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册：1895—1916） [book_author]陶菊隐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史学,完结 [book_length]367099 [book_dec]《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以一百三十余万字的篇幅，生动地勾勒了一段上自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前后三十三年波澜壮阔、风云变幻的历史，刻画了一大批军阀与政客的群体雕像，揭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隐闻秘事，军头武夫里穿插着舞文弄墨的冷幽默，阴谋算计里隐藏着颠扑不破的人性，处处都是活生生的历史，处处都有饶有趣味、发人深思的话题。这或许正是民国史的魅力所在，它不是教科书上已经定义好了的历史，而是就发生在民族生活的昨天的故事，动荡而令人充满惊奇。被称为是中国版的《光荣与梦想》。 [book_img]Z_5725.jpg [book_title]绪言 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史上继往开来、臭名昭彰的一个封建军事政治集团。它继承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出卖国家和反人民的罪恶事业，又替蒋介石政权提供了军事独裁的可耻榜样。在它的统治下，中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灾难，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加深了；另一方面，它的黑暗统治却又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醒和革命斗争，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力量就是在这个时期生长和发展起来的。 北洋军的前身是“新建陆军”。从一八九五年“新建陆军”产生至一九二八年北洋军阀的末代统治者垮台，前后共计三十三年。 北洋军阀统治中国，前后共计十七年，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袁世凯当权时期：从一九一二年袁氏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取得临时大总统，到一九一六年洪宪帝制失败毙命新华宫止，前后共计五年。 第二阶段，袁的继承者皖系首领段祺瑞当权时期：一九一六年段任内阁总理后，对内执行“武力统一”政策，对外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北洋派内部因权利之争分裂为直皖两系。一九二〇年爆发了直皖战争，段氏兵败下台，前后共计四年。 第三阶段，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当权时期：一九二〇年直系战胜皖系后，实际上已控制北京政府。一九二二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又打败了奉系军阀。一九二三年曹锟以贿选当上了总统，其实权则移于部下吴佩孚之手。一九二四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奉系打败，直系政权瓦解，前后共计四年。 第四阶段，从一九二四年奉系首领张作霖战胜直系，实际上控制北京政府，到一九二八年为南方军所败，逃回关外，在沈阳附近皇姑屯被炸身死，为期也近四年。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南方（主要在西南方面）还存在地方军阀，不受北京政府的管辖，所以北洋军阀实际上不能控制全中国。北京政府总统也不一定由北洋军阀担任，但其实质上是北洋军阀的工具。在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十七年中，北京政府前后更换了十三任总统[1]，四十六届内阁。这种走马灯式的政府，是北洋军阀内部争权夺利的反映，帝国主义争夺中国势力不平衡的反映，也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反映。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袁世凯及其继承者们，坚持“武力统一”政策，发动过几次南北战争，他们所炫耀的北洋派的武力，由于内部分化而日益削弱，所以一代不如一代，以致北不能统一北，南不能统一南，并由此发展为北与北战，南与南战的军阀混战之局。最后北京政府政权为国民党新军阀所取代。 北洋军阀各派系都有其帝国主义的背景。一般说来，袁世凯亲英美，段祺瑞、张作霖亲日，曹锟、吴佩孚又亲英美。但也不是绝对的。例如袁世凯想做皇帝，由于欧战发生，西方国家无力相助，袁就不惜以国家的主权命脉献给日本，以交换日本不干涉中国帝制；张作霖入关做了“大元帅”，又想联英美以反对日本的独霸之局。这些变化说明了一个真理，主子与奴才的关系，也是以当前的利害为转移，不是一成不变的。 历史不能分割。要了解北洋军阀产生的历史背景，必须从清政府后期西方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开始对清政府给以沉重的打击，而当清政府完全就范之后，又转而利用清政府作为间接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这一时期说起。 一八四〇年，英国侵略者发动了肮脏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门户，揭开了资本主义列强掠夺中国资源、奴役中国人民的序幕。一八四二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订立了《南京条约》，开辟了五口通商，并使香港由英国占据。 与此同时，美国侵略者在侵华战争中也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一八四四年，美国派第一任驻华公使顾盛带领战舰四艘来华，威逼清政府与之签订《望厦条约》，用“最惠国待遇”的条文，取得了英国以武力在中国所取得的五口通商、关税协定和领事裁判权等权利。 一八五六年，英国派遣舰队驶入广东省河，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美国舰队开在前面掩护它们前进。清朝炮台守兵看见是中立国的船只，不便开炮轰击，致使英国舰队得以安全前进，由此发生了炮打广州城和焚烧城外民房数千家的大暴行。 一八五八年，英法联军再犯广州前，曾邀美国参加。美国总统布加南决定中立，但又派遣美国舰队随同出发，准备在适当时机出面来“调停”。是年英法联军占领天津，美国轻而易举地与清政府订立了《天津条约》，分尝了胜利的果实。 一八五九年，英法联军由大沽口驶入白河，被中国守兵击沉英舰四艘，英国舰队司令霍布中弹受伤。美国舰队司令达特纳尔令所部水兵向白河两岸开炮，掩护英法两国舰队退出白河，驶回上海。同时，美使华若翰按照清政府指定的路线，从北塘入京，换约而返。 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焚毁了圆明园。此后还发生了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以及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等事件。这些战争和暴行，一次又一次地暴露了这批文明强盗的本来面目，从而促进了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王朝的斗争。 帝国主义能够打败腐朽的清政府，但是打不败英勇的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门户的一天起，中国人民就开始了前赴后继的各种形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些斗争又随着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而日益发展。 先是，一八五一年，中国南部崛起了太平天国革命，起义军很快地推进到长江流域和淮河以北。太平天国虽在一八六四年被国内外联合起来的反动势力所镇压，但它严重地打击了清政府的威信，并加深了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的仇恨。一九〇〇年，帝国主义联军以屠杀焚掠等残酷手段扑灭了北方义和团的反帝运动，占领了中国首都北京，但终于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民是不可被征服的，因而感到利用清政府作为间接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是既省力而又惟一可行的办法。它们在以武力迫使清政府就范之后，就转而积极地支持这个政权。 同时，清政府对外不能进行抵抗，对内又害怕人民的力量发展起来将要推翻它的统治权，就悍然不顾地采取了“宁亡于外寇，不亡于家奴”的卖国投降政策，和帝国主义一道，残酷地镇压本国人民。 自一九〇〇年以后，清政府对帝国主义采取了有求必应和来者不拒的态度，甚至主动地求助于帝国主义，共同镇压中国人民。至于对外赔款与丧权辱国的一切损失，则都转嫁在人民身上，皇帝与贵族却仍然作威作福，搜刮民脂民膏，过着奢侈荒淫的生活。 由此可见，当时帝国主义已从打击清政府转变为利用清政府，清政府已从盲目排外转变为投降媚外，帝国主义与封建王朝在反人民的共同点上结合起来了。 在这一新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农村经济受到极大破坏，全国成为帝国主义工业品的倾销市场，造成了广大人民的贫困和破产。这些痛苦的实践教育了中国人民，要救国必须打倒帝国主义，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就首先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封建王朝。打倒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是统一而不可分的双重政治任务。 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总目标是完全相同的，但它们相互之间又有矛盾。因此，它们在不同的时期，采取了不同的手段。有些时期，某几国结成一伙来对付另外的一伙，有些时期，由于利害一致，成立了联合侵略阵线来共同宰割中国。 帝国主义之间的主要矛盾，存在于从南方侵入中国的英国与从北方侵入中国的帝俄之间。英国刚开始是与法国结成一伙的，后因法俄有军事同盟关系，而帝俄对东北和华北又有独占的野心，它就找到日本代替法国作为抵制帝俄和侵略中国的得力助手。美国对中国则以伪善的姿态出现，但也企图利用日本作为进攻中国和侵略亚洲的跳板。于是英、美、日三国所形成的一伙与俄、德、法三国的一伙互相对立，因此引起帝国主义之间的一次战争——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战争。 为了具体描绘北洋军阀的全貌，我们就从北洋军阀的开山老祖袁世凯从军发迹写起。 * * * [1]　包括临时总统、临时执政、摄政内阁、大元帅等不同的称谓。 [book_title]第一章　袁世凯在朝鲜的十二年 一　袁世凯的身世。吴长庆与袁家的世谊 清朝统治中国之初，即将其全部军队——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分驻首都北京及全国各大城市，以防止中国多数民族汉人造反。这区区几十万军队，对地大人多的中国说来，不啻沧海之一粟，于是清朝统治者又增设了以绿旗为标志的绿营兵。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时，这些安坐而食未经战阵的旗兵、绿营兵，几乎一触即溃，清政府才又急如星火地在各地招募兵勇，用以扑灭起义军，其中号称精锐之师为湘军、淮军、毅军等。等到革命风暴被镇压下去了，全国秩序恢复了，这些军队也都蹈了旗兵、绿营的覆辙，不训练，无纪律，吃空额，抽鸦片，扰民有余，守土不足，甲午战争时全线瓦解，原形毕露。清政府这才觉得再不训练出几支新式军队，将无法维持其统治地位。乃于一八九四年十一月成立了“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奕䜣为督办，庆亲王奕劻为帮办，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麟会同商办，开始了淘汰旧军、编练新军的工作。 清政府的建军工作，为三十五岁的袁世凯开辟了一条飞黄腾达的捷径。 袁世凯，字慰亭，一八五九年生于河南项城县的一个大官僚地主的家庭。他的叔祖父袁甲三，早年在安徽办团练，以镇压捻军起家，官至漕运总督。袁甲三的子侄辈袁保恒、袁保庆、袁保龄等也都以“从军有功”，一个个爬上了高枝儿。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是“长房长子”，虽未从军挣得功名，却也在项城办团练以防捻军，平时鱼肉乡民，作威作福，不失为地方上一霸。< 袁世凯排行第四，他的叔父袁保庆没有生过儿子，就把他过继为嗣子，自八岁起，跟着他到过济南、扬州、南京等处。袁世凯从小娇生惯养，加以嗣父母又溺爱非常，因此他不肯发愤读书。一八七三年，袁保庆病死在江南盐巡道任所。次年袁世凯又到北京去，在任刑部侍郎的堂叔父袁保恒家读书。一八七六年，袁回家乡参加乡试，落第后又回北京，一面读书，一面帮助袁保恒办理公事。是年冬天，袁保恒奉派到开封帮办河南赈务，带袁世凯同行。一八七八年，袁保恒死于时疫，袁世凯回到故乡，以项城地瘠民贫，就在较繁华的陈州定居下来。袁在陈州整日价酗酒、骑马，集合一班酒肉朋友，由他出资组织了两个文社，以附庸风雅。 一天，袁世凯在别墅仰山堂读书时，有一位在淮宁县署[1]授馆的穷秀才徐世昌，到别墅游玩，与袁一见如故，不久即结拜为兄弟。徐世昌，号菊人，直隶东海（天津）县人。他很想进京赶考，袁赠以川资使之得以成行。 一八七九年，袁又参加了一次乡试，仍然名落孙山。他想效法先人以从军求功名，于是放火把所作全部诗文烧个精光，决定“投笔从戎”。 一八八一年五月，袁世凯带领了一批闯江湖的小伙子到山东登州，投奔父执吴长庆。吴长庆与袁家具有悠久的历史关系。吴的父亲吴廷香（字奉璋）是安徽庐江县的著名绅士，有“国士”之称。一八五三年太平军初攻庐江时，吴廷香组织团练负隅顽抗。一八五四年太平军再攻庐江时，吴廷香派其子吴长庆到袁甲三处求援，袁甲三征求子侄们的意见。袁保恒反对赴援庐江，袁保庆则主张急速派兵救接。由于迁延时日，庐江被太平军攻克，吴廷香也被击毙了。袁甲三觉得过意不去，就叫吴长庆留下来随营读书。吴不愿依人篱下，回到家乡袭了云骑尉的世职，收拾其父的旧部，继续与太平军为敌。淮军初建时，吴又率领五百人成立了庆字营，从此跟着李鸿章转战各地，步步高升。到袁世凯投奔他时，已官至提督，会办山东军务，并督办山东海防。 吴长庆自父亲毙命后，就与袁保恒绝交，而与袁保庆结拜为兄弟。袁保庆病死南京时，吴还专程前往代为治丧。此时见袁保庆的嗣子袁世凯千里来投，就遣散了袁的同行伙伴，留袁在营中跟着幕僚张謇读书，以报袁保庆当年照顾之情[2]。 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县人。一八七六年入吴长庆幕，主管公文，因办事干练，吴倚之如左右手，并命其子吴保初从之受业。 袁世凯根本不是读书的材料，张謇叫他练习作文，他做出来的文章东拉西扯，漫无条理，但他办起事来却又头头是道，加上善于逢迎拍马，居然得到不少人的赞扬。不久吴长庆委他“帮办营务处”。袁世凯投奔庆军时，野心是很大的：既非为了读书，也不是区区营务处帮办所能满足的。他想等待时机一展身手，而这种机会终于到来了。 一八八二年八月，朝鲜发生了“壬午政变”[3]。与朝鲜具有“宗藩关系”的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派吴长庆率部前往镇压。吴命张謇“规划前敌军事”，张以事忙难于兼顾，推荐袁世凯主持“前敌营务处”，吴同意了。 袁世凯在朝鲜前后待了十二年。在这期间，他参与了镇压“壬午政变”，帮助朝鲜政府编练了新军，支持朝鲜政府中的保守派，并出兵镇压了亲日的“开化党”。在这些活动中，袁世凯玩弄权术，压低别人，抬高自己，因而头角崭露，赢得了“勇敢”“果断”“知兵”“足智多谋”等等称誉，得到了淮军首脑李鸿章的赏识。尽管他犯有贪污军饷、贩卖鸦片等劣迹，特别是一八八四年在镇压“开化党”的过程中，独断独行，擅自发兵，有人参劾他“擅开边衅”，受过清政府的査办，但因有了李鸿章这座靠山，非但不见罢斥，反而不断超升；十二年内由一个“庆字营”中未入流的官佐，先后升为“补用同知”“尽先即补知府”“简放海关道”“浙江温处道”等头衔。同时，他手中的实权也越来越大，由“庆字营营务处帮办”而“总理亲、庆等营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等等。 二　袁世凯出卖吴长庆步步上升 袁世凯到朝鲜后，渐渐不把一手提拔他的恩人吴长庆放在眼里，反而认为吴是他脱颖而出、飞黄腾达的障碍。通过在北京当内阁中书的堂叔父袁保龄的关系，袁世凯直接与李鸿章挂上了钩。李袁两家本有渊源，袁甲三早年与李一起在安徽办过团练，袁保恒在李的手下带过兵，袁保龄又是李的直接属员。李认为袁世凯是“后起之秀”，希望培养他在朝鲜做个忠实的代理人。 此后袁世凯经常越级言事，乘机向李鸿章表现自己，贬低吴长庆，吴却被蒙在鼓里。 一八八四年，法国侵略军又在越南挑衅，中法战争爆发。为了防止法国侵略者派舰队侵略中国沿海一带，李鸿章调吴长庆率所部庆军三个营回国，驻防金州，以加强东北海防，另三营留在朝鲜，并派吴长庆部将提督吴兆有办理朝鲜军务，而以袁为会办。 庆军是吴长庆所建立的一支军队，其中大多数官佐随吴转战三十年，有些人已取得记名提督或总兵之类的军衔。吴启程回国时，颇有依依惜别之情。但他认为：“袁世凯跟我有三代交情，又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不会改变常规，做对不起我的事情。”哪知吴长庆刚走，袁即安置私人，排斥异己，搞得该军面目全非。他还向人表示：“区区三营人算得什么！就是把庆军六营人全部交给我，我还愧对先人呢”。 吴长庆因兵权削去一半而郁郁不乐，加以旧属纷纷来信投诉袁世凯以怨报德的许多情况，更如火上加油，不久就在金州病死了。 三　袁世凯诳报战功受到李鸿章的重视 一八八四年岁尾八五年年头之际，朝鲜“开化党”首领金玉均等摆下了鸿门宴，拟将妃党一网打尽。禁卫军大将闵泳翊（闵妃之侄）带伤冲出，逃往税务司穆麟德的家中[4]。袁世凯闻讯来援，见一健者持枪把门，威风凛凛，阻其入内。后来查明此人系中国早期的留学生唐绍仪（十五岁留学美国），回国后派来朝鲜充当穆麟德的属员。袁盛赞此人忠于职守，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政变发生后，日本少数驻朝军队乘机侵占王宫，国王李熙出走。清朝军队迅速打退了这支日军，护送李熙回宫。事后袁世凯诳报军情夸大自己的战功，从此他进一步受到李鸿章的重视了。 袁本来是个官气十足的人物，自代朝鲜政府“平乱”以来，他就更加讲排场：“乘舆张盖，呵殿出入，制五色马旗，建兵船，竖黄龙大旗”[5]。在他的札封上自称“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这是个不伦不类的官衔，似乎是以清朝的北洋大臣兼办朝鲜防务。在会见朝鲜国王或与朝鲜政府打交道的时候，他妄自尊大，根本不把顶头上司吴兆有放在眼里。 袁的狂妄自大也表现在对张謇的态度上。随着自己地位的升高，他对张謇的称谓就由“老师”改称“季直先生”，随后又改称“季翁”“季兄”，由师生关系降为平辈之交。张謇写信质问他说：“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老师’、‘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何故”！他越想越气，后来干脆列举大量事实，责其忘恩负义，狂妄自大，虚伪奸诈，无耻不文。袁也恼羞成怒，两人从此断绝了往来。 袁世凯在朝鲜时期，又经常卖弄权术，投机取巧。他与朝鲜保守派首领尹泰绶等结拜为把兄弟以广声援。利用朝鲜王妃（闵妃）与大院君（国王李熙的生身父）互相争权，暗中加以操纵。由于国王在公文中左一个“袁会办”，右一个“袁会办”，他持以向李鸿章汇报，以卖弄其在朝鲜颇有威信。另一方面，他又在对朝鲜政府的回文中横一个“禀北洋”，竖一个“禀北洋”，借李鸿章的虚声，以见重于朝鲜。一八八五年，袁世凯以回国述职为由，先后到天津、北京拉拢当朝权贵。从此辇毂之下，无人不知李中堂手下有这么一位“后起之秀”了。 四　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被迫签定《马关条约》 可是，当袁世凯昂首天外之际，正是日本侵略者埋头苦干之时：它勤修战备，广结外援，磨拳擦掌，跃跃欲试。一八八五年，中日两军又在汉城互相戒备，战机一触即发。清政府力求避免战争，特派李鸿章为钦差全权大臣，与日本政府特使伊藤博文举行天津会议，讨论两国军队同时在朝鲜撤退的问题。会议决定，两国撤兵后，朝鲜局势如再有波动，两国出兵来朝，事前必须互告。 天津会议后，清政府撤销了“办理朝鲜军务处”，并将留驻朝鲜的庆军三营扫数撤退回国。李鸿章保升袁世凯为三品道员，改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袁就新职后，调唐绍仪为自己的西文文案，并派他兼任龙山商务委员。 但是，朝鲜问题并未从此解决。就在这一年，英国侵略者借口防俄侵占了朝鲜的巨文岛，朝鲜政府在帝俄的压力下，同意了帝俄舰队代办朝鲜沿海防务，日本侵略者又在虎视眈眈，准备趁火打劫，朝鲜问题又恶化了。 一八九四年，朝鲜“东学党”又在全罗道起义，朝鲜政府又一次向清政府乞援。这一事件使清政府势处两难：如果出兵援朝，日本不会置之不理，岂不又将造成中日两军在汉城对峙的严重局势；如果拒绝援朝，岂不大失“天朝大国”的体面？当时袁世凯一再怂恿李鸿章迅速出兵，日本也透出口风，表示中国尽可放心出兵，日本决无他意。于是李鸿章调直隶提督叶志超为主帅，率领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部二千人开往汉城，同时将中国出兵朝鲜一事通告日本。 哪里晓得，当清军开抵汉城之日，日本立即出兵源源开入朝鲜。随后日军开抵汉城者陆续增至一万二千余人，另有大批海军舰队整装待发。李鸿章闻讯，才知道中了日本人的“诱敌深入”之计，但已势成骑虎，眼巴巴指望帝俄出面来调停，此外别无长策。 这时候，袁世凯看见势头不对，一面将商务委员的职权交给唐绍仪代办，一面向李鸿章要求回国养病。他在中日战事发动的前夕，回到天津跟李鸿章打了个照面，便又马不停蹄地去北京打听政治行情。他明知中日战争必不可免，中国必将失败，李老中堂年过七旬，必将碰得头破血流。此时西太后调西安将军荣禄来京参预“督办军务处”——这是清政府新设立的一个中央军事机构，完全由皇族掌握，表面由恭亲王奕䜣、庆亲王奕劻为督会办大臣，而实权则操于荣禄之手。袁世凯立即使出全身解数，向荣禄大献殷勤，而荣禄也正需要有这么一个军事人才，因此一拍即合。 袁到北京后，将自己在朝鲜办理军事和外交的情况及与李鸿章的往返电报，恭楷缮成若干小册子，分送朝中亲贵。他在小册子上影射李鸿章因循失策，好大喜功，对日外交软弱无力，并乘机开脱自己的责任。他拚命巴结“督办军务处”大臣李鸿藻、翁同龢、荣禄等，经常写信给李鸿藻报告军情，议论战局。李鸿藻认为他“熟悉军情”，“娴熟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袁又向荣禄递了门生帖子，将别人编译的兵书，用自己名字刊行，恭请荣禄指教。袁还向帝师翁同龢、督办关外军事的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奉承拍马，出谋献策，也赢得了他们的好感。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日本侵略军突然进攻朝鲜王宫，劫走国王李熙，并扶植大院君李是应组织傀儡政权。同时不宣而战进攻已退往牙山的清军，于是甲午战争开始了。 中日开战不久，李鸿章训练多年的淮军及新建北洋海军，先后被日军击溃，日军又在东北及山东沿海地区登陆，连陷旅顺、大连、威海卫、刘公岛、营口。清政府被迫派张荫桓、邵友濂赴日求和，日政府拒不接待，指名要李鸿章亲自出马才肯接受谈判。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清政府改派李鸿章到马关，与日本政府所派全权代表伊藤博文讲和。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李鸿章、伊藤博文分别代表中、日两国签订了《马关条约》。在这个条约上，清政府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割让了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加辟了重庆、沙市、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同意了日本在中国内地开设工厂，日本船只在中国内河自由通航，中国赔偿日本战费二万万两银子，等等。《马关条约》是中国同帝国主义签订的又一个亡国条约。 《马关条约》签定后，李鸿章成了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卖国贼，言官上奏弹劾，清流写文抨击。袁世凯是个善于趋吉避凶的老手，少不得也打了几下冷拳，为自己增添身价。他在北京会见了十年不通音讯的张謇。张謇自吴长庆逝世后，抛弃了从军生活，重入科举之场，一八九四年四月中了状元，成了名满全国的才子。袁世凯生就了一双势利眼，就主动去拜访他，借以释嫌修好，而张謇正在聚精会神写弹劾李鸿章的文章，也需要有人提供材料，于是他们两人又言归于好了。 * * * [1]　淮宁为陈州辖县。 [2]　见《张季子九录·专录·年谱》，《清史稿·吴廷香传、吴长庆传》。 [3]　在朝鲜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被裁兵士聚众起义，清政府派吴长庆部开抵汉城镇压，恢复了国王李熙的职权。 [4]　朝鲜关税由清政府代办，税务司多为客卿，兼为朝鲜政府办理外交。穆麟德系德国人。 [5]　见《张季子九录》。 [book_title]第二章　清政府命袁世凯训练“新建陆军” 一　“督办军务处”保荐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 甲午战败是清政府末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在此之前，清朝统治者虽也办过一些洋务，但是其中顽固派具有自大心理和排外感，认为中国的一切东西都是好的，对于世界上所发生的任何新事物都不屑看上一眼；而在此以后，自大心理转化为自卑感，排外转化为盲目崇拜外国。在此之前，中国人民的各项爱国主义运动都是散漫的、自发的；而在此以后，逐步地形成了自觉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出现了兴中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和强学会所领导的君主立宪运动。 在此之前，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虽然中国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帝国主义侵略，但是清政府还没有感到亡国的危险。太平天国消灭后，曾经替清朝出过死力的湘军、淮军也都陷于“兔死狗烹”的命运而日益衰落，清政府仍然极力培养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仍然采取以八股文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制度以及其他种种愚民政策，使人民继续停留在文弱萎靡的境地，以利于巩固其君主专制的统治。而在此以后，清政府鉴于打败中国的是一个靠近中国的亚洲国家，而这个国家又是新兴的小国，就不能不感到亡国的严重威胁。此时，全国人民到处发出“整军经武以救危亡”的呼吁，这种要求已非任何方法所能抑制。为了对内对外的双重关系，清政府也不得不从事于改革军事制度，建立新型陆军。 在此以前，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还甘心“埋首书城，磨穿铁砚”，接受科举制度的愚弄；而在此以后，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已经改变，弃文习武的新风气已经弥漫全国了。 以上就是北洋派产生初期的国内情况。 一八九四年冬天，中日战争尚未结束，清政府即派广西按察使胡燏棻招募新兵四千七百五十人，在天津小站成立“定武军”十营。这是清政府用西法训练新军的嚆矢。 小站是天津、大沽口间的一个小镇，原名新农镇，淮军曾采取屯田法在此驻兵二十多年。 一八九五年，“定武军”尚未招募足额，胡燏棻又将另调新职，清政府打算物色一位知兵大员接统“定武军”。由于袁世凯在朝鲜搞过练兵工作，回国后又请人写了一部兵书，用自己的名字发表，博得知兵之名，因此清政府“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藻、翁同龢联名上奏保举袁世凯说：“今胡燏棻奉命督造津芦铁路（由天津至芦沟桥之段），而定武一军接统乏人。臣等公同商酌，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1]，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往朝鲜，颇有声望，因令详拟改练洋队办法。旋据拟呈聘请洋员合同及新建陆军营制饷章，臣等复加详核，甚属周妥。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办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2]。同年十二月，清政府颁布“上谕”，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 袁在小站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将“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并将兵额招足七千二百五十人。“新建陆军”具有步、炮、工、骑四个兵种，而以步兵为主；步兵编为两翼，左翼辖两营，右翼辖三营。炮、工、骑各辖一营。营以下编制为队、哨、棚，相当于现代陆军的连、排、班。 袁聘请老朋友徐世昌为“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这个又长又古怪的官名是袁别出心裁定下来的，事实上就是袁的参谋长，简称“营务参谋”。袁徐二人也有多年未见面了，十多年前的穷秀才，今日成了红翰林，今昔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原来徐在河南陈州与袁分手后，一八八二年考中举人，一八八六年又考上了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甲午年清军战败时，徐在北京参加了“打死老虎”的行列，在松筠庵联合翰林公三十五人上书弹劾李鸿章，其中有些材料就是袁所提供的。 徐是个文人，不懂军事。不懂军事怎么可以当参谋长呢？原来清朝也和前代一样，文人可以掌兵。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流都是以文人而为军事统帅的，袁世凯也不例外。这种“用非其材”的作法，在当年是不足为奇的。 袁又聘请另一位老朋友唐绍仪当军中“文案”，实际上等于他的秘书长兼外交处长。 二　袁手下的“北洋三杰” 当然，训练新军和统率旧军的任务不同，如果对新的军事知识一窍不通，就不能胜任练兵工作。于是袁又找到另一位老朋友荫昌，请他介绍军事人才。荫昌是个旗籍（满族）道员，早年任过北洋武备学堂总办。这个学堂设在天津，是李鸿章在北洋大臣任内创办的，此时业已停办。荫昌在武备毕业生中挑选了梁华殿、王士珍二人。梁华殿到小站不久，在一次夜操中失足落入河中溺死了。袁在武备毕业生中又物色到冯国璋、段祺瑞两人。 冯国璋（一八五九——一九一九），字华甫，直隶（河北）河间县人。幼年家贫，一八八四年投入淮军当兵，次年考入北洋武备学堂。一度离校回籍参加科举考试，中了秀才，但未中举，便又继续回校攻读。一八九〇年毕业后，留校当了教习。冯不安于位，又投入聂士成的武卫军，参加了甲午之战。一八九五年清政府派裕庚为驻日公使，聂士成荐冯为其随从武官。冯在日本考察军事，结识了日方军界人士福岛安正（后任日本士官学校校长）、青木宣纯（后任袁世凯的军事顾问）等人。次年回国后，将自己所编的有关日本军制的兵书进呈聂士成，聂又转交了袁世凯，大受袁的赏识，调来小站，畀以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等职。 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字芝泉，安徽合肥县人。祖父以办团练镇压捻军起家，曾任淮军统领。一八八五年，段以文童考入北洋武备学堂炮兵班，毕业后被李鸿章派往德国进修，回国后派往威海武备学堂任炮兵教师。甲午战争时，曾带领学生协守炮台。袁接任督练“新建陆军”后，把段调来任炮兵营管带兼炮兵学堂监督。 王士珍（一八六一——一九三〇），字聘卿，直隶（河北）正定县人。他的出身比较特殊，早年在朝阳镇总兵杨瑞生手下当勤杂人员。聂士成编练武卫新军时，向杨总兵调用军事人才，杨开了一张保单，有守备王士珍在内。王士珍因年老告退回籍，杨总兵就叫这位“马弁”冒名顶替，到武卫新军候差[3]，随后转入武备学堂。一八八八年毕业武备后，一直在正定主办随营炮队学堂。甲午之战时，率领学生入朝参军，因此负伤。战后随聂士成驻军芦台。荫昌将他介绍给袁后，袁任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不久提升为工程营统带。 冯、段、王三人是袁世凯在军事方面的重要助手。袁所著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实际出于他们三人之手。后来北洋军阀统治中国时期，冯、段、王三人分别任过总统、总理、总长、执政等重要职务。 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后来有“北洋三杰”之称。其实，这三人并无真才实学，其所以有此虚名，系出自德国教官的一言之赐；那位教官有一天来到北洋军营地观操，曾用马鞭子遥指他们的背影子说：“此三人者，堪称北洋军中之杰。”随后北洋旧人又把“三杰”形象化，有所谓王龙、段虎、冯狗，军中广为传播。又有人加以解释说道：“神龙见首而不见尾”，王士珍在政治舞台上是个时隐时现的人物，喻之为龙，堪称恰当。至于段祺瑞常发虎威，冯国璋狗头狗脑，喻之为虎为犬，亦无不宜。 除此三人外，袁前后收罗的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有曹锟、段芝贵、张怀芝、王占元、卢永祥、李纯、陆建章、田文烈、王英楷、何宗莲、鲍贵卿、马龙标、田中玉、雷震春、杨善德、阎相文。 除武备生外，袁还在旧军中提拔了一些老兵老将，其中有姜桂题、张勋、倪嗣冲等。姜桂题字翰卿，安徽亳县人。曾充僧格林沁的卫队军官，后率毅军随左宗棠到过新疆。甲午年中日战争，他在旅顺口参战不利，战后被派往小站统率新建陆军的左翼。他在北洋军中是年龄最长的一员宿将。张勋、倪嗣冲二人的出身，下文另有叙述。 用行伍出身的老兵老将来做干部。他们不能掌握新的军事技术，完全没有新的军事学识，因此，由他们训练出来的新军，在其实质上仍然是旧军，只是挂上了一个新军的招牌而已。但是，袁认为这些老兵老将的脑筋比较简单，对上级能够盲目服从，比那些喝过海水的洋学生来得“忠诚可靠”。由此可见，袁在干部问题上是要用奴才而不重视人材，其练兵目的是为了培养个人武力而不是用以救亡御侮。 这个时期，清政府出现了以西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和以光绪帝为首的维新派，这两派的政治斗争日益尖锐。袁一方面加入了康有为的强学会成为一个“维新志士”，另一方面又以新建陆军的隶属关系，极力逢迎直接领导者新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著名顽固守旧分子荣禄，从而取得他的信任。 袁所训练的新建陆军，是在淮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前身“定武军”就是淮军的一部分。袁本人也是从淮军庆字营起家的。袁的家世和淮军大头目李鸿章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袁从北洋武备学堂吸收干部，这个学堂的创办人就是早年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因此，新建陆军是继淮军而起的封建军事集团，并非另起炉灶。 三　袁被提升为直隶按察使 新建陆军督练处设有粮饷、军械、转运、洋务四个局和督练营务处、执法营务处两个处，每年开支正饷九十万两，加上杂支共约二百万两。新建陆军的饷银比旧军高得多。袁对发饷一事非常认真，直接点名，派员监视，所有饷银一定要发到每个士兵的手中，这和吃空额和克扣军饷的旧军是迥然不同的。但所谓杂支则是一本糊涂账，袁向当朝权贵行贿送礼，应酬亲友及犒赏部下，都在杂支项下开支。后来国民党军队中有所谓“特支”，正是根源于此。 袁上任才四个月，御史胡景桂就参劾他“徒尚虚文，营私蚀饷，性情谬妄，扰害一方”。清政府派荣禄“负责确查”。袁是荣禄的红人，新建陆军又是军容整齐的一支军队，荣禄很想练成之后归己所用，所以对袁的“擅杀无辜”“强占民田”“行贿收贿”等款，以“査无实据”了之。又以“聘用委员太多”为由，将杂支项内的一些糊涂账掩盖过去，反而表彰其“勇往耐劳，熟悉洋操”。结果，参案遂未成立。次年，袁被提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 四　袁出卖“君宪派”取得西太后的信任 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了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中华民国的政治口号。第二年一月，孙回到香港、广州一带，三月与杨衢云等筹划广州起义，十月因偷运手枪六百余支被海关查获，在牺牲几个同志之后，他经由日本回到檀香山，第一次的革命活动就完全失败了。 一八九五年，康有为以举人资格进京会试，写了一篇“上皇帝书”，请求变法维新，并邀请各省进京会试的举人签名，一时签名者达一千三百余人。这是当时有名的“公车上书”事件。 这两个不同性质的政治运动，在当时都是新的呼声和新的旗帜。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其明显的鸿沟：前者是主张打破现状的民主革命派，因而被称为革命党或激烈派，后者是主张维持现状而加以某些改革的改良主义者，因而被称为君主立宪派或温和派。这两派的方针目的也不同，前者要摧毁旧的机构，改建民主共和，认为必如此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而后者则认为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将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同样可以挽救中国的危亡，而且认为进行革命斗争将招致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它们的活动范围和发展对象也不同：前者只能在国外活动，后者则能在国内公开活动；前者在组成初期只得到海外华侨和国内极少数青年知识分子的同情参加，后者却得到国内大官僚、大地主和上层社会人士的支持。 一八九六年，孙中山在伦敦一度被清朝公使诱捕。获释后，一八九七年由伦敦往加拿大，八月抵日本横滨，九月抵东京。他想在东京开辟新的革命阵地，但是附和他的人还是很少。同一时期，康有为在北京先后组织强学会、保国会，更多的达官贵人参加了这些组织，他的门徒梁启超、麦孟华等在全国各大城市创立学会、开办报馆，虽然也受到极端顽固派的“鸣鼓而攻”，但是支持他们的上层社会人士越来越多，竟能在国内建立一道“变法图强”的思想战线，逐步地影响到清政府的最上层。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四月二十三日）[4]，光绪帝颁布了变法维新的“上谕”。 光绪帝是一八七五年登基的。那时他年仅四岁，由嗣母西太后垂帘听政。直到一八八九年十八岁时，西太后才把政权交还给他。但这只是名义上的交还，事实上遇有国家大政和任免二品以上大员，还必须向她请示才能决定。光绪帝准备提拔君主立宪派为推行新政的骨干，又怕顽固守旧的嗣母不答应，所以初步只能做到提拔康党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为四品京卿。 那时清政府的最高机构为“军机处”。所谓军机大臣以满族为主体，汉族军机大臣只不过是朝廷中的一种装饰品，不能参预国家的机要大事。自从皇帝身边增设四个京卿以来，这种情形才有了很大的改变，因为京卿是皇帝身边的“近臣”，代皇帝批阅奏章，提供处理意见，就像后来的机� [book_title]第三章　袁世凯高升直隶总督 一　袁派段芝贵率“巡警营”接防天津。袁奏请设“中央练兵处”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袁接任直隶总督之初，洋兵在天津尚未撤退，他只得在直隶省会保定府设立总督衙门，并设督练公所主持训练新军事宜。袁自兼公所督办，下设三个处，以段祺瑞为参谋处总办，冯国璋为教练处总办，刘永庆为兵备处总办。由于袁自己当上了北洋大臣，他所练的兵从此称为北洋新军而不再称“武卫右军”了。< 这一年北洋军成立第一协时，袁委王士珍为协统兼直隶全省操练营务处督理。袁曾经规定，新军高级将领必须由考试中选拔，以示“用人唯公”。王士珍就是经过考试当上第一协协统的。同一年北洋军又成立了第二协，冯国璋也因考试及格被派为第二协协统。袁对北洋三杰，一贯保持平衡发展，此时王、冯二人都已升了协统，段祺瑞仍然屈居下曹，不免怏怏不乐。不久北洋军又要成立第三协，袁恐段还是考不上，就在考试前私通关节，以保证他能够通过这一关。后来段向人说他“受恩深重，没齿难忘”。王、冯二人听了这句话，不免暗中好笑，因为他们考协统时，也都不是没有受过这种深重之恩的。 一九〇二年八月，天津洋兵经过交涉后开始撤退。根据《辛丑条约》，中国不得在天津周围二十里内驻兵。天津如不驻兵，就将无法行使政权。亏得袁世凯诡计多端，想出了个改头换面的办法，从新军各营中抽选精兵三千人改编为“巡警营北段”，派他的干儿子段芝贵统率，开往天津维持秩序。随后洋兵分批由北塘、塘沽、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撤退，袁将“巡警营北段”扩编为若干大队、分队，陆续开往各地接防。这种“化军为警”的把戏，当然瞒不过洋大人，但是袁世凯是他们信得过的宠儿，有了这支反革命武装代替洋兵“维持秩序”，他们也就乐得睁眼闭眼而不加以挑剔了。 袁在直隶成立新军三个协，已经接近了一省练兵的饱和点。他的野心很大，还想染指于全国范围的练兵工作。一九〇三年，他以“全国军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为由，建议清政府成立“中央练兵处”，并极力推戴庆亲王奕劻主办其事，自己甘做副手。这是他既要扩充私人武力，又要避免皇室疑忌的“一箭双雕”之计。清政府同意后，于十二月四日下令成立“练兵处”，派奕劻为督练新军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又派满族铁良襄同办理。 袁还移住天津，当然不能到北京去办公，就奏调当时任商部左丞的老朋友徐世昌为练兵处提调。练兵处下设立三个司，军令司正使段祺瑞，副使冯国璋；军学司正使王士珍，副使陆建章；军政司正使刘永庆，副使陆嘉谷。这些人一色都是袁的爪牙。此时荣禄已死，庆亲王奕劻成了掌握清政府实权的宰辅。奕劻与其子载振一起卖官纳贿，贪污渎职，素有“庆记父子公司”之称，袁世凯早已用重金收买了他。用一个昏庸贪污的亲王做掩护，来打下北洋军的基础，这是当年袁的一个如意算盘。 二　北洋六镇先后建成。袁派段祺瑞恢复“北洋武备”，又派赵秉钧主持建警 一九〇四年二月，日俄战争在中国领土上爆发。日俄战争是中日战争引起的后果。 原来，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后被迫割让辽东半岛与日本，使帝俄鲸吞东北的计划受到顿挫，因此帝俄勾结德、法两国采取联合行动对付日本。德国在欧洲原为俄、法两国的“宿敌”，为了要把帝俄的军事力量引向远东，同时德英两国在侵华问题也有矛盾，德国想支持帝俄来削弱英国。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俄、法、德三国提出照会，强迫日本将辽东半岛交还中国。此时中日战争结束不久，日本国力空虚，被迫同意由中国备银三千万两赎回辽东半岛，这便是近代史上所称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奇怪的是，对于“三国干涉还辽”，李鸿章认为是他所主张的“以夷制夷”政策的辉煌成就，把别有用心的沙皇当作仗义执言的好友，步步入其迷魂阵中。一八九六年，清政府派李鸿章为特使到俄国，祝贺俄皇尼古拉斯二世的加冕典礼，沙皇向之索取“干涉还辽”的报酬。同年六月三日，中俄双方秘密签定了《中俄御敌互助条约》（即《中俄密约》）。这个条约表面上是中俄两国针对日本的军事同盟，中国承认了帝俄在东北的军事特权和经济特权，同意了由俄华道胜银行出资修筑由西伯利亚接通海参崴的北满铁路，其实，这是个地地道道的“张松献地图”的卖国条约。李鸿章回国后，还洋洋得意地声称：“有了《中俄密约》，中国至少可有二十年的太平”。 帝俄干涉还辽根本不是出自国际间“仗义执言”的动机，而是以笑脸欺骗中国，乘机夺取了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取得的部分“权益”，这不但引起了日本的刻骨仇恨，同时也引起了英美两国的严重关注。英国立即拉拢日本做它共同抵制帝俄和侵略中国的帮手。美国早有插手东北的野心，也跳进圈子来支持英日，反对帝俄。这样一来，环绕着争夺中国东北的问题，国际舞台上出现了以英、美、日为一方与俄、法、德为另一方的敌对形势。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国以山东钜野教案为借口，派遣军舰强占了我国东海重镇胶州湾，我国朝野大为震动。李鸿章奉命亲赴俄国公使馆乞援。帝俄乘人之危，以履约援华为名，于是年十二月十五日派舰强占了旅顺、大连，次年又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从此沙皇便有将中国东北变为“黄俄罗斯”的一种野心。 一九〇四年二月六日，一场旨在争夺中国领土的战争，终于在东北地区爆发了。清政府非但无力保护本国领土主权和东北人民的生命财产，反而恬不知耻地宣称中立，好像日俄战争不是在我国领土上进行似的。 曾经炮制中俄密约的沙俄财政大臣韦特，多次到清政府驻俄使馆，逼迫出使俄国大臣胡惟德电达清政府，要求履行《中俄密约》，对日宣战，胡托病不与会面。 日俄战争开始后，帝俄在军事上受到挫折，国内又爆发了二月革命，形势非常不利。另一方面，日本虽然战胜帝俄，但因实力消耗太大，也有难乎为继之势。美国趁机出任调停。一九〇五年九月，日俄两国代表在美国朴茨茅斯城举行会议，签订了日俄和约。俄国被迫将东北南部旅顺、大连租借地，长春、大连间的南满铁路以及租借地，连同铁路有关的一切权利让与日本，而保留自己在东北北部的权利。从此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形成了势均力敌地划分势力范围的局面。 但是，东北问题并未从此解决。此后美国企图染指东北，又与日本发生了深刻矛盾，日俄两国化敌为友，共同对付西方国家，这种明争暗斗的变局，下文另有说明。 日俄战争爆发时，袁世凯以“边防吃紧，兵力不敷分配”为由，建议在全国成立新军三十六镇，先在北洋成立六镇。清政府同意后，他首先将原有北洋“左”“右”两镇募足员兵，正式成立北洋第一、第二两镇，以王英楷、吴长纯分任统制。随后又将开往天津等处维持秩序的“巡警营北段”扩编为北洋第三镇，以段祺瑞为统制。 一九〇五年从二月到六月，袁又继续将原有“武卫右军”及北洋新军混合搭配成立北洋第四、第五两镇，以王士珍、吴长纯[1]分任统制。 “巡警营北段”是袁建立北洋军的“老本钱”，其中各级带兵官随袁最久，因此袁对第三镇特别重视。一九〇五年第三镇驻防娘子关时，一次举行会操，有一士兵被洋教官“掌颊”，不料此人性如烈火，立即回敬了一个老大的耳光，打得那位洋教习面红耳赤，不禁冲冲大怒。他一定要办该镇最高带兵官以“管教不严”之罪，因此段祺瑞被撤职，袁派段芝贵继任统制。不久事态平息，段芝贵外放黑龙江巡抚，袁又叫段祺瑞复任第三镇统制。 一九〇二年袁世凯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时，清政府挑选在京各旗兵丁拼凑为四营，名叫“京旗常备军”，驻扎保定，由皇族直接统率。一九〇三年六月四日，清政府将“京旗常备军”交袁世凯负责训练，另派户部右侍郎铁良（满族）为会办，候补五品京堂那晋（满族）襄理营务。这一事件说明：清政府对汉族练兵仍有顾忌，同时训练一支满族军以分其势。 一九〇四年九月十二日，清政府根据袁世凯的建议，命令全国各省仿照北洋常备军的先例，普遍编练新式陆军，统一营制饷章。一九〇五年二月二十五日，袁又提议统一全国军队番号，规定原有常备各镇一律改称陆军各镇。 此时，“京旗常备军”也在加紧扩充，于一九〇五年五月编制成镇，以凤山（汉军镶白旗人）为统制，曹锟、朱泮藻分任协统，负责警卫京畿禁区。在全国新军统一番号时，这支皇族军当然名列前茅称为北洋第一镇，原北洋第一镇改称第二镇，第二镇改称第四镇。第三、第五两镇番号不变。第四镇改称第六镇。至此，北洋六镇正式建成，全军兵力近七万人。 在北洋军不断扩充的过程中，各镇统制经常调来调去，段祺瑞就先后担任过第三、第四、第六等镇的统制。这一事实说明：袁的疑忌心也是极重的，他既要把北洋军造成为私人武力，就不能允许别人在他的手下造成另一系统。这就是他不叫各镇统制久于其任的原因。 由于北洋军扩充得太快，各级军事干部的需要量日益增加，三个随营学堂远远不能适应这一形势的要求。同一时期，全国弃文习武的风气已经大开，从日本士官学校及各省武备学堂毕业出来的武学生，都是各省督抚用以补充军事干部的来源。但袁不肯从这些方面吸收军事干部。他一心一意地要把北洋军造成为个人的武力，顾虑到来自各方的军校学生有着各种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情况，不可能成为他的忠实可靠的奴才。他决心另立一个自己的军事学校，作为培养北洋军各级将领的基地。因此派段祺瑞负责恢复北洋武备学堂，并将该校分为高、中、初三级，由初级到高级的培养期共需十二年。此外还附设了一所速成学校为短期训练之用。 以前袁除了用金钱收买的方法外，还惯于采取援引世谊和拜老师的方法，把有权有势的人拉过来供他利用。此时他自己也是个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了，因此，对于地位、名望与之相等的王公大臣，用结为儿女亲家或拜把兄弟的方法，以加强其联系与声援；对于由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则用收为义子或门生的方法，使他们死心塌地地做他的工具和爪牙。对于一般北洋军的兵士，则指使私党在各营中供设他的长生禄位牌，并且经常地向兵士们进行一种麻醉宣传，把袁宫保说成是大家的衣食父母，“有了这位衣食父母，大家就不愁没有升官发财的机会”，借以养成其“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的心理。 袁在大刀阔斧建立北洋六镇的同时，还先后在保定与天津两地创办了专门培养警察人才的巡警学堂[2]，派赵秉钧为总办。 一九〇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突然发生了桐城人吴樾行刺五大臣的案件[3]，清政府大为震恐。袁乘机建议成立巡警部以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并推荐老朋友徐世昌任该部尚书，赵秉钧任右侍郎，原在北京办警务的皇族肃亲王善耆任左侍郎。 赵秉钧（一八五九——一九一四）字智庵，河南汝州人[4]。二十岁随左宗棠入新疆，以功升任巡检。三十二岁到直隶后，历任典史、保甲局总办等职，深为李鸿章所赏识，委为淮军前敌营务处，兼统巡捕三营。袁继任直隶总督后，一直叫他负责警务工作。 赵秉钧为人阴险、狠毒，搞特务工作十分内行。他任巡警部侍郎后，一手控制北京警政大权，肃亲王善耆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这样，清政府的警权也就落在袁世凯的手里了。 袁又将直隶境内淮军进行整顿，改编为前、后、左、右、中五路共三十九营，命名为北洋巡防淮军，派提督夏辛酉、张勋统率。 袁世凯手握北洋军警大权，加上还有督办铁路、电政、商务等等头衔，堪称“权倾一时”。他的老朋友、老部下徐世昌、唐绍仪、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之流也都跟着“水涨船高”，成为风云人物。同时，原属李鸿章系统的杨士骧、赵秉钧、朱家宝、孙宝琦等人赶来依附，他自己又网罗了张镇芳、梁士诒、周学熙、杨度等，迅速地形成了以他为首的一个封建军事政治集团，因此当时的天津总督衙门有“第二政府”之称。 三　满族亲贵对袁的猜忌。彰德秋操后袁被迫交出北洋四镇 袁世凯深知古往今来“居高思危”的历史。清政府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华，对汉族时存猜忌之心。尽管所谓“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之流，曾经出死力替他们打天下，尚且因位高权重而惴惴不安，不得不深自敛抑以求保全性命，所以袁在浮沉宦海一帆风顺之中，经常保持高度警惕，尽可能地拉拢清朝贵族出面来和他共同主持练兵，利用这些人作掩护，以减少清政府对他的猜忌。如在山东巡抚任内，他奏调旗籍道员荫昌“佐赞军务”；在署理直隶总督时，挑选八旗子弟三千人参加训练，并奏保旗籍道员铁良为京旗练兵翼长，参预训练新建陆军事宜；实授直隶总督后，又建议成立京畿督练新军处，推奕劻为督练大臣而愿自居其次。这些事件，说明他在这方面是用了很大的心机的。 由于北洋军扩充得太快，袁的兵权太重，尽管他善于运用满族亲贵打掩护，终不能不引起一部分满族亲贵的疑忌心。早在小站练兵时，就有满族亲贵说过他的坏话，并且指使御史参劾过他。到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朝廷中满族亲贵排挤汉族官员的风潮进一步发展了，袁就感到个人危机迫在眼前。 一九〇六年九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随即在海淀召开了改革官制的会议，作为推行宪政的一出开锣戏。袁世凯以政务大臣参加了这次会议。 说也奇怪，一八九八年袁以出卖“君宪派”起家，一路扶摇直上，从一个三品道员，在短短三年之间，升至北洋大臣，可是这次参加海淀会议，他忽摇身一变，成了个拥护立宪最力的促进派，这种急角度的大转变，使得局外人莫测高深。其实，说穿了并不稀奇。此时西太后已届风烛残年，这座冰山早晚必倒，如果光绪恢复皇帝大权，袁就有身首异处之危。相反，如果中国提早立宪，皇权受到限制，他不但可保身家性命，甚至还可进一步竞选责任内阁，把政权抓得更牢靠些。另一方面，他的对手满族少壮派铁良、良弼之流，早就对他怀有戒心，想借改革官制之机，排斥这个权倾朝野的汉族大臣，以实现其以满族亲贵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于是他们向袁开火了。 九月三十日，袁世凯与铁良在会议上发生了针锋相对的争论。袁主张成立内阁以替代军机处，铁良则提出了设立陆军部以控制全国军权，大臣不得兼职过多等建议。 有名的彰德秋操在这一年十月二十二日举行。清政府指定安阳、汤阴、淇县之间的一个地点举行南北新军的大演习，参加会操的北军为第五混成镇和第一混成协，由第三镇统制段祺瑞指挥，南军为第八镇和第二十九混成协，由第八镇统制张彪指挥。会操时间定为四天。清政府指派袁世凯、铁良为校阅大臣，并以署军令司正使王士珍为总参议，署军令司副使哈汉章为中央审判长，军学司正使冯国璋为南军审判长，军学司副使良弼为北军审判长。各省观操大员一律被派为审判员。应当说明：彰德秋操的校阅大臣有一个汉族，再加上一个满族，南北两军的审判长也是满汉各一，这就是满族不放心汉族掌兵而随时派人密切监视的具体表现。满族出马的铁良和良弼，正是排斥汉族最力、疑忌袁世凯最深的核心人物。袁惯于用私恩收买别人做他的工具，他曾多次保荐铁良，但铁良升官后，并不买他的账；良弼刚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时，袁请他任第六镇的标统，按当时规定，士官生毕业回国后，通过考核，最优者只能做到守备，一般只有千总衔，当个管带就算很不错了，一下子做到标统则是极少见的。可是良弼始终没有到差，表示他不肯接受袁的私恩。 袁与铁良关于官制改革的争论，因彰德秋操而暂告停火。秋操结束不久，十一月六日，清政府正式发表厘定官制，否定了袁的成立内阁的主张，仍旧保留军机处，采纳了铁良集中兵权的意见，将兵部改为陆军部，统率全国军队，将中央练兵处并入陆军部。次日又发表铁良为陆军部尚书。 袁是个善观风色的人，敏感地觉得政治气候对他不利。此时他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对抗清政府，但又不愿将经营多年的血本全盘拿出来，于是使用了“能屈能伸”的手腕，上奏清政府，自请开去除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以外的所有兼职，又主动交出第一、第三、第五、第六四镇的兵权，建议改归陆军部直辖，但又借口直隶防务重要，要求将驻扎直隶境内的第二、第四两镇仍旧归他统辖，以便继续施以训练。 袁的奏折上去才几天，清政府连表面上的挽留也没有，就马上批准了他的请求，并且进一步指出，二、四两镇只是暂时归袁统率，不久还得交还给陆军部。次年七月，清政府成立“近畿督练公所”，以凤山为训练大臣，接管了四镇兵权。由此可见，清朝贵族夺取袁的兵权是蓄谋已久的，如果袁不见机自动交出大部分兵权，他的个人危机将是很严重的。 袁手中仍然握有两镇兵权，满族贵族对他仍不放心，不断指使言官上疏弹劾。一九〇七年九月，清政府开去袁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内调他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 当然，按照官制，军机大臣比总督的地位更高，汉人做到军机大臣，就算登峰造极。但是，清朝官场中有一种“明升暗降”的作法，这个作法是：削去你的实权，把你摆在一个大而无当的空位子上。袁从总督的职权中取得兵权，此时开去总督，他就不能统辖军队而成为一个赤手空拳的大人物了。幸而对他存不利之心的只是部分亲贵，西太后仍然没有怀疑他的“忠诚”，另一部分被他收买和互通声气的满族重臣如奕劻之流，对他仍然保持联系。同时，他的朋友、亲信、部下依旧掌握着一些部门及北洋军的实权，因此，袁在朝廷中还能站得住脚。 四　北洋派的附属军——东三省和两广的军事派别 为了集中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全国军事派别的有关资料，现将北洋派的附属军——东三省和两广的军事派别附带写在这里。 前面讲过，清政府原来规定，在建立新军的同时，逐步地将全国旧军——绿营、练军、巡防军等——裁汰改编，最后达到以新代旧。他们没有想到建军工作会带来旧军与新军、中央军与地方军之间的尖锐复杂的矛盾。 当时，以数量论，全国旧军远远超过新军。旧军军官大多由行伍出身，毫无军事学识，甚至目不识丁。他们视军队为其个人升官发财的阶梯，有了军队就可以呼朋引类，为非作歹，克扣军饷，贪污腐化，为所欲为。如今听说朝廷要建立新军，以新代旧，这就无异于要夺去他们的命根子，当然拚死反抗。另一方面，旧军的弟兄们（兵士）看见新军的饷银比他们优厚得多，装备也比较齐全，不免眼中冒火，忿忿不平。有些地区新旧军发展到互相敌对，奉天新旧军的情况就是一例。再则，在清政府风雨飘摇的最后年代里，除北洋军而外，南方各省所招练的新军，大多倾向民主革命，而旧军官兵的头脑比较简单，只要给以升官发财的机会，他们就可以唯命是从。清政府有鉴于此，所以到了辛亥革命的前夕，对于以新代旧的计划，并未认真执行，甚至不少省区采取了“以旧防新”的方针，推迟了建立新军的步伐。 各省旧军后来发展较快较大，在军事力量对比上占了上风，甚至“变旧为新”的，有奉天的张作霖和张勋、两广的陆荣廷和龙济光等。 东三省处于对日俄两国的国防第一线，清政府又视为发祥之地，特别加以重视。自一九〇五年起，东北历任长官赵尔巽、锡良、徐世昌等都奉到清政府的命令，把建立新军、整顿旧军、巩固国防作为他们的重点工作。 一九〇五年，东三省还没有进行官制改革，驻在奉天的盛京将军赵尔巽就等于后来东三省总督的地位。他成立了两个军事领导机构，一个是主持训练新军的督练公所，名义上由他自己兼任总办，实际负责人是他所物色到的刚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总参议蒋方震；一个是主持整顿旧军的巡防营务处，以行伍出身、年近七旬的老将张锡銮为总办。 张锡銮字金坡，浙江杭县人。他的父亲是驻防四川的一个旧军官。他幼年跟随父亲练武功，骑术枪法都很精。二十岁在武昌投军，后来一步步爬到高级将领的地位。他绰号“快马张”，横行关外的“红胡子”[5]都很害怕他。在他手里招抚过两个著名的“红胡子”头目——张作霖和冯德麟。张作霖急于往上爬，曾拜“快马张”为义父，并且自告奋勇去“剿办”不肯受抚的同道中人。清朝规定，凡愿受抚的“盗匪”，都必须觅具殷实保人，保证他们日后不反水。替张作霖作保的是南澳镇总兵段有恒——段芝贵的父亲。 此时关外还另有一支旧军，就是一九〇〇年“护驾有功”，取得西太后的信任，由北洋巡防军统领升任淮军翼长的张勋。 张勋（一八五四——一九二三）字绍轩，江西奉新县人。他出身贫寒，早年父母双亡，投身同县大官僚许振祎[6]家中做童仆，因偷窃财物被逐出。一八八四年在长沙参军，随军到广西参加了中法战争，以功升为守备，后又改投广西提督苏元春任参将，与同僚陆荣廷结拜为兄弟。苏元春派他携款到上海购买军火，他将此款狂嫖阔赌挥霍殆尽，有人劝他“开小差”（逃走）了事，他不以为然，仍回广西自首待罪。苏元春表面上对其处以极刑（死刑），暗中却放他逃走。一八九四年他投奔毅军宋庆部，参加了甲午之战，战后回天津结识了袁世凯，他又改投袁的“新建陆军”任工兵营统带。他随军到山东任淮军副将。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之役，袁世凯叫他带兵北上去“勤王”，却又叫他避免同洋兵作战。他晓行夜宿，一路上饱受风霜之苦，好不容易走到直隶磁州才碰上了两宫銮驾，西太后升他为淮军翼长[7]。后来调到奉天北部昌图府剿匪，又以功升任“奉军辽北总统”。 蒋方震刚到奉天时，年方二十六岁。一个喝过洋墨水镀过金的留学生，从南方跑到东北来，一步登天主持训练新军的工作，因此旧军视为眼中之钉。他到职不满三个月，张作霖就屡次要找他拚命。赵尔巽既要保全新军干部，又不敢制裁旧军头目，于是派蒋到德国实习陆军，而以田中玉继任督练公所总参议。 田中玉，字蕴山，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小站旧人。曾任北洋第二镇第四协协统、北洋教练处总办。一九〇六年岑春煊署理两广总督时，奏调他到广东编练新军，任为混成协协统。不久岑春煊去职，接任总督的周馥与田不和，田遂受聘到奉天任赵尔巽的总参议。 赵尔巽、张锡銮将奉天旧军整编为四十营，统称“奉军”，按防地分为八路，张作霖被任为前路统领。 袁世凯的老朋友徐世昌直线地往上爬，一九〇七年东三省改革官制时，他外放为第一任东三省总督。袁的另一个老朋友唐绍仪也做到奉天巡抚。此外，吉林巡抚朱家宝也是袁的私党。此时袁已交出了一切兵权，徐世昌借口国防重要，把北洋军最精锐的第三镇奏调出关，驻防长春南岭黑嘴子一带[8]。此时第三镇统制由布贩子出身的曹锟升任。徐世昌曾经参加过小站练兵，把老朋友的旧部抓在他的手里，就等于抓在老朋友的手里。 徐世昌又将奉天旧军作了一番调整，改编为五路巡防队，以张作霖为前路统领，冯德麟为后路帮统。同时任各路统领、帮统者有王怀庆、吴俊陞、许兰洲、叶玉标等。 张作霖的前路驻新民屯一带。他到沈阳谢委时，徐世昌派总督府左参赞周树模[9]代接见。周问他过去受抚的动机，他干脆地回答说：“回禀大人，我想升官发财”！ 一九〇九年二月，徐世昌又内调为邮传部尚书，接任东三省总督的是原任云贵总督的蒙古人锡良。他把他的军事幕僚陈宧也调到奉天来。此时关外新军调来调去，第三镇调回关内，第六镇调来关外。锡良仿照袁世凯的方法，从北洋五、六两镇中各抽出一部分，加上协巡队和部分奉军，合编为第二十镇，该镇第一任统制就是那个苦学生出身后为陆军部一等谘议官的陈宧。陈宧与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都是湖北人，当时被称为关外的“湖北三杰”。 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日，锡良因病免职。赵尔巽又从四川总督调过来复任东三省总督。陈宧早已被锡良派往德国考察军事，第二十镇统制由日本士官毕业生张绍曾继任。赵尔巽又把在德国实习军事回国不久的蒋方震调回来，仍然叫他担任督练公所总参议。蒋方震与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都是士官老同学。此时关外新军的阵容又见加强，新旧军的矛盾日益加剧，但是省城掌握在新军的手里，蒋方震就不怕张作霖再来找他拚命了。 武昌起义前，第二十镇调往滦州，准备参加永平秋操。第二十镇在滦州举行“兵谏”失败[10]，蓝天蔚又在奉天以关东大都督的名义起义响应南方的革命军。赵尔巽十分匆忙地调兵撑持危局，正是那个想升官发财的张作霖，于一昼夜之间由新民屯兼程赶到省城，逐走了蓝天蔚，吓走了蒋方震，从此关外成为旧军称雄道霸的独占舞台。 两广也是旧军占有优势的一个地区。广西的陆荣廷[11]也是绿林豪客出身，受抚于广西提督苏元春，后来他自己也做到广西提督。他和张勋同一时期在苏元春手下当管带，彼此结拜为异姓弟兄。后来张勋在北方另有发展，陆荣廷却始终留在广西成为一个地方军阀。一九〇七年镇南关之役，陆荣廷和龙济光甘于作清政府的鹰犬，与同盟会的革命军血战达七昼夜之久，受到当时两广总督岑春暄的重视。 龙济光是由外省来到两广地区的。他的哥哥龙觐光是云南蒙自县的一个世袭土司。由于云贵总督岑毓英的提拔，龙觐光离开故乡去作更大的官，龙济光继承了土司的地位。后来龙济光也出外做知县，一步步地爬到广西右江道。这个时期，他与陆荣廷不但成为朋友，而且成为亲戚[12]。龙济光又和当时的广西藩司张鸣岐很有交情。后来张鸣岐一步步升到两广总督，曾将龙济光调为广东提督，以抵制专横跋扈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所以龙济光取得在广东发展势力的机会。 张勋、张作霖后来都被列为北洋派，甚至龙济光也被称为北洋派的南方健将，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所谓北洋派应当指袁在北洋大臣任内编练的新军，既不包括北方的全部新军，更不包括南方的任何一支军队。后来凡是依附袁的北方军队都被列入北洋派，甚至南方与袁相勾结的杂牌军也被列入，因此北洋派与非北洋派的界线就混淆不清了。 上面讲到的东北和两广的旧军，直到袁世凯做总统的时期依然存在，并且得到更快的发展。原来，袁在历年内战中要把他的主要兵力用在南方，没有足够的兵力巩固后方，对于张作霖等旧军就不能不采取拉拢的手段，满足其升官发财的欲望。同时，他对两广地区“鞭长莫及”，又不能不竭力拉拢龙济光等旧军，以达其加速消灭敌人的目的。以上情况，使袁对于某些强有力但又并非敌对势力的旧军，非但不予裁撤，反而给以正式陆军的番号，提高其待遇，准其招兵买马。这样新旧军之间的界线也就因之不能严格区分了。 五　另一军事派别——日本士官系 日本士官系是不属于北洋派的另一军事系统。 清政府的建军工作，是以甲午战败为其动机的。当时清政府迷信“德国陆军最强”，派遣出洋学习军事的，主要是去德奥等国。自一八九八年起，才有浙江、湖北两省少数学生进日本东京的成城学校学习陆军[13]。成城学校是初级军事学校，学生毕业后，可再入中级军事学校——士官学校。根据日本军部的规定，初级军事学校毕业生必须送入联队（相当于团），进行下等兵至下士的实习，入伍期由半年至一年不等，日本人称之为“士官候补生”。实习期满，以下士资格派入士官学校肄业，肄业期一年至一年半不等。士官毕业后，仍须派回联队为士以上的实习，实习期由三个月至六个月不等，期满后以少尉资格录用。 一九〇一年以后，中国学生留日学习军事者日益增多，特别在日俄战争后，每年仅官费生就达一百人。日本政府为了迎合中国的建军工作，特将成城学校武科扩大，改称“振武学校”，专门吸收中国学生，想以此培养一批亲日派军官来控制中国的新军。 当时的日本东京实际上是中国民主革命派的海外据点，清政府既要派送学生出洋学习军事，又怕学生学好本事回国来“革命排满”，因此一九〇四年下令规定，凡投考日本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由各省督抚保送，否则不得出国。为了防止海外华侨逃避保送，规定还指明一切非公费生均不得投考日本士官学校，至于已在学校的自费生，则派出使日本大臣（驻日公使）和学监加以监督，凡认为忠于清室者，则许其改为官费生，凡认为倾向革命者，则设法剔除出去。如后来成为光复会领袖的陶成章，那时在成城学校学习，就被学监汪大燮诱骗回国，并将他的学籍开除。 日本政府为了配合清政府的这些规定，又自行作出补充规定，中国新生非由中国驻日使臣签发证件，一概不得进入士官学校。留日爱国青年对此十分反感。一九〇二年八月，曾发生中国留日自费生因不能入成城学校而大闹公使馆的事件[14]。 但是，规定自规定，思想是没有方法加以控制的，不少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国学生，都具有反满革命思想，而且其中大多数后来都积极地参加了辛亥革命。如果认为通过督抚保送就能够保证学生效忠清朝，那也是一个笑话，如当时被称为“大逆不道”的梁启超，就曾通过私人关系，使他的学生蔡锷能够进入士官学校。清政府官吏都是昏庸腐朽的人物，要求他们认真执行规定，是不可能的。 一九〇三年四月，帝俄拒绝按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撤退其在辛丑联军之役侵入东北的军队，反而增兵前来，并提出七项无理要求，妄图霸占东三省，全国舆论为之大哗。中国留日学生于四月二十九日愤起集会抗议，并于次日组织了“拒俄义勇队”，推士官生蓝天蔚为队长，蔡锷、方声涛等为教练，从事军事训练。五月二日“义勇队”改名“学生军”，十一日又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派汤栖（尔和）、钮永建为代表，回国向袁世凯请愿出师抗俄。这是中国留学生派遣代表回国来从事爱国运动的一个开端。 一九〇五年，士官步兵科中国籍学生蒋方震[15]以第一名毕业，日本军部规定，士官第一名毕业生应由天皇亲自接见、赐刀，日本人引为很大的光荣。这次由中国学生高居榜首，他们又引为很大的耻辱。士官学校从下一期即第四期起，作出新的规定，对某些课程不许中国学生上课。 士官第一、第二两期中国学生为数极少，个别中国学生是由各营士兵中挑选派送的。从第三期起，中国学生人数大增，这是弃文习武的社会新风气所造成的。留日士官生中的知名人士有第一期的吴禄贞、第二期的良弼、第三期的蔡锷、蒋方震以及后几期的李烈钧等。 士官生毕业回国后，大多受到各省总督、巡抚的欢迎，如云贵总督李经羲吸收了蔡锷等，四川总督锡良吸收了徐孝刚等，浙江巡抚张曾敭吸收了蒋尊簋等，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吸收了蒋方震、张孝准、宁调元等。士官生曾经进入清政府的皇族军——禁卫军的系统内。禁卫军的领导人良弼就是士官的第二期学生，他吸引了一些同学担任禁卫军的高级军官。士官生回国后，所担任的职位很高，而且进级也很快，一般都在很短时期内做到标统或协统，个别有做到统制的。在清政府建军的过程中，新型军事人材非常缺乏，凡是喝过海水镀过金的人，回国来受到重视是不难理解的。但也有个例外。袁世凯的北洋军，一般只吸收北洋保荐出去的士官生，非北洋保荐的士官生回国后，就很难插足于北洋军。本节所说的日本士官系，是指非北洋保荐出去的士官生。他们的活动区域大多在长江以南。他们大多倾向革命，其中不少人还是同盟会会员，在后来的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中，基本上是站在人民这一边的。 士官生加入同盟会的有李根源、李烈钧、李书城、程潜、赵恒惕、黄郛、尹昌衡、叶荃、曾继梧、刘洪基、程子楷、耿觐文、陈之骥、姜登选、仇亮、周荫人等。 以上说明，清政府的建军工作，不是为了保卫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而是为了保全其一人一姓的统治权。当帝国主义给以一定的打击的时候，它还想利用人民的力量打退帝国主义的进攻，而当帝国主义转而利用它作为间接统治中国的工具的时候，它又反过来投降和依靠帝国主义，以加强其对人民的血腥镇压。在这一目的下进行建军工作，只能为帝国主义服务，而不能用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因为一个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不能独立，在军事上也就不能独立。一个国家在帝国主义控制下进行建军工作，只能为帝国主义提供推销军火、推荐军事教官的机会，而在帝国主义的军火基础与精神影响下训练出来的军队，只能用以对内而不能对外。 在清政府建军工作的过程中，各帝国主义争先恐后地向清政府出主意、抢生意和推荐军事人材。日本政府甚至广开方便之门，“热情地”吸收中国青年参加他们的军事学校，为中国大量地培养军事人材。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奇怪，但并不是奇怪的事情。 另一方面，也说明北洋军阀一开始就具有封建社会宗派活动的特征。袁的建军目的是为了建立私人武力，而不是为了保卫国家。这种性质的军队，只能是勇于对内而不能对外作战的军事封建集团，只能成为制造中国内战、阻碍中国进步、伤害中国国力的反动武装力量。由于这个力量与帝国主义的利益相符合，因而它们互相勾结也是有其必然性的。 * * * [1]　吴长纯调第五镇统制后，继任第二镇统制者为吴凤岭。 [2]　后来两校合并称为北洋巡警学堂，校址在天津。 [3]　吴樾是保定高等学堂的学生。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出洋考察政治。9月24日（八月二十六日），五大臣到前门外车站上车时，吴樾投了一颗炸弹，炸伤了载泽、绍英二人，五大臣因而中止出发。同年10月（九月）再出发时，清政府改派尚其亨、李盛铎代替了徐世昌、绍英。 [4]　汝州今改临汝县。 [5]　“红胡子”又称“马贼”，是横行东北的绿林豪客。 [6]　许振祎曾挂名为曾国藩弟子，官至漕运总督。 [7]　1900年袁派张勋北上“勤王”时，原系应付西太后的一种姿态，叫他止于直鲁边界，不要与洋兵打仗。张勋没有按袁的意旨办事，率部追踪至直豫交界的磁州（今改磁县），才与由陕入晋的两宫銮驾相遇，事见美人包德华所著《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8]　1911年，第三镇仍然调回关内，驻防石家庄。袁组织责任内阁时，又将该镇调驻北京。 [9]　周树模字少朴，湖北天门县人，曾以进士简放御史。他和钱能训被称为徐世昌的左右手。 [10]　滦州兵谏事件下文另有叙述。 [11]　陆荣廷字干卿，广西武鸣县人。 [12]　龙觐光的儿子龙运乾是陆荣廷的女婿。 [13]　见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 [14]　见《鲁迅年谱》。 [15]　蒋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县人。回国后曾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 [book_title]第四章　清政府的最后挣扎 一　兴中会与华兴会合并成立同盟会。萍浏醴起义失败。日本政府与法国殖民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 自从一八九八年君主立宪派逃亡到东京以来，民主革命派受到一种意想不到的压力，以前他们在国内不能立足，尚能活动于海天一角之地，而此时连这个窄小的圈子也被保皇党（君主立宪派）插足进来了。无论在宣传鼓动方面，组织群众方面，保皇党都成为民主革命派的一个劲敌。孙中山很想集中一切力量，与保皇党联合起来反对清政府，梁启超对这个意见依违不决，但是康有为坚决不肯放弃保皇的主张，此议因而不能实现。 一九〇五年，湖南发生了马福益被杀事件。这是当年震动湘鄂赣三省的一件大事。马是湘赣边区的会党大头目。先是，两湖书院学生黄兴与在鄂同乡学生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组织了一个革命秘密团体，名为“华兴会”，与马福益歃血为盟，准备在湘赣边区举行民族革命大暴动。黄兴到长沙担任经正学堂[1]的教习，以掩护其革命工作。但不幸事机泄露，官吏追捕甚急，黄、宋等都从长沙流亡到东京。马被清吏捕杀。这次起义虽然没有实现，但对湘鄂赣三省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会党分子都存有为马复仇、准备继续起义的决心。 黄、宋等在东京经常往来于同乡人杨度之家。杨是东京中国留学生会会长，他的畈田町住所经常有同乡人聚会，因此有“湖南会馆”之称。 杨度字晳子，湖南湘潭县人。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复开经济特科，他和梁士诒同往应试，梁考中了一等第一名，他考中了一等第二名。西太后向瞿鸿禨谈及特科中试人才时，这位军机大臣信口胡诌说：“第一名梁士诒是梁启超的兄弟，孙文的同乡人，他的姓名又是梁头康足（康有为原名祖诒），其人品可想而知”。他把香山（中山）、三水当作一县，把两个姓梁的渺不相涉的人凑为一双兄弟，这在当时是官场中的一个笑话。可是西太后一听得革命党和维新党的名字，就吓得变了颜色，不问情由地撤换了阅卷大臣。杨度也因“新党”嫌疑逃往东京。他和湘荫人范源濂被推为东京留学生会正副会长。由于他性喜政治活动，不论政见异同，都热情接待，所以他的寓所又有“留日学生俱乐部”之称。湖南人和他经常往来的有黄廑午（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杨笃生等。 孙中山看中了杨度是个政治活动人物。一九〇五年，他在比、德、法等国进行活动后重回东京时，曾偕程家柽访杨，劝其加入兴中会。可是杨抱有一种不同的政治目的，自己不肯加入兴中会，却介绍黄兴与孙见面。他认为孙、黄二人的政治思想大体上相同，因而是可以合作的[2]。 孙、黄二人很快地作出了合并兴中、华兴两会的决定，并吸收章炳麟、陶成章等的光复会[3]，于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七月二十日）在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会所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孙被推为总理，黄被推为协理。 保皇党的刊物《新民丛报》是由梁启超主持的。据说他的笔端“具有一种吸引人的魔力”，善于颠倒黑白，淆乱是非。为了抵制这个刊物，同盟会特刊行《民报》作为民主革命的宣传机关，并推文名满全国的章炳麟为主笔。同盟会、保皇党笔战数年，保皇党理屈词穷，梁启超曾挽宋教仁请求停止论争。后来，章太炎忽然脱离民主革命的轨道，在报上大谈其玄学，为黄兴等所不满。《民报》一度被日政府查禁，复刊后黄改请汪兆铭[4]主持笔政。章一怒而与孙黄等闹翻，仍然掮着光复会的招牌，进行反同盟会的活动。 一九〇二、〇三年，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创办了很多介绍当代学术思想的刊物：如江苏学生的《江苏》、浙江学生的《浙江潮》、湖北学生的《汉声》、湖南学生的《游学汇编》等。一九〇五年《民报》问世后，一九〇七年杨度也办了一个《新中国报》，鼓吹“金铁主义”，是同盟会与君主立宪派以外的另一面旗帜。 一九〇六年，黄兴派刘道一、蔡绍南回湘策动萍浏醴暴动。参加这次暴动的有萍乡煤矿工人、湘赣边区会党及大水灾后成千上万的贫农。这次暴动声势颇为浩大，起义军进行了以弱敌强的游击战术，白天分途隐藏起来，避免正面战，夜晚却展开了漫山遍野的机动战，使政府军陷于忙乱被动的地位。他们经常在丛林中树起东一片西一片的旗帜，这是故布“疑阵”，等到政府军杀进来，他们就从左右两翼包抄后路，使政府军受到很大的损失。他们打退了湘赣两省的“会剿”，清政府大为震动。 但是，起义军领导不统一，三路发动的日期不一致，形成了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混乱现象。有的号称“中华帝国”，这是单纯民族主义思想，但是他们并未拥立一个皇帝，据说“虚帝位以待大有为之人”；有的则挂起了“中华民国”的招牌，并且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口号。他们的力量是分散而不集中的。因此，在清政府檄调两江总督端方、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兵“协剿”之后，起义军终于被击溃。刘道一被捕杀，起义军及当地农民被牵连殉难者多达万余人。 萍浏醴起义事件，东京同盟会事前并无周密布置。一直到起义爆发，才忙于派遣会员分途到长江一带运动新军策应，其主要目标在南京和武汉两处。南京方面由孙毓筠负责，孙中山曾在牛込区寓所设宴欢送并祝其成功。武汉方面则派人前往与当地革命秘密团体联系，其联系人有谭人凤、居正、焦达峰等。这两方面的联络网都已深深地打进了新军的下层。 但是，一九〇七年二月，南京方面由于有坏分子[5]向端方告密，孙毓筠、殷云、权道涵等都被捕，随后端方在新军中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检肃工作，撤换了大批有革命嫌疑的中下级军官。武汉方面，秘密革命团体日知会被清朝侦探破获，先后被捕的有刘静庵、胡瑛、张难先、季雨霖、朱子龙、李亚东等。 这个时期，清政府在萍浏醴起义地区进行了疯狂大屠杀，在长江一带大兴党狱，并要求日本西园寺内阁驱逐孙中山出境，孙中山只得由日本前往安南。 但是，清政府的屠杀恐怖手段并没有吓倒中国人民。恰恰相反，革命的浪潮比前更高涨，清政府的危机日益严重。一九〇七年安徽发生徐锡麟枪杀巡抚恩铭事件，浙江发生秋瑾密谋革命被害事件，他们都是光复会的会员。同一年，两广地区先后爆发了潮州之役、惠州之役、钦廉之役与镇南关之役，这些都是同盟会所发动的，这是因为同盟会总部已经搬到安南（今越南），所以它的活动地区也就转移到中国南部来。清政府又要求法国殖民政府驱逐同盟会，因此孙中山取道新加坡前往南洋各大埠，黄兴等则仍留在中越边境进行秘密活动。 一九〇八年，同盟会河口之役和熊成基在安庆起义也都失败了。一九〇九年，孙中山由南洋经欧洲往美国。一九一〇年，汪兆铭因为受了吴樾行刺五大臣事件的影响，与四川人黄树中、罗世勋同到北京行刺摄政王载沣，也因事机泄露被捕。一九一一年，同盟会黄花岗之役又告失败。同一年，广州发生了温生才刺死将军孚琦事件。 行刺摄政王事件，系汪兆铭等人的一时冲动，并非同盟会所派，甚至黄兴、胡汉民等力加劝阻，但汪不顾而行。他与黄、罗二人到北京后，在顺治门外大街江西会馆附近开设守真照相馆，作为进行暗杀的秘密机关，黄、罗二人在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器号定制铁罐。一九一〇年三月三十一日（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晚，黄、罗二人在摄政王载沣上朝的必由之路地安门外银锭桥下埋置炸弹，不料事机败露，二人同时被捕。汪也在东北园住宅被捕。当时的法部尚书廷杰主张立即判处三人死刑，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不同意，并建议对革命党人应当采取怀柔政策，因此判处汪、黄二人终身监禁，判罗有期徒刑十年。 二　清政府出卖“宪政”的假膏药。梁启超“借尸还魂”。袁世凯伪装同情立宪 自从同盟会成立以来，清政府开始感觉到民主革命运动对它的危害性最大，君主立宪运动对它的危害性较小。而另一方面，日、俄战争的结果，日本以一个君主立宪的小国，接连战胜了君主专制的中俄两个大国，说明一个国家的命运，不决定于国土的大小，而决定于政治的良窳，这就使留在国内的君主立宪派和新政的同情者振振有词地鼓吹立宪足以救亡。连清朝的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等也都奏请立宪以顺人心，各省督抚和社会上层人士纷纷通电响应。清政府不能深闭固拒，它就戴上假面具，于一九〇五年成立了一个“考察政治馆”，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东西各国政治，借以和缓国内的革命危机。 这个时期，君主立宪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还是清政府的“乱臣贼子”，但他们在精神上已经成为全国君主立宪运动的偶象和指导者，而清政府也正想利用他们的学说来抵抗民主革命的巨大浪潮。 五大臣带了一批随员到海外走马看花，自然考察不出一个所以然来，而清政府卖的是宪政的假膏药，也不需要他们认真去考察。随员中有个有新党嫌疑的熊希龄[6]。他认为当世精通宪法的人物，要推流亡在东京的梁启超和杨度。他知道梁启超的声名太大，西太后对他的仇恨心太深，此时还不可能让他公开活动。杨度是他的同乡和老朋友，而又不是清政府所注意的危险人物。因此，他向五大臣建议，请杨度写一篇《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将来就根据这篇文章作为奏报清政府的“考察”材料。五大臣只要自己不动笔，自然不会不同意这个意见，就派他到东京和杨度碰头。 他到东京向杨度说：“五大臣做你的躯壳，你替他们装进一道灵魂，这是两得其所的事情。当他们在轮船上看海鸥，在外国看跑马和赛狗的时候，就是你摇笔行文的时候。你的卷子必须在他们回国的时候交到。” 杨度毫不推辞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但他自己很了解，他对各国宪政并不怎样精通，便又转而求教于梁启超。梁自然也不肯放弃这个“借尸还魂”的机会。 当五大臣考察完毕回到上海的时候，这篇“考察各国宪政”的稿子还没有寄到。又是熊希龄出主意，叫他们以“考察东南民气，并征求名流意见”为借口，暂时留在上海饮酒看花，一面派专人到东京催促杨度交卷。五大臣自然不能不同意这个意见。随后从东京带回来三篇有关宪政的文章，梁启超写的是《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杨度写的是《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稿。 一九〇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清政府举行御前会议，同意了事实上是由“大逆不道”的梁启超起草而仅仅由五大臣出面提出来的“考察宪政”的报告，九月一日颁布了“预备立宪”的诏旨。当权的西太后是宁死也不愿意看见“宪政”这个怪物出现的，所以她在“立宪”之上加了“预备”两个字，这样，就把这个诺言变成为遥遥无期的空头支票。 一九〇七年八月十三日，清政府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7]，五大臣推荐杨度“才堪大用”，清政府就派他为宪政编查馆的提调。一九〇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清政府根据宪政编查馆编就的“宪法大纲”，公布预备立宪的期间为九年。 清政府因为受到压力才宣布“预备立宪”，但是从此它对汉族的疑忌心比前更重，对全国人民加强了残酷镇压，同时在朝廷中也掀起了满族少年亲贵排斥汉族大臣的风潮。一九〇七年，它把当时最有权势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内调为军机大臣，这是一种调虎离山的政治手腕，借以削弱汉族大臣在地方上所拥有的政治力量与军事实力，又以张、袁二人素不相能，把他们配对调来，也可起互相牵制的作用。 袁以出卖君主立宪派取得西太后的信任。此时西太后对他的信任仍然没有降低，派他以军机大臣兼任外交大臣。但是他的内心感到两种强大的压力：第一，西太后已是风烛残年，如果死了这座靠山，满族少年亲贵必然对他更有所不利；第二，他和君主立宪派结下了血海冤仇，此时立宪高潮已经到来，就是极端仇视新政的西太后，也不敢正面加以压制，他觉得自己也有见风使舵的必要。因此，他搜罗了“精通宪政”的杨度做入幕之宾，而自己也伪装为一个热心推进宪政的新人物，企图以此消弭改良主义者对他的宿怨。 当时的满族大臣仍然是反对推行宪政的。袁指使满族军机大臣奕劻向西太后建议：推行君主立宪乃是爱新觉罗王朝万世一系的可靠保证，也正是转移全国视线、缓和革命危机的有效方法；朝廷应当延揽几个精通宪法的讲师，在颐和园向满族亲贵开讲，使他们懂得这个道理，以免对朝廷预备立宪有所怀疑。西太后同意了这个意见，袁就推荐杨度等在颐和园开讲有关宪政的问题。 但是，这个道理是讲不清楚的，因为满族亲贵始终认为推行宪政就会削弱君主特权，这一定是汉族捣的鬼，无论讲师们讲得天花乱坠，他们都听不入耳。另一方面，两个汉族军机大臣对实施宪政大纲也有不同的意见：张之洞是个考据家，他所同意的宪政大纲只能是合乎本国历朝制度、有历史根据的宪政大纲，袁则侈谈所谓“富国强兵”，表面主张尽可能吸收东西各国宪法之所长。这样一来，讲师们既要调和汉满两族的不同意见，又要调和汉族两个大臣的不同意见，就更加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了。 而且归根结底，西太后还是死死抓紧君主特权不肯放手。她的所谓预备立宪完全是个骗局。 三　载沣放逐袁世凯。皇室总揽兵权的新措施 一九〇八年，作为新政偶像的光绪帝和保守派巨魁西太后一同死了，继承帝位的两岁婴儿溥仪是光绪帝的同父弟醇亲王载沣的儿子。载沣晋号为监国摄政王，做了清朝末一代的统治者。 袁从来没有像这天一样吓得魂不附体。他匆匆地逃到天津躲在他的亲戚盐商何颐臣的家里[8]。这是他的一个生死关头。他因戊戌告密取得西太后的信任，但正是由于他的告密，害得光绪帝终身被软禁并且受到西太后的百般虐待。如果西太后死了，光绪帝还活着，这个仇能够不报吗？ 光绪帝死得突然是历史上的一件疑案。有人说是西太后在咽气之前把他毒死了的，也有人说是袁下手毒死的。两说均未证实。袁生平惯于用毒药杀人，所以当时发生了后一种揣测之词。 摄政王载沣是光绪帝的亲兄弟，仍然可以替哥哥报仇，所以袁不能不感到生命的严重威胁。事实上，载沣的确想替哥哥报仇，而更为重要的是要除掉清政府的这个心腹之患。他不是不忍下手而是不敢下手，因为他知道袁的势力和奥援已经布置到各方面。他知道张之洞是袁的一个政敌，曾与张密商杀袁的事，可是张跪在地上连连碰头说：“国有大故，不宜诛戮旧臣。”载沣又曾密电征求北洋军某些统制的意见，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六镇统制赵国贤回答，都请求先解除他们的职务，“以免兵士有变，致辜天恩”。 这样，载沣就不敢下袁的手了。但他绝对不能容忍袁继续留在朝廷里。一九〇九年一月二日（十二月十一日）他以皇帝名义下诏说：“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位。袁世凯着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其实，袁根本没有什么足疾。 袁不仅拥有军事上的潜势力，而且拥有外交上的奥援。他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Sir John Jordan）早已建立了极其密切的关系[9]。他在天津接到“回籍养疴”的诏旨后，还取得朱尔典担保他生命安全的诺言，才敢回到北京向皇帝“谢恩辞行”。由此可见，他对个人安全布置得十分周到，即使载沣敢下他的手，也是办不到的。 袁离开北京的时候，把他以前用三十万元的代价买下来的府学胡同住宅赠与了段祺瑞。 载沣放逐袁的计划是和排斥汉族的计划分不开的，他首先要在军事上排斥汉族的力量，把全国兵权总揽在皇室的手里。他要建立一个驾乎一切军队之上的皇室的武力，用以控制各军，要用满族为各军高级军官以加强其统治力。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十一月）首先成立禁卫军，由他亲自统率。并由贵胄学堂培养满族的高级军事人材。一九〇九年，宣布统一全国军政，他代皇帝为全国陆海军大元帅。成立了陆海军联合机构“军谘处”。派满族大臣毓朗、善耆、载泽、载涛、载洵等主持建军事务。派载洵赴欧美各国考察海军，载涛赴德国考察陆军。一九一〇年，调铁良为江宁将军，凤山为荆州将军（不久又调凤山为广州将军），乃以加强满族贵族对地方的控制力。以荫昌为陆军部大臣。宣布陆军武官任用制度。近畿各镇由陆军部直接统辖，裁撤京畿督练公所。成立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一九一一年，军谘处扩大为军谘府（其性质等于参谋本部），以载涛、毓朗为军谘府大臣。宣布举行永平秋操。 根据载沣等的建军计划，全国第一步拟成立新军三十六镇，其高级将领均由贵胄学堂毕业生担任；全国旧军、绿营、巡防营次第裁撤，以禁卫军拱卫京城并控制全国新军。这是他加强军事统治并用以镇压全国人民的初步做法。 以上这些措施，并不意味着清政府的力量比前加强了，而只是表现它的根基比前更脆弱。载沣把军权集中在两个人的手上，载洵管理海军，载涛管理陆军。这两个人都是前清末年全国闻名的贝勒，也都是载沣的亲兄弟。载洵是个使人难于想象到的大贪污分子。他曾经被派到奉天查案，火车到了，他不肯下车，派人示意地方官孝敬貂皮三千套才肯下车。关外虽是盛产貂皮的地方，但是一口气拿出三千套是办不到的，而钦差大臣不下车，地方官就不能不提心吊胆地担负很大的责任，因此他们派专人携带巨款到北京加紧采办，凑足了三千套貂皮献给载洵。这是当时流传全国的一件大丑事。载涛虽没有贪污的名气，但又是一个著名胆小的纨袴子弟。用这样两个人来主持军事，就可以知道作不出任何成绩来，而清政府也提不出任何有用的人材来。 禁卫军名义上由载沣亲自统率，他把责任推在载涛的身上，而载涛也很少过问，实际负责人就是回国不久的士官毕业生良弼。开始良弼还是禁卫军第一协协统，随后又被派为军谘府军谘使。他在少年亲贵中是个敢作敢为的人物，吸收了一批士官生作为禁卫军的各级将领。除了良弼而外，其余主持军事的皇族，就都碌碌不足数了。 四　清政府被迫缩短预备立宪期。“君宪派”的合法斗争。清政府严旨申斥“君宪派” 载沣当国后，全国立宪运动的呼声越唱越高，民主革命运动的声势也越来越大。一九〇九年三月（二月），清政府又被迫宣布在九年内决定实行立宪，并定于一九〇九年十月十四日（九月一日）先行召集各省谘议局。实行宪政从无期到有期，看起来是一个进步，但是期限定得如此之远，这仍然是欺骗全国人民的缓兵之计，而且清政府如果能够在九年之内加强它的控制力量，仍然可以宣布再推迟或者根本打消立宪之举。 各省召开的谘议局，是以官僚、地主、绅士及“名流”为代表的所谓地方民意机关，它们选出来的议长如江苏张謇、浙江汤寿潜、湖北汤化龙、湖南谭延闿、四川蒲殿俊这些“名流”，大多是君主立宪派或者同情君主立宪派的人物。各省谘议局的成立，使君主立宪派获得公开活动和进行合法斗争的新根据地，但是他们的大头目康有为、梁启超等还只能躲在海外遥为呼应，不能回国来直接领导这个运动。 各省谘议局联合起来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派出代表一批又一批地到北京请求提前召开国会。一九一〇年十月（九月），清政府成立了一个作为中央谘询机关的资政院，用以和缓“全国各方面召开国会”的要求。资政院议员有由各省谘议局推选的，也有由皇帝敕任的。前一类的议员集合起来组织了一个“宪友会”，随后各省谘议局又都成立了“宪友会支部”。因此，君主立宪派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已经打通了声气，加强了联系。 一九一〇年冬天，全国立宪运动继续向高峰发展，甚至资政院和各省督抚也都纷纷催促清政府召开国会。当然，这些老爷们建议的动机只是为了忠诚地拥护清政府，因为缓兵之计已不能再用，只有提早颁布宪法，组织责任内阁，召开正式国会，才能和缓全国人民日益不满的情绪和在全国范围内日益发展的革命危机。 于是清政府在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十日）再度被迫宣布缩短立宪预备期为五年，即自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计算，到一九一三年（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它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让步，不能再有讨价还价之余地，因此拿出皇帝的威风来，严饬各省请愿代表“即行回籍，不得逗留京师”。 但是，这个纸老虎已经吓不倒人了。在革命危机更加严重和君主立宪派吵闹不休的情况下，一九一一年五月（四月），清政府又被迫先行成立一个以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内阁协理大臣的内阁，把这个内阁作为立宪形式的第一个新内阁。这个内阁的总理就是清朝皇族，并且还是通国皆知的大贪污分子“庆记公司”的大老板。这个内阁在十三名阁员之中满族占了九名，掌握着军政、民政、财政大权，而汉族只占了四名，都是些作为内阁点缀品的闲曹冷部。清政府用这种笨拙的手段欺骗人民，使得全国人民极其清楚地认识到，将来即使能够实现改良主义的君主立宪制，也只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大骗局，清政府对宪政问题是不会有丝毫的诚意的。同时君主立宪派也因受骗而感到忿怒。 人不到黄河心不死，君主立宪派最后还要求清政府变更这个“不合乎君主立宪各国之公例”的皇族内阁。这次清政府不肯再给他们好颜色看了，在请愿书上斩钉削铁地批斥不准，并且在“上谕”里明确地说：“组阁为皇帝特权，非议员所能干预！” 这样，完全证明了改良主义运动已经走到尽头，对清政府进行和平请愿已经绝望，不推翻清政府，连君主立宪这个并不能使人满意的要求也是办不到的。 五　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四国银行团成立 在民主革命的危机日益加深的局势下，清政府被迫对君主立宪派采取了一些让步的措施。但是，谁要相信它的让步是真的，谁就会上它的大当。它伪装让步的目的，是在争取喘息时间，进行一系列的工作，如统一军权于皇族中央，罢斥汉族大臣，在全国各地大兴党狱，并力图与帝国主义靠扰，以便里应外合地对国内人民进行更残酷的镇压。当一九一一年四月四国银行团大借款已经成熟的时候，清政府认为力量已经增强，就突然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对国内人民由“让步”时期转入到反攻时期。 这个问题必须从帝国主义在中国所进行的“铁路战争”谈起。铁路战争是不用枪炮的另一形式的战争，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环节。 中国之有铁路，始于一八六六年英商所筑的吴淞、上海间的轻便铁路[10]。中国人自己所筑的铁路，始于一八八一年招商局所筑的由唐山到胥各庄的运煤铁路[11]。 那时清政府把修筑铁路当作一件祸事，坚决拒绝帝国主义的筑路要求。一方面，由于它和帝国主义还没有靠紧，不能不虑及铁路事业的发展，将便利于外国人的势力深入内地，对它的统治权起破坏作用；另一方面，封建王朝正要利用交通不便与民智闭塞来进行分治政策，而铁路事业与这个政策是不能兼容的。但是，后来它和帝国主义的关系靠拢，而且新兴的买办官僚正要利用铁路借款来取得佣金，中饱分肥，所以对帝国主义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来的筑路要求，就索性采取了来者不拒和有求必应的态度。 正如帝国主义整个侵略中国的动态一样，它们向清政府要求修筑铁路，曾经引起了它们相互之间的竞争与联合、对抗与妥协的复杂情况。 帝俄首先抢到了修筑南北满铁路的特权，随后比利时抢到芦汉路[12]、美国抢到粤汉路、英国抢到津浦路、德国抢到胶济路、法国抢到滇越路、帝俄又抢到正太路、英国又抢到沪宁路和道清路、比利时又抢到陇海路的修路权。当然，帝国主义绝对不会用发展现代交通工具的方法来为中国人民谋福利，而它们竟然具有这样的“热心”，从借款、施工一直到路政的管理都由它们一手包办；它们所热心的是在掌握中国的交通命脉，进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 一八九六年，清政府设立了南北铁路总公司，派盛宣怀为第一任铁路督办大臣[13]。这个当时被称为“中国铁路大王”而实际是借债大王、卖国大王的新兴买办官僚，倚靠着帝国主义和皇族载泽替他撑腰，敢于做他人所不敢做的事情，敢于一次又一次地借外债来修铁路，敢于把路权和有关经济特权一次又一次地献给帝国主义；他的目的就是从中捞一票，他的亿万财产就是建筑在出卖国家与民族利益的基础之上的。 当帝国主义得知清政府决定先修芦汉线、次修粤汉线的时候，就像狗抢骨头一样，在投资方面，在推派技术人员方面，在包修工程、开采沿路矿产以及管理路政方面，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激烈斗争。一八九七年，盛宣怀与比利时银行工厂合股公司签订了芦汉铁路英金四百五十万镑的借款合同。 美国早就想用资本输出的方法来侵略中国。一八八九年，美国曾与李鸿章商妥在天津开办一个银行，开始规定借款二千五百万两作为银行资本，随后又增加二千五百万两，把这个银行作为中国推行新政的经费来源。美国还建议由美国代造战舰建立中国的新海军。由于李鸿章办了些同文馆、机器局之类的“洋务”，引起了朝廷守旧派的激烈反对，骂他着了洋鬼子的迷，压迫他停止向美国借款。美国对此感到很大的失望。一八九八年，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向清政府索取调停中日战争的报酬，其目的是想取得中国某一条铁路的修筑权。他介绍美国“中美合兴公司”与清政府签订了四百万英镑的“粤汉铁路借款合同”。一九〇〇年又签订了“粤汉铁路借款续约”，改订借款总额为四千万美元。 中美合兴公司是一家私人企业，并且是一个投机取巧、买空卖空的国际骗子公司。它根本无意于进行工程，只想从中捞一票。一九〇二年年初，它瞒着中国偷偷地把三分之二的债票转售与比利时的一家公司。直到合兴公司的董事大部分都换了比利时人，合兴公司在汉口的美国高级职员纷纷回国的时候，中国有关方面才发觉这个公司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赚佣金和贪图暴利的滑头商业。 问题的发展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不久又发觉比利时公司也仅仅是个出面人，收买合兴公司债票的款子是由法国人拿出来的。因此，这家国际骗子公司的投机行为，就牵涉到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上，严重地影响到英国在远东的权益。 此时英国是金字招牌的帝国主义，也正是首先侵略中国而在中国占有最大势力的国家，长江流域已经划入它的势力范围。这个侵华主角无论在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都已占居优势，但在铁路战线上却被帝俄打败了。帝俄已经取得了满洲铁路的修筑权，而又伸展其势力于华北，取得了正太铁路的投资权。另一方面，由于俄法同盟和法比亲善的关系，这三个国家在远东问题上是相互支持的。这样，帝俄就可以把满洲铁路与法比两国所控制的芦汉、粤汉两条路线打成一片，就可以劈分中国大陆，腰斩长江，进而破坏英国的势力范围。因此，英国对粤汉铁路债票的移转问题，不能不认为与它的切身利害有关。 湖广总督张之洞是中国的亲英派。他首先提出建议：由于中美合兴公司违反了借款及包修粤汉铁路合同的规定，擅自把债票售与第三国，应该向美国政府交涉，由中国偿还该公司已经用去的款项，宣布废止合同。这个消息传出来，首先是湖北、湖南、广东三省与粤汉铁路直接有关的人民，立刻涌现了筹款赎路的热潮。这股热潮立刻波及全国，一九〇四年，全国成立民办铁路公司的省区竟达十三省之多。 由于中国人民发出愤怒的呼声，并且坚持废约的主张，清政府不得不授权张之洞办理对美国的交涉，美国政府也不得不同意与中国进行废约的谈判。 在谈判的过程中，美国官方曾用种种手段企图达到拖延和终止谈判的目的。开始美国驻华公使洛克希尔屡次谎报美国政府，硬说废止合同只是张之洞一个人的主张，不是清政府的主张，美国政府不应该同意进行这个谈判。中国驻美使节梁诚跑到乡下找到正在休假中的罗斯福总统，说明张之洞是中国政府所派的全权代表，罗斯福总统才同意张直接与合兴公司胜行谈判。在与合兴公司进行谈判的过程中，美国方面的刁难、狡狯与翻云复雨的态度是使人不能容忍的。最后，梁诚贿通了该公司的总经理惠惕尔与该公司的律师福士达（福士达曾任美国国务卿），才以六百七十五万美元的大代价赎回了仅仅修成一百多华里长的一段铁路。 当时颇有风传，张之洞打算向英国借款来进行赎路，这就说明张之洞主张赎路的动机是代表英国的利益，而不是为了维护中国的路权与经济权。中国人民既然不容许美国商人移花接木的鬼蜮伎俩，也就不会容许买办官僚拒虎进狼的卖国勾当。中国人民坚决主张中国铁路为中国人所有，由中国人自己备价赎回。 张之洞对全国人民的筹款赎路运动不是采取领导与鼓励的办法，而是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最后，竟然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实行了他向香港政府借款一百一十万镑赎回粤汉铁路的预定计划，并在借款合同上把粤汉铁路的优先承办权许给英国。 就在这一年，日俄战争结束，帝俄因战败把南满铁路的主权让渡给日本。这个接连战胜中俄两个大国的新起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在美国的扶植下壮大起来的，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美国曾经给日本以多方的帮助。原来，自从美国舰队冲破日本的锁国政策后，美国财阀就一直支持日本的维新运动，其目的是要培养日本作为美国侵略亚洲的跳板和助手。美国曾屡次唆使日本出兵侵略朝鲜、台湾和琉球。中日甲午之役，美国伪装中立，暗中支援日本，拒绝出面调停。一直到日军渡过鸭绿江，俄、德、法三国将要采取干涉行动时，美国才劝它适可而止，并且出面来进行有利于日本的调停。当时担任日本外相的陆奥宗光，在所著《蹇蹇录》一书中，一再提及“日本政府深依美国政府之厚意”。日俄战争发动后，美国除代筹日本战费外，还警告德法两国不得援助帝俄，否则美国将和英国一道援助日本。后来美国出面调停日俄战争，其动机也是为了解救日本的经济危机和外交孤立。日俄战事结束后，美国向日本索取报酬，建议由美国出资向日本收买南满铁路，向帝俄收买北满铁路，然后把整个满洲铁路与西伯利亚铁路衔接到欧洲，这就是所谓“世界大铁路计划”，也就是美国侵略中国和帝俄，侵略亚洲和欧洲的狂妄计划的主要组成部分。 但是，出于美国政府的意料之外，日本开始虽然表示接受，不久又表示坚决拒绝。这是由于日本视中国东北为其势力范围，不容他国染指，并且它本身也正抱有侵略中俄两大国和侵略亚洲的很大野心。从此，在远东舞台上出现了翻云覆雨之局，日美两国由狼狈为奸的朋友变成了针锋相对的敌人。 一九〇七年，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与奉天巡抚唐绍仪商妥了由美国出资修筑一道由新民屯到法库门的铁路。清政府对这个问题是无可无不可的。由于当时美国正处于经济恐慌中，加上日本的反对，这个计划不能实现。但是美国还不死心，一九〇八年，司戴德又与唐绍仪签订了由美国投资组织“东三省银行”开发东北的秘密协定。这个协定由于西太后和光绪的死亡及日美订立了“罗脱高平协定”，也落空了。 一九〇九年，司戴德和英国濮兰德与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签订了“锦瑷铁路借款草约”。随后，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向中、扫、英、法、德、俄六国提出一个“满洲铁路中立化”的备忘录，建议组织国际银行团借款给中国政府，由中国政府向日俄两国赎回南北满铁路，交由国际共同管理，并由国际银行团继续投资建筑满洲地区的未成路线。这是美国企图联合其他各国共同对日俄两国施以压力，使中国东北的一些“权益”由独占变成共管，而美国势力在共管的幌子下得以伸入满洲的一种偷天换日的计划。 这个建议事前没有与有关各国进行协商，突然地提出来，在世界外交史上开了一个无比狂妄的例子，引起了各国的惊疑。由于日俄两国表示坚决反对，而英、德、法三国又并不热心支持，美国放了这个空炮，就使它在远东的威信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就使日本看穿了美国在外交政策上具有言大而夸、脱离实际的作风，就使日俄两国在满洲问题上化敌为友，共同对付美国。从此日美两国在远东方面的矛盾就更加激化了。 美国并不甘心从此罢手。清政府曾根据张之洞与香港政府所订的合同原议，首先向英国借款修筑粤汉铁路，由于英国提出来的条件过于苛刻，乃转而与德、法两国政府接洽，英国政府又不答应，最后由英、德、法三国政府商妥组织三国银行团，共同投资。美国得知这个消息，就要求加入，于是一九一〇年五月二十三日，四国在巴黎成立了四国银行团。此后，一九一〇年十月，美国与清政府又商订了“改革中国币制及振兴东三省实业”的五千万美元的借款草约，这个消息传出来，英、德、法三国政府立刻搬用了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所惯用的“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等字眼，要求参加，美国为了巩固四国银行团，也就把这个借款改为四国共同投资了。 这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由互相竞争终于取得最后妥协，组成了排除日俄两国的对华借款的联合阵线。一九一一年四月十五日，清政府与以垄断对华借款为目的的四国银行团签订了一千万英镑的“币制实业借款”，五月二十日又签订了六百万英镑的“粤汉、川汉铁路借款”。 六　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四川官吏屠杀和平请愿人民 清政府宣布的铁路国有政策是：凡以前经政府批准由人民自行筹款修筑铁路的定案，一律取消，违者以抗旨论。很明显，抗旨就是“大逆不道”，根据“大清刑律”，这个罪名是要杀头的。同时，全国人民清楚地认识到：所谓国有就是帝国主义所有，就是不许中国人过问自己的财产，只能交出来让皇帝拍卖给帝国主义。这样，就使中国人民的救亡运动与清政府的卖国政策之间的矛盾，发展到即将爆发的新阶段了。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终于发出最后的吼声了。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四省人民首先要求“诛卖国贼盛宣怀以谢天下”，并且提出了“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响亮口号。这四省都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坚决反对“国有”其名、帝国主义所有其实的铁路国有政策。这股浪潮非常迅速地冲击到全国各地区，自城市到乡村，自海滨到山地，人人都感到大祸临头而下了死中求活的决心。 有关各省的督抚在人民的威力下吓得发抖。他们害怕“官逼民反”，纷纷电请从缓执行铁路国有政策。有恃无恐的清政府严旨申斥，责成他们采取严厉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人民。 保路风潮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四川。八月二十四日（七月初一日），成都各界人民用罢课、罢市、抗捐等具体行动抗议清政府的卖路、卖国政策。这个运动有代表地主绅商利益的君主立宪派参加，因为地主资产阶级手中握有大量的铁路股票，铁路收归“国有”后，清政府规定原有股款要打折扣发还或者暂不发还，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利用人民群众火一般的爱国热情，利用人民群众排山倒海的力量，企图迫使清政府收回铁路国有的成命，以保障其阶级利益，但又害怕人民群众的行动超过他们的目的范围，使他们卷入漩涡蒙受“造反”的罪名。因此，他们利用谘议局这个“民意机关”和保路同志会这个组织，窃取了人民保路运动的领导权，从而使这个运动按照他们的目的与计划来进行。在人民大示威的一天，他们指使商民在各人自己的门前供奉光绪帝的牌位，并“举哀号哭”，其目的是要把这个运动与民主革命运动区分起来。 成都将军玉昆、四川总督赵尔丰看见人民的声势如此浩大，也联名电请清政府维持民办原案。清政府正想找个地方“开刀”，除了照例地严旨申斥外，还命令他们加反对铁路国有政策的人民一顶“乱民”的帽子，准其“格杀勿论”。它还怕这两个人屠杀人民的勇气不够，又派自告奋勇的满族大臣端方为川粤汉铁路督办，叫他在路过湖北的时候，抽调一部分新军带到四川去“格杀乱民”。 九月七日（七月十五日），成都各界人民推举代表到总督衙门请愿，阻止端方带兵入川。赵尔丰碰了皇帝的大钉子，正在气头上，而且他必须找一个机会向人民开刀才能挽回清政府对他的信任，因此设计诱捕了保路代表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等。聚在衙门外的人民要求立刻释放被捕的代表，这又激怒了赵尔丰，竟然命令统领田徵葵下令开枪，并调来骑兵向人丛中冲锋，人民死伤很多。全国人民在这次惨案中受到了一次血的教训。 成都人民的保路运动，是和平请愿的性质而不是武装起义的性质。在君主立宪派参加和指导之下，这个运动被涂上了一道改良主义的色彩。但是清政府官吏对手无寸铁的人民，采取了冲锋作战的姿势，进行了疯狂的屠杀，还觉得做得不够，又从外面派来更凶恶的刽子手，准备扩大这种屠杀。因此，成都血案发生后，四川人民很快地脱离了君主立宪派的和平请愿轨道而向武装起义的方向发展。成都附近各县民团纷纷集合进攻省城，与政府军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顽强战斗，双方互有死伤。赵尔丰终于用他的血偿还了人民的血债。 十一月二十八日，（十月初八日）端方在四川资州为他所统率的新军所杀，并将其首级函送武昌。这是辛亥革命时满族大员被杀的第一人。先是一九〇九年，端方调升直隶总督的时候，于光绪移灵时，在隆裕后的行宫摄影，犯了大不敬的罪被革职。一九一一年八月，他想利用机会开复官职，奏劾四川总督赵尔丰性情庸懦，对四川人民保路运动没有采取严厉的措施，果然清政府派他为川粤汉铁路督办，命他便道由湖北抽调新军一协，带往四川镇压人民。他走进四川填界时，又派他署理四川总督，武昌起义就在这时爆发。十一月二十八日，他行抵资州，所统新军忽告哗变，要借他的头向武昌革命军政府献功。他痛哭求饶，自称他是姓陶的汉族[14]，但终于不能取信而被杀。端方死后，跟随他到四川的第三十一标标统曾广大畏罪潜逃。 以上事件说明，反动政权所恃以维持其腐朽机构的，只是残暴的屠杀手段与无耻的欺骗政策。当人民的力量表现得非常强大的时候，它就舍前者而取后者，但当它自以为它有力量足以控制全局或者取得外援的时候，它又舍后者而取前者。向反动政权和平请愿是得不到任何东西的。 四国银行团大借款是清政府灭亡的直接导火线。清政府投靠帝国主义，原想解救其灭亡，结果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清政府的疯狂屠杀，不仅吓不倒人民，反而使它自身淹没在人民群众的血泊中。 * * * [1]　经正学堂与明德学堂同为湖南教育家胡元倓所办，后来合并于明德。 [2]　杨度经常向人谈及，孙黄二人由他介绍相识，言之凿凿。但据其他有关记载，有谓孙黄系由日人宫崎寅藏介绍相识。似以前说为近。 [3]　光复会是江浙教育界的反满秘密组织，1904年成立，参加人士有蔡元培，陶成章、章炳麟、吴敬恒、徐锡麟、马宗汉、陈伯平、秋瑾等。 [4]　汪兆铭字精卫，又字季新。他的祖先为安徽婺源县人，后迁居浙江山阴县，他的父亲汪琡宦游广东时才改入广东番禹县籍。1903年汪考取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官费生），一年半毕业，即以自费生升入专科。1905年他二十三岁，到横滨想加入保皇党，因为没有碰到梁启超，就回到东京，与朱执信一同加入了同盟会，为同盟会的评议员之一。 [5]　同盟会认为向端方告密的人是刘师培和他的妻子何震。刘是光复会会员，曾因鼓吹革命亡命到东京。何震是在东京很出名的“交际花”。他们结婚后，刘就回到南京做了端方的“门下士”。其实，刘所出卖的是浙江同盟会会员张恭，时在1909年。辛亥革命时，刘在四川担任国学院的讲师，革命党人要置其于死地，章太炎打电报把他救出来，并且推荐他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教授。 [6]　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县人。早年曾参加谭嗣同、唐才常、皮锡瑞所创立的南学会。戊戌年以新党嫌疑被清政府“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但是常德知府朱其懿认为他是个人才，派为西路师范传习所体操教员，并把自己的妹妹朱其慧许配给他。湖南巡抚赵尔巽也很器重他，以“兴学有功”奏请开复他的功名，以此得派为江苏候补道。此次跟随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则出自端方的荐举。 [7]　关于清政府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往日书刊均写作“考察宪政”，据五大臣随员陈尧甫谈，此中有一字之差。由于西太后恶闻“立宪”之名，五大臣出洋时称“考察政治”，而当他们回国后，由于大势所趋，才将“宪政”之名公开。陈尧甫原名陈毅，四川人，解放后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为避免与市长陈毅同名，故废名存字。 [8]　袁与安徽人何仲璟为儿女亲家。此时何仲璟已死，何颐臣是他的兄弟。 [9]　1885年袁任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时，朱尔典在英国驻朝公使馆任馆员，从此时起，两人过从甚密。 [10]　淞沪铁路于1876年通车，因压死中国士兵一人，引起沿路人民的愤怒。1877年由清政府备价二十八万五千两赎回，将路轨及车厢抛在打狗港中。 [11]　唐胥铁路是招商局的运煤铁路，1881年造成，比世界上通车最早的铁路晚了五十年。在修路过程中，曾因守旧派作梗而一再停工。1888年，该路延长到天津，改称唐津铁路。 [12]　芦汉路原议由芦沟桥修到汉口，是京汉路的前身。 [13]　盛宣怀是中国最早的买办阶级。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了要弥补汉冶萍公司的亏空，把他提拔起来。 [14]　他生前别号陶斋，因此冒称汉族陶姓。 [book_title]第五章　辛亥革命爆发 一　武汉文学社与共进会的秘密活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建立 自一九〇六年萍浏醴起义失败以来，江苏、湖北两省新军涉有重大嫌疑，清政府在第九、第八两镇中搜查“不稳分子”，撤换了一批形迹可疑的军官。同时，江苏、湖北两省的清朝官吏广布鹰犬，大兴党狱，不少革命党人被捕入狱。以上情况，说明清政府在长江中游的控制力已见加强。 一九〇七月三月，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后，在河内、香港两地建立据点，与黄兴、胡汉民等商讨武装起义策略。他们一致认为，过去在中国腹地举行过多次武装起义或政治暗杀，一旦遭受失败，党人很难逃亡出境，因此牺牲重大，今后自有改变战略方针的必要。他们又看到，西南边区两广云南等省，清政府鞭长莫及，防务比较空虚，如在该地区组织起义，事前便于从国外运进军火，即使起义失败，也便于党人越境转移。根据以上看法，他们便决定了改以西南边区为起义地点的新的战略方针。 但是，自一九〇七年以来，同盟会在两广云南发动过八次起义，每次均以失败为其结局。最后一次一九一一年黄花岗之役，黄兴亲自督阵，所投人力、物力更多，结果仍旧失败，优秀党人殉难者达七十二人之多，许多党人因此悲观失望，认为革命前途渺茫，孙中山也有革命事业“不能及身以见其成”之叹。与此同时，部分留在国内的同盟会会员及两湖方面与同盟会有联系的某些革命党团，通过亲身经历，与同盟会首脑部的意见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正由于清政府在全国广大地区疑神疑鬼，加强白色恐怖，引起军心离散、民怨沸腾，为今后策动起义准备了良好客观条件。因此，从战略方针来研究，与其在边区进行旷日持久的军事行动，不如在腹地起义，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反可缩短战祸，提早胜利日程。 辛亥革命前夕，武汉地区有“文学社”和“共进会”两大秘密组织。“文学社”是由“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一脉相承演变而来的革命团体。其历程如下：< 一九〇四年七月三日，宋教仁、胡瑛[1]、刘静庵、曹亚伯、张难先等在武昌成立了“科学补习所”，这是长沙华兴会的外围组织，也是湖北成立最早的革命秘密团体。同年十一月，华兴会领袖黄兴在湖南发动五路起义失败，武昌“科学补习所”也被牵连而为清吏查封。 一九〇六年二月，原“科补”分子刘静庵、曹亚伯、张难先、胡瑛、孙武等又在武汉组织了“日知会”。次年一月，部分日知会会员参加了萍浏醴起义，官方侦骑四出，刘静庵、胡瑛等九人均被捕。刘胡二人被判处终身监禁。张难先、季雨霖二人交保获释，朱子龙死于狱中，其余四人被判处十年、五年、三年监禁不等。狱卒知道他们都是为革命受到迫害，大多暗表同情，胡瑛竟能通过狱吏谈国华的掩护，与外间保持联络，谈并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 一九〇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原日知会会员组织“湖北军队同盟会”，打算在新军内发展组织，因受官方注意，便于同年十二月十三日改组为“群治学社”，以汉口《商务报》为外围掩体，派遣会员打进新军，进行宣传、组织工作。他们吸收社员只收士兵，不收官长，社员迅速发展。其中骨干有杨王鹏、唐牺支、章裕昆、李六如、蒋翊武、詹大悲、黄申芗、査光佛、何海鸣等。 一九一〇年四月，长沙发生饥民闹事火烧抚台衙门事件，湘吏请湖北派兵到湘协防，李六如、黄申芗拟乘机在武汉起义，因有人告密，清吏派宪警追捕，幸李六如等应付有方，组织未被破坏。随后《商务报》著论反对清政府的铁路借款被封，社员骨干纷纷避往川、沪一带，“群治学社”遂告瓦解。 同年九月十八日，原“群治学社”社员又变名“振武学社”而成立，推杨王鹏为主席，广泛吸收新军士兵入社，新会员遍布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四十一、四十二各标及炮、工、辎各兵种。同年十一月，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将杨王鹏撤职逼走，社员另推蒋翊武主持社务。此后詹大悲、何海鸣、査光佛等又在汉口创办《大江报》，鼓吹民主革命，声势亦殊不弱。 一九一一年一月三十日，“振武学社”改名“文学社”，推蒋翊武为社长，其中坚人物为詹大悲、章裕昆、刘尧澂、王守愚、蔡大辅、王宪章等。胡瑛在狱中也参加了这一组织，并负责与外界联络。“文学社”在新军各标营建立了代表制，社务突飞猛进，武昌起义前夕，社员已发展至三千余人，遍布各兵种之中，实际上掌握了武汉新军的主要力量。 一九一一年九月四川保路风潮发生时，《大江报》发表了两篇论文，倡言“大乱者救中国之良药也”“亡中国者和平也”，因此报馆被查封，詹大悲、何海鸣二人被捕入狱。这一事件引起了湖北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懑，并推动了武汉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 武汉地区的另一秘密组织“共进会”，一九〇七年八月在日本东京成立。此时孙黄二人均已离开东京，并将起义重点移往华南边区，对东京同盟会总部无暇兼顾。留在东京的同盟会会员和会党头目焦达峰、吴玉章、张百祥、孙武、居正、邓文翚等便另行组织了“共进会”，以在长江流域策动武装起义为目的。事为黄兴所闻，怀疑“共进会”搞分裂主义，一九〇八年夏天他回到东京时，向“共进会”的创立者提出了质问。焦达峰告以“成立此会，旨在华中起义与华南起义同时并举，以缩短革命事业的军事时期”，黄始表示默许。 一九〇九年一月，孙武、焦达峰等先后回国，在武昌设立了“共进会总部”，并另立山堂开辟了“中华山”。 “共进会”负责人主要为同盟会会员和留日学生，其文化水平在“文学社”社员之上，但“文学社”吸收的新军会员远比“共进会”为多，正是各有千秋，不相颉颃。这两大革命组织在武汉白色恐怖的气氛下，为了提高警惕，彼此不通声气，甚至互相猜疑。当时同盟会骨干分子宋教仁等认为，“文学社”与“共进会”的团结合作是策动武汉起义的首要条件。 宋教仁（一八八二——一九一三），字钝初，湖南桃源县人，笔名“桃源渔父”。一九〇四年与黄兴、陈天华等在长沙创立了“华兴会”，随后又到武汉加入了“科学补习所”。长沙起义失败，他流亡到日本留学。同盟会成立时被推为司法部检事长。一九〇七年他去东北联络“马贼”[2]起义时，发觉日本浪人垂涎我国东北领土，回东京后，跑遍图书馆收集有关资料，编著《间岛问题》一书，以铁的事实证明间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以此大受袁世凯的赏识，以四品衔及赏银二千两为饵，欲延之入幕，宋却坚持革命，毅然不为所动。 一九一〇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宋教仁正确地指出：“革命地点宜居中而不宜偏远，革命时期宜缩短而不宜延长，战争地域宜狭小而不宜扩大”。并提出今后的“革命三策”：以中央突破一举而占领北京为上策，但施行起来有困难；以在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成立革命政府然后北伐为中策；以在边地起义为下策，实践已证明此策行不通。宋的意见受到同盟会会员谭人凤、赵声、李肇甫的热烈支持，于是在东京召开了十一省区同盟分会会长的联席会议，议决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于上海，策动在长江流域起义，这便是“革命三策”中的中策。 一九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四川北路湖州中学成立，推宋教仁、谭人凤[3]、陈其美等五人为总务干事，并派居正、焦达峰、范鸿仙、吴玉章等分赴湖北、湖南、安徽、四川设立分会。此时孙中山在美国，黄兴在香港。黄兴起初不赞成在武汉一地起义，认为必须联络数省同时并举方能成事，经宋教仁等说明后才同意了。 自从铁路风潮在长江上游数省爆发以来，湖北距离四川较近，成都血案传来的消息也较早，加以湖北本省与保路运动也有直接关系，所以人心异常浮动，造成了武汉成为革命爆炸地的客观条件。不久，清政府派端方带兵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端方从湖北调走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三十一、三十二两标，其中很多士兵和由士兵提升起来的下级军官，都是与革命组织有过联系的，因此各革命组织都迫切希望提前发难，以免分散革命力量，并望黄兴能够亲自到武汉来领导革命。 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宋教仁、谭人凤等经常化装奔走于沪汉之间，在他们的推动下，九月十六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召开了联合会议，成立了领导起义的统一机关，推“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起义军总指挥，“共进会”军务部长孙武为参谋长。 在革命潮流激烈震荡之中，清政府的官吏并未昏睡不醒。湖广总督[4]瑞澂、第八镇统制张彪所得情报，湖北新军中士兵约有三分之一倾向革命，这两位大员都是胆小鬼，而越是胆小的人，就越会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对付他所怀疑的对象。他们下了严厉的命令，加强侦察和逮捕，妄想把参加革命组织和同情革命的士兵连根拔掉。 九月二十四日，“文学社”“共进会”举行联合会议，决定于十月六日（旧历中秋节）起义，后因筹备不及，改期十月九日（八月十八日），最后又决定延至十月十六日（八月二十五日）举行。 十月九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革命同志刘公[5]家中试制炸药，失手爆炸，刘公急将被单掩盖孙武受伤的面部，伪装病人，乘人力车逃往医院。巡捕闻声赶来，将准备起义的旗帜、文告、武器及党人名册全部抄走。蒋翊武闻讯，当天下午五时在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文学社”机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提前于当晚十二时起义，以中和门外炮声为信号，派邓玉麟传达起义命令。当晚九时，清朝军警追踪至小朝街搜捕革命党人，捕去彭楚藩、刘尧澂、杨宏胜、丁笏堂、陈化龙五人，仅蒋翊武一人机智得免。于是清吏宣布紧急戒严，侦骑四出，武昌城寸步难移，邓玉麟未能完成传达任务，当晚十二时起义遂告流产。 十月十日清晨，彭楚藩、刘尧澂、杨宏胜三人均被斩决。清朝官吏下令封锁新军各营，严禁士兵外出，外人也不许入内。这一措施在各营中立即引起了疑神疑鬼、人人自危的现象，大家认为党人名册已被搜去，即将按图索骥，谁都休想活命。他们不愿束手待毙，都想破釜沉舟作背水之一战，只因领导起义的蒋翊武、孙武、刘公等都已不知去向，一时拿不定主意来。 二　工程第八营首先发难，黎元洪被推为鄂军都督。革命军炮打楚豫舰 十月十日（八月十九日）下午，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前队的士兵们困守在营盘里，情绪都很激动。有人提议大家都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买酒买肉，大伙儿痛饮一场，要革命就革个痛快，要杀头也杀个痛快。大家照此办理，喝酒喝到傍晚，才分别回房休息。 是日为该队一排值班守夜之期。一排正目熊秉坤是该营“共进会”的营代表，他利用值班之机，外出串联，筹集子弹，准备当晚起事。 晚间七时许，该队二排排长陶启胜出来查夜时，看见兵士金兆龙正在把子弹装入枪膛，就厉声问道：“你在干什么，想造反吗？”金大声咆哮回答说：“老子正是要造反！”说罢，他就与陶揪打起来，并提高嗓门大喊：“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同棚兵士程定国闻声赶来，从陶的身后用枪托把他打倒。陶仓卒爬起来逃走，程又开枪击中了他的腰部。紧接着，代理管带阮荣发前来査问，也被兵士吕中秋、徐少斌开枪打死。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等纷纷弃职逃走。熊秉坤乘此集合同志约三百人向楚望台军火库跑步出发，守库的兵士为同营左队，大多属于革命同志，队官吴兆麟表示附义，大家就推他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率队进攻总督衙门。 工程营起义就像旋风一样席卷着步、马、炮、工、辎各营，革命同志背枪的背枪、拖炮的拖炮，城外炮兵营入城占领高地，发出了轰轰隆隆的炮声，义声震动遐迩，山河为之变色。 清朝官吏看见革命烽火已经冒起，来不及采取措施，瑞澂从衙门后墙打洞逃往停泊武昌江面的楚豫兵舰。张彪也由文昌门渡江逃往刘家庙车站。十一日中午，武昌全城已无敌踪，革命军废除宣统年号改称黄帝纪元四千六百〇九年[6]，黄鹤楼上和蛇山之巅都升起了代表十八行省的十八星旗[7]。 当晚革命军光复汉阳，次日又克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完全光复。 当时，革命军迫切需要组织革命政权来领导革命，但孙中山远在美国，黄兴也在香港，起义前文学社、共进会公推的革命军总司令蒋翊武、鄂军都督刘公均已不知去向。十一日上午，武汉革命同志在武昌阅马厂谘议局聚集，商讨组织湖北军政府的问题，谘议局议员也厕身其间。有人建议推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吴兆麟为鄂军都督，吴谦称“官卑职小，压不住众”，表示不敢担承。有人主张推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都督，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认为此人不是革命党，而且公然反对革命，岂能推他领导革命！倒是吴兆麟认为推举一个非革命党人做都督，表示革命军大公无私，可以鼓励一般非革命党人消除顾虑，愿意参加革命，于是大家都同意了。 但是，黎在革命爆发后，匆匆忙忙躲在黄土坡他的参谋刘文吉的家里，一时难于找到。事有凑巧，他派一个火夫回家取行李，被人发现，跟踪追到黄土坡刘家。黎听得门外马嘶人喊，一时无路可逃，只得躲在床帐后打着哆嗦，终于被吴兆麟派来迎接他的兵士马荣、程正瀛二人搜查出来，请其到谘议局参加会议。黎支吾其词地说：“你们休来找我，我不是革命党，干不了这场大事。”马荣威胁他：“你不去也得去，逃也逃不了，不如先跟大家见面一谈。” 马荣牵了一匹马让他坐上，黎只得一声不吭地随着他们来到阅马厂谘议局。他看见会议厅里黑压压地坐满了许多人，其中有很多熟面孔，连那位两榜进士出身的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也在那里，他的心情才开始安定下来。 黎一到场，通过谘议局选举的形式，把他的鄂军都督的名义肯定了下来。黎告哀乞怜地说：“你们不要抬举我，我不是革命党，不够都督资格。”接着，武汉知名人士纷纷劝黎顺应人心，接受推举，共伸大义，黎却执意不从。蓦然间，只见一个汉子从人丛中闪出来，握着手枪大声吆喝：“谁甘心当满人奴隶，谁吃我一枪！”此人是率领测绘学堂学生参加起义的李翊东。吴兆麟急忙摇手把他制止了。 汤化龙害怕把事情闹僵，走近黎的身边咬了个耳朵，叫他不要再做声了。黎才有气无力地问道：“武昌靠近大江，海军那么厉害，怎么守得住呢？”原来黎是天津海军学堂出身，懂得军舰的威力，当时刘家庙尚有张彪的残部，武汉江面又泊有北方军舰数艘，革命军没有海军，如果军舰开炮掩护清军渡江反攻，武昌无法坚守，所以黎认为革命军不可能有成功之望。 邓玉麟立即回答说：“守得住就守，守不住我们退湖南。” “湖南，怎么好退呢？” “那边有我们很多的同志。” “那么，饷呢？” 又有人回答：“打开藩库，用了再说”[8]。 经过此番问答，从此黎就装起哑吧来，凭你打破沙锅，他却矢口不言。有人拟好了大都督的安民告示请黎画“行”，黎也不声不响。蔡济民又拿出手枪来恫吓，大家又从旁做好做歹地劝他画行，他才十分勉强地画了个“行”字。 从这天起，阅马厂谘议局成为临时的鄂军都督府，黎元洪成为名义上的鄂军都督。都督府首先成立由蔡济民、吴醒汉、邓玉麟、高尚志、张廷辅、王宪章、徐达明、王文锦、陈宏诰、梁鹏十个人组成的“十人谋略团”。那个魁梧奇伟、穿了一件灰色呢夹袍子的大都督，问他的话他不回答，脸上也没有表情，大家在背地里叫他“泥菩萨”。 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后，人民狂热欢呼的情形到处可以看见。彼此见面时互道“恭喜”，把革命军的胜利当作自己的大喜事一样。“大人”“老爷”等封建性的称呼首先革除了，跪拜的礼节也革除了。军民关系打成一片，工人和农民自动地协助军队追杀敌人，构筑防御工事，或者奋不顾身地跑到战地呐喊助威。人民纷纷备办食物，冒着炮火送往前线犒军，军人阻挡不住。革命军招募新兵时，很多超龄的老年人和不足龄的少年都以不能入伍而引为憾事。有些人力车夫替革命军搬运武器弹药，当到达目的地时，执意地拒绝接受车资，并且有人这样说：“为了国家，老总们连性命都不要了，难道我能够向你们要钱！” 一切情况说明：人民群众愿意把他们的一切力量贡献给革命事业，认为这不仅是一种光荣的事情，而且是一种愉快的事情。在革命初期，产生了一种蓬蓬勃勃的新气象，一个老百姓只要口称有要紧的事，随时可以去会最高领导人而不受阻拦，有的可以要求参加各项会议，参加者都有发言权和表决权。 为了提高鄂军都督的威信，十月十六日（八月二十五日）黎明，鄂军都督在阅马厂举行祭告黄帝和革命誓师典礼，由同盟会元老谭人凤授剑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