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鲁迅回忆录 [book_author]许广平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传记,完结 [book_length]94294 [book_dec]现代作家回忆录。许广平著。初载1960年《新观察》杂志第3期至第13期。北京作家出版社1961年5月初版单行本。回忆录记述了鲁迅的生平、斗争和日常生活,有鲁迅早年的生活经历、十月革命和苏联文学对他的影响。也记述了鲁迅在“围剿”和反“围剿”斗争,在激烈的阶级斗争风暴中的战斗历程。显示了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回忆录也生动地记述了鲁迅在友情、家庭生活中的风貌。回忆录所描写的许多史实和背景,长期以来成为广大读者深入地认识鲁迅、了解鲁迅、以及研究者进行研究的重要参考。 [book_img]Z_7210.jpg [book_title]前言 许多朋友鼓励我写些回忆之类的东西。有些借参考书给我看；有些要我想起什么就写什么，然后加以选择和安排；还有些叫我先写个大纲，再加以叙说；更有人提出照我以前写过的《欣慰的纪念》和《关于鲁迅的生活》那两本小书的内容加以扩充。凡这些，都使我感动于对文化事业的关怀而鞭策自己。同时，又因鲁迅逝世已经二十三年了，虽则音容宛在，但总觉言行多所忘记了。为着对历史的忠实，为着对读者的负责，都不应孟浪而为，因此颇感苦恼。 大跃进的精神感召了我；“十一”献礼的汹涌热潮又鞭策着我；在总路线多快好省的号召下，鼓舞起我的干劲；工人阶级大无畏的坚决创造意志又不断做我的榜样，于是就下定决心试试写作了。先在城外找个地方安静下来。 从7月13日—8月13日的一个月期间，用在阅读鲁迅的日记、著作等方面，旁及一些有关鲁迅著作的言论，另外还看了些世界名人的回忆。很快地书未看完就过去了一个月，再拖下去怎么得了？就是这点不成熟的准备也写作，尽行工作罢，不能再拖了。写作开始于8月半，到9月20日就又停止工作了，回到城内参加些社会活动，这就是每个人都欢欣鼓舞想把自己投入一份去的国庆前后的许多工作。到10月底才又抽身回到城外，静下来，花了些准备工作的时间，又继续进行写了。到11月底，初稿算全部写完，共十三节。自己从头一看：时代虽大致略有先后之分，但有些事情带连锁性的，就须一次写完在一个节目里，所以其实也分得不太清楚的。（又，他们的许多建议中，我采取了和我一起工作的王永昌同志交谈方式，在散步中谈谈鲁迅生平事迹，引起回忆，再从谈话中整理出几项要目。）这就是现在所写的，但这还是不够得很的。 从这回的写作来说，使我深深学到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创作方法）。我这本小书，首先得到许多同志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他们重视这一项工作，关心指出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了。就只恨自己限于能力，未能多所体会而写出来的还是自觉离满意还甚远。原因是自己一方面体力不够，初时进度太快，每日可四五千字，本打算“十一”前完稿的，但血压马上升到240度，头昏脑胀，这样将不能继续工作下去。不得已乃变更办法，拖长下来，所以到11月底才完工。其间实际执笔，不过两个多月。以如此严肃的工作，而我只做到“快、省”二字，离“多、好”实远甚了。幸而重温了一个多月的书，稍稍引起回忆，动笔起来，极力去芜存精。对年代时日，又多借重于原来著作，但仍难免挂一漏万之讥或拾了芝麻忘了西瓜之叹。那是因自己原本不善写作，文艺性又很不够，写起来平铺直叙，历史事实也难于做到波澜壮阔。可能看起来未能满足读者希望的。 又，本书没有大段的对鲁迅说话的记录，好在这些大段的话，都在鲁迅著作或给朋友的通讯里尽言无隐，在家庭生活中倒不是讲整套话的时候了。自然，朋友们来，也有些材料，但我又尽力避免多提及自己，免于总是些家庭琐碎，失却主题意义。因为每每朋友一来，我就张罗些家务：或添菜吃饭，或看顾小孩之类，往往听到片言只语，未必能全，时日一长，便多忘记了。因是历史事实，不能马虎出之，所以一些比较找不到引证，就是有些记得，也从略了。而友人接洽的有关左联之类的事项，则以遵守铁的纪律，我不便与闻，因而未能详说其中情况。不过从我看来，鲁迅在上海时期的工作是严肃的。对党的关怀热爱，是推崇到最高点的。自己无时无刻不是以当一个“小兵”的态度自处。就是对左联工作，他也不是独自擅尊的，处处请求明甫（茅盾）先生一同商议，再听从党作最后决定。即接见外国记者，也常常和明甫先生一同见面。他寤寐以求的是如何为党增加力量，为党的工作多添些人手来。因为极望人多，他就对青年的培植爱护的热诚过重，有时难免选择方面疏忽了些。致使希望有为的转而成为失望的也往往有之了。然终不失其坚决自觉。在大关节处，他始终是遵循着党的方针、路线行事的。这是鲁迅的优点，也就是笔者所见于鲁迅的最重要的回忆！其他如对文学遗产问题，对文学改革问题等等和许多有关政治、社会、科学、文化的杂文问题，读者可从鲁迅著作找寻，我在此就从略了。 回想鲁迅的写作，从不马虎从事，处处为了于社会有益，于人民有好处而着笔的。即一人一事，他也如此。比如他曾经说过要出一本名《五讲三嘘集》的书，而且也曾对我说：这书名正好和《南腔北调集》作一联对；和《伪自由书》之对《准风月谈》，《三闲》之对《二心》，《朝花夕拾》之对《故事新编》，《呐喊》之对《彷徨》一样的工整巧合的。然而这《五讲三嘘》的“三嘘”实在觉得写了未必于社会、人民有何影响而终于放手了罢。似这等审慎，则我对于他的生平，尤其后十年在上海的一切，实在写得很潦草不够了，对鲁迅严肃写作的态度也差得远了。 幸而时代已不同了，今天已不是个人关起门来写作的时候了，向群众学习，做党和毛主席的忠实的小学生，总会走向较小的错误的。 我于是以此献于纪念“十一”和读者之前。 1959年11月24日写完 [book_title]一、从“五四”到“三一八” 从1925年8月到1926年8月这一阶段，是中国革命普遍深入到各方面的一个大时代。在北京，有三一八惨案；在上海，有五卅惨案；在广州，有沙基惨案。可以说，从国内到国外都有关连的大事件，也是有良心的人民每个人都深深感觉到切肤之痛的救亡图存的一次紧迫工作。鲁迅在这一年经历了不平常的有生以来前所未感受到的内忧外患最严厉的考验。通过这一个考验，他看到了中国人民的不可救药的一面，如卖国政府、正人君子等等。但他也亲身投入了另一面的行列里，如反抗卖国政府、正人君子之流的，明的、暗的、软的、硬的、欺骗利诱的、卑鄙可耻的勾当。这当口，软弱的虫豸似的，一些羊样的凶兽或凶兽样的羊的人们，眼看一个个的倒下去了，惟独鲁迅和他同样见解的不甘屈服的人们、青年们，在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领导着中国人民组成一条看不见边际的无量广阔的洪流，奔向前去。 作为一个学生，作为当时的一个女青年，我幸得厕身其间，看到鲁迅怎样以大无畏的精神，蓬勃不可一世的气概，投身于大运动的行列里，鼓舞着大众，指明出路标，使每个真的勇士，更加勇猛直前。 阻力是有的。首先，知识分子中的卖身投靠者们就加以非议说“天下有闲事，有人管闲事”之类，来攻击爱国不甘箴默的、起来打破窗子突围冲击的人们。以鲁迅为代言人，向他们斥辩。指出“我现在觉得世上是仿佛没有所谓闲事的，有人来管，便都和自己有点关系，即便是爱人类，也因为自己是人。”（见《华盖集续编》：《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这些把国家大事、群众得失看作“闲事”的先生们，其实就不能算是人，因为他们既把群众的事，看作等闲视之，也就把这“事”置身事外，脱离群众要求，而为反动统治阶级帮闲服务了。这是“三一八”惨案发生前两个月的气候，一批反动的知识分子的心声的暴露。杀机早已萌芽，而为后来杀人者预留余地的一种姿态。 “你们做事不要碰壁”，这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中的压迫学生的杨荫榆派教员向学生群众的警告，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把戏：“自投罗网”、自行失足落水”的一种杀了人还不认账，美其名曰“自愿”“自碰”的鬼把戏。我直截了当地答复他们“杨先生就是壁！”即压迫者预置的一堵墙，不许他人逾越，你如果往前迈进了一步，就是“碰壁”，就该十恶不赦，死有余辜！但我们要生存、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见《华盖集》：《忽然想到（六）》）。 当时的青年运动，当时的爱国救亡运动，凡我们认为人的行为，认为人类所当为的，都被反动阶级看作闲事一桩，无关紧要。再要反抗，便是自寻绝路。也就是“壁”已树立，你们寸步难移，不许乱动了。 这时鲁迅的回答是“我还不能带住！”教导学生要“壕堑战”；要不作无益牺牲；要“准备‘钻网’的法子”；“如果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倘使敌人“‘用阴谋’与‘装死’”来对付，事情是僵持下去，拖下去不容易解决了，则“已没有中庸之法”。在这里，鲁迅启示给青年的战术是：“随时用质直的方法对待。”（见《两地书》）这个教育，这个指示，非但平时反抗用得着，就是战时军事上也运用得着，暗暗符合于解放战争的获得胜利，有名的坑道战运用到朝鲜前线也使敌人胆寒力竭，俯首就范。这不是说，鲁迅会那么预见，能料到解放战与反侵略战的种种成因后果，对付方法。而是一切压迫者、被压迫者从你死我活中得出的经验，战斗可操胜券的不易的真理。 鲁迅是一个战士，指挥者是党，是党的领导。他只担任一方面—思想上的方面，如同党的宣传部的一员。他时刻想着如何才能尽力做好宣传，唤起群众的工作。虽然那时党没有明确给予他责任，但真理只有一个，这就是：遵革命之命的文学。 他叫青年“少看中国书……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见《青年必读书》）。 胡乱行动也不妥当，就要懂得什么是可行、应行的。于是他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见《通信①》） 他自己也承认：“这种迂远而且渺茫的意见，自己也觉得是可叹的。”（见《通信①》） 但读者也不要忘记了时代，拿我们现在的眼光、环境来设想，问鲁迅当时为什么就不直接参加党的活动？党的活动，包括工农兵大众，以及其他一切群众。鲁迅做思想工作，专门向知识分子以及他周围的群众说话，是整个与局部的不同，而局部有时也影响到整个的局面。鲁迅长期以来是这样做了。用他那匕首、投枪，向周围黑暗势力—他所最熟知的—冲锋陷阵。首先解除人们的顾虑，要“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见《忽然想到（五至六）》） 胡风之流的反动和歪曲，借鲁迅的话达到他蒙蔽青年的目的，就是把1925年的时代，搬到解放之后了。那就变成了违反时代，远离事实，借鲁迅之名行反动之实。 还是这一年5月的杂感上，鲁迅以无比的热爱，爱现在，“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要以“勇者愤怒”的心情，向不合理的社会奋斗，要再接再厉的行动，向旧社会作不容情的斗争。如果是真的爱“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见《华盖集》） 在《北京通信》里，他答复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时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又说：“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这个道理，到现在还是需要的。我们党领导大家，号召增产节约，不是叫人们不要丝毫的有意或无意的浪费？有意义地，也就是除自己活了，还是想到大家要活，世界上人都要合理地活下去吗？这是多么伟大的心怀，多么热爱着人间世？ 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黑暗的现实。但对于手无寸铁的青年遭受到迫压的时候，是如何伤痛了他的心。他屡次召告青年不要去请愿。现实的残酷性就是一个学校，如女师大，叫做当时的最高学府了，也还遭到堂堂的教育部长章士钊下令其司长刘百昭引领警察及打手和雇用流氓女丐殴打学生出校，禁闭在补习学校空屋中的事件。记得这时我也在学校里和同学们一起享受共同的命运。但眼看着同学们像货物一样被拖走，像罪犯一样挨打，痛哭失声的惨无人道的这一幕活剧之后，我就离开了学校，随即跑向北大学生会告急。连夜开紧急会议，向各界呼吁。待到伪官方在囚禁的人们中查点人数找不着我的消息在报纸上登出，鲁迅对于一时得不着信息的我们几个人是如何焦躁，如何派亲信向各方寻找。至于章（士钊）杨（荫榆）则不顾青年学生远道求学，离乡背井的困难的。他们惟恐拔不去眼中钉，惟恐“啸聚学校”（他们的话），不易达到他们解散目的，正在设法叫两个警察押一个，押解被开除学生六人回籍。试想想，这六个学生，为了学校之事，却要活演“林冲刺配沧州”的一幕，这倒行逆施能不叫天下英雄气愤！学生们就在补习学校悲愤填膺的时候，在校外奔走活动的几个人，这时就走投无路。平日过从很密的亲友，有些也怕惹事拒绝招待了。这时鲁迅就担当起来，说：“来我这里不怕！”如是我就在现今故居的南屋，和老同学许羡苏住在一起，躲过了最紧急的几天。事后听到：有几个警察也来过西三条胡同，被鲁迅先生挡走了，这搜捕是多么周密呀！ 革命最快收效的是火与剑。要有党，这鲁迅是知道的。而他最丰富具备的是热情，是革命文学者的热情。我们只要翻开《回忆高尔基》那本书，就知道一个革命文学家的高尔基对人是多么热情，对朋友们诉说的生活艰苦是多么爱洒一掬同情之泪，就像孩子一样地时常眼泪盈眶。鲁迅虽然比较能克制些，但常常因为得不到青年们的近况而焦虑烦恼不安，我是每每也为之不安的。更其读到他《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的哀悼文字，真是一字一泪，用血和泪写出心坎里的哀痛，人间至情的文字。这流露于作者和读者的同声一哭，正是不甘屈服起而抗争奋斗的呼声。是唤起“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知道死尸的沉重”，急起奋斗的宣言。 请愿的事，列宁敬爱的哥哥亚历山大做大学生时，曾经和同学们在沙皇的时代做过；后来因参加谋刺沙皇而遭到逮捕并被判处死刑。“这个不幸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受到了深刻的影响，使他受到了锻炼，使他更加认真地去思考革命所应该走的道路。”（见《亲属忆列宁》）所以列宁主义的党是不选择这条道路的。鲁迅对暗杀的事是不赞成的（见《两地书》）。请愿的事，也“一向就不以为然的。”因为“知道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这是《华盖集·空谈》中，鲁迅一系列沉痛的抗议中继《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记念刘和珍君》而说的。但我们照例还是不断地请愿、请愿。我还忆起“三一八”那天的清早，我把手头抄完的《小说旧闻钞》送到鲁迅先生寓处。我知道他的脾气是要用最短的时间，做好预定的工作的。在大队集合前还有些许时间让我送去。放下了抄稿，我就连忙要走，鲁迅问我：“为什么这样匆促？”我说：“要去请愿！”鲁迅就讽刺地说：“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那明显是先生挽留的话，学生不好执拗，我只得在鲁迅故居的南屋抄起来。写着写着，到十点多就有人来报讯，说铁狮子胡同段执政府前关起两边铁门拿机关枪向群众扫射，死伤多少还不知道。我立刻放下笔跑回学校。第二天，我们同甘苦、共患难的斗士刘和珍和杨德群活生生地被打成僵硬的尸体了，真是人间何世？ 鲁迅在《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了如下的几个不寻常的字：“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见《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这是向压迫者反抗的最有力的宣言。 然而，丧心病狂的论客们，却想用血来替主人洗涤，吐出跟着主人摇尾乞怜的狗嘴的话说：“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无怪鲁迅掷给他们以这样的厌恶词句：“3月18日段政府惨杀徒手请愿的市民和学生的事，本已言语道断，只使我们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见《死地》） 在悼念刘和珍君的时候，鲁迅复以激昂慷慨的陈词，号召青年、革命者：“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见《记念刘和珍君》）果然继“三一八”之后有“一·二九”运动，有党所领导获至彻底胜利的抗日战争和反抗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这时的鲁迅在现实面前，已不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时期的自感于个人力量微弱，莫谈国事的空气下，作三缄其口的消极态度，躲在一角抄抄古碑，写写字，钻到钻研碑帖方面上去了。我们并不否认，鲁迅在整理旧文学上，从碑帖、拓本、汉魏六朝墓志、石刻等里面可以发掘出许多有用的东西，为研究中国字体的变迁，久久欲执笔的《中国字体变迁史》和为整理中国唐宋以来的文化、社会风俗习惯、生活进展而另辟途径是费了他积年累月的不少心血的。这心血一直没有着落，以后终他的一生也对碑帖等再没有机会下手，至今对于这项研究工作可说还留空白，自是可惜。但有更急迫的需要，这早已被《新青年》时代取而代之的，就是他不再沉浸于抄古碑而代以写《阿Q正传》……等等即是。但也不要忽略了，鲁迅晚年在上海，当白色恐怖达到了极点的时候，他又想起了那久蓄心中的工作，也还是断续地向河南等地托人找寻资料，来完成他计划已久而未实现的心愿：写《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字体变迁史》。 就从这一时期起，鲁迅的生活变了，他的人生观变了。由于参加到群众斗争中去，他在群众中生长，更加坚定，结束了独自彷徨的荷戟者生活而参与到人海的潮流中，以至走到广东大革命的时代里，又由广东到上海，直接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左联和各种革命工作，作为时代中的冲锋陷阵的一个小兵而出现。 这个时代的关系，在鲁迅来说，是一条红线贯穿到他的末期，1936年10月19日为止的一个时代。 自然，这条红线在鲁迅来说，也只不过是为了便于说明他这一时期的工作而划分的，至少是在我这一方面就自己所能了解，体会到的来说。当然，广义的说，则鲁迅的从医学转到文学上来，就早已萌蘖着他的一贯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运动。五四以后的以李大钊先烈为首的新文化运动等等，都是中国人民急迫需要的药。 时局的推移愈甚，人民的四处寻求偏方、验方、灵方、圣药愈益迫切，就希望有那么一种药到病除的经验良方。可以行之有效的，即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鲁迅坚决不移的跟着看到将来，看到必然胜利，看到这一胜利的将来是属于我们的而益加鼓足干劲，毫不休止地工作着。 但空间是有一定的，这时期丢开了搜集石刻而代以崭新的内容，在1925年从鲁迅的思想领域上看到他所读的书有：《新俄文学之曙光期》《俄国现代的思潮及文学》《新俄美术大观》《革命与文学》等。和1926年还未出北京时看到的《无产者文化论》《无产阶级艺术论》，以及冠以露西亚、新俄等字的书，与线装本的中国书籍占着同一个地位。（参看1925—1926年日记的书账）这和未名社出版《苏俄文艺论战》《烟袋》《四十一》等书、介绍新思潮在同一时期。正如鲁迅向人们说的：寻求“新生力量”而以苏联的成就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可以说已逐渐从向往走向初步认识了吧。希望做一点什么事的人，也颇有几个，报纸杂志，也逐渐热闹起来了。诚如鲁迅自己说的：“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所以，其结果，终于不外乎用写空论来发牢骚，印一通书籍杂志。”（见1925年3月31日致许广平信） 鲁迅用空论来发牢骚，自己感觉到“不外乎”的自叹没有什么作为，但敌人的计算却是锱铢必较，莫须有，还是要嫁罪于人的，怎肯轻易放过！钻网的办法是逃亡。这逃亡就连带着一系列的，人们所熟知的失业、不安定，带来心境恶劣，从八道湾被逐出后大病一场，到砖塔胡同住又不断病中觅新居。新旧病魔缠扰加之1925年大衍发微中的赫赫名单，虽公开有人否认，事实最能打这些人的嘴巴，就是邵飘萍一露头就遭到毒手，不由你不相信。鲁迅于是继着逃亡之后，病又起来了。 鲁迅自以为身体是健康的（其实不然），从不加以照顾。他有几种随身法宝的药：阿思匹林、海儿普、奎宁片，无论什么病都先用它，轻泻、退热，抵抗力强的时候过几天就好了；抵抗力一弱，事情积累一多，休息也不见好的时候就不行了，要请医生诊治。他长期患着牙痛、发热、肠胃病。那时医治也简单，从未看见他检查过肠胃病的严重状况，但胃痉挛起来却像硬石块一样抽搐，病不可当。大约至多每隔三两个月或者更短些日子，不是牙病就是胃病或疲劳就头痛发热，却一样地工作、授课，有时算是休息在家了，还是不断地接待客人，装订旧书，抄写什么的没有个休息。你说他不晓得病了需要治疗、休养吗？他懂得的。老朋友们都记得：1917年5月周作人害了瘄子（疹子）病，他是怎样急于四处找医生，急于自己请假陪伴看护病人。又当1921年6月周作人患肋膜炎在西山碧云寺静养一年，他日夕需要佛书披览，鲁迅就三天两日地奔走于城乡之间，仆仆于佛书的输送。劳累之余，自己也患项痛，鲁迅在半路上就大醉一场，也大病过一阵，过不几天又照样地为之奔走了，真像铁打似的。不但这样，回来还要译稿，还要卖稿换钱给西山疗养的病人设法，这就是鲁迅为人服务的态度，似乎从不知道自己也不时生病需要治理的精神。据医生诊断，他也生过肋膜炎，但没有休养，亦未发觉治疗，就对付过去了，其实是拖过去了。在“三一八”后的大病一场，仅仅是各种积劳成疾病况下看到的一个总爆发罢了。 那时医生给以警告，说是不能吸烟、饮酒，否则药力无效。母亲在焦急，家人不敢劝阻，尤其难禁止的是烟。鲁迅自己则竟连日不食少睡。在战斗的环境下首先是保存实力，如果连这躯壳也不存在了，那心灵还有何依托可言？那战斗也就首先向敌人示弱了。我们焦躁不安，向鲁迅进言，将保卫鲁迅的健康毅然肩负起来。 这是对革命的爱，对同志的休戚相共的关怀，人类最崇高的，不知其他的对别人的爱！就在这一种爱的保卫下得到了苏生。鲁迅多少克制住自己的烟和酒，尽量服用些有益于身体的营养物。允许“少住些时”的多留些精力来做第二次的战斗。我们从他在厦门大学时期的尽量调养身体、争取睡眠休息得到充足，就可见他积极地为养精蓄锐作好准备条件，以为下一步战斗得到更好的效果而服务。 [book_title]二、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 女师大事件发生的经过以及有关情节，读者倘一翻阅《华盖集》的正续编，对于当时人物，如杨荫榆、陈西滢、章士钊之流，事件如风潮真相，大底可以了然于大概。他们内有校长的高压，外有正人君子者流的舆论、报刊和流言，上有教育总长章士钊和北洋军阀的段执政，布下天罗地网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群众。鲁迅就是站在学生群众的一边，义正辞严地给予这批羊样的凶兽们以无情的打击，在两本《华盖集》中四分之三是用来攻击他们的。最后他们相率在正义之前失败了，在真理面前缴械了，他们要求“带住”了，鲁迅说：《我还不能“带住”》，这些文章，读起来至今还虎虎有生气，令人浮一大白。有读了古人文章而医好头痛病的，这些攻击章、杨等文仿佛似之。 鲁迅在这次打一漂亮的胜仗，敌人披靡，弃甲曳兵而走，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原因何在？一个女学校的风潮事件实很普通，何至闹出若大问题，牵连许多人物？假使这边没有一个鲁迅这支笔，是否就会战败？我们试探讨一下！ 最后胜利永远属于革命的一方，反革命者就是目前稍占些便宜，最后终于失败，这是铁的纪律，谁也不能推翻。鲁迅跟着革命的群众一起前进了，获至胜利了。反革命的积聚一批反动力量，看似有权有势，炙手可热，到头还是失败了，这是不可转变的规律。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已临末日的段祺瑞执政，想和革命的民主主义孙中山作斗争，想和拥护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们的千千万青年、群众以及一切人们对抗，是无济于事的。女师大事件，就是这一个具体事例的最好说明。 学生们其始不过想对自己的学业有所提高，对学校措施有些不满，倘使接受这些正确意见的要求，风潮本可避免。但既属于反动的一面，他就有逃不出反动的手法、规律、一套办法：嗾使貌作旁观、置身事外，其实是一伙人的一批在外大说“闲话”，如陈西滢，大放流言；如现代评论派，又颠倒黑白；如《甲寅》周刊与老虎总长章士钊；因而引起公愤，向恶势力表示毫不低头，加以鲁迅随时在旁看出缺点，立即加以驳斥，不使敌人野心得逞，如是而已。 杨荫榆不学无术，到美国镀金回来，拉拢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活动了几个拥护女人长校、不问贤愚的狭隘的唯女权论者；再投靠了当时权贵段、章，利用了歪曲事实、无耻造谣的陈西滢，就以为炙手可热，人莫敢违了。于是蔑视教师、学生、群众，与人民为敌了。 人民在反抗杨荫榆的卑鄙治校的风潮起来不久，正值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先生在3月间逝世，人们痛悼之下，突遭杨荫榆污蔑中山先生是“共产共妻”，不许学生去追悼而大愤。后来借纪念“五月七日”日本军阀强迫中国反动政府签订“二十一条”的这天，杨荫榆利用人民爱国热情，必然踊跃参加大会的机会，而把久已被学生驱逐出校的耻辱，想借国耻而替她洗涤，回校办事，若有违抗，即以捣乱国耻纪念的罪名，施行其险毒阴私的目的。于是着令其私党历史教员（在教育部供职的），要刘和珍和我向杨认错，否则开除学生亦所不惜。我们秉全体同学之命，个人没有错，故决不能认错，倘一认错，则全盘皆输，敌计得逞，万万不可。这个毒计未能使坚持正义的学生屈服，于是杨荫榆躲在校外写出开除六个学生的布告，在清晨挂在墙上，被大众看见，愤不可遏。学生会马上决定不承认这个非法开除，就把这布告牌取下来丢在教室讲台地板内任它无期打入冷宫。杨荫榆四处搜索无着，无法再发布告，我们照样上课。 上海五卅惨案事起，学生们声援支持了上海工人的斗争，女学生们（我们）立刻组织护士训练班，学习看护。但杨荫榆诡计多端，一面扬言学校暑假大修理，大家不准住校，一面向学生请来讲习护士知识的医生进言，婉言劝阻来校，这样学生更加愤慨她的阴谋毒计。离家万里、一时不易回去的各地学生，因不令杨达到欲借题发挥，借学校修理而迫令开除了的和未开除的学生一同离开学校的毒计，就把真相揭露出来。杨荫榆恶毒之一计不成，又生二计，把学校电火断绝，伙房关闭，大门用铁链锁起来，杜绝来往！到了夜里，借烛光维持走动，学生们饿着肚子隔门与各界、亲人、慰问者相对饮泣，而“正人君子们”的流言，使杨有可利用，说“以免男女学生混杂”，欲借封锁以维持并未亲眼目睹的封建；实亦可笑可叹，毫无根据之至的行动。学生们对此感觉鄙夷其阴险，于是我执行学生会总干事的职责，在大门内宣言：像这样关闭电门，迫令燃点蜡烛，倘有失火，无处逃命，为自卫计，大众毁锁开门！命令一声，众人奋起，不一时锁毁门开，亲友执手互庆得以相见了。为避免奸人造谣，学生们请了几位师长住教务处，和有声望的妇女来当临时舍监。这紧张的一夜鲁迅也是来校执行任务之一人，我们就这样把杨荫榆的诡计，一件件揭破了。 手无寸铁的学生何所恃？理直气壮博得直正的舆论，各校学生会和我们一起。支持我们最力的北大学生会更是他们嫉恨的，所以造流言。但我们无所惧怕，因同学中有参加了共产党的，如刘亚雄等人，通过她们，得到党的指示，有了正确的方针路线可以遵循，我们不怕再接再厉而不继！还有真正执行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也支援了我们，这是光明与黑暗，正义与反动，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爱国者与卖国者的斗争，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斗争。所以步伐越来越众，人越来越多起来，鲁迅是用笔来支持了我们。 也有国民党中的短视者，我和刘和珍去请教他，他鼓动我们说：“你们干，放胆的干好了，你们看黄花岗有没有你们！”我当即想：原来闹革命就为的要在黄花岗争一席地？这位先生我就从此不去领教了。 鲁迅在青年、学生中威望甚高，原因是不自私。在学校风潮起来时，他作为一个讲师，没有很多时间在校，本取漠然态度，但因许寿裳先生曾当过前任校长，还有理科主任也是许先生熟识的，正是被杨骂过“岂有此理”的无理话的。鲁迅可能对校事也听到了一些，后来学生被开除了，“正人君子们”又大放流言，把女学生糟蹋得不成样子，章士钊又据流言写成文章刊出，杨荫榆又据之发“感言”，这世上仿佛一团漆黑围攻着青年学生，这才引起鲁迅的注意，替学生拟过两个呈文到教育部，催促赶快另换校长。又感觉污蔑女生太甚，教员应出来说几句公道话，于是亲自拟好稿子《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邀请到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等人共同联名发出，证明学生被无辜开除和学业品性“平素尤绝无惩戒记过之迹”。用挺起胸脯、负责的态度以驳倒那些躲躲闪闪、吞吞吐吐不说人话的“闲话之徒”。而这些“闲话家”们，正是杨荫榆有关的人物，为维护自己派、系、籍的关系，蝇营狗苟地干着污蔑别人的勾当，鲁迅就义正辞严地公开驳斥并直接坦白自己“我的‘籍’和‘系’”。这种大无畏的对付敌人是前无古人的战略方法，惟有在后来，在党领导下解放战争中的人民解放军才能看到这种精神。 他们自己如此卑劣，却想把这卑劣的行为嫁罪他人，以期封住对方的口，不敢再说什么话。鲁迅是不买这笔账的，所以在几位《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的具名上，鲁迅起草时就自己写明“国文系教员”，其他签名的人也表明了自己的“系”，结果除了“史学系主任李泰棻”之外，其余六位就都是“国文系教员”，并且都是“某籍”，这就对陈西滢给了一个不轻的回敬。其实只要问事情办得对人民是有利还是有害，其“籍”和“系”本没有什么相干的，惟其自己结党营私，首先就把私心诬加给别人，和流氓自己做了坏事也说别人一样做过，是同样鄙陋行径。 这办法章士钊也一样运用起来，女师大风潮迟迟不予处理，不予解决校长问题。他利用杨荫榆恋栈之心，死硬到底，一面支持她压迫学生，一面暗中布置要他夫人吴弱男来做校长，所以解散女师大如此积极，实想打扫好“臭毛厕”为夫人登坑也。但他倒先行试探，派人向鲁迅说，你不要闹（因鲁迅站在青年一边），将来给你做校长。鲁迅何等样人，岂为图做校长而闹事的。鲁迅不予理会，于是他就越权撤鲁迅教育部佥事的职以泄愤，揭开章士钊处理女师大风潮的事件，就是如此见不得人的。 后来女师大风潮不是单纯的一个学校的事件了，牵涉到北大。因为女师大的国文系，也就是我选课的一系，六位教员都是在国文系任教的，也都是在北大任教的，更是素来多是反对胡适的。北大自蔡元培先生辞职之后，兼收并蓄的风气逐渐消灭了，成为独家天下，要能在北大不被排挤，就得向这些人低头，尤其向胡适派低头！所以他们的骂鲁迅，内幕在此。更揭开些来讲，女师大风潮，也是亲英美留学生派，向人民揭起反叛的序幕。从章士钊、杨荫榆、陈西滢等等到胡适的狐群狗党，查一查他们的学历，就不河汉斯言。 以上的斗争是相当尖锐的，敌人大权在握，就不惜使用武力制造事件以泄愤恨，所以“三一八”惨杀之案起来了。因此可以说：“三一八”就是女师大事件的继续，也就是人民反对黑暗势力，而被反动恶势力用血屠洗，以期达到压迫人民的目的。 [book_title]三、鲁迅的讲演与讲课 鲁迅是一个平凡的人，如果走到大街上，绝不会引起一个人的注意。论面貌、身段、外面的衣冠等，都不会吸引人的。至多被人扫射一下，留下了淡漠的印象：在旧时代里的一位腐迂，或者是一个寒伧的人；一位行不惊人的朴素得连廿世纪的时代似乎也遗忘了的从乡下初出城的人士一般。这是在1927年以前北京旧社会一般的人所容易看到的，实则是一个被旧社会压得连气也透不过来的，反抗这阶级并要带领着大家奔走向前的战士。 而他的面色灰暗，乍一看有似长期吸毒（鸦片烟）的瘾君子，更加以具有平常严峻的面孔，初看起来，不了解的会当他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不容易相处的人。在去杭州的时候，因此吃过亏，更加使当时的军警严厉的搜查。我们不要以为当时的政府会那么好，关心到人民生活，用各种方法严查吸烟的人；也不要以为当时的军警也是关心人民生活，严格执行法律的人；他们是别有企图，查出吸毒的人或物，就可以从中发一笔横财的，是不怀好意的工作态度的。这也难怪其然，工资低，生活苦，正直的人得不到同情，处处受打击，一些人没法走正道，把心一横，就四处找横财了。每逢元旦见面，人们头一句总是“恭喜发财”，“横财顺利”。是这样的社会相，也就是鲁迅活了快六十年来为之痛心疾首的社会和人民。 但在讲台上，在群众中，在青年们的眼里所照出来的真相却不一样。他那灰暗的面孔这时从深色的罩上面纱的一层灰暗里放出夜光杯一样的异彩。人们听到他的声音就好像饮过了葡萄美酒一般地舒畅。两眼在说话的时候又射出来无量的光芒异彩，精神抖擞地，顿觉着满室生辉起来了。有一位作家郑伯奇同志，于1936年的回忆，题为《鲁迅先生的演讲》，描写得很生动具体： ……一个广大的文学组织宣告成立。就在这时候，为了将新的文学主张扩大宣传起见，鲁迅先生和笔者便被派到沪西D大学去演讲。 …… 那时候，鲁迅先生是住在东宝兴路景云里。他一个人在书房里，脸色很不好，他告诉我们他病了几天，夜里睡不着，牙齿都落掉了。他表示不能演讲，还把落掉了的一颗大牙齿给我们看。 代表很为难。他说，同学都在等待着鲁迅先生去，若第一次就使同学失望，以后什么怕都不好进行了。我是知道自己不会演讲，唱独脚戏准得失败的，故也极盼鲁迅先生出马。看见这样情形，鲁迅先生终于答应我们，带病同去了。 D大学的礼堂兼雨操场是挤满了人。新的文学团体固然也有点号召力，但，大部分的学生是为瞻仰鲁迅先生的言论丰采才集合起来的，那是毫无疑义。 由我来唱了开锣戏。现在，连演讲的题目都忘记了，内容如何自然更无从记起。大概不外乎是当时开始受人注意的文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 现在想起来还要汗颜，笔者讲了不到一刻钟，听众是一个去了又去一个。偌大一座讲堂只剩下寥寥不到百十个人了。我心里有点发慌： （头一炮就打不响，鲁迅先生又有病，这却怎么办好？） 心里越急，口上越乱。什么“意德沃罗辑”呀，什么“印贴利更地亚”呀，什么“狄亚列克特”呀，这一类生硬的术语，只在口边乱撞。可怜那百十个听众又渐渐散开，变成乌合的散兵线了。 看光景还是趁早退场好，于是赶紧作了个结束了事。 耳边懵懵懂懂听见一阵热烈的鼓掌声，是鲁迅先生登坛了。 怕是有病的关系吧，鲁迅先生的声音并不高，但却带着一点沉着的低声。口调是徐缓的，但却像是跟自己人谈家常一样亲切。 他先从他的家乡说起。他说，他是浙东一个产酒名区的人，但他并不爱喝酒。这样，他对于曾经说他“醉眼朦胧”的冯乃超君轻轻地回敬了一下。 以后，他便谈他家乡的风俗。语词是记不清楚了，大意是他的家乡那里，讨媳妇的时候，并不要什么杏脸柳腰的美人，要的是健壮的少女。由这类的例子，他归结到农民和绅士对于美观的不同。然后，他用实证，揭破了“美是绝对的”这种观念论的错误。而给“美的阶级性”这种思想，找出了铁一般的证据。 在朴实的语句中，时时露出讽刺的光芒。而每一个讽刺的利箭投射到大众中间，便引起热烈的鼓掌和哄堂的笑声。 不知什么时候，屋子里添进了那么多的人。偌大的一座讲堂是挤得水泄不通了。连窗子上面都爬着挟书本的学生。 演讲是在热烈的空气中宣告了成功。在散会以后，D校马上成立了一个新的文学组织。 这当然是鲁迅先生抱病演讲的功绩。 从这个具体的例子看来，理论性的说话还需技巧的，主要还是讲群众所要听的，所能了解接受的。鲁迅演讲和上课堂的时候，一样的捉住听众所需要的，朴素地用语言传达起来，随时加以分析，而又能驳掉别人的谬误见解；自己的例证，又是浅显易懂，为人们日常生活所已知的，绝不用深奥的大道理迷惑人。每每在几分钟之内，就掌握了群众的思想，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事业也借此建立起来。如D大学的文学组织的宣告成立，就因鲁迅几句话而直接发生了良好影响。当时上海的进步力量或左翼团体的纷纷成立，是在党的领导下，分别教育群众、联系群众，在困难的情况下，点滴收获是不易的。开个会，成立个团体也是不易，因之更珍惜这会的能够开成，说话的人获至预期的效果，而鲁迅就是体会着这样的精神而去的。 …… 我以听讲者的体会证实了作家郑伯奇同志所遇到的情况。鲁迅以朴素的、质直的、不加文饰的说话，款款而又低沉的声音，掷向听众，掷向四周的空中。如同听广播一样又加以电视，亲切地听到、看到他的声音笑貌，先得我心。说出了人们普遍懂得的事物的真理，说出了人们心坎里所正要说出而未能说出的语言。朴素而率直的，就像他说话一样，换得了人们的信任。也像他写的文章一样，雄辩地驳斥了异端邪说，摈弃了弥漫世间的乌烟瘴气，给听众如饮醇醪，如服清凉散，这种话语，听一百遍也不会厌，就可惜时间太短了，人们在他结束时报以热烈的掌声，赞许声，有余未尽的可惜声。我常常向鲁迅提起，假使你多在群众面前说话，那说服力，那看得很远、很透的真理，那语惊四座的效果，那完整无缺的明白痛快的一击，那强劲有力、万夫莫当的气概。那在讲台上整个瞬息万变的音容笑貌，简直就是速写不出的活的精致的艺术表现，就连高超的匠人也刻画不出。如果利用这说话作宣传工具，对党的工作的贡献，一定也不下于你的文章呢。他默许我的话。 但是谁使他没有发言的机会的？是黑暗的政治压迫！ 诚然他曾经考虑：教书（说话的一种方式）和写作的互相矛盾。但他的说话机会被剥夺了，实是我们当时无比的损失。他觉得“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见《两地书》：《第六十六》）。时时想到专从事于写作。到上海之后，果然辞去教书专心一致地做编写的工作了，成就确是比较大的。看他末期十年的生产量，是较之头二十年合起来还不止一倍，就可以证明。 然而毕竟使我们感觉到停止了讲话是多么可惜。听过讲的人们不会忘记：无论在北京，在厦门，或在广州，他的讲课都是那么吸引人，以致别科别系的学生，或偷听课的学生（在北大时期），都一致的津津乐道听过他的课。而且每个地方都一样的得到热烈的拥护，其中必定有道理存在着。 他干脆、守时刻，走到讲台上就打开包裹，那黑地红色线条的布包，为他所喜爱的代表钢铁与热血的两种色彩的包裹，无异把他坚定如铁，热情如血的整个人生展示给大众。他一点也不浮夸，他的包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些儿虚假，不太多也不太少的称出来，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地讲出来。脸上的两只亮晶晶的仁慈而坚定的眼珠子，就好像洞察一切地扫射出来。他又何必点名呢（以前学校上课一开始是点名报到的）？横竖一个也不会少，连生病的除非起不来了才告假。像真理一样普遍，他到过的学校都是这般情景。 他是严峻的，严峻到使人肃然起敬；但瞬即融化了，如同冰见了太阳一样，是他讲到可笑的时候大家都笑了。有时他并不发笑，这样很快就又讲下去了。到真个令人压抑不住了，从心底内引起共鸣的时候，他也会破颜一笑，那是青年们的欢笑使他忘却了人世的许多哀愁。 那爽朗松脆的笑声，常常是发自肺腑中，无拘束地披诚相见的时候，更加是在遇到知己的时候，痛快地，对自己的命运、世界的前途都感到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完全了解了自己也相信了对面的人的时候。不多遇而也确乎遇见的像他和瞿秋白同志的见面，就有这样的炽烈而明快，灵魂的深处有着不可制服的力量的样子，释然于怀的欢笑爆发出来。多难得的遇合、相逢呀！在那个时候。 在讲课中，比较为众所知的是讲《中国小说史略》。听过的人比较多，也许讲的内容大略相同，而未必全然一致。但总之，听者都满意了。我是有幸听过两次的。一次是做学生时候在课堂上的；另一次是旁听：他用日语讲给增田涉先生听的，我算是为学习日语之助的旁听生。那时是1931年的时候，我们生活上永不会忘记的刚刚度过柔石等人被害之后，我们才从避难的旅舍回家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也就是4月11日，从增田君和内山夫妇来到我家吃晚饭认识起，增田君每日下午都来。有时讲课之余，鲁迅往同文书院讲一小时的《流氓与文学》，是同他去的；也曾带来另一位日本朋友，这时就会谈至晚上才行分散；或者一同往电影院、展览会；有一回还看过不终曲而去的歌舞团演出。又或兴之所至，晚饭后忽然跑去跳舞场的池子旁坐着看一阵子的跳舞。在多样性的、并不枯燥无味的生活中，朋友般地这样度过了几个月，在鲁迅生活上是难得的。到7月11日的下午，日记只写着那么简单的几个字；“为增田君讲《中国小说史略》毕。”而在鲁迅却是为一个不认识的青年，每天用去大半天的时间，做讲解工作。详尽地、无私地给予文学上的帮助。这时藤野先生的印象活跃在他的脑海：为文化交流、中日友谊而服务是值得的。这里看到鲁迅帮助青年的热诚，有似园艺匠人为中国的佳种获得新的移植而愉快欣慰的心情，是无可以言语形容的。 增田君原是从日本盐谷温先生那里学过《中国小说史略》的，根据他的证明，益信盐谷的教材取自鲁迅，而不是如当时一些中国无聊文人所说：是鲁迅盗窃他的了。 当我自己在课堂上听讲《中国小说史略》时，也许我们听讲时程度低，和别的学校有些两样。鲁迅对我们讲《中国小说史略》的时候在早期，那时的书还刚刚在北大第一院的新潮社出版，是1923年的12月，我们就人手一本的拿这分装成上下册的《中国小说史略》做课本了。前三篇课本还没有印出，是用中国的油光纸临时印的，现在手边没有了。但那上下册的两本课本，还在身旁，就从这引起我的一二回忆，以告没有听讲过的读者，但也只是一鳞一爪，未必完整的。如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他对“大旨不离乎言神仙”的东方朔与班固，又明确的指出：前者属于写神仙而后者则写历史，但统属于文人所写的一派。《神异经》亦文人作品。而道士的作品，则带有恐吓性。有时一面讲一面又从科学的见地力斥古人的无稽。讲到《南荒经》的蚘虫，至今传说仍存小儿胃中，鲁迅就以医学头脑，指出此说属谬，随时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在《西南荒经》上说出讹兽，食其肉，则其人言不诚。鲁迅又从问路说起，说有人走到三岔路口，去问上海人（旧时代），则三个方向的人所说的都不同。那时问路之难，是人所共知的。鲁迅就幽默地说：“大约他们亦是食过讹兽罢！”众大笑。《中荒经》载西王母每岁登翼上会东王公。鲁迅说：西王母是地名，后人因母字而附会为女人，因西有王母，更假设为东有王公，而谬说起来了，犹之牵牛织女星的假设为人，乌鹊填桥成天河，即与此说相仿，为六朝文人所作，游戏而无恶意。他随即在黑板上绘出中央一柱状为“翼”，东王公西王母相遇于中央的状况，更形象地使人们破除了流传西王母故事的疑团。谈到《十州纪》，亦题东方朔撰，但中有恐吓，故鲁迅疑为道士所作。其中宫室有金芝玉草，服食有龙肝凤肺，居住有仙宫，都是道士特意写的与常人不同。又如武帝时，西胡月支献香四两，烧于城内，能起死回生，于是信知其神，“乃更秘录余香，后一旦又失之”（见《今所见汉人小说》），已经是故神其说，从空想的香的不是凡品，又入到事实上以坚人信，如果厚待月支使者，则“帝崩之时，何缘不得灵香”（见同上），是道士怕人不相信，故为此语，这都是他随讲解而分析的。后来他又引申到“恐吓”二字，他说分析利害，辩明是非，则是煽动性的文章，是革命者的说话，是入于恐吓之类的善者一面的。关于“金屋藏娇”，原出于《汉武帝故事》，他四岁时，人问欲得妇否？答以欲得，指左右百余人，皆云不用，末指阿娇好不？乃笑对曰：“好，若得阿娇，当作金屋贮之也。”后人移用于纳妓，说是“金屋藏娇”，实乃大误的。 鲁迅讲书，不是逐段逐句的，只是在某处有疑难的地方，才加以解释。如说到《汉武帝内传》时，他首先讲出：故事，是文人所作，内传，则为道士所作。道士是反对佛教的，而《汉武帝内传》于王母降临的描写则多用佛语，字句繁丽，而语则似懂非懂，以迷惑人，属于神秘派之类。其中之句如“容眸流盼”的“容”是指颜面，颜面如何能流盼呢，不是不通就是多余之字了。大约作古文之法有二秘诀：一为“省”去“之乎者也”等字，二为“换”成难解之字，也就是以似懂非懂的字句以迷惑人，又多用赘语如“真美人也”“真灵人也”，灵与美究有何分别？用了许多不可测之字和语，如骂人曰牛曰马，人易了解其骂我为牛为马，因明白易懂得。如果换了猹，喳来骂人，则比较难于认识，至多体会为犬旁，则大抵属于以兽类骂我，但口旁的喳字，则究竟指的什么东西呢，恐怕连字典也没有这个字，无从索解，使被骂的人，也觉得因不懂而心中不安。古文难测，其弊多在此，神秘派之秘也在此。 又，古时席地而坐，西王母如何坐，武帝如何跪，拜又是什么样的，现在恐怕很多人不大了解了，鲁迅深通字体变迁的历史，他用很简单的方法就写出来，让人一目了然了。坐，跪，拜，这就是古代人日常坐起方式。 杂载人间琐事的《西京杂记》，有与历史有关而正史没有记载的，如吕后之杀赵王事（如卷一）；有似考据语，令阅者恍以为真，实作者故作神妙的（如卷三）；又齐人弹琴而能作单鹄寡凫之弄；武帝以象牙为簟，都在有无不可知之列，是足以令人疑信参半，是作古小说的人写下“空中楼阁”的妙手秘诀。 照这样讲解字句，当时文章流派，内容的荒诞与否，可信程度如何，都在书本之外逐一指出，使人不会因读书而迷信古人，是很重要的。 “巫风”到汉末而大畅。鲁迅在讲到第六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时说：拜鬼属于迷信，人们划出阴阳二界，以为阳界属人则阴界属鬼。写人以“传”，写鬼是“志”。既信有鬼则烧纸物等，成为纯消耗性的，于国民经济有关的，影响实是不浅。 又如《太平御览》载：“武昌新县北山上有望夫石”，鲁迅为之分析：是属于拜物教的以无生物为生物，附会生说的。又或人与动物不分，二者常交互变易，都是妄说，这就教人读古书而应加以区别看待。 释典，天竺故事之流传世间，在印度讲出世，是说作人诸多苦恼，不好。这似乎说得不错，佛教经典也无非说说而已，即在印度本土，亦不能实践，盖印人言出未必执行，这是揭开佛说连印度也不能遵行的情况。 《唐之传奇文》中谈到元稹的《莺莺传》，其后来的各自分飞，张生解释为“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因而舍弃莺莺，社会上（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云。鲁迅于讲解时不以为然，他同意有人说《会真记》是写的元稹自己的事，目的在辩护自己。是属于“辩解文”一类，不是为做小说而做的。 从《会真记》鲁迅又谈到中国人的矛盾性。他说：中国人（指旧文人）矛盾性很大，一方面讲道德礼义；一方面言行又绝不相关。又喜欢不负责任，如《聊斋》的女性，不是狐就是鬼，不要给她穿衣食饭，不会发生社会督责，都是对人不需要负担责任。中国男子，一方面骂《会真记》《聊斋》；一方面又喜欢读这些书，都是矛盾性存在之故。 李公佐写“禹伏无支祁故事”，“明吴承恩演《西游记》，又移其神变奋迅之状于孙悟空”，自《西游记》出，孙悟空的活跃代替了唐之无支祁传说了。追源无支祁说成立之故，据鲁迅说：有山下而面临水之处，适山下有大铁链，则文人为之附会其说，谓铁链后必有被锁的东西，这东西又必是怪物才被锁，而能伏怪物的必是了不起的人物，这人物是谁？则首推大禹，因禹治水故，层层推想附会而成故事。 鲁迅批评宋不如唐，其理由有二：1、多含教训话语，则不是好的小说，因为文艺做了教训的奴隶了；2、宋传奇又多言古代事，文情不活泼，失于平板，对时事又不敢言，因忌讳太多，不如唐之传奇多谈时事的。这一分析，对我们学习很有帮助，所以听讲的时候，觉得对书本以外的教益实获益不浅的。 讲到第十四篇《元明传来之讲史》，谈到宋江故事时，鲁迅说：小说乃是写的人生，非真的人生。故看小说第一不应把自己跑入小说里面。又说看小说犹之看铁槛中的狮虎，有槛才可以细细的看，由细看以推知其在山中生活情况。故文艺者，乃借小说—槛—以理会人生也。槛中的狮虎，非其全部状貌，但乃狮虎状貌之一片段。小说中的人生，亦一片段，故看小说看人生都应站立在第三者地位，切不可钻入，一钻入就要生病了。 像这样的坦白而透辟的指引，对青年们每易中了小说之迷而跟着小说的状况随而喜怒哀乐的，如同看戏的人看到戏中人的遭遇而跟着忧戚一样，就不是站在第三者的地位了。这里鲁迅教导我们不但看小说，就是对一切世事也应如看槛中的狮虎一般，应从这里推知全部状貌，不要为片断现状所蒙蔽，亦犹之马列主义教人全面看问题一样道理。所以虽说是听讲《中国小说史略》，实在是对一切事物都含有教育道理，无怪学生们对这门功课，对这样的讲解都拥护不尽，实觉受益无穷。大家试想想，有谁从讲解中能广博到这样，把一个大道理从文艺、狮虎、槛的比方，来了解一切事物的真理呢？鲁迅的讲学，他的说话，和演说时的讲话风格不同，精神则一致的。 [book_title]四、北京时期的生活、读书 《呐喊》自序里有这样的字句：“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是有志于反抗、热爱自己的国族的人们所同样具备的遭了挫折，抚摩着伤痕，而周遭的人还是如梦未觉的悲哀。而文学者尤感敏锐的刺痛了整个心灵，也就是鲁迅所说的“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这是多么可怕的遭遇呀！这时中国人民懵懵懂懂，虽然党的旗帜已经开始树立了起来（1921年），还未能引起鲁迅的注意，他还自在抄古碑以麻痹自己。但相信环境论者早就证明，既然有人起来呼喊，就不寂寞，就有条件的创立。《新青年》救了鲁迅的寂寞，而鲁迅潜伏在体内的激流因堵塞而感到不舒适的“无端的悲哀”，在《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的陆续发表而走向正道。如山洪的趋向沟壑，有了归趋，这正是鲁迅所需要的，也是唯一重要的：就是“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见《呐喊自序》，这“看见自己”也就是毛主席时常教导我们的自我批评）。鲁迅从此面向人生，面向真正的现实的社会前进。 在前进中鲁迅也还不免摸索着，步步为营地走着，从他接触的事物中寻求着。现在，我试从他的阅览书籍中找些思想的线索，也许这是我自己的一种极初步的学习、工作方法，未必准确能够说明问题，姑且试试吧！ 1912年，《鲁迅日记》开始的一年，5月间到了北京，就职于教育部。时部中工作尚未就绪，鲁迅住在城外山邑会馆，因长途劳累，到后觉感冒发热，但发热之次日就到部视事了。首先给他感到失望的是“枯坐终日，极无聊赖”。这是当时教育部的情况。一直继续着无聊赖的工作，使鲁迅得闲阅览一些书籍，如《中国名画集》，作家文集，金石拓片，又“补绘《於越三不朽图》阙叶三枚”。有时又患头痛，也做关于《美术略论》的演讲，因这时蔡元培长教育部，鉴于新思潮起，人们破除迷信，乃提倡以美术代宗教。鲁迅在教育部社会司任职，盖奉命演讲。然而就此亦可窥见鲁迅平时浏览图书之广泛，才能胜任得了。其时鲁迅初到北京才不及两个月，留心历史掌故，就借得《庚子日记》二册阅览，但不能满意。“读之，文不雅驯，又多讹夺，皆记拳匪事”，鲁迅从文字的不“雅驯”与“讹夺”，予《庚子日记》以批判，更进一步看到这位作者的思想不对头，写“拳匪”的事实，乃义和团反对洋人的人民热爱其种族的一种表现，对于压迫我们的异族异国起来反对的勇敢行动而一般人称之为“匪”，鲁迅于此发生疑问，探讨真相，但书本上记录却令人失望，致鲁迅评书中所描写为“其举止思想直无以异于斐澳野人”，因而不满。又向当时目睹现状的友人了解，这是一种不读死书的明证，也就不会被书所误，不会如书所描写的思想，直以义和团与斐澳野人无异了。 旧社会的措施，和我们今天凭着一种思想：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来正方针政策是不同的。一个部长的任免，关系到他这个部的一切行动，例如“美育”的提倡，是以蔡元培为首的，所以他当部长，就在部内设“夏期讲演会”，要鲁迅讲述“美术略论”，其实也不过做些美术的启蒙工作而已。首次在6月，“听者约三十人，中途退去者五六人”。到7月5日第三次讲演的时候，鲁迅如期赴会，而“讲员均乞假，听者亦无一人”了。原来7月2日蔡总长第二次辞职的消息已被众知晓了。到7月12日，《鲁迅日记》写着很愤慨的字眼：“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这就是主持教育会议的人也不再考虑美术的必要了。到7月15日果然揭晓出来：“下午部员为蔡总长开会送别”的例行敷衍的表示一番，至于内幕如何，历史家另有考证，这里不细说了。《鲁迅日记》上写出“不赴”二字，以表示自己的态度。至于拿现在的眼光评衡美育问题，则在今天来说是有待商讨的，不过鲁迅从少至长，爱好美术，自己颇有领会，为文学艺术中的一面，亦觉不可厚非，然当时的执掌教育行政的人们，则除了蔡元培，其他更不必与语了。 从5月至岁末的书账后面，鲁迅有如下的感慨系之的对购买书籍的意见：“审自5月至年暮，凡8月旬，而购书百六十余元，然无善本。京师视古籍为古董，惟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悦，亦可笑叹人也。” 到了1913年，鲁迅还是在公余之暇，承隙读书。这年所看的书相当广泛，如诗话、杂著、画谱、杂集、丛书、尺牍、史书、汇刊、汉书补、墓志、碑帖等，大约是博览的性质。因多属古籍的阅读，所以自己晚间乘暇又从事校订工作，这年1月间就记着“夜以汪氏、孙氏两辑本《谢承书》相校尽一卷”，到了3月5日又记着“夜大风，写《谢承后汉书》始”，直至同月27日才在日记里留下一行“写《谢承后汉书》毕，共六卷，约十余万字。”28日夜就又“写定《谢沈后汉书》一卷。”29日：“夜写定《虞预晋书》集本。”至31日：“夜写《虞预晋书》毕，联目录十四纸也。”到了9月7日，又见他夜里工作：“夜写《石屏集》序目毕。”在10月15日，他对《嵇康集》的校勘工作开始了：“夜以丛书堂本《嵇康集》校《全三国文》，摘出佳字将于暇日写之。”到19、20两天的晚上都是校《嵇康集》，20日晚且记着：“夜校《嵇康集》毕，作短跋系之。”至于他校了之后什么时候“写”《嵇康集》的呢，日记中未有明确记录，只于12月19日的夜里记上一笔“续写《嵇中散集》”，则是在这之前已在进行工作，直至同月30日：“夜写《嵇康集》毕，计十卷，约四万字左右”。 （翻译工作，为了应教育部《编纂处月刊》而翻译的几篇从日人上野阳一著的有《社会教育与趣味》和《儿童之好奇心》。） 这一年离辛亥革命政府成立才是第二年，刚刚推翻满清，（旧）民主革命初获胜利，鲁迅才不过三十三岁，正应朝气勃勃，大有所为的时候，而一接触到现实，则全不是那么回事。以蔡元培的老成持重，兼容并蓄的胸怀，到京未两月而宣告辞职，继任范源濂不到半年，而代以海军总长，其对于业务的外行，是所当然的，奇怪的是委任这种人掌管教育的无知。鲁迅这年2月5日到部听了这位总长的演说，批评他“不知所云”。后来连次长董士恂亦不耐与之合作，4月即告辞职，这一辞职连总长也迫得于5月辞去了，9月才换来一个汪大燮任总长。就在这个月的28日，孔子诞辰演出一幕复古丑剧，鲁迅记其始末如下：“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敂又从旁大声而骂，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 教育部之不成样子，是我们今天的读者再也梦想不到的事。而鲁迅的记载，不过寥寥数言，间或不言，而其内心抑郁，积郁成疾，固是难于令人忍受的。到了同年10月，洪宪称帝，袁世凯篡夺孙中山革命成果的时候，鲁迅在10日只登了“午闻鸣炮，袁总统就任也”的几个字，不置一辞，盖茶楼酒肆，早已暗探密布，张网待投，谁不作明哲保身之计？而鲁迅还不能已于言，在10月1日这第一天先就写着：“夜抄《石屏集》卷第三毕，计二十叶。写书时头眩手战，似神经又病矣。无日不处忧患中，可哀也。” 上面所引的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他在百无聊赖的时候，就抄书消愁，以及后来的抄碑帖。我们记得：他不是后来在黄埔军校讲演时说过“有实力的人（指反动统治阶级），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所以当时老百姓为逃避不知所犯何罪的无故避杀，就统而言之说：“莫谈国事。”这就对照出旧时代的人们生活苦恼来了，连国事也不许谈。现在我们不是连小学生也懂得国事，连幼儿园的小孩子也会骂美帝野心狼吗？从这里该可以体会鲁迅时代内心的苦恼是到怎么样的程度了。 以三十三岁的青壮年时代的鲁迅，就因“无日不处于忧患中”，折磨得“胃痛”“神经亢奋”“头脑岑岑然”“齿痛”“头痛身热”“咳嗽”，就1913年中，1、2、3、5、8、10、11、12的几个月中都记录着各种病痛，而这些又互有关连的，如：睡眠不足疲劳，用脑多的人易患牙周炎，又兼龋齿，所以鲁迅的齿痛常常犯起来，致不明医道的母亲，有时会从旁说“这是他自己不好”。使鲁迅无从辩解。又多构思则血集于脑，牙患也影响于消化，而消化力弱了，鲁迅的胃病，其实还是因忧思过多，消化不良之故，但似乎一直没有彻底研究病由。至于咳嗽、发热之缘于肺病，恐是早年已感染而不自知，或以为晚年肺病无碍，故不警惕注意。窥其逝世前的几个月，一知病肺，即小心翼翼不与妇孺接触，即可知了。在这时期，他是和病痛作捣乱，毫不理会，照样工作，有时自己服些药对付过去，非到影响工作，从不罢休的。观其在1912年6月18日日记：“晨头痛，与齐寿山闲话良久，始愈。”1913年1月6日：“晚首重鼻窒似感冒，蒙被卧良久，顿愈，仍起阅书。”和10月29日的抱病办公：“在部，终日造三年度（辛亥革命后第三年）预算及议改组京师图书馆事，头脑岑岑然”的例证，以及平常有病不以为病，还是一样的办公、出外、接待客人、处理事务，到真个需要休息告假了，还是在寓装订旧书，或作抄写，鲁迅就是这样利用他一点一滴的精力，为群众贡献他的一切力量，甚至超过他体力所能负荷的。这里我想起解放军战士的精神来，每于自己遍体鳞伤，肢骸破碎，而仍奋勇当先，克敌致胜的道理了。 “忧能伤人”是众所熟知的成语了，讲卫生的医师总教人快乐，而世事蜩螗，“聪明人”是会随流合污的，“傻子”则不然，鲁迅这时的苦闷彷徨，就感到弄文字的无力，“最不中用”，而自己又“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左右为难，于是乎感到时时的病魔缠绕了。 鲁迅的感触又真多，这时已然如此。人或以为鲁迅自招烦恼，自己爱发脾气，其实揆情度理，是有可以致恼之由的，但麻木之人，熟视无睹，而鲁迅则当四周寂寞如死的境况下，不为屈子之自沉，当如何自见呢？这是他日夕苦思的。 北京的天朗气清，月光皎洁，也常使这位革命诗人欣赏，以佐豪兴，初忘尘秽，这就足见其非不爱欣赏。如1912年的8月22日，“晚……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归时见月色甚美，骡游于街。”同年9月25日“除历中秋”“返室，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则已具思乡之念了。 然而尘俗中的雅游难得，转瞬又为尘雾所包围而致窒息了，且举其简而又简的1913年日记为例，除了上述忧患而外，身边琐事，也无一不令人难以忘怀。如2月8日：“上午赴部，车夫误蹠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数人，突来乱击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这是在路上，人身毫无保障的情况。再试作赏花雅兴，却亦遇到不清静的俗人，如演戏中的花花公子活跃在现世。这年5月5日：“下午同许季市往崇效寺观牡丹，已颇阑珊；又见恶客纵酒，寺僧又时来周旋，皆极可厌。”似这等事，如果你采取麻木态度，自可泰然处之，但既欣赏花，则不应有扫游人之兴。鲁迅对这些俗人，自然厌恶难耐，惟有赶速避去耳。同月18日：“田多稼来，名刺上题‘议员’，鄙倍可笑。”日本人的名刺，爱在上面罗列着许多衔头，本已司空见惯。以见惯这类名刺的鲁迅，忽而对田多稼的议员头衔的摆出，特觉可厌者，因那时的议员，享有特权，到处被优待，名刺上摆出，大约令见者亦必肃然，此种摆空架子的态度，鲁迅是觉得讨厌的。稍一出门，又无故招致烦恼，仿佛随地荆棘似的旧社会，真不是今日之我们所能想像的。 抄录于此，聊作新闻：同年6月20日《鲁迅日记》：“夜抵兖州，有垂辫之兵时来窥窗，又有四五人登车，或四顾，或无端促卧人起，有一人则提予网篮而衡之，旋去。”这是张勋的辫子兵，在徐州一带跋扈骚扰的恶劣状态，行人无知之何的。今天我们日见解放军与人民亲如一家，抢着解除人民困苦的，已成司空见惯的情景，再回忆一下鲁迅行路难的像遭遇灾难的样子，两两对照则知革命给每个人的好处实在不能以言语传述透尽的。到是岁之末，还有一桩令人啼笑皆非之事：“下午雷志潜来函，责不为王佐昌请发旅费，其言甚苛而奇，今之少年，不明事理，良足闵叹。”（见1913年12月26日日记）这个详情没有说明王佐昌请发旅费的原因与关系，但看鲁迅说他不明事理，则必是无理于求的了。因为是青年，鲁迅予以“闵叹”而已，然不明事理，亦岂此一青年？这里又包含着青年应明事理的意思在内，而有些青年确也对事理漠不关心，问题一来，连自己也不知措手，于是到处像浮萍一样，沾着在谁的身上就要谁来应付似的，这情况实亦不难遇见的。 鲁迅的日记，过于简略，却从这简略中也找出不少蛛丝马迹，可资研究的。难阅读写作方面（手稿似有脱字），稍加宽泛些来看当时的社会，实亦一面良好的镜子，照出世态万端的各方面来的。 但1913年还有一点小尾巴，就是3月间（即从去年5月到北京至此不及一年）鲁迅“下午整理书籍，已满两架，置此何事，殊自笑叹也”。这里看到鲁迅得间即购书，对于书的酷嗜。另一方面，说明这些书并非他的目的物，即满两架，也等于无书一样，这就说明他一直对中国书的态度，他不是对青年说要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吗？这里表示出他自己也笑叹自己的，是对青年和自己采取一致严肃的态度，并不如某些人所说，他自己做的是一套，向人说的又一套的两面的心口不一的人。 从1914年的前四个月，多看些诗稿、作家文集、丛书、佛书、小学、辩正论、居士传、碑帖等，到下面的八个月就转向佛学，也就是迷住中国几千年，从皇帝以至人民都信奉的一种佛教。鲁迅从这里也来钻研一番它的究竟。他看的大约如《三教平心论》《释迦如来应化事迹》《华严经决疑论》《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疏》《金刚般若经》《金刚心经略疏》《大乘起信论梁译》《唐高僧传》《阿育王经》等甚多。这些佛书，不但自己看，还与住在绍兴的周作人互相交流寄出书来看，又在10月为庆祝母亲六十岁而于南京刻经处刻成《百喻经》。从刻印《百喻经》我们看出：就是佛书，以寓讽世之意，鲁迅也吸取滋养以惠世人。因任何一种宗教，其中必有若干为世人世事，可资研究或借镜的。迷恋宗教的人以之说教，而从超宗教的观点来看，则其中亦不无一些哲理。如佛家的因明学。沉浸于中而超拔于外，这就是鲁迅。看他后来1928年夏到杭州游西湖，知客僧向鲁迅谈佛学时被鲁迅说倒他，可见鲁迅于此的了解深透。又到晚年，青年徐诗荃亲手抄写《悉怛多般怛罗呪》（见1934年1月《鲁迅日记》）见赠，并劝鲁迅多看佛书，以为看此可超脱世俗，不至于终日作文章的斗争，以为这样可以救出鲁迅。而不知鲁迅早已研究过佛经，他的意见卑之无足论，甚至不足以解释清楚，因为这个现实的，唯物史观的，执着现在而向一切反动事物作斗争的鲁迅，已经不是一般佛法所能移易的了。这种批判的，从个中深具了解而坚信着的马列主义思想，徐诗荃想以佛学来代替，犹如小孩以木偶认作真人，何能令真人相信？所以后来鲁迅见到徐诗荃简直无话可说，不作敷衍了。 1915—1916年，阅览范围仍限于佛经，间杂以造像、画象、拓本，旁及金石文字、瓦当文的研究，墓志、壁画等亦所浏览。 1917年则在墓志、拓片中突露星火灿烂。即书目中呈现出《露国思潮及文学》，那已是对苏联十月革命影响到文学方面的关怀了。 1918—1920年，碑帖、墓志、造像、拓片作更深一步的研究，这时他惊叹于汉画像、唐石刻的高超艺术，以为中国人的对碑帖等视为奇货、专利，自己印了几张，就把那印过的碑石敲坏，以独得完整自豪的自私心情，对文化负无穷罪愆。而这批破坏者仅做到“收藏”二字而已。他有一张碑帖，下首就盖以“端方”名字。（“端方”是清朝达官，并不精研艺术）流落出来，到鲁迅手，鲁迅却与其他碑帖造像等同研究，拿来做书的封面，并屡屡说石刻中的许多艺术品不加利用，甚是可惜。即如石碑两旁或上下都有精美雕刻，从此可窥知那一时期的风俗习尚，对研究社会史、文学史、美术史都有大帮助。亦即整理文学遗产的一个方面，鲁迅想从这里得到帮助，写他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字体变迁史》，现在，这工作落到后人身上了。 1924年，阅读方面视野较广阔些，看一些有关美术家的书，如《比亚兹莱传》《师曾遗墨》，还涉及世界名人作品：如希腊天才的诸相、泰琦思《昆虫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品，《露西亚见闻记》之类的书籍。 鲁迅时常对中国古书觉得不满足而想办法找别的途径，则唯有看外文书的一法。这里就有局限性，因自己曾留学日本，对日文能看能说能写，甚为方便，故阅外文书多从日本转译过来，有时译者偶有删略，则必对照原文才能了解，而日本文法，和欧洲文学的文法总是有所不同，因而总觉得不如能读原文的满意。好在他从学医方面亦学过德文，故亦有较深了解，《小约翰》就是和齐寿山先生一同用德文本翻译的。在上海时，他曾准备到苏联。大约因为懂得一些外语较为便利，或因马克思、恩格斯是德国人，有心顺便去探访一下，所以在上海住在虹口公园附近的时候，自己就每夜自修德文，大买一通有关研读德文的字典、辞典、语文等，如是经常每夜定出一定时间学习，见史沫特莱时，有时亦勉强用德语对话，史氏还称赞他的发音正确呢！其次是俄文，在东京和许寿裳一起学的，但不多久，不能应用到阅览书籍上。至于英文、法文则是所知甚少，大约需翻字典或借助他人，好在一般外文（除日文）都有基本相同的字，所以作为普通翻看，以鲁迅的才智，是不难的。但到翻译书籍，则总以日文为本，于他更觉方便罢了。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国内学习欧化之风大盛，文学艺术亦以游学欧洲为荣，故对新思潮的介绍翻译亦较多，中国留学生之往日本的，亦从此得到了解欧洲文学的途径。当十月革命的新浪潮掀起全世界的旧营垒时，日文译者亦风起云涌的争相介绍，所以鲁迅从1925年起，就在通过北京的东亚公司大量购阅欧洲文学，尤其是苏联革命后的文学。也可以说，与时代、环境也不无关系，就是国内军阀专横，人民生活困苦，鲁迅自己也感到寂寞苦闷，自写出《狂人日记》之后已经响起了反封建的号声，继之而来的反帝的深刻影响，人人找出路，寻问题症结所在，青年们也办起刊物来了。未名社的产生是受鲁迅所支持，而鲁迅又受青年如任国桢、韦素园等人思想所推动，互相牵引，以自觉而觉人。所以在日记里这两年的鲁迅思想，可以说从阅读、写作，以至活动，都与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有关。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思想，在这时已深深投入鲁迅的脑海，借日文书的阅读移植到这个新的园地，将又由这而滋长于革命文学的广大园地里了。 1925年，计其阅读的大致有这些种类：《新俄文学之曙光期》《俄国现代的思潮及文学》《新俄美术大观》《革命与文学》等。在这同期，鲁迅主编的未名社则出了任国桢译的《苏俄文艺论战》，李霁野译的《往星中》，韦丛芜译的《穷人》，胡斅译的《十二个》，韦素园译的《外套》，曹靖华译的《白茶》，董秋芳译的《争自由的波浪》，李霁野译的《黑假面人》，曹靖华译的《烟袋》，韦素园译的《黄花集》，曹靖华译的《第四十一》《蠢货》，韦丛芜译的《罪与罚》，韦素园与李霁野合译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等。 这些译者都是学生，以其热情，奋勇译作，为中国文艺园地移来佳花，播出革命种子。但他们都是自力奔走，而苦于连印刷费也无着的。这时鲁迅首先担任节约生活筹措一笔印费，望出完一本书，收回资本，再继续印出。这种惨淡经营，为中国文坛培植新生力量的苦心孤诣，果然在文化革命上打下了基础，现出了成绩。即在漆黑的北京当时，无异暗夜之燃点明灯，使众皆欢忭，有所向往。到1928年，未名社出书稍多，地位略固的时候，就遭到莫名其妙的封闭，经理人被押解到蒋政权下的南京的一件文化事业被摧残的丑剧了。 1926年的10月以前，鲁迅还没有离开北京，往东亚公司买书也还便当，就仍继续读他爱读的新文学书，为这一时期的重点读物，如：《无产者文化论》《无产阶级艺术论》《新露西亚パンフレツト》，（即新俄罗斯手册）两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实际》、《新俄パンフレツト》（即新俄手册）。这里不得不说明的有两点：一就是苏联的书籍如果没有到日本人之手，或到了而日人没有译出，或译出了而没有到东亚公司，都影响鲁迅的阅读范围；二则是10月以后到了厦门，人生地疏，课务须备，也限制了鲁迅去寻找心爱读物的机会。到年底和1927年在广州，也同样情况。广州沙面，有一日本商店而不是书店，那还是辞了中山大学之后才偶尔去到的。所以鲁迅在广州，也只能跑跑广雅书局，买些古书。至满意的也不过是跑到创造社的地方找书，但一到反党屠杀，就连这些书也看不到了，成为瞎了眼最最痛苦的时代，在鲁迅来说，是极其不幸的，和中国人民的痛苦同其命运了的一个大时代。 [book_title]五、所谓兄弟 谈起周作人，听鲁迅在病中休息的时候是这样叙说的：“我的小说中写人物时不是写老大就是写老四。因为我是长子，写他不好的时候，至多影响到自身；写老四也不要紧，横竖我的四兄弟老早就死了。但老二老三绝不提起一句，以免别人误会。”从这里也可见鲁迅下笔时的字斟句酌，设想是多么周到。有时茶余饭后鲁迅还会很随便，很自然地感叹出自己所遭遇的经过。他很凄凉地描绘了他的心情，说：“我总以为人不要钱总该可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住的时候，我的工资收入，全行交给二太太（周作人之妇，名信子），连周作人的，不下六百元，而每月还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回家。又看到汽车从家里开出，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呢？”原来家内人不断的大小轻重的生病，都常常要请医生到来，鲁迅就忙着应付这些差事。从没有计算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那么他们每月收入有六百上下（鲁迅三百，周作人二百四十），稿费在外，都哪里去了呢？鲁迅说：“她们一有钱又往日本商店去买东西去了，不管是否急需，都买它一大批，食的、用的、玩的，从腌萝卜到玩具，所以很快就花光了。又诉说没有钱用了，又得借债度日。”有似帝国主义者榨取剥削的态度，她们的心向着日本，要照顾日商。中国人的家庭，她是以奴役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用一个总管叫徐坤的，这人精明能干，什么事都可以妥托。如周作人父子共有三部黄包车，那包车夫的聘请和工资都经徐坤的手，连周作人买双鞋子，订造件大衣，都是由徐坤叫人来做，这就可以有大笔的从中取利的机会，这是旧北京人的老习惯，人所共知的。不但如此，徐坤的家眷，就住在比邻，只隔一道低矮的墙头。鲁迅住在头一进的外屋，每天上班前就会亲自看到徐坤从墙上把食用物品从墙头送出。鲁迅看得多了，有一次就向管家的二太太说出这不平凡的寄生生活情况。信子把徐坤叫来，不是责骂徐坤，而是说：你为什么要给他（指鲁迅）看见。意思是这些事可以做，就是瞒过鲁迅好了。有一回小孩在窗下玩火，几乎烧起来，被鲁迅发觉很紧张，认为应该训诫，她们听了很不舒服，仿佛玩火也不要紧，只要不被鲁迅看见好了。在鲁迅呢，艰难缔造的新居，是经过无数心血，花了无可计量的精力才得完成的果实，自然珍视。就一般人来说，也没有看到孩子玩火而不加禁戒的。她们别有脏腑的行动，鲁迅哪里料想得到。也许这些日常琐屑，正为进谗资料，而周作人视而不见，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他一切都可列入浪费精力和时间之类的处理生活方法，也做成日积月累的意见不同处。鲁迅还提到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安然看书的好气量，他说，“要是我就不能够做得到。” 又，鲁迅经常自己借债维持整个大家庭的开支，如果节约一些，不是免得多向外借一些吗？有时借款是辗转托之他人，向银行纳高利贷来的。在这里我就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生为了他哥哥还不完的债艰苦生活的情况，觉得世界上真有这样的老好人，在中国算是无独有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初以为自己还年轻，没有负担，筹还哥哥的债只要努力一下就可以了。殊不晓得利上加利，就致有破产入狱的威胁到来，甚至带病写作还债，直至晚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前才清理完这一生缠扰不清的债务。据鲁迅当时所想的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类似，他说：“自己负担轻，他们需用，就交给他们用好了。”鲁迅除了负担八道湾绝大部分家用之外，连日本人信子们的父亲羽太家：每月家用的接济，儿子重久三次到中国和在日本不时的需索以及军营的所需费用，及第三个女儿福子的学费，也都是由鲁迅每月收到工资，即行汇出的。后来鲁迅被赶出八道湾之后，常常感叹地说：“我幸亏被八道湾赶出，生活才得有预算，也比较的不愁生活了。”对照以往生活的紧张情况，后来可以量入为出，也可以接济一些急需求学的青年，可说利用资财得更有意义了。而周作人的人生哲学也另有一套，他知道了徐坤的贪污后，向人表示：如果换掉徐坤，要他自己去办身边事务（如自己衣着之类），就要减少许多看书的时间，划不来的。所以他不是不知道徐坤之坏，而是坏之中能解决他的问题就好了。其实还是好逸恶劳的旧知识分子的态度，专门剥削别人的劳动，对鲁迅也如此。鲁迅的辛苦经营，他哪里体会得到呢。这不是冤枉他的，有事实为证：人们只要翻开鲁迅日记，在1919年，鲁迅奔忙看房子，最后找到八道湾，后又修理房子，隔天去监工，又接洽警局、议价、收契等等，费了无数心血，又四处奔走借贷，甚至向银行纳短期高利借款，大约除了绍兴卖祖屋千余元之外，全部共四千金之谱，到诸事略备了的时候，周作人才回到北京，全家逛完农事试验场园之余，才坐马车来看新屋。这之前，周作人干什么去了呢？他这年3月间就从北京大学请了假，全家去日本游玩去了，中间回来北京，过不几天又去了。直到新屋成交之前，鲁迅先行另租了几间房子，粉刷好了，备办了家具，一批人，包括周作人家属和日本小舅子重九才浩浩荡荡的重回到北京。若说周作人也曾费过劳动力了，确也是的，就是去了警局一趟领回房契一张。大约这就是他留出时间、精力写作之故罢，然而跑向日本，难道不花精力与时间吗？关于这张房契，也有一段故事：鲁迅不自私，原来立房契之时，他如同写文章用兄弟的名字一样，也要写上房主是周作人的户名，但经教育部的同事劝说才用了周树人的名字，后来把鲁迅赶出八道湾。周作人原先绍兴卖祖居时就想分掉款项花用，被鲁迅坚持再买回房屋在北京，以便他们大家至少有地方好住而打破了他的计划。这原是为他们设想的好意，但见钱就花，从不计较长远的周作人是不管这些的。这时又故态复萌了，要把八道湾屋也卖掉。风声传到鲁迅耳里，说：“卖掉是可以的，不过我也得分一份。”这时鲁迅就想起了教育部那一位同事的预见了，用了周树人的户名不是那么容易卖掉，鲁迅活一天，就得等候他首肯签名才能变卖。这事才搁置了廿多年，待鲁迅在上海逝世了，周作人做了汉奸，煊赫一时，他就把房契换到他自己名下，算是他的。则照例就该没收归公。但政府的宽大，成了他窃据的便利，这是后话。亦可解答一部分人的意见，以为他们兄弟不和之原因所在，是物质关系。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初时每月工资不欠，比周作人还多，又忠心耿耿的全部交出，兼以向朋友告贷，这样的人，在家内开支是一个得力助手，要得的。后来开始欠薪，加以干涉到人事方面，就妨害了主人的权威，讨厌起来了。从母亲那里听到过一个故事：在《呐喊》《鸭的喜剧》里不是谈到过爱罗先珂先生和鸭的喜爱吗？爱罗先珂住在八道湾，和他们家人也熟识了之后，他又懂得日语，语言上没有什么不便利，有时谈起妇女应该搞些家务，“也屡次对仲密（周作人笔名）夫人劝告，劝伊养蜂、养鸡、养猪、养牛、养骆驼”。也就是现在所谓之搞副业罢。“有一天的上午，那乡下人竟意外的带了小鸭来了，咻咻的叫着”，“于是又不能不买了，一共买了四个，每个八十文”。喂小鸭的光荣任务首先要找饲料，南方是容易得到的，田边、水上的小虫，鸭自己就会寻食。至于在北京自家水池，那就又要烦劳徐坤去找。那徐坤却不费事，用高价（北京较难得，故昂贵）买来了泥鳅喂鸭，算起来买泥鳅的钱比买小鸭价还要大，这个副业也就可观了。在爱罗先珂先生或者以为忠言可以入耳，在又一次谈家常中谈些妇女应该如何如何的话。话尚未完，信子已经怒不可遏，听不入耳，溜之大吉了。而言者因看不见，还在那里继续不断地说下去。对朋友如此不礼貌，对家人自然更甚了。鲁迅有时还为周作人原谅：说他“太木”（绍兴语，不知不觉的意思），也许这些都瞒着他的。后来不久爱罗先珂先生也离去了，究竟是否住不下去而走的呢，母亲没有说明。 但鲁迅确是搬走了，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是被八道湾赶出的”。 从日记的记载，从鲁迅诗集的描写：“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影过长天！”并有跋言云：“嗟乎，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兄弟竟居异地。”诗和跋，印证以鲁迅日记与“二弟”通讯的频繁，寄书籍的不间断，人间友爱，弟兄之情，怡怡然异乎寻常。故亲日运筹帷幄，安排生活，劳累匪所计及。用鲁迅自己的打算说，“是让别人过得舒服些，自己没有幸福不要紧，看到别人得享幸福生活也是舒服的”。真是做到“象忧亦忧，象喜亦喜”的地步而无愧。 这样过了无数的日子。从日记看出：1923年的7月3日还“与二弟至东安市场”等处，7月14日就写着“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的话。到7月19日“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鲁迅在横逆忽来之下，带着连日患着的齿痛，到8月2日搬到砖塔胡同去暂住。这期间，又带病看屋，另找住处，接着母亲又生病起来，又陪去看病。到9月24日，鲁迅真个病起来了，24日记着“咳嗽，似中寒，”第二天又记“夜服药三粒取汗”，到10月1日“大发热，以阿思匹林取汗，又泻四次”。但一样的去讲课。10月8日又记着“以《中国小说史略》稿上卷寄孙伏园，托其付印”，自后一面仍教书、看屋、诊病，到11月8日才记着“夜饮汾酒，始废粥进饭，距始病时三十九日矣”。 在周作人亲自送来的一封信，外面写“鲁迅先生”，信里面除了同样的称呼以外，开头的一句是“我昨日才知道……”，从这几个字毫无疑问是听信别人之言了，鲁迅要追问情由，然而周作人毅然不顾。到了1924年，鲁迅经过脅痛，校医云是轻症肋膜炎。3月间，似乎是在“闲居养病，虽间欲作文亦不就”。但到4月的日记，除日常工作外，又看到“寄季市以《小说史略》讲义印本一束，全分俱毕”的完成另一件工作告诉朋友。 在又一次的“看屋”“修理”，经营复经营之下，于1924年的5月25日“星期 晴 晨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在日记中作一记录。到了6月11日的日记是“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詈骂殴打，又以电话召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这寥寥数语，亦可臆测大概。其实更有甚于此的，据鲁迅告我：见他们的气势汹汹，叫朋友帮忙的态度时，鲁迅就说：“这是我周家的事，别人不要管。”张、徐就此走开。而周作人竟拿起一尺高的铜香炉，正朝鲁迅头上打去，又经别人抢开，才不致打中，这时候又数说了许多不是处。鲁迅当时就答说：“你说我许多不是，我从在日本起，因为你们两人每月只靠留学生的一些费用不够，才回国做事帮助你们的，这总算不错了罢！”当时周作人一挥手（鲁迅学做出手势）说：“这以前的事不算！”就这样闹开了。事后听鲁迅分析事情的经过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闹过，结果她闹得比他还凶。自此周作人考虑到，要对家内求得安宁，就得把阿哥牺牲也在所不惜，二者相权，是较为得计的。”但现在阿哥又可以卖钱，写写阿哥的事情也可以投机，就吮吸死人也可以营养自己的身体了。如其说对阿哥怎么怎么好，那是蒙蔽世人的诡计，天晓得究竟是怎么回事。 经过这样并不光彩的斗争而向信子软化的结果，进一步就是向敌人投降，国事、家事都一样。从此信子就更加跋扈，另一方面自然就是周作人更加迁就。那么友爱的兄长都可以牺牲了，其他自亦不在话下。从这条路线追寻下去，鲁迅说：“她们（指日妇们）刚从日本归来，住在绍兴，那里没有领事馆，她们还是处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发脾气撒泼起来，至多装晕死过去。有一回她的兄弟重久在旁，拆穿她的装腔作势，说不要理她，自己会起来的。这才把长久吓得家里人对她死过去束手无策的戏法拆穿了。待一到北京，她就跑日本领事馆，事事请教日本人，一有风声鹤唳，就扯起日本旗。”她们唯恐日本不侵略中国，日本来了，她们有好处，这就是她们的卖国目的，也就是周作人之流的汉奸卖国贼说法：中国工业不如日本，农业中国，工业日本，请日本人来治理中国的亡国政策。所以说，日本女人的看法不对，还更是汉奸周作人的卖国思想不对。鲁迅是何等样人，对这种思想暗流的日见显著，其不和是有由来的了。周作人的连处理家务也怕麻烦的性格，眼前利益又使他迷失了方向，既可做高官（伪），又有厚俸，更兼妇人的自动投靠促进，于是一拍就合，把民族利益轻于个人利益而落得个汉奸收场，这是他们兄弟二人各殊行径的大分野。这里是一个知识分子只计较个人眼前苟安享受，忘了国家民族气节的典型发挥到高度的、不可救药的程度的反面教材。后来他在北大投靠胡适，鲁迅就知道这人的不可救药。是对人们的教育有深刻意义的。鲁迅的被侮辱与损害，就在其次了。 据鲁迅分析：“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前，周作人的态度还是好的，是和大家一致向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因为并没有直接威胁到他的生活。待到1926年9月，女子文理学院又第二次被任可澄教育总长同林素园校长率警察厅保安队及军督察处兵士四十左右，驰赴女师大，武装接收（见《华盖集续编》），到校硬指徐某为共产党，眼看当场又想捕人的时候，周作人考虑到切身利害，不敢再斗下去了。曾在《语丝》96期《女师大的命运》那篇文章上，岂明（即周作人）说：“经过一次解散而去的师生有福了。”其意即指留下的人是不幸的。不幸而要幸，流亡生活又不舒服，则惟有朝着当权者的旨意行事，则不难设想：谁当权就顺从谁，个人目前既得温饱，又免于政治（汉奸霸占的局面）的迫压，事后还可以打扮自己为入地狱的菩萨，总胜落入日本人之手一筹，以告无罪于人的苦心撒谎话，冀求人们谅解以自解嘲，终至于其所行为，前后判异。以与鲁迅的骨头最硬，绝不妥协的精神迥异。一则只顾个人，一则全为大众，距离稍异，总账则悬殊实甚，真可谓履霜坚冰，其来有自了。有时鲁迅又会意味深长地说到自己：“我幸而跑到南方来，看到、学到许多有意义的教育，如果仍留在北京，是不会有那么些东西看到的。”但周作人却对人说；“我不到南方去，怕鲁迅的党羽（指左联的人们）攻击我。”黑暗的土拨鼠是见不得光明，就自在瞎说。这些年来党和政府的宽大，不但安排了他的生活，还让他安静地写作，这不就证明了他对党的不信任和自己的卑劣无耻吗？生存决定意识，物质环境之于人，关系甚大。过着苟安的生活，只知有己而不知有别人，以榨取别人为得计的一张伪善者的态度，诚如夏虫之不足语冰，转瞬秋凉已届，则成为寒蝉无声，于人无益，于世无补的生活。在我们今天学习了社会主义教育，一切为了社会主义，忘我地劳动，忘我地生活。把舒适的生活放在后头，留给别人，这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风格。我们不会有而且唾弃周作人式的只图自己免于劳累，由着别人供我效劳的生活方式，也就痛恶这种生活方式而以为鉴戒，这就是写这回忆所想到的、所要说的话。当然周作人之流看了是不会欢迎的，然而这是事实，是千千万万研究鲁迅所关心的事实。 话又说回来，鲁迅虽然在上海，但每每说“周作人的文章是可以读读的”。他的确是这样，不因为兄弟的不和睦，就连他的作品也抹煞。每逢周作人有新作品产生，出版了，他必定托人买来细读一遍，有时还通知我一同读。如1928年9月2日，日记上也曾记着：“午后同三弟往北新书店，为广平补买《谈虎集》上一本，又《谈龙集》一本”。又1932年10月31日，买“周作人散文钞一本”。这可见他的伟大襟怀，在文学上毫没有因个人关系夹杂私人意气于其间，纯然从文化上着想。这又可以看到鲁迅的批判看待每一个问题的态度，也正是马列主义分别看待问题的方法。而我们党直到今天的给予周作人某些文化上的工作，如果我的体会不错，是否也是说明，在党的领导之下，虽一得之长，都不会遗弃。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何等伟大意思。也就是说，虽然以周作人的做过汉奸，不耻于国人，但是党还是望他有所贡献，其他右派更不用说了。 读者是会关心的。有读者问：“为什么鲁迅被八道湾赶出？”又有读者写信来问：“八道湾似乎是地名，它怎会……”我每次收到这样的询问就要分别写回信，很费一番唇舌。这回总算依照鲁迅当时说的话，回忆其梗概，加以叙说了。不过这里还只是扼要地说，就鲁迅口中说的分析经过。其他事实琐屑，与夫信子们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1947年，北京西三条封存起来，她们还集合了一大伙伪宪兵人等往鲁迅故居接收房屋，搬移用具的蛮横动作，可证明她们凌驾一切，奴役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自高自大，旁若无人，至今还存在着变天思想，因不在本范围内，故从略。 至于周作人，解放后写过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中的人物》等等，仿佛在人前看来是鲁迅的好兄弟似的。他家没有被查抄，还保存有与鲁迅讨论学问的书信未交出来，可能还有鲁迅的旧作存在彼处，如果他真的是修晚年之好，痛念前非，毅然把他收藏有关鲁迅著作部分全行献出，以赎前愆，还可冀求见谅于国人，这才符合于事实。否则伪作友好，写再多的“故家”“人物”，仍是逃不过“虚伪”的一塗。 [book_title]六、厦门和广州 当北京“三一八”事件之后不久，政治还是那么黑暗。我们料想：中国的局面，一时还是不死不活的拖下去，但清醒了的人是难于忍受的。恰好这时厦门大学邀请鲁迅去教书，换一个地方试试也好吧，鲁迅就答应去了。其时我刚在暑假毕了业，经过一位亲戚的推荐，到广州女子师范学校去教书。 临去之前，我们曾经考虑过：教书的事，绝不可以作为终生事业来看待，因为社会上的不合理遭遇，政治上的黑暗压力，我们做短期的喘息一下的打算则可，永远长此下去，自己也忍受不住，因此决定：一面教书，一面静静地工作，准备下一步棋的行动，对自己经过一时期的斗争，为另一个战役作更好的准备，也许较为得计吧。最低限度，例如至少有半年不挨饿的预备，再斗争起来，胆就会更壮些，力量会更充足些。因此我们就相约了做两年工作再见面的打算，还是为着以后的第二个战役的效果打算，这是《两地书》里面没有解释清楚的。 抱着美好的幻想到了厦门，头一个遇到“双十节”，当时使得鲁迅“欢喜非常”。是因为北京在北洋军阀统治了多年，“北京的人，仿佛厌恶双十节似的，沉沉如死”。大凡人对某一件事的思想有了不同，则感情上也自然产生爱恶两样极相反的态度。鲁迅在北京，对过年的鞭炮声也听厌了，对鞭炮有了恶感，这恶感是因为北京的鞭炮声代表了陈旧腐朽的一面，所以厌恶；而厦门的鞭炮声带来了新鲜希望，所以就“这回才觉得却也好听”“欢喜非常”了。再看他的比较：“听说厦门市上今天也很热闹，商民都自动地挂旗结彩庆贺，不像北京那样，听警察吩咐之后，才挂出一张污秽的五色旗来。”（以上均见《两地书》）从挂旗上，鲁迅判别出自动与被动，觉悟与不觉悟，当家作主与否的精神来。而又说明了北京人民之所以如此反应，是包括这一面旗，代表了与他生活无关的事件的反应，是麻木状态下无动于衷的反应；是军阀的压制所表现于行动的一种无言的表示。其时国民党刚在孙中山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下来庆祝节日，所以鲁迅差强人意地认为：“此地的人民的思想，我看其实是‘国民党的’的，并不怎样老旧。”（见《两地书》） 同样的“双十节”在广东，“一面庆贺革命军在武汉又推倒恶势力，一面提出口号，说这是革命事业的开始而非成功”，这原来蕴藏着国共分裂，排斥共产党人的阴谋，而违反孙中山路线的企图这时已有了。所以群众在表现上并不因打下武汉而特别高兴，自然在庆祝大会的会场上只看到“雨声、风声、人声”将演讲的声音压住（见《两地书》第五十五），闹嚷嚷乱哄哄的混作一团。这天我是带学生游行，亲眼看到这种情况。正好上海的《新女性》杂志索稿，我就写了一篇《新广东的新女性》投出，说明我在广州看到的女性并不新，还是娇滴滴的小姐式，应付了事的态度多，认真庆祝的少，与“三一八”时北京的女学生奋斗争取达到游行目的的情形迥异，和厦门鲁迅所喜欢的也不同。作为窥测气候的一面镜子来说，是令人失望的。 我一到广州，听女子师范学校负责人的谈话，是要我做“训育”的事，这当然就应当交出我从北京带去的“国民党”的关系证件了。但校方负责人叫我慢点交出，我因初到，不便多问，但这事就此搁起，后来我听说邓颖超大姐在省党部工作，我要去看看久别了的，我所景仰的邓大姐，在校方一打听地址，又叫我最好不要去。我对于这些因初到都觉得有些诧异，以为必是学校过于谨慎，既然这样，我就听信了一半，把证件不交出，也就是和国民党的关系断了。后来才晓得，国民党内部如此复杂，大别之有左右二派，派之中又有无数小派，无怪学校方面叫我暂不交出了。若一交出，交给到哪一派都有为难，若在右派手里更不得了。所以不交出还是比较妥当的。但叫我不去见邓大姐，却万万不能够。我暗地里找到省党部，不在；我又设法找到她的寓所，见到了渴望已久的亲大姐！叙了阔别之情，亲切地告诉我黄埔不招收女生，所以没有写回信（我以前写信向她打听的）……谈了许久的话，现时不能一一写出了，但记得还在她那里食了一顿饭才走的。 后来又见到一位同志，是李春涛。他本来在北京当教授，和杜老（守素）同住在一起，那时许多人都想丢开教书去干革命，澎湃同志首先南下了，接着李春涛、杜老也计划离去。他们那时住在北京地安门内南月牙胡同，经过同乡介绍，我到过他们住的“赭庐”。门也油着红色，表示赤化的思想，但没有遇见一个人。后来在1925年的4月5日，在东安市场的森隆见面了，当时还有些什么人一起同席，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给了我很多鼓励，并约毕业后回到广东去做事，临别时又送了我一本书，说这本书他看过了，还不错。我翻开里页看到写着：广平先生惠存春涛敬赠。另一页又盖着：“李春涛读书章”几个字，并有他订正补充的文字，具见革命者的认真不苟的工作态度。在国民党开代表大会，他以代表身份到广州来的时候，那时在广东是第二回的见面了，他很高兴我真的回到广东，并且邀请我到汕头去，无论教书，做妇女工作，做报纸宣传工作都可以想办法，总之那面缺人得很。那大约是1926年的冬天。后来广东女师的风潮闹起来了，一时离不开，到了国民党右派极端猖獗的时候，学校里右派分子非常蛮横，写恫吓校长的信，在学校内滋事，校外又有互相呼应的右派学生会和管理青年的部，可见事情的并不简单。详细情形，这里不多说了。但我并无恋栈之意，以为不管怎样，负责到告一段落的时候，交代得过去才可对得起学校。后来知道各个负责的都另有工作了，我就想也卸仔肩，去汕头应李春涛同志为革命事业多找些人工作的伟大心愿之约，哪晓得他为革命事业不惜费尽苦心的一个人，在大革命时期被国民党反动派暗害了，在汕头连尸首也找不着。我手头留着烈士一本书，永远纪念他为革命献身的精神，为鞭策我们工作的力量。同时我走向革命，学习得到进一步，并且离厦门近便些，有机会还可以去安慰安慰鲁迅愁闷于校方工作的苦情。但我给厦门的鲁迅解释得不够详细，倒引起他的牢骚来了：“我想H.M.不如不管我怎样，而到自己觉得相宜的地方去，否则，也许因此去做很迁就，非意所愿的事务，比现在的事情还无聊。”同一封信的深夜，又添了几句：“我想H.M.正要为社会做事，为了我的牢骚而不安，实在不好，想到这里，忽然静下来了，没有什么牢骚了。”（见《两地书》第八十一）这里越是说没有什么，正表明有什么，我因此考虑：同是工作，要我自己闯，可能也多少干一些事，但社会是这样复杂，我又过于单纯，单纯到有时使鲁迅也不放心，事情摆在面前，恐怕独自干工作是困难的了。既然如此，就在鲁迅底下做事也是一样的。这样的想法一决定，就不去汕头了。以后也没有改变了这决定。 那时鲁迅已经应了广州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职务。我名为助教，实则协助鲁迅和许寿裳的有关教务的准备教材和生活方面的工作。鲁迅后来搬到白云楼，为的好有一些时间想想写写，自己支配自己的准备业务工作。其时郭沫若先生已经去了武汉，鲁迅所理想的文艺运动，想和创造社联合起来，结成一条战线，共同向旧社会旧势力展开攻击，而且作了最坏的估计，向朋友述说他的打算：“至多不能回北京去。”这表达了鲁迅出京以后，在厦门的服吃鱼肝油等补药的一种充分积极从事于准备另一战役的态度。可惜局势的变化，使得郭先生等已无法留在广东，联合战线已经无法达到。除了许寿裳一人之外，并没有可以与言的人，鲁迅深深感到孤独的悲哀。幸而党的领导像明灯一样照耀着每一块土地，鲁迅也有机会见到另外一些党的负责人，如陈延年。鲁迅正在考虑：如何把党的精神传达到工作中去，可能效果大些。突然，4月15日清晨，我的老家人“阿斗”跑到白云楼来，惊慌失措地说：“不好了，中山大学贴满标语。叫老周（鲁迅）快逃走吧！”我急忙走到楼下，看到下面有许多军队，正在集合听指示，仿佛嗅到火药气味，大约就是有什么举动了吧？看看河对岸的店铺楼上，平时作工会办公处的，这时也有些两样了，似乎在查抄。我一口气奔到邓大姐住处，打算告诉她所见所闻，通知她小心些，待到得门前，它拉起铁门走不进去，我急忙叫人，大约太显得惊慌吧！里面出来一个青年，彼此还认识，我就把我的意见向他说了，他这时才告诉我：“大姐已经走了。”我如释重负的回去，叫醒了鲁迅，告诉他不平常的一幕。待到下午中山开会营救被捕青年的时候，他精神早已有所准备，明白这又是无耻的不忠诚于革命事业的黑暗勾当。学校负责人是公开宣布过带领着学生往左走的，这回却反过来大骂共产党，说这是“党”校，凡在这里做事的人，都应该服从党的决定，不能再有异言。鲁迅悲愤填膺地力争，坚持营救学生，未获通过。仅有一二人先还似要响应鲁迅的话的，到后来看情形不妥就不开口了，结果力争无效，鲁迅独自宣布辞职。回到白云楼，把经过一一向许寿裳细说，且说且气，连晚饭也未进一口。这个血的教训，比“三一八”又深一层了。在国民党旗帜之下，在国共合作得来的胜利之下，居然背叛革命，公开屠杀，有些是失踪，有些是在病床上被扼杀的，比北洋军阀还黑暗，无怪鲁迅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了”。 困难的是在“目瞪口呆”的局面下还一时不能走出。许寿裳先生6月间已先离去了，鲁迅还是在酷热的西窗下日夜执笔做着工作：《野草》《小约翰》《朝花夕拾》《而已集》《唐宋传奇集》等相继编写完成，尽量利用有限的时光，做他严肃紧张的工作，随时随地都不浪费些许时间，这就是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工作态度，始终是鼓足干劲地为中国、为青年贡献他的力量。 因此夜里写作有时就会在早晨多睡眠些。有一天的清早，我从自己的卧室走出来，看到一个打扮似青年的人从鲁迅睡房走出，我还当是找鲁迅的人，说：“你找周先生吗？他还没有起床呢？”那青年唯唯而退。事后一检查，原来我恭而敬之的送走了以为尊贵的客人，却是一个小偷。鲁迅住在靠门口的一间朝西房子，大约是去买菜的女工忘记关好大门，于是鲁迅桌上的表就成了小偷的猎获物了。 许寿裳先生是一个老好人，执正不苟，在与章士钊斗争的时候，鲁迅被非法革职，他就和齐宗颐（寿山）先生，毅然辞去教育部工作，以示抗议，凛然有古代义士风格。这回在中山大学，又一次表示他对拘捕学生的愤慨，和鲁迅一同辞职。敌人对待许先生是不同于鲁迅的，立即批准，因为他准许了许先生辞职，绝不会有引起风潮的顾虑，就毫不容情地这样办了。在许先生呢？岂为他要被挽留而作态的吗？鉴于大局的恶劣，以至颠倒黑白，留也何益，与鲁迅同进退，正是凛然大义所在的又一次表示。他和鲁迅，平时有似手足怡怡，十分友爱，偶或意见不合，鲁迅就会当面力争，而许先生不以为忤，仍友好如故，有时彼此作绍兴土音说话，说到会心处会大笑。反对杨荫榆的时候，杨说六个学生是“害群之马”，鲁迅和许先生就私自给我绰号“害马”，我是不知道的。有一回见面的时候，鲁迅说：“害马来哉”，我还摸不着头脑，他们二人却大笑哈哈不已。 待到鲁迅逝世后，我因他们从前过从极密，留学日本和在教育部里工作，也总是在一起的，就劝他写些东西出来，后来就成为《亡友鲁迅印象记》的回忆录。他这个回忆是在台湾大学教书时写的，据说鲁迅逝世后，许先生在授课或课外，更多的时间在谈到鲁迅的思想性、学术性、文艺性、革命性的各方面。除整本的《亡友鲁迅印象记》外，《我所认识的鲁迅》里面也收入不少纪念文字，遭到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特务们的忌恨，不止一次的警告过他：“不要谈鲁迅。”许先生却以为谈谈这些，又不关系政治行动，而且人已经死了，绝不会惹起问题的。许先生的悍然不顾一切的言行，正如鲁迅活着的时候常常说过的：“季茀他们对于我的言行，尽管未必一起去做，但总是无条件地承认我所作的都对。”越是在黑暗统治下的台湾，越觉得像鲁迅那样的人逝去的可惜的许先生，就越加自动爱宣传鲁迅的文学革命运动，终于遭到暴徒的暗杀，可谓以身殉友—真理、正义—的一人了。 鲁迅常批评周作人，生平没有几个真心知己朋友，没有得到很多的诤益。鲁迅自己就很以有几个意气相投的朋友为慰。与章士钊斗争的时候，许寿裳与齐宗颐（即助译《小约翰》的），就抗议章的非法解鲁迅佥事职而一同辞职，以及广州中山大学“四一五”非法拘捕开除学生，鲁迅辞职而许寿裳也表示抗议离去，都是一样的精神。其他如早期资助出版《域外小说集》搞银行事业的蒋抑卮先生、搞渔业的邵明之先生、搞军事政治的陈仪先生，都是各在其职务方面自行工作，但对于鲁迅所作所为，每当晤面，则表同意，听说陈仪在福建厦门一带任职时，就常给CC派过不去，后来陈仪亦被害闻，这些人的行动与鲁迅是深浅不一样的，但对当时政局的不满却有共同的思想。一九〇八年在日本时，鲁迅他们集合了几个人翻译了《域外小说集》而没有印资的时候，蒋抑卮先生不以资本家惟利是图的心度量出书的营利收益，虽然他本身是银行界中人，而竟然同情文学革命事业，助以资财，使得出版，一集出了，只卖了聊聊几本，而还不灰心，又要出第二集，集稿之后，又要投资，在鲁迅等自然具有百折不挠之心，而计算赢余，博蝇头微利的商人作风下，蒋抑卮先生居然出此，真可算是难能可贵，若非深深通了鲁迅等的文化运动，具有伟大的共同情感，是难以做到的。 另外还有一位鲁迅同时代的朋友陈仪先生，在日本求学时是曾经同学的，因为他学的是军事学，回来很少接触，但友谊还是很好的。 以三十五年亲如手足的许寿裳先生，与鲁迅思想虽然有某些钦佩甚或相通，但毕竟两样。其原因，就我的猜想：则一为绅士式的，而一则为斗士式的之故。许先生精于英文，鲁迅有时戏人言：季市有时也颇有意于写作，但预备工作过于细致，仿佛要馨香斋戒才动手的样子；先摆好架势，觅好清幽处所，或买好点心，以备构思时用，如时大加张罗，往往用去很多力气，结果食完点心了事，终于写不成文章。这些话，凡早期与他们同事工作者大抵体会这风味的，这就是我所谓的绅士式的风度。推而广义，生活必求绅士式，则势必至有时委曲求全，一有迁就，未必能每事毅然舍去。其在台湾教书，原为陈仪（亦东京时同学相友善的）所介绍，及陈已去职，陈所痛恶之CC仍在，假使他善观局势，旧时代对人对事，都从连带关系着想，陈去而许留，未免警惕不够，何况他还不断提及鲁迅，则自不为敌人所谅也明甚。但许也有苦衷，就是单纯以为提鲁迅与政治无关而忽略敌人却以为大有关系，二因相并，遂遭不幸！还有，许先生或者以为当时除解放区外，到处是白区，一片白色恐怖，有何分别？故而苟安，加之生活所迫，垂老教书，实不获已，倘能摇身一变，参加战斗行列，自当不死。然以绅士式的生活的许先生，毋乃过高的要求？于此可见脱离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求独自过着绅士式的不恰当的方式，必然招致自身的毁灭，乃其小焉者尔，遗害之大，则难尽言了。 陈仪（公猛，公治）与鲁迅也很熟识，我们南下在下关搜箱子时鲁迅曾设想假使遇到麻烦，就去找他的。我们初到上海时，他刚从德国回来不久，亲自来访，并送了鲁迅两本书。这位先生的受知遇于国民党，据他向鲁迅说是因为去德国代买军火，别人例必受佣金，数目很不小，惟独他一文不受，故深受信任云云，鲁迅听之并不为奇，他们同学的本色多如此而已。及鲁迅逝世，许先生和他一道在福建工作时，就对CC派不稍假辞色，及至调回浙江。又闻他遭到蒋介石的杀害，原因是他写信给当时浙江某要人，劝其起义反蒋，被告密，遂就地杀害。鲁迅的故人，虽是武夫，毕竟不与污浊同流，而国民党的反动派的不明大势所趋，自甘灭亡，终为人民所唾弃驱逐的原因，实积过太大了。 许寿裳先生于1948年2月19日，惨遭蒋介石匪帮假手于名为偷儿之手黑夜杀害的。从此名为学者的许先生逝世又十一年了。陈先生也因为国家走向光明而以自己的行动作见证了。从此中国的党和人民，集先烈之血不使白流，终于1949年正式成立了统一的人民政府。 经过剧烈变化之后的鲁迅，深深感到“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见《三闲集》：《在钟楼上》）。其实我们都是抱着梦幻而来的。当北洋军阀逼到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以为南方革命空气比较浓厚，总会聊胜一筹的。待到了之后，眼看一些假象，在厦门的鲁迅和广州的我，都被假象所迷惑，轻于置信，不免欢喜盈于辞色，到10月10日鲁迅见到厦门的庆祝会和我对中大的怀有希望都是轻于置信的例子，而没有真正深入到人民生活是“旧的”那方面去考虑。尤其广州大屠杀的当时，其实是很危险的。我的一个堂嫂嫂是国民党右派“士的派”（“士的克”是英文stick的译音，意即手杖。当时国民党右派常常气势汹汹用手杖打人，故称“士的派”），她的妹妹就是亲自到女师范学校点名捉同学的（强迫学校集合学生在大操场，点到左派的人就叫出来，最后一齐捉去）。我起先被她们诱同反对校长，无效，转而诬校长和我们都是准共产党，比共产党更该杀的。如果我被捉去，更兼这位做律师的堂嫂诬陷，则我被杀害也没法查询，因为她这时可以大义灭亲的美名加以杀害的，实在没有保障得很。而我之再三劝鲁迅去广东，也无非希望对广州有所贡献于青年。首先，文艺上除创造社一些读物外，其他荒芜得很，所以鲁迅又介绍北新、未名的出版物于广州青年，虽然这些刊物还没有达到以理论教育青年的目的，但在那时的广州，已属不易的了。其时芳草街是某青年的空房子，两房一厨房。前房摆书摊，后房住人。我就找了一位熟人去，为料理代售书籍的事。那位青年非常信任鲁迅，把房子让出，连同家具一并在内，每月只要代付九元房租便妥。待到把书移交给共和书局，结束了代售书籍的业务之后，仍旧把房屋交还给某青年，即算完事，可见这时热心相助的人也会遇到的。 我离开广州十年才于1926年回去，沧桑大变，更其昧于国共合作下忽而会反颜相视，屠戮继之的对付共产党人，是鲁迅和我万料不到的，而责任究属我应多负担些。既然郭沫若先生也被迫离去，就可想而知革命形势的风雨欲来了。就因为我那时还年轻，阅世不深，受政治影响和教育不够的缘故，一味向鲁迅劝进，他之到广州来，其实我也不能辞其责。在这万难的局面之下，鲁迅却从血的教训、残酷的现实里，激起思想的大变化，认识到“原先是憎恨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见《二心集》序言）。 为了走向新的战役，鲁迅毅然离开了涉足不满九个月的广州。 为了走向共同的事业，为了诀别这革命策源地成为当时黑暗的旧的恶势力所占有，他劝我也走出广东，1927年的10月我们指向上海的目标前进。 [book_title]七、我又一次当学生 我又一次当学生。而且是专人教授，单独一个人学。教师是精通日文而又尽心诚意、不遗余力地罄其所知以教的鲁迅先生，作为一个有幸在他旁边学习的学生，我共学了一年零五个月的日文。 起因是在1926年的12月2日“厦门通信”谈起的：“你大约世故没有我这么深，所以思想虽较简单，却也较为明快，研究一种东西，不会困难的，不过那粗心要纠正。还有一个吃亏之处是不能看别国书，我想较为便利的是来学日本文，从明年起我当勒令学习，反抗就打手心。”（《两地书》第八十五） 从厦门到广州，鲁迅无日不忙于学校的业务上，没有机会履行他给我教日文的许约，到了4月“清党”以后，虽则是大家都辞职了，该可以学习了吧，然而，川流不息的“客人”来侦察，心胸中被大时代塞满了一肚子的愤懑，静不下来，我也没有心思要求鲁迅实现他的心愿。 到了1927年的10月里，我们到了上海，经过两个月的人事往来，生活也稍稍安定了，从12月起，我就开始读书。先是教单字，但并不是照日文教学所排列的字母教起，而是鲁迅自己编出讲义就教的；教时在话语中加ノ（的、野、之）デ（以），ミル=見ル（即见的意思），キク=聴ク。但闻与听意思就有不同，如キクエル=聞エル。举例如下： 第一课 上面突出的指出，カ、キ相连与原来的解释不相同而另外产生植物名：柿；而キノコ不是照原来木的子的解释，而是菌。但菌确多是从木而生。似这样的教法，又生动，又有趣，易记。鲁迅又以为：教外文无须专教文法课本，只需从语句上随时指出，予以解释。如小孩学语，何曾须教文法，但到习用惯了，自然纳入规范。他教书时由浅入深，由简至繁，进度是比较迅速的。 第二课 学到第二课加教了些动词，到第五课加了些形容词，语句也比较长了。 第五课 以上第五课和下面第七课，兼教些文法的常用语，如： 第七课 学习到了第十一课，就总结一下学过的字和句，成为语言的简单应用了。例如下： 第十一课 御茶ヲ拵ヘテ下サイ（御，敬词，大抵加于名、动词上） 御茶ヲ御飲ミナサイ 町ニ行ツテ御茶ヲ買ツテ来テ下サイ アノ子贡ハアソコデ何ヲ読ンデ居リマスカ、行ツテ見テ下サイ 秋ニ成リマシタ、ケレドモ天気ハ暖イデス 町ニ行キマシタ、ケレドモ御茶ヲ買ヒマセン 花見ニ行キマシタ、ケレドモ花ハ見エマセン 花ハ咲キマシタ、ケレドモ花見ニ行マセン 鳥ガ啼キマシタ、ケレドモアノ人ハ聞エマセン ト（代括号） コレハ何ト云ヒマスカ？ コレハ筆ト云ヒマスカ？ 女ノ名ハ何ト云ヒマスカ？ 私（ワタハシ）ハ許（キヨ）ト云ヒマス アノ人ハ御茶ヲ買ヒマセント云ヒマシタ 如上的举例子，逐步深入，而又灵活的每天这样地学习。一共自编自教了廿七课，大约是从1926年12月共学了一个月，就换了课本。每天都是晚上授课，非常严肃认真地教着，除非晚上有人邀请，回来太迟了，才在这一天休息。到1928年1—10月，改换了课本《ニ—ル河乃草》，即尼罗河之草的一本浅明谈论艺术的书，内容从原始讲起，包括埃及的人首狮身及罗马的维纳斯至中世的十字军及文艺复兴以至新时代的小方块石砌像以及偶像破坏；后来的美术又包括雕刻与绘画；至十五世纪油绘的发明，十六世纪礼拜堂的建筑；到近古的欧洲各国的艺术，及宗教改革时代等的艺术与近世法国革命后的艺术以及现代艺术等；凡欧洲文化具有初步了解，都尽量设法给与一个从事文学工作者的初步认识，这和他一向叫人在文学之外多得些普通知识，或各方面知识的认识是相符合的。 尤其重要的，是他认为每个人基本上不可少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思想在文学工作者的重要性。自从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信了这个真理以后，就不但用它来“煮自己的肉”，而且也执着地以之教育他周围的人，使真理之火从自己的身边燃起。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之后，白色恐怖极其浓厚，但鲁迅一经认定马列主义是真理，就不但要学习，而且还要宣传教育别人。所以我的第二个课本，就是日文本的“马克思读本”（神永文三著）。除序文而外，内容共分十讲：一、马克思的生涯及事业；二、唯物论的辩证法；三、唯物史观；四、阶级斗争说；五、马克思主义与国家；六、劳动价值说；七、剩余价值说；八、资本积蓄说；九、利润说；十、资本崩溃说。教时，从序文讲解起，于1928年10月30日晚起，至1929年4月7日止，费时共五个多月。马克思的著作，本来是比较艰深的，再经过日文的转译，其术语和整个句子对我来说就更加难懂，自是不难料想的了，但是鲁迅能够深入浅出的说明这些道理，有时把整个句子拆除开来向我讲解，并且随时改正课本上所有的错字，使我听来就明白易懂得多了。本来这是为学习日文而采用的一本课本，但是现在打开这个课本，如对严师在前，不但要你晓日文，还须了解内里理论的奥妙，那课程的大概内容，它所包含的真理的光芒，以及鲁迅对我讲解这些革命真理时的声态，我还觉得依稀可辨，历久不渝。 那时，鲁迅正在主编《奔流》，后来又编《语丝》，此外，又与朝花社中人商量出《朝花周刊》《朝花旬刊》《艺苑朝华》，又为青年校定译稿，答复青年来信，再加上自己写稿，所以每天都很繁忙，但只要对青年有利，对人民有利，他就不顾一切地埋首做去。时间不够，则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对个人与集体都本此精神，即如教我日文，亦何尝不是从这发出宏心，黾勉从事。后来教到《小彼得》，在批阅我试译的稿件之后，更示范地亲自译出一遍，这就是现在收入《鲁迅译文集》里的译本了。 学了《小彼得》之后，我因一面料理家务，一面协助他出版工作，同时不久有了孩子的牵累，就很可惜的停止了学习。更其重要的原因，是我看到鲁迅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连睡眠也顾不上，在1929年3月5日的日记里就写着“通夜校奔流稿”，似这等情况，我何忍加重他的负担！我整天在他身旁，连看一些书报有时也顾不到，学习日文势必也受到影响的，这是客观因素。而存在于我内心的一向未曾提及的，就是鲁迅在闲谈中说出：希望我将来能看懂日文，看他所有的书籍，租个亭子间住着。不需要求助他人。这话是在未有孩子之前，他假想着留下我一个人如何生活的设计。他深知我出来做工作会和旧社会争吵，到处不安分，闯祸的本领是有的，所以在他活着的时候，极力保卫我向安全方面生活，甚至设想到以后也希望得有安全。这是他的苦心。但我从心内（没有说出来）起反感，以为，在他活着的时候，我尽力帮助他，因为他做的工作，对人民贡献比我大，我能帮助他，减轻他的日常生活负担，让他把时间多用在写作和革命工作上，不是效果更大吗？初到上海的时候，我也曾希望有工作，并请许寿裳先生设法在教育界找事，已经有眉目了，鲁迅才知道，就很忧郁的说：“这样，我的生活又要改变了，又要恢复到以前一个人干的生活下去了。”这话很打动了我，所以立即决定，不出去工作了，间接地对他尽一臂之力，忘了自己，如同我后来在《上海妇女》的文章中所说的，要做无名英雄的心愿，就这样充塞了我的胸怀。虽然我实际没有给予鲁迅以什么帮助，只是有心无力地直至他逝世还是如此。但是他教日文时的愿望，在他无言的祷祝中要我在家内，看书度日的心愿，在学习日文时，我就未能体会其厚意。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是我独自一个人生活了，我会高飞远走，奔向革命所需要的任何地方去，自己是安心不下来的。怀着这样的心情，随时牺牲在革命烈火中的心情，就不由自主的涌起了抵触情绪。不好好的学习日文了。这是我向鲁迅唯一不坦白的地方，他是不知情的，反而只是诚诚恳恳地教书。这不中用的学生，其可怜见，我辜负了他，没有在日文上好好钻研、继续。由于自己的偏见，妄自决定借口家务而废除努力温习，鲁迅口虽不言，必定以我的疏懒为孺子不可教而心情为之难受的。这就是我从未学完的一课的不了了之的可恶态度。 [book_title]八、同情妇女 我们党所领导的政策，无处不体贴，实现根据马列主义彻底解放全人类的半数—妇女，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指出过：“中国的妇女除了受政权、族权、神权的束缚以外，还要受夫权的束缚。”所以在解放区时代，各级党和政府，一切工作做得好的，都和男女一齐发动的伟大政策分不开的。但在资产阶级的社会，沿着封建社会遗习，而压迫妇女与压迫劳苦大众，剥削童工，同为少数人服务，供资产阶级利用的同一道理。所以，在东北刚刚解放的时候，我听到一支极好的歌曲，歌颂共产党的功绩，我极爱它，歌词的头两句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时国歌还没有定出来，每于大会开始，就唱着这个从人民心里倾泻出来的精练出来的词句。在东北召开的解放后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要我讲话的时候，我也通过自己的体会，首先唱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妇女的解放的话来。事实证明，今天人民公社的存在，就是彻底解放全民，连妇女在内的很雄辩的证明。 鲁迅一开始执笔，就执着唤醒人民，尤其对被压迫人民的自觉运动。对农民、妇女、儿童的不合理待遇鸣不平。这仅只是提出问题，引起注意，然积压几千年，在鲁迅活着的几十年中成为他一生黑暗的重担，到解放后才见光明了。现在仅举鲁迅对妇女方面约略谈论一下。我们从1918年的《热风》时代起，几乎每本著作都有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粗粗一翻阅，就看到： 《热风》：（1918—1924） 《随感录四十》： 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 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 …… 可是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我们所有的是单是人之子，是儿媳妇与儿媳之夫，不能献出于人类之前。 可是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 …… ……我们要叫到旧账勾销的时候。 旧账如何勾销，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鲁迅叫出了几千年封建婚姻下无数男女的悲哀的呼声；用他自己的处方来说：“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但也明白：这“是万分可怕的事”，因而寄希望于下一代“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光是“叫”没有用的，至多只能引起注意，如果旧社会的制度不铲除。真正化悲哀为力量的是革命，是新的婚姻法在革命胜利后产生了。我们青年今天，一些人因为记不起那个时候（仅仅几十年前），中国的旧社会是什么样子的了，因而有些人就说：鲁迅的著作看不懂。其实所谓不懂，就是实生活感的不同，因隔膜之故所致耳。 《呐喊》：（1918—1922） 《明天》里面的单四嫂子 《坟》：（1907—1925） 《我之节烈观》 《娜拉走后怎样》 《论雷峰塔的倒掉》 《坚壁清野主义》（反对禁止妇女出游，要走解放的路） 《寡妇主义》 《华盖集》：（1925） 《公理的把戏》（写女师大问题） 《这回是“多数”的把戏》（同上） 《华盖集续编》：（1926） 《记念刘和珍君》 《彷徨》：（1924—1925） 《祝福》里的祥林嫂 《伤逝》里的子君 《离婚》里的爱姑 《而已集》：（1927） 《忧“天乳”》 《三闲集》：（1927—1929） 《铲共大观》（叙述反动统治者对革命者砍头示众“暴露女尸”借以威吓群众） 《朝花夕拾》：（1926） 《阿长与山海经》（写一个女工的故事） 《故事新编》：（1922—1935） 《补天》（女娲的故事） 《奔月》（嫦娥的故事） 《二心集》：（1930—1931） 《新的女将》（反对专以女人做点缀品） 《集外集》：（1932） 《〈淑姿的信〉序》 《南腔北调集》：（1932—1933） 《关于女人》（反对把一切社会罪恶都加在女人头上） 《关于妇女解放》（为解放思想、经济、社会等而奋斗） 《上海的少女》（反对早熟风气） 《准风月谈》：（1933） 《男人的进化》 《花边文学》：（1934） 《女人未必多说谎》（指出杨贵妃、妲己、褒姒替男人伏罪） 《论秦理斋夫人事》（论妇女自杀） 《且介亭杂文》：（1934） 《阿金》 《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 《论人言可畏》 《且介亭杂文末编》：（1936） 《女吊》 以上所录的各篇，集合起来，为鲁迅关心妇女、解放妇女提供的具体意见是很完备的。内容有婚姻、家庭、寡妇、新女性等问题。尤其在1933年间，国难严重，鲁迅在《关于女人》的文章中特别指出：“似乎女人也特别受难些……凡是和女性有关的，都成了罪状。”他一针见血地说出：“其实那不是女人的罪状，正是她的可怜。这社会制度把她挤成了各种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又说：“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也当做私产，当做商品。……把女人看做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同时又要她做高等阶级的玩具。”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待遇，就是：“西汉末年女人的‘堕马髻’‘愁眉啼妆’，也说是亡国之兆。其实亡汉的何尝是女人！不过，只要看有人出来唉声叹气的不满意女人的装束，我们就知道当时统治阶级的情形，大概有些不妙了。”（以上引文见《南腔北调集》：《关于女人》，此文为鲁迅与瞿秋白商量，由秋白执笔写成的） 以这样的思想为根据，鲁迅就大胆地站起来替妇女说话，甚至替杨贵妃、妲己、褒姒翻案，指出她们冤枉地几千年来在一些史学家替专制王朝辩护，说他们的江山，是被这几个女人毁掉了的一篇无耻谰言。 人们只要一读《祝福》中的祥林嫂及《离婚》中的爱姑形象，是多么活跃在纸上，令人沉痛其遭遇而寄予莫大的同情呀！ 关于《集外集》里《〈淑姿的信〉序》，有人疑是鲁迅给他的小姨而作的，其实不确。乃是一不相识之人名程鼎兴的托费慎祥把《淑姿的信》送来求作序以便出版，以表示他怀念之情。从表面看来，是一番好意，但从他对待淑姿的信里观之，则是一个薄幸郎君，使淑姿赍恨以殁的。鲁迅深为淑姿抱不平。照此线索，复案序文，则迎刃而解全文了。因是男方要求，鲁迅不便直斥，故隐约其词：以花之失荫而遭寒比，又以女方颇欲振奋，而终于陨颠于实有，来诉出其悲痛。后又述说淑姿抱着美好的梦步向人生，然而来日大难，衔哀不答。忽而得病了，纠纷也释，以至于死。到“中国韶年，乐生依旧”句则简直痛责程鼎兴了。“则有生人，付之活字”，以生人对活字，不但骈文之工整，臻于上乘，而且运用新文词于古文中，实亦难得。更其具有深意的是印书者的程某，不过一生人耳。实可说与淑姿毫无关系，是种分析，透木不止三分了。末二句：“分追悼于有情，散余悲于无著”的“分”字、“散”字，与“有情”是读者，而出书的人就可以自慰自地以为无憾，其实是“无著”了也。鲁迅写此文煞费苦心，因费君之请，有不便推却之势，要是别人，也许璧还算了。但既要他写，也还是有分寸的，不能随便让女性受委屈，这是鲁迅万不得已而出此的。写完这篇序文，鲁迅自己亦十分欣赏，说可以交卷了。稍稍研究鲁迅的旧文学根底的，都晓得他沉湛于六朝文的功夫颇深，这回是因为要痛责程生，用文言文中之骈文出之，令读者须费一番体会。这时鲁迅还不禁称道是旧文学的好处，可以含蓄其词。全篇文字也铿锵入调。我们两人曾美读一番，所以至今还留有深刻印象。 鲁迅随时、随地、随事维护妇女权益，对妇女问题，可谓关切备至了。 但是否凡属妇女，都博得他的同情呢？这却未必。你看他之责斥杨荫榆是多么不容情。他之批驳寡妇主义是多么痛彻透辟！凡这些，无非一个目的，是本着党的精神，凡被压迫者都给予援助。《记念刘和珍君》的一篇文章，是尽量揭露刽子手们的凶残，更极力鼓舞继起者的力量，尤其刚刚抬出头来的青年妇女。他只有极力称赞，是具有奖掖深意的。 在《记念刘和珍君》的末尾有这样感叹动人的含有教育意义的话：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是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见《华盖集》续编） 果然，继“三一八”之后的“一二·九”大运动，前仆后继的青年男女的不屈不挠，机警沉着的行动，更加奋勇的英雄气概，答复了鲁迅的期望。而抗日至解放战争的漫漫长夜中，中国青年男女，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更放出万丈红光，为新中国、新世界在亚洲开一新纪元。 鲁迅凡有表现于文字的，从行动中往往也一致，是统一的。他反对婚姻压迫，我们试读一下《离婚》中的爱姑，是个多么聪明伶俐、能干巧辩的妇女，但一碰到“七大人”们，就有理也说不清了。像这类女人的运命，是多么可怜，可怜到任人宰割的程度还不知道对付方法，因为两方面所用的语言并不一样，然而法律条文在“七大人”口中一个字也无须说出就轻易地断下离婚了。这潜默的或显著的恶势力如果不彻底推翻，中国妇女将个个沉入深渊底下，见不到天日！ 鲁迅也曾用他微弱的力量，拯救过一个女人。那是在1928年的时候，我们有了孩子，就希望有一个得力的保姆照顾他，以便我们得以专心做另外工作。经同乡介绍，说有一个妇女正合适，她名叫阿花。我们聘请下来了，工作十分满意。做起事来，又快又好，并且一面喝山歌，哼哼哈哈的，一面又干活，把孩子哄得蛮适意，我们也更重视她的能干。在闲谈家常中，晓得她被丈夫虐待、毒打，才逃出来工作的，这不就是活生生的典型妇女受到压迫的实例吗？像这样能干的妇女，劳动力又好，而丈夫还不知爱惜，人间不平事，哪有像这样的。忽然有个人敲门或前后门有什么情况，每一风吹草动，看见阿花就丧魂失魄似着了鬼迷般不知如何是好的直往楼上窜，如此状态对小孩是不利的，而且越演越频繁起来了。读者还记得祥林嫂见了癞痢卫二的惊骇不可名状的一幕吧，实大有过之无不及，我们算在眼前重见这真人真事，如何惊破了一个女子的胆，就像兔子被猎人追赶下的战战兢兢情况，那楚楚可怜之状，实为同情者所不忍卒视。这风波不止一次的演出来，自然难免被我们知道。上海房子是前门正对别人后门的，有一天，从我们家里看到对面后门厨房里人影绰绰，似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样子，我们抱着自扫门前雪的态度，没有理会。但敏感的阿花面色发白急匆匆跑到跟前，像大祸临头似的上气不接下气的说：“不好了！那死鬼（她丈夫）就在对门，要是被抢去怎么办？”鲁迅这才留心细看，对门厨房里确有不少人。原来那家也是用的同乡人，阿花的丈夫就有那么长的手脚，从乡下出来到上海，想到上海劫回阿花。这创纪录的一幕，演出时必然轰动邻里，而我们的一家，就在这批人指指点点，嘁嘁喳喳下闹了一大半天。后来还是鲁迅向他们说：有事大家商谈，不要动手动脚的。经这一解说，他们也觉得上海不比乡下，知难而退了。不记得是对方还是鲁迅方面，找到在乡间的一位士绅，来商谈这一问题，原来一见面才知道那士绅就是以前在北京大学读书，和鲁迅时常来往的魏福绵。熟人相见，自然无话不可谈，而况他又比较知道鲁迅之为人的，他就说：“阿花的丈夫，原本想来抢人回去的，但既然东家要留下她（他意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