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出师表 [book_author]诸葛亮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三国,史学,完结 [book_length]10018 [book_dec]三国蜀诸葛亮著。诸葛亮出师征魏,以图中原,出师前上表于后主刘禅。表凡二上,故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之谓。《前出师表》,劝诫后主发扬“先帝遗德”,用贤纳谏,刑赏无私,“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对宫中营中之事做了周密安排,反映了他无限的内顾之忧。《后出师表》,分析伐魏弱不胜敌,“然不伐贼王业亦亡”的危难形势,力陈“坐而待亡,孰与伐之”的道理。表中有“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前表亦有“臣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等语句。表现了作者尽忠报国的赤诚之心。 [book_img]Z_5697.jpg [book_title]前出师表 【『原文』】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1】。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敞【2】，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3】，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4】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宏志士之气【5】，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6】，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7】，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8】，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9】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10】，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11】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以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穆【12】，优劣得所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13】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14】，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15】，猥自枉屈【16】，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17】。后值倾覆【18】，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19】。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帅三军【20】，北定中原。庶竭驽钝【21】，攘除奸凶【22】，兴复汉室，还于旧都【23】。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之咎，以彰其慢【24】。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25】，察纳人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注释』】 【1】崩殂(cu)：死，古时秦朝以后皇帝死亡称“崩”;也叫“殂”。 【2】疲弊：困乏，这里指国力贫弱。 【3】殊遇：特殊的恩遇。 【4】开张：扩大;圣听：皇帝听取臣下意见。 【5】恢宏：发挥，振奋。 【6】陟(zhi)罚臧否(pi)：陟，升赏;臧，善;否，恶。即赏罚善恶。 【7】有司：主管部门。古代设官分职，凡事各有专司负责，故称为“有司”。 【8】昭：光大。平明：公允明察。 【9】简拔：选拔。 【10】裨补阙漏：弥补疏失。裨，也是“补”的意思。 【11】淑均：善良公正。淑，善;均，平。 【12】行阵：队伍行列，即指军队。 【13】桓、灵：东汉末的桓帝刘志(147——167)、灵帝刘宏(168——189)，均纵使宦官专权，外戚骄横，致使朝政日败，终于爆发黄巾大起义，东汉遂亡。 【14】布衣：平民，无官无职。 【15】卑鄙：与今意不同，古指卑微鄙陋，没有地位。这里是自谦之语。 【16】猥自枉屈：自谦之语，谓刘备降低身份，礼贤下士。 【17】驱驰：奔走效劳。 【18】倾覆：兵败。指建安十三年(208)，刘备为曹操击败于当阳长坂，追至夏口之事。 【19】不毛：不长草木，指荒凉之地。毛：草。 【20】奖帅：鼓励和率领。 【21】庶竭驽钝：希望能竭尽自己低劣能力。庶，希望;竭，尽;驽钝。劣马钝刀，代指才能低劣，此为谦语。 【22】奸凶：代称魏帝曹丕。 【23】旧都：指东汉都城洛阳，当时为曹魏政权的京都。 【24】慢：疏忽，怠慢。 【25】谘诹(zou)：咨询。 【『赏析』】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曾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太平御览》卷459)淡泊、宁静二旨，自古而今，向被文人学士乃至食精厌肥的高官厚禄者流所津津乐道，然而，这芸芸众生中，附庸淡泊、宁静而以“清高”自慰或自鸣于世以求“推销”自己者多，真能得淡泊、宁静之意趣而乐在其中求“明”求“远”者少，至于借淡泊、宁静而盗利猎名者，则更属人中下品，等而下之，不足道哉了。 若说诸葛亮以布衣之份，屈居于草庐之中，坐论淡泊、宁静，则腐儒辈讥之为“侈言自慰”，是足可欺世人之心的，然而，“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陆游《书愤》)当诸葛亮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极人臣、权倾朝野之时，以其出师一表，令蜀前蜀后、千代万代无与比肩者，探其微，不能不归结到得自然之精蕴的淡泊、宁静二旨，昭彰于后主、蜀人、天下人并垂百世而至今的这个原因。 《出师表》，是淡泊、宁静的结晶，是明志、致远的诠释，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帝王师的最集中的反映。 表，我国古代臣子向君王陈述意见的一种文体。《出师表》，是三国时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出师北伐时给蜀后主刘禅的上疏，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表文开头，以“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领起，统括天下大势“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句寥寥，却高度概括，将蜀汉政权面临的紧张局面及诸葛亮深重的忧国之心合盘托出，颇给人“盲人瞎马、夜半深池”的感觉。 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中评论表中开头之语：“万难心事，已倾泻此二语”，实为卓见，刘备创蜀汉政权，本有一统天下的鸿鹄之志，绝不想偏隅一方，聊以自守。可惜。“创业未半”，使病故弃世了，而此时，蜀新败于吴，被连拔四十余营，元气大伤;曹魏政权已统一了北方的黄河流域，实力最强，对南方的蜀、吴政权虎视眈眈，欲逞其吞并之意：加之蜀国虽据“天府之地”，但地处偏僻，经济落后，人丁不盛，兵甲不足，后主刘禅则为刘备不屑子孙，胸无大志，昏庸无能，妄自菲薄，贪图享乐，偏私于宦人黄皓，“常欲采择以充后宫。”(见《三国志·蜀书·董允传》)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令诸葛亮痛心疾首，忧心如焚。很明显，若论守成，既有违于先帝刘备的遗志，也有违于自己的耿耿之心，而且更是守不住的。 诸葛亮无疑是干大事业的人。他的雄才大略及博大的胸襟，使他无意于蝇营狗苟之私利。“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表文中诸葛亮的自白，实非谦虚，而是内心的真实写照。成志伟先生在《读诸葛亮〈出师表〉》中说：诸葛亮隐居降中时，“十分注意了解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关切注视着政治舞台上各派势力争斗的胜败和变化。他自比春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管仲、乐毅，随时准备出山，为改变当时国家混乱、军阀割据的局面而发挥自己的才智。”这话十分确切。然而这只是一方面。古代文人常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感叹，但多为自诩、自慰，而少能对此心领神会、奉行始终;唯诸葛亮是对此身体力行，矢志不移，并得“清高”之要义者。东汉末年，天下倾颓，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诸葛亮虽自诩有平天下之才，并做好出山的准备，却于世道对己能否有所用未存侥幸之心，更抱定不与浊浊者流为伍的高洁之心，所以宁可“苟全性命”，不愿有违匡世济民的本意而“闻达于诸侯”。正因为鄙视功名、利禄的淡泊、宁静的人生观深深植根于诸葛亮的心中，所以他才能为明志、致远而“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诸葛亮曾上表刘禅，说自己“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他死之后，事实一如此言。而他为相二十余年，可谓高官，却绝无厚禄，更从未以权谋私;他的后代，也无“特权子弟”，他的儿子诸葛瞻、孙子诸葛尚，都在为捍卫蜀汉政权中，捐躯沙场。这种美德，对于深恶痛绝于“有权就有钱、有势”的社会蛀虫的平民百姓来说，对诸葛亮该是怀着怎样的一种经久不泯的敬仰之心啊! “士为知己者用。”(司马迁《报任安书》)刘备遇诸葛亮如鱼得水，虽有君臣之份，实似密友相随。“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诸葛亮的这番话，表明他对明主相知，自己的雄才大略有了施展之机的这种“殊遇”，是刻骨铭心，永志不忘的。刘备临终前向诸葛亮嘱以后事，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这种绝无隔阂的知遇之恩。更使诸葛亮许刘备以忠诚。而忠诚，既是情谊和义务，更是为共同理想、共同志向所磨砥、所凝聚。但是后主刘禅却贪图享乐、居危苟安，不图进取。针对这种情况，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几乎通篇以先帝刘备作比加以规劝，这样既不失自己为臣的身份，又使后主能够接受意见。 诸葛亮在表中规劝的三要点是：纳谏、法治、用人。 在蜀汉政权的危急时刻，良臣所以忠于朝廷，就在于感念刘备的恩遇。刘备礼贤下士，亲近贤臣，疏远小人，为远大理想而奋斗终生，这是应该效法的。诸葛亮委婉地用“宜”与“不宜”，劝诫后主广开言路，自信自重，纳忠谏，明大义，完成刘备的遗志，这无疑是切中时弊，直指后主的缺漏的。 陈寿评论诸葛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李严是刘备死时同诸葛亮一起受顾命的大臣，廖立是蜀汉政权的重要人物，二人因过失被诸葛亮贬官为民，却毫无怨言，闻诸葛亮去世，一个痛惜致死，一个失声大哭。诸葛亮办事公正，赏罚分明，能使受奖者自励，受惩者不怨，实在是他明志、致远、举大业、平天下的重要内容。因而在表中强调“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也是切中时弊，直指后主的缺漏的。 最后，诸葛亮指出郭攸之、费祎、董允及向宠这三文一武老臣，俱为刘备考验、选拔出的忠直之士，请后主凡事均应咨询他们的意见，继而归结到“亲贤臣、远小人”这一关键所在，并以刘备常痛恨于东汉桓帝、灵帝亲信宦官，致使朝政日下的例子，委婉地加以劝谏。这同样是切中时弊，直指后主的缺漏的。 《出师表》前半部份是忠谏叙理，后半部份则是剖情表态。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诸葛亮在刘备死后的几年时间里，而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敌强我弱的严酷局面，力排守成之议，坚持北伐的主张，并为这一主张的付诸实施而呕心沥血。他结好东吴，再修联盟;渡泸南征，平定叛乱;发展生产，积聚军资;治戎讲武，充实兵甲。这一切措施，都是为了巩固后方，稳定政权，蓄养国力，以求“奖帅三军，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最终实现一统天下的志向。 唯淡泊方能明志，唯宁静方能致远。对于这一天经地义、颠扑不破的道理，诸葛亮既然是发宇宙自然之微而得之，他对这道理的认识就极为深刻了。他对后主刘禅的忠谏叙理及自我剖情表态，反复阐述的都是这个道理。他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情理交融，言辞恳切，全文归结到自立军令，督责诸臣上，并再次告诫后主一定要“察纳人言”，发扬刘备尊贤纳谏的好传统，从而与表文开头遥相呼应，言尽意详，将一腔心事，满腹深情，付于一表之中。 由于后主刘禅的昏庸，使得诸葛亮的劝诫，真是到了苦口婆心的地步。由于这一原因，文章在艺术上文采不艳，确实过于丁宁周至。如表文中提及“先帝刘备”处达十三次之多，这是诸葛亮的身份及作表的目的所决定，而这种丁宁周至，却也使得文章委婉曲折，含蓄深沉。文章语言质朴无华，很少修饰，很少用典，但其骈散结合的特色，又使自然流畅的表述，有着鲜明的节奏感。全篇融议论、叙事、抒情为一体，感情炽烈、浓厚，说理严密、透彻，常用正反对比的手法，申明利害，而偶句的对列，加强了文章的力量，使其寓意深刻感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刘勰曾在《文心雕龙·章表》中，对诸葛亮的这篇《出师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表之英也。”这是十分准确的。 [book_title]后出师表 【『原文』】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1】，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2】，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3】?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4】，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5】，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遗意也【6】。而议者谓为非计【7】。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8】，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计，殊绝于人【9】;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偪于黎阳【10】，几败北山，殆死潼关【11】，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12】，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闫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13】，突将、无前【14】、叟、青羌【15】。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16】，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17】，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18】。 【『注释』】 【1】偏安：偏于一隅，苟且偷安。 【2】量(liang)：估量。 【3】孰与伐之：与伐贼相比，哪一个好? 【4】思惟：思虑。 【5】不毛：不长庄稼的地方。 【6】奉：执守。 【7】非计：计谋不当。 【8】涉险被创：经历艰险，遭受挫伤。 【9】殊绝：极端地不同。 【10】偪：同“逼”，迫促。 【11】殆死：几乎死亡。 【12】驽下：疲笨低下。 【13】曲长屯将：曲、屯皆军队中编制，长、将是其长官。 【14】突将无前：“突将”与“无前”犹今之突击勇士。 【15】賨叟、青羌：古代西南少数民族。 【16】鞠躬尽力：弓身勤劳尽力。 【17】利钝：顺利或挫折。 【18】逆覩：预见。 【『赏析』】 世称诸葛亮有前后两《出师表》。《前出师表》指蜀建兴五年(227)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临行时向后主刘禅所上疏，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昭明文选》著录只称《出师表》，无“前”字。而《后出师表》既不见于《三国志》本传，亦不见《诸葛忠武侯文集》和《昭明文选》，只见于《三国志》本传裴注所引，说是出于张俨《默记》。《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说，吴主孙亮建兴二年(253)，诸葛瑾之子诸葛恪曾著论，称“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所指似乎是这篇《后出师表》，但既然身在吴国的诸葛恪能见到这篇奏表，而蜀国的陈寿于晋武帝泰始十年所上的《诸葛氏集》和他所写的《诸葛亮传》为什么都没有提到呢?人多疑《后表》为伪作，而这正是聚讼的原因。不过，《后表》的思想积极进取，与《前表》精神一致，直到今天对我们仍有启迪的意义，所以值得一读。 裴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说这篇《后出师表》是蜀建兴六年(228)十一月奏后主的。此前的情况是，建兴五年，诸葛亮屯军汉中。“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兵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于是“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由于用人不当，致有街亭之败，诸葛亮请自贬三等。这年八月，吴主孙权至皖口，“使将军陆逊督诸将大破(曹)休于石亭。”(《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冬天，“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亮粮尽而还”(《蜀书·诸葛亮传》)。那么此表即作于这次出散关的前夕(《蜀书·赵云传》说赵云卒于建兴七年，疑误。据表中语，知赵云卒于诸葛亮上表以前)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自然段，说明自己要求再度出师的原因，在于受托讨贼。先提出先帝(刘备)的政治纲领是“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汉与曹贼势不两立，要想兴复汉室，就不能偏安于蜀，必须讨贼。第二步，是自谦才弱，诸葛亮从来就是很谦虚谨慎的，何况又新有街亭之败?但仔细玩味，他这自谦，是自留一退步，为了反跌出“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的主旨。既然才弱敌强，是坐以待毙呢，还是在战争中不断削弱敌人、争取生存下去?不如伐贼。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先帝才托孤给自己，自己是受先帝之托讨贼的。 第二部分即第二自然段，说自己既受托孤之重，因此寝食不安，忠心耿耿，临深履薄，为实现先帝遗志而努力。文中陈述了他的战略方针，“思惟北征，宜先入南。”由于军务繁重，他“并日而食”，两天只吃一天饭。他还指出了眼下的有利形势：“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疲于西”，指魏大将军曹真被蜀牵制之事;“又务于东”，指魏将曹休被吴将陆逊败于石亭事。这对蜀国正是有利时机，所谓“兵法乘劳”，乘其疲惫，正好进攻。而朝士颇生议论，以为出师非计，这大概也是后主刘禅的看法，所以诸葛亮特别写此表文，来论述这个问题。“谨陈其事如左”，就是恭谨地陈述其事如后。古人书写，皆竖行自右向左，所以说“如左”。 第三部分包括六小段，提出“六未解”。所谓“未解”，系就朝士的非议和后主的态度而言，对此，诸葛亮觉得难以理解。第一小段以高帝创业为例，说明不能避难就易、弃战求安。高帝明德，张良、陈平深谋远虑，也是经历无数险难才得天下。今天蜀国情况不及高帝之时，更没有理由与敌长久对峙，坐待敌人自亡了。第二小段是以刘繇、王朗的教训来开导后主，希望以他们的失败为鉴戒。汉末大乱，刘繇尝为扬州刺史，时袁术在淮南，刘不敢到任，被人接到曲阿，后来又被袁术、孙策攻击，跑到彭泽。王朗尝为会稽太守，孙策渡江略地，朗与策战，败，浮海至东冶，又被策追击，于是投降孙策。本文这里说他们“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云云，不详所据。大概这两人都比较迂阔，不能主动进攻，使孙策养蓄势力，自己最后落得失败。第三、四两小段以曹操为例，说以曹操之能，用兵如孙武、吴起，犹屡次挫败，后来才得“伪定一时”，那么以自己劣钝之才，怎能出战必胜呢?意谓如果认为出战只能胜利，不允许失败，否则就不能出战，这实际是作茧自缚，坐以待亡。“伪定一时耳”，指曹氏政权只是暂时定位罢了。诸葛亮以刘氏为正统，所以称曹魏为“伪”。这两小段引了些曹操战败的例子，“困于南阳”指建安二年(197)张绣败操于宛城事;“险于乌巢”指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战时，袁绍在乌巢屯粮，操军粮少，险些失败。“危于祁连”大约指建安九年(204)曹操围邺(袁尚的巢穴)事。袁尚来救，操击之，乞降，不许。袁尚夜遁，保祁山，操追击之。复还攻邺，操出行围，袁尚部下审配伏弩射之，操几乎中箭。“偪于黎阳”指建安七年(202)袁绍病死，其子袁谭、袁尚屯于黎阳，操与之连战，谭、尚固守。“几败北山”指建安二十四年(219)，操将夏侯渊与刘备战于阳平，为备所杀。操自长安出斜谷与备争汉中，运粮北山下，备因险拒守。操军士多逃亡，乃退还长安。“殆死潼关”指建安十六年(211)操与马超战于潼关，操自潼关北渡河，超等骑兵追射之，矢下如雨。后操见诸将说：“今日几为小贼所困!”“五攻昌霸不下”指建安四年(199)刘备初与董承等受献帝衣带诏，将反曹操。至下邳，遂杀徐州刺史车胄，举兵屯沛。东海昌霸反操，郡县多叛操而应刘备，操遣将攻之不克。“四越巢湖不成”疑指建安十八年(213)曹操进军濡须口(此处为吴所筑城堡，在巢湖东，以拒曹操)，号步骑四十万，与孙权相守月余，不利，乃撤军还。“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李服即《蜀书·先主传》里的王子服，他表面为操所用，暗地里却与董承等受献帝密诏，同谋杀操。建安五年谋泄，皆伏诛。“委夏侯，而夏侯败亡”指建安二十年(215)操得汉中，留夏侯渊屯汉中，自引军还。二十四年(219)春，刘备自阳平南渡沔水，于定军兴势作营。渊率兵来争其地，被黄忠打败，渊等皆死。第五小段说，自己从建兴五年(227)屯驻汉中以来，中间一年多，就丧失了赵云等战将精锐，这些精锐乃是数十年中从四方纠合来的，如果不趁现有兵力奋战图强，再过几年，就只剩三分之一了，就无法对敌了。第六小段说，现在虽民穷兵疲，但战事不随人的欲望可以停止，只要战事不停，与其被动作战，不如主动出击，两者劳力费用是一样的。欲守益州一州之地与操久持，是没有前途的。以上六小段，反复说明危而后安、战而后强的道理，指出了一味求安的严重后果。 第四部分开头说“夫难平者，事也”，“平”同“评”。这句意即事情结果很难评论判定。他举先帝的例子，说当初先帝被操追击，曾败当阳、奔夏口(这是建安十三年事，这一带是古代楚地)，曹操高兴地拍手，以为天下已定。但后来先帝联合东吴，败操于赤壁，西取巴蜀，举兵北征，消灭了夏侯渊，夺取汉中，使兴复汉室有了希望，这是曹操始料未及的，是他的失著。以后又是吴国背弃前盟，攻取荆州，关羽败死麦城，先帝伐吴，在秭归大败，北方曹丕称帝。事情变化如此，是人们难以预见的。这段话，说明未来难料，既包含了将来可能失败，但也包含着可能成功。总之，鼎是三分，尚不知鹿死谁手，因此不可妄自菲薄，唯须努力争取，死而后已。 综观全文，其写作目的是为申明出师的必要，而且指出时机宝贵，迫在眉睫。但朝廷对于出师有所议论，这些议论既反映思想问题，也反映了蜀国民穷兵疲的客观困难。对此做为蜀国丞相，诸葛亮不能不认真分析，以统一大家的认识。先提出蜀国政策的总原则，是“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是坚定不移的，否则先帝创业还有什么意义?然后说到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方针，不伐贼，则坐以待亡;伐贼，或可取胜。即使伐贼失败，也胜过坐以待亡。这是诸葛亮的指导思想。不过，方针既定，还有个伐贼的时机问题。从魏国“适疲于西，又务于东”来看，是伐贼的好时机;从蜀国“才弱敌强”、“民穷兵疲”的方面看，又存在不少困难。由此又产生不少思想问题。本文用大量篇幅来讲安和危、胜和败的辩证关系，是为了解决这些思想问题，同时也进一步阐明了他的战略方针。一句话，他反对消极防御，主张主动出击，积极开辟新局面。这是本文思想精华之所在。过去的批评，都只肯定诸葛亮“鞫躬尽力，死而后已”的品德作风，对本文所表现出的战略思想重视不够，所以这里有强调的必要。文章最后一段是结论，在阐明胜和败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指出曹操初胜，包含着后来的失败，随后又提到蜀国的失利，话就到此为止，至于今后蜀国命运如何，他没有说，这一点颇足玩味。但他的态度是积极的，所以有“鞫躬尽力，死而后已”的话。 这篇文章很朴实，没有华丽的词藻和惊人之笔，但层层剖析，逻辑谨严，很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