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下册：1922—1928） [book_author]陶菊隐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史学,完结 [book_length]435506 [book_dec]《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以一百三十余万字的篇幅，生动地勾勒了一段上自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前后三十三年波澜壮阔、风云变幻的历史，刻画了一大批军阀与政客的群体雕像，揭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隐闻秘事，军头武夫里穿插着舞文弄墨的冷幽默，阴谋算计里隐藏着颠扑不破的人性，处处都是活生生的历史，处处都有饶有趣味、发人深思的话题。这或许正是民国史的魅力所在，它不是教科书上已经定义好了的历史，而是就发生在民族生活的昨天的故事，动荡而令人充满惊奇。被称为是中国版的《光荣与梦想》。 [book_img]Z_5725.jpg [book_title]第五十七章　孙中山北伐受阻和西南各省内讧 一　广东孙、陈关系进一步恶化。孙中山在桂林组织北伐军大本营。孙中山下令解除陈炯明的广东总司令等职 湘军“援鄂”时，粤军攻下南宁，广西问题基本上已告解决。孙中山深深感觉到广州政府受制于陈炯明，不能有所作为，不如自己带兵北伐，将两广让予陈，即使北伐失败，也决不再回广州做有名无实的总统。他命令李烈钧所属滇、黔、赣联军和许崇智所属粤军一齐集中桂林，准备假道湖南北伐，并电请陈炯明由桂回粤，讨论北伐问题。陈托词不肯回来，却表示了反对北伐的意见，认为北伐可能促使直奉两系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南方，首先引起西南内部的破裂（湘军反对孙中山假道北伐，西南各省宣布保境息民，如果北伐实现，首先遇到的敌人将不是北洋军而是西南友军），不如等待直奉两系战争爆发，再行出动。其实，陈劝阻北伐并非出自善意，他派兵解散了孙中山所设的招兵机关，调第三师魏邦平部开往梧州监视北伐军[1]，并通电响应卢永祥主张召开各省联席会议，这一系列的表现，都是别有用心的。 孙中山决定不接受陈的意见，借口“出巡广西”，派外交总长伍廷芳代行总统职务。十月十五日，乘宝壁舰出发，十七日行抵梧州。孙中山编北伐军为三军，由李烈钧、许崇智、李福林分别统率，并电召陈到梧州讨论北伐问题，拟抽调粤军四十营加入北伐，北伐军的军火、军费须由广东供应。陈对此电置之不理。二十五日，孙自己到南宁会晤陈，表示“北伐而胜，当然不会回广东，不幸而败，也无面目再回广东”，请陈勿再阻止北伐。陈对这个问题并无明确表示。二十九日，孙重回梧州。十一月五日，陈由南宁返粤路过梧州的时候，曾与孙见面，但未谈到关于北伐的具体问题。 十一月十五日，孙由梧州动身，十二月四日行抵桂林，十四日召集许崇智、李烈钧等举行军事会议。此时，川、湘军“援鄂”已先后失败，陈炯明、唐继尧对北伐一举又多方掣肘，因此决定暂缓北伐。 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张作霖派李梦庚到桂林，接洽共同出兵讨伐直系。在此以前，徐树铮又秘密到桂林计划北方奉皖两系与北伐军三路出兵的问题[2]。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一日，段祺瑞在四个日本人的保护下，化装乘汽车由北京逃出，经过通州时得到当地奉军的照料，当天到达天津。此后，孙、段、张共同对付直系的三角联盟逐步成熟。 三月上旬，孙中山派伍朝枢到奉天“报聘”，同时到奉天的有前广东省长朱庆澜、广州国会议长吴景濂（吴是奉天兴城县人）等。他们受到张作霖的热烈欢迎。张作霖很不满意徐世昌，对孙中山则推崇备至，建议“三角联盟”推倒直系后召开南北统一会议，恢复法统（恢复旧国会），选举孙中山、段祺瑞为正副总统。此时直奉战事快要爆发，因此孙又任命朱培德为北伐军滇军总司令，谷正伦为北伐军黔军总司令，彭程万为北伐军赣军总司令，李烈钧为大本营参谋长，胡汉民为文官长，决定与奉系同时出兵讨伐徐世昌、曹锟、吴佩孚。 属于陈炯明系的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早已倾心孙中山，北伐军的军饷就是依靠他和廖仲恺合力筹解的。三月二十一日，伍朝枢和段祺瑞的密使周善培由香港到广州，周是邓的业师，邓在前往车站迎接时被人暗杀身死。桂林大本营接得这个凶耗，三月二十六日举行紧急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后方如无接济，前方将无法作战，首先必须促使陈炯明表明态度，安定后方形势，才能出兵。会议决定，北伐军以一部潜师先到梧州，再由西江回到广州；另一部潜师先到韶关，再由北江压迫广州。不料已经行抵全州的北伐军先遣司令谢文炳（许崇智部旅长）接到密令后，派人到永州发出密电报告陈炯明，因此陈秘密调动浔州以上叶举、杨坤如等所属粤军五十余营扫数开回梧州，并令驻广州的粤军一、二两师加强戒备，准备以武力阻止北伐军回来。四月九日，孙中山偕同许崇智、朱培德等离开桂林，行抵濛江，即有“陈家军”[3]在该地布置防务，孙下令不得阻止北伐军行程，否则武力对待，该军因兵力未集中不敢抵抗，孙遂于十六日到达梧州，二十日到达肇庆。 孙中山在梧州和肇庆两次电召陈炯明前来商讨一切问题，陈都不肯应召。汪精卫奉命将孙的意见转达陈：（一）省长、总司令须让出一席，（二）北伐军须换新枪，（三）北伐军军费须于六个月之内筹齐。陈乃电请辞去内务总长、陆军总长、广东总司令、广东省长各职。二十一日，孙下令免去陈的内务总长、总司令、省长三职，令其专任陆军总长，广东总司令一职即行裁撤，广东海陆军均改归大元帅直辖，并任伍廷芳为广东省长，魏邦平为广州卫戍总司令。魏部第三师已经先行调回广州，魏的态度也转变到孙的方面来。陈接到命令后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广西“陈家军”未能及时赶回，第二师师长洪兆麟请假在沪未归，魏邦平的态度又有转变，而李福林部福军由韶关向南开进，许崇智部第二军由肇庆向东开进，广州无法可守，他只得宣布“遵令卸职”，当天就回故乡惠州去了。 二十一日，第二军由肇庆乘轮在广三路终点河口登陆，二十二日转乘火车赶到广州。孙中山二十三日也到了广州。即任命陈炯明、许崇智、李烈钧为讨贼军第一至第三军军长，并派古应芬赴惠州劝陈回省。同日，许崇智、魏邦平、梁鸿楷等通电劝陈遵令北伐。此时，“陈家军”一、二两师（一师师长由梁鸿楷代理）还有留在广州未走的，西江上游“陈家军”的势力也很雄厚，孙中山为了避免引起战争，又派伍朝枢前往惠州迎接陈回省“共商北伐大计”，又亲自电劝陈以陆军总长名义带兵北伐。陈的回电说他“放刀成佛，卖剑买牛”，措词却很恭顺。孙中山估计陈断不至于“造反”，在派兵解决勾结直系的驻粤北洋舰队以后，又下令北伐军集中韶关、南雄、仁化，准备改道江西北伐。 二　陈炯明电请赵恒惕解散沈鸿英军。湖南省宪法公布。孙中山改道江西北伐 湘军“援鄂”失败后，内部斗争又趋激化，谭派政客利用省议会这个合法斗争的阵地，利用裁兵这个响亮的口号，通过议会规定全省兵额不得超过二万，每月军饷不得超过三十万，并限于一月之内完成裁兵方案。这是赵恒惕办不到的事情，因此他向省议会提出辞职，而议会退回了辞职咨文，另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长文，把他骂得体无完肤，仍然责成他裁兵。 湘军号称十万，每月所耗军费达一百万元以上。各级军官浮报兵额，吃缺吞饷，扣留税收，把持用人行政，所作所为完全像各省军阀一样，而湖南“小朝廷”所处的地位也和北京政府毫无区别。赵打算各师旅平均裁去一半兵额，首先裁并了赵钺、张辉瓒两旅，于是引起了各师旅长的一片辞职声，长沙市上发现了公民讨赵的传单。由于政潮汹涌，裁兵计划成为一纸空文。 在这一情况下，赵恒惕希望直军自动撤出岳州，以免孙中山引为借口进兵湖南。他指使湖南各团体向吴佩孚提出北军退出岳州的要求，吴置之不理。此外，驻防郴州的第六混成旅旅长陈嘉祐属于谭派，驻防衡阳的第三混成旅旅长谢国光也属于谭派，态度十分可疑。谭延闿电劝赵与北伐军采取一致行动，并派张翼鹏到长沙鼓动湘军加入北伐军。赵坚持湘军“援鄂”失败后不宜再投入南北战争，他决定在必要的时候，率领自己一派的军队退守湘西，让南北两军在长衡一带直接接触，本人坐观成败，以便卷土重来。 湖南曾收编沈鸿英的桂军为“援鄂”第三军。吴、赵在军舰上签订湘直停战条约的时候，吴曾劝赵不要收容沈鸿英，认为此人背叛陆荣廷，反复无常，极像三国时代的吕布，不宜接近。沈军在“援鄂”失败后移驻新化蓝田，此时忽又自动地移驻茶陵、攸县，打算投奔陈光远，吴又打电报劝陈光远不要收容沈军，同时陈光远又接到陈炯明的电报劝他不要收容沈军。十月三十一日，沈军已经开进江西境内，因陈光远拒绝收容，又退回到茶陵、攸县来。 陈炯明一再电请赵恒惕派兵消灭沈军，赵无法拒绝，但他对沈并无仇怨，因此采取了“以邻为壑”的政策，派兵进攻沈军，其目的仅在驱逐沈军出境，并无包围歼灭之意。沈曾向吴佩孚请求收编，吴不给以明确的回答。从十一月上旬到下旬，沈军就像流寇一样在湘赣边境东奔西窜，找不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后来沈毕竟与吴挂上了钩，吴指定以平江为沈军的防地，这样一来，平江也被直军划入势力范围了。 湖南省宪法由制宪筹备处聘请省内外“名流”十三人在岳麓山起草，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日开始，四月二十四日完成了省宪法草案及附属法草案五种。五月十三日由全省各县县议会及法闭选出审查员一百五十五人组成省宪审查会，先开预备会议，八月二十日改开正式会议，二十九日审查完毕。十一月一日起交付全省人民“总投票”，月底完毕，共得可字票一千八百十五万八千八百七十五票，否字票五十七万五千二百三十票。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湖南省政府予以公布。 在总投票的过程中，一切都由军人包办，只有第六混成旅旅长陈嘉祐拒绝在郴州防区内办理投票，企图以此破坏省宪法的完成手续。后来经过谭派诸将的疏通，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接着，赵恒惕以邀请各军官来省庆祝省宪为名，于一月四日至九日在长沙举行军事会议，表示省宪已经完成，本人愿意辞职，并推第一师师长宋鹤庚接任湖南总司令。谭派将领鉴于长沙处于直系的军事威胁下，如果湖南内部发生问题，直军就会“取长沙”，而赵的辞职也并非诚意，因此会议决定一致拥护宪法，劝赵打消辞意。 湖南公布省宪后，省议会通电宣布了湖南的“门罗主义”，省政府分别派员向直系交涉交还岳州，向孙中山交涉请勿假道湖南北伐。孙中山曾派吕超到湖南，说明对湘军并无丝毫恶意，出兵北伐乃是全国性的问题，希望湖南参加北伐或者不反对北伐。赵恒惕也向孙解释湖南并不反对北伐，只因直军近在岳州，长沙非可守之地，如果北伐军假道湖南，恐怕北伐军未到衡阳而直军已先占领长沙，因此劝孙改道江西北伐，湖南对北伐军决不采取敌对行为。 先是，北军进驻岳州后，广州传来消息，孙中山认为西南各省如不出兵北伐，北军必将南侵，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老同盟会会员、湘籍非常国会议员周震麟认为：北伐必须首先团结西南，而团结西南又必须首先团结湖南。他主张把态度暧昧的谭延闿、赵恒惕二人尽可能地都争取过来，以消除湘军反对假道北伐的阻力。 谭以前骂过“孙大炮”，似乎跟孙中山势不两立。但他是个不可一日无官的人，此时在政治上无所依附，通过周震麟的关系，他就靠拢了孙中山，想从这方面找一条出路。 随后周震麟以“湖南劳军使”的名义，打马归故乡，想再把赵恒惕拉过来。但是，一年多以前，他到湖南来“劳军”，引起了接二连三的湖南大政变，赵恒惕记忆犹新，对他不表欢迎，周走到郴州就只得停步不前。 一九二二年春天，北伐声高唱入云，赵恒惕不免忧心忡忡。一天，他的老前辈李汉丞来访，见他愁眉不展，就向他自告奋勇，愿掉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孙中山改道江西北伐。李、赵二人为衡山县小同乡。李是老同盟会会员和国会议员，因年老不愿远离乡井，赵就请他留在湖南担任高等审判厅厅长[4]。他在长沙办有《民本报》[5]，这家报纸一面主张拥护孙中山，另一面却又附和湖南自治，在政治上具有另一风格。李是个非常风趣的老人，满口笑话奇谈，能令满室生春。他老气横秋地问道：“湖南界乎南北之间，而又不南不北，究竟‘坐南朝北’好呢，还是‘坐北朝南’好？”[6] 赵说：“吟老[7]又在讲笑话了。” 李严肃地说：“这不是讲笑话，我讲的是个实际问题。湖南不南不北是办不到的。吴佩孚狼子野心，貌似刚正而心怀奸巧，你已经吃过他的苦头了。你是老民党[8]出身，为什么不肯服从中山先生而要怀疑他？” 赵说：“我不是怀疑中山先生。中山先生要假道湖南北伐，只恐北伐之师未入湖南，而北洋军已经打到长沙来了。” 李把话锋一转，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我要讲的正是这个问题。湖南多年来沦为南北战场，老百姓的日子实在过得够苦了。我们可以请求中山先生改道江西北伐。将来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湖南起而响应，岂非两全其美？” 赵频频点头说：“这个意见很好，就请吟老辛苦一趟何如？” 是年三月间，李汉丞风尘仆仆地来到桂林，不少非常国会议员讥诮他躲在家乡纳福，不到广东来参加革命，并且半开玩笑地问道：“你是为赵恒惕作说客而来的吗？” 李笑着回答说：“你们不妨先听一下，如果‘说客’讲得有道理，对革命又有什么坏处？你们承不承认湖南是属于西南之一省？如果承认了，而你们又要取道湖南北伐，北伐之师尚未出动，而先失去湖南，岂非棋输一着？湖南失而两广亦危，岂非庸谋误国？依我之见，北伐军与其取道湖南北伐，不如改道打江西。江西是北洋军阀最薄弱之一环，不难一击即破。北伐军改道江西，留湖南为南北双方的缓冲地带，使直军不能通过湖南去援助江西，对北伐军又有什么坏处？江西打下来了，湖南会跑到哪里去呢？” 说到这里，他自己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随后李汉丞会见了孙中山，提出了以上意见，果然孙中山被他说动，当面答应改道江西北伐。李汉丞急忙把这个消息电告了赵恒惕。 四月间，李汉丞兴致勃勃地回到长沙。湖南军政要人纷纷翘着大拇指恭维他说道：“吟老辩才无碍，不愧仪秦复生，胜过雄师百万！” 这是李汉丞生平的一件得意之作。他特地邀请我们几位挂名主笔到《民本报》聚餐，讲述了到桂林见孙中山的一幕。我不禁暗笑，天下哪有这样简单的事情？当时孙中山改道北伐，另有其他原因如下： 第一，陈炯明仍在阻挠孙中山假道湖南北伐。改道江西北伐正是解决孙、陈之间矛盾的一个好办法。孙中山决定改道北伐后，就对陈炯明说道：“我此番出门，无论成败却不再回广东来了，希望你在后方支援我，不要拉我的后腿就行。”他又向广州各报记者解释说：“北伐军假道湖南，一出门就要打朋友，到岳州才能碰上敌人，而改道江西北伐，一出门就与敌人相见。”这是孙中山决定改道江西北伐的最主要的原因。 第二，李烈钧是驻粤滇军的主帅，这支滇军又是北伐军的主力之一。李烈钧竭力主张改道打江西。他是江西人，希望回到故乡活动。 第三，一九二二年之初，唐继尧诱惑驻粤滇军李友勋、胡若愚等部取道广西，回师云南去打顾品珍，北伐军的兵力也因此大为削弱。湘军援鄂虽失败，但仍不失为久经战阵之师，而江西北洋军第十二师则非劲旅。为了避实就虚，也有改道江西之必要。 第四，如果北伐军一定要假道湖南北伐，赵恒惕将用对付吴佩孚的手段来对付孙中山，那就是：退往湘西，负隅自保。这样一来，北伐军将陷于湘北直军、湘西湘军、赣西北军的半月形大包围之中，这样的仗很不好打。 我不便冒犯李吟老的尊严，这些看法，只好藏在肚里不说。 三　唐继尧勾引旧部反戈回滇，孙中山通电予以谴责。顾品珍战死，唐继尧重握云南政权 另一个阻碍北伐的是云南下台军阀唐继尧。 唐继尧曾将驻粤滇军交与李烈钧统率。唐离开云南后，将自己的可靠部队调到广西来。因此，在孙中山旗帜下的滇军共有两部分：一部分的前身为驻粤滇军，一部分是唐继尧调出来的滇军。前者驻防桂林，其将领为朱培德、杨益谦、张怀信等；后者驻防柳州、庆远，其将领为李友勋、胡若愚等。这两部分都归李烈钧以“滇黔赣联军总司令”的名义直接统率。 孙中山在桂林组织大本营之前，屡次电召唐继尧到广西就大本营参谋长一职。唐表示不就，打算率领两部分滇军反戈回滇驱逐顾品珍，并称逐顾后将联络川、黔两省担任北伐军的左翼。孙大不以为然，因为滇军是北伐军的主要力量，如果被唐带走，北伐计划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唐又征求李烈钧的意见，李也大不以为然。李以前做过江西都督，此时仍想恢复往日的地位，如果北伐军取道江西，这个目的可以达到。他的本钱就是唐的本钱，当然不愿被唐带走。 十月下旬孙在梧州时，唐忽改变态度愿意到广西就大本营的参谋长，孙甚表欢迎。不料这是唐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诡计，他秘密电委杨益谦、李友勋、胡若愚为靖国联军第一至第三路司令，随后李友勋等通电拥唐复任靖国联军总司令。这样一来，唐的假面具戳穿了，原来他不是前来就大本营参谋长，而是企图夺取两部分滇军的统帅权。杨益谦也受了勾引，十月二十四日由桂林向柳州移动，与李友勋、胡若愚两部会合。李烈钧得到这个消息，立刻解除杨的滇军第二十混成旅旅长兼“援桂”第二路总指挥两职，派朱培德前往招回杨的部队。唐因事机败露，不敢再见孙中山，等到孙由梧州动身到桂林的时候，才由香港启程往梧州。 十二月五日，唐到梧州时，孙还叫胡汉民邀请他先到桂林一谈，唐置之不理。九日，他就动身到柳州去了。 唐的回滇计划得到陈炯明的积极支持。唐继尧回滇，可以减弱孙的军事力量，而滇军留在两广也是陈所不愿的。 唐的资本还不止这些。云南巨匪吴学显在黎县、通海、马尾寨、云龙山一带啸聚了万余人，唐委吴为宣抚使，叫他作为内应。云南总司令顾品珍得到以上情报，曾于十一月二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派兵拒唐。十一月五日，又授意云南省议会和各团体致电孙中山，指唐“图滇心切”，要求孙“消遏祸萌，力维大局”。在此以前，顾是反对孙中山做总统的，从这时起，他打电报称“孙大总统”，并于十一月十八日派杨希闵、杨蓁、金汉鼎三人为云南北伐军第一至第三路司令，范石生为北伐先遣军司令，自己愿意统率这些军队参加北伐。其实，顾并非真心参加北伐，而是带兵前来打唐继尧的。 十二月二十四日，唐继尧行抵柳州。柳州驻有滇军李友勋、胡若愚两部，黔军谷正伦、胡瑛两部。黔军不愿与唐合作，都移驻长安及桂林一带，以免被唐火并。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六日，顾品珍派金汉鼎代理云南总司令，刘祖武代理省长，自己改称北伐军滇军总司令，准备出发拒唐。顾、金举行交接仪式时，顾忽宣布第一路司令杨蓁的罪状，说他以前与巨匪吴学显勾搭，致使吴匪逃出省军的重围，现在又要挟军饷三十万，态度非常恶劣，因此改派第二路司令杨希闵接收第一路，并当场将杨蓁扣留。当时有一种传说，杨蓁打算乘顾、金举行交接仪式时暗杀金汉鼎，以便取而代之。这是滇军军官争权夺利的一场内讧：云南共有七个混成旅，金汉鼎为第二混成旅旅长，杨蓁为第三混成旅旅长。以前滇军在四川作战时，杨蓁在顾的手下为支队长，金是赵又新手下的支队长。顾不派杨代理总司令，杨心中颇不服气。当唐继尧动员回滇的时候，云南内部军官有一种秘密结合，打算一方面拒绝唐回来，一方面把顾推出去，为他们自己制造升官上台的机会。可是杨蓁、金汉鼎却因争夺总司令演出了这幕恶剧。顾、金两人本想置杨于死地，但因杨部占领六城城楼及圆通山，将从山上开炮轰击总司令部，只得和解了事，予以释放，派为代表到广西接洽，并赠以旅费二万元，由英国领事监护出境。 一月二十一日，唐继尧升任李友勋、田锺谷、胡若愚、杨益谦为靖国军第一至第四军军长。二十八日，唐军开始出发回滇。由于黔军谷旅扼守长安阻止唐军向北假道贵州入滇，唐军只得改而向西，分作两路，一路由百色进攻剥溢，一路假道贵州兴义进攻师宗。唐军出发后，在庆远、怀远、河池、东兰、凤山一带遇到了漫山遍野的桂军残部，展开了夺路夺枪的大混战，第一军军长李友勋战死了，唐就提升该军前敌司令龙云代理军长。二月二十日，唐军进抵泗城。二十三日，孙中山通电痛斥唐“擅设总司令部，私委各军军长，调遣军队，反戈回滇，显系违抗命令，不顾大局”，并令云南、贵州、广西各省当局“迅即严行制止，勿任其以一己权利之私，为西南大局之梗”。同时，金汉鼎却有密电向唐表示好意，他的目的是想促进唐、顾合作，推戴他们为北伐军滇军总副司令，让他们在外发展，不要回到云南来引起滇军的内战。 唐军进抵泗城后，按照原定计划派田锺谷率领一部向北由兴义进攻曲靖，自己率领一部向南由剥隘直趋广南。二月二十八日，唐军占领广南。此时顾品珍在宜良设立大本营，派第一路司令杨希闵防守师宗、罗平抵抗由曲靖进攻的唐军，派副司令张开儒率领第四混成旅旅长杨如轩、第六混成旅旅长赵燧生两部由蒙自、开化东行抵抗由广南进攻的唐军。不料第一路在师宗发生内变，杨蓁旧部赶走了杨希闵，推举参谋长周永祚为司令，并宣布在唐、顾战争中保持中立。同时，吴学显在临安、蒙自、开化一带响应唐军，赵燧生出击吴学显阵亡。三月七日唐军占领开化，张开儒退守蒙自，又因唐军与吴学显部两路进攻，退守阿迷，十三日唐军占领蒙自。顾亲自率兵反攻蒙自，因军无斗志退到天生关来。三月二十五日，吴学显部以奇袭包围顾的司令部，顾与将佐二十余人都被乱枪打死。 以前，唐有心腹军队王洁修、何世雄、习自强三团留在昆明未带走。王洁修是金汉鼎的把兄弟。顾接任总司令时，金力保这三团不会发生意外，因此得以保全。当顾军两路失败的消息传到昆明时，这三团忽然开往迤西一带宣布独立，同时唐军东、南两路逼近省城，金与迤南巡阅使罗佩金离开昆明向安宁、禄丰逃走。三月二十四日，唐率胡若愚部占领昆明。二十五日，金、罗两人在镇南被另一受唐收编的迤西匪首普小洪部冲散，罗未及逃脱，普用烂泥涂在他的身上，叫他站在烈日之下，用这样的酷刑逼他交出财物来，因此被凌磨而死。金则渡过金沙江，取道会理逃往重庆。 顾死后，该军残部杨希闵、蒋光亮、范石生等公推张开儒继任北伐军滇军总司令，由贵州盘县开往广西庆远与李烈钧部滇军会合。 唐继尧恢复政权后，任命胡若愚、田锺谷、龙云、张汝骥、李选廷为第一至第五军军长，胡若愚兼迤东镇守使驻昭通，龙云兼滇中镇守使驻省城，张汝骥兼迤西镇守使驻大理，李选廷兼迤南镇守使驻蒙自。张汝骥是从胡若愚的第三军中提升起来的。 四　袁祖铭组织“定黔军”攻入贵阳 云南发生变化的时候，贵州也发生了变化。 贵州总司令卢焘是个两面性人物，一面赞成联省自治，一面拥护孙中山为南方总统。一九二一年十月上旬，正当川军“援鄂”失败后，他忽然发出一个“援鄂”讨吴的电报，声称：“遵照大总统命令，由焘亲自督师，举兵援鄂，以谷正伦、胡瑛、窦居仁为第一至第三路司令，克日出发”。其实，卢焘既未亲自督师，也未举兵“援鄂”，而是派出谷、胡两旅开往广西接受李烈钧的指挥，用以防堵旧军系统王华裔的回黔活动。[9]此时旧军系统首领刘显世及其党徒袁祖铭都在湖北，在吴佩孚的卵翼下，积极进行回黔活动，卢焘拥孙反吴的原因就在于此。 唐继尧和刘显世是多年来狼狈为奸的老搭挡，如果唐的回滇活动能够达到目的，将来一定会支援刘的回黔活动，因此卢焘和顾品珍在共同的利害关系上订立了阻唐回滇的密约。后来，唐变更路线绕道兴义回滇，黔军谷、胡两旅并未予以追击。 卢焘是广西人，并不符合“黔人治黔”的原则，他的威信也不高，很想回到广西活动。此时，桂系残兵败将退据庆远、百色、泗城一带的山地中，推举林俊廷为广西自治军总司令，希望与粤军成立协定停止战争。但是孙中山和粤军都不信任林。因此，林通电推举卢焘为广西总司令，企图在卢的掩护下保全实力。孙中山并不需要卢焘回到广西来，而在粤桂战争中立过功的刘震寰久有总司令的呼声，也不愿意卢焘回来。一九二二年三月三日，卢通电表明本人既无意于回桂，亦无意于在黔。 孙中山到桂林后，派王文华之兄王伯群为贵州省长，改任谷正伦为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这两个人都有回到贵州做总司令的野心。卢焘并未取得孙的同意，任命林俊廷为黔桂讨贼联军第一师师长。这些情况，说明卢焘并非真心拥护孙，而孙也并不信任卢。 一九二二年春天，袁祖铭在湘西晃县成立了“定黔军”，王华裔旧部也从广西集中到晃县来。卢焘派第一旅旅长窦居仁率部开往铜仁拒敌。窦迎接王伯群到铜仁，准备拥戴他上台。顾品珍在云南失败的时候，“定黔军”向贵州进攻。三月十八日，窦旅军官受袁运动发生内变，王伯群、窦居仁都逃走了，“定黔军”没有经过战斗便占领了玉屏、铜仁、镇远。四月四日，卢焘通电将总司令一职让予谷正伦，在谷未回到贵阳之前，派总部参谋长兼第四旅旅长张春浦代理总司令。他并非真心下台，又在遵义设立军民两政行署，并且调动胡瑛、孙勤梁、何应钦各旅准备反攻“定黔军”。张春浦守不住贵阳，也退到遵义来与卢会合。四月九日，“定黔军”占领贵阳，贵州各团体推举刘显世再任贵州总司令，袁祖铭却以“定黔军”总指挥名义发号施令，并不欢迎刘回来复职。卢焘曾派代理第一旅旅长周西成攻占铜仁，打死了王华裔，王的残部向湘西洪江退走；张春浦旅也一度攻入贵阳。五月九日，“定黔军”反攻后，张旅又退出贵阳，逃回遵义。在此以后，卢焘率领残部退往广西，张春浦逃往四川，何应钦逃往云南。 * * * [1]　桂系在广东失败后，陈炯明拉拢魏邦平，任其为粤军第三师师长，而将李福林降职为第六路警备司令，因此原有的广东地方派军人分了家，魏受陈的利用，李则表示拥孙。魏是投机军阀，在孙、陈之间摇摆不定，后来又背陈拥孙。 [2]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徐树铮抵广州，孙中山派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等接待，会商讨直问题。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八日，徐又到桂林谒孙。 [3]　“陈家军”是孙中山提出来的一个名称。由于粤军的名义容易混淆，所以本书采用了这个名称。 [4]　高审厅长为一省司法系统的行政首长，根据湖南省宪法“三权鼎立”的原则，不受省长节制。 [5]　李汉丞聘请长沙几位报人挂名兼任《民本报》主笔，作者亦其中之一。 [6]　这是当时西南各省最流行的政治术语。“坐南朝北”指身在南方，心向北方。 [7]　李汉丞，字吟秋。 [8]　指同盟会。 [9]　前文提过，湘西晃县一带是湖南省政府“鞭长莫及”的地区，所以黔军能够来去自如。以前卢焘等由四川回贵阳发动政变时，驻防洪江的王华裔部开到贵阳援救刘显世，失败后仍然逃回洪江。不久，李烈钧率领滇军假道湘西，王华裔站脚不住，所部由王天培率领逃往黔桂边境，由陆荣廷收容。陆失败后又由唐系滇军胡若愚收容。 [book_title]第五十八章　奉直战争爆发和奉军败退出关 一　奉皖两系对吴佩孚的初步回击。张作霖向曹锟提出三条件。曹锐代吴佩孚发出的蒸电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九日，吴佩孚和六省直系军阀加足火力发出的一个电报，终于迫使梁士诒请假前往天津。一直到这时为止，张作霖对吴的挑战行为采取了不应战的态度，这是由于直系兵力相当雄厚，奉系有所顾忌，不愿单独作战。张作霖希望北伐军首先发动，皖系起而响应，然后他所勾结的安徽督军张文生、河南督军赵倜、陕西省长刘镇华等也都在直系的心脏地区及其周围地带动作起来，同时还利用一批下台的失意军阀，煽动他们的旧部[1]，从四面八方打击直系，使直系陷于重围，顾此失彼，奉系一举手之劳就可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时，奉系和孙中山及皖系的反直三角同盟虽已成熟，但是北伐军受制于陈炯明不能出发，这个联盟还不能起配合作战的作用，张作霖只得捺住火性，等待时机。 直系方面，曹锟和他的兄弟曹锐（直隶省长）始终抱有息事宁人的心理。曹锟一再约束吴佩孚切勿孟浪从事，并派直军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奉天人）三次到沈阳表示善意，张作霖也派察哈尔都统张景惠到保定回聘。曹锟建议撤退北京及直隶境内的奉军，以免直奉两军因防地逼近而引起冲突。张作霖表示了同意，就派张景惠主持关内奉军撤退事务。这一协议使直奉两系的紧张局势大见缓和。 一月二十六日，北京财政部发行盐余公债九千六百万元，指定以关税提高至值百抽五所增加的收入为公债基金，用以偿还以盐余为担保的内债七千余万、外债二千六百余万。可是，本国银行界所组织的“盐余借款团”公布此项债款共有一亿元，与财政部公布的数目不相符合；而且，这一措施有利于操纵本国银行事业的交通系，而外债又以日本为最多，因此直系军阀怀疑新旧交通系为奉军张罗战费，全国各方面也都怀疑此中有不可告人之隐。在直系指责和舆论的督促下，北京政府只得组织“偿还内外短债审查委员会”，由审计院、检察厅、银行团共同组成，指定以司法总长董康为委员长，负责审查此项债款有无弊端。 一月二十五日卢永祥通电，对内阁问题有所表示。电报说：“卖国在所必诛，爱国必以其道。倘以‘为国锄奸’为名，反为巧宦[2]造机会，国人良知不昧，终必抵死力争。”这个电报是皖系军阀为他们的同盟者打气助威，对吴佩孚的初步回击。接着，三十日张作霖电请徐世昌公布内阁办理鲁案交涉的经过情形，并且话中有刺地说：“事必察其有无，情必审其虚实。倘事属子虚或属误会，则锻炼周内以入人罪，何以服天下之人心。……若以爱国之热诚，转而为祸国之导线，以演出亡国之惨剧，试问与卖国之结果有何差别！……愿钧座采纳卢督所陈‘卖国在所必诛，爱国必以其道’二语，不致令以‘为国锄奸’为名者，反为巧宦生机会。尤愿钧座饬纪整纲，使天下有真公理，然后国家有真人才。倘彰瘅不明，是非不辨，则作霖必随贤哲之后，为民请命。”这个电报暗示吴佩孚干涉内阁是一种破坏纪纲的行为，如果徐世昌不能制裁，他就要联会其他力量代替北京政府加以制裁。以上皖奉两系一唱一和的示威电发表后，直奉两系的紧张局势便又加剧。 曹锟兄弟为了缓和局势，忽又改变主意，曹锐亲自到沈阳挽留关内奉军，并解释攻击内阁是吴佩孚的个人行动，与他们兄弟无关。张作霖也就表示他所恨的只是吴一人，并不涉及自己的亲戚弟兄。 二月二十五日，徐世昌通电表示关于内阁问题的态度。电报说：“中枢进退，皆属本大总统之职权，而本大总统于人才进退之际，但期有利国家，初无丝毫成见。至于整饬纪纲，则本大总统职责所在，不敢不勉。”徐世昌把内阁问题的责任归在自己的身上，意在保全张作霖的面子，同时暗示可以“训斥”吴佩孚以平张作霖之气。另一方面，他又准备罢免梁士诒以息吴佩孚之怒，而用梁内阁的陆军总长鲍贵卿继任内阁总理。鲍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这又是见好张作霖的一种做法。他还放心不下，叫鲍自己到沈阳去商量。不料张作霖不买这笔账，沉下脸色来向鲍说道：“霆九，你如果要过总理的瘾，可以自己上台，何必跑来问我！”这样，鲍内阁便流产了。 由于段祺瑞已从北京逃走，孙中山又表示可以出兵北伐，张作霖对直系的态度便日益强硬起来。他以“换防”为名，动员大批奉军入关。吴佩孚接到这个情报，也在京汉线上扣留车辆，调动军队，准备应战。于是曹锐大起恐慌，三月八日以“祝寿”为由，再到沈阳乞情[3]。张作霖对待他虽然仍像往日一样，有说有笑，可是一谈到政治问题，就“顾而言他”，使他满肚子的话都说不出来。他只得找孙烈臣打听消息。孙说：“咱们大帅想请教四爷，究竟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曹锐指天誓日地表示他们兄弟决不会纵容部下干出对不起亲戚的事情来。张作霖才开门见山地提出三个条件：（一）吴佩孚专任两湖巡阅使，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二）直军退出京汉线北段；（三）梁士诒销假复职，复职后让他自动下台。张作霖决心与吴佩孚硬拼一下，如果吴敢于反对梁复职，他就加以“反抗元首”和“军人干政”的罪名，胁迫徐世昌下令加以讨伐。 就在这时候，北京查账大员董康提出了一件大参案，指出盐余借款中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假公济私的不法行为，建议法庭票传财政当局和有关人员到案对质。财政总长张弧看见风色不佳，弃职逃往天津。吴佩孚抓到这个题目，又大做文章，称赞董康为“包公再世”，要挟北京政府立刻下令将张弧撤职查办。这样一来，气得张作霖声色俱厉地质问曹氏弟兄，究竟有无约束吴佩孚的能力，如果没有，他就代替他们弟兄重重地教训吴佩孚一下。在张作霖的盛怒之下，曹锐胆战心惊地赶回到保定，要求曹锟以重大压力制止吴佩孚乱说乱动。 曹锟电召吴到保定面商重大问题，吴借口忙于军务不能分身。这样一来，曹锟也就火气大发，表示如果吴敢于一意孤行，他们兄弟将在张、吴两人之间宣布中立。吴听到这个消息，才松了口气，表示一切问题请“老帅”作主，自己绝对服从。 由于事机十分危迫，曹锐便代吴拟就电稿，于三月十日发出。这个电报解释五点：“（一）元首提梁士诒组阁，张、曹两使均赞成之，佩孚反对梁氏乃反对其媚外政策，根本不牵涉他方。（二）佩孚服从曹使，对于张使挟同一之观念，既服从矣，其不反对也明甚。（三）共和国家，内阁失政，国会得而弹劾之，人民得而攻击之，不能因佩孚反对梁氏，疑为奉直间别有问题。（四）奉直譬之人身之元气，而内阁股肱也，不能因股肱有疾而自戕元气。（五）张、曹两使遇事和衷，初无芥蒂，表面虽有奉直之名，内容实无畛域之见。……以上各节，均证明谣言之不足信，挑拨者别有用心。……” 二　徐世昌任命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奉军大举入关，曹锟下令直军不得抵抗。张作霖建议召开统一会议。卢永祥建议召开天津会议解决直奉争端。吴佩孚等宣布张作霖罪状。张作霖到军粮城指挥作战 华盛顿会议后，梁士诒既不辞职，又不销假复职，代理总理颜惠庆坚决不肯再代下去。徐世昌要求直奉两系推荐一个双方可以同意的内阁总理，张作霖仍然表示“拥护元首，应由元首主持”，吴佩孚也表示“军人决不干政”。徐世昌得到密报，张作霖准备向全国建议召开“统一会议”，其目的在于恢复旧国会，改组北京政府，驱逐“元首”下台，因此三月十二日他通电各省，催促办理第三届国会的选举。这是他苟延残喘，避免政变发生的一种作法。但是内阁问题必须决定，无政府的状态必须改变，否则政变发生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四月八日，徐自作主张，任命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 徐作出这个决定，具有以下四个原因：（一）让梁士诒下台，就对得起吴佩孚了；（二）梁、周同属旧交通系，楚弓楚得，也算对得起张作霖和梁士诒了；（三）周刚从美国回来，向美国借款大有苗头；（四）周对自己的感情很好。不料命令发表后，梁士诒首先提出抗议：“内阁未被批准辞职以前，只能由原班阁员代理总理，周自齐并非阁员，代理总理是违法的”。徐乃于九日倒填八日的日期发表命令，任命周自齐署理教育总长，并发出更正电报，在“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的命令上补进了一个“兼”字。这种欲盖弥彰的作法，对徐并未带来任何好处，而且直奉战争就要爆发，内阁问题已经不居重要了。 在奉直两系摩拳擦掌的时期，西方国家多方支持直系：美国公使休士曾当面劝告张作霖，应根据华盛顿会议的精神，大举裁减奉军；英国公使艾斯顿建议，不得在京奉路运兵；天津领事团根据辛丑条约，不许天津驻兵，并抗议奉军占领塘沽车站的行为；北京外交团并曾警告奉直双方不得断绝京汉、京奉、津浦各路的交通。 四月三日，各省直系军阀托词祝贺吴佩孚的生辰[4]，云集洛阳，讨论对奉作战计划。曹锐也来祝寿，硬拉吴同往保定，吴却坚决不去。为了分化奉皖同盟，吴曾派人到浙江拉拢卢永祥[5]，但未收到效果。 从四月十日起，奉军络绎不绝地开进关来，以军粮城为大本营，从军粮城、马广、静海一直开到德州附近。十五日，奉军改名为镇威军，设总部于山海关，以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相为兵站总司令。这路奉军本来准备继续开往徐州，会合张文生的新安武军，从陇海路进攻河南，并约河南督军赵倜为内应。另一路奉军于十七日开抵京汉线的长辛店。一直到这时候，张作霖还鬼话连篇地说，“直奉本属一家，北洋团体万无破裂之理”（致杨以德的电报）。他还下了一道手令，严禁天津奉军损害曹家的一草一木。 曹氏兄弟对奉军进逼，节节退让。奉军开到天津前，曹锐将省长公署的文件用具席卷而走，派警察厅厅长杨以德代理省长，所有驻津直军均撤回保定，文武官吏也纷纷避居租界。奉军还没有开进德州，驻德州的直军第二十六师师长曹锳（曹锟的第七弟）就弃职出走，曹锟派张国熔代理师长，并将该师撤回正定。曹锟还电令津浦路沿线直军不得抵抗奉军，所有营房及德州兵工厂均须让交奉军，并把自己的家眷送到汉口，表示愿意下台。 可是洛阳却另是一番气象：吴佩孚从四面八方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军队，将第二十三师调往保定，第二十四师调来郑州，并令陕西督军冯玉祥迅速调兵前来应援。 四月十九日，张作霖发出电报，建议召开和平统一会议。电报说：“统一无期，则国家永无宁日，障碍不去，则统一终属无期。是以简率师徒，入关屯驻，期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凡有害民病国，结党营私，乱政干纪，剽劫国帑者，均视为和平统一之障碍物，愿即执殳前驱，与众共弃。至于统一进行，如何公开会议，如何确定制度，当由全国耆年硕德、政治名流共同讨论，非作霖所敢妄参末议。……作霖此举，悉本于良心主宰，共谋统一者为同志，破坏统一者为仇雠。披坚执锐，所不敢辞。”第二天，他又电请徐世昌主持召开全国统一会议，如果有人敢于反对，他就武力对付。其实，这个电报是对吴佩孚的挑战书，他所建议的统一会议就是孙、段、奉三角同盟所预定的恢复旧国会、推翻北京政府的一个发动机关。 卢永祥首先通电赞成召开统一会议，何丰林、李厚基、张文生都有通电附和。 张作霖发出皓电的同一天，吴佩孚在回答直隶省议会呼吁和平的效电中，表示了和平无法保证的意见。电文写道：“佩孚对于奉军，上月蒸电业已明白表示。乃直军未越雷池一步，而奉军大举入关，节节进逼。年来中央政局纯由奉张把持，佩孚向不干涉，即曹使亦从无绝对之主张。此次梁氏恃有奉张保镖，不惜祸国媚外，而为之保镖者，犹不许人民之呼吁，必庇护此祸国殃民之蟊贼，至不惜以兵威相胁迫。推其用心，直以国家为私产，人民为猪仔。诸君代表三千万直人请命，佩孚窃愿代表全国四万万人请愿也。” 直系诸将对于曹锟的不抵抗方针，一致表示不满，而曹锟也看出退让无补于事，又因直军已开赴琉璃河布防，为了保全地位，他才下了抵抗奉军的决心。他向秘书口授一个电报打给吴佩孚：“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样办，我就怎样办。”秘书打算改作文言发出，曹锟说：“不必了，就用我的话打给他吧！” 二十一日，卢永祥忽又建议请曹、张两人到天津举行一次面对面的会议，讨论双方撤退军队，和平解决。这个建议得到田中玉、齐燮元、何丰林、陈光远、张文生的一致支持，他们请卢领衔发起一个联合调停会议。同一天，徐世昌请出张锡銮、赵尔巽、王士珍、王占元、孟恩远、张绍曾六个“和事老”，提出同一性质的调停建议。原来奉直两系将由冷战转入热战的时候，各方面的形势都对奉系不利：孙中山已经回到广州，北伐军暂时不能发动；海军总司令蒋拯在上海表示了支持直系的态度，卢永祥受到牵制；冯玉祥的军队迅速开往河南，赵倜也不敢动了；张作霖分化直系也并未取得效果。看来，反直联合战线仍然不能发挥作用，这场战争将由奉军独力作战，因此张作霖又想推迟战争，皖系就提出了这个掩护奉系退却的建议。而徐世昌也看出，直奉战争无论谁胜谁败，他的地位都难于保全，所以也千方百计地企图把紧张局势缓和下来。 但是利在速战的吴佩孚不肯终止这场战争。也就在二十一日，吴佩孚、齐燮元、陈光远、田中玉、赵倜、萧耀南、冯玉祥、刘镇华联名通电，痛斥张作霖“借口谋统一而先破坏统一，托词去障碍而自为障碍”，表示了他们的应战态度。同日，曹锟通电反对张作霖的“武力统一政策”，认为如果要召开统一会议，奉军必须撤出关外，否则“公论将为武力所指挥”。 在直系的联名电报中，田中玉、赵倜、刘镇华都是被吴佩孚硬拉进来的。田中玉、李厚基、阎锡山在奉直两系的斗争中都有“局外中立”的倾向。甚至齐燮元也不愿意列名，他已宣布“保境息民”，还通电附和卢永祥的调停建议，只因萧耀南质问他为什么要置身事外，他才被迫列名。电报发表后，卢永祥质问他为什么要违反自己的诺言，与吴佩孚同一鼻孔出气，使他大伤脑筋。 二十三日，张作霖通电反驳曹锟所称奉军入关“既无中央明令，又不知会地方长官”的说法，他说奉军入关是得到徐世昌和曹氏弟兄的同意的。张作霖同意卢永祥的建议，如果曹锟肯到天津，他也愿意前往。二十五日，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名单同前）联名通电宣布张作霖的十大罪状，当天吴就到前方督战去了。 二十六日，冯玉祥率领第十一师（冯自兼师长）、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及北洋军第四混成旅（旅长张锡元）各部到达洛阳。吴佩孚本拟与冯见面一谈，因为前方军情紧急，只得先一天出发，留下手令派冯为援直陕军总司令并代行直、鲁、豫巡阅副使的职权，后方各军均归节制。冯军的迅速开到，使赵倜的宏威军不敢轻于发动，吴佩孚能够竭尽全力应付前方军事，这对决定奉直战争的胜败起了重大作用。 由于卢永祥的建议不为直系所接受，奉系终于被迫不得不出于单独作战之一途。二十五日，张作霖通电揭破曹锟的两面派作风[6]。二十九日，又把他自己推倒靳内阁的政治内幕公开说出[7]。但在二十八日的宣战通电中，却只集中火力攻击吴佩孚，并未涉及曹锟。在奉系军阀张作相、张景惠、汲金纯、吴俊升、孙烈臣的联名通电中，也只宣布吴的罪状，并称“罪在吴氏一人，与曹使无涉”。 二十六日，徐世昌下令双方军队撤回原防。外交团照会北京外交部，必须切实遵守辛丑和约，确保北京至海口的交通完全无阻，奉直双方军队不得进入北京城。 二十九日，张作霖到军粮城自任镇威军总司令，以孙烈臣为副司令，即日下了奉军的总攻击令。 三　直奉两军在津浦、京汉两线接触，奉军因第十六师倒戈全面溃败。徐世昌下令惩办梁士诒等 直奉军的战争，东路在津浦线，西路在沿京汉线及其以东地区进行。奉军东路总司令张作相驻落垡，所属有张作相自兼师长的第二十七师及骑兵集团司令许兰洲、张作霖的卫队旅旅长张学良等部。开战前，这路奉军缩短防线撤回到马厂以北。西路总司令张景惠驻长辛店，属有张景惠自兼师长的奉军第一师及第十六师师长邹芬、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齐占九等部。直军西路吴佩孚的笫三师在琉璃河，王承斌的第二十三师在固安，东路张国熔的第二十六师（后来加入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在马厂。直军步兵是久经战阵之师，奉军则以骑兵和炮队见长。直军虽有飞机助战，但未发挥作用。吴佩孚命令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调动海筹、海容两舰驶赴秦皇岛，江利、江元、楚同、楚谦四舰驶赴大沽口威胁奉军后方，由于帝国主义者根据辛丑条约不许中国在京奉路线及其沿海地区采取军事行动，这些舰队也未发挥作用。 二十九日战争开始，北京可以听到长辛店传来的隆隆炮声，不少外国人前往战地观战。徐世昌除命令各省切实保护外侨外，还下了一道责成双方军队停止攻击，迅速撤兵，听候查办的命令，当然不会有人加以理睬。 从战争开始的一天起，帝国主义报纸各自替自己的工具宣传胜利，西方国家说直军胜了，日本说奉军胜了。实际情况是，东路直军败退任丘、河间，西路直军在奉军的优势炮火下也没有进展，而奉军骑兵从京汉线以东地区纵横扫荡，迫使直军退到路线附近，正面直军阵地也几乎动摇起来。因此，西方国家报纸又闭门造车地说，这是吴佩孚的诱敌之计，不日包围反攻，奉军就要站脚不住。 从四月二十九日到五月三日，直奉双方也都捏造事实吹嘘自己的胜利。张作霖俨然以战胜者自居，每天都有告捷电发表。直军随心所欲地发布号外说，北京政府已将张作霖免职，派张锡銮为东三省巡阅使，冯德麟为奉天督军。其实，北京政府在奉军的控制下，不可能发表这样的命令。 五月四日，西线奉军忽然发生变化，第十六师停止战斗，并牵动全线奉军土崩瓦解退回到北京来，当天长辛店就被直军占领了。第十六师原系已故直系首领冯国璋的旧部，师长王廷祯被奉系赶走，改派邹芬继任。奉系把该师摆在前线攻打直军，正和两年前皖系把原属直系的第十五师摆在前线充当先锋一样，他们遇有适当的机会，就要倒戈相向或者不战而退，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第十六师倒戈是奉直战争决定胜败的重大因素，当天退回到北京的奉军以及原驻北京的奉军，都被惯于打落水狗的北京驻军包围缴械，西线奉军就被消灭了。 当天张作霖还到落垡来企图挽救颓势。由于西线牵动了东线，奉军的斗志完全消失，他才匆忙地回到天津下了总退却令，第二天又仓皇逃往滦州。张景惠留在北京“待罪”，并电劝曹锟“勿为己甚”。北京政府也并未问他的罪，不久还授为安威将军（五月二十九日）。 五月五日，徐世昌下令：“奉军即日撤出关外，直军退回原防，均应听候中央命令解决。”这位胆小总统仍然害怕张作霖，不敢加以惩罚，但是为了讨好战胜者，不得不再下一道命令，指叶恭绰、梁士诒、张弧三人为战争祸首而加以通缉。梁本来列在第一名，徐觉得过意不去，用笔一钩把他排在第二名。周自齐和梁是几十年老朋友，他在命令公布前，打长途电话劝梁离开天津，并且解释本人处境困难，不能不副署这道命令，梁却大肆调侃，悻悻地把听机挂上了。 五月七日，梁士诒化名高信，叶恭绰化名曾敏勋，张弧化名孙虚曲，自天津乘芝罘丸逃往日本。 这次直奉战争，经过一年多的冷战时间，打了六天就告结束。张作霖除损失关内地盘而外，并未受到致命的打击。吴佩孚早期在东北做过军事间谍，懂得东三省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势力范围，如果出兵关外，必然会引起关东军的军事干涉。他本来打算利用“奉人治奉”的口号，把对奉问题交给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奉天人）处理，而王承斌也并无出关追敌的勇气。同时，孙中山的北伐军已经改道江西北伐，吴佩孚必须拨转马头对付南方，也就没有余力把对奉战争进行到底了。 四　张作霖改称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吴佩孚的颠覆活动未获效果。奉直两系在英美两国的调停下成立停战协定 奉军在京汉、津浦两线退却的时候，天津帝国主义驻军为了避免引起天津骚乱，准许奉直双方利用铁道及河流运兵，但奉军不得下车，天津周围二十里内不得驻兵的条约不得违反。五月七日奉军在滦州集中时，英国公使艾斯顿提出声明，如果开滦煤矿受到影响或者英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害，一定惟张作霖是问，如果京奉车不通，必要时拟派英军前来保护通车。 七日吴佩孚视察军粮城回到天津时，不少中外人士前往谒见，这个战胜者高谈阔论，大有昂然自得之貌。曾经做过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劝他适可而止，勿追穷寇，他瞟了这位老前辈一眼，很不礼貌地说：“以前提拔张作霖的就是你！胡匪扰乱国家，你应该负有责任，今天还来替他说话！” 吴一再催促北京政府下令惩办张作霖。五月十日，北京政府下令裁撤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十日，又下令裁撤蒙疆经略使，并根据直系的意见，调任吴俊升为奉天督军，任命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同一天，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及沈阳各团体通电否认罢免张作霖的“乱命”。十二日，张作霖在滦州宣布独立，改称奉军总司令，并发表对外宣言：“对于友邦人民生命财产力加保护，所有前清及民国时期所订各项条约一概承认。此后如有交涉事件，请径行照会滦州本总司令行辕。自本月一日起，所有北京订立关于东三省、蒙古、热河、察哈尔之条约，未得本总司令允许者，概不承认。”同日，北京外交部照会各国公使：“今后东三省一切事务，非经中央政府核准，概作无效。” 奉军战败后，日本外相内田发表了对东三省局势严守中立的宣言。《朝日新闻》公开著论反对“拘守中立”，主张进一步作相机的处置。内田宣言本来是外交烟幕，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积极支持张作霖的，东京竟有“张作霖后援会”出现，可见他们是不会允许代表英、美势力的直军侵入他们的势力范围的。 五月十日，王承斌率领第二十三师开到天津，吴佩孚就由天津到保定去了。此时，滦州英国领事出面调停，以奉军开回关外，直军停止追击为双方停战议和条件。十九日，奉军在英国的干涉下（借口保证开滦矿局的安全），由滦州退往昌黎，总司令部移驻榆关。二十日，东三省省议会宣布“联省自治”，推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长。二十六日，张作霖、孙烈臣、吴俊升联名宣布：“自五月一日起，东三省与西南及长江同志各省一致行动，拥护法律，扶植自治，促进统一。”二十七日，张作霖回到沈阳。 奉直两军在榆关对峙时，五月二十六日，黑龙江绥芬河山林游击队司令卢永贵宣布独立，推举前吉林军师长高士傧为奉、吉、黑三省讨逆军总司令，将中东路五站及一面坡的驻军包围缴械，并乘火车由绥芬向西开驶：这支游击队只有二千人左右，他们和护路军警素通声气，又吸收了穆棱一带的两股“红胡子”，所以声势亦复不弱。他们原拟一鼓作气乘火车冲到哈尔滨，但当二十七日开到海林时，听到宁古塔驻军有一团人，恐怕这支军队截断他们的后路，因此下车来，占领海林作为根据地，准备先消灭这支军队再行前进。就在这时候，张作霖派张宗昌带领一批乌合之众，从哈尔滨乘火车冲杀前来[8]，在日本关东军的协助下，把这支游击队打得七零八落，高士傧、高秀峰兄弟和卢永贵都落荒而逃。六月三日，他们逃到珲春，投奔高的旧部邬营长，这位营长出卖了他们，六月五日接到张作霖命令，将三人就地正法。原来这支“奇兵”是与吴佩孚有联系的。吴到天津时，前任吉林督军孟恩远跑来找他，希望恢复旧有的权位。吴说，要做督军必须自己打天下，现成的督军是弄不到手的。孟找他的外甥高士傧商量打天下的办法，高自告奋勇，愿意取道海参崴到绥芬，策动旧部卢永贵起事。通过孟的介绍，吴就任命高为吉林讨逆军总司令，叫他回去放火。这是吴佩孚从堡垒内部攻破敌人的一个计划。由于高士傧盲目冒进，颠覆活动没有成功，反而送了性命，却替张宗昌制造了机会，从此他见重于张作霖，提拔他成为奉系的健将之一。高被杀后，吴向北京政府请求予以抚恤。 张作霖于六月四日改称“东三省自治保安总司令”，又一次发表了“闭关自治”的宣言，并派孙烈臣为前敌总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9]。奉军在秦皇岛附近陈庄、牛庄一带曾与直军前敌司令、暂编第一师师长彭寿莘，副司令、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10]两部接触，从六月八日战至十三日，奉军一度获得胜利，沈阳曾举行祝捷大会，大肆宣传。于是西方国家又出面来助直系以一臂之力，英国军舰借口保护开滦煤矿，派兵登陆，十三日沈阳各国领事联合向张作霖提出榆关战争影响国际列车安全的严重警告，同时直军也在九门口转败为胜，孙中山又在广州失败，张作霖才接受了以英国教士杨古、美国教士普来德为居间人的停战建议。十八日，直军全权代表王承斌、杨清臣，奉军全权代表孙烈臣、张学良在秦皇岛海面英国克尔留号军舰上签定了停战条约，以榆关为两军界线，十九日起奉军撤出关外，直军除酌留一部驻防榆关外，大部撤回原防。关于张作霖的地位问题，北京政府拒绝撤销五月十日的处分命令，东三省省议会仍请张担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并加推孙烈臣、吴俊升为副司令，对北京政府仍然保持了独立的姿态。 这次奉系失败，主要有以下各种原因。张作霖看不起吴佩孚，只愿与曹锟分庭抗礼，并且采取了以曹制吴的策略，可是事实上吴已经成为直系的核心，曹锟如果不跟吴走，自己就站不住脚。张作霖既已取得西北地盘，又要推荐张勋为长江巡阅使，企图进一步抢夺长江一带的地盘。张作霖既要包办内阁，又要控制北京政府的财权。张作霖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希望同盟者先动手而自己坐享其成。吴佩孚则把这次战争视为生死存亡之战，竭其全力以赴。奉军主力集中东线，而将不可靠的第十六师置于西线前方，蹈了以前张勋和段祺瑞利用非嫡系军队攻打头阵的覆辙，致使全部战线受到牵动。更重要的是，奉直战争是日本与西方国家争夺中国的反映，此时正值华盛顿会议以后，日本陷于孤立，不可能采取露骨手段支援奉系的措施。此时中日两国的矛盾，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仍是主要的一面，张作霖包庇安福系、新交通系等亲日卖国集团，自己又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因此更加不得人心。 华盛顿会议后，东西方帝国主义获得了暂时的妥协，因此英、美两国一面支持它的工具直系军阀，一面又出面调停结束这场战争。西方国家出面调停湘鄂战争和直奉战争，其目的在于帮助直系军阀集中全力对付孙中山的北伐军。但是，由于东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并未根本解决，所以反映到中国来的是，奉直战争并未彻底解决，而奉直停战议和，也不能获致巩固的和平。 奉军失败后，日本曾将受协约国委托代为保管的一批军火（在海参崴）售予张作霖，西方国家虽然提出抗议，但是并无效果。 五　赵倜宣布河南“武装中立”，并派兵偷袭郑州。赵倜兵败出走，冯玉祥继任河南督军 奉直之战甫终，河南之战继起。 河南督军赵倜和吴佩孚的关系，前文已经说过。这位以“追剿”白狼起家的淮军宿将，这些年来一直过着“土皇帝”的腐化生活。一九二一年冬天，他的七岁幼子患了伤寒病，送往南关医院医治，他竟像三国时代的袁术一样，急得茶饭不思，终日六神无主。他的参谋长发起礼忏借寿，建醮上奏天廷，每位高级职员一律借寿五年，他自己带头愿借十年，合起来这位“小公子”应当可以活到三百多岁。“借寿”的活剧刚刚演完，督帅大人的“西屋太太”又做起二十大庆来。潢川县知事（县长）献了一双大红绣花缎鞋，鞋内用金线镂成“卑职车云谨呈”几个恭楷小字。这些龌龊史，河南人民觉得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赵倜的兄弟赵杰，绰号赵三麻子，是个无恶不作的豪门恶霸，赵倜派他当宏威军司令。吴佩孚曾调宏威军打湖南，赵杰在前线并未立功，事后保举他升任河南暂编第一师师长，他就在河南各地招兵买马，招来的兵士都是些横行霸道、强赊白吃的鸦片鬼和白面鬼。有一支驻扎临汝的宏威军，白天是“官军”，夜晚是土匪，老百姓纷纷到洛阳告状，吴劝赵倜兄弟解散这支部队，赵杰阳奉阴违。吴悻悻地说道：“赵倜之有赵杰，与张敬尧之有张敬汤没有多大区别。” 一九二二年春天，吴佩孚通电讨伐梁内阁，四面八方打电报请求各省军阀予以响应。赵倜既是吴的假兄弟和假亲戚，并在吴的肘腋之下，却又畏惧张作霖，在吴严词督促之下他才发了个不痛不痒的电报，一面向张作霖解释说，这个电报是被迫发出的。张作霖将这个电报转给曹锟，并附以按语说道：“你的部下强迫别人打电报反对我，你如果不能制止，我就代替你来制止吧！”曹锟又把张作霖的电报转给吴，叫他不要惹是生非。吴才知道他的老把兄是个口是心非的两面派，因此派人到开封大兴问罪之师，问道：“这算不算卖友行为！我打电报征求你的同意，听不听由你，几时强迫过你来！”赵满面羞惭地说：“我上了别人的当。我久想辞职，而老弟却要挽留我。以后我在职一天，一切唯老弟之命是从。”吴就写信叫他速筹军饷三百万，暗示这是一个将功折罪的条件。赵的心腹大将赵杰、宝德全等都不以代吴筹饷为然：“我们军队的欠饷没有发，如果这样办，就会引起军队的解体，我们不能负责。”于是赵倜把心一横，决定不接受这个命令，一面又捏造有人要暗害他的谣言，在开封宣布戒严令，在郑州、中牟、开封布置了三道防线，又与山东田中玉、安徽张文生建立了三省攻守同盟条约，准备兵来将挡，要干就干。 江苏督军齐燮元自动要求加入这个同盟，于是三省同盟扩大为四省同盟，但齐暗中又向吴告发。吴得知内情，决定派王承斌继任河南督军。赵倜慌了手脚，毕竟送了四十万元军饷到洛阳。此时吴为了对付奉系，到处强讨恶索，就是与直系不合作的田中玉、李厚基，也不能不有所点缀。 四月上旬，各省直系军阀纷纷到洛阳祝贺吴的四旬晋九寿辰。赵倜虽非直系的嫡系，但因兄弟之亲和近在咫尺的关系，只得派赵杰前往祝寿。赵杰怕碰钉子，临上车时称病拒绝启程，并派兵扼守中牟以资防卫。这样一来，吴便从岳州调回第二十四师第四十七旅（旅长王为蔚）进驻郑州，并由第三师控制陇海路，四月十一日，京汉路客车因而停开。赵倜看见形势不妙，又软化下来，承认派豫北马志敏一旅参加讨奉战争，又将中牟军队撤回开封，十三日京汉路才恢复通车。 四月二十五日吴由洛阳动身到保定前，希望赵倜到郑州当面一谈。赵不敢不去，上车时痛苦地向送行者说：“我此去是赴鸿门宴，只怕今生今世不能再和诸位相见了。”说着，眼泪也掉了下来。他的手下人看见这种情况，七嘴八舌地把他劝下车来。接着吴又有电报调赵杰的军队开赴前方助战，赵杰不肯受调。其实，吴只想把赵倜和冯玉祥对调一下，叫赵去做陕西督军，或者把赵杰的军队调开河南，使他们弟兄不能在河南为非作歹就够了。由于以上种种事情，吴才断定赵氏弟兄决心与他为敌，因此叫冯玉祥以陕军援直总司令名义留在洛阳，监视他们的行动。 四月二十六日，冯玉祥率领第十一师和陕军第一师胡景翼、第四混成旅张锡元等部开到洛阳。冯是赵氏弟兄的仇人，张锡元以前也被赵倜参劾过，两个仇人一齐开到，赵倜也断定吴迟早要动他的手，因此决心与奉军合作，想乘直奉军打得你死我活、难解难分的时候，联合同盟者共同出兵，扫荡直系在河南的势力。 直奉战争发动后，奉军在东战场和京汉路东侧都占了上风，吴佩孚不顾一切地调动军队支援前线，第十一师第二十一旅（旅长李鸣钟[11]）和第二十二旅（旅长张之江）的一团都被调走。除陕军第一师留在洛阳未动外，在郑州的只有第二十四师王为蔚一旅，笫十一师张之江一团，第八混成旅靳云鹗的一团（靳旅另一团在信阳）。这时，张作霖的告捷电报到处乱飞，张文生的老上司张勋一再催促安徽发动响应奉军，张文生又暗约赵倜同时动手进攻郑州。五月四日，张作霖又打来大获全胜的电报，同时赵倜派在北京的军事侦探打来一个“吴佩孚业已阵亡”的密电，赵倜便在当天授意河南省议会和各团体联名通电，痛斥吴佩孚盘据洛阳，干涉用人行政，勒派地方税捐，此次对奉用兵，又强迫河南出兵出饷；冯玉祥以前在信阳截留军饷，劫夺军械，现在又无端出兵侵入河南。接着，赵倜当天宣布“武装中立”，凡有加入战斗的客军，不论通过河南或者留驻河南，均须解除武装，否则认为破坏中立，即以武力对待。十分明显，所谓武装中立并不是真正的中立，而是发动战争的一个信号。五月六日，归德镇守使兼暂编笫二师师长宝德全、暂编第一师师长赵杰、豫东毅军总司令常德盛、豫西镇守使丁香玲、南阳镇守使李治云、豫北镇守使马志敏等联名通电，痛斥“吴佩孚盘据洛阳，分兵许郑，劫饷夺械，侵权干政，勒捐商款，剥削民膏，一面指派我军为调虎离山之诡计，一面嗾令陕督为假途灭虢之阴谋。以为鄂王可取而代之，豫赵何妨逐而走之。冯玉祥前在信阳劫饷夺械，侵权干政，一如吴之在洛阳。此次不知奉何人命令，无故出关，破坏中立。……” 赵倜的消息实在太不灵通了，当他进兵郑州之日，正是吴佩孚大破奉军于长辛店之时。五月五日，赵杰统率二十营，宝德全统率十营，先将京汉路丰乐镇的桥梁炸毁，并拆断彰德的一段铁路，以阻北来之师，即向郑州进行偷袭。他们在距离郑州只有五里的古城与直军接触，直军因寡众不敌败退。郑州守军公推靳云鹗为守城司令，飞调信阳靳军来援，这支靳军又在驻马店附近和尚桥被豫军击败，放弃信阳退入武胜关内，豫军又拆断李家寨、柳林的铁路，以阻南来的鄂军。五月六日，郑州形势更为危急，宝德全部绕道黄河南岸发动攻势，幸亏胡景翼率领陕军一旅（第一师第二旅岳维峻部）由洛阳赶来，匆匆下车抵御，才将豫军击退。七日，冯玉祥自己统率第三师第五旅、镇嵩军第三路、第十一师之一部及第一、第二、第四混成旅来援，郑州之围才得解除。这天吴佩孚发来急电，还认为进攻郑州是赵杰干的事，与赵倜无关，应当解散赵杰的部队，不必多所牵连。同一天，田中玉、陈光远、张文生、齐燮元联名通电调停河南之争。原来张文生在豫军发动时已下戒严令，准备履行攻守同盟义务，但因奉军失败不敢发动。田中玉、齐燮元都是张文生的同盟者，他们又把陈光远邀请进来参加调停，目的在于挽救赵倜摇摇欲坠的地位。吴佩孚因为对奉军事尚未解决，也就愿意迅速结束河南战争，暂时保全赵倜的地位。八日，赵倜下了停战令，并在开封找出吴的老上司裴其勋，联合中外人士组织“调人团”，于十日在郑州举行调停会议。九日，北京政府根据吴的意见将赵杰免职，即交赵倜依法查办。 但是，冯玉祥在离开陕西的时候，曾经声明决不回任。他替吴佩孚立了大功，吴不能不给他一省地盘以资补偿。十日，冯军仍向中牟进攻，豫军退守开封。冯不遵守吴的命令是吴所不喜悦的，但也不得不授意北京政府于十一日改任冯为河南督军，而将赵倜撤职查办，并令刘镇华暂兼陕西督军。 赵倜上了假情报的当，闯了一场大祸，不得不作下台之计，十一日责成宝德全维持开封治安，不许对客军进行抵抗。此时宝也通款于吴，吴命他解散赵杰的第一师，并保举他为河南军务帮办以资笼络。赵杰早已逃走，十一日宝关闭开封城门不许第一师败兵入城，败兵遂在城外大烧大杀，到十二日才被宝部击散。赵倜于十二日晚间离开开封向归德逃走。十四日宝到车站迎接冯玉祥，当场被扣并被秘密处死，所属第二师也被解散。因为宝保障城内秩序有功，冯挟嫌加以杀害，当地不少人为之忿忿不平。冯擅杀吴所笼络的人，从此吴、冯之间的关系也就蒙上了一道灰暗色的阴影了。 * * * [1]　张作霖的座上客有王占元、张敬尧、吴光新等。此时张敬尧的旧部吴新田在陕南，王占元的旧部孙传芳、吴光新的旧部卢金山都在鄂西。 [2]　新旧交通系联合推倒靳内阁后，靳的“智囊”张志潭到洛阳控诉梁士诒上台乃是奉系控制中央财政、张罗战费以便大举进攻直系的一个步骤。卢永祥、张作霖电中的“巧宦”是指张志潭。 [3]　3月10日（农历二月十二日）是张作霖的四十七岁生日。 [4]　4月3日（农历三月初七日）是吴佩孚的四十九岁生日。 [5]　1910年（宣统二年）曹锟升任第三镇统制时，卢永祥接充该镇第五协协统，吴佩孚是第五协的管带。吴与卢又同为山东人。吴利用这些关系派人联络卢。卢向吴的使者说，“子玉到今天还记得起我”，这是拒绝合作的一种表示。 [6]　这个电报骂曹锟一生行事，都模仿他的“祖先”曹操，是个口是心非的奸雄。电报指摘直皖战前，吴佩孚痛骂段祺瑞，是受了曹的指使，但曹伪装不知情，后来曹、张在天津见面时，却又自己道出真情。这次吴又痛骂张，曹也伪装不知情，因此张在电报中揭破了天津谈话的一段内幕。 [7]　张作霖在军粮城接见陆军部军械司司长于化龙时说：“我直接打的是吴佩孚，间接打的是我的两个亲家。”于化龙惊讶地问：“靳老总（云鹏）已经下台，何事开罪大帅？”张气忿地说：“他完全倒在曹的一面。我保举张勋为巡阅使，他不肯同意，却发表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他的兄弟靳云鹗也公然站在吴佩孚的旗帜下。” [8]　张宗昌，字效坤，山东掖县人。早年在吉林当过采矿工人，后来转化为流氓兵痞，在郑汝成、冯国璋手下当过军官，一直做到师长。该师在江西闹饷被解散后，他曾往洛阳投效吴佩孚，吴不假以词色，又到北京向财政部讨索经手的欠饷，因此结识了财政次长潘复。潘是著名赌徒，张宗昌嗜好相同，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赌博。通过潘的关系，他钻进了张作霖的门路。 [9]　杨宇霆，字邻葛，奉天法库县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 [10]　孙岳是曹锟的养子，老同盟会会员。清朝末年由第三镇炮兵排长一步步提升为管带，因参加滦州起义几乎被杀，是曹锟通信放走了的。直皖战争时又在曹手下充当团长，此时已升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长。 [11]　李鸣钟，字晓东，河南沈丘县人。曾投入北洋第六镇当兵，被提升为排长，冯玉祥任第六镇管带，是他的直接上司。冯因滦州起义失败被革职，李也随带去职。1913年陆建章保举冯再任营长，驻防北京，李又投入冯营再充排长。冯升任旅长后，派李兼充学兵连连长。在他手下的学兵有韩复榘、吉鸿昌、石友三等，后来都成为冯军的高级将领。 [book_title]第五十九章　南北两总统被逐下台 一　吴佩孚提出“恢复法统”的建议。孙传芳通电主张迎接黎元洪复职，并促南北两总统同时下野。徐世昌被迫辞职出京。皖系军阀和广州国会反对迎黎复职 早年吴佩孚驻军衡阳时，就有取消南北两政府和另组第三政府的野心。他战胜皖系后，曾通电主张召开国民大会，想利用国民大会这个形式，恢复被北京政府所解散的旧国会，驱逐皖系所扶植的北方总统徐世昌，另外建立一个合乎他的胃口的中央政府。由于张作霖和北方军阀的反对，他的计划不能实现。一九二一年，西南军阀纷纷宣布自治，主张建立联省自治政府，这种第三政府不合吴的胃口，所以他出兵湖北击败了“援鄂自治”的湘军，而战胜湘军后，他又发起召集庐山国是会议。这个会议就是国民大会的翻版。可是，张作霖和北方军阀仍然不赞成，他的计划又一次不能实现。现在又战胜了奉系，直系独霸北方，他当然可以重弹旧调召开这样或那样的会议了。但是，他鉴于直系的势力仅能控制北方十几省，如果再发起一个什么会议，国民党和奉系当然不会赞成，皖系和西南联治派也都不会随声附和。因此，他决定采取另一途径以求实现其政治野心。 早在直奉战争前，黎元洪的策士哈汉章、金永炎等经常到洛阳有所活动。旧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也曾到过奉天，游说张作霖用“恢复法统”的方法以促进南北统一，张作霖建议召开统一会议就是以恢复旧国会、改造政局为内容的一种作法。奉系失败后，吴景濂又以“兴城二伯”的关系[1]与直系有了新的结合。同时，在天津的黎方策士与旧国会参议院议长王家襄、研究系分子梁启超、熊希龄等，通过张绍曾的关系，怂恿吴佩孚也用“恢复法统”的方法来“统一全国”。吴看出“恢复法统”对直系有利，因为南方借口护法成立另一政府，如果恢复法统，南方政府就将失去根据而不能存在，可以不战而胜，而恢复民国六年被解散的旧国会，同时迎接黎元洪复职补足总统任期，国会和总统都可以成为直系手中的傀儡，与他的个人野心正相适应。 五月十日，吴佩孚回到保定召开会议，讨论“恢复法统”的问题。吴景濂、王家襄都参加了这个会议。曹锟的身边人本来主张举行政变逐走徐世昌，让曹直接跨进总统府，经过讨论，一致同意采取“恢复法统”的办法先统一全国，然后利用国会选举曹为“名正言顺”的总统。五月十四日，吴佩孚密电征求北方军阀的意见，当天就得到江苏、山东、湖北三省的同意。十五日，孙传芳通电除赞成“恢复法统”外，并进一步把迎黎复职的问题直接提出。此时孙传芳在直系中并不是出色人物，吴利用他放头炮以试探各方面的空气，而他也就乐得受人利用，建立改造政局的头功。十六日，曹锟、吴佩孚、田中玉、陈光远、李厚基、齐燮元、冯玉祥、刘镇华、萧耀南、陆洪涛联名电请王士珍组织内阁[2]。同日，吴景濂、王家襄回到天津组织“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 曹、吴自战胜奉系以来，绝迹不到北京，徐世昌就知道事情有些不妙。徐的总统地位是在北洋军阀均势下的特殊产物，当年冯（国璋）、段（祺瑞）相持不下，捧出他来做总统；冯死后，他利用直皖两系的斗争保全了地位；皖系失败后，又利用直奉两系的斗争延长了他的政治生命。他对吴佩孚从来没有好感，吴以前不承认他的总统地位，称他“东海先生”，后来虽也称起总统来，但是一再发起国民大会和庐山会议，阴谋改造政局，这些内幕他都早有所闻。他因反对曹锟为副总统，和曹的关系也是很不妙的。他曾利用张作霖驱逐靳云鹏下台。但他摇摆于直奉两系之间，不肯完全接受奉系的调度，张作霖对他也不满意。奉军战败后，张作霖放了一把野火，说他派兵入关是徐派遣乃弟徐世章和公府秘书长吴笈孙先后到奉天，叫他以武力来“拱卫京师”的。同时，徐对张作霖有所顾虑，推迟发表惩戒命令，命令发表后，又有密电向张作霖解释，并劝他暂勿退兵，等待有利时机卷土重来。他的两面三刀的手法，更加引起了吴佩孚的反感。此时北方军阀的均势已不存在，徐的总统地位也就无法保持。当吴策动恢复法统前，曾任航空署署长的丁锦向吴建议采取恢复旧国会的方法，促进南北统一。吴有信回答说：“统一问题，须东海自决。东海如能牺牲权位，则统一可期。”根据以上情况，直系逐徐下台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势所必然的了。 徐接到保定会议的情报，不禁大惊失色，急忙派参谋总长张怀芝到保定疏通，并建议提前召集第三届国会（当时称旧国会为第一届国会，安福国会为新国会或第二届国会，直皖战后正在改选中的国会为新新国会或第三届国会），选举曹锟为总统；总统未改选前，自己愿居虚名，一切问题听命而行。这是一个缓兵之计，曹锟并未加以理睬。 五月十九日，以曹、吴为首的直系军阀联名通电公开征求解决时局的意见。这个电报假惺惺地说，近来国内人士有召集六年国会、召集新新国会、召集国民会议促进联省自治等不同主张，究以何者为宜，请即各抒所见。北方军阀除奉皖两系外，一致赞成“恢复法统”，当时的“名流”政客熊希龄、汪大燮、孙宝琦、王芝祥、钱能训、蔡元培、王宠惠、梁启超、林长民、梁善济、张耀曾也联名表示赞成，还提出“宪法未完成前，南北各省应派代表组织统一会议”的意见。 五月二十八日，孙传芳继续放了第二炮——请南北两总统同时下野。二十九日，齐燮元电劝徐世昌退位。徐在直系摊牌后不能不有所表示，三十一日发表通电说：“孙传芳忠言快论，实获我心。果能如此进行，跻国家于磐石之安，鄙人虽在草野，得以余年而享太平，胜于今日十倍。一有合法办法，便即奉身而退，决无希恋。”徐的表示虽不像袁世凯用咬牙切齿的态度对待陈宧的劝退电，但是所谓“合法办法”与袁所耍的“筹商善后”的手法异曲同工，企图拖延时日，不肯爽快下台。 在曹、吴呼风唤雨的时候，五月二十日旧国会筹备处在天津发出通电，定于六月一日“依法”自行集会。二十八日，曹、吴联名回电表示赞成。徐世昌曾访王士珍，请其组阁。这位北洋派前辈仍然像应付以前历次政潮一样，不肯明白表示。五月下旬，徐下令任命董康兼署财政总长，高恩洪署理交通总长，派彭寿莘为第十五师师长，改任张锡元为察哈尔都统，这些都是根据曹、吴的意见发表的，也就是愿居总统之名，一切问题听命而行的具体表现。可是曹、吴已经找到了另一工具，不需要他担负这个虚名了。 六月一日，以吴景濂、王家襄为首的天津旧国会议员二百〇三人发表宣言，否认民国六年六月十二日北京政府解散国会的命令，指出徐世昌是非法总统，不能听其篡窃职权，自本日起，国会完全行使职权，西南各省因护法而成立之一切特别组织，均应取消。接着，以前痛斥国会为暴民专政机关，要挟北京政府予以解散的北洋军阀，又都成为旧国会的拥护者，欢呼起“法统重光”来了。但是徐老着脸皮不肯走。六月二日，吴佩孚的驻京代表钱少卿一连打几次电话到总统府，问总统何时离开北京。徐正在设宴招待回国不久的顾维钧，宴后才宣布辞职，下令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本人乘车前往天津。同日，北京内阁阁员周自齐、颜惠庆、高凌霨、董康、鲍贵卿、李鼎新、王宠惠、齐耀珊、高恩洪通告摄行总统职权，但又宣称：“暂以国民资格维持一切，谨举此职奉还国会，听候接收，用尊法统。”原来这个内阁是非法总统所任命的，也就是非法内阁，因此不敢以内阁名义摄行总统职权，而以“国民”资格摄行职权。 六月二日，萧耀南通电称：“六年解散之国会一经恢复，东海地位在法律上失所依据，谅能敝屣尊荣，为斯民造福。中山护法曾有宣言，旧会一日恢复即行引退，求仁得仁，当亦不至再事争执。继承统绪，舍黄陂（黎）莫属。”吴佩孚通电称：“我徐大总统敝屣十余月之尊荣，克偿二十二行省之统一，奉身而退，亦属初衷。我黎大总统遭非常之变，延垂绝之统，以公意为进退，法所当然。”以齐燮元为首的十五省区北洋军阀联名通电称：“南北之争，实以法律问题为争持之焦点，法统既定，一切葛藤从此立解。……我最亲爱之友邦，对于我国统一观成，政局大定，他山之助，睦谊益敦。”以上说明，所谓恢复法统是直系军阀的一石两鸟之计，左手推翻徐世昌，右手打倒孙中山，然后建立一个可以由他们一手控制的政府，达到“全国统一”。 也就是六月二日，吴景濂、王家襄同往黎宅请其复任总统。黎说：“你们选举曹锟为总统，事情就好办得多。”同日，曹、吴领衔通电“恭迎黎大总统复职”，曹的参谋长熊炳琦、吴的参谋长李倬章和北京国务院代表高恩洪都到天津来迎黎，这位被北洋派打入冷宫的下台总统，现在又成为北洋派所推崇的盛极一时的大人物了。 关于内阁摄职是否合法的问题，三日吴景濂、王家襄通电各省军民长官称：“国会正式开会尚须时日，国家行政机关不可一日间断，行政职权亦不便由国会兼摄。当此青黄不接之际，应如何接收职权，应候公意商榷施行。”吴佩孚马上回答说：“元首未到京以前，当然由国务院摄行职权。职责所关，不得搆牵文义。”他不承认徐世昌为合法总统，却又肯定徐所任命的非法内阁可以摄行总统职权，军阀眼光中的法律往往就是这样，是可以由他们的利害关系来决定取舍的。 黎元洪正在“私心窃喜”之际，六月三日卢永祥忽然打来一个泼冷水的电报，认为黎的任期由合法的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满期，已经无职可复，如果一定要他复职，也是一个非法总统，并愤慨地说：“永祥当视力之所及以尽国民自卫之天职，决不忍坐视四万万人民共有之国家，作少数人之孤注”。黎看见了这个电报，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当天发出通电回答各省军阀说：“元洪自引咎辞职，蛰处数年，思过不惶，敢有他念。果使摩顶放踵可利天下，犹可解说，乃才辁力薄，自觉弗胜，诸君又何爱焉！前车已覆，来日大难，大位之推，如临冰谷。谨掬诚悃，谅荷鉴原。” 关于恢复法统和迎黎复职问题，各方面都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决定态度的。皖系认为吴佩孚想造成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势，这个局势对他们不利，所以何丰林、李厚基都附和卢永祥的江电，表示了反对的态度。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赞成恢复法统，但又主张在上海开会以免受到武人的干涉。广州非常国会斥责黎元洪是民国六年解散国会的罪人，任期已满，无位可复；王家襄久未到会，业已除名递补，何能冒充议长。 关于国会问题，同样是旧国会，还有六年、八年的争端：吴景濂、王家襄等在天津所召集的是民国六年被北京政府解散的国会，简称为“六年国会”；孙中山号召国会议员到广州自由集会时，由于有不少议员改任官吏，不肯前来参加，国会人数因之不足，遂于民国八年将不到会的议员一律除名，由各省候选人递补，这个国会简称为“八年国会”。广州国会认为召集“六年国会”就是一种非法行为。其实，关于法律问题的一切争论，都是荒唐可笑的。众议院议员任期只有三年，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选出，到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已有九年。所以无论“民六”议员或者“民八”议员，都是超过任期的过时人物。总统任期为五年，袁世凯于民国二年十月十日就职，其任期应至民国七年十月十日为止。袁死于民国五年六月，由副总统黎元洪代理总统，黎又于民国六年七月被逐下台，由新选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至民国七年十月十日为止。黎、冯两人的副总统都是由旧国会选出的，按照当时“法学派”的观点，他们代理总统都是合法的。乃于事隔多年之后，又把黎搬上台来补足所谓总统任期，这种法律根据就是站不住脚的。 二　黎提出废督裁兵为复职条件，直系军阀予以热烈响应。保定的“政情内幕”。黎进京行使总统职权 天津黎宅陷于军阀代表和政客、议员的大包围中。黎身边的策士分为急进、缓进两派：哈汉章、饶汉祥、金永炎等一致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应当立即进京复职，否则前途可能发生变化，这个机会就永远不会再来；陈宧则认为孙中山和皖奉两系军阀都别有怀抱，上台后全国仍然不能统一，只能做直系军阀的工具，不如在上台前提出一个迎合全国人民心理的大政方针，“将”直系一“军”，即使不被接受，也可以博得各方面的热烈同情，为将来上台创造有利的条件。黎在两派之间依违不定。六月三日，他向曹、吴代表和高恩洪等暗示，拟请吴佩孚担任陆军总长，大力进行裁兵，必须取得“废督裁兵”的保障，才肯复职。 吴景濂公开推荐张绍曾组织内阁。张绍曾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这次恢复法统就是通过他来影响吴的。张绍曾听了“废督裁兵”的话，很生气地说：“你自己要上台，现在却又提出条件，这是为了什么！”陈宧把黎拉在一边悄悄说道：“我们还没有上台，他们的威风就毫不掩盖地使出来了。” 六月六日，黎宅举行谈话会，参加者有旧国会两院议长、军阀代表和各省团体代表多人。黎略致寒暄之词，就拿出一张电稿来叫大家传阅，并表示：“这个电报上面所写的，办得到我就复职；办不到呢，我和诸位今天是最后一次的会见。”说罢，他叫幕僚们代为招待来宾，就摇动着肥硕的身躯走进内室去了。 大家打开电报一看，上面写道：“元洪对于国会，负疚已深，纵国会诸公矜而复我，我独无愧于心乎？”“必谓恢复法统，便可立销兵气，永杜争端，虽三尺童子，未敢妄信。”“元洪当首义之时，原定军民分治，即行废督。方其孑身入都，岂不知身入危地？欲求国家统一，不得不首解兵柄，为群帅倡。”“督军诸公如果力求统一，即请俯听刍言，立释兵柄，上自巡阅，下至护军，皆克日解职，待元洪于都门之下，共筹国是。微特变形易貌之总司令不能存留，即欲划分军区，扩充疆域，变形易貌之巡阅使，尤当杜绝。”原来这个电报就是黎用以收买全国人心的“废督裁兵鱼电”[3]。这个善于沽名钓誉的伪君子，早在一九一六年接任总统的时候，曾发表“废督裁兵”的主张，结果是将各省“将军”的名称改为“督军”，丝毫没有触及到督军制度的存废。现在重弹老调，并且进一步不许督军制度“变形易貌”，看起来这次他倒是有决心的。 吴佩孚本已决定亲身前来迎黎，因接到鱼电，终止出发。七日，他有虞电回答说：“誓以至诚赞助大计，愿奉命为前驱，作各省之先导。……组阁为元首特权，宵小谣啄，概请摒绝。”从这个电报看起来，吴佩孚响应废督裁兵也是有决心的。他后面的一段话是反对张绍曾组织内阁，所谓“宵小”是影射国会议长吴景濂，不许他们假借他的名义进行政治投机。同日，曹、吴还有联名电报向黎表示：“废督裁兵，锟、孚愿为首倡。”因此黎又补发一个电报：“救国大计，非可徒作空言。若公等无切实表示，不即日全体解去兵柄，则元洪不能冒昧来京。”接着，直系军阀一致发出了宏亮的声音，冯玉祥表示“废督请自隗始”，陈光远愿意首先解职，“一面收束军署各事，一面暂以个人名义维系军心”。看起来直系军阀对于废督裁兵问题也都是有诚意、有决心的。 但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曹、吴对迎黎问题意见并不一致。曹虽然说过“子玉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可是“子玉虽亲，不及自己亲”，他在战胜奉系后，早就存有做总统的野心，因为吴提出迎黎复职，不得不勉强赞成。当他听到黎要裁兵废督才肯复职时，就气鼓鼓地骂道：“什么话，做现成总统还要向别人提条件！我们捧他上台，他倒叫我们下台！”曹的周围人物都主张一脚踢开这个“忘恩负义”的总统，自己到北京做临时总统，或者组织一个“行政委员会”来作为总统选举前的过渡机关。但吴再三解释说：“恢复法统是拆广东政府的台。旧国会恢复了，同时恢复旧总统，以后的事情，我们就好办得多。”曹又一次被说服了。 黎以前曾把做总统比作“跳火坑”，可是如果有“火坑”可跳，他是愿意再跳下去的。他不肯直截了当地到北京复职，只是一种假做作。当直系提出“恢复法统”的时候，黎派金永炎到湖南，请赵恒惕说服西南“联治派”一致赞成，从而促进全国统一。金回天津后，六月八日黎又派他到保定去找吴佩孚。吴说：“黄陂如果再要装腔作势，我就无能为力了。你回到天津，请他一言而决。”金即拍胸担戴，“黄陂的事情一定负责办到”，保定的事情请吴坚持到底。十日，金到天津后，黎就不再等待各省督军“先行解职”，也不再说“公等如不全体解去兵柄，则元洪不能冒昧来京”的话，而通电表示接受复职了。通电说：“……接曹、吴两巡阅使，齐、冯、阎、萧各督军等先后来电，均表赞同（指废督裁兵问题），曹、吴两使且于阳日通电首愿施行，为各省倡；并齐督军庚电，具见体国公忠。……元洪忧患余生，得闻福音，喜极以泣。……谨于本月十一日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议员陆续入京之日，即为督军从容解职之时。” 三　伍廷芳内阁流产。奉皖两系和西南五省对黎的态度。孙中山提出停战条件。陈光远兵败辞职，黎下令废除江西督军。卢永祥改称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北京政府任命大批省长。废督裁兵问题彻底破产 黎到京就职后，首先写好命令任命伍廷芳为内阁总理，伍未到任前，派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总理。黎的用意倒不是想在旧国会、旧总统之外再点缀一个旧总理来恢复一切旧人旧事（伍是解散国会前的最后一任总理），而是因伍在南方为孙中山所倚重，想通过他的关系促进南北统一。当天有人提醒他，伍廷芳脾气十分古怪，如果由徐世昌所任命的周内阁副署这道命令，他一定不肯接受。因此，黎又把这道命令搁下来，改派颜惠庆署理内阁总理。 十二日，黎发表两道命令，第一道命令任命颜惠庆兼外交总长，谭延闿为内务总长，吴佩孚为陆军总长，李鼎新为海军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王宠惠为司法总长，黄炎培为教育总长，董康为财政总长，高恩洪为交通总长。第二道命令撤销民国六年解散国会的命令。这两道命令完全由黎独断独行，事前并未征求大军阀的同意，这是北京政府多年来所办不到的事情。内务总长本来决定由孙洪伊担任，后来得到消息，这位以前站在黎的方面与段祺瑞斗法的政客，现在却站在孙中山的方面，反对他复职，所以改派谭延闿，而谭也是黎的老朋友和西南方面的有关人物。此外阁员，张国淦是黎的老幕僚，王宠惠、黄炎培是当时的知名之士，董康、高恩洪则为洛方（吴佩孚）所欣赏的旧阁员。用吴佩孚为陆军总长，是想利用他的威望进行裁兵，并且给他以全国军权，他就不会留恋巡阅使的地位而为废督裁兵之梗了。参谋总长本来决定齐燮元，打算把他调到北京来，首先裁撤江苏督军，后来吴佩孚竭力保荐李烈钧，因此改派了李烈钧。这个内阁完全符合于黎与直系军阀的共同要求，他们都是要拆南方政府的台来达到全国统一的，因此黎与新阁员都有电报迎接伍廷芳北上组阁。黎还电邀孙中山、张謇、王士珍、靳云鹏、熊希龄五人到北京来筹商统一问题。吴佩孚除电请孙中山下野外，还邀请伍廷芳、李烈钧北来主持大计。由于吴带头推动，直系军阀发出了劝孙下野和欢迎西南人物北上的一片呼声，看上去全国统一不成问题，北方军阀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通过恢复法统、迎黎复职这套把戏，可以顺利得到。 吴佩孚于十三日到北京庆贺总统复职，当天就回到保定去了。 外交团对于直系军阀所表演的戏法表示欣赏。张作霖也派沈鸿烈为代表到北京，向黎表示赞成恢复法统。皖系卢永祥等虽不承认黎是合法总统，却也承认他是事实上的总统，打来电报称为“暂行大总统职权黎”。黎自己的就职通电也不以合法总统自居，皖系承认事实上的总统，他也就满意了。这些情况，说明奉皖两系军阀都有一种妥协倾向，不过他们对北京政府仍然采取半独立的态度，这是因为北京政府控制在直系的手里，他们不得不然。 西南各省军阀早已抛弃了护法的旗帜，主张组织联省自治政府，对于恢复法统并不感觉兴趣，但也不反对黎为总统。吴佩孚早在倡议迎黎复职的时候，开玩笑似的替赵恒惕代出三个主意：（一）与广东陈炯明、四川刘湘一致，赞成恢复法统；（二）仍然保持自治，对南北采取中立态度；（三）口是心非，摇摆不定（五月三十一日电报）。赵是西南各省首先推行“自治”的人物，吴希望他首先取消“自治”，并且疏通西南“联治派”采取同一行动。赵对这个问题没有回答。其实，黎上台后，贵州袁祖铭（六月三日）、四川刘湘（六月八日）、云南唐继尧（六月二十八日）和川军将领刘成勋（第三军）、但懋辛（第一军）、杨森（第二军）及旅长以上军官（六月九日）都有电报赞成恢复法统，对黎表示拥护。广东陈炯明虽然没有直接表示，但在致伍廷芳的电报中（六月十九日）露骨地说：“国会恢复，伪府取消，护法目的已达。黄陂复职，法律之争，应候法律解释。非常国会擅举总统，恶例一开，乱及百世。炯力争无效，以此获罪。现惟仗公之力，切劝孙公敝屣尊荣，示天下以无私。”广东省议会及各团体还有通电赞成统一（六月二十日），这个电报竟称黎为总统而称孙为先生。这些情况，说明西南各省军阀对于直系抱有很大的妥协性，但他们希望召开联省会议，确立联治大纲，为百年长久之计。他们同样害怕直系军阀“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希望取得割据一省的合理根据，然后赞成统一。 黎发表鱼电的第二天，孙中山发表宣言，对直系恢复法统表示嘉慰。他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惩办祸国罪魁，（二）保障国会安全，（三）实行兵工制。他提出裁兵的具体计划，全国正式国军不得超过五十万人。直系应立即将所部军队半数改为工兵，留待停战协定成立，其余半数，留待与全国军队同时以次改编。如能履行此项条件，则“本大总统当立饬全国罢兵”。同日发表对外宣言，要求“各国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之旨，如承认伪新总统，仍为干涉内政，其结果更劣于承认徐世昌”。又向外报记者表示：“吴佩孚在袁世凯时代打过四川，在段祺瑞时代打过湖南。他现在向我求妥协，在他的诚意未被证明以前，北伐计划不能终止。” 黎上台后，首先撤销了对孙中山的通缉令，并于六月十五日下令全国各地一律停战。这个时候，北伐军已经改道江西北伐，榆关又发生了直奉军的战争，北京政府的命令当然和以前一样，没有人加以理睬。黎认为南北停战是实现统一的首要步骤，因此派欧阳武前往江西，说服双方停止战争，并且加委孙中山所同意的谢远涵为江西省长（孙早已任谢为江西省长）。这些措施，首先受到北军“援赣总司令”蔡成勋的拒绝。 黎每天忙于发电报，邀请孙中山、陈炯明、唐绍仪、李烈钧、岑春煊、谭延闿到北京来共商大计，并派代表多名分途迎接。内阁问题与统一问题是相互关连的，所以黎一定要伍廷芳做总理，并且邀请一些知名之士及与南方有关的人物来撑持北京政府的场面。六月十五日，谭延闿表示不就内务总长。十六日，黄炎培表示不就教育总长。他们的电报都是打给颜惠庆的，对黎的总统地位似有不承认之意。谭的电报说：“延闿从西南义师之后，不能悖护法政府之主张，为湖南人民之一，当服从联省自治之主义”。伍廷芳也不直接回答黎，六月二十日发出通电，认为黎的复职没有根据，不敢苟同，还说他“行将息影家园，再研灵学”。李烈钧则参加了一个联名电报，这个电报公开骂黎“叛国”，指他和国会都是直系的傀儡。从以上这些情形看来，黎拉拢西南人物加入内阁以求促进统一的计划已经没有指望，而颜惠庆又不肯长期署理内阁总理，吴佩孚也表示不就陆军总长。黎劝吴如果不能来京，亦可“遥领”，不必坚辞，吴也不肯同意。因此，这个内阁不仅不能起促进统一的作用，甚至本身也是残破不全的内阁，不为各方所重视。 关于废督问题，更是一场笑话。首先实行废督的是江西。原来六月十日自动解除督军名义的陈光远，因为北伐军长驱而入，已经站脚不住，乐得借此下场。曹锟马上保荐“援赣总司令”蔡成勋继任江西督军。黎打电报给吴佩孚，希望废督从江西开始，所有赣军可以归蔡成勋节制指挥，吴对这个意见表示同意。因此，六月十四日黎自称以旁听资格参加国务会议（没有表决权），建议批准陈光远辞职，派蔡成勋节制江西各军，嗣后督军如果辞职或者出缺，一概不再简派。这个建议获得通过，十五日就发布了准陈辞职和派蔡节制江西各军的命令。十七日又补下了废除江西督军的命令。事实上，这位节制各军的总司令就是“变形易貌”的督军，吴佩孚的同意不是没有原因的。 第二个实行废督的是北京政府势力所不及的浙江。六月十五日，卢永祥邀集浙江省议会及各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宣布废除督军，但又声明本人并不服从北京政府，废督后仍以第十师师长名义维持全省治安。接着，浙军第二师师长张载扬发言，师长与师长之间必须有一个联系机构，希望大家进行讨论。于是卢永祥结束了这个会议，请各团体在两天内商定善后办法，本人一定服从。第二天，浙江各团体通过了“浙江军务善后办法大纲”，这个大纲规定设立兵工督办一人，仍推现任督军担任。同一天，浙军第二师师长张载扬、北洋军第四师师长陈乐山、浙军第一师师长潘国纲联名推举卢为浙江军务善后督办，浙江各团体通电赞成。二十日，卢宣布接受新职，并公布“善后纲要”七条，主要为：“自废督后，浙江境内不受任何方面干犯，以防督军制之恢复并变相督军制之发生。如其假借名义侵入本省，当本诸民意，力图抵抗。自废督之日起，在合法政府成立前，浙江一切维持原状。” 卢永祥曾于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首先倡议废督。现在废除督军而改称督办，一字之差，名异实同。卢宣布废督是对北京政府的变相独立，如果北京政府敢于变更浙江现状，他就采取武力对抗，因此这一措施引起了直系军阀的极大忿怒，准备用兵浙、沪，铲除皖系军阀的残余势力。曹、吴电请北京政府裁撤淞沪护军使，改设上海镇守使归江苏督军管辖，新任海军总司令杜锡珪准备装载苏军六千人在上海登陆，因此卢永祥、何丰林在上海颁布了戒严令。黎害怕用兵上海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主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同时，曹、吴也鉴于孙皖奉三角联盟的军事力量相当强大，便又终止了用兵计划，反而授意齐燮元、杜锡珪向卢永祥、何丰林解释误会，江浙风云就是这样平息下去了。 另一赞成废督的是张作霖。他也承认事实上的总统，有信给黎赞成废督裁兵。事实上，东三省已经没有督军这个名称，他用“保安总司令”名义行使三省的统治权，孙烈臣、吴俊升则用“保安副司令”名义行使吉林、黑龙江的统治权。奉直两系成立停战协定后，黎打算叫张作霖用“镇威上将军”名义“办理东三省军务善后事宜”，这也就是承认他是事实上的东三省巡阅使，而发表这样一道命令，在形式上东三省就成为北京政府的管辖区，废督的省区又多了三个，黎的脸上似乎光彩得多。但因不能打通吴佩孚这一关，这道命令没有发表。 关于废督裁兵的问题，吴佩孚主张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几个军区，实际上军区长就是“变形易貌”的巡阅使，黎已在鱼电中表示反对，未便接受。由于全面废督问题有困难，黎又打算下一道先行裁兵的命令。正当其时，曹锟打来一个电报，认为督可废而兵不可裁，理由是北伐军深入江西，奉军仍图再举，各省“土匪”横行，裁兵必须推迟进行。这个电报一到，裁兵命令又搁浅了。 由于督不能废，兵不能裁，吴佩孚不肯接受陆军总长，黎遂在国务会议上建议设立全国裁兵委员会，以北洋派王士珍为委员长，南方李烈钧为副委员长。这个建议后来并未实现，因为内定的两个委员长都不肯前来就职，即使他们愿来，裁兵问题也是行不通的。 后来黎毕竟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对于兼任省长的督军，裁去督军，存留省长，就用省长名义办理一省的军务善后；对于不兼省长的督军，改派为督理军务善后事宜。他打电报劝阎锡山辞去山西督军，专任山西省长；又召见新疆驻京代表，叫他劝杨增新辞去新疆督军，又拟派冯玉祥为苏、豫、皖“剿匪”总司令而将河南督军一职裁撤。不料山西和新疆都没有肯定回答，齐燮元反对江苏划入“剿匪”区域，这些命令又都不能发表了。 从六月十八日到七月二十四日，黎下令任命高凌霨为直隶省长，张绍曾为陕西省长，张其锽为广西省长，王永江为奉天省长，汤芗铭为湖北省长，王瑚为山东省长，韩国钧为江苏省长。原任直隶省长曹锐是曹锟的兄弟，高凌霨不敢取而代之，因此黎又改派有兵权的王承斌继任。这些命令，事前并未征求各省军阀的同意，而黎的锦囊中“废督留省长”的计划，已经泄露出去，各省军阀为了保留省长兼职作为将来废督的退步，于是纷纷嗾使各团体出面来反对新任命的省长，这七位新省长除王承斌和韩国钧外，其余五位都不能到任。 到了这时候，废督问题已经彻底破产，但是曹、吴还一再来电保举蔡成勋继任江西督军。黎既不敢拒绝，又不愿把江西一省仅有的废督成绩化归乌有，于是心生一计，用参陆办公处的名义派蔡“督理江西军务善后”。这个办法还是从卢永祥学来的，卢废除督军改称“军务善后督办”，督办和督理只有一字之差。 废督问题，西南各省做得较为彻底，他们不仅早已废督，而且有些省废除了“变形易貌”的总司令，由省长主持一省的军民两政。但是那些坐在省长位子上的，正是以前的督军或总司令，实际上是省长督军化，只是在形式上与黎的“废督留省长”计划不谋而合而已。 关于裁兵问题，同样彻底破产。曹、吴电保靳云鹗升任第十四师师长（旅扩充为师），周荫人升任第十二师师长（原由陈光远兼任，陈已下台）。黎认为公开发表违反裁兵原则，改由陆军部批准备案，这个问题也就用“掩耳盗铃”的方法解决了。 四　直系保、洛两派初步“分家”。吴佩孚由保定回到洛阳 北洋军阀有一个习惯，做到督军可以称“帅”，做到督军以上可以称“大帅”。以前称“大帅”的，前后只有张勋、曹锟、张作霖三人。后来吴佩孚也称起“大帅”来，于是曹锟改称“老帅”，以示比大帅更高一等。自从直系战胜奉系以来，吴在保定发号施令，并不回到洛阳，而来到保定的人都是只知有大帅而不知有老帅的，曹锟酸溜溜地有些难受。黎上台前，派金永炎到保定与吴在光园[4]密谈，并不重视曹锟，就匆匆回到天津去了。当时曹锟正因黎发表鱼电大为气忿，他的身边人乘机挑拨说，吴执意不让老帅做总统，是自己想做总统，因此捧出老黎来挡老帅的驾。曹锟的亲信人物有曹锐、边守靖（直隶省议会议长）、夏午诒（顾问）、熊炳琦（参谋长）、王毓芝（秘书长）等。曹锟的私人财产就是由曹锐经营管理的，而曹锐的儿子兼祧两房，他们的关系比一般兄弟更为亲密。可是吴佩孚最看不起曹锐，当他到天津布置追击奉军任务的时候，直隶各团体向他请愿撤换省长，他答应一定把这些意见带给老帅，后来曹锐果然不能回任，因此恨吴刺骨。曹锐经常在曹锟的耳边进谗言，说吴独断独行，目无长上，将来一定会爬在咱们的头上。“部下虽亲，究竟不及自己的兄弟亲”，所以曹、吴之间开始有了一道鸿沟。 黎屡次电召曹锟到北京见面，曹都托词有病不肯前往。吴单独进京庆贺总统复职，大为曹所不喜。吴推荐自己的秘书孙丹林做公府副秘书长兼内务部次长，目的在于监视黎，不让再有类似鱼电的主张发表。这位秘书经常拿吴大帅的威风吓唬人。财政总长董康、交通总长高恩洪号称洛系（吴系）红员，遇事请示吴而不请示曹。曹对这三个人都很不满意。高恩洪和孙丹林都是吴的蓬莱同乡。高由电务生做到吴的电务处长，吴在战胜奉系后初次到天津时，高到车站迎接，吴当面允许提拔他做交通总长，不料北京政府已经根据曹锟的保举任命高凌霨为交通总长，吴就向普表示，希望调高凌霨另一位置而将交通总长让予高恩洪，借以维持本人的信用，曹答应照办。六月十七日，董康、高恩洪到保定来，向吴密报曹汝霖在交通总长任内有经手款项二千万元没有底账，请示如何处理，吴叫他们呈请总统依法严办。十八日他们回到北京后，除由董康密呈总统外，并在国务会议上提出，下令警察厅逮捕曹汝霖，并看管其私人财产及住宅。但因曹汝霖不在北京，警察并未捉到。这一案件，颜惠庆主张慎重处理，黎却同意迅速交办，颜认为总统侵越内阁职权，气得提出辞职，因此又于二十一日移交法庭处理。这样一桩重大案件，曹锟事前竟一无所知。当董、高两人来到光园的时候，曹、吴两人正在聊天，高竟请曹先退，要跟吴单独谈话，曹气得站起身来大声地说：“总长的话我当然要听，可是光园是我的地方，我应当有来去的自由”。说罢，他就气冲冲地走了。后来，他在报上看见了逮捕曹汝霖的消息，便叫手下人召吴前来询问底细。吴已就寝，卫士不敢进房呼唤，曹等了半晌不见到来，不禁勃然大怒，便又派人前往光园，一定要把吴找到。吴到后问曹：“老帅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这样性急要找我”。曹竭力按下心头的怒火，讽刺地说：“你现在也是大帅了，哪里还有工夫来理我！”吴才知道曹的火气十分旺盛，只得陪着苦笑说：“我如果做错了什么，请老帅用军棍责打我，不要气坏了自己的身体”。 吴在保定再也待不下去了，七月一日他回到洛阳，临行通电表示了“不干政”和“一切服从曹使”的态度。 五　北伐军占领赣南各县。陈炯明部围攻总统府，逼迫孙中山下野。北伐军回师靖难失败，分向福建、湖南退却。孙中山离粤赴沪 四月下旬孙中山回到广州后，“陈家军”坚决要求复任陈炯明为广东总司令，这是大元帅威信所关的问题，当然不能接受。但是为了避免引起冲突，孙中山承认陈炯明可以用陆军总长名义接收总司令职权，并指定肇、阳、罗、高、雷，钦、廉及梧州等地为“陈家军”的防地，派叶举为粤桂边防督办以统率之。这个问题得到陈炯明的同意后，滇桂各军开到韶关，改道江西北伐，广州由第三师驻防。孙中山派古应芬等到惠州迎接陈炯明回省接收总部职权。陈有电向孙请假，对陆军总长一职不再推辞。 孙中山对陈作了重大让步，又相信他不会“造反”，因此五月六日偕同胡汉民、许崇智出发韶关，并在当天下了总攻击令。八日，北伐军在南雄与赣南镇守使岳兆麟部开始接触，同时得到奉军战败的消息，李烈钧电劝张作霖切勿气馁，坚持待援。 从五月中旬到下旬，北伐军以破竹之势先后占领南安、新城、崇义、信丰、虔南、龙南等县，但是广州却落在“陈家军”的手中。原来，叶举等并不接受孙中山的命令，五月八日率领“陈家军”全部回抵肇庆。十日，孙中山电令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非有大本营命令，各军不得开进广州。“陈家军”哪里肯听，十八日回到广州，提出了“清君侧”“除宵小”等口号，其攻击对象为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二十二日，叶举等公开电请复任陈炯明为广东总司令兼省长，罢免胡汉民，魏邦平在电报上列了名。孙中山采纳了汪精卫等妥协分子的建议，允许陈在北伐军中路联军总司令、粤桂联军总司令、两广军务督办三职中选择其一，并派汪到东江与陈当面接洽。但是叶举等坚决要求陈恢复广东总司令，不赞成其他任何名义。二十七日孙中山下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陈对这个命令不置可否，但有电报回答说，已饬叶举等回防，并以人格生命担保叶举等必不发生轨外行动。 陈光远战败后，四月二十七日北京政府派蔡成勋为“援赣总司令”，率领所部第一师及河南暂编第一师常德盛部开往江西增援。蔡是曹锟的把兄弟，而陈光远在湘鄂战争和奉直战争两个时期，首鼠两端，因此曹、吴蓄有以蔡代陈之意。 “陈家军”回广州后，桂系残兵败将死灰复燃，梁华堂占领桂林，林俊廷、韦荣昌占领南宁，李宗仁占领贵县，贲克昭占领浔州，陆云高占领武鸣，刘达庆占领藤县。孙中山派刘震寰为广西绥靖处督办，该部只能保守梧州一隅之地。 “陈家军”在广州派捐筹饷，明抢暗劫，广州秩序大受破坏。六月一日，孙中山由韶关回到广州，打算召集叶举等当面谈话，解决军饷和移防问题。叶举不愿见孙的面，先一天离开广州到石龙去了。孙对此非常忿怒，曾密令海防司令陈策开炮轰击“陈家军”，又因妥协分子竭力劝阻而罢。 六月十二日，孙中山召集广州各报记者举行谈话会，表示了对“陈家军”的态度。他说：“我北伐的目的，在于打破北方武人的专制，不料广东军人武武相护，反对北伐。陈竞存（炯明）本人出身秀才，他反对北伐可能由于政见不同，他的部下反对北伐却是为了拥护武力。我出兵八月没有获得进展，问题在于武人专制，在后方掣我的肘。我改道江西北伐，是由于湘赵表示服从成为我们的友军，我们必须走到岳州才能遇见敌人，而出兵江西，走出广东一步就可以遇到敌人。不料陈竞存疑心改道是为了对付他们。我由广西回到广州后，北伐军乘车向北江出发，陈竞存才知道我并无不利于他的企图。但是陈家军由南宁开回，在浔州举行秘密会议，歃血为盟，他们一定要恢复陈总司令的职权，否则誓不罢休。他们经过肇庆、三水、河口开到广州，其兵力共有六十营。这时，北伐军义愤填膺地请求回师平乱，我劝他们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北伐，后方问题由我负责处理。我回到广州已有十多天，而陈家将没有一个人前来见我，却用兵威向我索讨军饷。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不应当罢免他们的总司令。应当知道，废督裁兵是我回到广东定下来的大政方针，总司令是变相的督军，陈总长没有反对裁撤总司令的任何理由。而且总统有用人行政之权，任何人也都不能加以反对。但我仍然委曲求全，派陈竞存以陆军总长兼办两广军务，做到仁至义尽，而陈家将张牙舞爪没有改变。我如果没有把握，决不会自己投入到六十营军队的大包围中。这种无纪律的军队必须裁汰。我为了保全广州秩序，今天特请舆论界前来讲清道理，希望你们在十天内将陈家将在广州的种种不法行为尽量揭露，然后诰诫他们全部移驻广州城外三十里，听候宽大处理。否则我一定要顺从人民的意见，加以驱逐。你们叫我孙大炮，我就是孙大炮！我以前炮打过莫荣新，今天可以用同样手段对待陈家将！” 孙中山发表演说后，第二天“陈家军”就在白云山一带宣布戒严，叶举等纷纷由东江回到广州。十四日，他们在叶举的总指挥部举行秘密会议。十五日，孙中山派往惠州迎接陈的廖仲恺在石龙被扣。十五日晚间，叶举等发出通电，请孙中山实践其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并派兵围攻总统府，孙化装走到海珠海军司令部，与海军司令温树德同登楚豫军舰。十六日，叶举在广州城张贴布告：“国会恢复，护法告终；粤军将士，一致赞同。请孙下野，表示大公。诸色人等，安居勿恐。”十七日，孙中山亲率永丰、永翔等舰驶入白鹅潭，炮击白云山叶举的总部和观音山洪兆麟的司令部，开炮后各舰驶回黄埔。同日，魏邦平、伍廷芳[5]偕往黄埔谒孙，孙命第三师协助海军收复广州，但魏按兵不动。十九日，孙电令北伐军迅速回师靖难。广东省议会和各团体举行联席会议，议决赞成统一，欢送孙中山下野，迎接陈炯明回省，电请孙、陈双方停止战争。海军总长汤廷光要求各舰勿向广州开炮。二十一日，海军与“陈家军”妥协，汤廷光、叶举、魏邦平三人以陆海军的联合名义布告安民，吁请“孙公下野”。 孙中山由韶关回广州后，北伐军与北军第十二师及洪兆麟部发生了赣州的争夺战。六月五日，北伐军占领赣州，北军一万五千人退至吉安大肆抢劫，即向樟树溃走。英、美军舰曾由九江开往吉安保护侨民。六月八日，陈光远向北京政府辞职。十三日，蔡成勋行抵南昌，即在吉安、新淦、樟树设立三道防线。北伐军在北军阵地内查获陈炯明与陈光远相约夹攻北伐军的往来电报，十五日韶关大本营开会讨论，决定乘胜直趋南昌，暂不回师广州。十九日，北伐军占领万安、太和，前锋距离吉安仅有数十里。他们接到孙中山“回师靖难”的电令，六月二十六日开始回师，七月十日分兵两路进攻韶关、翁源，十八日占领翁源。“陈家军”杨坤如、翁式亮两部开到韶关增防，陈炯明电请福建李厚基出兵夹攻北伐军，孙中山也电令张开儒部滇军迅速由柳州开驻梧州，以便与北伐军会师广州。到八月四日“陈家军”占领南雄后，北伐军才分作两路退却，许崇智、黄大伟、李福林三部绕道江西退往福建，滇军朱培德部绕道湖南退往桂林。八月九日，孙中山接受沙面英国领事的建议，乘坐英舰摩汗号到香港，十日乘坐俄罗斯皇后号轮船赴上海。 陈炯明于八月十五日回到广州，九月十六日复任广东总司令。 六　西南“联治派”建议召开联省会议，吴佩孚指使沈鸿英等通电反对。川湘两省内争激化。广西混战不停 南北两总统被迫下台后，由于南北军阀存在“中央集权”（大军阀控制中央）与“地方分权”（小军阀割据地方）的矛盾，和平“混一”仍然不能实现。 当时西南六省的情况是，除贵州袁祖铭、广西林俊廷与吴佩孚早有勾结外，广东陈炯明、湖南赵恒惕、云南唐继尧、四川刘湘都不反对恢复法统和黎元洪复职，但是必须取得制定省宪的切实保障，才肯服从北京政府。六月八日，唐继尧通电赞成迎黎复职及恢复法统，主张召开南北各省联席会议解决省宪问题，六月二十九日又通电提出联省自治为解决时局的唯一办法。七月一日，赵恒惕致旧国会的电报，提出“国会自由集会，首在完成国宪，并予各省以自由制宪之权，或纳省宪大纲于国宪之中”，另有长函向曹、吴畅论“联邦制对中国有利无害”。刘湘、袁祖铭都有电报称“黎大总统”，但也主张召开联省会议，把恢复法统与联省自治运动两个问题统一起来。 国会和黎元洪方面，对联省自治运动并不表示反对。国会议长王家襄等回答赵恒惕的电报，同意他的意见，后来国会宪法审议会通过“省之事权取概括主义，中央事权取列举主义”（八月十九日），又通过（一）各省于不抵触国宪范围内得自制省宪，（二）地方制度章内应规定关于省宪各原则（八月二十六日）。七月一日，黎也下令表示尊重地方自治，并称：“国会将来制定宪法，所有中央与各省权限，必能审中外之情形，救偏畸之弊害。一俟宪典告成，政府定能遵守，切实施行。” 反对直系的三角联盟，自奉系和孙中山在军事上先后失败以来，也都倾向于利用自治潮流以抵抗直系的武力统一政策。孙中山一再宣言“尊重自治以发纾民力”，但是反对以军阀割据为实质的假自治。皖系军阀卢永祥冒充浙江人，李厚基也冒充福建人，力求把他们的个人权位与地方自治精神翕合无间，以便久于其位。张作霖除在奉天筹备制宪外，并提出先行实现东三省联省自治的主张。 关于联省会议问题，陈、赵、唐三人都想在八月一日国会开会前召开，卢、张二人也都表示赞成。会议地点，以章太炎、谭延闿为首的在野“名流”主张在长沙召开，赵、陈二人为了避免直系的武力干涉，主张在上海召开，川、滇、黔三省则主张在重庆召开。各省交换意见后，一致同意在上海召开，西南六省派有代表在上海组成了一个促进省宪的团体，但未正式宣布开会。 这是湘军“援鄂”失败后又一次出现的联省自治运动高潮。这个运动与吴佩孚的武力统一野心是不能相容的。七月四日，他在致蔡元培的电报中说：“川湘借自治之帜以抗中山，中山下野，此因已不存在。……豪强割据，部落称尊，又附会分权之说以自饰其乱。”七月七日在致唐继尧的电报中又说：“但求自治之实，不必冒联省之名。”他自战胜湘军以来，学了一个乖，就是对于自己的政治主张，教唆别人先开头炮，自己留在后面打接应，如召开庐山会议叫张绍曾提出，恢复法统和南北总统同时下野叫孙传芳提出。这次他物色了沈鸿英为代言人，于八月十八日首先通电反对召开联省会议。接着，萧耀南、冯玉祥、孙传芳、陆洪涛、田中玉和吴自己都有电报赞成沈的意见，痛斥联省自治为莠言邪说，认为一切问题可由国会解决，并无召开联省会议的必要。由于直系出面干涉，加以西南内部又有暗潮，联省会议就开不成了。 除广东问题已见上文外，西南五省内部情况如下。 湖南谭、赵两派的斗争，是随着南北局势的变化而变化着的。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湖南省议会改选揭晓，赵派政党民心社和林支宇派政党湘社共占有一百〇九议席，谭派政党民康社仅占有五十余席，因此谭派军人、第六混成旅旅长陈嘉祐在郴州通电揭发选举舞弊情形，并有召集旧省议会在郴州举行非常会议的传言。这个时期，奉直战争胜负未决，北伐军改道江西北伐，陈嘉祐又一次通电主张湘军乘机收复岳州，谭派军人宋鹤庚、谢国光、吴剑学、蔡巨猷和中立派军人鲁涤平一致表示赞成。赵召集军事会议解决这个问题。在会议上，鲁涤平竭力主张进攻岳州，赵派军人邹序彬发言反对，邹是鲁的直属旅长，鲁因影响自己的威信忿而辞职，宋、谢、吴等都代为不平。这个问题表面上是意气之争，实际上却是谭、赵两派斗争的具体化。但是两派都顾虑到湖南发生内讧，岳州直军就将乘机进攻长沙，因此双方表示让步，赵建议约请川军同时出兵，以免湘军单独作战，并将邹调任另一职务以缓和湖南内部的政潮。当川军回电愿意采取一致行动时，奉直战事胜负已分，进攻岳州的问题当然谈不到了。 五月下旬，孙中山直接命令湘军谢、吴、陈三旅出兵江西，陈嘉祐接受了孙所任命的援赣湘军第一路司令，并将所部移驻莲花。这一事件引起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严词质问：“湖南既然在南北战争中采取中立态度，为什么还有一部湘军加入北伐军？”同时，吴佩孚调沈鸿英军由平江开往江西援助北军，李烈钧也提出质问，认为湘军并不阻止沈军入赣，是对北伐军的不友好行为。 湘军要求收回岳州，如果吴佩孚坚决拒绝，就有将湘军逼上梁山的可能。因此吴向赵恒惕提出以湖南赞成统一为交还岳州的条件，但湘军不得进驻，岳州由警察维持秩序。七月一日，赵通电赞成统一，但仍主张采行联邦制，并声明湖南仍为自治省区。七月二十七日，岳州直军撤往河南，吴一再电催湖南取消自治，赵决定提前省长的选举，以避免北京政府的任命。 当北伐军未决定改道前，赵在邮电中查出谭延闿准备回到湖南夺取政权的密件，便假惺惺地函请谭回湘主政，自己愿意下台。不久北伐军改道江西，赵的地位稳固了，谭又派人向赵解释误会，声明本人决无再上台的野心。 北伐军回粤靖难失败后，陈嘉祐旅又由江西开回郴州，同时滇军朱培德、赣军李明扬等部也由宜章开入湘南蓝山、临武、嘉禾、宁远一带。陈嘉祐恃有友军为其后援，又有谭派军人响应，公然发出了迎谭倒赵的电报。这个时期，南北局势都有利于赵，谭派军人不敢发动，朱培德等也在湖南政争中表示中立。赵派兵讨伐陈旅，并且欢迎在郴州养病的李烈钧来到长沙就医。随后陈旅分别由谭派军人吸收，滇军也由永州开往桂林。李烈钧到长沙的时候，受到赵的热烈欢迎，不久他就转道到上海去了。 从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谭、赵两人竞选省长的场面非常紧张。九月十日赵以多数票当选。此后他就放弃了湖南总司令的头衔，以“民选”省长主持军民两政，成为一个“变形易貌”的督军。 同一时期，四川也有熊、刘两派的斗争。川军第一军（军长但懋辛）属于熊克武派，第二军（军长原为刘湘，后由第九师师长杨森升任）属于刘湘派，第三军为中立派（军长刘成勋）。直奉战争时期，湘军约同川军出师武汉，四川各军代表在重庆开会，决定请刘湘带兵进攻湖北，熊克武带兵进攻陕西，而以杨森、刘成勋代理总司令、省长两职。但因直奉战争迅速结束，这个计划不能实现。刘湘因为一、三两军联合刘存厚旧属邓（锡侯）、田（颂尧）、刘（斌）等部组织“同盟军”对抗二军，便于五月十四日自动辞职以避其锋。 七月八日，一、二两军在合州、忠州、垫江、万县一带发生接触。十日，成都军事会议选举刘成勋为总司令兼省长。战事发生后，二军推举在酆都休养的刘湘为靖卫军总司令，刘湘却以“调人”姿态劝告一、二两军停战息争。二军接连占领垫江、大竹等县，并向一军军部的驻在地绥定进攻。十一日，三军将领及邓、田、刘等联名通电痛斥杨森，并分兵两路援助一军，东路以赖心辉（也是刘存厚旧部）为总指挥集中资州，北路以邓锡侯为总指挥集中遂宁。由于二军主力在忠县、垫江、梁山、大竹一带与一军作战，邓、赖两部乘虚由资州、内江进攻泸州，一军也由绥定乘势反攻。十六日，杨森通电愿意停战议和，退回重庆。八月七日，三军占领重庆，二军向川鄂边境退走。 川军内部的斗争，往往是强者受到其他势力的联合进攻，而今天的友军，明天又可以成为敌军。上次战争是一、二两军联合驱逐刘存厚，这次战争是一、三两军与刘存厚旧部联合攻击二军。杨森与吴佩孚本来早有勾结，当四川内战爆发的时候，吴电令卢金山率领北军第十八师开进夔州，并令吴新田率领北军第七师由陕西入川援助杨森。由于二军失败得太快，第七师尚未开动，第十八师折回湖北，杨森残部也退往利川、建始一带。又因驻宜昌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并不积极奉行吴佩孚的武力“援川”政策，所以在八月二十六日一军占领夔州以后，川鄂两省维持了一个短暂的休战时期。 川湘两省多事之秋，云南政局比较安定。唐继尧改任各军长为镇守使后，废除军师编制，以团为单位直属总部，全省共有兵力二十团。七月二十七日，唐又取消靖国军总司令名义，以云南省长主持一省军民两政。 袁祖铭也于八月十二日废除定黔军总指挥名义，改称贵州省长。 同一时期，广西形势最为混乱。卢焘在庆远与谷正伦会师后，自称黔桂讨贼联军总司令。广西境内滇军共有两起，一起是由云南绕道贵州进入庆远、长安的顾品珍残部，由张开儒统率；一起是由广东北江绕道湖南进入桂林的中央直辖滇军，由朱培德统率。桂军也有三起，一起是以林俊廷为首的“广西自治军”，其根据地在南宁，经常在桂北柳州一带与滇黔军发生拉锯战；一起是刘震寰所统率的中央直辖桂军，驻防梧州；一起是由江西绕道湖南，驱逐滇军，占领桂林的沈鸿英部。两起滇军本拟联合起来回师云南驱逐唐继尧，但因桂北混战不停，他们内部的意见也不一致，这个计划不能实现。九月十日，林俊廷迎接陆荣廷回到南宁。北京政府曾任命陆荣廷为广西边防督办，沈鸿英为桂林镇守使，企图把林、陆、沈三部桂军的力量集中起来，并取得唐继尧、袁祖铭的协助，将广西境内的滇黔军势力全部消灭，以便纳入北京政府的势力范围内。但因陆、沈二人不合作，这个计划也不能实现。 * * * [1]　王承斌字孝伯，吴景濂字廉伯。他们二人是表兄弟，又都是奉天兴城县人，当时称为“兴城二伯”。 [2]　李厚基本属皖系，田中玉、刘镇华都是投机军阀。直系战胜后，他们只得跟在直系后面摇旗呐喊，借以保全地位。但李厚基仍与皖系保持旧有关系。 [3]　鱼电所说的都是标榜自己的鬼话。根据当年事实，黎并非自动前往北京，而是在段祺瑞的监视下被逼上火车的。黎发表废督裁兵和军民分治的电报，也并非出自本人的主张，而是袁世凯授意叫他这样做，其目的在于加强个人独裁，避免“藩镇”之祸。 [4]　曹锟自称生平慕戚继光之为人，在保定筑有光园，用以招待来宾。 [5]　伍廷芳于6月23日在广州病死。 [book_title]第六十章　保、洛“分家”和北京的无政府状态 一　直系军阀激烈反对唐绍仪组阁。王宠惠的“洛派”内阁出现。“保派”对吴佩孚包办内阁严重不满 黎上台后，六月十五日下了全国停战的命令，企图首先在江西停止南北两军的战争。但是“援赣总司令”蔡成勋拒绝黎所派的欧阳武进行调解工作，并拒绝黎所任命的省长谢远涵到任，使黎的威信受到打击。 为了适应各省自治潮流，实现军民分治，黎分别任命了七个省长，其中有五个省长受到军阀的拒绝不能到任。新任命的湖北省长汤芗铭与曹锟原系老把兄弟，对吴佩孚又有旧恩[1]，黎叫他到任前先往保定、洛阳联络一下。不料曹的态度异常冷淡，推说湖北不是他的管辖区，叫他去问吴佩孚。汤又到洛阳，吴竟拒而不见。曹、吴都有电报推荐萧耀南兼任湖北省长。黎看见了这个电报，不禁气忿地说：“这是我家乡的事，我一定要管！”便叫汤直接到湖北去接事。七月二十九日汤到汉口时，萧指使“拒汤派”横卧在京汉路的轨道上，火车不能开行，汤只得在刘家庙下车，改乘军舰在汉口特区登陆。江岸上有不少“迎汤派”候在那里，被军警横施殴辱，受重伤者有四五十人。萧派副官邹海清到军舰上劝汤不要登陆，以免引起骚乱。汤不听劝阻，登陆后亲自渡江到武昌去见萧，萧也拒而不见，却在军署内召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举行所谓湖北各公团联席会议，当场推举萧兼任省长，而萧也就马上宣布就职。汤把这些情况报告黎，请求辞职，黎回答说：“这不是你干不干省长的问题，是我干不干总统的问题”。萧是吴的直接部下，黎还希望这位捧他上台的大将军出面来替他撑腰，但是吴不声不响，像是没有这回事的一样。 关于废督裁兵问题，曹锟曾借口全国战事尚未停止，督可废而兵不可裁，又一再电催任命蔡成勋为江西督军，说明他的真意是兵不可裁而督亦不可废。吴佩孚口称拥护裁兵，却在直、鲁、豫三省大招新兵补充第三师的缺额。七月四日，他在致蔡元培的电报中露骨地说：“裁兵废督，须俟统一完成，通盘筹划，此时贸言裁废，适以增乱。”他在口头上也把自己的诺言否定了。 七、八月间，黎先后下令把许多在职督军、师长加冠“将军”的头衔，这是他想出来的一个新办法，为督军下台后保持“将军”尊号预留地步。其实这个办法并不新奇，是从袁世凯设置“将军”的老办法学来的。袁想用这个办法废督，没有行得通，在黎的手里当然更行不通。 北京政府早已面临到财政破产的绝境。黎任命英、美派外交家顾维钧为财政讨论委员会委员长，目的在于取得西方国家的大借款。直奉战后，英、美、法三国公使曾议决在财政上援助北京政府进行统一，他们想扶植一个可以控制全国的傀儡政权，以便推行全面的殖民政策，而日本公使小幡为了要消除日本援助奉系的嫌疑，对此也表示同意。但是日本和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并未消除，此案经日本内阁讨论，认为时机未至，主张推迟进行。 由于借款不能到手，军饷不能按时发放，于是全国各地到处发生兵变，仅在七、八两月之间，保定、卫辉、热河等地传来一片的兵变声，北京也被波及，特别是江西多次发生兵变，引起外交团一再提出严重的抗议。 北京政府各部人员终日忙于索薪，全体教职员因断炊而罢课，北京城内到处听到哭穷诉苦之声。七月十五日，陆军、内务、财政、农商等部被裁人员八百余人组织索薪团，包围国务院，黎正在列席国务会议，匆忙地避开了，而号称“活包公”的财政总长董康，竟被索薪人员一把揪住，纱马褂被扯破了，近视眼镜被打落了，眼皮也被擦破了，还挨了三记耳光，吓得他狂喊救命，当天就提出了辞职呈文。从这些情况看来，北京政府很难站得住脚，所以交通总长高恩洪拟以京奉、京汉、京绥、津浦四路作抵，进行三万万元的统一大借款，但四国银行团有所顾虑，不敢接受。 关于内阁问题，颜惠庆应允担任到八月一日国会复会的一天为止。此时伍廷芳已经死亡，黎打算找南方另一“名流”唐绍仪组织内阁，以便促进统一。七月下旬，他派金永炎到保定、洛阳征求同意时，曹、吴都表示内阁总理应由元首选派，我等决不干涉。曹锟提出高凌霨为交通总长，汪士元为财政总长，张绍曾为陆军总长，其余阁员概不过问。吴佩孚看见他的爪牙高恩洪榜上无名，便又电请曹锟同意留任高恩洪为交通总长，而将高凌霨调任为财政总长。七月三十一日，黎派司法总长王宠惠暂行代理内阁总理。八月五日正式发表唐绍仪的组阁令，唐未到任前仍由王代，阁员为外交顾维钧、内务田文烈、财政高凌霨、交通高恩洪、陆军张绍曾、海军李鼎新、司法张耀曾、教育王宠惠、农商卢信。黎认为这个内阁吸收了两大军阀所推荐的主要阁员，只有张耀曾属于政学系，卢信是唐绍仪的亲信。为了照顾各方面的关系提出这两个人的时候，黎还和府中策士饶汉祥、韩玉辰等讨论过，他们认为元首有组织内阁的特权，不必事事请教别人。黎又把阁员名单同国会议长吴景濂仔细研究过，取得同意才决定了的。 命令发表后，唐绍仪在香山原籍不肯“出山”，高凌霨因为财政无办法不敢就职，张绍曾意存观望，田文烈也表示不愿与人竞争而不就职。所以这个内阁仍是残破不全的内阁。 从八日起，黎为了避免别人说他干涉内阁行政，不再列席国务会议。 八日王宠惠举行政治宴会时，内务次长兼代部务的孙丹林拿出吴佩孚的麻（六日）、阳（七日）两电给大家传观。麻电说：“晓峰（金永炎）来，商组阁事，对唐绝不赞成，以维持现状为宜。如颜不愿续，以亮畴（王宠惠）代揆，高交不动，张长陆军，余请元首斟酌。李印泉（李根源）、张熔西（张耀曾）、谷九峰（谷锺秀）诸君（以上三人均属政学系），川滇粤与之向有恶感，现正力谋统一，未便入阁。”阳电说：“适接公府歌电，唐阁已发表。查唐主八年上海和会，外间啧有烦言；张熔西入阁，妨碍川滇粤统一；卢信为金星公司交易所诈财流氓（卢为该公司总经理）；均不可入阁。金晓峰来，言之至再，不意回京后卒然发表，显系别有用意，何必惺惺来洛，貌为周旋！想议员诸公洞彻大局，决不轻予通过也。”同一天，吴还有致“某要人”的电报说：“南有政学，北有安福。南北政党，一丘之貉。” 这两个电报引起了北京政府的极大震动。这个政府的后台老板就是这位炙手可热的“大将军”，“大将军”既然生气，这个政府就得垮台。这位“大将军”在一个月之前发表过“不干政”的宣言，何至有此狂言，因此府方策士认为这可能是孙丹林捏造出来的假电报，孙没有取得内务总长，借此发泄私忿。九日，黎把孙丹林唤进公府来，查明电报并非伪造，不禁转羞为怒地说：“这是你捣的鬼！你真不愧为徐树铮第二！”孙气冲冲地走出来，要到洛阳告状，高恩洪劝他冷静一下，他才没有离开北京。王宠惠劝黎任命孙为内务总长，以免鼓动政潮，黎坚决不答应，并且愤慨地说：“他们把我抬上来，原来是叫我来活受罪的！” 吴所反对的政学系，就是以前依附岑春煊与桂系军阀的一个政客集团。吴以前与岑及桂系曾经建立过同盟关系。现在黎身边的谋臣策士如李根源、韩玉辰、金永炎等都属于政学系，而政学系议员在国会中也占有相当的势力。他们依靠总统和国会来活动，就不一定完全接受“大将军”的号令，因此吴对他们大为不满。吴还斥责金永炎“假传圣旨”，兴风作浪，不按照他的意旨办事，示意黎必须“远小人”，摒斥这些“不良分子”。吴又认为唐绍仪是北洋派的死对头，他做内阁总理对北洋派有所不利，因此坚决加以反对。这个时候，吴完全撕毁了“不干政”的假面具，他对黎的态度竟和一九一六年的张勋一模一样，而当年的张勋也正是猛烈地反对黎邀请唐绍仪、张耀曾等人入阁的。 黎的策士主张联络奉皖各系和南方六省共同抵抗直系，同时还提出“联保制洛”的另一策略。政学系主张总统和国会联合起来与军阀作战，就拿反抗政府命令、拒绝湖北省长这些罪名罢免吴佩孚和萧耀南，同时接受西南五省召开联省会议的意见，联合他们，打破直系称雄一时的局势。但是黎的态度摇摆不定，最后还是改派王芝祥先到保定，请曹锟劝吴不要反对唐内阁。曹锟表示了自己不干政的态度，此外并未多谈。其实，他并不是黎的“好相识”，企图利用内阁问题使黎知难而退，以便自己上台。王芝祥又到洛阳进行疏通，吴佩孚提出了王宠惠正式组织内阁的主张。 王宠惠接到吴的庚电（八日），“愿以全力为其后盾，但须摒斥阴谋扰乱妨害统一之辈”，其目的是叫他做个百依百顺的奴才。王在总统与军阀之间难于自处，乃于十一日提出辞职。 当初天津酝酿恢复法统的时候，吴景濂、边守靖、张绍曾组织了一个包办北京政府一切问题的小集团，吴景濂推荐张绍曾组织内阁，未得黎的同意。张绍曾虽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但野心很大，想做内阁总理，因此参加了吴景濂与保派人物所策动的大选活动。吴佩孚反对曹锟过早地做总统，他要利用黎做傀儡，促进南北统一，造成一个他可以一手控制全国的新局面，这个计划是与保派人物迅速选举总统的企图对立的，因此吴佩孚并不支持张绍曾入阁。张被提名为陆军总长还是曹锟、齐燮元的主张，吴佩孚只得随声附和。张并不满足总长的地位，迄未宣布就职。一直到王宠惠辞职后，他才于十二日就职，企图以陆军总长代理内阁总理。吴佩孚接到北京情报，当天打电报诰诫张“不可混入政潮，自陷泥沼，热中权位，为人利用，负罪国家”。这样，张绍曾代理内阁总理的计划就不能实现了。 同一时期，高恩洪因曾允许拨款接济教育经费，到期不能兑现，教职员包围索薪，于是避往北戴河以免纠缠。此外还发生了内阁任命官吏总统拒绝盖印的风潮：曹、吴两人联名保荐林锡光为甘肃省长，代理内务总长孙丹林提出国务会议，张耀曾表示反对，在王宠惠的调解下才得通过。孙丹林携带命令入府盖印，黎又拒绝盖印。王宠惠、孙丹林根据责任内阁制精神，指出国务会议所通过的议案，总统必须盖印，黎却借口任免高级官吏总统有否决之权。因此孙丹林指责总统干涉内阁，忿而辞职。这样一来，内阁又因缺少交通、内务两长而更加寥落瓦解，王宠惠借口医治目疾避居医院。其实，黎因吴佩孚反对李根源入阁，打算改任为甘肃省长，而曹、吴两人又保荐了林锡光；又因湖北省长受到拒绝，自己毫无用人之权，心中十分怀恨，因此拒绝发表甘肃省长以示报复。这种报复手段却替自己造成了更大的困难。八月十九日，他只得在甘肃省长的任命令上盖了印，孙丹林也就不再辞职，高恩洪也回到北京来复职了。 卢信于十六日到北京接任农商总长。照例，阁员就职后必须取得各省军阀的贺电，才能站得住脚。卢在报上发表了齐燮元、萧耀南、王承斌、冯玉祥打来的贺电。不料齐、萧、王等声明报上所登的贺电都是卢信自己伪造的。此时冯玉祥正在归德“剿匪”，督署秘书对于北京阁员就任照例发出贺电，并未交冯核阅，所以冯的贺电并非伪造，但冯也有通电声明与卢信素昧生平，不愿替他捧场。 八月二十日，吴佩孚继续发出反对唐内阁的电报。他用“天子有诤臣，父有诤子”的说法掩盖自己干政的嫌疑。这个电报引起了各省直系军阀的一片响应。二十三日，黎用“四字经”回答他说：“元洪腼颜复位，恃有良朋，匡我不逮。终鲜兄弟，惟予二人。疆吏属也，国会宾也，尊亲之间，原有分际，待宾虽厚，宁薄家人。……铸新（汤芗铭）往洛，曾属致词：‘直鄂一家，汝我一体’。……负疚之身，日思晚盖。焚香夜祷，急觅替人，苟利于国，不俟崇朝。巧言饰非，人将共弃。”这个电报虽在湖北省长问题上发了一些牢骚，但是总的精神是向吴告哀乞怜，表示自己随时可以下台，希望不要过分地予以难堪。 王宠惠于八月十九日提出书面辞职，并推荐张绍曾代理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