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齐白石回忆录 [book_author]齐白石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传记,完结 [book_length]97171 [book_dec]20世纪的中国，杰出的艺术大师层出不穷，而备受陈师曾、徐悲鸿、林风眠等人共同推崇的大画家，只有齐白石一人。齐白石堪称中国美术史上的异数，从没有一位画家如同他这般，能将中国画的精神与时代精神统一得完美无瑕。他将传统文人画的美感情趣转向移位，开辟了一个平民化、世俗化的绘画天地，注入了生机活泼的世俗人情。《齐白石回忆录》是白石老人亲述，由门人张次溪记录，原是请吴江人金松岑为白石老人作传所备的素材。记录了齐白石生于清末、游历于民国、经历种种战乱的人生苦旅。同时这本《齐白石回忆录》收录了胡适、黎锦熙、邓广铭三位史学大家所做的《齐白石年谱》和罗家伦所写的对《白石老人自述》的感受。可说是读懂齐白石最为权威、最为可信的读本。 [book_img]Z_7224.jpg [book_title]出生时的家庭状况 （一八六三年） 穷人家孩子，能够长大成人，在社会上出头的，真是难若登天。我是穷窝子里生长大的，到老了总算有了一点微名。回想这一生经历，千言万语，百感交集。从哪里说起呢？先说说我出生时的家庭状况吧！ 我们家，穷得很哪！我出生在清朝同治二年（癸亥·1863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我生肖是属猪的。那时，我祖父、祖母、父亲、母亲都在堂，我是我祖父母的长孙，我父母的长子。我出生后，我们家就五口人了。家里有几间破屋，住倒不用发愁，只是不宽敞罢了。此外只有水田一亩，在大门外晒谷场旁边，叫做“麻子丘”。这一亩田，比别家的一亩要大得多，好年成可以打上五石六石的稻谷，收益真不算少，不过五口人吃这么一点粮食，怎么能够管饱呢？我的祖父同我父亲，只好去找零工活做。我们家乡的零工，是管饭的，做零工活的人吃了主人的饭，一天才挣得二十来个制钱的工资。别看这二十来个制钱为数少，还不是容易挣到手的哩！第一、零工活不是天天有得做；第二、能做零工活的人又挺多；第三、有的人抢着做，情愿减少工资去竞争；第四、凡是出钱雇人做零工活的，都是刻薄鬼，不是好相处的。为了这几种原因，做零工活也只能是“一天打鱼，三天晒网”，混不饱一家人的肚子。没有法子，只好上山去打点柴，卖几个钱，贴补家用。就这样，一家子对付着活下去了。 我是湖南省湘潭县人。听我祖父说，早先我们祖宗，是从江苏省砀山县搬到湘潭来的，这大概是明朝永乐年间的事。刚搬到湘潭，住在什么地方，可不知道了。只知在清朝乾隆年间，我的高祖添镒公，从晓霞峰的百步营搬到杏子坞的星斗塘，我就是在星斗塘出生的。杏子坞，乡里人叫它杏子树，又名殿子村。星斗塘是早年有块陨星，掉在塘内，所以得了此名，在杏子坞的东头，紫云山的山脚下。紫云山在湘潭县城的南面，离城有一百来里地，风景好得很。离我们家不到十里，有个地方叫烟墩岭，我们的家祠在那里，逢年过节，我们姓齐的人，都去上供祭拜，我在家乡时候，是常常去的。 我高祖以上的事情，祖父在世时，对我说过一些，那时我年纪还小，又因为时间隔得太久，我现在已记不得了，只知我高祖一辈的坟地，是在星斗塘。现在我要说的，就从我曾祖一辈说起吧！ 我曾祖潢命公，排行第三，人称命三爷。我的祖宗，一直到我曾祖命三爷，都是务农为业的庄稼汉。在那个年月，穷人是没有出头日子的，庄稼汉世世代代是个庄稼汉，穷也就一直穷下去啦！曾祖母的姓，我不该把她忘了。十多年前，我回到过家乡，问了几个同族的人，他们比我长的人，已没有了，存着的，辈分年纪都比我小，他们都说，出生得晚，谁都答不上来。像我这样老而糊涂的人，真够岂有此理的了。 我祖父万秉公，号宋交，大排行是第十，人称齐十爷。他是一个性情刚直的人，心里有了点不平之气，就要发泄出来，所以人家都说他是直性子，走阳面的好汉。他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兴亡盛衰，晚年看着湘勇〔1〕抢了南京的天王府，发财回家，置地买屋，美得了不得。这些杀人的刽子手们，自以为有过汗马功劳，都有戴上红蓝顶子〔2〕的资格，他们都说：“跟着曾中堂〔3〕打过长毛”，自鸣得意，在家乡好像京城里的黄带子〔4〕一样，要比普通老百姓高出一头，什么事都得他们占便宜，老百姓要吃一些亏。那时候的官，没有一个不和他们一鼻孔出气的，老百姓得罪了他们，苦头就吃得大了。不论官了私休，他们总是从没理中找出理来，任凭你生着多少张嘴，也搞不过他们的强词夺理来。甚至在风平浪静，各不相扰的时候，他们看见谁家老百姓光景过得去，也想没事找事，弄些油水。 我祖父是个穷光蛋，他们打主意，倒还打不到他的头上去。但他看不惯他们欺压良民，无恶不作，心里总是不服气，忿忿地对人说：“长毛并不坏，人都说不好，短毛真厉害，人倒恭维他，天下事还有真是非吗？”他就是这样不怕强暴，肯说实话的。他是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生的，和我的生日是同一天。他常说：“孙儿和我同一天生日，将来长大了，一定忘不了我的。”他活了六十七岁，殁于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年）的端阳节，那时我十二岁。 我祖母姓马，因为祖父人称齐十爷，人就称她为齐十娘。她是温顺和平、能耐劳苦的人，我小时候，她常常戴着十八圈的大草帽，背了我，到田里去干活。她十岁就没了母亲，跟着她父亲传虎公长大的，娘家的光景，跟我们差不多。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年）嫁给我祖父，遇到祖父生了气，总是好好地去劝解，人家都称她贤惠。她比我祖父小五岁，是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生的，活了八十九岁，殁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十二月十九日，那时我三十九岁。 祖父祖母只生了我父亲一个，有了我这个长孙，疼爱得同宝贝似的，我想起了小时候他们对我的情景，总想到他们坟上去痛哭一场。 我父亲贳政公，号以德，性情可不同我祖父啦！他是一个很怕事、肯吃亏的老实人，人家看他像是“窝囊废”，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做“德螺头”。他逢到有冤没处伸的时候，常把眼泪往肚子里咽，真是懦弱到了极点了。 我母亲的脾气却正相反，她是一个既能干又刚强的人，只要自己有理，总要把理讲讲明白的。她待人却非常讲究礼貌，又能勤俭持家，所以不但人缘不错，外头的名声也挺好。我父亲要没有一位像我母亲这样的人帮助他，不知被人欺侮到什么程度了。 我父亲是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的，殁于民国十五年（丙寅·1926年）七月初五日，活了八十八岁。我母亲比他小六岁，是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年）九月初八生的，殁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三月二十日，活了八十二岁。我一年之内，连遭父母两丧，又因家乡兵乱，没有法子回去，说起了好像刀刺在心一样！ 提起我的母亲，话可长啦！我母亲姓周，娘家住在周家湾，离我们星斗塘不太远。外祖父叫周雨若，是个教蒙馆的村夫子，家境也是很寒苦的。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年），我母亲十七岁那年，跟我父亲结了婚。嫁过来的头一天，我们湘潭乡间的风俗，婆婆要看看儿媳妇的妆奁的，名目叫做“检箱”。因为母亲的娘家穷，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自己觉得有些寒酸。我祖母也是个穷出身而能撑起硬骨头的人，对她说：“好女不着嫁时衣，家道兴旺，全靠自己，不是靠娘家陪嫁东西来过日子的。”我母亲听了很激动，嫁后三天，就下厨房做饭，粗细活儿，都干起来了。她待公公婆婆，是很讲规矩的，有了东西，总是先敬翁姑，次及丈夫，最后才轮到自己。 我们家乡，做饭是烧稻草的，我母亲看稻草上面，常有没打干净剩下来的谷粒，觉得烧掉可惜，用捣衣的槌，一槌一槌地槌了下来，一天可以得谷一合，一月三升，一年就三斗六升了，积了差不多的数目，就拿去换棉花。又在我们家里的空地上，种了些麻，有了棉花和麻，我母亲就春天纺棉，夏天绩麻。我们家里，自从母亲进门，老老小小穿用的衣服，都是用我母亲亲自织的布做成的，不必再到外边去买布。我母亲织成丁布，染好了颜色，缝制成衣服，总也是翁姑在先，丈夫在次，自己在后。嫁后不两年工夫，衣服和布，足足地放满了一箱。我祖父祖母是过惯了穷日子的，看见了这么多的东西，喜出望外，高兴得了不得，说：“儿媳妇的一双手，真是了不起。”她还养了不少的鸡鸭，也养过几口猪，鸡鸭下蛋，猪养大了，卖出去，一年也能挣些个零用钱，贴补家用的不足。我母亲就是这样克勤克俭地过日子，因此家境虽然穷得很，日子倒过得挺和美。 我出生的那年，我祖父五十六岁，祖母五十一岁，父亲二十五岁，母亲十九岁。我出生以后，身体很弱，时常闹病，乡间的大夫，说是不能动荤腥油腻，这样不能吃，那样不能吃，能吃的东西，就很少的了。吃奶的孩子，怎能够自己去吃东西呢？吃的全是母亲的奶，大夫这么一说，就得由我母亲忌口了。可怜她爱子心切，听了大夫的话，不问可靠不可靠，凡是荤腥油腻的东西，一律忌食，恐怕从奶汁里过渡，对我不利。逢年过节，家里多少要买些鱼肉，打打牙祭，我母亲总是看着别人去吃，自己是一点也不沾唇的，忌口真是忌得干干净净。可恨我长大了，作客在外的时候居多，没有能够常依膝下，时奉甘饴，真可以说：罔极之恩，百身莫赎。 依我们齐家宗派的排法，我这一辈，排起来应该是个“纯”字，所以我派名纯芝，祖父祖母和父亲母亲，都叫我阿芝，后来做了木工，主顾们都叫我芝木匠，有的客气些叫我芝师傅。我的号，名叫渭清，祖父给我取的号，叫做兰亭。齐璜的“璜”字，是我的老师给我取的名字。老师又给我取了一个“濒生”的号。齐白石的“白石”二字，是我后来常用的号，这是根据白石山人而来的。离我们家不到一里地，有个驿站，名叫白石铺，我的老师给我取了一个“白石山人”的别号，人家叫起我来，却把“山人”两字略去，光叫我齐白石，我就自己也叫齐白石了。其他还有“木居士、木人、老人、老木一”，这都是说明我是木工出身，所谓不忘本而已。“杏子坞老民、星塘老屋后人、湘上老农”，是纪念我老家所在的地方。齐大，是戏用“齐大非耦”的成语，而我在本支，恰又排行居首。“寄园、寄萍、老萍、萍翁、寄萍堂主人、寄幻仙奴”，是因为我频年旅寄，同萍飘似的，所以取此自慨。当初取此“萍”字做别号，是从濒生的“濒”字想起的。“借山吟馆主者、借山翁”，是表示我随遇而安的意思。“三百石印富翁”，是我收藏了许多石章的自嘲。这一大堆别号，都是我作画或刻印时所用的笔名。 我在中年以后，人家只知我名叫“齐璜”，号叫“白石”，连外国人都这样称呼，别的名号，倒并不十分被人注意，尤其“齐纯芝”这个名字，除了家乡上岁数的老一辈亲友，也许提起了还记得是我，别的人却很少知道的了。 [book_title]从识字到上学 （一八六四年——一八七○年） 同治三年（甲子·1864年），我两岁。同治四年（乙丑·1865年）我三岁。这两年，正是我多病的时候，我祖母和我母亲，时常急得昏头晕脑，满处去请大夫。吃药没有钱，好在乡里人都有点认识，就到药铺子里去说好话，求人情，赊了来吃。我们家乡，迷信的风气是浓厚的，到处有神庙，烧香磕头，好像是理所当然。我的祖母和我母亲，为了我，几乎三天两朝，到庙里去叩祷，希望我的病早早能治好。可怜她俩婆媳二人，常常把头磕得“咚咚”地响，额角红肿突起，像个大柿子似的，回到家来，算是尽了一桩心愿。她俩心里着了急，也就顾不得额角疼痛了。我们乡里，还有一种巫师，嘴里胡言乱语，心里诈欺吓骗，表面上是看额头治病，骨子里是用神鬼来吓唬人。我祖母和我母亲，在急得没有主意的时候，也常常把他们请到家来，给我治病。经过请大夫吃药，烧香求神，请巫师变把戏，冤枉钱花了真不算少，我的病，还是好好坏坏地拖了不少日子。 后来我慢慢地长大了，能走路说话了，不知怎的，病却渐渐地好了起来，这就乐煞了我祖母和我母亲了。母亲听了大夫的话，怕我的病重发，不吃荤腥油腻，仍然忌口忌得干干净净。祖母下地干活，又怕我待在家里，闷得难受，把我背在她背上，形影不离地来回打转。她俩常说：“自己身体委屈点，劳累点，都不要紧，只要心里的疙瘩解消了，不担忧，那才是好的哩！”为了我这场病，简直的把她俩闹得怕极了。 同治五年（丙寅·1866年），我四岁。到了冬天，我的病居然完全好了。这两年我闹的病，有的说是犯了什么煞，有的说是得罪了什么神，有的说是胎里热着了外感，有的说是吃东西不合适，把肚子吃坏了，有的说是吹着了山上的怪风，有的说是出门碰到了邪气，奇奇怪怪地说了好多名目，哪一样名目都没有说出个道理来。所以我那时究竟闹的是什么病，我至今都没有弄清楚，这就难怪我祖母和我母亲，当时听了这些怪话，要胸无主宰，心乱如麻了。然而我到了四岁，病确是好了，这不但我祖母和我母亲好像心上搬掉了一块石头，就连我祖父和我父亲，也各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都觉得轻松得多了。 我祖父有了闲工夫，常常抱了我，逗着我玩。他老人家冬天唯一的好衣服，是一件皮板挺硬、毛又掉了一半的黑山羊皮袄，他一辈子的积蓄，也许就是这件皮袄了。他怕我冷，就把皮袄的大襟敞开，把我裹在他胸前。有时我睡着了，他把皮袄紧紧围住。他常说：抱了孩子在怀里暖睡，是他生平第一乐事。他那年已五十九岁了，隆冬三九的天气，确也有些怕冷，常常拣拾些松枝在炉子里烧火取暖。他抱着我，蹲在炉边烤火，拿着通炉子的铁钳子，在松柴灰堆上，比划着写了个“芝”字，教我认识，说：“这是你阿芝的芝字，你记准了笔画，别把它忘了！”实在说起来，我祖父认得的字，至多也不过三百来个，也许里头还有几个是半认得半不认得的。但是这个“芝”，确是他很有把握认得的，而且写出来也不会写错的。这个“芝”字，是我开始识字的头一个。 从此以后，我祖父每隔两三天，教我识一个字，识了一个，天天教我温习。他常对我说：“识字要记住，还要懂得这个字的意义，用起来会用得恰当，这才算识得这个字了。假使贪多务博，识了转身就忘，意义也不明白，这是骗骗自己，跟没有识一样，怎能算是识字呢？”我小时候，资质还不算太笨，祖父教的字，认一个，识一个，识了以后，也不曾忘记。祖父见我肯用心，称赞我有出息，我祖母和母亲听到了，也是挺喜欢的。 同治六年（丁卯·1867年），我五岁。同治七年（戊辰·1868年），我六岁。同治八年（己巳·1869年），我七岁。这三年，仍由我祖父教我识字。有时我自己拿着松树枝，在地上比划着写起字来，居然也像个样子，有时又画个人脸儿，圆圆的眼珠，胖胖的脸盘，很像隔壁的胖小子，加上了胡子，又像那个开小铺的掌柜了。 我五岁那年，我的二弟出生了，取名纯松，号叫效林。 我六岁那年，黄茅堆子到了一个新上任的巡检（略似区长），不知为什么事，来到了白石铺。黄茅堆子原名黄茅岭，也是个驿站，比白石铺的驿站大得多，离我们家不算太远，白石铺更离得近了。巡检原是知县属下的小官儿，论它的品级，刚刚够得上戴个顶子。这类官，流品最杂，不论张三李四，阿猫阿狗，花上几百两银子，买到了手，居然走马上任，做起“老爷”来了。芝麻绿豆般的起码官儿，又是花钱捐来的，算得了什么东西呢？可是“天高皇帝远”，在外省也能端起了官架子，为所欲为时作威作虐。别看大官儿势力大，作恶多，外表倒是有个谱儿，坏就坏在它的骨子里。唯独这些鸡零狗碎的玩意儿，顶不是好惹的，它虽然没权力杀人，却有权力打人的屁股，因此，它在乡里，很能吓唬人一下。 那年黄茅驿的巡检，也许新上任的缘故，排齐了旗锣伞扇，红黑帽拖着竹板，吆喝着开道，坐了轿子，耀武扬威地在白石铺一带打圈转。乡里人向来很少见过官面的，听说官来了，拖男带女地去看热闹。隔壁的三大娘，来叫我一块走，母亲问我：“去不去？”我回说：“不去！”母亲对三大娘说：“你瞧，这孩子挺别扭，不肯去，你就自己走吧！”我以为母亲说我别扭，一定是很不高兴了，谁知隔壁的三大娘走后，她却笑着对我说：“好孩子，有志气！黄茅堆子哪曾来过好样的官，去看他作甚！我们凭着一双手吃饭，官不官有什么了不起！”我一辈子不喜欢跟官场接近，母亲的话，我是永远记得的。 我从四岁的冬天起，跟我祖父识字，到了七岁那年，祖父认为他自己识得的字，已经全部教完了，再有别的字，他老人家自己也不认得，没法再往下教。的确，我祖父肚子里的学问，已抖得光光净净的了，只好翻来覆去地教我温习已识的字。这三百来个字，我实在都识得滚瓜烂熟的了，连每个字的意义，都能讲得清清楚楚。那年腊月初旬，祖父说：“提前放了年学吧！”一面夸奖我识的字，已和他一般多，一面却唉声叹气，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我母亲是个聪明伶俐的人，知道公公的叹气，是为了没有力量供给孙子上学读书的缘故，就对我祖父说：“儿媳今年槌草槌下来的稻谷，积了四斗，存在隔岭的一个银匠家里，原先打算再积多一些，跟他换副银钗戴的。现在可以把四斗稻谷的钱取回来，买些纸笔书本，预备阿芝上学。阿爷明年要在枫林亭坐个蒙馆，阿芝跟外公读书，束脩是一定免了的。我想，阿芝朝去夜回，这点钱虽不多，也许能够读一年的书。让多多识几个眼门前的字，会记记账，写写字条儿，有了这么一点挂数书的书底子，将来扶犁掌耙，也就算个好的掌作了。”我祖父听了很乐意，就决定我明年去上学了。 同治九年（庚午·1870年），我八岁。外祖父周雨若公，果然在枫林亭附近的王爷殿，设了一所蒙馆。枫林亭在白石铺的北边山坳上，离我们家有三里来地。过了正月十五灯节，母亲给我缝了一件蓝布新大褂，包在黑布旧棉袄外面，衣冠楚楚的，由我祖父领着，到了外祖父的蒙馆。照例先在孔夫子的神牌那里，磕了几个头，再向外祖父面前拜了三拜，说是先拜至圣先师，再拜受业老师，经过这样的隆重大礼，将来才能当上相公。 我从那天起，就正式地读起书来，外祖父给我发蒙，当然不收我束脩。每天清早，祖父送我去上学，傍晚又接我回家。别看这三里来地的路程，不算太远，走的却尽是些黄泥路，平常日子并不觉得什么，逢到雨季，可难走得很哪！黄泥是挺滑的，满地是泥泞，一不小心，就得跌倒下去。祖父总是右手撑着雨伞，左手提着饭箩，一步一拐，仔细地看准了脚步，扶着我走。有时泥塘深了，就把我背了起来，手里还拿着东西，低了头直往前走，往往一走就走了不少的路，累得他气都喘不过来。他老人家已是六十开外的人，真是难为他的。 我上学之后，外祖父教我先读了一本《四言杂字》，随后又读了《三字经》《百家姓》。我在家里，本已识得三百来个字了，读起这些书来，一点不觉得费力，就读得烂熟了。在许多同学中间，我算是读得最好的一个。外祖父挺喜欢我，常对我祖父说：“这孩子，真不错！”祖父也翘起子花白胡子，张开着嘴，笑嘻嘻地乐了。外祖父又教我读《千家诗》，我一上口，就觉得读起来很顺溜，音调也挺好听，越读越起劲。我们家乡，把只读不写、也不讲解的书，叫做“白口子”书。我在家里识字的时候，知道一些字的意义，进了蒙馆，虽说读的都是白口子书，我用一知半解的见识，琢磨了书里头的意思，大致可以懂得一半。尤其是《千家诗》，因为读着顺口，就津津有味地咀嚼起来，有几首我认为最好的诗，更是常在嘴里哼着，简直的成了个小诗迷了。后来我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读《唐诗三百首》，一读就熟，自己学作几句诗，也一学就会，都是小时候读《千家诗》打好的根基。 那时，读书是拿着书本，拼命地死读，读熟了要背书，背的时候，要顺流而出，嘴里不许打咕嘟。读书之外，写字也算一门功课。外祖父教我写的，是那时通行的描红纸，纸上用木板印好了红色的字，写时依着它的笔姿，一竖一画地描着去写，这是我拿毛笔蘸墨写字的第一次，比用松树枝在地面上划着，有意思得多了。 为了我写字，祖父把他珍藏的一块断墨，一方裂了缝的砚台，郑重地给了我。这是他唯一的“文房四宝”中的两件宝贝，原是预备他自己记账所用，平日轻易不往外露的。他“文房四宝”的另一宝——毛笔，因为笔头上的毛，快掉光了，所以给我买了一枝新笔。描红纸家里没有旧存的，也是买了新的。我的书包里，笔墨纸砚，样样齐全，这门子的高兴，可不用提哪！有了这整套的工具，手边真觉方便。写字原是应做的功课，无需回避，天天在描红纸上，描呀，描呀，描个没完，有的描得也有些腻烦了，私下我就画起画来。 恰巧，住在我隔壁的同学，他婶娘生了个孩子。我们家乡的风俗，新产妇家的房门上，照例挂一幅雷公神像，据说是镇压妖魔鬼怪用的。这种神像，画得笔意很粗糙，是乡里的画匠，用朱笔在黄表纸上画的。我在五岁时，母亲生我二弟，我家房门上也挂过这种画，是早已见过的，觉得很好玩。这一次在邻居家又见到了，越看越有趣，很想摹仿着画它几张。我跟同学商量好，放了晚学，取出我的笔墨砚台，对着他们家的房门，在写字本的描红纸上，画了起来。可是画了半天，画得总不太好。雷公的嘴脸，怪模怪样，谁都不知雷公究竟在哪儿，他长得究竟是怎样的相貌，我只依着神像上面的尖嘴薄腮，画来画去，画成了一只鹦鹉似的怪鸟脸了。自己看着，也不满意，改了又改不合适。雷公像挂得挺高，取不下来，我想了一个方法，搬了一只高脚木凳，蹬了上去。只因描红纸质地太厚，在同学那边找到了一张包过东西的薄竹纸，覆在画像上面，用笔勾影子出来。画好了一看，这回画得真不错，和原像简直是一般无二，同学叫我另画一张给他，我也照画了。从此我对于画画，感觉到莫大的兴趣。 同学到蒙馆一宣传，别的同学也都来请我画了，我就常常撕了写字本裁开了，半张纸半张纸地画，最先画的是星斗塘常见到的一位钓鱼老头，画了多少遍，把他面貌身形，都画得很像。接着又画了花卉、草木、飞禽、走兽、虫鱼等等，凡是眼睛里看见过的东西，都把它们画了出来。尤其是牛、马、猪、羊、鸡、鸭、鱼、虾、螃蟹、青蛙、麻雀、喜鹊、蝴蝶、蜻蜓这一类眼前常见的东西，我最爱画，画得也就最多。雷公像那一类从来没人见过真的，我觉得有点靠不住。那年，我母亲生了我三弟，取名纯藻，号叫晓林；我家房门上，又挂了雷公神像，我就不再去画了。我专给同学们画眼前的东西，越画越多，写字本的描红纸，却越撕越少。往往刚换上新的一本，不到几天，又撕完了。 外祖父是熟读朱柏庐《治家格言》的，嘴里常念着：“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他看我写字本用得这么多，留心考查，把我画画的事情，查了出来，大不谓然，以为小孩子东涂西抹，是闹着玩的，白费了纸，把写字的正事，却耽误了。屡次呵斥我：“只顾着玩的，不干正事，你看看！描红纸白费了多少？”蒙馆的学生，都是怕老师的，老师的法宝，是戒尺，常常晃动着吓唬人，真要把他弄急了，也会用戒尺来打人手心的。我平日倒不十分淘气，没有挨过戒尺只是为了撕写字本，好几次惹得外祖父生了气。幸而他向来是疼我的，我读书又比较用功，他光是嘴里嚷嚷要打，戒尺始终未曾落到我手心上。我的画瘾，已是很深，戒掉是办不到的了，只有满处去找包皮纸一类的，偷偷地画，却也不敢像以前的那样，尽量去撕写字本了。 到秋天，我正读着《论语》，田里的稻子，快要收割了，乡间的蒙馆和“子曰店”都得放“扮禾学”，这是照例的规矩。我小时候身体不健壮，恰巧又病了几天，那年的年景，不十分好，田里的收成很歉薄。我们家，平常过日子，本已是穷对付，一遇到田里收不多，日子就更不好过，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穷得连粮食都没得吃了，我母亲从早到晚的发愁。等我病好了，母亲对我说：“年头儿这么紧，糊住了嘴再说吧！”家里人手不够用，我留在家，帮着做点事，读了不到一年的书，就此停止了。田里有点芋头，母亲叫我去刨，拿回家，用牛粪煨着吃。后来我每逢画着芋头，总会想起当年的情景，曾经题过一首诗： 一丘香芋暮秋凉，当得贫家谷一仓， 到老莫嫌风味薄，自煨牛粪火炉香。 芋头刨完了，又去掘野菜吃，后来我题画菜诗，也有两句说： 充肚者胜半年粮，得志者勿忘其香。 穷人家的苦滋味，只有穷人自己明白，不是豪门贵族能知道的。 [book_title]从砍柴牧牛到学做木匠 （一八七一年——一八七七年） 同治十年（辛未·1871年），我九岁。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年），我十岁。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年）我十一岁，这三年，我在家，帮着挑水、种菜、扫地、打杂，闲着就带着我两个弟弟。最主要的是上山砍柴，砍了柴，自己家里有得烧了，还可以卖了钱，补助家用。我那时，不是一个光会吃饭不会做事的闲汉子，但最喜欢做的，却是砍柴。邻居的孩子们，和我岁数差不多的，一起去上山的有的是，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上了山，砍满了一担柴，我们在休息时候，常常集合三个人，做“打柴叉”的玩儿。打柴叉是用砍得的柴，每人取出一捆，一头着地，一头靠在一起，这就算是“叉”了。用柴爬远远地轮流掷过去了，谁能掷倒了叉，就赢得别人的一捆柴，掷不倒的算是输，也就输掉自己的一捆。三人都掷倒了，或者都没曾掷倒，那是没有输赢。两人掷倒，就平分输的那一捆，每人赢到半捆。最好当然是独自一人赢了，可以得到两捆柴。因为三捆柴并在一起，柴爬又不是很重的，掷倒那个柴叉，并不很容易，一捆柴的输赢，总要玩上好大半天。这是穷孩子们不用花钱的娱乐，我小时也玩得挺高兴的。 后来我作客在外，有一年回到家乡，路过山上，看见一群砍柴的孩子，里头有几个相识的邻居，他们的上辈，早年和我一起砍过柴，玩过打柴叉的，我禁不住感伤起来，作了三首诗，末一首道： 来时歧路遍天涯，独到屋塘认是家， 我亦君年无累及，群儿欢跳打柴叉。 这诗我收在《白石诗草》卷一里头，诗后我又注道：“余生长于星塘老屋，儿时架柴为叉，相离数伍，以柴爬掷击之，叉倒者为赢，可得薪。”大概小时候做的事情，到老总是会回忆的。 我在家里帮着做事，又要上山砍柴，一天到晚，也够忙的，偶或有了闲工夫，我总忘不了读书，把外祖父教过我的几本书，从头至尾，重复地温习。描红纸写完了，祖父给我买了几本黄表纸钉成的写字本子，又买了一本木版印的大楷字帖，教我临摹，我每天总要写上一页半页。只是画画，仍是背着人的，写字本上的纸，不敢去撕了，找到了一本祖父记账的旧账簿，把账簿拆开，页数倒是挺多，足够我画一气的。 就这样，一晃，两年多过去了。我十一岁那年，家里因为粮食不够吃，租了人家十几亩田，种上了，人力不够，祖父出的主意，养了一头牛。祖父叫我每天上山，一边牧牛，一边砍柴，顺便捡点粪，还要带着我二弟纯松一块儿去，由我照看，免得他在家碍手碍脚耽误母亲做事。祖母担忧我身体不太好，听了算命瞎子的话，说：“水星照命，孩子多灾，防防水星，就能逢凶化吉。”买了一个小铜铃，用红头绳系在我脖子上，对我说：“阿芝！带着二弟上山去，好好儿地牧牛砍柴，到晚晌，我在门口等着，听到铃声由远而近，知道你们回来了，煮好了饭，跟你们一块儿吃。”我母亲又取来一块小铜牌，牌上刻着“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和铜铃系在一起，说：“有了这块牌，山上的豺狼虎豹，妖魔鬼怪，都不敢近身的。”可惜这个铜铃和这块铜牌，在民国初年，家乡兵乱时丢失了。后来我特地另做了一份小型的，系在裤带上，我还刻过一方印章，自称“佩铃人”。又题过一首画牛的诗道： 星塘一带杏花风，黄犊出栏西复东， 身上铃声慈母意，如今亦作听铃翁。 这都是纪念我祖母和母亲当初待我的一番苦心的。 我每回上山，总是带着书本的，除了看牛和照顾我二弟以外，砍柴捡粪，是应做的事，温习旧读的几本书，也成了日常的功课。有一天，尽顾着读书，忘了砍柴，到天黑回家，柴没砍满一担，粪也捡得很少，吃完晚饭，我又取笔写字。祖母忍不住了，对我说：“阿芝！你父亲是我的独生子，没有哥哥弟弟，你母亲生了你，我有了长孙子，真把你看作夜明珠，无价宝似的。以为我们家，从此田里地里，添了个好掌作，你父亲有了个好帮手哪！你小时候多病，我和你母亲，急成个什么样子！求神拜佛，烧香磕头哪一种辛苦没有受过！现在你能砍柴了，家里等着烧用，你却天天只管写字，俗语说得好：‘三日风，四日雨，哪见文章锅里煮？’明天要是没有了米吃，阿芝，你看怎么办呢？难道说，你捧了一本书，或是拿着一支笔，就能饱了肚子吗？唉！可惜你生下来的时候，走错了人家！” 我听了祖母的话，知道她老人家是为了家里贫穷，盼望我多费些力气，多帮助些家用，怕我尽顾着读书写字，把家务耽误了。从此，我上山虽仍带了书去，总把书挂在牛犄角上，等捡足了粪，和满满地砍足了一担柴之后，再取下书来读。我在蒙馆的时候，《论语》没有读完，有不认识的字和不明白的地方，常常趁放牛之便，绕道到外祖父那边，去请问他。这样，居然把一部《论语》，对付着读完了。 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年），我十二岁。我们家乡的风俗，为了家里做事的人手男孩子很小就娶亲，把儿媳妇接过门来交拜天地、祖宗及家长，名目叫做“拜堂”。儿媳妇的岁数，总要比自己的孩子略为大些，为的是能够帮着做点事。等到男女双方，都长大成人了，再拣选一个“好日子”，合卺同居，名目叫做“圆房”。在已经拜堂还没曾圆房之时，这位先进门的儿媳妇，名目叫做“童养媳”，乡里人也有叫做“养媳妇”的。在女孩子的娘家，因为人口多，家景不好，吃喝穿着，负担不起，又想到女大当嫁，早晚是夫家的人，早些嫁过去，倒省掉一条心，所以也就很小让她过门。不过这都是小门小户人家的穷打算，豪门世族是不多见的。听说，这种风俗，时无分古今，地无分南北，从古如此，遍地皆然，那么，不光是我们湘潭一地所独有的了。 那年正月二十一日，由我祖父母和父母亲做主，我也娶了亲啦！我妻娘家姓陈，名叫春君，她是同治元年（壬戌·1862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生的，比我大一岁。她是我的同乡，娘家的光景，当然不会好的，从小就在家里操作惯了，嫁到我家当童养媳，帮助我母亲煮饭洗衣，照看小孩，既勤恳，又耐心。有了闲暇，手里不是一把剪子，就是一把铲子，从早到晚，手不休脚不停的，里里外外，跑出、跑进，别看她年纪还小，只有十三岁，倒是料理家务的一把好手。祖父、祖母、父亲、母亲，都夸她能干，非常喜欢她。我也觉得她好得很，心里乐滋滋的。只因那时候不比现在开通，心里的事，不肯露在脸上，万一给人家闲话闲语，说是‘疼媳妇’，那就怪难为情的了，所以我和她，常常我看看她，她看看我，嘴里不说，心里明白而已。 我娶了亲，虽说还是小孩子脾气，倒也觉得挺高兴。不料端阳节那天，我祖父故去了，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 想起了祖父用炉钳子划着炉灰教我识字，用黑羊皮袄围抱了我在他怀里暖睡，早送晚接地陪我去上学，这一切情景，都在眼前晃漾。心里头的难过，到了极点，几乎把这颗心，在胸膛子里，要往外蹦出来了。越想越伤心，眼睛鼻子，一阵一阵地酸痛，眼泪止不住了，像泉水似的直往下流。足足地哭了三天三宵，什么东西，都没有下肚。祖母原也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天天在哭泣，看见我这个样子，抽抽噎噎的，反而来劝我：“别这么哭了！你身体单薄，哭坏了，怎对起你祖父呢！”父亲母亲也各含着两泡眼泪，对我说：“三天不吃东西，怎么能顶得下去？祖父疼你，你是知道的，你这样糟蹋自己身体，祖父也不会心安的。”他们的话，都有理，只是我克制不了我自己，仍是哭个不停。后来哭得累极了，才呼呼地睡着。 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遭遇到的不幸之事。当时我们家，东凑西挪，能够张罗得出的钱，仅仅不过六十千文，合那时的银圆价，也就是六十来块钱。没有法子，穷人不敢往好处想，只能尽着这六十千文钱，把我祖父身后的大事，从棺殓到埋葬，总算对付过去了。 光绪元年（乙亥·1875年），我十三岁。光绪二年（丙子·1876年），我十四岁。那两年，在我祖父故去之后，经过这回丧事，家里的光景，更加窘迫异常。田里的事情，只有我父亲一人操作，也觉得劳累不堪。母亲常对我说：“阿芝呀！我恨不得你们哥儿几个，快快长大了，身长七尺，能够帮助你父亲，糊得住一家人的嘴啊！”我们家乡，煮饭是烧柴灶的，我十三岁那年，春夏之交，雨水特多，我不能上山砍柴，家里米又吃完了，只好掘些野菜用积存的干牛粪煨着吃，柴灶好久没用，雨水灌进灶内，生了许多青蛙。灶内生蛙，可算得一桩奇闻了。我母亲支撑这样一个门庭，实在不是容易的事。 我十四岁那年，母亲又生了我四弟纯培，号叫云林。我妻春君帮着料理家务，侍奉我祖母和我父母亲，煮饭洗衣和照看我弟弟，都由她独自担当起来。我小时候身体很不好，祖父在世之时，我不过砍砍柴，牧牧牛，捡捡粪，在家里打打杂，田里的事，一概没有动手过。此刻父亲对我说：“你岁数不小了，学学田里的事吧！”他就教我扶犁。我学了几天，顾得了犁，却顾不了牛，顾着牛，又顾不着犁了，来回地折磨，弄得满身是汗，也没有把犁扶好。父亲又叫我跟着他下田，插秧耘稻，整天地弯着腰，在水田里泡，比扶犁更难受。 有一次，干了一天，够我累的，傍晚时候，我坐在星斗塘岸边洗脚，忽然间，脚上痛得像小钳子乱铗，急快从水里拔起脚来一看，脚趾头上已出了不少的血。父亲说：“这是草虾欺侮了我儿啦！”星斗塘里草虾很多，以后我就不敢在塘里洗脚了。 光绪三年（丁丑·1877年），我十五岁。父亲看我身体弱，力气小，田里的事，实在累不了，就想叫我学一门手艺，预备将来可以糊口养家。但是，究竟学哪一门手艺呢？父亲跟我祖母和我母亲商量过好几次，都没曾商量出一个准主意来。那年年初，有一个乡里人都称为“齐满木匠”的，我的本家叔祖，他的名字叫齐仙佑，我的祖母，是他的堂嫂，他到我家来，向我祖母拜年。我父亲请他喝酒，在喝酒的时候，父亲跟他说妥，我去拜他为师，跟他学做木匠手艺。隔了几天，拣了个好日子，父亲领我到仙佑叔祖的家里，行了拜师礼，吃了进师酒，我就算他的正式徒弟了。 仙佑叔祖的手艺，是个粗木作，又名大器作，盖房子立木架是本行，粗糙的桌椅床凳和种田用的犁耙之类，也能做得出来。我就天天拿了斧子锯子这些东西，跟着他学。刚过了清明节，逢到人家盖房子，仙佑叔祖带了我去给他们支木架，我力气不够，一根大檩子，我不但扛不动，扶也扶不起，仙佑叔祖说我太不中用了，就把我送回家来。父亲跟他说了许多好话，千恳万托地求他收留，他执意不肯，只得罢了。 我在家里，耽了不到一个月，父亲托了人情，又找到了一位粗木作的木匠，名叫齐长龄，领我去拜师。这位齐师傅，也是我们远房的本家，倒能体恤我，看我力气差得很，就说：“你好好地练罢！什么事情都是练出来的，常练练，就能把力气练出来了。” 记得那年秋天，我跟着齐师傅做完工回来，走在乡里的田塍上。远远地看见对面过来三个人，肩上有的背了木箱，有的背着很坚实的粗布大口袋，箱里袋里装的，也都是些斧锯钻凿这一类的家伙，一看就知道是木匠，当然是我们的同行了，我并不在意。想不到走到近身，齐师傅垂下了双手，侧着身体，站在旁边，满面堆着笑意，问他们好。他们三个人，却倨傲得很，略微地点了一点头，爱理不理地搭讪着：“从哪里来？”齐师傅很恭敬地答道：“刚给人家做了几件粗糙家具回来。”交谈了不多几句话，他们就头也不回地走了。齐师傅等他们走远，才拉着我往前走。我觉得很诧异，问道：“我们是木匠，他们也是木匠，师傅为什么要这样恭敬？”齐师傅拉长了脸悦：“小孩子不懂得规矩！我们是大器作，做的是粗活，他们是小器作，做的是细活。他们做精致小巧的东西，还会雕花，这种手艺，不是聪明人，一辈子也学不成的，我们大器作的人，怎敢和他们平起平坐呢？”我听了，心里很不服气，我想：“他们能学，难道我就学不成！”因此，我就决心要去学小器作了。 [book_title]从雕花匠到画匠 （一八七八年——一八八九年） 光绪四年（戊寅·1878年），我十六岁。祖母担心大器作木匠，非但要用很大力气，有时还要爬高上房，怕我干不了。母亲也顾虑到，万一手艺没曾学成，先弄出了一身的病来。她们跟父亲商量，想叫我换一行别的手艺，照顾我的身体，能够轻松点才好。我把愿意去学小器作的意思，说了出来，他们都认为可以，就由父亲打听得有位雕花木匠，名叫周之美的，要领个徒弟。这是好机会，托人去说，一说就成功了。于是，我辞了齐师傅，到周师傅那边去学手艺。 这位周师傅，住在周家洞，离我们家，也不太远，那年他二十八岁。他的雕花手艺，在白石铺一带，是很出名的，用平刀法，雕刻人物，尤其是他的绝技。我跟着他学，他也肯耐心地教。说也奇怪，我们师徒二人，真是有缘，相处得非常之好。我很佩服他的本领，又喜欢这门手艺，学得很有兴趣。他总说我聪明，肯用心，觉得我这个徒弟，比任何人都可爱。他没有儿子，简直把我当做亲生儿子一样地看待。他又常常对人说：“我这个徒弟，学成了手艺，一定是我们这一行的能手，我做了一辈子的工，将来面子上沾着些光彩，就靠在他的身上啦！”人家听了他的话，都说周师傅名下有个有出息的好徒弟。后来我出师后，人家都很看得起，这是我师傅提拔我的一番好意，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的。 光绪五年（己卯·1879年），我十七岁。光绪六年（庚辰·1880年），我十八岁。光绪七年（辛巳·1881年），我十九岁。照我们小器作的行规，学徒期是三年零一节，我因为在学徒期中，生了一场大病，耽误了不少日子，所以到十九岁的下半年，才满期出师。我生这场大病，是在十七岁那年的秋天，病得非常危险，又吐过几口血，只剩得一口气了。祖母和我父亲，急得没了主意直打转。我母亲恰巧生了我五弟纯隽，号叫佑五，正在产期，也急得连东西都咽不下口。我妻陈春君，嘴上不好意思说，背地里淌了不少的眼泪。后来请到了一位姓张的大夫，开了一剂“以寒伏火”的药，吃了下去，立刻就见了效，连服几剂调理药，病就好了。病好之后，仍到周师傅处学手艺，经过一段较长时间，学会了师傅的平刀法，又琢磨着改进了圆刀法，师傅看我手艺学得很不错，许我出师了。出师是一桩喜事，家里的人都很高兴。祖母跟我父亲母亲商量好，拣了一个好日子，请几桌客，我和陈春君“圆房”了，从此，我和她才是正式的夫妻。那年我是十九岁，春君是二十岁。 我出师后，仍是跟着周师傅出外做活。雕花工是计件论工的，必须完成了这一件，才能去做那一件。周师傅的好手艺，白石铺附近一百来里的范围内，是没有人不知道的，因此，我的名字，也跟着他，人人都知道了。人家都称我“芝木匠”，当着面，客气些，叫我“芝师傅”。我因家里光景不好，挣到的钱，一个都不敢用掉，完工回了家，就全部交给我母亲。母亲常常笑着说：“阿芝能挣钱了，钱虽不多，总比空手好得多。” 那时，我们师徒常去的地方，是陈家垅胡家和竹冲黎家。胡黎两姓，都是有钱的财主人家，他们家里有了婚嫁的事情，男家做床橱，女家做妆奁，件数做得很多，都是由我们师徒去做的。有时师傅不去，就由我一人单独去了。还有我的本家齐伯常的家里，我也是常去的。伯常名叫敦元，是湘潭的一位绅士，我到他家，总在他们稻谷仓前做活，和伯常的儿子公甫相识。论岁数，公甫比我小得多，可是我们很谈得来，成了知己朋友。后来我给他画了一张《秋姜馆填词图》，题了三首诗，其中一首道： 稻粮仓外见君小，草莽声中并我衰， 放下斧斤做知己，前身应做蠹鱼来。 就是记的这件事。 那时雕花匠所雕的花样，差不多都是千篇一律。祖师传下来的一种花篮形式，更是陈陈相因，人家看得很熟。雕的人物，也无非是些“麒麟送子、状元及第”等一类东西。我认为这些老一辈的玩意儿，雕来雕去，雕个没完，终究人要看得腻烦的。我就想法换个样子，在花篮上面，加些葡萄石榴桃梅李杏等果子，或牡丹芍药梅兰竹菊等花木。人物从绣像小说的插图里，勾摹出来，都是些历史故事。还搬用平日常画的飞禽走兽，草木虫鱼，加些布景，构成图稿。我运用脑子里所想得到的，造出许多新的花样，雕成之后，果然人都夸奖说好。我高兴极了，益发地大胆创造起来。 那时，我刚出师不久，跟着师傅东跑西转，倒也一天没有闲过。只因年纪还轻，名声不大，挣的钱也就不会太多。家里的光景，比较头二年，略微好些，但因历年积叠的亏空，短时间还弥补不上，仍显得很不宽裕。我妻陈春君一面在家料理家务，一面又在屋边空地，亲手种了许多蔬菜，天天提了木桶，到井边汲水。有时肚子饿得难受，没有东西可吃，就喝点水，算是搪搪饥肠。娘家来人问她：“生活得怎样？”她总是说：“很好。”不肯露出丝毫穷相。她真是一个挺得起脊梁顾得住面子的人！可是我们家的实情，瞒不过隔壁的邻居们，有一个惯于挑拨是非的邻居女人，曾对春君说过：“何必在此吃辛吃苦，凭你这样一个人，还找不到有钱的丈夫！”春君笑着说：“有钱的人，会要有夫之妇？我只知命该如此，你也不必为我妄想！”春君就是这样甘熬穷受苦，没有一点怨言的。 光绪八年（壬午·1882年），我二十岁。仍是肩上背了个木箱，箱里装着雕花匠应用的全套工具，跟着师傅，出去做活。在一个主顾家中，无意间见到一部乾隆年间翻刻的《芥子园画谱》，五彩套印，初二三集，可惜中间短了一本。虽是残缺不全，但从第一笔画起，直到画成全幅，逐步指说，非常切合实用。我仔细看了一遍，才觉着我以前画的东西，实在要不得，画人物，不是头大了，就是脚长了；画花草，不是花肥了，就是叶瘦了，较起真来，似乎都有点小毛病。有了这部画谱，好像是捡到了一件宝贝，就想从头学起，临它个几十遍。转念又想：书是别人的，不能久借不还，买新的，湘潭没处买，长沙也许有。价码可不知道，怕有也买不起。只有先借到手，用早年勾影雷公像的方法，先勾影下来，再仔细琢磨。 想准了主意，就向主顾家借了来，跟母亲商量，在我挣来的工资里，匀出些钱，买了点薄竹纸和颜料毛笔，在晚上收工回家的时候，用松油柴火为灯，一幅一幅地勾影。足足画了半年，把一部《芥子园画谱》，除了残缺的一本以外，都勾影完了，钉成了十六本。从此，我做雕花木活，就用《芥子园画谱》做根据，花样既推陈出新，不只是死板板的老一套，画也合乎规格，没有不相匀称的毛病了。 我雕花得来的工资，贴补家用，还是微薄得很。家里缺米少柴的，时常闹着穷。我母亲为了开门七件事，整天地愁眉不展。祖母宁可自己饿着肚子，留了东西给我吃。我是个长子，又是出了师学过手艺的人，不另想想办法，实在看不下去。只得在晚上闲暇之时，匀出功夫，凭我一双手，做些小巧玲珑的玩意儿，第二天清早，送到白石铺街上的杂货店里，许了他们一点利益，托他们替我代卖。我常做的，是一种能装旱烟也能装水烟的烟盒子，用牛角磨光了，配着能活动开关的盖子，用起来很方便，买的人倒也不少。大概两三个晚上，我能做成一个，除了给杂货店掌柜二成的经手费以外，每个我还能得到一斗多米的钱。那时，乡里流行的，旱烟吸叶子烟，水烟吸条丝烟。我旱烟水烟，都学会吸了，而且吸得有了瘾。我卖掉了自己做的牛角烟盒子，吸烟的钱，就有了着落啦，连烧料烟嘴的旱烟管，和吸水烟用的铜烟袋，都赚了出来。剩余的钱，给了我母亲，多少济一些急，但是还救不了根本的穷，不过聊胜于无而已。 光绪九年（癸未·1883年），我二十一岁。那年，春君怀了孕，怀的是头一胎。恰巧家里缺柴烧，我们星斗塘老屋，后面是靠着紫云山，她拿了把厨刀，跑到山上去砍松枝。她这时，快要生产了，拖着笨重的身子，上山很费力，就用两手在地上爬着走，总算把柴砍得了，拿回来烧。到了九月，生了个女孩，这是我们的长女，取名菊如，后来嫁给了姓邓的女婿。 我在早先上山砍柴时候，交上一个朋友，名叫左仁满，是白石铺胡家冲的人，离我们家很近。他岁数跟我差不多，我学做木匠那年，他也从师学做篾匠手艺，他出师比我早几个月，现在我们都长大了，他也娶了个老婆，有了孩子，我们歇工回来，仍是常常见面，交情倒越来越深。他学成了一手编竹器的好手艺，家庭负担比较轻，生活上比我略微好一些。他是喜欢吹吹弹弹的，能拉胡琴，能吹笛子，能弹琵琶，能打板鼓。还会唱几句花鼓戏，几段小曲儿。我们常在一起玩，他吹弹拉唱，我就画画写字。有时他叫我教他画画，他也教我弹唱。乡里有钱的人，常往城里跑，去找玩儿的，我们是穷孩子出身，闲暇时候，只能做这样不花钱的消遣。我后来喜欢听戏，也会唱几支小曲，都是那时候受了左仁满的影响。 光绪十年（甲申·1884年），我二十二岁。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年），我二十三岁。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年），我二十四岁。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年），我二十五岁。光绪十四年（戊子·1887年），我二十六岁。这五年，我仍是做着雕花活为生，有时也还做些烟盒子一类的东西。我自从有了一部自己勾影出来的《芥子园画谱》，翻来覆去地临摹了好几遍，画稿积存了不少。乡里熟识的人知道我会画，常常拿了纸，到我家来请我画。在雕花的主顾家里，雕花活做完以后，也有留着我不放我走，请我画的。凡是请我画的，多少都有点报酬，送钱的也有，送礼物的也有。我画画的名声，跟做雕花活的名声，一起在白石铺传开了去。人家提到了芝木匠，都说是画得挺不错。 我平日常说：“说话要说人家听得懂的话，画画要画人家看见过的东西。”我早先画过雷公像，那是小孩子的淘气，闹着玩的，知道了雷公是虚造出来的，就此不画了。但是我画人物，却喜欢画古装，这是《芥子园画谱》里有的，古人确是穿着过这样衣服，看了戏台上唱戏的打扮，我就照它画了出来。 我的画在乡里出了点名，来请我画的，大部分是神像功对，每一堂功对，少则四幅，多的有到二十幅的。画的是玉皇、老君、财神、火神、灶君、阎王、龙王、灵官、雷公、电母、雨师、风伯、牛头、马面和四大金刚、哼哈二将之类。这些位神仙圣佛，谁都没见过他们的本来面目，我原是不喜欢画的，因为画成了一幅，他们送我一千来个钱，合银元块把钱，在那时的价码，不算少了，我为了挣钱吃饭，又拗不过乡亲们的面子，只好答应下来，以意为之。有的画成一团和气，有的画成满脸煞气。和气好画，可以采用《芥子园画谱》的笔法；煞气可麻烦了，绝不能都画成雷公似的，只得在熟识的人中间，挑选几位生有异相的人，作为蓝本，画成以后，自己看着，也觉可笑。我在枫林亭上学的时候，有几个同学，生得怪头怪脑的，现在虽说都已长大了，面貌究竟改变不了多少，我就不问他们同意不同意，偷偷地都把他们画上去了。 在我二十六岁那年的正月，我母亲生了我六弟纯楚，号叫宝林。我们家乡，把最小的叫做“满”，纯楚是我最小的弟弟，我就叫他满弟。我母亲一共生了我弟兄六人，又生了我三个妹妹，我们家，连同我祖母，我父亲母亲，春君，我的长女菊如，老老小小，十四口人了。父亲同我二弟纯松下田耕作，我在外边做工，三弟纯藻在一所道士观里给人家烧煮茶饭，别的弟妹，大一些的，也牧牛的牧牛，砍柴的砍柴，倒是没有一个闲着的。祖母已是七十七岁的人，只能在家里看看孩子，做些轻微的事情。春君整天忙着家务，忙里偷闲，养了一群鸡鸭，又种了许多瓜豆蔬菜，有时还帮着我母亲纺纱织布。她夏天纺纱，总是在葡萄架下阴凉的地方，我有时回家，也喜欢在那里写字画画，听了她纺纱的声音，觉得聒耳可厌，后来我常常远游他乡，老来回忆，想听这种声音，已是不可再得。因此我前几年写过一首诗道： 山妻笑我负平生，世乱身衰重远行， 年少厌闻难再得，葡萄阴下纺纱声。 我母亲纺纱织布，向来是一刻不闲。尤其使她为难的，是全家的生活重担，都由她双肩挑着，天天移东补西，调排用度，把这点微薄的收入，糊住十四张嘴，真够她累心累力的。 三弟纯藻，也是为了糊住自己的嘴，多少还想挣些钱来，贴补家用，急于出外做工。他托了一位远房本家，名叫齐铁珊的，荐到一所道士观中，给他们煮饭打杂。齐铁珊是齐伯常的弟弟，我的好朋友齐公甫的叔叔，他那时正同几个朋友，在道士观内读书。我因为三弟的缘故，常到道士观去闲聊，和铁珊谈得很投机。 我画神像功对，铁珊是知道的，每次见了我面，总是先问我：“最近又画了多少？画的是什么？”我做雕花活，他倒不十分关心，他好像专门关心我的画。有一次，他对我说：“萧芗陔快到我哥哥伯常家里来画像了，我看你何不拜他为师！画人像，总比画神像好一些。” 我也素知这位萧芗陔的大名，只是没有会见过，听了铁珊这么一说，我倒动了心啦。不多几天，萧芗陔果然到了齐伯常家里来了，我画了一幅李铁拐像，送给他看，并托铁珊、公甫叔侄俩，代我去说，愿意拜他为师。居然一说就合，等他完工回去，我就到他家去，正式拜师。这位萧师傅，名叫传鑫，芗陔是他的号，住在朱亭花钿，离我们家有一百来里地，相当地远。他是纸扎匠出身，自己发奋用功，经书读得烂熟，也会作诗，画像是湘潭第一名手，又会画山水人物。他把拿手本领，都教给了我，我得他的益处不少。他又介绍他的朋友文少可与我相识，也是个画像名手，家住在小花石。这位文少可也很热心，他的得意手法，都端给我看，指点得很明白。我对于文少可，也很佩服，只是没有拜他为师。我认识了他们二位，画像这一项，就算初入门径了。 那年冬天，我到赖家垅衙里去做雕花活。赖家垅离我们家，有四十多里地，路程不算近，晚上就住在主顾家里。赖家垅在佛祖岭的山脚下，那边住的人家，都是姓赖的。衙里是我们家乡的土话，就是聚族而居的意思。我每到晚上，照例要画画的，赖家的灯火，比我家里的松油柴火，光亮得多，我就着灯盏画了几幅花鸟，让赖家的人看见了，都说：“芝师傅不是光会画神像功对的，花鸟也画得生动得很。”于是就有人来请我给他女人画鞋头上的花样，预备画好了去绣的。又有人说：“我们请寿三爷画个帐檐，往往等了一年半载，还没曾画出来，何不把我们的竹布取回来，就请芝师傅画画呢？”我光知道我们杏子坞有个绅士，名叫马迪轩，号叫少开，他的连襟姓胡，人家都称他寿三爷，听说是竹冲韶塘的人，离赖家垅不过两里多地，他们所说的，大概就是此人。我听了他们的话，当时却并未在意。到了年底，雕花活没有做完，留着明年再做，我就辞别了赖家，回家过年。 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年），我二十七岁。过了年，我仍到赖家垅去做活。有一天，我正在雕花，赖家的人来叫我，说：“寿三爷来了，要见见你！”我想：“这有什么事呢？”但又不能不去。见了寿三爷，我照家乡规矩，叫了他一声“三相公”。寿三爷倒也挺客气，对我说：“我是常到你们杏子坞去的，你的邻居马家，是我的亲戚，常说起你，人很聪明，又能用功。只因你常在外边做活，从没有见到过，今天在这里遇上了，我也看到了你的画了，很可以造就！”又问我：“家里有什么人？读过书没有？”还问我：“愿不愿再读读书，学学画？”我一一地回答，最后说：“读书学画，我是很愿意，只是家里穷，书也读不起，画也学不起。”寿三爷悦：“那怕什么？你要有志气。可以一面读书学画，一面靠卖画养家，也能对付得过去。你如愿意的活，等这里的活做完了，就到我家来谈谈！”我看他对我很诚恳，也就答应了。 这位寿三爷，名叫胡自倬，号叫沁园，又号汉槎。性情很慷慨，喜欢交朋友。收藏了不少名人字画，他自己能写汉隶，会画工笔花鸟草虫，作诗也作得很清丽。他家附近，有个藕花池，他的书房就取名“藕花吟馆”，时常邀集朋友，在内举行诗会，人家把他比做孔北海，说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他们韶塘胡姓，原是有名的财主，但是寿三爷这一房，因为他提倡风雅，素广交游，景况并不太富裕，可见他的人品，确是很高的。我在赖家垅完工之后，回家说了情形，就到韶塘胡家。那天正是他们诗会的日子，到的人很多。寿三爷听说我到了，很高兴，当天就留我同诗会的朋友们一起吃午饭，并介绍我见了他家延聘的教读老夫子。这位老夫子，名叫陈作埙，号叫少蕃，是上田冲的人，学问很好，湘潭的名士。吃饭的时候，寿三爷又问我：“你如愿意读书的话，就拜陈老夫子的门吧！不过你父母知道不知道？”我说：“父母倒也愿意叫我听三相公的话，就是穷……”话还没说完，寿三爷拦住了我，说：“我不是跟你说过，你就卖画养家！你的画，可以卖出钱来，别担忧！”我说：“只怕我岁数大了，来不及。”寿三爷又说：“你是读过《三字经》的！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你今年二十七岁，何不学学苏老泉呢？”陈老夫子也接着悦：“你如果愿意读书，我不收你的学俸钱。”同席的人都说：“读书拜陈老夫子，学画拜寿三爷，拜了这两位老师，还怕不能成名！”我说：“三相公栽培我的厚意，我是感激不尽。”寿三爷说：“别三相公了，以后就叫我老师吧！”当下就决定了。吃过了午饭，按照老规矩，先拜了孔夫子，我就拜了胡、陈二位，做我的老师。 我拜师之后，就在胡家住下，两位老师商量了一下，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单名叫做“璜”，又取了一个号，叫做“濒生”，因为我住家与白石铺相近，又取了个别号，叫做“白石山人”，预备题画所用。少蕃师对我说：“你来读书，不比小孩子上蒙馆了。也不是考秀才赶科举的，画画总要会题诗才好，你就去读《唐诗三百首》吧！这部书，雅俗共赏，从浅的说，入门很容易，从深的说，也可以钻研下去，俗语常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诗的一道，本是易学难工，你能专心用功，一定很有成就。常言道，有志者，事竟成。又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天下事的难不难，就看你的有心没心了！” 从那天起，我就读《唐诗三百首》了。我小时候读过《千家诗》，几乎全部都能背出来，读了《唐诗三百首》，上口就好像见到了老朋友，读得很有味。只是我识字不多，有很多生字，不容易记熟，我想起一个笨法子，用同音的字，注在书页下端的后面，温习的时候，一看就认得了。这种法子，我们家乡叫做“白眼字”，初上学的人，常有这么用的。过了两个来月，少蕃师问我：“读熟几首了？”我说：“差不多都读熟了。”他有些不信，随意抽问了几首，我都一字不遗地背了出来。他说：“你的天分，真了不起！”实在说来，是他的教法好，讲了读，读了背，背了写，循序而进，所以读熟一首，就明白一首的意思，这样既不会忘掉，又懂得好在哪里。《唐诗三百首》读完之后，接着读了《孟子》。少蕃师又叫我在闲暇时，看看《聊斋志异》一类的小说，还时常给我讲讲唐宋八家的古文。我觉得这样的读书，真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了。 我跟陈少蕃老师读书的同时，又跟胡沁园老师学画，学的是工笔花鸟草虫。沁园师常对我说：“石要瘦，树要曲，鸟要活，手要熟。立意、布局、用笔、设色，式式要有法度，处处要合规矩，才能画成一幅好画。”他把珍藏的古今名人字画，叫我仔细观摹。又介绍了一位谭荔生，叫我跟他学画山水。这位谭先生，单名一个“溥”字，别号瓮塘居士，是他的朋友。我常常画了画，拿给沁园师看，他都给我题上了诗。他还对我说：“你学学作诗吧！光会画，不会作诗，总是美中不足。”那时正是三月天气，藕花吟馆前面，牡丹盛开。沁园师约集诗会同人，赏花赋诗，他也叫我加入。我放大了胆子，作了一首七绝，交了上去，恐怕作得太不像样，给人笑话，心里有些跳动。沁园师看了，却面带笑容，点着头说：“作得还不错！有寄托。”说着，又念道：“‘莫羡牡丹称富贵，却输梨橘有馀甘。’这两句不但意思好，十三谭的甘字韵，也押得很稳。”说得很多诗友都围拢上来，大家看了，都说：“濒生是有聪明笔路的，别看他根基差，却有性灵。诗有别才，一点儿不错！” 这一炮，居然放响，是我料想不到的。从此，我摸索得了作诗的诀窍，常常作了，向两位老师请教。当时常在一起的，除了姓胡的几个人，其余都是胡家的亲戚，一共有十几个人，只有我一人，不是胡家的亲故，他们倒都跟我处得很好。他们大部分是财主人家的子弟，至不济的也是小康之家，比我的家景，总要强上十倍，他们并不嫌我出身寒微，一点没有看不起我的意思，后来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那年七月十一日，春君生了个男孩，这是我们的长子，取名良元，号叫伯邦，又号子贞。我在胡家，读书学画，有吃有住，心境安适得很，眼界也广阔多了，只是想起了家里的光景决不能像在胡家认识的一般朋友的胸无牵挂。干雕花手艺，本是很费事的，每一件总得雕上好多日子，把身子闲住了，别的事就不能再做。画画却不一定有什么限制，可以自由自在的，有闲暇就画，没闲暇就罢，画起来，也比雕花省事得多，就觉得沁园师所说的“卖画养家”这句话，确实是既方便，又实惠。 那时照相还没盛行，画像这一行手艺，生意是很好的。“画像”，我们家乡叫做描容，是描画人的容貌的意思。有钱的人，在生前总要画几幅小照玩玩，死了也要画一幅遗容，留作纪念。我从萧芗陔师傅和文少可那里，学会了这行手艺，还没有给别人画过，听说画像的收入，比画别的高得多，就想开始干这一行了。沁园师知道我这个意思，到处给我吹嘘，韶塘附近一带的人，都来请我去画。一开始，生意就很不错，每画一个像，他们送我二两银子，价码不算太少。但是有些爱贪小便宜的人，往往在画像之外，叫我给他们女眷画些帐檐、袖套、鞋样之类，甚至叫我画幅中堂，画堂屏条，算是白饶。好在这些东西，我随便画上几笔，倒也不十分费事。我们湘潭风俗，新丧之家，妇女们穿的孝衣，都把袖头翻起，画上些花样，算做装饰。这种零碎玩艺儿，更是画遗容时必须附带着画的，我也总是照办了。后来我又琢磨出一种精细画法，能够在画像的纱衣里面，透现出袍褂上的团龙花纹，人家都说，这是我的一项绝技。人家叫我画细的，送我四两银子，从此就作为定例。我觉得画像挣的钱，比雕花多，而且还省事，因此，我就扔掉了斧锯钻凿一类家伙，改了行，专做画匠了。 [book_title]诗画篆刻渐渐成名 （一八九○年——一九○一年） 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年），我二十八岁。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我二十九岁。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年），我三十岁。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年），我三十一岁。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我三十二岁。这五年，我仍靠卖画为生，来往于杏子坞韶塘周围一带。在我刚开始画像的时候，家景还是不很宽裕，常常因为灯盏缺油，一家子摸黑上床。有位朋友黎丹，号叫雨民，是沁园师的外甥，到我家来看我，留他住下，夜无油灯，烧了松枝，和他谈诗。另一位朋友王训，也是沁园师的外甥，号叫仲言，他的家里有一部白香山《长庆集》，我借了来，白天没有闲暇，只有晚上回了家，才能阅读，也因家里没有灯油，烧了松柴，借着柴火的光亮，对付着把它读完。后来我到了七十岁时，想到了这件事，作过一首《往事示儿辈》的诗，说： 村书无角宿缘迟，廿七年华始有师， 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诗。 没有读书的环境，偏有读书的嗜好，你说，穷人读一点书，容易不容易？ 我三十岁以后，画像画了几年，附近百来里地的范围以内，我差不多跑遍了东西南北。乡里的人，都知道芝木匠改行做了画匠，说我画的画，比雕的花还好。生意越做越多，收入也越来越丰，家里靠我这门手艺，光景就有了转机，母亲紧皱了半辈子的眉毛，到此时才慢慢地放开了。祖母也笑着对我说：“阿芝！你倒没有亏负了这支笔，从前我说过，哪见文章锅里煮，现在我看见你的画，却在锅里煮了！”我知道祖母是说的高兴话，就画了几幅画，又写了一张横幅，题了“甑屋”两个字，意思是：“可以吃得饱啦，不至于像以前锅里空空的了。” 那时我已并不专搞画像，山水人物，花鸟草虫，人家叫我画的也很多，送我的钱，也不比画像少。尤其是仕女，几乎三天两朝有人要我画的，我常给他们画些西施、洛神之类。也有人点景要画细致的，像文姬归汉、木兰从军等等，他们都说我画得很美，开玩笑似的叫我“齐美人”。老实说，我那时画的美人，论笔法，并不十分高明，不过乡下人光知道表面好看，家乡又没有比我画得好的人，我就算独步一时了。常言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他们这样抬举我，说起来，真是惭愧得很。但是，也有一批势利鬼，看不起我是木匠出身，画是要我画了，却不要题款。好像是：画是风雅的东西，我却算不得斯文中人，不是斯文人，不配题风雅画。我明白他们的意思，觉得很可笑，本来不愿意跟他们打交道，只是为了挣钱吃饭，也就不去计较这些。他们既不少给我钱，题不题款，我倒并不在意。 我们家乡，向来是没有裱画铺的，只有几个会裱画的人，在四乡各处，来来往往，应活做工，萧芗陔师傅就是其中的一人。我在沁园师家读书的时候，沁园师曾把萧师傅请到家里，一方面叫他裱画，一方面叫大公子仙逋，跟他学做这门手艺。特地匀出了三间大厅，屋内中间，放着一张尺码很长很大的红漆桌子，四壁墙上，钉着平整干净的木板格子，所有轴干、轴头、别子、绫绢、丝绦、宣纸以及排笔、糨糊之类，置备得齐齐备备，应有尽有。沁园师对我说：“濒生，你也可以学学！你是一个画家，学会了，装裱自己的东西，就透着方便些。给人家做做活，也可以作为副业谋生。”沁园师处处为我打算，真是无微不至。我也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就同仙逋，跟着萧师傅，从托纸到上轴，一层一层的手续，都学会了。 乡里裱画，全绫挖嵌的很少，讲究的，也不过“绫镶圈”“绫镶边”而已，普通的都是纸裱。我反复琢磨，认为不论绫裱纸裱，关键全在托纸，托得匀整平贴，挂起来，才不会有卷边抽缩、弯腰驼背等毛病。比较难的，是旧画揭裱。揭要揭得原件不伤分毫，裱要裱得清新悦目，遇有残破的地方，更要补得天衣无缝。一般裱画，只会裱新的，不会揭裱旧画。萧师傅是个全才，裱新画是小试其技，揭裱旧画是他的拿手本领。我跟他学了不少日子，把揭裱旧画的手艺也学会了。 我三十二岁那年，二月二十一日，春君又生了个男孩，这是我们的次子，取名良黼，号叫子仁。我自从在沁园师家读书以后，由于沁园师的吹嘘，朋友们的介绍，认识的人，渐渐地多了。住在长塘的黎松安，名培銮，又名德恂，是黎雨民的本家。那年春天，松安请我去画他父亲的遗像，他父亲是上年故去的。王仲言在他们家教家馆，彼此都是熟人，我就在松安家住了好多时候。长塘在罗山的脚下，杉溪的后面，溪水从白竹坳来，风景很幽美。那时，松安的祖父还在世，他老先生是会画几笔山水的，也收藏了些名人字画，都拿了出来给我看，我就临摹了几幅。朋友们知道我和王仲言都在黎松安家，他们常来相叙，仲言发起组织了一个诗会，约定集会地点，在白棠花村罗真吾、醒吾弟兄家里。真吾名天用，他的弟弟醒吾名天觉，是沁园师的侄婿，我们时常在一起，都是很相好的。 讲实在的话，他们的书底子，都比我强得多，作诗的功夫，也比我深得多。不过那时是科举时代，他们多少有点弋取功名的心理，试场里用得着的是试帖诗，他们为了应试起见，都对试帖诗有相当研究，而且都曾下了苦功揣摩过的。试帖诗虽是工稳妥帖，又要圆转得体，作起来确是不容易，但过于拘泥板滞，一点儿不见生气。我是反对死板无生气的东西的，作诗讲究性灵，不愿意像小脚女人似的扭捏作态。因此，各有所长，也就各做一派。他们能用典故，讲究声律，这是我比不上的，若说作些陶写性情、歌咏自然的句子，他们也不一定比我好了。 我们的诗会，起初本是四五个人，随时集在一起，谈诗论文，兼及字画篆刻，音乐歌唱，倒也兴趣很浓，只是没有一定日期，也没有一定规程。到了夏天，经过大家讨论，正式组成了一个诗社，借了五龙山的大杰寺内几间房子，作为社址，就取名为“龙山诗社”。五龙山在中路铺白泉的北边，离罗真吾、醒吾弟兄所住的棠花村很近。大杰寺是明朝就有的，里边有很多银杏树，地方清静幽雅，是最适宜避暑的地方。诗社的主干，除了我和王仲言、罗真吾、醒吾弟兄，还有陈茯根、谭子荃、胡立三，一共是七个人，人家称我们为“龙山七子”。陈茯根名节，板桥人，谭子荃是罗真吾的内兄，胡立三是沁园师的侄子，都是常常见面的好朋友。他们推举我做社长，我怎么敢当呢？他们是世家子弟，学问又比我强，叫我去当头儿，好像是存心跟我开玩笑，我是坚辞不干。王仲言对我说：“濒生，你固执了！我们是论齿，七人中，年纪是你最大，你不当，是谁当了好呢？我们都是熟人，社长不过应个名而已，你还客气什么？”他们都附和王仲言的话，说我客气得无此必要。我没法辞，只得应允了。 社外的诗友，却也很多，常常来的，有黎松安、黎薇荪、黎雨民、黄伯魁、胡石庵、吴刚存等诸人，也都是我们向来极相熟的。只有一个名叫张登寿，号叫仲飏的，是我新认识的。这位张仲飏，出身跟我一样寒微，年轻时学过铁匠，也因自己发奋用功，读书读得很有一点成就，拜了我们湘潭的大名士王湘绮先生做老师，经学根底很深，诗也作得非常工稳。乡里的一批势利鬼，背地里仍有叫他张铁匠的。这和他们在我改行以后，依旧叫我芝木匠，是一样轻视的意思。我跟他，都是学过手艺的人，一见面就很亲热，交成了知己朋友。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我三十三岁。黎松安家里，也组成了一个诗社。松安住在长塘，对面一里来地，有座罗山，俗称“罗网山”，因此，取名为“罗山诗社”。我们龙山诗社的主干七人，和其他社外诗友，也都加入，时常去作诗应课。两山相隔，有五十来里地，我们跑来跑去，并不嫌着路远。那年，我们家乡遭逢了很严重的旱灾，田里的庄稼，都枯焦得不成样子，秋收是没有把握的了，乡里的饥民，就一群一群地到有钱人家去吃饭。我们家乡有富裕人家，家里都有谷仓，存着许多稻谷，年年吃掉了旧的，再存新的，永远是满满的仓，这是古人所说积谷防饥的意思。可是富裕人家，究属是少数，大多数的人们，平日糊得上嘴，已不容易，哪有力量积存稻谷，逢到灾荒，就没有饭吃，为了活命，只有去吃富户的一法。他们去的时候，排着队伍，鱼贯而进，倒也很守秩序，不是乱抢乱撞的。到了富户家里，自己动手开仓取谷，打米煮饭，但也不是把富户的存谷，完全吃光，吃了几顿饱饭，又往别的地方，换个人家去吃。乡里人称他们为“吃排饭”。但是他们一群去了，另一群又来，川流不息地来来去去，富户存的稻谷，归根结底，虽没吃光，也就吃得所剩无几了。我们这些诗友，恰巧此时陆续地来到黎松安家，本是为了罗山诗社来的，附近的人，不知底细，却造了许多谣言，说是长塘黎家，存谷太多，连一批破靴党〔5〕都来吃排饭了。 那时，龙山诗社从五龙山的大杰寺内迁出，迁到南泉冲黎雨民的家里。我往来于龙山、罗山两诗社，他们都十分欢迎。这其间另有一个原因，原因是什么呢？他们要我造花笺。我们家乡，是买不到花笺的，花笺是家乡土话，就是写诗的诗笺。两个诗社的社友，都是少年爱漂亮，认为作成了诗，写的是白纸，或是普通的信笺，没有写在花笺上，总觉得是一件憾事，有了我这个能画的人，他们就跟我商量了。我当然是义不容辞，立刻就动手去做，用单宣和官堆一类的纸，裁八行信笺大小，在晚上灯光之下，一张一张地画上几笔，有山水，也有花鸟，也有草虫，也有鱼虾之类，着上了淡淡的颜色，倒也雅致得很。我一晚上能够画出几十张，一个月只要画上几个晚上，分给社友们写用，就足够的了。王仲言常常对社友说：“这些花笺，是濒生辛辛苦苦造成的，我们写诗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地用，不要写错。随便糟蹋了，非但是怪可惜的，也对不起濒生熬夜的辛苦！” 说起这花笺，另有一段故事：在前几年，我自知文理还不甚通顺，不敢和朋友们通信，黎雨民要我跟他书信往来，特意送了我一些信笺，逼着我给他写信，我就从此开始写起信来，这确是算得我生平的一个纪念。不过雨民送我的，是写信用的信笺，不是写诗用的花笺。为了谈起造花笺的事，我就想起黎雨民送我信笺的事来了。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我三十四岁。我起初写字，学的是馆阁体，到了韶塘胡家读书以后，看了沁园、少蕃两位老师，写的都是道光年间，我们湖南道州何绍基一体的字，我也跟着他们学了。又因诗友们，有几位会写钟鼎篆隶，兼会刻印章的，我想学刻印章，必须先会写字，因之我在闲暇时候，也常常写些钟鼎篆隶了。前二年，我在人家画像，遇上了一个从长沙来的人，号称篆刻名家，求他刻印的人很多，我也拿了一方寿山石，请他给我刻个名章。隔了几天，我去问他刻好了没有？他把石头还了给我，说：“磨磨平，再拿来刻！”我看这块寿山石，光滑平整，并没有什么该磨的地方，既是他这么说，我只好磨了再拿去。他看也没看，随手搁在一边。又过了几天，再去问他，仍旧把石头扔还给我，说：“没有平，拿回去再磨磨！”我看他倨傲得厉害，好像看不起我这块寿山石，也许连我这个人，也不在他的眼中。我想：何必为了一方印章，自讨没趣。我气愤之下，把石头拿回来，当夜用修脚刀，自己把它刻了。第二天一早，给那家主人看见，很夸奖地说：“比了这位长沙来的客人刻的，大有雅俗之分。”我虽觉得高兴，但也自知，我何尝懂得篆刻刀法呢！我那时刻印，还是一个门外汉，不敢在人前卖弄。朋友中间，王仲言、黎松安、黎薇荪等，却都喜欢刻印，拉我在一起，教我一些初步的方法，我参用了雕花的手艺，顺着笔画，一刀一刀地削去，简直是跟了他们，闹着玩儿。 沁园师的本家胡辅臣，介绍我到皋山黎桂坞家去画像。皋山黎家和长塘黎松安家是同族。黎桂坞的弟弟薇荪、铁安，都是会刻印章的，铁安尤其精深，我就向他请教：“我总刻不好，有什么方法办呢？”铁安笑着说：“南泉冲的楚石，有的是！你挑一担回家去，随刻随磨，你要刻满三四个点心盒，都成了石浆，那就刻得好了。”这虽是一句玩笑话，却也很有至理。我于是打定主意，发奋学刻印章，从“多磨多刻”这句话上着想，去下功夫了。 黎松安是我最早的印友，我常到他家去，跟他切磋，一去就在他家住上几天。我刻着印章，刻了再磨，磨了又刻，弄得我住的他家客室，四面八方，满都是泥浆。他还送给我丁龙泓、黄小松两家刻印的拓片，我很想学他们两人的刀法，只因拓片不多，还摸不到门径。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我三十五岁。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我三十六岁。我在三十五岁以前，足迹只限于杏子坞附近百里之内，连湘潭县城都没去过。直到三十五岁那年，才由朋友介绍，到县城里去给人家画像。后来请我画像的人渐多，我就常常地进城去了。我在湘潭城内，认识了郭葆生（人漳），是个道台班子的大少爷。又认识了一位桂阳州的名士夏寿田，号叫午诒，也是一位贵公子。这时松安家新造了一所书楼，名叫诵芬楼，罗山诗社的诗友们，就在那里集会。我们龙山诗社的人，也常去参加。次年，我三十六岁，春君生了个女孩，小名叫做阿梅。黎薇荪的儿子戬斋，交给我丁龙泓、黄小松两家的印谱，说是他父亲从四川寄回来送给我的。前年，黎松安给过我丁黄刻印的拓片，我对于丁黄两家精密的刀法，就有了途轨可循了。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年），我三十七岁。正月，张仲飏介绍我去拜见王湘绮先生，我拿了我作的诗文，写的字，画的画，刻的印章，请他评阅。湘公说：“你画的画，刻的印章，又是一个寄禅黄先生哪！”湘公说的寄禅，是我们湘潭有名的一个和尚，俗家姓黄，原名读山，是宋朝黄山谷的后裔，出家后，法名敬安，寄禅是他的法号，他又自号为八指头陀。他也是少年寒苦，自己发奋成名，湘公把他来比我，真是抬举我了。 那时湘公的名声很大，一般趋势好名的人，都想列入门墙，递上一个门生帖子，就算做王门弟子，在人前卖弄卖弄，觉得很有光彩了。张仲飏屡次劝我拜湘公的门，我怕人家说我标榜，迟迟没有答应。湘公见我这人很奇怪，说高傲不像高傲，说趋附又不肯趋附，简直莫名其所以然。曾对吴劭之说：“各人有各人的脾气，我门下有铜匠衡阳人曾招吉，铁匠我同县乌石寨人张仲飏，还有一个同县的木匠，也是非常好学的，却始终不肯做我的门生。”这话给张仲飏听到了，特来告诉我，并说：“王老师这样地看重你，还不去拜门？人们求都求不到，你难道是抬也抬不来吗？”我本也感激湘公的一番厚意，不敢再固执。到了十月十八日，就同了仲飏，到湘公那里，正式拜门。但我终觉得自己学问太浅，老怕人家说我拜人王门，是想抬高身份，所以在人面前，不敢把湘绮师挂在嘴边。不过我心里头，对湘绮师是感佩得五体投地的。仲飏又对我说：“湘绮师评你的文，倒还像个样子，诗却成了红楼梦里呆霸王薛蟠的一体了。”这句话真是说着我的毛病了。我做的诗，完全写我心头里要说的话，没有在字面上修饰过，自己看过，也有点呆霸王那样的味儿哪！ 那时，黎铁安又介绍我到湘潭县城里。给茶陵州的著名绅士谭氏三兄弟，刻他们的收藏印记。这三位都是谭钟麟的公子。谭钟麟做过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是赫赫有名的一品大员。他们三弟兄大的叫谭延闿，号组安；次的叫谭恩闿，号组庚；小的叫谭泽闿，号瓶斋。我一共给他们刻了十多方印章。自己看着，倒还过得去。却有一个丁拔贡，名叫可钧的，自称是个金石家，指斥我的刀法太懒，说了不少坏话。谭氏兄弟听了丁拔贡的话，就把我刻的字，统都磨掉，另请这位丁拔贡去刻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心想：我和丁可钧，都是摹仿丁龙泓、黄小松两家的，难道说，他刻得对，我就不对了么？究竟谁对谁不对，懂得此道的人自有公论，我又何必跟他计较，也就付之一笑而已。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我三十八岁。湘潭县城内，住着一位江西盐商，是个大财主。他逛了一次衡山七十二峰，以为这是天下第一胜景，想请人画个南岳全图，作为他游山的纪念。朋友介绍我去应征，我很经意地画成六尺中堂十二幅。我为了凑合盐商的意思，着色特别浓重；十二幅画，光是石绿一色，足足地用了二斤，这真是一个笑柄。盐商看了，却是十分满意，送了我三百二十两银子。这三百二十两，在那时是一个了不起的数目，人家听了，吐吐舌头说：“这还了得，画画真可以发财啦！”因为这一次画，我得了这样的高价，传遍了湘潭附近各县，从此我卖画的声名，就大了起来，生意也就益发的多了。 我住的星斗塘老屋，房子本来很小，这几年，家里添了好多人口，显得更见狭窄了。我拿回了三百二十两银子，就想另外找一所住房。恰巧离白石铺不远的狮子口，在莲花寨下面，有所梅公祠，附近还有几十亩祠堂的祭田，正在招人典租，索价八百两银子，我很想把它承典过来，只是没有这些银子。我有一个朋友，是种田的，他愿意典祠堂的祭田，于是我出三百二十两，典住祠堂房屋，他出四百八十两，典种祠堂祭田。事情办妥，我就同了我妻陈春君，带着我们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搬到梅公祠去住了。莲花寨离余霞岭，有二十来里地，一望都是梅花，我把住的梅公祠，取名“百梅书屋”。我作过一首诗，说： 最关情是旧移家，屋角寒风香径斜。 二十里中三尺雪，馀霞双屐到莲花。 梅公祠边，梅花之外，还有许多木芙蓉，花开时好像铺着一大片锦绣。好看得很。梅公祠内，有一点空地，我添盖了一间书房，取名“借山吟馆”。房前屋后，种了几株芭蕉，到了夏天绿荫铺阶，凉生几榻，尤其是秋风夜雨，潇潇簌簌，助人诗思。我有句云： 莲花山下窗前绿，犹有挑灯雨后思。 这一年我在借山吟馆里，读书学诗，作的诗，竟有几百首之多。 梅公祠离星斗塘，不过五里来地，并不太远。我和春君，常常回到星斗塘去看望祖母和我父亲、母亲，他们也常到梅公祠来玩儿。从梅公祠到星斗塘，沿路水塘内，种的都是荷花，到花盛开之时，在塘边行走，一路香风，沁人心胸。我有两句诗说： 五里新荷田上路，百梅祠到杏花村。 我在梅公祠门前的水塘内，也种了不少荷花，夏末秋初，结的莲蓬很多，在塘边用稻草盖了一个棚子，嘱咐我两个儿子，轮流看守。那年，我大儿子良元，年十二岁，次儿良黼，年六岁。他们兄弟俩，平常日子，到山上去砍柴，砍柴挺卖力气，我见了心里很喜欢。有一天，中午刚过，我到门前塘边闲步，只见良黼躺在草棚之下，睡得正香。草棚是很小的，遮不了他整个身体，棚子顶上盖的稻草，又极稀薄，他穿了一件破旧的短衣，汗出得像流水一样。我看看地上的草，都给太阳晒得枯了。心想，他小小年纪，在这毒烈的太阳底下，怎么能受得了呢？就叫他说：“良黼，你睡着了吗？”他从睡梦中“嚯”地坐了起来，怕我责备，擦了擦眼泪，对我看看，喘着气，咳了一声嗽。我看他怪可怜的，就叫他跟我进屋去。这孩子真是老实极了。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我三十九岁。朋友问我：“你的借山吟馆，取了借山两字，是什么意思？”我说：“意思很明白，山不是我所有，我不过借来娱目而已！”我就画了一幅《借山吟馆图》，留作纪念。有人介绍我到湘潭县城里，给内阁中书李家画像。这位李中书，名叫镇藩，号翰屏，是个傲慢自大的人，向来是谁都看不起的，不料他一见我面，却谈得非常之好，而且还彬彬有礼。我倒有点奇怪了，以为这样一个有名的狂士，怎么能够跟我交上朋友了呢？经过打听，原来他有个内阁中书的同事，是湘绮师的内弟蔡枚功，名毓春，曾经对他说讨：“国有颜子而不知，深以为耻。”蔡公这样地抬举我，李翰屏也就对我另眼相看了。 那年十二月十九日，我遭逢了一件大不幸的事情，我祖母马孺人故去了。我小时候，她背了我下地做活，在穷苦无奈之时，她宁可自己饿着肚子，留了东西给我吃，想起了以前种种情景，心里头真是痛如刀割。 [book_title]五出五归 （一九○二年——一九一六年）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我四十岁。四月初四，春君又生了个男孩，这是我们的第三子，取名良琨，号子如。 我在四十岁以前，没有出过远门，来来往往，都在湘潭附近各地。而且到了一地，也不过稍稍勾留，少则十天半月，至多三五个月。得到一点润笔的钱，就拿回家去，奉养老亲，抚育妻子。我不希望发什么财，只图糊住了一家老小的嘴，于愿已足，并不作远游之想。那年秋天，夏午诒由翰林改官陕西，从西安来信，叫我去教他的如夫人姚无双学画，知道我是靠作画刻印的润资度日的，就把束脩和旅费，都汇寄给我。郭葆生也在西安，怕我不肯去，寄了一封长信来，说： 无论作诗作文，或作画刻印，均需于游历中求进境。作画尤应多游历，实地观察，方能得其中之真谛。古人云：得江山之助，即此意也。作画但知临摹前人名作或画册画谱之类，已落下乘，倘复仅凭耳食，随意点缀，则隔鞋搔痒，更见其百无一是矣。只能常作远游，眼界既广阔，心境亦舒展，辅以颖敏之天资，深邃之学力，其所造就，将无涯涘。较之株守家园，故步自封者，诚不可以道里计也。关中夙号天险，山川雄奇，收之笔底，定多杰作。兄仰事俯蓄，固知惮于旅寄，然为画境进益起见，西安之行，殊不可少，尚望早日命驾，毋劳踌躇！ 我经他们这样督促，就和父母商量好了，于十月初，别了春君，动身北上。 那时，水陆交通，很不方便，走得非常之慢，我却趁此机会，添了不少画料。每逢看到奇妙景物，我就画上一幅。到此境界，才明白前人的画谱，造意布局，和山的皴法，都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在中途，画了很多，最得意的有两幅：一幅是路过洞庭湖，画的是《洞庭看日图》；一幅是快到西安之时，画的是《灞桥风雪图》。我都列入《借山吟馆图卷》之内。 我到西安，已是十二月中旬了，见着午诒，又会到了葆生，张仲飏也在西安，还认识了长沙人徐崇立。在快要过年的时候，午诒介绍我去见陕西臬台樊樊山（增祥），他是当时的名士，又是南北闻名的大诗人。我刻了几方印章，带了去，想送给他。到了臬台衙门，因为没有递“门包”，门上不给我通报，白跑了一趟。午诒跟樊山说了，才见着了面。樊山送了我五十两银子，作为刻印的润资，又替我订了一张刻印的润例，亲笔写好了交给我。 在西安的许多湖南同乡，看见臬台这样地看得起我，就认为是大好的晋身之阶。张仲飏也对我说，机会不可错过，劝我直接去走臬台门路，不难弄到一个很好的差事。我以为一个人要是利欲熏心，见缝就钻，就算钻出了名堂，这个人的人品，也可想而知了。因此，仲飏劝我积极营谋，我反而劝他悬崖勒马。仲飏这样一个热衷功名的人，当然不会受我劝的，但是像我这样一个淡于名利的人，当然也不会听他话的。我和他，从此就有点小小的隔阂，他的心里话，也就不跟我说了。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我四十一岁。在西安住了三个来月，夏午诒要进京谋求差事，调省江西，邀我同行。樊樊山告诉我：他五月中也要进京，慈禧太后喜欢绘画，宫内有位云南籍的寡妇缪素筠，给太后代笔，吃的是六品俸，他可以在太后面前推荐我，也许能够弄个六七品的官衔。我笑着说：“我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叫我去当内廷供奉，怎么能行呢？我没有别的打算，只想卖卖画，刻刻印章，凭着这一双劳苦的手，积蓄得二三千两银子，带回家去，够我一生吃喝，也就心满意足了。”夏午诒说：“京城里遍地是银子，有本领的人，俯拾即是，二三千两银子，算得了什么！濒生当了内廷供奉，在外头照常可以卖画刻印，还怕不够你一生吃喝吗？”我听他们都是官场口吻，不便接口，只好相对无言了。 三月初，我随同午诒一家，动身进京。路过华阴县，登上了万岁楼，面对华山，看个尽兴。一路桃花，长达数十里，风景之美，真是生平所仅见。到晚晌，画了一幅《华山图》。华山山势陡立，看去真像刀削一样。渡了黄河，在弘农涧地方，远看嵩山，另是一种奇景。我向旅店中借了一张小桌子，在涧边画了一幅《嵩山图》。在漳河岸边，看见水里有一块长方形的石头，好像是很光滑的，我想取了来，磨磨刻字刀，倒是十分相宜。拾起来仔细一看，却是块汉砖，铜雀台的遗物。无意间得到了稀见的珍品，真是喜出望外。可惜十多年后，在家乡的兵乱中，给土匪抢去了。 我进了京城，住在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夏午诒家。每天教无双学画以外，应了朋友的介绍，卖画刻印章。闲暇时候，常去逛琉璃厂，看看古玩字画。也到大栅栏一带去听听戏。认识了湘潭同乡张翊六（号贡吾）、衡阳人曾熙（号农髯）、江西人李瑞荃（号筠庵）。其余还有不少的新知旧友，常在一起游宴。但是一般势利的官场中人，我是不愿和他们接近的。记得我初认识曾农髯时，误会他是个势利人，嘱咐午诒家的门房，待他来时，说我有病，不能会客。他来过几次，都没见着。一次，他又来了，不待通报，直闯进来，连声说：“我已经进来，你还能不见我吗？”我无法再躲，只得延见。农髯是个风雅饱学之士，后来跟我交得很好，当初我错看了他，实在抱歉之极。三月三十日那天，午诒同杨度发起，在陶然亭饯春，到了不少的诗人，我画了一幅《陶然亭饯春图》。杨度，号皙子，湘潭同乡，也是湘绮的门生。 到了五月，听说樊山已从西安启程，我怕他来京以后，推荐我去当内廷供奉，少不得要添出许多麻烦。我向午诒说：“离家半年多，想念得很，打算出京回家去了。”午诒留着我，我坚决要走。他说：“既然留你不得，我也只好随你的便！我想，给你捐个县丞，指省江西，你到南昌去候补，好不好呢？县丞虽是微秩，究属是朝廷的命官，慢慢地磨上了资格，将来署县缺，是并不难的。况且我是要到江西去的，替你打点打点，多少总有点照应。”我说：“我哪里会做官，你的盛意，我只好心领而己。我如果真的到官场里去混，那我简直是受罪了！”午诒看我意志并无犹豫，知道我是决不会干的，也就不再勉强，把捐县丞的钱送了给我。我拿了这些钱，连同在西安北京卖画刻印的润资，一共有二千多两银子，可算是不虚此行了。 我在北京临行之时，在李玉田笔铺，定制了画笔六十枝，每枝上面，挨次刻着号码，刻的字是：“白石先生画笔第几号。”当时有人说，不该自称先生，这样地刻笔，未免狂妄。实则从前金冬心就自己称过先生，我摹仿着他，有何不可呢？樊樊山在我出京后不久，也到了京城，听说我已走了，对夏午诒说：“齐山人志行很高，性情却有点孤僻啊！” 我出京城，从天津坐海轮，过黑水洋，到上海，再坐江轮，转汉口，回到家乡，已是六月炎天了。我从四十岁起至四十七岁止，出过远门五次，是我生平可纪念的五出五归，这次远游西安北京，绕道天津上海回家，是我五出五归中的一出一归，也就是我出门远游的第一次。那时，同我合资典租梅公祠祭田的那位朋友，想要退田，我提出四百八十两给了他，以后梅公祠的房子和祭田，统都归我承典了。我回乡以后，仍和旧日师友常相晤叙，作画吟诗刻印章，是每天的日课。 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我四十二岁，春间，王湘绮师约我和张仲飏游南昌。过九江，游了庐山。到了南昌，住在湘绮师的寓中，我们常去游滕王阁、百花洲等名胜。铜匠出身的曾招吉，那时在南昌制造空运大气球，听说他试验了几次，都掉到水里去了，人都作为笑谈，他仍是专心一志地研究。他也是湘绮师的门生，和铁匠出身的张仲飏，木匠出身的我，同称“王门三匠”。南昌是江西省城，大官儿不算很少，钦慕湘绮的盛名，时常来登门拜访。仲飏和招吉，周旋其间，倒也认识了很多阔人。我却怕和他们打着交道，看见他们来了，就躲在一边，避不见面，并不出去招呼，所以他们认识我的很少。 七夕那天，湘绮师在寓所，召集我们一起饮酒，并赐食石榴。席间，湘绮师说：“南昌自从曾文正公去后，文风停顿了好久，今天是七夕良辰，不可无诗，我们来联句吧！”他就自己首唱了两句：“地灵胜江汇，星聚及秋期。”我们三个人听了，都没有联上，大家互相看看，觉得很不体面。好在湘绮师是知道我们底细的，看我们谁都联不上，也就罢了。我在夏间，曾把我所刻的印章拓本，呈给湘绮师评阅，并请他做篇序文。就在那天晚上，湘绮师把作成的序文给了我。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我才回到了家乡。这是我五出五归中的二出二归。想起七夕在南昌联句之事，觉得作诗这一门，倘不多读点书，打好根基，实在不是容易的事。虽说我也会哼几句平平仄仄，怎么能够自称为诗人了呢？因此，就把借山吟馆的“吟”字删去，只名为“借山馆”了。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我四十三岁。在黎薇荪家里，见到赵之谦的《二金蝶堂印谱》，借了来。用朱笔钩出，倒和原本一点没有走样。从此，我刻印章，就摹仿赵叔的一体了。我作画，本是画工笔的，到了西安以后，渐渐改用大写意笔法。以前我写字，是学何子贞的，在北京遇到了李筠庵，跟他学写魏碑，他叫我临爨龙颜碑，我一直写到现在。人家说我出了两次远门，作画写字刻印章，都变了样啦，这确是我改变作风的一个大枢纽。 七月中旬，汪颂年约我游桂林。颂年名诒书，长沙人，翰林出身，时任广西提学使。广西的山水，是天下著名的，我就欣然而往，进于广西境内，果然奇峰峻岭，目不暇接。画山水，到了广西，才算开了眼界啦！只是桂林的气候，倏忽多变，炎凉冷暖捉摸不定，出去游览，必须把棉、夹、单三类衣服，带个齐全，才能应付天气的变化。我作过一首诗： 广西时候不相侔，自打衣包作小游。 一日扁舟过阳朔，南风轻葛北风裘。 并不是过甚其辞。 我在桂林，卖画刻印为生。樊樊山在西安给我定的刻印润格，我借重他的大名，把润格挂了出去，生意居然很好。那时，湖南宝庆人（今邵阳）蔡锷（字松坡），新从日本回国，在桂林创办巡警学堂。看我赋闲无事，托人来说：“巡警学堂的学生，每逢星期日放假，常到外边去闹事，想请您在星期那天，去教学生们作画，每月送薪资三十两银子。”我说：“学生在外边会闹事，在里头也会闹事，万一闹出轰教员的事，把我轰了出来，颜面何存，还是不去的好。”三十两银子请个教员，在那时是很丰厚的薪资，何况一个月只教四天的课，这是再优惠没有的了。我坚辞不就，人都以为我是个怪人。松坡又有意自己跟我学画，我也婉辞谢绝。 有一天，在朋友那里，遇到一位和尚，自称姓张，名中正，人都称他为张和尚。我看他行动不甚正常，说话也多可疑，问他从哪里来，往何处去，他都闪烁其辞，没曾说出一个准地方，只是吞吞吐吐的“唔”了几声，我也不便多问了。他还托我画过四条屏，送了我二十块银元。我打算回家的时候，他知道了，特地跑来对我说：“你哪天走？我预备骑马，送你出城去！”这位和尚待友，倒是很殷勤的。到了民国初年，报纸上常有黄克强的名字，是人人知道的。朋友问我：“你认识黄克强先生吗？”我说：“不认识。”又问我：“你总见过他？”我说：“素昧平生。”朋友笑着说：“你在桂林遇到的张和尚，既不姓张，又不是和尚，就是黄先生。”我才恍然大悟，但是我和黄先生始终没曾再见过。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年），我四十四岁。在桂林过了年，打算要回家，画了一幅《独秀山图》。正想动身的时候，忽接父亲来信，说是四弟纯培和我的长子良元，从军到了广东，家里很不放心，叫我赶快去追寻。我就取道梧州，到了广州，住在祗园寺庙内。探得他们跟了郭葆生，到了钦州去了。原来现任两广总督袁海观，也是湘潭人，跟葆生是亲戚。葆生是个候补道，指省广东不久，就放了钦廉兵备道。道台是驻在钦州的。纯培和良元，是葆生叫去的，他们怕家里不放远行，瞒了人，偷偷地到了广东。我打听到确讯，赶到了钦州。葆生笑着说：“我叫他们叔侄来到这里，连你这位齐山人也请到了！”我说：“我是找他们来的，既已见到，家里也就放心了。” 葆生本也会画几笔花鸟，留我住了几个月，叫他的如夫人跟我学画。他是一个好名的人，自己的画虽不太好，却很喜欢挥毫，官场中本没有真正的是非，求他画的人倒也不少。我到了以后，应酬画件，葆生就叫我代为捉刀，送了我一笔润资。他收罗的许多名画，像八大山人、徐青藤、金冬心等真迹，都给我临摹了一遍，我也得益不浅。到了秋天，我跟葆生订了后约，独自回家乡。这是我五出五归中的三出三归。 我回家后不久，周之美师傅于九月二十一日死了。我听得这个消息，心里难受得很。回想当初跟我师傅学艺的时候，师傅视我如子，把他雕花的绝技，全套教给了我。出师后，我虽常去看他，只因连年在外奔波，相见的日子，并不甚多。不料此次远游归来，竟成长别。师傅又没有后嗣，身后凄凉，令人酸鼻。我到他家去哭奠了一场，又作了一篇《大匠墓志》去追悼他。凭我这一点微薄的意思，怎能报答我师傅当初待我的恩情呢？ 那时，我因梅公祠的房屋和祠堂的祭田，典期届满，另在余霞峰山脚下，茶恩寺茹家冲地方，买了一所破旧房屋和二十亩水田。茹家冲在白石铺的南面，相隔二十来里。西北到晓霞山，也不过三十来里。东西是枫树坳，坳上有大枫树百十来棵，都是几百年前遗留下来的。西北是老坝，又名老溪，是条小河，岸的两边，古松很多。我们房屋的前面和旁边，各有一口水井，井边种了不少的竹子，房前的井，名叫墨井。这一带在四山围拘之中，风景很是优美。 我把破旧的房屋，翻盖一新，取名为“寄萍堂”。堂内造一书室，取名为“八砚楼”，名虽为楼，并非楼房，我远游时得来的八块砚石，置在室中，所以题了此名。这座房子，是我画了图样盖的，前后窗户，安上了从上海带回来的细铁丝纱，我把它称做“碧纱橱”。布置妥当，于十一月同春君带着儿女们，从梅公祠旧居，搬到了茹家冲新宅。我以前住的，只能说是借山，此刻置地盖房，才可算是买山了。 十二月初七日，大儿媳生了个男孩，这是我的长孙，取名秉灵，号叫近衡。因他生在搬进新宅不到一月，故又取号移孙。邻居们看我新修了住宅，又添了一个孙子，都来祝贺说：“人兴财旺！”我的心境，确比前几年舒展得多了。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年），我四十五岁。上年在钦州，与郭葆生话别，订约今年再去。过了年，我就动身了。坐轿到广西梧州，再坐轮船，转海道而往。到了钦州，葆生仍旧叫我教他如夫人学画，兼给葆生代笔。住不多久，随同葆生到了肇庆。游鼎湖山，观飞泉潭。又往高要县，游端溪，谒包公祠。钦州辖界，跟越南接壤，那年边疆不靖，兵备道是要派兵去巡逻的。我趁此机会，随军到达东兴。这东兴在北仑河北岸，对面是越南的芒街，过了铁桥，到了北仑河南岸，游览越南山水。野蕉数百株，映得满天都成碧色。我画了一张《绿天过客图》，收入《借山图卷》之内。 回到钦州，正值荔枝上市，沿路我看了田里的荔枝树，结着累累的荔枝，倒也非常好看，从此我把荔枝也入了我的画了。曾有人拿了许多荔枝来，换了我的画去，这倒可算是一桩风雅的事。还有一位歌女，我捧过她的场，她常常剥了荔枝肉给我吃。我作了一首纪事诗： 客里钦州旧梦痴，南门河上雨丝丝。 此生再过应无分，纤手教侬剥荔枝。 钦州城外，有所天涯亭，我每次登亭游眺，总不免有点游子之思。到了冬月，动身回乡，到家已是腊鼓频催的时节了。这是五出五归中的四出四归。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年），我四十六岁。罗醒吾在广东提学使衙门任事，叫我到广州去玩玩。我于二月间到了广州，本想小住几天，转道往钦州，醒吾劝我多留些时，我就在广州住下，仍以卖画刻印为生。那时广州人看画，喜的是“四王”一派，求我画的人很少，唯独非常夸奖我的刀法，求我刻印的人，每天总有十来起。因此卖艺生涯，亦不落寞。醒吾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做秘密的革命工作。他跟我同是龙山诗社七子之一，彼此无话不谈。此番在广州见面，他悄悄地把革命党的内容，和他工作的状况，告诉了我，并要我帮他做点事，替他们传递文件。我想，这倒不是难办的事，只需机警地不露破绽，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当下也答允了。从此，革命党的秘密文件，需要传递，醒吾都交我去办理。我是假借卖画的名义，把文件夹杂在画件之内，传递得十分稳妥。好在这样的传递，每月并没有多少次，所以始终没露痕迹。秋间，我父亲来信叫我回去，我在家住了没有多久，父亲叫我往钦州接我四弟和我长子回家，又动身到了广东。 宣统元年（己酉·1909年），我四十七岁。在广州过了年，正月到钦州，葆生留我住过了夏天，我才带着我四弟纯培和我长子良元，经广州往香港，到了香港，换乘海轮，直达上海。住了几天，正值中秋佳节，就携同纯培和良元，坐火车往苏州，乘夜去游虎丘。第二天，我们到了南京。我想去见李梅庵，他往上海去了，没有见着。梅庵名瑞清，是筠庵的哥哥，是当时有名的一位书法家。我刻了几方印章，留在他家。在南京，匆匆逛了几处名胜，就坐江轮西行。路过江西小姑山，在轮中画了一个《小姑山图》，收入我的《借山图卷》之内。九月，回到了家。这是我五出五归末一次回来。 宣统二年（庚戌·1910年），我四十八岁。回家以后，自觉书底子太差，天天读些古文诗词，想从根基方面，用点苦功。有时和旧日诗友，分韵斗诗，刻烛联吟，往往一字未妥，删改再三，不肯苟且。还把游历得来的山水画稿，重画了一遍，编成《借山图卷》，一共画了五十二幅。朋友胡廉石把他自己住在石门附近的景色，请王仲言拟了二十四个题目，叫我画石门二十四景图。我精心构思，换了几次稿，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才把它画成。廉石和仲言，都说我远游归来，画的境界，比以前扩展得多了。 黎薇荪自从四川辞官归来，在岳麓山下，新造了一所别墅，取名“听叶庵”，叫我去玩。我到了长沙，住在通泰街胡石庵的家里。王仲言在石庵家坐馆，沁园师的长公子仙甫，也在省城。薇荪那时是湖南高等学堂的监督，高等学堂是湖南全省最高的学府，在岳麓书院的旧址，张仲飏在里头当教务长，都是熟人。我同薇荪、仲飏和胡石庵、王仲言、胡仙甫等，游山吟诗，有时又刻印作画，非常欢畅。我刻印的刀法，有了变化，把汉印的格局，融会到赵叔一体之内，薇荪说我古朴耐人寻味。茶陵州的谭氏兄弟，十年前听了丁拔贡的话，把我刻的印章磨平了。现在他们懂得些刻印的门径，知道丁拔贡的话并不可靠，因此，把从前要刻的收藏印记，又请我去补刻了。同时，湘绮师也叫我刻了几方印章。省城里的人，顿时哄传起来，求我刻印的人，接连不断，我曾经有过一句诗：“姓名人识鬓成丝。”人情世态，就是这样的势利啊！ 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我四十九岁。春二月，听说湘绮师来到长沙，我进省去访他，并面恳给祖母做墓志铭。这篇铭文，后来由我自己动手刻石。谭组安约我到荷花池上，给他们先人画像。他的四弟组庚，于前年八月故去，也叫我画了一幅遗像。我用细笔在纱衣里面，画出龙袍褂的团龙花纹，并在地毯右角，画上一方“湘潭齐璜濒生画像记”小印，这是我近年来给人画像的记识。 清明后二日，湘绮师借瞿子玖家里的超览楼，招集友人饮宴，看樱花海棠。写信给我说：“借瞿协揆楼，约文人二三同集，请翩然一到！”我接信后就去了。到的人，除了瞿氏父子，尚有嘉兴人金甸臣，茶陵人谭祖同（泽闿）等。瞿子玖名鸿，当过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他的小儿子宣颖，号兑之，也是湘绮师的门生，那时还不到二十岁。瞿子玖作了一首樱花歌七古，湘绮师作了四首七律，金、谭也都作了诗。我不便推辞，只好献丑，过了好多日子，才补作了一首看海棠的七言绝句。诗道： 往事平泉梦一场，师恩深处最难忘， 三公楼上文人酒，带醉扶栏看海棠。 当日，湘绮师在席间对我说：“濒生这几年，足迹半天下，好久没有给同乡人作画了，今天的集会，可以画一幅超览楼楔集图啦！”我说：“老师的吩咐，一定遵办！”可是我口头虽答允了，因为不久就回了家，这图却没有画成。 民国元年（壬子·1912年），我五十岁。民国二年（癸丑·1913年），我五十一岁。我自五出五归以后，希望终老家乡，不再作远游之想。住的茹家冲新宅，经我连年布置，略有可观。我奔波了半辈子，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安逸的容身之所了。在我五十一岁那年的九月，我把一点微薄的积蓄，分给三个儿子，让他们自谋生活。那时，长子良元二十五岁，次子良黼二十岁，三子良琨十二岁。良琨年岁尚小，由春君留在身边，跟随我们夫妇度日。长、次两子，虽仍住在一起，但各自分炊，独立门户。良元在外边做工，收入比较多些，糊口并不为难。良黼只靠打猎为生，天天愁穷。十月初一日得了病，初三日曳了一双破鞋，手里拿着火笼，还踱到我这边来，坐在柴灶前面，烤着松柴小火，向他母亲诉说窘况。当时我和春君，以为他是在父母面前撒娇，并不在意。不料才隔五天，到初八日死了，这真是意外的不幸。春君哭之甚恸，我也深悔不该急于分炊，致他忧愁而死。 民国三年（甲寅·1914年），我五十二岁。雨水节前四天，我在寄萍堂旁边，亲手种了三十多株梨树。苏东坡致程全父的信说：“太大则难活，小则老人不能待。”我读了这篇文章，心想：我已五十二岁的人了，种这梨树，也怕等不到吃果子，人已没了。但我后来，还幸见它结实，每只重达一斤，而且味甜如蜜，总算及吾之生，吃到自种的梨了。 夏四月，我的六弟纯楚死了，享年二十七岁。纯楚一向在外边做工，当戊申年他二十一岁时，我曾戏为了他画一幅小像。前年冬，他因病回家，病了一年多而死。父亲母亲，老年丧子，非常伤心，我也十分难过，作了两首诗悼他。 纯楚死后没几天，正是端阳节，我派人送信到韶塘给胡沁园师，送信人匆匆回报说：“他老人家故去已七天了。”我听了，心里头顿时像小刀子乱扎似的，说不出有多大痛苦。他老人家不但是我的恩师，也可以说是我生平第一知己，我今日略有成就，饮水思源，都是出于他老人家的栽培。一别千古，我怎能抑制得住满腔的悲思呢？我参酌旧稿，画了二十多幅画，都是他老人家生前赏识过的，我亲自动手裱好，装在亲自糊扎的纸箱内，在他灵前焚化。同时又作了七言绝句十四首，又作了一篇祭文，一副挽联，联道： 衣钵信真传，三绝不愁知己少； 功名应无分，一生长笑折腰卑。 这副联语虽说挽的是沁园师，实在是我的自况。 民国四年（乙卯·1915年），我五十三岁。民国五年（丙辰·1916年），我五十四岁。乙卯冬天，胡廉石把我前几年给他画的《石门二十四景图》送来，叫我题诗。我看黎薇荪已有诗题在前面，也技痒起来，每景补题了一诗。正在那时，忽得消息，湘绮师故去了，享年八十五岁。这又是一个意外的刺激！我专诚去哭奠了一场。回忆往日师门的恩遇，我至今铭感不忘。 那年，还有一桩扫兴的事，谈起来也是很可气的。我作诗，向来是不求藻饰，自主性灵，尤其反对摹仿他人，学这学那，搔首弄姿。但这十年来，喜读宋人的诗，爱他们轻朗闲淡，和我的性情相近，有时偶用他们的格调，随便哼上几句。只因不是去摹仿，就没有去作全首的诗，所作的不过是断句残联。日子多了，积得有三百多句，不意在秋天，被人偷了去。我有诗道： 料汝他年夸好句，老夫已死是非无。 作诗原是雅事，到了偷袭掠美的地步，也就未免雅得太俗了。 [book_title]定居北京 （一九一七年——一九三六年） 民国六年（丁巳·1917年），我五十五岁。我自五出五归之后，始终没有离开湖南省境，我本不打算再作远游。不料连年兵乱，常有军队过境，南北交哄，互相混战，附近土匪，乘机蜂起。官逼税捐，匪逼钱谷，稍有违拒，巨祸立至。没有一天，不是提心吊胆地苟全性命。那年春夏间，又发生了兵事，家乡谣言四起，有碗饭吃的人，纷纷别谋避地之所。我正在进退两难、一筹莫展的时候，接到樊樊山来信，劝我到京居住，卖画足可自给。我迫不得已，辞别了父母妻子，携着简单行李，独自动身北上。 阴历五月十二日到京。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北京，住前门外西河沿排子胡同阜丰米局后院郭葆生家。住了不到十天，恰逢复辟之变，一夕数惊。葆生于五月二十日，带着眷属，到天津租界去避难，我也随着去了。到六月底，又随同葆生一家，返回北京，住在郭葆生家。后来又搬到西砖胡同法源寺庙内，和杨潜庵同住。 我在琉璃厂南纸铺，挂了卖画刻印的润格，陈师曾见着我刻的印章，特到法源寺来访我，晤谈之下，即成莫逆。师曾能画大写意花卉，笔致矫健，气魄雄伟，在京里很负盛名。我在行箧中，取出《借山图卷》，请他鉴定。他说我的画格是高的，但还有不到精湛的地方。题了一首诗给我，说： 曩于刻印知齐君，今复见画如篆文。 束纸丛蚕写行脚，脚底山川生乱云。 齐君印工而画拙，皆有妙处难区分。 但恐世人不识画，能似不能非所闻。 正如论书喜姿媚，无怪退之讥右军。 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 他是劝我自创风格，不必求媚世俗，这话正合我意。我常到他家去，他的书室，取名“槐堂”，我在他那里，和他谈画论世，我们所见相同，交谊就愈来愈深。 樊樊山是看得起我的诗的，我把诗稿请他评阅，他作了一篇序文给我，并劝我把诗稿付印。隔了十年，我才印出了《借山吟馆诗草》，樊山这篇序文，就印在卷首。 我这次到京，除了易实甫、陈师曾二人以外，又认识了江苏泰州凌植支（文渊）、广东顺德罗瘿公（悼曧）、敷庵（惇）兄弟、江苏丹徒汪蔼士（吉麟）、江西丰城王梦白（云）、四川三台萧龙友（方骏）、浙江绍兴陈半丁（年）、贵州息烽姚茫父（华）等人。凌、汪、王、陈、姚都是画家，罗氏兄弟是诗人兼书法家，萧为名医，也是诗人。尊公（本文笔录者张次溪的父亲，下同）沧海先生，跟我同是受业于湘绮师的，神交已久，在易实甫家晤见，真是如逢故人，欢若平生（次溪按：先君篁溪公，讳伯桢，尝刊《沧海丛书》，别署沧海）。还认识了两位和尚，一是法源寺的道阶，一是阜成门外衍法寺的瑞光，后来拜我为师。旧友在京的，有郭葆生、夏午诒、樊樊山、杨潜庵、张仲飏等。新知旧雨，常在一起聚谈，客中并不寂寞。 不过新交之中，有一个自命科榜的名士，能诗能画，以为我是木匠出身，好像生来就比他低下一等，常在朋友家遇到，表面虽也虚与我周旋，眉目之间，终不免流露出倨傲的样子。他不仅看不起我的出身，尤其看不起我的作品，背地里骂我粗野，诗也不通，简直是一无可取，一钱不值。他还常说：“画要有书卷气，肚子里没有一点书底子，画出来的东西，俗气熏人，怎么能登大雅之堂呢！讲到诗的一道，又岂是易事，有人说，自鸣天籁，这天籁两字，是不读书人装门面的话，试问自古至今，究竟谁是天籁的诗家呢？”我明知他的话，是针对着我说的。文人相轻，是古今通例，这位自称有书卷气的人，画得本极平常，只靠他的科名，卖弄身份。我认识的科甲中人，也很不少，像他这样的人，并不觉得物稀为贵。况且画好不好，诗通不通，谁比谁高明，百年后世，自有公评，何必争此一日短长，显得气度不广。当时我作的《题棕树》诗，有两句说： 任君无厌千回剥，转觉临风遍体轻。 我对于此公，总是逆来顺受，丝毫不与他计较，毁誉听之而已。到了九月底，听说家乡乱事稍定，我遂出京南下。十月初十日到家，家里人避兵在外，尚未回来，茹家冲宅内，已被抢劫一空。 民国七年（戊午·1918年），我五十六岁。家乡兵乱，比上年更加严重得多，土匪明目张胆，横行无忌，抢劫绑架，吓诈钱财，几乎天天耳有所闻，稍有余资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栗栗危惧。我本不是富裕人家，只因这几年来，生活比较好些，一家人糊得上嘴，吃得饱肚子，附近的坏人歹徒，看着不免眼红，遂有人散布谣言，说是：“芝木匠发了财啦！去绑他的画！”一般心存忌嫉、幸灾乐祸的人，也跟着起哄，说：“芝木匠这几年，确有被绑票的资格啦！”我听了这些威吓的话，家里怎敢再住下去呢？趁着邻居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带着家人，匿居在紫荆山下的亲戚家里。那边地势偏僻，只有几间矮小的茅屋，倒是个避乱的好地方。我住下以后，隐姓埋名，时刻提防，唯恐给人知道了，发生麻烦。那时的苦况，真是一言难尽。到此地步，才知道家乡虽好，不是安居之所。打算从明年起，往北京定居，到老死也不再回家乡来住了。 民国八年（己未·1919年），我五十七岁。三月初，我第三次来到北京。那时，我乘军队打着清乡旗号，土匪暂时敛迹的机会，离开了家乡。离家之时，我父亲年已八十一岁，母亲七十五岁。两位老人知道我这一次出门，不同以前的几次远游，要定居北京。以后回来，在家乡反倒变为作客了，因此再三叮咛，希望时局安定些，常常回家看看。春君舍不得扔掉家乡一点薄产，情愿带着儿女株守家园，说：她是个女人，留在乡间，见机行事，谅无妨害，等我在京谋生，站稳脚跟，她就往来京湘，也能时时见面。并说我只身在外，一定感觉不很方便，劝我置一副室，免得客中无人照料。春君处处为我设想，体贴入微，我真有说不出的感激。当时正值春雨连绵，借山馆前的梨花，开得正盛，我的一腔别离之情，好像雨中梨花，也在替人落泪。我留恋着家乡，而又不得不避祸远离，心里头真是难受得很哪！ 到了北京，仍住法源寺庙内，卖画刻印，生涯并不太好，那时物价低廉，勉强还可以维持生存。每到夜晚，想起父母妻子，亲戚朋友，远隔千里，不能聚首一处，辗侧枕上，往往通宵睡不着觉，忧愤之余，只有作些小诗，解解心头的闷气。 到了中秋节边，春君来信说：她为了我在京成家之事，即将来京布置，嘱我预备住宅。我托人在龙泉寺隔壁，租到几间房，搬了进去。不久，春君来京，给我聘到副室胡宝珠，她是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八月十五中秋节生的，小名叫做桂子，时年十八岁，原籍四川酆都县转斗桥胡家冲。冬间，听说湖南又有战事，春君急欲回去，我遂陪她同行。启程之时，我作了一首诗，中有句云： 愁似草生删又长，盗如山密刬难平。 那时，我们家乡，兵匪不分，群盗如毛，我的诗，虽是志感，也是纪实。 民国九年（庚申·1920年），我五十八岁。春二月，我带着三子良琨，长孙秉灵，来京就学。到北京后，因龙泉寺僻处城南，交通很不方便，又搬到宣武门内石镫庵去住。我从法源寺搬到龙泉寺，又从龙泉寺搬到石镫庵，连搬三处，都是住的庙产，可谓与佛有缘了。 搬去不久，直皖战事突起，北京城内，人心惶惶，郭葆生在帅府园六号租到几间房子，邀我同去避难。我带着良琨、秉灵，一同去住。帅府园离东交民巷不远，东交民巷有各国公使馆，附近一带，号称保卫界。战事没有几天就停了，我搬回西城。只因石镫庵的老和尚，养着许多鸡犬，鸡犬之声，不绝于耳，我早想另迁他处。恰好宝珠托人找到了新址，就搬到象坊桥观音寺内。不料观音寺的佛事很忙，佛号钟声，比石镫庵更加嘈杂得多。住了不到一个月，又迁到西四牌楼以南三道栅栏六号，才算住得安定些。 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吾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我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元，比同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尚且很少有人来问津，生涯落寞得很。师曾劝我自出新意，变通办法，我听了他话，自创红花墨叶的一派。我画梅花，本是取法宋朝杨补之（无咎）。同乡尹和伯（金阳），在湖南画梅是最有名的，他就是学的杨补之，我也参酌他的笔意。师曾说：工笔画梅，费力不好看。我又听了他的话，改换画法。同乡易蔚儒（宗夔），是众议院的议员，请我画了一把团扇，给林琴南看见了，大为赞赏，说：“南吴北齐，可以媲美。”他把吴昌硕跟我相比，我们的笔路，倒是有些相同的。经易蔚儒介绍，我和林琴南交成了朋友。同时我又认识了徐悲鸿、贺履之、朱悟园等人。我的同乡老友黎松安，因他儿子劭西在教育部任职，也来到北京，和我时常见面。 我跟梅兰芳认识，就在那一年的下半年。记得是在九月初的一天，齐如山来约我同去的。兰芳性情温和，礼貌周到，可以说是恂恂儒雅。那时他住在前门外北芦草园，他书斋名“缀玉轩”，布置得很讲究。他家里种了不少的花木，光是牵牛花就有百来种样式，有的开着碗般大的花朵，真是见所未见，从此我也画上了此花。当天，兰芳叫我画草虫给他看，亲自给我磨墨理纸，画完了，他唱了一段贵妃醉酒，非常动听。同时在座的，还有两人：一是教他画梅花的汪霭士，跟我也是熟人；一是福建人李释堪（宣倜），是教他作诗词的，释堪从此也成了我的朋友。 有一次，我到一个大官家去应酬，满座都是阔人，他们看我衣服穿得平常，又无熟友周旋，谁都不来理睬。我窘了半天，自悔不该贸然而来，讨此没趣。想不到兰芳来了，对我很恭敬地寒暄了一阵，座客大为惊讶，才有人来和我敷衍，我的面子，总算圆了回来。事后，我很经意地画了一幅《雪中送炭图》，送给兰芳，题了一诗，有句说： 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 势利场中的炎凉世态，是既可笑又可恨的。 民国十年（辛酉·1921年），我五十九岁。夏午诒在保定，来信邀我去过端阳节，同游莲花池，是清末莲池书院旧址，内有朱藤，十分茂盛。我对花写照，画了一张长幅，住了三天回京。秋返湘潭，重阳到家，父母双亲都康健，心颇安慰。九月十五日得良琨从北京发来电报，说秉灵病重，我同春君立刻动身北行。回到北京，秉灵的病好了。 腊月二十日，宝珠生了个男孩，取名良迟，号子长。这是宝珠的头一胎，我的第四个儿子。那年宝珠才二十岁，春君因她年岁尚轻，生了孩子，怕她不善抚育，就接了过来，亲自照料。夜间专心护理，不辞辛劳，孩子饿了，抱到宝珠身边喂乳，喂饱了又领去同睡。冬令夜长，一宵之间，冒着寒威，起身好多次。这样的费尽心力，爱如己出，真是世间少有，不但宝珠知恩，我也感激不尽。 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年），我六十岁。春，陈师曾来谈：日本有两位著名画家，荒木十亩和渡边晨亩，来信邀他带着作品，参加东京府厅工艺馆的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他叫我预备几幅画，交他带到日本去展览出售。我在北京，卖画生涯，本不甚好，有此机会，当然乐于遵从，就画了几幅山水，交他带去。 师曾行后，我送春君回到家乡，住了几天，我到长沙，已是四月初夏之时了。初八那天，在同族逊园家里，见到我的次女阿梅，可怜四年不见，她憔悴得不成样子。她自嫁到宾氏，同夫婿不很和睦，逃避打骂，时常住在娘家，有时住在娘家的同族或亲戚处。听说她的夫婿，竟发了疯，拿着刀想杀害她，幸而跑得快，躲在邻居家，才保住性命。她屡次望我回到家乡来住，我始终没有答允她。此番相见，说不出有许多愁闷，我作了两首诗，有句说： 赤绳勿太坚，休误此华年！ 我是婉劝她另谋出路，除此别无他法。 那时张仲飏已先在省城，尚有旧友胡石庵、黎戬斋等人，杨皙子的胞弟重子，名钧，能写隶书，也在一起。我给他们作画刻印，盘桓了十来天，就回到北京。 陈师曾从日本回来，带去的画，统都卖了出去，而且卖价特别丰厚。我的画，每幅就卖了一百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二尺长的纸，卖到二百五十元银币。这样的善价，在国内是想也不敢想的。还说法国人在东京，选了师曾和我两人的画，加入巴黎艺术展览会。日本人又想把我们两人的作品和生活状况，拍摄电影，在东京艺术院放映。这都是意想不到的事。经过日本展览以后，外国人来北京买我画的很多。琉璃厂的古董鬼，就纷纷求我的画，预备去做投机生意。一般附庸风雅的人，也都来请我画了。从此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这都是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 长孙秉灵，肄业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成绩常列优等，去年病后，本年五月又得了病，于十一月初一日死了，年十七岁。回想在家乡时，他才十岁左右，我在借山馆前后，移花接木，他拿着刀凿，跟在我身后，很高兴地帮着我。当初种的梨树，他尤出力不少。我悼他的诗，有云： 梨花若是多情种，应忆相随种树人。 秉灵的死，使我伤感得很。 民国十二年（癸亥·1923年），我六十一岁。从本年起，我开始作日记，取名《三百石印斋纪事》。只因性懒善忘，随着好几天，才记上一回。中秋节后，我从三道栅栏迁至太平桥高岔拉一号，把早先湘绮师给我写的“寄萍堂”横额，挂在屋内。附近有条胡同，名叫鬼门关，听说明朝时候，那里是刑人地方。我作的寄萍堂诗，有两句： 马面牛头都见惯，寄萍堂外鬼门关。 当我在三道栅栏迁出之先，陈师曾来，说他要到大连去。不久得到消息：师曾在大连接家信，奔继母丧，到南京去，得痢疾死了。我失掉一个知己，心里头感觉得异常空虚，眼泪也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他对于我的画，指正的地方很不少，我都听从他的话，逐步地改变了。他也很虚心地采纳了我的浅见，我有“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的两句诗，可以概见我们两人的交谊。可惜他只活了四十八岁，这是多么痛心的事啊！ 那年十一月十一日，宝珠又生了一个男孩，取名良已，号子泷，小名迟迟。 民国十三年（甲子·1924年），我六十二岁。十四年（乙丑·1925年），我六十三岁。良琨这几年跟我学画，在南纸铺里也挂上了笔单，卖画收入的润资，倒也不少，足可自立谋生。儿媳张紫环能画梅花，倒也很有点笔力。 乙丑年的正月，同乡宾恺南先生从湘潭到北京，我在家里请他吃饭，邀了几位同乡作陪。恺南名玉瓒，是癸卯科的解元，近年来喜欢研究佛学。席间，有位同乡对我说：“你的画名，已是传遍国外，日本是你发祥之地，离我们中国又近，你何不去游历一趟，顺便卖画刻印，保管名利双收，饱载而归。”我说：“我定居北京，快过九个年头啦！近年在国内卖画所得，足够我过活，不比初到京时的门可罗雀了。我现在饿了，有米可吃，冷了，有煤可烧，人生贵知足，糊上嘴，就得了，何必要那么多钱，反而自受其累呢！”恺南听了，笑着对我说：“濒生这几句话，大可以学佛了！”他就跟我谈了许多禅理。 二月底，我生了一场大病，七天七夜，人事不知，等到苏醒回来，满身无力，痛苦万分。足足病了一个来月，才能起坐。当我病亟时，自己忽然痴想：“六十三岁的火坑，从此说算过去了吗？”幸而没有死，又活到了现在。 那年，梅兰芳正式跟我学画草虫，学了不久，他已画得非常生动。 民国十五年（丙寅·1926年），我六十四岁，春初，回南探视双亲，到了长沙，听说家乡一带，正有战事，道路阻不得通。只得折回，从汉口坐江轮到南京，乘津浦车经天津回到北京，已是二月底了。隔不了十几天，忽接我长子良元来信，说我母亲病重，恐不易治，要我汇款济急。我打算立刻南行，到家去看看，听到湘鄂一带，战火弥漫，比了上月，形势更紧，我不能插翅飞去，心里焦急如焚，不得已于十六日汇了一百元给良元。我定居北京以来，天天作画刻印，从不间断，这次因汇款之后，一直没有再接良元来信，心乱如麻，不耐伏案，任何事都停顿下来了。到四月十九日，才接良元信，说我母亲于三月初得病，延至二十三日巳时故去，享年八十二岁。弥留时还再三地问：“纯芝回来了没有？我不能再等他了！我没有看见纯芝，死了还悬悬于心的啊！”我看了此信，眼睛都要哭瞎了。既是无法奔丧，只可以立即设了灵位，在京成服。这样痛心的事，岂是几句话说得尽的。总而言之，我漂流在外，不能回去亲视含殓，简直不成为人子，不孝至极了。 我母亲一生，忧患之日多，欢乐之日少。年轻时，家境困苦，天天为着柴米油盐发愁，里里外外，熬尽辛劳。年将老，我才得成立，虚名传播，生活略见宽裕，母亲心里高兴了些，体气渐渐转强。后因我祖母逝世，接着我六弟纯俊，我长妹和我长孙，先后夭亡，母亲连年哭泣，哭得两眼眶里，都流出了血，从此身体又见衰弱了。七十岁后，家乡兵匪作乱，几乎没有过一天的安靖日子。我漂流在北京，不能在旁侍奉，又不能迎养到京，心悬两地，望眼欲穿。今年春初，我到了长沙，离家只有百里，又因道阻，不能到家一见父母，痛心之极。我作了一篇《齐璜母亲周太君身世》一文，也没有说得详尽。 七夕那天，又接良元来信，说我父亲病得非常危险，急欲回家去看看。只因湘鄂两省正是国民革命军和北洋军阀激战的地方，无论如何是通不过去的。要想绕道广东，再进湖南。探听得广东方面，大举北伐，沿途兵车拥挤，亦难通行。心里头如同油煎似的，干巴巴地着急。八月初三夜间，良元又寄来快信，我猜想消息一定不是好的，眼泪就止不住地直淌下来。急忙拆信细看，我的父亲已于七月初五日申时逝世。当时脑袋一阵发晕，耳朵嗡嗡地直响，几乎晕了过去。也就在京布置灵堂，成服守制。在这一年之内，连遭父母两次大故，真觉得活着也无甚兴趣。我亲到樊樊山那里，求他给我父母，各写墓碑一纸，又各作像赞一篇，按照他的卖文润格，送了他一百二十多元的笔资。我这为子的，对于父母，只尽了这么一点心力，还能算得是个人吗？想起来，心头非但惨痛，而且也惭愧得很哪！那年冬天，我在跨车胡同十五号，买了一所住房。 民国十六年（丁卯·1927年），我六十五岁。北京有所专教作画和雕塑的学堂，是国立的，名称是艺术专门学校，校长林风眠，请我去教中国画。我自问是个乡巴佬出身，到洋学堂去当教习，一定不容易搞好的。起初，不敢答允，林校长和许多朋友，再三劝驾，无可奈何，只好答允去了，心里总多少有些别扭。想不到校长和同事们，都很看得起我。有一个法国籍的教师，名叫克利多，还对我说过：他到了东方以后，接触过的画家，不计其数，无论中国、日本、印度、南洋，画得使他满意的，我是头一个。他把我恭维得了不得，我真是受宠若惊了。学生们也都佩服我，逢到我上课，都是很专心地听我讲，看我画，我也就很高兴地教下去了。 民国十七年（戊辰·1928年），我六十六岁。北京官僚，暮气沉沉，比着前清末年，更是变本加厉。每天午后才能起床，匆匆到署坐一会儿，谓之“上衙门”，没有多大工夫，就纷纷散了。晚间，酒食征逐之外，继以嫖赌，不到天明不归，最早亦须过了午夜，方能兴尽。我看他们白天不办正事，净睡懒觉，画了两幅鸡，题有诗句： 天下鸡声君听否？长鸣过午快黄昏。 佳禽最好三缄口，啼醒诸君日又西。 像这样的腐败习气，岂能有持久不败的道理。所以那年初夏，北洋军阀，整个儿垮了台，这般懒虫似的旧官僚，也就跟着树倒猴儿散了。 广东搞出来的北伐军事，大获胜利，统一了中国。国民革命军到了北京，因为国都定在南京，把北京称作北平。艺术专门学校改称艺术学院，我的名义，也改称为教授。木匠当上了大学教授，跟十九年以前，铁匠张仲飏当上了湖南高等学堂的教务长一样，总算都是我们手艺人出身的一种佳话了。 九月初一日，宝珠生了个女孩，取名良欢，乳名小乖。我长子良元，从家乡来到北京，探问我起居，并报告了许多家乡消息。我五弟纯隽，在这次匪乱中死去，年五十岁，听了很觉凄然。我的《借山吟馆诗草》，是那年秋天印行的。 民国十八年（己巳·1929年），我六十七岁。民国十九年（庚午·1930年），我六十八岁。民国二十年（辛未·1931年），我六十九岁。在我六十八岁时，二弟纯松在家乡死了，他比我小四岁，享年六十四岁。老年弟兄，又去了一个。同胞弟兄六个，现存三弟纯藻、四弟纯培两人，连我仅剩半数了，伤哉！辛未正月二十六日，樊樊山逝世于北平，我又少了一位谈诗的知己，悲悼之怀，也是难以形容。三月十一日，宝珠又生了个女孩，取名良止，乳名小小乖。她的姊姊良欢，原来乳名小乖，添了良止，就叫大小乖了。 那年九月十八日，是阴历八月初七日，日本军阀，偷袭沈阳，大规模地发动侵略，我气愤万分。心想：东北军的领袖张学良，现驻北平，一定会率领他的部队，打回关外，收复失土的。谁知他并不抵抗，报纸登载的东北消息，一天坏似一天，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人家都说，华北处在国防最前线，平津一带，岌岌可危，很多人劝我避地南行。但是大好河山，万方一概，究竟哪里是乐土呢？我这个七十老翁，草间偷活，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只好得过且过，苟延残喘了。 重阳那天，黎松安来，邀我去登高。我们在此时候，本没有这种闲情逸兴，却因古人登高，原是为了避灾，我们盼望国难早日解除，倒也可以牵缀上登高的意义。那时，宣武门拆除瓮城，我们登上了宣武门城楼，东望炊烟四起，好像遍地是烽火，两人都有说不出的感慨。游览了一会，算是应了重阳登高的节景。我作了两首诗，有句说： 莫愁天倒无撑着，犹峙西山在眼前。 因为有许多人，妄想倚赖国联调查团的力量，抑制日本军阀的侵略，我知道这是与虎谋皮，怎能靠得住呢，所以作了这两首诗，去讽刺他们的。 那年，我长子良元，得了孙子，是他次子次生所生的孩子。取名耕夫，那是我的曾孙，我的家庭，已是四代同堂的了。我自担任艺术学院教授，除了艺院学生之外，以个人名义拜我为师的也很不少。门外瑞光和尚，他画的山水，学大涤子很得神髓，在我的弟子中，确是一个杰出的人才，人都说他是我的高足，我也认他是我最得意的门人。同时，尚有两人拜我为师：一是赵羡渔，名铭箴，山西太谷人，是个诗家，书底子深得很；一是方问溪，名俊章，安徽合肥人，他的祖父方星樵，名秉忠，和我是朋友，是个很著名的昆曲家。问溪家学渊源，也是个戏曲家兼音乐家，年纪不过二十来岁。他的姑丈是京剧名伶杨隆寿之子长喜，梅兰芳的母亲，是杨长喜的胞妹，问溪和兰芳是同辈的姻亲，可算得是梨园世家。 你（编者按：此段以后多为白石老人亲笔所记，“你”系指笔录者而言。）家的张园，在左安门内新西里三号，原是明朝袁督师崇焕的故居，有听雨楼古迹。尊公篁溪学长在世时，屡次约我去玩，我很喜欢那个地方，虽在城市，大有山林的意趣。西望天坛的森森古柏，一片苍翠欲滴，好像近在咫尺。天气晴和的时候，还能看到翠微山峰，高耸云际。远山近林，简直是天开画屏，百观不厌。有时雨过天晴，落照残虹，映得天半朱霞，绚烂成绮。附近小溪环绕，点缀着几个池塘，绿水涟漪，游鱼可数。溪上阡陌纵横，稻粱蔬果之外，豆棚瓜架，触目皆是。叱犊呼耕，戽水耕田，俨然江南水乡风景，北地实所少见，何况在这万人如海的大城市里呢？我到了夏天，常去避暑。记得辛未那年，你同尊公特把后跨西屋三间，让给我住，又划了几丈空地，让我莳花种菜，我写了一张“借山居”横额，挂在屋内。我在那里绘画消夏，得气之清，大可以洗涤身心，神思自然就健旺了。 那时令弟仲葛、仲麦，还不到二十岁，暑期放假，常常陪伴着我，活泼可喜。我看他们扑蝴蝶，捉蜻蜓，扑捉到了，都给我做了绘画的标本。清晨和傍晚，又同他们观察草丛里虫豸跳跃，池塘里鱼虾游动的种种姿态，也都成我笔下的资料。我当时画了十多幅草虫鱼虾，都是在那里实地取材的，还画过一幅《多虾图》，挂在借山居的墙壁上面，这是我生平画虾最得意的一幅。 （次溪按：袁督师故宅，清末废为民居，墙垣欹侧，屋宇毁败，萧条之景，不堪寓目。民国初元，先君出资购置，修治整理，置种许多花木，附近的人，称之为“张园”。先君逝世后，时局多故，庭园又渐见荒芜。我为保存古迹起见，征得舍弟同意，把这房地捐献给龙潭公园管理。） 袁督师故居内，有他一幅遗像，画得很好，我曾临摹了一幅。离故居的北面不远，有袁督师庙，听说也是尊公出资修建的，庙址相传是督师当年驻兵之所。东面是池塘，池边有篁溪钓台，是尊公守庙时游息的地方，我和尊公在那里钓过鱼。庙的邻近，原有一座法塔寺，寺已废圮，塔尚存在。再北为太阳宫，内祀太阳星君，据说三月十九为太阳生日，早先到了那天，用糕祭他，名为太阳糕。我所知道的：三月十九日明朝崇祯皇帝殉国的日子。明朝的遗老，在清朝初年，身处异族统治之下，怀念故国旧君，不敢明言，只好托名“太阳”，太阳是暗切明朝的“明”字意思。相沿了二百多年，到民初才罢祀，最近连太阳糕也很少有人知道的了。 太阳宫的东北，是袁督师墓，每年春秋两祭，广东同乡照例去扫墓。我在张园住的时候，不但袁督师的遗迹，都已瞻仰过了，就连附近万柳堂、夕照寺、卧佛寺等许多名胜，也都游览无遗，贤父子招待殷勤，我也是很感谢的。我在《张园春色图》和后来画的《葛园耕隐图》上题的诗句，都是我由衷之言，不是说着空话，随便恭维的。我还把照像留在张园借山居墙上，示后裔的诗说： 后裔倘贤寻旧迹，张园留像葬西山。 这首诗，也可算做我的预嘱哪！ 民国二十一年（壬申·1932年），我七十岁。正月初五日，惊悉我的得意门人瑞光和尚死了，享年五十五岁。他的画，一生专摹大涤子，拜我为师后，常来和我谈画，自称学我的笔法，才能画出大涤子的精意。我题他的画，有句说：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