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吕著中国近代史 [book_author]吕思勉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史学,学术,完结 [book_length]309352 [book_dec]《吕著中国近代史》包括《中国近代史讲义》、《中国近世史前编》、《中国近百年史概说》、《中国近世文化史补编》、《日俄战争》五种。除《日俄战争》曾于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过单行本外，其余四种都是未刊的四种。作者编写这些近代史著作，目的就在于大声疾呼，唤起大家进一步抵抗侵略，并重视这个历史上的伟大转变，努力加速完成这个伟大的转变。 [book_img]Z_5880.jpg [book_chapter]第一篇 中国近代史讲义 [book_title]前言 本篇本是作者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时期，讲授中国近代史的讲义，最早只编到“清之亡及民国成立“，后来又补写了“民国以来之政局“和“民国以来之外交“两章。其中主要论述了两部分：一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二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具体过程；同时更进一步分析出了清政府本身的腐朽反动，才是招致外敌侵略的根本原因。例如其中第十章，专门分析了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一曰朝政之非“，“二曰兵力之不振“，“三曰士大夫之虚骄，不能知己知彼、勤求敌情，又不能实事求是“等。以上这些观点，只是作者当时的一种见解，在今天看来则不免有些偏颇。作者之所以要分析若干重要对外事件失败的原因，无非想从中找到历史教训，作为今后行动的借鉴。 1900年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杀。1901年，清廷派醇亲王载沣去德国代表光绪皇帝向德皇道歉。图中正是载沣途经上海南京路时的场景，路旁的西洋建筑充分显示出此时的中国已经西化的程度。此事充分暴露出清廷的软弱，它已无力支撑起维护国家统一与发展的重任。 [book_title]◎第一章　绪论 自欧人东来，而局面乃一变，其文化既与我大异，政治兵力亦迥非前此异族之比，我国受其影响，遂至凡事皆起变化，此为现在所处之时期，就此时期之事而讲述之，此则所谓近世史者也。 《史记·六国表》曰：“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此为研究历史当略古详今之注脚。盖事易见而理难明，自谓能明原理者，往往所执仍系实事，事已过去而犹欲强而行之，则泥古之祸作矣。世之侈谈皇古以及理想太高者，其不可用即由于此。然则历史知识信莫贵于现世矣。 史事前后相因，又彼此皆有关系，欲强分之，正如抽刀断流，不可得断一事也。欲求其原因，非谓全宇宙皆其因不真，欲求其结果，亦非谓全宇宙皆其果不确也。然事之真相难穷，而人之知识有限，就凡人识力所及，原因结果，要不能无亲疏之分，然则举吾侪认为与现在有直接关系之事，搜集而研究之，夫固未为不可也。所谓近世史者，其义如此。然则近世史当自何时始邪？ 中国历史可划分三大时期。羲、农、巢、燧利物前民，文化由来，遐哉尚矣，虽书阙有间，传说要非尽虚诬，此为自草昧入文明之世，一也。孔子删《书》，断自唐虞，史公作《记》，始于黄帝，惇史留诒，盖自兹始。斯时部落林立，异族错居，以累代之尽力经营，而林立者始渐合并，错居者始渐同化，至于嬴秦，遂胥宇内而为郡县，此自分裂入统一之世，二也。自秦迄今二千余年，就大体言之，疆域实无甚变更，政治亦无甚根本变动，四方异族程度皆较我为低，虽亦有时凭恃武力，荐居上国，至于声明文物，终不得不舍其故有者而从我。一再传后，其族且与我同化，泯然无迹焉。文化足以裨益者，惟一印度，亦仅及神教哲学而止耳，此为闭关独立之世，三也。自欧人东来，而局面乃一变，其文化既与我大异，政治兵力亦迥非前此异族之比，我国受其影响，遂至凡事皆起变化，此为现在所处之时期，就此时期之事而讲述之，此则所谓近世史者也。其中又可分为二期：一自欧人东来，至清末各国竞划势力范围止，此为中国受外力压迫之时代；一自戊戌变政起，讫于现在，此则中国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之时代也。 [book_title]◎第二章　中西交通之始 自中国通欧洲陆道凡四：北经西伯利亚逾乌拉岭入欧俄，一也；自蒙古经天山北路出两海间，二也；自天山南路逾葱岭，三也；南经前后两印度西北行，四也。四道中，北道最荒凉，直至俄人据西伯利亚筑铁路而后大开。中欧虽陆地相接，然其关系反至海洋交通之世而后密也。 自中国通欧洲陆道凡四：北经西伯利亚逾乌拉岭入欧俄，一也；自蒙古经天山北路出两海间（咸海、里海），二也；自天山南路逾葱岭，三也；南经前后两印度西北行，四也。四道中，北道最荒凉，直至俄人据西伯利亚筑铁路而后大开。自蒙古迄两海间为游牧人种荐居之地，匈奴、蒙古侵略欧洲实自此道，两洲之声教文物由此相接者，希焉。葱岭以西、印度固斯以南，自古多城郭繁华之国，然天山北路，既阻之以大沙漠，川边海藏又为世界第一高原，越此相通，实云艰阻。安南虽为中国郡县，而暹罗、缅甸，开化皆晚，且中国文化，古来亦迄在北方至南方渐即开明，而安南已离去矣。故中欧虽陆地相接，然其关系反至海洋交通之世而后密也。 海道自地中海、黑海出波斯湾，或自埃及出红海，为自古贾舶所由，然是时航海之业尚未大盛，至近世此道沿岸悉为土耳其所据，而西人航海之业转于此时勃兴，遂不得不舍旧有之道，而别觅新路，其究也，海路之新通者有二，一绕非洲南端入印度洋，一则经西半球东来也。此时欧洲文化亦骤进，其与我相异而足以相资之形大着，于是东西交往有如一家，而世界风云影响且及于亚东之古国矣。 西人近世之东航，实始明代。宪宗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葡萄牙人始抵好望角。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遂来广东。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年），乃得澳门为根据地（见《中西纪事》）。自葡人抵好望角后七年（明孝宗弘治六年，1493年），而哥伦布发现美洲；其抵广东后三年（正德十四年，1519年），则麦哲伦环绕地球。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西班牙县菲律宾建马尼剌；神宗万历三年（1575年）、八年（1580年），再至福建求通商，为葡所阻，而中国贾舶往来于马尼剌者甚多。荷兰故西属也，以万历九年（1581年）叛西班牙自立时，西班牙王兼王葡萄牙，恶之，禁其出入里斯本，荷人乃自设东印度公司，谋东航，先后据苏门答腊、爪哇、马六甲。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攻澳门不克，转据澎湖，旋略台湾（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年），至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乃为郑成功所夺。先四年（顺治十三年，1656年），荷人使至清廷求通商，清人许其八岁一至，舶数以四为限。康熙三年（1664年），又求改立商约，清人不许。然荷人于好望角、麦哲伦海峡皆筑塞驻兵。自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已得日人允许通商长崎。岛原乱后（事在明思宗崇祯十年，1637年），日人悉禁他国不得通，惟荷人不传教独免。当时东方之商业实以荷人为独盛也。英立东印度公司事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与葡人争印度，葡人累败，其卧亚总督乃与英和，许其出入澳门。思宗崇祯十年（1637年），英人遂以舰至，而葡人之守澳门者拒之。英人乃自谒中国官，至虎门，为守兵所炮击，英人还击，陷其炮台，后还所掠，中国亦许其通商。未几，兵事起，复绝。郑经尝许英人通商厦门及安平，然台湾初开，安平实无甚贸易，惟厦门时一至而已。明清之间中欧海路之交通如此。 意大利鼻烟　这两壶鼻烟是意大利赠送给清政府的礼物。明末清初，中国与外国接触增多，有关国家传教士、商人等不断来到中国，有的甚至还在清政府中担任职务。 其自陆路东来者，则为俄罗斯。俄盖《唐书》之遏罗支也。[《元史译文证补·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释地》上阿罗思云：“今官私文书定称为俄罗斯，详审西音似云遏而罗斯。遏而二字滚于舌尖一气喷薄而出，几于有声无词，自来章奏记载曰斡罗思、鄂罗斯、厄罗斯、兀鲁斯，直无定字。又曰罗刹、罗察、罗车、罗沙，则没其启口之音，促读斯字，变为刹察，歧异百出，有由来也。其族类曰司拉弗哀（斯拉夫），既非乌孙，亦非羌种。佛书罗刹尤为拟不于伦。其国名最晚著而族类之名则早见西书。俄史释司拉弗哀，义谓荣耀，欧洲他国，则释为佣奴。《瀛环志略》谓唐以前为西北散部，受役属于匈奴，最为近似。元人所谓林木中百姓是也。唐季此种人居于俄，今都森彼德普尔（圣彼得堡）之南，旧都莫斯科之北，其北邻为瑞典、挪威国。国人有柳利哥者，兄弟三人，夙号雄武，侵陵他族，收抚此种人立为部落。柳利哥故居地有遏而罗斯之名，遂以是名部。他西国人释之曰遏而罗为摇橹声，古时瑞典、挪威国人专事抄掠，驾舟四出，柳利哥亦盗魁，故其地有是称。是说也，俄人所不乐闻。”愚案《唐书·回鹘传》：“又有驳马者，或曰弊剌，曰遏罗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师万四千里……人貌多似结骨，而语不相通。”遏罗支即遏而罗斯异译。结骨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亦见《唐书》，正是白种形状。司拉弗哀盖先为遏罗支所征服，而后柳利哥君之，故犹蒙其旧称，释为橹声，语涉附会。俄人之不乐闻，未必尽由自大也。] 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年），有柳利哥者始建诺佛哥罗特，后嗣渐拓而南迁于计掖甫，居黑海之滨，行封建之制。蒙古兴而俄为所征服，地属成吉思汗长子拙赤。拙赤死后，其长子拔都实为之共主，西史称为钦察汗国。明英宗天顺中，俄人叛蒙古，时钦察汗正统已绝，支庶纷争，遂为俄人所乘，次第破灭，时当宪宗成化中，约与葡人之绕好望角而至印度洋同时也。俄人既复西疆，复思东略，收抚可萨克族以为己用，遂东侵西伯利亚，于是托波儿斯克（万历十五年，1587年）、托穆斯克（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叶尼塞斯克（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雅库次克（崇祯五年，1632年）、鄂霍次克（崇祯十一年，1638年）相次建立。至崇祯十二年（1639年），遂抵鄂霍次克海，又欲南下黑龙江，而清俄之交涉起矣。 [book_title]◎第三章　传教之始 近世东西交通关系之大，在于文化，而西方文化之输入，实始基督教士，此不可诬也。基督教之入中华，不自近世始，当唐太宗时，教徒阿罗本已赍经典来长安，太宗许其建寺曰波斯。是为基督教之乃斯脱利安宗，中国名曰景教。 近世东西交通关系之大，在于文化，而西方文化之输入，实始基督教士，此不可诬也。基督教之入中华，不自近世始，当唐太宗时，教徒阿罗本已赍经典来长安，太宗许其建寺曰波斯。是为基督教之乃斯脱利安宗，中国名曰景教。乃斯脱利安者，当南北朝之初，基督教中有基督为神抑兼为人之争，乃斯脱利安主兼为人，后其说见摈，其徒因谋为乱，事泄见逐，皆居波斯，凡三万人，故阿罗本自波斯来也。玄宗以其教本出大秦，改寺名曰大秦。德宗时寺僧景净立“景教流行中国碑”，明末出土，可以考见当时景教流行之情形焉。武宗禁佛教，诸异教皆遭波及，景教亦绝。元世兵力抵欧洲，欧人苦其侵扰，欲以神教怀柔之，于是若望高未诺奉教皇之命，以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至大都，世祖许立教堂四，皈仰者逾六千，然多蒙古人，故元亡后绝。元时基督教徒称也里可温，近人陈垣有考。 明世东西航路通后，旧教教士入中国者，当以利玛窦为始。利玛窦之至澳门，事在万历九年（1581年），先传教于肇庆，后至南京，交其士大夫。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始至北京，表献方物。明年又至，神宗赐之宅，并许其建立教堂。利玛窦知中国士大夫不易崇信教理，又知形下之学，为中国所乏，乃先以是牖道之。士大夫多重其人，故其传教无阻。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利玛窦卒。未几南京礼部侍郎沈奏攻其教，四十四年遂遭禁断，教士之居北京者，皆勒归澳门。熹宗立，满洲战事急，召其人造大炮，乃得解，时天启二年也（1622年）。会大统历疏舛，而深通天文之汤若望亦来华，遂于首善书院设历局，命造仪器，且译历书。思宗崇祯十四年（1641年）新历成。十六年（1643年）命以代旧历，事未行而明亡。清人入关，汤若望上书自陈所学，诏名其所造历曰时宪。汤若望及南怀仁并官钦天监，时顺治二年（1645年）。世祖没，杨光先疏攻之，汤若望等皆论死，以前劳仅免，各省教士亦多见禁锢。圣祖康熙六年（1667年），以推闰失实，乃复黜光先而用南怀仁，在京教堂，仍许设立，然各省之禁止如故也。初波兰人卜弥格以教皇命传教广东，尝于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1650年），赍桂王母王、马两太后及教士庞天寿书，致教皇请其代祈天主，保佑中兴。当时两太后及皇后王氏，太子慈烜，大臣瞿式耜、丁魁楚等咸受洗礼。逮清圣祖兴，好尚西学，用西教士益多。圣祖最眷南怀仁，南怀仁又引进徐日昇、张诚、安多等进讲西学，外交、制造、测绘等事，亦咸使襄理，各省教堂，虽未解禁，然私设者亦不问。当时广东省有教堂七，江南百余，在他省者亦二三十，信者至数十万人焉。初利玛窦等之传教于中国也，不禁拜孔子，亦不禁拜天祀祖，其说曰，中国人之拜孔子，乃崇敬其人，其拜天，则敬万物之本，祀祖出孝爱之诚，皆非拜偶像求福也。教士咸习华语，通华文，衣食居处，一如华人，其人皆无家室，行坚卓而邃于学，故易起人敬仰之忱，不萌异教畏恶之念，然别派教士有不以为然者，讦之教皇，谓其卖教求荣。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教皇命铎罗赍密令至中国禁之。铎罗以明年至燕京，知其令与中国不相中，迟至四十六年乃以己意布其大要，而命教士不从令者皆去中国。圣祖大怒，执铎罗致之澳门，命葡人锢之，后以幽愤死。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碣石总兵陈昂以天主教在各省开堂聚众，广州城内外尤多，洋船所汇，同类勾引，恐滋事端，乞依旧例严禁。许之。世宗雍正元年（1723年），闽浙总督满保请除送京效力人员外，概行安置澳门。各省天主堂皆改为公廨。明年，两广总督孔毓珣以澳门地窄难容，请令暂居广州城内天主堂，而禁其出外行走。[乾隆五十年（1785年），西人巴亚央等因私行传教，刑部审拟监禁，奉旨以情实可悯释之。]又明年，毓珣奏言香山西人丁数已逾三千，乞着为定额，余额者悉令归国，皆从之。先是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教皇尝发令，处不从1704年之令者以破门之罪，使嘉禄至中国行焉。嘉禄知其不可，别以己意加八条于令后以调和之，教皇不谓然。1721年（康熙六十年）及1724年（雍正二年）再发令申明1718年令意，于是在华教士不得复顺中国之俗，华人畏恶愈深，川楚教乱后，尤视异教如蛇蝎。仁宗嘉庆十年（1805年），御史蔡惟珏疏请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适广东人陈若望为西人德天赐送书函地图至山西，事觉下刑部严讯，德天赐监禁热河营房，陈若望及余任职教会之华人皆遣戍伊犁，教会所刻汉文经31种悉销毁，教禁益严矣。 利玛窦　这是利玛窦在中国时的画像，他花了30多年的时间试图架起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他手里拿着的书是《天主圣训》，这是中国当时对天主教教义的称法。 小型日晷　这个能用作指南针的铁质小型日晷是德国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的成果，他曾在顺治时期担任过钦天监监正。 [book_title]◎第四章　康雍乾三朝与俄国交涉 清乾隆以前与俄交涉，看似占胜，然其失策有二：一则《尼布楚条约》得地虽多，而不能守，仍视为边荒弃置之，遂启俄人觊觎之心；二则陆路许俄无税通商，当时以此为怀柔之策，亦启后日要索之端也。 西、葡、英、荷等国之东来，其志皆在通商而已，而俄与中国之交涉，则自争界始。俄人于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两次遣使至中国求通商，以无贡物，未得朝见。清之兴也，兵锋直至黑龙江下流，而俄略地之兵亦于是时东下。顺治六年（1649年），俄哈巴罗甫始筑雅克萨城。十五年，叶尼塞斯克守将帕斯可夫复筑尼布楚。是时俄东征之军，皆无赖子，日事剽掠，清人称之曰罗刹。哈巴罗甫西归，斯特巴诺代统其众，为宁古塔章京沙尔瑚达所杀，帕斯可夫亦为宁古塔将军巴海所败，弃尼布楚。先是，顺治十年（1653年），什勒喀河外土酋罕帖木儿以俄人侵掠来降，有司遇之薄，复奔俄。十一年（1654年）、十二年（1655年）、十八年（1661年），圣祖康熙六年（1667年），俄人屡遣使来求通商，其使或以商人充之，或与商人偕行，而以商人为副，皆以争朝见跪拜等礼节多所纠葛，惟所携货物，均许其发卖而已。雅克萨之陷，清军毁其城，俄人旋复筑之，尼布楚亦复为俄据。康熙九年（1670年），圣祖谕尼布楚守将，命交还罕帖木儿，约束边人，毋抄掠，守将许之而不果行。十四年，俄使尼果来来，请划界通商，圣祖要以交还罕帖木儿，否则均无庸议，议又不就（罕帖木儿后徙莫斯科，入希腊教。尼布楚之会，索额图知其不可得，未以为言）。三藩既平，圣祖乃为用兵计。二十一年（1682年），命户部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造大船，筑墨尔根（今嫩江县）、齐齐哈尔（今龙江县）二城，置十驿以通饷道，以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驻瑷珲，后移驻墨尔根），命喀尔喀绝俄贸易并遣戍兵割俄田禾以困之。二十四年（1685年），都统彭春以陆军1万、水军5000围雅克萨，俄将阿尔巴青以450人守，已知不敌，约降，奔尼布楚。彭春毁其城而还。阿尔巴青既去，俄将皮尔顿以兵600人来援，复偕还，据雅克萨。明年，萨布素以8000人复围之，阿尔巴青战死，守兵736人存者60而已。城旦夕下而和议起，朝命止攻围乃解。 时俄大彼得初立，内难未靖，又外与土耳其、波兰构衅，未遑东略。清亦未知俄情（当时称俄人曰罗刹，圣祖致书俄皇，则以蒙语称为鄂罗斯察罕汗），圣祖因尼果来致书俄皇，俄人莫能解，又遣降俘至蒙、俄境上宣谕，亦不得报。二十五年（1686年），乃因荷兰使致书俄皇，俄皇复书，许约束边人，续遣使议界约，而请先释雅克萨之围，圣祖许之。二十六年（1687年），俄使费耀多罗东来，二十七年（1688年），清内大臣索额图等与议于尼布楚。费耀多罗之东也，彼得命以黑龙江为两国之界，索额图受命，亦请尼布楚以东黑龙江两岸之地皆归我国，否则勿与和，圣祖许之。是时俄东方兵力未充，费耀多罗之来，从卒1500人，而清使者从卒万余，都统郎坦又以精卒万人自瑷珲水陆并进。议既不谐，从行之天主教士徐日升、张诚调停亦不就，清兵将围尼布楚，俄人不得已，悉如中国意以和。定约六条，西以额尔古纳河，东自格尔必齐河以东，以外兴安岭为界，岭南诸川入黑龙江者，皆属中国，其北属俄，立碑于两国界上（一在格尔必齐河东岸，见《清一统志·盛京通志》；一在额尔古纳河南岸，见《清通典》。杨宾《柳边纪略》谓东北威伊克阿林大山尚有一界碑）。再毁雅克萨城而还。 尼布楚约既立，划界之议已决，而通商之议仍未定。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俄使伊德斯来，圣祖许俄商三年一至京师，以200人为限，居于京师之俄罗斯馆，以80日为限而免其税。俄人请遣学生习中国语言文字，又为设俄罗斯教习馆焉。尼布楚定约前三年，准噶尔、噶尔丹攻喀尔喀，喀尔喀三汗（车臣、土谢图、札萨克图三汗）皆走漠南。圣祖出兵击破噶尔丹，至三十六年（1697年）而噶尔丹自杀。三汗还治漠北。土谢图与俄本有贸易，于是蒙、俄划界通商之交涉复起。时俄人至京通商者以官吏多所诛求苦之，其在边境者亦时见停罢，乃于五十八年（1719年）遣伊斯迈罗夫来议，不得要领。伊斯迈罗夫留参赞兰给待命而归。未几，土谢图汗以俄人通商者任意滥入，不受弹压，蒙人又逃亡入俄，请停俄人互市，许之，遂并遣兰给。世宗雍正三年（1725年），大彼得殂后叶卡捷琳娜一世立。五年（1727年），俄使乌拉的斯拉维赤复来，清不欲与在京议约，使返恰克图，乃命郡王策凌、内大臣四格、侍郎图尔琛往议，定约十一条，自额尔古纳河以西至齐克达奇兰以楚库河为界，自此以西，以博木沙奈岭为界，乌带河地方（乌带河在外兴安岭之北。入乌带湾）仍为瓯脱。在京贸易与旧例同。俄蒙边界则以恰克图、尼布楚为互市之地。高宗乾隆二年（1737年）停北京互市，命专在恰克图。时贸易以皮毛为大宗，为俄官营，于财政颇有关系，故每遇交涉棘手，辄停互市以挟制之。乾隆三十年（1765年）、三十三年（1768年）、四十四年（1779年）、五十年（1785年）皆曾停市，而五十年一次停闭最久，至五十七年（1792年）乃复开焉。 《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边境示意图　1689年，中俄两国在尼布楚进行谈判，双方签订了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条约签订后，中俄东段边境地区相对稳定，但作者认为该条约亦有失策之处。 以上为清乾隆以前与俄交涉，看似占胜，然其失策有二：一则《尼布楚条约》得地虽多，而不能守，仍视为边荒弃置之，遂启俄人觊觎之心；二则陆路许俄无税通商，当时以此为怀柔之策，亦启后日要索之端也。 [book_title]◎第五章　清代之盛衰 清代内治可分数期：（一）自顺治入关至康熙平三藩、灭郑氏为戡定之期；（二）圣祖、世宗整顿内治，至高宗遂臻极盛；（三）高宗秉性夸大，文治武功，皆近文饰，末年更用一黩货无厌之和珅，吏治大坏，民生日蹙；（四）遂至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嘉、道以后，日入于艰难之世矣。 西力东渐，开数千年未有之局，此即以中国所谓盛世者当之，亦终不克于败绩失据，何者？中国政治疏阔，武备废弛，但求与天下安，实只可处闭关独立之时，而不宜于列国竞争之世也。惟是西力东来，若值朝政清明之日，则所以应付之者必较得宜，不至如清末丧败之甚耳。外力深入，盖自道、咸以来，适值清代中衰之候，客强主弱，郑昭宋聋，丧败之端，遂至层见迭出，此亦我国民之不幸也。今先叙述五口通商以前清代盛衰之大略如下。 中国立国亚东，以内地十八省为根本，而东三省、蒙、新、海、藏以及东北之朝鲜、南方之后印度半岛等，实为之屏蔽。历代盛时，此诸地方或为兵威所及，或则声教所通，在当时仅等诸羁縻，然及西力东渐，则剥床及肤，情形与前此大异矣。明清间之蒙古，以科尔沁、察哈尔、土默特、喀尔喀为大宗。（元顺帝之北走也，五传而大汗之统绝。有阿鲁台者，成吉思汗弟哈布图哈萨尔之后也，迎立元裔本雅失里。阿鲁台后为瓦剌部长马哈木所杀，其众走嫩江，依兀良哈，是为嫩江科尔沁部。瓦剌者，元世之斡亦剌，清时之卫拉特也。马哈木孙也先始替元裔自立，雄据漠南北，于是有土木之变。也先死，瓦剌复衰。鞑靼诸部相纷拏。至明宪宗成化六年，即1470年，成吉思汗之后巴图蒙克即汗位，乃复统一漠南北，是为达延汗。达延汗有四子，长子图鲁早死，次子乌鲁斯，三子巴尔苏，四子格垺森札赍尔。达延汗留第四子守漠北，是为喀尔喀部。车臣、土谢图、札萨克图三汗其后也。自与图鲁之子卜赤徙牧近长城，称插汉儿。插，蒙语近也，清人改译为察哈尔。乌鲁斯攻套部蒙古，为所杀，巴尔苏定之。巴尔苏二子，长曰衮必里克图，其后为鄂尔多斯；次曰阿勒坦汗，即明史之俺答，其后为土默特。衮必里克图早死，其众亦归俺答，故世宗时俺答最强，屡犯中国，又使其子宾兔、丙兔据青海。时黄教已行于青海，二子信之，遂由之化及漠南北。俺答曾躬迎三世达赖至漠南布教。后准部强，道阻，乃自奉黄教始祖宗喀巴第三弟子哲卜尊丹巴，即后来库伦之活佛也。俺答即信喇嘛教，不复为边患而察哈尔独强。）而天山北路为卫拉特（凡四部，曰和硕特，居乌鲁木齐，哈布图哈萨尔之后长之；曰准噶尔，居伊犁，曰杜尔伯特，居额尔齐斯河，皆也先之后长之；曰土尔扈特，居塔尔巴哈台，元臣翁罕之后长之）所据，南路则自唐以来，为回纥种人所据，青海川边，自古为羌族所据，而后藏高原则为藏族栖息之地，唐初吐蕃王室来自印度（见《蒙古源流考》），始举海藏川边尽臣之。及喇嘛教盛行，政权亦渐入其手。明初喇嘛新派黄教起，旧派红教又渐失势。世宗时，蒙古袭据青海，黄教因之化及漠南北，于是蒙、新、海、藏皆为黄教盛行之区，而天山南路之回族，仍笃信伊斯兰教，此当时诸地方部族及神教之情形也。清之兴也，科尔沁首先归附，旋漠南诸部以苦察哈尔林丹汗之凌轹，亦来降。明思宗崇祯七年（清太宗天聪八年，1634年），清太宗征诸部兵伐察哈尔，林丹汗走死漠南，蒙古皆平，漠北亦通贡，然未大定也。时卫拉特分四部，而和硕特、准噶尔二部为强。崇祯十六年（清太宗崇德八年，1643年），西藏第巴（官名）桑结召和硕特固始汗袭杀红教护法拉藏汗，而奉班禅居札什伦布（达赖、班禅分主前后藏始此），和硕特遂徙牧青海，遥制西藏，桑结又恶之。清圣祖康熙十六年（1677年）召准噶尔噶尔丹击杀固始汗之子达颜汗。准噶尔先已逐土尔扈特，服杜尔伯特，及是遂并四部为一。时天山南路之伊斯兰教分白山、黑山两宗，互相轧轹。（白山为素尼宗，黑山为什叶宗，中伊思马哀耳一派，即元时之木剌夷也，可参看《元史译文证补·报达木剌夷补传》。）白山酋亚巴克为黑山所败，辗转奔拉萨，噶尔丹既杀达颜汗，奉达赖命纳之（康熙十七年，1678年）。遂尽拘元裔之长诸城者致诸伊犁（天山南路本成吉思汗三子察合台分地。清初叶尔羌汗阿布都拉伊木，成吉思汗十九世孙也，尝命诸弟分长吐鲁番、哈密、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和阗、乌什、喀什喀尔八城）。别遣将督南路收其赋税，势益张。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攻喀尔喀，三汗溃走漠南。圣祖命科尔沁假以牧地，亲征击破噶尔丹，噶尔丹旧地又为兄子策妄阿布坦所据。三十六年（1697年），噶尔丹自杀。三汗还治漠北，外蒙自此为清不侵不叛之臣矣。（额驸策凌，成吉思汗十八世孙图蒙肯之后，愤喀尔喀之衰，自练精兵。雍正时，准噶尔来犯，大破之，世宗嘉之，使独立为三音诺颜部，不复隶土谢图。喀尔喀始有四部。）噶尔丹之侵扰，桑结实指使之。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固始汗曾孙拉藏汗杀桑结，诏封为翊法恭顺汗。五十五年（1716年），复为策妄所袭杀，清发兵击却之。圣祖崩，固始汗孙罗卜藏丹津煽青海喇嘛以叛，亦为清所讨平（世宗雍正元年，1723年）。高宗时，策妄阿布坦死，准部内乱，高宗乘机平之（乾隆二十年，1755年）。先是策妄替白山宗羁其酋玛罕木特，及是其二子布罗尼特（大和卓木）、霍集占（小和卓木）归南路自立，清又讨平之（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声威所播葱岭以西。若浩罕（亦作敖罕，所属有八城，而安集延之人来经商者最多，故清人又称其人为安集延）、若哈萨克（分三部：左曰鄂尔图玉斯，俄人称为大吉尔吉思，中曰齐齐玉斯，俄人称为中吉尔吉思，西曰乌拉玉斯，俄人称为小吉尔吉思）、若布鲁特（分二部，俄人称为喀剌吉尔吉思）、若乾竺特（亦作坎巨提，又作喀楚特）、若博罗尔（帕米尔）、若巴达克山、若克什米尔、若布哈尔、若阿富汗皆通贡市。西藏南之廓尔喀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五十六年（1791年）再犯西藏。高宗遣兵击破之，亦定五年一贡之制。东北边自《尼布楚条约》定后，全包有黑龙江，朝鲜自太宗以来久臣服。幅员之广，迈于汉唐矣。惟南方疆域则尚未逮明世。安南当明成祖时，曾隶中国，为布政司，后虽叛去，然黎莫二氏，仍为中国内臣（明宣宗弃安南，黎利有之。世宗初为莫氏所篡，明以为讨，莫氏请为内臣，乃削国号，立都统司，以莫氏为都统使。黎氏遗臣阮氏立黎氏之后于西京，万历时灭莫氏。明以莫氏为内臣，又来讨，且立其后于高平。黎氏亦如莫氏受都统使之职，乃许其并立）。暹罗亦受封中国，缅甸尚为土司，其北平缅、麓川两司最强大。明太祖初，命平缅酋思氏兼长麓川，后又分其地置孟养、木邦、孟定、潞江、干崖、大候、湾甸诸司，思氏欲复故地，屡叛。英宗时，尝三发大兵讨之，卒不能克，仅定陇川而归，自此中国实力，西不越腾冲，南不逾普洱。（明初西南疆域实包今伊洛瓦谛江流域及萨尔温、湄公两江上游。阅《明史·土司传》可知。）而思氏亦破坏，缅甸遂坐大。清乾隆时，缅甸莽氏为木梳土司雍籍牙所并，犯边，遣兵击之，不利（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安南黎氏为阮氏所篡，遣兵征讨亦无功。（乾隆五十三年，即1788年，安南阮氏又有新旧之分。黎氏之复国也，以阮氏之力，既得国，任外戚郑氏，阮氏遂据顺化俨同独立，是为旧阮。阮氏自以子弟守西贡，是为新阮。乾隆时，新阮酋文惠与其兄文岳、弟文虑皆骁勇知兵，遂灭旧阮，又入东京灭郑氏，废其主黎维祁。黎氏遣臣来告难，高宗使两广总督孙士毅出师败新阮于富良江，后立维祁，已而不设备，为新阮所袭破。新阮亦请和，高宗许之，而编维祁入旗籍。）然二国惧中国再讨，皆请和。暹罗事中国尤恭顺，虽实力不及，亦滇、黔、两粤之屏藩也。清代盛时，武功之略如此。 努尔哈赤像　清朝是由女真族建立起来的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国家。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族，在其死后，其子皇太极改其建立的“大金”为“大清”。 清朝帝王世系表 注：慈禧太后为咸丰皇帝的妃子，通过垂帘听政，实际把持中国朝政近半个世纪。恭亲王奕为道光帝第六子，1861年，咸丰帝过世，奕与慈禧太后合谋发动辛酉政变，成功夺取了政权，被授予议政王之衔。 清代内治可分数期：（一）自顺治入关至康熙平三藩、灭郑氏为戡定之期；（二）圣祖、世宗整顿内治，至高宗遂臻极盛；（三）高宗秉性夸大，文治武功，皆近文饰，末年更用一黩货无厌之和珅，吏治大坏，民生日蹙；（四）遂至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嘉、道以后，日入于艰难之世矣。今就五口通商以前政治、财政、军备情形略论之，以见木腐虫生，其来有自，虽曰西力东渐，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然今日所以国蹙民贫至于此极者，其患实有所受之也。 满洲部落，本极贫窘，太宗时稍有窥伺中原之志，仍岁兴师，加以赏赐中国降人，安置归附及掠取部落，财用尤见竭蹶。入关之后，以不逮三分有二之地，支持东南、西南两面之军费，更属捉襟见肘矣。然当时宫中用度，确较明代为节俭。（圣祖曾言：“本朝入关以来，外廷军国之需与明略相等，至宫中服用，则以各宫计之，尚不及当时妃嫔一宫之数，以三十六年计之，尚不及当时一年之数。”）政治亦较清明，故能废除三饷，又定赋役全书，一以明万历以前为准。是时海宇未宁，用兵不息，苛派骚扰，自不能免，然圣祖励精图治，一以实事求是为归，度支渐见宽裕，屡免天下钱粮，蠲除灾欠。末年库储已有二千余万。世宗政尚严肃，财政尤所注意，盐课关税，则增加收数，陋规火耗，则化私为公，故虽承西北用兵之余，库储仍有2700万。高宗时继长增高，遂至7800万。历朝畜积，除隋文帝之世，盖无足与清比伦。然库藏之有余，未必即为财力之雄厚。高宗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在位时南征北讨，军费所耗逾1亿，河工所耗又数千万，此尚出诸府库，至于南巡之供赈，和珅之贪求（和珅家产清单见薛福成《庸庵笔记》，估计其值在8亿两左右。近世论者谓甲午、庚子两次偿款，和珅一人之产偿之而有余云），则皆计簿无征，而所费实远较国家经费为巨。于是上官诛求州县，州县剥削小民，吏治坏而民生蹙，国家之元气隐受斫伤，内乱遂接踵而起矣。 满洲兵力本极强悍，用能以一隅之众抗天下之兵，然其衰敝亦极速。太宗崇德元年（1636年）谕王大臣即谓“太祖时八旗子弟一闻行师出猎，莫不踊跃争先，今则或托妻子有疾，或以家事为辞”，可见清人尚未入关，其部落勇武之风，已非初兴时比矣。入关以后，江南川陕之戡定，皆恃降将偕行，西南之并吞，尤尽出降将之力，三藩之尾大不掉以此。吴三桂既叛，满洲兵顿荆州不能进者八年，且有谋举襄阳降敌者（见《啸亭杂录》）。三藩之终于覆亡，仍汉人之自相屠戮耳。川楚白莲教起，清兵以乡勇居前，绿营次之，旗兵居后。论者谓经三藩之变，而知旗兵之不足用，经川楚白莲教之变，而知绿营之不足用。其实清代兵力，入关以后，即不可以遇大敌，其戡定中国，开拓疆土，非适值天幸，则掩耳盗铃耳。（西南之平，纯由汉将效力。永历本不能自振，吴三桂亦暮气已深也。准部适值内乱，回疆残破之余，皆非大敌。其征安南、缅甸、廓尔喀，则皆情见势绌矣。金川地不逾千里，人不盈五万，而用兵至五年，糜饷至7000万，尤为自古所未有。高宗顾以十全武功自夸，可谓颜之厚矣。）清以异族入主，镇压本专恃兵力，兵力衰则外若蒙业而安，而其基础实已动摇矣。 历代北族入主中国，无不以骄奢淫逸致败。清室初兴时，程度已较金、元为高，颇能预以为戒。太宗崇德元年，即集诸王贝勒大臣命弘文院官读《金史·世宗本纪》，谕以保守旧俗，为子孙万世之计。历朝遵守此旨，未尝或渝。（如乾隆时因胡中藻之狱戒满人毋得好吟咏，重汉文，荒骑射，忘满语。又定满人应试必先试弓马及格，然后许入场。）然其人之柔靡竟如此，而其不能勤事生业亦与金代之女真人同。清既不能泯除满汉之见，则恃为捍城者，厥惟满族，汉族兵力即强，亦不可终恃，况乎绿营、旗兵，其积弱又如出一辙邪。 然兵力之不振，财用之不足，尚皆不为大忧，政治苟善，未始无挽回之策也。而清代又不能然。清代政治，盖误于满汉之见，始终未能化除。又惩明代横议及门户水火之弊，遂专以大权独揽，挫折士气，猜防臣下为治法，一人为刚，万夫为柔，当其盛时，亦有言莫予违之乐，一朝变起，则环视皆巧言令色，全躯保妻子之徒，求一与之共患难者而不可得矣。明太祖以雄猜废宰相，然中叶以后阁权未尝不重，六部亦各有其权，而吏兵二部，权力尤大，其人不贤，贻误固巨，然得贤君良相，则亦足以有为。清代则内阁军机，皆不过书写谕旨，朋党如张廷玉、鄂尔泰，仅以营私，即炙手可热如和珅，亦不过黩货，而能把持朝政者无有也。故虽声势赫赫而去之易于振槁。六部本已见压，且尚侍皆满汉并置，吏、户、兵三部又有管部大臣，内官迁转极难，非六七十不能至尚侍，管部又为兼差，坐啸画诺，一切听命司员而已。故其中枢之地，先已不振，外官则督抚司道，层层抑压，州县不能有为，督抚亦无大权，不能系一方之重也。康雍乾三朝，皆以明察自矜于臣下，动辄严加申饬，摘发隐微，使臣以礼之风，荡焉以尽，故多得脂韦巧媚之士，上焉者，亦不过供奔走使令，骨鲠者且绝迹，况以安社稷为悦者乎？自顺治入关即禁士子结社，后来文字之狱，摧挫士气尤甚，士皆屏息不敢出气，高者遁于考据辞章，中材则沉溺帖括，下焉者则苟求温饱，寡廉鲜耻，无所不为已。嘉、道而降，时局日趋荆棘，然官方敝，而草野之士亦未有结缨揽辔，慨然以功业自期者。职是故也，善夫管同之言之也，曰：“明之时大臣专权，今则阁、部、督、抚，率不过奉行诏命；明之时言官争竞，今则给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论列；明之时士多讲学，今则聚徒结社者渺焉无闻；明之时士持清议，今则一使事科举，而场屋策士之文及时政者皆不录。大抵明之为俗，官横而士骄，国家知其敝而一切矫之，是以百数十年，天下纷纷亦多事矣。顾其难皆起于田野之奸闾巷之侠，而朝堂学校之间，安且静也。然臣以为明俗敝矣，其初意则主于养士气，蓄人才。今夫鉴前代者，鉴其末流而要必观其初意，是以三代圣王相继，其于前世皆有革有因，不力举而尽变之也，力举而尽变之，则于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祸。”（《拟言风俗书》）其于清代官方之坏，士习之敝，及其所以致此之由，可谓言之了如指掌，以此承西力东渐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夫安得而不敝乎？ 前门街市图　此图展示了乾隆皇帝出京师的宏伟场面。乾隆在位时曾六次南巡，耗费无艺。当时随同南巡的王公大臣、章京侍卫等官员兵丁就多达2500多人。 [book_title]◎第六章　道光以前中外通商情形 中国当时于西洋情形，全无所知，见通商则虑其将为海盗，见传教则疑为黄巾、白莲之流，且从古未见此船坚炮利之外夷，亦从古未见此长于科学之教士，遂疑其别有所图，而不能已于畏忌。而西人于中国情形，亦全然隔膜，徒觉其庞然自大，冥顽不灵而已。隔阂既深，衅端遂终不可免。 中国初与西人交涉，不过通商、传教两端。通商本两利之事，传教亦无害于我，我非生番野蛮，岂虑其借传教以潜夺吾民，而教士之科学，且足为吾效力，则廓然大公而许其来，于我实有益无损也。然当时于西洋情形，全无所知，见通商则虑其将为海盗，见传教则疑为黄巾、白莲之流，且从古未见此船坚炮利之外夷，亦从古未见此长于科学之教士，遂疑其别有所图，而不能已于畏忌。而西人于中国情形，亦全然隔膜，徒觉其庞然自大，冥顽不灵而已。隔阂既深，衅端遂终不可免。道光以后之变局，夫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明室初兴，沿海已有倭寇，中叶受祸之烈，尤为旷古未闻，故于泛海来之外国，疑忌最深，然疑忌之而又假之以地，令其得有根据，则官吏之好贿为之也。明代广州本设有市舶司，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浡尼皆来互市。海舟恒泊香山县南虎跳门外之浪白洋（就船贸易），正德时移于高州之电白。世宗嘉靖十四年，指挥使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濠镜，即今之澳门也。是为西人在陆地得有根据之始，遂有筑城置戍者。中国颇忌之，踞者亦旋去，惟葡人于穆宗隆庆初请纳租银五百两租空地建屋。总督林富为请于朝，许之，葡人遂得公然经营市步，据为己有矣。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番禺举人卢廷龙入京会试，上书，请尽逐澳中诸番出居浪白，当事不能用。后何士晋督粤，毁其城。熹宗天启初，葡人借口防倭，复筑署，海道副使徐如珂又毁之。时倭寇初平，或言澳中诸番实为倭乡道，请移之浪白。粤督张鸣谓香山内地，官军环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于我，一怀异志，立可制其死命，移泊外洋，则大海茫茫，转难制驭，如故便。部议从之。鸣之说，在当时未为非计，后来屡以断绝接济，挟制英人，其策盖原于此，然清代交涉之失，固别有在，不能为断绝接济咎也。清圣祖顺治四年（1647年），佟养甲督粤，奏言佛郎机人寓居濠镜澳门，与粤商互市，已有历年，后因深入省会，遂饬禁止，请仍准通市，惟仍禁入省会。此为清人禁西人入广州城之始，亦沿明之旧也。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以安插西洋人，命粤督孔毓珣筹议。毓珣奏言澳门西洋人与行教之西洋人不同，居住200余年，日久人众，无地可驱，守法纳税，亦称良善，惟恐呼引族类，人数益众，请以现在3000余丁为额，现有船25只亦编列字号，作为定数，不许添造。自是葡人贸易之船以25只为限。先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葡人言澳门系专给彼国居住，他国船只，不应停泊。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为之题请，部复许各国船只移泊黄埔。及是毓珣饬船到日只许正商数人与行客公平交易，其余水手人等，均在船上等候，不许登岸行走，并不许内地人等擅入夷船。定十一、十二月风信便利，将银贷交清，即令回国。雍正九年（1731年），因总兵李维扬言，仍令各国船停泊澳门。葡人独擅澳门之志，至是一挫。然时各国皆船货并税，惟葡船25止纳船钞，货许入栈，卖去然后输税。乾隆时，闭浙海关贸易，并于粤海，各国船舶，在澳住冬，皆向葡人赁屋而居。葡人独擅东道之势，其权利犹独优也。 清开海禁事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台湾郑氏亡后两岁时，仍严南洋诸国之禁。至雍正七年乃弛。安南、广南港口等，乃相率偕来。其华人出洋者，康熙五十六年，以安南为限，西南洋皆不许往。雍正五年，闽督高其倬奏福建地狭人稠，宜广开其谋生之路，许其入海，富者为船主商人，贫者为舵工水手，一船几及百人。今广东船许出外国，何独于闽而靳之？廷议许之。世宗尝谕闽督，闻小吕宋有中国奸民二万人，宜留心察访。是年又谕廷臣，康熙未许噶罗巴小吕宋华民附洋船回内地，而回者甚少。今后出国宜定限期，逾期即不许回国，庶几不敢稽迟。当时不独畏忌外人，即华人留外国者，亦未尝不畏忌之，实缘不知海面情形，故于海盗恐怖殊深也。）设榷关四：曰粤海，在澳门；曰闽海，在漳州；曰浙海，在宁波；曰江海，在云台山。二十七年（1688年），以舟山为定海县（改旧定海县曰镇海），浙海关移设焉。特建红毛夷馆一区（明时称荷兰曰红毛，后英人至，亦以是称之），为西人住居之所。时英、法、瑞典、西班牙、比利时等在广东均已立有商馆（俗称洋行，唯荷兰商馆至乾隆二十七年始设立），而浙海税则较粤海为轻，于是诸国麕至。乾隆二十年，英总商喀喇生、通事洪任辉请收泊定海而运货至宁波，亦许之。乃越二年，忽有停止浙海之议，于是中英交涉起矣。 广州商行　这幅油画描绘了西班牙、美国、英国及荷兰各国的国旗飘扬在其广州商馆上空的情形。广州是1842年以前除葡萄牙贸易点澳门以外唯一对西方人开放的商业中心。 当时广东商馆势力以英人为最大，然不能径与人民交易，必经所谓官商者之手，买卖皆然。其事约起于康熙四十年顷，后因官商资力不足，且利为一人所专，亦为众情所不服，乃许多人为官商，于是有所谓公行者。公行始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入行者十余家，每家出款至二三十万，故其取诸外商者不得不厚，外人屡以为言，然中国官吏委以收税，管束外人之事亦以责之，故虽暂废，亦必旋复。（当时外货估价之权全在公行，公行之估价也，合税项、规费、礼物等并计之。价既定，乃抽取若干以为行用。初，银每两抽三分，后军需出其中，贡项出其中，各商摊还洋债亦出其中，于是有内用、外用之名，有十倍、二十倍于其初者，而官吏额外之需索，尚不在内。公行垄断亦出意外，如当时输出以茶叶为大宗，茶商售茶于外国者，恒先与公行接洽，其货萃于江西之河口，溯赣江，过庾岭，非一二月不能至。嘉庆时，英商自以海船至福州运茶至广东，不过13日，而公行言于当道禁之。英商虽衔之，无如何也。）康熙时英商屡以粤关费重，纠洋商争之不得。雍正初，又议增收礼物银两。七年，外商合词控于大府，得稍裁减，未几又增出口税。于是外商趋浙者渐多。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闽督喀尔吉善、粤督杨应琚请将浙海税则较粤海加重一倍以困之。奉谕粤东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籍洋船为生，而虎门、黄埔，在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之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自以驱归粤海为宜。明年应专令在粤。二十四年（1759年），洪任辉赴宁波陈请，浙中已将夷馆拆毁，见其至则逐之。洪任辉愤甚，自海道经赴天津陈请，且讦粤关积弊。朝廷怒其擅至天津，命由岸道押赴广东，圈禁于澳门者三年，而命福州将军赴粤查办，得监督李永标家人苛勒状，革其职。朝廷自谓足示外商以大公矣。（二十九年，又以闽浙总督岁收厦门洋船陋规银1万两，巡抚8000两，革总督杨廷璋职。）而外人亦未尝不怨朝廷之不通下情也。而粤督李侍尧又奏定防范外夷五事（一禁夷商在省住冬；二夷人到粤，令住洋行，以便管束；三禁借外夷资本及夷人雇请汉人役使；四禁外夷雇人传递消息；五夷船收泊黄埔，拨营员弹压。案此后管束外人之苛例甚多，如外人必须居住商馆，不许泛舟江中，并不许随意出入，惟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得携翻译游览花园。外人不准乘舆，住商馆者不准挈眷，外人陈请必由公行转递。公行隐匿，亦只许具禀由城门守兵代递，不得擅行入城，均极无谓。道光八年，一大班挈洋妇居商馆，其时十三洋行中，有东裕行司事谢某为置肩舆，出入乘坐，久之反不许行中人乘轿入馆。大吏廉得之，立拿谢某究治，瘐死狱中。大班闻其事，架大炮馆外，设兵自卫。大府虑激变，遣通事蔡刚以理晓谕，令撤去兵炮，并速遣夷妇回国。于是洋行具禀，托以大班患病，需人乳为引，俟稍愈当即遣之。大府据禀完案，不复根追。夷妇卒逗留不返。数年后，义律来粤，竟以挈妇为援例之常。见《中西纪事》）。英人以中英之间种种隔碍，乃于1792年遣马甘尼斯当东来，时值高宗八旬万寿，赐宴赐物，颁给英王敕谕两道，于所请之事，一概驳斥不准（敕文见《熙朝纪政》及《国朝柔远记》）。又疑英使至澳门将勾结他夷为患，令松筠以兵护送，所过提镇，陈兵迎接以威之。抵杭州乃召松筠还，而命粤督百龄督带过岭，其疑忌外人如此。嘉庆初，中国方困于海寇，英亦与拿破仑构衅，拿破仑发布大陆条例以困之。葡萄牙不听，为法所破。英虑法侵及东洋，七年（1802年）以六艘泊鸡头洋，声言防法。粤督饬洋商（中国与外洋贸易之商人当时称为洋商，外商则称为夷商。）谕之，乃退去。十年（1805年），英人遣商舶赍表，亦以法为言，且言愿助中国剿海盗，政府疑其有他志，谕粤督那彦成饬兵备。十三年（1808年），英将度路利又以保护中英葡三国贸易，助剿海寇为辞，以9艘至澳，遣300人登岸据炮台。时英人以澳门属葡，但得葡人允许，即可代守，而中国视澳门为领土，特借给葡人居住，于是轩然大波起。时总督为吴熊光，巡抚为孙玉庭，命洋行挟大班往谕，不去，乃禁贸易，断接济以困之。度路利遂以兵船三闯入虎门，进泊黄埔，又乘舢板入会城，居商馆，谓中国禁采办，将入运其积也。又以中国断贸易，请还茶叶而索其值，又索偿商欠。碣石总兵黄飞鹏炮击其继至之船，毙英兵一，伤其三，乃退。然其先至者居商馆自若也。时海盗甫平，兵力疲弊，故督抚皆务持重避启衅，而仁宗以英兵闯入我境，且以保护中葡贸易为辞，以天朝与小夷相提并论，又请代剿海盗，有藐视我水师意，疑其谋袭澳门，怒。吴熊光畏葸，谕令严饬英人退兵，抗延即行剿办。又派永保赴粤查办。适英大班自印度至，以封舱怼度路利，葡人亦以银60万两犒英师，吴熊光又许其兵退即行开舱，乃退兵，贸易而去。仁宗以开舱虽在退兵后，而许之在先，益怒，革熊光、玉庭职（熊光旋遣戍伊犁），以百龄为总督，韩葑为巡抚。于是增澳门防务，定各国护货兵船均不准驶入内港，禁人民为夷人服役，洋行不得搭盖夷式房屋，铺户不得用夷字为店号，清查商欠，勒令分年归还（停利归本），选殷实者为洋商。十五年（1810年），大班喇佛以行用过重诉于葑，葑与督臣司道筹议，佥以洋人无利，或可阻其远来，不许减。十九年英舰捕美商船一，押至澳门，又追获一艘于黄埔。中国以责大班，大班无能为，遂欲停止贸易。于是英派罗尔美都来使，而使加拉威礼至粤。故事贡使见制府，免冠俯伏，制府坐，堂皇受之，加拉威礼不可。时总督蒋攸铦入都，巡抚董教增摄督事，许以免冠为礼，教增亦起立受之。英使入都，仁宗命户都尚书和世泰、工部尚书苏楞额赴津迎迓，命在通州演礼。英使既不肯跪拜，和世泰又挟之一昼夜自通州驶至圆明园，劳顿不堪，国书衣装皆落后。明日，仁宗御殿召见，正副使遂皆以疾辞。仁宗以为傲慢，大怒，绝其贡，命广惠伴押赴粤。已知咎在伴迎者，乃谴和世泰等，命粤督慰谕英使，致收贡品，仍赐英王敕谕，赐以物品，然英人之所要求，则一未得逞也。英人在广东之贸易，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以后为东印度公司所专，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乃废。公司之代理人，中国谓之大班。十三洋行言散商统御无人，不便，请令再派大班来，粤督卢坤奏请，从之。于是英以律劳卑（近译亦作拿皮尔）为监督，蒲罗登副之，带威为第二监督，鲁宾逊为第三监督，以十四年六月至黄埔，请晤总督。卢坤以为大班也，怒其书用平行体，且不经公行转达，饬令回澳。律劳卑不可，坤遂绝英贸易。律劳卑乘兵舰突入虎门，坤以英人既无照会，律劳卑又不举出凭证，坚不信为英官，调兵围商馆以困之。会律劳卑有疾，乃退去，未几，卒于澳门。带威继为监督。带威去，鲁宾逊继之，议于珠江口占一小岛为根据，不复与中国交涉。十六年，英废监督，以义律为领事。邓廷桢为总督，乃许其至广州，然交涉仍多隔碍。义律上书本国，诏欲得中国允许平等，必须用兵，而战机潜伏矣。 伍敦元像　仅拥有13名会员的商行控制着广州所有的贸易，他们往往收入丰厚。此图所画的是广州公行最有名的商人伍敦元，他临死前的个人财产估计价值2600万美元。 [book_title]◎第七章　道光以前烟禁 鸦片输入由来已久，惟以为烟而吸之，则始于明清之间。其初本作药用，故亦以药材纳税。雍正七年始定贩者枷杖，再犯边远充军之例，然其时输入岁不过200箱耳。贩运者皆葡萄牙人也。乾隆四十六年，英吉利东印度公司得垄断中国贸易特权，而印度为鸦片产地，输入遂日多。 鸦片输入由来已久，惟以为烟而吸之，则始于明清之间。（鸦片本作药用，其后与烟同吸，久乃去烟而独吸鸦片。说见日本稻叶君山《清朝全史》。案雍正硃批论旨，七年福建巡抚刘世明奏，漳州府知府李国治拿得行户陈远私贩鸦片34斤，业经拟以军罪，及臣提案亲讯，则据陈远供称鸦片原系药材，与害人之鸦片烟并非同物。当传药商认验，佥称此系药材，为治痢必需之品，并不能害人，惟加入烟草同熬，始成鸦片烟。李国治妄以鸦片为鸦片烟，甚属乖谬，应照故入人罪例，具本题参云云。）其初本作药用，故亦以药材纳税（担税银三两，又每包加税二两四分五厘）。雍正七年（1729年）始定贩者枷杖，再犯边远充军之例，然其时输入岁不过200箱耳。贩运者皆葡萄牙人也。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英吉利东印度公司得垄断中国贸易特权，而印度为鸦片产地，输入遂日多（道光以前历年输入之数详见萧一山《清朝通史》）。出孟加拉国者曰公班，亦称大土，出孟买者曰白皮，亦称小土，总名波毕。乾隆末年粤督奏禁入口。嘉庆初，又奉诏申禁，裁其税额，自此入口遂成私运。二十年（1815年），粤督蒋攸铦奏定查禁章程，奉谕自后西洋人至澳门，均须按船查验。道光元年（1821年）因查出叶恒澍夹带鸦片案，奉旨重申前禁。凡洋艘至粤，先由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隐，事后查出者加等治罪。自此鸦片趸船尽徙之零丁洋。其地水路四达，福建、江浙、天津之泛外海者，就地交兑，销数之畅如故也。二年，复奉廷寄交粤督阮元密查，奏请暂事羁縻，徐图禁绝。而其时鸦片趸船已改泊急水门、金星门等处，勾结内地奸民往来传送，包买则有窑口，说合则有行商，私受土规则有关汛为之奥援，包揽运载则有快蟹艇资其护送。于是趸船之来，每岁骤增至数万箱。六年，总督李鸿宾专设水师巡缉，而巡船受私规银日且逾万，私放入口。其年突增至趸船25只，烟土2万箱。十二年，卢坤督粤裁之。十七年，总督邓廷桢复设，而巡船仍沿旧规，且与之约，每万箱别馈数百箱。甚至代运进口。副将韩肇庆顾以此擢总兵，赏孔雀翎，而鸦片且岁至五六万箱矣。 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卿许乃济上言“近日鸦片之禁愈严，而食者愈多，几遍天下。盖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逞其鬼蜮伎俩，则法令亦有时而穷。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浮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亦有逾耆艾而食之者，不尽促人寿命。海内生齿日繁，断无减耗户口之虞，而岁竭中国之脂膏，则不可不早为之计。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计惟仍用旧制，照药材纳税，但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又官员士子兵丁不得漫无区别，犯者应请立加斥革，免其罢名”云云。 乃济之言既上，奉旨交疆臣会议，而一时九卿台谏，咸谓其有伤政体。上以言者不一，必须体察情形，通盘筹划，令邓廷桢议奏。是时疆臣奏覆，率请严定贩卖吸食罪名。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又奏请严禁。此疏至今尚为人所传诵，然于法之何以能行，似亦未曾筹及，盖皆不免徒知烟之当禁，而未一察当时政治情形，至于因此而动干戈，终至败绩失据，则自非当时之人所及料，不能以此为议者咎也。奏上，奉旨交督抚会议，并饬部臣复定新例，开设窑口烟馆、栽种兴贩及员弁兵丁受贿故纵者，均处斩绞；吸烟者予限一年六个月，限满不竣拟绞监候，时十九年五月间也。而烧烟之事已先三月行之广东矣。（鸦片输入，当时朝野上下所最虑者为漏银，其实以货易烟，与以银易烟受损等耳。然当时以此为大忧，则亦币制之不善有以致之也。黄爵滋之奏曰：“各省州县地丁钱粮征钱为多，及办奏销以钱易银。前此多有盈余，今则无不赔垫。各省盐商卖盐具系钱文，交课尽归银两。昔之争为利薮者，今则视为畏途。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课如何能清。”盖币制不立，银钱比价一生变动，财政即受其影响也。） [book_title]◎第八章　烧烟及中英战事 方宣宗之以烟禁交疆臣议奏也，一时议者多主禁绝，而湖广总督林则徐言之尤激，有不禁则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等语，宣宗以为深识远虑，召入京面授方略，以兵部尚书颁钦差大臣关防赴广东查办。 方宣宗之以烟禁交疆臣议奏也，一时议者多主禁绝，而湖广总督林则徐言之尤激，有不禁则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等语，宣宗以为深识远虑，召入京面授方略，以兵部尚书颁钦差大臣关防赴广东查办。时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也。明年则徐驰至广东停英贸易，绝其接济，迫英商缴出鸦片二万有二百八十三箱，一箱百二十斤，凡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四十五斤，焚之。时四月中也。则徐请定例，洋人运鸦片入口，分别首从，处以斩绞。又布告各国商船入口，须具“夹带鸦片，船货充公，人即正法”具结。葡、美皆愿遵命，而义律不可，请许英商船泊澳门，派员会议禁烟办法。则徐谓许英商船泊澳门，则粤关遂成虚设，不可。会英水手在尖沙嘴与华民交哄，杀华民林维喜，则徐令义律交出凶手，义律亦不听。中外相水火益深。七月，则徐遂令沿海州县，绝英接济。 时义律居澳门，屡请本国政府强硬对华，其政府未之许，而印度总督遣军舰二至澳门。义律大喜，以索食为名，攻九龙。水师参将赖恩爵击之，沉其双桅船一，舢板二。义律不得逞，又未得政府许开战之命。八月，复介葡人转圜，惟请删“人即正法”一语，余悉如命。时中朝方主严厉，则徐奏报“夷船之遵法者保护之，桀骜者惩拒之”，奉批“同是一国之人，办理两歧，未免自相矛盾”，大理寺卿曾望颜至奏请闭海关，尽绝各国贸易，则徐持之乃止。时又奉谕“不患卿等孟浪，但患过于畏葸”，则徐遂坚持不许。九十月间英船屡扰尖沙嘴附近，至十一月八日，中朝遂发停英贸易之谕。 时英议会中亦多不主用兵，且有以营销鸦片为不义者，然卒以九票之多通过“对中国前此之侵害，要求赔偿，英人在华之安全，要求保证”，时1840年4月，道光二十年二月也。英政府乃调印度、好望角兵万五千，使乔治·懿律（统陆）、伯麦（统海）率之而东，五月至澳门。则徐已严备沿海，焚其舢板二。伯麦乃遣26艘趋定海，以5艘攻厦门。时邓廷桢督闽，败其兵，而定海以六月八日失陷。伯麦投巴里满致中国首相书（书要求六事，一偿货价，二开广州、厦门、福州、定海、上海通商，三中英官交际礼用平行，四偿军费，五不以英船夹带鸦片累及岸商，六尽裁洋商即经手华商浮费），浙抚乌尔恭额不受，乃赴天津投之直督，琦善受之以闻。时诸大吏恶生事，多不悦则徐，相与造蜚语，谓去岁烧烟本许价买，而后负约，致激英变，又谓厦门奏报战事不实。寖闻于上，廷意遂中变，命江督伊里布赴浙访致寇之由，以乌尔恭额却伯麦书，致其北上，革其职。谕沿海督抚，洋船投书许即收受驰奏。时津海道陆建瀛以英人据定海要我，请录其船，羁其酋，命还定海然后议之。又谓宜先决禁烟事，然后以免税代偿货价，以开澳门代五口，而令海关监督与其官吏平行，余仍令回广东与则徐商议。当道不许。则徐已署粤督，革其职，令留粤听勘，命怡良署总督，琦善以钦差大臣赴粤查办，并革邓廷桢职，代以颜伯焘。旧史或云，伯麦以甘言饵琦善，谓中堂赴粤，予等即可永远和好。琦善为所中，故力以自任。其入都面陈，多造膝语秘，世莫得闻云。此则近莫须有矣。朝廷既许查办，义律遂返舟山与伊里布定停战之约，时九月也。 18～19世纪以英国为中心的三角贸易 林则徐像　1939年，林则徐以朝廷钦差大臣的身份到广东查禁鸦片。共计查获鸦片230余万斤，于6月3日在虎门当众销毁。 琦善至广州，尽撤则徐所设守备。时乔治·懿律有疾，甲必丹·义律代之交涉。琦善许偿烟价200万，义律易之，又求割让香港，琦善不敢许。十二月十五日（1841年1月7日），义律发兵陷沙角、大角两炮台，副将陈连升死之。连升骁将也。琦善惧，许开广州，让香港，义律乃还两炮台，并许还定海。事闻，朝廷大怒，下谕有烟价一毫不许，土地一寸不给之语，以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赴粤，饬伊里布回本任，命江督裕谦赴浙。旋以英人在香港出示，指其地为英属，并求驻港营汛撤回。怡良奏闻，革琦善职，籍其家。二月五日，英人陷横挡、虎门各炮台。提督关天培死之。时杨芳自甘肃先至（杨芳本任固原提督），而英印度总督命卧乌古率陆军亦至，险要尽为敌据，芳亦束手无策。二十六日，美、法商人介行商伍怡和调停，言义律但欲得通商，无他求。芳与怡良据以入奏，欲姑抚之，图收回险要。朝旨不许。三月二十三日，奕山及新督祁至，问计于则徐，则徐言宜使人诱敌退出，仍于要隘设防，乃可徐图战守。奕山亦然之。已又惑于人言，以四月朔夜袭英军不克，明日英人进攻，城外炮台皆陷，全城形势已落敌人掌中，不得已，令广州知府余葆纯缒城出，许偿军费600万元，尽五日交付，将军率兵退至距会城60里之处，香港则俟将来再议，英兵乃退出虎门。奕山遂奏称初八日进剿，大挫凶锋，义律穷蹙乞抚，求准照旧通商，永远不敢售卖鸦片，而将600万改为商欠。英兵既撤，大行淫掠。初十日，将赴佛山，过三元里，人民树平英团之帜御之，各乡团勇集者数万。义律被围。奕山虑败抚义，遣余葆纯慰谕，众乃散。十二日英兵去广州。十六日，奕山、隆文退屯小金山。隆文旋卒，杨芳留城弹压，寻亦以病罢去。时朝廷得奕山奏，信以为真，但饬与督抚妥议章程。而英先得琦善与义律所定草约，以为偿金太少，又英人后此之安全并无保证，撤回义律代以璞鼎查，命巴尔克率海军从之。六月至七月十日卧乌古、巴尔克陷厦门弃之。八月攻舟山，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力战七昼夜，十七日同日败死。舟山遂陷。时裕谦自守镇海，以提督余步云为宿将，命守招宝山，总兵谢朝恩守金鸡岭。二十六日英兵登陆，步云先逃，朝恩兵望见亦溃，裕谦自杀。英人遂陷镇海。步云走宁波，英兵进迫之，又弃城走上虞。浙抚刘韵珂遣兵划曹娥江而守，朝廷闻之，以奕经为扬威将军，进兵浙江，命粤抚怡良以钦差驻福建，旋罢颜伯焘，以怡良代之。移豫抚牛鉴督两江。奕经用知泗州张应云议，约宁波、镇海汉奸为内应，以二十二年正月分三路进攻。事泄败绩。先是伊里布以遣家人张喜往来洋船革职，逮入都，遣戍。及是，刘韵珂请令赴浙效力，乃以耆英为杭州将军，给伊里布七品顶戴随往，旋以为乍浦副都统。三月，英撤宁波、镇海军。四月，陷乍浦，五月攻吴淞，提督陈化成死之，英兵遂陷宝山、上海。攻松江不克，将图苏州，遣船测量水道，胶于水草而止。乃撤兵入江。六月陷镇江，焚瓜洲至仪征，盐船估舶扬州官绅赂以银30万元乃免。七月，英兵进薄江宁，于是战守俱穷，而和议起矣。 [book_title]◎第九章　江宁和议 道光二十二年，英兵既逼江宁，清廷战守俱穷，乃以耆英、伊里布为全权大臣，与英使璞鼎查订立条约十三款，是为中国与外国订约之始。 道光二十二年，英兵既逼江宁，清廷战守俱穷，乃以耆英、伊里布为全权大臣，与英使璞鼎查订立条约十三款，是为中国与外国订约之始。此约中国割香港与英，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许英人携眷居住，英国派领事驻扎，英商得任意与华人贸易，毋庸拘定额设行商，进出口税则订明秉公议定，由部颁发晓示，并订明英商按例纳税后，其货物得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除照估价则例加收若干分外，所过税关不得加重税则。英国驻中国之总管大员与京内外大臣文书往来称照会，属员称申陈，大臣批复曰札行，两国属员往来亦用照会，惟商贾上达官宪，仍称禀。凡以破前此口岸任意开闭，英人在陆上无根据地，税额繁苛，及不许英官平行之局也。又偿英军费千二百万元，商欠三百万元，烟价六百万元，限四年分期交清。第一期六百万元交清后，英兵退出长江，惟仍占舟山、鼓浪屿两处，俟偿款全清，五口均行开放，然后撤兵。此约条款殆全出英意，清廷以福州系省会，欲以泉州代之，又不愿。钤用御宝，欲代以钦差大臣关防，以英人不可，卒未能得约定。于是年七月二十四日，即1842年8月29日也。 当英人侵扰沿海时，闽粤江浙均不能抗，而独未能得志于台湾。是时台湾总兵为达洪阿，兵备道为姚莹。英人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犯基隆，因中国炮击却退，触礁而沉。中国获“黑夷”百余及刀仗、衣甲、图书等。九月，再犯基隆，遣兵登陆，又为中国伏兵击退。明年犯大安港时中国募渔船防敌船。有粤人伪通英船所携粤中汉奸，诱之入土地港，英船遂触礁，官兵乡勇奋击，获白夷十八、红夷一、黑夷三十、粤东汉奸五。事闻，诏加达洪阿太子太保衔，赏姚莹二品顶戴。台湾本属福建，以在海外特加兵备道三品衔，与总兵皆得专折奏事。基隆之捷陈明事属隔海，恐督臣转奏稽滞，由驿递径行呈奏。奉朱谕嗣后攻剿夷匪折件，由五百里奏报，如大获胜仗，即由六百里奏报。大安之役，乃由五百里奏闻。自是驿递相望，督臣怡良颇惎之，又虑英人报复。时俘获监禁台湾者百六十余人，镇道谓解省既不可，久羁亦非计，奏明倘夷船大帮猝至，惟有先行正法，以除内患。报可。闽督怡良闻之惧，亟令泉州守函止之。镇道不听，除英酋颠林等九人及汉奸黄某、张某奉旨禁锢外，余悉杀之。时英人尚据鼓浪屿，闻之大怒，遍张伪示，谓中华之辱莫甚于此（见姚莹致刘韵珂书）。及和议成，订明被禁英人及因英事被禁之华人，一律释放。于是颠林等九人及散夷二十五人均送厦门省释，而英人谓两次俘获均遭风难，夷胁江浙闽粤四省大吏入奏，诏怡良渡海查办。甫至，兵民即诸行营为镇道诉冤，全台士民，陆续奔诉者甚众。怡良虑激变，受其词而迫镇道自认冒功，奉旨革职，逮入都交刑部审讯，旋以业径革职，免其治罪结案焉。此事措置盖迫于势不得不然，论者以此咎怡良，未为平允。然谓镇道冒功则实诬。当时兵勇确曾协力战斗，革镇道之职，已足以全和局，乃并因此议叙之官绅概行撤销，则亦稍过矣。达洪阿、姚莹多杀英俘，自今日观之，诚不免于野蛮，然今昔思想不同，不能执此以议昔人。莹致刘韵珂书谓镇道天朝大臣，不能与夷对质，辱国。诸文武即不以为功，岂可更使获咎，失忠义之心，惟有镇道引咎而已。颇有大臣之风概也。 中英签署《南京条约》1842年8月29日，中方代表耆英、伊里布和两江总督牛鉴与英方代表璞鼎查在英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英人用兵实缘种种积衅，鸦片之利或其所歆，然必挟兵力以求仇，则究为义所不许。故当时虽许以通商，仍可要以禁烟，而诸臣不明外情，置诸不论不议之列，烟禁遂暗中解除。咸丰五、六年间（1855、1856年），各省竞行抽厘以充军饷。八年，乃以洋药为名，收百斤三十两之税，除官员、兵丁、太监外，人民概许买用焉。 [book_title]◎第十章　鸦片战争之役评论 五口通商为中国见弱于外人之始，此乃积数千年之因，以成此一时代之果，断非一人一事之咎，然即就事论事，当时事势之危险，亦有可见者，今试举其荦荦大端，亦可见道、咸以来清室之所以终不复振也。 五口通商为中国见弱于外人之始，此乃积数千年之因，以成此一时代之果，断非一人一事之咎，然即就事论事，当时事势之危险，亦有可见者，今试举其荦荦大端，亦可见道、咸以来清室之所以终不复振也。 一曰朝政之非。此役之主和论者，皆以为穆彰阿、耆英等数人，罪几诋为宋之秦桧。秦桧之为是为非姑措勿论，即以桧为误国，要不失为始终一贯之人。此役则忽而主和，忽而主战，和战既无定见，任使亦复不专，试问宋时有之乎？此可见宣宗之漫无成见，而中央亦无能主持大局之臣矣。清朝之不足为全国重心，已见于此。 二曰兵力之不振。外洋之船炮诚非我所能敌，然客主之形概不相如，众寡之数又复悬绝。果能尽力战守，断无败坏至此之理。当时所夸者林则徐广东之守，姚莹台湾之捷，然亦幸而英人未曾尽力猛攻耳。否则广东之防，未必可恃，况台湾乎？王廷兰致曾望颜书述当时各处调到之兵“纷扰喧呶，全无纪律……往往互斗，放手杀人，教场中死尸不知凡几，城中逃难之百姓，或指为汉奸，或劫其财帛，内外汹汹，几至激变”，甚至“夷兵抢夺十三洋行，官兵杂入其中，肩挑担负，遂有无数千百成群，竟行遁去者。点兵册中，从不闻清查一二。及至沿途讨要口粮，竟有城外各处将逃兵数千重新应付，回省反以追逐洋鬼迷路为词”（见《中西纪事》卷六）。有兵如此，恃以应敌能无寒心乎？ 三曰士大夫之虚骄，不能知己知彼、勤求敌情，又不能实事求是、尽其在我，而徒放言高论、轻挑强敌。此为自宋以来士大夫之积习，道、咸之时，亦复如此。当时于外国情形，可谓暗昧至极。（当时诸臣，唯林则徐能求通外情，日译外国报纸读之。然当英人向索烟价时，则徐复文有曰：“本大臣威震三江五湖，计取九州四海，兵精粮足，如尔小国，不守臣节，定即申奏天朝，请提神兵猛将，杀尽尔国，片甲无存。”抑何可笑！台湾获英俘后，上谕该逆夷中必有洞悉夷情之人，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束者共有若干人？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此次遣来各伪官是否授自国王？抑由带兵之人派调？着达洪阿等逐层密讯，译取明确供词，据实具奏云云。则更堪发笑矣。按世界情形，当明末艾儒略等即已著有《职方外纪》等书，而当时中国之人漫不留意，纪昀修《四库书目》，且疑其书为妄说。暗昧如此，安得不败绩失据耶？）而一切情势之妄论，则弥漫一时。穆彰阿等固非贤臣，然当时攻击之谈，则大都不切情实，且多诬罔之辞（如诋耆英、伊里布、牛鉴至英舰拜谒英国主像。又疑为天主像之类，见《中西纪事》卷八）。且如余葆纯不过一知府，而能弭衅端于众怒难犯之时（三元里之众围义律时，葆纯亲出慰解，义律乃免。粤人指为通夷卖国，葆纯告病去。见《中西纪事》卷六）。江寿民不过一游士，而能挺身说谕洋将，保全一郡生灵（英临镇江后，讹传将因粮于扬州，淮商惧，将尽室行。寿民请身至英营诇之，乃成纳赂之议。其后在第一期赔款中扣去。兵不能御敌，不能责人民以不保全也。后太平军下镇江，寿民亦欲赂，令过扬不入，以身质其营中。太平军以数百人入城，果秋毫无犯。而清兵有续至者，太平军疑寿民陷之，鞭之，贯其耳，驱登城令退官兵。寿民乘间自杀，亦可哀矣。而《中西纪事》反诋为乘危邀利之市佣，寸磔之曾不足比死者一洒）。即至鲍鹏（广东人，识义律，为英商馆买办，粤督以查办私枭入之访案。鹏匿迹山东。琦善赴粤，沿途访通英语之人，知潍县招子庸以鹏荐，挈之至粤，于交涉事，数往来其间。见《中西纪事》卷六。案鹏非必端人，然当时通知外情者太少，用之亦不得已也）、张喜（伊里布家人。伊里布在浙时，曾使犒英师海上，坐此革职，及再起议和，喜仍往来其间。《中西纪事》卷七，记其闻英人索赔款，喜拂衣而起，则亦非小人也）以市侩仆役，而能尽力国事，皆有其难能可贵者。而论者一切加以丑诋，掣当局之肘，灰任事之心，此等议论既多，往往国是因之动摇，以道谋而败大计。曾国藩办天津教案时，奏言“道光庚子以后，办理洋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使外患渐深，不可收拾”，此固由君主之昏庸，辅臣之选耎，然此等高谈激论之士，亦不容分任其责也。 四则民心之不靖。王廷兰致曾望颜书云：“粤省自少翁查办烟案以来，禁兴贩，杜走私，未免操之过刻。故兵怨之，夷怨之，其私贩之莠民亦怨之。当积重之余，以为绝我衣食之源也。故当逆夷蠢动之时，群相附和……反恐逆夷不胜，鸦片不行，则前辙不能复蹈。而该逆又四布流言，以为与官为仇，绝不向民加害。于是奸民贪其利，顽民受其愚，虽督抚晓谕，示以能擒逆夷者，赏有差。数月以来，绝无成效。及至贼破四方炮台，复淫掠不堪，始悟其奸，操戈相向。设使当时被围不解，迟之数日，必有内应而开门迎贼者。食毛践土，乃良者少而莠者多，此可为痛哭者矣。”《中西纪事》谓“关吏水师，无非汉奸，皆不利于烟土之禁，必欲破其局而后已。闻虎门失守时，水勇奉提督命开炮，无不杂以沙土”。此或传闻之辞，未必得实，然刘韵珂与金陵三帅书谓“除寻常受雇持刀放火各犯外，其为逆主谋，以及荷戈相从者何止万人”。证以各种纪事，前后各役，无不有汉奸为外人效力，则其言不尽诬矣。国民性丧失至此，能不惧乎？ 鸦片之害　随着鸦片吸食者的增多，还专门有了图中这样的鸦片烟馆。曾有文人作一副楹联：“一杆竹枪，杀遍英雄豪杰不见血；半盏灯火，烧尽房产地产并无灰。”专道鸦片之害。 此役之败绩，尚有一远因，历代与外国通商，多在南海，其地距中央远，为政府监察所不及。南方开辟晚，或以处左迁贬谪之人，或则用孤立无援之士，志气颓唐，能奋发有为者少，甚或不矜惜名节。而多见异物，足以起人贪欲之心，故岭南官吏贪黩者多，因此激变之事，历代有之，特其贻患皆不甚巨耳。中西启衅，名由烧烟，实因商务，今录《中西纪事》议论两节于后，此书见解诚稍偏激，然此论则皆情实也。 《中西纪事》节录 自康熙开海禁以来二百年，互市之消长变迁，令人不可思议。于是论者皆谓中西之衅，自烧烟启之，今载考前后，乃知衅端之原于互市，而非起于鸦片也。夫互市者，实中西交争之利，而关胥牙侩，必欲专之；外洋因利而得害，乃思以害贻中国，而阴收其利。善夫！范蔚宗之言曰：匈奴贪尚关市，嗜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此盛世柔远之术，知者知务之言也。中之云者，中其求利之欲耳。梯航万里，远涉风涛，得利则欣，失利则戚，人情之常，何足为怪。一自贪吏侵渔，奸商掊克，彼以求利而来，终于失利而返，能无怨谤之沸腾邪？明之倭祸，始于中官，继以商侩，终于豪贵，于是外番之怨日深，而中国亦官民交困矣。 国初海禁既开，设关有四，江浙闽粤，无不可通。乃未几而粤东海关专其利薮，未几而十三洋行操其利权。税有定则，未几而益以规费支销名目，未几而益以归公充饷名目。始则取之在吏，继则取之在官。如据《澳门月报》言：洋行抽用定例，不得过三分。今据嘉庆年间大班禀控之词，言棉花一石，价值八两，向例行用二钱四分，连税银不过四钱（据此则初定税则，每两不过二分，为百中取二）。其后每石行用，加至二两，几十倍之矣。又言茶叶税饷，二两五钱之外，洋行会馆，每石抽费六元至九元不等。计茶叶出口之价，不过三四倍于八两一石之棉花，而税用两行，已亏折其十之三，则增设名目之渐也。洋商不堪其悉索，则控于地方官，地方官不能平其讼，则越控于大府，大府不欲穷其狱，乃回诉于本国，于是带兵船讲论，而干戈之衅以起。《书》曰：若颠木之有由蘖。语曰：物必自腐也，而后虫生焉。由是言之，即使鸦片不入中国，亦未能保外洋之终于安靖而隐忍也。且鸦片之来，亦为货物之亏折起见耳。货物不得其利，乃思取违禁之物以补偿之。若使税用不增，逋欠可得，彼又何乐乎以违禁之烟土，而予关吏以把持，啖水师之贿赂哉？窃谓当日欲与之申明烟禁，必先取中西互市之全局，通盘打算，平其百货之税则行用，更择其胥侩之尤者而惩之，必使番人憬然于生计之嬴绌，不在鸦片之有无。但使关税行用之积蠹渐除，则湖丝茶黄之转输自便，此为中外一体，威福并行，制吏抚夷之策，似无逾于此者。不清其源， 而图塞其流，一旦决堤溃防，而莫之遏。虽籍十七省商民废著之资，不足以填其无厌之壑。有识者观于鸦片之流毒中土，未尝不扼腕长叹，以为其戎首兴于关市，其厉阶梗于封疆，则甚矣。漏巵之失轻，而养痈之患大也。（以上录自《中西纪事》卷三，十九页下半八行至廿一页下半七行。） 英人自闻烧烟之信，举国皇皇，皆以此为非正经贸易，其曲在我，因请其国主先禁栽种。若乘此机会，照会该国，询其关税行用，如何扰累，为之酌量裁减，则义律先入之言，未易得而中之。林制使查办此案，计其到粤未及十日，发令太早，蒇事过速，转令善后事宜，益形竭蹶。汉晁错之劝孝景削七国也，曰削之则反速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制使当日烧烟之举，毋乃类是，故其请罪奏中，谓发之于此时，与发之于异日，其轻重当必有辨。然夷人惟利是趋，度非有不轨之逞。而以今日承平既久，水师废弛，彼强我弱，苟非迫于其势之不可遏，毋宁沈几观变，以徐视吾力之所能为，甚无取乎持之急而发之暴也。且法令必先于内而后及于外。今使发令之始，拟斩则必斩，拟绞则必绞，吸者先严于官幕，贩者先治其牙窑，内地之禁既严，则外来之烟自滞。然后仿盐法之减价敌私，平其百货之税则行用，以示通商之利，在此而不在彼。如是数年，然后与之申明烟禁，有不羁首系颈而就衔绁乎？即使其不便于大利之坐失，而别寻他衅，则其事亦必在数年之后，各省防范，皆如粤东，则反迟者又安见其祸大？今昔之形，固未可同日语也。（以上录自《中西纪事》卷四，廿页上半四行至完。） [book_title]◎第十一章　五口通商后广东中英交涉 《江宁条约》定后，伊里布以钦差大臣赴广东办理通商事宜，适广东人民有与英工人斗殴受伤者。舆情愤激，毁英商馆。时璞鼎查为香港总督，调兵舰至广州。伊里布亟惩肇事之人以谢，乃已。道光二十三年，伊里布卒，耆英管理五口通商事宜。五月与英换约，九月又与璞鼎查订《五口通商章程》十五条。 五口通商以前，中西隔阂极深，是役虽以劫于兵力，允许西人通商，然实非本意所欲，其终不能免于冲突者，势也。果也不久而后有咸丰戊午、庚申两役。 《江宁条约》定后，伊里布以钦差大臣赴广东办理通商事宜，适广东人民有与英工人斗殴受伤者。舆情愤激，毁英商馆。时璞鼎查为香港总督，调兵舰至广州。伊里布亟惩肇事之人以谢，乃已。道光二十三年，伊里布卒，耆英管理五口通商事宜。五月与英换约，九月又与璞鼎查订《五口通商章程》十五条。于是诸国麕至，法、美且遣公使，皆求订约通商。清朝仍命耆英主之。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1844年7月3日）《中美条约》成，九月十三日（10月24日）《中法条约》成。惟俄国于二十八年附英、美船来沪，仍由大府驳回（俄船二于嘉庆十一年到粤，请互市，总督那彦成不许。海关监督延丰不俟札覆，遂准一船进口，议降七品笔帖式。后任阿克当阿仍准后船进口。总督吴熊光、巡抚孙玉庭未经查明，率准三船回国。诏熊光、玉庭、阿克当阿均交部议，处延丰革职。嗣后该国商船来粤贸易，仍当严行驳回）。 五口通商以后，四口领事均已入城，与中国官员相见，惟粤人仍援乾隆五十八年西洋各国商人不得擅入省城之谕，合词诉于大府，欲申旧禁。大府知其不可，不许之。于是南海、番禺之绅士耆老，传布义民公檄，令富者助饷，贫者出力，按户抽丁，以办团练，众议汹汹，寖与官为仇矣。道光二十三、二十五两年，英人欲入城见制府，皆为粤民所阻。二十五年英人之来也，耆英使广州知府刘浔登其船，告以将晓谕军民，约期相见。粤人侦知之，于城厢内外遍张揭帖，约以夷人入城之日闭城起事。会浔自英船归，担油者犯其前道，隶执而笞之。市人哗曰，官清道以迎洋鬼，其以吾民为鱼肉也！劫府署，出浔朝服焚之庭，曰彼将事夷，不复为大清官矣。督抚惧激变，出示安抚之。英人闻之遂去。粤人益自得，外人登岸，辄多方窘辱之。外人数贻书让大吏。大吏谋于绅士，绅士则曰，此众怒，不可以说动也。大吏无如何。二十六年赔款既清，耆英会英戴维于虎门，请撤舟山、鼓浪屿驻兵。戴维求舟山不割让他国，又以入城为言，于是订约五条，首申入城之旨，第三条申明中国不得以舟山群岛给与他国，第四条言他国犯舟山，英必出而保护，毋须中国给予兵费。光绪十一年，中国以越南事与法开衅，法舰游弋舟山时，薛福成任宁绍台道兼理防务，乃于西报申明此约，且云今法日强，英日弱，舟山恐将为法所占矣。英议院闻之以诘政府，其政府遂宣称舟山为英保护地，不许他国侵占，法人之谋乃戢。舟山得免沦陷，然亦辱矣。而入城一事，且引起无穷枝节。 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一览表 注：1843年7月，英方在香港首先公布了《五口通商章程》；10月8日，清朝钦差大臣耆英、英国驻华全权公使璞鼎查各自代表两国政府在广东虎门签订《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先前公布的《五口通商章程》作为《虎门条约》的附件，也正式成立。（文中所称《江宁条约》现在一般称《南京条约》。） 道光二十七年，耆英内召。英人以其管理五口通商，因要其实行入城之约而后去。耆英以粤人风气强悍，请纾其期二年。英人许之，而要耆英入告，耆英亦许之。于是徐广缙为总督，叶名琛为巡抚。二十九年，英人以二年期屇，请入城，广缙登其舟见之，不许其入城，而密与巡抚筹战守。各乡团练先后至。港督文翰乘舟闯入省河，广缙再登其舟。文翰谋劫广缙以要入城，两岸义勇呼声震天，文翰惧乃去，不复言入城事。事闻，锡广缙爵子，名琛男，皆世袭。余官照军功例从优议叙，并盛奖粤民，好事者遂布流言，欲乘势沮通商之局。文翰闻之，贻书广缙请定粤东通商之约。广缙采绅士议，要其将不入城列入约中，并出示晓谕英商，将约文刊载于其新闻纸，文翰亦许之。事闻，奉旨将约文载入档案，所谓《广东通商专约》者也。明年，宣宗崩，子奕立，是为文宗。咸丰二年，广缙移督湖广，名琛代为总督，颇易外人。外人投文书辄略批数字答之，或径置不答，外人衔之，然无如何也。时沿海华船颇有借英旗为护符者（咸丰八年，桂良等在沪议商约，曾照会英法美三使云，查上海近有中国船户由各国领事发给旗号，计船三十余只，日渐增添，殊多不便。此等船户向系不安本分，然无外国旗号，犹不敢玩法为匪，今持旗号为护符，地方官欲加之罪，踌躇不决，遂至无所不为，犯案累累，流弊无穷。上海如此，各口谅均不免，尤虑煽成巨祸，致启中外争端，万不能不立法禁绝。拟请贵大臣即饬各口领事官，嗣后永不准以贵国旗号，发给中国船户，如有从前已给者，一概撤销。本大臣一面出示晓谕，如有人擅领外国旗号张挂驾驶者，应行查拿，从严究办，俾知警戒。观此则当时粤中不免有恃外国旗号为护符者，从可想矣。）咸丰六年九月十日，有船来自外洋，张英旗泊粤河。水师千总梁国定以所载皆华人，欲治其通番之罪，执十三人，械系入省，并拔英旗。英领事巴夏礼据约照会叶名琛，谓武弁应移取，不应擅执，且明舟子无罪，请释之。名琛不许，因在粤之包公使以请，乃许之。使送十三人于领事廨，而英水师提督某欲借此行入城之约，巴夏礼遂托事关水师弗受。于是英执《江宁条约》欲入城，我执文翰所定《广东通商专约》不许。英兵遂窥省会，十月朔，陷之，然无朝命，兵少，亦不能久踞也，后退去。粤民怒焚城外商馆。巴夏礼遂驰书本国请战。下院否决。英相巴米顿解散下院，重召集，遂通过，迫中国改约，赔偿损失，否则战。英政府告俄、法、美请俱，俄、美仅遣使从之，而法王拿破仑三世发兵与偕，于是战端复起矣。 [book_title]◎第十二章　咸丰戊午、庚申之役 咸丰十年八月四日，英、法兵入通州，长驱而北。八日，文宗走热河，留恭亲王奕守，明日以为全权大臣。二十一日法军至海淀，据圆明园，二十三日，英兵亦至焉。中国乃还巴夏礼。二十六日英人胁开安定门，以三日为限，中国不得已许之。二十九日，遂入城，时与巴夏礼同拘者死十余人，额尔金怒，焚圆明园。 咸丰七年九月，英使额尔金、法使葛罗、美使列为廉、俄使普提雅廷至粤。额尔金致书叶名琛，请约期议立约及赔偿损失事，名琛不答。法、美领事亦求偿损失，且言英已决攻城，愿任调停，名琛谓彼皆协以谋我，又不许，亦不为备。十二日英、法兵攻省城，陷之，执名琛（叶名琛于咸丰九年三月卒于加尔各答）。事闻，革名琛职，以巡抚柏贵署理，旋代以黄宗汉。四使各遣属官赍致首相裕诚书，求派全权至上海议善后，诣江苏求见两江总督何桂清。桂清时驻常州，为之转奏裕诚，复英、法、美书，言黄宗汉已赴粤，令其回粤听候查办，另照会俄使，申明不得在海口通商，令速赴黑龙江与该处办事大臣妥议。四使不听，英以舰十余，法六俄一美三，同时北上。八年（1858年）三月至天津，使赴大沽投文直督谭廷襄。奏闻，命户部侍郎崇纶、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乌尔棍泰赴津，与廷襄商办，四使以非全权拒之。四月八日，英、法兵入大沽，陷炮台。朝命罢廷襄，以托明阿为直督，命僧格林沁驻防天津，旋以俄、美居间，和议复启，以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大臣赴津，又赏耆英侍郎衔，令其赴津。耆英往见英使，英使不见。或传耆英与英使有隙，桂良虑败和议请召回，奉旨仍留天津。耆英遂还通州，肃顺劾其违命，赐死。桂良等与四国各订新约（英56条，法42条、补遗6条，俄12条，美30条），又以其中税则必须在上海筹议，乃派桂良、花沙纳及工部右侍郎基溥、武备院卿明善（旋以殷承实代之）至沪，会同何桂清共议。是岁，南海、番禺之民，设团练局于佛山，侍郎罗惇衍、翰林院编修龙元禧、给事中苏廷魁主其事。惇衍等亲赴各乡团练，得数万人，令耆老通饬民间，凡受雇于外人者限一月内辞归，否则收其家属，无家属者，系其亲属，于是辞归者2万余人。扬言将攻广州，司道皆潜出，英人防守巡抚，而收驻防兵军械。巴夏礼自出示，言中外已和好，其至新安，张帖者见杀，遂发兵陷新安。团练袭广州不克。和议既成，罗惇衍托巡缉土匪，请缓撤团练，而粤人有伪造廷寄者，谓英、法心怀叵测，已密饬罗惇衍相机剿办云云。桂良等至沪，英人以粤事为言，必欲撤黄宗汉，惩惇衍、元禧、廷魁。于是发上谕，严拿伪造廷寄之人，夺黄宗汉钦差大臣关防，以授何桂清。是时粤中民气颇盛，然不能成节制之师，故《中西纪事》亦惜其筑室多谋，攻城鲜效，又谓抚事既定，有去而为盗者，能以众整，古今所难，君子观于此，而知利用民气之不易也。十月，议定通商章程十条，英、法、美相同。先是和议之成，其谏部寺连衔谏止。侍讲殷兆镛一疏言之尤激，其所尤惎者，则京师驻使、长江通商、内地游历、传教诸端。朝廷于此犹思挽回，又谓牛庄究近京畿，又为东三省货物总汇，欲罢之，并欲先期收回广州，屡饬桂良等设法，而不知正约已定，断不能于此时更张也。九年二月，授何桂清五口通商大臣，桂良留驻上海，办理善后。陈奏敌情叵测，得旨允其进京换约，仍不准久驻，其余三事，犹命乘势开导，不能全行挽回，亦当予以限制，而四使亦不更议他事，但请入都，遂有庚申之警。 时朝廷最忌外人至京，而外人则欲力破此局。九年，英使普鲁斯（额尔金之弟）、法使布尔布隆来换约，英相饬其必至北京，使何伯率舰卫之。时僧格林沁方在大沽设防，命改由北塘，不听，而照会守将请除河中之栅，守将亦不答。何伯破栅而入。五月二十四日，攻炮台，为守兵所败。英舰十三，逃出者一而已矣。我直隶提督、大沽协副将亦死焉。英、法使皆走上海，美使华若翰后至，遵照会由北塘入清，乃许其递国书，即在北塘换约而去，欲以风示英、法也。时英人议论亦多以航行白河为非，而英相仍主战，以额尔金为使，发本国及印度、好望角兵万三千，益以香港戍卒5000，使克灵顿率陆，何伯率海。法仍以葛罗为使，蒙他板率陆军7200，谢尔尼率海军从之。先照会何桂清，谓若守天津原约，仍可罢兵。桂清奏闻，奉上谕，普鲁斯辄带兵船，毁我海口防具，首先背约，损兵折将，实由自取。所有八年议和条款，概作罢论，若彼自知悔悟，必于前议条款内，择道光年间曾有之事，无碍大体者，通融办理，仍在上海定议，不得率行北来。再有兵船驶入拦江沙者，必痛加攻剿，毋贻后悔。于是衅端之起，无可挽回矣。 咸丰十年二月，英、法兵北犯，过舟山，见其无备，陷之，以储军需，于是克灵顿还香港，何伯率兵而北。时朝廷亦惮用兵，命留北塘，为款使议和之地。僧格林沁亦听人言，欲纵洋兵登陆，以马队蹙而歼之，遂撤防赴大沽，而埋地雷于北塘。汉奸侦得以告英人，英人发之，遂陷北塘，时六月二十六日也。进陷新河，占唐儿沽。时僧格林沁守南炮台，直隶提督乐善守北炮台，大学士瑞麟以京兵万驻通州。七月五日，英兵攻北炮台，乐善败死。诏僧格林沁退守通州。僧次张家湾。七日，英兵陷天津，朝命侍郎文俊、粤海关监督恒祺至津议和，为英、法所拒，改命桂良及恒福。英人欲增兵费、开天津、入京换约，朝命严拒之。时副都统胜保自河南召回，命与贝子绵勋率旗兵万人，助瑞麟、僧格林沁守通州。时文宗驻海淀，谋幸热河，尽括京城车马，人心大震，官民皆徒行避难。六部九卿台谏侍从力请还宫，胜保亦以为言，乃命发还车马，人心少定。命怡亲王载垣赴通州议和。或告载垣，巴夏礼衷甲将袭我，载垣惧，以告僧格林沁，僧执巴夏礼送京师。英、法兵攻张家湾，僧格林沁败绩，瑞麟、胜保之兵亦皆败。八月四日，英、法兵入通州，长驱而北。八日，文宗走热河，留恭亲王奕守，明日以为全权大臣。二十一日法军至海淀，据圆明园，二十三日，英兵亦至焉。中国乃还巴夏礼。二十六日英人胁开安定门，以三日为限，中国不得已许之。二十九日，遂入城，时与巴夏礼同拘者死十余人，额尔金怒，焚圆明园（九月五日），欲替清室代以洪秀全。俄使伊格那提也夫止之，且劝奕出议和，奕不敢，俄使愿以身任之，乃出。七日，革僧格林沁、瑞麟职，恤英人监毙者银五十万两，和议乃成。英约于十一日，法约于十二日签字。 圆明园《四库全书》劫后残本 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纵火烧毁了位于北京西郊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劫掠园藏珍宝，使之成为废墟。图为圆明园藏《四库全书》劫后残本。 时清人方与太平军剧战，八月十一日尝诏曾国藩、袁甲三各选川楚勇二三千入卫（谓其能俯身猱进，可避枪炮），曾国藩、胡林翼奏请于二人中简一人北上。山西巡抚请西巡，官文请驾陕代，俟敌兵退出大沽返跸，以和议旋就，皆未果行。其英、法占广州之兵，则于十一年（1861年）三月退出。是时赔款尚未交清，其能早退者，则法使哥士耆调停之力也（见谕旨）。 [book_title]◎第十三章　戊午、庚申和约大要 英、法以干戈得之者，美使并不费笔舌之争，而于暗中得之，相形之下，劳逸巧拙，可谓悬殊矣。中国当时甚以美国为恭顺，故八年条约第一条云，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藐之事，一经照知，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以示友谊关切。盖以美为易与，而不知其所取权利却未尝后于他国也，亦可笑矣。 咸丰八年、十年两条约，其受亏远较《江宁条约》为巨，今撷其大要： 英约第二条，规定彼此得互派公使，法约同英约。第三条规定英使拜中国皇帝之礼，与拜泰西各国君主同，此项礼节，直至《辛丑条约》附件方行更改。 英约第七条，订明领事与道台同品，副领事、翻译官与知府同品。其后桂良等在上海复照会英、法、美三国使臣，定总领事与藩、臬同品，惟美国覆文言该国从无此制，可无庸议。其法约第四条规定，彼此大臣行文，皆用照会，二等官用申陈，中国大宪用札行，商贾仍用禀，则英《江宁条约》之旧也。 英约第八条，许传天主、耶稣教。法约第十三条但言天主教，又规定得持执照入内地。美约第二十九条，则言耶稣基督圣教，即天主教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保护。 英约第九条，许英人持照往内地游历、通商。照由领事发给地方官盖印。《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京都不许通商。法约第七条，商人持执照可在各口往来，而不得在沿海沿江各埠，私买私卖，否则船货入官。 英约第十条，沿江自汉口以下，开放三口（后开汉口、九江、镇江）。第十一条，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五口。法第六条多淡水、江宁而无牛庄，然既均有最惠国条款，则此等异同，亦不足较也。 英约规定领事裁判权者，为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三条；法约为第二十八、第三十五、第三十九三条；美约为第十一、第二十七、第二十八三条。其词句互有异同，然既皆有最惠国条款，则此等同异，亦不足较矣。 英约第二十六、第二十七条，规定税则为值百抽五，又因前所定税则，物价低落，暗中加重，规定派员赴沪会议，以后满十年一改，惟须于六个月前知照，否则再行十年。法约第二十六条，规定七年一改。后在上海以另款改，与英同。 英约第二十八条，规定英商运货往来于内地及口岸之间，应输税项，总数由领事备文询问各关监督，关监督应即照复，彼此出示晓谕，英商愿在首经子口及海口，一次完纳者，应给票，以为不另征之据，其额为值百抽二有五。后来《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确定在首经子口及海口完纳，用照会将移文询问，照复出示办法撤销。 英约第五十条，规定中、英文字以英文为准，法约第三条规定以法文为准。英约第五十一条，规定公文不得称英为夷。 最惠国条款英约在五十四条，法约在第四十条，美约在第三十条，而法约第九，美约第六、第十四、第十五各条，亦有涉及。 英另立专条，订明中国偿英商欠200万，军费200万，由粤省督抚设措交清，乃还粤城。法补遗第四条，规定赔款及军费总额为200万两。 以上乃英、法咸丰八年条约也。上海所定《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除规定子口税外，又定洋药每百斤税30两，第九条所谓许英人持照往内地通商，第二十八条所定税法，均与洋药无涉，嗣后修改税则，亦不得按照别货完税（第五条）。又裁向来缴费每百两加一两二钱之倾镕费（所谓火耗也），并得邀英人帮办税务。按此项规定，盖为中国人不谙税法及海口事务而设。故其条文云：通商各口收税，如何严防偷漏，自应由中国设法办理，条约业已载明。又云任凭总理大臣（总理各国通商事宜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事，毋庸英官指荐干预。法、美二约皆同，亦非英人独有之权利也（第十条）。 咸丰十年英约续增九款，废八年约之专条，改商欠为200万，军费为600万，共800万两（第三条），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第四条，法约第七条），许华民出洋做工（第五条，法约第九条。此事至同治五年，恭亲王乃与英、法使臣订立章程），割九龙司（第六条）。法约亦改赔款为800万，以700万为军费，100万赔偿法人在粤损失（第四条）。 美约与英、法二约颇异。当咸丰八年谭廷襄奏陈美国所求条款时，奉谕添设贸易口岸，准于闽、粤两省酌添小口各一处，至于大臣驻扎京师，文移直达内阁礼部，赔偿焚劫船货等条，不能准行。桂良、花沙纳至津议约，美遂照此删改，故美约无赔款。第十四条订开广州、潮州、厦门、福州、台湾、宁波、上海、潮州，台湾即所谓酌添之小口。第四款规定驻使与内阁、两广、闽浙、两江督抚均属平行。而第五款规定，遇有要事，准到北京暂住，与内阁大学士或派出平行大宪酌议，但每年不得逾一次。到京后迅速定议，不得耽延，若系小事，不得因有此条，轻请到京。第四款又规定照会内阁文件，或交以上各督抚（两广、闽浙、两江）照例代送，或交提塘驿站赍递。清廷当日最忌外人进京，及与中枢直接交涉，故于此曾再三饬桂良等与英使磋议，欲令照美约办理。又九年（1859年）许美使换约，谕云：换约本应回至上海，念其航海远来，特将和约用宝发交恒福，即在北塘海口，与该国使臣互换，以示怀柔远人，敦崇信义。则在津换约，尚出特许，而入京无论矣。十年，英约第二款诏英使在何处居住一节，戊午年九月在沪会商所定之议，作为罢论。将来应否在京长住，抑或随时往来，仍照原约第三款明文，总候本国谕旨遵行。则当时在沪磋商，不为不力，然至此则皆成画饼矣。又法约第二款规定法使进京换约时，宜以优礼接待。则入京换约一节，前此竭力争持者，至此亦皆无效。美约第六条规定他国使臣驻京，美国即无庸更议，一律办理。第十四条规定他国条约更开他口，美人亦得居住贸易，则英、法以干戈得之者，美使并不费笔舌之争，而于暗中得之，相形之下，劳逸巧拙，可谓悬殊矣。中国当时甚以美国为恭顺，故八年条约第一条云，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藐之事，一经照知，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以示友谊关切。盖以美为易与，而不知其所取权利却未尝后于他国也，亦可笑矣。 被攻陷的大沽炮台　图为英法联军攻陷的天津大沽北炮台，从照片上可以看出，炮台保卫战十分悲壮。大沽口炮台陷落后，清政府不得不与各国举行炮口下的“谈判”。 以上述英、法、美三约，其俄约则受损，尤属不可思议，于下章详之。 [book_title]◎第十四章　中俄咸丰戊午、庚申两约 初，俄人以库页为半岛，则入黑龙江口，必航鄂霍次克海。鄂霍次克海冰冻之期甚长。今知库页为岛，则可航鞑靼海峡，鞑靼海峡不冰，且可容吃水十五英尺之汽船，则黑龙江之利益大矣。三十年，俄遂定尼哥来伊佛斯克为军港。咸丰二年占德喀斯勒湾，遂占库页，而东北之危机至矣。 凡事不进则退，中国自尼布楚、恰克图两约订后，于边防之地，仍恝然置之，俄人则逐渐经营，此其所以卒有咸丰八年、十年割地数百万方里之事也。当尼布楚、恰克图两约订时，俄人于东方情形，亦属茫昧。道光二十七年，尼古拉一世以穆拉维约夫为东部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使尼伯尔斯探察鄂霍次克海、堪察加半岛及黑龙江，始知库页之为岛。初，俄人以库页为半岛，则入黑龙江口，必航鄂霍次克海。鄂霍次克海冰冻之期甚长。今知库页为岛，则可航鞑靼海峡，鞑靼海峡不冰，且可容吃水十五英尺之汽船，则黑龙江之利益大矣。三十年，俄遂定尼科来伊佛斯克为军港。咸丰二年占德克斯勒湾，遂占库页，而东北之危机至矣。 道光三十年，俄人请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通商。理藩院议许伊犁、塔尔巴哈台，而拒喀什噶尔。文宗立，命伊犁将军萨迎阿与议，旋召入京，以奕山为将军（本参赞大臣）、布彦泰为参赞大臣（本塔尔巴哈台大臣）。八月，定“通商章程”十七条，两国贸易皆免税（第二条）；我由伊犁营务处派员，彼派匡苏勒管理（第三条）；俄商来者，清明后入卡，冬至停止（第八条）；居住之地，由我指定；入市，必持执照（第六条、第九条、第十三条）；禁止赊欠（第十二条）。而严缉失物（第六条），交逃人之约（第十条），犹是乾隆以前之旧眼光也。 咸丰二年，俄、土开战，英、法将援土。穆拉维约夫西归，见俄皇，极陈当占据黑龙江，于是决议与中国重行议界，而俄外务大臣尼塞劳原不以为然，乘穆拉维约夫卧病，致书中国请协定格尔必齐河上流界标。明年，吉林将军景淳奏闻，诏派员查办，于是吉、黑、库伦同时派员会勘，此时若能迅速定议，自是中国之利，而或以冰冻难行，或以期会相左，辗转经年，事迄不行，而俄与英、法开战，尼古拉畀穆拉维约夫以极东全权，得径与中国交涉矣。 于是穆拉维约夫致书中国政府，言为防守太平洋岸起见，由黑龙江运兵及饷，须与中国定界，请派员会议。使至恰克图，中国不许其入京。穆拉维约夫虑迟延，径航黑龙江，赴尼科来伊佛斯克等处布防。瑷珲副都统以其兵多不敢拒。咸丰五年，穆拉维约夫与黑龙江委员台恒会，借口为防英、法计，黑龙江口与内地必须联络，请划江为界。台恒以咸丰三年萨那特来文示之，诏该文明认黑龙江左岸为我地，何得翻议。穆拉维约夫不能答，乃要求航行黑龙江，而境界诸缓议。时朝命景淳及黑龙江将军奕格、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照会俄人，言此次划界，只以未设界牌之地为限。会尼古拉一世卒，亚历山大二世立，俄外务部仍不以穆拉维约夫举动为然，穆拉维约夫乃再西归，觐见新皇，自请为中俄划界大使，代主东方之将，仍航行黑龙江，且在江左岸置戍，时咸丰六年四月间也。穆拉维约夫在俄都遂请合堪察加半岛、鄂霍次克海岸及黑龙江口之地，置东海滨省，江以外殆尽所占。朝廷但命景淳及黑龙江将军奕山据理折辩，并命理藩院行文萨那特衙门，请其查办而已。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与俄国所签不平等条约一览表 注：①《瑷珲条约》又称《瑷珲城和约》，由沙皇俄国和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于1858年5月在瑷珲（今黑龙江省黑河）签订。《瑷珲条约》当时未经清政府批准，但后来在中俄《北京条约》中被确认。 咸丰七年七月，普提雅廷至天津，投文以划界为请，奉谕中俄接壤，惟乌特河一处未曾分界，从前委员会议，因该国持论未能公允，是以日久无成。今该使既系该国大臣，正可秉公查清界限，饬令折回黑龙江会办。未几，萨那特衙门来文，援恰克图约第九条，请仍令普提雅廷进京议事。廷议以所行条约，系指使臣到边界而言，并无进京明文，驳之。十二月，英、法犯广东，俄、美以调停为名，赴沪赴津，文书杂沓。理藩院行文萨那特衙门，令其毋庸干预，仍照前议，将乌特河地方会同勘定，江岸居人，速行撤去。又命普提雅廷回黑龙江，普提雅廷又投文声称实为英、法说合而来，请加沿海通商口岸。其勘界一事，穆拉维约夫已前往经理。奉旨该国既以界务为重，自应先办，其余通商各事，俟粤事了结，再行商议。八年，英、法陷大沽，时局益亟。穆拉维约夫以兵万二千赴黑龙江口，使告奕山，将过瑷珲，可以就便开议。于是中国派奕山为全权大臣，与俄定约三条，割黑龙江北属俄，而以乌苏里江以东，为两国共管之地。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行船。而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霍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居住，仍着满洲国大臣管理。按此约汉文云“黑龙江、松花江左岸，由额尔古纳河至松花江海口作为俄罗斯国所属之地”。此松花江不知何指。中国人因谓指松花江口以下之黑龙江并下文“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此后只准中国、俄国行船”之松花江，亦欲以此说解释，谓俄人航行松花江，实与条约相背。然据钱恂《中俄界约斠注》，则谓满蒙文、俄文及英、法各文，均无上两松花江字，而下文则确有之也。 此约成后，侍讲殷兆镛劾奕山，以黑龙江外5000余里，借称闲旷，不候谕旨，拱手让人，寸磔不足蔽辜，论者亦皆咎奕山之愚懦。然据日本稻叶君山之《清朝全史》，则奕山当日未尝不竭力争执，而俄人以开战相胁。当时情势与结《尼布楚条约》时适相反，中国断非俄敌，其屈服亦出不得不然。边备废弛，由来已久，实不能专为一人咎也。 时普提雅廷在津沽仍以添设通商海口，由陆路赴黑龙江，派员再清疆界为请。清廷诏恰克图、伊犁、塔尔巴哈台已有三口，再援五口之例，则共有八处，他国要求，无以折服，命谭廷襄于五口之中，选择两口，至多三口，嗣亦准其一律，于清理疆界，亦许派员查勘，盖欲倚俄、美，以拒英、法。及英、法兵占炮台，又先与俄、美立约，欲使俄与英、法商，将遣使驻京，改如美约。镇江通商，缓至太平军平后举行。天津互市，易以登州，事皆无效。俄人乃请馈军械，并派人教演，修筑炮台，以为见好之地。清仍以谕旨嘉奖，亦可发一噱矣。 咸丰八年，《天津条约》凡十二条，其要者，以后行文，不由萨那特衙门及理藩院，而由俄外务部径行军机处或特派之大学士，彼此平行。俄使与大学士、督抚亦平行，遇有要事，得由恰克图故道或就近海口进京（第二条）；开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七处通商，他国再增口岸，俄亦一律照办（第三条）；并得设领事（第五条）；陆路通商人数不加限制（第四条）；俄人居京城学满、汉文者，亦不拘年份（第十条，按乾隆十六年，库伦大臣奏称俄罗斯学生已届十年，请派人前来更换，则前此以十年为限）；许在海口及内地传天主教（第八条）；派员查勘边界（第九条）；京城、恰克图公文（信函亦得附带）由台站行走，以半月为限；运送应用物件，三个月一次；台站费用，中俄各任其半（第十一条）及最惠国条款（第十二条）是也。英、法、美三国所得利益，俄亦皆得之，而陆路陆商之利，则又非英、法、美所及矣。 九年，英、法遣使换约，俄亦遣伊格那提也夫为驻华公使。时穆拉维约夫发现彼得湾，定海参崴为海军根据地。十年，伊格那提也夫又在北京订续约十五款，尽割乌苏里江以东（第一条）。交界各处，准两国之人随便交易，并不纳税（第四条）。西疆未定之界，应顺山岭大河，中国常驻卡伦，雍正六年所立沙宾达巴哈界牌，西至斋桑淖尔，自此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第二条）。兴凯湖至图们江，订于咸丰十一年三月，会立界牌，沙宾达巴哈至浩罕，则不限日期（第三条）。恰克图照旧，到京所经库伦、张家口，零星货物亦准行销（第五条）。库伦设立领事（第八条）。俄商来者每处不过二百人，须有本国边界官路引（第五条）；中国商人亦可往俄内地通商（第五条）。得在俄京或他处设立领事，开喀什噶尔，设领事（第八条）除不许赊欠之例（第七条）。领事与地方官平行，犯罪争讼各归本国治罪（第八、第十条）。边事向惟库伦大臣与恰克图固毕尔那托尔、伊犁将军与西悉毕尔总督行文办理，今增阿穆尔、东海滨两省。固毕尔那托尔与吉、黑将军行文均平行。恰克图事有驻恰克图部员与恰克图边界廓米萨尔行文，要事由东悉毕尔总督行文军机处或理藩院。并规定行文交送之法（第十一条），恰克图至北京书信，每月一次，限二十日，物件二月一次，限四十日。商人愿自雇人送书物者，准先报明该处长官，允行后照办（第十二条）。 此约论者多只知东北割地之巨，而不知西疆亦暗伏损失之机。其余诸条，受损亦甚巨也。别于后文详之。 ……（原稿有删节。省略号为编者所加。） 咸丰末年陕西募回勇设防，而人民亦办团练自卫，同治元年（1862年），捻党合太平军入武关，回勇溃，伐竹于华州之小张村，与汉民讧，死二人。回民相聚声言欲复仇。适云南回民赫明堂、任五至，遂起兵，与河南回勇合攻村镇，戕团练大臣张芾于临潼，围同州、西安。于是甘回马化龙、白彦虎等亦起事，据金积堡（在灵州西，后于其地设宁灵厅）。朝廷命胜保攻之，逗留不进。改命多隆阿，颇致克捷。而川蓝大顺入陕，陷盩厔，多隆阿还攻之，大顺走死。多隆阿亦以伤重卒于军。 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又以追击捻党，不暇兼顾陕事。捻党平。十月，宗棠还西安，时延、榆、绥各属游勇到处滋扰，马化龙居金积堡，资以粮马，而阳代乞抚。白彦虎据宁州之董志原，北接庆阳，南连邠、凤，东北达鄜、延。宗棠分兵破之邠、泾、鄜、凤、庆阳之间。八年二月，白彦虎走灵州，延、榆、绥亦平。五月，陕西遂定。宗棠驻泾州，分兵一由定边进宁夏灵州，一由宁州进环庆，一由华亭规平凉，一由宝鸡趋秦州。以宁、灵之间为回众根据所在，宗棠特进驻平凉，遣兵助攻。回众复分入陕西，再入邠州，宗棠分兵攻之，十年五月，陕西再定。七月，合出宁州之兵围金积堡。十一月，克之，杀马化龙。至十一年六月，自河以东，次第平定。七月，宗棠进兵兰州，十月复西宁。明年九月，复肃州，甘肃亦平。白彦虎先已自肃州走出关矣。 洪秀全画像　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促使了农民起义的爆发，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图为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的画像。 此像摹自A.F.Lindley（Lin-li呤唎）的《太平天国》 陕回之起事也，使其徒四出联络，于是回酋妥得璘以同治三年据乌鲁木齐，自称清真王，遂陷吐鲁番，下南路八城。五年正月，陷伊犁，二月，陷塔尔巴哈台，将军明谊死之。初博罗尼都（大和卓木）之死也，其子曰萨木克奔敖罕。萨木克子张格尔，于道光六年，以敖罕兵陷西四城（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英吉沙尔），为清提督杨芳所擒。清谕敖罕执献张格尔家属，敖罕不可，清绝其贸易。道光十年，敖罕迎张格尔兄玉晋尔，资以兵，再陷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清卒许其通商乃和。道光二十七年，和卓木之族加他汉复入侵，往来于喀什噶尔、叶尔羌之间，回民无应者，而伊犁兵至，乃遁去。及妥得璘起，喀什噶尔回酋金相印开敖罕，敖罕复资张格尔子布苏格以兵，入据之。同治六年，敖罕将阿古柏帕夏废布苏格自立，与妥得璘争南路八城，会汉人徐学功起兵乌鲁木齐，击妥得璘，妥得璘败死。地皆入阿古柏，阿古柏据阿克苏，白彦虎既败，走归之。徐学功内附，阿古柏介之以求封册，又遣使土耳其及英、俄，俄与订通商条约，英印度总督亦遣使报聘焉。英使威妥玛亦为代请封册，朝议以用兵费大，欲以南路封之，左宗棠不可。光绪元年三月，乃命宗棠督办新疆军务，乌鲁木齐都统全顺副之。二年三月，宗棠命全顺及提督张矅进据巴里坤、哈密以通饷道，而命刘锦棠以湘军2万进北路。六月，克古牧地（在乌鲁木齐东），遂复乌鲁木齐。九月，北路平。与张矅进规南路。三年三月，克辟展、吐鲁番，扼南路之吭。阿古柏战既不利，而敖罕已于前一年为俄所灭，四月，遂仰药自杀。子海古拉负父尸西窜，其兄伯克胡里杀之，据喀什噶尔。而白彦虎据开都河西岸，锦棠进兵迭复南路诸城，伯克胡里、白彦虎皆奔俄，南路亦平。 [book_title]◎第十五章　同光中俄交涉 中俄陆路接界数千里，故交涉事务莫亟于分界。咸丰十年，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之地既割，于十一年派员分界。新界凭黑龙江、乌苏里江、松阿察河，划分处均自然明白，无待勘察。自此以南，条约订明白松阿察河之源，逾兴凯湖至白棱河，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两国交界，与图们江之会处及该江口相距不过20里，绘画地图以红色分界。 中俄陆路接界数千里，故交涉事务莫亟于分界。咸丰十年（1860年），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之地既割，于十一年（1861年）派员分界。新界凭黑龙江、乌苏里江、松阿察河，划分处均自然明白，无待勘察。自此以南，条约订明白松阿察河之源，逾兴凯湖至白棱河，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两国交界，与图们江之会处及该江口相距不过20里，绘画地图以红色分界（咸丰十年《北京条约》第一条）。十一年，仓场侍郎成琦奉命与俄使会勘。俄使欲混白棱河为穆棱河，图占宁古塔附近交通三姓、珲春要路（见是年六月四日上谕），以成琦力争而止。此次共立八界牌，然有两牌遗漏未设，另两牌则与条约及立牌后所立约记不符。盖由兴凯湖以下交通艰阻，成琦与俄使仅在兴凯湖行营，将地图内未分之界，补画红线，而设立界牌，则彼此各差小官，未曾亲往故也（见是年五月成琦原奏）。其后土字界牌毁失，那字界牌虽存，中、俄亦皆谓已失。至光绪十二年（1886年），中国派右副都御史吴大澂及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与俄使巴啦诺伏等会勘，乃重立土字界牌，展拓至沙草峰下，水路距图们江口30里（俄15里），陆路距27里（俄13里半）之处（《重勘珲春东界约记》第一条）添立玛萨二牌（第二条）。倭字牌移设交界之地，那字牌亦经寻得（第五条）。旧立八牌，除土字牌毁失外，余七木牌因其年久易坏，又乡民烧荒，易于延及，均毁之，改立石牌（第二条）。条牌之间，多立封堆挖沟为记（第七条）。俄人越界在我国黑顶子山地方设立卡伦民房，令其迁回（第三条）。我国船只至图们江口者俄以照会申明不得拦阻。此约改正错误，一照条约办理，实为他约所不及。约文并用满文、俄文，以满文为主，亦他约所罕也。 其西疆之界，雍正六年，仅定至沙宾达巴哈止（乌里雅苏台属）。咸丰十年，《北京条约》第二条订明西疆未定之界，应顺山岭大河。中国常驻卡伦，自沙宾达巴哈往西直至斋桑淖尔，自此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其后由明谊、锡霖、博勒果索与之会勘，在塔城屡议，总署亦与俄使往返诘难。同治三年回事方棘，俄又驻兵图尔根河，强占卡内之地。伊犁将军常清咨行明谊与之速诘。明谊照会俄使换约。俄使杂哈劳先派兵至塔属巴克图卡外，然后送来图志，丝毫不容商议，有如谓不可行，立即回国派兵看守分准地界之语。明谊不得已许之，于是年九月七日，立分界纪约十条。定自沙宾达巴哈至浩罕界上之葱岭之界。此约第六条订明换约后240日，会立界牌鄂博。其后科布多属境由奎昌与俄色布阔幅会立，定有约志三条。乌里雅苏台属由荣全与俄使穆噜木策傅会立，定有约志两条。事均在同治八年。塔尔巴哈台属由奎昌与穆噜木策傅会立，定有约志三条，事在同治九年。而伊犁属境，则未及勘定，遂启俄人占据后重大之交涉。 当同治三年伊犁危急时，将军明绪曾移文西悉毕尔衙门，以俄兵贸易圈地，为回众扰占，欲借俄兵相助，并奏请。饬下总署与俄使商办，其后迄无成议（见国史馆明绪传）。明绪死，以荣全署伊犁将军。荣全奏言俄国来文，俄官不日带兵数千名，同往收复，后亦不至。其后回人与俄构衅，十年五月十七日，俄兵陷伊犁。朝廷命荣全驰往收回。俄官布呼策勒夫斯奇言当请示本国。总署以诘俄使，俄使言关内外悉定，当归还也。及回事平息，乃以崇厚为全权大臣使俄议之。时光绪五年四月。崇厚但欲收回伊犁，所定条约（九月十六日。此约无全文可考）受亏甚巨，朝臣交章论劾，主战之议大炽。诏下崇厚于狱，拟斩监候。时郭嵩焘以使英大臣卧病于家，上疏言国家用兵三十年，财殚民穷，又非道、咸时比。俄环中国万里，水陆均须设防，力实有所不及，衅端一开，搆患将至无穷。主战之论乃稍戢。六年二月，改使曾纪泽如俄。纪泽请贷崇厚死，并先办结边界案件，免俄有所借口，然卒本原约于七月一日立约26条。崇厚原约收回伊犁之地广200余里，长600里。此约添索南境要隘广200里，长400里（第一条。与原约比较之语，均见曾氏寄总署译稿原注）。其界自别珍岛山顺霍尔果斯河至该河入伊犁河处，南至乌宗岛廓里札特村之东，自此往南，依同治三年旧界（第七条。按原约割霍尔果斯河以西，此约未能争回。其帖克斯上流两岸之地，则经此约争回，即自伊犁河至廓里札特村界内之地也）。同治三年塔城界约所定斋桑湖迤东之界，派员复位其界，系自奎峒山过黑伊尔特什河至萨乌岭画一直线（第八条）。其费尔干与喀什噶尔之界，则照现管之界勘定，安设界牌（第九条）。偿俄人代守伊犁及俄商民恤款900万卢布（第六条。合英金143.1664万镑2先令，见专条。崇厚原约系500万卢布）。原约肃州、吐鲁番、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乌鲁木齐、古城均设领事。此约仅设肃州、吐鲁番两处，余五处订明系商务兴旺议设（第十条。领事设肃州，或嘉峪关未定。约文皆作肃州而注曰即嘉峪关。吐鲁番非通商口岸，而设领事，约文订明各海口及十八省东三省内地不得援以为例。俄领事在蒙古天山南北路往来及寄信，均可由台站行走。约中亦订明）。蒙古设官未设官之处，均准贸易不纳税。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天山南北路各城，则暂不纳税，俟将来商务兴旺再行议定税则（第十二条）。设领事处及张家口准造铺房、行栈（张家口无领事，而准造铺房行栈，他处及内地不得援以为例。第十三条）。俄商往肃州贸易，至关而止，照天津办理（第十四条）。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行船之约，再行申明（第十八条。原约只提俄国，改约中俄并提）。将来陆路商务兴旺须另定税则时，按照值百抽五之例，未定税则前，将现照上等茶纳税之，下等茶之出口税酌减（由总署会同俄使于一年内商定。第十六条）。另定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条，以十年为满，但须于满期前六个月照会方得修改，否则照行十年。沿海通商照各国总例办理（第十五条）。 有关中俄边界的条约一览表 通商章程最要者，第一条，两国边界百里内准两国人民任便贸易，均不纳税。第二条，俄人往蒙古及天山南北路贸易，只能由附单指明之卡伦过界，应有本国所发中俄两国文字并译出蒙古文或回文执照。第三条，运往蒙古及天山南北路未销之货，准其运往天津、肃州或内地。第五条，俄货运至肃州者完税，照天津办理，自肃州运入内地者，照天津运入内地办理。第十条，自肃州运土货回国，亦照自天津运土货回国办理。又第三条订明由恰克图、尼布楚运货往天津，由俄边运货经科布多、归化城往天津。第十条订明由天津运土货回国，均应由张家口、东坝、通州行走。 此约第七条所言之界，光绪八年由哈密帮办大臣长顺与俄会勘，定有界约三条。据原约廓里札特村以南，应顺同治三年旧界，而此约将塔约改变，于是温都布拉克水及其所自出之格登山咸割隶俄。格登山者，乾隆二十五年奏定为伊犁镇山，立有高宗御制碑文者也。自格登山西南，旧以达喇图河为界，此次亦改以苏木拜河为界，别珍岛山口以北，约文虽未言顺旧界，而未制定新界，则应循旧界可知。乃旧以阿勒坦特布什山为界，此次改为喀尔达坂为界，而塔尔巴哈台属巴尔鲁克山外平地，遂不能尽为我有。至九年塔城之约，又割平地之半入俄焉。 第八条所言之界，光绪九年由伊犁参赞大臣升泰、科布多帮办大臣额福与俄会勘，定有界约五条。同治三年勘分界约，西北自大阿勒台山至斋桑淖尔之北，又转东南沿淖尔顺喀喇额尔齐斯河。此约自大阿勒泰（彼约之大阿勒台）即折西南而斋桑泊全入于俄矣（勘界后有记约，亦名阿勒喀别克河口约）。 第九条所言之界，自伊犁西南那林哈勒山口起至伊犁东喀尔达坂止。光绪八年（1882年），长顺所勘，其北段自那林哈勒噶至别牒里山豁为巴里坤领队大臣沙克都林札布所勘立，有光绪八年喀什噶尔西边界约四条。钱恂谓北段中木种尔特至柏斯塔格之间，未能以分水脊为界，致阿克苏河上源割入俄境。自别牒里山豁以南，至乌孜别里山豁一段，亦沙克都林札布所勘，于光绪十年，立有喀什噶尔续勘西边界约六条。先是阿古柏曾许俄人定界至玛里他巴山为止，曾纪泽议约时，俄人以此为请，纪泽力拒之，谓崇厚原约所无之地，断不能增。乌孜别里在玛里他巴之南200余里，则较诸纪泽所未许者，反益拓而南矣。 第七、八、九三条所言之界，勘定时皆失地于条约之外。其萨乌鲁与别珍岛之间，条约未言，自应循同治三年旧界，乃俄人又强援第九条迫我会勘，于光绪九年，由伊犁参赞大臣升泰与彼定塔尔巴哈台界约七条，而巴尔鲁克山以外平地，遂半割入俄焉。 当曾纪泽使俄时，俄人持原议甚坚，而其舰队游弋辽海，中国亦召回左宗棠，命刘锦堂代主军务。李鸿章在天津设防。及事定，锦堂请改新疆为行省，从之，至十一年而布置乃粗定。 [book_title]◎第十六章　嘉道咸同光之朝局 中国地大而政主放任，层累级次又多，变法革政甚难。中衰之后，往往不易振起，况又遇旷古未有之局邪？仁宗即位之后，王杰、董诰、朱珪、戴衢亨相继秉政。杰、诰皆乾隆时与和珅并相，差能持正者，珪与衢亨，尤称名臣，然亦特老成练达者流，不足以济非常之变也。中岁后信任曹振镛，琐细不知大体。而道光一朝政治，实出其手，中枢遂益颠倒矣。 清代盛衰当以乾隆时为关键，前已言之。中国地大而政主放任，层累级次又多，变法革政甚难。中衰之后，往往不易振起，况又遇旷古未有之局邪？ 仁宗即位之后，王杰、董诰、朱珪、戴衢亨相继秉政。杰、诰皆乾隆时与和珅并相，差能持正者，珪与衢亨，尤称名臣，然亦特老成练达者流，不足以济非常之变也。中岁后信任曹振镛，琐细不知大体。而道光一朝政治，实出其手，中枢遂益颠倒矣。 仁宗以嘉庆二十五年崩，次子旻宁立（本名绵宁），是为宣宗。宣宗在清代诸帝中，最称深于汉文，或云宣宗初即位，苦章奏之多，以问曹振镛。振镛曰，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摘其字迹有误者，用朱笔乙识发出。臣下见皇上于细迹尚能留心，自不敢欺慢矣。此说未知确否。要之不知大体，不能推诚布公，而为任小数，拘末节，则事实也。宣宗中叶后，相穆彰阿。五口通商之役，一意主和，论者多目为权奸。然清朝实无权臣。如穆彰阿者，亦不过坐视宣宗之颠倒而不能匡正者耳。宣宗未尝不思振作，然无康、雍之聪明，而思学其举措政令，朝更夕改，举棋不定，此其所以败也。 宣宗在位三十年死，子奕立，是为文宗。咸丰元年，即革穆彰阿职，并罢耆英（时英舰驶至津沽，称欲吊唁。文宗谋诸穆彰阿及耆英，二人请许之。文宗不听而英舰亦自去。文宗谓外人本未尝不可折，而疑二人之主张，其势以自重而自文也，遂革穆彰阿职，降耆英为员外郎），起用林则徐，雪达洪阿、姚莹，治奕经、牛鉴、余步云之罪，又下诏求直言，倭仁、曾国藩等咸应诏有所陈列，然太平军及捻党之势已强，英、法交涉又棘，末年遂益倦怠，自号且乐主人，致为载垣等所蛊云。 叶赫那拉氏　图为影响近代中国与清朝后期的慈禧太后像。从其垂帘听政开始，实际把持中国朝政长达半个世纪。 载垣者，怡亲王允祥之后；端华者，郑亲王济尔哈朗（太祖弟舒尔哈齐之子）之后；肃顺则端华母弟也。文宗既怠于政，三人导以游戏，而阴窃政权，机务多所参决，军机拱手而已。文宗之狩热河也，英、法兵既退，朝臣争请还跸，三人阴阻之。咸丰十一年，文宗死于热河，后钮钴禄氏（孝贞）无子，懿贵妃那拉氏（孝钦后）生子载淳即位，是为穆宗，方6岁，遗诏以载垣、端华、肃顺及御前大臣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为赞襄政务大臣，而尊钮钴禄氏为母后皇太后（慈安），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御史董元醇疏请太后垂帘，派近支亲王辅政。载垣等令军机处驳之（谓清无母后训政之例，为家法所不许），恭亲王奕至热河，太后欲召见，杜翰阻 之，然奕仍得独对，遂定返跸之议。肃顺护送梓宫，两宫及载垣、端华自间道先归。至京猝发载垣、端华罪，杀之，执肃顺于途亦杀之。襄赞政务大臣皆革职，两宫同垂帘，以奕为议政大臣。 清自道光以前，猜忌汉人之心，实未尝泯，各省总督多用满人，而大征伐之将兵者无论已。咸丰时大难当前，满人实不可用，军机大臣文庆首创重用汉人之议。肃顺等虽专恣，亦能力守斯旨。胡林翼之督两湖，曾国藩之督两江，皆肃顺所荐举。左宗棠在湘抚骆秉章幕任用颇专，为人所劾，几至不测，亦肃顺保全之。故肃顺等虽败，于清室之中兴，实未尝无功也。孝钦、奕虽倾肃顺等，于此旨亦守之不变。奕当国，于汉人之为枢臣者，如沈桂芬、李棠阶等，皆能推心委任。故湘淮诸将，用克奋其全力于外也。 孝贞性庸懦，故虽以母后垂帘，实权皆入孝钦之手。内乱定后，稍以骄侈。同治十一年，穆宗将大婚，孝贞欲立尚书崇绮女阿鲁特氏，孝钦欲立侍郎凤秀女富察氏，相持不能决，命穆宗自择。穆宗如孝贞旨，孝钦怒，禁不使与后同居。穆宗郁郁，遂为微行致疾而死。时同治十三年，亲政甫一年耳。孝钦欲为太后以专大权，而醇亲王奕之福晋，孝钦女弟也，实生德宗载湉，遂立焉。方4岁，两宫再垂帘。穆宗后旋饮药死。时懿旨言以德宗嗣文宗，生子即承大行皇帝。内阁侍读学士广安上疏，援宋太宗故事为言，请颁铁券，奉旨申饬。御史潘敦请表彰穆宗皇后，革职。穆宗及后既葬，吏部主事吴可读自杀，遗疏请长官代奏，请再下明文，将来大统，必归承继大行皇帝之子。奉懿旨，皇帝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贤良，缵承统绪，继大统者，即为穆宗毅皇帝嗣子，皇帝必能善体是意也。 孝钦虽有才而性非恭俭，同治时已宠太监安德海（七年使如山东，为巡抚丁宝桢所诛），然时内乱未大定，尚未敢十分纵恣也。德宗时，荒淫益甚。光绪七年，孝贞死，孝钦益无所忌，复宠太监李莲英，罢奕，而命军机有事与醇亲王商办。光绪十七年，德宗大婚亲政，然实权仍在孝钦之手，遂为戊戌政变之原云。 以上为清中叶后朝局。与外人相接后内政亦稍有变革，别详于后。 [book_title]◎第十七章　各国立约交涉 中国以条约许外国通商，实以五口通商之约为始，而其丧失利权，则以咸丰戊午、庚申之约为尤甚。自有五口通商之约，各国纷纷援例，而闭关之局，遂不复能守。自有戊午、庚申之约，续订各国，辗转引用，而利权益不可问矣。 中国以条约许外国通商，实以五口通商之约为始，而其丧失利权，则以咸丰戊午、庚申之约为尤甚。自有五口通商之约，各国纷纷援例，而闭关之局，遂不复能守。自有戊午、庚申之约，续订各国，辗转引用，而利权益不可问矣。今叙述此两约以后，各国与中国立约之大要如下。英、法等国侵略中国之举，别为专章详之。 五口通商而后，法、美之外，订约者当以瑞典为最早。瑞典之来粤互市，远在雍正九年。道光二十七年，遣使赴粤，请援英例，在五口通商。耆英与之订约，凡三十三款。其第二款规定出入口税，俱照现定税册，不得多于各国（此语第五款中又提及）。一切规费，全行革除。日后欲将税例变更，须与瑞、挪领事等官议允。如另有利益及于各国，瑞、挪国人应一体均沾。第三款许五口通商。第四款许设领事。第十六款裁洋行，准与中国商民任便贸易。第二十四、二十五两款，规定领事裁判权。此约与英《天津条约》极相类，与美《天津条约》则更有全款相同者。盖道光二十三年，耆英曾在虎门定“善后条约通商章程”二十一款。二十六年，又在虎门定续约五款。瑞约及英、法、俄、美《天津条约》，实同以此二约为据，观英约第一款，谓广东善后旧约，并入新约中可知也。虎门两约，今无华文本，观于瑞约，而知《天津条约》之丧失利权，有由来矣。瑞约十七款云，瑞、挪国人，在五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必须由中国地方官会同领事等官，体察民情，择地基，听瑞、挪国人与内民公平议定租息。瑞、挪国人泊船寄居处所，商民水手人等，只准在近地行走，不准远赴内地乡村任意远游，尤不得赴市镇私行贸易，应由五港口地方官各就民情地势，与领事官议定界址，不许逾越，以期永久彼此相安。颇可考见租界之所由来。又二十三款云，瑞、挪国人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则是时烟尚有禁，领判权之庇护，并不及于携带鸦片及违禁货物之人。此条若亦以虎门两约为本，咸丰《天津条约》，何不一并声明？疑当时洋药，业经纷纷抽厘，实利其税而自愿弛其禁矣。二十一款云，瑞、挪国以后或有国书递达中国朝廷者，应由中国办理事务之钦差大臣，或两广、闽浙总督等大臣，将原书代奏。观此条规定，不过如此，亦可知后来争执驻使之由也。 《天津条约》立后，首来上海，请援英、法例立约者，为西班牙及葡萄牙。桂良据奏，未许。十年，苏抚薛焕署理钦差，督办江浙闽粤（五口）及内江各口通商事务，诸国多以为请。上谕仍令严拒。并令晓谕英、法、美三国，帮同阻止。有“如各小国不遵理谕，径赴天津，惟薛焕是问”之语。十一年，普鲁士在上海请立约，薛焕拒之。其使艾林波径赴天津，请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又入京，请法使代请。总署请派仓场侍郎崇伦赴天津办理。是年七月八日，议定条约四十二款，专条一款，别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十条，另款一条。此约开广州、潮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芝罘、天津、牛庄、镇江、九江、汉口、琼州、台湾、淡水十五口（第六条）；彼此均得遣使（第二条）；普国得派领事，亦可托他国领事代办（第四条。光绪六年续约，乃定中国亦得派领事赴德）。其领事裁判权，见第三十五、三十八、三十九款。最惠国条款，见第四十款。税则订明照“通商章程”办理（第十五款、第二十四款）。所附“通商章程”十款，与咸丰八年与英、法、美所定者同。订约之初，普鲁士欲以彼国文字为准，亦援英、法例也，中国不许。后以法使调停，另备法文一份，如有辩论，援以为证，谓法文为欧人所通习也。此约以十年为限。期满德使提出大孤山开港，长江添辟口岸，鄱阳湖行轮，德船入内江内河，德商入内地办货各条，屡议无成。至光绪六年，乃由沈桂芬、景廉与德使巴兰德议定续约十条，章程九条。续约第一款，除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前已添开口岸，及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前已作为上下客货之处外（案此系光绪二年《中英烟台条约》，见后），又允吴淞口停泊，上下客商货物。第二款，订明德国欲享最惠国利益，则中国与他国所订章程，亦须遵守。第八款，中外官员审办交涉案件，以及商人运洋货入内地，洋商入内地买土货，如何科征，又中外官员如何往来，一切事宜，应归另议。今先订明，彼此均允妥商。此条意重在第二端。巴兰德原议洋货入内地，应征厘金，另议归并抽收。并请总署具照会，声明洋货入内地，应否免厘，与各国会商订办。总署拒之。巴兰德遂出京。时光绪三年五月也。旋由李鸿章与商，告以如议免厘，必于正子两税外，再加若干。巴兰德乃复入京，往复商榷，订为此条，实为加税免厘之议所自始。又议土货改造别货，经总署咨商李鸿章驳覆，实亦《马关条约》之张本云。 荷兰定约，事在同治二年。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闻，约凡十六款，多与他国同（第一款，订设使领；第二款，准在已开口岸贸易；第三款，内地游历通商；第四款，传教；第六款，领事裁判；第十款，纳税以税则为准，不得与他国不均；第十五款，最惠。另款声明，各国税则，届重修年份，荷国亦一体办理，不另立年限）。 各种不平等条约　西方列强连续发动的侵华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中国一次又一次割地赔款，丧失主权。图为清政府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 丹麦（国）使拉斯勒福（亦作拉斯喇弗），于同治二年来求通商，径入京。署三口通商大臣董均函知总署，饬城门拦阻。英使威妥玛称系其宾客，请勿拦阻。又援法为德、葡代请之例，为之代请立约。朝命折回天津，向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递照会，乃派侍郎恒祺，令同崇厚办理。总署奏称事与法使哥士耆认大西洋（葡萄牙）使为朋友，由哥士耆出面商议相同，应仿葡萄牙成案办理，条约亦照葡萄牙商办。而丹使所拟，系以英约为蓝本，恒祺驳之，令与葡萄牙一律。威妥玛又言，丹与英为姻娅之国，拉斯勒福又托己代办，条约应仿英。旋定约五十五款（第二、三、四款，规定彼此各得遣使，丹使有要务，准赴京会议，与泰西各使臣同一优待；第九款规定设领；第八款规定传教；第十款规定游历通商；第十一、十二款规定各国通商口岸，均可通市居住；第十五、十六款规定领事裁判权；第二十三款规定输税照税则为准，内地税或过卡完纳，或在海关一次完纳，各听其便，如一次完纳，准照续定税则完百分之二十五；第五十四为最惠国条款；第五十一款规定公文等不得称彼国为夷云）。 西班牙（日斯巴尼亚）于咸丰八年（1858年）桂良赴沪议税则时，与葡萄牙先后求通商，桂良坚拒之。同治三年（1865年）西班牙使玛斯援丹麦、荷兰例，请于三口通商大臣。命候补京堂薛焕会同崇厚办理，英新旧使威妥玛、卜鲁斯先后来津见崇厚，称奉本国之命，相助为理。总署亦接英、法、俄、美四使函称相同。玛斯遂托病，由驻京各使向总署代请入京立约，又欲援丹麦、葡萄牙之例。中国以两使仍赴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