为人处世，他帮忙我的地方更多了。鲁迅先生因为太热烈，太真诚，一生碰过多少次壁。这种碰壁的经验，发而为文章，自然全在这许多作品里，发而为口头的议论；则我自觉非常幸运，听到的乃至受用的，比任何经籍给我的还多。我是一个甚么事情也不会动手的人，身体又薄弱，经不起辛苦，鲁迅先生教我种种保卫煅练的方法，现在想起来真是罪无可逭。我们一同旅行的时候，如到陕西，到厦门，到广州，我的铺盖常常是鲁迅先生替我打的。耶稣尝为门徒洗脚，我总要记起这个故事。 在陕西讲学，一个月时间得酬三百元。我们有三个人不到一月便走了，鲁迅先生和我商量：“只要够旅费，我们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后来打听得易俗社的戏曲学校和戏园经费困难，我们便捐了一点钱给易俗社。还有一位先生对于艺术没有多少兴趣，那自然听便。西北大学的工友们招呼得很周到，鲁迅先生主张多给钱。还有一位先生说：“工友既不是我们的父亲，又不是我们的儿子，我们下一趟不知甚么时候才来，我以为多给钱没有意义。”鲁迅先生当时堵着嘴不说话，后来和我说：“我顶不赞成他的‘下一趟不知甚么时候才来’说，他要少给让他少给好了，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 鲁迅先生居家生活非常简单，衣食住几乎全是学生时代的生活。他虽然作官十几年，教书十几年，对于一般人往往无法避免的无聊娱乐，如赌博，如旧戏，如妓院，他从未沾染丝毫。教育部的同人都知道他是怪人，而且知道这所谓怪者无非书生本色，所以大家都尊敬他。他平常只穿旧布衣，像一个普通大学生。西服的裤子总是单的，就是在北平的大冷天，鲁迅先生也永远穿着这样的单裤。 一天我听周老太太说，鲁迅先生的裤子还是卅年前留学时代的，已经补过多少回。她实在看不过去了，所以叫周太太做了一条棉裤，等鲁迅先生上衙门的时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万不料竟被他扔出来了。老太太认为我的话有时还能邀老师的信任，所以让我劝劝他。 鲁迅先生给我的答话却是不平庸的：“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这是的确的，鲁迅先生的房中只有床铺，网篮，衣箱，书案，这几样东西。万一甚么时候要出走，他只要把铺盖一卷，网篮或衣箱任取一样，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永远在奋斗的途中，从来不梦想甚么是较为安适的生活。他虽然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 鲁迅先生的北平寓所是他自己经营的。有一位教育部的同事李老先生最帮忙，在房屋将要完工的时候，我同鲁迅先生去看，李老先生还在那儿监工。他对我客气到使我觉察他太有礼貌了，我非常局促不安。 鲁迅先生对他说：“李先生不要太客气了，他还是我的学生。”李老先生的态度这才自然得多了。鲁迅先生自己待朋友，和朋友待他，大抵是如此义侠的。他把友敌分得非常清楚，他常常注意到某人是Spy，某人是Traitor，一个不干过革命工作的或只是寻常知识社会或商业社会的人是不大会了解的，他们只了解酒食征逐的或点头招手的相好。而鲁迅先生的朋友大抵是古道热肠的。他后来同我说：“你看李先生这种人真是好朋友，帮我那么多日子的忙，连茶水都不喝我一口的。” 李先生替鲁迅先生的北房之后接出一间房子去，用玻璃窗，近乎画室，作为鲁迅先生的写作场所。鲁迅先生和我便到这间房子中坐下。鲁迅先生说：“我将来便住在这个老虎尾巴里。”因为这间房子是在全房屋的后面拖出一条去，颇像老虎之有尾巴；一直到鲁迅先生离开北平，一切写作及起居，都在这老虎尾巴之中。老虎尾巴的北面还有后园，自然是因为老虎尾巴而缩小多多了。散文诗《秋夜》的开头便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似乎便是鲁迅先生坐在老虎尾巴中的创作的第一篇。 到厦门，到广州，我和鲁迅先生都在一起。鲁迅先生到一处新地方，都是青年心理，抱一腔很大的希望。厦门风景的阔大旷野，可做的工作之多，初到时给予我们的印象实在深刻。后来固然因为广东方面的不能推却，只有离开厦门到广东去，但是厦门的许多人事，我后来听鲁迅先生说，那真是初去时所不及料的。 广东给人的希望更多了，但是结果也和厦门一样。鲁迅先生后几年多用时间于写作，关于厦门和广州，都有详尽的记载；我却被武汉、欧洲、定县，这三段不同的生活所隔。有时翻阅鲁迅先生纪载华南景物的文字，竟有如同隔世之感了。只是鲁迅先生从广州北返上海时，和我将要从上海动身赴欧洲时，这中间我们有许多次谈话的印象至今还是深刻的。我从欧洲回国，以后便长期住在华北的农村里，曾有三四次经过上海，总是匆促的很。周乔峰先生在商务印书馆，访问比较方便，有时也正值鲁迅先生的住址不能公开，我于是只求乔峰先生代为问好，屈指一算违教已经八年了。 二月廿日下午三点钟的消息，钩起我廿五年来的回忆。这回忆，用了廿五年的时间，清清楚楚的写在我的生活上，我无论如何没有法子再用笔墨翻译成文字的了。能翻译的也许只是最不精彩的一部分。 廿一日我到北平，廿二日往谒周老太太。鲁迅先生的客厅里原来挂着陶元庆先生所作的木炭画像，似乎略移到了居中一点；即在这画像前供了一张书案，上有清茶烟卷文具；等我和三弟春苔都凄然的致了敬礼，周太太陪我们到上房见老太太，先看见鲁迅先生的工作室“老虎尾巴”依旧，只是从此不会再有它的主人骑在上面，作鞭策全民族往前猛进的伟业了。 周老太太自然不免悲戚，但是鲁迅先生的伟大，很看得出大部分是秉承老太太的遗传的，只是老太太比鲁迅先生更温和，慈祥，旷达些。“论寿，五十六岁也不算短了；只是我的寿太长了些。譬如我去年死了，今年不是甚么也不知道了么？”听老太太这话，很像是读鲁迅先生的文章，内含的哲理和外形的笔法都是相像的。老太太今年才八十，这样的谈风实在是期颐的寿征。只是周太太的凄楚神情，不禁也令我们动感。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对于鲁迅先生躯体的生存，我们是已经绝望的了；但我们诵鲁迅先生的这句遗教，知道绝望也是虚妄的，那么我们还是转到希望一面，也许希望比绝望少虚妄一些，我们希望鲁迅先生的思想精神永远领导着我们勇猛奋进吧。 [book_title]药 一 鲁迅先生去世，我于悲痛之余，常常想到他的许多作品，特别是那些早期的。我大抵先读原稿，再读杂志，更读合集，不但读过很多回，而且曾听鲁迅先生自己讲述他那创作某篇时的动机，背景，和艺术，所以至今印象还很清楚的，例如《药》。 《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捷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 二 《药》的内容分四段。第一段述小茶店的少东华小拴患肺痨，老夫妇华老拴和华大妈计划着去买刑场上塞在斩犯颈口的血馒头来医治，老拴亲手持钱往刑场去买，看见刑场上的种种。这斩犯就是革命者夏瑜。 第二段述华老拴拿了用革命者的血染红了的馒头到家，老夫妇用灶火把血馒头拿荷叶包着煨熟，天天必到的茶客驼背五少爷闻到人血的香味，问：“你们吃甚么点心呀？”没有人回答。“炒米粥么？”还是没有人回答。小拴却在老父母的抚慰下把煨熟的“两半个白面的馒头”吃下了。 第三段述茶客们谈论夏瑜的案子。人物有康大叔，他是替华家帮忙接洽购买血馒头的人，他知道夏瑜一案的底细；有花白胡子，有二十多岁的人，有驼背五少爷，三人只是一般的茶客，连康大叔所讲也不大明白了解。康大叔讲到的人物有夏三爷，他是夏瑜的叔叔，因为首先去告官，得了廿五两赏银；有红眼睛阿义，是“管牢的”狱卒，他想向夏瑜去“盘盘底细”，并“榨一点油水”，不料夏瑜竟劝他造反，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阿义“便打他两个嘴巴”。 第四段述夏瑜的母亲夏四奶奶去上夏瑜的坟，小拴的母亲华大妈也去上小拴的坟，在坟场相遇，两人都是花白头发，但是谁也不知道谁的儿子曾经吃过谁的儿子的血。只是夏瑜的坟上有一圈红白花，使夏四奶奶发楞，也使华大妈发楞，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三 《药》的内容是这样一个叫人窒息的悲剧，而有一幅广大的幕，笼罩这全部悲剧的，便是群众的愚昧。 一个大时代的来临，只有孤孤单单的一个夏瑜看出来，喊出来，做出来了。四周却弥漫着愚昧，愚昧，愚昧。 夏四奶奶虽然生得出一个革命者的儿子，她却了解不了一个革命者的儿子。她因为慈爱自己的儿子，所以她会说：“瑜儿，可怜他们坑了你，他们将来总有报应，天都知道！”可是她把坟上的花环误认为夏瑜显灵，她希望乌鸦飞上夏瑜的坟顶，她依然免不了慈爱的愚昧。 华氏老夫妇也是慈爱的愚昧：他们相信人血馒头可以医治他们儿子的肺痨，他们不知道这个革命者的血是为他们的幸福而流的，但是他们对于儿子是够慈爱的了，这不是慈爱的愚昧是甚么？ 夏三爷、红眼睛阿义、康大叔，是一类。夏三爷不了解侄子的行为，却把侄子的生命换了二十五两银子；红眼睛阿义不接受夏瑜的宣传，却打夏瑜两个嘴巴；康大叔称赞：“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现在怎样？银子！”他骂夏瑜：“那个小家伙不要命，不要就是了。……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这三个人都是凶狠的愚昧。 花白胡子，二十多岁的人，驼背五少爷，是一类。他们三个人对于“红眼睛阿义打了夏瑜两个嘴巴，而夏瑜还说红眼睛阿义可怜”这一件事，自始至终没有法子了解；结果有一个人提出“疯了！”的答案来，大家都心满意足了。这无以名之，名之曰茫漠的愚昧。 夏瑜便在这用种种愚昧织成的幕下牺牲了。 四 夏瑜两个字显然是从先烈秋瑾这名字来的。刑场在有四个黯淡的金字的破匾的丁字街头，也显然就是秋先烈殉难的绍兴“古轩亭口”。不过鲁迅先生描写的往往是类型，绝不黏着一件个别的事物。所以夏瑜“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吗？”忽然由女子化为男身了。老拴小拴这类名字，显然是北方人的，一点没有江浙的色彩。国语文学由鲁迅先生奠了基；因为是国语文学，所以描写类型的作品，往往是中国的而不是某一地方的，用到中国的无论那一部份都可以通。 瑜儿坟上的一个花环，鲁迅先生本来不主张放。他在《呐喊》的自序上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事实上，一个革命者的坟头有着瞻仰礼拜的人也很合理。如果我们把夏瑜认作秋先烈，那么，吴芝瑛、徐寄尘几位先生似乎都去过，各地学生也有偷结队前往的，我自己那时虽只有十三岁，也曾到府山脚下去瞻礼过秋先烈的白木棺材。如果花环只是象征也有亲属以外的人上坟，那么我敢相信，夏瑜的坟头祭扫者决不会只有夏四奶奶一人。鲁迅先生虽然以为“用了曲笔添上”这花环，只是“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我则以为有了花环也还是很自然，愚昧的群众中往往有极少数极少数比较清醒，各各他地方的耶稣十字架下还不是跪着一堆人吗？ 五 鲁迅先生和我说过，在西洋文艺中，也有和《药》相类的作品。例如俄国的安特来夫，有一篇《齿痛》（原名Ben Tobit），描写耶稣在各各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各各他附近有一个商人患着齿痛。他也和老拴小拴们一样，觉得自己的疾病，比起一个革命者的寃死来，重要得多多。 《齿痛》的主人翁般妥别忒，当齿痛的时候，“有好几次，小孩们跑到他身边，用急促的声音，对他讲拿撒勒的耶稣的事。般妥别忒立定，暂时听他们的话，歪着脸，但他便即发怒顿脚，将他们赶走。他是一个和善的人，很爱小孩的，但现在因为他们用这样小事来烦扰他，他所以生气了。”把耶稣钉死的事当作“这样小事”，这和小茶店里的茶客们谈论夏瑜，真是如出一辙。 《齿痛》从头到尾描写齿痛对于般妥别忒的重要，而把耶稣的钉死轻轻带起几笔。《药》也有相像的作风，更加厉害的是众人对于夏瑜的轻蔑，奚落和唾骂。 还有俄国的屠尔介湟夫五十首散文诗中有一首《工人和白手的人》，用意也是彷彿的。白手的人是一个为工人的利益而奋斗至于牺牲的人。他的手因为带了多时的刑具，没有血色了，所以成了白手。他是往刑场去被绞死的。可是俄国乡间有一种迷信，以为绞死的人的绳子可以治病，正如绍兴有一种迷信，以为人血馒头可以治肺痨一样，所以有的工人跟着白手的人到刑场去，想得到一截绳子来治病。不知不觉中，革命者为了群众的幸福而牺牲，而愚昧的群众却享用这牺牲了。 六 对于群众的愚昧，我个人的看法，以为一则不必否认而乐观，再则不必是认而悲观。许多太乐观的人，以为群众的力量如何如何伟大，或以为“群众一点也不愚昧，只有我们才真愚昧！”这在我看来，觉得不近事实。有的太悲观的人，以为群众永远是这样愚昧下去，先知先觉的人永远是这样被误解下去，那在我看来，也觉得不近事实。 群众是可以教育的。群众蕴蓄着无限的可能性。愚昧是一时的现象，是由种种原因造成的。我们希望因为教育的缘故，群众的智慧一天一天的能和先知先觉者的智慧减少距离；先知先觉者因群众的愚昧而牺牲的事也一天一天的减少；国家的法律对于特异的思想和言论，一天一天的能有更多的容忍，政治上有地位，社会上有势力，思想界有贡献的权威们，对于一个或多个卤莽的青年们的言论举动，一天一天的能有一番考虑，能设身处地的加以一番原谅，还能自己问自己会不会有意无意的成了《药》中的康大叔，夏三爷，红眼睛阿义，或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二十多岁的人，有眼不识泰山，轻轻的把夏瑜放过，让他冤沉海底，永远懊悔不过来。冤沉海底是没有再起来的希望的，死后的铜像、祀典、史传、抚恤，都不能赎回当初的愚昧。 教育的力量不是谁能教谁或是谁必须受教的问题，而是群众的对于知识的信赖，对于情感的制抑，对于仁爱的培养的一个总态度的造成的问题。我相信群众的这个态度一定能逐渐的造成，就是距离愚昧一定能日远一日。 我还是相信鲁迅先生的花环放得合理。 [book_title]孔乙己 我尝问鲁迅先生，在他所作的短篇小说里，他最喜欢哪一篇。 他答复我说是《孔乙己》。 有将鲁迅先生小说译成别种文字的，如果译者自己对于某一篇特别有兴趣，那当然听凭他的自由；如果这位译者要先问问原作者的意见，准备先译原作者最喜欢的一篇，那么据我所知道，鲁迅先生也一定先荐《孔乙己》。 鲁迅先生自己曾将《孔乙己》译成日文，以应日文杂志的索稿者。 《孔乙己》的作者，把创作的镜头，放在一个小酒店学徒的身上，凭了他来摄取一个酒店顾客（孔乙己）的肖像。 “孔乙已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原来鲁镇咸亨酒店的顾客有两类。第一类：“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第二类：“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孔乙己却在两类当间，不属于哪一类，所以说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他有士大夫阶层的知识程度，所以他开口便是“之乎者也”，一般顾客连掌柜在内都不懂。他有士大夫阶层的疏懒习惯，虽然“写得一笔好字，替人家抄书，换一碗饭吃，可惜好喝懒做，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只是他没有士大夫阶层的经济背景和处世技术，而仍有士大夫阶层的体面问题，“偶然做些偷窃的事”，却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甚至被人打断了腿，还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以后他一定忍受不住这样苦痛的生活而死了。 文中所提的“鲁镇”，在作者的小说中有好几处提到，实在是一个创造的地名；我想这个地名所包含的内容就是作者的父系故乡（绍兴城内都昌坊口）和母系故乡（绍兴东皋乡安桥头）的混合体，我们到那两处附近去，一定可以寻到许多迹象。 而“咸亨酒店”却是一个真店号，就在都昌坊口，作者故里的斜对门，我还见过多少回，大概至今还在，这称小规模的老字号是不大容易倒闭的。 《孔乙己》中的主角孔乙己，据鲁迅先生自己告我，也实有其人，此人姓孟，常在咸亨酒店喝酒，人们都叫他“孟夫子”，其行径与《孔乙己》中所描写的差不多。 何以鲁迅先生自己最喜欢《孔乙己》呢？我简括的叙述一点作者当年告我的意见。 《孔乙己》作者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 对于苦人是同情，对于社会是不满，作者本蕴蓄着极丰富的情感。不满，往往刻画得易近于谴责；同情，又往往描写得易流于推崇。《吶喊》中有一篇《药》，也是一面描写社会，一面描写个人；我们读完以后，觉得社会所犯的是弥天大罪，个人所得的却是无限同情。自然，有的题材，非如此不能达到文艺的使命；但是鲁迅先生自己，并不喜欢如此。他常用四个绍兴字来形容《药》一类的作品，这四个绍兴字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写法，姑且写作“气急虺隤”，意思是“从容不迫”的反面，音读近于“气急海颓”。 《孔乙己》的创作目的既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那么，作者对于咸亨的掌柜，对于其他的顾客，甚至对于邻舍孩子们，也未始不可用《药》当中处理康大叔，驼背五少爷，红眼睛阿义等的方法来处理他们。一方面固然是题材的关系，《药》的主人公是革命的先烈，他的苦难是国家民族命运所系；而《孔乙己》的主人公却是一个无关大局的平凡的苦人。另一方面则是作者态度的“从容不迫”，即使不像写《药》当时的“气急虺隤”，也还是达到了作者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的目的。鲁迅先生特别喜欢《孔乙已》的意义是如此。 [book_title]腊叶 鲁迅先生的散文诗集《野草》当中包含散文诗二十三篇，第二十一篇是《腊叶》。 讽诵，欣赏，研究一篇文艺作品，只注意它的外形与内涵本来也就够了；就《腊叶》论《腊叶》，不是一篇简洁，明快，犀利，深刻的散文诗了吗？至于作者当时的动机等等，置之不论也没有甚么不可的。 不过《腊叶》写成以后，先生曾给我看原稿；仿佛作为闲谈似的，我曾发过一次傻问：“何以这篇题材取了《腊叶》？”先生给我的答案，当初便使我如获至宝，但一直没有向人说过，至今印象还是深刻，觉得说说也无妨了。 “许公很鼓励我，希望我努力工作，不要松懈，不要怠忽；但又很爱护我，希望我多加保养，不要过劳，不要发狠。这是不能两全的，这里面有着矛盾。《腊叶》的感兴就从这儿得来，《雁门集》等等却是无关宏恉的。”这便是当时先生谈话的大意。 “许公”是谁，从谈话的上下文听来，我是极其明白的。鲁迅先生的熟朋友当中，姓许的共有五位。第一位自然是许季茀先生寿裳，那是先生幼年的朋友，友谊的深挚，数十年如一日的。第二位是许季裳先生丹，一位留学印度，研究佛经的学者，先生壮年的研究学术的朋友，可以说是先生的道义之交。还有三位都是较晚一辈的少年朋友：一位是少年作家许钦文先生，一位是钦文的妹妹许羡苏女士，还有一位则是许广平女士景宋。我常常私议：“鲁迅先生的好友当中，姓许的占着多数，‘许’字给予先生的印象是最好的。” 但是那时先生口头的“许公”，决不是其他四位，确指的是景宋先生。景宋先生初在报上发表文字，钱玄同先生便来打听我：“景宋的文字象是一个熟人所写，景宋到底是谁呢？” 我的答覆便说：“是许公。” “阿，我知道了，当然是她。她要景仰宋广平，所以自号‘景宋’喽。” 我把这话告诉鲁迅先生，先生却说：“玄同完全错了，你对他说，他的推理是完全靠不住的。我告诉你：许公的母亲姓宋，她为景仰母亲，所以自号‘景宋’；至于她名‘广平’，也和宋广平全不相干，只是广东的风气，常常喜欢把地名放在名字当中，例如她名‘广平’，她的妹妹名‘东平’，何尝有宋广平的影子呢？” 关于这一段话，我以后没有机会再问景宋先生，但鲁迅先生既如此说，我想一定是不错的。 鲁迅先生知道景宋先生如此之深，景宋先生又鼓励和爱护鲁迅先生如此之切，我那时便感觉他们两位的情感已经超出友谊以上了。 鲁迅先生自己在《野草》英译本序言中，曾经提示了几篇的创作用意，关于《腊叶》只有一句话，原文不在手边无法引用，但我记得与先生当年和我所谈完全相合，彷彿有“对于爱我者的感激”等字样。“爱我者”当然是许景宋先生。 《腊叶》的原文不过四五百字，而含蓄的意义是很深长的。以“灯下看《雁门集》，忽然翻出一片压干的枫叶来”一句话开始，作为全篇三节中的第一节。“一片压干的枫叶”便是《腊叶》的字义解释。 第二节记“去年的深秋”怎样把这片枫叶“夹在刚才买到的《雁门集》”里。 “繁霜夜降，木叶多半凋零，庭前的一株小小的枫树也变成红色了。我曾绕树徘徊，细看叶片的颇色，当它青葱的时候是从没有这么注意的。它也并非全树通红，最多的是浅绛，有几片则在绯红地上，还带着几团浓绿。”这三句描写“腊叶”在未被摘下，未被夹入以前，它在枫树上所处的是怎么一个环境。 以下便要描写《腊叶》的本身了：“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 以下则是作者的心情：“我自念：这是病叶呵！便将他摘了下来，夹在刚才买到的《雁门集》里。大概是愿使这将坠的被蚀而斑驳的颜色，暂得保存，不即与群叶一同飘散吧。” 以上是第二节的全文。从最后的两句话里，我们看出作者又用了一个“病叶”的新词。题目里的《腊叶》，第一节里的“压干的枫叶”，第二节里的“病叶”，和第三节里的“将坠的病叶”，四个不同名词指的是同一东西。但是到了“病叶”这名词提出的时候，作者的心情，显然已经由鉴赏而至于怜惜，由怜惜而至于自况了。说“自况”还是不够的，这时候的作者，已经与“病叶”合而为一。 作者既与“病叶”合而为一，既已取得“病叶”的地位，那么谁又取得作者的地位呢？取得作者的地位的自然只有“爱我者”。 我们把“病叶”看成作者，把作者的口气转给“爱我者”，这样，好些关节自然解通了。例如第二节中说：“大概是愿使这将坠的被蚀而斑斓的颜色，暂得保存，不即与群叶一同飘散吧。”这原是作者自己推测去年怜惜“病叶”的心情，一转过来，却变成作者推测“爱我者”爱护作者的心情了。因为是“对于爱我者的感激”，所以有些自谦自抑的语调。又如第三节中说：“假使再过几年，旧时的颜色在我记忆中消去，怕连我也不知道何以夹在书里面的原因了，将坠的病叶的斑斓，似乎也只能在极短时中相对，更何况是葱郁的呢。”这又似从谦抑转入伤感了。 《腊叶》文后写着“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鲁迅先生逝世是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我们记住这短短的十年岁月，再回过头来读《腊叶》第三节中的“将坠的病叶的斑烂，似乎也只能在极短时中相对，”在这对“爱我者”深自谦抑与伤感的口吻中，不觉令人大有所悟，仿佛鲁迅先生真是预言家，预言家不但透达人情物理，连他自身的将来也早已看得清清楚楚的了。 [book_title]杨贵妃 关于鲁迅先生的未完成的作品，似乎已经有人提到，手边没有书籍，不能确切征引。其中以剧本《杨贵妃》为最令人可惜。 鲁迅先生对于唐代的文化，也和他对于汉、魏、六朝的文化一样，具有深切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有许多望古遥集的学者或收藏家，不是说三代以下的文章不足观，便是说史汉以下无好文章，他们甚至以为唐碑不算古碑，唐代的遗物不算古物；鲁迅先生是受过近代科学训练的人，对于某一时代的爱憎，丝毫没有这种不合理的偏见。 他觉得唐代的文化观念，很可以做我们现代的参考。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的崇拜或轻易的唾弃。这正是我们目前急切需要的态度。 拿这深切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作背景，衬托出一件可歌可泣的故事，以近代恋爱心理学的研究结果作线索：这便是鲁迅先生在民国十年左右计划着的剧本《杨贵妃》。 鲁迅先生的原计划是三幕，每幕都用一个词牌为名，我还记得它的第三幕是“雨淋铃”。而且据作者的解说，长生殿是为救济情爱逐渐稀淡而不得不有的一个场面。除此以外，先生曾和我谈过许多片段计划，但我现在都说不上来了。 所感到缺憾的只是鲁迅先生还须到西安去体味一下实地的风光。计划完成以后，久久没有动笔，原因就在这里。 恰巧西安讲学的机会来了。鲁迅先生那时几已十年没有旅行，又因本有体味一下唐代故都生活的计划，所以即刻答应了西北大学的邀请。 我们以火车为交通工具，起于北平止于陕州，以后便是一天旅行数十里至多一百里的黄河船了。我们在黄河船上望见灵宝城，濯濯的邱陵上现出一丛绿树。我已经受了感动，对鲁迅先生说： “宜乎美人出生在这里了。” 鲁迅先生静静的望着，没有甚么表示。我知道先生的脾气，没有表示或者是大有所感，或者是毫无所感，决不是有了平平常常的感想。 到了西安以后，我们发现了一种极平凡的植物，为数实在可观，几乎家家园子里都有的，便是白色的木槿花。木槿花本是极平凡的植物，但在别处只看见一株两株，而且是红色的居多，从未有像西安的木槿花那样白色的一片。我也已经受了感动，对鲁迅先生说： “将来《杨贵妃》的背景中，应该有一片白色木槿花。” 鲁迅先生静静的望着我，没有甚么表示。这时候我渐渐有了警觉，担心着《杨贵妃》的计划难免会有根本的变动了。我们看大小雁塔，看曲江，看灞桥，看碑林，看各家古董铺，多少都有一点收获。在我已觉得相当满意，但一叩问鲁迅先生的意见，果然在我意中也出我意外地答覆我说： “我不但甚么印象也没有得到，反而把我原有的一点印象也打破了！” 鲁迅先生少与实际社会往还，也少与真正自然接近，许多印象都从白纸黑字得来。在先生给我的几封信中，尝谈到这一点。 从白纸黑字中所得的材料，构成了一个完美的第一印象；如果第二印象的材料也由白纸黑字中得来，这个第二印象一定有加强或修正第一印象的价值；但是如果第二印象的材料来自真正自然或实际社会，那么它的加强或修正第一印象的价值或者要大大的减低，甚至会大大的破坏第一印象的完美也是可能的。 对于鲁迅先生的失望，我想第一步或者可以适用这样一个解释。 鲁迅先生怕看《黛玉葬花》这一类戏，他对我说过，就为的不愿破坏他那从白纸黑字得来的完美的第一印象。那么真实的灵宝城等等，怎么会不破坏他那想象中的“杨贵妃”的完美呢？ 其次，那时的西安也的确残破得可以。残破还不要紧，其间因为人事有所未尽而呈现着复杂，颓唐，零乱等等征象，耳目所接触的几无一不是这些，又怎么会不破坏他那想象中的“杨贵妃”的完美呢？ 在我们的归途中，鲁迅先生几乎完全决定无意再写《杨贵妃》了。所以严格的说：《杨贵妃》并不是未完稿，实在只是一个腹稿。这个腹稿如果作者仍有动笔的意思，或者可以说，因到西安而被破坏的印象仍有复归完美的事实，那么《杨贵妃》在作者逝世前共十二三年的长时间内，不是没有写作的机会。可见那一次完美印象的破坏一定是相当厉害的了。 鲁迅先生在西安，没有得到甚么新的激刺。我们都想找一点新花样来提起大家的兴趣。那时西安的鸦片不但没有禁绝，而且还相当的通行。鲁迅先生忽然愿意尝一尝异味。原来前辈的诗人如波特来尔，并世的文人如柯克多，都曾用麻醉剂来获得灵感，因此灵感而写出好的诗文。鲁迅先生对于医药有研究，常说鸦片原是极有价值的药品，不济的人却拿来当饭吃，自然只有死路一条。他为获得灵感，也为尝尝异味，于是决定访求。 同学张辛南兄在省署任秘书，西安方言读秘书曰“密夫”，他的交游是四通八达的，有的军官家里据说常常有三四套烟具，我于是托“张密夫”设法。鲁迅先生说他幼时曾在尊长的烟具旁盘桓过，但始终没有尝过烟味，我自己也是一样，所以我们都抱着好奇的心理。 那一天我是完全失败了，我觉得烟嘴太口，与纸烟雪茄过分悬殊，吸着极不方便，浅尝以后便放下了。鲁迅先生吸得还算顺利，吸完以后静静的等候灵感的来临，不料竟像扶乩一样，那一天灵感没有降坛。我问先生结果怎样，先生却失望地答覆我说： “有些苦味！” 我知道鲁迅先生也失败了。 万一那一天我们居然成功，那么《杨贵妃》也许早就问世了。 [book_title]惜别 读了许景宋先生在第六卷四期《抗战文艺》上《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以后，我很觉得感奋。鲁迅先生和我们永别已四年了，第一念好似已经有了四十年；但是无怪的，我们在这四年里面，做了多少照耀史册的大事，不但抵得了平时的四十年，也许抵得了迂回曲折、踟躇不前的四百年。但是第二念，好似只隔了四日，因为鲁迅先生的声音笑貌都在眼前，他的遗训像耳提面命一般的促醒我们努力，说四日已经太多了，鲁迅先生实在并没有离开我们。 这篇的题目我写上了“惜别”两字，主要的意思是在提到藤野先生的《惜别》一节，其次才是我们和鲁迅先生一别四年的“惜别”。 藤野先生给鲁迅先生印象之深，似乎连藤野先生自己也不大了然。记得我们的报纸上曾经译过东京记者访问藤野先生的一篇记事，叙述藤野先生不但几乎忘记了三十年前曾有这样一位中国学生，连他赠给鲁迅先生一张相片的事也忘记了，以为也许是他那去世已久的太太经手代赠的。这可不然，我在鲁迅先生的书斋中，清清楚楚的看见在这张相片的背面，有藤野先生亲笔的“惜别”两字。藤野先生的清癯谨厚的面容，戴着近视眼镜，留着短短的头发，都还在我的记忆之中。鲁迅先生去世以后，我去拜望周老太太，并去瞻仰鲁迅先生所谓“老虎尾巴”式的书斋，还看见这张藤野先生的相片。 辛亥革命时代绍兴的都督名“王金发”，同时还有两个要人名“黄介卿”和“黄竞白”。绍兴方言“王”和“黄”二字一样读作“王”，所以当时有“反对三王”的口号。关于“反对三王”，一则由于革命者的幼稚，再则由于封建势力的反动，鲁迅先生似乎曾在文字中解释过。 鲁迅先生任师范学校校长，诚如许景宋先生文中所说：“是当局对前任校长不满意，要他来继任之后，可以从办交代中，找出前校长的错处，做一个堂堂的处理的。”这位前任校长，是杜海生先生，民国十五年左右曾任开明书店的经理，开明出版的书籍中还有“发行人杜海生”等等字样。 所谓“当局对前任校长不满意”的原因，是一般青年革命者认为杜先生在秋先烈瑾殉难的时候，站在可以援救的地位而不援救。但在鲁迅先生的看法，杜先生未必有援救的力量，援救了也未必有效，不援救也决不应该在交代的时候借故报复，所以鲁迅先生没有遵照当局的意旨，在交代中任意挑剔。 许景宋先生说：“在绍兴尚未光复之前，人心浮动，先生曾经召集了全校学生们，整队出发，在市面上游行了一通来镇静人心，结果大家当作革命军已经来了，成为唾手而得的绍兴光复。”我回忆了许久，要想找寻迁批“整队出发”的全校学生们当时所用的名义，最后才记出是一个颇为特别的“武装演说队”。 武装演说队将要出发的时候，鲁迅先生会有一段简单的训话，当时同学中有一位当队长的请问先生：“万一有人拦阻便怎样？”鲁迅先生正颜厉色的答复他说：“你手上的指挥刀作甚么用的？”那时学校用的指挥刀都没有“出口”，用处虽不在杀人，但当作鞭子用来打人也就够厉害的，结果游行一趟直到回校没有遇着抵抗。这就是同衢张贴“溥仪逃，弈劻被逮！”的大新闻，绍兴成立军政府那一天；都督王金发到绍兴还在这以后约五天左右。 关于秋先烈，许景宋先生文中说：“假使赶快款待餐饭，也会风平浪静地化险为夷。”鲁迅先生常说，秋先烈加入吃饭，如果只添一客饭菜，一定是吃不够的。这事一方面表示日本人的食量小和寒酸，一方面表示秋先烈的健康。秋先烈就义时代的一般空气，鲁迅先生在小说《药》中表现出来。《药》的主人翁名“夏瑜”，就是隐射“秋瑾”二字。《药》的篇末，烈士墓上发现花圈，这在当时也是事实。浙江一带学校的学生，争向秋女侠墓前瞻礼。花圈在当时是极时髦的礼物，一般人决不了解的，在垒垒荒冢之中，竟有一处着了花圈，不但一般人不解，即先烈的母亲也以为这是先烈显圣。 鲁迅先生对太炎先生的敬礼始终不衰，有如许先生文中所述。也曾常常讲到太炎先生的性情行事。例如大扫除，警察总要把地板和天花板都起下来，弄得满屋凌乱。太炎先生气愤之余，就说这是日本人反对他著作，或则说日本人受了清室的委托，有意使他生活不安，不能作革命的事业。鲁迅先生那时是青年，态度比较客观，知道大扫除是挨户进行的事，决不是有意使章太炎先生受窘，心中是明白的，但也不与太炎先生抗争。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往往四五小时连着讲，夏天大赤膊，但不喝茶水，只是不断的抽烟。对面房间里住着刘申叔先生夫妇，为了辩论，太炎先生常常不穿衣服，闯进刘申叔先生房中去。 太炎先生最后一次到北平去，门徒们公宴席上，问起鲁迅先生，说：“豫才现在如何？”答说现在上海，颇被一般人疑为左倾分子。太炎先生点头说：“他一向研究俄国文学，这误会一定从俄国文学而起。”我曾在鲁迅先生书斋中看见一张太炎先生所书大条幅，上款只写“书赠豫才”四字，下题“章炳麟”。 因许文而引起的回忆止此，将来有机会再写。 [book_title]往事 鲁迅先生常说：“许多往事，知道的人浙渐少了，要是不赶紧写，实在是可惜的。”但是他的生活，永远在思想的斗争中，似乎无暇记述这些往事，他的愿望并没有充分地达到。现在却轮到我们来记述鲁迅先生的往事了。 鲁迅先生常常谈到几位同乡的先烈在火车中让坐的故事：那时国内还没有火车，而国人的礼貌却极周到；几位同乡的革命者，内有陈伯平先生，刚从中国东渡日本，鲁迅先生从东京到海口去接他们；上岸以后，换乘火车，同赴东京；诸先烈第一次与火车接触，以为火车内的规矩一定和房屋内一样，坐位有尊卑大小之别，必须互相逊让；但是到底哪些坐位是尊是大，哪些又是卑是小呢？还得从详研究。鲁迅先生已经提供了火车内不必让坐的意见，但是先烈们哪里肯依，仍然继续的研究和逊让。鲁迅先生正在心中忧虑着从事革命工作的人，连这一点社会的旧习惯都革不掉，将来如何担当国家大事？说时迟，那时快，火车一开，先烈们好几位都绊倒了。 这种故事，减少先烈们的神性，却增加他们的人性，同时也承认了不可磨灭的客观的历史性和时代性。我们现在对于鲁迅先生，记述他的生活，也该用这样的态度。 鲁迅先生的复仇观念最强烈，在日本时每于课余习些武艺，目的就在复仇。幼年被人蔑视与欺压，精种上铭刻着伤痕，发展而为复仇的观念。后来鲁迅先生回国，见仇人正患不名誉的重病，且已到了弥留；街谈巷议并传此人患病的部分已经脱落，有人在毛厕中发现。鲁迅先生只好苦笑，从此收拾起他那一把匕首。鲁迅先生常常从书架上拿下那把匕首来当裁纸刀用，刀壳是褐色木质的，壳外横封两道白色皮纸，像指环一般。据鲁迅先生解说，刀壳原为两片木头，只靠这两道皮纸的力最，才封成整个的刀壳。至于为甚么不用整片的木头，或用金属的钉子或圈子，使刀壳更为坚固呢？鲁迅先生说，因为希望它不坚固，所以只用两道皮纸；有时仇人相见，不及拔刀，只要带了刀壳刺去，刀壳自然分为两半飞开，任务就达成了。 鲁迅先生复仇的任务，虽只剩了一声苦笑，但关于匕首的解说，往往使他引动少年豪气，兴趣极为浓厚，如在微醺以后，更觉有声有色。我自己已经听过这故事的了，一天到先生书斋中去，看见桌上又放着匕首，许景宋先生等七八位青年在座。鲁迅先生说：“这故事你是听过了的，我又在这儿对着青年自称英雄了。” 民元以前鲁迅先生在绍兴中学校任学监。绍兴中学校那时还是“绍兴府学堂”。绍兴府共辖八县，各县籍的学生都有，各县籍的教职员也都有。绍兴的首县是山阴会稽。鲁迅先生是会稽人。因为同属首县，山阴会稽不分甚么畛域，两首县籍的人统称山会人。例如两县旅北平的会馆合在一处，曰“山会邑馆”，现称“兴兴县馆”。废府以后，山会两县合为绍兴县。但是两县和其他六县却常有畛域，在府学堂里，各县籍的教职员与各县籍的学生关系往往比较密切，鲁迅先生当初并不了然。他任学监，有奖惩学生之权。他的奖惩自然一凭客观的标准。但是他渐渐的发觉，凡开除某县学生的时候，必有某县教职员挤满了他的屋子，替被开除的学生向他求情。从此山会籍的学生犯了校规，他也要考虑一番，不但决不矫枉过直，偏偏严惩他们，而且鉴于各县教职员对于同乡学生的回护，他自己是山会籍人，山会籍的教职员又特别少，所以凡能从宽发落的他就尽量从宽发落。鲁迅先生待人处世，第一步总是厚重宽大，万一因为厚重宽大而上了当，别人对他太不厚实宽大时，他的还击的力量往往是很可观的。 上当以后的一个对策是还击，又一个对策是退却。绍兴府学堂的教职员们常常发起，星期日乘画舫到禹庙兰亭去游玩，鲁迅先生也就随喜他们。画舫的规模很宏大，有三舱、四舱、五舱的分别：每舱有明瓦，上有名人书画的遮阳。舱内有桌椅，有茶烟，也有厨房，鱼虾菜蔬沿途可以买到。人在画舫之内，宛如置身教室，如有不同，只是窗外的景物时时变换而已。 在这种逸豫优渥的环境中，人们最易联想到的是不正当的娱乐。画舫里面本备有各种博具，只要乘客一开口，就可以拿出来玩耍。这群教职员当中，只有鲁迅先生没有辫子。消息传到城里，说画舫中还有一个和尚，社会间即刻想到府学堂的教职员们借游山水为名而在画舫中赌博。鲁迅先生上当之余，只有退却。从此他不再随喜他们乘画舫游山水了。 所谓“和尚”者，那时的装束与真正的“和尚”也不完全相似。许多留日回国的学生，为适应国内的环境，每每套上一支假辫子。那些没出息的，觉得这样还不够，必须隔两三天到理发馆为假辫子理头发，擦油，使人骤然看不出辫子的真假。 鲁迅先生是一个革命者，当然决不肯套假辫子，头发也不常理，平时总是比现在一般所谓平头的更长约五分的乱簇簇的一团。胡子是已经留了的。身上有时穿西服，有时穿长袍。所谓长袍者，大抵是灰布的：冬天是灰布棉袍，春秋是灰布夹袍，初夏是灰布大褂，夏天是白色竹布或洋布大褂。裤子大抵是西服式的。皮鞋是东方式的，像现在军服中的皮鞋，黑色而无带，便于穿脱。 此外，鲁迅先生常常拿一根手杖，就是《阿Q正传》中所谓哭丧棒。下雨天，仿照西人的方式用布伞，不用那时一般社会通用的油纸伞。皮鞋原可两用，雨天不再用那时一般社会通用的钉靴或钉鞋，也还没有现在一般社会适用的套鞋橡皮。“和尚”的装束大致如此。 我认识鲁迅先生已历三十年，总觉得三十年来，鲁迅先生的性情乃至像貌，都没有多少变更。面色也许略现苍白，那是因为少见日光，或多抽了烟卷，决不是因为年老。这个看法也和鲁迅先生及他的家人提过，他们都相当同意。有一天鲁迅先生出示当时的相片，到底相差二三十年，我才不敢绝对坚持我自己的看法。 [book_title]鲁迅先生的少年时代 ——在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会讲 纪念鲁迅先生，我想，最好用学术演讲。今天有曹靖华先生讲“鲁迅与翻译”，郭沬若先生讲“鲁迅与王国维”，都是极有价值的演讲。中间夹着一节由我报告《鲁迅先生的少年时代》，我希望时间越短越好。将来鲁迅先生的传记材料日渐完备，传记作品日渐增加，在纪念会上我们可以不需要这一项节目了。 “鲁迅先生的少年时代”——筹备会交给我这个题目的时候，觉得自己也不大清楚；即有些须，也未经组织，所以报告时只能选择几件小事情谈一谈。 鲁迅先生幼年时的家景很清寒，这是在他的作品中有好几处提到的。至于所以清寒的原因，鲁迅先生自己和其他学人似乎尚少讲到。我从绍兴的老辈口述中，知道一些含混的材料；在鲁迅先生生前，因为他不大愿谈家事，我不好详细问他；而其他文字的记载，至今还没有见过。 鲁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先生，是当时的名进士，为翰林院编修。李莼客先生的《越缦堂日记》中常提到他。因为当时的苏州，有他许多文化界的朋友，他常常寓居苏州。据说某年的江苏乡试，主考官是周福清先生的同年。苏州的绅士某君，有一子一侄，都要在这一年赴考。他请托周福清先生向主考官关说，周老先生似乎答应了，据说有他的一封亲笔信件，落在当时苏州府知府王可庄先生（仁堪）的手中。以后他老先生便遭受了一大连串的不幸：在苏州被捕，解送北京，长期监禁，险遭杀戮。直至清室的慈禧太后七十“万寿”才被大赦，已经是他的暮年了。 周老先生在北京受苦难的时候，他的绍兴家庭中所被波及的，就是出卖田产和房屋。北京消息到：今年秋审，老太爷恐遭不测了，如能速汇银两，尚可在上下各处打点。于是绍兴家庭中的田产和房屋赶紧出卖一部份，赶紧往北京汇款。这种事情大概每年必有一次。主持其事的是当时一位周府的少奶奶，绍兴东乡安桥头鲁府的小姐，也就是年享上寿至今还留在北平的周老太太，鲁迅先生的母亲。 鲁迅先生的父亲向未出仕，少年时就在家中卧病。鲁迅先生作品中谈到医药的问题很多，对于庸医也最痛恨，因为家庭正遭大不幸，同时还要受庸医的欺骗和剥削，“成对的蟋蛛”，“经霜的芦笋”，这类怪药名不知播弄了鲁迅先生多少次，从典质所得的少许金钱，千方百计的去求得这种决不能治病的怪药，换得的仍是鲁迅先生的父亲终于不救。鲁迅先生决定学医，与这个家庭情境亦有关系。 自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只说鲁迅先生学医的原因，我们现在至少已有三说：由于父病是一说；由于寻求放足方法是父一说（见许寿裳先生所编先生年谱），据我所知道还有一说是由于牙痛。鲁迅先生十四五岁时患牙痛，告于家中长者，得到的答覆是：“不害羞，还亏你自己说得出来！”从此他便忍痛不说，默默的自己研究，这是一件甚么秘密。等到略见概梗，方知旧社会传统的“无知识”的可怕，而新医学之值得研究。这一说，鲁迅先生生前曾和我谈过。 自绍兴到南京求学，在作品中曾提到只带八元钱，及在南京入陆师学堂等。至于何以选择南京的地点，据我所知，是因为在南京很有几位周氏的前辈，周椒生先生那时任南洋水师学堂提调就是一例。尝听鲁迅先生谈及南洋水师学堂提调还自己担任经学教授，督责学生背诵《左传》。记得鲁迅先生有一位族叔，至今还任海军官长，便是那时水师学堂的学生。 在日本求学时代，我只提三位鲁迅先生当年的同学，和一些极不重要的小事情。 一位是蒋观云先生（智由）。他的年辈比鲁迅先生略长，过从颇多，常到鲁迅先生宿舍中发种种议论。一天观云先生说：“人类可分长头种和圆头种两种，最近买到一顶西式帽子，戴着总不合式，觉得他们长头种的帽子，我们圆头种戴着是不会合式的。”这一通议论发完以后，少年们非常着急，相与担忧，说：“观云也许要回国作官去了，红缨帽是圆头种的帽子，戴着不是一定合式吗？”这可以见到当时少年革命队伍中防范的严密，一言一动都极留意。不过观云先生后来一直没有作官，他的议论扩而大之，至多也不过像今日所谓“中国本位文化”。民国以后，观云先生的哲嗣百器先生（尊簋）做了浙江的督军，观云先生年事渐高，更没有出任公务的意思，遂以诗酒终其身。 一位是许季茀先生（寿裳）。许先生的年辈与鲁迅先生相等，所学既相近，性情也相投，住处也在一起。《域外小说集》印成的时候，许先生帮忙最多。向章太炎先生学《说文》，聘俄国虚无党人习俄文，聘印度人学梵文，许先生似乎都在一起。许先生并代鲁迅先生将《域外小说集》运回上海，托某绸缎铺寄售，不幸某绸缎铺遭了火灾，多余的《域外小说集》都损失了。许先生的家况较好，鲁迅先生常说，许先生在求学时代，已经穿鼻烟色呢制成的西服了。鲁迅先生直到晚年，少年时代的同学还时时见面，情谊之厚不减当年，思想行动与少年时代无多出入的，恐怕只有许季茀先生一人。 还有一位是陈公侠先生（仪）。陈先生与鲁迅先生情谊之厚，几与许先生不相上下。不过陈先生学军事，回国以后又带兵，又主持中央军政，地方行政，工作的性质相差太远，过从便没有许先生那么多了。鲁迅先生度着战斗的生活，处处受绅士们的压迫。大学教授中绅士居多，使他不能好好的教书，批评家中绅士也多，使他不能好好的创作。被绅士们包围得水泄不通的时候，好像我们在敌机临空时想念防空洞一样，他常常会想念他的幼年同学时的好朋友，说：“不教书了，也不写文章了，到公侠那儿做‘营混子’去了！”我从前没有听见过“营混子”的名称，鲁迅先生给我解释，我想这也无非为要达到敢说敢笑、敢爱敢恨的无可奈何时的一个理想的无职业的职业而已。 今天暂时讲到这里为止，诸位，再见。 [book_title]托尼学说，魏晋文章 ——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杂感之一 从前刘半农先生赠给鲁迅先生一副联语，是“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当时的友朋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对。 所谓“托尼学说”，“托”是指托尔斯泰，“尼”是指尼采。这两个人都是十九世纪思想界的巨星，著作都极宏富，对于社会的影响都深而且大。鲁迅先生的思想之博大精微，自然与他们相比也很恰当。而鲁迅先生在学生时代，很受托、尼二家学说的影响。 鲁迅先生研究汉、魏、六朝思想文艺最有心得，而且他所凭藉的材料都是以前一般学人不甚注意的，例如小说，碑文，器铭等等。尤其对于碑文，他所手抄的可以说是南北朝现存碑文的全部，比任何一家搜集的都丰富。而且工作态度最为精审，《寰宇访碑录》和《续录》所收的他都用原拓本一一校勘过，改正许多差讹以外，还增出不少的材料。因此在他的写作上，特别受有魏晋文章的影响。 托、尼二家的学说，一般的说法，是正相反对的。尼采的超人论，推到极端，再加以有意无意的误解，在德国，便成了上次大战前的裴伦哈特的好战论，和这次纳粹主义的侵略论。鲁迅先生却特别欢喜他的文章，例如《萨拉图斯脱拉语录》，说是文字的刚劲，读起来有金石声。而他的学说的精髓，则在鼓励人类的生活，思想，文化，日渐向上，不长久停顿在琐屑的、卑鄙的，只注意于物质的生活之中。 至于托尔斯泰的大爱主义，那是导源于基督教的精神，与后来思想上的平民主义，民族自决主义，国际平等主义，都有精神上的联系。直到现在二次大战时的反侵略阵线，例如对于欧洲被侵略的各小国，虽然它们的军事势力已在国内早被侵略国家所摧毁，还尽量的设法支持它们反侵略的微薄势力，以期共同消灭侵略国家的暴力与野心，这还可以说与托尔斯泰的大爱主义有密切的关系。 托、尼学说的内容既有很大的不同，而鲁迅先生却同受他们的影响，这在现在看来，鲁迅先生确不像一个哲学家那样，也不像一个领导者那样，为别人了解与服从起见，一定要将学说组成一个系统，有意的避免种种的矛盾，不使有一点罅隙；所以他只是一个作家、学者，乃至思想家或批评家。 [book_title]鲁迅和我们 ——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杂感之二 鲁迅先生始终是一个作家、学者，乃至是一个思想家或批评家。他对于国家民族，对于社会，对于人类，都有热烈真诚的爱。而对方所以答覆他的，却只是冷淡。这也很平常，个人爱国家民族，爱社会，爱人类，原不一定希望对方有冷淡以外的其他答覆。鲁迅先生常说，他只会“吶喊”，意思是说，他绝不揭橥一个什么，大声疾呼曰：“道在是矣，大家都随着我来。”那是英雄，那是权威，那是领导者。他们所要求于对方的是信仰，是服从，是崇拜。他们对于国家民族，对于社会，对于人类，除了“爱”以外，还该加上一些别的东西。鲁迅先生自己知道不是他们，所以对于这些别的东西，据我的看法，他并不曾努力加以培餐，寻求或获得。对方答覆他的冷淡，他也并不介怀。 因为鲁迅先生是作家、学者，乃至思想家、批评家；他遗留给后人的是许多作品，他的全集早经出版；后人如将对他发生关系，最适当的凭藉便是他的全集。 如果也和鲁迅先生生前一样，对方凭藉了他的作品而答覆他的只是冷淡，那在鲁迅先生也不是意外；除了冷淡，还有赞成与反对：或反对多于赞成，或赞成多于反对；或先反对而后赞成，或先赞成而后反对，那在鲁迅先生也都不是意外。这都是可能的，也都是合理的。 反对之不足，而至于攻击；赞成之不足，而至于崇拜，这些在鲁迅先生生前也都有过，以文字问世的人对于这些答覆自是早在意中的。但或有未见作品而即加以攻击的，亦有未见作品而即加以崇拜的，鲁迅先生是最觉着怅惘而不知所可的了。 [book_title]鲁迅先生的几封信 鲁迅先生给我的信，如果都能保存起来，我想可以有一百来封。可惜民国十五年的京报事变，二十一年的上海战争，我都损失了不少书物，那些书物里面准有几十封鲁迅先生的信；加以平时不小心，居住无定处，因而散失的大概也不少。鲁迅先生去世以后，我粗疏的翻检了一下，只得到三封，大抵是早年的，现在重读一下，很引起些回忆。信上所标日期，一封是一月十一日，一封是六月十二日，一封是十月廿四日。这些日期，未必在同一年份，但照信中所述各事推断，总不出民国十一年或十二年。至于这三封信的先后，现在却没有法子确定了；我们姑且把它们算作同一年份的，然后照着月日的先后排下去吧。 一月十一日的一封是这样—— 伏园兄： 惠书已到，附上答王君笺，乞转寄，以了此一件事。 钦文兄小说已看过两遍，以写学生社会者为最好，乡村生活者次之；写工人之两篇，则近于失败。如加淘汰，可存二十六七篇，更严则可存二十三四篇。现在先存廿七篇，兄可先以交起孟，问其可收入文艺丛书否？而于阴历年底取回交我，我可于是后再加订正之。 总之此集决可出版，无论收入与否。但须小加整理而已。 《小白兔》一篇尚好，但所记状态及言论，过于了然（此等议论，我亦听到过），成集时易被注意，似须改得稍晦才是。又《传染病》一篇中记打针（注射）乃在屁股上，据我所知，当在大腿上，地位太有参差，岂现在针法已有改变乎？便中望一询为荷。 一月十一日夜，迅上。 信内所说“王君”不知是谁，所谓“了此一事”也不知是何事，现在完全记不得了。鲁迅先生对于一个少年作家态度的诚恳，和对于他的作品指导的精微周至，这封信真是一个极好的例。现在钦文先生著作等身了，鲁迅先生对他第一本集子的批评，无论在钦文先生或在我们一般人，实在是一件极可宝贵的材料。 六月十二日的一封是这样—— 伏园兄： 今天副镌上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只有不相干的两封信，莫非竟要依了钟孟公先生的“忠告”，逐渐停止了么？ 我以为那封信虽然也不失为言之成理的提议，但在变态的中国，很可以不依，可以变态的办理的。 先前登过的二十来篇文章，诚然是古怪的居多，和爱情定则的讨论无甚关系，但在别一方面，却可作参考，也有意外的价值。这不但可以给改革家看看，略为惊醒他们黄金色的好梦。而“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的左证”，也就是这些文章的价值之所在了。 我交际太少，能够使我和社会相通的，多靠着这类白纸上的黑字，所以于我实在是不为无益的东西。例如“教员就应该格外严办”、“主张爱情可以变迁，要小心你的老婆也会变心不爱你”之类，着想都非常有趣，令人看了茫茫然、惘惘然；倘无报章讨论，是一时不容易听到，不容易想到的，如果“至期截止”，杜塞了这些名言的发展地，岂不可惜。 钟先生还是脱不了旧思想，他以为丑，他就想遮盖住，殊不知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还在腐烂，倒不如不论好夕，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往时布袋和尚带着一个大口袋，装些零碎东西，一遇见人，便都倒在地上道：“看看，看看！”这举动虽然难免有些发疯的嫌疑，然而在现在却是大可师法的办法。 至于信中所谓揭出怪论来便使“青年出丑”，也不过是多虑，照目下的情形看，甲们以为可丑者，在乙们也许以为可宝，全不一定，正无须乎替别人如此操心，现且就在上面的一封信里，也已经有了反证了。 以上是我的意见：就是希望不截止。若夫究竟如何，那自然由你自定，我这些话，单是愿意作为一点鉴考罢了。 六月十二日，迅。 信中有几句引用的话，大抵是钟孟公先生来信的原文。钟孟公先生是谁，现在完全不记得了，或者当时也并不认识。“爱情定则的讨论”，在《晨报》副刊上连登了一两个月。当时我想试用观在的大众论坛一类方式，把这一个问题完全公开，文责由作者自负，让大家讨论个畅快。不料招来了许多责难：有的用买卖的立场，意谓“我们出钱买报，不愿意买这些谬论来看”；有的用道德的立场，意谓“这种谬论绝对不应享有公开发表的权利”；钟孟公先生的“忠告”大抵以不宜使“青年出丑”为词。鲁迅先生则是主张继续讨论的。 鲁迅先生并不一定要替那些谬人争言论自由，只是觉得这些谬论“可作参考，也有意外的价值”。鲁迅先生不大愿意和实际社会相接触，下一封信里还有更详细的解释；他在这封信里，只说“我交际太少，能够使我和社会相通的，多靠着这类白纸上的黑字，所以于我实在是不为无益的东西”。一方面他不主张遮盖丑恶，以为“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还在腐烂，倒不如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这实在也是思想言论自由的精义。我现在看起来，觉得鲁迅先生这一封信，似乎原是打算让我发表的，所以即使仍用信笺，文字却比平常通信丰腴些。不知怎样我当初没有想到，一压竟压了十五年，直到今日才公开出来。 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一封是这样—— 伏园兄： 昨天接两信，前后相差不过四点钟，而后信称前信曰“昨函”，然则前寄之一函，已为送之者压下一日矣，但好在并无关系，不过说说而已。 昨下午令部中信差将《小说史》上卷末尾送上，想已到。现续做之文，大有越做越长之势，上卷恐须再加入一篇，共原稿为八十六七叶，始可与下卷平均，现拟加之篇姑且不送上，略看排好后之情形再定耳。 昨函谓一撮毛君及其夫人拟见访，甚感甚感。但记得我已曾将定例声明，即一者不再与新认识的人往还，二者不再与陌生人认识。我与一撮毛君认识大约已在四五年前，其时还在真正“章小人（Nin）”时代，当然不能算新，则倘蒙枉顾，自然决不能稍说魇话。然于其夫人则确系陌生，见之即与定例第二项违反，所以深望代为辞谢，至托至托。此事并无他种坏主意，无非熟人一多，世务亦随之而加，于其在病院也有关心之义务，而偶或相遇也又必当有恭敬鞠躬之行为，此种虽系小事，但亦为“天下从此多事”之一分子，故不如消声匿迹之为愈耳。 树人上。十月廿四日。 再者，廿三函及书皮标本顷亦已到。我想不必客气，即用皇帝所用之黄色可也，今附上，余者暂存，俟面缴。 面上印字之样子，拟亦自定一款式，容迟日奉上，意者尚不急急也。 树又上。廿四。 第二信中，鲁迅先生已自谓“交际太少”；第三信中，乃把不愿交际的原因详细解释。“定例”两条，“世务亦随之而加”的例证两事，都是极新颖又极深刻的。鲁迅先生不骛虚名，也不愿有虚应酬；有时别人以为还在虚应酬的阶段，他却早把别人当成真朋友了，于是乎有苦痛，于是乎有愤怒。鲁迅先生把这些不必消耗的时间和精神节省下来，专注意民族国家的根本问题，不是研究，便是创作，几乎可以说他是没有私生活的。 我希望此后还能找出几封来，送请许广平先生拍照，因为许广平先生最近征集鲁迅先生书信，以备将来“整理成册，公于大众”。我也觉得这是一件重要的事。许先生在启事上说：“现已开始负责收集，凡藏有先生亲笔书信者，望挂号寄下，由广平依原信拍照后，负责寄还。如肯把原信和先生的遗稿遗物永存纪念，愿不收回，当更为感谢。此为完成先生的文学遗产的工作之一，受惠者不特一人，想定为诸位所热心赞助。寄件祈交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周建人转交为祷。”我特把这一节文字转钞在这里，希望这件事业及早完成，得见鲁迅先生书信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