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典故纪闻
[book_author]余继登
[book_date]明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史学,笔记,完结
[book_length]182456
[book_dec]笔记。明余继登著。十八卷。是书选录明开国至隆庆历朝故实，意在提供历史经验。按冯琦序谓作者的初衷为“取法于远，不如近也”，故“凡关国家大政大本则书，非大事而于世为急则书，非大非急，而为异闻见则书，非异而事所从起则书。”卷一至卷五为太祖朝事，卷六卷七为成祖朝事，卷八至卷一○为仁宗、宣宗两朝事，卷一一至卷一三为英宗、景帝朝事，卷一四至卷一六为宪宗、孝宗、武宗朝事，卷一七卷一八为世宗、穆宗朝事。然亦往往因细大不捐，未免类似于《起居注》或某朝实录加以“润色之词”，而受到《四库全书总目》的指摘。但仍不失其史料价值，对于了解明代文学和文化思想，亦可供参考。如卷二明初朱元璋反对“深怪险僻用语”，“雕刻为文”。卷一○记宣宗言“朕于取士，不尚虚文”，对明初文风有影响。卷一七记嘉靖时出现“创为异说，诡道背理，非毁朱子者”。文学风气之大变，至如卷一八所云：“文藻竞工，览者每为所眩。”书中每有许多寓言或故事性的记述，清隽可读。有万历间初刻本，清光绪间《畿辅丛书》据以重刻，民国间收入《丛书集成初编》。1981年中华书局点校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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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_title]●卷一
太祖攻陈野先时，方假寐，有蛇缘臂而走，左右惊告，视之，蛇有足，类龙而无角。意其神也，祝之曰：“若神物则栖我帽缨中。”蛇徐入缨中。太祖举帽戴之，遂诣敌营，设词谕降寨帅。既归，忘前蛇，坐久方寤，脱帽视之，蛇居缨中自若。乃引觞自酌，因以饮蛇，蛇亦饮，遂蜿蜒绕神椟，矫首四顾，复俯神主顶，若镂刻状。久之，升屋而去。
太祖克采石，诸将见粮畜，各欲资取而归。因令悉断舟缆，推置急流中，舟皆顺流东下。诸军惊问故，太祖曰：“成大事者不规小利，今举军渡江，幸而克捷，当乘胜径取太平。若各取财物以归，再举必难，大事去矣。”于是率诸军进取太平。
太祖攻太平，先令李善长为戒戢军士榜，及拔城即张之。士卒方剽掠，见榜，愕然不敢动。有一卒违令，即斩以徇，城中肃然。
陈野先攻太平，太祖按兵城上，令徐达等转战至城北。忽有双龙见于阵上云端，敌众惊愕仰视，我师因大破之，遂擒野先。
太祖擒陈兆先，降其众。择其骁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疑惧不自安。太祖觉其意，至暮，悉令入卫，屏旧人于外，解甲酣寝。众乃相谓曰：“既活我，又以腹心待我，何可不尽力图报？”及攻安庆，多先登。
太祖既定金陵，欲发兵取镇江，召诸将徐达等将兵往。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尝妄杀，汝等当体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母焚掠，母杀戮。有犯令者，处以军法。纵之者罚，无赦。”诸将顿首受命。及克镇江，城中晏然，民不知兵。
太祖初设营田司，以元帅康茂才为营田使。谕之曰：“理财乏道，莫先于农。春作方兴，虑旱涝不时，有妨农事，故命尔此职，分巡各处，俾高无患干，卑不病涝，务在蓄泄得宜。大抵设官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饰馆舍，迎送奔走，所至纷扰，无益于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太祖为吴王时，命按察司佥事分巡郡县录囚。左右或言：“去年释罪囚，今年又从未减，用法太宽则人不惧法，法纵弛无以为治。”上曰：“用法如用药，药本以济人，不以毙人。服之或误，必致戕生。法本以卫人，不以杀人。用之太过，则必致伤物。百姓自兵乱以来，初离创残，今归于我，正当抚绥之。况其间有一时误犯者，宁可尽法乎？大抵治狱以宽厚为本，少失宽厚则流入苛刻矣。所谓治新国用轻典，刑得其当则民自无冤抑。若执而不通，非合时宜也。”
太祖为吴王，即立管领民兵万户府。谕省臣曰：“古者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暇则讲武。今兵争之际，当因时制宜。所定郡县，民间岂无武勇之材？宜精加简拔，编缉为伍，立民兵万户府领之。俾农时则耕，闲则练习，有事则用之。事平，有功者一体升擢，无功者令还为民。则民无坐食之弊，国无不练之兵，庶几寓兵于农之意也。”
太祖自宣至徽，儒士唐仲实、姚琏来见。因言：“主公开创之功超于前代，然今日民虽得所归，而未遂生息。”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积少而费多，取给于民，甚非得已，亦皆为军需所用，未尝以一毫奉己。民之劳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尝忘也。”
太祖攻婺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云见城西，氤氲似盖，城中望之以为祥。及城下，乃知为驻跸之地。
儒士范祖斡初见太祖，持大学以进曰：“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
太祖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此道也。”
太祖为吴王时，召儒士许元、叶瓒玉、胡翰、吴沈、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载良、童翼、吴履、张起敬、孙履，皆会食省中。日令二人进讲经史，敷陈治道。
太祖既定宁越，欲取浙东诸郡，集诸将谕之曰：“仁义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夫克城虽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师比入建康，秋毫无犯，故一举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获苏，正当抚恤，使民乐于归附。则彼未下郡县，亦必闻风而归。吾每闻诸将下一城得一郡县不妄杀人，辄喜不自胜。盖师旅之行，势如烈火，火烈则人必避之。故鸟不萃鹰鹯之林，兽不入网罗之野，民必归宽厚之政。为将者能以不杀为心，非惟国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为子孙者亦必昌盛。”
太祖起兵时，所招安郡县将士，皆征粮于民，名曰“寨粮”，民甚病焉。胡大海以为言，遂罢之。
太祖为吴王时，方国珍以金玉饰马鞍来献。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谷粟布帛，其他宝玩非所好也。”却其献。
太祖视事东阁，天热甚，汗湿衣，左右更衣以进，皆经浣濯者。参军宋思颜曰：“主公躬行节俭，真可示法子孙。臣恐今日如此，而后或不然，愿始终如此。”太祖喜曰：“此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于目前，而不能及于久远；或能及其已然，而不能及于将然。今思颜见我能行于前，而虑我不能行于后，信能尽忠于我也。”乃赐之币。
句容有虎为民害者，太祖遣人捕获之，令养于民间，饲以犬。宋思颜以为扰民无益，太祖欣然，即命取二虎一熊杀之，分其肉赐百官。
越国公胡大海尝言：“吾武人不读书，然吾行军惟知有三事：不杀人，不虏人妇女，不焚毁人庐舍。”故其军一出远近皆趋附之，可为行兵者之法。
佥院常遇春守金华，其部将有扰民者，衢州总制王恺执而挞之市。遇春怒，使人让之。恺曰：“民者国之本，将军上股肱，肯令伤其本乎？挞一部将而万民安，亦将军所乐闻也。”遇春谢之。
太祖初命诸将于龙江等处屯田，惟康茂才所屯充仞。乃下令申谕诸将曰：“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昔汉武以屯田定西戎；魏武以务农足军食。定伯兴王，莫不由此。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若兵食尽资于民，则力重困，故令尔将士且耕且战，数年以来，未见功绪。惟茂才所屯，得谷一万五千余，以给军饷，尚余七千。以此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盖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宜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兵食充足，国有所赖。”
太祖谓中书省臣曰：“自古圣帝明王建邦设都，必得贤士大夫相与周旋，以成至治。今土宇日广，文武并用，卓荦奇伟之士世岂无之？或隐于山林，或藏于士伍，非在上者开导引拔之，则在下者无以自见。自今有能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出众者，参军及都督府俱以名闻。若其人虽不能文章，而识见可取，许谒阙面陈其事，吾将试之。”
太祖谓左相国徐达曰：“礼法国之纪纲，礼法正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吾昔起兵濠梁，见当时之将皆无礼法，恣情任私，纵为暴乱，不知驭下之道，是以卒至于亡。今吾所任将帅，即与定名分，明号令，故诸将皆听命。尔等为吾辅相，当守此道，无谨于始而忽于终也。”
太祖尝谓群臣曰：“剽悍骄暴，非人之性也，习也。苟有礼法以一之，则剽悍者可使善柔；骄暴者可使循帖。若踶啮之马，凋御有道，久则自然驯熟。属兹草创，苟非礼法，人无所守。然制礼立法非难，遵礼守法为难，此方今所当急者。”
太祖尝曰：“论道经邦，辅弼之臣；折冲御侮，将帅之职；论思献纳，侍从之任；激浊扬清，台察之司。此数者朝廷之要职也。至于绳愆纠缪，拾遗补过，谏诤之臣，尤难其人，抗直者或过于矫激，巽懦者又无所建明。必国尔忘家，公尔忘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将何所赖也？”
太祖与诸将论用兵方略。因曰：“汝等非不善战，然临事决机，智或不足。宜亲近儒者，取古人之书，听其议论，以资智识。”
太祖见陈友谅镂金床，曰：“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即命毁之。侍臣曰：“未富而骄，未贵而侈，所以取败。”太祖曰：“既富岂可骄？既贵岂可侈？有骄侈之心，虽富贵岂能保？处富贵者，正当抑奢侈，弘俭约，戒嗜欲，尤恐不足以慰民望，况穷天下之技巧以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覆车之辙不可蹈也。”
太祖尝谓廷臣曰：“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犹水也，欲其长流，水塞则众流障遏，言塞则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酬应天下之务，非兼听广询何以知其得失？《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夫刍荛，至贱者也。古人尚有取于其言，况左右前后之人与我共事者，岂无一得之长乎？诸公有所建明，当备陈之。”又曰：“国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系焉。君臣之间，各任其责。所行未当，即当速改，不宜有所隐避。若隐避而不言，相为容默，非事君之道，于己亦有不利。自今宜各尽乃心，直言无隐。”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立国之初，致贤为急。中书百司纲领，总率群属，须择贤者与之共理。但任人之道，大小轻重各适其宜。若委重于轻，是以拱桷而为梁栋；委大于小，是以钟庚而盛斗筲。”省臣对曰：“人有才者施于任使，宜无不可。”
太祖曰：“莫耶之利能断犀象，以之断石则必缺；骐骥之驶能致千里，以之服耒则必蹶。要必处之得其宜，用之尽其才可也。”
太祖闻诸功臣家僮仆多有横肆者，召徐达等谕之曰：“尔等从我，起身艰难。虽成此功，非旦夕所致。比闻尔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势骄恣逾越礼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他日或生衅隙，岂不为其所累？如治病，当急去其根。若隐忍姑息，经为身害。”
太祖时，曾下令，凡农民田伍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绵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为差。有司亲临督劝，惰不如令者有罚。不种桑，使出绢一疋；不种麻及木绵，出麻布绵布各一疋。按此令常行，民安有不足于衣者？
太祖尝命中书省录用诸司劾退官，因谓省臣曰：“人之才能，各有长短，故治效有迟速。夫质朴者多迂缓，狡猾者多便给。便给者虽善办事，或伤于急促，不能无损于民；迂缓者虽于事或有不逮，于民则无所损也。”
太祖以儒士杨训文为起居注，谕之曰：“起居之职非专事纪录而已，要在输忠纳诲，致主于无过之地而后为尽职也。吾平时于百官所言，一二日外犹寻绎不已。今尔在吾左右，可不尽言？”他日复命训文、滕毅集古无道之君若夏桀、商纣、秦皇、隋炀帝所行之事以进。曰：“往古人君所为善恶皆可以为龟鉴，吾所以观此者，欲知其丧乱之由以为戒耳。”
太祖尝下令曰：“主者之于士卒，既用其力，当恤其老，而寡妻弱子，尤宜优恤。予自兵兴十有余年，所将之兵，攻取四方，勤劳至矣。以其为亲兵也，故遣守外郡以佚之，其有老羸尝被创者，令其休养。营中死事物故者，妻子皆月给衣粮赈赡之。若老而思慕乡土，听令于应天府近便居止，庶去乡不远，以便往来，所给衣粮，悉如其旧。”
太祖尝谓太史令刘基等曰：“国家爱养生民，正犹保抱赤子，惟恐伤之。苟无常制，惟掊剑以朘其脂膏，虽有慈父不能收爱子之心。今日之计，当定赋以节用，则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祛末，则国计可以恒纾。”
太祖将营宫室，典营缮者以图进，见其有雕琢奇丽者，即去之。谓中书省臣曰：“宫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过为雕斫。昔尧茅茨土阶，采椽不斫，可谓极陋矣。然千古称盛德者，以尧为首。后世竟为奢侈，极宫室苑囿之娱，穷舆马珠玉之玩，欲心一纵，卒不可遏，乱由是起。夫上能崇节俭，则下无奢靡。吾尝谓珠玉非宝，节俭是宝。有所缔构，一以朴素，何必雕巧以殚天下之力也！”
吴元年，有省局匠告省臣云：“见一老人，言吴王即位三年当平一天下。问老人为谁，曰：‘我太白神也。’言讫遂不见。”省臣以闻，太祖曰：“此诞妄不可信！若太白神果见，当告君子，岂与小人语耶？今后凡事涉怪诞者，勿以闻。”
太祖尝谕按察司佥事周滇曰：“风宪纪纲之司惟在得人，则法清弊革。然凡事当存大体，苟察察以为明，苛刻以为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于风宪也。”
太祖尝禁种糯，其略言：曩以民间造酒糜费，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价稍平，颇有益于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农民今岁无得种糯，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谷丰积而价平，居民得所养以乐其生，庶几养民之实也。
太祖尝念仁祖太后始葬时礼有未备，议欲改葬，问博士许存仁等改葬当何据。对曰：“礼，改葬易常服用缌麻，葬毕除之。”乃命有司制素冠白缨衫绖，皆以粗布为之。起居王曰：“此比缌麻为重矣。”太祖曰：“与其轻也宁重。”时有言改葬恐泄山川灵气者，乃不复改。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吾昔在军中尝乏粮，空腹出战，归得一食，虽甚粗粝，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饮食丰美，心未尝忘之。况吾民居于田野，所业有限而供需百出，岂不重困？”于是免太平等府租赋有差。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古人祝颂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适观群下所进笺文，颂美之词过多，规戒之言未见，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诚之道。今后笺文只令文意平实，勿以虚词为美。”
太祖尝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因谓侍臣詹同曰：“三皇五帝之书不尽传于世，故后世鲜知其行事。汉武帝购求遗书而六经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见，甚有功于后世。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之良规。孔子之言，万世之师也。”
博士许存仁讲《尚书·洪范》至“休征咎征之应”，太祖曰：“天道微妙难知，人事感通易见，天人一理，必以类应。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则七政顺度，雨旸应期，灾害不生；不能修德则三辰失行，旱潦不时，乖异迭见，其应如向。今宜体此，不修人事，上合天道。”
吴元年，上海民钱鹤皋作乱，执华亭知县冯荣，荣不屈，囚置狱中。及徐达遣指挥葛俊擒鹤皋，荣始出狱，即争于俊曰：“反者鹤皋耳，余皆良民。即有从者亦皆迫胁，将军必欲加兵，荣请先死。有邑无民何以为治？”俊从之，全活甚众。
太祖谓起居注詹同曰：“国史贵乎直笔，是非善恶皆当书之。昔唐太宗观史虽失大体，然命直书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纪之事，是非善恶皆当明白直书，勿宜隐讳，使后世观之，不失其实也。”
前代朝贺皆用女乐，我太祖吴元年始革去不用。
太祖尝谓宪臣曰：“任官不当则庶事不理，用刑不当则无辜受害。辟之薅草莱者，施镈不谨必伤良苗；绳奸慝者，论法不当必伤善类。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于箠楚之下，屈抑顿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盖不得已，悬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辟之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则必伤，远之则无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毙人。刑本生人非求杀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轻用之，受枉者多矣。故钦恤二字，用刑之本也。”
太祖时除郡县官皆给道里费：知府五十两；知州三十五两；知县三十两；同知视知府五之三；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视府通判经历；州判视府同知半之；县丞主簿视知县半之；典史十两。著为令。又予文绮罗绢布，及其父母妻子，皆有差。盖谓初授官，不免假贷于人，或侵渔百姓，故欲其奉公，不得不先养其廉如此。
太祖因试将士，谕之曰：“汝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百步之外，又加五步焉，不能入矣。故善射者求中于百步之内。则弓无败折之患。驭马亦然，其力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里焉，则马力疲矣。故善驭马者，常使其力有余而不尽，则马无蹶伤之失。况攻战之际，马功居多，平原旷野，驰骋上下，无不从志，克敌追奔，所向无前，皆在马力。若不善于调养，使其力乏，则临阵之际必至败事，无以成功矣。”因下令，将士不得私乘战马及载他物，违令者罪之。
太祖以久不雨减膳素食，谓近臣吴去疾曰：“予以天旱故，率诸宫中皆令素食，使知民力艰难。往时宫中所需蔬茹醯酱，皆出大官供给，今皆以内官为之，惧其烦扰于民也。”
吏有受赃者，事觉赴井死。太祖闻之，谕群臣曰：“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爱利，而不知爱身。人之愚孰有甚于此？君子闻义则喜，见利则耻；小人见利则喜，闻义不徙。是故君子舍生取义，小人则舍生为利，所为相反。今其人死不足恤。”其事可为世之贪污者戒。
太祖尝召浙西降将，谕之曰：“吾所用诸将，多濠、泗、汝、颖诸州之人，勤苦俭约，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于逸乐。汝等亦非素富贵之家，一旦为将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礼纵横，今当革去旧习，如吾濠、泗诸将，庶可常保爵位。若肆志一时，虑不顾后，虽暂得快乐，旋复丧败，何足为真富贵乎？”
吴元年七月己丑，雷震宫门兽吻，得物若斧形而石质。太祖命藏之。出则使人负于驾前，临朝听政则奉置几案，以祗天戒。
太祖谕群臣曰：“古之贤君，常忧治世。古之贤臣，亦忧治君。贤臣之忧治君者，君常安。明主之忧治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广，斯民日蕃，而予心未尝一日忘其忧。诚以久困之民未尽苏息，抚绥之方未尽得宜，卿等能同予之忧乎？能同予忧，庶几格天心而和气可致矣。若窃位苟禄，于生民利病谩不加省，卒之祸败随至，不可得而救矣。可不惧哉！”
太祖一日祀山川毕，出斋次，顾谓世子等曰：“人情，贵则必骄，逸则忘劳，圣人所以戒盈满而谨怠荒。夫贵而不骄，逸而知劳，智周万物，心体众情，斯为人上之道。故天道下济而岁功成，人道克敏而德业著。历观往古，取法于上而治化于下者，皆由于此。今国家初定，民始息肩，汝能知其劳乎？能谙人情，则不至骄惰。今将士中夜而起，扈从至此，皆未食。汝可步归，庶谙劳逸，他日不致骄惰。”
太祖谓台省臣曰：“近代法令极烦，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勿袭其弊。如元时条格烦冗，吏得夤缘出入为奸，所以其害不胜。且以‘七杀’言之，谋杀、故杀、斗殴杀，既皆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误杀有可议者，要之与戏杀、过失杀亦不大相远。今立法正欲矫其旧弊，大概不过简严。简则无出入之弊，严则民知畏而不敢轻犯。尔等其体此意。”
太祖御白虎殿。谕群臣曰：“自古忠贤之士大概有三：辅国安邦，孜孜图治，从容委曲，劝君为善，君虽未听，言必再三。人君感悟而听用之，则朝廷尊安，庶务咸理。至于进用贤能，使野无遗逸，黜退邪佞，处置当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贤也。博习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虽忠于辅国，而胸中无机变之才，是古非今，胶柱鼓瑟，而强人君以难行之事。然观其本情忠鲠，亦可谓端人正士矣。屡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于为国，乃中等之贤也。又有经史之学虽无不通，然泥于古人之陈迹，不识经济之权衡，胸中混然不能辨别，每扬言高论，以为进谏，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后，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凡其谋事，自以为当而实不切于用，人君听之则以之自高，不听则谓不能行其言，既无益于国家，徒使人君有拒谏之名。然其心亦无他，不识时达变耳。此下等之贤也。予今论此三者，有识者自见耳。”
太祖谓省臣曰：“鞫狱当平恕，非大逆不道，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罚勿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连坐。”参政杨宪言：“民轻犯法，则犯者益众。”太祖曰：“民之为恶，犹衣之有积垢，加以浣濯，则可以复洁。污染之民，以善导之，则可以复新矣。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为术也浅。且求生于重典，是犹索鱼于釜，得活甚难。凡从轻典，虽不求其生，自无死之道。”
太祖新建宫殿成，命儒士熊鼎编类古人行事可为鉴戒者书于壁间，又命侍臣书《大学衍义》于西庑壁间，曰：“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用此以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国初建宫殿时，有言瑞州出文石，可琢以甃地者。太祖曰：“敦崇俭朴犹恐习奢，好尚华美岂不过侈？尔不能以节俭之道事予，乃导予以侈丽，夫岂予心哉！但构为宫室，已觉作者之劳，况远取文石，能不厉民乎？”言者大惭而退。
南京新造宫殿成。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军士多有因战斗而伤残者，既不可备行伍，今新宫成，当设备御，可于宫墙外周围隙地多造庐舍，令废疾者居之。昼则治生，夜则巡警。因给粮以赡之，庶得有所养也。”
国初习元旧，俱尚右。至吴元年十月，太祖始命百官礼仪俱尚左。改右相国为左相国，余官如之。
太祖初置御史台，命汤和等为左御史大夫等官。谕之曰：“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政。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实为清要。卿等当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盖己不正则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自治，则人有所瞻仰。毋徒拥虚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纵奸长恶，毋假公济私以伤人害物。《诗》云‘刚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之体也。”
太祖初命中书省定律令，谕之曰：“立法贵在简当，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晓。若条绪烦多，或一事而两端，可轻可重，使奸贪之吏，得以夤缘为奸，则所以禁残暴者，反以贼良善，非良法也。务求适中，以去烦弊。”故当时所定刑名条目，皆与臣下面议斟酌。其后条例日增，比拟日烦。轻重上下，惟凭奸吏之手。大失立法初意矣。
太祖遣世子、次子往临濠谒陵墓，谕之曰：“人情，习于宴安，必生骄惰。今使汝等于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因道途之险易，以知鞍马之勤劳；观小民之生业，以知衣食之艰难；察民情之好恶，以知风俗之美恶。即祖宗陵墓之所，访求故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之不易也。”于是择官辅导以行。
圜丘初成，太祖出观。时世子从行，因命左右导之，遍历农家，观其居处饮食器用。还，谓之曰：“汝知农之劳乎？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若复加之横敛，则民不胜其苦矣。故为民上者，不可不体下情。”
太祖指道旁荆楚谓世子曰：“古者用此为朴刑，盖以其能去风，虽伤不至过甚。苟用他物，恐致损生。此古人用心之仁，亦宜知之。”
太祖尝梦人以璧置于项，既而项肉隐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药傅之，无验。后遂成骨隆然，甚异。
大将军徐达等北征屡捷。太祖遣人谕之曰：“闻将军已下齐鲁诸郡，中外皆庆。予独谓胜而能戒者可以常胜；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虽胜，若始战；警者虽安，若履危。夫屡胜之兵易骄；久劳之师易溃。能虑于败乃可以无败；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须关防谨密，常若临敌，勿坐懈怠，为人所乘。慎之，慎之！”按此谕，凡为将者不可不知。
太祖尝谓大理寺卿周祯曰：“律令之设，所以使人不犯法。田野之民岂能悉晓其意？有误犯者，赦之则废法，尽法则无民。尔等所定律令，除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直解其义，颁之郡县，使民家喻户晓。”祯等乃为《律令直解》以进，太祖览之，喜曰：“前代所行《通制条格》之书，非不繁密，但资官吏弄法，民间知者绝少，是聋瞽天下之民，使之不觉犯法也。今吾以《律令直解》颁行，人人通晓，则犯法者自少矣。”
太祖时，中书省臣有请科民间布囊运粮者。太祖曰：“国家科差，不可苛细，苛细则民不堪。今库中布不乏，为囊甚易，何用复取于民？”
太祖以诸子年渐长，宜习勤劳使不骄惰。命内侍制麻履行腾，凡出城稍远，则令马行其二，步趋其一。
徐达既下山东郡县，太祖即遣官往抚辑之。谕之曰：“百姓安否在守令，守令之贤以才德，有才则可以应变集事，有德则足以善治。然为治之道亦有难易，当天下无事，民狃于奢纵，治化为难。及更丧乱，斯民凋弊，抚绥尤难。元之所以致乱者，虽上失其操柄，亦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于纵弛；强者急遽，发为暴横，以生乱阶。今新附之民，望治犹负疾者之望良医。医之术有攻治有保养，攻治者伐外邪，保养者扶元气。今民出丧乱，是外邪去矣。所望生养休息耳，即扶元气之谓也。有守令之寄者，当体予意，以抚字为心，毋重困之。”
太祖将告祀南郊，戒饣方百官曰：“人以一心对越上帝。毫发不诚，怠心必乘其机；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动天地感鬼神，惟诚与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远、鬼神幽隐而有忽心。然天虽高，所鉴甚迩；鬼神虽幽，所临则显。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则吾心之诚敬自不容于少忽矣。今当大祀，百官执事之人各宜慎之。”又谓李善长曰：“奉先思孝，祭神如在，诚敬无间，神灵其依。苟或有间，非奉先思孝之道也。”
太祖即位之前，以群臣推戴之意，告于上帝曰：“如臣可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祗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先是，连日雨雪阴霁，至正月旦雪霁，越三日省牲，云阴悉敛，日光皎然。至行礼，天宇廓清，星纬明朗，众皆忻悦。
元时诏书，首语曰“上天眷命”，太祖谓此未尽谦卑奉顺之意，始易为“奉天承运”，见人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
太祖因制太庙祭器，曰：“今之不可为古，犹古之不可为今。礼顺人情所贵，斟酌时宜。近世泥古，用笾豆之属以祭其先。生既不用，死而用之，似亦无谓。”于是制器用服御皆如事生之仪。
太祖谓侍臣曰：“朕念创业之艰难，日不暇食，夜不安寝。”侍臣对曰：“陛下日览万机，未免有劳圣虑。”
太祖曰：“汝曹不知，创业之初，其功甚难，守成之后，其事尤难。朕安敢怀宴安而忘艰难哉！”
太祖尝谕汤和曰：“军中之事，难于执一。惟当以德服人，必其负固弗顺，然后以威镇之。凡推德必先迩者，迩者远之所瞻；示威必先大者，大者小之所凭。迩服则远来，大慑则小惧。”又曰：“若欲人不违己，当使之以信；欲人成功，当任之以专。不信则令不一，不专则权有所分。”
太祖尝因宴群臣，谓之曰：“朕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广，生民之众，万机方殷，中夜寝不安枕，忧悬于心。”刘基对曰：“今四海一家，宜少纾圣虑。”太祖曰：“尧舜圣人，处无为之世，尚犹虑之。矧德非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脱于创残，其得无忧乎？夫处天下者，当以天下为忧。处一国者，当以一国为忧。处一家者，当以一家为忧。且以一身与天下国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谨，或致颠蹶，所养不谨，或生疚疾。况天下国家之重，岂可顷刻而忘警畏耶！”
[book_title]●卷二
太祖谕群臣曰：“吾观史传所载历代君臣，或聪明之君乐闻忠谠，而臣下循默奸谄不尽其诚者有之；或臣下不欺能抗颜直谏，而君上昏愚骄暴饰非拒谏者有之。臣不谏君，是不能尽臣职；君不受谏，是不能尽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见听，而反受其责，是虽得罪于昏君，然有功于社稷人民也。若君上乐于听谏，而臣下善于进谏，则政事岂有不善，天下岂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难。”
太祖初即位，中书议仿元旧制设中书令，欲奏以太子为之。太祖曰：“取法于古，必择其善者从之。元岂可法？且吾子年未长，学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礼师傅，讲习经传，博通古今，识达机宜，何必做中书令乎？”乃命钟同取《东宫官制》观之。因曰：“朕今立东宫官，取群臣勋德老成兼其职。老成旧人，动有典则。若新进之贤者，亦选择参用。”于是以李善长等皆兼东宫官，且谕之曰：“朕于东宫官属，不别设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盖军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令太子监国。若设府僚，卿等在内，事当启闻太子，或有听断不明，而与卿等意见不合，卿等必谓府僚导之，嫌疑将由是而生矣。”又曰：“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诘戎兵；召公告康王，告以张皇六师。此居安虑危，不忘武备。盖继世之君，生长富贵，昵于安逸，军旅之事多忽而不务，一有缓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太祖谓群臣曰：“忠臣爱君，谠言为国。盖爱君者，有过必谏，谏而不切者非忠也；为国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来朕每发言，百官但唯诺而已，其间岂无是非得失？而无有直言者，虽有不善，无由以闻。自今宜尽忠谠，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义也。”
太祖谓刘基曰：“今天下已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对曰：“生息之道在于宽仁。”太祖曰：“不施实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以朕观之，宽仁必当阜民之财而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宽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泽也。”
太祖御东阁，与学士陶安等论前代兴亡之事。因曰：“丧乱之源，由于骄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骄，处逸乐者易侈。骄则善言不入而过不闻，侈则善道不立而行不顾。如此者，未有不亡。”
太祖谓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尝一日自安。盖治天下犹治丝，一丝不理则众绪棼乱。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后行，惟恐不当，致生奸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顷刻安逸。至于刑法，尤所关心，然此岂人所能独理？卿等皆须究心，庶几民无冤抑，刑狱清省。”
太祖尝谕胡廷瑞曰：“吾昔微时在行伍中，见将帅统驭无法，心窃鄙之。及后握兵柄，所领一军皆新附之士。一日驱之野战，有二人犯令，即斩以徇。众皆股栗，莫敢违吾节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为！”
太祖命诸将北征，谕之曰：“汝等师行，非必掠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祸乱，以安生民。凡遇敌则战，若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器，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间或有遗弃孤幼在营，父母亲戚来求者，即还之。此阴骘美事，好共为之。”
应天府有滞狱逾半岁者。太祖闻之，惕然曰：“京师而有滞狱，郡县受枉者多矣。有司得人，以时决遣，安得有此？自今狱囚审鞠明白，须依时决遣，母使滞淹。”
太祖御奉天门，谓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谏者，有谗佞者。忠谏之言，始若难听，然甚有益，如药石之能济；谗佞之言，始若易听，然其贻患不可胜言。夫小人之为谗佞也，其设心机巧，渐渍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于人主，以探其浅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复有言，必以为其尝言者可信，将不复审察，谗佞者因得肆志而妨贤病国，无所不至。自古若此者甚多，而昏庸之君卒莫之悟，由其言甘而不逆于耳故也。惟刚明者审择于是非，取信于公论，不偏信人言，则谗佞之口可杜矣。”
太祖尝谓御史大夫文原吉曰；“比来台臣久无谏净，岂朝廷庶务皆尽善，抑朕不能听受故尔嘿嘿乎？尔等以言为职，所贵者忠言日闻，有益于天下国家。若君有过举而臣不言，是臣负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纳，是君负臣。朕每思，一介之士，于万乘之尊，其势悬绝，平居能言，临对之际，或畏避不能尽其辞，或仓卒不能达其意，故常霁色以纳之，惟恐其不尽言也。至于言无实者，亦略而不究。盖见秦汉以来，季世末主护短恶谏，诛戮忠直。人怀自保，无肯为言者。积咎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犹有薄食。人之所为，安能无过？惟能改过，便可成德。”原吉对曰：“陛下此心，即大禹好闻善言，成汤不吝改过之心也。言而无实，略不之咎，尤见天地之量。”太祖曰：“有其实而人言之，则当益勉于善；无其实而人言之，则当益戒于不善。但务纳其忠诚，何庸究其差错？”
太祖命翰林儒臣修《女戒》，谓学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使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执事，侍巾栉。若宠之太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观厉代宫闱，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乱者也。夫内嬖惑人，甚于鸩毒。惟贤明之主能察之于未然，其他未有不为所惑者。卿等为我纂述《女戒》及古贤妃之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
太祖尝命制军士战衣表里异色，令各变更服之以新军号，谓之鸳鸯战袄。
国初中书省议役法，每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别田足之，名曰均工夫。太祖曰：“民力有限，徭役无穷。当思节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劳困，岂能独安？自今凡有兴作，不得已者暂借其力。至于不急之务，浮泛之役，宜罢之。”
太祖以祭祀为国大事，念虑之际，儆戒或怠，则无以交神明。乃命礼官及诸儒臣总集郊社、宗庙、山川等仪及历代帝王祭祀感应祥异可为监戒者，为《存心录》以进。
蕲州进竹簟。太祖谓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贡，惟服食器用，故无耳目之娱，玩物之失。竹簟固为用物，但未有命而来献。若受之，恐天下闻风皆争进奇巧，则劳民伤财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献。
洪武初，近臣有进言山东旧有银场可兴举者。太祖曰：“银场之弊，我深知之。利于官者少，而损于民者多。况今凋瘵之余，岂可以此重劳民力？昔人有拔茶种桑民获其利者，汝岂不知？”言者惭而退。
太祖尝命画古孝行及身所经历艰难起家战伐之事为图，以示子孙。且谓侍臣曰：“富贵易骄，艰难易忽，久远易忘。后世子孙生长深宫，惟见富贵，习于奢侈，不知祖宗积累之难。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观览，庶有所警也。”
太祖尝谓侍臣曰：“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此辈在人主之侧，日见亲信，小心勤劳，如吕强、张承业之徒，岂得无之？但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之深戒。其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给使令传命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汉唐之祸，虽曰宦官之罪，亦人君宠爱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预政，虽欲为乱，其可得乎？”
太祖谕宋濂曰：“自古圣哲之君，知天下之难保也。故远声色，去奢靡，以图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顾，久而不厌。后世中才之主，当天下无事，侈心纵欲，鲜克有终。至秦皇、汉武，好神仙以求长生，疲精劳神，卒无所得。使移此心以图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观之，人君能清心寡欲，勤于政事，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此即神仙也。功业垂于简册，声名留于后世，此即长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难凭，幽怪之说易惑，在谨其所好尚耳。朕夙夜竞业以图天下之安，岂敢游心于此？”按太祖此谕，足祛千古之惑。
有风宪官二人，各讦所短于廷。其一人言甚便，其一人言简而缓。太祖曰：“理原于心，言发于口。心无所亏，辞出而简；心有所蔽，辞胜于理。彼二人者，其言寡者直，其言多者非。”诏廷臣诘之，言寡者果直。
太祖留心律令，已令群臣编定，尚恐有轻重失宜者，乃命儒臣四人同刑部官讲《唐律》，日写二十条取进，止择其可者从之。或轻重失宜，则亲为损益，务求至当。
太祖尝手诏中书省臣曰：“昨张冲上书言时事，其所言有可取者二事：一谓在廷之臣各令言朝廷得失，庶上有所据而用其所长；一谓中书省令各衙门正官各言得失，每月用三人言，言贵简当，选其陈事剀切不避忌讳者，量加擢用，以养忠直之气。此言甚可取也。夫闻得失则知利病，知利病则生民蒙其福；听忠直则正人多，正人多则朝廷清明矣。自古治世之君，皆由是道。若秦二世、隋炀帝所以亡者，坐不用此耳。”
洪武初，有御史言陶安隐微之过者。太祖曰：“尔何由知之？”对曰：“闻之于道路。”太祖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毁誉人，此为尽职乎？植佳木者必去蝉蠹；长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士者必绝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结以小信，而后逞其大诈。此人尝有所言，朕不疑而听之，故今日乃为此妄言。夫去小人当如扑火，及其未盛而扑之则易为力。不然，害滋大矣。”乃命中书省黜之。
洪武元年九月，下诏求贤。诏曰：“朕惟天下之广，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理之。向以干戈扰攘强宇，彼此致贤养民之道未之深讲。虽赖一时辅佐匡定大业，然怀才抱德之士，尚多隐于岩穴，岂有司之失于敦劝与朝廷之疏于礼待与？抑朕寡昧不足以致贤与？将在位者壅蔽使贤者不上达与？不然贤士大夫幼学壮行，思欲尧舜君民者，岂固没世而已哉？今天下甫定，愿与诸儒讲明治道，启沃朕心，以臻至治。岩穴之士有能以贤辅我以德济民者，有司礼遣之，朕将擢用焉。”
洪武初，有告富人谋反者，命御史台刑部勘问，皆不实。或言元时告谋反不实者，罪止杖一百，以开来告之路。太祖曰：“奸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为所诬多矣。自今凡告谋反不实者抵罪，著为令。”
司天监进元主所制水晶宫刻漏，备极机巧。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鼓。太祖谓侍臣曰：“废万机之务而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而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岂至亡灭！”命碎之。
太祖以梁贞、王仪为太子宾客、谕德等官。谕之曰：“范金砻玉，所以成器。尊师重傅，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辅导太子，必先养其德性，使进于高明。于帝王之道，礼乐之教及往古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朝夕与之论说。日闻谠言，自无非僻之干，积久以化。他日为政，自然合道。”
太祖命文原吉等分行天下，访求贤才。谕之曰：“天生人材，当为世用。然人之材有不同：明锐者质或剽轻；敦厚者性或迂缓；辨给者行或不逮；沉默者德或有余。卿等宜加精鉴。”又曰：“人材不绝于世，朕非患天下无贤，患知人之难耳。所举非所用，为患甚大。卿等慎之。”
太祖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克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分番夜直，选才俊之士充伴读。时赐宴赋诗，商确古今，评论文字，无虚日。
太祖因礼部奏定祭礼，谕之曰：“凡祭享之礼，载牲致帛，交于神明，费出己帑，神必歆之。如庶人陌纸瓣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弗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己力所致也。若国家仓廪府库，乃生民脂膏，以此为尊醪俎馔，充实神庭，徼求福祉，以私于身，神可欺乎？”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吾念将士征战而死者，其父母妻子尤可念也。死者既不可见，所可见者惟生存者耳，其即为优恤之。凡遇时节预给薪米钱物，使其死者受祭，生者有养，则吾君臣于岁时宴乐，心亦少安。”
太祖一日退朝，太子诸王侍，指宫中隙地谓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昔商纣崇饰宫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国亡；汉文帝欲作露台，而惜百金之费，当时民安国富。夫奢俭不同，治乱悬异。尔等当记吾言，常存警戒。”
或有言元之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者。太祖曰：“以宽得之，则闻之矣；以宽失之，则未之闻也。夫步急则踬，弦急则绝，民急则乱。居上之道，正当用宽。但云宽则得众，不云宽之失也。元季君臣耽于逸乐，循至沦亡。其失在于纵弛，实非宽也。大抵圣王之道，宽而有制，不以废弃为宽；简而有节，不以慢易为简。施之适中，则无弊矣。”
太祖尝手敕谕中书省臣曰：“中书法度之本，百司之所禀承，凡朝廷命令政教皆由斯出。事有不然，当直言改正。苟阿意曲从，言既出矣，追悔何及？《书》云：‘股肱惟人，良臣惟圣。’自今事有未当，卿等即以来言，求归至当。毋徒苟顺而已。”
太祖谓廷臣曰：“累黍可以成寸，积善可以成德。故小善可以成大善，小恶必至成大恶。”又曰：“积善如积土，久而不已则可以成山；积恶如防川，微而不塞必至于滔天。卿等皆时之俊杰，与朕康济天下，虽有小善，朕必录之。若有不善，勿吝速改。人能改过迁善，如镜之去垢，光辉日增。不然则终身朦蔽，罪恶日积，灾咎斯至矣。可不戒哉！”
太祖谓翰林侍读学士詹同曰：“以仁义定天下，虽迟而长久；以诈力取天下，虽易而速亡。监于周秦可见也。故周之仁厚，可以为法；秦之暴虐，可以为戒。”
太祖谕群臣曰：“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当体朕言。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犹人行坦途，从容自适。苟贪贿罹法，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可不戒哉！”
太祖命京卫将士练习武艺。谕之曰：“凡事必预备，然后有济。先时浚流，临旱免忧，已涸而汲，沃焦弗及。汝等当闲暇之日，宜练习武艺，不可谓无事便可宴安也。夫溺于宴乐者，必至于危亡；安而虑危者，乃可以常安。”
洪武二年春，太祖以天久不雨，告祭风云雷雨岳镇海渎等神一十八坛。中五坛亲行礼，为祭文以告。其略言：“天地好生，必不使下民至于失所。朕不敢烦渎天地，惟众神主司下土民物，参赞天地化机，愿神以民物之疾苦闻于上天后地，乞赐风雨以时，以成岁丰，养育民物，各遂其生。朕敢不知报。”
太祖谕诸将校曰：“自古帝王居安虑危，处治思乱。今天下初定，岂可遽以为安而妄警戒！朕观尔等，智虑多不及此，唯知享富贵，取娱乐，于所统军士，懵然不知简练。倘一旦有警，将安用之？朕昔下金华时，馆于廉访司，有给扫除老数人，能言元时点兵事。使者问其主将曰：‘尔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将举所佩系囊，出片纸，指其名曰：‘尽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乱，无兵可用。乃集农夫驱市民为兵，至不能弯弓发一矢，骈首就戮，妻子为俘。国之亡者，实此辈亡之也。尔等可不戒哉！”
太祖与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论学术曰：“为学之道，志不可满，量不可狭，意不可矜。志满则盈，量狭则骄，意矜则小。盈则损，骄则惰，小则卑陋。故圣人之学，以天为准；贤人之学，以圣为则。苟局于小而拘于凡近，则亦岂能充广其学哉！”
太祖谓翰林侍读学士詹同曰：“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杨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
太祖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诸子经，功臣子弟亦令入太学。仍谕之曰：“人有积金，必求良冶而范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于子弟有美质，不求明师而教之，岂爱子弟不如金玉也？盖师所以模范学者，使之成器，因其材力，各俾造就。朕诸子将有天下国家之责，功臣子弟将有职任之寄，教之之道，当以正心为本，心正则万事皆理矣。苟道之不以其正，为众欲所攻，其害不可胜言。卿等宜辅以实学，毋徒效文士记诵辞章而已。”
洪武二年五月，太祖祭方丘还，御便殿，谓侍臣曰：“上天之命，朕不敢知。古人有言‘天命不易’，又曰‘天命无常’，以难保无常之天命，付骄纵淫佚之庸主，岂有不败？朕常披览载籍，见前代帝王当祭祀时诚敬或有未至，必致非常妖孽，天命亦随而改。每念至此，中心惕然。”
太祖幸钟山归，由独龙冈步至淳化门始骑而入，谓侍臣曰：“朕久不历农亩，适见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悯其劳，徒步不觉至此。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为之司牧者亦尝悯念之乎？且均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古人常以为戒。夫衣帛当思织女之勤，食粟当念耕夫之苦。朕为此故不觉恻然于心也。”
太祖命吏部定内侍诸司官制，谕之曰：“朕观《周礼》所记，未及百人。后世至逾数千，卒为大患。今虽未能复古，亦当为防微之计。古时此辈所治，止于酒浆、醯醢、司服、守祧数事。今朕亦不过以备使令，非别有委任。可斟酌其制，毋令过多。”又顾谓侍臣曰：“此辈自古以来，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见。若用以为耳目，即耳目蔽矣；以为腹心，即腹心病矣。驭之之道，但常戒敕，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则骄恣，臣法则检束，检束则自不敢为非也。”
太祖尝谕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为忧者，唯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及守成贤君能之。其寻常之君不以天下为忧，反以天下为乐，国亡自此而始，何也？帝王得国之初，天必授于有德者，然频履忧患而后得之，其得之也难，故其忧之也深。若守成继体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则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畏哉！”
太祖以元末之君不能严宫阃之政，至宫嫔女谒私通外臣，而纳其贿赂，或施金帛于僧道，或番僧入宫中摄持受戒，而大臣命妇亦往来禁掖，淫渎邪乱，礼法荡然，以至于亡。遂深戒前代之失，著为令典，俾世守之。皇后之尊，止得治宫中嫔妇之事，即宫门之外，毫发事不预焉。自后妃以下至嫔侍女使，大小衣食之费，金银钱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宫奏之，而后发内使监官覆奏，方得赴所部关领。若尚宫不及奏，而朦胧发内官监，监官不覆奏而辄擅领之部者，皆论以死。或以私书出外者，罪亦如之。宫嫔以下遇有病，虽医者不得入宫中，以其证取药而已。群臣命妇，于庆节朔望，朝见宫中而止，无故即不得入宫中。人君亦无有见外命妇之礼。天子及亲王后妃宫嫔等，必慎选良家子而聘焉。戒勿受大臣所进，恐其夤缘为奸，不利于国也。至于外臣请谒寺观烧香禳告星斗之类，其禁尤严。
洪武三年五月，诏设科取士。诏曰：“朕闻成周之制，取才于贡土，故贤者在职，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风淳俗美，国易为治而教化彰显也。汉唐及宋，科举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词章之学，而不求德艺之全。前元依古设科，待士甚优。而权豪势要之官，每纳奔竞之人，夤缘阿附，辄窃仕禄，所得资品，或居贡土之上。其怀材抱道之贤耻与并进，甘隐山林而不起。风俗之弊，一至于此。今朕统一华夷，方与斯民共享升平之治。所虑官非其人，有殃吾民，愿得贤人君子而用之。自今年八月为始，特设科举，以起怀材抱道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廷。观其学识，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学出众者，待以显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彼游食奔竞之徒，自然易行。於戏！设科取士，期必得于全材。任官惟贤，庶可成于治道。咨尔有众，体予至怀。”
太祖以天下初定，欲通群下之情。日诏百官，悉侍左右，询问民情，谘访得失。或考问古今典礼制度。
太祖尝谓诸武臣曰：“用兵之道，当先固其本。本固而战，多胜少败。何谓本？内是也。内欲其实，实则难破。何谓实？有备之谓也。后世不知务此，至有战胜之余，遂忘武备。往往至于取败。人言天下平定之时，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后可以息兵，讲武而后可以偃武。若晋撤州郡之备，卒召五胡之扰；唐撤中国之备，终致安、史之乱。此无备之验也。夫当天下无虞之时，而常谨不虞之戒，武备可一日而忘哉！”
太祖御东阁，闻学士宋濂等讲“有土有人”章，曰：“人者国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则人怀，人安则国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则人归之如就父母。人心既归，有土有财，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怀众，虽有财亦何用哉！”
洪武三年二月，诏天下曰：“自古帝王开基立国，必赖贤俊之臣，共熙庶绩，以康兆民。是故殷汤周武既定天下，克用俊乂，列于庶位，故能光昭上下，泽流无穷。今朕肇基江左，统有万邦，稽古建官，期臻至治永。惟六部政繁任重，而在位未尽得人，岂朕用贤之道未广欤？抑贤智之士抗其志节而甘隐于岩穴欤？诏下之日，有司其悉心推访，以礼遣之。”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今人于书札多称顿首、再拜、百拜，皆非礼。其定为仪式：凡致书于尊者，称端肃奉书，答则称端肃奉复，敌己者称奉书奉复，上之与下称书寄书答，卑幼与尊长云家书敬覆，尊长与卑幼云书付某人。”
洪武三年六月，太祖以天久不雨，素服草履徒步出，诣山川坛。设藁席露坐。昼曝于日，顷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带。令皇后与妃亲执爨，为昔日农家之食。皇太子捧榼，杂麻麦菽粟以进。凡三日始还宫。仍斋宿于西庑，出内帑纱彩一万四千疋赐将校，于常例外给军士薪米。令法司决狱，复命有司访求天下儒术深明治道者。遂大雨，四郊沾足。
左副将李文忠送所获故元诸孙至省，省臣请献俘。太祖曰：“古虽有献俘之礼，武王伐殷，曾用之乎？”对曰：“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尝行之。”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孙，恐不行此礼。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烦，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献俘之礼，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毕赐以中国衣冠。故国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礼，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朝于中宫毕，赐中国服。”
元平，百官表贺。太祖问群臣元之所以亡与己之所以兴。因曰：“当元之季，君晏安于上，臣跋扈于下，国用不经，征敛日促，水旱灾荒，频年不绝，天怒人怨，盗贼蜂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图自全。及兵力日盛，凡东征西讨，削除渠魁，开拓疆宇。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有。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尽乃职，罔敢骄横，天下豪杰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之手。今获其遗胤，非天之降福，何以至此？《诗》曰：‘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
太祖尝谓太子曰：“天子之子与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系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系天下之安危。尔承主器之重，将有天下之责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齐家，取败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败岂但一身一家之比？将宗庙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灵皆受其殃。可不惧哉，可不戒哉！”
洪武三年七月，诏于午门外择空地立亭建碑，刻国家政事可为定式及政令之善者，著以为法。此最有益，不知何时遂废。
太祖一日阅内藏，慨然谓臣下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积为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费，取一己之娱，殚耳目之乐，是以天下之积为一己之奉也。今天下已平，国家无事，封赏之外，正宜俭约，以省浮费。”
太祖尝谕廷臣曰：“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定贵贱，明等威。是以汉高初兴，即有衣锦绣绮谷，操兵乘马之禁。历代皆然。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而奴仆贱隶往往肆侈于乡曲。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失政也。中书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条，颁布中外，俾各有所守。”于是省部定职官自一品至九品房舍、车舆、器用、衣服各有等差。庶民房舍不过三间，不得用斗拱彩色；其男女衣服并不得用金绣、锦绮、纻丝、绫罗，止用绸绢素纱；首饰钏镯不得用金玉珠翠，止用银；靴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违者罪之。
礼部尚书陶凯等据古礼，请每膳用乐。太祖曰：“古之帝王，功德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间洽然太和。虽日一举乐，不为过也。今天下虽定，人民未苏，北征将士尚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忧勤之不暇，岂可忘将士之劳，而自为佚乐哉！”
太祖谕中书省臣曰：“往者四方争斗，民不得其死者多矣。中原草莽，遗骸遍野，朕恻然于心。宜遣人循历水陆，悉收瘗之。”
洪武初，御史袁凯言：“今天下已定，将帅在京师者，于君臣之礼，恐未悉究。臣愿于都督府延至通经学古之士，每于诸将朔望早朝后，俱赴都堂听讲经史。庶几忠君爱国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生。”太祖深以为然，遂敕省台延聘儒士，于午门番直，与诸将说书。
太祖一日朝退，见二内使干靴行雨中，责之曰：“靴虽微，皆出民力。民之为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爱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因敕百官入朝遇雨雪，许服雨衣。
太祖大宴诸功臣，因谕之曰：“创业之际，朕与卿等劳心苦力，艰难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万几，不敢斯须自逸。诚思天下大业以艰难得之，必当以艰难守之。卿等今日安享爵位，优游富贵，不可忘艰难之时。人之常情，每谨于忧患而忽于晏安，不知忧患之来始于晏安也。明者能烛于未形；昧者犹蔽于已著。事未形犹可图也；患已著则无及矣。大抵人处富贵，欲不可纵，欲纵则奢；情不可佚，情佚则淫。奢淫之至，忧危乘之。今日与卿等宴饮极欢，恐久而忘其艰难，故相戒勉也。”
太祖已大封功臣，思天下大定，皆诸将之力。存者得膺爵赏，没者乃不复见。遂设坛亲祭之，且抚其兄弟子孙，俾食其禄。又设坛祭战殁军士，优养其父母妻子。
太祖一日罢朝，坐东阁，召诸武臣，谕之曰：“尔等退朝之暇，亦尝亲近儒生乎？往在战阵之间，提兵御敌，以勇敢为先，以战斗为能，以必胜为功。今居间无事，勇力无所施，当与儒生讲求古之名将成功立业之后，事君有道，持身有礼，谦让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骄淫奢侈，暴横不法，不能保全始终者何人。常以此为鉴戒，择其善者而从之，则可与古之贤将并矣。”
太祖闻公侯中有好神仙者。谕之曰：“神仙之术，以长生为说，又缪为不死之药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无验，且有服药以丧其身者。盖由富贵之极，惟恐一旦身殁不能久享其乐，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术信然可以长生，何故四海之内千百年间，曾无一人得其术而久住于世者？若谓神仙混物，非凡人所能识。此乃欺世之言，初不可信。人能惩忿窒欲，养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称，名垂不朽，虽死犹生，何必枯坐服药，以求不死？况万无此，当痛绝之。”
太视览儒士严礼等上言治道书。谓侍臣曰：“元氏之亡，由委任权臣，上下蒙蔽。今礼言不得隔越中书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今创业之初，正当使下情通达于上，而犹欲效之，可乎？”
太祖因礼部尚书陶凯请选人专任东宫官属，罢兼领之职。谕之曰：“朕以廷臣有才望勋德者兼东宫官，非无谓也。尝虑廷臣与东宫官属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谋，离间骨肉，其祸非细。若江充之事，可为明鉴。朕今立法，令省台都督府官兼东宫赞辅之职，父子一体，君臣一心，庶几无相构之患也。”
[book_title]●卷三
太祖因享庙，谓礼部臣曰：“经言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人谨方寸于此，而能格神明于彼，由至诚也。然人心操舍无常，有所警而后无所放。乃命礼部铸铜人一，高尺有五寸，手执简书，斋戒三日，凡致斋之期则置朕前，庶朕心有所警省而不敢放也。”
太祖谓李善长曰：“人之一心，最难点检。朕起兵后，年二十七八，血气方刚，军士日众。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谁能禁我者？因思心为身之主帅，若一事不合理则百事皆废，所以常自点检。此身与心若两敌然，时时自相争战。凡诸事，为必求至当，以此号令得行，肇成大业。今每遇祭祀，以为当斋整心志，对越神明。而此心不能不为事物所动，检持甚难。盖防闲此身，使不妄动，则自信己能；若防闲此心，使不妄动，尚难能也。”
洪武四年春，严内城门禁之法。官一日一代，士卒三日一代。凡内官内使，出入皆用号牌。有以兵器杂药到门者，论如律。
中书省臣言：“宦官俸宜月给三石。”太祖曰：“内使辈衣食，于内自有定额。彼得俸，将焉用之？但月给一石足矣。”
太祖谓省台臣曰：“朕诸子日知务学，必择端谨文学之臣兼宫寮之职，日与之居，讲说经史，蓄养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籍天下国家之重。但人之相与，气习易移。与正人处，则日习于正，如行康衢，自不为偏岐所惑；与邪人处，则日习于邪，如由曲径，往而不返，不觉入荆棘中矣。”
太祖以刘真为治书侍御史。谕之曰：“台宪之官，不专于纠察，朝廷政事或有遗阙，皆得言之。人君日理万几，听断之际岂能一一尽善？若臣下阿意顺旨，不肯匡正，则贻患无穷。今擢卿为侍御史，居朝廷之上，当怀蹇谔之风以为百官表率。至于激浊扬清，使奸邪屏迹，善人汇进，则御史之职兼尽矣。”
刑部搜狱中囚，得一私书，乃吴兴王升以寄其子平凉知县填者，其言曰：“凡为官须廉洁自持，贫者士之常也，古人谓贫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抚民以仁慈为心，报国以忠勤为本，处己以谦敬为先，进修以学业为务。有暇日，宜玩味经史，至于先儒性理之书，亦当潜心其间，于此见得透彻，则自然所思无邪。又熟读律令，则守法不惑，仕与学不可偏废。人便则买附子二三枚，川椒一二斤，必经税而后来，余物非所觊也。”太祖览书，嘉叹良久，赐升手诏，遣使往谕，赐白金百两、绢十疋、附子五枚、川椒五斤，仍复其家。
太祖谓群臣曰：“凡事，勤则成，怠则废，思则通，昏则窒。故善持其志者，不为昏怠所乘，是以业日广，德日进。圣人初无异于常人，而常人不能如圣人者，以弗勤弗思耳。”
洪武四年五月，以李守道、詹同为吏部尚书。谕之曰：“吏部者，鉴衡之司。鉴明则物之妍媸无所遁，衡平则物之轻重得其当。盖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贤否在吏部。任得其人则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则瘝官旷职。卿等居持衡秉鉴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别贤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太祖与群臣论刑法。或曰：“法重则人不轻犯，吏察则下无遁情。”曰：“不然。法重则刑滥，吏察则政苛。钳制下民，而犯者必众；钩索下情，而巧伪必滋。夫垒石之冈，势非不峻，然草木不茂；金铁之溪，水非不清，然鱼鳖不生。古人立法制刑，以防恶卫善。故唐虞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秦有凿颠抽胁之刑，惨夷之诛，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谓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则民无所措其手足矣。朕闻帝王平刑缓狱而天下服从，未闻用商韩之法可以致尧舜之治也。”
太祖谓丞相汪广洋曰：“朕观前代人君，多喜佞谀以饰虚名，甚至臣下诈为瑞应以恣矫诬。至于天灾垂戒，厌闻于耳。如宋真宗初相李沆，日闻灾异，其心犹存警惕。后大臣首启天书，以侈其心，致使言祥瑞者相继于途。朕思凡事惟在于诚，况为天下国家，而可伪乎？尔中书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灾异及蝗旱之事，即时报闻。”
太祖与侍臣论用将。曰：“秦裕伯尝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贪。其说虽本于孙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敌制胜，智勇兼尽，岂可谓愚？攻城野战，捐躯徇国，岂可谓贪？若果贪愚之人，不可使也。”
太祖观《大学衍义》，至晁错谓：“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之而不伤。”真德秀释之曰：“人君不穷兵黩武，则能生之而不伤。”顾谓侍臣曰：“朕每临阵，观两军交战，出没于锋镝之下，呼吸之间，创残死亡，心甚不忍。尝思为君恤民，所重者兵与刑耳。滥刑者陷人于无辜，黩兵者驱人于死地。有国家者所当深戒也。”
太祖谓省台诸臣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用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卿等当知朕此意。”
太祖谕京卫诸将士曰：“勤俭为治身之本，奢侈为丧家之源。近闻尔等耽嗜于酒，一醉之费不知其几。以有限之资，供无厌之费，岁月滋久，岂得不乏！且男不知耕，女不知织，而饮食衣服必欲奢侈。夫习奢不已，入俭良难，非保家之道。自今宜量入为出，裁省妄费，宁使有余，毋令不足。”
太祖闻诸勋臣庄佃多倚势害人者。召诸臣谕之曰：“古人不亏小节，故能全大功；不遗细行，故能成大德。是以富贵终身，声名永世。今卿等功成名立，保守晚节，正当留意。而庄佃之家倚汝势，挟汝威，以凌暴乡里，卿等何可不严戒之？彼小人耳，戒之不严，必渐自纵不已，必累尔德也。”
太祖尝谕群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虽不同，要皆尽其职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日之所为必求与食相称，或有不及，明日必补之，其心始安。贤人君子于国家尽心如此，朝廷岂有废事，天下安得不治？朕每夜不安寝，未明视朝，常恐天下之事或有废怠不举，民受其弊。卿等当体朕怀。”
洪武五年二月，安南国王遣陪臣朝贡，礼部已受表。将入见，主事曾鲁取其副视之，曰：“前王乃陈日熞，今表曰叔明，必有以也。白尚书诘之。”盖叔明逼死日熞，惧朝廷致讨，故托贡以觇之，遂却其贡。
洪武五年五月，太祖祭方丘毕，还宫。皇后妃嫔见，谓之曰：“方农时，天久不雨，秧苗尚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也，甚忧之。汝等宜皆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泽降，复常膳如故。”是夜大雨，诘旦，水深尺余。
句容民献同蒂嘉瓜二，省臣以进。太祖曰：“草木之祥，生于其地，亦惟其土之人应之，于朕何预？若尽天地之间，时和岁丰，乃王者之祯。故王祯不在于微物。赐民钱遣之。”
太祖曾造红牌，镌戒谕后妃之词，悬于宫中。其牌用铁，饰字以金，其词不可考也。
太祖念驿传重繁，谕省臣曰：“善治者，视民犹己，爱而勿伤；不善治者，征敛诛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臣一体，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岂能独安厥位乎？譬之驭马者，急衔勒，厉鞭策，求骋不已，鲜不颠蹶。马既颠蹶，人独能无伤乎？元之末政，宽者失之纵，猛者失之暴。观其驿传一事，尽百姓之力而苦劳之，此与驭马者何异？自今马夫必以粮富丁多者充之，有司务加存抚。有非法扰害者，罪之。”
洪武五年十二月，诏曰：“农桑衣食之本，学校理道之原。朕尝设置有司，颁降条章，敦笃教化。务欲使民丰衣足食，理道畅焉。何有司不遵朕命，秩满赴京者，往往不书农桑之务、学校之教，甚违朕意。特敕中书，令有司今后考课，必书农桑学校之绩。违者降罚。民有不奉天时负地利，及师不教导生徒隳学者，皆论如律。於戏！彝伦不振，实君师之过。坐享民供而不修政教，亦岂职分之当为？凡在君民，体朕至意。”
太祖尝于冬月幸三山门观修浚城濠者，见有役夫裸行水中，若探物状。令人问之，则督工吏掷其锄于水中，求之未得耳。令别取锄偿之。曰：“农夫供役，手足皴裂，亦甚劳矣，尚忍加害乎？”捕吏杖之。顾谓丞相曰：“今日衣重裘体犹觉寒，况役夫贫困无衣，其苦何可胜道？”即命罢其役，仍命行工部，遣各夫匠还家。
内使有奏增肉饲虎者，太祖曰：“养牛以供耕作，养马以资骑乘，养虎欲以何用？而费肉饲之乎？”命以虎送光禄，他禽兽皆纵之。
太祖尝谕来朝守令曰：“慈祥恺悌，身之德也。刻薄残酷，德之贼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贼，小人养其贼而悖其德，故殃流于众。且人莫不有是德，君子守之不失，故天理恒昭融于中；小人舍而不为，故私欲恒蔽锢其内。朕之任官，所用惟贤。举廉兴孝，惟欲厚俗；崇德劝善，惟欲成风。若伪为慈祥，必无仁爱之实；伪为恺悌，必无乐易之诚。尔等勉修厥德，广施惠政，以副朕怀。”
太祖尝谓御史台臣曰：“为人不可太刚，亦不可太柔。刚则伤物，柔则废事。往见贪饕之徒，常执谦下，不拂人意。盖缘所守不正恐举劾其奸，故为此取媚之态。人喜其媚己，以为贤，则堕其术中矣。其不贪者自谓操守廉洁，故与人言，议稍有不合，辄起争端。此虽刚强，人恶其拂己，以为不肖，则失人矣。夫以中而处刚，则必无矫激之情；以正而处柔，则必无畏佞之态。”
太祖谓詹同曰：“声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则祸败随之，故其为害甚于鸩毒。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声，何求而不得？苟不知远之，则小人乘间纳其淫邪，不为所迷惑者几人焉？况创业垂统之君，为子孙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谨。”
太祖尝命御史察举天下有司，谕之曰：“古人有言，礼义以待君子，刑戮加于小人。盖君子有犯，或出于过误，可以情恕。小人之心奸诡百端，无所不至，若有犯，当按法去之，不尔则遗民患。君子过误，责之以礼义，则自知愧悚，必思改为。彼小人者不知廉耻，终无忌惮，所以不得不去之也。故朕于廉能之官，虽或有过，常加宥免；若贪官之徒，虽小罪不赦也”。
太祖制中都城隍神主成，谓宋濂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朕则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自朝达暮，恒竞惕自持。夫人君，父天母地，而为民父母者也。苟所为不能合天地之道，是违父母之心；不能安斯民于宇内，是失天下之心矣。如此者，可不畏哉！”
太祖命群臣采汉唐以来藩王善恶可为劝戒者，著为书，曰《昭鉴录》，以赐藩王。因谓秦王傅文原吉等曰：“朕于诸子，尝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一，言笑斥其妄；一，饮食教之节；一，服用教之俭。恐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恐其不知民之勤苦也，尝使之少服劳事。但人情易至于纵恣，故令卿等编辑此书，必时时进说，使知所警戒。”
太祖一日阅武罢，谕诸将曰：“畜兵所以卫民，劳民所以养兵。今尔等无耕耨之劳而充其食，无织之苦而足其衣，是皆出于民也。无知之徒不知捍御之道，横起凌虐之心以害其民，民受其害而至于困弊者，是自损其衣食之本也，不仁甚矣。尔等宜戒其恣纵之心，体朕恤下之意。且贵能思贱、富能思贫者，善处富贵也；忧能同其忧、乐能同其乐，善体众情也；不违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心，合乎上天之心，斯可以享有富贵矣。”
卫卒有差还，受亲旧私遗者，卫官以违法并逮其亲识，请罪之。太祖曰：“人归故乡，孰无亲识？慰劳馈赠，人之常情。”命皆释之。因谓侍臣曰：“近来诸司用法，殊觉苛细。用法如此，使人举动即罹刑网，甚失宽厚之意。”
太祖谓群臣曰：“昔唐太宗谓：‘人主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殆，岂可得也？’此言甚善。朕观汤以从谏弗咈而兴；纣以饰非拒谏而亡。兴亡之道在从谏与咈谏耳。大抵自贤者必自用，自用则上不畏天命，下不恤人言，不亡何待？从谏者则乐善，乐善则正人日亲，俭人日远，号令政事必底于善。故未有不兴者。朕于卿等深有所望，勿怀顾忌而不尽言。”
太祖尝命吏部访求天下贤才，谕之曰：“世有贤才，国之宝也。古之圣王恒汲汲于求贤，盖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鸿鹄之能远举者，为其有羽翼也；蛟龙之能腾跃者，为其有鳞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今山林之士，岂无德行文艺之可称者？宜令有司采举，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图至治。”
太祖谓中书省臣曰：“马虽至驽，策励可以致远；木虽至朴，绳削可以致用；人虽至愚，勉教可以成材。故圣人之教无弃人；君子之化无鄙俗。今之为吏犯法者多，若得贤官长以表率之，岂有不化而为善者。自今台省六部官，遇有暇时，集属吏，或教以经史，或讲以时务，以变其气质。年终考之，视其率教与否，则可以知其贤不肖矣。”
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词质实不华，诚可为千万世法。汉、魏之间，犹为近古。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丽绮靡而古法荡然矣。唐、宋之时，名儒辈出，虽欲变之，而卒未能尽变。近代制诰表章之类，仍蹈旧习。朕尝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诰谕臣下之词，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中书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
太祖尝谓皇太子曰：“人君统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后临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今日，凡治军旅理民事，无不尽心。恒虑处事未当，故常深念古人。为治必广视听，凡言之善者，吾即行之；不善者，吾虽不行，亦绎思至再，果不可行，然后置之。夫虑事贵明，处事贵断，庶几不眩。况汝生长宫掖，未涉世故，若局于见闻则视听不广，而欲以区区知识决天下之务，能一一当理，难矣！宜亲贤乐善以广聪明。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顺己之意必审其非。如此，则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
太祖谕中书省臣曰：“忧人者当体其心，爱人者每惜其力。朕尝亲军旅，备知其疾苦。每进一膳，即思天下军民之饥；服一衣，即思天下军民之寒。今临濠营造之士，宜各给衣米，庶不至饥寒也。”
太祖尝谓秦府左相文原吉曰：“蓄药所以防病，积货所以防贫，用贤所以辅德。朕为诸子择贤以为之辅，尔等居左右宜朝夕规诲，以成其德。人情于大事或能谨之，而常忽于细微。夫细行不谨，大德必亏；姑息小过，大愆必至。尔若曰所失者小，可勿言也。俟其大失，然后规之救，有所弗及矣。夫善虽小，可以成名；恶虽小，足以亡身。尔等宜尽心所事。”
洪武六年十月，太祖尝命礼部考究前代纠劾内官之法，礼部议置内正司，设司正、司副，专掌纠察内官失仪及不法者。”
潞州贡人参。太祖谕之曰：朕闻人参得之甚艰，岂不劳民？今后不必进。”因谓省臣曰：“往年金华贡香米，朕命止之。遂于苑中种数十亩，计所入，亦足供用。太原岁进蒲萄酒，自今亦令其勿进。国家以养民为务，岂以口腹累人哉！尝闻宋太祖家法，子孙不得于远方取珍味，甚得贻谋之道也。”
太祖谓都督府臣曰：“自古贤君，皆安不忘危，治不忘乱。今重兵之镇，惟在北边，然皆坐食民之租税。将不知教，兵不知习，猝欲用之，岂能济事？且兵食一出于民，所谓农夫百养战士一，疲民力以供闲卒，非长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兵得所养而民力不劳，此长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废事。今命尔等往彰德、济宁、真定等处，统理军政，凡镇守、屯田、训练之务，皆专之。”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春分，当朝日，以是日日食，改于己亥日行礼，释奠先师孔子，亦改于次丁日。”
彰德府税课司有税及民间瓜菜柿枣畜牧饮食之物者，事闻，太祖曰：“古谓聚敛之臣甚于盗臣，正此等官吏也。”命执而罪之。
礼部尚书牛谅言：“古礼，凡大祀斋日，宰犊牛为膳，以助精神。”太祖曰：“大牢非常用，致斋三日而供三犊，所费太侈。夫俭可以制欲，澹可以顺性。若无节制，惟事奢侈，徒增伤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谅曰：“周礼古人所定，非过侈也。”曰：“周官之法，不行于后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初大祀，既终献，方行分献礼。太祖以为未当。命学士承旨詹同与学士宋濂议，乃改定初献奠玉帛将毕，即分官行初献礼。亚献、终献皆如之。又谓古人祭用香烛，所以达道阴阳，以接神明。初无上香之礼，遂罢之。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天下一家，民犹一体，有不得其所者，当思所以安养之。昔吾在民间，目击其苦。鳏寡孤独饥寒困踣之徒，常自厌生，恨不即死。吾乱离遇此，心常恻然。故躬提师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余年，若天下之民有流离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于代天之工，亦不能尽。其令天下郡县，访穷民无告者，月给以衣食，无依者，给以屋舍。”
山阳民有父得罪当杖而子请代者。太祖谓刑官曰：“父子之亲，天性也。然不亲不逊之徒，亲遭患难，有坐视而不顾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于至情。朕为孝子屈法，以劝励天下。其释之。”
太祖命御史台选国子生分教北方，谕之曰：“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即中材或坠于小人。近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欲求方闻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学诸生中，年长学优者，卿宜选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
太祖尝谓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聪明，过而不闻其过，阙而不知其阙，故必有献替之臣，忠谋之士，日处左右以拾遗补阙。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无谴责之患。故人思尽职竭其忠诚，无有隐讳。如此，则嘉言日闻，君德日新。令闻长世，允为贤明。若昏庸之主，吝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躯保禄之臣，缄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谏，塞其聪明，昧于治理，必至沦亡而后已。由此观之，能受谏与不能受谏之异也。”
太祖谓侍臣曰：“举大器者，不可以独运；居大业者，不可以独成。故择贤任能，布列庶位，安危协心，盛衰同德。昔殷周之兴也，用伊尹、周公诸贤，故卜世永久，历祚灵长。秦、隋之季，弃群策于汉高，委英雄于唐主，独任其智，未几而亡。盖根疏者易拔，源浅者易涸。人君欲弘其德，惟当广览兼听，博达群情，则治益盛隆，道日光大矣。”
洪武八年，改建大内宫殿。太祖谓廷臣曰：“唐虞之时，宫室朴素。后世穷极侈丽，习尚华美，去古远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坚壮可传永久，使吾后世子孙守以为法。至于台榭苑囿之作，劳民费财，以事游观之乐，朕决不为。其饬所司，如朕之志。”
太祖与侍臣论用人之道，谓之曰：“金石之有声，击之而后鸣；舟航之能运，操之而后动；贤者之有才，用之而后见。然人之才智，有长于彼而短于此者，若因其短而并弃其所长，则天下之才难矣。”
洪武时南郊甘露降，群臣有献诗颂德者。太祖曰：“人之常情，好祥恶妖，然天道幽微莫测，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睹妖而能惩，妖未必皆凶。盖闻灾而惧，或者蒙休；见瑞而喜，反以致咎。何则？凡人惧则戒心常存，喜则侈心易纵。朕德不逮，惟图修省之不暇，岂敢以此为己所致哉！”
太祖谓太子、诸王曰：“汝等闻修德进贤之道乎？藻率杂佩，为身之容；恭逊温良，为德之容。见于外者，可知其内。古之君子，德充于内而著乎外，所以器识高明而善道日臻，恶行不见而邪僻益远。己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贤者汇进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进贤，则天下国家未有不治。不知务此者，鲜不取败。夫货财声色，为戕德之斧斤；谗佞谄谀，乃杜贤之荆棘。当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于嗜好，则必为其所陷矣。”
太祖命汤和等防边，谕之曰：“自古重于边防，边境安则中国无事。然虏人聚散无常，若边防不严，即入为寇，待其入寇而后逐之，则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尝敕边将严为之备，复恐久而懈惰，特命卿等率众以往。众至边上，常存戒心，虽不见敌，常若临敌，则不至有失矣。”
洪武九年五月，将有事于方丘，适有晋王妃之丧，太祖命翰林官考古制以闻。学士宋濂等言：“按《王制》，丧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绋而行事。宋真宗时有内丧，神宗当郊而丧未除，皆未尝废。夫郊社之礼，国之大事，圣人所重。虽有三年之丧，亦不敢废，所以示有尊也。”从之。
洪武时，日照知县马亮考满，州上其考曰：“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太祖曰：“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风化之原，此守令先务。不知务此，而曰长于督运，是弃本而务末，岂其职哉？”遂黜之。
洪武时，福建参政魏鉴、瞿庄笞奸吏至死，太祖赐玺书劳之曰：“自古天下之治乱，在于君臣之能驭不能驭耳。若君能驭臣，臣能驭吏，故治由此始；若君不能驭臣，臣无以驭吏，则乱亦由此始。或云胥吏小人，何预治乱，是大不然。吏诈则蠹政，政既隳矣，民何由安？朕所以著为令，欲使上官驭吏，严之以法。奈何贪官动为下人所持，任其纵横，莫敢谁何！所以政弛而民受枉。今丞相奏福建两参政致极刑于奸吏，朕闻兹事，当哉。故往谕之。尚慎终如始，乃能其官。”
太祖与侍臣论及古之女宠、宦官、外戚、权臣、藩镇、夷狄之祸，曰：“汉无外戚阉宦之权，唐无藩镇夷狄之祸，国何能灭？朕观往古，深用为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于声色，严宫闱之禁，贵贱有体，恩不掩义，女宠之祸，何自而生？不牵于私爱，惟贤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祸，何由而作？阍寺便习，职在扫除，供给使令，不假以兵柄，则无宦寺之祸。上下相维，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谨威福之下移，则无权臣之患。藩镇之设，本以卫民，使财归有司，兵必合符而调，岂有跋扈之忧？至于御夷狄，则修武备，谨边防，来则御之，去不穷追，岂有侵暴之虞？凡此数事，尝欲著书，使后世子孙以时观览，亦社稷无穷之利也。”
洪武时，刑部主事茹太素疏论时务累万余言。太祖令人诵之再三，采其切要可行者才五百余言。因叹曰：“朕所以求言者，欲其切于事情，而有益于天下国家。彼浮词者，徒乱听耳。”遂令中书行其言之善者，且定为建言格式，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烦文。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官员听选之在京者，久住客邸，日有所费，甚至空乏，假贷于人，昔元之弊政，此亦其一端。自今常选官，宜早与铨注，即令赴任。铨选之后，以品为差，皆与道里费。仍令有司给舟车送之，著为令。”
太祖谓省臣曰：“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输租外悉免其徭役。”
太祖曾敕中书省曰：“向荆、蕲等处水灾，朕寝食不安，亟命户部主事赵乾往赈之。岂意乾不念民艰，坐视迁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赈济，民饥死者多矣。夫民饥而上不恤，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视民死而不救，罪不胜诛。其斩之，以戒不恤吾民者。”
临淄县丞王基言：“乞发山海之藏，以通宝路。”太祖召而诘之曰：“汝云发山海之藏，须人力乎？自发乎？况发之未必得，而劳人莫甚焉。昔唐太宗罪权万纪，为其言利而不进善也。汝之言，果导人君以善乎？”遂黜之。
有内使以久事内廷，从容言及政事者，太祖即日斥遣还乡，命终身不齿。因谕群臣曰：“自古贤明之君，凡有谋为，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廷，而断之于己，未闻近习嬖幸之人得与谋者。况阍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而便嬖专忍，其本态也。苟一为所惑，而不知省，将必假威福窃权势以干与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阶乱者多矣。朕尝以是为监戒，故立法。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今此宦者虽侍朕日久，不可姑息，决然去之，所以惩将来也。”
太祖谕中书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聪明内蔽。外通则下无壅遏；内蔽则上如聋瞽。国家治否，实关乎此。朕常患下情不能上达，得失无由以知，故广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虚心以纳之。尚虞微贱之人，敢言而不得言；疏远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则所知有限，所闻不广。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实封直达朕前。”
太祖尝谓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无为为藉口，纵恣荒宁，不亲政事。殊不知治天下者，无逸然后可逸。若以荒宁怠政为垂拱无为，帝舜何为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才阴，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万几，怠心一生，庶务壅滞，贻患不可胜言。朕自即位以来，尝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官，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次，即为忧惕；或量度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朕非不欲暂安，但祗畏天命，不得不尔。朕言及此者，恐群臣以天下无事，便欲逸乐，股肱既惰，元首丛挫，民何所赖？”
太祖造观心亭成，亲临幸焉。时致仕学士承旨宋濂来朝，召而语之曰：“人心易放，操存为难。朕酬庶务，罔敢自暇自逸。况有事于天地、宗庙、社稷，尢用祗惕。是以作为此亭，名曰观心，致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是，吾心即在是。却虑凝神，精一不二，庶几无悔。卿为朕记之，传示来裔。”
太祖谓韩国公李善长曰：“人君聪明虽得于天性，然于物理，必察识而后知；于人情，必谙练而后熟。设若临事不熟，骤然决断，恐未尽善。既行之后，自觉其非，急欲改之，妨事亦已多矣。前者令皇太子躬听朝臣启事，欲以练习国政，恐听览之际，处置或有未当。自今诸司奏启，卿等二三大臣，更为参决可否，然后奏闻。”
太祖尝谓礼部臣曰：“《周书》有言：‘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人君深居独处，能明见万里者，良由兼听广览，以达民情。胡元之弊，政专中书，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寻至大乱，深为可戒。大抵民情幽隐，猝难毕达。苟忽而不究，天下离合之机系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于外，鉴得失于民，有见于此矣。尔礼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洪武十二年春正月，太祖合祀天地于南郊，自斋誓至祭之夕，天宇澄霁，星纬昭焕，祥风庆云，光彩烨煜。太祖大悦，敕中书省臣曰：“凡有国者，必以祀事为先。祀事之礼，起于古先圣王，其周旋上下，进退奠献，莫不有仪。然仪必贵诚，而人心叵测，至诚者少，不诚者多，暂诚者或有之。若措礼设仪，文饰太过，使礼烦人倦，而神厌弗享，非礼也。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见其仪文太烦，乃以义更其仪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歆。今合祀天地，而上下悦，若有肹蚃，答于朕心。尔中书下翰林儒臣纪其事，以彰上帝皇祗之昭格。”
太祖御华盖殿，皇太子侍，谓曰：“尔看书，亦知古人为君之道否？君道以事天爱民为重，其本在敬耳。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于天，下系于民，必敬以将之，而后所行无不善也。盖善，天必鉴之；不善，亦必鉴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谨，四海惟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
太祖与礼部尚书朱梦炎论治民之道，曰：“君之于民，犹心于百体，心得其养，不为邪淫所干，则百体皆顺令矣。苟无所养，为众邪所攻，则百病生焉。为君者，能亲君子远小人，朝夕纳诲，以辅其德，则政教修而恩泽布。若惑于怜邪，荒于酒色，怠于政事，则君德乖而民心离矣。天下安得而治！”
[book_title]●卷四
太祖与侍臣论用人之道，曰：“人主以明为治，而不自用其明，当取众人以为明。众人之见，必广于一人。故用天下之贤才以为治，使天下之情幽隐毕达，则明无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聪明而不取众长，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
太祖与侍臣论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于欲，欲非止于男女宫室饮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于己者皆是也。然惟礼可以制之，先王制礼，所以防欲也，礼废则欲肆。为君而废礼纵欲，则毒流于民；为臣而废礼纵欲，则祸延于家。故修礼可以寡过，肆欲必至灭身。”
太祖谕中书省臣曰：“自今内外官致仕还乡者，复其家，终身无所与。其居乡里，惟于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礼，于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如与同致仕官会，则序爵，爵同序齿。其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次答礼，庶民则以官礼谒见。敢有凌侮者，论如律，著为令。”
国初伶人皆戴青巾，洪武十二年始令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
太祖观《武帝纪》，顾谓翰林侍臣曰：“人君理财之道，视国如家可也。一家之内，父子不异赀，其父经营储积，未有不为子孙之计者。父子而异赀，家必隳矣。君民犹父子也，若惟损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给而君独富，岂有是理哉？”
太祖尝与翰林待制吴沈论持身保业之道，曰：“安生于危，危生于安。安而不虑，则能致危；危而克虑，则能致安。安危治乱，在于能谨与否耳。”
太祖谓翰林侍臣吴沈曰：“人君治天下，进贤纳谏，二者真切要事也。真知贤者，能兴其国，何有不好？真知谏者，在于忠己，何有不纳？惟其知之不真，是以于己难入。若诚能好贤，则不待招徕而贤者自至；诚能纳谏，则不待旌赏而谏者毕来。”
太祖谓侍臣曰：“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权，赏罚予夺，得以自专。朕则不然，凡出一言，行一事，兢兢业业，惟恐上违天命，下拂人情。况赏罚予夺，国之大柄，一有爱憎忿戾于其间，则非大公至正之道。是以此心斯须不敢忽也。”
太祖尝谓皇太子、诸王曰：“吾持身谨行，汝辈所亲见。吾平日无优伶{执目}近之狎，无酣歌夜饮之娱，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幸之昵。或有浮词之妇，察其言非，即加诘责，故各自修饬，无有妒忌。至若朝廷政事，稽于众论，参决可否，惟善是从。若燕间之际，一人之言，尤加审察。故言无偏听，政无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故与尔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
太祖命群臣各举所知，谕之曰：“天下贤才未尝乏也。谓皋、夔、稷、契不复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但世有升降，故才有等差耳。为人上者，能量才授识，则无施不可。盖士之进退，系乎国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岂足以尽理天下？必赖天下之贤，然后足以有为。尔等宜体此意。”
太祖尝谓侍臣曰：“人主不能明断者，欲害之也。然明断亦不以急遽苛察为能，苟见有未至，反损人君之明。求之太过，则亏人君之量。”
洪武十三年六月，太祖谓户部臣曰：“曩者奸臣聚敛，深为民害，税及天下纤悉之物，朕甚耻焉。自今如军民嫁娶丧葬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尔户部其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洪武间，御史连楹劾应天府尹曾朝佐祭历代忠臣不具祭服有乖典礼。太祖顾问廷臣，吏部尚书阮畯言：“祭前代之臣，不具祭服，相承已久。”乃命翰林院考证以闻。翌日，翰林院奏，祭前代忠臣，便服行礼为宜。遂诏以为常式。
洪武十三年八月，制天下学校师生廪膳米人日一升，鱼肉监醢之类，皆官给之。
洪武时，御史劾溧水县祭社稷以牛醢代鹿醢，礼部言：“著令，凡祭物缺者，许以他物代。”太祖曰：“夫祭物所谓缺者，以非土地所产，溧水固有鹿，何得谓缺？是有司无诚心于祀神，而故为苟简也。夫百司所以能尽其职而理民事者，以其常存敬惧之心耳。今溧水之官于神犹怠忽之，则于人事又何惧焉？”命论如律。
太祖与吏部臣论任官，曰：“树艺非其土则不蕃，授官非其才则不任。任官之务，当取方正之士，凡邪佞者，必去之。然众人恶之，一人悦之，未必正也；众人悦之，一人恶之，未必邪也。盖出于众人为公论，出于一人为私意。正人所为，治官事则不私其家，当公法则不私其亲，邪人反是。此亦可辨。”
太祖谕礼部臣曰：“人君操赏罚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无善而赏，是谓私爱；无过而罚，是谓私恶。此不足以为劝惩。朕观汉高帝斩丁公，封雍齿，唐太宗黜权万纪、李仁发，而赏魏徵之直，皆至当，可以服人。所谓赏一君子而人皆喜，罚一小人而人皆惧。朕于赏罚，未尝敢轻。若一时处分或有未当，卿等宜明白执论。宁使赏厚于罚，但不可滥及，使小人侥幸耳。”
太祖命助教赵新等为布政使，谕之曰：“今布政司，视古之州牧，其任甚重。所以重者何？重在承流宜化，通达民情也。若上德不下究，则郁而不彰；下情不上达，则塞而不通。为政郁塞，则远近乖隔，上下不亲，得失无所闻，美恶无所见。如此则弊政百出，民不可得而治矣。朕所以用卿等，冀儒术之有异于常人也。尚宜勉之。”
洪武时，近臣有言当理财以纾国用者，言之颇悉。太祖曰：“天地生财以养民，故为君者，当以养民为务。天节浮费，薄税敛，犹恐伤人，况重为征敛，其谁不怨咨也。”近臣复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储偫而能为国家者，太祖言：“人君制财与庶人不同。庶人为一家之计，则积财于一家；人君为天下之主，当贮财于天下。岂可塞民之养，而阴夺其利乎？昔汉武帝用东郭咸阳、孔仅之徒为聚敛之臣，剥民取利，海内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言者愧悚。自是无敢以财利言者。
洪武十四年七月，定文职散官之制，凡初入仕，任内未及初考而迁调改除升等者，考核平常量才降等非贬降者，皆得初授阶初考称职；任内已及初考，迁调改除而品级仍前者，任内已升授未及再考迁调改除而品级仍前者，皆得升授阶。凡及两考而事迹显著者，皆得加授阶。
太祖尝谓诸行人曰：“凡为使臣，受命而出，四方之所瞻视，不可不谨。孔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尔等当服膺是言。若纵情肆欲，假使命而作威福，虐害下人，为朝廷之辱矣。自今或捧制书，或奉命出使，或催督庶务，所在官吏淑慝，军民休戚，一一咨访。还日以闻，庶不负尔职也。”
太祖尝敕刑部臣曰：“帝王抚临百姓，皆欲其从化，至于刑罚，不得已而用之。故唐虞之法，罪疑惟轻，四凶之罪，止于流窜。今天下已安，法令已定，有司既不能宣明教化，使民无犯，及有小过，或加以苛刻，朕甚悯焉。夫上有好生之德，则下有为善之心，改过者多，则轻生者少。自今惟十恶真犯者，决之如律，其余皆减死论。”
太祖尝谓四辅官王本等曰：“天道福善祸淫，不言而见。君有德则降祥以应之，不德则降灾以警之。故天之于君，犹父之于子，子不善而父警之，安敢不惧？盖谨惧无违，犹虑有非常之灾。若恣肆不戒，岂能免当然之祸？朕与卿等皆当慎之。”
给事中有言：“国初启事东宫，惟东宫官属称臣，朝臣则否。盖尊无二上之意。”翰林编修吴沈等议曰：“东宫国之大本，所以继圣体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礼，何得有异于是？”诸凡启事东宫者，称臣如故。
太祖谕部院诸臣曰：“朕观《书》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体，若君独用则臣职废，臣不任则君事劳。君臣之间，贵在一德一心，以共济天下。朕所以恳恳与卿等言者，以六部为朕总理庶务，都察院为朕耳目，日与内外诸司事体相关，当思尽心赞辅，共成理道，以安生民。”
廉州巡检王德亨言：“家本阶州，界于西戎，有水银坑冶及青绿紫泥，愿得兵取其地，以归于朝。”太祖谓户部臣曰：“尽力求利，商贾之所为。开边启衅，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产，中国岂无？朕悉闭绝之，恐此途一开，小人规利，劳民伤财，为害甚大。况控制边境，贵于安靖。苟用兵争利，扰攘不休，后虽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趋利，不知有害，岂可听也！”
洪武十五年四月，诏天下通祀孔子。又赐学粮，增师生廪膳，应天府一千六百名，府一千名，州八百名，县六百名。师生月给廪膳米一石，教官俸如旧。
工部奏，饰东宫殿宇及公主府所用青绿，请令民采办。太祖曰：“姑随所有用之，勿劳民也。”工部臣曰：“库藏所贮，恐不足用。且令采办以价给之，亦不伤民。”太祖曰：“青绿产于深山穷谷，民岂能自采？必待贩鬻而后得之。尔但知给以价直，不知有司急于取办，未免过于督责，而吏卒夤缘肆贪，所得之直，不偿所费。况货殖之人，乘时射利，高价以售。民受驱迫者，急于应办，转为借贷。其弊百端，为害滋甚，岂可以粉饰之故而重扰民乎！”
洪武时广平府王允道言：“磁州临水镇地产铁，元时于此置铁冶，岁收铁百余万，请仍置冶。”太祖曰：“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无遗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今各冶铁数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因杖其人流海外。
太祖尝谓翰林学士宋讷曰：“朕每观《尚书》至敬授人时，尝叹敬天之事，后世中主犹能知之，敬民之事，则鲜有知者。盖彼自谓崇高，谓彼皆事我者，分所当然。故威严日重而恩礼寝薄，所以然者，只为视民轻也。视民轻，则与己不相干，而泮涣离散不难矣。惟能知民与己相资，则必无漫视之弊。故曰‘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古之帝王，视民何尝敢轻？故致天下长久者，以此而已。”
解州学正孙询讦税使曾必贵为胡惟庸党，又讦故元参政黎铭尝自称老豪杰，讪谤朝廷。太祖曰：“询不思以圣贤之道教人，而为告讦之事，岂儒者所为？”置不问。
洪武时，有以犯罪减死戍边者，多艰于衣食。太祖闻而怜之，悉命还家取赀用，定期而来。至是，五十三人先至。太祖曰：“彼愚民无知，故抵于法。今先期来归，是其畏法。良心不泯，庶几改过迁善矣。”特命宥其罪，与道里费，放还田里。
马后闻得元府库输其货宝至京师，问太祖曰：“得元府库何物？”太祖曰：“宝货耳。”后曰：“元有是宝，何以不能守而失之？盖货财非宝，抑帝王自有宝也。”太祖曰：“皇后之意，朕知之矣。但谓以得贤为宝耳。”后曰：“妾每见人家产业厚则骄至，时命顺则逸生。家国不同，其理无二。故世传技巧，为丧国斧斤，珠玉为荡心鸩毒，诚哉是言。但得贤才，朝夕启沃，共保天下，即大宝也。”
黄州府同知安贞以擅造公宇器用为吏所告，按察司以闻。太祖曰：“原贞之情，非自私也。房宇器用之物，皆公家所需，贞若迁他官而去，必不以偕往。今乃罪之，是长猾吏告讦之风矣。”命贞复职，而械吏至京治之。
洪武时，有给事中劾各处巡按试佥事所上章奏，有不称臣及不书月日者，请逮问之。太祖曰：“此亦错误，其勿问。”
太祖尝谓侍臣曰：“人君不能无好尚，要当慎之。盖好功则贪名者进；好财则言利者进；好术则游谈者进；好谀则巧佞者进。夫偏于所好者，鲜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财不如好廉；好术不如好信；好谀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乱。所以不可不慎也。”
刑部尚书开济议法巧密。太祖览而恶之，曰：“刑罚之设，本以禁民为非，使之远罪耳，非以陷民也。汝张此密法，以罔无知之民，无乃用心大刻；夫竭泽而渔，害及鲲鲕；焚林而田，祸及麛鷇。巧密之法，百姓岂能免乎？非朕所以望汝也。”济大惭。
太祖谕廷臣曰：“谗人之能害国，犹稂莠之害苗。故善治田者，必去稂莠善；治国者，必去谗邪。稂莠始生似真，及其盛也，则苗不能胜矣；馋邪始言似忠，及其久也，则正人不能胜矣。谗邪胜正人，非国家美事。人君知其然，当力去之。不然则根柢日深，为害不浅矣。”
太祖闻大学士吴沈讲《周书》，“国则罔有立政用憸人”曰：“甚矣，国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败君子。故唐虞用禹稷必去四凶，鲁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国家不幸有小人，如人畜毒药，不急去之，必为身患。小人巧于悦上，忍于贼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顺适己意，任其所为而不问，以为怨将在彼。譬如犬马伤人，人不怨畜犬马者乎！”又曰：“小人善于逢迎，彼知人主所乐为者，不顾非义，乃牵合傅会曰‘是不可不为’；如人主不乐为者，不顾有益于天下国家，亦必牵合傅会曰‘是必不可为’。此诚国之贼也。”
太祖尝谓皇太子、诸王曰：“纯良之臣，国之宝也；残暴之臣，国之蠹也。自古纯良者为国造福，残暴者为国致殃。何谓纯良？处心公忠，临民岂弟，虽才有不逮者，亦不至于伤物。所谓日计不足，月计有余者也。何谓残暴？恣睢搏击，遇事风生，锻炼刑狱，掊克聚敛。虽若快意一时，而所伤甚多。故武帝任张汤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工业盛。此事甚明，可为深鉴。”。
太祖谓吏部臣曰：“近内外官员有以微罪罢免者，其中多明经老成练达政务，一旦废黜，不得展尽其才能，朕甚惜之。”于是凡罢免官通经术有才干者，悉起送京师，擢居显职。
洪武十七年二月，定诸司文移纸式。凡奏本纸高一尺三寸。一品、二品衙门，文移纸三等，皆高二尺五寸，长五尺为一等，四尺为一等，三尺为一等；案验纸二等，皆长二尺五寸，高一尺八寸为一等，二尺为一等。三品至五品衙门，文移纸高二尺，长二尺；案验纸高一尺八寸，长二尺五寸。六品、七品衙门，文移纸高一尺八寸，长二尺五寸；案验纸高一尺六寸，长二尺。八品、九品与未入流衙门，文移纸高一尺六寸，长二尺；案验纸高一尺四寸，长一尺八寸。不如式者罪之。
太祖尝谕侍臣曰：“天下无难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则庶事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时，君臣同德，故能致雍熙太和之盛。后世治不如古，君臣之间，两相猜忌，上下乖隔，情意不孚。君言善而臣违之，臣论是而君哄之，如此欲臻至治，胡可得也？朕今简用贤能，以任天下之政。思与卿等求如古之君臣，同心一德，协于政治，以康济斯民，卿等勉之。”
太祖谓谏议大夫唐铎曰：“人有公私好恶不齐，故其言有邪有正。正言务规谏，邪言务谤谀。谤言近于忠，谀言近于爱。惟不惑于谤言，则德日聪而谗人自去；不眩于谀言，则智益明而佞人自绝矣。”又曰：“朕日总万几，所行得失，非从人言，何由以知？故广开言路，以来众言。言有善者则奖而用之，言之非实亦不之罪。惟谗佞面谀者，决不可容也。”
洪武十七年七月，敕内官勿预外事，凡诸司勿与内官监文移往来。太祖因谓侍臣曰：“为政必先谨内外之防，绝党与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纪纲振肃。前代人君不鉴于此，纵宦寺与外臣交通，觇视动静，夤缘为奸，假窃威权，以乱国家，其为害非细故也。间有奋发欲去之者，势不得行，反受其祸，延及善类。汉唐之事，深可鉴也。夫仁者治于未乱，智者见于未形。朕为此举，所以戒未然耳。”
太祖尝谓待诏朱善等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恶为好恶则公，以天下之知识为知识则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好言人过。君子则不然，扬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贷人之过，不贷己之过。”又曰：“万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虚心以应之；万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诚心以待之。”
太祖谓廷臣曰：“治天下者，不尽人之财，使人有余财；不尽人之力，使人有余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于不尽人之情，使人得以适其情，人或未知也。夫使人得以适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妨人之所欲。盖求竭吾之所欲者，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如此则人有不堪。于是求有所不得，禁有所不止。则下之奉上者，其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疏矣。上下之情乖而国欲治者，不可得也。”
洪武时，命户部以山东盐召商中卖，仍听民买食。尚书郭桓言：“若从民买食，必亏课额。”太祖曰：“天之生财，本以养民，国家禁防，以制其欲息其争耳。苟便于民，何拘细利？求以利官，必致损民。宜从其便。”
太祖谓刑部臣曰：“刑者，人君用之以防民。君之于民，如天之于物。天之道，春生秋敛，而论天之德，则曰生；君之道，仁育义制，而论君之德，则曰仁。夫王良善御，岂在于策？周公善治，岂在于刑？所谓刑者，辅治之具，是以用之不可不详。故每令三审五覆，无非求其生而已。”
太祖谓侍臣曰：“责难之词，人所难受，明君受之为无难；谄谀之语，人所易从，昏主信之为易入。朕观唐虞君臣，赓歌责难之际，气象雍容。后世以谄谀相欢，如陈后主、江总辈，汗秽简策，贻笑千古。此诚可为戒。”
洪武十八年二月，太祖以当春久雨阴晦不解，间雪雹而雷，时气不和，皆人事有以致之。乃谕中外百司，凡军民利病政事得失，条陈以进，下至编民卒伍，苟有所见，皆得尽言无讳。”
太祖谕兵部臣曰：“天下所以不治者，皆由上下之情不通故也。若使君德下流，民情上达，有不便利，即与更张，天下岂有不治？”
太祖御华盖殿，闻大学士朱善读《心箴》毕，谓之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机，盖仁爱之心生，则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则邪谀之心消；羞恶之心形，则贪鄙之心绝；忠悫之心萌，则巧伪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为情欲所蔽，则至公无私，自无物我之累矣。”
太祖谓侍臣曰：“朕夙兴视朝，日高始退；至午复出，迨暮乃退。日间所决事务，恒默坐审思，有未当者，虽中夜不寐，筹虑停当，然后就寝。”侍臣对曰：“陛下励精图治，天下苍生之福，但圣体过劳。”太祖曰：“吾岂好劳而恶安？顾自古国家未有不以勤而兴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决于是。甚可畏也，安能暇逸？”
太祖览舆地图，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统，舆图之广，古所未有者”，太祖曰：“地广则教化难周，人众则抚摩难遍，此正当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视。纣以天下而亡，汤以七十里而兴。所系在德，岂在地之大小哉？”
洪武时，州县父老有诣阙上言县官善政当罢任而保留者，太祖赐手敕奖励，复职加赐衣弊。谓侍臣曰：“郡县之治，自守令始。朕向在民间，常见县官由儒者多迂而废事，由吏者多奸而弄法。蠹政厉民，无所不至。遂致君德不宣，政事日坏。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生，强者去而为盗，此守令不得其人故也。今县官能为吾抚循百姓，达吾爱养斯民之意，得其欢心，岂不深可嘉？尚且为政以得民心为本，使守令皆能抚民，天下何忧不治？赏而劝之，非滥恩也。”
太祖问近臣：“今天下百姓安否？”赞善刘三吾对曰：“赖陛下威德，四方无虞，民皆安乐。”太祖曰：“天下人民之众，岂能保其自安？朕为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询问，未尝一日忘之。”三吾对曰：“圣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人者深矣。”太祖曰：“恩德亦非泛然，医如史扁，不施药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输，不施绳墨，木不自正；君如尧舜，无纪纲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也。”
太祖谕侍臣曰：“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之存亡系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因乏，至于乱亡。朕思微时，兵荒饥馑，日食藜藿。今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未尝一日忘于怀。故宫室器用一从朴素，饮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过奢伤财害民也。”
太祖与侍臣论治道，曰：“治民犹治水，治水者顺其性，治民者顺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恶死，当省刑罚息干戈以保之；莫不厌贫喜富，当重农时薄赋敛以厚之；莫不好佚恶劳，当简兴作节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时，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强其所不欲，而求其服从，是犹激水过颡，终非其性也。”
太祖谓户部臣曰：“善理财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财以阜民。前代理财窃名之臣，皆罔知此道，谓生财裕国，惟事剥削蠹蚀，穷锱铢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贩，杨炎之两税。自谓能尽理财之术，殊不知得财有限，而伤民无穷。我国家赋税已有定制，撙节用度，自有饶余。减省徭役，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使游惰皆尽力田亩。则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给人足，积蓄富盛。尔户部正当究心，毋为聚敛，以伤国体。”
太祖谓户部曰：“古先哲王之时，其民有四：曰士农工商，皆专其业，所以国无游民，人安物阜，而致治雍熙也。朕有天下，务俾农尽力畎亩，土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所以然者，盖欲各安其生也。然农或怠于耕作，士或隳于修行，工贾或流于游惰，岂朕不能申明旧章而致然欤？抑污染胡俗，尚未革欤？然则民食何由而足，教化何由而兴也？尔户部即榜谕天下，其令四民，务在各守本业。医卜者，土著不得远游，凡出入作息，乡邻必互知之。其有不事生业而游惰者及舍匿他境游民者，皆迁之远方。”
吏部选用国子生为六品以下官。太祖谕之曰：“事君之道，惟尽忠不欺；治民之道，惟至公无蔽。凡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饥寒不得其所者，有狱讼冤抑者，有贤才不举者，有豪猾蠹民者。汝等到任，能不为私欲所蔽，人言所惑，则方寸自明，而诸蔽可息。一牵于私欲，而惑于人言，则宜然如坐暗室，饥寒者无由获济，冤抑者无由伸理，贤才壅蔽而豪猾纵横，则为废职矣。古人有言，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乃明，明乃治。汝等切记之，毋为人蔽惑也。”
丽水有卜者干求富民陈公望不遂，诣阙诬公望等五十七人聚众谋乱。太祖命锦衣千户周原往捕之。知县倪孟贤审其妄，谓寮属曰：“朝廷命孟贤令是邑，惟欲抚辑斯民，安于田里。今使良善者受恶逆之名，岂朝廷命孟贤意哉？”卒具疏白公望等冤，而论妄告者罪。”
洪武间，诏举经明行修练达时务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县礼送京师。太祖谕礼部郎中郑居贞曰：“古之老者，虽不任以政，至于咨询谋谟，则老者阅历多而见闻广，达于人情，周于物理，有可资者。”居贞对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则不能胜事，请六十以上者不遣。”太祖曰：“正为比来有司不体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问，岂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吕尚而兴，穆公不听蹇叔而败，伏生虽老，犹足传经，岂可概以耄而弃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当置翰林院，以备顾问；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则于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
太祖览《宋史》，见太宗改封桩库为内藏库，顾谓侍臣曰：“人君以四海为家，因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别？太宗宋之贤君，亦复如此！他如汉灵帝之西园，唐德宗之琼林大盈库，不必深责也。宋自乾德、开宝以来，有司计度支所缺者，必籍其数以贷于内藏，俟课赋有余则偿之。凡有司用度，乃国家经费，何以贷为？缺而许贷，贷而复偿，是犹为商贾者自与其家较量出入。及内藏既盈，乃以牙签别其名物，参验帐籍，晚年出签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诒谋如此，何足为训？《书》曰：‘慎厥终，惟其始。’太宗首开私财之端。及其后世，困于兵革，三司财帛耗竭，而内藏积而不发。间有发缗钱几十万以佐军资，便以为能行其所难，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洪武中，湖广都司请运施州、崇山、大庸、五开、黄平、平越等卫军食。太祖览奏，顾谓户部臣曰：“崇山、大庸屯种岁久，何得乏食？数年来军中无尺寸之功，但知需食有司，而不恤吾民供给之困。惟施州从其请，五开等卫但令军士屯田自食。”
洪武初，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属之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系锦衣卫，审其情辞，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太祖闻之，怒曰：“讯鞫者，法司事也。凡负重罪来者，或今锦衣卫审之，欲先得其情耳，岂令其锻炼也？而乃非法如是！”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系囚送刑部审理。”
洪武二十年春，郊祀礼成，天气清明，圣情悦豫。侍臣进曰：“此陛下敬天之诚所致。”太祖曰：“所谓敬天者，不独严而有礼，当有其实。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即如国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则是弃君之命，不敬孰大焉。”
洪武中，有老校丁成者，言河南旧有银矿，采之可资国用。太祖谓侍臣曰：“君子好义，小人好利。好义者以利民为心，好利者以戕民为务。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贼也。朕尝闻，故元时江西丰城之民告官采金，其初岁额犹足取办，经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盖土地所产有时，而穷民岁课成额，征取无已。有司贪为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纵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为戒，岂宜效之？”
国初，两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产诡托亲邻佃仆，谓之铁脚诡寄，久之相习成风。乡里欺州县，州县欺府，奸弊百出，谓之通天诡寄。太祖素知其弊，及即位，乃遣国子生往各处，集里甲耆民，躬履田亩，以量度之。图其田之方圆，次其字号，书其主名，及田丈尺四至，类编为册。以所绘若鱼鳞然，故号鱼鳞图册。
太祖尝命儒臣书《洪范》，揭于御座之右，因自为注。谓赞善刘三吾曰：“朕观《洪范》一篇，帝王为治之道也，所以叙彝伦，立皇极，保万民，叙四时，成百谷。本于天道，而验于人事。箕子为武王陈之，武王犹自谦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为惕然。遂疏其旨，朝夕省览。”
太祖闻侍臣进讲有“论人之善恶感召有不得其平”者，因谓之曰：“为恶或免于祸，然理无可为之恶；为善或未蒙福，然理无不可为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祸福之来则听于天。彼为善而无福，为恶而无祸者，特时有未至耳。”
太祖曾谕兵部臣曰：“军士月米，仅可充食。身亡之后，即罢给。或父母老无所依，或儿女幼无所赖，将何以自存？困而不恤者不仁，劳而不报者不义。军士皆尝效力于国，岂可忘之？尔兵部悉阅军卫，凡军士死亡有父母年老儿女幼小无依者，并优之，母令失所。”
太祖尝谓礼部臣曰：“尚爵所以教敬，事长所以教顺。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齿为尚，而养老之礼未尝废。是以人兴于孝弟，风俗淳厚，治道隆平。朕诏天下，行养老之礼。凡民年八十以上，乡党称善，贫无产业者，月给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岁加帛一匹，绵一斤。若有田产能自瞻者，止给酒肉絮帛。”
[book_title]●卷五
守太宁都督佥事商皓言：“见储粮粟，大宁三十一万石；松亭关五十八万石；会州二十五万石，足供数年边用。”太祖谓左右曰：“守边之计，足食为先。今皓言储粮足用，边郡之民可免挽运之劳矣。”
太祖谓侍臣曰：“人亦岂能无好？但在好所当好耳。如人主好贤，则在位无不肖之人；好直，则左右无谄佞之士。如此则国无不治。苟好所不当好，则正直疏而邪佞进。欲国不乱，难矣。故嗜好之间，治乱所由生也。”
洪武二十年八月，诏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许落发为僧，二十以下请度牒者，俱令于在京诸寺试事三年，考其廉洁无过者，始度为僧。
太祖尝因论兵政谓诸将曰：“国家用兵，犹医之用药。药以治疾，不以无疾而服药。国家未宁，用兵以勘定祸乱。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练士卒，使常有备。盖兵能弭乱，亦能召乱。若恃其富强，喜功生事，结怨起衅，适足以召乱耳。正犹医家妄以暝眩之药，强进无病之人，纵不残体殒命，亦伤元气。故为国者，但当常讲武事，不可穷兵黩武。”
国朝之制，每卫设指挥使一人，指挥同知二人，指挥佥事二人。又设前后中左右千户所，以分领士卒。后指挥不肯入署理事，遇有责成，互相推避。洪武二十年，始命指挥使掌印，同知、佥事各领一所士卒。有武艺不训练，器械不坚利者，皆责所领之官。”
太祖尝谕吏部臣曰：“为国任人为本。作奸者不以小才而贷之，果贤者不以小庇而弃之。奸者必惩，庶不废法。宥过而用，则无弃人。前诸城知县陈允恭以簿书之过，谪戍云南，近有言其治县时能爱民者，夫长民者能爱民，虽有过，可用也。”召复其官。
御史凌汉鞫狱平恕，人有德汉者遇诸途，邀汉饮，厚报以金。汉告曰：“子罪当尔，非我私子。酒可饮，而金不可受。”固拒之。太祖廉得其事，擢汉副都御史。
洪武二十年，青州旱蝗，民饥。有司不以闻，有使者奏之。太祖谓户部臣曰：“代天理民者君也，代君养民者守令也。今使者言青州民饥，而守臣不以闻，是岂有爱民之心哉！其亟遣人往赈之，就逮治其官吏。”
洪武时，严交通外夷之禁。永嘉民有买暹罗使臣沉香等物者，为里人所讦，按察官论当弃市。太祖曰：“永嘉乃暹罗所经之地，因其经过，与之贸易。此常情耳，非交通外夷比也。”释之。
洪武间，令天下都司卫所轮班赴京较试武艺，其射牌高大与人齐，射三百步外。乃后的在百步内，而牌高至二丈余。嘉靖中，言者言：“射的高大如此，天下岂有二三丈之虏哉？”可发一笑。
太祖一日召试官陈宗顺等至武英门赐食，谕之曰：“今日观《列子》邻子窃铁之事，因思人之疑信皆生于心。信心常出于忠厚；疑心必起于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恶，乃人之常情，是不可不察也。君之于臣，好而信之，谗言虽至而不入；恶而疑之，毁谤不召而自来。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处己待人，则自无独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恶之正，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因给纸笔，今诸儒著《信论》。
太祖谓侍臣曰：“朕昨观史，见前代帝王好听谗言者必致败乱。盖国有谗佞，忠贤之害也。贤者之事君必以正，初若落落难合，终实有益。谗佞之人憸巧，善承人主之意，人主不察，多为其所惑，始若无害，终实可畏。其妨贤病国可胜道哉！是以人君图治，须保贤哲而去谗佞。”
洪武时，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讦者，刑部请罪之。太阻曰：“兄弟骨肉至亲，岂有告讦之理？此因一时愚昧，或私妻子，争长竞短，怒气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天理未至泯灭，姑系之狱。待其忿息，善心复萌，必将自悔。”明日，二人果哀求改过。遂释之，合好如初。
洪武二十一年，敕刑部都察院，凡罪人当籍其家者，如谋叛、奸党、造伪钞之属，则没其赀产丁口。余者止收赀产而不孥，仍以农器耕牛还之，俾为衣食之本。
太祖谓户部臣曰：“曩者山东岁歉民饥，盖素无蓄积以备不虞故也。今岁山东夏麦甚丰，秋稼亦茂，尔户部可运钞二百万贯往各府州县预备粮储。如一县则于境内定为四所，于居民丛集之处置仓，榜示民家，有余粟愿易钞者，许运赴仓交纳，依时价偿其直。官储粟而扃钥之，就令命富民守视。若遇凶岁，则开仓赈给，庶几民无饥饿之患。”
太祖念军士艰苦，为将领者不知爱恤，乃述始终之际，艰难之故，与夫抚绥爱养之道，通上下之志，达彼此之情，直说其辞为护身敕，颁示将士。
太祖谓兵部臣曰：“曩因武臣有违法厉军者，朕尝著《大诰》昭示训戒，格其非心，开其善道。今思其子孙世袭其职，若不知教，他日承袭，抚驭军士，或蹈覆辄，必至害军。不治则法不行，治之又非保全功臣之意。盖导人以善行，如示之以大路；训人以善言，如济之以舟楫。尔兵部其申谕之，俾咸诵习遵守。”
太祖谓五军都督府臣曰：“养兵而不病于农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宁谧，边境无虞，若使兵但坐食于农，农必受弊，非长治久安之术。其令天下卫所，督兵屯种，庶几兵农合一，国用以舒。”
太祖尝与侍臣论守成之道，曰：“人常虑危，乃不陷危；常虑患，乃不及患。车行险峻而仆于平地者，慎于难而忽于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车，虽治平何可不慎！”
洪武间，儒士有起自田间而骤至峻擢者，或言非爱爵之意，太祖曰：“朝廷爵禄所以待士，彼有卓越之才，岂可限以资格？朕但期得贤，爵非所吝。若曰起自田间不当骤用，如伊尹在莘野，孔明在隆中，一旦举之加于朝臣之上，遂至建功立业，何尝拘以官职。”
太祖尝谓吏部侍郎侯庸曰：“人之成才至难，自非圣贤，鲜有无过者。若有过能改，则志于善矣，可以录用。比岁受禄之人及民间子弟，久居学校，教养有成。或因小过罢黜者，悉许自新，仍录用之。”
太祖尝与兵部尚书沈溍言：“兴治之道，当进君子退小人。”溍对言：“君子小人，猝未易识。”太祖曰：“独行之士，不随流俗，正直之节，必异庸常。譬如良玉委于污泥，其色不变；君子杂于众人，德操自异。何难识也？”
给事中有荐士堪牧民者，曰：“其人才高年少，勇于敢为。”太祖曰：“才高者多过中，勇敢者少循理，遽使牧民，未见其可。夫素操刀者，乃可使割；善制锦者，乃可使裁。素未学而遽使入政，可乎？后生少年，未尝历练，恃才轻忽，用其血气之勇，鲜有不生事扰民者。且令就学以养其德性，变化气质。俟学成用之。”
太祖谓兵部尚书茹常等曰：“朕虚心待人，汝等当思尽言，不宜容默。天下之事，一人虑之不足，众人计之有余。苟惟依阿承顺，无所建明，非有利于天下也。”
太祖尝令诸犯法者输粟北边以自赎。因谓学士刘三吾者：“善为国者，惟以生道树德，不以刑杀立威。”
太祖见朝阳门外有隙地，因命种桐、棕、漆树五十余万株。岁收桐油棕漆，以资工用，省民间供应。
太祖谓侍臣曰：“朕尝命发库藏中古镜十余，以鉴容貌多失真。召工人问之，言：‘模范不正，故镜体偏邪，照人失真’。朕闻之，惕然感悟。夫镜一物耳，略有偏邪则不可鉴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别邪正，审察是非，皆原于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岂可忽乎！”
太祖尝谕太子、诸王曰：“人君有天下者，当法天之德。天之德刚健中正，故运行不息。人君体天之德，孜孜不倦，则庶事日修。若怠惰侈肆，则政衰教弛。亏损天德，而欲常保天位者，未之有也。”
国初，官员到任多无马，或假借于人，或乘驴。太祖谕兵部曰：“礼莫大于别贵贱、明等威，今布政司按察司皆方面重臣，府州县官，民之师帅，闻多乘驴出入，甚乖治体。其令官为市马，布政司、按察司二十疋，府减其半，州县又减府之半。一马率十户饲之，岁终则更其役。”
洪武二十四年，定文武官员封赠例，一品封赠三代，二品三品二代，四品至七品一代。又因宋制，母以子贵，令庶母亦依所生子之秩封赠。
太祖谓六部臣曰：“天下事体，皆有至当之理。但人识见不同，决断之顷，各执一偏，故难尽善。惟揆之于理，则无此弊。自今凡有政令，必会官详议，所论佥可，然后施行。欲事皆善，必当如此。卿等其各尽乃心，母阿比以为同，母矫讦以为异，久执厥中，以副朕所托。”后之会议始此。
洪武二十四年敕令：“各府州县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而居之，勿杂处于外，与民相混，违者治以重罪。亲故相隐者流，愿还俗者听。”
洪武间，令郡县官朔望诣学谒先圣，然后升堂，师生叙揖。学官侍坐，诸生东西立，比次讲说经史。考课既已，学官率诸生送出学门退。
洪武间，既定公服之制，令文武官于早朝奏事及侍班见辞谢恩则服之，遇雨雪则易便服，今不然矣。
太祖谓大理卿周志清曰：“大理之职，即古之廷尉。历代任斯职者，独汉称张释之、于定国，唐称戴胃，盖由其处心公正，议法平恕，狱以无冤，故流芳后世。今命尔为大理卿，当推情定法，毋为深文，务求明允，使刑必当罪，庶几可方古人，不负朕命也。”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命刑部侍郎李似初、都察院佥都御史张构与阁门使、观察使同侍班，以备顾问。百司奏事有阙遗者，随事规正。
太祖谓刑部尚书杨靖曰：“善与恶异趋，廉者必不同贪，公者必不济私。然恶或诬善，事虽可白，不免受辱，宜严禁之。继今犯法者，不许诬引良善。违者，所诬虽轻，亦坐以重罪。”
太祖谕群臣曰：“构大厦者，必资于众工；治天下者，必赖于群才。然人之才有长短，亦犹工师之艺有能否。善攻木者，不能攻石；善斫轮者，不能为舟。若任人之际，量能授官，则无不可用之才矣。卿等宜为朕广求贤才，以充任使，毋求备于一人可也。”
太祖谓侍臣：“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则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则恶日滋。”
洪武中，都御史袁泰言：“御史胡昌龄等四十一人，缄口不言时政，昌龄等非不能言，但心怀谲诈，不肯言耳。使在位皆效其不言，于国政何补？”太祖曰：“人臣进言于君，必有关于国之利病，民之休戚，亦岂得容易？若遽以心怀谲诈罪之，此何异腹诽之法？”
太祖尝谕五府臣曰：“天下卫所分兵屯种者，咸获稼穑之利，其令在屯军士，人树桑枣百株，柿栗胡桃之类，随地所宜植之，亦足以备岁歉之不给。”
洪武二十五年，诏：“自今凡传制遣使持节等仪，皆由东阶出入，无得径由中道。”
洪武间，镇南卫卒造官船，擅伐民树木为楼橹，民诉之。太祖曰：“辇毂之下尚如此，其他可知。”命斩其为首者一人示众，余杖之，谪戍甘肃。
洪武时，佥都御史凌汉、大理寺丞曹瑾、应天府尹高守礼、府丞冯克昭祭先师孑卜子，既迎神而后入班，为御史鲁德所劾。太祖曰：“祭祀不谨固当罪，然既与祭，但后时耳，姑识之。”
洪武间，兖州曹县主簿刘郁，因事逮系，耆民杨德等诣阙言其廉勤爱民。太祖喜曰：“为政不难，得民心为难。主簿有善政及民，故民爱之。”即命复其官，因谓廷臣曰：“自古人君所患者，惟忧泽不下流，情不上达。今民以主簿之贤，来言于朕，朕宥之，仍与治其民，上下之情，无所壅蔽矣。”
镇国公傅友德请怀远等县官地九顷六十余亩以为田园。太祖曰：“尔贵为上公，食禄数千石而犹请地，独不闻公仪休事耶？”友德惭而退。
洪武二十五年三月，罢民间岁输马草。凡军官之马，令自刍牧，各卫军士马匹，则令管马指挥千百户务择水草丰茂之所，率所部卒及其妻子屯营牧养。
太祖与侍臣论治道，曰：“为治之道有缓急，治乱民不可急，急之则益乱；抚治民不可扰，扰之则不抬。故烹鲜之言虽小，可以喻大；治绳之说虽浅，可以喻深。”
太祖尝谓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为贵，农最为劳。士之最贵者何？读圣贤之书，明圣贤之道，出为君用，坐享天禄。农之最劳者何？当春之时，鸡鸣而起，驱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种，又须耘耨，炎天赤日，形体憔悴，及至秋成，输官之外，所余能几？一或水旱虫蝗，则举家皇皇无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艰，至有剥刻而虐害之，无仁心甚矣。”于是命户部臣备录文武官大小官晶，岁给俸米之数，以米计其用谷之数。又计田亩出谷之数，与其用力多寡而为之书，至编成，赐名曰《醒贪简要录》，颁示中外，俾食禄者知所以恤民。
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北平行都司奏：大宁左等七卫及宽河千户所今年屯种所收谷麦，凡八十四万五百七十余石。夫都司所收军饷且如此，何今之不然也？
国初，士人因过罢黜者，不得举荐。安庆府知事周昌以为言。太祖谓吏部臣曰：“良工琢玉，不弃小玼，朝廷用人，必赦小过。故改过迁善，圣人与之，弃短录长，人君务焉。苟因一事之失而弃一人，则天下无全人矣。昌言诚是。其令有司，凡士人因小过罢黜及迁谪远方者，如其才德果优，并听举用。”
洪武二十五年，诏五军都督府谕各都司，以军马粮储之数，及关隘要冲、山川险易、道里远近，悉绘图以闻。
国初，京师百福寺隐囚徒逋卒往往易姓名为僧，游食四方，无以验其真伪。于是命僧录寺造《周知文册》，自在京及在外府州县寺院僧名，以次编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为僧年月与所授度牒字号，俱载于僧名之下。既成，颁示天下僧寺，凡游方行脚至者，以册验之，其不同者，许获送有司，械至京，治重罪。容隐者罪如之。
刑部尚书赵靖逮一武官，将鞫之，门卒检其身，得大珠一颗，持以献。僚属方骇愕，靖徐曰：“安有许大珠！此伪物。”命槌碎之，始以上闻，太祖嘉叹。
洪武间，湖广孝感县言民饥，请发预备仓粮以贷之者。太祖谓户部臣曰：“朕尝捐内帑之资，付天下耆民籴粟以储之，正欲备荒歉以济急民也。若岁荒民饥，必候奏请，道途往返，民之饥死者多矣。尔户部即谕天下有司，自今凡遇岁饥，则先发仓廪以贷民，然后奏闻，著为令。”
洪武二十六年秋，选秀才张宗濬等，俾随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入直文华殿侍讲毕，进说民间利害、田里稼穑等事，间陈古今孝弟忠信文学材艺诸故事，日以为常。”
洪武二十七年，诏僧道不许奔走外方题疏强求人财，有于崇山深谷修禅学真者，止许一二人，三四人者勿听。仍毋得创庵堂，有妻妾者，许诸人捶逐，相容隐者罪之。亦不许收民儿童为僧，违者并儿童父母皆坐以罪。
太祖因退朝，谓学士刘三吾曰：“朕历年久而益惧者，恐为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废，生民休戚系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犹未臻，甚矣为治之难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于爱民，然爱民而无实心，则民必不蒙其泽。民不蒙其泽，则众心离于下，积怨聚于上，国欲不危，难矣。朕每思此，为之惕然。”
太祖谓侍臣曰：“人主聪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则耳目聋瞽，天下之事，俱无所达矣。”学士刘三吾曰：“人君惟博采众论，任用贤能，则视听广，而聪明无所蔽。若信任憸邪，隔绝贤路，则视听偏，而聪明为所蔽矣。”太祖曰：“人君以天下之耳目为视听，则是非无隐，而贤否自见。昔唐玄宗内惑于声色，外蔽于权奸，以养成安史之乱。及京师失守，仓皇出幸，虽田夫野老，皆能为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虽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于聪明甚矣。使其能广视听，任用贤能，不为邪佞所惑，则乱何从生哉？”
太祖谓侍臣曰：“毁誉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于俗而得毁者，亦有谄媚狎昵同乎污俗而得誉者，夫毁者未必真不贤，而誉之者未必真贤也，第所遇有幸有不幸耳。人君能知其毁者果然为贤，则诬谤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于受抑矣。知其誉者果然不肖，则偏陂之私可绝，而人亦不至于幸进矣。问君子于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鲜有不为所毁；问小人于小人，其朋党阿私，则所誉者必多矣。惟君子则处心公正，然后能得毁誉之正。故取人为难。而知言为尤难也。”
太祖尝念民艰，恐饥荒无措，令工部谕民，但有隙地，皆种植桑枣及绵花，率蠲其税，仍岁终具数以闻。
太祖谓唐铎曰：“帝王之于天下，体天道顺人心以为治，则国家基业自然久安。朕思前代乱亡，未有不由于违天道逆人心所致。天之爱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安妥生民，则可以保兹天眷。卿与朕共事久，凡朕之事天，子民有弗至者，卿即以为言，使知所警，勿谓己安不以为意也。”
太祖尝谕宋国公冯胜曰：“朕命卿子出镇西鄙，近以家人不从所役来言，朕察言观色，良由不得其所故耳。然小人略无怨言，诚可爱惜。自今以后，所从役者，使得从容足衣食，俾无窘迫，自然效力无怨咨，则家道昌矣。”
太祖谓侍臣曰：“昔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忧色；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忧，得失判焉。以此见武侯不如楚庄也。夫喜者矜其所长则志满，志满则骄，骄则淫泆，败日至矣。忧其不足者则志下，志下必能虚心以爱人，则人孰不乐告以善道？故庄王卒伯诸侯以兴楚国，武侯侵暴邻国而魏业日衰。以此观之，人君当逊志以纳善，人臣当直道以事君，君臣各尽其道，则事无不济矣。”
洪武间，日照县民江伯儿以母病，割胁食之，不愈，乃祷于神，如愈，请杀子以祀，母果愈，遂杀其三岁儿以祀神。有司以闻，太祖大怒曰：“父子天伦，百姓无知，乃杀其子，灭绝伦理。”遂捕伯儿，杖之百，谪海南。仍令，自今割股卧冰者，不在旌表之例。
撒马儿罕国有杯，光明洞彻，照之可知世事，号曰“照世杯”。
太祖定正书传，诏诸儒臣钱宰等至，开扃翰林院，命学士刘三吾总其事。因谓之曰：“朕观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气凝奎壁间，奎壁乃文章之府，朕甚异焉。今年春暮，黑气始销，文运当兴。尔等宜考古正今，有所著述，以称朕意。”时礼遇诸儒甚厚，各赐以绮缯衣被等物，又御制诗，命次韵和之。朝参则班于侍卫之前，宴享则次坐殿中，时酒楼初成，又赐钞，宴其上。
洪武二十七年，敕天下卫所屯田将士，以时耕作，毋怠其事。每岁秋后，遣人上数京师。
洪武间，有司有刚直有为廉洁自守被诬逮者，得伸理后，往往赐衣钞诸物，或赐宴，或升秩。如沐阳知县周质升山东参政，衡山主簿纪惟正升陕西参议，潞州知州刘士源升陕西参政。诸如此类，不可胜纪。
国朝最重门禁，洪武间，太祖自定法令，凡守卫皇城四门，自指挥至军士，各依其伍，全队上直，不得使人代替。如一所数缺，则以别所全队易之，勿以不足之伍分豁补数，违者处重刑，有告言者赏。不依原伍因而纵令，在卫者指挥以下杖一百，各递降调边卫，受贿者治重罪。军土当直，有死丧疾病嫁娶生产诸事者，准所告。父母病，无丁男者，许侍疾，不限月日。妻病无男女者，亦如之。亲戚庆吊，不出百里外者，许给假，留难及不实者，治以罪。若本身暴疾，不准所告，致病甚者，本管官治以罪。其力弱，子侄愿代者，听。凡上直各守本门，不许从别门往来，违者执获，虽国戚，亦闻奏区处，执获者赏。凡朝参，先放直日都督将军及带刀指挥等官，然后文武百官以次而入，不许搀越。凡内官内使火者，出须比对铜符，无符辄放行者，守门官军治重罪。有公差带金银假疋出者，凭勘合照验，仍明白附写往某处公干及记所服衣服颜色件数，回日照对，有不同者，即时闻奏。工匠人等出门有夹带钞物者，许执奏。惟官民军人有事入奏，不许阻遏及问其事情，违者坐罪。
上元典史隋吉言：“农民中有一文一妇者，当耕种时，或不幸夫病，而妇给汤药，农务既废，田亦随荒。及病且愈，则时已过矣。上无以供国赋，下无以养室家。请令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团为一社，每遇农时有疾病，则一社协力助其耕耘，庶田不荒芜，民无饥窘。”太祖善其言，谕户部臣曰：“古者风俗淳厚，民相亲睦，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邻保相助。近世教化不行，风俗颓敝，乡邻亲戚，不相周恤。甚者，强陵弱，众暴寡，富吞贫，大失忠厚之道。朕今置民百户为里，一里之间，有贫有富，凡遇婚姻死丧疾病患难，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民岂有穷苦急迫之忧？又如春秋耕获之时，一家无力，百家贷之，推此以往，百姓安有不亲睦者乎？尔户部以此意谕民知之。”
洪武二十八年，以侵暴屯卒诛东胜卫百户吴信，因遣使谕边将曰：“昔汉赵充国征讨西羌，所用刍粮，未尝仰给朝廷，由其劝课，抚绥有道，遂成大功。朕因中原之民艰于供给，故缘边列卫，立屯田之法以代民力。柰何将校不能抚绥，又困扰之，如东胜百户吴信，不恤士卒，侵其赏赐，贪淫无厌。使守边者皆如信，田土何得而治，粮食何得而充？今遣人往谕，尔等其恪遵朕言，毋如吴信也。”
洪武二十八年，太祖敕谕文武群臣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其中，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且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时处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黥刺腓劓阉割之刑。盖嗣君宫中生长，人情善恶未能周知，恐一时所施不当，误伤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又曰：“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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