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册：1917—1921） [book_author]陶菊隐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史学,完结 [book_length]405864 [book_dec]《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以一百三十余万字的篇幅，生动地勾勒了一段上自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前后三十三年波澜壮阔、风云变幻的历史，刻画了一大批军阀与政客的群体雕像，揭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隐闻秘事，军头武夫里穿插着舞文弄墨的冷幽默，阴谋算计里隐藏着颠扑不破的人性，处处都是活生生的历史，处处都有饶有趣味、发人深思的话题。这或许正是民国史的魅力所在，它不是教科书上已经定义好了的历史，而是就发生在民族生活的昨天的故事，动荡而令人充满惊奇。被称为是中国版的《光荣与梦想》。 [book_img]Z_5725.jpg [book_title]第二十八章　北京政府宣布对德绝交 一　日美两国在中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日本秘密外交的胜利和美国的暂时退却 一九一七年二月三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德绝交。这样一来，世界大战最后胜败之局更见分晓，东西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争夺战在这一时期也就更加尖锐起来。北京政府所表现的府院之争，实际上就是这种争夺战的具体反映。段已经走上了亲日路线，美国则想通过亲美分子把黎拉到美国路线来。二月四日，美国照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中立国政府，欢迎它们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二月五日，美国公使芮恩施竭力劝告北京政府响应美国这一号召，以加强中美两国的“合作友好”关系。外交总长伍廷芳是主张接受美国劝告的，这位留美博士幻想争取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援助中国，抵制日本侵略，并在战后国际和平会议上取得一定的地位。黎正因段已靠近日本而自己并未取得外援引为忧虑，自然愿走亲美路线，以便加强自己的地位。 段本是盲目崇拜德国的人，此时走上了亲日路线，而日本与德国为敌，他当然不能再亲德了。关于对德绝交的问题，他要取决于日本的意向，二月九日，以国务院的名义电令驻日公使章宗祥就近探询。章回答说，日本本野外相不反对中国对德绝交。日本这一表示，和它以前的态度有所不同。袁政府时期，英、法、俄三国劝诱中国参战，日本竭力反对，向袁表示中国既已宣布中立，自无对德绝交和宣战的必要。那时日本反对中国对德绝交，一来是怕中国一旦加入协约国，就使日本在世界大战进行时期不能假借理由侵略中国，而在战后也难于达到独占中国的目的；二来因为袁世凯走的是亲英、美路线，不能由它摆布。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它和段的勾结已经成功，正要利用中国对德绝交进而对德宣战，把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它所顾虑的，只是美国要和它争夺对中国的领导权和控制权。 同一时期，国务院密电各省军阀征求对德绝交的意见，黎也密电全国“名流”征求意见。他们所得的反映，几乎都是反对对德绝交的，孙中山、唐绍仪、康有为、马君武都反对对德绝交。北洋军阀也和段的意见不同，冯国璋受了孙洪伊等的影响，露骨地反对对德绝交；张勋、倪嗣冲、王占元等也有电报反对对德绝交；此外，各省北洋军阀都主张在世界大战中继续维持中立。北洋军阀反对对德绝交，当然德国公使辛慈的活动起了一定作用，而更加重要的是，这些军阀害怕抛弃地盘地位，带兵到遥远的欧洲去打仗。全国在野人物反对对德绝交，是由于反对和侵略中国最凶恶的英、日两国站在一条战线上并肩作战。各省省议会及商会等团体，以安定秩序、振兴实业为理由，纷纷通电主张坚守中立。全国人民也都反对卷入世界大战旋涡，认为德国潜水艇政策对中国的影响不大，中国没有必要参加国际强盗相互之间的不义战争。 黎、段所走的路线虽然不同，但在对德绝交的问题上是一致的，因此黎派熊希龄到南方向孙中山、康有为等进行解释，段也叫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经常向冯国璋解释，并邀冯到北京面谈。 在对德问题上，内阁内部所采取的步骤和目的也是不一致的，段走的是亲日路线，外交总长伍廷芳则主张紧紧靠拢美国。外交部曾就下列问题询问美国公使芮恩施：（一）美国政府能否保障中国陆海军和兵工厂不受外国势力的控制？（二）美国政府能否保障中国得出席战后的和平会议？（三）协约国规定不得单独媾和的伦敦协定，与其他未参加协定的参战各国具有何种关系？此外，还希望美国借款给中国，使中国能够担负起对德绝交后的各项任务。二月八日，美国公使回答说：“美国必将设法援助中国，使中国能负起对德绝交后的责任，而不致影响中国对于军事设备及一般行政的统制权。” 二月九日，段内阁决定向德国提出对潜水艇政策的抗议。当天伍又用外交部的名义答复美国公使二月四日的照会，声明中国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并拟进一步做必要的准备。但段所最关心的是与日本的联系，当天下午，就派汪大燮到日本公使馆做了一些说明，同日也派陆徵祥到英、俄两国公使馆做了说明。十日，段以国务院名义电令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说明中国政府向德国提出抗议的情形，并向日本政府表示“友谊”，声明“以后待商之事尚多”。日本外相本野对此虽也表示感谢，但在语气之中不满中国政府未于决定对德抗议之前与日本进行协商，希望今后郑重考虑，同时催促中国政府应当进一步采取对德绝交和参战的一切准备。显而易见，日本政府认为中国对德提出抗议是由美国主动的，今后进入绝交和参战的阶段，就必须离开美国，完全按照日本的意旨行事。 由于日、美两国互相争夺对中国的领导权和控制权，两国在中国对德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美国公使芮恩施曾随伍廷芳谒见黎，讨论中国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后的义务与权利问题，由府秘书郭泰祺担任口译。根据芮恩施的意见，中国至少应派三个师以上的兵力到欧洲参战；关于中国要求停付各国庚子赔款、增加关税、撤销领事裁判权以及撤退各国驻兵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协商的途径解决。日本方面，则向段表示中国尚无出兵到欧洲的必要，应当派遣华工到法国。事实上日本企图利用中国参战作为烟幕，由日本派遣教官、供给军火训练一批中国军队，用以发动内战而不用以对外。这是日本与段秘密勾结的主要内容之一。 十一日，段又密电章宗祥，叫他正式访问日本外务省，听取日本政府对于中国对德绝交问题的具体意见，以便与日本“采取同一之态度”。 这个时期，日本政府已经在中国找到了可靠的工具，因此“日支亲善”的论调高唱入云，而另一方面，却又利用世界大战进行到最后的紧张阶段，利用英、法、俄等国迫切希望中国参战的这一事实，通过秘密外交，先后胁迫英、法等国和它签订密约，承认它在山东的特殊权利。二月十六日，英国驻日大使葛林照会日本外相本野，保证英国政府在将来和平会议上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力以及日本对赤道以北德国各岛屿的领土要求，本野也照复葛林，保证日本以同样精神支持英国对赤道以南德国各岛屿的领土要求。二月十九日，本野又用同样手段要求法、俄两国与日本签订关于中国问题的密约，二十日取得俄国的同意，三月一日取得法国的同意。日本对意国的同样要求，是由日本驻意大使与意国外相孙理乐在罗马秘密进行的，也取得了同意[1]。令人惊异的是，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参战，却把交换条件许给日本，而中国反为被害国；日本政府这种偷偷摸摸的外交，是在“中日亲善”洋洋盈耳的气氛下进行的，这就可以说明，帝国主义对弱国表示“亲善”，除了笑里藏刀而外，不能再有别的东西。 由于寺内内阁采取所谓“对华亲善”策略和对西方国家进行秘密外交，巩固了前任大隈内阁用军事恫吓与外交讹诈所获得的成果，但还留下美国这个缺口。后来也用交换条件把这个缺口填补了[2]。 由于西方国家纷纷出卖中国以换取日本的好感，日本在中国问题上又占了上风，美国陷于孤立。为了保持美国的在华势力，美国政府只得暂时放弃对中国的竞争，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同时又害怕中国完全接受日本的支配，因此向北京政府表示，中国对德抗议后没有必要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以避免引起国际纠纷而美国无能为力；关于中国政府所提参战后中国的权利与义务问题，中国应当多与协约国磋商。这就是说，美国认为中国如果对德宣战而不出兵到欧洲，对美国无利，只能便利日本利用中国参战之名更有效地控制中国。如果中国政府准备采取下一步骤，美国只能推开不管。很明显，所谓“多与协约国磋商”就是表示美国没有勇气因争夺对中国的领导权和控制权而过分地触怒日本，希望透过中国与协约国的磋商，间接地取得有利于它的条件。 由于美国在中国对德问题上采取了虎头蛇尾的态度，就使黎段两人的外交政策走着两种不同的方向，黎转变为对德绝交与宣战的反对者，段则仍为这个政策的坚持者。 二　冯国璋晋京商讨外交问题。梁启超积极支持段的外交政策。黎段因外交问题引起冲突，段出走天津，经冯赴津劝回。国会通过对德绝交案 二月二十日，冯国璋由南京动身北上，在津浦路上分别会见了倪嗣冲、张勋和张怀芝。倪陪同他到徐州，张勋亲自到车站迎接，随即在长江巡阅使署举行了一次会谈。冯表示中国应在对德问题上严守中立，与倪、张两人的意见完全相同。火车经过济南，张怀芝也上车迎候，并陪送到德州才折回济南。二十二日到天津，朱家宝也上车陪送到黄村。当晚到北京，黎元洪因为他是初次以副总统的身份来到北京的，因此给以盛大的欢迎。请他下榻总统府，但冯要避免与黎过分接近，执意要下榻禁卫军司令部，当晚黎到禁卫军司令部答拜。德国公使辛慈知道冯是反对对德绝交的，特在使馆内备有盛宴招待，冯却避嫌不往。 冯国璋的到来，黎、段双方都认为自己方面多了一个有力的帮手：黎认为冯的意见和他是相同的，而副总统的地位也不能与总统有所立异；段则认为冯是北洋袍泽，到底是一家人，并且经过张国淦不断地用电报向他解释外交问题，他的意见必然已经有所改变。但冯于二十五日在五条胡同徐世昌宅与徐、段、王（士珍）三人会谈后，知道黎、段两人的外交政策处于两个极端，从此就不再表示他的意见，而只说他是为了“疏通府院意见与研究对德问题”而来的。 段却真正找到了一个有力的帮手，就是研究系首领梁启超。梁本来也是个亲德派，由于他所依附的段坚持对德宣战，他就“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3]，由一个著名的亲德派转变为极端的反德派。他曾写好一部左袒德国的书，竟因这一情势的转变而不能刊行。他的老师康有为曾驰函予以切责。 为了“研究外交问题”，段在国务院组织了一个“国际政务评议会”，每逢星期一、三、五三日各举行一次[4]，研究对德绝交后的外交问题。段自任会长，以外交总长伍廷芳副之。被邀参加的人有陆徴祥、夏诒霆、汪大燮、曹汝霖、熊希龄、梁启超、孙宝琦、汪兆铭、魏宸组等。实际主持人为院秘书长张国淦。北洋派元老徐世昌、王士珍偶然也来参加一下。伍廷芳借口年老多病，经常派他的儿子外交部参议伍朝枢代表出席。段把这批在野“名流”和“外交家”“言论家”组织起来，其目的是用以作为内阁推行外交政策的帮手。该会刚成立的时候，每逢星期日，段邀请参加人员同到公府举行聚餐，想借这些人的口舌迫使黎接受他的主张。这样的聚餐会只举行过两三次，以后就没有继续下去了。 在此以前，段曾派徐树铮以考察陆军的名义到德国观察欧洲战争的局势。徐树铮在途中一连写了七封信都是左袒德国的，段只看了两封，因为不合口味，以后就原封不动地放在抽屉里。 二月二十八日，段命陆徵祥以总理代表的名义与驻京协约国公使商谈中国参战后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关于权利方面，段内阁所提出者：（一）逐步提高关税，中国方面改订货价表后，关税由原有的值百抽5增为值百抽7.5，裁撤厘金后，再增为值百抽12.5；（二）缓付庚子赔款，除德国赔款永远撤销外，协约国赔款缓付十年，在此时间内不加利息；（三）废止《辛丑条约》关于军事的部分，即废止天津周围二十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中国不得在大沽口修建炮台、各国得在使馆区域及京奉路马家堡至山海关之段驻兵等条款。关于义务方面，段根据日本政府的意见，中国不派兵到欧洲，而只担任以原料及劳工供给协约国。 英、俄、法、日、比、意、葡七国公使对中国方面所提的条件进行了会谈，公推法、比两国公使为代表，向陆徵祥回答说，各国对以上各条原则上赞成，具体办法应当另行研究，并催促中国政府先行采取对德宣战的步骤。 同时，日本政府派非正式代表到中国，首先与中国在野人士徐世昌、梁启超等进行会谈，竭力鼓动中国对德绝交宣战，并代达本野外相的意见，中国政府应毅然宣布对德绝交，事前不必向协约国提出讨价还价的条件。日本政府派非正式代表到中国来进行活动，是为了避免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其中有一个大大有名的寺内首相“私人代表”西原，则是到中国来秘密协商“经济援助”的。同时，英、俄、法各国公使也纷纷访问梁启超，进行同样活动。倒是首先鼓动中国对德绝交的美国，没有采取积极活动。 三月一日，段率领全体阁员到公府举行特别会议，提出对德绝交的问题。黎认为这个问题首先应当征求国会的意见。次日，段邀请参众两院议长和国会中各政党领袖举行座谈，说明对德绝交的必要，列席者都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同一天，协约国七公使又公推法国公使康悌向北京政府陈述他们劝中国加入协约国的意见。三月三日，国务会议通过对德绝交案，并拟就致日本政府的秘密节略，由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提出，请日本政府切实赞助中国政府希望在对德参战后取得的四项权利。节略末尾有“深信日本政府对中国之诚意”的一句话。这个电稿送到公府来，被黎扣留不发。 三月四日，段又偕同全体阁员（外交总长伍廷芳提出辞呈没有参加）到公府，请黎在向国会提出对德绝交案的咨文上盖印，并将致驻日公使的电报发出去。黎说：“这是一个有关国家的重大问题，不可草率从事。这个电报也要多加考虑。”段听了这些话，脸上立刻表现紧张激动。黎接着说：“各省军人都反对对德宣战。对德绝交就是对德宣战的先声。应当先统一全国军人的意见，再作决定。”段说：“协约国方面不止一次地催促我们对德绝交。”此时黎实在沉不住气了，不禁声色俱厉地说：“这样，我们就不成其为一个有自主权的国家了！……根据约法，大总统有宣战媾和的特权！”随着，许世英、范源濂相继发言，范的言词更激烈，他说：“总统虽有特权，责任则在内阁。总统既不对国会负责，又可推翻内阁的决议案，这样的总统就像专制皇帝一样！”他说到这里，竟然情不自禁地在台子上击了一下。张国淦劝范对总统应当平心静气，不要感情用事。段也盛气地说：“总统既不要我负责，国会又要问我的责任，这样的国务总理我没有法子干下去！”此后黎就像木头人一样，不再开口说话。段也一声不响，半鞠躬退了出来，全体阁员也都跟在后面退了出来。 当天晚上，段没有与黎作别，就到车站乘车往天津。冯国璋正在出席陆军军官的欢迎会，得到这个消息，便匆忙地赶到东车站来，劝段不要负气出走。段说：“这个人（指黎）不好共事。他口口声声说宣战媾和为大总统的特权，殊不知今天是责任内阁制，总统既有特权，内阁就没有事情可做了。我守在这里干什么？”他不肯听从劝告，悻悻地走上火车到天津去了。 此时公府方面，继任府秘书长的夏寿康从来不问事，黎身边的军事幕僚哈汉章、金永炎、蒋作宾、黎澍等都想借外交问题推翻段，他们对于对德绝交、宣战问题是否有利于中国，是不愿多加考虑的。黎自然也很想排斥段，只是顾虑到去段以后北洋派会有反感，希望由北洋派元老徐世昌或王士珍来继任内阁总理。 三月四、五两日，协约国公使向北京政府表示对段出走一事深切关怀。陆徵祥被派到各国公使馆说明中国对外政策不会有何变动。德国公使因黎拒绝盖印引为欣慰，要求面见，黎避嫌不予接见。 五日上午，教育总长范源濂单独提出辞职。黎召见各阁员，吩咐他们照常供职。黎想在阁员中选择一人代理国务总理，冯劝他对这个问题应当多加考虑，并自请到天津劝段回来。黎不以冯亲自出马为然，改派众议院议长汤化龙赴天津劝段回京。 同一天，在天津的直隶省长朱家宝向冯告密说，段已经拟就了辞职出京的通电，请各省军民长官一评是非曲直。当然，这是段准备利用北洋军阀为武器借以威胁黎的一种手段。值得玩味的是，各省北洋军阀对段的对德政策虽不赞成，对黎的逐段计划则又表示反对，在没有接到段的通电以前，就纷纷打电报主张挽留段。这样，就使黎去段的意图受到打击。 五日晚间，黎召集冯国璋、徐世昌、王士珍入府讨论时局。黎请徐继任内阁总理，王继任陆军总长，这两人都极力推辞不肯担任。冯把朱家宝的告密电报闪烁其词地透露出来。到此，黎的勇气被打退了，转而请冯亲自到天津向段促驾。他无可奈何地说：“好吧，外交问题就听芝泉（段）主持，我完全没有成见。但总以服从多数为宜。” 冯到天津，向段说明只要国会通过对德绝交案，总统依法执行，决不加以干涉。六日晚，段、冯同回北京，冯到公府向黎报告，段回府学胡同私宅。 七日，段到国务院继续办公，即将致章宗祥的电报发出。同日下午，冯陪同段到公府谒黎，段向黎一鞠躬，坐下来严肃地谈了一套对德绝交有利于中国的理由，黎也严肃地听着，没有开口说话。 八日，北京政府将对德绝交的咨文提交国会。同一天，章宗祥来电报告已将节略送达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催促中国政府先行对德绝交，关于绝交后的权利、义务问题，协约国自可协商解决，中国事前不必提出条件。 九日，段在迎宾馆招待两院议员，对政府的外交政策做了说明。 十日，德国公使辛慈以德国政府关于中国抗议德国潜水艇政策的回文送达北京政府。回文首先说，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附以威胁词句，而各国对德抗议并未附有此种威胁，不能不使德国政府深感惊异。回文随即说：“德中邦交素称亲睦。中国于封锁区内并无航业利益，德国所持政策对中国毫无影响。”关于中国抗议文内所提“中国人民因战争而丧失生命者为数不少”的问题，回文回答说：“中国政府并未以关于此项损失之事实及申诉通告帝国政府。帝国政府所得报告，中国人民之丧失生命者，乃系受人雇用在前敌开掘战壕或充当其他军役，此等人已不啻为战斗员。帝国政府曾一再抗议派送华工赴欧。……帝国政府愿极力注意中国之航业利益，虽不能取消其政策，然准备考虑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之愿望。”回文末尾说：“中国如与德国断绝国交，中国将失去一最真挚之友人。帝国政府授权驻华公使与中国举行保护中国航业之谈判。” 同一天，段出席众议院提出对政府外交政策的信任案，众议院议员以三百三十一票对八十七票表决通过。十一日，参议院议员以一百五十八票对三十五票表决通过。 三　段积极布置对德宣战。陆荣廷到京。黎积极布置倒段后的继任人选 关于对德绝交问题，段在内阁和国会中几乎没有遇到反对派的阻力。内阁中外交总长伍廷芳和海军总长程璧光都属于国民党，国民党此时在组织上已经陷于瘫痪状态，伍的主张就是与孙中山的主张不相符合的。伍虽是主张对德参战最早之一人，但与段的路线不同，他看见段一步步地靠紧日本，而且黎、段之间的裂痕日益扩大，就想脱身于政治舞台，回到上海研究他的灵魂学。由于黎不肯放他走，因此，段所内定的以梁启超继任外交总长的计划不能实现。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锺秀、财政总长陈锦涛也都属于国民党，但张、谷两人所组织的政学会已经成为背离国民党的另一团体，并且具有反对孙中山的倾向。政学会原是反对对德参战并且一向是接近黎的，但由于他们的领导人参加了内阁，就不便与内阁总理立异，因而采取了随声附和的态度。交通总长许世英属于段党，教育总长范源濂属于研究系，他们的态度自然是不消说得的了。 国会中的党派倾向和内阁阁员大体上相同。但有一点应当说明，就是国会中占有优势的已经不是号称为第一大党而实际上四分五裂的国民党，而是比较团结的研究系。黎虽然是研究系前身进步党的名义上的领袖，但是研究系的实际领袖梁启超和汤化龙都是崇拜实力的，此时完全站在段的方面，积极地支持段的外交政策。因此，当国会讨论对德绝交案的时候，除了马君武与李肇甫一度发生口角外[5]，没有引起激烈的争论。投反对票的只有韬园派和丙辰俱乐部两派议员。 三月十四日，北京政府正式照会德国公使，宣布与德国断绝国交。同时，宣布收回天津和汉口的德国租界，解除中国境内的德军武装，停付德国赔款和欠款。但对德国侨民做了宽大处理，在各地各部门服务的德国人一律留用，各地德国商人照常营业，传教士照常进行宗教活动。当德国公使辛慈下旗回国的时候，黎还赠给他很多珍贵礼物。辛慈乘车到上海时（三月二十七日），上海官方还派人到车站欢迎，兵士举枪致敬，一切都与未绝交以前一样。北京政府将停付的德国赔款和欠款提存中国银行，荷兰公使公然送来照会，声称他受有德国政府的委托，代管德国在华利益，中德并未宣战，中国政府不能适用对待敌国的办法，没收德国的利益和财产。英、法、俄等国公使则要求将上述款项提存外国银行。 对德绝交案公布后，段积极准备下一步的对德宣战案。梁启超首先发表《绝交后之紧急问题》一文鼓吹对德宣战。但是，全国各方面反对对德宣战的空气比前更加浓厚，除各地人民团体外，北京政府接连接到康有为的元电（三月十三日）、张勋的寒电（三月十四日）、王占元的谏电（三月十六日），都是反对的意见。康有为断然说：“请悬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入。”上海商界联合会通电反对参战，全国各地商会纷纷响应。冯国璋已于十一日离京南返，也有电报来反对参战。段质问他为什么出京后与在京时的言论前后不符，他回答说，业经查明，反对参战的电报是由新聘秘书伍宪子拟稿发出的，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见。伍宪子是康有为的门徒，可能受了康的指使，怂恿冯反对参战，但电报已经用冯的名义发了出去，又是为了什么！ 一直到这时，黎认为对德问题只应做到绝交为止，反对采取进一步的宣战步骤。一天，段邀请徐世昌、梁启超、王士珍等同到公府向黎讨论对德宣战的利害关系，并请黎宣示其反对宣战的理由。黎说：“我对这个问题是没有成见的，但我认为少数应服从多数。现在舆论界都反对宣战，我们不能不予以重视。”平日素以舆论权威自命的梁启超马上接口说：“舆论？什么舆论？我就是舆论界之一人，但我就是坚决主张宣战的。”黎把眼光投向四座，一眼盯住了王士珍说：“军界也不赞成。聘老就是一个。”王士珍被黎盯得毫无闪躲的余地，只得含糊其词地说：“德国陆军世界第一，如果德国战胜，事情就难办了。” 事实上，此时黎、段两人的对立已经发展到水火不能相容，黎的军事幕僚们正在竭其所能地进行着倒段的阴谋。哈汉章利用前清末年与冯国璋在军谘府共过事的关系，极力怂恿黎采取联冯制段的策略。蒋作宾与张作霖有密电往来，极力诱惑张拥黎倒段，允许事成之后给以更大的权力地位作为报酬。蒋的密电被段查出来，曾怒不可遏地下了一道逮捕蒋的手令，由于有人劝他慎重考虑，这道手令才没有发布下来。段原是看不起张作霖的，从此也就不能不予以重视了。 三月二十七日，广东督军陆荣廷继冯国璋之后到了北京。这是护国战争后西南军阀亲自到北京来的第一人。陆是由上海取道津浦路北来的，在南京会见了冯国璋（二十二日），火车经过蚌埠时会见了倪嗣冲，倪陪同他到徐州会见了张勋（二十四日）。张勋和他是往日在苏元春营中的老同事，因此，把他当作亲人一样，亲自到车站来迎接。张勋不胜感慨地说：“咱们弟兄俩多年不见面，当年的老同事只剩下了咱们俩，而咱们俩也都是老头子了。”他情意殷殷地邀请陆下车到巡阅使署盘桓几天。当到达巡阅使署大花厅的时候，张勋就行着前清同寅见面的跪拜大礼[6]，陆只得也跪了下去。在举行宴会的时候，倪谈到他反对对德宣战的一大套理由，请陆表示意见。陆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对外交问题不应当表示意见。”倪听了很扫兴地说：“干帅（陆）打起官腔来，我们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陆荣廷到了北京，于二十八日谒见黎、段，二十九日到清宫会见溥仪。因此复辟派散布谣言，说他“献女为妃”和“宣统皇帝赐以内帑三万”。段对陆寄以很大的期望，想把他拉过来作为在西南各省中的得力帮手，像以前拉拢龙济光一样。黎对陆也很重视。国会议员因为陆有“再造共和”的虚誉，特于四月五日在迎宾馆公宴招待。陆在北京的时期，所受到的热情招待还远过于离开北京不久的副总统冯国璋。 陆逢人表示他不贪名、不贪利、不争权位、不要地盘，愿意“解甲归田”。他推荐部下陈炳焜、谭浩明继任广东、广西两省督军；示意北京政府撤换与他不能合作的广东省长朱庆澜。黎、段都懂得他所需要的是更高的权位和更大的地盘，便于四月十日发表命令任为两广巡阅使，并根据他的请求以陈炳焜为广东督军，谭浩明为广西督军。这是继长江巡阅使张勋之后的第二个巡阅使。但是张勋不能节制长江各省，陆荣廷却能节制广东、广西两省。从此，巡阅使就成为驾乎督军之上的一个大官了。 陆在巡阅使命令发表后，没有和任何人告别，悄然回到南方去了。 四月十八日，北京政府因财政总长陈锦涛有接受贿赂的嫌疑[7]，下令免陈的职，并移送法院处理。这是内阁阁员因犯刑事案受到法院逮捕的第一人。黎坚决主张提出袁世凯“嵩山四友”之一的李经羲继任财政总长。黎看中李不是没有原因的。原来李是“合肥相国”、淮军军阀、著名卖国外交家李鸿章的侄儿，与淮军系统有历史关系，与张勋的关系更深[8]。黎原想借重北洋派元老徐世昌或王士珍代替段组织内阁，以免引起北洋派的反感，但因这两人都不敢上台，不得已而求其次，想把这个有大军阀背景的老官僚摆进内阁中去，以便在适当时期派他由代理总理转为正式总理。关于财政总长提名案，四月二十七日通过众议院，五月一日通过参议院。这样一个昏庸腐朽的老官僚而能如此顺利地通过国会，当然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总之，在此时期，总统、国会、内阁三方面正在进行着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北方政局危机已经面临到大爆发的前夜了。 * * * [1]　英、法、俄、意与日本成立的关于山东问题的密约，一直到巴黎和会时才公开。 [2]　1917年9月，日本以协商对德作战为幌子，派石井菊次郎为赴美特使，11月2日成立石井、蓝辛协定，美国以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作为日本不排斥他国在华通商的交换条件。 [3]　这是梁启超自己对自己所下的评语。 [4]　因为星期二、四、六日有国务会议。 [5]　政学会议员李肇甫说，他以前是反对对德绝交的，而现在也赞成了。亲德派议员马君武大呼“放狗屁”，并且用手杖打李说：“打狗打狗”！ [6]　张勋对贵宾都行跪拜大礼。 [7]　4月18日，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殷汝骊因贿案被免职。起因是，商人柴瑞周等向财政部行贿开办炼钢厂，陈锦涛告发殷次长代商人行贿，商人反过来告发陈总长利用职权令商人借垫私人股本，并威逼商人写笔据证明总长并未受贿。此案揭露后，黎亲笔批“交院免职，交法庭”七个字。19日，陈被地检厅逮捕，殷则逃走无踪。 [8]　北洋附属军如姜桂题、张勋等军都是由淮军改编的。 [book_title]第二十九章　段祺瑞嗾使督军团胁迫总统和国会 一　黎面斥倪嗣冲徇私保举。段召集军事会议表决对德宣战。督军团闯进国务会议，又招待国会议员，要求通过参战案 四月六日，美国对德宣战。十二日，美国驻华公使向美国政府建议借款中国，以促成中国对德宣战，美国政府仅允依照援助其他各国对德参战的通例，援助参战后的中国，这说明美国政府对中国参战与否已不重视，对中国参战后将与日本更为靠紧怀有戒心。同时，日本公使谒见黎，声明中国如因参战引起内争，日本政府愿意采取立即援助中国政府的行动。这显然是对黎的一次警告，对段的积极支持。 段早已决心追随日本对德宣战。他并不重视总统的反对和国会中还有部分不同的意见，所顾虑的只是包括北洋军和北洋附属军将领在内的全国军阀，大多数都是反对对德宣战的，如果不把他们的态度改变过来，就将引起北洋派的分裂和全国的混乱，从而动摇他的政权。四月中旬，他用急电召集各省督军进京讨论外交问题，如果不能亲身来京，请派全权代表参加会议。 在此以前，段原拟召集全国军事会议，讨论裁兵节饷。这个会议决定与此次讨论外交的会议合并举行。以上消息传出来，众议院议员黄攻素质问政府，因何召集军事会议解决外交问题，因此段对外不用军事会议之名，事实上当然是军事会议。 为使这一会议开得有声有色，能起更大的作用，段想把南北大军阀特别是冯国璋、张勋、陆荣廷三人都邀来参加。他派靳云鹏到南京迎冯，并一再电请张、陆两人务必抽出时间北来。可是，冯上次到北京，就知道外交关系和府院关系都很复杂，他已受人利用，不愿再为冯妇，因此借口防务重要不能分身，改派代表参加会议。由于段一再来电催促，他就装病向北京政府请假。他从来懂得在紧要关头生起“病”来，是个很好的应付方法。同样，张勋也不愿在段的手下充当一个不愉快的配角，坚决拒绝北来。陆荣廷已经从左右为难的政治斗争中脱身，来到风光明媚的西湖，自然也不肯再到北京来受罪了。 首先应召到北京的，是自命为北洋派急先锋的倪嗣冲。他在蚌埠动身时，还发表了对德宣战一定会引起亡国之后果的“反战论”，到天津后，公开地骂主张对德宣战的梁启超是“亡国文妖”。他还不懂得北京政府的“时价”，以为总统是一国的元首，地位在内阁总理之上，因此到北京后，不先见总理而先见总统。他原来不是段的爪牙和北洋派的嫡派，而黎、段两人对他的印象也都是很恶劣的。他见黎时态度非常恭顺，保举侄儿倪毓棻为陆军中将，又保举儿子倪幼忱为陆军少将。过去他在权威赫赫的袁大总统的面前，几乎是“有求必应”的，满以为这位“宽厚慈祥”的总统，不会拒绝他的要求。不料黎对段内阁召集军事会议，已经很不痛快，对倪本来存有厌恶之心，又想借一个军阀开刀以立总统之威，当时就沉下脸色来大声叱斥说：“什么，你到北京来是为你的侄儿、儿子谋功名富贵的吗？他们配当中将、少将吗？”倪意料不到地吃了这场抢白，只得诺诺连声退出来。 倪又跑去谒见段。段虽然对他同样存有厌恶之心，但懂得用人应以利害为重，不宜以好恶为先，因此态度和蔼可亲，还向他详细说明对德宣战并不需要出兵的内幕。从此，这个反对参战最力的地方军阀，急角度地转变为主张参战最力的健将，从“参战足以召亡论”转变为“参战始能图存论”，并且大声疾呼地说：“应当无条件加入！加入愈快愈好！” 继倪嗣冲之后，先后应召到北京的，有山西督军阎锡山、河南督军赵倜、山东督军张怀芝、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福建督军李厚基、吉林督军孟恩远、直隶督军曹锟、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都统蒋雁行等。其余北方和西南各省督军都派代表列席。 四月二十五日，军事会议开幕，出席和列席的督军、督军代表二十余人，海军总长程璧光和陆军训练总监张绍曾也都被邀参加。段亲自主持，说明召集这次会议是为了讨论军制和外交问题。督军公推李纯代表发言，关于外交问题，会议前已经接洽好，大家都不反对对德宣战，各督军并拟偕同到协约国各公使馆联络感情。段早已准备好一张签名单，上面写着“赞成总理外交政策”八个字，请各省督军和代表亲笔签名，以一个省区或一个军区（包括护军使）为一权，共计二十五权，全场一致签名。这种表决方法，正像以前袁世凯所召集的国民会议代表一致投票赞成君主制度一样，外面都说这次会议是北洋派的“旧戏重演”。 随后段提出统一军队编制、规定军官标准以及裁兵节饷等方案。当然，叫他们赞成对德宣战而不出兵是容易做得到的，叫他们裁兵节饷就话不投机，而段也没有坚持下去。以后继续举行军事会议时，各督军都不出席而只有代表参加，段也不出席主持而改派陆军部次长傅良佐为主席，始终没有作出决定来。这次军事会议就成为只讨论外交而不解决军事的一种会议了。 各督军公然联袂拜会协约国各公使，各公使也公然设宴招待他们。这是外交界很稀有的一件事情。 五月一日，国务会议正在举行，忽然闯进来二十几个督军和督军代表要求参加会议，这在国内政治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各督军公然在会议上纷纷发言，首先是倪嗣冲[1]，主张无条件加入协约国，愈快愈好。张怀芝接着说：“地方上老百姓都是要打德国的，如果不尊重民意，就会闹出风潮来，咱们地方官负不起这个责任。”孟恩远、李厚基也都随声附和。此时外交总长伍廷芳已提出辞职，教育总长范源濂正在请假中，都未出席阁议，财政总长李经羲未就职，内务总长未补人，交通总长许世英因贿案在审查中[2]，因此参加阁议的只有海军总长程璧光、农商总长谷锺秀、司法总长张耀曾三人。这三位阁员都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对德宣战问题就是这样算在国务会议上通过了。 五月二日，段在迎宾馆邀请两院议员举行茶会，要求通过对德宣战案。参议院议长王家襄表示，此案提到国会来，两院议员一定本良心上的主张，来履行代表国民的神圣职责。段请众议院议长汤化龙表示意见，汤用手指搔着头皮，不知怎样回答才好。段就举杯请大家略用茶点而散。 同一天下午，日、英、法三国公使在法国公使馆举行会议后，即电约外交总长伍廷芳在迎宾馆见面[3]。日本公使林权助代表各公使发言，表示协约国愿以诚意与中国政府商议中国参战后应得的权利，以释议会之疑。林权助又于同日以代表各公使的身份谒见黎，表达此意。 同一天，段派王宠惠到上海疏通反对宣战的孙中山、唐绍仪等。 对德宣战案原定于四日提交国会。根据当时的观察，国会中各党派的趋向，政学会反对参战的议员本来占有多数[4]，但由于该会领导人参加了内阁，不便坚持反对；研究系议员是全体赞成参战的；益友社的意见不一致；丙辰俱乐部的反对倾向较为明显。大体上，各党派对于这样一个有关国家的重大问题，并不热心研究，只是以党派和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来决定自己所应采取的态度。段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又请各督军于五月四日假迎宾馆疏通议员，因此将该案推迟提交国会。 五月四日，以王占元、张怀芝、孟恩远、李厚基、曹锟、赵倜、阎锡山、倪嗣冲及各省督军代表的联合名义邀请两院全体议员在迎宾馆举行招待会，到会议员四百余人。督军团公推善于词令的李厚基致词。他说：“我本人当初就是一个反对对德宣战的。譬如一个医生，在没有了解病人的病情以前，做不出正确的诊断来。我们到北京后，经过‘望、闻、问、切’，就知道中国有对德宣战的必要，而且不应当先提条件然后决定参战。譬如我们有朋友和仇人打架，我们先向朋友索取一笔报酬，才肯助以一臂之力，这个道理是讲不通的。”后由汤化龙代表两院议员致答词说：“李督军的话，可供同人参考。军人与国会接头，这还是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现在军人也居然认识国会，并且重视国会了。当然，国会对军人的意见，也应予以重视。关于外交方针，全国应当一致，不像一条头向东尾向西的蛇一样，蛇尾没有眼睛，是会把蛇身导向火坑的。此案未经讨论，我不能代表同人发表意见，但我可以代表同人感谢各位督军认识国会和重视国会的盛意。” 二　黎痛斥督军团干涉内政外交。范源濂斥黎“优柔误国”。国会对参战问题趋向混乱 就在督军团招待国会议员的前一天，段又指使各督军到公府见黎，想利用督军团的联合声势威胁黎，嗣后不得再阻挠内阁关于外交问题的决定。这次又是倪嗣冲首先开腔，重复着他逢人便说的“只有对德宣战中国才能立足于国际舞台”的老调。黎知道他们是受了段的指使，他的满腔怒火实在没有方法按捺下去，当面痛斥各督军不应擅离职守跑到北京来开会，不应以军人的身份闯入国务会议干预国政，不应擅自成群结队与外交团直接周旋。他气忿忿地说：“宣战媾和是本大总统的特权，不许你们侵犯！你们责在守土！以上一切，都是目无法纪的行为！” 当倪嗣冲提到“各国公使都希望我们参战”的时候，黎的气就更大了，他大声地怒吼：“你是省长，凭什么资格和外交团说话！”倪又诡辩他这次到北京来是奉召参加军事会议的，不能算擅离职守。黎又怒斥说：“你是省长，凭什么资格参加军事会议！” 这是北洋军阀初次受到的厉声呵斥。在袁世凯权威极盛的时代，惯于用好言好语和高官厚爵羁縻他们，他们断不料素称宽厚慈祥的黎，会给他们这样大的钉子碰。究竟总统是一国的元首，他们受了气也还不敢当面挺撞，只得诺诺连声地退出来。 当天晚上，公府举行小圈子的秘密会议，讨论怎样对待专横跋扈的段。黎的军事幕僚们都说，今天总统的脾气发得真好，这一来可使这些老粗们不敢再来欺负总统了！无论怎样，他们总还不敢公然“造反”。黎自己也觉得他的脾气不应当老是闷在肚子里，大发作一次是有好处的。 同一天晚上，另外一个小圈子的秘密会议在府学胡同段宅举行。段也觉得局势很严重，总统和国会两关都不容易打通。他认为黎予督军团以难堪，就是予自己以难堪，言下不胜愤慨。傅良佐站了起来大声地说：“没有大不了的事！总统不盖印，就驱逐总统！国会不通过，就解散国会！”张国淦认为这不是办法，一切问题应当在轨道上进行。段考虑了一下，也就接口说：“对，我们应当按轨道办事！”[5] 但是，段所按照的轨道不是别种轨道，而是袁世凯的轨道。这个轨道就是武力威胁与伪造民意双管齐下。他指使各督军策动各省人民团体，发表向政府请愿提早对德宣战的文电，因此，各省“人民团体”纷纷发出来这类的电报，几乎是千篇一律的文章，使人联想到袁世凯在表决国体时，发动各省通电一致赞成君主制的情景。所不同的，只是段的手法更欠高明，有些上海“人民团体”的电报是从北京电报局发出来的，而从上海电报局发到北京来的，却是上海商会和各团体反对中国参战的电报。 同时，黎本拟通电各省省议会、商会及各团体征求对参战问题的意见。当然，黎是知道全国各地的这些团体都是反对参战的，他想利用“民意”来对抗段的“军意”，借以壮大自己的声势。他手下有些策士（非军事幕僚）认为，这样做将使北京政府陷于极端严重的危机，黎便有所顾虑而不敢发出这个电报了。 五月六日，段偕同各阁员到公府，请黎在拟就了的关于对德宣战案的咨交国会文上盖印。黎说：“这个问题关系不小，我们应当多加考虑。”范源濂又首先站起来，当面斥黎“优柔误国”。他抑制不住十分激动的情绪，在说完了这段话之后，竟然暴跳如雷地冲出去，因为用力太猛，关门时竟把门上的玻璃震碎了。接着，段默不发言，悻悻地不告而去。黎也不说一句话，示意把印盖好，将原件交与张国淦带回国务院[6]。 黎立刻找司法总长张耀曾单独到公府谈话。黎问他：“国会不通过参战案，他们能不能解散国会？”张回答说：“即使解散国会，也应召集新国会通过宣战案后，才能公布执行。但约法并无解散国会的规定。违反约法就等于谋叛。”黎不禁神情旺盛地说：“对，谋叛就是造反！”此时黎把一线希望寄托在国会上，因为国会中为数不少的政学会议员和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同时他又知道段的外交方针在未提交国会之前首先取决于军事会议，并且指使督军团对国会采取表面联络而意在威胁的行动，已经引起了国会方面的很大反感，除研究系外，各党派议员都不甘心充当段的驯服工具，看上去参战案有难于在国会通过的趋势。 五月七日，对德宣战案提交到国会。 五月八日，段在国务院邀请国会各党派主要人员一百零八人举行谈话会，解释对德问题的四个疑点：第一，说明俄国发生革命后，俄国新政府[7]仍然继续对德作战，俄德单独媾和的谣言没有根据；第二，保证参战后对日本没有秘密外交，中国政府并不偏重一国；第三，对德宣战后，中国没有实际战争，全国无施行军法的必要[8]；第四，德国现已转攻为守，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 当天晚上，国会中各党派纷纷开会，讨论对外交问题所应采取的态度。宪法研究会（研究系）决定同意政府对德宣战的政策。益友社反对无条件地对德宣战。政学系反对和赞成的两派旗鼓相当，表决时反对派仅以微弱的多数票获得通过。事实上国会对参战问题意见非常混乱，除研究系旗帜鲜明外，没有一个党派能够有坚定不移的主张，也没有一个党派能够有全体一致的主张。 此时张勋忽然拍来电报说，内阁及军事会议所决定的外交方针是不能变更的，如果国会反对这个决定，就要采取最激烈的方法对付国会。 这又是前言不对后语的家伙。 三　段指使“公民团”包围国会，胁迫通过对德宣战案。段党遮盖丑行、转移目标的手法 五月八、九两日，北京城忽然出现了从来未有的“五族公民”“陆海军人代表”“北京政学商界”“北京学界”“北京市民”这些光怪陆离的队伍，手持白布小旗，在象坊桥国会附近一带蠕蠕而动。十日下午众议院举行全院委员会审查对德宣战案时，这些“公民团”从四面八方聚集有二千余人，看见议员走过，就投以各种各色的“请愿书”和“警告”传单，议员如果拒不接受，就被他们拉下车来施以殴打，当场受到殴打的有邹鲁、吕复、田桐、陈策、吴宗慈、郭同等十余人，田桐受伤最重。“公民团”推举代表张尧卿等到众议院楼上议长室，会见了议长汤化龙，要求在秘密会议上允许他们列席旁听，汤以不合议场规则加以拒绝。他们公然威胁国会，必须当天通过政府提交的对德宣战案，否则“公民团”对国会和议员将采取最激烈的手段，请大家慎重考虑。 众议院门外周围布满了武装警察，议场内的四面便门都有佩带手枪的警官把门警戒，对议员们的“保护”算得无微不至。但是被保护的议员都被禁止出外，而“公民”代表们却可以出入自由，就使人怀疑到军警所保护的不是议员而是“公民”。 议长打电话到处求救兵，电话一直打到总统府和国务院。总统说：“已请段总理即刻处理这件事。”国务院回答说：“总理已派警察总监吴炳湘即刻到国会来处理这件事。” 在这紧张的时刻，担任“保护”国会的警察和宪兵们“雁行鹄立”，和门外“公民团”彼此不相侵犯。在外面指挥“公民团”和走进会场自称“公民代表”的，是陆军部谘议和差遣张尧卿、刘世均、刘文锦、赵春霆、吴光宪、赵鹏图等，还有众议院速记员白亮、中华大学校长孙熙泽也在其内[9]。有人看见国务院参议陈绍唐乘坐汽车往来指挥，还有人看见靳云鹏、段芝贵也曾到场巡视。至于那些摇旗呐喊的“公民”们，有一小部分是北京城里的军人和警察，大部分是乞丐、杠夫和失业游民。 下午二时半国会开会时，无论任何党派的议员都以十分忿怒的心情，主张不解决这个突发事件，不讨论对德宣战案。因此，全院委员会改为大会。大会开会时，议员张伯烈首先提议请内阁总理、内务总长，司法总长三人到会，质问北京秩序是否尚能维持。这个提议立刻获得全场一致的通过，议长就分途打电话请段等出席，一面宣告停会以待。 一直到下午五时，范源濂才赶到国会，自称抱病而来，并声明对“公民”请愿事前毫无所闻，当令警察予以解散，在“公民”未解散前，他愿留在国会不走。他到议长室用电话催请段到院并责成军警解散包围众议院的“公民团”。段回答说：“已经命令吴炳湘解散公民，俟公民解散后当即到院”。此时院外叫骂声和拍掌声闹成一片，国会工友出外购买食物回来，都被“公民团”围拢来抢夺一空。“保护”国会的警察看见这种情形，就把各扇门都关了起来，据说是怕“公民团”冲进来对议员有所不利。但是大多数议员并不因此感到惊慌。他们轻松地说：“民国二年十月六日选举总统时，我们已领教过一次，现在是第二次，我们有了经验，就不怕什么了。” 六时左右，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慢条斯理地到了，但是“公民团”仍然包围国会不散，而吴总监也并不下令解散他们，仅派警官招请“公民团”代表数人入内，婉劝他们先行撤退，有话从长计议。“公民团”代表要求面见汤议长或范总长，汤避不见面，就由范在议院警卫长室接见他们。他们提出了三项意见：（一）要求国会当天通过对德宣战案；（二）国会如不通过，要求政府解散国会；（三）政府如不肯解散国会，公民将自动捣毁国会。 七时半左右，门外“公民团”的喧哗声忽然静止下来，他们分别排成了两行，让出空道，原来是段总理的汽车到了。段下车时，“公民团”摇旗欢呼，掌声雷动，段满脸挂着笑，举步疾行而入。 国会因总理已到而继续开会。段出席发言说：“人民到国会来进行和平请愿，不应当以武力强迫解散。如果这样做了，就会引起军民冲突和流血事故。因此，我们只能采取和平劝导的方法。”对于“公民”请愿一举，他委称“一切不知”。议长宣布暂时休息，请总理于一小时之内解散门外“公民”，即引导段与范源濂及随同到院的陆军次长傅良佐等到议场后面的国务员休息室休息。 段派吴炳湘到门外进行和平劝导。“公民团”代表高声喊道：“大家今天请退，有事明天再来”！人丛中就有一个人站在凳子上大声向众演说：“如果明天议员不到会，我们就去捉他们！如果明天开不成会，就请政府解散国会！如果政府不接受人民的意见，就放火烧掉国会。”“公民团”群众报以热烈经久的掌声，但仍不肯散走。 国务员休息室里坐着几尊“木偶”，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倒是议员休息室里谈笑风生，大家都说找到段总理为质，就更不怕外面“公民”逞凶了。事实正是如此，“公民”把议员包围在院内，议员又把总理包围在休息室内。议员最难忍受的是饥饿。幸而国会隔壁就有政余俱乐部和政学会这两个党派的聚会场所，从那里抛进来大批面包饼干，因此饥饿的一关也就困不住议员了。 在休息时间，被“公民”打伤了的一位议员忽然攘臂而起，忿忿地说：“公民打得我们议员，我们议员为什么打不得总理！”他要冲进国务员休息室去打段，经大家竭力劝阻而罢。 “公民”包围国会的问题一直僵持到晚间九时，终于没有得到解决。竟有一些公民向议院内投掷砖瓦，意在恫吓议员接受他们当晚通过对德宣战案的要求，不料一块飞石击中了跑到国会来采访新闻的日本联合通讯社记者中野，段恐引起外交事件，才命令吴炳湘用电话招来一队骑兵，把“公民团”驱散。 国会于九时半继续开会。范源濂保证加强国会的警卫工作，命北京城内各区警察加意保护议员住宅的安全，并保证以后不致发生同样事故，希望议员勿因今日意外之举而介介于怀。说完了这些话，段与范源濂等偕同退席。 此时已是夜晚十点半，议员们再也没有余勇继续讨论，当天的会议就此结束。被围达十小时之久因而疲乏不堪的议员们从议场里走出来，在军警的层层“保卫”下鱼贯而出，但都找不到代步工具，因为他们私备的马车或人力车有的被“公民”捣毁了，有的看见风色不对逃跑了。 原来段所谓“按照轨道办事”，就是按照袁世凯的轨道，也就是伪造民意、组织“公民”打手以威胁国会的一种轨道。北洋派演来演去总不离乎这套戏法。但是，这种戏法是容易被戳穿的，在袁当权的时期如此，在段当权的时期仍然如此。为了事后遮盖丑行，他们又要了一套转移目标的手法。第二天，有所谓京津各界公民联合请愿团二万四千余人发表通电，痛斥“政府当场指使警察，滥用职权，威迫‘公民’解散。”“公民”代表吴光宪、白亮到地方检察厅控告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蹂躏人权。这种倒打一耙的手法，也是袁的轨道中所有的。 另一方面，却有北京《醒华报》登出一个“公民”王合新的投函，揭露了丑剧的一些内容。函云：“鄙人来京谋事未遂。前日由同乡合肥人陆军部秘书谭君毅甫介绍加入公民请愿团，当时言定自十二点钟起，随大家包围议院，每点钟给大洋五角，散时立付。并云，将名册造成具报总理以后，可派一差使。鄙人如时而往，站至八点半始去，并被军警击一枪托。当晚往寻谭先生领取公费大洋四元二角五分，乃谭吝而不予。今早又往索取，谭先生避不见面，由一少年出见，大言恐吓。并云：此事闹糟，总理不肯认账，恐怕要办凶手，嘱令闭门不出，不许再提此事。鄙人忿极，为此特请登出，俾知谭之欺人手段。”（按，五角钱一点钟是高等“公民”的报酬。） 四　督军团运动国会议员维持段内阁并通过参战案。英文《京报》披露中日军械借款的内幕。众议院议决在内阁未改组前停议参战案 “公民团”事件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国民党系阁员伍廷芳、程璧光、张耀曾、谷锺秀四人建议内阁总辞职以明责任，段不肯接受，于是这四人都单独提出辞呈。范源濂见势不佳，也只好跟着辞职。五月十二日国务会议举行例会时，只剩下段一人出席。院秘书长张国淦劝段暂时引退。段还以为：“我不自动辞职，总统其奈我何！”根据段的见解，如果总统下令免他的职，他本人拒绝副署，这道命令就不能发生效力。张国淦援引内务总长孙洪伊被免职的一个前例，那道命令未经孙洪伊副署，而事实上已经发生效力，因此认为总统要免内阁总理的职，可以用同样的手续办理。段被这句话提醒，才叫他赶快备好辞呈。当天晚上，刚回国的徐树铮，忽然跑到张国淦的家里大肆咆哮：“你受了府方的指使，压迫总理辞职，将来北洋派瓦解，惟你是问！”接着，国务院秘书涂凤书携带辞职稿到府学胡同交段审核，被徐树铮抢在手里当面扯碎。从此段也不再提及辞职的话了[10]。 段每天照常到院办公，在“一人内阁”里安闲自若。他还向人表示，参战案在国会通过后，即着手组织国防内阁，增设不管部阁员数人。他似乎满有把握地认为国会一定会通过参战案，而内阁也不会有严重危机，“一切问题都很顺利”。他一连用三道咨文催促众议院从速通过对德宣战案。 此时国会中各党团的态度已由不一致而趋于一致，都主张先解决内阁问题，后讨论外交问题。只有研究系议员于十二日开内部会议时，决定了维持内阁及疏通国民党系议员通过参战案的方针。 黎对段照常到院办公感到惊奇。他向幕僚们得意地说：“且看他的独角戏唱到几时。”他对各阁员的辞呈都批了“交院”两个字，只是对伍廷芳的辞呈留中不发。有人问他，为什么伍总长的辞呈不交院并案办理。他闪烁其词地说：“为了外交的关系。”这也是一句骗人的话，事实上他是决心留伍继续任职，以便于适当时期派他代理内阁总理。 十二日，督军团在倪宅举行紧急会议，倪嗣冲建议阻止总理辞职以免北洋派解体，在内外问题未解决之前，大家留在北京，并对国会议员继续施以压力。十三日，各督军或以同乡关系，或以地方长官的身份，分别设宴招待国会议员，请其维持段内阁并通过对德宣战案。十五日，督军团全体联名在外交大楼招待全体国会议员，仍推善于词令的李厚基致词，首先声明“公民团”事件乃是一种无意识的举动，希望各位议员以国家为重，不要因此牵动感情。李厚基在致词中频频作叩首状，以表达其“为民请命”的热忱。那天赴会的议员只有二百一十五人，场面非常冷落，而且大多数议员都具有督军团“笑里藏刀”的一种感觉，疏通的效果就不问可知了。 实则，各督军并不完全都是拥护段的，有的属望王士珍，有的推重徐世昌。他们为了维持北洋派的团体利益，主张由与北洋派有直接关系的人物组织内阁，这是唯一的共同之点；至于留段或者别有推戴，则意见并不一致。只有新被段拉拢的两个北洋附属军的头目——倪嗣冲和张作霖——对段最卖气力。倪是“公民团”事件的幕后人和督军团的“发电机”。张也在此时拍来电报说：“我总理当代灵光，舍身救世。进退之际，全局攸关。国是杌陧，继起无人。与其瓦全而未必能全，毋宁玉碎而不至于碎。应请钧座奋最后之决心，挽狂澜于既倒。……无论作何地步，作霖不才，愿随海内豪杰，执鞭弭以从公后。”电中所谓决心是指在必要时期解散国会和推翻总统。 “公民团”事件发生后，黎派哈汉章到南京，想联合冯国璋作为倒段的同盟军。冯表示王士珍组阁最为适宜，并发表铣电（十六日），对“公民团”包围议会一举表示不满。这是北洋派直系军人与皖系军人不合作的一种反映。十六日，黎召王士珍入府商讨组阁问题。王没有勇气取段而代，坚决拒绝组阁，因此内阁问题仍然僵持不决。 十八日，北京英文《京报》揭露了中日军械借款的秘密消息。原来日本政府决定以一万万日元借予中国，以聘用日本技师和管理人员主持中国军火工业、聘用日本武官训练中国参战军为交换条件。五月七日，日本政府派参谋次长田中来华，以视察胶济路沿线情况作为幌子，事实上就是为了视察中国兵工厂和与段进一步接洽而来。这个消息传出来，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震动，对摇摇欲坠的段内阁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英文《京报》主笔陈友仁在揭露消息的当天被捕[11]。 从上海发出来的孙中山、唐绍仪、岑春煊等请严惩威胁国会的暴徒的电报，也加强了原属国民党的国会议员的倒段决心。孙中山又以个人名义电请国会先否决对德宣战案，不必侧重倒阁问题。 十九日众议院开会时，议员褚辅成动议：“对德宣战一案原是以总统的名义咨交国会的，何以三次催请表决的咨文都用国务院的名义？国务院发出公文，应由国务会议决定，现在仅有总理一人而并未举行国务会议，本席认为此项来文不合手续。在内阁未改组前，本案应不予讨论。”这个动议以多数人的同意获得通过。从此国会与段也进入到短兵相接和势不两立的新阶段了。 五　研究系帮助督军团破坏国会。督军团呈请总统咨交国会改正宪法草案。黎邀请国会政党领袖商讨改正宪法草案问题 国会复会以来，原来属于国民党的议员纷纷组织各自为政的小集团，力量分散，研究系以第二政党在国会中反而占居主要地位。由于段指使督军团并又组织“公民团”威胁国会通过对德参战案，激怒了研究系以外的全体议员，驱使他们在倒阁的共同要求上重行结合起来，从此研究系议员又转居于孤立寡援的地位。研究系在国会内维持段内阁和通过对德参战案的两个主张都已陷于绝望。此外，研究系关于宪法的主张，也在讨论宪法的二读会中失败。因此，研究系对国会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感觉到这个国会仍然是由国民党多数把持的国会，对他们说来并不是一个有力的工具。研究系从来就是口谈“法治”而事实上并不重视法治的投机政客集团。他们看到段与国会已经势不两立，督军团在段的授意下准备采取压迫总统解散国会的步骤，他们的领导者竟然产生一种幻想，企图在解散国会后，在新国会的选举中，依靠北洋军阀的力量，击败国民党而使该党跃升为国会中的第一大政党。根据这一幻想，他们在国会将要被武力蹂躏的危急关头，并不与各党派联合起来共同挽救国会的命运，反而立于冷眼旁观的地位，并进而倒向督军团方面，替他们出谋划策，破坏国会。 就在众议院决定推迟讨论外交案的同一天，督军团又在倪宅举行紧急会议，研究系的重要人物公然参加了这个会议。督军团决定采取最后一个步骤，对国会再施以压力，迫使通过对德宣战案，否则督军便联名呈请总统解散国会；在此项目的未达到以前，各督军相约不离京，以便集中力量，对国会和总统作战到底。 有人提醒他们，这样做是不妥当的，因为国会并未否决参战案，只是推迟了讨论时间，而推迟讨论是受了“公民团”威胁国会的刺激，是由于内阁残破不全，这些理由都是站得住脚的。此外，军人公开地干涉外交，并以此为借口破坏国会，究竟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不如借口国会宪法二读会中所通过的宪法草案条文，严重地违反宪政精神，呈请总统解散国会。 那些军阀本来一窍不通，认为这个主意很高明，决定采纳施行。倪嗣冲还补充了一项意见，就是总统如果拒绝解散国会，各督军便联名辞职，宣布不负地方治安的责任。大家也齐声叫好。 但是，又有人提醒他们，这样做也是不妥当的，因为宪法尚未完成，假口宪法不良而请解散国会，未免言之太早，不如改作两个步骤，先呈请总统咨交国会改正宪法草案，如果国会拒绝改正，再呈请总统解散国会。此外，各督军相约不离京，可能会产生另外一种后果，如果总统命令北京军警监视你们的行动，你们就会成为政治俘虏而无用武之地。联名辞职也有可能引起一种相反的后果，督军在自己的地盘内，以辞职为要挟手段，是可以吓倒总统的，在北京辞职，如果总统一概批准而以你们的部下来接任，就是自己解除自己的武装，成为手无寸铁的人。因此，不如在总统拒绝解散国会的时候，打伙儿离开北京，回到防地进行反抗。 由于研究系替督军团“运筹帷幄”，督军团就进一步演出了以下的“精采节目”。 就在同一天，督军团用开快车的方法，呈请黎咨交国会改正宪法草案。呈文指出：国会宪法会议二读会所通过的一些宪法条文，如“众议院有不信任国务员之决议时，大总统可免国务员之职或解散众议院，惟解散众议院时，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大总统任免国务总理，不必经国务员之副署”“两院议决案与法律有同等之效力”等条，都有咨交改正的必要。他们认为：参众两院同属一体，要使参议院同意解散众议院是办不到的，因此，根据这个条文，内阁随时处于动摇的地位，与责任内阁制的精神完全不相符合。大总统任免国务总理，不必经国务员之副署，就可以凭个人的喜怒任免总理，总理的地位毫无保障，就不能“尽其谋国之忠，为民宣力”。他们对两院议决案与法律有同等之效力的一条，指责尤为激昂，认为是“议会专制口吻，尤属显彰悖逆，肆无忌惮。”呈文说：“此等宪法，破坏责任内阁精神，势非举内外行政各官吏尽数变为议员仆隶，事事听彼操纵，以畅遂其暴民专制之私欲不止。……如认此宪法为有效，则国家直已沦胥于少数暴民之手。如宪法公布而不认为有效，则祸变相寻，何堪逆计。”呈文对国会议员的代表资格表示了否定的态度。它说：“以常事与国会较，固国会重，以国会与国家较，则国家重。今日之国会，既不为国家计，是已自绝于人民，代表资格当然不能存在。”呈文最恶毒的是，援引袁政府时期，黎领衔通电反对宪法草案的一事[12]，来堵塞黎的口，并用以掩饰其干涉制宪的不法行为。呈文说：“犹忆天坛草案初成，举国惶骇。时我大总统在鄂督任内，挈衔通电，力辟其非，至理名言，今犹颂声盈耳。”因此请求：“权宜轻重，毅然独断。如其不能改正，即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另行组织，俾议宪之局得以早日改图，庶几共和政体永得保障。” 这个呈文，根据当时的传说，也是由研究系的“幕后军师”执笔代拟的。一切迹象证明：研究系不仅想依靠督军团的势力，挽救他们在议场内已经失败了的关于宪法问题的主张，而且还企图在做不到时就解散国会，以便在下届国会中取得多数党的地位。 这个呈文公推年龄最长的孟恩远领衔。由本人亲自签名者为孟恩远、王占元、张怀芝、曹锟、李厚基、赵倜、倪嗣冲、李纯、阎锡山、田中玉、蒋雁行。由代表代替签名者为杨善德、张作霖、陈树藩、张广建、毕桂芳、姜桂题、杨增新。各省代表以本人名义签名者为冯国璋的代表师景云、刘显世的代表王文华、唐继尧的代表叶荃、谭延闿的代表张翼鹏。全部列名的督军和军事代表共计二十二人。只有安徽督军张勋、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四川督军戴戡并无代表在北京，所以榜上无名。 这个呈文看起来是二十二省区军事首长发出来的共同声音，是一种极其雄壮的声音。但是，实际上由倪嗣冲一手包办，一部分督军根本就没有预闻其事，一部分在“团结北洋派”的大题目下随声附和，还有一部分是被冒签或被硬拉签名的。呈文缮就后，倪派人依次送往各督军的住处，接洽签名。李纯在天津没有回京，倪就从长途电话中通知他，已经代他签了名。湖南代表张翼鹏不敢代谭延闿签名，要请示后才能决定。倪说：“你不能代表他，我却能代表他。”张翼鹏慌忙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此例一开，江苏代表师景云也不敢代冯国璋签名，而用自己的名字签名。云南代表叶荃、贵州代表王文华既未看见这个呈文，也并无人前往接洽签名，但是他们榜上都有名。因此，叶荃向黎声明被人冒签。冯国璋和西南各省督军也纷纷把自己的代表撤回。 倪嗣冲将此项呈文送到国务院，请其转呈总统。徐树铮就在呈文上加盖了将军府的一颗大印，另外拟就了解散国会的一道命令，一并送往公府。 当天，总统府传出消息说，总统已经看见了这个呈文。总统认为：各省督军以个人的资格，以国民一分子的资格，在宪法草案上提出某些意见，原无不可，但是联名提出来，并且要求解散国会，这就不是在轨道以内而是在轨道以外的一种行动了。总统为国家的最高行政首长，没有干涉国会制宪和解散国会的权力。他愿意以个人资格邀请国会议员谈话，代达各督军关于宪法草案的意见，以供议员参考，对这个呈文不拟批答。这些消息说明：黎在督军团的面前表示的态度，是动摇和软弱的。 二十日，黎果然邀请国会中各政团领袖——政学会领袖谷锺秀、研究会领袖汤化龙、益友社领袖吴景濂、政余俱乐部领袖王正廷等到公府举行谈话会。黎提出各督军所指责的关于宪法草案的三个“缺点”，希望国会自动地加以改正。各政团领袖回答说，他们对此并无成见，可以转达本团体的议员重加考虑。显然，各政团领袖在军阀集体示威运动中，同样表示了动摇和软弱的态度。 当谈话会结束的时候，有人问黎，如果督军团一定要解散国会，总统用什么方法对付他们。黎说：“我抱定了九个字的决心：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 二十一日，黎召唤在督军团呈文上为首签名的孟恩远入府谈话。黎剀切地说明，解散国会在约法上是没有根据的。当前的问题在内阁而不在国会。芝泉（段）已经无法单独干下去。解决时局的枢纽，惟有总理辞职，另外组织一个健全的内阁。现拟在徐世昌、王士珍、李经羲、赵尔巽四人中选择一人继任国务总理。孟恩远表示愿将总统的意见转达各督军，即由公府退出来，到曹锟的住所召开督军团又一次的紧急会议。会议散后，孟又单独到公府见黎，报告各督军讨论的结果，仍然主张维持段内阁。 当天晚上，督军团又在府学胡同段宅举行会议。会议散后，约在十一时左右，就有一批督军和各省军事代表实践其“打伙儿离开北京”的计划，乘坐特备车到天津去了。 六　黎段争相拉拢张勋。黎下令免去段的国务总理，段通电否认此令有效 当督军团在北京向国会和总统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个自命为北洋派领袖、十三省大盟主的张勋，老守在遥远的徐州，保持相当冷静的态度。黎、段两人都是十分看不起张勋的，到了这时候，他们却又十分重视张勋，都想把他拉过来作为自己的一支生力军。黎眼中的张勋，是个在外交问题上反对对德宣战，在内阁问题上并不热心拥段的人；而在段的眼中，也只看见张勋仇视国会和轻视总统的一面，因此，他们都引为同调而争相派人前往拉拢。段派徐树铮，黎派张勋的同乡人、江西籍国会议员郭同，于同一时期秘密到了徐州。 张勋极其豪迈地向郭同表示了拥护总统的态度：“咱们总统是个老实人。如果总统用得着我，我一定替他老人家出力。” 张勋的这一表示，是促成黎决心免段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十日以后，段就知道府方已经箭在弦上，改派内阁总理的命令即将发布，因此召集有关方面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对策。到了这时候，连最靠拢他的研究系人物也劝他作必要的退却，以便积蓄力量，待机反攻。于是段派范源濂到天津，请徐世昌出面来组织新内阁，本人愿意在新阁中留任陆军总长。徐知道段不是真心要下台，表示决不接受组阁的新命。 二十一日，段又亲访王士珍，请其权代内阁总理。王也向他作揖打拱地“敬谢不敏”。 同一天，段出人意料地到公府来见黎，表示迫切希望摆脱一切。他说：“我已经找过了徐菊老，找过了王聘卿，他们都不肯担任内阁总理。请总统从速为我找到替身，以便交卸。”黎回答说，他一时还没有找到适当的人选。段从公府退出来，即命陆军部向路局接洽专车，宣称于当晚九时离开北京。 这是段演来非常逼真的一套假戏。直到这时，他既未呈请辞职，又与督军团保持密切联系，企图达到留任目的。其所以演出这套戏法，是用以和缓黎采取突发手段下令免他的职，以便争取时间来布置另外一套戏法。在此以前，他的党徒曾建议用清一色的“自己人”补充已辞职和已去职的阁员，以便与国会和总统作战到底。他没有接受这个意见。此时，他拟就了一张补充阁员的新名单：以夏寿康为内务总长，饶汉祥为司法总长，汤芗铭为海军总长，孙宝琦为财政总长，庄蕴宽为农商总长，汪大燮为交通总长。耐人寻味的是：这张名单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段的私党，打头三名就是黎所喜爱的湖北人，其余也都是与黎具有相当好感的人。很明显，这是段对黎的一种“苦肉计”，想以此交换黎维持其内阁总理的地位。 二十二日，段命院秘书长张国淦携带这张名单征求黎的同意。黎因段的厚颜恋栈竟然演进到如此程度，感到十分惊奇。他没有看上一眼就说：“名单上都是一色安徽人吧！”可是，当他接到手里一看，看见名单上有不少湖北人时，脸色就不像刚才那样冷峭了。 张国淦退出来后，黎立刻召集幕僚讨论这张名单。幕僚们都很乐观地说，这是老段外强中干的一个实证。我们切不可中他的缓兵之计。此时，伍秩老[13]已经答应代理内阁总理，王士珍答应在老段下台后尽力帮总统的忙，交民巷[14]方面已经接洽好，督军团已经离开北京，这一切都是罢免老段的最好条件。此时如不下手，更待何时！ 这次黎当真下了决心。 二十三日，张国淦再到公府来讨回信，黎就把免段的最后决心向他直截说明。张劝他再加考虑，话刚出口，站在黎身边的金永炎突然拔出手枪来，对着张的胸膛晃了一晃，狰狞地说：“不许开口！一开口我就一枪打死你！” 黎挥手叫金永炎退下去。同时向张表示歉意，并派卫士护送他离开公府。[15] 黎把印铸局局长吴笈孙叫来，将免段的命令交给他即日发布。吴不肯接受，他说总统命令从来都是由国务院交到局里来的，没有由总统直接交下来的前例。他一鞠躬退了下来。 同一天，那位年老多病久不视事的伍老博士出人意料地到了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将三道总统命令发交印铸局发表。第一道命令是免去国务总理段祺瑞的职，特派外交总长伍廷芳暂代国务总理。第二道命令是派陆军部次长张士钰暂代陆军总长。第三道命令是派王士珍为京津一带警备总司令，并派江朝宗、陈光远为副司令。原来还拟好了惩戒倪嗣冲和诰诫督军团的两道命令，都被黎临时撤回，没有发表。 同一天，黎通电各省报告处理内阁问题的经过。电报说：“段总理任事以来，劳苦功高，深资倚畀。……乃日来阁员相继引退，政治莫由进行，该总理独力支持，贤劳可念。当国步阽危之日，未便令久任其难。本大总统特依约法第三十四条，免去该总理本职，由外交总长伍廷芳暂行代理，俾息仔肩，徐图大用。一面敦劝东海（徐世昌）出山，共膺重寄。其陆军总长一职，拟令王聘卿继任。执事等公忠体国，伟略匡时，仍冀内外一心，共图国是。” 同一天，段乘车往天津，黎派公府顾问丁槐赠以程仪一万元，并派侍从武官长荫昌代表送行。段临行前发表漾电说：“……查共和各国内阁制，非经在任内阁总理副署，不能发生命令效力。以上各件（指以上三令），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生何影响，祺瑞一概不能负责。”这个电报显然是向各省北洋军阀控诉总统以非法手段免去他的国务总理，不承认这个命令有效，教唆他们起兵反抗总统。这个电报末尾署名为“国务总理段祺瑞”，显然仍以在职的国务总理自居。 伍廷芳也发表通电否认命令违法。他根据约法的第三十四条，解释总统有任免文武官吏之全权，并且举出“民元唐（绍仪）熊（希龄）免职，陆（徵祥）赵（秉钧）受代，先例具在，与约法皆无抵触”。他是以北洋派之矛，攻北洋派之盾，因为更换内阁总理的命令，不经原任内阁总理副署，已由北洋派的创立者袁世凯开其端，而当时并未被认为违法，则这次发表的命令，也不能认为违法。 * * * [1]　倪嗣冲原为安徽督军，此时已退为安徽省长，但仍手握兵权，所以也列入督军团之内。 [2]　许世英5月3日被免职，4日被逮捕。 [3]　伍廷芳辞呈未批准前，仍为外交总长。 [4]　政学系原为拥黎的政团，因而反对对德宣战。 [5]　张国淦反映。 [6]　张国淦反映。 [7]　俄国革命是指1917年3月12日俄国发生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二月革命（俄历为2月27日）。新政府指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8]　没有实际战争，指不出兵欧洲。不施行军法，指宣战后不施行紧急法令。 [9]　孙熙泽是北洋军阀所组成的宪法促进会的会员。 [10]　张国淦提供。 [11]　陈友仁被捕后，以“妨害公务”罪被判刑四个月。6月4日，黎元洪下令予以特赦。 [12]　袁世凯曾授意各省军阀通电攻击天坛宪法草案，此电由黎元洪领衔。 [13]　伍廷芳字秩庸，人呼为伍秩老。 [14]　交民巷指英、美等西方国家。关于免段一事，黎先令伍廷芳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使节秘密接洽，已取得他们的同意。 [15]　张国淦提供。 [book_title]第三十章　黎元洪电召张勋晋京调停时局 一　张勋周围的政治骗子。日本田中中将在徐州的一席话 在北京城发生府院政潮和督军团要挟解散国会的紧张时候，外间就有关于清室复辟的谣言，日本报纸首先把这种谣言揭露出来。但是，一般人士认为，袁世凯拥有强大武力，尚且因醉心帝制而一败涂地，今天哪里还有人敢于再蹈覆辙。张勋虽号称复辟派，也不会看不清大势所趋，而甘于把自己的权力地位作孤注之一掷。 但是复辟毕竟不是一种谣言。复辟的进行者正是全国闻名的复辟派张勋。张勋也不是不重视个人利益，正是为了个人利益而进行复辟活动的。 张勋是个重视实力的人。他向幕僚们谈论洪宪帝制失败的原因，认为：“项城之所以失败，只是由于北冯南陆一个不肯支持帝制，一个公开反对帝制，而北冯南陆之所以不肯与项城合作，只是为了个人的利害关系。”根据他的论点，如果洪宪帝制取得冯国璋的支持，北洋派就不会解体，袁就有足够的力量征服西南，统一中国，完成帝业。如果陆荣廷不起兵反对帝制，云南护国军必然会被北洋军一鼓荡平。不幸的是，袁对冯、陆都存有一种猜忌的心理，因而这两个人走开了，袁也完了。 根据这个分析，他就进一步得出结论说，只要能够取得北冯南陆的合作，天下事无不可为。 但是，张勋怎样能够取得冯、陆两人的合作来进行复辟活动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说明一些政治骗子所玩弄的阴谋诡计。 张勋性喜附庸风雅，结交文人，和他往来的前清翰林公有江西人杨增荦和刘廷琛、广东人温毅夫、贵州人胡嗣瑗等。刘、胡二人都是宗社党人。杨、胡二人共同推荐康有为的门徒、另一宗社党人潘博为张勋的机要秘书。通过潘的关系，康有为和张勋也有往来。潘是个招摇撞骗的投机政客。不久杨得到消息，潘在徐州结交各地的宗社党和复辟派，就撤销了他的保举，并且劝告张勋不要把这个危险人物摆在身边。张勋就把潘介绍给冯国璋。此后，潘又经常在冯的面前称赞胡嗣瑗，冯被他说动，就聘胡为江苏军署的秘书长。从此，宗社党在冯的身边也插进了两条内线。 一九一六年，陆荣廷的儿子陆裕勋被袁毒死，冯派潘到南宁吊丧。潘在陆的面前无中生有地说，冯对大局有一个意见，“与其推戴项城称帝，毋宁拥立清帝复辟”。接下去，他就侃侃而谈天下事，认为北方既有华帅（冯）绍帅（张）主张复辟，如果幹帅（陆）也在南方响应，何愁大事不成！陆是个城府很深的人，只是耐心地听着，不肯表示意见。 潘回南京后，曾到徐州会见张勋，又无中生有地说，陆幹帅是极端赞成复辟的。 一九一七年三月，陆经过徐州时，张勋在宴会中有意识地吐露了一些“民国不如清朝、共和制度不如君主政体”的口风，以窥探陆对复辟问题的态度。正如前面所说，陆是个城府很深的人，不置可否地听着。张勋错误地认为陆不便公开赞成复辟，只能以不反对来反映其赞成的态度。不久陆到了北京，曾往清宫谒见溥仪，外间又有“献女为妃”的谣言，张勋因此相信潘的情报是真实的。 张勋所不放心的还有一个冯国璋。正当督军团把一座北京城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冯派潘到徐州探听张勋对时局的态度。潘又信口开河地说：“河间（冯）是个胸无主宰的人。但他善于观望风色，善于为自身打算。如果大帅和北洋派一致主张复辟，他不会一个人反对复辟。他在辛亥年攻下汉阳，受封男爵，就曾竭力主张反抗革命军，继续维持清室。”张勋也深信冯是个善于观望风色，善于为自身打算的人，潘的花言巧语恰恰和他的看法相同。但他到底不放心，想从正面取得可靠保证。他写信给冯，把北方发生的政潮归咎于国民党，指为这是国民党企图推倒北洋派的政治阴谋。他说，为了抵制西南，巩固北洋团体，不能不另筹解决时局的对策。这封信是用以窥探冯对复辟问题的态度的。隔了几天，冯有回信来极口附和，并且请张勋大力主持所谓“对策”，他愿追随其后。张勋得到这个“保证”，就认为冯是不会反对复辟的了。 原来这又是政治骗子们所设的另一政治圈套。潘从张勋的幕府中得知张勋写信给冯的事，就打密电给胡嗣瑗，叫他用冯的名义回答张勋一函，如此云云，借以欺骗张勋。冯从来就是一个懒看公事的人。他的签押房早就发生过这种偷天换日的事情[1]。 此外，张勋还上了一个外国“骗子”的当。此时日本政府派参谋次长田中[2]到中国来，鼓动中国对德参战，并与段内阁秘密接洽中日军械借款。五月十四日，田中到徐州访问张勋。田中表示，中国时局非常混乱，日本对此深切关怀。如果中国有力人物认为共和制度不适合国情，因而不得不采取收拾时局的其他途径，日本政府愿意予以善意协助。很明显，以前日本政府对袁世凯也曾表示过愿意协助进行帝制，此次田中向张勋所表示的，并不是一个新的命题，也仍然是一套旧的手法，就是在中国煽起风潮、鼓动内战，借以削弱中国，以便乘机加紧侵略。于是张勋又认为进行复辟在日本方面也没有问题了。 当然，把张勋直接引入复辟圈套中的，还有一个更大的政治骗子，就是那个一向以刚正自称的段祺瑞。下文另有叙述，这里就不详写了。 二　张勋电邀督军团到徐州举行第四次会议，决定实行复辟。张勋伪装调人骗取黎的信任 张勋不肯到北京参加军事会议，是不愿充当段的摇旗呐喊的走卒，他要以督军团大盟主的资格，留在徐州，指导督军团的一切行动，正像大将不必亲临前敌一样。当督军团发出电报报告他们威胁总统解散国会时，张勋有号电（五月二十日）回答说：“议会不良，百政阻滞，改弦更张，其何容缓。勋在去岁召集之初，（指徐州会议）固已早持另组之说。今者诸公决议以宪法种种弊端为言，义正词严，一秉大公，至所心折。惟惜发之为较迟耳。预决进行，要在毅力。勋虽无似，愿为后盾。” 前面已经说过，黎、段两人本来都是极看不起张勋的，但当他们迫切需要外援的时候，就把这个怪物当作救命王菩萨。他们对张勋同样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张勋是个不善于使用政治阴谋，不肯玩弄两面手腕的直心汉子，却不曾想到这个“老粗”正是以爽直的伪装隐藏了狡狯的本质，而这一类人是更容易使人上当的。在黎、段两人争相拉拢的时候，张勋对黎说的是一套，对段说的是另外一套。他的目的是要利用黎逐段下台，然后利用督军团逐黎而拥溥仪再登皇位。当督军团与黎因解散国会问题僵持不下的时候，他又电邀督军团到徐州举行会议，讨论对策。 五月二十一日，由北京挂专车直放徐州的有倪嗣冲、张怀芝、王占元、赵倜、李厚基和各省军阀代表共计二十余人。值得注意的是，孟恩远随车到天津就下了车，曹锟则托病回到保定，原在天津的李纯也未随同前往，王占元在徐州只住了一夜就由陇海路到郑州转车南下。因此，实际上参加第四次徐州会议的只有督军团的一部份和一些军阀代表。但是，第四次徐州会议有四、五个督军亲自参加，这就比以前的三次徐州会议显得更为生色了。 督军团到徐州的第二天，北京政府发表了免段令。倪嗣冲在会议上首先跳起脚来痛骂黎元洪，主张推倒这个甘为北洋派公敌的总统。事实上，这些剑拔弩张的将军们没有一个是真心拥段的，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北洋团体的利益，认为总统今天可以免段，明天就可以选择另外一人开刀，有黎在位一天，北洋派的统治就会受到破坏而难于保持下去。张勋乘机提出实行清室复辟。这个主张在以前几次的徐州会议上，张勋早就暗示过，因时机未成熟，未提出具体步骤及何时实行。现在段已下台，张勋认为推翻总统后实行复辟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段的代表徐树铮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张勋虽因段没有直接兵权而不予以重视，但段究竟是北洋派领袖，想从徐的口中窥探段对复辟问题的态度。徐说，芝老（段）只求达到驱黎目的，一切手段在所不计。徐是段手下的第一红人，他既有此表示，张勋就认为段也不会反对复辟了。 随后讨论实行复辟的策略，决定先由参加会议及有关各省的督军宣布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要挟黎解散国会，张勋则暂时不参加，并且伪装“调人”，从旁做好做歹地引诱黎接受督军团的要求，使黎的声誉受到严重打击，然后加以驱逐，迎接溥仪复位。 实行复辟的决定由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签名为信。 二十四日，张勋根据会议所决定的策略致电黎说：“各省督军及各省代表二十余人昨晚偕同到徐，以宪法问题就商。旋奉公府秘书厅漾电开……等因。咸以民国适用责任内阁制，凡任免官吏，向由国务院发出，非由国务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秘书厅职司机要，对于此事，本无责任可言，今忽逾越职权，擅发通电，宣布命令，殊属创举，当然不能认为有效。共和国家首重法治，如果任意出入，人民将何适从？中央现既首先破坏法律，则各省惟有自由行动等语。事关法律问题，理由极为充分，如无持平办法，必将激生他变。谨飞电直陈，敬候钧裁。” 这个电报虽也带有威胁性，但大体看来，是以“第三者”的口吻，以关怀黎的口吻说出来的。从这个口吻中看得出，他愿意出面来担任黎与督军团之间的“调人”。 三　国会通过李经羲继任国务总理。督军团宣布独立。张勋电阻段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 黎从来没有想到要与北洋派为敌，他的目的仅仅在于排去一个目无总统的段。为了避免北洋派因免段而可能引起的误解，曾不止一次地请北洋派元老徐世昌继段之后组织内阁，信使不绝于途，但在天津“杜门谢客”的徐，坚决不肯应命。黎又请北洋派的另外一块“金字招牌”王士珍组阁，五月二十五日曾到王宅苦口劝驾，王也不肯“卖友（段）求荣”，说来说去，最后承认在新内阁中担任陆军总长，以便随时为总统帮忙。当天，黎向国会提出了以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的同意案。 黎命李经羲组阁，是用以安定北洋派和拉拢张勋的一种手段。黎已经知道督军团又在徐州开会，他对徐州会议不像以前那样深恶痛绝，反而存在一种幻想，期待张勋能够制止督军团进一步的破坏行为，把时局从恶浪逆流中扭转过来。 这个时候，督军团的分化作用日益显露。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纷纷表示了与他们的同僚的不同态度。冯回答督军团的巧电，反对解散国会，劝他们在行动上应当慎重点。他致电王士珍劝其出来组织内阁。孟恩远、李纯、曹锟、田中玉、陈光远、江朝宗、陆建章等纷纷电劝王士珍组织内阁。二十六日，重行回到北京的孟恩远、李纯偕同谒见黎，请改提王士珍组织内阁。黎向他们解释说：“我原来是希望聘卿组阁的，但他不肯答应，如果你们能够说动他，我的咨文随时可以收回来改提组阁人选。”同时，孟恩远声明他列名于督军团请解散国会的呈文，并非出自己意。王占元也派何佩熔到北京，向黎做了同样声明。 黎的一再劝驾和直系军阀的表示拥护，都使王士珍陷于啼笑皆非的境地。他向黎表示，只求不强迫他担任总理，他愿意负责维持北京治安以报总统。二十五日，他召集北京军警长官在国务院参陆办公处举行训话，勉励他们各守职责，维持北京治安。恰值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走过来，他就替伍介绍，称伍为老前辈，并率领全体人员向伍三鞠躬表示敬意。二十六日，他发出宥电为李经羲捧场。 二十七日，黎发出感电说：“芝泉解职，初议请东海出山，未获允诺。遂坚请聘卿担任，专使络绎，继以亲往，再三敦劝。聘卿既推荐仲轩（李），自愿居陆军总长之职，时期急迫，不得不曲徇其请。” 二十七日为星期日，众议院破例开会，在四百八十三票中以三百三十八票通过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的同意案。二十八日，参议院又以一百六十六票对二十六票获得通过。国会之所以匆匆通过李内阁，也并不是中意这个曾经做过前清督抚和洪宪旧臣的老官僚，而是想通过他的关系，安定北洋派，拉拢张勋，以免时局更趋严重。 二十八日，黎任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的命令发表后，王士珍又有电报力劝北洋派各省督军电贺李内阁[3]，因此三天以前还极力主张王士珍组阁的直系军阀，都有电报向李内阁致贺。冯国璋虽然没有贺电来，但也致电黎，同意李经羲组织内阁。 不料到二十九日，蚌埠方面突然发出来倪嗣冲首先宣布独立的艳电。随后河南、浙江、山东、山西、福建、陕西、奉天等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这次各省北洋军阀宣布独立，与以前南方各省宣布独立的性质完全不同：以前是南方各省反对北京政府，这次是北洋军阀反对北京政府；以前的北京政府是掌握在北洋军阀大头子的手里，而此时的北京政府只有一个赤手空拳的总统，坐困公府，毫无抵抗力量，那些雄赳赳的北洋军阀却争先恐后，磨拳擦掌，几路进兵，像是大敌当前一样。 由于北方各省宣布独立，吓得李经羲躲在天津租界不敢出来。黎迫切希望李到北京来就职，曾派公府秘书长夏寿康、军事顾问金永炎到天津专程迎接，又派直系军阀、江西督军李纯前往劝驾。黎竟然把李当作是解救时局危机的唯一救星，以为只要他肯到北京来就职，就可以取得张勋的实力援助，制止独立各省进兵北京。可是这个多年来想做国务总理的李经羲，当国务总理已经到手的时候，却又没有做国务总理的勇气，一会儿说要往北戴河避暑，一会儿又说愿意让位于王士珍，坚决不肯来京。 同时，“下野”在天津的段却又门庭若市，研究系、交通系以及亲日派纷纷奔走其门。研究系完全倒在段的方面，大批研究系国会议员纷纷辞职离京，汤化龙也辞去了众议院议长[4]，以拆国会的台。段决定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推举徐世昌为陆海军大元帅，一俟独立各省会师北京逐走黎后，即召集临时国会推举徐为临时大总统。关于组织临时政府的问题，段已通电北方各省征求意见，只等回电一到，就要袍笏登场。临时政府阁员名单也已排好，包括研究系、交通系和亲日派各方面人物。徐世昌自己写了就大元帅的电文，打算交段审阅，只因张国淦、钱能训等都主张静观一下，才没有交出去。 此时，徐树铮没有回到天津，段还不知道徐州会议的一切内容。段与张勋之间在改造政局上存在分歧意见：段想组织一个民国形式的个人独裁政府，张勋却想组织一个帝国形式的个人独裁政府。张勋在徐州会议上取得了参加会议各省赞成复辟的保证，当然不愿意在这个轨道以外另有天津的临时政府出现。五月三十日，他有回电给徐段等，公然用命令式的口吻诰诫他们：“不得于通常名目之外另立名目。”这样，天津的临时政府就流产了。 随后，徐树铮回到天津来，向段报告徐州会议的一切内容。因此，段党和研究系人物决定采取他们原已计及的另一阴谋计划，就是暂时不表示反对复辟，甚至伪装同意，引诱张勋放心大胆地进行复辟，假张勋之手驱逐总统，然后举起拥护共和的旗帜来，起兵打倒张勋，恢复段的独裁政权。这个计划他们保守得非常机密，局外人无从得知，所以独立各省军阀也都被蒙在鼓里，因而他们盲目追逐于段、张两人之后，演出了一些翻云复雨的怪剧。 四　北方各省有独立与中立的两种不同态度。西南六省无意出兵北伐 独立各省的情况是千奇百怪的。首先独立的倪嗣冲自命为北洋派中的李烈钧[5]。他在宣布独立的艳电中仍然称黎为“我大总统”，仍然说他是“拥护中央”的。他的侄儿倪毓棻同天发出来的艳电，却有“誓师北伐”的语句。倪军出兵的第一个目标，是想抢夺德州兵工厂，因此与张怀芝的权利发生了矛盾，几乎引起冲突。 张怀芝由徐州回到济南，省议会议长当面质问他何以列名干预宪法，要挟解散国会，并且出席于非法召集的徐州会议；以后如果再有此项行动，山东人民不能承认有这样一个督军。由于省议会的阻力，山东的独立一直推迟到六月一日才得实现。 在倪嗣冲宣布独立的前一天，张作霖发出勘电（二十八日），愤慨地说：“同志皆当世贤豪，何至不如蔡锷[6]”？但他本人也没有做蔡锷的勇气，因为他受着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的牵制，不敢宣布独立。他在卅电中（三十日）说：“项城逝世，海内属目段公，而段公愿居今大总统之下，以相扶持。……奸人诪张为幻，广派密使，遂其阴谋。公府派少将周斌到奉游说，已予扣留，俾莠言无滥进之由，庶时局有澄清之望。……作霖当率辽奉子弟，直捣京师，惩彼奸人，卫吾社稷。”他不但骂黎“忘恩负义”，而且电中所指的奸人就是“今大总统”。 一直到张勋致电冯德麟进行疏解之后，张作霖才敢宣布独立，并派兵进驻山海关。 五月三十日，冯国璋在南京召集军事会议，表示态度说：“我的地位是副总统，应当辅佐大总统并且服从大总统的一切措施。各省反对中央，我已去电加以劝阻，劝阻无效，只有听候中央解决。”他不是不知道手无寸铁的中央（黎）对称兵抗命的各省军阀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谓听候中央解决就是采取旁观态度，甚至还想利用政争，取得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的机会。孙中山、章太炎曾通电痛斥在总统与叛督之间的中立派。章太炎进一步地揭破冯的假面具说：“冯不讨贼，反倡调停，觊觎继任，诳词虚饰，应认为内乱犯，实为罪魁。倪张犹在其次。”为了逃避全国舆论的攻击，冯就倒填日期发表江电，向国会请辞副总统一职。 直系军阀王占元在这次政潮中宣布中立，但又劝黎解散国会以息政潮（六月二日电）。另一直系军阀李纯一直到六月五日还留在北京，黎想请他担任陆军总长，以便调停时局。他因张勋就要带兵到北京来，时局已无调停之望，才于六日由京汉路南下回任。曹锟是唯一宣布独立的直系军阀。他此时还是直、皖两系的“双栖者”。他的地盘介于北京与独立各省之间，如果不宣布独立，将与出兵“北伐”的独立各省发生冲突，因此他在东电中（六月一日）说：“为保卫地方起见，与中央脱离关系。”他在文电中对黎毫无伤害，宣布独立后，他还经常地跑到北京来，是中立化的一种独立。 独立各省军阀纷纷把省长赶走。首先是陕西省长李根源被陈树藩软禁起来，压迫他称病辞职。山西省长孙发绪原是黎一手提拔的，看见黎的地位摇摇欲坠，不惜厚颜无耻地迎合督军团的意见，发表冬电（六月二日）请废止临时约法，由各省代表组织制宪会议，在过渡时期推举徐世昌组织临时政府。但他的地位终于无法保全，这个电报发出不久，就被阎锡山赶走了。六月四日，李厚基派福州警察厅长、闽海道尹去见省长胡瑞霖，宣布他的手谕说：“现值军事时期，省长一职无设立之必要，请即克日离闽。”五日，胡到督军署辞行，李拒而不见，派人致送路费二千元，并以保护为名派兵押解上船。 此外，独立各省普遍有任意扩充军队和扣留国税的现象。张作霖乘机成立了第二十九师，以吴俊升为师长。赵倜把京汉路局的收入全部都截留了。 在此时期，西南六省纷纷通电反对军人干政，反对解散国会。五月三十日，湖南督军谭延闿通电主张调停，淮军老将姜桂题表示附和，并建议邀请冯国璋、张勋、谭延闿等到北京，与王士珍共同组织“调人会议”。孙中山反对调停，电促西南六省兴师讨逆。国民党系的海军总长程璧光电劝独立各省取消独立，并表明海军始终保障共和的态度。李烈钧由上海到广州，拟率领在粤滇军张开儒、方声涛两师北伐。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与李烈钧联名发出通电，发起滇、黔、川、湘、粤、桂六省联盟，建议公推陆荣廷为盟主，请陆到广东“主持至计”，以“遵守约法、拥护共和为始终不渝之宗旨”，又请冯国璋“坚持护法之心”。唐继尧通电西南各省，建议在广州组织临时政府，遥戴黎为总统。 但是，西南六省的当权人物也都不是好料子，他们醉心于扩大地盘，扩张实力，四川方面有川滇军的冲突，广东方面有滇桂军的暗斗。由于六省人民具有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内战的共同意志，并在孙中山的影响下，他们才不能不表示反对督军团的态度，其实并无出兵北伐的意图。甚至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还想勾结北洋派中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以保持南北军阀分疆而治、互不侵犯的局面。 五　督军团请摒斥“公府佥壬”。黎电召张勋晋京调停时局。天津总参谋处成立。美国政府提出旨在支持黎的劝告 督军团自称宣布独立是一种“兵谏”性质，如果黎肯接受他们所提的解散国会、改正宪法、组织健全内阁、摒斥“公府佥壬”四个条件，就可以取消独立，向黎俯首认罪。所谓公府佥壬，不仅指公府军事幕僚处的一批幕僚，还有与黎接近的政客和国会议员在内。他们编造出“三策士”“四凶”“五鬼”“十三暴徒”等名目：三策士指郭同、汪彭年、章士钊；四凶指丁世峄、哈汉章、金永炎、黎澍；五鬼指汤漪、郭同、汪彭年、哈汉章、金永炎；十三暴徒指褚辅成、汤漪、白逾桓、李述膺、何雯、凌钺、彭允彝、吕复、萧晋荣、韩玉辰、秦肃三、焦易堂、邹鲁。其中有些人是被重复排列的；有些人并非与黎接近的人物，所谓十三暴徒都是原属于国民党或与研究系不合作的国会议员。为了便于打击这些人，督军团把他们都列入“公府佥壬”。 督军团所谓兵谏是用以欺骗黎的一个口号。如果黎表示屈服，他们早已决定了下一步骤，借口总统威信已失而将黎赶走。这是徐州会议的预定计划。但是被督军团吓慌了手脚的黎，还想采取避重就轻的方法，接受其中一二条，如改正宪法、摒斥佥壬，以平督军团之气；至于解散国会，对民国说来简直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他就提出“不违法、不恋位、不怕死”九个字来表示其不接受的决心。 由于黎的态度逐步软化，原属于国民党的国会议员纷纷避难南下或者躲在六国饭店里观望风色，属于该党团的在北京的报纸纷纷停刊。研究系议员则有八十余人提出辞职以拆国会的台。国会不待解散已经形成瓦解。公府幕僚哈汉章、金永炎、黎澍也都提出辞职，黎一律予以批准。连不在“佥壬”名单之内的公府秘书长夏寿康、副秘书长饶汉祥[7]，也都通电自请处分。 黎表示软弱不仅没有挽回时局的危机，反而助长了督军团的嚣张气焰，认为“兵谏”是打击总统的有效方法。 在督军团扣留路局车辆运兵北来的严重威胁下，困在公府的黎到处乞援求救，一再电请徐世昌、梁启超晋京进行调解，但救兵请不来，徐以“杜门谢客”、梁以“与世暂绝”作为回答。五月三十日，黎向独立各省发出表明心迹的“告哀”电，并致电张勋说：“芝泉磊落光明，功在民国。……为谋必忠，爱人以德。……执事元老壮猷，万流仰镜。望即剀切劝导，以安大局。”六月一日，他又发出东电质问督军团说：“今日为宪法而独立，则尚在二读之时；为元首而独立，则并无谋叛之事。” 黎又更番不休地催促李经羲到北京组织内阁。李不敢就职，也极力劝黎电召张勋晋京调停时局，认为张勋是督军团的大盟主，其力足以控制督军团；张勋未向北京政府宣布独立，具有居间调停的良好条件；张勋和他的私人关系很密切，如肯晋京调停，就能够加强他的内阁地位，并支援总统，澄清时局。正在这个时候，张勋有回电来表示拥护总统，担任调停，于是黎于六月一日除派专车到徐州迎接外，并以总统命令召唤张勋晋京调停时局。命令说：“安徽督军张勋来电沥陈时局，情词恳挚。本大总统德薄能鲜，诚信未孚，致为国家御侮之官，竟有藩镇联兵之祸，事与心左，慨歉交深。张勋功高望重，公诚爱国，盼即迅速来京，共商国是，必能匡济时艰，挽回大局。跂予望之！” 六月二日，天津河北大马路中州会馆忽然挂出一块“独立各省总参谋处”的招牌，被通缉的洪宪帝制要犯雷震春通电就总参谋职，并在电文中说了一些“巩固共和政体，另定根本办法，设立临时政府、临时议会”的鬼话。参加这个组织的有帝制派、复辟派、段党、研究系以及其他一些阴谋政客和投机分子。这个组织号称是独立各省的联合军事机构，也就是独立各省所组织的变相的“临时政府”。它公开地发布宣言：“此次用兵，专为黎氏一人！”毫无疑问，它的目标是在驱逐总统，但在驱逐总统以后的下一步骤，究竟是拥戴段上台或者拥戴溥仪复辟，却又暧昧不明。由此说明：这个组织也是盲目追逐于段、张两人之后而不知所适从的。 这个组织的成立，把时局推进到更险恶的一个阶段。六月二日，北京各国公使推法国公使康悌访问代理内阁总理兼外交总长伍廷芳，质问中国政府有无安定时局的能力。伍只好信口回答说：“张勋一到，时局即可解决。独立各省军队决不会开到北京来。关于北京治安，政府完全负责。”同时，天津各国领事警告“独立各省总参谋处”注意《辛丑条约》，不得在天津采取军事行动。这个不法机构既然不能统一独立各省的意见，又得不到帝国主义者的欢心，因此成立不久就无声无息地消灭了。 此时日本政府参加了段的推翻总统以便重握政权的政治阴谋。伍廷芳则请美国政府发表支持黎的正式宣言，从外交上给黎以助力，并请芮恩施公使邀集日、英、法各国公使表示同一的态度。因此，芮恩施邀请各国公使对北京政府提出联合劝告，以加强黎的地位。法国公使表示如英、日两国同意，法国亦可合作。日本公使则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为借口，加以拒绝。英国公使也跟在日本的后面，不肯参加。六月六日，芮恩施奉到美国政府的训令，由美国一国单独向北京政府提出劝告说：“中国是否对德宣战，乃次要问题，中国之最要问题，乃在国内统一，方能享受国际间应享之地位。美国政府所以关心中国政体及其行政人物者，仅系根据中、美两国之友谊。”这个劝告提出来，立刻引起了日本的强烈反对，日本报纸斥责美国政府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并警告美国说：“日本在中国处于特殊地位。日本不干涉南美各国的内政，美国也不应当干涉中国的内政。” * * * [1]　签押房就是首长的办公室，北洋军阀大多沿用这个前清官场中的名称。以前发生过，是指反袁战争时期，梁启超曾由江苏军署发出致蔡锷的密电，这个电报冯国璋也没有过目。 [2]　田中即后来任日本首相，起草“田中奏折”的田中义一。 [3]　北京内阁必须取得各省军阀的贺电，才敢登台，否则就是表示军阀不拥护这个内阁，这个内阁就站不住脚。 [4]　汤化龙辞职后，众议院选举吴景濂继任议长。 [5]　倪嗣冲在徐州会议上说：“咱们北洋派就是缺少一个李烈钧。”意指李烈钧在湖口之役敢于首先发难。 [6]　指蔡锷敢于首先起兵反对洪宪帝制。 [7]　饶汉祥因劝黎接受“武义亲王”，曾为黎所摒弃，不久又回任公府副秘书长。在夏、饶联名通电中又发现了一些奇谈怪论，如：“揆诸主辱臣死之训，敢怀临难苟免之心”等语。 [book_title]第三十一章　黎元洪在张勋的劫持下宣布解散国会 一　张勋在天津提出解散国会的限期。辫子军的先头部队开进北京。伍廷芳拒绝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 六月七日，张勋带领辫子军步、马、炮兵共十营约五千人及随员一百四十八人由徐州动身，八日行抵天津。他在动身前通电独立各省说：“挈队入都，共规长策。盼坚持原旨，一致进行。各省出发军队，均望暂屯原处，勿再进扎。勋抵京后，当即驰电筹备。” 黎听得张勋统率大队人马开来北京的消息，就开始怀疑张勋此行不怀好意，立即电请徐世昌、李经羲两人劝告张勋“减从入京，以免京师人心恐慌”。不料到六月八日，张勋突然向黎派到天津欢迎他的府秘书长夏寿康提出，请总统下令解散国会，自八日起至十日止，限于三天之内实行，否则不负调停责任。夏寿康慌慌张张地把这个消息转报黎，黎才感觉到这个“调人”比叛督更凶，他已犯了引狼入室的错误了。 解散国会本是独立各省所提的条件。如果肯接受这个条件，就没有请“调人”出面来调停的必要。黎请张勋任调人，是想尽可能地满足独立各省的要求，但不解散国会。不料这个“调人”不是在总统与叛督互相让步的基础上觅取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方案，而是压迫总统向叛督无条件投降。这一“调人”的出现，不是解除了总统的困难，而是加深了时局的危机。但是，正如俗语所说，“请鬼容易退鬼难”。此时如果拒绝张勋的“调停”，又怕把“调人”赶到敌对的方面，因此，以前黎所一再表示的“宁可牺牲总统，决不解散国会”的决心大受动摇。他所求的只是一个既能满足叛督与“调人”的愿望，又能顾全总统面子的两全之计。在接到天津消息后，便下令裁撤公府军事幕僚处，并邀请国会各政团留京领袖二十八人到公府会谈，请其劝告两院议员提出总辞职，政府承认每人发给二千元，即由国会自动宣布闭会，以免被迫解散。关于后者，就是事实上接受解散国会的条件，但不采取以总统命令解散国会的形式，以免过分地伤害总统的“威信”。 天津继续传来消息，张勋对解散国会绝无讨价还价之余地。同时，复辟问题在天津也成了半公开的秘密，不少复辟派出入于张勋之门。因此，黎又急急忙忙地派公府秘书瞿瀛持函到天津，请徐世昌协助张勋进行调停，并提出三项意见：（一）公府幕僚业已解散；（二）改正宪法力求办到；（三）解散国会应当研究适当的手续。附带声明，他决不留恋总统，万一调停无效，愿意辞职，由副总统依法继任，只求不发生变更国体的非常行为。这就是说，解散国会已经成为次要问题，而主要问题已经转移到复辟问题的上面了。 瞿瀛在天津碰见了前任府秘书长张国淦。张向他说：“复辟问题已经不是一个计划而是一种行动了。此时只有阻止张勋带兵晋京，才能阻止复辟。找徐东海或李仲仙（李经羲）都没有用处，这两个人对张绍轩（张勋）都说不出硬话来。能够阻止张勋带兵晋京的只有段芝老（段祺瑞）。请你快回北京面劝总统，即日起用芝老为内阁总理，设法催促就职。这是解决时局的唯一办法。” 这个办法就是利用段以抵制张勋的一个救急的办法。瞿瀛认为这个办法不好办，因为仅在半个月之内，由罢免段而起用段，转变得太快，将使总统无地自容。张说：“今天的问题，不是争面子、闹意气的问题，而是民国存亡的问题。”这样一说，瞿瀛也就同意，匆忙地赶回北京，向黎报告。 黎找到身边寥寥可数的几个幕僚研究这个问题。当中有人十分气忿地说：“张国淦是老段的说客！任何事情好办，只是不能再看老段的一副嘴脸！复辟可能是一种谣言，今天哪个敢于公然进行复辟！即使真有其事，我们宁可断送于张勋之手，不能让姓段的再来欺负总统！”黎又被这一说打动，兴奋地说：“我们抱定宗旨，不要中别人的诡计！”[1] 六月九日，张勋没有等待黎的回音，就派辫子军先头部队开到北京，分驻天坛、先农坛两处。这是公开向黎示威的一个步骤。仅在几天之前，黎采纳了李经羲的建议，想利用张勋去退督军团的兵，而此时最感迫切的是退张勋的兵。黎急如星火地电令在天津的夏寿康去找李经羲，请他劝告张勋切勿轻举妄动。果然李不敢向张勋说硬话，反而请夏寿康转告黎：“张绍轩想进行复辟是不可否认，也不必讳言的。但是，据我的观察，他现在还认为不是进行复辟的适当时期。现在他的目的在于解散国会。总统以礼貌接待，同时接受他的意见，据我的观察，绍轩是个血性男子，他一定会支持总统的。” 黎立刻吩咐把公府大礼堂粉饰一新，并加意布置，准备以此为张勋晋京后的行馆。公府大礼堂以前从不招待贵宾，只曾招待过副总统冯国璋一次。同时，他又召集公府的几位外国顾问研究解散国会是否违宪的问题。黎的目的想在违宪之中找出个不违宪的新解释来。有一位顾问回答说：“约法虽然没有解散国会的规定，但也没有不能解散国会的规定，这就足够说明解散国会并不违法。”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一年前向袁劝进称臣的日籍顾问有贺长雄。 在此以前，黎的“不违法、不恋位、不怕死”的决心早已抛在九霄云外，认为解散国会事小，清室复辟事大，两害相权，自当取其轻者。此时既然找到了解散国会并不违法的新解释，他就下了解散国会的决心。他没有懂得也不曾想到，解散国会就是取消共和制度，为清室复辟铺平道路。此时剩下来的问题，就是找一个国务总理来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因为未经总理副署的命令，是违反约法的。 在辫子军开到北京的时候，京津临时警备总司令王士珍也不敢实践其以全力担保维持北京治安的诺言了。九日晚间，他自动地搬到公府来下榻，表示其与总统共生死的决心。十日，黎派他去找代理内阁总理伍廷芳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被伍一口拒绝。王鉴于问题没有解决，祸事快要临头，就偷偷地回到西单牌楼堂子胡同私宅，准备逃出北京。有人把这个消息报告黎，黎急派步军统领江朝宗等到王宅力加劝阻，王才无法脱身。 此时已不存在国会应否解散的问题，只存在谁来副署命令的问题。当然，在新任国务总理李经羲未就职以前，这个命令由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副署是“合法”的。但伍以前肯出面来代理总理，就是为了帮助总统对段进行政治斗争。现在总统变成了这样一个总统，竟然不惜解散国会，甘于向一群妖魔鬼怪投降屈膝，伍就不肓盲目服从了。 张勋的最后限期已经届满，解散国会的命令还没有发表，气得他在天津跳脚骂人，吓得在北京的黎心胆俱裂。十一日，黎无可奈何地再请伍到公府来，想劝他以民国为重，副署这道命令，伍称病不肯来。此时便有刚由天津回京的夏寿康向黎出主意，以提拔伍朝枢为外交次长作为副署这道命令的代价[2]。伍听了这句话，认为侮辱人格，表示断不接受。 黎只得又派夏寿康到天津向张勋解释：“不是我不肯解散国会，其奈没有人肯副署这道命令何！” 张勋知道伍不肯副署命令，便派人前往恐吓，如果再表示拒绝，将以激烈手段对付。可是，这个督军团大盟主的赫赫威风，在这位年老多病、两耳失聪的老博士面前，没有一点作用。 张勋便又转过来向总统的专使大发雷霆：“我不管副署的事情！没有人副署也得下命令，不得借词推托！”他显然忘记了仅在半个月之前，督军团就是假口总统没有经过内阁总理副署直接发布命令是一件违法的事情，因而宣布独立的；而他自己也说过同样的话，认为违法的命令是不能发生效力的。 黎只得继续负起责任去找副署命令的人。他自己不便再出面，便找王士珍、江朝宗去会伍，劝他以私人感情为重，为了解除总统的困难，将就一点，副署这道命令。伍回答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话：“职可辞而名不可署，头可断而法不可违！”江劝他说：“即使不为总统，为个人安全，秩老也还是副署的好。”伍听了并不生气，却心平气和地用自己的一套灵魂学理论向他喋喋不休：“我研究灵魂学颇有心得。不副署这道命令，充其量不过是一死而已，死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凡是没有做过坏事的人，死后的灵魂比生前的躯壳快乐得多。” 江说他不动，急得跪下来向他磕头，哀求他副署这道命令。伍闭起眼睛不再说话。这样，由伍副署这道命令的希望就完全断绝了。 在天津，夏寿康奉了黎的命令，手里拿着一道空白命令纸到处乱找人，想找一个国务总理签名。他找到了李经羲，李敬谢不敏：“我没有就职，不算国务总理。”他又找到了段祺瑞，段似理不理地说：“我已经下了台，没有副署命令的职权。”夏显然没有顾及仅在半个月之前，黎已经有命令免去了段的内阁总理，而段也显然忘记了他到天津后，仍然自居为合法总理，不承认总统的免职是有效的。 十二日，被迫得走头无路的黎，只得请王士珍以京津警备总司令的名义，函劝国会自动休会。王答以：“无此职权，无此先例。” 黎说：“那么，你就帮我的忙，权且代理国务总理，副署这道命令吧。” 王说：“如果总统一定要这样办，我就辞职出京，一切事情我都不管。” 黎说：“不要再谈辞职出京的话了，要走我们大家走！” 这样，由李经羲、段祺瑞或王士珍副署这道命令的希望也都完全断绝了。 十二日晚间，天津传来消息说，张勋已经不能再等待，当天晚上如果命令不发表，他就带队回徐州，如果独立各省军队自由行动，他将采取不过问的态度。事实上，张勋正因为命令未发表而陷于进退失据的苦境：督军团讥诮他带领大队人马吓不倒一个赤手空拳的总统；而如果回到徐州，就是自动地解北京政府之围。但是胆小如鼠的总统，既怕他到北京来，又怕他回徐州去，既怕张牙舞爪的督军团，又怕装腔作势的“调人”。十二日公府的紧急会议一直讨论到十三日凌晨三时半，参加会议的王士珍、江朝宗、陈光远、吴炳湘和由天津回来的夏寿康等，面面相觑，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直到大家感觉到万分疲劳的时候，才看见一个人站起来义形于色地说：“好，我就来替总统解解围，副署这道命令吧！” 说话的人是步军统领江朝宗。步军统领怎样能够副署总统的命令呢？幸而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只要有人肯副署命令，就是阿猫阿狗，都可以派为代理国务总理而使这道命令“合法化”。因此，黎好像绝处逢生一样，一连发表了派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和解散国会的两道命令。这些命令都是填写十二日的日期，发布的时间天已大明。 命令说：“上年六月，本大总统申令，以宪法之成，专待国会，开国五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等因，是本届国会之召集，专以制宪为要义。前据吉林督军孟恩远等呈称……等语。近日全国军政商学各界函电络绎，情词亦复相同。查参众两院组织宪法会议，时将一载，迄未告成。现在时局艰难，千钧一发，两院议员纷纷辞职，以致迭次开会均不足法令人数，宪法审议之案，欲修正而无从，自非另筹办法，无以慰国人宪法期成之喁望。本大总统俯顺舆情，深维国本，应即准如该督军等所请，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克日另行选举，以维法治。此次改组国会本旨，原以符速定宪法之成议，并非取消民国立法机关。邦人君子，咸喻此意！” 同一天，黎通电全国各省解释不得已解散国会的苦衷。通电说：“元洪自就任以来，首以尊重民意、谨守约法为职志。……乃者国会再开，成绩鲜尠。宪法会议于行政、立法两方权力，畸轻畸重，未跻于平，致滋口实。皖奉发难，海内骚然，众矢所集，皆在国会。……元洪解纷靖难，智勇俱穷，亟思逊位避贤，还我初服。乃各路军队逼近京畿，更于天津设立总参谋处，自由号召，并闻有组织临时政府与复辟两说。……安徽督军张勋北来，力主调停，首以解散国会为请，迭经派员接洽，据该员复述，如不即发明令，即行通电卸责，各省军队自由行动，势难约束等语。际此危疑震撼之时，诚恐藐躬骤然引退，立启兵端，匪特国家政体，根本推翻，抑且攘夺相寻，生灵涂炭。……外人为自卫计，势必至始于干涉，终以保护，亡国之祸，即在目前。元洪筹思再四，法律事实，势难兼顾。实不忍为一己博守法之虚名，而使兆民受亡国之惨痛。为保存共和国体，保全京畿人民，保持南北统一计，迫不获已，始有本日国会改选之令。忍辱负重，取济一时，吞声茹痛，内疚神明。所望各省长官，其曾经发难者，各有悔祸厌乱之决心，此外各省，亦皆曲谅苦衷，不生异议，庶几一心一德，同济艰难。一俟秩序恢复，大局粗安，定当引咎辞职，以谢国人。天日在上，誓不食言。” 同一天，那个像变戏法一样由非阁员的步军统领变作国务总理的江朝宗也发表通电说：“朝宗仰承知遇，权代总理。诚不忍全国疑谤集于主座一身，特为依法副署，借负完全责任。……一俟正式内阁成立，即行引退。违法之责，所不敢辞。知我罪我，听诸舆论。” 黎、江两人的电报，都承认解散国会是一件违法的事情。黎的电报显然透出以解散国会为保存共和国体的交换条件。这道命令发表后，从来对国会并无好感的全国人民都认为，这是黎向督军团投降的可耻行为，并且十分清楚地看到，时局不会因此而澄清，相反，更大的动乱即将到来。避难到上海的国会议员发表联名通电说：“民国约法中，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江朝宗非国务员，不能代理国务总理。且总统受迫武人，自认非法，所有解散国会命令，当然无效。” 二　张勋到达北京，电劝叛督取消独立。张勋到清宫“朝谒”溥仪 六月十三日，张勋十分高兴地在天津德租界寓所召开了一次会议，会后发表通电说：“比因政争，致酿兵事。勋奉明令，入都调停。……默察各方面之情形，大多数之心理，咸以国会分子不良，力主解散另选。……犹忆国会前度之解散，出于首座领衔之陈请，无非为奠定大局之计。区区此心，窃符斯旨。幸大总统洞烛舆情，俯采众议，特颁明令，解散两院。……勋拟即应命入都，共筹国是。俟调停就绪，即商请出师各省撤回军队。” 张勋邀同李经羲到段宅，请段同往北京“共筹国是”，段婉词加以谢绝。张勋又到徐世昌宅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密谈。密谈的内容，据外间所传，徐向张勋提出三个条件：（一）给他以摄政或类似摄政的名义，畀以全部政权；（二）把他的女儿许给溥仪为“皇后”；（三）实行君主立宪。张勋回寓后，曾把会谈的情形告诉来访的一些复辟派。刘廷琛听了大笑说：“此人真不愧为活曹操”[3]。张勋原是很敬重徐的，这次识破了他的底细，一会儿想做民国的大元帅，一会儿又想做“大清帝国”的摄政王和“当朝国丈”，因此由敬重的心理转变为鄙视的心理， 十四日下午三时，张勋以“战胜者”的姿态偕同李经羲、张镇芳、段芝贵、雷震春等乘专车到达北京。黎派丁槐、钮传善、方枢为代表到站欢迎。到站欢迎的还有北京军警长官江朝宗、陈光远、吴炳湘等。由前门车站到南河沿张宅，沿途都用黄土铺在地上，军警夹道警戒，并分段布置辫子军的步哨和岗位，城楼上和城墙上都站有全副武装的兵士。这是以前皇帝出巡的气派。张勋的汽车所经路线，先派马队驱逐行人，因此东城和西城的交通断绝达四小时之久。在警戒线内，行人不能通过，但是外国人不在此限。黎早已传令打开中华门迎接张勋。从民国成立以来，中华门为了迎接“贵宾”只打开过三次：第一次袁世凯迎接南京政府派来的宋教仁等五专使，第二次迎接孙中山，这是第三次。北京市民从门缝里偷看“张大帅”，只见他头戴瓜皮小帽，帽子中央嵌有宝石一方，脑后垂有大辫，身穿纱袍，套以韦陀金边的玄色大马褂，脚蹬乌缎鞋。大家不由得交头接耳地说：“这真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大怪物啊！” 张勋晋京的一天，伍廷芳父子悄然离开北京。 张勋的架子真大，到京的当天并不谒见那位望眼欲穿的总统，虽然公府正在悬灯结彩等候着他。十五日晨，黎派夏寿康、钮传善到南河沿张宅面邀。一直到九时，张勋才乘汽车出门，先访王士珍，后到总统府。黎备有丰盛的筵席与张勋共进午餐，并邀王士珍、李经羲、江朝宗等作陪。张勋在宴会上用书面提出解散国会以外的解决时局办法五条：（一）组织责任内阁；（二）召集宪法会议；（三）改良国会规则，减少议员名额；（四）赦免政治旧犯；（五）摒退公府佥壬。此时黎已经失去了抵抗，就在条文上亲笔批明：“交院分别办理”。张勋还在口头上补提了三个条件：（一）请将优待清室条件列入宪法；（二）请订孔教为国教；（三）请批准定武军（辫子军）增招军队二十营。关于制宪问题，张勋主张援引民国元年南京临时参议院的成例，由各省推派代表二人，组织宪法会议。黎也向他反提了四个条件：（一）独立各省取消独立；（二）天津总参谋处撤销；（三）各省军队撤回原防；（四）各省不得扣留中央税款。 张勋实际上已经成为北京政府的新主人。他在谒黎后通电独立各省说：“入都后，折衷各方意见，条举磋商，如组织责任内阁、召集宪法会议、改良国会规则、减少议员额数、赦免政治旧犯、摒退公府佥壬等事，均蒙主座批准。……各省宣告脱离之始，所提条件虽有不同，而其大端要不外乎此数者。今者既经解决，则收束军事，亟应实践前言。电到之日，请即取消独立名义，其军队已出发者，即日调回原驻地点。勋俟布署稍定，亦当率队归徐。” 同一天，王士珍、张勋、江朝宗三人联名致函徐世昌、段祺瑞，请其劝告独立各省取消独立，并表示了拥护李内阁的态度。 与张勋密切勾结的康有为，也于六月十七日通电独立各省，劝其取消独立。电报中称赞十四省督军呈请解散国会为“大有功于民国”。电报愤慨地说：“大总统以解散国会为惭德，伍总长以坚不副署为守法，各报几以解散国会为不道，南方各省欲借解散国会兴师讨罪，震惊全国。岂忘国会之万恶，而暴民应专制以亡国乎？”他又否定临时约法应当继续遵守。电报说：“约法非吾四万万之民意也，不过十七省都督之代表以兵力强为之。今十四省督军以兵力散之，出尔反尔，乃其宜也。” 十六日，张勋头戴红顶花翎，偕同定武军四个统领乘汽车到神武门，换乘肩舆到清宫，由清室内务府总管世续导入养心殿谒见溥仪。张勋行跪拜大礼，自称“奴才”“恭叩圣安”。溥仪赐坐，赏以紫禁城骑马，四个“皇妃”也都到养心殿来和他接谈。溥仪赐宴，并赏以古瓷及名画多件。 张勋又到交民巷遍访各国公使。日本林公使设宴予以招待。 三　督军团反对李经羲内阁。康有为化装到北京 张勋到北京的一天，也正是他的八面威风发展到最高峰的一天。就从这一天起，他的威风开始逐步下降。 根据徐州会议的决定，对于一切国家大计，得由大盟主全权处理，事后再以文电通告有关各省。张勋到北京后，正是以大盟主的资格对有关各省发号施令的。但问题也就发生在此。以前无论袁世凯或者段祺瑞当权的时期，都把各省军阀当作天之骄子，遇事要和他们商量，不商量就行不通，因此养成了各省军阀人人目空一切，把北京政府当作一个“有求必应”的对象。袁、段都是北洋派的领袖，尚且如此迁就，张勋是什么人，能够自居于各省军阀之上而向之发号施令？督军团里面有段派，也有冯派，此外各大小头目也没有真正甘心充当张勋奴才的人。在督军团向黎进攻的时候，必须推出一个人来出面，张勋才得风云一时，现在黎的抵抗力已经不存在，而这个大盟主还要独断独行，就不是一般加盟者所能容忍的了。 张勋与各省北洋军阀之间，首先在内阁问题上发生矛盾。李经羲内阁是张勋一个人所支持的，段、冯两派军阀都不喜欢这个内阁。李所定的阁员名单，外交梁敦彦，内务袁乃宽，陆军雷震春，财政张镇芳，海军萨镇冰，教育蔡儒楷，农商李盛铎，司法钱能训，交通杨士琦。其中大部分为洪宪帝制派和复辟派。张勋原拟提出著名的前清遗老劳乃宣[4]为内务总长，由于劳的政治色彩太浓，才改提袁乃宽。这张名单实际上不是李经羲定的，以前张勋推戴徐世昌组织内阁的时候，就曾替徐开出一张阁员名单，那张名单和这张名单的内容完全相同。因此，这个内阁与其称之为李内阁，毋宁直截了当地称之为“张内阁”。 此时督军团还不便公然与张勋正面争吵，就借题发挥地反对这个张冠李戴的内阁。张作霖发表盐电（十四日），竟说李经羲不肯副署解散国会命令，是与南方民党有了勾结，他建议仍推段组织内阁。曹锟发表咸电（十五日），建议组织统一军权的军人内阁。他认为：“芝老刻难复出，菊老更不问世”，主张“敦劝聘老担任组阁”。阎锡山发表删电，张怀芝发表咸电，杨善德发表删电（以上都是十五日），一致主张“聘老”组阁。从这些文电中看得出，督军团对内阁人选的意见是有分歧的，但是反对李内阁则是一致的。 根据以往的习惯，每一个新内阁产生，必须有各省军阀来电致贺，才能保证这个内阁不致夭折。李内阁所接到的都是一些劝退的电报，因此不敢就职。张勋为了保持自己的“威信”，每天忙于拍发电报，派遣代表，疏通督军团支持李内阁。过去这些工作都是由黎来进行的，此时的中央已经不是黎的中央，他也乐得置身事外。张勋尽力疏通毫无效果，相反，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联名劝李不要登台，不如“适性烟霞，优游自得”。李还接到章太炎的电报，骂他“引寇入都，扰乱法纪，如崔胤之召朱温”。“名为总理，实是副官。” 张勋从来没有尝过这样的苦味。他暴跳如雷地向人发火说：“反对李内阁就是反对中央！反对中央就是造反！谁敢造反，我就打谁！”他口中的中央就是他自己的中央。当然，他自己向别人的中央造反是可以的，别人向他的中央造反则是不能容许的。 张勋和张作霖也发生了很大裂痕。以前张作霖称呼张勋为“张徐州”，对“张徐州”的态度特别恭顺。只因张勋收容了由奉天逃出来的张作霖的“叛将”汤玉麟，引起了张作霖的极大不满。张勋索性把与张作霖势不两立的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也召到北京来，引为复辟的助手。 张勋所谓“谁敢造反我就去打谁”的一句豪语，不过虚声恫吓，他未尝不知道他的辫子军只会欺负老百姓，并不善于冲锋陷阵。他又建议组织一个六巨头的元老院以总揽国政，六巨头就是他自己和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陆荣廷。元老院为内阁以上的国家最高决策机关。元老受总统的聘请。这是想利用“元老”帮助他控制全国的一个计划。但是除在北京的王士珍外，这些“元老”没有一个人肯到北京来做他的政治俘虏，这个计划无法实现。 张勋鉴于王士珍在北洋派中的威信很高，便和他联名发出铣电（十六日），为李内阁再作最后的疏通。十七日，冯国璋、田中玉、杨善德、赵倜都有回电，对内阁问题无成见；张作霖回电说，不坚持己见；王占元、郭宗熙[5]也都回电表示赞成。这些都是敷衍应付的一种手段。倪嗣冲、张怀芝仍然反对李内阁。张怀芝皓电（十九日）请各省联名电劝李“退避贤路”。 虽然督军团用指桑骂槐的手段，在内阁问题上对张勋表示反抗，但是取消独立的条件总算履行了。倪嗣冲、赵倜、曹锟、陈树藩、李长泰于十九日宣布取消独立，张作霖、杨善德、阎锡山、张怀芝于二十日取消独立，许兰洲、张敬尧于二十一日取消独立，李厚基、张广建于二十二日取消独立。天津总参谋处于二十二日宣布撤销。他们在通电中又把“主座”说得那样“宽厚仁明”，自己如何不对，请求严加处分，以昭烱戒。张广建除请罪外，还另有电报建议召集“全国宏博议宪会”作为代替国会的制宪机关，由国务院及各省督军省长推荐“宏博”之士，每省二三人，他首先推荐徐世昌、康有为、梁启超、张謇、汤化龙、章太炎、蔡元培、严复、夏曾佑、马其昶、汪兆铭、章士钊等“均堪入选”。 就在督军团取消独立的同时，两广宣告自主。（六月二十日） 此时督军团虽不表示拥护李内阁，但是反对李内阁的浪潮已在逐步减退，还有部分督军经过王士珍的疏通，表示了默认李内阁的态度。北方独立各省已经取消独立，各省出兵直捣幽燕的危机已不存在。两广虽号称自主，一则两广距离北京很远，二则自主在程度上与独立有所区别，并且控制两广的桂系军阀领袖陆荣廷还与李经羲直接通电，措词非常温和，并不反对他出面来组织内阁。李经羲认为时局已趋稳定，乃于二十四日发表以王士珍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萨镇冰为海军总长，程璧光为海军总司令，而自兼财政总长。二十五日，这个畏首畏尾不肯登场的内阁总理通电宣布就职。他在通电中声明任职仅以三个月为期。 李签于上次所提的阁员名单不受各方欢迎，准备另外组成一个能够叫座的“第一流人才内阁”，其中有赵尔巽的内务总长，严修的教育总长，张謇的农商总长，汪大燮的交通总长，汤化龙的司法总长。他没有也不可能估计到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内阁，仅仅依靠举国唾弃的辫子军大帅做后台老板，而这个后台老板也不是诚心诚意予以支援的，那些自高声价的“名流”，怎样会肯随同他跳进这个火坑！李在电文中用“佛入地狱”的字眼，极力敦劝那些“名流”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来“出山救世”。张謇回答说：“果佛也然后可入地狱，公奈何预约短期作佛，而又强非佛者同入地狱？地狱沉沉，愿入者多。謇薄劣衰退，无此宏愿。”严修回答说：“山居八年，敬谢不敏。”赵尔巽没有回答，他的家里人代回答说：“次帅往游泰山，电报无法代转。” 李既然不能组成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只得找到一些肯跳火坑的次等人物加入内阁，二十九日任命江庸署理司法总长、李盛铎署理农商总长，龙建章署理交通总长。这仍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内阁。在李物色阁员受到各方的冷淡回答时，北方各省军阀因此更投以轻蔑的眼光，仍然推重王士珍组阁。此时张勋别有所图，也不再愿为内阁问题与督军团争吵不休了。他有电回答督军团说：“诸公敦劝聘老，何啻再三，而匪石之诚，竟不可转。聘老不担任，勋不得而强之，犹之仲仙（李）自欲担任，勋亦不得而阻之。仲仙今就职矣，此时无论推举何人，亦谁肯横身插入？勋对此席毫无成心，凡我同袍，当能共谅。”这个电报竟不为李稍留余地，说明军阀即使对他的奴仆，也是冷酷无情的。 当李准备召集各省代表晋京举行会议，讨论国会和宪法问题的时候（二十八日），京津火车三等客座中来了一个怪模怪样的老农人，在北京站下了车。他用大蒲扇遮盖自己的面部，出站时有四个辫子兵恭敬地迎接着，一辆马车把他送到南河沿张宅，张勋立刻加严了门禁，不接见任何宾客。这个老农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保皇党党魁康有为。他和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早有密电往来。他在上海草拟“宣统皇帝”的伪诏，接到万的电召，就剃须化装由津浦路北上。随行的有沈曾植和王乃澄。他和张勋一度密谈后，就搬往西砖胡同法源寺把自己隐藏起来[6]。他到后的第三天，北京城就突然地挂起龙旗来了。 * * * [1]　张国淦提供。 [2]　伍朝枢原任外交部参事。 [3]　活曹操是袁克定骂徐世昌的一个口头禅，北洋派无人不知。曹操把自己的女儿许配汉献帝，徐世昌也想做溥仪的“国丈”，因此刘廷琛认为这顶帽子非常惬当。 [4]　劳乃宣在洪宪时期失意回青岛后，曾于1917年1月化装到北京祝溥仪的寿，并密陈“联德复清”之策。密陈说：“世界各国，德最强盛。倘陛下与德联婚（就是要溥仪做德皇威廉二世的女婿），赴德留学，并允璧还青岛，则将来得德之助，复掌中国，实为易事。”同时，他还要求溥仪预先许他为内阁总理大臣。 [5]　吉林督军孟恩远在天津养病，由省长郭宗熙代理督军。 [6]　黎元洪得知康有为入京，电召入府一谈。康大吃一惊，声言风尘劳顿，改日晋谒。 [book_title]第三十二章　南北军阀争抢地盘地位的明争暗斗 一　广东滇桂军与警卫军的三角斗争。在粤滇军出师北伐受阻 督军团举行叛变和北京城发生复辟政变的前后，南北有些省区又像以前几次大动乱的时期一样，发生了明争暗斗和兵连祸结的情形。 护国战争结束后，四川、云南、贵州、湖南、广东、广西被称为西南六省，这是北洋军阀势力所不及的地区。这个地区在政治问题上经常与北洋军阀所控制的北京政府持有不同的见解和不同的态度，由此形成南北对峙的局势。这六省又分为两个区域，滇系军阀首领唐继尧控制了云南贵州两省，并力求向四川扩张势力，桂系军阀首领陆荣廷控制了广东广西两省，湖南也在他的势力影响下。 桂系军阀占有广东后，除龙济光的济军仍然盘据琼岛一角之地外，广东还存在非桂系的滇军和警卫军两个武装力量。滇军是在护国战争时由李烈钧率领到广东来的，那时桂系与国民党军人联合讨袁，随后又依靠滇军的力量赶走了龙济光，因此滇桂军之间尚能和平相处。但自黄兴逝世后，国民党军人又投归孙中山而接受其领导，因此桂系军阀对滇军产生了新的矛盾。当桂系军阀接收广东地盘的初期，是先由省长朱庆澜到广州来替他们扫清障碍的[1]。朱吸收了一些民军和龙济光系统下的杂牌军，成立了警卫军四十营，由省长统率，因此，这个省长形成了督军之外的另一“督军”。在陆荣廷任广东督军的时期，即视朱为眼中之钉。陈炳焜接任广东督军后，督军和省长争权的暗潮更加尖锐。 桂系军阀经常建议滇军应调回云南，警卫军的统率权应划归督军。唐继尧假口无力负担军饷不肯调回滇军，朱也不肯交出兵权成为一个手无寸铁的省长。此后，桂系军阀对滇军军饷采取了不负责的态度，并力求调走朱而以本系人物继任省长。在此情况下，朱与滇军很自然地结合起来以对抗桂系军阀的压力。朱聘请前广东都督、广东籍国民党人陈炯明、胡汉民为省长公署高等顾问，并经常邀请国民党重要人物到广州进行会谈，这些情况，日益引起桂系军阀的不满。 桂系本来是个地方性的军事封建集团。护国战争时期，它与进步党首领梁启超合作讨袁，同时与北洋派的直系领袖冯国璋也有秘密联络。护国战争结束后，进步党转化为研究系，依附北洋派的皖系首领段祺瑞，而段抱有以北洋派统一全国的野心，这个野心与桂系的大广西主义是互相矛盾的。同一时期，国民党系政客集团政学系，通过岑春煊、李根源的私人关系，与桂系军阀情投意合，互相勾结。政学系在北方主要是依附黎元洪的。根据这些纵横交错的关系，桂系在府院问题上支持黎，对北洋派则采取联冯制段的策略。 督军团在北方嚣张作乱的时期，西南六省人民反对北洋军阀的情绪达到高潮。六月十八日，广东各界人士在明经堂举行公民大会，声讨督军团祸国，表示不承认解散国会令，并要求本省当局即日出师北伐。国民党人和国会议员南下到广州的日益众多，企图在广东建立护法（拥护约法）的根据地。滇军和警卫军也都跃跃欲试。桂系军阀为了维持其在广东的统治地位，不能不有所表示。六月二十日，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联名宣布两广自主。自主是新创的一个名词。根据二十四日陈炳焜在督署召集各界会议时所作的解释，自主与独立有所区别：自主时期，两广不受北京内阁的干涉，遇有重大问题，仍可直接请命元首。根据这个解释，自主是一种半独立的形态，只脱离内阁而不脱离总统。问题在于此时黎在张勋和督军团的武力劫持下，无法行使总统职权。事实上，桂系军阀宣布自主是用以和缓两广人民的激烈情绪，并保持其两广割据之局的一举两得的策略，对于北京政府的一切措施，择其有利于己者而从之，其不利于己者则拒之。 关于国会问题，桂系军阀认为共和国家不可一日无国会，但对恢复旧国会或者召集新国会没有成见。二十七日，陆荣廷还致电李内阁，促其召集国会。这又是一个很难理解的问题：两广既然宣布自主，否认北京内阁，陆怎么还可以与北京内阁通电并且向之提出建议呢？根据桂系军阀的解释，宣布自主是由两广督军出面，而位在督军之上的两广巡阅使，仍可保持其超然地位，不受自主的约束。 六月二十四日，陈炳焜假口自主时期，军事指挥权应当统一于督军，令派高雷镇守使林虎为接收警卫军的专员。朱庆澜得到国民党和滇军的支持，拒绝交出警卫军。但是，一方面由于桂军在广东是最大的一个力量，滇军与警卫军只能在必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