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先秦诸子系年 [book_author]钱穆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史学,传记,完结 [book_length]379177 [book_dec]又名《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钱穆著。作者认为过去人们考论诸子年世,不免三病:“各治一家,未能贯通,一也;详其著显,略其晦沉,二也;依据史籍,不加细勘,三也。”(《自序》)于是广采各种资料,上溯孔子生年,下及李斯卒年,对前后二百年间先秦诸子世年及生平事迹进行了详细考辨。称其所用的方法,先考定《史记·六国年表》,对先秦列国世系加以核定,“别为《通表》,明其先后,前史之误,颇有纠正,而后诸子年世,亦若纲在网,条贯秩如矣。”然后对先秦间诸贤、学士,均为之缉逸、征坠、辨伪,并加以排比联络,使其生平出处、师友渊源,一一条贯。再次,考儒墨两学为先秦诸家发端,由此分源别派,使诸家之学交互融洽,旁通曲达,以明学术流变之迹。全书分为四卷:卷一考孔门儒家及相关人物,为先秦学术初盟期,首考孔子生年,终《孔门传经辨》;卷二当儒墨已分,为先秦学术酝酿期,首考墨子生年,终《老子杂辨》;卷三考晋、楚、魏列国诸子,首考商鞅生年,终屈原,为先秦学术之磅礴期;卷四首考齐湣王在位之年,终《诸子攟逸》,为先秦学术之归宿期。共一百六十三篇。后附《先秦诸子系年通表》及《考辨索引》、《书名人名索引》。该书是研究先秦诸子事迹和思想极为重要的参考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初由商务印书馆于1935年出版。1956年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增定本。1985年中华书局据增定本影印。 [book_img]Z_5673.jpg [book_chapter]序 [book_title]新版增定本识语 本书初版付印，在民国二十四年之冬。未两载，中日战事起，余自北平避难南下，遵海绕道香港，北至长沙，移住南岳。又经衡阳入广西，经桂林、柳州、南宁，出镇南关，借道越南，去昆明，辗转蒙自、宜良。又离滇经港，变姓名，省亲苏、沪，闭门奉养一岁。又脱身自香港航空飞重庆，卜居成都，先后及六年。并以其间至乐山，至贵州遵义。战事平息，重返肃、沪，又去昆明。归居无锡太湖之滨。不及三年，重辟战乱，只身来香港。先后讫今，计二十有一载矣。奔窜流亡，饥饿穷窘，而此书每携行箧中。偶有所覩记，可以补订原书缺失者，辄以绳头细字，写列书眉。积久得两百五十条左右。约计首卷得五十条，二卷八十条，三卷七十五条，四卷四十五条。起篇幅较大者，为补入《苏代苏厉考》一篇，又补《晏婴卒年考》，《项橐考》，《鸱夷子皮及陶朱公非范蠡化名辨》，《南郭子綦考》凡四篇。改定《越徙瑯琊考》一篇。其他皆零文短札，散入各篇。计有增订改动着，卷一有考辨三，四，五，七，一一，一二，一三，一四，一五，一六，二〇，二一，二七，二八，二九，三〇，共十六篇。卷二有三一，三二，三四，三五，三九，四〇，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五〇，五三，五四，五八，五九，六〇，六二，六三，六六，六七，六九，七二，共二十五篇。卷三有七三，八〇，八二，八三，八五，八七，八八，九〇，九二，九四，九五，九六，九九，一〇三，一〇五，一〇八，一一八，一一九，一二〇，一二一，一二二，一二三，一二四，一二六，一二七，亦共二十五篇。卷四有一二八，一二九，一三〇，一三一，一三二，一三四，一三九，一四〇，一四四，一四五，一四六，一四七，一五〇，一五二，一五六，一五九，一六一，一六三，共十八篇。《考辨》四卷凡一百六十三篇，而增损所及，计共八十四篇，，已逾其半。然计其字数，则仅三万余言，占原书分量十之一。而与原书结论大体，则殊无改变，盖仅止于添列例证，补增细节而已。 自来香港，获交英国友人林仰山教授。日军陷大陆，彼适侨寓山东，任教齐鲁大学，入集中营，披颂是书不辍。在港，主持港大东方文化研究院。谈次，知余积年有增订稿。而此书在大陆已绝版，海外亦少流布。乃商由哈佛燕京社斥资为铸新版。二十年来丛碎所得，遂获汇入原书，勒为定本。爰述缘起，兼志谢意，并备详增订篇目，以告读者。书末并增附本书引用书目索引一种，便寻检焉。 一九五六年四月八日钱穆识于香港九龙之新亚书院 [book_title]自序 余草《诸子系年》，始自民国十二年秋。积四五载，得《考辨》百六十篇，垂三十万言。一篇之成，或历旬月，或经寒暑。少者三四易，多者十余易，而后稿定。自以创辟之言，非有十分之见，则不敢轻于示人也。藏之箧笥者又有年，虽时有增订，而见闻之陋，亦无以大胜乎其前。兹当刊布，因加序说，粗见凡例。 盖昔人考论诸子年世，率不免于三病。各治一家，未能通贯，一也。详其著显，略其晦沉，二也。依据史籍，不加细勘，三也。惟其各治一家，未能通贯，故治《墨》者不能通于《孟》，治《孟》者不能通于《荀》。自为起迄，差若可据，比而观之，乖戾自见。余之此书，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岁。前后二百年，排比联络，一以贯之。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皆应。以诸子之年证成一子，一子有错，诸子皆摇。用力较勤，所得较实。此差胜于昔人者一也。惟其详于著显，略于晦沉，故于孔、墨、孟、荀则考论不厌其密，于其他诸子则推求每嫌其疏。不悟疏者不实，则实者皆虚。余之此书，一反其弊。凡先秦学人，无不一一详考。若魏文之诸贤，稷下之学士，一时风会之所聚，与夫隐沦假托，其名姓在若存若亡之间者，无不为之缉逸证坠，辨伪发覆。参伍错综，曲畅旁达，而后其生平出处师友渊源学术流变之迹，无不粲然条贯，秩然就绪。著眼较广，用智较真。此差胜于昔人者二也。而其精力所注，尤在最后一事。前人为诸子论年，每多依据《史记 六国表》，而即以诸子年世事实系之。如据《魏世家》《六国表》魏文称侯之年推子夏年寿，据《宋世家》及《六国表》宋偃称王之年定孟子游宋，是也。然《史记》实多错误，未可尽据。余之此书，于先秦列国世系，多所考核。别为《通表》，明其先后。前史之误，颇有纠正。而后诸子年世，亦若网在网，条贯秩如矣。寻源探本，自无踵误袭缪之弊。此差胜于昔人者三也。 太史公序《六国表》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其后《诗》《书》复见，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亦有可颇采者。余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此史公自著其为《六国表》之所本也。《秦记》既略，又自孝公以前，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中国诸侯以夷翟遇之，故其时《秦记》载诸侯事当尤忽。今《六国表》自秦孝公以前最疏脱不具者以此。幸其时诸侯史记，犹得有遗留后世者，厥为魏冢《纪年》。晋太康时，汲县人发古冢，得竹书七十五车，中有《纪年》十三篇。自杜预诸儒，皆定其为魏襄王时魏国之史记。然今世所行，复非原书之真。而唐司马贞为《史记索隐》，时采其文以著异同，可资比准。惟贞自谓“《纪年》之书，多是讹谬，聊记异耳。”又曰：“辞即难凭，时参异说。”因亦未能悉心参校，以救《史记》之失，良可惜也。 原昔人多不信《纪年》者亦有故。一则魏冢原书，久逸于两宋之际。今本为后人蒐辑，多有改乱，舛误缺略，面目全非。学者不深辨，遂谓汲冢《纪年》不可信，一也。再则其书言三代事，多与相传儒家旧说违异。如益为启诛，太甲杀伊尹之类。儒者斥其荒诞，遂不依引，二也。又谓其书记春秋时事，如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明系春秋后人，约《左传》之文，仿住例而为之，与身为国史承告据实书者不同。因遂忽视，三也。夫《纪年》乃战国魏史，其于春秋前事，容采他书以成。至言战国事，则端可信据。如《魏世家索隐》引《纪年》曰；“二十九年五月，齐田朌伐我东鄙。九月，秦卫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郸伐我北鄙。王攻卫鞅，我师败绩。”此非当时史官据实书事之例乎？至益为启诛，太甲杀伊尹，则战国杂说，其与儒家异者多矣，《纪年》亦本当时传说书之，孰信孰否，今且未能遽断，要足为考古者备一说，不当姝姝于一先生之言而深斥之也。自清以来三百年，学者治其书，不下十数家。至于最近，海宁王国维本嘉定朱右曾书，为《古本辑校》，又为《今本疏证》，然后《纪年》之真伪，始划然明判。而犹惜其考证未详，古本《纪年》可信之价值，终亦未为大显于世也。 《史记》载春秋后事最疎失者，在三家分晋，田氏篡齐之际。其记诸国世系错误最甚者，为田齐、魏、宋三国。《庄子》曰：“田成子弑齐君，而十二世有齐国”，《鬼谷子》亦云然。今《史记》自成子至王建之灭祇十代。《纪年》则多悼子及侯剡两世，凡十二代，与《庄子》《鬼谷》说合。又齐伐燕，据《孟子》及《国策》为宣王，非湣王。而《史记》于齐系前缺两世，威、宣之年误移而上，遂以伐燕为湣王，与《孟子》《国策》皆背。昔人谱孟子者，于宣、湣年世，争不能決。若依《纪年》增悼子及侯剡，排比而下，威、宣之年，均当移后，乃与《孟子》《国策》冥符。此《纪年》胜《史记》明证一也。《史记》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为五十二年。魏、齐会徐州相王，在襄王元年。是惠王在世未称王，《孟子》书何乃预称惠王为王？又《史记》梁予秦河西地，在襄王五年，尽入上郡于秦，在襄王七年，楚败魏襄陵，在襄王十二年，皆惠王身后事。而惠王告孟子，乃云“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何能预知而预言之？若依《纪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后元十六年而卒，则魏、齐会徐州相王，正惠王改元称王之年也。然后《孟子》书皆可通。又与《吕览》诸书所载尽合。此《纪年》胜《史记》，明证二也。《史记》魏文侯三十八年，魏武侯十六年，而《纪年》文侯五十年，武侯二十六年，相错二十二年。昔人疑子夏为文侯师，已逾百岁。今依《纪年》，则文侯元当移前二十二年，子夏之年初无可疑。而李克、吴起之徒，其年辈行事，皆可确指。此《纪年》胜《史记》明证三也。《史记》魏惠王三十一年，徙都大梁，而《纪年》在惠成王九年。阎若璩本此论《纪年》不可信。然细覈之，惠王十八年，魏围邯郸，齐师救赵，直走大梁，三十年魏伐韩，齐田忌救韩，亦直走大梁。又秦孝公十年，即魏惠王十九年，卫鞅围魏安邑降之。此皆魏都自惠王九年已自安邑徙大梁之证。据《纪年》则《史记》之说皆可通。专据《史记》，则自相乖违，不得其解。此《纪年》胜《史记》，明证四也。三家分晋，田氏篡齐，为春秋至战国一大变。其后魏、齐会徐州相王，秦亦称王，宋亦称王，赵、燕、中山、韩、魏五国又相约称王，为战国中局一大变。《史记》于此，年事多误，未能条贯。今据《纪年》，证以先秦他书，为之发明，而当时情实，犹可推见。此《纪年》胜《史记》，明证五也。其他不胜缕举。要之《纪年》乃魏史，魏在战国初年，为东方霸主，握中国枢纽，其载秦孝公前东方史实，自当远胜《史记 六国表》。徒以存十一于千百，不明不备，不为学者所重。霾塞千年，未睹豁辟之期。余粗为比论，而积古疑晦，颇资发蒙，则其书之非不信可知也。 《史记》之误不一端，而有可以类比件附，以例说之者。如误以一王改元之年为后王之元年，一也。梁襄王元年，实梁惠王称王改元之年。魏文侯元年，实魏文称侯之年。宋王偃元年，亦宋偃称王之元年。齐威王卒年，实齐威称王之年。此其例一也。有一王两谥，而误分以为两人者。如梁襄哀王一人两谥，《史记》误分为襄王、哀王。赵烈侯又谥武侯，《史》亦分为两侯。楚顷襄王又称庄王，史公不知，遂误以庄峤为春秋时庄王之苗裔。此其例二也。有一君之年，误移而之于他君者。如魏文伐秦，在周威烈王十七年，《史》误以为即魏文之十七年。齐宣王五年，与驺忌、田忌谋救韩伐燕，《史》误以为齐桓公五年。逢泽之会，在梁惠王二十七年，《史》误以为周显王之二十七年。齐、魏战马陵，本梁惠王二十八年，《史》误以为乃周显王之二十八年。又如齐康公二十一年，乃田侯剡立，《史》误以为桓公午立。皆其例，三也。亦有一君之事，误移而之于他君者。如梁惠王会诸侯于逢泽，《史》误以为秦孝公。宋剔成逐桓侯自立，《史》误以为宋王偃逐剔成自立。此其例，四也。有误于一君之年，而未误其并世之时者。如魏文灭中山，《史》称在文侯十七年，实误。而系之周威烈王十八年癸酉，则不误。齐、魏相王于徐州，《史》以为齐宣王、梁襄王，皆误。而系之周显王二十五年丁亥，实不误。又如齐封田婴于薛，应在威王时，《史表》在湣王三年，误。而系之周显王四十八年庚子，较《纪年》仅后一年，亦不为误。此由史公自据《秦纪》，于周、秦之年即得之，于东方诸侯世次，则略而未能尽明，此误其年未误其世之例，五也。有其事本不误，以误于彼而遂若其误于此者。如《楚世家》简王八年，魏文侯、韩武子、赵桓子始列为诸侯，与《年表》《周本纪》魏、韩、赵《世家》均不合。且既称韩武子、赵桓子，其非称侯，显矣。即其自语亦不合。今据《纪年》，魏文移前二十二年，是岁实魏文始侯之年，则《楚世家》此语虽误，而实有其不误者在也。又如《魏世家》魏武侯九年，使吴起伐齐至灵邱，而《年表》是时，楚悼王已死三年。吴起与楚悼王同死，岂能重为魏将？据《纪年》魏武年代移前，则魏武九年，吴起尚在魏。《魏世家》此语固非误。此由史公博采传记，未加考定，虽有错互，而转得证成史实之真。其误在彼而不在此之例，六也。亦有似有据而实无据者。如《年表》魏文侯十八年，受经子夏，特以前年灭中山，有子击下车避田子方事，遂连类书其事于此。《春申君列传》春申君为相八年，以荀卿为兰陵令，特以兰陵鲁地，是年楚取鲁，故姑推以为说。本无确据，而后人轻信，转滋惑误，其例七也。有《史》本有据，而轻率致误者。如《左传》昭公七年，记及孟釐子卒，《史》遂误为釐子卒在是年。《孔子世家》因云孔子年十七，孟釐子卒。战国杂说有湻于髠说齐威王以隐，威王感悟，国乃大治，威行三十六年，史公采之，因谓威王在位三十六年。其实威王前后三十九年，威行三十六者，除其不飞不鸣之三年言之也。此《史》自有据，而轻率致误之例，八也。亦有《史》本无据，而勉强为说以致误者。如魏文侯本魏桓子之子，《史记》移文侯之年于后，遂谓文侯乃桓子孙，然亦不能说桓子子为何人。《年表》文侯二十五年，太子罃生，本为太子击生。史公既误移魏文灭中山之年在前，因疑子击不应转生在后，率改子击为子罃。不悟罃在文侯时不得称太子。又《田齐世家》齐桓公五年听邹忌、田臣思谋，起兵击燕。田臣思即田忌也。此本齐宣王事，史公既误以伐燕归之湣王，桓、宣字相近，乃以意移此于桓公。遂至邹忌、田忌皆已预列桓公之朝，史公亦无以自解。此皆勉强弥缝，而不能自掩其误之例，九也。亦有史公博采，所据异本，未能论定以归一是者。如上举《楚世家》简王八年三晋始列为诸侯，与《年表》《周本纪》魏、韩、赵《世家》定在楚声王五年者不同。《秦纪》与《秦始皇本纪》列秦诸君年数不同之类，皆史公各据异本，自造矛盾之误之例，十也。亦有《史》本不误，由后人率改妄窜以致误者。如《孔子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载孔子往返卫、宋、陈、蔡各节，及《鲁世家》《六国表》载鲁哀公以下诸君年数，牴牾显见，尤难理说。此必后人窜易致误之例，又一也。复有《史》本非误，由后人误读妄说以致误者。如《史记?孔子世家》载孟僖子死在孔子十七年下，《水经注》因谓孔子十七适周之类，是也。斯二者，与前举十例误不同科。而要之凡《史》之误，必有其所以误。寻其所以误者，而后其为误之证益显。而其所以误之故，亦每每有例可括。粗举数端，不能尽备。读吾书者，循此意而求之，可自得也。 且不仅于《史记》之多误也。今所资以相比勘而知《史记》之误者，有《索隐》诸家所引《纪年》，而诸家之文正亦多误。读《史》者爱其文，往往忽其事。《史》虽多误而莫辨。注文朴率，尤懒循省。遂有传钞失真而致误者。如魏文侯初立在晋敬公六年，而《晋世家索隐》引《纪年》误为十八年，十八实六字之讹，此以形近而误也。齐宣公四十五年田庄子卒，而《田齐世家索隐》引《纪年》误为十五年，脱一四字，此以脱落而误也。《秦本纪集解》徐广曰：“《汲冢纪年》云：魏哀王二十四年，改宜阳曰河雍，改向曰高平。”考《纪年》终今王二十年，今王即哀王，乌得有哀王之二十四年？按之《赵世家》徐广所引，知系四年之误。《苏秦传正义》引《竹书纪年》：“梁惠王二十年，齐闵王筑防以为长城。”今考《纪年》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后威王始见。岂得梁惠王二十年，遽有齐闵王？校以《水经 汶水注》，则无湣王字。此皆以增衍而误也。《周本纪集解》：“裴骃案，《汲冢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而按《鲁世家》，考公以下至孝公十四年，宣王崩，幽王立，凡二百一十六年，无鲁公伯禽年。《三统历》成王元年，命伯禽侯鲁，伯禽即位四十六年。上加周公摄政七年，武王克商后六年，凡五十九年。并下二百一十六年，统为二百七十五年。此作二百五十七，是七十五为五十七，以颠倒而误也。（如此，则《纪年》与《鲁世家》年数本符。今《伪纪年》云：“武王灭殷后二十四年，定鼎洛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果如其说，自成王定鼎起算，裴骃何得云自武王灭殷乎？此条辨说，据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又有窜易妄改以增误者。韩威侯与韩宣王为一人。今《韩世家索隐》引《纪年》郑昭侯薨以下一节，支离错乱，全不可解，此经后人改易而误也。《孔子世家索隐》云：“按《系家》湣公十六年孔子适陈，十三年亦在陈。”既云十六年适陈，不得十三年先在。若十三年在陈，适陈不待十六年。《索隐》语先后颠倒，乖误可知。盖《索隐》本云孔子以陈湣公十年适陈，而经后人妄窜一六字。此经后人窜乱而误也。又《田敬仲世家》：“明年复会甄，魏惠王卒。”《索隐》曰：“按《纪年》：梁惠王乃是齐湣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时。此时梁惠王改元称一年，未卒也。而《系家》及其后即为魏襄王之年，又以此文当齐宣王时，实所不能详考。”今按《索隐》此条，梁惠王乃是云云，惠王下当脱一卒字。惟据《纪年》终今王二十年，其时乃周赧王十六年，秦昭襄八年，齐湣王始二年。《年表》齐、秦为东、西帝，尚在其后十一年。时惠王已死三十七年。且《纪年》亦不及载齐、秦为东、西帝事。《索隐》何从按《纪年》谓惠王卒乃是齐湣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时乎？此必有误，而特不知其所以误。后人专据此等处，疑《索隐》所引全不可信。不知此已为后人窜乱，定非《索隐》之真也。（朱氏《存真》王氏《辑校》此条均未录。）又诸家之文，短涩简质，虽列异同，未加剖辨。后人间或依信，引为论据，复有失其义解而误者。如王国维《古本竹书辑校》采录《索隐》甚备，虽论校未密，然已多失原解。如《魏世家索隐》引《纪年》：“惠王二十八年，与齐田朌战马陵。又上二年，魏败韩桂陵。十八年，赵又败韩马陵。”此以二年十八年皆在二十八年前，故云上。上即前也。而王氏以为上二年，乃即二十八年之前二年，因谓即二十六年，是误解《索隐》原文也。又《索隐》引《纪年》亦自有例。如《晋世家索隐》引《纪年》，自出公以下诸公年数，皆列其与《史》异者以相勘。则其不著幽公、敬公、烈公，正见其年数之同于《史》。梁氏《志疑》不明此例，又误混于《今本伪纪年》，遂致错淆。又《索隐》引《纪年》列国国君年数，自魏君外，或据其始立之年数之。古者君主以翌年改元，《纪年》魏史，惟魏君著年数，他国仅记君立，《索隐》循其立年数之，则与《史记》以改元计者相差一岁。后人不明此例，比论亦遂多歧。至其君卒岁，若以改元计，与始立计，亦每有一岁之差。此均由未得其例而致误者。亦有《索隐》本无其例，而后人为之曲说，如王氏《古本竹书辑校》谓《索隐》引《纪年》皆改夏正为周正，而细覈实无之。此又致误之一端也。 《史》文既多误，首有赖于诸家之注，而注文复多误，其事又可举一例以为说者。史公记六国时事，多本《秦纪》。固已苦其不载日月，文略不具矣。然其于秦事，固宜信也。乃自宣公以上，《史》皆失其名，不能详。《索隐》按《世本》《古史》，考得缪公名任好，以为之补。其他可以想矣。（今《史》文任好字，又系后人据《索隐》增入。）而其记秦列君年数尤多歧。《秦始皇本纪》后序列秦之先君立年及葬处，《索隐》谓其：“皆当据《秦纪》为说。”又云：“其与正史小有不同，然亦未能定其是非。盖史公亦自不能决，故取异说备列之也。”文云：“秦自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岁。”《正义》云：“《秦本纪》自襄公至二世，五百七十六年矣，《年表》自襄公至二世，五百六十一年，三说并不同，未知孰是。”又《秦本纪索隐》引《始皇本纪》云：“秦自襄公至二世，凡六百一十七岁。”然则言秦年者，自襄公至二世，已有四说： 一，《秦始皇本纪》原文，六百一十岁。 二，《正义》计《秦本纪》年数，五百七十六岁。 三，《正义》计《年表》，五百六十一岁。 四，《索隐》引《秦始皇本纪》，六百一十七岁。 今为细覈，《史记》记秦襄公以下列君年数，本有三歧。 一，《秦始皇本纪》，实得五百七十二岁。 二，《秦本纪》，实得五百七十七岁。 三，《年表》，则为五百七十一岁。 合之以上四条，凡得七说之异。梁氏《史记志疑》云；“案《年表》自襄公元年至二世三年，实五百七十一岁。《秦本纪》原文实误，《索隐》、《正义》所说年数亦误。此记是秦史官所录，史公采以作《史记》者，何以误端叠见？盖篆隶递变，简素屡更，传写乖讹，非《秦记》之旧矣。”此《史》文多误之一例也。惟以余论之，其多误之故，实有不仅梁氏所谓“篆隶递变，简素屡更，传写乖讹”而已者。请仍据《秦始皇本纪》为说。纪云：“九年乙酉，王冠。” 《集解》徐广曰：“年二十二。” 《正义》：“按年二十一也。” 《史记》载始皇年极明备，可以无歧，然《集解》《正义》为说又自不同。且观其相为校正，决非传写之乖讹也。《殿本考证》杭世骏释之云：“徐广云二十二者，以逾年改元计也。《正义》云二十一者，以当年改元计也。徐广以是年为二十二，故三十七年崩时，注云年五十。如《正义》之说，则崩年止四十九。《六国表》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昭王五十一年，徐广曰乙巳，则始皇生年，当是壬寅。十三岁时，当是甲寅。《项羽本纪》注徐广曰：项王以始皇十五年乙巳岁生，则始皇元年当是乙卯。此处自当以逾年改元计，作二十二岁为是。但《秦本纪》云：献公立二十四年卒，子孝公立。徐广曰：献公元年丁酉，孝公元年庚申，则献之末即孝之初，又不拘逾年改元之说矣。”今按杭氏此辨，分别《集解》《正义》得失甚是。盖其所以为计者不同，而遂致相差，其事初非关于传写之乖讹也。而其论献公年则又有说者。考《秦始皇本纪》“献公享国二十三年”，而《秦本纪》云：“献公立二十四年卒”，两说自不同。杭氏谓献之末即孝之初，不拘逾年改元之例，其实非也。不逾年而改元，古人自有其事。然大率前君被弑，后君以篡逆得国，不自居于承前君之统绪，则往往即以前君见杀之年，改称篡立者之年，不复逾年而改元。此在春秋时不多见，而战国屡有之。若孝公则非篡立，献公亦非被弑，何为亦当年改元哉？据《秦纪》，献公前承出子，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沈诸渊。其事亦见不韦《春秋 当赏篇》。（出子，《春秋》作小主，庶长改，《春秋》作菌改。）盖献公实弑君自立，故未逾年而改元。出子之末，即献公之初。元丙申，卒己未，得二十四年。今《年表》于出公二年后始列献公元年，则为元丁酉，当得二十三年。《始皇本纪》与《年表》同，徐广亦本《年表》为说。杭氏不能详辨，误以徐广本《年表》之说，推论《秦纪》二十四年之文，遂误为孝公不逾年而改元也。 余又考《秦始皇本纪》载秦列君年数，与《秦本纪》异者凡五人： 一、悼公 《秦始皇本纪》十五年 《秦本纪》十四年 《年表》同《秦纪》 二、灵公 《秦始皇本纪》十年 《秦本纪》十三年 《年表》同《始皇本纪》 三、简公 《秦始皇本纪》十五年 《秦本纪》十六年 《年表》同《始皇本纪》 四、献公 《秦始皇本纪》二十三年　《秦本纪》二十四年　《年表》同《始皇本纪》 五、庄襄王　《秦始皇本纪》三年 《秦本纪》四年 《年表》同《始皇本纪》 而《年表》与《秦始皇本纪》同者，自灵公以下凡四人。其事皆可本前例以为说。 一　灵公 《秦始皇本纪》“肃灵公享国十年”，《索隐》云：“《纪年》及《系本》无肃字。（句）立十年，（读）《表》同。（句）《纪》十二年。（句）”然今《秦纪》作灵公十三年，三说相歧。余考《秦纪》灵公前怀公为诸臣所围，自杀。灵公承之，盖亦不逾年而改元，故前后共得十一年。《年表》则于怀公四年见杀之明年，再书灵公元年，故为十年。今《秦纪》作十三年，《索隐》引《秦纪》作十二年，皆为十一年之字讹。 二　简公 《秦始皇本纪》“简公享国十五年”，《年表》同。《秦本纪》简公十六年。余考简公前承灵公，灵公卒，子献公不得立，简公乃灵公季父，为怀公之子。灵公既承怀公之弑而自立，不逾年而改元。今简公亦篡献公之统，上溯其父怀公之绪，则亦不俟逾年而改元矣。《年表》《始皇纪》作十五年，仍依逾年改元之常例计之也。《秦纪》作十六年，本当时不逾年而改元之变例计之也。 三　献公 已具前论。惟《秦始皇本纪》献公享国二十三年下，《索隐》云：“《系本》称元献公。立二十二年，《表》同。《纪》二十四年。”今按：《索隐》此条，文义颇晦，而有误字。其句读当如前引肃灵公条之例。 肃灵公　《索隐》：“《纪年》及《系本》无肃字。（句）立十年，（读）《表》同。（句）《纪》十二年。（句）” 献公 《索隐》：“《系本》称元献公。（句）立二十二年，（读）《表》同。（句）《纪》二十四年。（句）” 均谓《秦始皇本纪》立十年，立二十二年，与《年表》相同，而与《秦纪》则异也。至引《系本》及《纪年》，仅举其无肃字有元字之异，并不与下文立十年立二十二年语相涉。句读之例既明，知献公条《索隐》立二十二年，实立二十三年之误。以今《年表》明作二十三年，《秦始皇本纪》亦明作二十三年也。否则不辨句读，不订讹字，将又疑《世本》别有献公二十三年一说矣。 四　庄襄王 《秦始皇本纪》“庄襄王享国三年”，《年表》亦同。《秦本纪》庄襄王得四年。余考《秦纪》庄襄王承孝文王后。孝文王除丧，十月已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秦以十月为岁首，孝文王盖以去年即位，以今年岁首除丧称元，前后三日而卒。庄襄王处此变例，虽非弑君自立之比，而即以是年称元，不复以先王三日之位，而虚一年之号，亦自在情理之中。《秦本纪》据当时变礼实况计之，故为四年。《始皇纪》及《年表》依常例，仍定孝文王在位一年，则庄襄王自祇三年也。孝文之事，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亦复论及，其言曰：“《秦本纪》昭襄王四十二年，先书十月宣太后薨，继书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八年，先书十月韩献垣雍，继书正月兵罢。似已用十月为岁首。秦自昭襄以后，庄襄以前，既首十月，则孝文王之事，有可得而论者。《秦本纪》：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为唐太后，而合葬于先王。韩王衰绖来弔祠，诸侯皆使将相来视丧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孝文王除丧，十月已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盖昭襄王五十六年庚戌秋，去孝文王元年辛亥冬月仅二三月，此二三月竣丧葬之事，明年新君改元，方大施恩礼，至秋期年之丧毕然后书孝文王除丧，犹胜既葬而除者多矣，犹为近古。然其失礼处，亦不可不知。秦既用建亥月为岁首，孝文王元年，应有十月，今于除丧后又书十月，分明是孝文王已逾二年矣。岂享国一年者乎？故予以庄襄王元年壬子，原孝文王之二年。但秦之臣子，以孝文甫即位三日，不仍之为二年，遂改为庄襄之元年。观书子庄襄王立下无事，可知。崩年改元，厥由于此。一年二君，固已非终始之义。况又革先君余年，以为已之元年乎？失礼莫大焉！惜千载读史者，俱未推究及此。余特摘出，以正《通鉴》孝文王元年书十月乙亥王即位三日薨之误。”今按阎氏此辨，精矣而未尽也。其谓秦自昭襄以下，庄襄以前，既首十月，则诚然矣。而定孝文在位已逾两年，则又失之。孝文亦既葬而除丧耳。昭襄王以庚戌之秋卒，二三月间，竣丧葬之事，孝文以岁首十月正改元之位，三日而薨，前后不逾五月。若以岁首正月计，则尚在昭襄三十六年庚戌，乌得有二年之久？徒以孝文之立，年已五十有三，非孺子君比。又亲庄襄之父，虽不幸即位三日而死，而秦之君臣，不忍没其先君在位之年。又孝文固已逾年而改元，又不当上侵昭襄毕世之岁。故以孝文继体嗣位之数月，仍属之于昭襄之三十六年，而所谓孝文在位一年者，其实则自逾年改元，仅得三日之数。其子庄襄王若仍以逾年改元，则为壬子。而辛亥一岁，实亦庄襄享国之日。战国季世，何尝有所谓三年之丧？更亦何尝有所谓三年丧毕而正践祚之位之礼？三月而丧毕，逾年而改元，此其常耳。至于秦者，尤不当以东方儒生所唱古礼律之。正惟孝文在位不出五月，故史乃无事可纪，特曰“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为循例虚美之词。而庄襄王享国之期，实有四年。今《年表》既上割其元以为孝文之岁，故《秦纪》庄襄四年事，《年表》仅得三年。蒙骜击赵榆次、新城、狼孟得三十七城，《纪》在三年，《表》在二年。王齮击上党，初置太原郡，及五国攻秦，《纪》在四年，《表》在三年。而蒙骜攻赵，定太原，《纪》在二年，《表》则无之。依上例推校，此当书于庄襄之元年。而蒙骜取成皋，吕不韦取东周，《纪》在元年，《表》亦同在元年者，其实应上移孝文元年格中，乃始符耳。今阎氏又下夺庄襄之年，以上予孝文，则于《秦始皇本纪》及《年表》与《秦本纪》异同，皆无以通其说，此乃其考覈之未尽也。（又按：《秦本纪》：“昭襄王四十二年十月，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乃秦人已以十月为岁首之证，既如上述。而“四十八年十月，韩献垣雍，秦军伐赵武安，正月兵罢，复守上党。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赵邯郸。”张文虎谓“自此年以后，复用夏正，故书其十月云云，遂不以为岁首。”今按张说误。此年先书十月，卒又书十月，以《白起传》校之，秦使王陵攻邯郸，乃九月，则《秦纪》此年“其十月”实“其九月”之讹文也。又“四十九正月，益发卒佐陵。其十月将军张唐攻魏。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为士伍，迁阴密，十二月，武安君白起有罪死。”张文虎谓“此年先书正月，后书其十月，文甚明白，为秦改复夏正之证。”然再校之《白起传》：“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郸少利，秦益发兵佐陵，又使王齕代陵将。八九月围邯郸不能拔，强起武安君，武安君称病焉。于是免武安君为士伍，迁之阴密。”自正月以下历八九月而武安君以罪免，适为五十年之十月，则其时秦仍以十月为岁首甚明。正月后八九月，即九月，及明年之首十月也。《白起传》又云：“居三月，诸侯攻秦军急，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阳中，又使使者赐之剑，自裁。”十月罪免，居三月赐死，正合《本纪》十二月武安君有罪死之文。而《起传》又云：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知是“十二月”字讹。据此推之，《秦纪》“四十九年其十月将军张唐攻魏”一语必亦字误，而张氏遽谓秦以其年复用夏正，是亦考之未详也。） 综上四君，《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及《年表》所记年数之差，皆可以不逾年而改元之一例为说。而史文及注，亦颇有讹字。至悼公一君，《年表》、《秦纪》皆作十四年，而《秦始皇本纪》作十五年，与下四例不符。（下四例皆《年表》与《秦始皇本纪》同，与《秦本纪》异，此例独反之，知不可以一例论矣。）亦无说以处，则当为《始皇本纪》之字讹也。 凡上所论，足证史公博采，所据异本，未经论定，以归一是，遂若相矛盾，而其实《史》固不误。后来注家，未能为之发明，又间以传钞之误，纷乱乃不可理。梁氏《志疑》仅以“篆隶递变，简素屡更，传写乖讹”之一事说之，固未当于情实也。 又按《秦本纪》“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杭世骏《考证》云：“始皇十三年而立，立三十七年而崩，当得四十九年。”夫杭氏既辨《集解》、《正义》得失，而云当以逾年改元计者为是，则始皇十三年而立，逾年十四岁改称元年，至三十七年固得五十年，非四十九年也。同属一人之考证，又考证同一之事，先后一卷书之隔耳，乃其是非相乖已如此。然则史文记载年数之多误，又不尽于传写之乖误，与夫所以为计之不同，而人之不能尽其心，以轻心掉之，忽而多误，又其一因矣。辗转之忽，误乃益滋。如亡羊于歧途，歧之中又有其歧焉，而乃至于不反。此又后人考年之一难也。 古人云：“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此言夫毫釐之不可忽也。又云：“寸寸而量之，至丈必差，铢铢而较之，至两必失”，此言夫铢寸之不可泥也。考年之事，将为毫釐之不可忽乎？抑将为寸寸之不可校乎？曰：善用之则皆是也，不善用之则皆非也。夫古人之年，运而往矣。后之论者，曰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某月某日。曰非也，孔子生襄公二十二年某月某日。其争历二千年而不可解。甲曰孔子年七十二，乙曰孔子年七十三，其争历二千年不能决。此何为者？故谓孔子年七十二与年七十三，必有一失，否则俱失之，不能俱得也。然而今人之智力，无以大逾乎昔之人，则孔子之年，终不可定，将以后息者为胜。谓生鲁襄公二十二年可也，谓生鲁襄公二十一年亦无不可也。孔子或寿七十二，或寿七十三，孔子则既死矣，一岁之寿，于孔子何与？于后世亦何与？于考孔子之年者又无与也。何者？自一岁之争以外，他无可以异同也。此丈量既得，不必较之以寸之说也。非固不可校，不能较而必为之校焉，非阙疑之道，又且自陷于愚诬之嫌也。史公曰：“墨子与孔子同时，或曰在其后。”同时之与在其后，相差则既远矣。其传老子曰：“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百六十之与二百，相异则既甚矣。今之学者，为古人考年，率好为辜校之辞，曰某生至早在某岁，某卒至晚在某年。然而有不可者。以某生至早之岁，上承某卒至晚之年，父子祖孙可以为友矣。今易其辞，曰某生至晚在某岁，某卒至早在某年，以某卒至早之年，下接某生至晚之岁，则友可以为父子祖孙矣。此又毫釐之辨之不可以不谨也。其实非毫釐也。考年者不精审熟察，不能确据史实，约略以推之，强古人以就我，则宜其有千里之差矣。 或曰：古人之年，运而往矣，九原不可作，则凡所以考古人之生卒行事者，将惟书册是徵。而先秦古籍，传者亦尠矣。记事莫备于《史记》。《史记》既多误，而所载尤以诸子为略，名姓不一见者多有之，详者惟孔、老、孟、荀，然而《孔子世家》之緟纰而迭缪，与夫老子之傥恍而难凭，孟、荀之阔略而不备，则既尽人疑之矣。子将较毫釐，衡铢寸，重定古人之年，则何籍以考于古？又何术以信于后耶？曰：此难矣，而实非难也。无方术以处之则难，有方术以处之则易。君不知夫树木之有年轮乎？横截一树，而数其轮，可以得其年，不必寻其树之始植者而证之也。此毫釐可谨之说也。又不知夫地层之有化石乎？推而论之，可以识万纪以前之地史，不必有文字之记载也。此丈石可量之说也。自孔子以往迄于秦，虽史文茫昧，地层之化石，树木之年轮，尚多有之。有可以得其生卒之年寿者，有可以推其交游出处之情节者。片言只字，冥心眇虑，曲证旁推，即地层之化石也，即树木之年轮也。曰：何以信？曰：信于四达而无牾，一贯而可通。 夫人之用心，患其思虑之不精，又患其考证之不广。先秦遗文，六国之际，于今可考者，可以缕指而计之，程年以尽之。考证之不广，非难也。然后谨记其异同，推排其得失，次其先后，定其从违，必有当者，可以确指，则用心之不精，又非患也。然而自古迄今，六国之年既多误，诸子事迹尤不备。尘晦而不彰，霾翳而莫明，犹有待于今日之推寻者，则何欤？曰：此非古人之知不及此，亦其时则不至此也。古人不知考年之可重，则亦无怪于其用心之不精，求证之不广矣。夫《史记》之误易见，舍《史记》而求是则难寻。《纪年》之佚文，散见于《集解》、《索隐》诸家之注，以及《水经注》诸书者，其与《史记》异同，一一可按。然碎文单辞，知其异于《史》者，无以定其是。而《史》之异于《纪年》者，亦无以定其非。今《六国表》及诸《世家》，记事明备，一按可得。《纪年》遗佚散乱，荒晦难寻。学者既不以考年为重，好易恶难，习常疑怪，则亦谁为考覈详定其是非者耶？夫判两家之异同，贵乎参伍以为验。求定《纪年》、《史记》之得失，不得不参伍以验之于诸子。而昔人治史，往往不信诸子。掩目捕雀，宜其无得。是用心之不精，考证之不广，所以为论年之难，而其端在夫不知论年考世之重。此乃时缘之未至，非聪明智力之不逮也。 且有非考年之事，而为考年之所待以成者二端焉：曰捃逸，曰辨伪。人事之不详，何论其年？故考年者必先寻实事。实事有证，而其年自定，此易知之说也。为诸子考年者，当先定《六国表》，而后有所依据，固也。其次莫大于为诸子捃逸。何言乎为诸子捃逸也？《史记》惟孔子有世家，孔子弟子及老、庄、申、韩、孙、吴、孟、荀有列传，其他则阙。墨子则曰“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得二十许字。许行、陈仲、惠施、魏牟之徒无其名者不可胜计。其略既如此，而略之中复有其不可信者焉。然而其旁见于他书者，虽片鳞一爪，可以推寻而得其大体者至多也。昔人治史，率不信诸子。夫诸子托古，其言黄帝、羲、农，则信可疑矣。至于管仲、晏婴相问答，庄周、鲁哀相唯诺，寓言无实，亦有然者。至其述当世之事，记近古之变，目所睹，身所历，无意于托古，无取于寓言。率口而出，随心而道，片言只语，转多可珍。故吴起有泾水之战，此韩非、刘向之文也，而《史记》无其事。余拾其坠，以定吴起仕魏之年。公孙龙有空雒之对，此不韦《春秋》之说也，而战国无其地。余订其讹，以证公孙来赵之岁。荀卿之见燕哙，韩非言之。兒说之事宋王，《吕览》记之。余循之为推，可以说名家之传，可以次孟、荀之世。考《庄》《列》魏牟、公孙龙，发中山之秘史。据《荀》《韩》楚庄王、庄蹻，定巴、滇之逸乘。其他如以《吕览》许犯证《孟子》许行之师承，采《韩非》田仲补《孟子》陈仲之论议。推季梁以定杨朱之生卒，传匡章以阐孟轲之游踪，本《吕览》白圭、惠施应对，定两人在梁之先后，据《盐铁论 论儒》，证稷下诸贤之聚散。即以诸子之书，还考诸子之事。为之罗往迹，推年岁，参伍以求，错综以观，万缕千绪，丝丝入扣，朗若列眉，斠可寻指。夫而后滞者决而散者综，纷者理而闇者睹。先秦学人往事，犹可考见，无病乎史文之逸失也。 何言乎为诸子辨伪也？夫诸子往迹行事，虽散见于诸子之书，然而多有其误者焉，又多有其伪者焉。伪误之不辨，而捃摭诸子之遗闻佚记以骋博而驰说，是治乱丝而益棼也。盖尝论之：有伪其人者，有伪其世者，有伪其年者，有伪其事者，有伪其地者，有伪其书者，有伪其说者，有伪之于多方者。伪之途不一端，非一一而辨之，则不足以考其年。将一一而辨之，则辨伪之事无竟，而考年之书不可作。此固考年之事之所待以成也。何言乎伪其人？吴有孙武子，伪其人也。何言乎伪其世？尉缭见梁惠王，伪其世也。何言乎伪其年？孟子游梁，当惠王之三十五年，此伪其年也。何言乎伪其事？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子，此伪其事也。何言乎伪其地？孔子畏匡，公孙龙对空雒，此伪其地也。何言乎伪其书？列御寇有《列子》，子思有《中庸》，此伪其书也。何言乎伪其说？孔子老而系《易》，孔门《六经》有传统，此伪其说也。何言乎伪之于多方？凡伪其人者，必伪其事焉，伪其时焉，伪其书焉，伪其说焉，而后可以掩其人之伪。伪其事，伪其时，伪其书，伪其说者，亦然。非伪之于多方，则其伪不立。诸子之伪不胜辨，其不能尽著于篇者，将别为书以发之，此不能备也。 夫言有定于此而后可以见于彼者，亦有定于彼，而后可以见于此者，此相与为功，有待而成之说也。为诸子考年者，有待于捃逸，为诸子捃逸者，又有待于辨伪。然而辨伪捃逸之功，亦有待于考年焉。夫必《易系》决非孔子作，而后孔子无系《易》之年之辨可定。夫必孔子无系《易》之年，而后无商瞿传《易》之人之辨可定。夫必无商瞿传《易》之人，而后孔门无《六经》传统之说之辨可定。反而言之，以《六经》传统之可疑，而疑及于商瞿之传《易》。以商瞿传《易》之可疑，而疑及于孔子之系《易》焉。其事如循环之无端也。夫孔子系《易》之年，与夫商瞿之年，以及夫经师先后授受之年，则信可疑矣。然则商瞿、梁鳣年长无子之逸记可以灭，《系辞》《十传》之为伪书可以定。此又考年之功之有裨于捃逸辨伪者也。 且捃逸辨伪考年之相待以有成，其事有不尽于此者。盖事有非逸，而无异于已逸。语有不伪，而有甚于本伪。则以考年之未精，遂相率以俱讹。及其既讹，遂转以为考年之障者有之矣。请据《孟子》以为说。夫《孟子》七篇，尽人所诵，历二千年，至精至熟也。其事则非逸也。其语亦非伪也。考孟子之年者，非不之及也。然而为孟子考年者，类以《史记》绳《孟子》，而不知史年之有误。即有本《孟子》疑史年者，亦不能定史年之真是也。然后孟书之非逸者，无异于逸。孟书之不伪者，转致于伪。人异其说，而皆无当于是焉。余以《纪年》校《史记》，知齐、梁世系之误，重定齐威、宣、梁惠、襄之先后。而后知孟子初游齐，当齐威王时，游梁，见惠王、襄王，返齐，见宣王。以此求之，则匡章不孝，孟子与游之事，情节复显。余又以《史记 鲁世家》与《六国表》互覈，知鲁《表》之误，而《世家》之可信，重定鲁平之元。以此求之，然后乐克进辞，臧仓沮见之事，理势乃符。凡此皆学人之所研虑，先儒之所极论，纵横反覆，纷纭莫定，一朝发难，云破天朗。其事则同，而所以说其事者不同。此非捃逸也，而有似于捃逸。非辨伪也，而有类乎辨伪。盖亦与考年之功相待以有成者也。 且夫后世之积讹袭非，有足为考年系世之障者，又岂仅于时君世系之错乱，诸子往迹之晦沉而已耶？盖自刘、班著录，判为九流，平章学术，分别渊源，其说相沿，亦几二千载于兹矣。习非成是，积信为主，则亦莫之疑而难以辨也。曰百家原于道，则老聃之年无以破。曰申、韩本于老，则吴起、李克之统无以立。不知农之原于墨，则我许行即许犯之说不足信。不知法之导于儒，则我商鞅本魏学，李、韩乃荀术之论不能成。非破碎陈说，融会以求，则我魏文西河、齐威、宣稷下诸贤之考皆无以通其意。吾尝沉沉以思，昧昧以求，潜精于诸子之故籍，游神于百家之散记，而深疑夫旧说之有误，而习见之不可以为定也。积疑有年，一朝开豁，而后知先秦学术，惟儒、墨两派。墨启于儒，儒原于故史。其他诸家，皆从儒、墨生。要而言之，法原于儒，而道启于墨。农家为墨、道作介，阴阳为儒、道通囿。名家乃墨之支裔，小说又名之别派。而诸家之学，交互融洽，又莫不有其旁通，有其曲达。分家而寻，不如别世而观。寻宗为说，不如分区为论。反覆颠倒，纵横杂出，皆有以通其源流，得其旨趣，万变纷纭而不失其宗。然后反以求之先秦之史实，并世学者师友交游之渊源，与夫帝王贤豪号召罗致之盛衰兴替，而风会之变，潮流之趋，如合符节，如对契印。证之实者有以融之虚，丈而量者重以寸而比，乃然后自信吾说而确乎其不自惑也。夫为辨有破有立，破人有馀，立己不足，此非能破之胜也。夫为学有积有统，积说多端，整统未建，此非能积之优也。余之此书，定列国之世系，考诸子之生卒，事有甚碎，辨有甚僻，盖考据之幽微，为学者之畏途，有使人读而生厌，不终卷而废者。然而陈说未破，则己旨不立，积绪无多，则整统不富，徬徨瞻顾，虽曰未能，窃有志于是焉。 尝试论之，晚周、先秦之际，三家分晋，田氏篡齐，为一变。徐州相王，五国继之，为再变。齐、秦分帝，逮乎一统，为三变。此言夫其世局也。学术之盛衰，不能不归于时君世主之提抑。魏文西河为一起，转而之于齐威、宣稷下为再起，散而之于秦、赵，平原养贤，不韦招客为三起。此言夫其学风也。书分四卷，首卷尽于孔门，相宰之禄，悬为士志，故史之记，流为儒业，则先秦学术之萌茁期也。次卷当三家分晋，田氏篡齐，起墨子，终吴起。儒、墨已分，九流未判，养士之风初开，游谈之习日起，魏文一朝主其枢纽，此先秦学术之酝酿期也。三卷起商君入秦，迄屈子沉湘。大梁之霸焰方熄，海滨之文运踵起。学者盛于齐、魏，禄势握于游仕。于是有白圭、惠施之相业，有湻于、田骈之优游，有孟轲、宋鈃之历驾，有张仪、犀首之纵横，有许、陈之抗节，有庄周之高隐，风发云涌，得时而驾，乃先秦学术之磅礴期也。四卷始春申、平原，迄不韦、韩、李。稷下既散，公子养客，时君之禄，入于卿相之手，中原之化，遍于远裔之邦。赵、秦崛起，楚、燕扶翼。然而烂漫之馀，渐归老谢，纷披已甚，主于斩伐。荀卿为之倡，韩非为之应。在野有老聃之书，在朝有李斯之政。而邹衍之颉颃，吕韦之收揽，皆有汗漫兼容之势，森罗并蓄之象，然犹不敌夫老、荀、非、斯之严毅而肃杀。此亦时运之为之，则先秦学术之归宿期也。四卷之书，因事名题，因题成篇，自为起迄，各明一意。遂若破人多，而立己少，积绪繁，而统综绌。此则体势所限，有不获已。至于发挥引伸，极论学术，将有俟于《通论》，非此之得详矣。 且著书成学，不徒有其外缘，而又不能不自止于限极焉。吾书之成，其为之缘者则既论之矣，至于其限极，亦有可得而略陈者。盖首卷考订孔子行事，前贤论者已详，折衷取舍，择善而从，其为己说者最尠。至于次卷，墨子、吴起之世，史文荒失。于此不理，则荆棘未斩，取途无从。而欲加辟治，又徒手空指，利斧难觅。荜路篮褛，艰苦惟倍。凡所论列，虽已疎阔，而史料既灭，文献不足，则亦无以为增。至于三卷，如理乱丝，异说纷呈，诸端并列，条贯则难，寻证则富。四卷诸篇，以当时诸子著书，往迹颇详，亲历转略。秦廷焚坑，学术中绝。而《汲冢纪年》亦尽于魏襄王，以下惟有《史记》，无可互勘。如春申、不韦之死，荀卿之老，邹衍之游，皆有可疑，无以详说。其他亦幽晦。较之墨翟、吴起之世则显，较之惠施、孟轲之世则略。此亦史料所限，无可为力者也。若夫见闻之未周，思虑之未详，智慧之所不至，功力之所未尽，进而教之，期乎方闻君子。 [book_chapter]卷一 [book_title]一、孔子生年考 孔子生年，聚讼二千年矣。《春秋》公羊、榖梁二传，皆谓鲁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司马迁《史记》，谓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依前说者，贾逵（《左氏解诂》。）、服虔（《左氏传解谊》。）、边韶（《老子铭》。）、何休（《公羊解诂》。）、杨士勋（《榖梁疏》。）、王钦若（《册府元龟》。）、刘恕（《通鉴外纪》。）、胡安国（《春秋传》。）、洪兴祖（《阙里系谱》。）、黄震（《黄氏日钞》。）、马端临（《文献通考》。）、宋濂（《宋学士集》。）、胡广（《四书大全》。）、王圻（《续文献通考》。）、崔述（《洙泗考信录》。）、钱曾（《读书敏求记》。）、江永（《乡党图考》，《孔子年谱》，及《群经补义》。）、李锴（《尚史》。）、孔继汾（《阙里文献考》。）、钱大昕（《养新録》，及《三史拾遗》。）、李惇（《群经识小》。）、孙志祖（《读书脞录》。）、蔡孔炘（《孔子年谱》。）、狄子奇（《孔子编年》。）诸人。依后说者，杜预（《左传注》。）、陆德明（《左氏音义》。）、苏辙（《古史》。）、刘安世（《元城语录》。）、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孔传（《东家杂记》。）、郑樵（《通志》。）、朱熹（《论语序说》。）、吕祖谦（《大事记》。）、叶大庆（《考古质疑》。）、罗泌（《路史 馀论》。）、孔元措（《祖庭广记》。）、金履祥（《通鉴前编》。）、薛应旂（《四书人物考》。）、邓元锡（《函史》。）、彭大翼（《山堂肆考》。）、夏洪基（《孔子年谱》。）、吕元善（《圣门志》。）、黄宗羲（《南雷文约》。）、万斯大（《礼记偶笺》。）、马骕（《绎史》，《孔子年谱》。）、阎若璩（《困学纪闻笺》，《潜邱剳记》。）、齐召南（《帝王表》。）、梁玉绳（《古今人表考》，《史记志疑》。）、陈宏谋（《四书考辑要》。）、郑环（《孔子年谱》，《孔子世家考》。）、成蓉镜（《经义骈枝》。）、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考》。）诸人。（详见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考》。）韩非有言：“郑人有相与争年者，一人曰，吾与尧同年，其一人曰，吾与黄帝之兄同年，讼此而不决，以后息者为胜耳。”（《外储说左上》。）若孔子生年，殆亦将以后息者为胜。余兹姑取后说，（近人俞樾、刘师培从前说，最近崔适《史记探源》从后说。）至于详考确论，不徒不可能，抑且无所用。今谓孔子生前一年或后一年，此仅属孔子私人之年寿，与世运之升降，史迹之转换，人物之进退，学术之流变，无足重轻如毫发。而后人于此，月之日之，考论不厌其详。而他学者，如老庄，如杨墨，则人之有无，世之先后，年之夭寿，茫不加察，晦沦终古，是乌足当知人论世之实哉？今所考论，一以确有援据而有关大体者为断。至于细节，则略勿致辨，以避劳而且拙之讥。 [book_title]二、孔子为委吏乘田考 孟子曰：“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史记 孔子世家》作“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畜息蕃。”司职者，毛大可《四书改错》云：“《周礼》牛人有职人，主刍豢者。职通作枳，杙也，所以系牛。又名乘田者，以公牛刍豢，皆甸田中事也。”（古乘与甸通。）季氏史，《索隐》云：“有本作委吏”。赵岐曰：“委吏，主委积仓库之吏。”崔述《洙泗考信录》云：“委季吏史四字相似故误，后人又妄加氏字耳。《阙里志 年谱》云：二十岁为委吏，二十一岁为乘田吏，殊无明据。大抵在郯子来鲁之先，否则不能自通于国君也。”今按：旧说定孔子始仕年二十者，由《索隐》引《家语》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上官氏，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鲁昭公以鲤鱼赐。始仕通贽，君赐及之，故疑在是年。若以非此则不能自通于国君为说，而赐鱼之说非虚，则崔意与旧说，其可信之程度正相类耳。《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时孔子年二十七。孔子仕定在此前，则似可信。 [book_title]三、孟懿子南宫敬叔学礼孔子考 （附：南宫敬叔南容非一人辨） 《世家》“孔子年十七，孟釐子卒，懿子及南宫敬叔往学礼焉。”崔述云：“《春秋传》此文在昭公七年，（按今《史记》鲁楚两《世家》及《年表》，并误在昭公八年。）由襄公二十二年递推之，则孔子至是当年十七。然孟僖子之卒，实在昭公二十四年。《传》但因七年孟僖子至自楚，病不能相礼，而终言其事。《世家》以为本年之事，误矣。懿子、敬叔生于昭公之十一年，（杜注云：“似双生。”）当七年时，二子固犹未生，安得有学礼之事？《阙里志 年谱》亦载此事于十七岁，则作年谱者，但采《史记》诸子之文，缀辑成书，而初非有所传也明矣。学者乃以《年谱》为据，何其不思之甚也？”梁玉绳《史记志疑》亦云：“此是史公疎处。《索隐》《古史》并纠其误。”今按：是年孔子实三十四岁也。又考《左传》昭公二十年，“卫齐豹杀孟絷，宗鲁死之。琴张将往弔，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女何弔焉？”时孔子年三十，琴张盖已从游。孔子自称三十而立，其收徒设教，或者亦始于是时耶？ 又按王世懋曰：“《史记 孔子弟子传》，南宫适字子容，而述《论语》两条以实之，初未言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隐》注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孙阅，《论语》注遽云：谥敬叔，孟懿子之兄。适见《家语》，一名縚，已有二名，《左传》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索隐》又云仲孙阅，是又二名，岂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孔子在鲁，族姓颇微，敬叔公族元士，从孔子时定已娶矣，孔子岂得以兄子妻之。《礼记》，敬叔载宝而朝，孔子曰：丧不如速贫之为愈也。若而人，岂能抑权力而伸有德，谨言语而不废于有道之邦耶？”阎百诗曰：“南容名适，一名縚，与敬叔名说，载宝而朝者，当是二人。” [book_title]四、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老子辨 阎若璩《四书释地续》云：“《孔子世家》载适周问礼于老子，在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庄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见老聃，是为定公九年。《水经注》云：孔子年十七适周，是为昭公七年。《索隐》谓：孟僖子卒，南宫敬叔始事孔子，实敬叔言于鲁君，而得适周，则又为昭公之二十四年。是四说者宜何从？余曰：其昭公二十四年乎？盖《曾子问》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恰入食限，此即孔子从老聃问礼时也。他若昭二十年，定九年，皆不日食。昭七年，虽日食，亦恰入食限，而敬叔尚未从孔子游，何由适周？”冯景《解舂集》驳之曰：“《春秋》昭公世凡七日食，不止二十四年。且二十四年二月，僖子卒，五月日食，则此时僖子甫葬，敬叔方在虞祭卒哭之时，焉能与孔子适周？”毛奇龄《毛氏经问》十二驳阎说同。梁氏《志疑》云：“敬叔生于昭十一年。当昭七年，孔子年十七时，不但敬叔未从游，且未生也。若昭二十四年，孔子三十四时，不但僖子方卒，敬叔未能出门从师。且生才十四岁，恐亦未见于君，未能至周。而明年昭公即孙于齐，安所得鲁君请之？此皆当缺疑之事。必欲求其年，则《庄子》五十一之说，庶几近之。”今按：孔子适周问礼于老聃，其事不见于《论语》《孟子》。《史记》所载，盖袭自《庄子》。而《庄子》寓言十九，固不可信。后人必信为真者，徒以有《曾子问》从老聃助葬日食诸语为之旁证故也。然其事若断为在定公之九年，其年既无日食，则《曾子问》所载为虚。而孔子适周之事，益见其不足信矣。阎氏所举四说，云《史记》载适周在昭公之二十年者。《史记》特叙孔子适周事于昭七年后，二十年前，含混其辞，未尝实指为在昭之二十年也。此自是阎说之误。《水经注》（按此引皇甫谧《高士传》。）十七适周之语，特以史载孟僖子之死在孔子十七年下，遂从而为之说，错谬益不可信。昭公二十四年之说，既具如诸家之驳。且《索隐》但解僖子之死与使其子学礼在二十四年，亦何曾谓二十四年适周问礼。此皆由误读古书而来。（《毛氏经问》辨此颇详。）至《庄子》五十一之说，则又与《礼记》相舛。何说而必以《庄子》之寓言十九者为可信？郑环《孔子世家考》谓：“定公九年，孔子为中都宰，无籍敬叔之请车，而亦无暇适周矣。”是五十一之说，又难凭也。即诸说之自相矛盾，亦足见其事之非信史矣。（孔广森《经学卮言》又定孔子适周在定公之三年，其说曰：“子在周时，《家语》有刘文公论圣人之语。定公四年，文公即卒。元二两年，未没昭公之丧，访乐苌宏，又非攸宜。前后推校，则适周其在定公之三年欤？”然《家语》为王肃伪书，其言非可徵信。则定公三年之说，亦复非也。林春溥《孔子世家补订》亦疑刘文公以定四年卒，则适周当在定二三年。然又以与《庄子》冲突，疑《孔丛》伪讬非实。良以《孔丛》《家语》，其可信之价值，犹在《庄子》下也。） 且孔子适周见老聃问礼一事，又不徒其年岁之无考而已也。汪中《老子考异》曾列举三疑，谓：“老子言行，今见于《曾子问》者凡四，是孔子之所从学者可信也。夫助葬而遇日食，然且以见星为嫌，止柩以听变，其谨于礼也如是。至其书，则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下殇之葬，称引周、召、史佚，其尊信前哲也如是。而其书，则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彼此乖违甚矣。故郑玄注谓古寿考之称，黄东发《日钞》亦疑之，而皆无以辅其说。其疑一也。本传云：老子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又云：周守藏室之史也。按周室既东，辛有入晋（《左传》昭二十年。）司马适秦，（《太史公自序》。）史角在鲁。（《吕氏春秋 当染篇》。）王官之族，或流播于四方。列国之产，惟晋悼尝仕于周，其他固无闻焉。况楚之于周，声教中阻，又非鲁、郑之比。且古之典籍旧闻，惟在瞽史，其人并世官宿业，羁旅无所置其身。其疑二也。本传又云：老子隐君子也。身为王官，不可谓隐。其疑三也。”今按：汪氏疑楚人隐者不为周史，是也。顾余谓《戴记》出于晚世，其语亦何可信？《论语》孔子言礼，皆关君臣名分，国政大体，绝不拘牵小节。曾子亦云：“俎豆之事，则有司存”。与《曾子问》所记四事皆不类。则不徒史传可疑，即《戴记》亦虚造。盖出后世小儒，转袭孔子问礼老聃之语而假托其事。汪氏必谓孔子之所从学可信，亦非也。（《论语 述而篇》窃比于我老彭，包《注》：“老彭，殷大夫，好述古事。”《集注》本之。王弼则云：“老，老聃，彭，彭祖。”何义门曰：“老聃之生在彭后，不应反居其上。”翟晴江曰：“《大戴礼》孔子云，昔商老彭及仲虺，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此最足明圣人窃比之意。孙奕读彭为旁，旁侧也，谓欲自比于老子之侧，盖谦也。强生异端，穿凿无理。”崔东壁亦云：“《论语》不载老子。”（互见《考辨》第七二）。推此言之，则《戴记》之不可信益显。） 抑余犹有辨者：《庄子》云：“孔子南之沛，见老聃”，则固非适周。后人混而论之，亦非也。南荣趎见老子，亦南行七日七夜而至。则《庄子》书中之老子，固一南方之隐者。惟《天道篇》谓“孔子西藏书于周室，见老聃，繙十二经以说”，此则汉人之语。何者？藏书乃秦人焚书以后乃有此想。（姚鼐云：“谓圣人知有秦火而预藏之，所谓藏之名山。”）十二经乃六经六纬，皆非战国时所有。则明非《庄子》时书。《庄子》书中舍此固不见老聃居周为守藏室之史也。且本篇又云老聃免而归居，则孔子虽欲西至周，而仍见老聃于沛耳。《寓言篇》云：“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此已言老聃适秦。然谓径自沛往，非以周史官隐也。《养生主》云：“老聃死，秦佚弔之”，则亦未尝谓其出关而隐，莫知所终矣。史公《老子传》虽本《庄子》，已远非《庄子》原书之本相。此必史公旁采他书，混为一谈，窃恐老子为周守藏史之说或犹出庄子之后也。（凡言孔子师老聃，似皆出《庄子》后。《墨子 所染》与《吕览 当染》大体相袭。然《吕览》有孔子学于老聃语，《墨子 所染》无之。疑《所染》较先出，故尚未知有孔子师老聃。《荀子》《韩非》则亦屡言及老聃矣。） 又按《春秋左氏传 序 正义》引沈氏云：“《严氏春秋》引《家语 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邱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邱明为之传，共相表里。”所引与今《家语 观周篇》文不同。（臧琳《经义杂记》谓此乃真《家语》文。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辨之云：“严彭祖《公羊》经师，妄语，何也？或章帝令贾逵自选严、颜高材生二十人，教以《左氏》，禄利之途使然。”贾逵亦在王肃伪造《家语》前。刘氏必谓此说尚出肃后，则无证。是汉时《家语》自有此说。）然则初本谓孔子适周，乃为修《春秋》而观书，与左邱明偕。其信否且勿论，而一事两传，遂谓孔子与南宫敬叔往见老子也。（此犹如庄周本谓孔子问道于老聃，而后人又以为问礼矣。）《韩诗外传》三《说苑 敬慎》皆谓孔子适周，于太庙见欹器，而《荀子 宥坐》及《淮南子》均谓在鲁桓公之庙。足徵传说递变，初不谓其适周者，寖假而遂以为适周。初不谓其见老子，寖假亦遂以为见老子也。 《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 序》“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文，兴于鲁而次《春秋》。”此亦谓孔子如周为修《春秋》，然未言在何年。林春溥《孔子世家补订》乃谓“《春秋》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盖孔子是年复适周。《曾子问》从老聃助葬，应在此时。”不悟鲁哀十四年，西狩获麟，乃孔子《春秋》绝笔之岁，未必孔子是年始有志作《春秋》，乃往观书于周室。且是年六月，陈恒弒其君，孔子三日斋而请伐齐。时孔子已年老，岂四月五月至周，六月返鲁，为此道路之仆仆耶？（《春秋说》：“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得端门之命，作《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此谓孔子使子夏等求得百二十国宝书，乃至成《春秋》，先后不逾六月，说固难信。然亦不谓孔子身至周。）且纵谓孔子适周，彼其时已德尊道成，岂犹琐琐问日食小节于老聃。林氏强为比附，何也？ 《世家》又云：“南宫敬叔言于鲁君，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车两马一竖子。”崔述云：“敬叔岂无车马竖子者，而必待鲁君之与之？”今按《说苑 杂言篇》：“孔子曰：自季孙之赐我千钟而友益亲，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此亦传说，（敬叔少孔子二十余岁，未必前卒，孔子何乃称其谥？此即可疑。）而较近理。盖孔门第子多出微贱，惟敬叔最为贵族。故有乘我车而道加行之说。及其传而益远，遂谓敬叔请于君，与之车马而适周矣。凡此皆足以见孔子适周见老子之为传说，非信史。 故孔子见老聃问礼，不徒其年难定，抑且其地无据，其人无徵，其事不信。至其书五千言，亦断非春秋时书，此当别详，兹不具。 [book_title]五、孔子适齐考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公伐季氏，不克，奔齐，鲁乱。《世家》系孔子适齐于是年乱后，是也。时孔子年三十五。《世家》又记昭公二十年，齐景公与晏婴适鲁，与孔子问答。《齐世家》云：“猎鲁郊，因入鲁，与晏婴俱问鲁礼。”《年表》亦同。江永《乡党图考》辨之云：“《左传》昭二十年，齐侯疥，遂痁，期而不瘳。十二月，疾瘳，而田沛。何尝有适鲁之事？岂齐侯来而《春秋》不书乎？”崔述《洙泗考信录》亦同此说。梁玉绳《史记志疑》谓为六国时人伪造，史公妄取入《史》，而所以为此说者，因是年齐侯田于沛也。今按：《世家》载孔子秦缪之对，以王霸分说，诚为战国时人语。春秋时无言王天下者。江氏诸人之辨良是。殆以孔子奔齐，臆想其预与景公、晏子相识，遂误会于田沛之事而为此说耳。（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卷四云：“知猎后入鲁问礼者，案下文云，齐侯至自田，《传》采拾列国之史而成，凡行于国内，史不书至，惟入鲁故书至。《传》即承旧史而书之可知也。观虞人之对，历陈田礼，盖景公感此而问礼矣。史公说当得之《抄撮》《虞氏春秋》等书。”今按：谓《传》采拾列国之史，宁有记虞人之对，而略其入鲁问礼之理？若曰行国内不书至，僖四年晋献公田，六日，公至，定亦出国者耶？章说殊牵强。《左传》自有虞人陈田礼，及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之语，故后人误以为景公入鲁问礼遇孔子矣。）《世家》又称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志疑》引景吏部曰：“欲通齐景，不耻家臣，孔子而如是乎？且据《史》所说，孔子三十岁时，景公与晏婴适鲁，既有秦缪之对，而景公悦矣，至此又何必自辱为家臣以求通也？”今按：孔子先见景公，自不必为家臣以求通，《史》说矛盾固矣。然梁氏既疑鲁昭二十年景公未尝入鲁，又引此以驳孔子为家臣，则亦进退失据。崔述亦疑孔子无为家臣事。然孔子弟子为家臣者多矣，孔子不之禁，则孔子不耻为家臣也。且委吏乘田，独非家臣乎？此等俱难详考，不得輙以‘孔子而如是乎’之说为定。（如晏子沮孔子，其语本《墨子 非儒》，固不足信。（参阅孙诒让《墨子闲诂》）。然必谓晏子必不沮孔子，则同一无据，犹如谓孔子必不为家臣也。） [附]晏婴卒年考 《史记 齐世家》景公四十八年，晏子卒。今按：《左传》记晏子言行，止于鲁昭二十六年，即齐景之三十二年也。《晏子春秋》外篇第八，晏子没十有七年，景公饮诸大夫酒，其文又见于刘向之《说苑》。其说若可信，景公五十八年薨，晏子没，至迟当在景公四十二年前。晏子曾历事灵、庄、景三公，庄公被弑，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古人四十强而仕，其时晏子名德已高，当近四十，则其寿殆逾八十，故有相景公老而辞邑之说也。《左》襄十七年晏桓子卒，晏婴粗缞斩，苴绖带杖菅屦，食粥，居倚庐，寝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礼也。曰：唯卿为大夫。是其时晏子已居大夫之位。自此下距崔杼弑君尚又八年，其时晏子当已过三十。以此推之，孔子适齐，晏子年逾七十矣。齐侯田于沛之年，晏子亦当六十五六，而孔子正三十耳，此亦可证是年景公、晏子适鲁与孔子问答之不可信。至晏子言行，大率见于《左传》者最为得实，今传《晏子春秋》有明袭《左氏》者，亦有袭取之《孟子》者，如吾欲观于转附朝舞之一章是也。其书晚出，多不可据。如谓仲尼之齐，见景公而不见晏子，子贡曰云云，不知子贡是时尚未及孔门。又有晏子使鲁，仲尼使子贡往观，不知子贡之从孔子，晏子则已卒矣。至曰臣闻仲尼居处惰倦，廉隅不正，则季次、原宪待，气郁而疾，志意不通，则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则颜回、骞雍侍，更不足辨。又谓仲尼相鲁，景公患之，晏子对以勿忧，则孔子相夹谷，晏子已先卒矣。若谓晏子即以是年卒，何以《左传》于鲁昭二十六年以后，历十六年之久，更不载晏子一言一事乎？证以《晏子春秋》没十七年之明文，其为不可信明矣。至后人谓《晏子春秋》出于墨家，观其多载孔门事，知亦非是矣。 [book_title]六、孔子自齐返鲁考 孔子居齐年数，《世家》不详。后人或谓七年，或谓一年。七年之说，《历聘纪年》主之，狄子奇《孔子编年》辨之，云：“《历聘纪年》盖误读《史记 世家》而云然。《世家》云：孔子遂行，反乎鲁。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卒于乾侯。年四十二句，与下句连读，非谓反鲁时四十二岁也。”一年之说，江永《乡党图考》主之，狄子奇和之。江氏之说曰：“昭二十七年，吴季札聘上国，反于齐，子死蠃博间，而夫子往观葬，盖自鲁往观，蠃博间近鲁境也。然则在齐不过一年耳。”林春溥《孔门师弟年表后说》亦云：“蠃博在泰安县境，距齐都远，于曲阜为近。夫子观葬，盖亦自齐归鲁，途中偶遇，未必特为此行。则归鲁当在是年春可知。”又曰：“孔子于齐，接淅遂行，岂迟至八年之久？”此一年之说也。崔述则谓：“孔子归鲁，以理度之，当在定公既立之后。或至彼时去齐，或先去齐而复暂棲他国，迨定公立而后返鲁，均未可知。”然考之《世家》云：“齐大夫欲害孔子，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则孔子之去齐，并不以定公立而欲归鲁也。亦不见去齐后有暂栖他国之事。且其时孔子未仕于鲁，亦不必定公立而后可归。崔氏之说，纯出推想，未足信。今既他无可考，姑依江氏说。 [book_title]七、孙武辨 《史记 孙吴列传》有孙武为吴将兵。《汉书 艺文志》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而本传则称十三篇。然其人与书，盖皆出后人伪托。叶水心《习学记言》辨之云：“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将兵者，必预闻国政，未有特将于外者。六国时此制始改。吴虽蛮夷，而孙武为大将，乃不为命卿，而《左氏》无传焉，可乎？故凡谓穰苴、孙武者，皆辨士妄相标指，非事实。又书论将能而君不御，春秋时固无中御之患，战国始有，而未甚。又云智将务食于敌，城濮之胜，晋入楚师，三日谷，邲之役，楚亦谷晋三日，然未有指敌以为食者。”全谢山《鲒埼亭集》又申其说云：“吴、楚交兵，吴本胜，而用兵实无胜算。《左氏内外传》纪吴事颇详，绝不及孙武。即《越绝》诸书，出于汉世，亦不甚及孙子。水心疑吴原未尝有此人，而其事其书，皆纵横家之所伪为者，可以补《七略》之遗，破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然出于知兵者之手。”姚姬传《惜抱轩集 读孙子》亦有发明，云：“春秋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未有兴师十万者也。况在阖庐乎？田齐、三晋，既立为侯，臣乃称君曰主。主在春秋时，大夫称也。是书所言，皆战国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虏使民法也。”章实斋《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亦谓：“《孙子》书言兴师十万，出征千里，日费千金，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春秋用兵，未有至十万者。且阖闾用兵，前后得失，亦与孙武书大相刺谬。”余读《孙子 五校》，首之以道，而后天地。此必自庄周后乃知有此。其曰：“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形名之语，亦起战国中晚。则《孙子》十三篇，洵非春秋时书。其人则自齐之孙膑而误，详《考辨》第八十五。 [book_title]八、阳虎名字考 《论语》“阳货欲见孔子”，《注》：“阳货，阳虎也，季氏家臣。”邢《疏》：“盖名虎字货。”《孟子 滕文公篇》：“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赵《注》：“阳虎，鲁季氏家臣也”，又曰：“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赵《注》：“阳货，鲁大夫也，孔子士也。”宋翔凤《论语说义》云：“按赵意似以阳虎、阳货为两人。虎既囚季孙，专鲁政，则升为公臣，岂肯尚作季氏臣？故孟子有大夫士之说。注但望文生义，未必以为两人也。”崔述《洙泗考信录》则谓“虎乃季氏家臣，虽专政，未尝为大夫，孟子岂得称虎曰大夫，孔子岂得遂以大夫之礼尊虎？”因疑阳货、阳虎之固非一人焉。今按：赵《注》“阳货鲁大夫也，孔子士也”，专明礼大夫有赐于士云云之意，故不称季氏家臣，而变文曰大夫，并不以为两人。至家臣称大夫，亦多其证。《左》昭七年，孟僖子将死，召其大夫曰云云，即家臣称大夫也。阎氏《四书释地又续》、毛氏《四书賸言》论此颇详。宋、崔之说皆非。 宋氏又以阳虎谓即杨朱，其说尤怪。引《盐铁论 广地篇》：“杨子曰：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因谓：“西汉人称阳虎为杨子，阳杨古字通用，疑阳虎即杨朱。《韩非 外储说左下篇》曰：阳虎议曰：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以试之。逐于鲁，疑于齐，走而之赵，赵简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窃人国政，何故相也？简主曰：阳虎务取之，我务守之，遂执术而御之。阳虎不敢为非，以善事简主。兴主之强，几至于霸。又曰：阳虎去齐走赵，简主问曰：吾闻子善树人。虎曰：臣居鲁，树三人，皆为令尹。及虎抵罪于鲁，皆搜索于虎也。臣居齐，荐三人，一人得近主，一人为县令，一人为候吏。及臣得罪，近主者不见臣，县令者迎臣执缚，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树人。虎善取，不善树人，即《孟子》杨子取为我之说也。言务取以为己，若树人则且为己害。《孟子》《韩非》之所言，正是一家之说。仁者治人，其言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富者务取，为己者不为仁，亦取为我之说也。”宋氏之论如此，可谓荒诞不经之尤矣。务取之云者，即善窃人国之谓，与杨朱为我，风马牛不相及。不善树人者，《韩非》下文明明自言之，曰：“夫树柤梨桔柚者，食之则甘，树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树。”阳虎亦自悔其树人之不善耳，岂谓凡树人皆且为己害哉？为富之与为我，其间相去，尤不可以道里计。宋氏比而同之，甚矣其不知学也！乃谓：“子居合言为朱。《虞书》化居，化通货，疑子居为阳货字。其为虎，或为货，或为朱，盖变姓名如范蠡。”比附虽巧，弥缝虽密，要不足与议学术流变之大体矣。又以《列子 杨朱篇》记杨朱言孔子受屈于季氏，见逐于阳虎，因谓：“虎在春秋时，蒙恶声，故为杨氏学者，讳言为一人，故有此语”，此尤强说。宋氏敢为奇论，无所忌惮，虽时有所得，而妄诞者特甚。其解《述而》一节，强附于老子，殆亦阳虎、杨朱之类。要之不识学术之大体，而徒比附考论于小节，则尠有不失。宋氏特其显者也。 [book_title]九、孔子五十学易辨 《论语》“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此条解者，从来不一。《易乾凿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读，五十，究作《十翼》。”田艺蘅《留青日札》云：“此言五十，即《乾凿度》之五十也。”是谓孔子以五十之年学《易》也。《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或云：“古五字如七，孔子晚而好《易》，故有是语”，是谓孔子以七十之年学《易》也。俞樾《续论语骈枝》云：“此当以加我数年为一句，五十为一句，以学《易》为一句。五十二字，承加我数年而言，言或五或十也。”是亦取《世家》晚而喜《易》之说，而略变之也。今按：惠栋《论语古义》云：“《鲁论》易为亦，君子爱日以学，及时而成。五十而学，斯为晚矣。然秉烛之明，尚可寡过，此圣人之谦辞也。”陈鳣《论语古义》云：“五十以学者，即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意也。亦可以无大过矣者，即欲寡其过意也。”毛奇龄《论语稽求篇》云：“古者四十强仕，五十服官政，六十则不亲学矣。”通观诸说，《鲁论》为是。又《正义》曰：“此章孔子言其学《易》年也。加我数年，方至五十，谓四十七时也。”林春溥曰：“《正义》以为四十七时语，尝疑其无据，及读《史记》，孔子四十七岁以阳虎叛不仕，退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乃知斯语之非妄。”（林说见《开卷偶得》卷六。）今按，孔子以五十一出宰中都，（说详后。）其前皆不仕。《正义》四十七时语，盖为近是。惟古者无六经之目，《易》不与《诗》《书》《礼》《乐》同科，孔子实未尝传《易》，今《十传》皆不出孔子。《世家》亦但言孔子四十七不仕而修《诗》《书》《礼》《乐》，并不及《易》。而《正义》谓言其学《易》之年，明为误矣。《世家》又谓：“孔子晚而喜《易》，序《易传》”，盖皆不足信。 [book_title]一○、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孔子考 《论语》“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此事疑者甚众。赵翼《陔馀丛考》、崔述《洙泗考信录》辨之尤力。大意谓：“公山弗扰即《左传》公山不狃。据《左传》，不狃以费畔，在定公十二年。是时孔子方为司寇，主堕费之议。弗扰不肯堕，至率费人以袭鲁，岂有弗扰欲召孔子而孔子欲赴之理？”此据《左传》谓弗扰以费畔在定公十二年也。然《伪孔注论语》谓：“弗扰为季氏宰，与阳虎共执季桓子而召孔子”，阳虎执季桓子在定公五年，此以弗扰召孔子亦在定公五年也。（朱子《集注》，毛奇龄《四书稽求篇》从之。）《世家》云：“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按定公九年，孔子已五十一，此误。）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是谓其事在定公之九年也。（江永《乡党图考》从之。）狄子奇《孔子编年》引郑氏环曰：“不狃之召，当在定八年冬阳虎入讙阳关以叛之时。《史记》系之九年阳虎奔齐之后，非是。”狄氏又云：“《世家》虽系之九年，然云此时孔子年五十，仍指八年言”，则又谓其事在八年也。（苏氏《古史》载《论语》以费畔，亦在八年。）三说孰当且勿论，而赵、崔专据十二年一说以疑《论语》，可知其未是。 赵氏又云：“《左传》定公五年，季桓子行野，公山不狃为费宰，出劳之。桓子敬之，而家臣仲梁怀弗敬。不狃乃嗾阳虎，虎逐之。是时不狃仅怒怀，而未怨季氏也。定公八年，季寤、公鉏极、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叔仲志又不得志于鲁，故五人因阳虎，欲去三桓，将享桓子于蒲圃而杀之。桓子以计入于孟氏，孟氏之宰公敛处父率兵败阳虎，阳虎遂逃于讙阳关以叛，季寤亦逃而出。是时不狃虽有异志，然但阴构阳虎发难，而己实坐观成败于旁。故事发之后，阳虎、季寤皆逃，而不狃安然无恙，盖反形未露也。”此叙不狃事甚晰。而曰：“不狃在未叛以前召孔子，容或有之，然不得谓以费叛召”，则又泥于《论语》以费畔召之语，而未得其解者。夫《论语》谓以费畔召者，此著其实耳。在当时不狃之召孔子，决不以叛乱为辞也。特以孔子有名德，为世所重，欲借以收人心。阳货亦曾欲见孔子而劝之仕矣。是时不狃虽有不臣之实，而未著变叛之形，故孔子欲往而复止。盖虽季氏未及讨，而固不得谓《论语》于此不应下一畔字。（毛大可云：“畔是谋逆，非称兵”，此说极析。）崔氏又云：“使费果以九年叛，鲁何得不以兵讨之？”是皆泥文拘字之害也。（惟江永《乡党图考》云：“不狃与阳虎共谋去三桓，故《论语》以谓畔，其实未尝据邑兴兵也。”斯为得之。）若《论语》其为东周之语，或出孔子一时戏言，或由后人记者润饰，尤不足深辨。要之不狃可以召孔子，而孔子实未往，其事当在定公八九年之间，则斯足矣。（郑环定不狃召在定八年冬，以九年春孔子为中都宰也。）至其后子路主堕费，而季孙从之者，正由当时亦自知弗扰之有叛志，而惮于力征，因借堕都之名，以收削权之实，而弗扰遂终出于一叛也。（翟灏《四书考异》，沈维城《论语古注集笺》，谓公山不狃以费畔，而季氏召孔子，则并句读而失之。考古者不一本情实，而先以为古人必若是必不若彼，宜其愈出而愈谬也。） [book_title]一一、邓析考 《吕氏春秋 离谓篇》：“郑国多相县以书者，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又曰：“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讙哗。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列子 力命篇》亦云：“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当子产执政，作《竹刑》，郑国用之，数难子产之治。子产执而戮之，俄而诛之。”《荀子宥坐篇》云：“子产诛邓析，史符。”皆谓子产杀邓析。据《左传》昭公二十年，子产卒，定公九年，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前后相去二十一年，是邓析及与子产同时，而非子产所杀。杜预注《左传》谓：“邓析郑大夫，欲改郑所铸旧刑，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云《竹刑》。”《正义》：“昭六年，子产铸《刑书》于鼎。今邓析别造《竹刑》，明是改郑所铸旧制。若用君命遣造，则是国家法制，邓析不得独专其名。驷歂用其刑书，则其法可取，杀之不为作此书也。”今按：《左传》子产铸刑书，叔向谏曰：“民知争端矣。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今邓析之所为，即是叔向之所料。是驷歂之诛邓析，正为其教讼乱制。然必子产刑书疏阔，故邓析得变易是非，操两可，设无穷，以取胜。亦必其《竹刑》较子产《刑书》为密，故驷歂虽诛其人，又不得不舍旧制而用其书也。（俞正燮《癸巳存稿》有《邓析子跋》，云：《列子 杨朱篇》，子产以兄朝弟穆为虑，密造邓析而谋之，邓析使诱以礼义之尊，朝穆鄙之，邓析曰：子产与真人朝穆居而不知也。疑子产所杀，当是郑国有此人，邓析收得其书，列其事指与刑鼎相难者，别条为《竹刑》，即《荀子》所谓好治怪说者。子产卒后二十年，驷歂以他罪杀之。初子产所杀者，人不得其名，以其术尽邓析所辑书中，遂以书名其人耳。此亦臆测，聊备异见。）时晋亦有刑鼎，（在鲁昭二十九年，后郑铸《刑书》二十三年，前郑用《竹刑》十二年。）仲尼曰：“鼎在民矣，何以尊贵！”盖自刑之有律，而后贱民之赏罚，得不全视夫贵族之喜怒，而有所徵以争。邓析之《竹刑》，殆即其所以教民为争之具，而当时之贵者，乃不得不转窃其所以为争者以为治也，此亦当时世变之一大关键也。其后不百年，魏文侯用李克，著《法经》，下传吴起、商鞅，然后贵族庶民一统于法。而昔者“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制，始不可复。然鞅、起皆以身殉。今邓析，其为人贤否不可知，其《竹刑》之详亦不可考。要之与鞅、起异行同趣，亦当时贵族平民势力消长中一才士也。 《汉 艺文志》名家有《邓析》二篇，《刘向叙》：“臣所储《中邓析书》四篇，臣叙书一篇，凡中外书五篇，以相校除复重，为五篇，其论无厚者言之异同，与公孙龙同类。”今按《韩非子》云：“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淮南子》亦云：“邓析巧辩而乱法。”则《邓析》书乃战国晚世桓团辨者之徒所伪托。邓析实仅有《竹刑》，未尝别自著书也。《荀子 不苟篇》：“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非十二子篇》云：“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是惠施、邓析也。”此证邓析之说起于晚世之辨者。云惠施、邓析，犹如云陈仲、史鰌，大禹、墨翟，神农、许行，黄帝、老子。其一人为并世所实有，别一人则托古以为影射。孟子言必称尧、舜，亦其例也。今传《邓析》书云：“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则更非坚白无厚之谓。《墨经上》：“厚，有所大也。”《说》云：“厚惟无所大。”《庄子 天下篇》云：“惠施曰：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有厚无厚，自与坚白同异，同为当时名家辨说主题。后有妄人，并无厚之语而不识，乃妄袭老氏天地不仁之意冒为之，则今传《邓析子》，复非战国晚世之真也。 [book_title]一二、孔子仕鲁考 《世家》：“昭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马骕《绎史》云：“诸侯三卿，曰司徒、司马、司空，鲁则三桓世为之。其司寇不在三卿之数，臧孙尝为之矣。侯国司寇，亦不称大。由司空为司寇，是由卿而大夫，进退无据。《左传》昭公葬墓道南，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之墓。《世家》云司空时事，亦误。孔子为司空非实。”梁氏《志疑》释之曰：“春秋之世，侯国多不遵三卿之制，鲁三家之外，有东门氏，臧氏，子叔氏，宣、成时同在卿列，则亦俨然六卿矣。臧宣叔、武仲皆以世卿而为司寇，此岂犹是小司寇之职乎？史云大司寇者，别于小司寇之下大夫也。若司空卿则孟孙世居之，孔子必是小司空。吴英曰：鲁司寇为上大夫为卿，《论语》与上大夫言，专指三桓之为三卿也。与下大夫言，即鲁司寇以下也。孔子官爵，《春秋传》《孟子》皆称司寇，《世家》之所谓大司寇，不当以古制论。《鲁语》臧文仲言于庄公曰：国有饥馑，卿出告籴，古之制也，辰也备卿，请如齐。然则鲁司寇在古制为下大夫，而在当时则固为上大夫，同为卿也。《西河经问》曰：夫子为鲁君所命，历有明据，《韩诗外传》，孔子为鲁司寇，其命辞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孙孔某，命尔为司寇，此是命卿辞，非命大夫辞也。此说是矣。《春秋》书卿之例，最著者莫如书卒，《续经》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某卒，则哀公于孔子既卒之后，犹以卿礼待之。哀十一年传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哀公诔孔子亦曰：不憗遗一老。若下大夫致仕，安得称国老、一老乎？鲁司寇为卿而非下大夫可知。阎潜邱谓孔子为司寇，实上大夫而非卿，毋乃缪欤？”今按《檀弓》有夫子制于中都之语，是孔子为中都宰之证。其为司空，他书无徵，盖不久即升为司寇也。崔述云：“《世家》有为中都宰，及司空事，皆在定公九年后。《家语》有事无年。《年谱》则云：四十七岁定公以为中都宰，四十八岁迁司空。按：《年谱》所云四十七岁者，为定公之五年。是年自六月以前，权在平子，六月以后，权在阳虎，定公安能自用孔子？孔子安能自行其意？鲁之乱莫甚于阳虎时，孔子于此时犹为宰与司空，亦何时不可以仕？而《论语》乃有或人不为政之问？阳虎威制鲁君三卿，多行不义，孔子身为卿贰，终不肯去，及桓子受女乐，乃不脱冕而行，不几轻重颠倒乎？《春秋》阳虎以八年战败，孔子以十年相定公会于夹谷，为司寇当在虎败之后，夹谷之前。”江永亦辨之云：“定五年丙申，季平子卒，桓子立。阳虎将以璠玙敛平子，仲梁怀弗与，见《左传》。而《家语》云：孔子初为中都宰，闻之，历阶而救焉。《年谱》遂叙宰中都于孔子四十七岁。是时阳货方张，岂夫子仕时？且阳货途中之语，又何为耶？”因定宰中都在定公九年。其说殆是。 [book_title]十三、孔子相夹谷堕三都考 孔子为鲁司寇，其政绩之大者，凡二。对外为相夹谷，对内为堕三都。夹谷之会，在定公十年。全祖望《经史答问》论之曰：夹谷之相，正孔子为卿之证。春秋时所重莫如相，凡相其君而行者，非卿不出。鲁十二公之中，自僖而下，其相君者皆三家，皆卿也。鲁之卿非公族不得任。而是时以阳虎诸人之乱，孔子遂由庶姓当国，夹谷之会，三家拱手以听，孔子俨然得充其使，是破格而用之者也。江氏《乡党图考》云：“夹谷事以《左氏》为信，《穀梁》《史记》《家语》皆有斩侏儒事，后儒伪造也。”梁氏《志疑》云：“夹谷之会，《左》《穀》述之各异，《史》合采二传又不同。盖其事当世乐道之，后人侈论之，故其言殊。《家语》但窃二传、《史记》以成文。”崔氏《考信录》辨此事尤详密，要不外据《左氏》以驳《穀梁》《史记》，以见传说之递衍而递失其真也。惟宋叶梦得《春秋谳》则并《左氏》而不信，谓其先阳货请齐师，齐不乘阳货之乱，假之以求得志，何忽以一犁弥之言，遽求劫我而幸于仓卒乎？且虽谓孔子无勇，鲁之兵尚强，纵得鲁侯，安能即求鲁？《传》又谓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齐既方以强暴相凌，亦岂孔子能以一言而兵之？又谓孔子求反汶阳之田，盖为下书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故耳。今经不书盟，而传以为盟，可见其妄。盖自阳货败，鲁始用孔子，齐人知之，遂求与我平而归其侵地。《公羊》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齐人为是来归郓、讙、龟阴之田，此言为近实。凡《左氏》《穀梁》所载，皆不足据。（《左氏谳》卷九。） 堕都之事，在定公十二年，《世家》误在十三年。《志疑》论之云：“考《左传》侯犯以郈叛，公山不狃以费叛，郈费之堕，叔、季自堕之。郈、费不叛，则二氏方欲资为保鄣，即欲随之，其将能乎？观围成弗克可见已。乃《左传》述此事，一若堕郈及费，皆出孔子、仲由之谋。《左氏》作之，《公羊》附之，史公信之，而三言成实，岂情也哉？《家语》袭《左传》《史记》之文，谓孔子堕三都之城，并堕成邑，误甚。宋章如愚《山堂考索》有《三家堕都辨》，以为其谋非出孔子。《滹南集 五经辨惑》云：三山林少颖，近代名儒也。其于兵莱人，堕三都等，皆排之而不取，可谓卓识。”今按：梁氏此论，可谓似而实非也。考古者贵能寻实证。实证之不足，乃揆之以情势，度之以事理，而会之于虚。孔子之堕三都，《左氏》言之，《公羊》又言之，《史记》又言之，三家之言，如出一辙。其为信史也，有实证矣。即舍是而揆之以情势，度之以事理，孔子非不能唱堕都之议者，季、叔非决不能听孔子之说者。夫谓郈、费，叔、季自堕之，固也。然而围成弗克，又谁实主之耶？今详考事实，孔子堕都之议，实自郈、费之叛而发。八年，阳虎作乱，费宰公山不狃隐赞之。九年，伐阳关，阳虎出奔齐，季氏犹未显讨不狃也。十年，侯犯以郈叛，乱既定，孔子乃唱堕都之议。《公羊》载其言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且《论语》亦言：“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此自是孔子平昔君君臣臣正名复礼之主张。孔子既以相夹谷见信，乘此时而言之于季孙。季孙惩于阳虎之叛，憾于不狃之诈，而听之。叔孙亦自鉴于侯犯之事而先堕郈，季孙遂继之堕费。而不狃自馁于往日之助阳虎，乃先叛以逃罪。独成宰公敛处父能臣也，始终忠于孟孙，于阳虎之乱有力焉，故孟氏信之。而渐于孔子复礼之论，又二子皆先堕，乃伪不知而隐抗命。此皆事理之甚著，情势之极显者。故谓孔子鉴于鲁之内乱而相机进言，可也，谓季孙、叔孙亦鉴于私门之变，而遂信孔子之言以自堕其都，亦可也。（《公羊注》“二大夫宰吏数叛，患之，以问孔子。孔子曰：陪臣执国命，采长数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孙悦其言而堕之。”此注为得当时情实矣。吴英曰：《左氏》谓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疏云：当是仲由自立此谋，是也。孔子时为司寇，国有堕都之事，则必孔子以为是可知也。《公羊》以为计出于孔子，然堕郈堕费，实出叔、季两家自患其都为叛夫之薮，孟孙亦与及焉，故皆有从堕之议。子路与之果决，孔子不过在其位谋其政，以为合于古者邑无百雉之制而可堕也。故复古即所以靖乱，而非孔子创谋以为必不可缓之急务也。今按吴氏此辨，盖亦以三都不果堕，而为孔子作解脱也。）今尊孔子者，不详考情实，昧于因利乘势见可而动之理，若孔子凭空发此一段堕都大议论，叔、季二氏，皆感化于圣德，而孔子、仲由，遂能不籍实力，不凑机会，自有神妙作用，堕此二都，固属远于情理。而矫其谬者，因谓堕都之议，绝与孔子无涉。乃不惜蔑弃实证，视同市虎，则岂不两失之哉？此如夹谷之会，《世家》谓齐惧，归鲁侵地而谢罪，其说若未免过侈。而矫诬者因遂并排其事而不取，亦不得谓识之卓者也。（即如崔述《考信录》所辨，一若齐之归地，与孔子之相，固可无涉，而全不足以为孔子功者，是亦矫枉过甚之说也。方夹谷之会，鲁为齐下，而既会之后，齐人归地。虽齐不为惧鲁之用孔子而与鲁会，而齐之归地，要不可谓非孔子折冲坛坫之功。见于《左传》者，如鲁叔孙豹、郑子产、宋向戍，即如孔子弟子子贡，皆以弱小知礼，而抗强敌，以自树其国体。应对朝聘，文采斐亹，照映一世。虽后世诵者，犹有馀慕。孔子相夹谷，夫亦犹之。即谓不足以尽孔子之能事，岂得抑而没之，谓与孔子无涉乎？故《左氏》所记，纵如叶梦得氏之疑而不信，要之会夹谷而孔子相，必有一段外交情节，则无从而疑者。崔氏之论，未得为适当之见也。魏禧曰：夹谷既会，齐侯谓其臣曰，夫人率其君古人之道，二三子独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得罪于鲁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谢过也以文，君子之谢过也以质，君已知过，则谢之以质。景公于是归鲁田。可知此会孔子有平仲为内主。即因梁邱据，亦当由平仲得之，不得草草看过，谓圣人开口半言，齐人遽服也。此亦可备一解。然若《左氏》所记根本不可信，则魏氏之言亦仅为一种猜测尔。）考古论世事，就事论事，不以己意抑扬乎其间，庶乎得古人之情实矣。（又按：姚际恒《春秋通论》世无传本，余曾见其钞本之残者，亦论此事。大旨与后来《志疑》之说同。谓“《春秋》孔子所修，《论语》孔子所作，此等事当参观始得。《论语》云：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则孔子之不罪弗扰可知矣。盖弗扰叛季氏，非叛鲁也。堕费之议，实由于叔孙、季孙，非孔子与子路之为此谋也。弗扰以费叛，而孔子欲往，孔子岂反谋堕费，使季氏得除叛臣而即安乎？故郈叛而叔孙、仲孙堕郈，费叛而仲孙堕费，皆率师以往，愤疾家臣之叛己而自欲堕之也。其堕之之意，则将以为家臣无所恃以复叛而我以安。惟孟氏之邑则异是。其宰不叛也，故孟氏不欲堕。但二氏以己邑既堕，亦欲堕孟氏之邑，及强公使围之，此公之闇也。孟氏使其臣拒之，而成卒不得堕。”又谓“堕费之于鲁，无利而有害。三都者，固不特三家之保障，而实亦鲁之保障也。使圣贤于鲁得位行道，自必有正本澄源之计，次弟设施，岂在于纷纷毁裂其城池，以吾君相漫然尝试于叛人哉？”今按：姚氏此论，其误亦与前后诸家同，而为辨较深刻。然当知孔子欲赴弗扰之召，其意非在助弗扰以去季孙也。若谓定公围成，乃定公之闇，而孔子在当时，似并不赞三都之堕者，则彼之所谓正本澄源之计，又将若何而为设施哉？虚辨无实，不足翻前古之成案也。又按：叶梦得《春秋谳》，亦辨此事，盖自来疑此事之最早者。叶氏谓孔子欲正三家，必有其道矣，何致使仲由为之，此亦虚辨无实也。） [book_title]一四、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辨 《世家》：“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摄相者，江永云：“摄相乃是相礼，如夹谷相会，《论语》趋进翼如，宾退复命是也。若鲁相自是三卿，执政自是季氏。孔子是时但言之而从，《公羊》所谓行乎季孙三月不违者耳，未尝摄鲁相也。”余观《荀子 宥坐》云：“孔子为鲁摄相”，《晏子春秋》云：“孔子圣相。”则战国晚世，已有误以孔子为鲁相者。《史记》特承其误。崔氏《考信录》、梁氏《志疑》皆有辨。 诛少正卯，语本《荀子》，崔、梁亦辨之。余谓《国策》赵威后问齐使，“于陵仲子尚存乎，何为至今不杀乎”，此为始有诛士之意。齐负郭之民有狐咺者正议，闵王斮之檀衢，（《吕览 贵直篇》作狐援，《古今人表》作狐爰。）乃有诛士之行。下至荀卿，乃益盛唱诛士之论焉。其《宥坐篇》所载汤诛尹谐以下七事，周公诛管叔为不类，子产诛邓析为误传，此外则为虚造。盖犹非荀卿之言，而出于其徒韩非、李斯辈之手。《韩非》书（《外储说右上》）亦载太公诛华士、狂矞，其所举罪状，为“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畊食掘饮，无求于人”，是即赵威后之所欲诛于仲子者也。《宥坐》之言少正卯曰：“心达而险，行僻而坚，信伪而辨，记醜而博，顺非而泽”而《非十二子篇》亦云：“行僻而坚，饰非而好，玩奸而泽，言辩而逆，古之大禁”，则知少正卯即十二子之化身矣。（荀卿先倡非十二子之论于前，其徒乃造为孔子诛少正卯之事于后，战国事如此例者甚多。）至于李斯得志，乃有焚坑之祸。崔、梁辨此事甚尽，顾未及于此，故为引伸之。（《家语》亦载此事，继以子贡进曰云云：余考子贡从游尚在后，（参读《考辨》第二十九）则《家语》言复误。）又荀子称“少正卯鲁之闻人，聚徒成群，小人之杰雄”，殆犹仅为一在野之学士。（然观其氏少正，则又非在野之士也。）至《史记》始以为大夫乱政者。崔述曰：“春秋之时，诛一大夫非易事，况以大夫而诛大夫乎？孔子得君不及子产远甚，子产犹不能诛公孙黑，况孔子耶？”专据《史记》为辨，亦未是。（《尹文子 圣人篇》亦载孔子诛少正卯事，宋鈃、尹文接万物以别囿为始，当无取于诛杀。盖尹文在荀卿之前，而书语出荀卿之后矣。至首辨其事者，当为朱子。其言曰：“少正卯之事，《论语》所不载，子思、孟子所不言，虽以《左氏》亦不道也。独荀况言之，是必齐鲁诸儒，愤圣人失职，故为此说，以夸其权耳。”稍次叶适《习学记言》亦辨之，亦以为出荀氏之传。） 又按：《左传》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正值鲁定公九年，孔子为司寇之岁。岂少正卯乃由邓析误传欤？ [book_title]一五、孔子去鲁适卫考 孔子去鲁，《世家》在定公十四年，《鲁世家》在十二年，《卫世家》在灵公三十八年，则当鲁定公十三年。《十二诸侯年表》鲁定公十二年孔子行，卫灵公三十八年孔子来。江永《乡党图考》谓去鲁实在十三年春，鲁郊尝在春，故经不书，当以《卫世家》为正。今考《世家》又谓：“孔子去鲁，凡十四年而反乎鲁”，孔子反鲁在哀公十一年，则去鲁正定公之十三年也。且《鲁世家》书孔子去于十二年毁三桓城，孟子不肯堕成之后，《左传》围成不克，在冬十二月，知孔子去在十三年之春矣。（臧庸《拜经日记》谓：“鲁郊在周正首月，实夏正十一月，孔子于鲁定公冬十一月郊后去鲁，至十二月公围成弗克，孔子已去鲁矣。使十一月不去鲁，十二月围成，有弗克乎？”不悟《春秋》固用周正，其说疏陋，殊无足辨。）又《世家》载齐人归女乐，崔述疑之，谓“《孟子》但言不用，从而祭，膰肉不至，未尝言归女乐。且其事不书于《春秋经》，又不见于《传》，惟《论语 微子篇》有之，疑出战国策士所伪撰。”翟灏《四书考异》谓“《语》《孟》俱不专于记事，各见一边，理无嫌也。”余谓孔子去鲁，亦不载于《春秋》，何论于归女乐？且《韩非》书（《内储说下》）亦载此事，其与《史记》所叙，虽诚有类战国策士口吻者，然孔子在当时，主复古礼以折私家之奢僭，故内则权臣抗其政，外则敌国忌其事，谗间交作，决非一端，女乐之事，何必无之耶？（林春溥《孔门师弟年表后说》谓：“武叔之毁仲尼，桓子之受女乐，亦当由堕都之故。盖始患家臣之强而堕之，继闻处父之言而疑之，物必先腐而后虫入焉。使桓子不疑孔子，岂女乐所能间？”刘光蕡《烟霞草堂文集》卷一《孔子周游列国说》则谓：“孔子周游，为避祸，非为行道。陈氏于齐，犹季氏之于鲁。孔子用于季氏，抑私家，强公室，齐、鲁近而相亲，鲁治，齐必效之，陈之谋篡齐急，故忌孔子之用鲁，为女乐以馈之，所以间孔子。孔子用于鲁，实季氏主之，故孟子见行可之仕，不曰鲁定公，而曰季桓子。用女乐以饵季氏，与为密谋，谓孔子利鲁不利季氏。季氏欲杀孔子，公不敢违。郊不致膰，即食不设箸之意。以孔子去之速，知季氏必欲杀孔子，而圣人已见其机也。孔子在外，屡发思归之叹。其出也，师已送之，曰：夫子为罪也。当时不罪夫子，师已何为辨其无罪？而夫子亦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则出走为避死明矣。故其归也，必待冉有用于季氏，季氏召之而后敢归也。既信孔子而用之，不信去之可矣。曷为必欲杀之？曰：所谓交不终兮怨长也。且不杀孔子，无以对叔、孟，更无以挟定公，三月之间使两易其政也。谓女乐之馈出自陈氏。以昭公之出，陈氏援季，简公之弑，三家庇陈知之也。”今按两家之论，虽非的证，而颇得当时情事，抑刘辨深刻矣。又《王荆公行述》谓古之人仆仆然其身以求行道于世而曰吾以学孔子，惑矣。孔子始食于鲁，鲁乱而适齐，齐大夫欲害己则反而食于鲁，鲁受女乐不朝者三日。义不可留则乌乎之，曰卫灵公之遇贤者，庶乎其犹有礼；于是之卫，卫不可与处，于是不暇择而之曹，以适宋、郑、陈、蔡。其志犹去卫而之曹也。老矣，遂归于鲁以卒。孔子之行如此，乌在其求行道也。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仆仆然劳其身以求行道于世，是沽也。王氏此论，颇若与刘说为近。然时人固曰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亦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斯二义者，合而观之其可也。） [book_title]一六、蘧瑗史鰌考 襄公十四年卫献公之出，蘧伯玉始见于《左传》，时必名德已重，故孙、宁思引以共事。最少亦年三十。后八年孔子生。《世家》哀公二年，孔子至卫，主蘧伯玉家，上距孙、宁逐君，六十有七年，伯玉当在九龄外。全祖望《经史问答》本此，疑近关再出非伯玉事。崔述《洙泗考信录》则力辨孔子再至卫主伯玉家之说为妄。谓“伯玉已先卒，《论语》使人寡过之答，当在鲁昭世。”今按：二说皆无据，殊未有以见其必然者。考《吕氏春秋 召类篇》：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默往覿焉，曰：蘧伯玉为相，史鰌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甚听。简子按兵而不动。《淮南 主术训》亦云：“蘧伯玉为相，子贡往观之，曰：何以治国，曰：以弗治治之。”此两事皆当在定、哀世。毛奇龄《论语稽求篇》引蔡邕《释诲》云：“蘧瑗保生”，则伯玉固长年。若及灵公卒岁，伯玉仅亦望百之龄，岂遽不可信？其人既老寿，又以弗治治国，盖道家之先声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之以非也。未知今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此语见《庄子 则阳篇》。谓昔日之所谓是者，或今日之所谓非，又今日以为是者，或乃昔日之所谓非。不存成见，故曰化。此本非《论语》寡过之意。《淮南 原道训》：“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此则误袭《庄子》。不惟误其年，抑且误其义。《庄子》非谓伯玉自见己非，特谓伯玉不固执己是耳。朱子又错忆《淮南》语为《庄子》语，引此二条，混而同之，以注《论语》之寡过。于是《庄子》书中之伯玉，逍遥时顺者，一变而为南宋道学家之伯玉，日惟以内讼己过为能事，若拘拘然不获一日之安矣。夫若是则乌能化？故《论语》之“欲寡其过而未能”，乃使人之谦辞，亦君子之虚心。至于《庄子》乘化，是非俱泯，自是隐几梦蝶之流。而《淮南》知非，投老生悔，少壮全非也。此固孰为得伯玉之真乎？（此层毛氏《四书改错》亦有辨。）乃崔氏重蹈朱子之误，以《淮南》语归之《庄子》，因以证伯玉之非高寿，（其言曰：“庄子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庄子之言，固不足取信，然使伯玉固有期颐之寿，庄子必不仅以五十六十言之。”）岂不疎哉？（《寓言篇》亦云：“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乃又以伯玉为仲尼，且孔子年逾七十，何亦仅以六十言？以此知崔说之疎。） 史鱼，孔子称其直，其事亦屡见于诸子之传纪。据《左传》定十三年，公叔文子与史鰌语，则二人乃同僚。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至卫，已与蘧瑗、史鰌、公叔发相交。时孔子仅八岁，史鰌当已在强仕之年矣。其后四十八年，孔子至卫，得交蘧瑗、史鰌，则鰌亦寿者也。（崔适《史记探源》谓公叔文子卒于定十三年，此由误读《左传》，非也。又谓季札历聘之文，非当时语。以观乐与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云云，良非当时信史矣。然谓季札至卫交蘧瑗、史鰌、公叔发为不可信，正与疑孔子至卫不及交伯玉、史鱼相类，皆无证以见其必然也。）《说苑》记卫灵公问史鰌以子路、子贡，是鰌固至今尚在。惟《大戴礼》《韩诗外传》有史鱼尸谏蘧伯玉事，则史鱼死在伯玉前，要之两人皆及春秋之晚世，而史鰌之名，尤盛于伯玉。《庄子 胠箧篇》云：“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荀子 非十二子篇》以史鰌、陈仲并列。《不苟篇》云：“田仲、史鰌不如盗。”意史鰌在战国世，必负盛誉，故庄、荀之言有此。战国学者，好为托古。有托之远者，如墨翟言大禹，孟子言尧舜，许行言神农之类是也。有托之近者，如法家有管子，名家有邓析，兵家有孙武，道家有老子，墨家有晏子之类是也。此外如太子晋、苌宏、师旷、尾生高、介之推之俦，为后世称道者，何可胜数？而春秋晚世诸贤为尤盛，史鱼亦其一矣。年往事湮，信否莫辨。亦惟以考古之当慎，与阙疑之不可免，而置之可也。 [book_title]一七、孔子畏匡乃过蒲一事之误传与阳虎无涉辨 《世家》：“孔子适卫。居项之，或谮孔子，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过匡。匡人拘孔子。孔子去匡，即过蒲。月馀，反乎卫。”又曰：“孔子去陈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斗甚疾。蒲人惧，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今按：《世家》文字，前后多错。如两叙过蒲，实为一事，非有去陈复过蒲也。（孔广森《经学巵言》亦主错简之说，惟其排比推论，亦多误，兹不详辨。）考之《左传》，定公十四年春，卫侯逐公叔戍与其党，故赵阳奔宋，戍来奔。《世家》公叔氏畔，殆指此。孔子以定公十三年春去鲁适卫，居十月而去，过匡过蒲，适遭公叔氏之畔，核其年月，正复相当。《集解》徐广曰：“长垣县有匡城，蒲乡”，《正义》：“《括地志》故蒲城在滑州匡城县北十五里，匡城本汉长垣县。”是匡、蒲近在一处。去匡过蒲，稽其地位，亦复相接。然何以于同时同地，连罹两厄，而《论语》惟及匡事，绝不言蒲难？以余考之，匡、蒲之难，盖本一事。今《世家》所载孔子畏匡事，盖出后世误传，不足信也。 《世家》之言曰：“孔子过匡，颜剋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崔述辨之曰：“孔子在鲁为司寇，居卫见礼于其君。其去也，道路之人，当悉知之。不得因刻一言，而遂误以为虎。况拘之五日，亦当出一言以相诘，乃竟不知其非阳虎，岂人情耶？匡人欲杀孔子，斯杀之矣。如不欲杀，斯释之矣。拘之五日，欲奚为者？而宁武子之卒，至是已百余年。（武子仕卫，在僖、文之世，成二年，武子之子相，将兵侵齐，其时武子非老即死，自此下至孔子来卫，尚九十余年。）宁氏之亡，亦数十年。（宁氏亡在襄二十七年。）从者将欲为谁臣乎？此其为说至陋，皆必无之事，而世咸信之，其亦异矣！” 且《论语》记匡事凡有两章。一则曰：“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推其文义，与《史记》所载畏匡事绝不类。夫使匡人误以孔子为阳虎而拘之，则一言而解耳，亦非可以为匡人罪也，孔子何以言之如此？其又一章曰：“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此亦与《史记》载畏匡事不类。崔述辨之曰：“匡人果拘孔子五日而免之，则颜渊当同拘而同免。匡人果围孔子，曲三终而解去，（此《家语》说。）则颜渊当同围而同解。何以《论语》云颜渊后乎？”又《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无颜刻，但有颜高。王应麟《困学纪闻》六谓即颜刻，惠栋《九经古义》、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并主此说。（《解诂》云：“高乃亭之伪。（亭隶作克）亭刻同声，古字通用，《论语 宪问篇》克伐怨欲，马《注》克好胜人也，意与骄相似，故字子骄。”）然《左传》高毙阳州，在定公八年，何以十四年尚能御孔子过匡？（全谢山《经史问答》云：“厚斋先生考古最覈，独以颜剋即颜高，稍不审。颜高少孔子五十岁，见于《家语》，然则生于定公八年。阳州之役，盖别是一颜高也。独是《史记》《家语》之年，亦多不可信者。若以少孔子五十岁计，过匡之岁，定公之十四年也，颜高亦止七岁，凡此皆无从审正。惟不问其生年，但以其死定八年毙阳州，而何以十四年尚能御孔子过匡，是则厚斋之疏也。”余谓全氏若疑及《史记》畏匡之非信史，则不为此辨矣。《仲尼弟子传正义》云：“孔子在卫，南子招夫子为次乘过市，颜高为御”，《志疑》云：“王肃妄以刻之为仆过匡，撮合于在卫为次乘之仆，张守节误据之。”）则知《史记》叙孔子畏匡事，不必为信史也。善乎王鏊之言曰：“匡人遭阳虎之暴，识虎必真，不应以貌似而误围夫子。夫子亦必明言非虎，不应讬言斯文以自免。其曰子畏，恐有他说。” 则《论语》之所谓子畏于匡者其事果何如乎？曰：以今考之，殆即《世家》过蒲之事也。所谓为宁武子家臣者，徐坚《初学记》引《左传注》云：“蒲宁殖邑也。”此注今无考，或当是贾、服旧注。《春秋大事表》亦云：“宁殖以蒲出献公，宁氏诛，继受蒲者为公叔氏。”余疑孔子过蒲，公叔氏方畔，止孔子，不可，强盟而出之。后人误以公叔氏为宁氏，盖以其同为蒲邑之主也。于是孔子以要盟于公叔氏而得脱者，遂谓其使从者为宁武子家臣也。然则以宁武子一人之误传，不益足以证明畏匡过蒲之为一事耶？ 余又考春秋名匡邑者非一地。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云：“文元年卫孔达侵郑，取绵訾及匡。杜注：匡在颍川新汲县东北。今陈州扶沟县西有匡城。定六年侵郑取匡，此郑国之匡也。在今开封府洧川县东南。僖十五年诸侯盟于牡邱，遂次于匡。杜注；匡在陈留长垣县西南。《论语》子畏于匡即此。《史记》孔子自匡至蒲，今俱在直隶大名府长垣县境。”如顾氏说，则孔子畏匡，与阳虎暴匡，并非一地。然顾氏特据杜注分说。江永《春秋地名考实》则谓：“文元年之匡，亦在长垣，不在扶沟。”梁玉绳《史记志疑》则谓：“杜注陈留长垣县西南，与颍川新汲县东北，二县相近，疑匡是一地而分属。”按之地图，梁说颇疏，未可信。周柄中《四书典故辨正》云：“郑之匡，在今开封府洧川县东北，去蒲甚远，距陈已近，孔子何得又过蒲返卫？蒲为今大名府长垣县治，卫之匡在县西南十五里。《左氏》文八年，晋使解扬归匡、戚之田于卫。杜注：匡本卫邑，中属郑，今晋令郑还卫。以此推之，知匡既还卫，后又属郑。定六年所取郑地，实卫地也。”毛奇龄《四书改错》云：“《左氏》定六年，公侵郑取匡，时阳虎实帅师，令皆由虎出，故虎得暴匡。”由此说之，则定六年鲁人取匡，亦在长垣。阳虎之所暴，即孔子之所过也。然则孔子过匡，自招公叔氏之要盟，而特以其邑乃往者阳虎之所暴，故遂误传而为匡人以孔子为阳虎而见围耶？ 畏匡之事，《论语》以下，又见于《庄子 秋水篇》。其文曰：“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无几何，将甲者进辞曰：以为阳虎也，故围之，今非也，请辞而退。”《庄子》书本寓言无据，此记畏匡事尤多误。以畏匡与微服过宋相混，因谓宋人围之，一误也。又牵涉于阳虎，不知阳虎与宋人无涉，二误也。然亦仅谓匡人误以为阳虎，非谓孔子貌似阳虎也。（至《史记》乃有颜剋为仆，孔子状类阳虎之说。夫孟子但谓游、夏、子张以有若似圣人，而《弟子列传》亦竟谓有子状似孔子，则何貌似孔子者之多？至《韩诗外传》又别生匡简子之名，益下而益详，要之与《论语》之言不符。今匡简子亦无考，余疑乃涉赵简子而误也。 《世家》云：“孔子不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闻窦鸣犊、舜华之死，而返。”此事崔述亦辨之曰：“赵鞅弱王室，侮诸侯，而叛其君。春秋大夫，罪未有大于鞅者。孔子何取，而欲见之？晋大夫见于传者多矣，即赵氏家臣董安于、尹铎、邮无恤之伦，皆得以才见于传。窦鸣犊、舜华果贤大夫，传记何为悉遗之？且鞅，卫之仇雠，孔子无故去卫而往见其雠，不遂而复反乎卫，亦何异于朝秦暮楚者？则其事之为无据，必矣。”余考蒲，春秋时在河南，地与晋邻。（《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卫侯辄出奔，将适蒲，拳弥曰：晋无信，不可。杜注：“蒲近晋邑。”《世家》亦言：“蒲，卫之所以待晋、楚也。”）孔子实至蒲而返卫，此后世所由有孔子将至晋，临河不济之说也。（赵简子杀窦鸣犊、舜华，其传说亦应与简子欲杀阳虎有关。） 《世家》又云：“孔子行，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论语正义》“中牟为范、中行邑，佛肸是范、中行之臣，于时为中牟宰，而赵简子伐之，故佛肸即据中牟以畔。《左》哀五年传，夏，赵鞅伐卫，范氏之故也。遂围中牟。此即简子伐中牟之事。然则佛肸之召孔子，当在哀五年无疑。”今按：哀五年孔子在陈，（详《考辨》第十八。）何有佛肸远召孔子，而孔子欲往之事？此亦虚也。《索隐》云：“此中牟当在河北，非郑之中牟。”《正义》：“荡阴县西有牟山，中牟盖在其山之侧，今河南彰德府汤阴县西有中牟城，在牟山下，正当卫走邯郸之道”，据此中牟正在晋、卫边境，与匡、蒲亦近。而考《左传》定十三年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之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至冬十一月，晋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赵氏与范、中行氏之争始此。孔子以鲁定十三年春去鲁至卫，居十月而至匡、蒲，正值其时，故或谓佛肸以中牟畔召，或谓孔子欲见赵简子，皆其时也。佛肸畔在鲁哀五年，而此云佛肸以中牟畔者，如公山不狃畔在鲁定公十二年，其召孔子在八年，而《论语》称以费畔召，情事正相类。故余定佛肸召与孔子欲见赵简子，亦为一事两传，或并两无其事。其传说之源，则自孔子过匡、蒲而起。而孔子过匡、蒲，则其时当鲁定公十三年冬，或十四年之春也。今《世家》既分叙四事，又散列前后，遂使后之读者，茫不见其真际。崔氏之辨，有见其误，未见其所以误。（崔述又以过蒲为自陈返卫时，以蒲在卫西，匡在卫南，佛肸之畔在赵襄子时，考覈均未精惬。）而一概抹杀，以为谬悠之谈，全无根极，亦不足以发明其底里矣。 [book_title]一八、越句践元年考 《国语 越语下》：“越王句践即位三年，而欲伐吴。”韦昭《注》：“句践三年，鲁哀公之元年。”杜预《春秋世族谱》：“越王元年，鲁定公之十四年也。”（《左传》宣公十八年《正义》引。）今按：《史记 越世家》“句践元年，吴王阖卢闻允常死，乃兴师伐越。”《索隐》曰：“事在《左传》定公十四年。”然则允常即以是年卒，句践即以是年立，韦《注》即以句践立年为元年也。（《通鉴外纪目录》，《皇王大纪》，《通鉴前编》，皆以周敬王二十三年允常卒，特据句践元推前一岁言之，初非别有据。不知古人庸可即其立年称元年也。）《越世家》又云：“句践与范蠡入宦于吴，三年而吴人遣之。”韦注：“句践以鲁哀元年栖会稽，吴与之平而去之。句践改修国政，然后卑事夫差，在吴三年而吴人遣之，此则鲁哀五年也。”《吴越春秋》（第八）云：“越王句践臣吴，至归越，句践七年。”注：“《国语》当鲁哀公五年，是为句践七年，正与此合。此书于句践五年书入吴事，至是归国首尾三年也。”《越世家索隐》引《纪年》：“晋出公十年十一月，于粤子句践卒”，则为句践之三十二年。 又按《左传》哀二十年越围吴，二十二年灭吴，为句践二十四年，盖亦首尾三年。故《越语》曰：“居军三年，吴师自溃。”《越世家》云：“留围之三年，吴师败。”均与《左传》合。《吴越春秋》系之句践二十一年，盖误以鲁哀二十年越围吴为句践之二十年，又云“围吴守一年”，故遂为句践二十一年也。（越句践栖会稽，至其围吴，适廿年。故曰“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又《左传》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二十七年又如越，而卒。《吴越春秋》系哀公奔越事于句践之二十四年，是又误以鲁哀年为句践年也。其事遂前后相差五年。下又云“二十七年冬，句践卒”，例推亦当隔五年，则仍是三十二年卒矣。（今《吴越春秋》又于二十六年书哀公来奔，与二十四年语大同小异，疑是后人见其误而妄增入之者。）又叙越起瑯琊观台于句践之二十五年，考《今本纪年》越徙瑯琊在晋出公七年，即鲁哀公卒岁。而翌年越在瑯琊大起观台，亦适合。（此亦可证二十六年哀公来奔一条，实后人别自增入也。）然则《吴越春秋》一书，虽浅妄多误，固亦可据以推说其致误之由来，与其未误之真相矣。 [book_title]一九、孔子去卫适陈在鲁哀公二年卫灵公卒岁非鲁定公卒岁辨 《世家》记孔子去卫适陈事最凌杂，崔述辨之曰：“《世家》孔子于卫灵公时，凡四去卫而再适陈，其二皆未出境而返。其初适陈，以定公之卒岁，乃定公十五年，适宋，遭司马之难，至陈，主司城贞子，盖本之《孟子》。其再适陈，以灵公卒之春，乃鲁哀公二年，而误以为三年，因灵公问陈而遂行，盖本之《论语》。按《论》《孟》所记，乃一时事。《论语》记其去卫之故，《孟子》叙其道路所经，与在陈所主，非再去也。《世家》误分为二，其谬一也。《论语》云：子在陈曰：归欤！归欤！吾党之小子狂简。《孟子》云：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此亦一时之语，而所传异辞，史家亦分以为二，遂谓孔子凡两发叹，一属之初至，一属之再至，其谬二也。（此条《索隐》《绎史》均辨之。）过匡之役，未出境也，无故而反。临河之役，无故而去，亦未出境而复反。去就苟然，仆仆道途而不惮其烦，其谬三也。且《世家》以定十四年适卫，而《年表》已于是年至陈。《世家》以定十五年遭宋桓魋之难，而《年表》乃在哀之三年。《世家》以哀六年再反卫，而《年表》乃在十年。《世家》自陈反卫自卫复至陈之事，《年表》皆无之。即其所自为说，已自改之，而学者反皆遵之，甚不可解也。”崔辨如此，足以破千古之迷矣。又云：“孔子去卫之年，虽无可考，然卫灵以哀二年夏卒，则孔子去，非定之末即哀之初，所谓鲁定公卒之年去卫者近是。”则立说犹疏，未见所以为去取之故。以余考之，孔子去卫，当在卫灵卒岁，请举十证以明之。 《年表》宋景公二十五年，孔子过宋，桓魋恶之，《宋世家》亦同。孔子以前岁去卫，今年过宋，前后适合。若于鲁定公卒岁已去卫，何缘至是始过宋乎？此一证也。（《志疑》谓过宋在景公二十二年，臧庸《拜经文集 上钱晓徵书》谓在二十三年，皆据孔子在鲁定卒岁去卫为说，故改易过宋之年以就之耳，其实非也。）《左传》：“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是孔子哀三年夏在陈。盖以是年过宋而至陈，年亦适合，二也。其后孔子以鲁哀六年自陈避兵适蔡，即自蔡返卫，（详《考辨》二二及二四。）在陈不出三年。若自鲁定公卒岁去卫，则至鲁哀六年返卫，在陈将逾五年。孔子自言之，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郑玄云：“不及仕进之门。”故孟子亦云：“君子之厄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则孔子之在陈、蔡，不比其在鲁、卫，何以留滞如此之久。此不可信。三也。孔子至卫，卫灵公禄之如鲁，其敬事孔子至矣，孔子又称卫之多贤。若以定公卒岁即去，则去卫何其远，留陈何其久。不可信，四也。且《世家》云：“孔子去卫适曹，是岁鲁定公卒，孔子去曹适宋。”去卫适曹，去曹适宋，文本一贯，何以中间横插是岁鲁定公卒一语？此不似《史记》原文，可疑，五也。余谓后人妄添此句，正缘妄据《孟子》未有终三年淹一语而然。自定公十三年孔子至卫，至十五年恰及三年，故谓孔子于是年去卫矣。又《世家》云：“孔子遂行，复如陈。夏，卫灵公卒。六月，赵鞅内太子蒯聩于戚。冬，蔡迁于州来。是岁，鲁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齐助卫围戚。夏，鲁桓、釐庙燔。秋，季桓子病。”《史记探源》云：“案《春秋》蔡迁于州来以上，皆在哀公二年，齐助卫围戚以下，乃在三年。此文是岁以上有阙文，本不谓一年之事。故上文已言冬，下文复云夏、秋也。”（《志疑》云：“是岁当作明岁。”以下文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之例，知其非是。崔述云：“乃鲁哀公二年而误以为三年”，尤失之。）余谓上文孔子去卫适曹，去曹适宋，遂至陈，主司城贞子家一节，正当在此。以后人妄疑孔子于鲁定卒岁先已去卫适陈，移之于前，又妄为增窜，遂使今《世家》文理緟沓，先后僢舛，不可依据，六也。《年表》孔子来陈，在陈湣公六年，尚在鲁定公卒前一年，其误不待辨。然其所以误，则亦有可得而言者。《世家》云：“孔子居陈三岁，会晋、楚争强，更伐陈，及吴侵陈，陈常被寇，于是孔子去陈。”自鲁哀三年孔子至陈，居三岁为哀公之六年，吴侵陈而孔子去，避兵适蔡，见叶公，年数正合。后人不知适蔡即适楚见叶公，又误谓孔子去陈至蔡，去蔡至叶，遂因孔子居陈三年，而误演为孔子居蔡三年。因误谓孔子自陈避兵，在鲁哀公元年之役，遂移《年表》孔子来陈于湣公之六年。以其年至鲁哀元年吴伐陈，前后亦适及三年也。然与《世家》居三岁之文已不符。且孔子于鲁定公十三年至卫，十四年即来陈，尤不合。并与《世家》以鲁定公卒岁去卫之说相乖。使子长自为之，不应僢违如是。明出后人移易，痕迹凿凿，七也。《陈世家》：“湣公六年，孔子适陈，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吴复来伐陈，时孔子在陈。”按：吴伐陈，一在湣公八年，一在十三年，有《年表》可证。何尝有六年伐陈取三邑之事？此后人妄据《年表》改《世家》，谓孔子来陈，应在湣公六年，而八年吴伐陈之事，亦因误在六年也。（《志疑》云：“六年当作七年”，不悟吴伐陈尚在八年，此决非一二字之误。）是同有后人改易之迹，八也。且《年表》之经后人妄加改易，犹有不止于是者。《世家》“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今《年表》孔子自陈来卫在卫出公八年，当鲁哀公十年，与《世家》相差四年。此何以误？曰：亦误于妄增孔子居蔡之三年耳。盖孔子居于陈三年，被兵乱，而至蔡，见叶公，即以是年返卫，则为鲁哀公六年。后人不知至蔡即至叶，遂谓孔子去陈先至蔡，又三年而后至叶。于是自哀公六年至蔡，又三年而后返卫，则为鲁哀公之十年也。然则孔子来陈，今《年表》已移前四年，而孔子返卫，今《年表》又移后四年。故《索隐》疑孔子在陈凡经八年，何其久。（语见《陈世家》。）而据《年表》，则孔子在陈乃有十二年。此决非《史记》本来之误，而其妄为移易以致误者，又决非出于一人之手，又可得而微论者，九也。又考今《年表》，有孔子至陈去陈之年，无孔子至蔡去蔡之年。盖孔子适陈，《年表》所固有，而后人从为移易。孔子适蔡，《年表》所本无，而后人亦未为增入也。然《蔡世家》则有之，云：“蔡昭侯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于吴，吴因迁蔡于州来。”是孔子适蔡，尚在蔡未迁州来之前。然则其居蔡三年，又将随蔡而迁乎？其谬抑又甚矣！兹考其致误之原，亦有可得而指者。《孔子世家》云：“孔子至陈，岁余，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赵鞅伐朝歌，楚围蔡，蔡迁于吴”，后人据此，误谓孔子是时避兵乱，自陈至蔡，则在蔡未迁州来之前也。此又《史记》所载孔子行迹，多经后人妄窜，其谬误之尤易见者，十也。而余谓孔子以鲁哀三年至陈，其论证犹不止此。《孔子世家索隐》云：“按《系家》湣公十六年，孔子适陈，十三年亦在陈。”既云十六年适陈，则十三年何得先在？既云十三年在陈，则适陈不能后至十六年，其语舛误可知。按今《年表》及《陈世家》谓孔子以湣公六年适陈，而实误前四年。余考孔子以鲁哀三年适陈，当陈湣公之十年。《索隐》引《系家》正谓湣公十年适陈，十三年亦在陈。后人既疑孔子适陈在湣公六年，妄为移易《年表》及《陈世家》文，又于此《索隐》注下妄窜六字，而旧引十字未灭，遂两存而成湣公十六年适陈也。此辨《索隐》之误，而足为孔子以鲁哀三年至陈之证者，十一也。 余读《史记 孔子世家》最芜杂无条理。其他若《年表》，若鲁、卫、陈、蔡诸《世家》，凡及孔子，几于无事不牴牾，无语不舛违。诚如崔氏之讥，所谓自为说而自改之者。史迁虽疏，不当灭裂乃尔。盖出后人之移易增窜者多矣。考其所以有移易增窜者，则不出两误：一则误于《孟子》未有终三年淹之说，一则误于不知自陈至蔡之即为至叶也。于是乃有四去卫再适陈之说，复有居陈三岁居蔡三岁之说。崔氏既力辨之，而未能指陈其症结之所在。又不能详定孔子自卫适陈及在陈绝粮之年。于孔子在陈、蔡一段，其模糊影响犹如故。而爬梳抉剔，未尝不足以得其误中之是。余故详为辨正，而孔子南游行迹，乃如天日之朗。盖发其阴翳于二千载之下，而与人以共见。苟有精思明辨之士，必晓然有见于吾说之非诬，而弗怪以为凿空之妄说也。 [book_title]二○、孔子去卫适陈在卫灵公卒后非卒前辨 余既考定孔子去卫在灵公之卒岁，而犹有说者，余疑孔子之去，未必在灵公卒前，而应在灵公之卒后也。何以言之？凡言孔子去卫在灵公卒前者，以《论语》“卫灵公问陈，孔子明日遂行”为据。然此事与《左传》答孔文子语大相类，而彼尤详备。崔述曰：“此本一事而传闻者异也。以理度之，灵公问陈之失小，孔文子问攻太叔之失大。彼可勿行，而此则当去。彼可因所问而导之以礼，此则但当以不对拒之。窃疑《左传》为得其实。”是《论语》此章，固已不可信。《世家》据《论语》而增之，曰：“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鸿，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行。”是谓孔子并不以灵公之问陈行，而灵公乃以孔子之一对而遽衰其礼貌也。其去理益远。其他《世家》载孔子去卫之故，又曰：“灵公与夫人同车，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丑之，去卫。”此事亦本《论语 子见南子章》而增益之。子见南子一事，昔人自孔《注》以下，率多疑者。次乘过市，尤为难信。必谓孔子于灵公卒前去卫，实无的据。（太史公《报任少卿书》，亦谓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文选》注引《家语》，孔子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出，令宦者雍渠参乘，使孔子为次乘，游过市，孔子耻之，于是去卫过曹。此言适陈，未详。今按过曹适陈，实一串事。惟谓居卫月余即去，决不可信。若果如此之决，亦不当屡去而屡返矣。故知《家语》与《世家》，实同一不可信也。）孟子曰：“孔子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孔子至卫，已当灵公三十八年，至灵公卒，先后五年。卫多贤臣，灵公亦好贤，于孔子未必遽失礼。故余疑孔子之去，乃在灵公之卒后也。 《年表》卫灵公卒后一岁，孔子过宋，是年夏，即至陈。灵公卒在前年夏，若孔子在夏前行，何以淹滞卫、曹之境，有一年之久？谓孔子以灵公卒后去，则时日适合。又《论语》有冉有、子贡问为卫君乎一章，崔述曰：“《论语 为卫君章》，冉有、子贡问答之辞皆似在卫之时，有所讳而不敢深言者。”又曰：“此章所称卫君，先儒皆以为出公辄，玩其辞意，良然。此章问答，当在孔子返卫之初。”余则谓此章在孔子去卫之前也。春秋哀二年夏，卫灵公卒，六月乙酉，晋赵鞅纳卫太子于戚，子父相抵之形已成。时孔子犹未去卫，二子之问如此，最切情事。（《论语集解》引郑玄曰：“卫君谓辄，卫灵公逐太子蒯聩，公薨而立孙辄，后晋赵鞅纳蒯聩于戚，卫石曼如帅师围之，故问其意助辄否乎。”石曼姑围戚在哀公二年春，时孔子方过宋适陈，郑氏未能详定孔子去卫之年，而漫述蒯聩、辄相抗之事，故援引石曼姑围戚以明以子拒父之实。实则当晋师纳蒯聩而卫不之迎，已显有敌抗之迹，二子之问，宁必俟卫人围戚以后？然郑氏此注，犹不以此章问答为孔子返卫后事。《史记 孔子世家》于孔子返卫后仅记子路问卫君待子为政一节，似亦不以此章为同时语。至苏子由《古史》乃以此段问答谓在鲁哀六年孔子返卫之后，而崔述承之，不悟以子拒父，自是当时惊人一大事，且孔子与诸弟子在卫已久，于其事尤应关切。虽已去卫，而师弟子之间，岂有不相与问答讨论以定其事理之是非。而谓远在出公四五年后，孔子重返卫，乃始见询及之耶？此皆误于以孔子在卫灵卒前已去卫，故于《论语》此章，不得不系之于孔子返卫之后。今定孔子于灵公卒后始去，而此章问答，正在临去之前，若较旧说为远胜。又按：《朱子语类》“夫子为卫君乎，若只言以子拒父，自不须疑而问。今冉有疑夫子为卫君者，以常法言之，则辄亦义所当立者也。以辄当立，故疑夫子助之。方实问辄之逃，当在灵公薨而夫人欲立之时，曰：然”，是亦见此章问答当在灵公初薨，辄初立时矣。惜为旧说缠缚，未能明白辨析耳。又张文檒《螺江日记》、王崧《乐山集》皆不信夷、齐让国事，对此章特创别解，然定为灵公初薨时问答，仍无害。）则孔子之去卫，当在此年六月后也。（又按：《论语》仪封人请见，阎氏《释地》云：“孔子时，卫都濮阳，为今大名府开州。仪邑城在今开封府兰阳县西北二十里，乃卫西南境，距其国都五百余里。不知孔子先至国而后至仪邑，或由仪至国都，皆不可知。要为第一次适卫无疑。何则？封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丧失位去国。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使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天生夫子，岂为鲁国已乎？其语与情踪正合。”余谓仪邑既远在卫西南境，孔子自鲁适卫，何须迂迴而过其地？此殆孔子去卫适陈时事，封人所说亦可通，不必定指去鲁言也。阎氏既详考其地域，而犹曲为之说者何哉？林春溥《孔门师弟年表后说》亦主此事在去卫适陈时。周柄中《四书典故辨正》谓“仪乃浚仪，今祥符，非仪封，乃去卫适陈要道”，其辨已是。惟说木铎仍引阎氏为去鲁适卫时，自相牴牾。） [book_title]二一、孔子过宋考 《世家》：“孔子去卫，过曹，适宋，又过郑，遂至陈。”臧庸《拜经日记》云：“二适字，皆过字之误，宜据《年表》校正。”今按：过曹事他无所见。过宋之事，《论》《孟》皆有之。《论语》：“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孟子》：“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皆是也。而其详见于在《世家》，云：“孔子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庄子》所谓伐檀于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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