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司马光 [book_author]孙毓修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史学,完结 [book_length]44155 [book_dec]《少年丛书》之一，《少年丛书》最早于1908年冬天由张元济主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出版，又名《中外伟人的传略》。《少年丛书》共28册，分别讲述了28位中外名人的人生故事。《司马光》孙毓修著。司马光，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英宗朝进龙图阁直学士。神宗即位,擢翰林学士。反对王安石变法,于1071年退居洛阳。1085年哲宗即位,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罢新法。死后追封温国公。曾编撰《资治通鉴》。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等。 [book_img]Z_5859.jpg [book_title]第一章 总述 人生此世，浮沉于人海之中，七尺之躯，至弱也。将捍万难而浩然独立，其何恃乎？恃才则才有时而绌，恃智则智有时而尽，恃势则势有时而穷。即使才不见绌，智不见尽，势不见穷，而刻刻竭智尽虑以防祸患之至，尔诈我虞，五中纷然，尚何暇治天下事哉？ 天下有无形之才、无形之智、无形之势，居乎一室，应乎千里。虽蛮貊可以感，豚鱼可以孚，其物维何？曰诚而已。《大学》之言治国平天下也，其第一事在诚意，如木之有本，水之有源。意既诚矣，复何事不可为也？知此乃可与论司马光。 当宋仁宗、英宗、神宗之世，中外又安，才智之士、谋略之臣皆不能仓促以建功名，况司马公之不甘以才智见，不愿以谋略著，休休然如不及者耶。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封荆国公，谥曰文）在位时，忌公甚，处以散秩，官以末僚。公见志不行也，退居洛下，出则与田夫野老为侣，居则与诗书笔墨为缘，几类于绝人逃世者之所为。然天下之人想望丰采，无人不知有司马君实，冀其出而霖雨苍生也，是果以何道而致此？ 虎豹隐于深山而人不敢近者，畏其威也。司马公一介书生，无威可畏，且其时世之于公，非畏之而爱之。使人畏易；使人爱难，吾观于公乃知圣人所言“诚能动物”“诚中形外”之效有如此者。公与邵康节（名雍，字尧夫，河南人，谥康节先生）为心交，问之曰：“光何如人？”曰：“君实脚踏实地人也。”公深以为然。亦尝自向人言：“吾无过人者，但生平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观此则后人之学公者，亦可以知所从事矣。闻之画者曰“画人难画鬼易”，作史者亦然，传奇人易传正人难。今欲综论司马公之为人，则非一事可尽，一言可括也，无已则有宋人之所以论公者在。 苏轼（字子瞻，谥文忠，眉山人，与公同时）为公撰行状。其言曰：“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之嗜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来陕郊。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之乎？’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其妙。晚节尤好礼，为冠婚丧祭法，适古今之宜。不喜释、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不事生产，买第洛中，仅庇风雨。有田三顷，丧其夫人，质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躬亲世务不舍昼夜。” 苏轼撰蜀公（范镇，字景仁，成都华地人，封蜀国公，谥忠文）墓志曰：“熙宁元丰（皆神宗年号）间，士大夫论天下贤者，必曰君实、景仁。其道德风流足以师表当代；其议论可否足以荣辱天下。二公盖相得欢甚，皆自以为莫及，曰：‘吾与子生同志，死当同传，而天下之人亦无敢优劣之者。’公尝谓人曰：‘吾与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于论钟律则反复相非，终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黄震（字东发，慈裕人）曰：“温公之得人心，生荣死哀，自尧、舜、三代之佐，皆无其比者，何哉？呜呼！事盖有因变而彰者矣。王安石行新法，天下苦之。公以争新法不便，辞枢副不拜，退居洛十五年，人心感其我爱而悲其身之退者，为何如？一旦二圣临御，顺民心之所欲，拜而相之，凡天下之所苦于安石者，一洗而尽。人心之郁于久望而快于一遂者，为何如？望之十五年之久，慰之一旦之顷而。俄薨背于三月之遽，人心之伸于久郁而惊其忽逝者，又何如？呜呼。温公之得人心，盖有因事变而彰者矣。尧舜三代之佐，始终与天下相忘于无事，帝力且不知其有，况相臣乎？” 【批评】 《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看来格物与治天下有何相关，而《大学》言其次第如此。士人无格物工夫，掠取几句政治话头，凭借时世，亦俨然与人家国事，其可乎哉？ 温公之学，始于不妄语，而成于脚踏实地，明言之只是“不自欺”三字耳。其事非高远而难为也，从此入手人人皆可学步。 人这一辈子，在社会上起起落落，七尺的身躯，是很弱小的，要去面对一切困难并且还要保持一身正气和自我独立，能依靠什么呢？依靠才能，那么才能也有不足的时候；依靠智力，那么智力也有用完的时候；依靠权势，那么权势也有用光的时候。就算是才能不会不足，智力不会被用完，权势不会被用光，但如果每时每刻都想方设法来防止祸患到来，互相欺骗，内心中乱七八糟的，还哪里有时间去治理天下大事呢？ 世上有一种不露形迹的才能、不露形迹的智慧、不露形迹的权势，待在一个小小的屋子里，却能感应到千里以外的事情。即使落后的部族也可以被感化，猪和鱼也可以被人信服，这是因为什么呢？只是因为真心罢了。《大学》强调治理国家、让天下太平，它的第一要务就在于心意真诚，就好像树木有根，河水有源头一样。心意真诚了，那么还有什么事做不到呢？知道了这些便可以来一起谈论司马光了。 在宋仁宗、宋英宗和宋神宗在位的时候，国内外都比较安定，有才能的人和有谋略的人都不能短时间内建功立业，更何况司马光还不愿意凭借才智让人发现，不愿意凭借谋略出人头地，悠闲地就好像一个处处都落后的人一样。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被封为荆国公，谥号是文）执掌朝政的时候，非常厌恶司马光，让他当一个有官名而没有固定事情做的低等官。司马光眼见自己不受重用，便回到了洛阳，在外和山野百姓一起作伴，在家的时候则看书写字，几乎跟隔绝人世的隐居者一样。然而天下人都想看一看他的面貌，没有人不知道司马光的，希望他出来拯救天下百姓，这又是因为什么才会变成这样的呢？ 虎豹隐藏在深山中，让人不敢去接近它们，那是因为人们害怕它们的威力。司马光是一个读书人，没什么威力可以让人害怕的，况且那时候世人对于司马光没有害怕，而只有喜欢。让人害怕自己，这很容易；让人喜欢自己，这很困难，我了解司马光之后才知道圣人所说的“真诚能够感化动物”“内心真诚，也会在行动上表现出来”原来是这样的。司马光与邵康节（名叫邵雍，字尧夫，河南人，谥号为康节先生）是知心朋友，他问邵康节说：“你觉得我司马光是个什么样的人？”邵康节回答说：“你是一个做事认真踏实的人。”司马光也认为确实是这样的，他曾经也跟人说：“我没有什么比别人强的地方，只是我一辈子做的事，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和人说的。”看了这些，那么后代学习司马光的人，也可以知道该怎么做了。听画画的人说“画人很难，画鬼很容易”，书写历史也是这样的，写奇异的人很容易，写正直的人很困难。现在想要综合论述司马光的为人，那不是一件事就可以写完，一句话就能够概括的，一定要说的话，那么还有宋代人关于司马光的论述呢。 苏轼（字子瞻，谥号文忠，是眉山人，与司马光同时代）为司马光撰写行状，他写道：“司马光忠诚，讲信用，孝顺父母，对兄弟友爱，恭谨谦逊，而且还非常正直，这些品性都是出自他的本性。从小到大说话都不说假话，他喜欢读书就好像饿了想要吃饭一样，对于金钱利益就好像讨厌臭气味一样，内心真诚，顺应自然，天下的人都信任他。他辞官后住到了洛阳，在陕县城外来来往往。陕县和洛阳之间的人们都被他的道德所感化，效法他的学问，学习他的勤俭。有什么事做得不好，人们就说‘司马光该不会知道吧？’司马光学识渊博，没有什么不精通的，对于音乐、法律、历法、天文、六书和九数这些知识，他都非常精通。晚年特别喜欢研究礼，对于成年的冠礼、婚丧嫁娶的礼仪和祭祀方法，都要做到古代与现在的仪式相适宜。他不喜欢佛教和道教，说‘它们精深微妙的言辞不能够走出书本，它们的产生，我是不相信的。’（编者注：释道和儒家文化同为中华文化之精华，因宋儒辟佛，故后世不少读书人因此反对佛法，这一点是不可取的，读者应当明辨。）司马光不从事耕种，在洛阳买的房子，只能遮蔽风雨。他有三顷田地，妻子去世的时候，他把田卖了来给她安葬。他一直到死都过着破衣粗食的日子，追求治理国家的事情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苏轼撰写的蜀公（范镇，字景仁，是成都华县人，被封为蜀国公，谥号为忠文）墓志中说：“熙宁、元丰（这两个都是神宗的年号）年间，士大夫们谈论天下的贤人，一定会说到司马光和范镇。他们风雅潇洒的道德足够成为当时天下人的表率；他们评议事情的对错足够成为褒扬和贬低天下事的标准。他们二人相处得非常开心，都认为自己比不过对方，说：‘我和你活着的时候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死了之后也应当放在一起来写传记，这样世人也不敢评价我们谁优谁劣了。’司马光曾经和人说：‘我和范镇是好兄弟，只是姓不一样罢了。’然而当他们谈论音律时，却多次都不能达到一致，一辈子都不能达到统一，因此，君子们知道他们二人不会轻率地表示同意对方的。” 黄震（字东发，是慈裕人）说：“司马光能够获得众人的感戴拥护，活着的时候受人敬重，去世的时候让人悲痛。从尧、舜、夏、商、周以来的贤臣，都不能和他相比，这是为什么呢？唉！有些事情会因为变化才得以彰显出来。王安石实行新法，天下百姓都感到十分痛苦。司马光因为在辩论新法时没有占据优势，便辞去了枢密副使的官职，在洛阳居住了十五年，世人心中都为他爱护百姓而感动，为他辞去官职而难过，这能怎么样呢？直到太皇太后和哲宗治理国政，开始听取百姓的心声，司马光被任命为宰相，凡是百姓痛恨的王安石新法，全部都被废除了。人们的内心压抑了很久，终于能够一下子痛快地释放了，这能怎么样呢？他盼望了长达十五年之久，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安慰和解脱。却才过了三个月的时间他就去世了，百姓心中长久以来的痛苦才刚刚得到舒缓又被他的突然去世而震惊，这又能怎么样呢？唉！司马光能够获得众人的感戴或拥护，大概就是因为有些事情会因为变化才得以彰显出来吧。尧、舜、夏、商、周以来的贤臣，始终与天下百姓没有什么争执而彼此都忘记了对方，帝王的恩德尚且都不知道，更何况宰相大臣呢？” 【评论】 《大学》中说：“古代那些想要把自己的美德传播到天下的人，就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就要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就要先提高自己的修养；要提高自己的修养，就要先端正自己的思想态度；要端正自己的思想态度，就要先有诚心；要想有诚心，就要先增长自己的学识，增长学识的途径就是要格除自己的物欲。”格除物欲与治理天下有什么关联，《大学》中都已经说清楚它们之间的顺序了。读书人没有格除自己的物欲，随便拿来几句政治话语，凭借时代环境也一本正经地和别人谈论修身、治家和治理国家的事情，这样可以吗？。 司马光的学问，是从不说假话开始的，最后以脚踏实地的态度获得成功，简单地说就是“不欺骗自己”这几个字。这一点并不是非常地高尚远大，而且很难做到的，从这一点开始，每个人都可以学着去做的。 [book_title]第二章 少年时代 公复姓司马，名光，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陕州夏县人（今山西夏县）也。父天章，为光山（今河南光山县）令。宋真宗天禧三年十月十八日，生公于官舍，故取名曰光。今光山县学内有司马井，世传公生时汲此水洗浴，故名。后人建书院祀公而为之记云：“光虽僻陋而生司马温公，则光之为光也大矣。”山川生色，地以人重，人可不勉乎哉？ 天章以文学行义，事真宗仁宗，官至三司副使，以清直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公母钱塘君聂氏，才淑孝睦，称于邦家。公生值朝野清晏之时，又有贤父母，家庭教育，固已加人一等矣。 语曰：“少成若天性。”公儿时，已不与常儿同。自记三岁时事云：性不喜华靡，自为乳儿，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辄羞赧弃去之。后中进士甲科，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列语之曰：“君赐不可违也。”乃簪一花，其黜华崇实之心，已基于三岁时矣。 公六岁，父兄教之书。偶弄青胡桃，女兄欲为脱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汤脱之，女兄复来，问脱胡桃皮者，公曰：“自脱也。”其父适见，诃之曰：“小子何得谩语！”公自是不敢谩语。 公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旨。以圆木为警枕，小睡则枕转而觉，乃起读书。尝与群儿戏于道，一儿登瓮，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公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 公初宦时，年止二十，家人每每见其卧斋中，忽蹶起著公服，执手版危坐。久之，率以为常，莫识其意。范纯甫尝从容问之，公答曰：“吾时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为念，岂可不敬耶？” 【批评】 欧风东渐，吾国俭朴之风扫地尽矣。风俗习于奢华，人心趋于贪欲，此实社会之大患。观司马公少时，便有崇俭黜华之心。一生事业，皆从此做起。晚年训子书云：“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服垢敝，以矫俗干名，但顺吾性而已。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为病。古人以俭为美德，今人乃以俭相诟病，嘻，异哉！”书中又历引李文清公、王鲁公、张文节公、臧御孙、正考父、管仲、何曾、寇莱公之事，以为法戒。盖古来以俭立名，以侈自败者，比比然也。少年皆宜知之，习与性成，则难返矣。 白乐天三岁识字，可为早慧。司马公三岁未能识字，而知恶金银华美之物，胜于识字多矣。 司马公自谓生平无过人处，惟不妄语。不妄语一事，看似平常，行之实难。欲不妄语，当从敬字入手。能不妄语，则心正意诚，可入圣贤之域矣。 美国华盛顿，少时以斧斫园中樱树。其父见之大怒，问谁为之者。华盛顿急往自白曰：“儿实为之。”父为之霁颜，抚其顶曰：“儿不妄语，甚善。区区樱树，复何足道？”与司马公去胡桃皮事，颇相似。语曰：“东方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观此岂不信哉？ 常见父母对于孩童，欲逗其顽笑，造作谎事，冀孩童之见信，明知其不合于理，则自解曰：“聊戏之耳。”孩童天性未漓，为父母者不趁此机会教之以诚，而引之以伪，扪心清夜其何以自安？ 念及天下事便衣冠起坐，今人闻之必大笑其迂。吾谓人必如此，方足任天下事耳。昔有远客之人，修禀父母至具名处，必肃拜而后书；与友朋通函至具名处，必顿首而后书；不欺暗室，皆足令人起敬而动向慕之心者也。 司马光复姓司马，名叫光，字君实，号迂夫，晚年号称迂叟，人们都称他为涑水先生，他是陕州夏县人（今天的山西省夏县）。父亲叫司马天章，是光山县（今天河南省光山县）的县令。宋真宗天禧三年十月十八日，司马光在光山县的县衙出生，所以取名叫光。今光山县的学校里还有司马井，世人相传司马光出生的时候就是在这里打水给他洗澡，所以井就取了这个名字。后人建造书院来祭祀他并且给他写了一篇传记，其中写道：“光山虽然偏僻简陋，但司马光却在这里出生，那么他就把光山的名气发扬光大了。”山川因为秀丽的美景而出名，一个地方因为伟大的人物而受到重视，人们能不勉励自己吗？ 司马天章用文学去实行仁义，侍奉了宋真宗和宋仁宗这两朝皇帝，做官做到三司副使，因为清廉耿直而闻名天下，被称为当时有名的贤臣。司马光的母亲是钱塘聂家的女儿，贤良淑德，孝顺和睦，得到了乡亲的一致称赞。司马光出生的时候，天下十分太平，又有贤德的父母和良好的家庭教育，本来就比别人高出一等了。 俗话说：“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就像人的天性一样牢固，很难改变。”司马光小时候，就已经和平常的小孩子不一样。他回忆自己在三岁时的事情说，他天生就不喜欢富贵奢华，小的时候，长辈们把华美的衣服穿在他身上，他就非常羞愧地把它丢掉。后来中了进士的甲科，听说在喜宴的时候只有他不戴花，一起参加喜宴的人都和他说：“皇上赏赐的是不能违背的。”于是就戴了一枝花。他讨厌奢华、崇尚朴实的性格，在三岁时就已经形成了。 司马光六岁的时候，父亲和哥哥开始教他念书。有一次，司马光在玩青核桃，姐姐想给他剥皮，怎么也剥不掉。姐姐走后，一个丫环用热水烫了之后剥掉了核桃皮，姐姐回来后问是谁把核桃皮剥掉的，司马光说：“是我自己剥掉的。”父亲刚好看见这一切，严厉地训斥他说：“小孩子怎么能够说谎！”从此以后，司马光再也没有说过谎。 司马光在七岁的时侯，虽然年轻却已经很老练稳重了。听了别人讲解《左氏春秋》之后，他非常喜欢这本书，回家后就为家人讲解，能够讲出这本书的大意。他用圆木做枕头，小睡时枕头就会晃动，他就会醒来，于是又起来开始读书。他曾经和一群小孩子在大路上玩，一个小孩踩在盛水的缸上，不小心掉进了缸里的水中，大家吓得都跑了。司马光拿着石头就砸水缸，水缸砸破之后，水从缸中流了出来，落水的孩子得救了，从这以后，京城的人都画他砸缸救人的故事。 他刚做官时，才二十岁，家人经常看到他在自己的卧房中，突然站起身来，穿上官服，手拿笏版正襟危坐。时间长了，家人便习以为常了，只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范纯甫曾经不经意间问过他，司马光回答说：“我当时是忽然想起了天下之事，人都应当以天下的安危为重，我怎么能不敬呢？” 【评论】 欧洲的民风习气逐渐向东方漫延，我国的俭朴之风在慢慢消失。社会风俗日益追求奢华，人心渐渐变得贪婪，这实在是社会的大问题。看司马公年少时，便有崇尚俭朴、拒绝奢华的志向。他一生的事业，都是从这点做起的。他在晚年的训子书中曾写道：“我一生生活俭朴，衣着只求能蔽寒，食物只求能饱腹，但也不会穿肮脏破烂的衣服，来求得矫正世俗的虚名，只是顺应我的本性而已。大家都以奢靡为荣，但我心中认为只有节俭朴素才是美的。大家都笑我思想顽固，见识浅陋，但我不认为这是错的。古人以节俭为美德，现在的人却因节俭而相互嘲讽。唉，真是怪异啊！”书中又多引用李文清公、王鲁公、张文节公、臧御孙、正考父、管仲、何曾、寇莱公等人的事迹，以之作为后辈的榜样和借鉴。因为自古以来，因节俭而立名的，因奢侈而衰败的，比比皆是。年轻人应该了解这些，否则当习惯和性格养成之后，再想改变就难了。 白居易3岁时便开始识字，可以说是早慧了。司马公3岁时还不能识字，但是却懂得厌恶金银华美的东西，这比能识字强太多了。 司马公自认为生平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是能做到不妄语。不妄语一事，看起来平常，实际上做起来很难。要想不妄语，应当从一个“敬”字入手。能够不妄语，那么便能心正意诚，可以登入圣贤之境了。 华盛顿小的时候，有一天用斧子把自己家院子里的樱桃树砍了。父亲见樱桃树砍被砍了，大怒，便问是谁砍的。华盛顿急忙上前承认说：“是我砍的。”父亲听后，马上收起怒容，摸着他的脑袋和颜悦色地说：“儿子不撒谎，很好。区区樱桃树，又怎么能和这相比呢？”这与司马公去胡桃皮一事，很是相似。有人说：“东方有圣人出现时，这种心境与道理是一样的；西方有圣人出现时，这种心境与道理也是一样的。”看了司马公与华盛顿的故事后，又怎么能不让人相信呢？ 常常见到有父母对于孩童，想逗他们开心，便编造一些虚假的事，想让孩童们相信，心中明明知道这于理不合，于是便自我辩解说：“这只是玩笑而已。”孩童天性未漓，为人父母的不趁着这个机会教导他们应当警诚的东西，反而以虚假的东西引导他们，夜间扪心反省，做父母的内心又怎能自安呢？ 司马公一想到天下大事，便正襟危坐，现在的人听了，必定会大笑他迂腐吧。我认为人必须像司马公一样，才足以胜任管理天下事的重担。过去人如果去远游，写信禀告父母，落款时，必定要先恭肃地拜过之后才写；在与朋友通信落款时，必定会先叩头后才书写；在无人的地方，也不做见不得人的事，这些都足以令人起敬而生向慕之心。 [book_title]第三章 注孝经 公二十岁成进士，除奉礼郎。自此以后，即视其身非己之身，为报国之身矣。范文正公（名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谥文正）作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公之忠诚，岂出文正下哉？乃登第未久，连遭大故，服丧累年，闭户而注孝经。公著书之业，盖由此始。 诸经中以孝经为最切要。朱子官南康军时（今江西南康县），特以《庶人》之孝章（在《孝经》中），劝人持诵，谓胜于持诵佛号。明初人郭守正采集史传，作《二十四孝》，至今传诵（世俗所行《二十四孝》无撰人名氏，《永乐大典》采之，题郭守正名），可见秉彝攸好，人类皆莫能外。故公常曰：“《孝经》、《论语》，其文虽不多，而立身治国之道尽在其中。”公所著孝经，不用今文，而用古文，名曰《古文孝经指解》。公以为身居散秩，犹当借文章以报国。书成乃表上之，今其书已亡，惟本集中犹存自序一首，录之使人得见其旨趣焉。 《古文孝经指解》序： 圣人言则为经，动则为法，故孔子与曾参论孝，而门人书之，谓之孝经。及传授滋久，章句漫差。孔氏之人，畏其流荡失真，故取其先世定本，杂虞、夏、商、周之书及《论语》，藏诸壁中。苟使人或知之，则旋踵散失，故虽子孙不以告也。遭秦灭学，天下之书，扫地无遗。汉兴，河间人颜芝之子得孝经十八章。儒者相与传之，是为今文。及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古文始出，凡二十二章。当是之时，今文之学已盛，故古文排摈不得列于学官。独孔安国及后汉马融为之传，诸儒党同疾异，信伪疑真。是以历载累百，而孤学沉厌，人无知者。隋开皇中，秘书学士王逸于陈人处得之，河间刘炫为之作稽疑一篇，将以兴坠起废，而时人已多讥笑之者。及唐明皇开元中，诏议孔郑二家，刘知几以为宜行孔废郑。于是诸儒争难蜂起，卒行郑学。 及明皇自注，遂用十八章为定。先儒皆以为孔氏避秦禁而藏书，臣窃疑其不然。何则？秦世科斗之书废绝已久，又始皇之十四年，始下焚书之令，距汉兴才七年耳，孔氏子孙，岂容悉无知者，必待恭王然后乃出？盖始藏之时，去圣未远，其书最真。与夫他国之人，转相传授，历世疏远者，诚不侔矣。且《孝经》与《尚书》，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书之真，而疑孝经之伪，是何异信脍之可啖，而疑炙之不可食也。嗟乎！真伪之名，皦若日月，而历世争论，不能自伸。其中异同不多，然要为得正，此学者所当重惜也。前世中孝经多者五十余家，少者亦不减十家。今秘阁所藏，只有郑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其古文有经无传。案：孔安国以古文时无通者，故以隶体写尚书而传之。然则论语孝经，不得独用古文。此盖后世好事者，用孔氏传本，更以古文写之，其文则非，其语则是也。 夫圣人之经，高深幽远，固非一人所能独了，是以前世并存百家之说，使明者择焉，所以广思虑，重经术也。臣愚虽不足以度越前人之胸臆，窥望先圣之藩篱，至于时有所见，亦各言尔志之义，是敢辄以隶写古文为之指解。其今文旧注有未尽者，引而伸之，其不合者，易而去之，亦未知此之为是，而彼之为非。然经犹的也，一人射之，不若众人射之，其为取中多也。臣不敢避狂僭之罪，而庶几于先王之道，万一有所裨焉。 【批评】 朱子知南康时，示俗文云：“《孝经》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以上《庶人章》正文五句，系先圣至圣文宣王所说。奉劝民间逐日持诵，依此经解说，早晚思维，常切遵守，不须更念佛号、佛经，无益于身，枉费力也。 温公《家范》录《孝经》“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凡五句，每句各引经史以证之，后人名此为五致，可见孝道之重，而温公此书不徒作矣。 郑康成《六艺论》云：“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抉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从知《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也，后生小子焉可忽哉？ 司马光二十岁考中了进士，被授予奉礼郎一职。从此以后，他便认为自己的身体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了，是用来报效国家之身了。范文正公（名叫仲淹，字希文，是苏州吴县人，谥号为文正）做了秀才时，便把国家的兴衰当做自己的责任。司马光的忠诚，哪里比范仲淹少啊？他考中进士不久，家里接连遭遇丧事，连续多年带孝守丧，于是他在家闭门注解《孝经》。司马光著书的事业，大概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在各种各样的经书中，《孝经》是最切要的一本书，朱熹在南康军做官的时候（今天的江西省南康县），特意把《孝经》中的《庶人章》摘录出来，让人们去诵读，并说这样比念诵佛号还要有用。明朝初期，郭守正收集历史资料，写了《二十四孝》这本书，到现在人们还在传扬赞颂（世上通行的《二十四孝》，没有留下作者的名字，《永乐大典》收录了这本书，并把作者写为郭守正），这也可以看出上天赋予给人的本性美德，每个人都不能不需要它。因此，司马光经常说：“《孝经》和《论语》，它们的字数虽然不多，但教人们为人处世、治理国家的道理都在书中。”司马光注解的《孝经》，不用《今文孝经》，而是用《古文孝经》，书名叫《古文孝经指解》。司马光身为闲官，却还想凭借自己的文章来报效国家。这本书注解完了之后，他便把书献给了皇上，现在这本书已找不到了，只有他的文集中还有一个自序，现在我把它收录下来，使得人们能够理解他这本书的大意。 《古文孝经指解》的序言是这样写的： 圣人说的话就是经，圣人做的事就是法，因此孔子和曾参讨论“孝”的时候，弟子把它记录了下来，这就成了《孝经》。在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书中的一些句子便出现了差错。孔子的后人担心它在流传的过程中会失去本来面貌，因此拿出以前经过整理而确定下来的版本，把《孝经》和虞、夏、商、周时期的经书以及《论语》一起藏进了墙壁之中。如果让人知道了这件事，那么这些书很快又会丢失，所以即使是他们的子孙，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后来秦朝焚书坑儒，天下的经书都被烧光了。汉朝建立之后，河间有个人叫颜芝，他的儿子得到了十八章的《孝经》，读书人之间都互相流传，这就是今文《孝经》。等到鲁恭王拆除孔子宅院的墙壁时，古文《孝经》才开始出现，一共有22章。这一时期，今文经学已经十分兴盛，因此，古文经学就被排除在外，不能够设立古文的官员和教师。只有孔安国和东汉的马融还在传授古文《孝经》，许多读书人都袒护与自己观点相同的经书，攻击与自己观点不同的经书，（结果就）相信了假的经书而去怀疑真的经书，因此，千百年来，真正的《孝经》都快要成为将要失传的学问了，没有几个人知道。隋朝开皇年间，秘书学士王逸在前代陈朝人那里得到了《孝经》，河间的刘炫给这本书写了一篇考证的文章，介绍这本书的兴衰过程，但遭到了当时很多人的取笑。到了唐明皇开元年间，皇帝下诏议论孔安国和郑玄这两个人注解的《孝经》，刘知几认为应该推行孔安国注解的《孝经》而废除郑玄注解的《孝经》。于是许多读书人便开始争论起来，最后推行了郑玄注解的《孝经》。 后来唐明皇亲自给《孝经》做了注解，便把《孝经》定为十八章并作为最后固定的版本。以前的读书人都以为孔子后人为了躲避秦朝焚书才藏书的，我却不认为是这样的，为什么呢？秦朝蝌蚪文写的经书早就绝迹了，而且在秦始皇十四年的时候，才颁布焚书的命令，这距离汉朝才七年的时间，孔子的后人难道会全都不知道吗，一定要让书等到鲁恭王拆孔子家的院墙才出现吗？在一开始藏书的时候，距离孔子的时代还不是很远，这时候的书是最准确的。到了后来，各个诸侯国之间互相交流学习，经过几代之后，差距就变得越来越大了，确实不一样了。况且《孝经》与《尚书》都是出自孔子家院墙之中，现在人们都知道院墙中取出的《尚书》是真的，而怀疑院墙中取出的《孝经》是假的，这与相信细切的肉可以吃而烤熟的肉不可以吃又有什么不同的呢？唉！真的和假的就像太阳和月亮一样洁白分明，但千百年来一直都在争论，却不能够去证明。这些版本书中的不同点并不是很多，然而真正得到《孝经》的本来意思，这才是读书人所应该重视的。以前研究《孝经》，多的时候有五十多种，少的时候也不少于十种。现在收藏在宫中的《孝经》，只有郑玄、唐明皇及古文这三种版本的，其中古文版本的《孝经》只有经文而没有注解。案：孔安国认为当时没有人能够读懂古文版的《尚书》，所以就用隶书字体来抄写古文版的《尚书》并把它传授给别人。这样之后，那么《论语》《孝经》就都不能使用古文版本的了。这大概是后代喜欢多事的人把孔安国流传下来的版本用古文字体来抄写的，它的字体虽然不对，但是文章的内容却是对的。 圣人流传下来的经典，博大精深，思想深远，本来就不是一个人能够完全了解的，所以以前各家不同的说法都能够一起存在，让聪明的人自己去选择，这是开阔思想，积累学术的主要方法。我虽然不能揣摩到前人的想法，感受到前代圣人的境界，当我有一些自己见解的时候，也说说自己对经书的看法，所以才敢用隶书来抄写古文版的《孝经》并为它做了注解。对今文《孝经》中以前注释有不详细的，进行了拓展延伸，对《孝经》中今文版本和古文版本不同的，就进行删改，也不知道哪个版本是对的，哪个版本是错的。然而经书就好像是箭靶一样，一个人射它，不如大家一起射它，这是为了能够射中很多。我不敢逃避狂妄僭越的罪名，希望能对古圣先王大道，有万分之一的补充吧！ 【评论】 朱熹在南康做官的时侯，《示俗文》中写道：“《孝经》云：‘利用自然的规律，分清楚土地的高下优劣，行为谨慎而且节省俭约，以此来孝养父母，这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孝道了。’以上这些话是《孝经·庶人章》正文中的五句话，这句话是孔子说的。他是想劝告百姓们要每天诵读，按照这本经书的解释，每天早晚的时候都要想着这句话，每天都要去遵守它，这样就不需要再去念诵佛号和佛经了，那样对身体没有好处，还会白白浪费精力。 司马光在《家范》中摘录了《孝经》里的“在日常生活中，对待父母要恭敬；在奉养父母时，要保持愉快的心情；父母生了病，要带着忧虑的心情去照料他们；父母去世了，要带着悲痛的心情去料理后事；对先人的祭祀，要保持严肃恭敬的态度。”一共是五句话，每句话都引用经书和史书来论证，后人把这五点称为“五致”，这也可以看出孝道的重要性，可见司马光的这本书不是白作的了。 郑玄在《六艺论》中说：“孔子认为六艺的主旨不一样，内容意义也不相同，担心它的主旨会散乱，后代的人不知道它的来由，因此就写了《孝经》来对六艺进行综合汇总。”从而让人们知道《孝经》是古代大道的根源，六艺的汇总，年轻的晚辈们怎么能够轻视呢？ [book_title]第四章 争建储事 公营葬二亲毕，赴京师补官，时以新进，浮沉于人海之中，名未甚辉赫。独庞丞相（名籍，字醇之，冀州武城人，封颍国公，谥庄敏）奇之，方镇郓州（今山东东平县西北十五里），辟公为幕僚，典州学。吕正献公（字晦叔，寿州人，夷简子封申国公，谥正献）亦曰：“若君实者可谓实过其名也。”后公隆名盖代而知于众人，未知之前者，庞丞相与正献公二人而已。莫为之前，虽美勿彰，士之所以贵有知己而求知之前，又必如公之先求自知。 仁宗之世，内政外交，皆若无足忧者。然而，公忠之臣深谋远虑，当朝野无事之时辄作痛哭流涕之谈，患至而张皇补苴，亦已晚矣。 嘉祐元年（仁宗在位之三十四年）仁宗违豫，累月不能临朝。太子未立，天下寒心，中外之臣，莫不引以为忧。而皆不敢言，虽勇悍不屈，以忠直自负如唐介（字子方，江陵人，谥曰质肃）等亦然，惟范镇时为谏官，首建立储之议。公此时在并州庞籍幕一判官耳，官卑地远，亦何必冒不测之威而与此等大计耶？然君子之对于国家也，知有公而不知有私，知有义而不知有利，祸福岂所计哉？乃上《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一状》略谓： “陛下未有皇嗣，人心忧危。伏望陛下深念祖宗之艰难，基业之闳美，神器之大宝，苍生之重望，勿听苟且之言，勿从因循之计，断自圣志，昭然勿疑。谨择宗室之中，聪明刚正，孝友仁慈者，使摄居储贰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倘圣意未欲然者，或且使之辅政，或典宿卫，或尹京邑，亦足以镇安天下之心。如此则天神地祇，宗庙神稷，实共赖陛下圣明之德，况群臣兆民，其谁不欢呼鼓舞乎？昔鲁漆室之女，忧鲁君老，太子幼，彼匹妇也，犹知忧国家之难，盖以鲁国有难则身必与焉故也。况臣食陛下之禄，立陛下之朝，又得承乏典册之府，比于漆室之女，斯亦重矣。诚不忍坐视国家至大至急之忧而隐默不言，臣诚知言责不在，臣言之适足自祸。然而必言者，万一冀陛下采而听之，则臣于国家譬如蝼蚁，而为陛下建万世无穷之基，救四海生民之命，臣荣多矣。愿陛下勿以臣人微位贱谓之狂狷而忽之。” 此状报进，未获效果。复上第二、第三状，始降付中书。公贻书劝范镇，当以死争。后入京面对仁宗曰：“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之章，愿陛下果断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选宗室为继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 公退，复上疏曰：“臣向者进说，意谓即行。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为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促之际，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祸，可胜言哉？” 仁宗得之，乃大感动。又见宰相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人，封魏国公，谥忠献）等曰：“诸公不及今定议，异日禁中夜半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琦等拱手曰：“敢不尽力？” 未几，诏英宗判宗正，辞不就。遂立为皇太子，又称疾不入，公言：“皇子辞不赀之富，至于旬月，其贤于人远矣。然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礼记文），愿以臣子大义责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而国基定矣。 【批评】 今民主之国，总统外，更选副总统，为猝有非常，副座就位，匕鬯不惊，朝野安然也。至君主之国，或防权臣窃命，或恐宗支争位，故君主国之宜早定继位之人，更视民主国为切要。 皇嗣未定，臣下以此进告，忠诚之言，人主当欢迎不暇，何致逢彼之怒？盖人情莫不畏死，况人主之尊荣富贵，尤可恋爱，贪生恶死之念，自更甚矣。臣下请立皇嗣，措辞无论若何巧妙，终是催逼皇帝赶办后事耳。触其所甚忌之心，安得不郁然震怒哉？ 仁宗，贤主也。臣下以此进言，未必遽遭不测之祸，观于范景仁、司马公之事而可知。然事前皆不敢言者，狃于积习耳。故见义勇为、一往不顾者，未必得祸，而畏首畏尾、工于趋避者，未必得福也。 范景仁官居谏议，朝政得失，犯颜极谏，宜也。温公官仅通判，身在边疆，可以不言而言者也，较之景仁，尤为难得。 司马光办完父母的丧事之后，便赶往京城去补授官职，当时他是新考中的进士，在那么多人员中等待着补授官职，名气还不是很大。只有庞丞相（庞丞相名叫庞籍，字醇之，是冀州武城人，被封为颍国公，谥号庄敏）认为他比较奇特，当时庞丞相镇守郓州（今天的山东省东平县西北十五里），征召他作为自己的参谋，负责主管郓州的学校事务。吕正献公（字晦叔，寿州人，他的父亲夷简子封申国公，谥号正献）也说：“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他的真才实学要超过他的名声。”后来司马光的才能和功勋超过了当时所有的人，人们都知司马光这个人，却不知道推荐他的人就是庞丞相和吕晦叔他们二人。如果没有前辈的推荐，就算是才华横溢也很难被发现，这就是读书人看重知己而希望有人推荐的原因，这也一定像司马光那样，先让别人了解自己。 仁宗在位的时候，国内的政事和外交好像不需要忧虑。然而，司马光作为一个忠臣，计划周密，考虑深远，如果在朝廷无事的时候便表现出痛哭的样子，等到忧患来了再去挽救，那就晚了。 嘉祐元年（仁宗在位的第三十四年）仁宗生病了，几个月都不能够上朝。这时太子还没有确立，天下百姓都十分担心，朝廷内外的大臣，没有人不为此而担忧的。但他们都不敢谈论这件事，即使是勇敢而且又不屈服，并以忠诚正直自居的，例如唐介（字子方，江陵人，谥号为质肃）等人也不敢谈论，只有当时做谏官的范镇，首先提出设立皇太子的建议。司马光这个时候正在并州做庞籍手下的判官呢，官位很低而且离京城又远，为什么要冒着激怒皇上的危险而参与这件事呢？原来作为一个君子，他对于国家只知道考虑国家的事情而不知道考虑自己个人的事情，只知道考虑是否对国家有益而不知道考虑是否对自己有利，难道还会在乎自己的灾祸和福气吗？于是他便向皇上上奏了《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一状》，大致是说： 皇上您没有皇子，天下人都很担忧。希望皇上您能够好好想想祖宗打江山的艰难，江山社稷的美好，皇家权位的重要，天下百姓殷切的希望，不要听那些只图眼前、得过且过的建议，不要采取那些轻率的计策，这件事还得皇上您来决定，不要再疑惑了。谨慎地从皇族中选择一个聪明刚正、孝顺友善而且仁慈的人，让他来做太子，等待皇子出生的时候，再让他退位做藩王。如果皇上不想这样做的话，也可以暂且让他辅佐治理政事，或者让他掌管禁军，或者让他做京城的地方长官，这样就足够让天下百姓不再担忧了。这样一来，天神和地神，祖先宗庙和国家神稷，都依赖着皇上圣明的恩德，更何况是众多大臣和亿万百姓，他们谁不欢乐兴奋呢？过去鲁国漆室氏有一个女儿，她担心鲁国国君年老，太子还很小，她一个平民妇女，尚且知道为国家的灾难而担忧，大概是因为鲁国有了灾难自身也会受牵连才参与到这件事中的。更何况我领着皇上的俸禄，在朝廷中做官，又掌管着帝王封立继承人的事务，比漆室氏女儿的责任还重啊。真的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出现危机和忧患而一句话都不说，我深知已经没有对君主进谏的资格了，我知道说了这件事之后会招惹祸患。但是我一定要说，只希望皇上能够听从万分之一的建议，那么我对于国家来说就好像是蝼蛄和蚂蚁一样，但却为皇上建立了千秋万代的基业，挽救了天下百姓的生命，我是非常荣幸的。希望皇上不要因为我地位低下，狂妄放纵而忽视了我的建议。 这个奏折上报给皇上之后，并没有得到皇上的采纳。于是司马光又向皇上写了第二个、第三个奏折，这时候皇上才把这件事交给中书官员去处理。司马光写信劝说范镇，应该冒死向皇上进谏。后来他去了京城朝见皇上说：“我过去做并州通判的时候，给皇上写了奏折，希望皇上您能够果敢决断，不迟疑。”皇上沉思了很久，说：“一定要选一个皇族作为我的继承人吗？这是忠臣所说的话，只是别人都不敢说罢了。” 司马光退出来之后，又给皇上写了奏折说：“我之前向皇上说的建议，意思是让皇上马上做决定。现在皇上您还是什么都没有做，这一定是有奸诈小人说您现在还年轻力壮，有什么好担心自己会去世的呢？奸诈小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只想着能够趁着慌乱的时候，去拥立那些会善待他们的人来当皇上。这种策立皇帝甚至把皇上当成自己学生的灾祸，还能说得尽吗？” 宋仁宗看了之后，十分感动。司马光又拜见宰相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人，被封为魏国公，谥号为忠献）等人说：“各位大臣不如现在做出决定，第二天夜里皇宫中会传出来书信，上面写着让某人做皇太子，那么天下就没有谁敢违抗了。”?韩琦等人双手抱拳说：“怎么敢不竭尽全力呢？” 没过多久，皇上下旨让英宗掌管王室亲族的事务，英宗推辞不去担任这个职务。于是又让他做皇太子，他又借口有病而不愿进宫做太子。司马光说：“皇子不愿接受皇太子的位置，已经有十个月了，他比皇族中的其他人都要贤能。然而父亲召唤时，儿子不能用‘诺’来应答，君王召见时，臣子不等车子驾好就要动身（这句话来自《礼记》），希望能够用作为臣子的义务来劝说皇子，那样他就一定会进宫的。”英宗便接受了皇太子的称号，国家的根基也稳定下来了。 【评论】 现在民主国家，在总统之外，都会再选副总统，如果总统突然发生意外而去世了，那么副总统就代替他的位子，政局不会动荡，国家依旧稳定。而君主国家，有的是为了防止拥有大权的臣子篡位，有的是担心皇族其他成员争夺皇位，因此君主国家应该早早地确定继承人，这和民主国家相比更有必要。 皇位继承人没有确定，大臣便对这件事进行劝告，这是忠诚的话语啊。君主应当感到高兴都来不及，怎么会生气发怒呢？这是因为没有人心中不害怕死亡的，况且君主拥有无比的荣耀和富贵，对这些还非常地眷恋，贪求活着而厌恶死亡的念头，更加厉害啊。大臣请求设立皇位继承人，他说话时言语无论怎么巧妙，终究是在催着皇上准备后事啊。这触动到了皇上内心的忌讳，哪里能不发怒生气呢？ 宋仁宗是一个贤明的君主。大臣建议设立皇位继承人，不一定会受惩罚，这可从范景仁和司马光的事情上看出来。然而在这件事没有提出之前，大家都不敢谈论，这是拘泥于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罢了。因此意识到是正义的事就大胆去做并且一直向前，无所顾忌的人，不一定就会遭遇灾祸，而那些做事胆小，满心顾虑并且擅长追求利益，逃避责任的人，不一定就会获得福分。 范景仁做谏议官时，对于朝廷政事中出现的利弊，敢于冒犯君主进行规劝，这是应该的。司马光当时只做了一个小小的通判，而且还是在遥远的边疆做官，本来可以不向皇上提出建议的，但他却向皇上提出建议了，这和范景仁相比，更是难能可贵啊。 [book_title]第五章 筹边 宋当仁宗之世，燕云之间，虽无入寇之事，而西夏常为边患。嘉祐二年，公在并州，亲往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北四十里）察看形势，见屈野河西一带田土，积年以来，为夏人所侵。谕之以理，则不肯退缩；逼之以兵，则动成战斗；召之重定界至，则偃蹇不来。本处官吏，遂置之不问，民间则甚苦之。 公察麟州西临大河曰屈野。自河以西，直抵界首五六十里，并无保障斥堠。以此夏人得恣耕其田，游骑往往直至城下，突过城东，而州人尚未知。 公与经略司庞籍，谓当于州西二十里，增置二堡。此堡为之，不过十日。从此以后，州兵出入，有所宿顿，藉为麟州耳目藩蔽，利国利民，莫善于此。籍用公言，即牒麟州守将为之。 牒到未及兴作，而夏人之兵，已复大集。州将引一千许人，夜开城门，径往屈野河西，前无探候，后无策应，但赍酒食，期战胜后痛饮耳。恃勇轻敌，临事无备如此焉，往而不败哉？兵败，议者以庞籍擅修堡寨，引起边衅，遂致迁谪。公状其事于朝，引为已过，愿代籍等受罪，不报。复上第二状，略谓： “臣伏自惟念，若朝廷不以修堡为非，庞籍等必不受责。若以为非，则庞籍先已指挥麟州罢修此堡，因臣至彼见虏骑退散，方议再修。武戡、夏倚等虽建此策，因臣至彼，传道其言，方得达于庞籍。由是言之，修堡之事皆臣所致，若治其罪，臣当为首。今庞籍等先受其责，而臣未蒙谴罚，臣实内惭，无以自处。况臣在并州日，受经略司牒管勾本司要重公事。庞籍凡处置边事，未尝不询及于臣，采用其说。臣亦夙夜竭尽愚虑，知无不言，庶几协心裨补国家有万一之益。今乃以智识浅短，思虑不精，上为朝廷之忧，下为庞籍之累。若复苟求自脱，不即大诛，是臣以蕞尔之躯，亏国家至平之法，罪衅愈重，不容于死。” 后籍卒，公升堂拜其妻如母，抚其子如昆弟，盖所以报其知己，又代己受过也。 初，西夏边使致祭，延州（今陕西肤施县）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国主，使者诉于朝。公与吕诲乞加宜罪，不从。治平（英宗年号）初，夏人犯边，杀掠吏士。赵滋为雄州（今直隶雄县），专以猛悍治边，公论其不可。 契丹者，宋之北寇也。至是契丹人捕鱼界河，伐柳白沟（河名，在直隶涿县、新城雄县一带）之南。廷议以知雄州李中祜为不材，将代之。公谓国家当戎夷附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及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此数语足隐括吾国历来对外之失。 韩琦当国，刺陕西义勇二十万。民情惊挠，而纪律疏略不可用。公白琦，琦曰：“兵贵先声，谅祚（夏主名）方桀骜，使骤闻益兵二十万，岂不震慑？”公曰：“兵之贵先声，谓无其实也，独可欺之于一夕之间耳。今吾虽益兵，实不可用，不过十日，彼将知其详，尚何惧？”琦不能从。 其后元祐（哲宗年号）时，公为相。朝廷谓西人势已衰弱，心实内附。来则不拒，去则不追，置之度外，不以为意。然昔年宋兵大举深入时，将士所过，劫掠甚惨，此吾国官兵之积习，古今如一者也。夏人怨毒欲仇报之心，窥逾欲乘衅之意，日夜不忘，若渴者不忘饮，盲者不忘视也。而中国不以为念，譬如有虎狼在屋侧，垂头熟寝，人见其不动，狎而侮之，循其头，蹑其尾，岂不危哉？ 公谓一宜返其侵疆，二宜禁其私市。返其侵疆，所以释其宿恨；禁其私市，所以断其供给。恩威并用，亦彼时安边之至计也，惜神宗不能用耳。 【批评】 温公，书生也，外交似非其长。顾从前中国对付外国，皆无诚意。事缓则忘，事急则乱。公之主张，则反乎是。其言曰：“国家当戎夷抚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及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清时，中国失去诸藩属。通商之初，与欧美诸国，结不利之条约。贻误至今者，皆坐此而败。孔子言忠信笃敬，行于蛮貊，圣人之言，岂有诬哉？ 格兰斯顿，英之名相也，以忠心公道，辅佐女王维多利亚。人谓格公短于外交，然英国海外事业最盛，其基皆植于五十年前，格公为相之时。是则外交之过，岂尽恃诡谲耶？ 屈野河西筑堡之事，温公初不言功，其事为麟州官吏所坏。朝廷归咎于庞籍。而不及公。以恒情言之，公亦乐得便宜，乃心中终不自安，累疏救籍，愿以自代。世之龌龊丈夫，读此将何以自处哉？ 温公遇事，一念决定，虽对于君父，必获伸而后已，故常有一事而抗论三四次者，其文皆载集中，凡此皆所谓诚也。 宋朝仁宗在位时，幽州和云州之间的地方，虽然没有外敌入侵进犯，但常常有西夏人侵扰。嘉祐二年的时候，司马光在并州做官，亲自去了麟州（现在的陕西省神木县北四十里）察看地形，他看见屈野河西边一带的土地，多年来被西夏人侵占。和西夏人讲道理，他们不肯退让；用武力来驱逐他们，就会出现战斗；召集他们来重新确定边界，但西夏人又迟迟不来。本地的官员便将这件事放置在一边，不加理睬，民间百姓便遭受了很多苦难。 司马光察看了麟州西面一条叫屈野的大河。从屈野河向西，一直到界首的五六十里的地方，并没有瞭望敌情的堡垒。因此，西夏人才能够放肆地耕种这些土地，而且西夏流动的骑兵往往能够一直达到城下，冲过城东，麟州人竟然察觉不到。 司马光和经略司庞籍说应该在麟州西面二十里的地方，增建两个堡垒。这两个堡垒不超过十天就能建好。从此以后，来往的麟州军队，就有了安顿的地方，这也可以成为麟州的防御保障，对国家和百姓都有利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庞籍采用了司马光的建议，随即发出文书让麟州的守将去增建堡垒。 文书到了之后，还没还得及增建堡垒，西夏人的军队已经又重新集结在屈野河了。麟州守将带领一千多人，在夜里打开城门，一直向屈野河西面前进，军队前面没有人探路，后面没有人接应，只带着美酒和食物，想要在增建完堡垒之后痛快地饮酒。他们仗着自己勇敢而不把对手放在心上，面临战事而毫无准备，这样去增建堡垒能不失败吗？战败之后，朝廷官员都认为庞籍擅自增修堡垒，才引起边境战事，于是庞籍被贬降职。司马光在朝中详细说明了这件事，并认为这是自己的过错，愿意代替庞籍等人受罚，没有得到皇上的批准，他又向皇上写了第二封奏折，大意是说： “我认真地考虑之后认为，如果朝廷不认为增建堡垒是错误的，那么庞籍等人就不应该受到责罚。如果朝廷认为增建堡垒是错误的，那么庞籍之前就已经下令麟州守将停建堡垒，只是因为我到了麟州看见西夏军队已经撤退，才决定再次增建堡垒的。武戡和夏倚等人虽然建议增建堡垒，那也是因为我到了那里，在路上和他们说了这件事，才传到了庞籍那里。因此，增建堡垒这件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导致的，如果要惩罚的话，我应该首先受到惩罚。现在庞籍他们先受到了惩罚，而我却没有受到惩罚，实在是内心惭愧啊，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况且我在并州的那段日子里，处理经略司的文书及管理经略司的重要公事。庞籍凡是处理边境的事情，没有不向我咨询并采纳我的建议的。我也是每天都竭尽全力，只要是知道的就没有不说出来的，希望能够同心协力为国家贡献自己万分之一的力量。现在竟然因为见识浅陋，考虑不周，给朝廷添乱，也连累了庞籍。如果还苟且寻求免罪，不被杀头，这是因为我小小的一人，而去损害国家公正的法律，我的罪过就会越重，就算是死也不能抵罪啊。” 后来庞籍死了，司马光登上厅堂像拜见母亲一样去拜见他的妻子，就像对待兄弟一样去抚养他的孩子，这是为了报答庞籍对自己的了解，并且又代替自己受罚的事情。 当初，西夏使者来祭祀，延州（今陕西肤施县）军官高宜陪伴着使者，他对待使者非常傲慢，侮辱西夏的君主，使者便在朝堂上控诉这些情况。司马光和吕诲请求治高宜的罪，皇上没有听从。于是在治平（宋英宗的年号）初年，西夏人侵犯边境，屠杀抢掠官兵。赵滋在雄州（今天的河北雄县）做官，专门采取凶狠的治理边境策略，司马光认为不能这样。 契丹是宋朝北方的敌人。到了这时候，契丹人在界河捕鱼，在白沟南面砍伐树木白沟（是一条河名，在直隶涿县、新城雄县）一带。朝廷决定因为雄州知州李中祜办事不利，想要找人取代他。司马光说当那些少数民族部落归顺国家的时候，朝廷却和他们斤斤计较，等到他们侵犯边境的时候，朝廷又顺从他们并且对他们过分宽容。这简短的几句话足够概括我们国家一直以来对外交往失利的地方。 韩琦执掌朝政的时候，在陕西招募了二十万民兵。当地百姓的生活生产都受到了惊扰，而且军队纪律非常松散并不能够打仗。司马光对韩琦说了这些情况，韩琦说：“用兵打仗重点在于要先发出使人震慑的气势，谅祚（西夏君主的名字）气焰嚣张，让他突然听说我们兵力增加到了二十万，怎么能吓不到他呢？”司马光说：“用兵打仗重点在于要先发出使人震慑的气势，这说的是那些没有真正实力的军队，只能够欺骗敌人一段时间罢了。现在我们虽然增加了兵力，但实际上他们并不会打仗，不超出十天，对方就知道了我们详细情况，这样他们还会害怕什么呢？”韩琦没有听从司马光的建议。 后来，元祐（宋哲宗的年号）年间，司马光做了宰相。朝廷觉得西夏人的势力已经衰弱了，他们诚心归顺宋朝了，便对西夏人的到来也不抗拒，离开也不追击，把这些事情都不放在心上。然而过去宋朝军队大规模的讨伐西夏时，军队路过的地方，被抢劫掠夺得十分悲惨，这是我们国家军人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从古到今都是这样。西夏人内心十分痛恨，想要报仇雪恨，企图寻找机会，他们日日夜夜都没有忘记报仇，就像口渴的人不会忘记喝水，眼瞎的人不会忘记重现光明。但宋朝的人并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就好像有老虎和狼在房屋旁边，低着头熟睡，人们看见它一动也不动，便去戏弄它们，玩弄它们的头，踩踏它们的尾巴，难道不危险吗？ 因此，司马光说首先应该返还侵占西夏的土地，其次应该禁止私自开放的集市。返还侵占西夏的土地，能够缓解他们的仇恨；禁止私自开放的集市，能够切断他们的货物供应。恩惠与威力一起使用，这也是当时安定边境的最好办法，可惜宋神宗没有采纳。 【评论】 司马光是一个读书人，对外交往似乎不是他的长处。回顾古代中国和外国的交往，都没有真正的诚意。事情缓和时便会淡忘交情，事情紧急时便慌乱不堪。司马光的主张则与此相反。他说：“当那些少数民族部落归顺国家时，朝廷却和他们斤斤计较，等到他们侵犯边境时，朝廷又顺从他们并过分宽容。”清朝时，中国失去了各附属国。在刚开放通商口岸时，和欧美各国缔结了不平等条约。其危害一直到现在，都因这个原因导致国家外交失败。孔子曾经说过，如果说话忠诚守信，做事厚道谨慎，即使到了野蛮部落也会畅通无阻。圣人的话，难道会是瞎说的吗？ 格兰斯顿，是英国有名的首相，凭借自己的忠心和正直，辅佐维多利亚女王。人们都说他不擅长处理外交事务，但是英国海外事业的最兴盛时期，都是建立在五十年前打下的基础之上，也就是格兰斯顿当首相的时候。这样看来，外交的过错，又怎么能全部依靠阴谋狡诈呢？ 屈野河西面修筑堡垒这件事，司马光开始并没有说它的功绩，后来修筑堡垒的事又被麟州守将破坏了。朝廷把罪责归到了庞籍身上，而没有怪罪司马光。按常情来说，司马光应该是得到了便宜，但他心中始终都不能安定，多次写奏折去救庞籍，愿意去代替他承担罪责。世间那些品行卑劣的人们，读到这里他们将怎么想呢？ 司马光遇到事情，极短时间内就决定了，即使是面对君王，他也一定要去辩解申诉，因此常常会为了一件事而去抗争许多次，这些文章都记载在文集当中，所有这些文章体现的都是他的真诚啊。 [book_title]第六章 争新法 神宗即位，参知政事欧阳修（字永叔，谥文忠，江西庐陵人）荐公德性惇正，学术通明，谠言嘉谋，著在两朝（仁宗英宗朝也）。知而不言，是谓蔽贤掩善。光忠国大节，隐而未彰。臣既详知，不敢不奏。 神宗颇向用公，擢为翰林学士。公力辞，帝曰：“古之君子，或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惟董仲舒、扬雄兼之。卿有文学，何辞为？”竟不获辞。明年，公乞补外官，上不许，曰：“君子小人，皆知卿方正。吕公著使契丹，亦问有司马光者，其人甚方正，今为何官名为夷狄所知，奈何出外？” 神宗重公如此，而终不能大用者，王安石阻之也。是时新法盛行，天下骚然，而神宗不悟。公于迩英殿进读时，遇事进谏，安石党忌之。尝进读通鉴萧何、曹参事（萧何死，曹参为相，奉萧何遗法无所变更）。公曰：“参不变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宴然，衣食滋殖。”上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乎？”公曰：“何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帝用张汤言，取高帝法纷更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公之主张，大率如此。 元丰三年，韩琦亦上疏论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罢其法。二月，乃拜公枢密副使。公上章力辞，至六七上，曰：“上诚能罢新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不然终不敢受命。”然王安石终不去，青苗法不罢，公亦卒不受命。 公既辞枢密副使，名重天下。韩魏公元臣旧德，犹加歆慕，在北门与公书云：“闻执事以宗社生灵为意，屡以直言开悟上听，恳辞枢密，必冀感动，大忠大义充塞天地，横绝古今，固与天下之人叹服归仰之不暇，非于纸笔一二可言也。” 公又移书安石，三往返，开谕切至，犹冀安石之听而改也。且曰：“忠信之士，于公当路时，虽龃龉可憎，后必徐得其力。谄谀之人，于今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意谓吕惠卿（字吉甫，泉州晋江人，《宋史》列《奸臣传》），对宾客辄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 其后六年而惠卿叛安石，由是天下服公先知。 公又面问王安石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小人。或在清要，或为监司，何也？”安石曰：“方法行之初，旧时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公曰：“介甫误矣，君子难进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志，岂可去也，必成仇敌，他日将悔之。”安石默然。 公见新法不罢，素志未伸，郁郁不乐，遂求去，罢翰林学士，出知永兴军（今湖北新阳县）。至任，乞免本路青苗助役，诏不许。公遂乞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不报。又上章曰：“臣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仲淹子）、程颢（字伯淳，河南人，世号明道先生。弟颐，字正叔，世号伊川先生），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字经父，临江新喻人，与弟武仲、平仲并以文学起家，号江西三孔），勇决不如范镇。若臣罪与范镇同，即乞依镇例致仕。若罪重于镇，或窜或诛，所不敢逃。” 神宗必欲用公，召知许州（今河南许昌县）。令过阙上殿，谓监察御史程颢曰：“卿度光来否？”颢对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来。不能用其言，光必不来。”帝曰：“未论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公果辞召命，固请留台。 【批评】 公与安石为素交，屡进忠言，而不之悟，其执拗有如此者。朱子论之曰：“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疆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肆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宣（崇宁、宣和皆徽宗年号）之际，而祸乱极矣。” 朱子此论，最为平允。安石行新法，其事虽非，不过书生之见耳，非有王莽、卢杞之心也。以正人皆不附和，广引群小为辅大，为安石身后之累，老泉误天下之论（苏老泉恶安石为人，著《辨奸论》，谓必误天下），至于哲宗、徽宗之世而大验矣。使早省司马公之言，岂惟社稷之幸，亦安石之幸也。 古无百年不变之法，公对神宗之言，盖为安石发也。言各有当，不可拘泥。公平生不喜孟子，以为伪书，出于东汉，因作疑孟论。此亦一时偏见，未见可据也。 神宗拜公枢密副使，不拜。后有谗公者，神宗不为动，曰：“谁肯辞官如司马光者？”知公非不深，而终不能用，何耶？ 神宗在位的时候，参知政事欧阳修（字永叔，谥号文忠，江西庐陵人）举荐司马光，因为他品性淳朴正直，博学而贤明，敢于直言并有高明的治国谋略，曾经在两朝做官都很出色（仁宗、英宗两朝）。知道有能力的人而不说出来，这就是埋没贤人掩盖好人。司马光忠君爱国的气节，被埋没而没有彰显出来。我既然知道了，就不敢不上奏皇上。 神宗一直以来都想任用司马光，提拔他做了翰林学士。司马光极力推辞，皇上问道：“古代的君子，有的有学问而不擅长写文章，有的擅长写文章但学问不深，只有董仲舒、扬雄能够做到这两方面兼具。你也是一个既有学问、又擅长写文章的人，为什么要推辞呢？”最终没有推辞掉这个官职。第二年，司马光请求到外地做官，皇上不准许，说：“天下的君子和小人都知道你刚正直言。吕公著出使契丹时，还有人问到听说有个叫司马光的人，非常刚正，为什么现在你的官名被契丹知道，还去外地做官呢？” 神宗这么器重司马光，而最终不能够重用他，这是因为王安石的阻挠。当时新法十分流行，天下搞得很乱，但神宗并没有察觉。司马光在迩英殿为皇上讲读诗文的时候，就变法的事向皇上进行劝谏，遭到了王安石他们的痛恨。司马光曾经讲读《资治通鉴》中萧何、曹参的事情（萧何死后，曹参做了丞相，奉行萧何遗留下来的治国方法，没有改变）。司马光说：“曹参没有改变先前的治国之法，才能够保持前人的成就和业绩，因此孝惠帝和高后在位的时候，天下才会太平盛世，食物粮食才会增多。”皇上说：“汉代一直坚持萧何的治国方法都没有改变吗？”司马光说：“不仅仅是汉朝，假使是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君主也都一直坚持夏禹、商汤和文王武王的治国方法，即使到了现在王朝都会存在。汉武帝采用了张汤的建议，把汉高祖时期的治国方法都改变了，老祖宗的治国方法是不可以改变的。”司马光的主张，大概就是这样的。 元丰三年的时候，韩琦也向皇上上书阐述青苗法的害处。皇上很受感动而有所醒悟，想要废除新法。这年二月份的时候，朝廷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便写奏折极力推辞，一直向皇上写了六七次奏折，说：“皇上如果真的能废除新法，即使不能重用我，我也会收获很多，不然的话我还是不敢接受皇上任命的。”然而王安石最终还是没有离开，青苗法也没有被废除，司马光最终还是没有接受任命。 司马光辞掉了枢密副使一职之后，赢得了天下人的尊重。韩魏公是朝廷的老臣，对司马光都十分钦佩，在翰林院给司马光写信说：“听说您一心为了国家稳定和百姓安乐，屡次劝谏皇上领悟变法的害处，诚恳地推辞枢密一职，来希望皇上能够受到感动，您的忠君正义之情天下都知道，超过了古今的贤人，一定会让天下人佩服敬仰您都来不及，这实在不是纸上一两句话可以描述的。” 司马光又写信给王安石，一共写了三次，真诚地开导王安石，仍然希望王安石能够听从而取消变法。他说道：“那些忠正诚信的人，在您做官的时候，虽然令您十分痛恨，但在以后您一定会慢慢地感受到他们的善意。而那些阿谀奉承的小人，现在都非常顺从您，一旦您失去权势，一定会有人出卖您来自保的。”这话的意思是在说吕惠卿（字吉甫，泉州晋江人，《宋史》把他放在了《奸臣传》中），司马光对着宾客就指着他说：“将来推翻王安石的一定会是吕惠卿。”之后的第六年，吕惠卿果然背叛了王安石，因此天下人都佩服司马光的预知能力。 司马光又当面问王安石说：“您推行新法，却任用一群小人。有的人管理着重要的政务，有的人做了监察的官员，这是为什么呢？”王安石说：“在推行变法的一开始，以前的官员都不愿意配合，因此就任用了一些愿意配合变法的人，等到新法推行成功，就罢免他们。”司马光说：“您错了，君子很难引进却很容易辞退，小人正好相反。如果小人当了官，怎么会那么轻易就能辞退，一定会成为仇敌，在将来的某一天你会后悔的。”王安石没有说话。 司马光眼看新法不能废除，先前的想法不能实现，心里非常不开心，于是想要离开，辞去了翰林学士一职，外出去永兴军（今天的湖北省新阳县）做官了。到了那里上任后，他请求废除本地的青苗和助役的新法，皇上下命令不准废除。于是司马光请求去西京做留守司御史台，请求没有能上报给皇上。他又写奏折说：“我的预见能力比不上吕诲，公平正直的品德比不上范纯仁（范仲淹的儿子）、程颢（字伯淳，河南人，世号明道先生，他的弟弟叫程颐，字正叔，世号伊川先生），敢于直言的性格比不上苏轼、孔文仲（字经父，临江新喻人，与弟弟武仲、平仲一起都以文学出名，号称江西三孔），勇敢决断的魄力不如范镇。如果我的罪过和范镇一样，那么请求按范镇的标准来安排我的官位。如果我的罪过比范镇还重，是流放还是砍头，我都不会逃避。” 宋神宗非常想任用司马光，下令让做许州（今天河南省许昌县）的知州。在路过京城的时候下令召见他，宋神宗对监察御史程颢说：“你感觉司马光会来吗？”程颢回答说：“皇上如果能采用他的建议，那么他一定会来。如果不能采用他的建议言，那么他一定不会来。”宋神宗说：“没见过有像司马光这样进谏的，这样的人经常在身边，自然就不会犯错误了。”司马光果然推辞了召见，坚持请求留在那里做留守司御史台。 【评论】 司马光和王安石向来交情很好，他屡次向王安石进献忠言，但王安石却没有领悟，王安石的固执已经到了如此地步。朱熹评论说：“王安石因为学问文章和气节操守在世上高人一等，尤其把治理国家、帮助百姓作为自己的责任。他得到了宋神宗的赏识，坐到宰相的位置，世人便开始仰慕他的所作所为，希望（在他的治理下）能出现太平盛世的景象。然而王安石却急着把改革财政和军队作为首要的任务，任用奸邪凶恶的小人，排斥摒弃忠心直谏的大臣，把人民生活搞得乱七八糟，让人民对他丧失了信心，最终奸臣到处作乱，全国各地的百姓都受他们的毒害。到了崇宣（崇宁、宣和都是宋徽宗的年号）年间，祸乱达到了顶点。” 朱熹的这个评价非常公正。王安石推行新法，事情虽然不对，不过是书生的见解罢了。他没有王莽、卢杞的野心。因为君子都不附和他的变法，才大肆任用那些小人来辅政，这也成了王安石的累赘，所以苏洵才说他会耽误天下百姓（苏洵讨厌王安石的为人，写了《辩奸论》，说他一定会耽误国家），到宋哲宗、宋徽宗时，这句话得到了验证。假使能早点理解司马光的话，岂止是江山社稷的大幸，也是王安石的大幸啊。 自古以来就没有一百年都不变的治国方法，司马光对神宗说的话，大概是为王安石辩解所说的。说话要各个方面都要适当，不可以固执而不知变通。司马光一辈子都不喜欢孟子，认为现在所看到的关于孟子的书都是假的，都是东汉时期伪造的?，因此写了一篇《疑孟论》。这也是他暂时的片面见解，不见得可以作为根据。 宋神宗让司马光做枢密副使，他没有接受。后来有人向皇上说司马光的坏话，宋神宗并没有被他打动，并说：“有谁愿意像司马光那样辞去官职呢？”宋神宗了解司马光并不是不深，但终究没有采用他的建议，这是为什么呢？ [book_title]第七章 居洛 公归洛，绝口不谈时事。宋以洛阳为西京，熙宁（神宗初即位时年号）中，以清德硕望，为朝野所重，而退居于洛者，大臣曰富郑公（名弼，字彦国，河南人，封郑国公，谥文忠）、韩魏公，侍从曰吕申公。士大夫位卿监，以清德早退者十余人。好学乐善，有行义者几二十人。德星翕聚，园林相属。至以洛阳之盛衰，卜天下之治乱。今公复归之，里中后生，皆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无为不善，恐司马端明（公尝为端明殿学士）、邵先生知。邵先生者，康节也。时新法行，吏牵迫不可为，或投劾去。雍曰：“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何益耶？”救民之心与公同而异其迹者也。 公于洛阳尊贤坊北买田二十亩，辟以为园，名之曰独乐，自伤不得与众同也。有读书堂、弄水轩、钓鱼庵、种竹斋、采药圃、浇花亭、见山台诸胜，自号迂叟。 洛俗，春日放园，园子得茶汤钱，与主人平分。一日，园子吕直纳公钱十千，公令持去，再三欲留。公怒，乃持去，回顾曰：“只端明不爱钱耶？”后十余日，吕直创一井亭。问之，乃用前日不受十千也，公之化及仆隶者如此。 洛下新第初迁入，一日步行，见墙外暗埋竹签数十。问之，则曰： “此非人行之地，将以防盗也。”公曰：“吾箧中所有几何，且盗亦人也，岂可以此为防？”命亟去之。会穷乏，令老兵卖所乘马，语云：“此马夏月有肺病，若售者先语之。”老兵窃笑其拙。公之至诚，其见于小事者如此。公有兄曰旦，字伯康，居夏县。公居洛多暇，岁一往省。伯康年将八十，公奉之如严父，保之如婴儿，每食，少顷则问曰：“得无饥乎？”天少冷，则拊其背曰：“衣得无薄乎？” 公以志不得伸，退休洛下，然天下事未尝一日忘也。熙宁七年三月，上以天下旱蝗，诏求直言。公读诏泣下，欲默不忍。四月，乃复上疏曰： “方今朝之阙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广散青苗钱，使民负债日重，而县官无所得；二曰免上户之役，领下户之钱，以养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与细民争利，而实耗散官物；四曰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得少失多；五曰团结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兴水利，劳民费财。若其他琐琐米监之事，皆不足为陛下道也。” 寻有诏言新法已行，必不可动。公自是闭口不言时事者，十有一年。时文潞公（名彦博，字宽夫，汾州介休人，封潞国公，谥忠烈）以太尉留守西都，慕白乐天九老会，乃集洛中公乡大夫年德高者，为耆英会。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暮故事，请入会。洛阳多名园古刹，有水竹林亭之胜，诸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每宴集都人随观之。 【批评】 政事之枢机在于朝，而士夫之清议在于野，必野有贤人而清议重于朝旨，朝与野隐然立于对待之地位。执政者，即欲凭权藉势以蠹国病民，而有所不敢也。神宗时之洛阳，为贤士大夫之渊薮，犹之明季之东林然。东林虽盛，既无救于国之危亡，而一时名士亦罗党锢之祸。其淑身淑世之道，不及洛下诸贤多矣。公独乐园中，藏书五千卷，比诸当时王原叔、宋宣献、毕文简、钱穆父诸家，皆藏至数万卷者，公之所有，诚不足道。然书贵能读，不贵多藏。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善读书者当如此。 独乐园之园丁，不爱十千钱，所谓有其主自有其仆。《辍耕录》（元陶宗仪著）又载公家一仆三十年，只称君实秀才。苏子瞻学士来谒，闻而教之，明日改称大参相公。公惊问，以实告。公曰：“好一个仆被东坡教坏了。” 司马光到了洛阳，闭口不谈论朝廷的事情。宋朝把洛阳当作西京，熙宁（宋神宗刚即位时年号）年间，这里有一些德高望重，曾经被朝廷重用而现在退居到洛阳的人，朝中大臣中有富郑公（名弼，字彦国，河南人，被封为郑国公，谥号为文忠）、韩魏公，做侍从的有吕申公。士大夫中做到卿监一职的，并因为品德高洁而辞官的有十几个人。爱好学习，乐于助人，行侠仗义的人将近有二十人。有才能的人都聚集在了这里，园林相互连接着。这就可以通过洛阳的兴盛和衰落，来卜算天下的太平和混乱。现在司马光又回到了这里，乡里中的年轻人都知道敬畏廉操和懂得耻辱，想要做一件事情，一定会说不好的事不做，因为他们担心被司马光（司马光曾经做过端明殿学士，因此他又叫司马端明）和邵先生知道。邵先生也就是康节先生邵雍。当时新法正在推行，情况十分紧迫，一些不想推行新法的官员，就递交弹劾自己的文书离开。邵雍说：“这正是贤人应该竭尽全力的时候，新法固然很严，但在推行的过程中能够宽松一点，那么百姓就能获得一点的恩赐，递交弹劾自己的文书有什么用处呢？”他拯救百姓的爱心和司马光是一样的，只是他们做的事情不一样罢了。 司马光在洛阳尊贤坊的北面买了二十亩的土地，把它开辟成一个园子，给它取名叫独乐园，感伤自己不能够和众人一样。这个园子里有读书堂、弄水轩、钓鱼庵、种竹斋、采药圃、浇花亭、见山台等景点，自己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迂叟。 洛阳习俗，春天开放园林的时候，看管园林的人能够得到一些小费，要与主人平分。一天，看管园林的吕直要向司马光缴纳十千钱的平分钱，司马光让他都拿走，他再三地想把钱留下。司马光发火了，他才把钱拿走，想想便说：“只有司马光不爱钱吗？”过了十几天，吕直修建了一个井亭。司马光问他，原来这是前些天自己没有接受的那十千钱，司马光的思想竟然都感化到了奴仆的身上。 司马光刚刚迁居到洛阳的新房子里，一天外出散步，看见墙外掩埋着十几根竹签，便问仆人。仆人说：“没有人从这里走路，这里是用来防盗的。”司马光说：“我家中箱子里能有多少钱，况且盗贼也是人啊，怎么可以这样设防呢？”便让人立刻把设防的东西都拆除了。一次，司马光的生活遇到了困难，就让老兵去把自己骑的马卖了，并说：“这匹马夏天的时候有肺病，卖的时候要先和买主讲清楚。”老兵暗地里笑他太蠢了。司马光的诚实，在这些小事中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司马光有个哥哥叫司马旦，字伯康，住在夏县。司马光住在洛阳的时候有很多空闲时间，每一年都会去看望他的哥哥。司马旦都快八十了，司马光对他就像侍奉父亲一样，保护他就像保护婴儿一样。每天吃晚饭，过了一会儿便问：“饿了吗？”天气稍微转凉，便摸着他的背部说：“衣服薄吗？” 司马光因为自己的志向不能实现，辞官住在了洛阳，然而却没有一天会忘记天下大事。熙宁七年三月，朝廷因为旱灾和蝗灾，下旨征求敢于直言进谏的人。司马光读完诏书眼泪就下来了，想要默不作声却忍不住。四月的时候，他便给朝廷写了奏折说： “现在朝廷有缺陷的政治措施，大概有六个。一是大量地散发青苗钱，使得百姓欠官府的债越来越多，而官府却一点收入都没有；二是免除富裕人家的劳役，领去贫穷人家的钱财，去养活那些不务正业的人；三是设置市易司一职，和老百姓争夺利益，而实际上消耗了官府的财物；四是自己国家还没有治理好，还去侵略邻国，得到的很少失去的却很多；五是建立地方民兵组织和保甲制度，让人们练习打仗，导致百姓都十分疲惫不堪；六是信任狂妄狡诈的人，胡乱地兴修水利工程，既使百姓劳苦，又浪费钱财。至于其他的一些琐碎事情，就都不值得讲给皇上听了。” 过了一段时间，皇上批复说新法已经推行，一定不能再变动了。司马光从此闭口不再谈论朝廷的事情了，这一直延续了十一年。当时文潞公（名彦博，字宽夫，汾州介休人，被封为潞国公，谥号为忠烈）留守西都洛阳做太尉，仰慕白居易他们组织的九老会，于是便集合了洛阳城中的读书人和一些德高望重的人，组织了耆英会。司马光当时年纪还没到七十，潞公向来都很看重他，便用唐代狄兼暮未满七十而加入九老会的先例，让司马光入会。洛阳有很多的著名的园林和古老的寺庙，有溪水、竹林、亭台等景色，各位老者的头发和胡须都白了，穿着打扮十分有气势，每次举行宴会时都有人跟着围观。 【评论】 管理政事的机构设在朝廷，而士大夫们对时政的议论则在民间，民间一定会有贤人而且对时政的议论也要比朝廷的旨意还好，那么朝廷的旨意与民间的议论慢慢就形成了对立的位置。这样的话，当官的人即使想要凭借权势来危害国家残害百姓，他们也不敢这么做。宋神宗在位的时候，辞官去洛阳，成了贤人和士大夫聚集的地方，就好像明朝末年的东林党人一样。东林党人虽然很多，但他们不但没有挽救国家危亡，而且一些贤人还遭受了党争的祸害。他们陶冶身心和治理国家的方法，远远不如洛阳的各位贤人。司马光的独乐园中，藏了五千卷书，和当时的王原叔、宋宣献、毕文简、钱穆父他们都藏了几万卷相比，司马光的藏书确实不值得称道。然而藏书最重要的是能够阅读，而不在于藏了多少书。赵普用半部《论语》治理天下，善于读书的人就应该这样。 独乐园中管理园林的人，不贪恋十千钱，这就是所说的有什么样的主人自然会有这样的仆人。《辍耕录》（元代陶宗仪著）又记载说司马光家有一个干了三十年的仆人，只知道司马光是个秀才。苏轼来拜访的时候，听说了这件事便告诉他真实的情况，第二天这个仆人便改称司马光为参政宰相。司马光惊奇地问他，他便把来龙去脉告诉司马光。司马光（开玩笑地）说：“好好的一个仆人都被苏东坡给教坏了。” 第八章 撰写《资治通鉴》 司马迁创修《史记》，上始五帝，下讫天汉（汉武帝年号）。班固以来之书，皆仿其体，惟各自断代为书耳。纪、传、表、志，文字繁多，士人常有毕生未曾阅览一过者，况人主乎？而《史记》以前，先有《春秋》，《春秋》编年之体，年经事纬，首尾联贯，实史家不刊之良规。自司马迁之书行，编年之史，皆不敢续，而史学便少此一种书。 孔子笔削之后，成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编年史，后世不敢增损其一字，史家遵其成规。与正史并行，其事实始自公，今所传之《资治通鉴》是也。 公在京，六任冗官，无以表见。英宗三年，上命公编历代君臣事迹。公言不如续《春秋》作编年史，于是发凡起例。刘恕（字道原，筠州人）、赵君锡（君锡父丧，不赴命，太常博士刘攽代之）助之，后又辟范祖禹（景仁从孙）为助。初名通志，书未脱稿，神宗已重之，数促使终篇，赐以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元丰（神宗年）七年，书成，表上之，神宗为易名《资治通鉴》，亲制序文以赐。又谕辅臣曰：“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迁公为资政殿学士，降诏奖谕。 《资治通鉴》之体裁与公藉往事以规时政之意，悉具于进书表中。其文如左： “伏念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私家力薄，无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资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爰诏下臣，俾之编集。书未进御，先帝违弃群臣。陛下绍应大统，钦承先志，宠以冠序，赐之嘉名。每开经筵，常令进读。臣虽顽愚，荷两朝知待，如此甚厚，陨身丧元，未足报塞。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详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开局，迨今始成，岁月淹久，其间牴牾，不敢自保。重念臣违离阙庭十有五年，虽身处于外，区区之心，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顾以驽蹇，无施而可，是以专事铅椠，用酬大恩，庶竭涓尘，少裨海岳。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愿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间之燕，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当公修史时，得自选属，官置局于崇文院，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崇文、龙图、天章，皆宋藏书之处）。内府时颁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神宗朝，王安石用事。公数上书斥新法之扰民，小人欲中伤之，而公行义无可訾者。乃倡为浮言，谓书之所以久不成，缘书局之人，利尚方笔墨绢帛及御府果饵金钱之赐耳。以此议公几同儿戏，亦见小人之害君子无所不至有如此者。 公进读《资治通鉴》至汉贾山疏，因言从谏之美，拒谏之祸。上曰：“王安石不好官职，及自奉养，可谓贤者。”公曰：“安石诚贤，但性不晓事而愎，此其短也。又不当信任吕惠卿，惠卿奸邪，而为安石谋主，故天下并指安石为奸邪也。”又读至张释之论啬夫利口，因曰：“孔子称恶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盖其人能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人君苟以为然，则邦家之覆诚不难矣。”时吕惠卿在坐，公盖指之也。 【批评】 王安石用事时，温公居洛，修《资治通鉴》。神宗许以书局自随，其宠任之不可谓不至，独不能退王安石而用公。《通鉴》成，公年六十六岁矣，晚景无多，君恩未报，一腔忠爱，既悉寄于书中。遇进读之时，又复借古鉴今，随事进规。千载之下，其心如见。温公修通鉴未成时，谗言朋兴，公于是严课程，省人事，促修成书，表云：“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简牍盈积，浩于渊海，其间牴牾，不敢自保。”今读其书，盖自唐及五代，采取微冗，日月或差，良有由也。 《通鉴》一书，取材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朱文公之《纲目》，虽因温公之书，无所增益，而义例谨严，犹能成一家言。若明人薛方山之《续通鉴》，于宋、辽、金、元四史，尚未能寻其要领，况在正史之外乎？温公之书，多采格言，使人易忆，非徒以记闻为博也。后之作史者既无温公之学，乏三馆之书，又不得刘恕、范祖禹助其讨论，而欲成一代之良史，岂不难哉？ 《考异》、目录，各自为书。《资治通鉴》初有史炤释文，今通行胡三省注本。胡氏《通鉴》分修诸子考，谓汉则刘攽，三国迄于南北朝则刘恕，宋则范祖禹。今读温公与醇夫帖子，始知胡氏之言不然。帖曰：“从唐高祖初起兵修长编，至哀帝禅位止。其起兵以前，禅位以后事，于今来所看书中见者，亦请令书史别用草纸录出。每一事中，间空一行许，以备剪黏。隋以前与贡父，梁以后与道原，令各修入长编中。盖缘二君更不看此书，若足下只修武德以后，则此等事迹，尽成遗弃也。”观于是言，则贡父所修，盖自汉至隋，而道原任五代也。公平日最服膺道原，其通部义例，多从之商榷。 司马迁编写《史记》，上起五帝时期，下至天汉年间（汉武帝年号）。班固《汉书》以来的史书，都模仿《史记》体例格式，只是这些史书都是按朝代来编写的。这些史书包括纪、传、表、志，文字非常繁多，读书人常常用一生的精力都不能把这些史书读一遍，何况是皇上呢？在《史记》之前，先有《春秋》，《春秋》是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经线，以事情为纬线，前后联贯一致，实在是史书不容改动的好体例。自从司马迁的《史记》流行之后，编年体的史书，都不敢再编写了，而史书编写中又少了一种书写体例。 孔子对《春秋》删改订正之后，完成了1362年的编年体史书，后世之人不敢对这本书再增减一个字，史学家都遵守这种规定。编年体史书和官修纪传体史书一起通行，这其实开始于司马光，现在流传的《资治通鉴》就是这样的。 司马光在京城，六次担任无专门职务而备执行临时使命的官职，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英宗三年的时候，皇上让司马光编写各个朝代君王和大臣的事迹。司马光说不如续写《春秋》编写一部编年体史书，于是便规定了全书的主旨和体例。刘恕（字道原，筠州人）、赵君锡（君锡因为父亲亡故，没有去，太常博士刘攽代替了他）作为助手，后来又任命范祖禹（范景仁的从孙）为助手。开始这部书叫《通志》，书稿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宋神宗已经很重视了，数次催促尽快完成，赐了颍邸的旧书2400卷。元丰（神宗年号）七年时，书上表稿完成了，献了给皇上，宋神宗把它改名叫《资治通鉴》，亲自赐写了序文，又下旨给宰相说：“前代没有这种书，超出荀悦的《汉纪》很多啊。”司马光被任命为资政殿学士，下旨进行褒奖。 《资治通鉴》的体例格式和司马光凭借往事来劝谏朝政的想法，都写在了给皇上进献此书的文书中了。他写的文章如下： “我深知自己资质愚钝，学问浅薄，做各种事情也都不如别人。只是对以前的历史考究还算尽力，从小到老都喜欢而不厌倦。我常担心司马迁、班固之后的史书，文字太过繁多，不能够全部理解，想要删减冗长之处，摘选主要内容，专门选取一些关乎国家兴衰、百姓命运，好的可以效法、恶的应该警戒的事迹，把它们按年代编成一本书，使内容有先后次序，大事和小事不会混杂在一起。我一个人力量很小，没办法完成。幸好遇到了宋英宗皇帝，想要凭借卓越见识，实现清明的政治，通过遍读天下史书来扩大文明教化，于是下旨给臣，命臣编写这部著作。书还没有编好的时候，先皇便丢下我等而去。皇上（指宋神宗）继承了皇位，继承先帝的遗志，为这部书写了序言，并赐给这部书一个美好的名字。每次宫中讲习，常命我进读。我虽愚笨，在两朝都受到优待，而且如此的丰厚，即使牺牲生命，也不足以报答。只有尽心尽力，奉献自己所有精力，白天时间不够用，就利用晚上的时间，读遍所有史书，同时采纳一些古代小说的内容。大量的简册文书，像云烟火海一样多，摘取一些重要而不易被发现的事迹，考订和校对细微的内容。这些书上从战国开始，下至五代结束，共1362年，编了294卷。又概要地列举了纲目，以年代为经线，以国家为纬线，为了查检的方便，又编了30卷目录。还参考了其他书籍，以评定事迹的异同情况，使内容一致，编了30卷《考异》内容，共计354卷。从治平年间开始，一直到现在才编成，用的时间太长了，书中前后内容会有一些矛盾的地方，我不敢确保没有错误。再想想我离开朝廷已经有15年了，虽然身在外面，然而真诚的心，无论是在早上还是晚上，是睡着还是醒着，心什么时候不在皇上的身边呢？只是禀性顽劣，做什么事情都觉得不称心，因此就专心负责编写这部书，以此来报答皇上的大恩，希望能够竭尽全力，为天下大事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我的精力全部都放在了这部书上，希望皇上能够宽恕我胡乱编写的罪过，考察我编写这部书的忠心。在清闲的时候，常常能够读一读这部书，借鉴前代的兴盛和衰败，考察现在政事的得失，奖励善良的人，怜悯有过错的人，采取对的事情，舍弃错的事情，那么，即使我死了也心满意足了。” 在司马光编修史书时，他能够自己选聘助手，在崇文院内设立书局，朝廷允许他借调龙图阁、天章阁、三馆及秘阁的书籍（崇文、龙图、天章都是宋代藏书的地方）。皇宫仓库经常提供笔、墨、缯帛并用皇上专用的钱来给编修史书人员提供水果和糕点。宋神宗在位时期，王安石执掌朝政。司马光多次写奏折批评新法扰乱百姓，一些奸人想要诬陷他，但是司马光的言行没有一点值得怀疑的地方。于是便散布谣言，说这部书之所以这么久都没编成，那是因为书局里的人想享用皇上专用的笔、墨、绢帛以及皇上专用的水果、糕点、金钱这些赏赐。用这种方法来攻击司马光就如同儿童游戏一样轻率，也可以看出奸人想祸害君子竟然如此地不择手段啊。 司马光为皇上进读《资治通鉴》到汉代贾山的奏疏时，顺便向皇上讲解了听从劝谏的美德，不听从劝谏的危害。皇上说：“王安石不看重官职，俸禄也只能养活自己，可以说是一个贤人。”司马光说：“王安石确实很贤能，只是有些不明白事理而且固执，这是他的短处。他还不应该信任吕惠卿，吕惠卿是奸诈小人，他是为王安石出谋划策的主要人物，因此天下人把王安石也一起认作是奸诈小人了。”司马光又读到张释之论说农夫能说善辩的故事，便说：“孔子讨厌那些在朝廷上能说善辩但会导致国家灭亡的人，能说善辩怎么会导致国家灭亡呢？因为他们能够把对的说成错的，把错的说成对的，君王如果认同了他们，那么国家灭亡有什么难的呢。”当时吕惠卿也在那里，司马光大概就是指他的。 【评论】 王安石执掌朝政时，司马光住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宋神宗允许司马光在书局里任意行事，对他的宠爱不能说不多，唯独没有罢免王安石而任用他。《资治通鉴》编完之后，司马光已经66岁了，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但皇上的恩情还未报答，于是他把忠爱之心，全都寄托在了《资治通鉴》这本书中。碰到为皇上诵读《资治通鉴》时，他便借古鉴今，根据不同的内容进行相应劝谏。千百年来，他的忠心依稀可见。《资治通鉴》还没编完时，诽谤或挑拨离间的话兴起，司马光于是加快了进程，精简人员，催促大家加紧编书。他在奏折中说：“白天时间不够，便晚上继续，读过的书简册章，就像云烟火海一样多。书中前后内容有些矛盾的地方，我不敢确保没有错误。”现在读了这本书，从唐代一直到五代时期，内容详略得当，其中也许会有些许错误，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资治通鉴》这本书，内容选取除了大多来自官修史书之外，还能对比其他史书的异同情况来评定和更正一些内容。过去人们所说的做事情要提前考虑周密，写文章要多参考前人作品，这句话只有《资治通鉴》才可以当得起。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虽然是借助司马光这本书，内容也没有什么增加扩充，但它的体例非常严谨，仍然能够成为自成一家的学说。然而明朝人薛方山的《续资治通鉴》，对于宋、辽、金、元这四个朝代的史书，尚且还没有了解它们的主旨，更何况这些正史之外的史书呢？司马光的这本书，很多都是采用格言的形式，让人能很容易记住，并不只是记载的内容广博这一个特色。后来编写史书的人既没有司马光的才学，也缺乏三馆这么充足的书籍，更没有刘恕、范祖禹这样的助手帮忙一起讨论，而想要成为一个时代的优秀的史学家，难道不是很难吗？ 《资治通鉴》的考异和目录内容，各自编成一本书。《资治通鉴》一开始有史炤作的解释，现在流行的是胡三省的注解版本。胡三省在注解的《资治通鉴》各部分编写人员考证中，指出汉代内容是刘攽负责的，三国到南北朝时期的内容是刘恕负责的，宋代的内容则是范祖禹负责的。现在读了司马光给胡宗回的帖子，才知道胡三省的说法是不对的。帖子中说：“从唐高祖起兵的时间为起点开始搜集资料，按次排列，一直向上到汉哀帝退位为止。唐高祖起兵以前和汉哀帝退位以后的事情，在最近看的书中出现的这些内容，让负责文书的人员另外用草纸抄录出来。每件事之间，空出来一行多的距离，留用来粘贴一些字条。隋朝以前的内容由刘攽负责，梁代以后的内容由刘恕负责，各自搜集资料，按次排列。因为他们二人更难承担这些内容，如果您只搜集唐高祖以后的内容，那么剩下的这些内容，都要被丢弃了。”通过这些话，那么便可以看出刘攽搜集的内容，大概是从汉代到隋代，而刘恕则负责五代时期的内容。司马光平时最佩服刘恕，这本书的体例，很多都是和他商量出来的。 [book_title]第九章 进用 元丰八年（神宗在位之第十八年），公居洛已十五年，春秋六十七矣。三月，神宗崩，哲宗立。年幼，太皇太后高氏同听政。公闻孙固（字和父，郑州管城人）、韩维（字持国，开封雍丘人）皆集阙下。时程颢在洛，亦劝公行。乃赴阙，卫士见公入，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数千人聚观之。 太皇太后遣使劳公，问所当先者。公言：“近岁士大夫以言为讳，闾阎愁苦于下而上不知，明主忧勤于上而下无所诉，此罪在群臣而愚民无知，归怨先帝，宜下诏首开言路。” 公元丰末来京师，都人叠足聚观，即以相公目之，马至不能行。谒时相于私第，市人登树骑屋窥瞰。人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所愿识者司马公之丰采耳。”呵叱不退，屋瓦为之碎，树枝为之折，其得人心如此。 公上疏言新法之害，曰：“先帝励精求治，以致太平。不幸所委之人，不足仰副圣志，多以己意轻改旧章，谓之新法。边鄙之臣，行险侥幸，轻动干戈，深入敌境。又有生事之臣，建议置保甲、户马、保马，以资武备，变茶监铁冶等法，增家业，侵街商税钱，以供军糈，皆非先帝本意也。先帝升遐，奔丧至京，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访以得失。既而闻有旨，罢修城役夫，撤诇逻之卒，止御前造作，斥退近习之无状者。戒饬有司，奉法失当，过为烦扰者，罢货物等场及民所养户马，又宽保马年限，四方之人，无不鼓舞圣德。新法之弊，天下之人，无贵贱愚智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远近皆相贺也。然尚有病民伤国，有害无益者，如保甲、免役钱、将官之事，皆当今之急务，厘革所宜先者。” 哲宗起公知陈州（今河南淮阳县），帝冲幼，太皇太后临政，锐意用公。御前札子催赴阙廷，使者劳问，相望于道。公至京，拜门下侍郎。公固辞不拜，兄旦引大义语之曰： “生平诵尧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时可而违，非进退之正也。”公乃幡然就位。 时苏轼自登州（今山东登县）召还，所过处，人相聚呼号曰：“寄谢司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爱以活我。”如是者，千余里不绝。 时公有书与侄云：“近蒙圣恩，除门下侍郎，举朝忌者甚众，而以愚直处其间，如黄叶在烈风中，几何不坠？是以受命以来，有惧无喜，汝辈当识此意。” 时有诏求直言，而大臣有不以此为便者，设六语云：“若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邀宠希进，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罚无赦。”公曰：“此非求谏，乃拒谏也。人臣惟不言，言则入六事矣。”诏乃改行之，于是上封事者以千数起。 是时天下之民，引领拭目，以观新政，而议者犹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但毛举细事，稍塞人言。公曰：“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变，可也。若安石、惠卿所建，为天下患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众议遂定。 公既改新法，或谓公曰：“元丰旧臣，如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宋史》入《奸臣传》）、吕惠卿辈，皆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意间上，则朋党之祸起矣，不可不惧。”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 【批评】 温公对客之语，张南轩尝论之曰：“使他人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说已是好。温公乃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更不论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养，故临事发言能如是中理，虽圣人不过如此说，近于终条理者矣。” 专制之朝，病在壅塞，言路通则壅塞去矣。民主之国，万机决于公谕，议院之外，又有报纸，为民口之机关，壅塞之病，似可绝矣。然而人图其私，是非难断。昔之以断绝言路为壅塞者，今又以大开言路为壅塞也，言者愈多而听者愈难矣。 神宗末年，王安石虽罢，而其徒党如蔡确、章惇、韩缜、张璪等，尚把持朝纲。温公初进，周旋于群小之中，不顾一切，毅然请开言路，罢新法。如旭日朝升，云雾俱消，此何等快意事。然毁城掘社，本非与狐鼠为仇，而狐鼠以失其凭依之故，恨之刺骨矣。非公之名望，不能奏扩清之功，亦非公之忠勇，不能有坚决之心也。 元丰八年（宋神宗在位的第十八年），司马光住在洛阳已经十五年了，时年他已六十七岁。这年三月，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登基。宋哲宗当时年纪很小，太皇太后高氏和他一起主持朝政。司马光听说孙固（字和父，郑州管城人）、韩维（字持国，开封雍丘人）都在朝廷做官。当时程颢在洛阳，也劝说司马光去做官。于是司马光便去了京城，卫兵们看见司马光回到朝廷都非常高兴，说：“这是司马宰相。”百姓拦路高喊：“您不要再回洛阳了，留下来帮助皇上拯救百姓吧。”当时有几千人在迎接司马光的归来。 太皇太后派人来慰问司马光，问他现在首先应该做什么。司马光说：“近年来士大夫们说话都十分小心，民间生活非常困苦但朝廷却不知，圣明的君主在朝廷辛勤工作但民间百姓的苦难却没有地方申诉，之所以这样都是大臣的过错，但是百姓却不知道，因此就把怨恨都归到了刚刚去世的皇帝身上，现在应该下旨首先扩大向朝廷进言的途径。” 司马光在元丰末年来到京城，京城里的人都出来围观，想看看司马宰相是什么样子，导致司马光的车队不能正常前进。别人来司马光的住处拜见他的时候，市民们就爬在树上或蹲在房顶上来观看。有人制止他们，他们则说：“我不是看你的，想看的是司马光的风度容貌。”大声呵斥他们，他们也不离开，屋顶的瓦片都被踩碎了，树枝也被踩断了，可见他是多么得人心啊。 司马光向朝廷写奏折论述新法的危害，说：“先帝一直振奋精神，尽力设法去治理好国家，求得天下太平。不幸的是，他所托付的官员，不足以完成皇上的嘱托，经常根据自己的看法轻易去改变以前的制度，并说这是新法。守护边境的大臣，冒险行事以便能够获得名利，轻易就挑起战争，深入到敌人的领地。此外，还有一些制造麻烦的大臣，建议设置保甲、户马、保马这些制度，用来扩充军事装备，改变茶监和冶铁的方法，让百姓实行家庭生产，侵占店铺商家的税收钱财，用来提供粮食和军费，这些都不是先帝的本来意愿。先皇去世的时候，我从外地赶回京城参加丧事，得到太皇太后和皇上的信赖，让我作为使者去查访国家政事的得失情况。不久，听到朝廷下旨，遣散了修理京城的劳工，撤消了监视官员和百姓的诇逻兵，停止了宫中的一些器物制造，驱逐了宫中奴才里的小人。告诫各个部门，对于那些遵守的法令不恰当的，而且给百姓造成很大困扰的，废除货物场等场以及百姓养户马的制度，又放宽了收买保马的年限，天下百姓没有不歌颂朝廷恩德的。新法的害处，天下人中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穷苦百姓，无论是聪明的人还是愚笨的人都知道，因此皇上稍微对新法进行一点改变，你们天下人都互相庆贺。然而还是存在一些对百姓和国家只有害处而没有好处的制度，如保甲制度、免役钱以及对将官的规定，这些都是当前急切应该解决的事情，也是改革应该先做的事情。” 宋哲宗任用司马光做陈州（今天的河南省淮阳县）的知州，当时皇上还很年幼，太皇太后亲自处理朝政，坚决要任用司马光。朝廷下了通知文书催促司马光回到京城，并派使者去慰问，在道路旁等待司马光。司马光到了京城，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司马光推辞不接受这个官职，他的哥哥司马旦用做人讲究正义的道理来劝说他，说：“你一辈子都读尧、舜的治国道理，想要报效朝廷，现在时机正好而你却要放弃，这不符合做官和隐退的道理。”?于是司马光很快便接受这个官职。 当时苏轼从登州（今天山东省登县）被朝廷召回，他路过的地方，人们都聚在一起大喊：“替我们向司马宰相说一声谢谢，让他不要离开朝廷，要保重自己，造福百姓。”像这样的情况，在几千多里的路程上都没有断绝。 当时司马光给他的侄子写了一封信，说：“最近承蒙皇上恩宠，任命我做门下侍郎，整个朝廷里嫉妒我的人非常多，而我只能表现出愚笨的样子才能在官场待下去，就好像枯黄的树叶在暴风中，能坚持多长时间不掉下去呢？因此接受这个任命以来，只有担心而没有欢喜，你们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当时朝廷下旨要寻找敢于说实话的人，然而一些大臣却在阻碍这一措施，列出了六种不得当言论情况：“内心对其他人有所褒贬想法，超出自己的职权，煽动国家政事出现危机，迎合已经推行的命令，寻求皇上的恩宠来加官进爵，迷恋下层百姓的平庸粗俗。像这样的都要惩罚，不能宽恕。”司马光说：“这不是寻找敢于说实话的人，这是在拒绝说实话的人。大臣除了不向君主提出劝谏，只要提出劝谏，那么就触犯了这六种情况。”于是诏书才改了这些内容，于是向君主提出劝谏的人便成百上千地出现了。 这个时候天下百姓，都热切期盼朝廷能够推行新政，但是反对的人仍然说三年内不能改变之前的治国方法，只要大概地列举一下小事，就能堵塞别人向朝廷提出劝谏。司马光说：“先帝治国，其中好的方法，即使过了一百年也不能改变，这是对的。但是像王安石、吕惠卿他们提出的新法，扰乱天下百姓，改变它们应该像救火和拯救溺水人一样急迫，何况太皇太后的变法是母亲改变儿子的治国方法，并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治国方法。”于是大家的议论才平定下来。 司马光改变新法后，有人对他说：“元丰年间的老臣，如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宋史》把他放在《奸臣传》）、吕惠卿他们，都是一些小人。哪一天他们利用恩宠向皇上挑拨离间，那么政见不同的党派争斗就会出现，不能不担心啊。”司马光正色说：“上天如果保佑大宋，那么一定不会发生这样事的。” 【评论】 对于温公的待客之语，张南轩曾评论说：“如果是别人来回答，必定会说：‘如果有利于江山社稷，还管其他的干什么呢。’如果仅仅只是这样说已经是好的了。但温公却说：‘上天如果保佑我大宋，必定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更不会只议论自己的利害，想着自己平日的所需了，所以面对事情发言能这么中理，即使圣人也不过如此，几乎接近于真理了。” 在专制国家，治国最大的问题在于蔽塞，如果进谏之路通畅，那么壅塞也就不存在了。在民主国家，各种国家事务决断于公众意见，除议院之外，还有报纸等，成为民众意见的窗口，壅塞的问题，似乎可以杜绝。但是因为人心谋私，所以仍是非难断。过去是因为言路断绝而壅塞，现在又变成了因为言路大开、意见难以统一而壅塞，发言的人越多而听者就越难以决断。 神宗末年时，王安石虽然被罢免，但是他的门徒，如蔡确、章惇、韩缜、张璪等，还在把持着朝政。司马温公刚刚进入朝廷，周旋在一群小人之中，不顾一切，毅然请求广开言路，取消新法。他的进言如旭日朝升，云雾俱消，这是多么令人快意的事。然毁坏城市、社坛，本来不是要与狐鼠为仇，但狐鼠因为失去了自己的凭依之所，所以对毁坏者恨之入骨。当时如果不是司马温公的名望，也不能达到肃清言路的功效；如果不是司马温公的忠勇，也不会有这么坚定的决心。 [book_title]第十章 病中情形 哲宗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当元丰五年秋，公居洛时，公有语涩疾，自疑当中风。乃预作遗表，详尽感慨，亲书缄封，置卧内，戒其子曰：“吾死，当以授范纯仁、范祖禹，使上之。”后亦无恙。今辅相未久，大星遽霣，惜哉。使天假之年，何至不久即有南渡之祸也？ 公虽病，而刻刻不忘天下事。时青苗、免役、将官之法犹在，而西戎之议未决。公叹曰：“四害未除死，不瞑目矣。”折简与吕公著云：“光以身付医，以家事付愚子，惟国事未有所托，今以属公。”仍力疾上疏，论免役五害，乞直降勅罢之，率用熙宁以前法，诏即日行之。又论西戎大略，以和戎为便，用兵为非。时异议者甚众，公持之益坚。 闰二月，公被诏为尚书左仆射。疾稍间，将起视事。诏免朝觐，许以肩舆，三日一入都堂，或门下、尚书省。公不敢当，曰：“不见君不可以视事。”诏公肩舆至内东门，子康扶入对小殿，且曰毋拜。公惶恐，入对延和殿，再拜。遂罢青苗钱，专行常平粜籴法。 公作相，辽人闻之，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尝亲书榜稿，揭于客位曰： “访及诸君，若睹朝政阙遗，庶民疾苦，欲进忠言者，请以奏牍闻于朝廷。光得与同僚商议，择可行者，进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书宠谕，终无所益。若光身有过失欲赐规正，即以通封书简，分付吏人令传入，光得内自省讼，佩服改行。至于整会官职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计，并请一面进状，光得与朝省众官公议施行，若在私第垂访，不请语及，光再拜咨白。” 公对宾客，无贤愚长幼，悉以疑事问之。有草簿数枚，常置坐间，苟有可取，随手记录，或对客即书，率以为常。 公自见言行计从，欲以身殉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举诸葛亮食少事烦以为戒，公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数月复病，病革不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也。 九月丙辰朔，公薨，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闻之恸，与帝即临其丧，赠太师温国公，襚以一品礼服，赙银绢七千，谥曰文正，碑曰忠清粹德。京师人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边裔之人，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画像以祀，饮食必祝焉。京师民画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四方皆遣人购之京师，时画工有致富者。 公机务填委，身又感疾，犹手抄诸子书，名《徽言》。题其末曰：“余此书类举人抄书，然举子所抄猎其词，余所抄核其意。举人志科名，予志道德。”其好学不厌，克勤小物，如此其至也。小楷端谨，百世之下，安得不使人肃然起敬也哉（此书惟明人《百川书志》尚载其目，今亡）？生平著述，失传者不少。今世所流行者，有《文集》八十卷、《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考异》三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易说》三卷、《注系辞》二卷、《注太玄经》八卷、《注杨子》十三卷、《书仪》八卷、《家范》四卷、《潜虚》一卷（或疑他人伪托）、《续诗话》一卷、《涑水纪闻》十卷。其文如金玉谷帛药石也，必有适于用，无益之文未尝一语及之。 公薨未久，宣仁太后即崩。哲宗亲政进用群小，尽复王安石之政，追夺公赠谥。章惇、蔡卞（字元度，兴化仙游人，京之弟也。《宋史》俱列《奸臣传》）至以斫棺暴尸为请。当公病亟时，闻安石死耗，简吕申公曰：“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自安石执政，公始终与之反对，此因政见不同，处于敌位而私交自在也，故其待安石如此。观于章、蔡之所以待公者，而公之贤愈见。欲知安石之为人，观于彼之徒党而可知矣。度宗咸淳元年，以公从祀孔子庙廷。 【批评】 宋张无垢撰刘元城《尽言集》序，曰：“司马温公与王介甫清俭廉耻，孝友文章，为天下学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趋，则大有不同，其一以正进；其一以术进。介甫所学者，申韩而文之以六经；温公所学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经，故介甫之门多小人，而温公之门多君子。温公一传而得刘器之（字元城，谥忠定），再传而得陈莹中；介甫一传而得吕太尉，再传而得蔡新州，三传而得章丞相，四传而得蔡太师，五传而得王太傅云。” 哲宗初年，苏轼、程颐在朝。轼恶颐，每玩侮。于是颐门人右司谏贾易、左正言朱光庭等积不能平，因借事诋轼。时吕公著独当国，群贤在朝，不能不以类相从，遂有洛党、蜀党、朔党之分。熙宁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阴伺间隙，而诸贤不悟，各为党比以訾议。 公薨葬之明年，哲宗命苏文忠公撰其隧碑，亲为篆其额曰：“忠清粹德之碑”。迨绍圣、崇宁间，奸臣章惇、蔡卞辈反目公为奸党，而仆其碑，磨其文。迄于靖康，虽复公封爵，而碑则埋没未立也。金皇统九年，县令王廷直，访于公从曾孙曰作曰通，得其旧本，为重刻之，并建祠祀公。元明以来，皆修置不废。 徽宗时，蔡京擅政，撰奸党碑，令郡国皆刻石。长安石工安民当镌字，辞曰：“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民，不忍刻也。”官府怒欲加罪，泣曰：“被役所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于后世。”闻者愧之。 宋哲宗元祐元年正月的时候，司马光生病了。在元丰五年的秋天，司马光住在洛阳时，说话便开始不清晰了，他怀疑自己得了中风，提前写了临终前奏折，详细论述了对国家大事的想法，亲自书写并将奏折封藏起来，放在卧室，告诫儿子说：“我死后，要把这个奏折交给范纯仁、范祖禹他们，让他们把它交给皇上。”后来他的病又好了。现在他当上宰相还没有多久，便去世了，真是令人惋惜。假如上天赐给他足够寿命的话，怎么会在他死后不久，国家灭亡而朝廷南迁呢？ 司马光虽然病倒了，但他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国家的大事。当时的青苗、免役、将官等制度仍然还存在，而且西夏的和谈还没有决定下来。司马光感叹说：“这四个祸害不除去，我就是死了也不能瞑目啊。”于是他写信给吕公著说：“我把身体交给了医生，把家里的事情交给了儿子，只有国家的事情还没有托付，现在就把它托付给你了。”司马光仍然极力向朝廷写奏折，论述免役等五种危害，希望皇上直接下旨废除它们，全部采用熙宁年间以前的法令，下诏书立即颁布实行。又论述了应对西夏的策略，应该主张议和，而不能采用武力。当时反对者非常多，司马光坚持自己的看法。 元祐元年闰二月的时候，司马光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他的病刚刚有点好转，便要去处理公事。皇上下旨让他免去上朝拜见，准许他乘坐肩舆，三天去一次都堂，或者是门下、尚书省。司马光不敢承受这样的恩赐，说：“不朝见皇上，不能够处理公事。”皇上便下旨让司马光可以坐着肩舆到达宫内东门的地方，再由他的儿子司马康扶着进入小殿来回答皇上的问题，并说可以不用跪拜。司马光很惭愧，在延和殿回答皇上的问题，拜了又拜。于是皇上废除了青苗钱，只实行谷物便宜时提高价格并开始收购，谷物昂贵时减低价格并开始卖出的政策。 司马光做了宰相，辽国人听说了，下令边境官员说：“现在司马光担任中国宰相了，你们不要无事生非，制造边界上的冲突。”司马光曾经亲自书写榜文，贴在客厅说： “来访的诸位，如果发现朝政中有不足的地方，百姓有困苦，而想要向朝廷进献忠言的人，请你们写奏折递交给朝廷。我才能够和众位大臣们一起商议，选择合理可行的建议，呈现给皇上让他下旨推行，如果只是一些个人问候和赞誉的内容，最终没有一点用处。如果我司马光有什么过失，你们想要让我改正，也可以给我写信，让守门人传递进来给我，让我能够自我检查，勇于改正。至于任命官职和派遣职务，申辩罪名，凡是涉及自身利益的，都请大家把这些内容书写再递交上来，我才能够和朝廷的各位大臣一起商议施行，如果是在家中拜访，请不要提到这方面的内容。司马光再拜陈说。” 司马光对待宾客，没有贤人和笨人、年长和年幼的分别，都会向他们请教一些疑难问题。他有几个草稿本，常常放在置座席之中，如果有值得采纳的意见，他便随手记录下来，或是面对客人就把它写下来，这些都已经成为很平常的事了。 司马光见自己的建议被朝廷采纳推行后，便想为国家奉献一生，他亲自处理各种事物，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宾客们见他身体消瘦，便以诸葛亮吃的少、事情多的例子来劝告他，司马光说：“活着还是死去，都是天命啊。”于是他更加努力工作，几个月后他的病又复发了，病情严重都神志不清了，他还喃喃自语，如说梦话，然而他说的都是朝廷和天下的大事。 元祐元年九月初一，司马光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说之后十分悲痛，和皇上一起去祭奠他，并追赠给司马光为太师、温国公，赐一品礼服，赐了银子和布绢，共计七千两，赐谥号文正，神道碑为“忠清粹德”。京城里的人都结束集市活动去吊唁他，卖了衣服来祭奠他，在道路两旁哭泣送丧车离开，各地来夏县参加司马光合葬的人有数万人之多。边远地区的人们，也不约而同地祭奠他。京城及各地皆购买他的画像来祭拜，饮食之前一定先祷告一番。京城的画工画他的像，并刻印来售卖，家家都购买一幅。其他地方的人都派人来京城购买他的画像，当时有的画工就是凭借这个而发财的。 司马光尽管朝廷公务繁忙，身体又不太好，但他仍然亲手抄写诸子书，给它起名叫《徽言》。他在书的末尾题道：“我这本书和举人抄书相近，然而举人抄写的是文章中的文字，我抄写的是文章中的意思。举人追求的是功名，我追求的是道德。”他喜爱学习而不厌倦，对每件小事都非常认真，达到如此的程度。他的小楷写得非常端正严谨，千百年来，怎么不让人肃穆地产生敬佩之情呢（这本书只有明朝人在《百川书志》中记载了书名，现在已亡失）？司马光一生的著作，失传了很多。现在留存下来的，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80卷、《资治通鉴》294卷、《资治通鉴考异》30卷、《稽古录》20卷、《易说》3卷、《系辞注》2卷、《太玄经注》8卷、《杨子注》13卷、《书仪》8卷、《家范》4卷、《潜虚》1卷（有人怀疑这本书是他人伪托司马光的名写的）、《续诗话》1卷、《涑水纪闻》10卷。他的文辞就好像黄金和珠玉那样美好，谷物与布帛那样朴实，药剂和砭石那样实用，一定有适用到的地方，多余的话语一句都没有。 司马光去世后不久，宣仁太后就去世了。宋哲宗亲临朝政，任用一些小人，全部恢复了王安石的新法，剥夺赠给司马光的谥号。章惇、蔡卞（字元度，兴化仙游人，蔡京的弟弟，《宋史》把他们二人都放在《奸臣传》中）甚至请求挖开司马光的棺木，把他的尸骨丢在外面。在司马光病重的时候，听到了王安石的死讯，他给吕公著写信说：“王安石并没有其他问题，只是固执了一点，安葬他的规格应该隆重一点。”自从王安石执掌朝政，司马光始终都反对他，这是因为他们的政治主张不一样，虽然处在敌对的位置但他们私下的交情仍然还是在的，因此他才会这样对待王安石。再看看章惇、蔡卞这样对待司马光，却让司马光的贤能更加明显。想要了解王安石的为人，看看他的门徒和党羽就知道了。宋度宗咸淳元年，司马光作为孔子庙里的附祭。 【评论】 宋代张无垢给刘元城的《尽言集》撰写序时，说：“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清高节俭，懂得廉耻，他们的道德文章，都为天下学子和士大夫们所敬仰。然而他们二人的追求，却大不相同，一个凭借强调合乎法则而被任用，一个凭借治国方法而被任用。王安石学的是申不害和韩非并以六经为文饰；司马光学的是周公和孔子也是以六经为文饰，因此王安石门下大多是小人，而司马光的门下大多是君子。司马光的第一个门生是刘器之（字元城，谥号为忠定），再传门生是陈莹中；王安石的第一个门生是吕太尉，再传门生是蔡新州，三传门生是章丞相，四传门生是蔡太师，五传门生是王太傅。” 宋哲宗初年，苏轼和程颐都在朝廷做官。苏轼厌恶程颐，每次都戏耍侮辱他。于是程颐的门人右司谏贾易和左正言朱光庭等人心中不满，因此找事来对抗苏轼。当时吕公著一个人执掌朝政，很多贤人都在朝廷做官，这些人都和自己政治主张相同的人聚在一起，于是便有了洛党、蜀党、朔党的区别。熙宁年间得到任用的大臣，都被罢免了。他们对这一举措十分怨恨，偷偷地寻找机会，而各位大臣还不知道，各自为自己的利益集团来诋毁别人。 司马光死后下葬的第二年，宋哲宗命令苏文忠公给司马光撰写神道碑，并亲自篆写了碑额为：“忠清粹德之碑”。等到绍圣、崇宁年间，奸臣章惇、蔡卞他们反而认为司马光是背叛朝廷的人，推倒了他的墓碑，磨掉了碑文。直到靖康年间，虽然朝廷恢复了司马光的封爵，但墓碑还埋在地下没有树立起来。金朝皇统九年，县令王廷直拜访了司马光的从曾孙司马作和司马通，得到了原来的碑文，为司马光墓重新刻写了碑文，并建了司马光祠来祭祀他。元朝和明朝以来，都不断修葺而没有荒废。 宋徽宗在位的时候，蔡京独揽朝廷大权，要给司马光撰写奸党碑，下令各个郡国都要刻写这个石碑。长安石匠安民也应该去刻字，他却推辞说：“我虽然不知道立碑的目的，但像司马宰相的这样的人，天下人都称赞他正直，现在说他是奸诈刁民，我不忍心刻写。”官府的人非常生气，想要治他的罪，他哭着说：“我被役使不敢推辞，只希望不要在石碑的末尾刻上安民这两个字，我害怕会得罪后世的人。”听了这话的人都非常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