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国史大纲 [book_author]钱穆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史学 [book_length]462968 [book_dec]钱穆著。1940年6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共分为上下两册,为当时教育部颁大学用书。1974年9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本,至1983年出版修订本第10版。1933年,钱氏首创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通史课程,曾先后编写过《通史纲要》、《国史读本》等发给学生课外阅读。1937年,北京大学迁至昆明,钱氏在播迁流离之余,继续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国难当头,感慨倍添,又因联大在流亡中,缺乏图书资料,钱氏于是决定于国难之日作国史,写出一部既有史料又有系统思想的通史著作。在资料不足、生活无定的艰难条件下,作者以随身携带积年所藏的通史笔记为基础,避居云南宜良僻静的山寺中,终于在1939年6月写成50万字的《国史大纲》。书首冠“引论”凡2万余言,突出体现作者的史学思想。他提出了史学和历史知识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鉴古而知今,还应对未来的精神重建尽一份孕育和向导的责任,因此,主张中国人对本国史应抱有“温情与敬意”。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作者反对以西方模式来套解中国历史,反对把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史实,均用“专制黑暗”一语概括。作者认为,社会经济是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最上层之结构,而学术思想则是此二者间的中层干柱。历史事态之演进,总不出这三者之外。他指出,战国时期是学术思想的变动,秦汉时期是政治制度的变动,三国魏晋则是社会经济的变动。该书出版后,因其境界之高与议论之卓,被当时学术界称为近几十年来中国通史的最佳著作之一。至今仍不失为研治中国历史的必读书。 [book_img]Z_5944.jpg [book_title]引 论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一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 一者“悠久”。 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国纪元二六八一。) 二者“无间断”。 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七五二。)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春秋编年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六三三。鲁哀公卒，左传终，中间六十五年史文稍残缺。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资治通鉴托始，至民国纪元凡二三一四年。) 三者“详密”。 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此本春秋。)二曰纪传，(此称正史，本史记。)三曰纪事本末。(此本尚书。)其他不胜备举。(可看四库书目史部之分类。)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知识之国家。何言之？ “历史知识”与“历史资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今日所需历史的知识。材料累积而愈多，知识则与时以俱新。 历史知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知识，贵能鉴古而知今。 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历史知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卤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贵于历史知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任也。 且人类常情，必先“认识”乃生“情感”。人最亲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妇乃至朋友。凡其所爱，必其所知。人惟为其所爱而奋斗牺牲。人亦惟爱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认识与了知。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当面觌体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为上帝者，而后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 人之于国家民族亦然。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爱国家民族则由乎知识，此其异耳。人之父母，不必为世界最伟大之人物；人之所爱，不必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无害其为父母，为所爱者。 惟知之深，故爱之切。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 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乎爱国。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彼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赖于是，彼岂复于其国家有逾此以往之深爱乎！凡今之断脰決胸而不顾，以效死于前敌者，彼则尚于其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有其一段真诚之深爱；彼固以为我神州华裔之生存食息于天壤之间，实自有其不可辱者在也。 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知识，其要在此。 二 略论中国近世史学，可分三派述之。一曰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三曰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 “传统派”主于记诵，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亦间为校勘辑补。此派乃承前清中叶以来西洋势力未入中国时之旧规模者也。 其次曰“革新派”，则起于清之季世，为有志功业、急于革新之世所提倡。 最后曰“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此派与传统派，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路径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同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无宁以“记诵”一派，犹因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博洽史实，稍近人事；纵若无补于世，亦将有益于己。 至“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狭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收，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 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结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论意见，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 今国人对于国史稍有观感，皆出数十年中此派史学之赐。虽然，“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知识，而怠于问材料。其甚者，对于二、三千年来积存之历史材料，亦以革新现实之态度对付之，几若谓此汗牛充栋者，曾无一顾盼之价值矣。因此其于史，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彼治史之意义，转成无意义。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 其绾合历史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于已往之历史知识中，而透露出改革现实之方岸。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知识者，知识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国人乃惟乞灵于此派史学之口吻，以获得对于国史之认识，故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也。 三 所谓“革新派”之史学，亦随时变迁。约言之，亦可分为三期。 其先当前清末叶。当时，有志功业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体”。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彼辈谓：“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谱。”彼辈于一切史实，皆以“专制黑暗”一语抹杀。彼辈对当前病症，一切归罪于二千年来之专制。然自专制政体一旦推翻，则此等议论，亦功成身退，为明日之黄花矣。 继“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彼辈之目光，渐从“政治”转移而及“学术思想”，于是其对国史之论锋，亦转集于“学术思想”之一途。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停滞无进步，而一切事态因亦相随停滞不进。”彼辈或则谓：“二千年来思想，皆为孔学所掩盖。”或则谓：“二千年来思想，皆为老学所麻醉”故或者以当前病态归罪孔子，或者归罪于老子。或谓：“二千年来思想界，莫不与专制政体相协应。”或则谓：“此二千年来之思想，相当于欧洲史之所谓‘中古时期’。要之如一丘之貉，非现代之所需。”或则谓：“思想限制于文字，欲一扫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之沉痼积痗，莫如并废文字，创为罗马拼音，庶乎有瘳。”然待此等宣传成功，则此等见识，亦将为良弓之藏。 继“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经济革命”。彼辈谓：“无论‘政治’与‘学术’，其后面为‘社会形态’所规定。故欲切实革新政治机构、学术内容，其先应从事于‘社会经济形态’之改造。” 彼辈对于当前事态之意见，影响及于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一‘封建时期’也。二千年来之政治，二千年来之学术，莫不与此二千年来之社会经济形态，所谓‘封建时期’者相协应。”正惟经济改革未有成功，故此辈议论，犹足以动国人之视听。有治史者旁睨而嘘曰：“国史浩如烟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为博洽谛当之记诵而已，为精细绵密之考订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论为！” 虽然，国人之所求于国史略有知，乃非此枝节烦琐之考订，亦非此繁重庞杂之记诵，特欲于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文化有大体之了解，以相应于其当身现实之所需知也。有告之者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则彼固已为共和政体下之自由民矣，无怪其掉头而不肯顾。或告之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时期思想所支配下之历史也。”则彼固已呼吸于二十世纪新空气之仙囿，于孔、老之为人与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弗睹，訚曶而无知，何愿更为陈死人辨此宿案，亦无怪其奋步而不肯留。或告之曰：“我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封建社会之历史耳，虽至今犹然，一切病痛尽在是矣。”于是有志于当身现实之革新，而求知国史已往之大体者，莫不动色称道，虽牵鼻而从，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论者有踌躇满志之一日，则我国史仍将束高阁、覆酱瓿，而我国人仍将为无国史知识之民族也。 四 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资料，既无当于后一时期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 就前有诸史言之，尚书为最初之史书，然书缺有间，此见其时中国文化尚未到达需要编年史之程度。 其次有春秋，为最初之编年史。又其次有左传，以纲罗详备言，为编年史之进步。然其时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乃常事，常事可以不书，兵戎非常事，故左传所载，乃以列国之会盟与战争为主，后人讥之为“相斫书”焉。 又其次为史记，乃为以人物为中心之新史，征其时人物个性之活动，已渐渐摆脱古代封建、宗法社会之团体性而崭露头角也。 又其次为汉书，为断代作史之开始，此乃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其政权已臻稳固后之新需要。 自此遂形成中国列代之所谓“正史”，继此而复生“通史”之新要求。于是而又杜佑通典，此为“政书”之创作，为以制度为骨干之新史，非政体沿革到达相当程度，不能有此。 又继而有通鉴，为编年之新通史。又次而有各史纪事本末，为以事件为中心之新史之再现。然如袁氏通鉴纪事本末，取材只限于通鉴，则貌变而实未变也。于是而有郑樵通志之所谓二十略，其历史眼光，乃超出于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志，如家谱，如学案，形形色色，乘一时之新需要而创造新体裁者，不胜缕举。要之自尚书下逮通志，此皆有志于全史整面之叙述。今观其相互间体裁之不同，与夫内容之差别，可知中国旧史，固不断在改写之中矣。 自南宋以来，又七百年，乃独无继续改写之新史书出现。此因元、清两代皆以异族人主，不愿国人之治史。明厕其间，光辉乍辟，翳霾复兴，遂亦不能有所修造。今则为中国有史以来未有的变动剧烈之时代，其需要新史之创写尤亟。而适承七百年来史学衰微之末运，因此国人对于国史之认识，乃愈昏昧无准则。前述记诵、考订、宣传诸派，乃亦无一能发愿为国史撰一新本者，则甚矣史学之不振也。 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 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 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 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证侯，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 此种通史，无疑的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将以专家毕生之精力所萃，而为国人月日浏览之所能通贯。则编造国史新本之工作，其为难于胜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见矣。 五 “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今将为国史写一简单扼要而有系统之新本，首必感有此苦。其将效记诵、考订派之所为乎？则必泛滥而无归。其将效宣传革新派之所为乎？又必空洞而无物。 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则曰政治制度，次者曰学术思想，又次曰社会经济。此三者，“社会经济”为其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其最上层之结顶，而“学术思想”则为其中层之干柱。大体言之，历史事态，要不出此三者之外。今将轻重先后，分主客取舍于其间乎？抑兼罗并包，平等而同视之乎？ 曰，姑舍此。能近取譬，试设一浅喻。今人若为一运动家作一年谱或小传，则必与为一音乐家所作者，其取材详略存灭远异矣。即为一网球家作一小传或年谱，则又必与为一足球家所作者，其取材详略存灭迥别矣。何以故？以音乐家之“个性”与“环境”与“事业”之发展，与运动家不同故；以网球家之个性与环境与事业之发展，又与足球家不同故；一人如此，一民族、一国家亦然。写国史者，必确切晓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相”。然反言之，亦惟于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中，乃可识其个性之特殊点。如此则循环反复，欲认识一国家、一民族特殊个性之所在，乃并不如认识一网球家或足球家之单纯而简易。要之必于其自身内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个性，则一也。 何以知网球家之个性？以其忽然投入于网球家之环境，而从事于网球之活动故。其他一切饮食、起居、嗜好、信仰，可以无所异于人。若为网球家作年谱，而抄袭某音乐家已成年谱之材料与局套，则某年音乐大会，其人既无预；某年歌曲比赛，某人又不列。其人者，乃可于音乐史上绝无一面。不仅了不异人，抑且有不如无。不知其人之活动与事业乃在网球不在音乐。网球家之生命，不能于音乐史之过程求取。乃不幸今日之治国史者，竟蹈此弊。 以言政治，求一屡争不舍、仅而后得之代表民意机关，如英伦之“大宪章”与“国会”之创新而无有也。又求一轰轰烈烈，明白痛快，如法国“人权大革命”之爆发，而更无有也。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之历史”矣。 以言思想，求一如马丁路德，明揭“信仰自由”之旗帜，以与罗马教皇力抗，轩然兴起全欧“宗教革命”之巨波，而更无有也。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束缚于一家思想之下”矣。 以言经济，求一如葛马、如哥伦布凿空海外，发现新殖民地之伟迹而渺不可得；求如今日欧、美社会之光怪陆离，穷富极华之景象，而更不可得。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沉眠于封建社会之下，长夜漫漫，永无旦日”矣。 凡最近数十年来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讴歌欧、美，力求步驱，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闻睹亦在是。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反观祖国，凡彼之所盛自张扬而夸道者，我乃一无有。于是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乃若一冬蛰之虫，生气未绝，活动全失。彼方目眵神炫于网球场中四周之采声，乃不知别有一管弦竞奏、歌声洋溢之境也则宜。故曰：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六 凡治史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 何谓求其异？凡某一时代之状态，有与其先、后时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划分一时代之“特性”。从两“状态”之相异，即两个“特性”之衔接，而划分为两时代。从两时代之划分，而看出历史之“变”。从“变”之倾向，而看出其整个文化之动态。从其动态之畅遂与夭阏，而衡论其文化之为进退。此一法也。 何谓求其同？从各不同之时代状态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衔接、相连贯而成一整面，此为全史之动态。以各段之“变”，形成一全程之“动”。即以一整体之“动”，而显出各部分之“变”。于诸异中见一同，即于一同中出诸异。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此谓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 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想”，(例如战国先秦。)我即著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看其如何为变。 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社会经济”，(例如三国魏晋。)我即著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看其如何为变。“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而所谓“变”者，即某种事态在前一时期所未有，而在后一时期中突然出现。此有明白事证，与人共见，而我不能一丝一毫容私于其间。 故曰：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也。革新派言史，每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云云，是无异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无变，即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历史无精神、民族无文化也。其然，岂其然？ 七 今于国史，若细心留其动态，则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欧洲史每常于“战争”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划界限的时期，常在惊心动魄之震荡中产生。若以此意态来看中国史，则中国常如昏腾腾地没有长进。 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不幸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秦末刘、项之乱，可谓例外。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其他如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近人治史，颇推洪、杨为中华民族革命之先锋，然此固矣。然洪、杨数十余年扰乱，除与国家社会以莫大之创伤外，成就何在？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常不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 然中国史之进展，乃常在和平形态下，以舒齐步骤得之。若空洞设譬，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变换。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所以诗代表中国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剧曲之在中国，不占地位。西洋则以作剧为文学家之圣境。即以人物作证，苏格拉底死于一杯毒药，耶稣死于十字架，孔子则梦奠于两楹之间，晨起扶杖逍遥，咏歌自勉。三位民族圣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举音乐家与网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 八 姑试略言中国史之进展。就政治上言之，秦、汉大统一政府之创建，已为国史辟一奇绩。近人好以罗马帝国与汉代相拟，然二者立国基本已不同。罗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势力于四围。欧、亚、非三洲之疆土，特为一中心强力所征服而被统治。仅此中心，尚复有贵族、平民之别。一旦此中心上层贵族渐趋腐化，蛮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窝，而帝国全部，即告瓦解。此罗马立国形态也。 秦、汉统一政府，并不以一中心地点之势力，征服四周，实乃由四围之优秀力量，共同参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围，亦更无阶级之分。所谓优秀力量者，乃常从社会整体中，自由透露，活泼转换。因此其建国工作，在中央之缔构，而非四周之征服。 罗马如一室中悬巨灯，光耀四壁；秦、汉则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互映；故罗马碎其巨灯，全室即暗，秦、汉则灯不俱坏光不全绝。因此罗马民族震铄于一时，而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 我中国此种立国规模，乃经我先民数百年惨淡经营，艰难缔构，仅而得之。以近世科学发达，交通便利，美人立国，乃与我差似。如英、法诸邦，则领土虽广，惟以武力贯彻，犹惴惴惧不终日。此皆罗马之遗式，非中国之成规也。 谈者好以专制政体为中国政治诟病，不知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内，而李斯、蒙恬之属，皆以游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无预焉。 汉初若稍稍欲返古贵族分割宰制之遗意，然卒无奈潮流之趋势何！故公孙弘以布衣为相封侯，遂破以军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变相之贵族擅权制，终以告歇。博士弟子，补郎、补吏，为入仕正轨，而世袭任荫之恩亦替。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开客观之标准。“王室”与政府逐步分离，“民众”与“政府”则逐步接近。政权逐步解放，而国家疆域亦逐步扩大，社会文化亦逐步普及。 综观国史，政体演进，约得三级：由封建而跻统一，一也。(此在秦、汉完成之。)由宗室、外戚、军人所组成之政府，渐变而为士人政府，二也。(此自西汉中叶以下，迄于东汉完成之。)由士族门第再变而为科举竞选，三也。(此在隋、唐两代完成之。)惟其如此，“考试”与“铨选”，遂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之两大骨干。全国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选拔与任用，则一惟礼部之考试与吏部之铨选是问。此二者，皆有客观之法规，为公开的准绳，有皇帝(王室代表。)所不能摇，宰相(政府首领。)所不能动者。若于此等政治后面推寻其意义，此即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之旨。 就全国民众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复于此种教育下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再就其服务成绩，而定官职之崇卑与大小。 此正战国晚周诸子所极论深觊，而秦、汉以下政制，即向此演进。特以国史进程，每于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国历来政制，惟有专制黑暗，不悟政制后面，别自有一种理性精神为之指导也。 谈者又疑中国政制无民权，无宪法。然民权亦各自有其所以表达之方式与机构，能遵循此种方式而保全其机构，此即立国之大宪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国自秦以来，既为一广土众民之大邦，如欧西近代所运行民选代议士制度，乃为吾先民所弗能操纵。然诚使国家能历年举行考试，平均选拔各地优秀平民，使得有参政之机会；又立一客观的服务成绩规程，以为官位进退之准则，则下情上达，本非无路。 晚清革命派，以民权宪法为推翻满清政府之一种宣传，固有效矣。若遂认此为中国历史真相，谓自秦以来，中国惟有专制黑暗，若谓“民无权，国无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则显为不情不实之谈。民国以来，所谓民选代议之新制度，终以不切国情，一时未能切实推行。而历古相传“考试”与“铨选”之制度，为维持政府纪纲之两大骨干者，乃亦随专制黑暗之恶名而俱灭。于是一切官场之腐败混乱，胥乘而起，至今为厉。此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所应食之恶果也。 中国政制所由表达之方式与机构，既与近代欧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争取民权，而保育长养之，亦复自有道。何者？彼我立国规模既别，演进渊源又不同。甲族甲国之所宜，推之乙族乙国而见窒碍者，其例实夥。 凡于中国而轻言民众革命，往往发动既难，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坏远过于建设。所以国史常于和平中得进展，而于变乱中见倒退者，此由中国立国规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贻政制，以求适合于我国情，而为今日吾人所应深切认识之一事。若复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则又必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九 其次请言学术思想。谈者率好以中国秦以后学术，拟之欧洲之“中古时期”。然其间有难相比并者。欧洲中古时期之思想，以“宗教”为主脑，而中国学术界，则早脱宗教之羁绊。 姑以史学言，古者学术统于王官，而史官尤握古代学术之全权。“史”者，乃宗庙职司之一员，故宗教、贵族、学术三者，常相合而不相离。孔子始以平民作新史而成《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皆政治社会实事，不语怪力乱神，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自有孔子，而史学乃始与宗教、贵族二者脱离。 然西汉司马氏尚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主上以倡优畜之。”此非愤辞，乃实语。汉代太史属于太常，则为宗庙职司之一员。太乐、太祝、太宰、太卜、太医与太史，同为太常属下之六令丞。太乐之下，自有倡优。宗庙祭祠，太史与倡优同有其供奉之职。则史学仍统于皇帝、宗庙、鬼神之下。然司马氏不以此自限，发愤为《史记》，自负以续孔子之《春秋》；即对当朝帝王卿相种种政制事态，质实而书，无所掩饰。司马氏不以得罪。及东汉班氏，以非史官，为史下狱，然寻得释，所草悬为国史。自此以往，中国史学，已完全由皇帝、宗庙下脱出，而为民间自由制作之一业焉。 且王官之学，流而为百家，于是“史官”之外，复有“博士”。此二官者，同为当时政治组织下专掌学术之官吏。 “史官”为古代王官学之传统，而“博士官”则为后世新兴百家学之代表。博士亦属太常，是学术仍统于宗庙也。然太史仅与星历卜祝为伍，而博士得预闻朝政，出席廷议而见咨询，则社会新兴百家学，已驾古代王官学而上之矣。 然自秦以来，占梦、求仙之术，皆得为博士，犹在帝王所好。及汉武听董仲舒议，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于是博士性质，大见澄清；乃始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而纯化为专治历史与政治之学者，（所谓“通经致用”，即是会通古代历史知识，在现实政治下应用。）又同时肩负国家教育之责。而博士弟子，遂为入仕惟一正途。 于是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并复于“政治”势力下独立。自此以往，学术地位，常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而享有其自由，亦复常尽其指导政治之责任。而政治亦早与宗教分离，故当时中国人所希冀者，乃为地上之王国，而非空中之天国也。 孔子成《春秋》，前耶稣降生480年。马迁为《史记》，亦前耶稣降生100年。其时中国政治社会，正向一合理的方向进行，人生之伦理教育，即其“宗教”，无所仰于渺茫之灵界；而罗马则于贵族与军人之对外侵略与对内奢纵下覆灭。耶教之推行，正因当时欧人无力建造合理之新国家，地上之幸福既渺不可望，乃折而归向上帝。故西洋中古时期之宗教，特承续当时政治组织之空隙而起，同时又替代一部分（或可说大部分。）政治之任务。 若必以中国史相拟，惟三国魏晋之际，统一政府覆亡，社会纷乱，佛教输入，差为近之。然东晋南北朝政府规模，以及立国之理论，仍沿两汉而来。当时帝王卿相，诚心皈依佛教者，非无其人；要之，僧人与佛经，特为人生一旁趋，始终未能篡夺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之人生伦理教育而为代兴。隋唐统一政府复建，其精神渊源，明为孔子、董仲舒一脉相传之文治思想，而佛教在政治上，则无其指导之地位。 西洋所谓“国家建筑于宗教之上”之观感，在中国则绝无其事。继隋唐统一盛运而起者，有禅宗思想之盛行。禅宗教理，与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其态度路径，正有相似处。然西洋宗教革命，引起长期残酷的普遍相互屠杀，而中国则无之者，以中国佛教仍保其原来一种超世间的宗教之本色，不如西洋耶教已深染世法，包揽政治、经济种种俗世权利于一身，因此其教理上之改革，不得不牵连发生世态之扰动也。 中国佛教虽盛极一时，而犹始终保全其原来超世间的本色者，则因中国政治社会一切世事，虽有汉末以及五胡之一段扰乱，而根本精神依然存在。 东晋南北朝以迄隋唐，仍从此源头上演进，与西洋之自罗马帝国解体以后，政治社会即陷入黑暗状态者不同也。何以西洋自罗马帝国覆亡，即陷入一黑暗时期之惨运，而中国汉亡以后幸不然？则以罗马建国，本与汉代精神不同。罗马乃以贵族与军人之向外征服立国，及贵族、军人腐败堕落，则其建国精神已根本不存在。 北方蛮族，在先既受不到罗马文化之熏陶，及其踏破罗马以后，所得者乃历史上一个罗马帝国躯壳之虚影，至于如何创建新国家之新精神，则须在其自身另自产生。要之，北方蛮族之与罗马帝国，乃属两个生命，前者已老死，后者未长成，故中间有此一段黑暗。 至于汉代统一政府之创兴，并非以一族一系之武力征服四围而起，乃由常时全中国之文化演进所酝酿、所缔造而成此境界。换言之，秦、汉统一，乃晚周先秦平民学术思想盛兴后，伸展于现实所应有之现象；并不如西洋史上希腊文化已衰，罗马民族崛起，仍是两个生命，不相衔接也。 汉代之覆亡，特一时王室与上层政府之腐败；而所由缔构此政府、推戴此王室之整个民族与文化，则仍自有其生命与力量。故汉末变乱，特如江上风起，水面波兴，而此滔滔江流，不为废绝。 且当时五胡诸蛮族，中国延之入内地者，自始即与以中国传统文化之熏陶，故彼辈虽乘机骚动，而彼辈固已同饮此文化之洪流，以浇溉其生机，而浸润其生命。彼辈之分起迭兴，其事乃仅等于中国社会内部自身之一种波动。惟所缺者，在其于中国文化洪流中，究竟浇溉未透、浸润未深而已。然隋唐统一盛运，仍袭北朝汉化之复兴而起。如此言之，则渊源于晚周先秦，迁衍至于秦汉、隋唐，此一脉相沿之学术思想，不能与罗马覆亡后西洋史上之所谓“中古时期”之教会思想相比，断断然矣。 北宋学术之兴起，一面承禅宗对于佛教教理之革新，一面又承魏晋以迄隋唐社会上世族门第之破坏，实为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活泼之一种新气象也。若以此派学术与西洋中古时期之教会相比，更为不伦。元明以下，虽悬程朱经说为取士功令，然不得即目程朱为当时之宗教。明代极多遵陆王而反抗程朱者，清代尤盛以训诂考据而批驳程朱者。社会学术思想之自由，并未为政治所严格束缚，宗教则更不论矣。 若谓中国学术，尚未演进于西洋现代科学之阶段，故以兴西洋中古时期相比论；此亦不然。中国文化演进，别有其自身之途辙，其政治组织乃受一种相应于中国之天然地理的学术思想之指导，而早走上和平的大一统之境界。此种和平的大一统，使中国民族得继续为合理的文化生活之递嬗。因此空中天国之宗教思想，在中国乃不感需要。亦正惟如此，中国政制常偏重于于中央之凝合，而不重于四围之吞并。其精神亦常偏于和平，而不重于富强；常偏于已有之完整，而略于未有之侵获；对外则曰“昭文德以来之”，对内则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其为学，常重于人事之协调，而不重于物力之利用。故西洋近代科学，正如西洋中古时期之宗教，同样无在中国自己产生之机缘。 中国在已往政治失其统一，社会秩序崩溃，人民精神无可寄托之际，既可接受外来之“宗教”，（如魏、晋以下，迄隋、唐初期。）中国在今日列强纷争，专仗富强以图存之时代，何尝不可接受外来之“科学”？惟科学植根应有一最低限度之条件，即政治稍上轨道，社会稍有秩序，人心稍得安宁是也。（此与宗教输入之条件恰相反。）而我国自晚清以来，政治骤失常轨，社会秩序，人民心理，长在极度摇兀不安之动荡中。此时难谋科学之发达，而科学乃无发达余地。论者又倒果为因，谓科学不发达，则政治、社会终无出路。又轻以中国自来之文化演进，妄比之于西洋之中古时期，乃谓非连根铲除中国以往学术之旧传统，即无以萌现代科学之新芽。彼仍自居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健者，而不悟史实并不如此。此又不明国史真相，肆意破坏，轻言改革，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也。 十 请再言社会组织。近人率好言中国为“封建社会”，不知其意何居？以政制言，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 以学术言，自先秦儒、墨唱始，学术流于民间，既不为贵族世家所独擅，又不为宗教寺庙所专有。平民社会传播学术之机会，既易且广，而学业即为从政之阶梯，白衣卿相，自秦以来即尔。既无特殊之贵族阶级，是亦不足以言“封建”。 若就经济情况而论，中国虽称以农立国，然工商业之发展，战国、秦、汉以来，已有可观。惟在上者不断加以节制，不使有甚贫、甚富之判。又政府奖励学术，重用士人，西汉之季，遂有“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之语。于是前汉“货殖”“游侠”中人，后汉多走入“儒林”“独行传”中去。所以家庭温饱，即从事学问，而一登仕宦，则束身礼义之中。厚积为富，其势不长，然亦非有世袭之贵人也。 井田制既废，民间田亩得自由买卖，于是而有兼并。然即如前汉封君，亦仅于衣租食税而止。其封邑与封户之统治，仍由国家特派官吏。以国家法律而论，封君之兴与封户，实同为国家之公民。后世如佃户欠租，田主亦惟送官法办，则佃户之卖田纳租于田主，亦一种经济契约之关系，不得目田主为贵族、为封君，目佃户为农奴、为私属。土地既非采邑，即难“封建”相拟。然若谓中国乃资本主义之社会，则又未是。以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即不许资本势力之成长也。 西洋史家有谓其历史演变，乃自“封建贵族”之社会，转而为“工商资本”之社会者。治中国史者，以为中国社会必居于此二之一，既不为“工商资本”之社会，是必“贵族封建”之社会无疑。此犹论政制者，谓国体有君主与民主，政体有专制与立宪。此特往时西国学者，自本其已往历史演变言之。 吾人反治国史，见中国有君主，无立宪，以谓是必“君主专制”，仅可有君主，无立宪，而非专制。中国已往社会，亦仅可非封建，非工商，而成一格。何以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洋学者此等分类之外？不知此等分类，在彼亦仅为一时流行之说而已。国人懒于寻国史之真，勇于据他人之说，别有存心藉为宣传，可以勿论；若因而信之，谓国史真相在是，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十一 然则中国社会，自秦以下，其进步何在？曰：亦在于经济地域之逐渐扩大，文化传播之逐次普及，与夫政治机会之逐次平等而已。其进程之迟速不论，而其朝此方向演进，则明白无可疑者。若谓其无清楚界限可指，此即我所谓国史于和平中得进展，实与我先民立国规模相副相称，亦即我民族文化特征所在也。 尝谓世界群族，其文化演进，主要者不越两型： 一者环地中海之四周，自埃及、巴比伦、爱琴、波斯、希腊、罗马以渐次波及于欧罗巴之全部，此西方之一型也。 一者沿黄河两岸，以达于海滨，我华夏民族，自虞、夏、商、周以来，渐次展扩以及于长江、辽河、珠江流域，并及于朝鲜、日本、蒙古、西域、青海、西藏、安南、暹罗诸境，此东方之一型也。此二型者，其先限于地势，东西各不相闻接。 西方之一型，于破碎中为分立，为并存，故当务于“力”的战争，而竞为四围之战。东方之一型，于整块中为围聚，为相协，故常务于“情”的融和，而专为中心之翕。一则务于国强为并包，一则务于谋安为系延。 故西方型文化之进展，其特色在转换，而东方型文化之进展，其特色则在扩大。转换者，如后浪之覆前浪，波澜层叠，后一波涌架于前一波之上，而前一波即归消失。西洋史之演进，自埃及、巴比伦、波斯以逮希腊、罗马，翻翻滚滚，其吞咽卷灭于洪涛骇浪、波澜层叠之下者，已不知其几国几族矣。 扩大者，如大山聚，群峰奔凑，蜿蜒缭绕，此一带山脉包裹于又一带山脉之外，层层围拱，层层簇聚，而诸峰映带，共为一体。 故中国史之演进，不仅自两汉而隋、唐，两宋、明，一脉相沿，绳绳不绝；即环我族而处者，或与我相融和而同化，如辽、金、蒙古、满洲、西藏、新疆诸族；亦有接受我文化，与我终古相依，如梁甫之于泰山然，则朝鲜、日本、安南之类是也。（朝鲜、安南久属中国而犹得自存，此尤明受中国文化之赐。） 将西洋史逐层分析，则见其莫非一种“力”的支撑，亦莫非一种“力”的转换。此力代彼力而起，而社会遂为变形。其文于同一世界中，常有各国并立；东方则每每有即以一国当一世界之感。 故西方常求其力之向外为战争；而东方则惟求其力于内部自消融，因此每一种力量之存在，常不使其僵化以与他种力量相冲突，而相率投入于更大之同情圈中，卒于溶解消散而不见其存在。我所谓国史于和平中见进展者在此。 故西方史常表见为“力量”，而东方史则常表见为“情感”。西方史之顿挫，在其某种力量之解体；其发皇，则在某一种新力量之产生。中国史之隆污升降，则常在其维系国家社会内部的情感之麻木与觉醒。此等情感一且陷于麻木，则国家社会内部失所维系，而大混乱随之。 中国史上之大混乱，亦与西方史上之“革命”不同。西方史上之革命，多为一种新力量与旧力量之冲突。革命成功，即新力量登台，社会亦随之入一新阶段。中国史上之混乱，则如江河绝堤，洪水泛滥。泛滥愈广，力量愈薄，有破坏，无长进。必待复归故槽，然后再有流力。中国社会，自秦以下，大体即向“力”的解消之途演进。迄于近世，社会各方平流缓进，流量日大，而流速日减。以治西史之眼光衡之，常觉我民族之潺缓无力者在此。 然我民族国家精神命脉所系，固不在一种力之向外冲击，而在一种情之内在融和也。盖西方制为列国争存之局，东方常为融和者，至是乃不得不卷而藏之，而追随于彼我角力争胜之场；此已为东方之不得不见逊于西方者矣。抑我之所以为国家社会内部一统情感融和者，方其时，又适值麻痹堕退之际，自清中叶后乾、嘉以来，川、楚、两粤大乱迭起，洪流四泛之象已成，中国社会本苦无力，又继之以追随西方角力争胜之势，既不足以对外，乃转锋而内向。终于“情”的融和，常此麻木，“力”的长成，遥遥无期。不断绝堤放坝，使水流不断泛滥，洪水遍于中国，而国人仍复有沉酣于凭藉某力推翻某力之好梦者。此又不明国史真相，应食恶果之一至可痛心之例也。 十二 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演进，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态焉。生力者，即其民族与国家历史所推进之根本动力也。病态者，即其历史演进途中所时时不免遭遇之顿挫与波折也。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前向。若以两民族两国家之历史相比并观，则常见此时或彼升而我降，他时彼降而我升。只横切一点论之，万难得其真相。今日治国史者，适见我之骤落，并值彼之突进，意迷神惑，以为我有必落，彼有必进，并以一时之进落为彼、我全部历史之评价，故虽一切毁我就人而不惜，惟求尽废故常，以希近似于他人之万一。不知所变者我，能变者亦我，变而成者依然为我。譬之病人，染病者为我，耐病者亦我，脱病而复起者仍我也。一切可变，而“我”不可变。若已无我，认为变者？变而非我，亦何希于变？必有生力，乃可去病。病有其起因，而非生力之谓。若医者谓：“君病之起，起于君之有生，君当另换一无病之生”，此为何等医耶！讳疾拒医固不当，亦未有因人病而从头绝其生命以为医者。故治史者，必明生力，明病态。生力自古以长存，病态随时而忽起。今日之中国，显为有病，病且殆矣，万不容讳。然犹有所希冀者，其人虽病，尚有内部自身生力可以为抗。若如今人乃仅婉言之，直捷而道，惟有早日绝其生命之一法而已。凡此皆指“生原”为“病原”之妄说也。 “生原”者，见于全部潜在之本力，而“病原”则发于一时外感之事变。故求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生原者，贵能探其本而揽其全；而论当前之病态者，则必辨于近世而审其变。国史绵历，既四、五千年于兹，其病象之见于各时期者，推原寻因，不能全同。有染沾稍久者，亦有仅起于当前者。 要而言之，国史自隋唐以来，科举制既兴，士族门第之地位消融渐尽，而社会走上平铺散漫之境，此中国晚近世一大变也。 逆溯中国当前病象，推之最远，至于中唐安史之乱以来而极。究生力必穷之最先，诊病况必详之最后。西人论史，盛夸起文明光昌，而渊源所自，必远本之于希腊、罗马。国人捧心效颦，方务于自谴责，而亦一一归罪于古人，断狱于唐虞三代之上，貌是而神非，甚矣其不知学也。 中唐以来之社会，既成一平铺散漫之社会，而其政治，仍为一和平的大一统之政治。故一“王室”高高在上，而“社会”与“政府”之间，堂阶益远，常易招致“王室”与“政府”之娇纵与专擅，一也。 社会无豪强巨富，虽日趋于平等之境，然贫无赈，弱无保，其事不能全仰之于政府，而民间每苦于不能自振奋，二也。 政府与民间之所以赖以沟通者，曰惟“科举”，然科举既悬仕宦为鹄的，则从事于投选者，往往忘其义命而徒志于身家之富贵与温饱，三也。此三者，厥为中唐以来中国政治、社会走入一新境后所易犯之病征。 宋儒讲学，即针对此病态而发。然而宋之为病，尚不止于此。宋人不能自解救，而招致蒙古之入主，一切政制，为急剧之退转，益与后世中国以莫大之创伤。 明祖崛起草泽，征元政废弛，罢宰相，尊君权，不知善为药疗，而转益其病。清人入关，盗憎主人，钳束猜防，无所不用其极，仍袭明制而加厉。故中国政制之废宰相，统“政府”于“王室”之下，真不免为独夫专制之黑暗所笼罩者，其事乃起于明而完成于清，则相沿亦已六百年之久。 明儒尚承两宋遗绪，王室专制于上，而士大夫抗争弥缝于下，君臣常若水火，而世途犹赖有所匡系。故明之亡而民间之学术气节，尚足照耀光辉于前古。清人又严加摧抑，宋、明七百年士人书院民间自由讲学之风遂炽。于是士大夫怵于焚坑之酷，上之为训诂、考据，自藏于故纸堆中以避祸，下之为八股、小楷，惟利禄是趋。 于是政府与民间所赖以沟贯之桥梁遂腐断，所赖以流通之血脉遂枯绝。中国之幸免于乱者，亦惟满清诸豪酋猜防压制、诱胁愚弄之力。此稍读康、雍、乾三朝史略，可以知之。故使世运益败坏于冥冥漠漠之中，而姑以搏一时之安宁。此乃斩丧我民族永久之元气，而以换造彼目前之荣华者也。逮满族统治之力既衰，而中国政治、社会之百病，遂全部暴露。 论者每谓自嘉、道以来，东西势力相接触，东方乃相形见拙；此似是而未尽之说也。纵使嘉、道以往，长得闭关自守，海道之局不开，满洲之治权，仍必颠覆，中国仍必大乱。其病先已深中于自身之内部，而外邪乘之，其病象遂益错出。因使庸医操峻剂，更奏迭前，茫昧而杂投，以互期于一逞，则几何其病之不日殆也。 十三 晚清之季，谈者率自称我民族国家曰“睡狮”，曰“病夫”，此又不知别白之说也。夫“睡”与“病”不同。睡者精力未亏，蹶然兴起，犹可及人；病者不然。晚清之季则病也，非睡也。且其病又入膏肓，非轻易所能拔除。异族统治垂三百年，其对我国家、社会、文化生机之束缚与损害，固已甚矣。然中国以二千年广土众民大一统之局，“王室”为其客观之最高机关，历史沿袭既久，则骤变为难。 又况自明以来六百年，政府无宰相，“王室”久握独裁之权，则激变又难。清廷不能不去，王室不能复建，逼使中国不得不为一激剧之变动，以试验一无准备、无基础之新政体，而不能更于其间选择一较缓进、较渐变之路，此为晚清革命之难局，一矣。（日本明治维新在此点较中国多获便宜。天皇一统，于日本历史及民众观念上，并无十分剧变，得渐次引上宪政轨辙。中国政制之剧变，虽幸得冒险渡过，然所尝苦痛实深。洪宪之称帝，宣统之复辟，几许曲折，消损中国前进之精力与元气者，良不少也。） 且满清政府，自咸、同以后，其情况视前已大变。各省督、抚，擅权自专，中央无力驾驭，渐成分裂割据之局。又处五洲棣通形势之下，政府虽腐败，犹得凭藉其地位，借外债，买军火，练新兵，整理交通，加强管辖。遂使腐败之政权，黑暗之势力，既得外力之助，又因外患之顾忌，迄未得彻底澄清之机会。革命势力之起，亦不得不与旧政府下之黑暗势力相妥协，以顺利其进行。革命之结果，仅为旧政权之溃烂解体而非其消灭。于是民国以来，武人弄权，地方割据，日转增长。内乱层见叠出，斩丧社会之元气，障碍国家之前进，其间莫非有外力焉为之呼应。此犹人身变病，未先驱解，早服补剂，病根缠绵不去，生机奄息不复。此又为民国以来缔构中央统一政权之难局，二矣。 尤难者，不在武人割据之不可铲灭，而在政治中心势力之不易产生。满清末叶，政治中心早已逐步没落。革命以还，所揭杆号召者，曰“民主共和”，而实际则去民主之阶程尚远。新中国建设之大业，一时难望于民众之仔肩。独裁王室既倒，而不幸当时之中层阶级，始从二百余年长期异族统制下抬头，八股小楷之素养，升官发财之习气，淘汰未净。而革命党人，则只挟外来“平等”、“自由”、“民权”诸新名词，一旦于和平处境下加入政府，乃如洪罅之点雪，名号犹是，实质遽化。其名犹曰政党民权，其实则为结党争权。一时中层知识分子，无新无旧，分途依附于地方武人割据势力之下而互为利用。此辈于前清末叶，既力阻开新之运，又于民国初年，加倍捣乱之功。此盖满清长期部族政权统治之智识阶级，日愚日腐，而骤遇政治中心大动摇之后所应有之纷扰。然此特一时病态，不得谓此绵历此数千年文化正统而为其最后之结晶。若果如是，则中国文化亦不能绵历此数千年之久，而早当于过去历史中烟消灰灭，先昔人之枯骨而腐朽矣。此又民国以来，社会中坚势力未能形成之难局，三也。（此一点，日本明治维新较中国又占几许便宜。日本政权迁禅，自藩府还之天皇，既不如中国变动之剧。而日本在藩府统治下之封建道德，如武士道之忠君敬上、守信立节，移之于尊王攘夷，其道为顺。中国士大夫立身处世之纲领节目，久已在长期部族统治之猜防压制、诱协愚弄下变色。油滑、贪污、不负责任，久成满清末年官场乃至儒林之风气。一旦政体更革，名为“民主”实则全须士大夫从政者良心自负责任，而中国士大夫无此素养。既昧心祸国，又以“民权”之说委罪卸责。此其病乃深中于士大夫之良心，固非睡狮之喻所能得拟也。） 凡此皆晚近中国之病，而尤其病于士大夫之无识。士大夫无识，乃不见其为病，急于强起急走以效人之所为。跳踉叫噪，踊跃愤兴，而病乃日滋。于是转而疑及于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变故常以为快。不知今日中国所患，不在于变动之不剧，而在于暂安之难获。必使国家有暂安之局，而后社会始可以有更生之变。所谓更生之变者，非从于外面为涂饰模拟、矫揉造作之谓，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而牖启此种力量之发舒与成长者，“自觉”之精神，较之效法他人之诚挚为尤要。不幸此数十年来，国人士大夫，乃悍于求变，而忽于谋安；果于为率导，而怠于务研寻。又复掺以私心，鼓以戾气，其趋势至于最近，乃继续有加益甚而靡已。药不对病，乃又为最近百病缠缚之一种根本病也。 十四 虽然，无伤也。病则深矣重矣，抑病之渐起，远者在百年、数百年之间，病之剧发，近者在数年、数十年之内。而我民族国家文化潜力之悠久渊深，则远在四、五千年以上。生机之轧塞郁勃，终必有其发皇畅遂之一日。而果也，近者以敌国外患之深侵，而国内臻于统一。以一年半之艰苦抗战，而国人遂渐知“自力更生”之为何事。盖今日者，数十年乃至百年社会之积病，与夫数千年来民族文化之潜力，乃同时展开于我国人之眼前。值此创剧痛深之际，国人试一番我先民五千年来惨淡创建之史迹，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必有渊然而思，憬然而悟，愀然而悲，奋然而起者。要之我国家民族之复兴，必将有待于吾国人对我先民国史略有知。此则吾言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茫茫员舆，芸芸众生，我不知其已历几何世矣！抑有始终未跻于抟成“民族”之境者；有虽抟成为一民族，而未达创建“国家”之域者；有难抟成一民族，创建一国家，而俯仰已成陈迹，徒供后世史家为钩稽凭吊之资者；则何与？曰：惟视其“文化”。 民族之抟成，国家之创建，胥皆“文化”演进中之一阶程也。故民族与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举世民族、国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其背后文化之形形色色，如影随形，莫能违者。人类苟负有一种文化演进之使命，则必抟成一民族焉，创建一国家焉，夫而后其背后之文化，始得有所凭依而发扬光大。若其所负文化演进之使命既中辍，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故非国家、民族不永命之可虑，而其民族、国家所由产生之“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 环顾斯世，我民族命运之悠久，我国家规模之伟大，可谓绝出寡俦，独步于古今矣。此我先民所负文化使命价值之真凭实据也。以数千年民族、国家悠久伟大之凭藉，至于今而始言建国焉，又必以抗战而始可言建国焉，此何故？曰：惟我今日国人之不肖，文化之堕落故。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我先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迁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若不然，自古可以无亡国灭种之祸，而幸生之族，偷存之国，将充世。是既疑我先民久为幸生、偷存，而我当前之所为抗战与建国，是不啻仍将效法我先民继为此幸生而偷存也。非然者，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我所谓必于我先民国史略有知者，即谓此。是则我言仍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十五 虽然，我之此书，抑不足以任此。昔有宋司马光，以名世杰出之才，当神宗、王安石锐意变法之际，独愀然以为未当，退而著史，既获刘、范诸君子相从扶翼，又得政府之资助，晏居洛阳，设局从事，先后垂二十年而书成，以为可以“资治”，故名曰《资治通鉴》。其书衣钵沾溉于后世，至今不能废。稍知从事于国史者，恣渔猎焉。 自孔子、史公而下，以通史建大业，推司马氏，岂不伟与！今去司马氏又千年，史料累积，又十、百倍于司马氏之时，而世局之纷纭错综，则更非司马氏当时所能相提并论。又加之以人不悦学，士方蔑古，竞言“革新”者，谓可以绝无资于鉴往知古之劳；而治史者亦务为割裂穿凿，以逃世笑。穷不自揆，避地来滇南，深惭偷生无补国难，独奋私臆，穷教课之余暇，闭居一室，妄自落笔，历时一载，成此区区五十万字。又复蔽帚燕石，妄自珍惜，谓散亡之无日，保藏之难周，朝脱稿，暮付印。欲于我先民以往五千年惨淡经营之史迹，幸有当于其万分之一二。 以视往者司马氏之郑重其事，古今人度量相越，岂不足以愧杀人耶！抑余又惧世之鄙斥国史与夫为割裂穿凿之业者，必将执吾书之瑕疵，以苛其指摘，严其申斥，则吾书反将以张讥国史、薄通业者之焰，而为国史前途之罪人。抑思之又思之，断断无一国人之相率鄙弃其一国之史，而其国其族犹可以长存于天地之间者。亦未有专务于割裂穿凿，而谓从此可以得我先民国史之大体者。 继自今，国运方新，天相我华，国史必有重光之日，以为我民族国家复兴前途之所托命。则必有司马氏其人者出，又必有刘、范诸君子者扶翼之，又必有贤有力者奖成之。而此书虽无当，终亦必有悯其意，悲其遇，知人论世，恕其力之所不逮，许其心之所欲赴。有开必先，若使此书得为将来新国史之马前一卒，拥慧而前驱，其为荣又何如耶！因不辞诮笑而卒布之，并申述其著作之大意焉。 明国二十八年一月 钱穆属稿于宜良西山之岩泉下寺 [book_title]书成自记 明国二十二（公元1933年）年秋，余始于国立北京大学任“中国通史”讲席。是课每周四小时，一年而毕。自念讲通史，非委悉周备之难，而简要明当之尤难也。若求委悉周备，则二十五史、十通以及充栋塞屋者，其书具在，学者昕夕从事焉，斯委悉周备矣，然非一周四小时、一年之功所能赴也。 欲求简要明当，则于繁重之国史，先必有所取舍。又必先有一系统之观点，以为其取舍之标准。必先立一“体”，乃能有所取裁。凡所裁之宽狭长短，一视与其“体”之相副相称以为度。 然而言何容易？此固古人所谓专门名家之业也。否则左右采获，牵引拼凑，可以至于无穷。于其牵引拼凑之中，而调和斟酌焉，以求其分量篇幅之略相当，此仅似于一种狭义之类书，非史业也。大抵余于此课，以两小时为一讲，以一讲毕一题，一年凡四十余讲。共毕四十余题。欲求于此四十余题中，叙述我先明国史大体，约略明备，则每讲之标题，为尤所尽心焉。教授通史，最为不易。舍钱先生这样的博学硕儒，谁能当此重任 越一年（二十二年秋至二十三年夏。），学者苦于听受，群要余为讲义。余曰：通史大业，殊不敢轻率为之。无已，姑约余所讲为纲要，聊备诸生笔记之一助，可也。自是每一讲，必编一纲要，仅具伦脊，悉削游辞，取便总揽。 然又恐诸生久习于此，则事近策括，以谓治史可以空腹也。史学首先应是史料之学。学史之人，须牢记“实事求事”四字，立论时不可有一字一句无出处。乃别选一参考材料以副之。凡与余所讲纲要相牵涉者，采摘前史陈文或昔人考订论著为参考，以便学者之自相阐证。纲要编至东汉，自嫌太简，遂未继续。并谓讲堂大义，学者自可笔记，乃独发参考材料。 如是者一年，（二十三年秋至二十四年夏。）觉参考材料，杂碎零乱，无纲要以贯通之，则如散钱无串，学者得此，华离斑斓，若可喜而未必可用也。遂又改计，另编国史读本，供学者课堂外之阅读。并诏诸生，治通史必贵有“系统”，然系统必本诸“事实”。见仁见智，系统可以相异，而大本大原，事实终归一致。不先通晓事实，骤求系统，如无钱而握空串，亦复失其为串之意。大学课重，即如司马氏通鉴，学者已苦不能终卷，而中学教课，风气所趋，亦竞为条贯，不详实事。 至大学治通史，更不能反而专讲一件件的事实。如是则学者所得惟系统、条贯，而无史实。卒之所谓系统、条贯者，皆空谈，皆私见。空谈私见可以万异，而历史事实只有一真。因再约通鉴及续通鉴、明通鉴诸书。提要钩玄，编为读本，以补学者进治通史之预备工夫。 如是者又一年，（二十四年秋至二十五年夏。）自秦迄明，读本凡得百万字。凡读本所取裁，一以与课堂讲述相副相应为主，其详略轻重之间，视袁氏纪事本末诸书，有大相径庭者。以谓学者于课堂外先治此书，不仅可药高心空腹之病，并可由此启途，进窥史籍之原本也。 又越年，又嫌学者于本国文字素养太浅，读本虽简要，然皆摘录史籍原文，学者骤睹，如入异国，转不如其读西书之怡悦相熟。其于文义真际，已难领悟，至于史籍中人名、地名、官名、典章制度、文物故实，种种茫然，更属所苦。乃拟就读本中择其凡为史籍专名及义有旁及者，一一加以注释。然注释之事多涉考订，又求与学者领悟之学力相应，其事乃大不易。课繁力绌，卒未有成。如是则已四越年矣。（二十二年秋至二十六年夏。） 二十六年秋（公元1937年），芦沟桥倭难猝发，学校南迁，余藏平日讲通史笔记底稿数册于衣箱内，挟以俱行。取道香港，转长沙，至南岳。又随校迁滇，路出广西，借道越南，至昆明。文学院暂设蒙自，至是辗转流徙，稍得停踪，则二十七年之四月也。自念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 学校于播迁流离之余，图书无多，诸生听余讲述，颇有兴发，而苦于课外无书可读，仅凭口耳，为憾滋深。因复有意重续前三年之纲要，聊助课堂讲述之需。 是年五月间，乃自魏晋以下，络续起稿，诸生有志者相与传钞。秋后，学校又迁回昆明，余以是稿未毕，滞留蒙自，冀得清闲，可以构思。而九月间空袭之警报频来，所居与航空学校隔垣，每晨抱此稿出旷野，逾午乃返，大以为苦。乃又转地至宜良，居城外西山岩泉下寺，续竟我业。而学校开课之期已至。昆明尘嚣居隘，不得已，乃往来两地间。每周课毕，得来山中三日，籀绎其未竟之绪。既乏参考书籍，又仆仆道涂，不能有四天以上之宁定。余尝致书友人，谓：“此书难垂成，而非意所惬。何者？细针密缕，既苦书籍之未备，大刀阔斧，又恨精神之不属。”盖此书属稿中之实况也。逮魏晋以下全稿粗具，还读三年前东汉以前旧稿，又嫌体例、文气、详略之间，均有不类，乃重复改为。直至今年之六月，而全稿始竣，则先后亦十有三阅月矣。 然此书虽草略，其所以为此书之意，则颇有当为国人告者，因别为引论一篇。辞繁不杀，读者哀其意可也。至于引论所希，此书未必足副，读者当分别观之。 此书一本所携笔记，缀集而成，而笔记随时摘录，颇多疏忽。大率未注出处，忘记篇卷。此书因一律削之，不更标举；偶载来历，转成例外。其时贤文字，近人新得，多所采获，亦不备详，义取一律，非敢掠美。 书成仓促，相知惟汤君锡予，时时读其一、二篇，有所商讨。平生撰述，每不敢轻易发布。自问以迂愚之姿，而抱孤往之见，不如久久藏之，自待其意见之定。虽不足有所淑世，亦自宽其神明之内疚。 至于此书，独有不然。若自秘藏，虽待之十年终不能定。而暴寇肆虐，空袭相随，又时时有焚如之虑，因率尔刊布。读此书者，无论大端小节，凡此书疏漏谬误处，若蒙贻书相告，一字之与百章，皆吾师也。敢不虚衷拜嘉，谨诚心以祷祝之。 明国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 钱穆记于宜良西山之岩泉下寺 [book_title]第一章 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中国史之开始虞夏时代】 上古史为全部历史之起点，应须求一明了之知解，然人类历史总可推溯到无人可说之一境，则上古探索，终不免于只成为一种比较近理之测想。 一、近代对上古史之探索 近代对上古史之探索，可分两途述说：一、史前遗物之发掘。二、传说神话之审订。史前遗物发掘，可分三部分述之： （一）旧石器时代遗址之发现 此事始于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在甘肃庆阳为首次。此后陆续发现甚多。 （1）早期旧石器时代 民国十八年（公元1939年）在河北房山周口店发现古代猿人之完整头骨，考古学者名之曰：“北京人”。其年代距今约五十万年，中华民族当为其直属后裔，其时北京人已知用火，当早于欧洲人用火三十万年以上。其它遗物，周口店发现亦甚丰。 其后在陕西蓝田陈家窝，发现蓝田猿人，与北京人时期相同，又有山西芮城匼河与西侯度村等十三处。其中芮城两址时代更早，后有广东曲江马坝村发现“马坝人”，时代稍后于“北京人”与“蓝田人”。则是在远古时代，吾中华民族之祖先，殆已遍布华南、北。 （2）中期旧石器时代 在华北发现者，多在山西、陕、甘高原一带。自汾水流域北至河套，南缘横山山脉。甘肃庆阳发现，亦属此期。华南有湖北长阳出土“长阳人”。 （3）晚期旧石器时代 此期据今约不过一万年。遗址发现，遍及南北，惟黄河、长江下游各地，则尚未发现在此等遗址。 （二）新石器时代遗址之发现 （1）黄河中下游 一为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报发现，称为“彩陶文化”。其分布地区，以豫西、晋南及渭水中下游中心，西至渭水上游，东至豫中，南至汉水中上游，北达河套。遗址发现，多在河流两岸之台地，分布极稠密，已发现者约达千处以上。其中如西安半坡最早遗址，据测定，距今可达六千年。陕县庙底沟早期遗址，距今亦逾五千年。其时已经原始锄耕农业，兼事渔猎。 二为龙山“黑灰陶文化”。分布地区较“仰韶文化”为广。西起陕西、东至海滨、东北至辽东半岛，东南江苏，发现遗址三百余处。此一期文化，乃自仰韶文化发展进步而来。又可分为较早“形成期”与较晚“典型期”之两期。如河南陕县庙底沟，即在仰韶文化上层。安阳后岡则在殷墟之下层。此层皆属“龙山文化”之较早形成期。如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及日照西城镇诸地，是为龙山文化之较后典型期。此时期之文化，锄耕农业已甚进步。陶器开始采用轮制，并以精造黑色光薄的蛋壳陶为其特色。并已有城堡建筑，以牛、羊、猪之肩胛骨为卜。 （2）长江中下游 有湖北京山县屈家岭之发现。其分布范围，为长江及武当山、桐柏山、大别山所环绕之江汉地区。其时期晚于仰韶、而早于龙山。其中如淅川遗址、据测定距今可达四千至五千年。此一地区之文化，已普种水稻、狩猎、纺织均相当发达，有丰富多彩的绘画艺术。 （3）其它 如黄河上游、川、滇西南地区，东南沿海，塞北草原及东北地区、西北高原，青藏高原各处，皆有新石器时代遗址之发现，在此不备及。 由于此等发现，遂使国人之观念，渐渐脱离了三皇五帝之旧传说，转移到有物可稽之研寻，此不可不谓是近六十年来吾国人古史知识上的一大进步。 国人此六十年来之发掘考古工作，因于材料陆继发现，遂使因之而起之的推论亦陆继改变。如仰韶、在龙山两期文化，以前认为其各自独立发展，今已遭一致之否定。至西方学者早有中国民族与中华文化西来之臆测。民国十年发现仰韶彩陶上绘几何花纹，西方学者仍认为其与中亚、南欧一带有关系，但今亦无人置信。据最近考古学家一般之意见，综合旧石器、新石器时代遗址之发现，大体认为中国文化最早开始，应在山、陕一带之黄土高原。东至太行山脉，南至秦岭山脉，东南到河南西北山地，西北至河套地区。自此逐步向东南发展。及至新石器时代，当转以渭水盆地及黄河大平原为中心，由仰韶彩陶文化向东发展，形成龙山文化。向西传播，乃至黄河上游以抵西北高原。在此六十年之发现中尚不见西北地区有旧石器时代之遗址，则中华文化西来之说，可以不攻自破。 （三）殷墟之发现 远在清末，已有人在河南安阳发掘殷代所用龟甲占卜文字，而发现其地为古代之殷墟，此一遗址之年代，已远在有文字记载之历史以后。在此遗址所得器物，已远后于石器时代，而代表了很进步的青铜时代。其间有一部分遗物，可证其直接因袭于龙山文化而来者，如卜骨、如黑陶皆是。在殷墟之后冈，上层有白陶，今称之为“小屯文化”。中层黑陶，即代表“龙山文化”。下层彩陶，乃代表“仰韶文化”。是其地乃不断有陶文化。 目前关于考古发掘之成绩，大略可言者止此。 传说神话之审订，近人为之尤力。【如顾颉刚等所编集之古史辨。】 然中国民族为一历史的民族，中国古史早已经古人不断努力，有一番卓越谨严而合理的编订。 最著者莫如孔子之作《春秋》，与司马迁之为《史记》。子不语怪力乱神，《春秋》“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恒、晋文”，已为一部极谨严的编年史，历史观念至是已绝对超出“神话”之范围而独立。 司马迁为《史记》，谓：“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自负以《史记》继《春秋》之后。五帝首黄帝，三皇传说早未列入。至《史记》所载五帝帝系，后人亦多驳辨。【如三国时期秦宓、北宋时欧阳修等。】故三皇五帝之旧传说，在中国历来史学界，本未严格信守。 今求创建的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亦应稍加修正。 从一方面看，古史若经后人层累地造成；惟据另一方面看，则古史实经后人层累的遗失而淘汰。层累之造成之伪古史固应破坏，层累遗失的真古史，尤应探索。此其一。 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起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即后代史亦强半由传说追记，未必皆出历史事变时人当身之记载。】此其二。 且神话有起于传说之后者，【如先有关羽之传说，而渐变成神话。】不能因神话而抹杀传说。【如因看三国演义而怀疑及于陈寿三国志。】此其三。 假造亦与传说不同，如后起史书整段的记载与描写，或可出于假造，【以成于一手也。如尚书之尧典、禹贡等。】其散见各书之零文短语，则多系往古传说，非出后世一人或一派所伪造。【其以流传普遍。如舜与禹其人等。】此其四。 欲排斥某项传说，应提出与此传说相反之确据。否则此传说即不能断其必伪或必无有。亦有骤视若两传说确切相反，不能并立，【如谓某人某日在北平，而另一说则谓见其某日在南京。】而经一番新的编排与新的解释，而得其新鲜之意义与地位者。【如知某人乃以是日乘飞机自北平往南京也。】此其五。 而中国古代历史传说，极富理性，切近事实，与并世其它民族追述古史之充满神话气味者大不相同。如有巢氏代表巢居时期，燧人氏代表熟食时期，庖羲氏代表畜牧时期，神农氏代表耕稼时期。此等名号，本非古所本有，乃属后人想象称述，乃与人类文化演进阶程，先后符合。此见我中华民族之先民，早于人文演进，有其清明之观点与合理的想法。 大体上研究古史，应有其相应之限度，凡及年历、人物、制度、学术等等，过细推求，往往难得真相。 一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不够按年逐月推求。后世如刘歆三统历以下迄皇甫谧帝王世记、邵雍皇极世经等书，无论其推算不可信，即谓推算无误，亦往往历数十百年无一事可考，岂不于研治古史仍属徒劳。 二则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人物个性活动之事业尚少，若事从人物言行上研求古史，则仍是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套旧观念，不免多带有神话与教训之意味，亦不得古史之真相。 三则古代文化之演进尚浅，并不如后代有种种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等之并起，若从此方面研寻古史，则不脱汉代学家“三代质文相禅”种种假想之范围，所谓儒者托古改制，亦不能得古史之真相。 然古史并非不可讲，从散见各古书的传说中去找寻，仍可得一个古代中国民族活动情形之大概。此种活动情形，主要的是文化状态与地理区域。 凡古书传说中某王某国起某地、都某城，与某国某君战于某地，某氏族来自某方等，实为研寻古史地理之较有线索者；然亦有须经审细考订处。如史记言黄帝：“东至海，西至空桐，南至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人遂疑其行踪之超逴，近于神话。 不知崆峒本在河南境，【庄子所言襄城、具茨，大騩、广成，地望皆近。】熊湘【即熊耳山。】与崆峒同在一省。釜山者，覆釜山，一名荆山，【见唐书地理志。】与华潼为近，所谓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是也。 黄帝又与神农“战于阪泉之野”，阪泉在山西解县盐池上源，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及浊泽，一名涿泽，即涿鹿矣。然则黄帝故事，最先传说只在河南、山西两省，黄河西部一隈之圈子里，与舜、禹故事相关不远。 司马迁自以秦汉大一统以后之目光视之，遂若黄帝足迹遍天下耳。此就黄帝传说在地理方面加以一新解释，而其神话之成分遂减少，较可信之意义遂增添。将来若能与各地域发掘之古器物相互间得一联络，从此推寻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动之大概，实为探索古史一较有把握之方向。 二、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 现在讲比较可靠的古史，姑从虞、夏起。【尚书始于尧、舜，论语亦仅道古亦仅及尧、舜，史记乃上溯黄帝。此从孔子与六经，实不失为谨严之态度。】 唐、虞时代的情形，决不能如尚书、尧典所记之美盛。 尧典虞廷九宫，【上有百揆，即宰相。】禹为司空，【主治水而司内政。】弃后稷，【司农政。】契司徒，【司教化。】皋陶为士，【主司法与军事。】垂共工，【司工务。】益掌虞，【司山泽。】伯夷为秩宗，【司郊庙祭祀。】夔典乐，【司诗歌音乐助祭。】龙纳言，【司出纳诏命，如周之内史、汉之尚书。】较之秦、汉九卿，意义深长远矣。此正见为儒者之托古改制。否则唐、虞时中国政制已如此完美，何以二千年后至秦、汉之际，转倒退乃尔。 大抵尧、舜、禹之禅让，只是古代一种君位推选制，经后人之传述而理想化。 唐、虞当为今山西南部之两部落。 陶唐氏殆为今山西南部【尧都平阳。】一精于烧窑的氏族，【“陶”、“唐”、“尧”皆指烧窑事业言。】有虞氏则为一山泽渔猎的氏族，【“虞人”掌山泽猎事。】而与陶唐氏居地略相近。【舜都蒲阪，相近有虞乡县。】 而夏人则起于今河南省中部，正是所谓中原华夏之地。 鲧与禹则又别为一族，其居地殆起于河南嵩山山脉中。曰“有崇伯鲧”崇即嵩也。山海经“南望禅渚，禹父之所化”，禅渚在河南陆浑。禹都阳城，【世本。】阳城在嵩山下。【又有言禹都阳翟者。阳城河南登封；阳翟，今禹县，出入数百里间。游牧之民习于移徒，古人都邑，同时有两三处不足异。】华夏连称者，嵩山山脉亦得华名。 国语“前华后河，左洛右济”，华在洛东，即今嵩山。又史记魏有华阳，司马彪曰：“华阳，亭名，在密县。”周礼职方豫州“其山镇华”。皆其证。 即舜之故事，亦先起于与夏氏族相近之地。世本“舜居妫汭”，在汉中西城县。舜二女为湘神，湘即襄水，乃今汉水也。四岳、三涂齐称，亦皆在嵩山山脉。夏氏族自此北向移动，河南、陕西、山西三省相交环黄河西部之一隈，【谓“西部”者，对此下称“东部”者而言。】有几许天然之渡口，殆为古代虞、夏氏族活动之区。史记虞夏皆颛顼后，明其血统相近。【少康奔虞，虞思妻之以二姚。虞、夏或如姬、姜。】 当时尚未有国家之组织，各部落间互推一酋长为诸部落之共主。【即尚书所谓“岳牧咸荐”也。】 此如乌恒、鲜卑、契丹、蒙古，其君主皆由推选渐变而为世袭，唐、虞时代之禅让，正可用此看法。 禹之后有启，盖至是而始进于君位世袭之时代，则已俨然有国家之规模矣。【此犹契丹之有耶律阿保机。蒙古自成吉思汗后，大汗之位，虽非成吉思汗之子孙莫属，然而忽必烈仍由合辞推戴，至仁宗始自建储。】 启以后因君位世袭之制既定，遂有夏朝之建立。 三、夏代帝王及年历 史记夏本纪纪载夏帝王名及系次，而无年数。【大戴礼记少闲篇：“禹，崩十七世，有末孙桀。”国语辕语：“孔甲乱夏，四世而陨。”皆与史记合。】 大体夏代年历在四百、五百年之间。 夏代帝王系表： 史记仅谓：自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此见司马氏成书之谨严。若非有据，此十七君、十四世之名字系次，何从凭空撰出？凭空撰出又何意义耶？】 刘歆三统历【见汉书律历志引。】则谓夏四百三十二年。竹书纪年【史记集解引。】谓夏四百七十二年，今按：史记商本纪所载商代帝王已有殷墟所得甲文为证，知其不虚。商本纪诸帝王可信，夏本纪诸帝王即不必不可信。【自汤以前商代先王先公，正与自禹以下年世相当。史记所载商先王公已有甲文为证，史记载夏事，自可不必证而信。】以三十年一世计许之，则十四世、十七君，四百七十余年，亦略近似。孟子云：“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于岁”是也。 四、虞夏大事 虞、夏大事最要者，厥为舜、禹与苗之斗争。 舜、禹征三苗，屡见尚书、【尧典、皋陶谟、禹贡、吕刑皆言之。】战国策、【秦策一见，魏策二见。】墨子、【二见。】荀子、【二见。】韩非子、贾子新书、准南子、【三见。】盐铁论、说苑诸书，必为古代一大事。 旧说三苗为九黎蚩尤氏之后。【尚书吕刑及楚语。】又谓三苗、九黎皆颛顼之后。【山海经大荒北经。】若然，则三苗与虞夏同族相争矣。史记谓：昌意取蜀山氏女而生颛顼。蜀山殆即涿鹿之山，涿鹿又即蚩尤故国，然则虞、夏与三苗这争，正犹黄帝与蚩尤之争，皆近在今河南西境北及山西两省黄河中游之两岸也。 魏策吴起之言曰：“昔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后世误渭在湖湘之间。惟洞庭、彭蠡地位即左右互易，又古衡山不指湖南，且不当在三苗北。古河域亦有名彭蠡者。【见吕氏春秋爱类、淮南人间训。】江北汉水流域亦有名洞庭者。【楚辞所泳洞庭是也。】春秋河东有茅戎，又有陆浑蛮氏，亦称戎蛮子。杜注云：“在河南新城县。”苗与茅、蛮同声。古三苗疆域大率以此为度。正与虞、夏壤地杂处。舜、禹驱逼苗民，渐迁而西，所渭“窜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也。若三苗在湖湘间，不应驱至今甘肃境。旧说又谓：三苗，姜姓之别。尚书吕刑言及苗民制刑，吕国河南南阳，正古代四岳姜姓居地，本古昔苗土，故引以为诫耳。【范氏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其国近南岳。”汉人多指南阳衡山为南岳也。】 又有禹、启与有扈之战事。 启伐有扈，见尚书甘誓、吕览先己诸篇。郑玄以为在魏。大战于甘，即左氏王子带邑也。【见僖二十四年。】地在今洛阳东南。尚书甘誓，墨子引作禹誓，庄子人间世亦云：“禹攻有扈。”吕氏召类云：“禹攻曹魏、屈鷔、有扈以行其教。”是禹时势力东侵已及于扈。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鄠县古有扈国。特以同音说之，恐不如郑玄以为在东者为信。【高诱注：“有扈乃夏启庶兄，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则与墨子、庄子均不合，恐出后人臆说。】是舜、禹、启以来，虞、夏氏族驱逐苗民以固西陲，又攻有扈以扩东土也。 大抵夏人先起今河南嵩山山脉中，在伊、洛上游，其势力逐次沿伊、洛向东北下游而移殖。一方自河南省西部北渡黄河而达今山西省之南部，东及太行山南端尽头之迤西。 故其地皆称大夏。史记言：“禹凿龙门，通大夏。”又云：“齐桓公伐大夏。”左传祝佗曰：“唐叔封于夏墟。”昔人又谓禹都安邑，皆指山西南部中条山经南沿河一带而言之。 又一方面则沿河南岸东下，渐次达于今山东、河北境，遂与东方黄河下游诸民族势力相接触。 此可以后羿、寒浞与少康中兴之事说之。【此事见左传襄公四年、哀公元年。】后羿本国在锄，【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故锄城在滑州卫城县东十里。”即今滑县东十五里之锄城。】入为夏朝之卿士而迁有穷。【史记正义引晋地记：“河南有穷谷，本有穷氏所迁。”左传定公七年：“单武公、刘桓公败尹氏于穷谷”，文选洛神赋注引华延洛阳记：“城南五十里有通谷”，即其地，后人因“穷”名不美而易之。】因太康之畋于洛表，【水内为汭，外为表，洛表，洛之南。】拒太康而入居斟寻。【史记夏本纪正义引臣瓒汉书音义：“斟寻在河南。”竹出纪年：“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左传（昭二十三年）：“郊、寻溃”，杜注：“巩县西南有在名鄩中。”张仪列传正义引括地志：“巩县西南五十八里故鄩城。”】代夏为王，又为其臣寒浞所灭。寒国名，本在东方。【杜预云：“北海平寿县东有寒亭。”今山东潍县东北五十里。】浞即代羿，又灭夏之斟灌。【“斟灌”殆即“武观”，夏后相（太康子）为羿所逼，出依斟灌，见吴世家集解，及左哀元年疏引贾逹说。灌临河津，故亦曰“灌津”。为斟姓之墟，故曰“斟观”。在今山东曹县西故观城。即春秋卫地。其时夏都盖自斟寻东北退至斟灌。】使其二子浇处过，豷处弋。【“斟灌”或作“斟戈”，则戈即灌也。则“过”或即是：“鄩”。盖寒浞灭此二邑而分使二子处之。】而夏后相之子少康出奔有虞，【在河南。左传杜注：“梁国有虞县。”】夏臣伯靡自有鬲氏【水经注：“大河渎西流经西平原鬲县故城西。”地理志曰：“鬲津，故有穷氏后羿国。”】杀寒浞。而少康自纶【汉书续志：“梁国虞有纶城，少康邑。”在今归德。】复国。【少康灭浇于过，至其子杼。又灭豷于戈。寒氏遂亡。】此一事见夏代国家规模已颇扩大。有共主、属邑、分国、敌国等关系，不得仅以游牧民族看待。 而其间自太康失国迄于少康复国，绵延数十年，战争蔓延及于大河南北两岸，诚古代一大事也。【此事史记夏本纪失载，而旁见于吴世家。又楚辞离骚、天问亦言之。】又有夏人与东夷之交涉。【见后汉书东夷传引竹书纪年。】夏之放武观，【见竹书纪年及逸周书。】灭寒浞，逐东夷，皆见其势力之逐步东伸。 商民族亦在东方，初以服属于夏人势力之下，继则起而革命，遂代夏为当时之王朝而称商代。【古史已难详论，然夏、商两代就文化大体言之，似是一系相承，并无甚大显著之不同，则夏、商殆我汉民族之两支，而非两民族也。惟严格言，中华民族之抟成，当在春秋乃至先秦。若言夏国、商国则此时政治组织尚未臻十分凝定。若言夏氏族、商氏族，或夏部族、商部族，则似含义又过狭小。姑以民族称之，经指当时之两种结集，如云“夏人”、“殷人”，可勿以严正的异民族视之。（下言周民族亦然。）】 若以虞夏时代为中国上古史之第一期，【以其始建君位世袭之王朝。】则殷商可谓中国上古史之第二期。【以其在近代已有直接史料发见，较虞、夏之纯属传说追忆者更进一层。】 [book_title]第二章 黄河下游之新王朝【殷商时代】 夏王朝建筑在黄河上游，为高地居民所建之王朝，而商王朝则建筑在黄河之下流，为低地居民所建之王朝。 商王朝继夏王朝而起，最近有关于该时代直接史料之发见，对于中国古代史之可信价值有甚大之贡献。 关于殷商一代新发现的直接史料，其主要者为殷墟甲骨文字。其发现在清光绪戊戌、己亥间，出于河南安阳西北之小屯。地在洹水南，洹水三面环之，正合史记项羽本纪所谓：“洹水南殷墟上”也。此等甲骨，大体乃殷帝代帝王【盘庚以后。】用以命卜之辞，刻于龟甲及牛骨之上者。 一、殷代帝系及年历 史记载殷帝王有名字世次，无年数，略如夏代。 史记殷本纪：自契至汤，十四世，【国语周语：“玄五勤商，十四世而兴。”荀子成相：“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皆与史记合。】汤至纣三十一帝，【除太乙为三十帝。】十七世。【三代世表、古今人物均作十六世。】 大体论之，殷商一代年历，应在五百年左右。 刘歆三统历殷代六百二十九年，竹书纪年【史记殷本纪集解所引。】则谓汤灭夏至纣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今以三十年一世推之，商十七世，逾五百年，亦非大远情实。【左宣三年，王孙满言：“商祀六百年。”孟子谓：“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是也。】 最要者，史记所记载，乃为最近新发见之殷墟甲骨文字所证实。 首为此项工作者，为王国维氏之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见观堂集林卷九。】其最要之发见如次： 一、推证殷人出自帝喾之说。据此则史记殷本纪、世本、山海经、左传、鲁语、皇甫谥帝王世纪种种传说可以参证连贯，均因卜辞之发见而重新估定此等书籍在古代史料上之价值。【可见中国古代书籍记载，不仅如史记等见称为谨严之史书者有其可信之价值，即素目为荒诞不经之书如山海经等，其中亦有可信之史料。而近人乃转谓除直接发现之物证外，上古流传文字记载，皆不可信，岂不颠倒之甚！】又据此知五帝之系统虽出于战国后人之编造，而五帝之个别传说，则各有渊源，决非后人所捏造。如殷帝之出帝喾，即其一例。【虞、夏出颛顼，殷商出帝喾，本属东、西两系统，此后中国渐趋统一，乃谓双方皆出皇帝。古史之新系统，随时代精神之新需要而转变。今殷商出帝喾之说，既有甲骨卜辞为之证实，则夏本纪谓夏人出自颛顼，司马迁亦应有其根据，不得应吾侪未发现此等直接材料，而遂疑其不可信。】 二、发见卜辞有王亥，即史记中之振。【“振”乃“亥”字之讹。】据此则山海经、竹书纪年、吕氏春秋、楚辞、天问、世本、管子、汉书古今人表种种传说记载，尽可参证连贯。 三、又有王亥而发见王恒。【此为史记、世本、竹书纪年所不详。】以卜辞证天问，可以补古史之缺。 且所证者均在成汤之前，因此所载夏代古史，亦可同样提高其可信之地位。 史记自契至汤十四世，而夏代自禹至桀，亦十四世。桀与汤同时，则禹与亦可略同时。史记所载殷代汤以前事，即有甲骨文为之证明，则史记记载夏代桀以前事，虽此时尚无同样直接之史料为之作证，而史记之非向壁虚造，则可不证自明矣。【尚书尧典说禹与契同在虞廷，史记五帝本纪说夏、商同出黄帝，此等说法可出后人伪造。然史记记载夏、殷历世帝王名字、世次，干燥无味，未必亦出后人之伪造。史记可以有漏说，有讹误（例如前举），而大体则可信。此即前节所辨，“传说”有来历，与凭空假造不同也。】 至成汤以下之世系大略，史记与卜辞亦可相证。 继王氏研治殷墟甲文以证论古史者有郭沬若氏。郭氏疑王氏之考证不可信，其说有三：【见郭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一谓自盘庚迁殷至纣，殷本纪凡八世十二君，而竹书纪年言有七百七十三年，推算不合。 二谓卜辞中有多数人名疑如帝王，如祖丙、祖戊、小丁、小癸等，均为殷本纪所无。 三谓盘庚以下世系年数既可疑，以前更不敢遽信。此三点中最要在第一点。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云：“汤灭夏至受四百九十六年。”又惟一条又云：“盘庚至纣七百七十二年。”此两条自相矛盾，知其中必有误字。【朱右曾竹书纪年存真，径自改盘庚至受为“二百七十二年”，并无根据，而殊近情理。】郭氏据此一条【有误字的。】而推翻王氏之论证，实嫌证据不充分。第二点则根据第一点而来，王氏于此已有解说。谓殷人王位兄终弟及，故诸兄弟虽早世未践君位，而祭亦与君同祀，其推想殊近情理。第三点又根据第一、第二点而来，而前两项既有解答，第三疑自难成立，据此史记记载殷代帝王世系实大致可信，即无从推翻夏代的，谓是全不可信也。【除非有相反的证据发见。】 二、殷人居地之推测 殷人居地，大率似在东方。自汤以前，大体皆在今河南省大河南岸商丘【所谓“宋”。】之附近。 帝喾居地毫【史记五帝本纪集引皇览：“帝喾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南毫野中。”】与汤居之毫，【汉书地理志臣瓒注：“山阳郡薄县，汤所都。”】均即宋地。契居蕃，【见世本。】即汉书地理志之鲁国蕃县。史记殷本纪谓“契封于商”，则宋国商邱。【邱，虚也。商邱，即商墟也。】相土居商丘，颛顼之虚，又谓帝丘，即春秋之卫。左传【定公四年。】祝佗曰：“取于相土东都，以会王之东搜”是也。旧说汤以前八迁，大率皆东方地。【史记六国表谓“汤起毫，在西方”，后颇有主之者。纬书（商颂正义引雒予命，又艺文类聚引尚书中候。）有“天乙（即汤）在毫，东观于洛”之说。然纬书后起不可信。郑玄云：“契封商，在太华之阳。”即战之商于地，今陕西商县。）然古本竹书纪年谓：“秦封卫鞅于邬，改名曰商。”（水经浊漳水引。）则陕西商地，其名后起。孟子：“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东方宋地亦有莘。然则谓殷起于西方，惟史记一说，孤证难立。】 至河亶甲居相，祖乙迁耿，乃至大河之北岸。 亶甲城在安阳县西北五里洹水南岸，【帝王世纪。又吕览音初篇：“殷整甲徒宅西河。”此西河在卫地，整甲即亶甲也。】自是殷人始北迁。耿【史记殷本纪作“刑”，即左宣六年及魏策之“刑丘”杜注：“河内平皋县。”】亦在河北，今河南省温县东二十里。【史言纣“广沙丘苑台”，沙丘、刑丘，是自河亶甲、祖乙、盘庚至纣，其实皆在数百里间之地也。】 至盘庚徒殷，【即汉书项羽传所谓“洹河南殷墟”，今甲骨出土地也。此据竹书纪年。史记则谓，盘庚重迁河南，居毫，至武乙始迁殷。】至纣更不迁都。 自汤至盘庚，十世十八帝。自盘庚至帝辛，七世十二帝，此一期大率当过二百年。故至商纣时，商邑日大，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此据竹书纪年。】聚众百万，左饮淇水喝，右饮洹水不流，【此据战国策。】其盛况可想。 古代黄河自河南东部即折而北向，经今之漳河流域而至今河北之沧州境入海。商民族则正居河南、山东、河北三省相交黄河下游一隈之四周，恰与夏民族之居于河南、陕西、山西三省相交黄河上游一隈之四圈者东西遥遥相对。【春秋伯阳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见夏商根据地之东西相对峙。】大抵下游低地，气候土壤均较佳，生活文化较优，而居民较文弱，亦易陷于奢侈淫佚。上流高地，气候土壤较恶，生活文化较低，而居民较强武，胜于军事与政治方面之团结。夏人势力逐次东移，渐渐往下，征服下游居民，而渐渐习染其骄侈淫佚之习气，【如太康之游畋忘归，以及夏桀之荒淫皆是。】于是下游民族，乘机颠覆此统治者而别自建立新的王朝。【如后羿、寒浞与商汤皆是。夏、商既同为汉民族之两支，则夏、商以前中国民族最先居地应何在，此亦难详论。】殷人自商汤灭夏，渐渐形成规模较更象样之国家，至周人则又起于西方，仍循夏人形势，东侵征服殷人，而渐次移殖于大河下流一带之平原。如此则黄河上下游相互绾结而造成中国古代更完备、更象样之王国，是为周代。 汉人传说“夏尚忠，商尚鬼，周尚文”，此论三代文化特点，虽属想象之说，然以古人言古史，毕竟有几分依据。大抵尚忠、尚文，全是就政治、社会实际事务方面言之，所谓“忠信为质而文之以礼乐”，周人之“文”，只就夏人之“忠”加上一些礼乐文饰，为历史文化演进应有之步骤。其实西方两民族皆是一种尚力行的民族，其风格精神颇相近似。商人尚“鬼”，则近于宗教玄想，与夏、周两族之崇重实际者迥异。故虞书言禹为司空治水，弃后稷司稼穑，而契为司徒主教化。 禹、稷皆象征一种刻苦笃实力行的人物，而商人之祖先独务于教育者，仍见其为东方平原一个文化优美耽于理想的民族之事业也。厥后至春秋、战国时，宋人犹每有不顾事实骋于理想者。惟孔子以宋人而祖世居鲁，一面抱有伟大高远之理想，而一面又深爱周文化之陶冶，极慕周公以来之政制，切于实际，可见于行事，遂成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大成之圣人焉。【又按：中国古代文化孕育于北温带黄河两岸之大平原，以农业为主要之生活，因此其文化特别具有“着实”与“团结”与“和平”之三要素，不如印度之耽于玄想，亦不如波斯、希腊、罗马之趋于“流动”与“战争”与“分裂”。吾人若一游西安、洛阳、安阳、商丘以及济南、曲阜诸平野，溯大河，历广土，茫茫乎，苍苍乎，徘徊俯仰之间，必能想象我民族先民伟大创基之精神于依稀仿佛中也。】 三、殷人文化之推测 根据殷墟甲骨文字，知商代耕稼、种植、牧畜、建造、关于人类生事各方面之文化程度，已颇象样。 关于耕稼方面甲文中有田、畴、禾、穑、黍、粟、来、麦等字，又有酒、鬯等字，祭鬯至百卣，见其时酿酒之盛。种树方面，有圃、果、树、桑、栗、丝、帛等字，知其时已有养蚕业。牧畜方面，有马、牛、羊、犬、豕、豚、鶏、彘等，家畜、家禽之名称极伙，知其时畜业亦甚盛。建造方面，有宫、室、宅、家、舟、车等字，知其时家屋建筑与交通工具已相当进展。卜辞中行猎次数特多，此因卜、猎本属相关，同为属于祭祀下之一种典礼。 古代贵族以行猎为典礼，亦即以为娱乐此直到春秋乃至西汉仍然。不能据此谓其时“正从渔猎进展为农耕”。 卜文小不及黍米，甲骨至坚，契刀必极锋利，即其时炼金术必已经相当之演进，不能说商代“正从石器进至金器”。【至其时尚有用石器者，则自属事实。盐铁论载汉武帝以后有“木耕手耨”之事，岂可据此以推论汉中叶之社会文化？】 至谓商代方在一“母系中心的氏族社会”，【此据商代帝王“兄终弟及”之制度推论。然此最多可谓此种制度渊源与此种社会，不能便谓仍是此种社会也，且商代三十一帝十七世，直接传子者亦十二、三，几占半数。春秋时吴通上国，其王位继承亦仍是兄终弟及，岂得谓其亦为母系中心时代？又如以卜辞有“诸父”、“诸母”之称，而认其为群婚制，则此种称呼至春秋犹然，岂可谓春秋亦群婚时代乎？】 又谓其乃一“原始共产制的氏族社会”云云，更属无据臆测。【此皆郭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语。只就商代所表现于政治规模之进步论之，即知此种说法之无稽也。】 根据商代传世钟鼎之多与精，更可见其时文化程度之高。 据殷文存一书所收殷器铭文在七百种以上，惟一因有周器滥入，二因有器、盖不分，恐无此数。要之已甚为可观。 若以殷代文化与周初相较。则见其有一派相承之迹。 周代铜器款识，与殷墟文字同出一原，一也。殷墟有骨笄，骨梳，知商人已有束发之俗，二也。甲骨文及铜器中画人坐形，则席地乃殷、周同俗，三也。尊、罍、觚、爵、鼎、鬲诸器，殷、周皆同其形制，四也。兵器戈、矛、弓、矢、刀等，甲文与铜器无殊。殷墟所得弓、矛亦与周器大同，五也。周代字，甲文作等，同有编简之制，六也。殷、周同用贝为货币，“贝”字常见于甲文及铜器中，七也。 盖古代此黄河东、西两隈之交通，早已殷繁，故于商人中亦时见舜、禹故事之流传。夏、殷两代文化已见交融，更何论于起之殷、周。 四、殷周关系 周人灭殷前，两国在政治上早已发生关系，并非为不相闻问之两民族。【谓殷周之先本无关系者，乃崔述丰镐考信录说。】 据传说，周王季曾命为殷牧师，【后汉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其后文丁杀季历。【吕览首时，晋书束皙传、刘知几史通疑古、杂说两篇。】西伯与九侯、【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国焉。”诗：“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九”、“鬼”同声。礼记明堂位作“鬼侯”。鬼方正在西方也。】鄂侯【史记晋世家集解引世本：“叔虞居鄂。”即大夏。左隐六年：“翼嘉父逆晋侯随，纳诸鄂。”此在晋南。三公皆在殷西。】又为纣三公，而西伯见囚于羑里。【左传襄二十一年、赵策、韩非子、尚书大传、史记、褚先生补史记龟策列传等书。】则殷周关系已夙有之。或武乙之暴雷震死于河、渭之间，殆如周昭王之南征而不复也。【据此殷之忌周已甚，而周之蓄志翦商亦已久矣。文王死未葬，武王奉文王木主以伐纣，盖以乘纣之不备。及周从之得志，并其先世事皆讳之，若伐纣尽出吊民伐罪之公，并无一毫私存于其间。此犹满清初以告天七大恨兴师叛明，及入关后亦讳不复道也。】 而且殷、周之关系，已显如后代中央共主与四方侯国之关系。 此证之周人自述。诗大雅：“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此见王季时与殷畿诸侯通婚姻也。尚书召诰【召公语。】称“大国殷”，多士【周公语。】称“天邑商”，大诰【成王语。】称“小邦周”，顾命【康王语。】称“大邦殷”。此皆周人已灭商之后之文告。可见以前殷、周国际上地位名分确有尊卑，决非敌体之国，为并世所共认，故周人亦不能自讳也。 更据周人所称述，知当时之殷、周，乃略如以前之夏、商，夏、商、周三代之观念，起源甚早。 召诰云：“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相古先民有夏，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今时既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为兹二国命。” 在夏时已有所谓中央共主与四方侯国之国际关系，【此种政治上名分成立与维持，为考论中国古代史文化演进一极端重要之问题，不可忽视。】及至殷未周初，此等共主与侯国之政治演进至少已有七、八百年以上之历史。而且殷在安阳，周在丰镐，相去千里外，【若以安阳为中心，安阳至丰、镐之距离为半径，画一圆周，约略可以想象殷王室政治势力圈之大概。今殷墟发掘所得海滨居民之器物甚多，知殷人与东方海岸之关系，必甚密切。商亡有箕子避至朝鲜之传说，或殷王室势力本至及于朝鲜半岛也。】政治上能有此名分上之维系与分别，只据此点，即可推想当时一般文化之程度。【实则此层与上论史记列载夏、殷帝王名字世次一节，只是一事之两面。自禹、启以来，中国古史上已有中央共主传世相承千年之久，虽王朝有夏、商之别，政治演进，则仍是一脉相沿。治古史者每忽略此点，好将中国文化压低，好将中国古代猛进，不知其所从来之感。】 [book_title]第三章 封建帝国之创兴【西周兴亡】 周人起於西方。 此所谓西方，亦比较而言。文王处岐，即在毕程岐周，当咸阳之东北数裏而遥。则所谓太王去邠，逾梁山邑於岐山则安之下者，即文王之岐。后世又谓岐丰之地。【所谓周平王赐秦襄公以岐西之地者，此岐自决不在凤翔。】窃疑邠在山西邠城，逾梁山乃西避，非东迁。周人祖先之活动区域，亦在大河西部一隈之四圈，稍后乃误以凤翔岐山说之。 较之夏、商似为后起。 史记言周文王以前世系，不如殷商之详。惟周语太子晋谓：【自后稷始基，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卫彪傒谓：【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兴。】皆与史记合。今自文王上推十五世，仅与商汤略同时，则史记谓周先后稷子不窋适当夏后氏政衰者近是，谓后稷在陶唐、虞、夏之际则非矣。似周乃文化后起之族，而强上推其先世至虞代以与夏、商并比耳。【又据史记周本纪所引太誓及逸周书世俘解诸篇观之，知其时殷王室已极奢靡淫佚，而周人则似文化初启，尚不达边鄙犷野刚果之风。】 武王灭殷，把黄河东、西两部更紧密的绾合起来，造成中国古史上更灿烂、更伟大的王朝，是为西周。 一、西周帝系及年历 西周史有诗、书可征，史料较殷更备。然史记尚不详其年历，其帝王世次如左图。 西周十一世十二君，其年历大约不出三百年。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自共和元年起,迄幽王末共七十一年，以上周年无考。然鲁世家载鲁诸君年自伯禽以下迄共和前一年，共一百五十七年，惟缺伯禽一代。若以刘歆三统历伯禽四十六年补之，共二百七十四年。自周开国至伯禽封鲁尚有十许年，故知西周不出三百年也。 二、周初之封建 西周三百年历史，最重要者为封建政体之创兴。 周人封建，亦由当时形势之实际需要逐步逼桚而成，同时亦是周民族对於政治组织富於一种伟大气魄之表见。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谓：【殷人兄终弟及，周人父子相传，封建制从父子相传制来。】引说颇嫌看史事太松驰，不见力量，只把天下依著家庭的私关系随宜分割，无当于周初建国之严重局势。只是一种隔绝史实之空想而已。且殷人自庚丁后已五世传子，【殷本纪、三代世表、古今人表皆同。】未知何故。【亦可是五世单丁无兄弟，然亦可不传弟而传子。史文缺佚，已难详论。惟史记殷本纪谓：帝乙长子日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母为正后，得嗣。则其君位传袭之法，已开问人先声矣。】至周初君位，颇有立贤之迹象，或以便於争强而然。如太王舍太伯、虞仲而立王季，为第一次立贤。文王长子伯邑考，次子发，【即武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为第二次立贤。【伯邑考果系先卒与否不可知。周人乃一种极长於实际政治上争强之民族，大有舍长立贤之可能。】 武王灭纣以后，并不能将殷人势力彻底铲除，因此仍封纣子禄父【即武庚】于殷，【孟子谓：“殷自武丁以来，贤圣之君六、七作、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可见殷代政治势力之韧固。盘庚至纣二百年，王朝系统相承，其政治成绩必有可观也。】周时则设立三监，【管叔、霍叔、蔡叔。】以监督武庚之近傍。 武王行二，次管叔鲜，【行三。】次周公旦，【行四。】次蔡叔度，【行五。】又次霍叔处，【行八。】次康叔封。【行九。】武王封管、蔡而周公不预，以诸弟中周公最贤，武王引之助治国政，统筹大局，故不出封在外也。【史记鲁世家：“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 其他如鲁、燕、齐诸国，始封皆在成周之南。 今河南有鲁山县。诗閟宫：“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许、郑密迩，亦在河南。“燕”字本作“郾”，今河南有郾县，与召陵密迩，当是召公初封之地。齐为周之外戚，国语：“齐、许、申、吕由大姜”，许、申、吕三国皆在今河南境，则齐之初封，亦应与三国近。或本即是吕，故太公称吕望，丁公称吕伋，【顾命。】后乃分封於齐。 此乃西周第一期之封建。 大概周人势力，逐步东侵，分为两线，由丰向东南经营汉水上流，渐及淮域，此文王已开其基。【故日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捣虚批亢。未能直犯殷帮，乃先南下。】由丰、镐向东北，经管河、洛，及于殷商，则为武王之新猷。周初封建，即为此两线展扩之初步成绩也。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封禅书。又礼记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武王崩于文王崩后五年，岂文王十龄生武王耶？此决不可信。大抵武王年寿并不甚高。】此乃周初一个最严重的局面。不得已乃有周公之摄政。 若传子，则成王尚幼，不足支此危局。若传弟，先应及管叔，周公知管叔亦不足膺此重任。若传贤，自属周公，【周书度邑：“武王谓周公日：‘乃今我兄弟相及。’”则武王固有意传周公。】然周公居中主政，嫌於自取，不得已乃奉孺子王而摄政。【书大诰：“王若日”，郑玄云：“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为王。”】 管叔不了解周公之苦心，武庚乘机煽惑，三监转联殷同畔。【此见当时王位继承法尚未明定，管叔本非决不可立，疑周公奉成王而摄政，乃以排管叔而终谋自取之也】 当时东方整个旧殷王朝的势力，一时俱起。 计有三监、殷、奄、【即以后之鲁。】熊盈族、【凡十七国。】淮夷、【在淮北。】徐戎。【在鲁东薛。】 周公亲自东征，杀管叔。定乱，乃重定封国。 一、鲁——周公子伯禽伐淮夷、徐戎，遂封於鲁。【今山东之曲阜，得殷民六族。伯禽既能专师主讨伐，知成王亦不甚幼弱。周公虑其不能应付当时危局，故乃毅然摄政。管叔亦因此疑周公而遂叛。】 二、齐——封太公子丁公于齐。自有鲁、齐之新封，周人势力始越殷而东达海滨。 三、卫——封康叔于卫，得殷民七族。自此殷朝自盘庚以来历八世十二君垂三百年之河北根据地，始拱手而让之周人之治下。 四、宋——封微子启于宋。周人尚不能完全宰制殷遗，乃封其王族之贤者於自汤以来之故土，仍表示周人之无意于灭殷族也。 五、晋——封唐叔于夏墟，此为通周人自大河南岸直通墟【即新卫。】之要道。 六、蔡——封蔡仲于蔡，此为周人经营南国之极东点。自此北绕而与鲁、齐相呼应，以及於卫、晋，而宋人自在大包围中。 七、东都——周公又管洛邑为东都。置殷顽民焉。【殷遗民大部瓜分，即鲁、卫、宋、洛邑是也。】天子常自临驻，以镇摄东方，而与新封诸邦相联络。 此可谓周人的第二次封建。鲁、齐诸国皆伸展东移，【其时燕亦移于河北，大约在齐、卫之间。】镐京与鲁曲阜，譬如一椭圆之两极端，洛邑与宋则是其两中心。周人从东北、东南张其两长臂，抑殷宋於肘掖间，这是西周的一个立国形势，而封建大业即於此完成。【夏、殷之际，虽已有共主、诸侯之名分，然尚不能有如此强有力的建国形势，故曰封建制度起于周代，实乃中国古史上一重要之进展也。史记三代世表谓：“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亦因殷以前所谓诸侯，大体仅为部族，不能如周室封建各国之文化规模耳。】 左僖二十四年载富辰之言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今河南郑县。】蔡、【今河南上蔡。后迁新蔡。又迁州来，今安徽寿县。】、郕、【山东汶上县。】霍、【山西霍县。】鲁、【山东曲阜。】卫、【河南淇县。后迁楚邱，今河南滑县。又迁帝丘，今河南濮阳。】毛、【河南宜阳。】聃、【湖北荆门。】、郜、【山东城武。】、雍、【河南修武】曹、【山东定陶。】滕、【山东滕县。】、毕、【陜西咸阳。】原、【河南济源】。酆、【陜西鄠县】、郇，【山西临晋。】文之昭也。邘、【河南怀庆。】晋、【山西翼城。后迁曲沃，今山西闻喜，又徒绛，今曲沃。】应、【河南宝丰。】韩、【陜西韩城。】武之穆也。凡、【河南辉县。】、将、【河南固始。】邢、【河南邢台。后迁夷仪，今山东聊城。】茅、【山东金乡。】胙、【河南汲县。】祭，【河南郑县。】周公之胤也。” 又左昭二十八年载成鱄之言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一人。”荀子儒效则曰：“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昭二十六年谓：“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又昭九年亦云：“武王、成、康之建母弟。”】此周初封建发展之大势，其详则不可得而说矣。 周公摄政七年，而始归政於成王，【非成王至是始长，乃大局至是始定也。】於是周人传子之制亦因而确定。【王氏谓因先有传子之制而始封建，未窥周人政治上之伟大能力所在也。】 三、西周势力之继续东展 西周的封建，乃是一种侵略性的武装移民与军事占领，与后世统一政府只以封建制为一种政区与政权之分割者绝然不同。因此在封建制度的后面，需要一种不断的武力贯彻。【此种形势，正如近代国家海外殖民，亦需有不断的一种力量贯彻连击其间也。若此种力量一旦消失，则全体瓦解矣。】周人立国，是一个坐西朝东的形势。【任何一个国家，必有其立国之形势。此种形势须由国力来支撑。不断用力支撑此种形势，而求其强韧与扩大，即所谓“立国精神”与“立国理想”。相当於此种形势之各项措施，即所谓“立国规模”。一个国家知有此形势与规模而继续不懈，此为国家之“自觉”。待此国家理想消失，精神懈靡，陷於不自觉之睡眠状态，则规模渐坏，形势日非，而国遂不国。】其国力的移动，大势可分两道。 第一道由陜西出潼关，向河、洛，达东都，经营黄河下流。此武王伐殷、周公东征之一线。 第二道由陜西出武关，向江、汉，经营南阳、南郡一带，以及淮域。此文王化行南国之一线。 昭王南征不复，是周人势力东展在第二线上之挫折。 穆王西征，是周人势力东展在第一线上之扩大。 穆王西征之传说，据穆天子传所载，系自洛邑渡漳水，绝太行，【研山，即井研。】循滹沱，北征犬戎，依然为第一线之继续伸展。其循而西行，恐不出陜西西北部，至远及於甘肃。【秦、汉以后，中国一统，立国形势大变，以前之向外发展，至是变成只在腹里活动，与当时人之想像不合，故说古史者无意间都将地理方向倒了。一说到穆王西征，则想像其直去西域新疆。虽与古史真相不合，亦见当时人自有其很深的国家理想与国家精神。】 宣王中兴，其力征经营者，依然是此两路。 诗江汉，召穆公平淮夷也。诗常武，尹吉甫征徐戎也。此乃宣王之南征，循上述第二线。诗出车，南仲城朔方，伐玁狁、西戎。诗六月，尹吉甫伐玁狁至太原。【朔方、太原，大体均在今山西省南部黄河北岸。“方”，疑即“舜陟方乃死”之方山，近安邑。太原者，春秋昭元年：“晋荀吴败狄於太原。”公羊云：“此大卤也。”谷梁云：“中国曰太原，夷狄曰大卤。”正指今解县盐池，则方与太原近在一地。】诗采芑，方叔征蛮荆也。【此诗之蛮荆，疑即指玁狁，非后世楚地荆州之蛮。虢季子白盘记伐玁狁事，亦云“用政蛮方”，禹贡“荆、岐既旅”，又曰“导汧及岐，至於荆山，逾於河”，此荆山在陜西不在湖北。方叔征蛮荆，亦当在陜西、山西，不在湖北也。】此乃宣王之北征，循上述第一线。 周人势力不断向此两路线展扩，而周人之封建事业亦遂不断推进。 诗江汉，召虎彻疆土，锡山土田；诗崧高，封申伯邑於谢；诗烝民，封仲山甫於东方。据此诸诗，见西周封建工作，至宣王时，尚不断在进展中。盖封建即是周人之一种建国工作，不断向东方各重要地点武装移民，武装垦殖。而周代的国家亦不断的扩大与充实。【相应於周人此种军事政治之推进者，则尚有其“宗法制度”。必三者并观，乃可以明了当时之所谓“封建”。】 四、幽王见杀与平王东迁 西周三百年来之力征经营，其面向常对东南，不对西北，【因其时周人之敌，多在东南，不在西北也。】幽王遭犬戎之难，见杀於骊山下，似犬戎居地亦在周之东南。【或偏近西南而非西北。】 左传昭公四年：“周幽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此等戎狄正近在河南省西南太室山一带，证一。 犬戎由申侯召来，申在南阳宛县，【汉书地理志。】今河南南阳【城北二十里。】有申城故址。宣王时申迁於谢，在今南阳稍南。大率其国在周东南千数百里，如犬戎在周西北，相距辽远，申侯何缘越周附戎，戎亦何缘越周合申，形势不同，证二。 据郑语，当时申、西戎、缯相结。左传【哀公四年。】：“楚人致方城之外於缯关。”则缯近方城，与申接壤，证三。 幽王与申、缯、西戎之联军遇於骊山，【故骊戎国。证戎不在周之外而在内。此内外本是后人见解也。】其地在周镐京与申、缯之间。证四。【郑语，史伯之告郑恒公日：“四方之国，非五母弟甥舅，则夷狄。”亦华戎杂处，幽王前已然之证。】 幽王既死，周室遂分裂。 竹书纪年：【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疏引。】“申侯、鲁侯、许文公立平王於申，虢公翰立平王子余臣於携。周二王并立。二十年，携王为晋文侯所杀。”此事史记失载。新唐书大衍暦义谓“丰、岐、骊、携，皆鹑首之分，雍州之地”，是携乃岐、丰相近之地名。虢公立携王，实为主持正义。许与申为同姓，故助平王。又今本纪年，同立平王者尚有郑。郑桓公为周司徒，见周将乱，早谋东迁。郑武公娶申侯女，为夫人，曰武姜，【即郑庄公之母。】故郑、申亦同谋。【郑桓公死於骊山之难，而武公遂与申同护平王东迁也。】 鲁乃周室东方封建最亲、最主要之国家，故申、许、郑三国乃假托其名义。【观於平王东迁后，鲁国采取不理态度，知以前决不主张立平王也。】晋文侯凯觎黄河西岸之土地，乃起兵杀携王，自为兼并。平王德其杀雠，而无力索还故土，立於申乃暂局，於是东迁洛邑。【史记不知其间曲析，谓平王避犬戎东迁。犬戎助平王杀父，乃友非敌，不必避也。又按：史公言幽王宠褒姒，褒似不好笑，幽王举烽，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为之数举烽。乃犬戎至，举烽，诸侯救不至，遂杀幽王。此委巷小人之谈。诸侯兵不能见烽同至，至而闻无寇，亦必休兵信宿而去，此有何可笑？举烽传警，乃汉人备匈奴事耳。骊山之役，由幽王举兵讨申，更不需举烽。史公对此番事变，大段不甚了了也。】郑武公则藉此并虢自大，故日：“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左传隐公六年。】秦人亦乘侵占岐西地，与晋连壤通好。此乃西周东迁时西方一部分诸侯情势之大概。 及平王东迁，以弑父嫌疑，不为正义所归队，而周室为天下共主之威信亦扫地以尽，此下遂成春秋之霸局。 平王宣臼乃申侯甥，申侯为其甥争王位。故联犬戎杀幽王，凡拥护平王诸国，如许、申、郑、晋、秦、犬戎等，皆别有野心，形成一非正义之集团，为东方诸侯所不齿。因此周室东迁后，政令亦骤然解体。 [book_title]第四章 霸政时期【春秋始末】 西周未叶，中国已有明确可据的编年历史记载。 史记三代世表：“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月日，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今按：春秋托始鲁隐公元年，实周平王四十九年，而史记三代世表则始于西周共和元年，相距百十有九年。史公既极称孔子传疑之慎，则史公记年自必有所本。故知中国古史纪年，至迟造始于西周末叶，必已明确可依据也。【惟不得据此谓西周共和以前必无明确年岁。如史记鲁世家载伯禽以下诸君年数是也。岂有鲁室已有诸君年岁之记载，而周天子王家顾无之？盖因史文散佚，史公未之见。史公既师孔子之慎，故遂不之论耳。】 孔子作春秋，则为中国第一部完整的编年史，后世即名此时期为“春秋时期”。 一、春秋年历及分期 春秋时期可以说是东周史之第一段落。此段落约占三百年。 春秋自鲁隐公元年迄鲁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左传记载史事较春秋为明备，又下续至哀公二十七年终，凡二百五十五年。若自周平王东迁一并计入，共三百零三年。 此三百年的历史，可以称为“霸政时期”的历史，仍可本此分三段落： 一、霸前时期——迄鲁庄公八年，【翌年齐桓公立。】凡八十五年。 二、霸政时期——自鲁庄公九年【齐桓公元年。】起，迄鲁襄公十五年，【晋悼公卒。】凡一百二十七年。 三、霸政衰微时期【即大夫执政期。】——凡九十一年。 附春秋时期周室帝系表： 二、霸前时期之形势 周室东迁，引起的第一个现象，是共主衰微，王命不行。 平王崩，鲁不奔丧。桓公二十余年，五聘鲁。【鲁为东方姬姓诸侯之宗国，平王之立，鲁盖不之拥戴，王室命令因此不行于东诸侯。故桓王继位，乃竭意联欢于鲁也。】郑庄公射桓王中肩。【平王之东，与晋、郑诸国相狼狈，惟至平王晚年，似有转亲虢国之意。（殆恶郑之专。）故左传谓：“王贰于虢，郑伯（庄公）怨王，王曰：‘无之。’周、郑交质。”及平王卒，周人终用虢公，与陈、蔡、虢、卫伐郑，为郑所败。盖王室既东，亦渐有意转变其往日之地位与关系，而卒于不能自拔也。虢于惠王二十二年为晋所灭，申则于庄王时为楚所灭，自是王室益不振。】 王命不行下引起的第一个现象，则为列国内乱。 鲁为周室所封东方最亲、最有地位之诸侯，【史记谓：“成王命鲁得郊祭文王，有天子礼乐，以褒周公之德。”礼记明堂位则谓：“成王以周公有动劳于天下，是以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其说信否不可知，要之鲁在东诸侯中，实居首领之地位，则可断言也。】惟周室之东，鲁即表示不拥戴之态度。【此以平王得政之来历言之，亦不可为非，惟鲁、卫诸邦亦并不能封王室有所尽力匡正。】而不久鲁亦内乱，桓公以弑兄【隐公。】自立，【郑首先承认。】于是列国篡乱相乘。宋华督弑殇公，【桓二年。】晋曲沃伯杀哀侯，【三年。】陈公子佗杀太子免自立，【五年。】曲沃伯又弑小子侯，【七年。】郑祭仲逐昭公立厉公，【十一年】复逐厉公纳昭公，【十五年。】卫逐惠公，【十六年。】郑高渠弥弑昭公，【十七年。】齐襄公杀鲁桓公，【十八年。】前后十九年之内，祸变迭起有如此。 王命不行下引起的第二个现象，则为诸侯兼并。 见于春秋国数凡五十余。【见公羊疏。】若并见左传者计之，有百七十国。其中百三十九国知其所居，三十一国亡其处。【此据晋书地理志。】然举其大者，不过十余。【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为鲁、卫、齐、晋、楚、宋、郑、秦、陈、蔡、曹、燕、吴。（索隐：“篇言十二，实叙十三。”）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所载，楚并国四十二、晋十八、齐十、鲁九、宋六、其它不具举。】 又自列国内乱、诸侯兼并下引起一现象，则为戎狄横行。 当时中国本为一种华、夷杂处之局。 旧说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各远居四裔，而诸夏在中原；此观念殊不可恃。当时盖为一种华、夷杂处的局面。【如左文九年秋：“楚自东夷伐陈”，似东夷在陈、楚间。魏策：“楚破南阳九夷”。则九夷在南阳。陆浑蛮在伊、洛上源，故晋荀吴欲灭陆浑，先有事于三涂。哀四年夏，楚谋北方，袭梁，围蛮氏。隐二年春，“公会戎于潜”；（今山东曹县境）秋，“公及戎盟于唐。”（今山东鱼台县）僖二十四年，王子带以狄人伐王，上举诸例皆可见。】 而此局面自始即然，亦并非自周王室东迁，四裔异族乃始交侵而入中国。【此观上篇论周人封建真相便知。】 蛮、夷、戎、狄亦非四种绝不同的民族，故蛮夷可兼称。【楚武王自谓“我蛮夷也”。】戎狄、【管仲云：“戎狄豺狼。”魏绛云：“戎狄荐居。”】夷狄、【燕策有“北夷”。】蛮戎，【春秋有“戎蛮子”。】皆可兼称。 诸夏与戎狄亦多种姓相同，如晋献公娶大戎狐姬，【生重耳晋文公。】又娶骊戎女骊姬，则戎有姬姓。【时人谓“同姓相婚，其生不蕃”，遂以晋文公为异征。又齐灵公有戎姬。】又有子姓。姜戎自称四岳之后。【左传襄公十四年。】国语富辰曰：“庐有荆妫”，【韦昭曰：“庐，妫姓国。荆妫，庐女，为荆夫人。” 】春秋称庐戎，【楚灭之，为庐邑。汉置中庐县，属南郡。】是戎亦有妫姓。左传子鱼曰：“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皥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则此诸族，当时亦目为夷，不与诸夏伍。 华、夷通婚，尤为习见。【周襄王娶狄后。齐桓三夫人，曰王姬、徐赢、蔡姬。徐则当时目为夷者。晋献公娶戎女。已见前。晋文公娶叔隗。以季隗嫁赵衰，生子盾，隗系北戎姓也。潞子婴儿之夫人，乃晋景公姊。吕相谓：“白狄，我之婚姻。”越襄子姊为代（北狄）王夫人。狐犯为晋文公外舅，其子狐毛、狐偃、偃子射姑、即贾季，晋乱仍奔狄。】 因此华、戎联盟之事亦屡见。【肴之役，晋有姜戎。鄢陵之战，楚有东夷。齐、卫、鲁、鲜虞联师伐晋，尤著者，则如申、缯、西戎联师杀幽王。】 所谓诸夏与戎狄，其实只是文化生活上的一种界线，乃耕稼城郭诸邦与游牧部落之不同。 当时华、戎分异，自生活上言，则如姜戎氏云：【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是也。【左襄十四年。】自言语上言，则如姜戎氏又称“言语不达”，史记由余“其先晋人，亡入戎，能晋言”是也。自礼服上言，则如平王东迁，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是也。自战事上言，则如郑人与北戎战，曰：“彼徒我车”，是也。凡此诸别，言语一项似不重要。 齐、楚南北方言即不同。至生活、礼服诸端，其重要关键，实在耕稼与游牧之别。故曰：“狄之广莫，于晋为都。”【左庄二十八年。】又曰：“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左襄四年。国语谓“与之货而易其土”。】 惟其为耕稼的社会，故有城郭、官室、宗庙、社稷、衣冠、礼乐、车马、货贿，此则为诸夏。惟其为游牧的社会，故无上述城郭、官室诸文物、而饮食、衣服种种与诸夏异，而成其为蛮夷戎狄。 耕稼与游牧，只是一种经济上、文化上之区别，故曰：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如春秋僖二十七年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杞乃禹后也。】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如楚自称“蛮夷”，其后与于中原诸侯之会盟，盖不复有以蛮夷视楚者。】 西周封建，本为一种耕稼民族之武装拓殖。【此已祥前篇。又乐记谓：“武王既克殷，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封殷之后于宋。”盖耕稼城郭之国，本已先周而有。周人不能尽灭之，以与周之诸侯并存；在而此诸邦亦力不敌周人，认为共主，以天子礼奉事之。】 除却错落散处的几十个【乃至百数十个。】城郭耕稼区域以外，同时还存有不少游牧部族纵横出没，只不侵犯到城郭诸邦的封疆以内，双方可以相安无事。现在则乘城郭诸侯之内外多事而来肆其侵扰。 举其著者，如隐九年，北戎侵郑。【郑伯曰：“彼徒我车。”是戎皆步卒。如旧说，北戎在无终，（今河北玉田西）不能远侵及郑；败后亦将不获仍返故居。】桓六年，北戎伐齐。庄十八年，公追戎于济西。【此戎东侵齐、鲁、南侵郑，居地盖略可推。】三十年，山戎病燕。【此当为南燕，与宋、卫地相近，即在今黄河北岸。旧说谓在蓟、（今河北北平）易、（今河北雄县）亦非。】 三十一年，齐伐山戎。【公羊传：“齐侯来献戎捷，旗获而过我。”正义：“凡言‘过’，谓道所经过。”齐伐山戎过鲁，则此山戎不在齐北。】三十二年，狄伐邢。【闵元年，齐救邢。】闵二年，狄入卫。【僖元年，邢迁夷仪，齐师、宋师、曹师城邢。二年，诸侯城楚邱，封卫。】其时狄势正盛，又灭温、伐齐、伐鲁、伐郑、伐晋，并蹂躏王室。自今山西迄河北、河南、山东诸省，皆其所出没。盖闵、僖之世狄最盛。 当时诸夏所最感威胁者，南方有抱帝国主义兼并政策之楚国。 楚之先亦颛顼后，【史记楚世家。】始起在汉水流域丹、淅二水入汉处，曰丹阳。【依宋翔凤过庭录所考。】至楚武王始大，【武王立在周平王三十一年。】自谓：“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于是自号武王。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地方千里，最为当时强国。 北方有抱掠夺主义的山中之北戎。 此种戎狄，大部在黄河北岸太行山脉中，故曰山戎。其战斗皆徒步。又称北戎者，据当时中原诸夏之称呼。后人以见有“北”称，遂谓必远在北塞之外，此皆以后代眼光读古史之误也。 故云：“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语见公羊传。】 在此形势下，产生齐桓、晋文之霸业。 三、齐桓晋文之霸业 霸者标义，大别有四。 一、尊王——谷梁传葵丘之盟，“壹明天子之禁”。当时霸者号令，即替代已衰之王权也。周王使宰孔赐齐侯胙，命“无下拜”，齐侯卒为下拜。【僖九年。】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礼飨之，仲辞，受下卿礼而还。”【僖十二年。】此皆当时齐桓、管仲竭力尊王之表示。 二、攘夷; 三、禁抑篡弑——凡某国遇篡弑，同盟诸国互不承认，并出兵平乱，另立新君。葵丘盟辞：“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皆为此发。 四、裁制兼并——凡在同盟，互不侵犯，有争端，请于盟主，公断。某国遇外寇，同盟诸国出兵相救。葵兵盟辞：“毋壅泉，毋遏籴”，皆为此发。 正为针对上列时代病之特效药。 自周室东迁，西周封建一统之重心顿失，诸侯如网解纽，内【篡弑。】外【兼并掠夺。】多事，亟亟不可终日。自有霸政，而封建残喘再得苟延。霸政可以说是变相的封建中心。其事创始于齐，【其霸业之大者，为伐山戎、救燕、存邢卫、伐楚、盟于召陵，定襄王之位。】赞助于宋，而完成于晋。【其霸业之大者，为纳襄王、杀王子带、（召狄攻周者。）救宋、败楚城濮、召周天子盟于践土。】 齐桓会诸侯十五次，宋每次必预。其次为鲁、郑、陈三国，各得十次。又次为卫，得九次。又次为曹、许，各得七次。其间尤以齐、鲁、卫、曹、郑、宋六国，可谓诸夏之基本结合。此为诸夏结合之第一期，大率在东部与中部，乃黄河下流东部一带及黄河中游南岸之结合也。 晋自曲沃篡位，专务侵吞，【其实平王之东，晋已开始为兼并之野心企图。曲沃篡位，正从晋人向外作非义之兼并所此起。】齐桓会盟，晋人不预。然晋国内部争篡迭起，晋公子重耳逃亡在外，遍历齐、宋、曹、卫、郑诸国，南至楚，西至秦，而返国得位。其在外及见齐桓、宋襄，既熟知天下大势，返国后乃一变晋国以前之态度，【晋灭同姓国极多，然皆在献公前。】参加诸夏集团，而为齐、宋霸政之代兴。自是霸业常在晋。【由襄、（御秦、侵郑，又败狄。）】灵、成、景、（为楚败于邲。）厉，（胜楚鄢陵。）而至悼，抗楚和戎，复霸。平公立，与楚平，弭兵。】此为诸夏结合之第二期，东部、中部之外，又加入中北部，即黄河中游之北岸也。 齐在临淄，【太公封营丘，六世徙薄姑，七世徙临淄，地望皆近，即今山东临淄县也。】东负海，鱼盐蚕桑，已树富强之基。惟西南适值鲁、卫诸邦，为姬姓主要国家，文化既较高，与齐关系亦密，齐于道义及势力两方，皆无法并吞。【齐孝公伐鲁，鲁使展喜稿师，曰：“鲁人何恃？”曰：“恃先生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恃此不恐。”齐竟回师。柯之盟，曹沫劫恒公反鲁侵地，桓公亦卒听管仲谏许之。周天子以南阳赐晋，阳樊不服，围之，或呼曰：“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耶？”乃出其民。此可见当时诸夏间之关系。惟楚曰：“我蛮夷也”，坦白主兼并，到底因此失诸夏同情，不能心服，而楚之势力亦终难北进。】 齐桓既于国内篡弑纷乱中得国，故转而创建霸业。宋为周室之宾，先朝胜国，其势最孤，又处四战之地，入春秋以来，内乱外患更迭相乘，无时或息，赞助齐桓，独出诚意。齐桓亦属其太子孝公焉。惟宋国四围，无可发展，其势本弱，故谋霸不成，为楚所败。 晋人自称：“居深山之中，戎狄之与邻”，灭国既多，国力已强。然重耳出奔，狄人势力已弥漫于晋之四周。【晋文公初居蒲，又从狄君田渭滨，是“奔狄”在晋西。在狄十二年，去狄，行过卫，是“去狄”在晋东。晋国不啻在狄之怀抱。】 其所至如齐桓、宋襄，优礼有加者，皆有志搏结诸夏以成霸业者也。如卫、曹、郑诸国，凡不礼于重耳者，皆目光短浅，惟力是从者也。楚既野心勃勃，秦亦刻意东伸。韩原之败，秦始征晋河东。【左传。】楚之围宋，曹、卫、郑诸国皆已折而入于楚矣。晋非图霸，亦几不能自全。【图霸则可挟诸夏之力以抑楚、秦，而吞狄自广也。】 惟齐桓仅能阻止狄势不侵入大河之南岸。【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髪左衽矣！”其时苟非诸夏之大团结，则狄患不可设想。管仲告桓公：“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实为当时一最重要之观念，可以使历史命运为之转变，故孔子称管仲之仁。】 北岸自邢、卫沦陷，诸夏势力竟难复兴，而晋、狄斗争，遂为当时一要事。 僖二十七年，晋人作三行以御狄。【此在胜城濮后，以狄皆步卒，便于山险，故晋亦编练步军也。】三十三年，狄伐晋，晋侯【惠公。】获白狄子。【此在文公死之翌年，晋虽幸胜，而元帅先轸死之。】宣十一年，却成子求成于众狄，众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晋。【据此狄人虽各分部落，而亦戴共主，别成系统，故得兴诸夏抗衡。此下狄势遂衰。】十一、六年，晋景公灭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成三年，伐廧咎如。自是上党为晋有。襄四年，晋悼公和诸戎。【魏绛谓：“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可见其时狄尚是游牧，而其势犹强，故绛曰：“戎狄事晋，四邻震动。”】是后有肥、鲜虞、鼓、中山，皆为晋所逐灭。【昭十二年晋伐鲜虞，人昔阳。灭肥。又十五年，伐鲜虞，围鼓。二十二年，灭鼓。杜注：“乐平沾县东有昔阳城。昔阳，鼓都。”“钜鹿下曲阳县西有肥累城，今正定东。”】此诸狄包赤狄之北，【旧说谓是白狄，因前赤狄已灭，而推测言之。惟狄是否只分赤、白、殊无据。】在太行山东麓平地，且亦俨然趋于城郭耕稼化矣。晋既廓土于群狄，其势力日渐东伸，遂与齐接壤，而以前邢、卫故土沦没于戎者，至是乃重归诸夏之统治。 大体西自河、渭之间，东达太行山两麓，黄河北岸，皆为顽强之群狄所出没，其势力又时时越大河而南。诸夏得齐桓、晋文之霸政而稍稍抑其凶焰，实为春秋时华、戎交斗一极剧烈之战阵。 晋人所以能胜此廓清群狄之重任者，一则因久为诸夏盟主，【自文公至平公，凡八世。】多得贡赋，国力充盈。 参加联盟诸国，在内可保持政府之安宁，乱臣贼子有所顾忌，不敢轻行篡弑。在外可保国际之平衡，相互间不得轻启衅端，有事付之仲裁，以和平为职志。是为联盟国应得之权利。其义务则如国际间之服役，一国有寇患，各国在霸主领导下会师戍守，或助城筑，及共同作战。每逢盟主出师，例得向同盟国乞师。平时则需对盟主纳相当之贡币。 诸侯官受方物，【诸侯官司各于齐受其方所当贡天子之物，齐桓责楚：“尔贡包茅不入”，即责其贡周天子以方物也。】始见于僖七年齐桓宁母之盟。“黄人不归楚贡，楚伐之。”【僖十一年。】其后诸夏亦以贡币输盟主。晋文、襄之伯，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昭三年郑子太叔语。】其后朝、聘弥数，故乃“岁一聘，间岁一朝，再朝一会，再会一盟。”【昭十三晋叔向语。】朝、聘既数，而币亦日重。 晋范宣子为政，于产寓书告以币重。【襄八年。】平丘之会，子产争贡赋多寡，自日中至于昏。【昭十三年。】鲁之于晋，“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府无虚月。”【襄二十九年女叔侯语。】子产谓：“用币必百辆，百辆必千人。”【昭十年。】此其大概也。 一则晋自献公以来，即不畜群公子。【献公听士荐说，尽诛群公子。在惠王八年。】故晋大夫多用异姓，得因材器使，较之鲁、卫、齐、宋诸邦多用宗臣者为优。 晋文公以下，诸卿位次屡有更易，故其臣各务于以事功显。惟自厉公见弑以后，大夫渐强，【史记赵世家。】平公后益甚。韩、赵、魏、范、中行、知氏称“六卿”，皆非公室也。 一面北方的狄患逐次解除，一面南方的楚人亦逐渐觉悟，【亦可说是逐渐同化。】改变其以前极端的武力兼并主义，【即“我蛮夷也”的主义。】而渐次要求加入诸夏之集团。 楚庄王灭陈县之，以申叔时谏，乃复陈。既克郑，亦退而与之平。既败晋于邲，其围宋，宋人告以【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之实况，亦退师与盟而反。其时楚人意态已与前不同。 宋向戌提倡弭兵，晋、楚交权，城郭诸邦的和平联盟益形扩大。 此可谓诸夏结合之第三期，于东、中、北三部以外，又加入中南部，即南方之中部，江、汉流域之楚国也。自有此弭兵之会，【在襄二十七年。】而诸夏得一相当时期之和平。宋自襄十二年【楚公子贞侵宋。】至定十五年，【郑罕达伐宋。】凡六十五年。鲁自襄二十五年【齐崔杼伐北鄙。】至定七年，【齐国夏伐西鄙。】凡四十五年。卫自襄二十三年【齐侯伐卫。】至定七年，【齐侵卫。】凡四十七年。曹自襄十七年【衡石买伐曹】至定十二年，【卫公孟彄伐曹.。】凡五十九年。郑自襄二十六年【楚子、蔡侯、卫侯伐郑。】、至定六年，【鲁定公侵郑。】凡四十三年。均不被兵。 总观当时霸政，有二大要义： 一则为诸夏耕稼民族之城市联盟，以抵抗北方游牧部落之侵略，因此得保持城市文化，使不致沦亡于游牧之蛮族。 二则诸夏和平结合以抵抗南方楚国【西方秦国。】帝国主义者之武力兼并，因此得保持封建文化，使不致即进为郡县的国家。 其大势为文化先进诸国逐次结合，而为文化后进诸国逐次征服。【如晋代齐，楚代晋，吴、越代楚，最后统一于秦。】 同时文化后进诸国，虽逐次征服先进诸国，而亦逐次为先进诸国所同化。【此为第二种冲突之消解。】 其文化落伍诸部族，则逐次消灭，或逐次驱斥。【此为第一种冲突之消解。】 在此进展中，诸夏结合之团体亦遂逐次扩大，为中国逐次形成中央大一统郡县国家之酝酿，而上古史亦逐次宣告结束。【第一、第二、第三期结合已于前言之，第四期则加入吴、越。吴、越本东南方小蛮夷，武力既胜，转慕文事，亦争为诸夏盟主，于东、中、南、北诸部外又加入东南部，即长江下流是也。自战国秦孝公后，秦人又渐次加入诸夏团体，为第五期；又加入西中部，即河、渭流域是也。】 四、霸政衰微后之大夫执政 霸政衰微，变而为大夫执政。大夫执政，一方面可说为封建制度继续推演所产出，一方面亦可说是封建制度却因此崩倒。 封建初期的国家，其先只限于一个城圈。 此即所谓“国”。国有三训：周礼：“惟王建国”，“以佐王治邦国”，“大曰邦，小曰国”，是也。 齐语：“参其国而伍其鄙”，国指郊以内，鄙指郊以外，是也。又周礼小司徒：“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质人：“国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城中曰国，是也。此三义可会为一义，即一国只限于一城是也。【鲁颂闷官：“锡之山川，上田附庸。”左定四年，卫祝佗谓：“分之土田陪敦。”召伯虎敦：“余考止公，仆塘土田。”附庸、陪敦、仆墉，乃一事。然则西周初封，惟周、召大国始许有附墉，即一国可以不止一城圈】 因此当时的中国，【其实大体只限于今豫、鲁、晋、燕、陕、鄂、皖、吴诸省，而犹非其全部。】可以有近二百国。【春秋大事表并古国计，凡二百有九。】 其时列国人口极少，【闵公二年：“卫为狄灭、遗民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诸侯为立戴公以庐于曹。”僖十八年：“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秦取之。”梁君以扩城而无民以实之，梁民以讹言而递溃，梁竟以亡，则梁之户口可知。】旷地极多，【封疆郊关之外皆成弃地，此即戎，狄所由出没，华，夷所由杂处也。左襄四年，魏绛称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