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国士无双 [book_author]蒋廷黻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传记,完结 [book_length]168992 [book_dec]《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是蒋廷黻退休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自传的中文译本。 追随蒋廷黻的回忆，读者可领略湖南城乡清末到民国的人文变迁；感受作为非官派留学生在美半工半读的艰难，如体力劳作换取食宿的艰辛，上门推销图书却一无所获，在餐馆打工收到女友母亲小费的窘迫，等等；还能清晰看到蒋廷黻在哥伦比亚大学所接触到的学者及其观点，如何影响到蒋廷黻一生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理念。 跟随蒋廷黻的国内外游历，读者还可以遍观30年代的苏联、英、法、纳粹德国等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状态，也可以了解民国时期独具魅力的北平、贫困却伟大的西安，以及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风貌，乃至战前东北的经济繁荣和内部矛盾等。 随着蒋廷黻的工作，读者可以了解南开和清华历史系的创建和完善，以及中华民国军政府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公务系统的繁琐和僵化。 人物方面，除有知遇之恩的蒋介石及诸多国民党高层官员外，书中还提到一起创办《独立评论》的友人胡适、丁文江等，其他如张伯苓，罗家伦、鲁迅、张学良、杨树达等，着墨不多，却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侧影。 [book_img]Z_5946.jpg [book_title]译者序 蒋廷黻先生早岁留美，归国后从事中国近代史之研究与教学，与胡适之、傅斯年、丁文江等创办《独立评论》，介绍西洋新思想、新观念，评论中国时政与积弊，为早期提倡中国现代化的功臣之一。其后从政，出任外交官及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等职，是民国以来学者从政中最有成就的一位，誉为“国士无双”实不为过。 一九六五年春，他从“驻美大使”任内退休，原计划重回学术生涯。首先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口述其一生治学从政经过，以便编印回忆录；然后拟回国定居南港，从事其中国近代史之撰写。惟在哥大口述回忆录仅完成三分之二时，即患癌症逝世。其已完成之回忆录，共分十七章，计自家世、童年、求学、留美、随劳工团赴法、哥大读书、南开及清华大学任教、《独立评论》种种、赴莫斯科考察、从政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任驻苏大使及抗战期间重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等章，娓娓道来，亲切可读，无一不与中国近代史有关。惟最感遗憾者，即蒋氏战后出任救济总署署长、在联合国十五年之奋战以及晚年“驻美大使”任内之成就，则付阙如。所幸其好友陈之迈先生在所著《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传记文学社出版）一书中叙述颇详，如与本回忆录同读，勉可补此缺憾。本书付梓前，陈先生自“驻罗马教廷大使”退休归国，原允撰一序文，而拟对本书未完成部分略加补述，不幸在排印期间，陈先生亦突患心脏病逝世。天道如此，非人力所及！谨记此事，以表对陈先生哀悼之意。 回忆录中部分人名地名，译音未必正确，且以蒋氏亦已作古，无从查询。故凡译者认为存疑者，均于译文后加注原文，读者如有指正，当于再版时修正。 译事本难，兼以才菲，舛误难免，尚望读者先进不吝指教为幸。 译者谢钟琏谨识 公元一九七九年元月十五日 [book_title]第一章　我的先人和老家 我的先人和他们的家庭是属于古老的、传统的中国。就我儿时所知，他们——人和房子——没有受到任何现代化和外国的影响。他们生存的天地是中国式的。但他们是否能够代表整个古老的中国，我却不敢说。因为中国（古老的和现代的）毕竟是一个大国；地区辽阔，风俗各异。 我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七日，也就是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降生。我家住在湖南宝庆府邵阳以北三十里的地方，那儿是有名的鱼米之乡。 我家门前有一条小路，人称小官道。小官道可以经过邵阳到楮塘铺（Chu-Tang-Pu）；楮塘铺是个镇，镇北三里通大官道。循大官道可至湘乡和湘潭，最后可抵长沙。据我估计：从邵阳到长沙大约有一百四十里。路上都铺着青石板。小官道宽约四尺。如果有两乘轿子在路上相遇，其中一乘必须要躲在路旁，静待其他一乘过去，然后再走，以免被挤落田间或水塘。大官道宽约八尺，轿子可以并排通过。 我家东、南、西三面都是水田。北面有两个水塘，塘水用于灌溉和养鱼。四周既不是平原也不是山谷。房西是一带丘陵，最高处不到二十五尺。房后是一座小山，高约五十尺，孤立在那里，南、北两方视线受阻，看不出去。这块地方实在太小，小得简直不能称为一块平地，同时西面的丘陵又太矮，无法形成一条山谷。 房西约二百尺处是一条小河，宽约二十尺，雨后，上流的水流下来，水深可达十尺。过几天，水位下降，可以看见奇形怪状的石子。河上有一座木桥，是用六根松木架成的，下面是石头桥墩。有一次，我建议把木桥改成石桥，但是我的长辈们不赞成，他们说石桥建在大门前会破坏风水，带来恶运。 小河和木桥为我们族中兄弟们带来很多快乐。有时水浅，我们可以嬉水，并可寻找五光十彩的小石子；有时我们可以用各种方法去捕鱼。我们捕到的都是小鱼，从来没有超过四寸长的。小河南岸有古树，树中间又生着矮小的灌木。我们在树荫下游戏。小鸟在灌木中筑巢。 这座房子住了我们五代。它本是我太爷替他的两个儿子建造的。起初，房子的建造是左右耳房各一栋，中间是一栋宽敞的祖先堂。堂内设有祖先的供桌，每遇婚丧大典都在那儿举行。祖先堂是全家人的公产。我祖父和他的子女住南耳房，叔祖和他的子女住北耳房。虽然我在这栋房子里一直住到十二岁，后来我又回去过好几次，但我一直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少间。那是一栋大而不规则的房子。 我太爷和我祖父在我出生前就已过世。我祖母自己住一套房间。我父亲和他的两兄弟也各住一套房间。我们可以说，那简直是一栋大公寓，每个成婚的人都会分到一小栋。只是，每栋都不是分开的。后来，当我这一代的人口增多时，我们的先人就再增建房屋，于是，我们也能分到一套房间。 从远处看，我家房子酷似两座并列的帐篷。每座帐篷有两条雕琢精美的屋檐。这两座帐篷由一条平行的屋脊串连到一起。那条平行屋脊的下面就是祖先堂。这座房子外表很有气势。前面的墙壁下面四尺是砖，上面是土坯。房子的结构非常坚固，家人从不担心它会倒塌。砖墙上面勾着石灰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在古老的中国等于现在的水泥。不但可以防风雨的浸蚀，而且可以使外表美观。 房子的门窗都是木制的，上面没有玻璃，窗子上面糊着窗纸，不仅可以防风雨，又可以掩蔽隐私。因为是纸，所以不坚固，要时常更换。屋中的地是干土铺的，经人常年践踏，早已坚硬如石。当然，那儿是没有自来水的。房后是女厕所，男厕所设在屋角。所有的屋子都很暗。因为老一辈人都喜欢讲鬼，所以当我回忆到童年时，就越发感到那些屋子的阴森。 有些邻居的房子比我家的富丽堂皇。北面距我家两里是赵家（Chaos）。正南约两里是赵姓的另一族。东面山后也有一排房子，那是邓家（Teng Chan）。这些房子都比我家的有气势。外型美，用的砖也多。他们房前大多数都有一片砖铺的庭院。孩子们可以在院里玩，客人们也可以在那里下轿子。 我家西面是一片茅草屋，有的只有一间屋子。紧邻我们的房子，在水塘的那一边，住着我太爷的另一支后人。他们的房子比我们的大，但不如我们的好，至少在外表上不如我们。在那栋房子里，住着我祖父的堂兄弟——我的六叔祖、七叔祖和八叔祖。 我十岁时，祖父这一支的人口就已经超过了二十人。大伯父夫妇生三子三女，二伯父夫妇生一子四女。家父在兄弟三人中最年幼，有一女三子。因此，我祖母膝下有三子，三个媳妇和十四个孙辈。 我应该再补充说明一下，我的祖父母有一个女儿，她生两男一女。住在距我家约三里处，她丈夫姓刘（Liu）。所以她的孩子我们当作“外系”，因为他们不姓蒋。不过，我祖母对那些“外系”的晚辈和我们这些“内系”的晚辈都一样宠爱。 我的叔祖和叔祖母有四男二女，住在北耳房。他们有多少孙辈，我不太清楚。 在所有长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祖母。我出生时她还不到六十岁。她活到九十岁，是一位意志坚强的女性。她对儿孙辈具有无上权威。家父和二伯做生意从城里回家时，总要给她带一些礼品。最常带的是人参，因为人参是被人们认为最有滋补的。在我们懂事以前，她把这些礼品大部分转赠给她的独生女。每遇这种情形，家父和二伯就埋怨她：“早知你老人家把人参送给姊姊，我们就不买了。”这时，祖母就会说：“你们送给我就是我的东西，我愿意送给谁就送给谁。”于是，大家也就不再讲话。这种情形发生过好几次。 家母在我六岁时就去世了。祖母立即把我哥哥、姊姊和我本人移到她的房里。她照顾我们衣食，将近两年，直到我们有了继母为止。因此，我当时认为她是最宠爱我们的。可是，事后回想起来，我又不敢肯定，因为她对所有的孙辈都是如此的。 家父和他的两个哥哥都崇奉儒家思想，换句话说就是对释、道两家不太有兴趣。可是我祖母却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前面说过，在我们祖先堂中有一张供桌，桌上供着一个神龛，但却没有供任何佛像。祖母在供桌下面秘密供了一张佛像。每逢阴历初一、十五她都到佛像前去烧香。她常要我陪她去礼拜。要我跟着她三叩首。并且对我说千万不可亵渎神明，绝对不能触弄佛像。那时，在信仰上一方面是我的父亲和伯伯，另一方面是我的祖母，使我左右为难。父亲他们虽然不积极反对信佛，但往往斥信佛为迷信。因此，我只有徘徊在信与不信之间了。据我所知，祖母并不想要他的儿子们也信佛。另一方面，家父和伯伯们在她面前也从不对佛表示不敬。他们的行径，实在是信仰自由的最佳榜样。至于崇拜祖先，祖母和她的孩子们却是看法一致的。 我应该再补充一点，祖母是个文盲，腿也有点儿毛病。中等身材，有点儿胖，她常趑趄着在房子周围散步。据我所知，她从未走到距房子三里以外的地方。只有一次是例外，一八六○年，她还年轻，为了避太平天国之乱，她曾随大人到过山中。她对那段慌乱的岁月已经记忆不清，但我还记得，她曾以不屑的口气说过“长毛匪”。 如前所述，家母于我六岁时去世。我对她印象不深。外祖父是个秀才，但是家境贫寒。就我所知，家母时常患病，但她得的是什么病我却不知道。中医经常到我家来。我记得他骑的是匹白马，常常小心翼翼地讨论我家门前那座木桥。我家炉子上经常坐着一把药壶，煮着医师所开的药。家母吐血；我想她可能是患肺病。 家父受的是旧式教育，程度等于现在的小学。他很早就辍学，随祖父到靖港去做生意。家父和二伯轮流照看生意。 我乡盛产煤、铁。祖父早年就经营铁器生意。他为什么要干这一行，我一直不清楚。我们在靖港的店铺就卖铁钉、铁犁、铁锤等。后来，我家又在距上述店铺约二十里的地方开了一座铁工厂，铸造各种铁器。船夫们从下流乘船到我家来买铁器，再把邻省江西贩来的瓷器卖给我们。家父和二伯二人轮流看店，每年轮换一次。 家父和二伯，于往返老家和店铺时，多数乘船。从我家先到三十里外的永丰，这段路要起早，或徒步或乘轿。从永丰再到湘潭，这四十里有小船可乘。因为是顺水，很少有超过两天的，沿途风景也很美。到湘潭后沩水（Wei Shui）入湘江，湘江是长江的支流。从湘潭经长沙到靖港，全长五十里，人们大多数都乘船。 家父很有经商的天才，而且是一位民间领袖。他晚年做过靖港的商会会长，在家乡常为邻居排难解纷。有好几次为人排难解纷的事，到今我还记得。他所用的方法是：把争执的双方和他们的朋友约到我家吃便饭。然后请双方说明争点所在。接着他再请双方的朋友们发表意见。最后，他把争端总结一下。于是他劝双方和解，但也有时他会站在某一方面。据我所知，争执双方大多数都会接受他的调停。不论他们双方是否高兴，但家父最后总是解决了双方的争端。如果争执双方或是其中的一方愿意的话，也可以去打官司，但这种情形就从未发生过。 家父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他认为经商是一种很好的职业，因为经商可以过正经而快乐的生活。如果他说话能算数的话，他就会要我哥哥和我到店里去当学徒，将来做个生意人。在这方面，二伯和他完全不同。 二伯的年岁较家父大，比家父受的教育也多，他想参加考试求取功名。我们蒋家没有一个有功名的人。伯父锐意于此，但是考试落第，最后才打消求学念头，改而经商。因此，他决心寄望于下一代，希望他的子侄，能够努力读书求取功名。 大伯父为人很文弱，他早年就吸鸦片烟。我常看到他一榻横陈，喷云吐雾。吸鸦片烟的用具对小孩子们颇具吸引力，鸦片烟的味道也很香。有时我也看他熬鸦片，把烟土熬成像果酱似的东西。大伯母对大伯父的烟瘾甚感不怿。因为她晓得吸鸦片是很浪费的嗜好，能够败家。 我们住的房子在稻田和水塘之间，我和堂兄弟们也就在这片空间中玩耍。玩耍时可以说没有玩具。新年时我们自己做毽子。有时我们用竹子做一根鱼竿去钓鱼。有时跟在牛群后面，听牛背上牧童们唱歌。有些牧童唱的歌至今我还记得。牧童们时常比赛唱歌。由一个牧童先开始，他唱完后，另一个牧童立刻接唱。他们比赛谁唱得多，唱得好。 周末和星期假日在古老的中国是没有的。虔诚的佛教徒是于阴历初一、十五在自己家里或到庙上祭拜，但却和平时一样也要工作。在中国，较大的节日都是关于人的节日。第一个节是新年，从正月初一直到十五。这是中国最大的节日。 正月初一，因为我们要祭天地，尽管除夕大家睡得很迟，但还是要起早。长辈们率领我们鱼贯走到小官道。我们向天祭拜，每人三叩首，同时燃放鞭炮。然后再到祖先堂去祭拜祖先。祭过祖先后，住在北耳房的人要给我叔祖和叔祖母拜年，同时我们住在南耳房的人也要给祖母拜年。接下来，我和兄弟们再给大伯父和大伯母拜年，最后再给二伯父和二伯母拜年。祖母、伯伯和伯母都要给我们年糕。第一次参加拜年的男孩子会比别人多得一个红包，表示长辈对他的喜爱。 南耳房拜完年后，我们都到北耳房去给叔祖父和叔祖母去拜年，我们这一辈的也要给叔婶们拜年。北耳房的人们，同样也到南耳房给我祖母拜年。 在中国旧社会中，辈份和年龄是决定礼仪的基本条件。我要给父执辈拜年，同时也要给祖父辈的人拜年。在平辈人中，我要给比我年岁大的人拜年。以拜年论，不分贫富，不论社会地位，不论主仆都是如此的。我们雇用的长工，如果他是家父一辈的——往往是如此的——我们也要对他们说些恭维话。如果我对年长的雇用人有疾言厉色，家父和家母一定要责备。任何不敬老的事都被认为是不良行为。这种礼俗在拜年时要严格遵守。 正月初二，我们住在大房子的人要到水塘对面的房子去给叔祖父、叔祖母、叔婶们去拜年。他们也要到我们家给祖母、叔祖父、叔祖母、叔婶们拜年。拜年时，要互送礼物，大多数都送年糕。 正月初三，我和兄弟们要给外公、外婆和表兄们去拜年。大人们要到左邻右舍朋友们家中去拜年。 过新年，有鸡、鸭、鱼、肉和年糕，我们可以大快朵颐。 初五开始舞龙和耍狮。舞龙和耍狮的队伍多半由某一族人自己组成。傍晚，舞龙的队伍带着锣鼓出发，一群人跟在后面，每人打着纸灯笼，看起来非常好看。在我五岁以前，母亲不准我跟着去看。五岁以后，她晓得已经管不住我，只好把我交给一个年长的人照顾，才准我跟去看。舞龙的队伍要到邻家，特别是同族的邻家去舞。在舞龙时有些自命不凡粗通文字的人还要来几句散文诗，说几句过年的应景吉祥话。接着是拳击和摔角表演。表演后群众安静下来，主人献茶，把年糕分给小孩子们吃。 正月初八，附近的庙宇白天要演戏，引来很多观众。开锣前，各种小贩麇集，卖吃食，卖玩具，样样都有。庙外常有耍猴子和耍白老鼠的。儿时，我对小贩和猴戏比庙内的戏要有兴趣得多。 正月十五，年过完了。人们都要重新开始工作，生活恢复正常。新年过去，人们都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五月初五，也是一个节日。这个节只有一天。每家要在门上挂艾草，表示驱邪，并且要吃粽子。临河的城镇有龙船竞赛。或以行业，或以地区组队参加。 五月节过后是中秋节，日期是八月十五。人们都认为八月十五的月亮最圆最亮，中秋节只有一个晚上，大家吃月饼。 最后的节日是九月九。九月九在中国称重阳节，人们用登高来庆祝。如果无山可登，就登上一座较高的建筑物来意思意思。重阳节是庆祝丰收，因而要打牙祭。 除了上述的节日外，春天大家还要上坟祭奠祖先。我在过节时都会感到高兴，都会有好东西吃。除了玩和吃之外我不想其他的东西，因为我除此以外也不知道其他东西。 每逢过年节，长辈们对我们的管束就放松了。父母对我们更放任。如果我犯错父亲会告诫我：“如果不是过年，我非打你不成。因为过年，今天饶了你。”平时，父母对我们管得很严。他们自己也自律甚严，以身作则，示意我们将来要好好过日子，好好做人。 [book_title]第二章　家人和邻居 我出生那年，适逢中日战争。中国战败，签订马关条约，被迫将台湾割给日本。后来我从族人那儿获悉，邵阳乡下的老百姓若干年后才知道中日之间发生了战争。这并不稀奇。因为当时邵阳没有报纸，也没有邮政电信设施。 一九○一年以前，湖南省连一个外商、传教士、使领人员都没有。我童年时从未看见或使用过外国货。连最普通的外国货洋油、洋烟、洋布等，都一概没有。惟一可能有的外国货是针。有一个小贩，不会说本地话，常常到我家来兜售东西。长辈们告诉我说那个小贩是广东人。至于他如何从沿海广东来到内地湖南，我就不清楚了。在他售卖的东西里有光亮、大小一致的针。广东当时已经开放对外贸易，因此，这些针就经广东到了湖南。当时，湖南是抵制外货最久的省份之一，因此，仍然继续它的孤立生活。但是后来，湖南也终于无法逃出和外界接触的命运。很不幸，正当湖南要面对此一巨大而复杂的变化时，本身也是问题重重。在这方面，湖南和其他各省一样：整个中国在过去一百年间都处在内忧外患之中。 我家是从邻省江西吉安迁到邵阳的，时间可能是在十七世纪的后期。似乎是陆续迁移而不是举族迁移的。我们族人有一份族谱，每十五到二十年修订一次。为了修订族谱，族人曾派代表到吉安去搜集资料。我应再补充一句，我的族人有一部分迁到老远的四川，定居在战时首都重庆附近。 当我的祖先抵邵阳时，当地一定还是一个未开发的边区，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北满差不多。对此问题我没有作过有系统的研究，但是某些事实使我相信当时的情形是如此的。 当我年幼在小官道上散步时，常见有些人穿着奇装异服。人们告诉我说那是“苗子”或土人。他们自愿与汉人隔离居住。他们固守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他们的家距我家不远，可能就在五里以外。在湖南西南部苗子的人数比邵阳还多。 长辈们最喜欢讲的传奇就是本族祖先生活的情形。据说我们的祖先很富有，有一千二百八十亩以上的土地。他的土地一天都走不完。这种传奇对我影响极深。我在美国受完大学教育曾不辞辛劳，调查此事。我家附近的许多庙宇、寺塔、桥都有石碑，碑上刻着捐款建造人的姓名，我祖先的名字往往列在最前面。距我家三里的地方，有一座精美而独立的房子，迄今可能仍然存在，那就是我祖先在十九世纪初所建筑的。那所房子已经落到外族手里，但是二伯为了尽孝又买回一半。如果说当年这里不是边区，一个人怎么会有一千多亩的田产。 十九世纪末我族才有祠堂。这说明在此以前蒋家族人稀少，无此必要。 邵阳人均以勇武自负。我和哥哥年幼时，父亲就为我们请了一位拳师，教我们防身术。很多武林故事在乡间流传，其情节酷似电影中美国西部武打片。 到我成年，边区的情况已不存在，但在某些方面，边区的遗风犹存。 乡间各族彼此不和是常有的事。在我年幼时，李刘两姓时常械斗。一个刘家的人两个李家的人因械斗丧生。我问二伯：为什么刘李两家要彼此仇杀？他说：因为他们的先人曾经有争执，所以他们要打下去。 二伯有一个佃户，对于耕种不甚勤劳。他似乎染有烟酒嗜好。二伯认为他已不能再容忍，应该通知佃户退佃。佃户竟因退佃而自杀。他是河对岸李姓的同族。立刻就有人告诉我家，说李姓族人要武力报复，把死尸抬到我们祖先堂来。一般认为这对蒋家是最大污辱。二伯动员蒋家的男丁，各操刀棍，轮番守夜，他们计划的战略是先守住木桥。正对桥头驻守一小队人。另外的人派到北方一里半路的地方把守那儿的石桥。气氛非常紧张，但双方未发生冲突。次日晨，邻居一位长者来会二伯，劝双方和解。中人说：如果蒋家肯出丧葬费，械斗可以避免。二伯接受了他的调解。 祖父去世时，留下一家店铺和十二亩左右田地。祖母分到三亩，三个儿子各分三亩。家父的三亩田，一亩与人合种，对方出劳力，我们出种籽、牛、肥料。每年收成三分之一归劳方，三分之二归地主。另外的两亩租给佃农，每年收成双方各半。我们是地主，是所谓的上中阶级。附近最大的地主有一百二十亩地。他有十子，每人可分到约十二亩。多数大地主都有十至三十亩田地。 我家的稻田每亩年产约三十担（每百斤一担）糙米。三亩可产九十担。与佃户及合耕人分成后，我家每年约可分到五十担，约值一百五十银元。 在我童年中，一九○○年是最重要的一年。有一天，大约是春季，家母替我洗好手脸，换上新衣服，因为她认为有一个重要客人要来了。我堂兄们比我懂事，知道的比我多，悄悄对我说，客人是一个媒婆，是来给我作媒的。以我那时的年龄论，这件事对我是无所谓的。但是，静静等在那儿还是很烦人的。媒婆按时抵达。她和家母互相耳语了一阵，再从上下左右端详了我一番。据媒婆说，距我家约四里有个贺（Ho）家，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年龄和我相仿。她认为我和那女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不到几个星期，经合婚后，正式交换订婚证书，我和小贺小姐订婚了。 一九○○年苦旱，门前的小河都干涸了。水塘也没有水，我们不得不把塘里的鱼捞起来。塘底在烈日照晒下，土地龟裂。田中禾苗，均已枯焦。饮水成了严重问题。 那年家父正好在家。我记得他提着水桶带一把铲子到小河去。我跟在他身后，看他到处去挖。挖了好几个小时终于给他找到一处水源。家父挖开泥土，打了一个小洞，渐渐的，有水渗进小洞。家父提了一桶水回家。四邻闻讯，都去提水。 小贩们到我家来卖一种所谓观音土的东西。那是一种灰色的泥土。据说在荒年可以充饥。它被认为是上帝的恩物。二伯也弄了一些回来，用水煮过后要我们尝。我吃了一小碗，很难下咽。幸好我们有前年的余粮，不必靠观音土维生，得度荒年。但乡下有很多人却饱受灾难。哀鸿遍野，草根树皮挖掘殆尽。 一九○○年也是拳匪在北方倡乱的一年。彼时张之洞任两湖总督，拳匪在两湖的宣传活动为张所敉平。但是，有一个姓贺（据赵士介先生提供资料：其人名贺奎声——译者谨注）的单身汉成立了一支救国敢死队，想要沿江而下，去杀洋人。敢死队到了大官道上的青树坪，距我家仅仅八里路。他们遇上了官兵，双方打起来。敢死队非死即逃。姓贺的被枭首。官兵把他的首级装在木匣子里，沿小官道从青树坪运往邵阳，正好经过我们家门前。家父供给他们茶水，请他们准许我们看看贺某的首级。官兵答应了。我还记得，我拉着家父的手走到大匣子旁边，去看那个死人。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的长辈和我都把那个姓贺的当作大英雄。正好他是我未婚妻贺小姐的一个叔辈。 贺某的事迹邻人一直讲了好多年。似乎人们都认为中国人很神圣，外国人很野蛮。两相对照也就非常清楚了。这件幼年的经历使我永远不能忘记。在以后的若干年月中，我一直想着与那件事有关的许多事情。无疑的，那是因为我同情那个姓贺的英雄和他的部下的原故。 念了许多年书，包括在美国留学，我还是不能忘却那位姓贺的英雄。一九二三年冬，我回到家乡，有一次去探望族中长辈，途中在一家小店吃茶休息，猛然看见墙壁上贴着一张缘起，上面说附近的善士们正在募款给一位新神修庙，新神姓贺，很多城镇中也贴着相同的缘起。我回家问继母那位新神是谁。她说，即使她说出来我也不会相信，所以她也不愿意告诉我。经我再三恳求，她才告诉我，那位神仙就是一九○○年率领救国敢死队去杀洋人的那位姓贺的英雄。她告诉我那位英雄就是一度做过我未婚妻的贺小姐的叔辈。她说姓贺的英灵未泯仍然活在那一带人们的心中。群医束手的病人，久婚不育的妇女，只要许愿为他修庙，无不有求必应。我于一九二三年间就知道继母很迷信，而且我也知道她是个虔诚的迷信者。我亲眼看见一种新的宗教赞礼。这完全起于人们的无知和对洋人的仇恨。 邵阳县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县份之一。二次大战时，为了抽壮丁，国民政府估计它有一百二十万县民。行政大权和责任落到县长一个人肩上。他的地位高但行政组织不够。在广袤的辖区中很少有下级机构。就以我的四邻论，我们从未看到过县府人员，甚至连一个警察都没见到过。地方事务都是由亲族组织、邻里组织来处理。 在乡间，每族都有他们自己的祠堂和族长，族长在家族中具有无上权威。大多数的祠堂都有祠堂公产，公产收入用于修缮、祭祀、救济族人，补助同族子弟，特别是聪明而贫苦的学生学费。族人间的争执大都由族长们出面排解。 我常听人说，某某因为行为不检，族长要开家祠惩罚他。有时也听人说，争执的一方要开家祠评理。这种威胁方法常被使用，但往往是空话一句，威胁对方一下而已。 我从未看过开家祠审判族人的事，但，我听族长们说族中顽劣子弟可开家祠杖罚或是出宗。 邻居之间，也有他们自己的组织，在他们中心设立一个办公处。如有事端，如匪警等，邻里组织的自卫队就穿上制服，执干戈以卫桑梓。遇有重大刑案，邻里组织可以报告县府，要求派警察来。有些刑案，于捕获犯人后，可以送到县府。县长充检察官，在邻里组织人员面前审讯犯人。犯人可以接受某些法律指导。我说“某些”，是因为我国当时没有律师，在乡间只有些粗通法律可以写状子的人，于是犯人就成了他们的好主顾。 就我记忆所及，大体上说，乡间的治安是很好的。我家只被毛贼偷过一次。乞丐倒是很伤脑筋的，尤其是办红白喜事时更甚。有一年大旱，为了谁家先从水塘汲水的问题发生争执。依照习惯和传统，凭地契决定先后次序而非根据法律。也没有书面契约。借贷、利息等也都依照习惯和传统。债权人如迫于不得已，可诉之于族长或邻里组织，请求帮助收回贷款。 我年八岁以后，继母常派我去看佃户收割稻子。根据习惯，佃户要把收割的日期通知地主。我要到田里去看佃户和工人们收割。佃户往往给我准备热茶、西瓜或葵瓜子，帮助我打发时间。如果要收割一整天，佃户就会请我到他家吃午饭，菜肴往往很好。稻子收割好了，佃户把它分作两堆，旁边再留一小部分。他要我来选其中一堆，当作地主的一份，然后求我把旁边所留的一小部分也送给他。我如果认为留的太多，也可以不给他。选完后，我家工人把我选的一堆搬回家去。我家长辈似乎从未担心过佃户会欺骗我。地主与佃户之间很能互信。 就乡村经济而论，租地、分谷和借贷是最重要的几件事。在我家乡有一位和我祖母同辈的老太婆，我称她叶（Yeh）奶奶。我听说她是家父的奶妈。她在我家给我母亲和继母做女佣人。她积了一点儿钱，放出去吃利息。她出去收债时常要我伴着她；以花生瓜子作酬劳。她向债务人收回她应得的钱。就我所知，利钱是三分。贷出的数目很小，一个人从不超过三块银元。 后来我核算一下，才知道在乡间放款吃利是最有利可图的。可虑的是放款不太安全。土地的收入不及放利息好。地主要纳税，税款约等于总收获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二。据我若干年后核算，投资土地每年纯益率约为百分之九。但人们还是愿意投资土地，因为比较安全。贼不能偷地，战争也毁不了地。每个乡下人都愿意买地。 很明显，乡间人们贫富不均。有些大地主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因之，田地一天天多起来。所幸，中国对土地有一条不成文法：地主死后，他的儿子要平分他的土地。这种不成文法即使死者有遗嘱不许分也无济于事，因为法律和传统都没有遗嘱的规定。 次于大地主的是富农。他们自己耕种自己的田，藉以糊口。再其次是半自耕农，他们有一部分田地，但不足以维生。他们要从大地主那儿租田来种。最差的是贫农，他们家无寸土，靠劳力或耕种人家的地维生。乡间也有手艺人，如石匠、木匠、裁缝等。但乡间大多数是普通工人，他们没有手艺，靠劳力赚生活。 回想起来，可以说大多数乡下人都是工作苦，生活俭朴。他们既不感到满足也不感到不满足，都过着和他们前辈相类似的生活。大地主们虽然在乡间为人所嫉，但他们的生活标准和情趣也不太令人羡慕，至少对现在这一代人说是如此。由于分家，很容易使大财主家道中落，甚至饔飧不继；但，另一方面，欲想发财却是难上加难。对乡下人说，没有太大的发财机会。 [book_title]第三章　启蒙时期 （一九○一——一九○五） 一九○一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七年，轮到二伯看家。他悄悄地计划办一所私塾。他征得叔祖的同意，把北耳房的客厅当教室。那是一间宽大的空房，长宽各约二十尺。他请了一位王先生任教。又鼓励族人、亲戚们把子弟送来上学。 有一天，二伯对家母说，家兄（按，即蒋嵝）和我明天应该去上学。要她替我们修饰一下，穿得洁净些，同时应该准备一个红包当学费。次日清晨，二伯领我和哥哥去上学。老师已经候在那儿迎接我们。他站在孔夫子供桌前，我和哥哥站在他身后。大家向孔圣人三叩首。二伯把红包递给王老师。我和哥哥坐在桌旁，打开书，展开仿纸，预备好笔墨。一切准备停当，二伯嘱咐我们要服从老师，努力向学，说完离去。从此开始了我的读书生活。 私塾中除我和哥哥外，还有其他五名学生，都是我的堂兄弟。他们上学比我稍早几天。我们行过入学礼后，他们开始背书。 这个一间房子的私塾，各方面都是传统式的。所教的课程和教授法全是传统式的，我想多少个世纪以来都没有变过。像我那样年龄的人能受到那样古老式的教育的还不太多。 开始学的是《三字经》。我把书交给老师，他念一遍，我跟着念一遍。他看我已经会念，就命我回到自己桌子，高声朗诵，直到记牢为止。因为《三字经》有韵律，句子短，每句都是三个字，所以记起来并不困难。虽然我不懂每个字的意思，更不懂每句的意思，但我发现念起来还相当有趣。每句念若干次，我认为可以丢掉书本背得出来时，再拿书到老师那里，背朝着老师和书本，背诵书中的原文。老师认为我真能背诵了，于是他再教我四句新的。为了变换花样，他又教我习字。 在旧式教育中，书法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写得一手好字是念书人的门面。字写得不好，立刻会显出书读得也不好。在习字前，我要磨墨。这件工作相当烦人。磨墨往往会弄脏桌子和仿纸。再者，我缺乏经验，不知磨到什么时候才算浓淡合度。习字用的纸上有经纬线，格成约一寸见方的格子。我有一本字帖，要照帖练习。我把字帖放在下面，仿纸盖在上面，照帖描写，老师不时到我桌旁，教我如何执笔和运笔。这种练习既有趣又刺激。我喜欢临摹得和原帖一样。 午餐过后，我再回学堂，和早晨一样，读书习字。老师听我念完第二个四句《三字经》后，再测验我头四句，看我是否忘记。因此，我对已经会背的部分还要不断地复习。 运动和游戏是没有的。因为老师一直都在教室里，所以我们也不能互相交谈。但教室里却是非常嘈杂的，里面充满《三字经》的声音。凡是从小官道上经过的人，听到孩子们的书声，就知道那里是一所私塾。 《三字经》是一本很好的书。其中包括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指出修身、睦邻、齐家的准则。总而言之，它为青年人提供了儒家思想的轮廓。 《三字经》的头四句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这四句“经”文，显然地指出习惯对人的重要性，要人们特别留意，勿染恶习。 除了教导人如何行为外，《三字经》对我国的史地也予概略的说明，并且提供一些动植物的基本常识。书中文字相当古典，但并不太生硬古板。在那段时日中，我们已可做到不用老师逐字讲解，就能明白每句的大意。我认为：背诵也有助于文句的了解。 若干年后，有一次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社会研究所听福克斯教授（Dixon Ryan Fox）演讲，讲题是哥大历史。演讲时他首先对我们说，过去曾有某教授在哥大前身的金氏学院开过一门课程，这门课程人们称之为“上下古今谈”，内容无所不包。自从那门课程开过后，终金氏学院时代，哥大就没有再开新课。到此，我才了解《三字经》也和哥大早期所开的“上下古今谈”的毛病一样，内容泛而不专。 我的姊姊和堂姊姊都没有进学堂。在当时，女孩子应否进学校读书的问题还没有人去注意。大多数人认为：女孩子不必上学。 我和哥哥入学约一个月，家母病逝。我们小孩子，虽然年幼，也要遵守古礼。我们要陪和尚念经，参加葬礼。坟边搭一个棚子，我们在那里休息睡眠，直到丧礼完毕。丧事过后，哥哥和我与祖母住在一起。又开始上学。 二伯时常到学校去察考学生们的进步情形，特别是对哥哥和我察考得更勤。我们在《三字经》和书法两方面的进步都超过他预期的理想。当时我成了天才儿童。 初级教育受过后并不是人人都升学的。并不是每个家长都希望他的子弟升入较高的学堂。大家都认为，事实亦复如此，有些人在若干年后一定会辍学的。一般人认为念书习字虽然很好，但也有人认为超过相当限度会浪费金钱和时间。但是我的情形不同，我的进步情形激起了我全家人，特别是二伯的雄心。我家老少都说我将来会有出息。有时他们打趣我，说我将来会入翰林院。但对我来说，进步快却增加了我的负担。 由于长辈们都把我看成是一块读书的材料，所以我的行为就必须比别人好。他们说，我不能和其他的孩子们一样，成天玩耍；我的衣服要比别的孩子清洁；我要对长辈更有礼貌；说话要更文雅。那些涉世已深的长辈悄悄对我说，我应该努力用功，时机到来，我可以高中，做大官。他们把中国历史上的成名人物拿来给我做榜样，来鼓励我。但我觉得，这全是小题大作庸人自扰。 但，这对我的长辈们说却是合理的。在古老的中国中，大家只有一条出路，只有一个努力方向。一个人必须要学而优则仕。除此之外，简直没有进身之阶。当然，也有人循其他途径得到地位和财富的，但毕竟是少之又少。事后回想起来，我才了解、才感谢长辈们对我的劝告和鼓励。但在当时，我认为他们太多事；我希望能和其他的孩子们一样。 二伯认为我的私塾和老师都不够好，他说服附近一个姓赵的大地主拨出几间房子，成立一个较大较好的私塾。请我舅舅来作老师。他本身虽无功名，但他的父亲却是一个有功名的人，而且大家都认为他很有学问。一九○二年我和哥哥都转到赵家的学堂。 赵先生是位大地主，大约有二十五亩田。他的房子美轮美奂。是他父亲当年给他盖的，希望将来有一天他的后代能够住满那栋房子，因此，拨出七间耳房来办私塾毫不困难。 全私塾共十多个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赵家子弟优先。在这所私塾里我开始念四书和一些其他的诗文，同时继续练字。 老师姓熊（Yung）（家母也姓熊），他用另一种方法来教我们。他不朗诵课文要我们死记。他要我们指出书中不认识的字。他把指出的字高声念给我们听，然后他再把新功课讲给我们听。此种方法似乎比过去那位老师的方法好，因为先明白意思比较好记。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有时老师讲的很不清楚，和没讲一样，可是我也不敢说出来。 我和哥哥读的书较其他学生的浅。熊先生要我们跟年长的学生们一块儿听他讲。他让我和哥哥坐在那儿听，但不考问我们。 私塾距我家虽然不到两里，但我们仍然住校，吃大伙。家里有时送来小菜和腊肉。每隔五六天佣人会送来新鲜蔬菜。 老师也住在校内。其实他家离学校只有一里路。赵先生和熊老师是多年的朋友。他们二人不仅是近邻，而且有些我不懂的关系。赵很富有，熊很贫穷，但多年来他们都处得很好。 我大舅（熊老师）和赵先生是同窗好友。他们有个相同嗜好，都喜欢喝两杯。大舅常去看赵先生。每次赵先生一定会拿出一小瓶四十度的白干，佐以一小碟腊肉，二人就喝起来，他们边喝边谈，能够喝上几个小时。究竟谈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但据我所知赵先生就从未请我大舅正正式式地吃过一顿饭。 赵家虽是大地主，但是小气得出了名。如今忽然在他家的房子里办私塾，让别家子弟去上学，这真是一件大新闻。赵家从不穿丝绸或皮毛的衣服，一向穿棉衣。出门从不坐轿，永远步行。如果有人为慈善事向他捐款，他一定捐得最少。对他们的佃户，刻薄到极点。因此，附近的人都称他“守财奴”。 我家的情形与赵家迥然不同。我的家人常穿丝绸和皮毛。出门有时步行有时坐轿。可能我家是受了都市的影响，因为我家在城里做生意。在教育方面，蒋、赵两家尤其不同。赵家和蒋家一样也没有出过一个有功名的人。但赵家有钱，人们认为赵家应该让他们的子弟上学，俾使其社会地位提高，但事实并未如此。就以办私塾的赵先生论，也只读了两年书。赵家有一个孩子对我说，他爹认为花钱念书没有意义。他自己也不喜欢念书。 以上所述并不代表赵家无意争取社会地位，只是他们争取的方法不同而已。他们的房舍在附近是最漂亮的。房子盖好后又花了很多钱修了一个祖先堂，画栋雕梁，美轮美奂。整个房子用风火墙围起来。墙与房子中间是一片大院子。地上铺着灰砖。在中国的乡间，无论是当时或是以后，我都没有见过像赵家那样阔气的房子。 赵、蒋两家虽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悬殊，但是后来却成了亲家，因为办私塾的那位赵先生的女儿嫁给我的哥哥。这段姻缘以后我再叙述。 我和哥哥在赵家私塾读了两年，二伯又把我们转到我家东方约二里处的邓家私塾。那里的老师是我们蒋家的族人。尽管他屡试不第，但却文名藉藉。二伯为什么给我们换私塾，没有告诉我们，但我想是因为蒋老师比熊老师好的原故。 邓家私塾的主人也很有钱。他的家财既非来自继承也非出自田地，而是来自他家附近的煤矿。尽管他有矿产，但他却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因为当时人们看不起工商界，特别是开采煤矿的。但邓先生却有他的想法，他认为可以把开矿和种田两者混在一起，这样就可以提高他的社会地位了。他把钱尽量买地，给后人建了一栋大房子。当我到邓家时，我发现只有邓先生夫妇和几名长工住在那儿。据我所知，他是没有儿子的。他是否有女儿，我就不清楚了。即使有我也从未见过，事实上我也不应该看见。房多人少，因此，他的房子一半做了私塾。 其他学生是从老远地方来的，年龄也比我和哥哥大。蒋老师认为对二伯要特别负责。第一，因为我们都姓蒋，是同族；第二，他是二伯推荐的；第三，我和哥哥是学堂中最年幼的。蒋老师不仅是我们授业的严师，也是严厉管束我们行为的监护人。他把我们安置在隔壁，我们进出一定都要路过他的房子。 赵家私塾两年加上邓家私塾的两年，我已能背诵五经中的四种，只有《易经》还不曾读。另外还要背一些其他诗文。我读过宋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进而我要自己作文甚至作诗。二伯不时到私塾来，对我进步情形至感欣慰。他越发相信我能求得功名成为一个大人物。 在邓家私塾我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背诵经书上。虽然老师逐字予以讲解，但以我当时的年龄来说，实在无法明了其中真意。然而，背诵并不太难，每种经书都有它特殊的格调和字汇，我可以一个一个去记。除了新课，旧书也要不断温习。有时下午我要拿着书到老师那里，他可以随意选出一段要我背。 另一门功课是作文。为了作文，我要背很多前人的文章。我的作文题都与四书和历史有关。如果题目是与四书有关的，我就要阐明圣人的原意。如果是与历史有关的，我就要阐明我对那位历史人物的观点。这两种作文方式我都作得不错。老师有时会把我的作文读给年长的学生们听，要他们向我学习。 第三种功课是习字。蒋老师在这方面不太行，因为他自己的字写得不太好。但二伯的字在附近却是素负盛名的。每次他到学堂都要看我练字，并指出某处运笔错误。他对握管运笔之道解说甚详。有时也选些过去老师所写的字给我当字帖。他把这些字帖裱糊得很精美。至于他的解释，我觉得很不切实际。 邓家私塾与其他私塾一样，没有运动和游戏。人们认为游戏有害于读书。换句话说，游戏和读书二者是不能并存的。某日有位客人来拜访蒋老师，晤谈甚久，我和哥哥就私下下起棋来。我们教室有一扇窗子正好对着竹林，竹林与窗子之间是一条小道，老师常从那儿过。我和哥哥把窗子用纸挡起来，窗角留个小洞，俾能看到窗外。出人意料的，客人还在房里，蒋老师竟到我们的窗下，他发现我们正在走棋。他回到房里立刻把我们叫去。他一问不问就说：“你们是要挨板子还是要罚跪？”我哥哥比我勇敢，他选择挨板子。可能他认为短时痛苦比长期受罪好。我自愿罚跪。老师打哥哥时几乎把板子都打断了才罢手，我在地上不晓得跪了多久。我在邓家私塾念了两年，只受过这一次罚。 有时老师回家，期间往往是两天。这两天我们可以尽情地玩。遇此情形，我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别的孩子们的房间里，听他们讲故事。故事内容大致如下： 有一次，有一个和我们一样的私塾，老师不在，学生们决定报复私塾主人一下。因为学生们希望有钱的主人常供给他们一些鸡鸭鱼肉之类的好菜，但是主人却从不大方地供给他们。于是，学生们决定自己想办法。到夜间，他们把老师的蚊帐当网，到塘里去捞鱼。他们捞到很多肥美的鲜鱼，饱餐一顿。自此以后，他们就经常地来这一手。 另外一个故事也和上述的差不多。老师不在，学生们决定偷附近地主的一只羊。这个计划执行的非常成功。他们把羊牵到私塾宰掉。正好这时候羊的主人来了。为首者立刻把羊藏在洗澡盆里，盆里盛上水，由一个学生坐在上面假装洗澡。然后，为首的学生很有礼貌地把羊主人请进来，对他说，很不巧，老师不在，问他有什么事。羊主人说他丢了一只羊，怀疑是学生们恶作剧。为首学生立刻表示这是一种诬蔑，要陪他到各处去搜。待搜到浴室时，为首的学生抱歉说有一个同学正洗澡，不便进去，但可以从窗子看看。羊主人碍于礼貌，只好不看走了。 这些故事代表乡间私塾中学生们的幻想。 在乡村，有一批人我们称之为“寒生”，事实上他们就是叫花子。他们受过一些教育，本可当老师。但是因为教书的人供过于求，人浮于事，因而他们失业，于是就揩那些已有职业的读书人的油。当这种寒生到我们私塾时，蒋老师要殷勤献茶。但他们希望至少能吃一餐饭，如果可能，还要再弄几文钱。对付这些寒生，要不失礼仪，这倒成了一种专门艺术。凭经验，每个老师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对付方法。以蒋老师说，如果他自己已穷于应付，就叫学生帮忙。学生不必像老师那样拘谨有礼。他们可以在古书中找一句冷僻的句子去考问寒生，或者出一副对联要寒生对下联。如果对方讲不出或对不上，就代表对方饾饤不文，不值敬佩，更谈不到帮忙了。遇此情形，寒生只好羞愤而去。反之，如果寒生能说明他确实有真才实学，蒋老师就要招待他饭，还可能送他一块银元当程仪。 像蒋老师那样的人，每年可收入三十元学费。此数约等于乡间普通工人五倍的收入。如果学生考中秀才，老师还可能得到十到二十元的谢礼。另一方面，他的声望也可因此提高，不愁将来没人请他当老师。 在邓家私塾那段时日中，我和哥哥每年都放约二十天年假和一个半月暑假。回到家中，继母照看我们。她在未嫁父亲之前是个寡妇。出人意料的，她对我们照顾得无微不至。她虽严厉，但从未责骂过我们；她用说服的方法使我们改过。有时我们不听话，她使我们自惭形秽。 我前面已经谈到继母对那位姓贺的英雄的看法。姓贺的英雄若干年后变成了神仙。我在乡村读书时，她对宗教并无偏爱。她只是一个好主妇、好母亲。 我还记得有一年过年，她所安排的拜年次序。先是到我生母家然后再到她自己家。她颇懂先后大小。她训示我和哥哥要尊敬我生母家的人。每年都送礼，礼也很重。每年拜年我和哥哥都坐轿，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走不动，目的是表示外婆家和我们蒋家的崇高社会地位。每次继母都对轿夫仔细叮嘱。有一次，轿夫把我们送到熊家，告诉熊家下午再来接我们，然后又回家去。这种举措都是深具含义的。因为轿夫如果等在熊家，熊家就要备饭款待他们。如果他们当天不去接我们回来，熊家又要准备我们的食宿。在继母的安排下我们依礼到母亲娘家拜了年，但又没有增加他们的负担。 可是当我们到继母娘家拜年时情形就不同了。我们坐轿去，轿夫整个下午都等在那里。她晓得她家有钱招待我们和轿夫。湖南人的亲切和体贴，继母可以说表现得无遗了。 继母与她的先夫没有孩子，嫁过来后生了一个女儿，不幸于三岁时夭折。这可能是她日后笃信宗教的原因。女儿夭折是她人生中的一场悲剧，改变了她的人生观。 在乡下念书只有一个目的：考中后去做官。这种考试没有其他用途，它只给青年人指出一条路：学而优则仕。教育的目的是作古文。乡村私塾读了五年，我仍然不会写一封报告起居的家信，但我却能作词藻丰富的文章。至于古文的内容，不论是哲学的、伦理的或是历史的，我都是一知半解。乡村的老师对于古文的内容并不计较。 中国旧社会使很多读书人成名。这并不是旧社会的教育制度所使然，相反的，这正是不重视教育制度的结果。中国旧社会的读书人利用考试求取功名，再以功名换取官位。为官期间，他们在坎坷旅途上体验人生，吸取经验。另一方面视环境许可及个人的兴趣，再去读书思考。到了晚年，他们的书读通了，阅历深了，思考成熟了。有的适时成为名副其实的饱学之士，有的成为真正伟大的政治家。 [book_title]第四章　新学校、新世界 （一九○五——一九○六） 一九○四到一九○五年爆发了日俄战争。彼时住在邵阳乡下的我们对战争毫无所知，至于战争的结果，就更不必提了。一九○五年春，二伯从城里回来，外表很严肃，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似的。后来，有一天他对我和哥哥说：“皇上已经决定废科举，再继续读旧式学堂已经没用了。以后你们一定要进城里的新学校。” 十九世纪末和廿世纪初期日本的崛起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大感吃惊。在此以前中国人称日本人是“小日本”，话中含有不屑之意。何以如此，至今我仍不解。有些中国读书人称日本人为“倭寇”，因为过去日本人曾经结伙劫掠过我国的沿海各地。一八九五年日本战胜中国，全国震惊。知识分子开始自问：日本何以能够如此？大部分人（虽然也有少数例外）都认为是明治维新的结果。 因此，一八九五年后，在中国产生一种维新的潮流和政治运动。一九○○年的拳匪之乱，是维新运动的一股逆流，欲将没有主见的执政者拖到最保守的一方而已。待一九○五年日本战胜俄国，维新之议已成不争之事实。中国必须循着日本的成功之路去维新，去改革。其中一项最具体的措施是建立新教育制度。即使是最反对改革的慈禧太后也同意废除一向为人向往的科举。 二伯深为这些事烦恼。他在返家之前在城中获悉此事，我敢说，他实在是煞费考虑。他决心采取步骤来应付这种新情况。他认为：不管中国怎么变，他的侄辈欲求发展只有读书一途。 二伯急于要我和哥哥继续读书，即使到距家若干里外的城里去上学也在所不惜。因为他的独生子（我们称他三堂弟）没有念书兴趣。不论他父亲如何惩罚他，他仍逃学。有一次，我记得二伯把他绑在梯子上要佣人把他丢进水塘去。他放声大哭，声震屋宇。祖母看见她的三孙子被绑在梯子上，责问是谁干的，要把他怎么样。佣人们只好羞怯地说他们是奉二先生的命令，二先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祖母也不再问，吩咐他们把三堂弟拉上来。释放后，牵着他的手带他到自己的屋子里。对于读书问题祖母和二伯他们的态度是一致的，都训戒三堂弟要用功。但，他们的训戒和惩罚都没有用，三堂弟就是不念。 一九○五年冬，二伯回城里。他请一位远房表兄于第二年春天把我和哥哥送到省城长沙。这位先生我叫他“蓝（Lang）三伯”，但他与我家究竟是什么关系我却不知道。他比二伯年纪大，在我家店铺里做过账房，为人非常可靠。 一九○六年后不久，也就是光绪三十二年，家兄和我跟蓝三伯去长沙。虽然我对祖母等家人依依不舍，但也愿意到大都市去见识见识。都市对我们并不太生疏，因为二伯和家父常去城里买些东西回来。 我们徒步赴长沙。因为我没有出过远门，所以走起来感到很吃力。蓝三伯比我们走得快些。他不时把糕饼放在路边引我们到前面去拾取。从小官道开始，不久就上了大官道。大官道上行人很多，还有些轿子，这种情景我们过去从未见过。路边许多大建筑也令我感到惊异。有一个地方，一片广阔的稻田里有一丛小树，野鸟飞进飞出。蓝三伯告诉我们那丛树林里有神。如果有人去伤害林中的鸟，就会触怒了神，神会惩罚他，所以没有人敢去林中捉鸟。就这件事论，迷信比警察的力量还大。 沿大官道，每隔三四里就有一个市集。其中有旅社、药铺和杂货铺。我们每天平均走二十里。每到有店铺的地方就停下来休息吃茶。中午吃饭晚上住宿。 当我们到湘乡时，我以为是到了外国，因为那里的人说话我不太懂。湘乡的风景很美。 有一段路我们沿着一条小河行走，看见河边有个大轮盘，运水灌田。又经过一座很好看的桥，桥有九孔。蓝三伯说在未建桥前行人是用渡船过河。因为水流湍急，渡船常生意外，人常被淹死。一位贫穷的大善士立志要修一座桥。他募了许多年的款，桥才修成。桥边有座石碑，上面刻着修桥经过及善士们的大名。若干年后，大官道成了行驶汽车的公路，桥上也改行汽车了。 过了湘乡，我们看到曾国藩故居。曾是湖南杰出的人物，也是中国十九世纪最负盛名的政治家。他的故居虽然距离大道有一段距离，但却可以清楚看到。房子虽然很大，但并非是沿途最大的。 过湘乡抵湘潭。湘潭的语言我认为和邵阳的差不多。在湘潭有一家邵阳人开的铁器店，我家和它有过生意上的来往。蓝三伯带我们到那家铁器店做礼貌上的拜会。店主奉茶并给我们每人一包槟榔。槟榔是用红纸包裹，我感到很新鲜，于是打开来吃，谁知又辣又热，把嘴弄得非常难过。湘潭人对嚼槟榔很感兴趣，长沙人亦复如此。若干年后，我发现越南人也好此道。可能湘潭长沙两地的人在某个时期与越南人有某种关系。 在长沙我们住旅馆。这里的旅馆和邵阳的完全不同。二伯已来长沙接我们，第二天他带我和哥哥去明德小学，该校分小学和中学两部分。由于乡下学堂和都市学校的功课不同，所以我们过去学的都不算数，重新从小学的最低年级开始。 明德与邓家学堂和赵家学堂之不同，有如老虎与猫。小学部约有四百人，建筑现代化，木板铺地，还有玻璃窗，我那班有三十多名学生。我们着制服。进教室、宿舍须先排成像士兵的行列。我们有体操课。此外，还有游戏的时间。 所学的科目是国文、数学、修身、图画和自然。礼拜六只有上午有课。星期日全天放假，我们可以到城里去游玩。我们逛公园、逛庙、爬城墙、到河边逛码头。有时我们过河去爬有名的岳麓山，山上有历史上有名的岳麓书院。 晚间下课后，我们仍要排队到礼堂听代校长训话。训话的内容都是要我们爱国。他强调中国是文明大国，但被东西列强压迫。所以他要年轻的一代努力读书，吸收新知识，俾使中国富强。我认为他的话又新又刺激。有时他也会念一封校长的来信。彼时校长正奔波于平沪之间为学校募款。校长的信同样地也是鼓励我们爱国。 后来，我获悉这所学校和国父孙逸仙先生所领导的革命有关系。明德是一所充满革命气息的学校。中学部学生很少。有人背地告诉我，那不是一所真正学校，是革命分子的秘密机构。但是，却有好几个皇上任命的湖南高级官员和地方绅耆都爱护那所学校。 星期天我们体操老师或课外活动老师有时命我们穿上漂亮的制服整队穿过大街。我觉得我好像是一名小兵上战场。同学们在校内有时会谈到自由、平等，有时也攻击传统的管教方式。不晓得是什么原故，有一次有些学生示威，反对课外活动指导老师。为了镇压那些参加者，代校长把为首的人开除了。 长沙和明德使我进入一个新世界。革命令人感到迷惑、浪漫、兴奋。我没有听人谈论过国父的具体革命计划，我只对未来的理想世界有个基本的想法。只有一件事我是肯定的：所有中国青年都应该努力用功，以备将来为国牺牲。 在年长一些的学生们中，特别是在当时毛泽东就读的省立师范中，流行一句口号：“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为普鲁士。”普鲁士主义的真意何在没人能够真正了然。那句口号的意思只是表示在新中国建立的过程中，湖南人一定要担任重要角色。极端的保守主义转变成极端的激进主义。 省会长沙是湖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九○六年，受外国影响已经很深。城内许多商店陈列着五光十色的外国货，大部分是日本货。店主不以出售敌货为耻，反而用巨大广告牌标明他们有头等的外国货。陈列货物的橱窗令人目眩。其中陈列各式钟表、煤油灯、玻璃器皿和胶鞋。胶鞋可以穿在中国鞋外面，有时也可代替拖鞋使用。光亮、柔软、舒适而且绝对防水。当时的年轻人几乎每人一双。其他的商店出售瓶装饮料。无论老少，都对汽水感到神奇而可口。 人们开始带怀表，表上缀着一条金表链。某些开风气之先的人甚至抽起纸烟。小店用桐油灯，但大商店已改用煤油灯以广招徕。 我看到长沙已有好几所教堂，天主教的、基督教的。教士们所到之处，定然引起人们的侧目。他们的服饰、头发、皮肤和身材均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心。 大型汽轮从上海、汉口开来长沙。看起来好似水上行宫。 我和哥哥在靖港我家的店铺中度过一九○六年暑假。靖港在长沙北二十里，是一个商镇，并非县府所在地，但却相当大。靖港位于一条小河和湘江汇合处。湘江是长江一条巨大支流。那条小河的名字叫什么我不知道，镇上人都直叫它“河”。靖港镇较低的一头有座大庙，供着河神。每届新年都要唱戏。沿河有一条一里长的街，街上有商店。街后是民房和仓库。 我和家兄抵靖港时，出乎意料的，发现我家原来的一家店铺已经变成两家了。一家在老地方，另一家设在镇上的新地区。祖父开设了老店，二伯和家父又开设了新店。店中主要营业项目是铁器。在许多的货物中我看到有很多光亮机制钉子和铁丝。外商的势力也已渗入靖港，只是不及长沙显著而已。 有一爿店的后面堆着大批铁器，备批发之用。从江西、湖北来的船，往返不断。他们并非全来买外国货，因为外国货他们可以在邻近的九江、汉口去买。家父和二伯殷勤招待那些船主，和他们做生意。每次生意可能达到二三百元银元。一次批发生意可以抵得十或二十天的零售生意。 小河的上游，我家族人开了一家铁工厂，制造水壶等厨房用具。我没有去过铁工厂，但别人告诉我说，厂是设在小河边上，因而厂中所用材料运输很便利。铁工厂由一位远房叔叔替我们经营。 除了铁器外，我家的两个店铺还经营鸦片生意。一九○六年和民国初年，当袁世凯执政时，鸦片可以公开买卖。据说鸦片较铁器的利钱厚得多。惟一的坏处就是税太重。 二伯和家父是店东。大伯儿子，我的二堂兄有时也到店里，他是少东家。商店是家父和两位伯父的公产。获利由三股均分。我和哥哥的学费由店中供给。就我所知，大伯和二伯对我们的学费就从未抱怨过。不过，若干年后，二伯母倒是发过牢骚，说我们这一股多沾了利益，用店中的钱供自己的孩子们读书。家父听到后，反应很坚决：他要我们辍学到店里去当学徒。二伯的反应也很坚决：他要二伯母对此不要妄议。如果必要，他甚至会把他的私田卖掉，供两个侄子读书。我和哥哥很幸运，因为二伯的决定终于为大家所接受。 虽然我没有做学徒，但对做生意的事却蛮有兴趣。我家每个店都有店东和少东，另外还有六七个伙计。地位最高的是账房先生，最低的是新学徒。我看店员们做生意，每天傍晚打烊后我帮他们数钱算账。我对算盘很感兴趣。当时各家商店都用算盘算账。经过一个暑假，我已把珠算练得很熟，居然可以和那些年轻学徒们比赛。加减很容易学，乘除则需较长时间练习。 我们住在店中时，父亲和二伯都不给我们零用钱，店中年龄较大的伙计为了满足我们的欲望，有时公开给我们几枚铜板，让我们上街去买零食。 在店中大家在一起吃饭。店中所有的人围坐一桌吃同样的饭菜。伙食比我们乡间的要好些。城里赚钱比乡间容易。中国人一向很俭朴，乡下农家较城中商人尤甚。 宗湘（Chung Hsiang）叔叔常从他所经营的铁工厂到靖港来。他比二伯和家父年轻，外表也很帅。有一天他带我们去看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是一家茶馆的女老板。可能就是个妓女。她的房舍很华丽，陈设也很雅致。我们进去后，她殷勤招待，奉茶拿瓜子。她问我多大年纪，又问我念书情形。 过一会儿，她女儿回来了。她年约十岁，穿着彩色鲜艳的绣花衣服。在家乡，这是我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和女孩子坐在一起。我手足无措，说不出话来。那个女孩子也局促不安。午餐时，我们两人都没有开口。饭后大人到别的地方去，房中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这更令人尴尬。我希望我能拥抱她，但却一动也不敢动。 长沙和靖港显然有些不同。长沙大，有许多学校，有护卫森严的大官，有很多庙宇。政治对人们的影响如何我无从知道，从表面看，他们惟一有兴趣的似乎就是做生意。但自从革命分子震惊了地方绅耆和官员后，一般百姓也不能完全漠不关心了。再看靖港，它只是一个镇，没有政府机构，只有一座庙。镇上是否有学校，我记不得了。因为我从未见到过。如果有，二伯们也许可能把我们留在靖港上学了。不论长沙人对政治如何，但靖港的商人是漠不关心的。 至于谈到外国影响，靖港远不及长沙。全部售外国货的店铺在靖港是没有的。靖港人不像长沙人那样爱用外国货。靖港教堂没有外国人，是由中国人主持的。我还记得某次有一个年青外国人，带着一个工人，背着一个大口袋。沿途抛掷香烟，好奇的人拾起烟盒，彼此争论烟中是否有毒。有些人打开烟盒试抽其中的香烟。靖港吸烟的人倒不少，但都是吸水烟，没有吸香烟的。 当时币制不统一，所用通货种类很多。最主要的是传统用的制钱。铜制，中间有方孔，上面刻着铸造时期皇帝的名字和“通宝”二字（意为法定货币）。制钱中间的方孔，可以穿一根绳子，把许多制钱串在一起。平常都是每千个一串，中间加个标签，注明数目。较新的钱币是铜板，当中没有方孔，较制钱重，每枚价值可当制钱十枚。 另外还有许多银币，一角、二角和一元的。使用银元时，对方要把银元摔到桌子上，看看是否哑板（银币中间如有破绽或成分不足，摔时所发声音不清脆，俗称“哑板”，其价值低于同类之银币。——译者）。这种银币是在广东、江苏、湖北等地铸造的。虽然上面铸着一角、两角和一元的字样以代表它的价值，但在使用时其市场价值却与币面所标的价值时有出入。 另一种通行的货币是纯银，有的铸成马蹄形，有的铸成银条。此种货币于使用时要仔细秤它的重量。 到后来，才使用纸币。纸币是两湖总督指定汉口一家银号发行的。长沙有两家民营银号也发行小额纸币。年轻学徒在店中只可收制钱和铜板，有经验的生意人才能收银币和银子。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但却没有良好的货币制度。 一九○六年夏，二伯对我们又改变了教育计划。他认为明德虚有其表。他不喜欢大班制。他认为明德的英、术两科不够。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听来，湘潭长老教会学校办得很好。对他说，所谓新学校，主要的就是英、术两科。因为这两科都起源于西方，所以他以为西方人办的学校一定较国人办的学校好。我想这是二伯改变计划的主因。一九○六年秋，我们进了湘潭长老教会学校（益智中学），不再返长沙的明德。 [book_title]第五章　教会学校时期 （一九○六——一九一一） 基督教、天主教、美国人和欧洲人对中国近代发展的影响如何，只有历史学家经过仔细研究后才能定论。十六世纪，天主教神父对中国当时知识分子影响极深。特别是在数学、天文、地理、造兵等方面。他们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所以他们很聪明地把知识分子当作传教的基本对象。教士们得到许多有学问的人支持，传教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直到十七世纪末满清政府和梵蒂冈间在观念上有了冲突为止。自此，教会和西方人在中国的影响力渐走下坡。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将过去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完全忘记。 我和哥哥于一九○六年秋入湘潭长老会学校，当时根本没有注意到历史背景和未来的结果。二伯送我们进教会学校的想法很简单，主要是要我们学英语、数学和一些其他的课程。他认为这些课程可以在未来的新中国谋生。他已预见新中国即将降生，虽然好坏尚不可预知。他嘱咐我们努力读书，但对教士所讲的上帝和耶稣要留心。他对教会并未表示激烈反对，但他却使我们感到传教在中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教义实在比不上中国文化。 林格尔（William H. Lingle）夫妇在会客室内接待我们三人（因为二伯护送我们）。林格尔先生有六尺多高，络腮胡子，相貌很怪。由于我自觉没有什么错，所以也不怕他。林格尔夫人头发棕色，面部红润，面带笑容。虽然他们的中国话讲得不太高明，但我们还是说中国话。会客室中陈设一些中国木器，使我不禁以为这些美国人已经有一部分被中国同化了。 林格尔夫人问了我们一些问题。她给我一本精美的书，上面印着图画。有树、有花也有鸟，还有很大的字。书上印着一个英文字“Apple”，字旁边有一株苹果树。我不用看图就能识字。尤其“A”字更引起我的兴趣，因为“A”字就像一个村妇肩上背着两根长木棍一样。我和她谈了些什么如今已经记不得了。最后，林格尔夫人说我和哥哥可以入学。 长老会在湘潭当时有一所男校，一所女校，一所教堂和一家医院。男校名“益智”，是一所二楼建筑，有地板和玻璃窗子。教室、宿舍和礼堂都挤在一个楼里。在当时，有三四十名学生。 林格尔夫妇于一八九四到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停止后不久被长老会派到山东，后来又转往广东，再从广东转到湖南。林格尔先生回忆他初到湖南时还有老百姓向他扔垃圾，表示仇恨。 益智教数学的老师是中国人，他从山东长老会办的基督书院毕业。在他的教导下我在益智学了五年算术、代数和几何。这些科目我感到又容易又有趣。 英语开始是林格尔先生教，后来改由林格尔夫人教。开始时我和另外四五个学生一起学。第一个字我学的是“Book”。念起来并不困难。可是当时林格尔先生说：“一本书我们说One book，两本书我们就要说Two books。”我问他为什么后者Book要加个s。他说：“那代表复数。”我感到我们说两本书时已经在Book上加了一个Two字，那已代表复数，所以我认为实在没有再加s来表示多数的必要。他说：“加s是规定和习惯，是无法变更的。”后来我又发现并非复数都加s，有些字后面附加其他字尾，也有的名词和中国字一样，在表示复数时根本不附加字尾。 动词比名词更难。“I go”“You go”不用说很合理，“He goes”就显得不合理。此外，我又读到“I went”“I have gone”“I shall go”“I will go”“I am going”“I was going”等。我当时想，如果英语的结构和中国话一样，那该多好。但，经过努力学习，也就不感困难了。不论懂不懂，我都像背古文一样，把单字和文法牢牢记住。 林格尔先生也教我们圣经。这门课给我带来最大灾难。主要的是中文译得不好。我想圣经怎么能用这种粗鄙的文字？因此我对创世纪中所说的以及耶稣生死的记载也都大打折扣。对圣经课，我从不发问，也从不请老师讲解。我认为：不论我喜欢不喜欢我必须努力用功使考试及格。圣经课与英语数学不同，后两者我必须要弄明白，要精通。 星期天上主日学和进教堂比上圣经课还令我讨厌。在教堂坐在硬板凳上身体精神均感痛苦。我能在益智的五年漫长岁月中在教堂里保持安静，实在是家庭教育和乡村教育训练我尊敬老师和长辈的结果。 我们国文老师是中国人，教我们国语、作文和历史。他的教授法和明德国文老师类似。这些课程我既不讨厌也不喜欢。这里没有强迫记忆的课程。 益智的生活和乡村学堂及明德的生活迥不相同。益智每班只有五至六人，不像明德每班有三十多人。我们不穿制服，也没有军训。固定的课外活动也没有。学校前有一片广场，下课后我们可以去游戏。至于做什么游戏，如何游戏，林格尔夫妇是不管的。后来，我们弄到一个足球，大家乱踢一通。 周六和星期天下午我们可以去湘潭。湘潭的商业区在城外，商店设在湘江左岸的一条长街上。县政府在城里，是一座庞大的建筑。湘潭是个商业都市，较靖港大，但不及长沙。就政治和文化的重要性说，湘潭似乎介于靖港和长沙之间。城内可看的东西很少。我们沿大街漫步，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张望店铺和他们的招牌。有时我们也到小店去吃面。我和哥哥常到我们家乡人开的铁器铺，在那里可以吃到槟榔。 离学校不远有一片果树园，我们可以给园主几个铜板吃上一个够。有时我们还买几口袋水果带回学校来吃。 明德热衷于爱国主义，益智没有政治气氛，但林格尔夫妇在学生压迫下，也只好从上海订了两份报纸。林格尔夫妇不知道那两份报纸正是国民党的宣传品。国文老师对社论非常推崇。他把其中精彩部分用红笔圈点起来。其中有一些我读过，但我委实不解其中含义。这些报纸是在租界地印的，也就是说是在外国统治的领土上印刷的。它们虽不是在大清帝国的领土内印刷，但是大清邮局却把它们按时送到学校来。满清帝国，在理论上虽然是专制的，但却未学会近代独裁制度的某些统治方法。尽管老师们不批评朝政，但革命的政治理论却经过报纸传进学校。 益智也不能独自置身于学生骚乱之外。国文老师住在学生宿舍附近，人们一向以为他熄灯后按时就寝。有一天他向林格尔夫人报告，说他在楼顶上抓到一批赌博的学生。林格尔夫人很生气。她把学生们集合到大教堂。首先请王老师报告经过。接着她问学生：“你们自己怎么解释？”一个参与其事的学生站起来回答，他的音调措词非常客气而有礼貌，他说：“这件事完全是王老师虚构的。”依他的说法，是王老师和一些学生同赌，王老师诈赌，学生们不服，才闹出这场是非。另外一些学生也出来作证。林格尔夫人感到迷惑、吃惊。她不知信哪一方面好。她把学生开除，宣布此事完结。我当时并未亲睹那幕闹剧，事后才听人说王老师曾经道出事实真象。 学生们轮流担任勤务。有一次，正当我轮值时，有些学生抱怨说饭未煮熟。我到厨房要厨子们重新再煮，厨子们到饭厅把饭端走。不一会儿，他们又把饭端出来。有些学生说，厨子根本没有重煮。他们说，厨子是欺侮小孩子们年轻，大家绝不能饶他们。学生们不约而同地把碗碟摔到地上，弄得满地一塌糊涂。 林格尔夫人要学生们赔，他们不赔，双方僵持起来，校中一位老师出来打圆场，建议全体老师代赔，冲突才算解决。 当时湘潭和长沙的学校常起各种风潮。我们的都很小，但省会长沙的风潮往往是很严重的。回想起当时的情形，我敢说各校学潮一校比一校闹得凶。 一九○七年，长老会在旧校舍附近的广场上，为益智建了一栋新楼，比旧的大得多，新校舍可容六七十名学生。湘潭长老会在其他方面也很有成就。一位名叫凯卜勒（Dr. Kepler）的新牧师被派到教会来。医院里有两位美国医生负责诊断，他们是杜克尔（Tooker）和温德堡（Vanderburgh）。星期日林格尔先生到远在二十里外的湘乡去传教，午餐后再回湘潭。我敢说林格尔夫妇对于传教实在是不遗余力的。 赌博滑稽剧过后，林格尔夫人认为王老师已在学生面前失尽面子，无法再继续为人师表。当时适逢二伯到学校去，她请二伯为她推荐一位中文老师。二伯立刻提出邓家学堂的蒋老师。从某方面看，益智是新旧兼容的，因为蒋老师本人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旧时代的人物。 不久，林格尔夫人教我英语。她教了三年，文法采用的是纳氏文法，这本文法系英国人在印度学校使用的课本。在读本方面，她选用《伊尔文见闻录》。她对我进步神速至感愉快，我对她的耐心教导也感高兴。 有一次，林格尔夫人对我说：“我希望桃乐丝的记忆能和你一样就好了。”桃乐丝是她的女儿，年龄与我相若。 英语之外，她也教我们西洋史。采用课本是麦尔斯（Myers）所著《通史》的中译本，是山西基督书院一批学者译的。该书除了使我感到兴趣外，更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我从书中学到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宗教革命，以及法国和美国的大革命，等等。在当时，我们中国还没有像麦氏《通史》那样的历史课本。虽然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读中国历史，但我所知的只是星星点点，不能窥其全豹。读了麦氏《通史》之后，我认为我应该研究整个西方世界的进步情形。美国和法国革命也深深引起我的兴趣。其中只有一件事令我困惑不解：为什么革命进行了那么久，遇到那么多困难？革命潮流似乎是不可抗的，无论美法，都是如此。 念书之外，同学和我常做白日梦，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救中国。我们幻想许多使中国富强的方法。为了神圣的救国使命我们还把工作分配好。就回忆所及，我常任军事领袖，目的是训练军队打败入侵的外国人。其他同学有的从事教育，有的从事财政，有的从事农业。 我的寒假有时是在靖港店铺中度过，但大部分是在校中度过。至于暑假，我要隔年返乡村老家，隔年住在店中。 在乡间我发现了某些变化。在我离家前，继母已替较我小一岁的妹妹裹脚。裹脚时祖母在旁监督，要继母尽量裹紧。她总是对妹妹说：“脚裹不好，嫁不出去。”后来，当我回家过暑假时，我发现继母对此工作已经马虎，实际上，她已经完全不管了。比我妹妹年纪小的堂妹们一个都没有开始裹。两个年纪比我大的堂姐她们在此变化未来之前已经裹脚，为此她们终身受苦。我家因为有人时常往来城市，所以较其他邻人变化得早。但是，不到几年整个乡村也都改变了。这种变化并非基于皇帝的法令，而是时代风气所使然。 当我在乡村度假时，我看到有一个人穿一身白制服，戴一顶新式草帽，骑马到我家来。他的外表令乡人侧目，羡慕不止。他是二伯母的堂兄弟，刚从日本留学回来。当时我家的人不管日本叫“日本”，称日本为“东洋”。那时我常自问：“东洋”之外是否还有“西洋”？后来我获悉真有一个“西洋”，距我们很远很远。当时我就发誓：如果在“东洋”念书就能受到如此的尊敬，将来我一定要到“西洋”去念书。 一九○七年秋（编者注：按史料记载，应为一九○八年）某日，正当我们游戏时，凯卜勒先生告诉我们：“慈禧和光绪皇帝都已去世了。”我自言自语地说：“这是重大消息。”但它究竟重大到什么程度我却不知道。 一九○八或是一九○九年夏，我在靖港和家人及一些学徒把辫子剪掉了。辫子是满洲人逼着汉人留的。留辫子就代表忠于满族。满清末年，它一变而成为奴隶的象征。我必须说明，在当时我对辫子的种种实在无甚了解。我剪辫子只是想表示要做个自由人而已。 一九一一年春，我在益智染病，好几个星期后才康复。患病时，林格尔夫人像护士一样照看我。她每天来给我量体温，送汤，送易消化的食品。虽然我在夏季到来前早已痊愈，她仍要我给二伯写信，告诉他我应该陪她到长江中游的牯岭去避暑，藉以休养。她说为了恢复健康我应该到天气较凉的地方去过夏。二伯答应了。 在当时，牯岭是教士们在长江沿岸的避暑胜地。那里有许多教会活动，如青年会、救世军等。当时最负盛名的牧师是丁丽美（Ting Li-mei），山东人，极有口才。林格尔夫人安排我和丁牧师单独会晤。在青年会的各项聚会中，有很多人去传教。我特别记得布克曼（Brockman）和罗勃森（Robetson）两先生。他们联合证道。我当时感到很大压力，但我却没有受洗。 是年夏，我和马丁（Martin）小姐交换课程。她和林格尔夫人住在同一房子里，是一位教会工作者。她教我英语，我帮助她学中文。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研究什么。我们只是讨论一些普通事物。讨论时，我们不时谈到革命问题。林格尔夫人对此也极有兴趣，往往和我们在一起谈。她认为革命很危险，往往建设少破坏多。她晓得中国南方的革命风气比北方重，但她大胆地说：“在中国历史上，南方从未战胜过北方。”我无法反对她的见解。但我对她和马丁小姐说，中国实在需要革命，而且革命就要来到，同时结果一定会成功。这仅是一个武断的说法，当时我是否提出合理的论证，如今已记不得了。我和她俩虽然辩论过这个问题但并不认真。可能我只是为辩论而辩论。是年夏季我令林格尔夫人很失望，因为我始终拒绝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 一九一一年秋学校开学不久，我们听说两湖总督衙门所在地的武昌已经发生革命。我们获悉满清官吏逃走，革命分子兵不刃血而轻取了武昌和汉口。我们在湘潭所听到的实在是过分简单了。事实上，革命分子虽然胜利，但也付出了代价。 约一周后，长沙也起了一次骚动。接着，校中谣传革命将波及到湘潭。益智的学生有时也谈革命，但我们承认我们不了解革命是什么东西。我们要到城里亲眼去看看革命的真象。当我们要到大街时，正好看到一群暴民从城南县府所在地冲到城北的大街。满街都是人，从南向北冲。不到十分钟，人群经过我们站的地方。我们决心跟在人群的后面，随他们到城北去。正当此时，我们发现四周的人越来越少了，不久，就只剩我们自己了。路不远处，我们看到一匹死马，我们大家上前围观，彼此互问：“这就是革命吗？”我们问商店老板革命群众怎么样了。他们耸耸肩表示和我们一样也不知道。我们回到学校感到非常困惑和失望。 约一个礼拜后，林格尔夫人对学生们说，恐怕革命后要有一段混乱期间，为了安全，她决定关闭学校。她要我们暂时回家，她也要暂返美国。这些话对我们实在是一个大打击。当时我才十六岁，如果说参加革命，又太年轻，如果说静止不动，又嫌太大。我当时回忆麦尔斯《通史》中所述的法国和美国革命。我想：难道说要我枯等七年或者甚至二十五年，静待革命过去再读书吗？不，这样不行。我想：最好的主意是随林格尔夫人到美国去读书，待革命过后再回中国。我认为我的想法妙极了。 当我告诉林格尔夫人我的想法时，她问我：“你家人同意你随我到美国去吗？他们能供给你必需的费用吗？”我非常高兴她这一问，因为这说明她同意我的计划。只是有些枝节问题尚待解决而已。我对她说，首先我要到靖港去征求家人的同意，然后准备必需的款项，随她赴上海。 一九一一年秋，碰巧我伯父和父亲都不在店中，二堂兄主持店务。我向他提出请求，他问我需要多少钱。他的反应我也感到很高兴，这无异是说明大原则他不反对了。我请求他给我三百银元。他说他将为我设法，只是当时店中稍有困难。四五天后，二堂兄告诉我他已筹到一百九十元，当时约合一百二十美元。我带着一百九十元返湘潭，几天后，我随林格尔夫人顺流而下赴上海。 抵上海后，又做赴美准备，如出国护照、衣服、船票等。不意，这时林格尔夫人突然宣布她改变计划，中止返美，她要回湘潭继续办学校。她说她过去的看法是错误的，中国革命已经过去了，中国革命不会像美法革命那样久。她对我说：“你最好跟我一起回湘潭。” 我当时想：就赴美留学的路程说，走到上海已经是一大半了。我不能回去。不论林格尔夫人回不回湘潭，我都要去美国。林格尔夫人并不想劝阻我，但她指出我带的钱太少。不过她又说：“如果我能找到朋友借钱给你，你想你家人能还给他们吗？”我没有理由怀疑家人不偿还这种债务。在我整个读书过程中，家人都是尽量帮助我鼓励我的。终于，林格尔夫人请湘潭医院的杜克尔博士借给我大约八十美元，她又请青年会的干事在旅途中照顾我，并在初抵美国时帮助我。于是，一九一二年元月中旬，我买了一张三等票搭乘“波斯”（Persia）轮前往美国旧金山。 我应该再补充一下在湘潭美国教会学校念书时的最后一段生活。信基督教的问题我是从未考虑过的。我当时十六岁，对基督教的教义知道的很少，而且成为基督徒的倾向也很小。但我在湘潭参加长老会的聚会已有五年之久。凯卜勒博士、杜克尔博士、温德堡博士，特别是林格尔夫妇，他们的热心以及对社会福利事业的关怀，使我深受感动。于是我想一个对人类深具影响力，又能使很多教士热心公益的宗教必然是一种好宗教。经过这一番推理，我最后终于答应林格尔夫人受洗，这就是我做基督徒的经过。 [book_title]第六章　留美初期 （一九一二——一九一四） 我所乘的船，即使是在一九一二年代也是很小很旧的。三等舱内空气龌龊，令人深感不耐。离开上海不久，我们就遇上一场暴风雨，至少对我说那是一场暴风雨。我晕过去，昏了多久我也不知道。邻铺的人把我弄醒，并且给我一个橘子。橘子味很美，正好能解我的头晕病。我发现同船的人都是广东人。有些人和我一样躺在床位上，有些闲逛，还有些在赌博。因为我不懂广东话，因此无法交谈，但他们都知道我是赴美留学的，所以对我都还客气。有一天，送给我橘子的那个人拿一张纸要我念。我告诉他那是张汇票，数目是多少。他很高兴，认为银行没有骗他。 船过日本后，天气转好，太平洋风平浪静，碧波万顷。我常到三等舱舱面上去看海浪和水鸟。头、二等舱的客人从上面看下来，对三等舱的客人表示一种可怜和不屑的神情。我对他们的态度至感厌恶。 我在檀香山过了快乐的一天，首次尝到凤梨和蔻蔻牛奶的味道。当地人民活泼、友善、进取。所着衣服彩色很鲜艳。街道和建设都很伟大。对我来说，夏威夷实在是一片乐土。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一日船抵旧金山。他们要我在三等舱里等。不久我被招呼到甲板上面房间中去。移民局官员问我一连串的问题，话说得很快，一时听不懂。我很着急吃惊，因为我知道通过移民局官员的盘问与否，是我留学成败的关键所在。我记得，我谨慎地考虑把名词和动词都置于我认为最适当的位置，然后我对移民局官员说：“如果阁下说得慢一点，我就能够懂。”他大笑说：“你回去吧。” 我回到大舱，等“苦力”拿行李。等了很久不见到来。最后一个广东籍服务生对我说：“美国没有苦力，每人都必须自己扛行李。”他的意思是说大舱中不会有挑夫来。他建议我提箱子他替我拿铺盖。他把我从船上领到岸上，把行李放在码头上，说声“再见”，他走了。 我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该去什么地方。我坐在行李上，自言自语地说：用不着着急，反正已经到美国啦！此一想法予我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尤有进者，当天正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往来码头的人似乎都很友善。欣赏一阵风景后，一位广东绅士走过来。他是否认识我，我不敢确定。他提起我的箱子，叫我提起行李跟他走。我们走向一辆电车。我对电车并不害怕，因为我已在上海见过。不久，我们到了一座教堂，一位广东牧师和我谈话。经过一番不太清楚的谈话，他把我带到青年会。 在青年会，我把一切告诉一位极富同情心的干事。我告诉他我是到美国来念书的，我没有多少钱，我必须要找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以资挹注。我又说：“据林格尔夫人告诉我密苏里派克维尔（Parkvill）就有这种学校。”干事说他晓得这所学校，他要给学校当局拍一通电报，替我请求入校许可。同时，他又命我暂时住在青年会。于是他叫一个人把我领到楼上一间屋子里。 我被领到一个外面看起来好像铁笼子的东西。我并未害怕，因为我看见还有其他的人被装在里面。事实上，那是一架电梯。工人把我带到一间屋子里，对我说，他希望我能感到满意。他又指给我洗手间的位置。 凭窗远眺，我看到许多房子、天井、烟囱、大街、小巷。我的屋中有一桌、一椅、一床，非常简单。我仔细检查了屋内每件东西。床上被子、枕头、床单都很洁净。我实在不晓得我应该睡在床上的哪一层里。因为没有人看我如何睡法，不会有人耻笑我，所以我也就释然了。 翌日清晨，在我下楼时我想我用不着冒不必要的危险去乘电梯。于是我从楼梯走下去。我发现我住的房子只是在五楼。 干事告诉我吃早饭的地方，也告诉我阅览室。早餐后我到街上逛逛。我照直行走，决不转弯，以防迷路。回到青年会，到阅览室，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美国报纸和杂志。我有些看不懂，但因无事可做，也只好看下去。 下午，第一次接待我的那位干事告诉我，密苏里派克维尔派克学堂已经允许我入学，如果我愿意，他可以代我买车票。他实在太好，不仅帮我买票而且把我送到车上。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他竟给我买的是头等票。 沿途情形如何我已不记得，只是感到风景很美。火车爬上山再下来，然后又经过一片大平原。最后车到堪萨斯城。我要在此改乘当地火车赴派克维尔。 从堪萨斯城到派克维尔很方便，只有八哩路。 到派克维尔车站，有一名高大的黑人接我。他拿起我的行李要我跟他走。他把我带到办公大楼，办完注册及其他手续。我发现我还剩下十块钱。 在派克学堂的最初几天，都是上一些日常最简单的课程。真正使我吃不消的是那儿的吃饭和劳作。住校的男生要到女生饭厅去吃饭。女生的言谈和举措都使我不习惯。其他男生与女生间，均能谈笑自若。我却感到很尴尬。为了不出错，我吃饭时从不说话。我也不敢劳驾邻坐的女生递给我面包。 我的工作都是我从未做过的。我去看工作监督，他让我午餐后去见他。午后我去见他，他似乎对我看都没看就说：“你去骡棚，去拉一群骡子，把火车站的煤运到发电厂。”其他学生告诉我骡棚的位置。我到那里，看到骡子。它们又高又大，过去我从未见过。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付它们，从何处下手。我绕着它们看，但不敢碰它们。最后有一个男生问我：“你怎么啦？你不会赶车吗？我来教你。”他给我上了第一课，告诉我如何套车。 车套好了，我仍迟疑。那个男生跳上车去教我怎样握缰绳，如何指挥骡子。我笔直的坐在车上，整个一下午，那位男同学都陪着我。我笨手笨脚地搞一阵后，他替我赶车。一点困难都没有，我们到了火车站，靠近车厢把煤装好。 首先是把煤从车厢中用锹装进骡车里，这并不难。我决心尽快地装。后来我发现我的手打泡了。我当时还不晓得有工作手套这种东西可以保护手。当我休息时，我才发现二月天气很冷。工作三小时，最后终于收工了，我感到非常高兴。 在工人大会堂洗个澡，我赴女生宿舍去吃晚餐。饭后我立即赶回男生宿舍。我自言自语：“做了三个小时的工作赚了两个小时的书读，我非好好利用这宝贵时间不可。” 当时我所上的课，予我印象最深的是英语和数学。后者我并不感到困难。课外作业只要几分钟即可完成。难的是英语课。我还记得当时采用的课本是史考特（Walter Scott）的《萨克逊劫后英雄略》。每次指定读十页。我利用一本英汉字典，查出每个生字，把它写在一本小册子上，同时标上中文解释。我发现在十页指定的课文中竟有三百多生字。生字查完后，我简直不知史考特在说些什么。课文对我简直是一片模糊。次日上英语课时，费根（Fagen）老师对我似乎很和蔼。我未举手发问他也没问我问题。英文课对我说是一堆生字。 在派克学堂的最初几天，我所过的生活是一连串听不懂的课程，吃饭时受窘，以及难以忍受的工作。我无处诉苦。我的痛苦坚持不让人知道。有些同学要帮助我，但我都婉拒。我想：他们不能替我上课、吃饭、做苦工。我绝不能逃避，不论这些事多么麻烦，我非自己干不可。 四月间我突然生病。医院中男女学生住了十几个，大家都患一样的病，是一种流行性的伤寒症。我昏昏的。医生和护士照顾我无微不至，好像我自己的父母一般。有一天医生检查过后，护士小姐对我说，她要把我移到楼上一间小病房去，那儿比较安静些。也就是说我要搬出大病房到单人病房。她同时把纸笔拿给我对我说，因为我病的很重，应该写信告诉远在中国的父母。我看看她并设法揣度她的意思。最后我对她说：“我知道你认为我快要死了，我告诉你，我决不会死。”这句话令她破颜而笑。她说她从不担心我的康复，但是把病情报告给父母总是好的。她接着说：“我很奇怪，你怎么知道你一定不会死？”我回答说：“我从几千里外的中国老远到美国来求学，现在还未开始，我怎么能够死。”我以为我当时的答复很妙。她深以为然，并安慰我说我一定会好。 过了一个时期，我渐渐好起来，又回到大病房。我要在养病期间读书，以使我的英语迅速进步。护士小姐问我喜欢读什么？我想起《伊尔文见闻录》。这本书我在益智曾经读过，但并未全懂。我想我应该复习一遍。她居然给我找来一册。 这本书在当时我读得很感兴趣。我已不用再查生字。可以一直读下去，体会故事大意。我念完这本书，我又要她给我找类似的书籍。我一连读了好几本伊尔文的小说。 奇迹出现了。英语的门突然被我打开了。我开始对英语感兴趣了。我和护士小姐及其他同房的患者谈话也感到清楚有趣。这次患病使我在病房中学会很多英文成语。至于文法和字汇，我在益智受教于林格尔夫人时已经有些基础。真正令我感到困难的是发音问题，经过十周住院我已经窥其梗概。 当我逐渐康复时，他们允许我在病房中散步并随他们去学习量体温。有时他们就让我代他们担任这项工作。我成了见习护士。 我的主治医师安伍德（Underwood）先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我康复后，对于他的医药费非常担心。我告诉他我是工读生，真不知道应该怎样付他医疗费。他的回答令我毕生难忘，他说：“不要担心。健康恢复后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给我。” 我出院时，学期已经终了。暑期虽然我的病好了，我仍不能从事体力劳动。因此，我随心所欲，干一些自己喜欢干的事。 当时派克学堂要读四年拉丁文。我春季入学为二年级生。我很担心学校要我重读整个二年级课程。果真如此，我还要读三年预科。我想我绝不能这样。于是我第一步先学拉丁文，因为拉丁文我在中国没有学过。我弄到一本拉丁文文法。每课约有十至二十个生字，一些文法。练习是将拉丁文译成英文和将英文译成拉丁文。出我意料，我发现我可以无师自通。生字可以记。文法既简单又合逻辑。至于练习，我前一天将拉丁文译成英文，第二天再将英文译回拉丁文，两相对照，看看有什么错误。一个暑期过去，我对拉丁文已经不感困难。 秋季学期开始，我坚请注册组答应我注册三年级。负责人说如果我要入三年级须请示拉丁文老师。蓓蒂（Cora Pickett）小姐考试一下我一年级的拉丁文课程，认为暑期自修的成绩很好。她说既然如此，她同意我修二年级拉丁文课。二年级拉丁文课讲的是凯撒。我以为我只上二年级拉丁文课，仍较同级的其他人少修一年。我问她：“你为什么不让我上三年级拉丁文课，也就是说凯撒和西塞罗一起学。”她对我的请求首肯，她表示我应该先从凯撒开始，如果成绩好，她同意我也学西塞罗。我反对说，如果这样西塞罗部分就会躐等，学不好。我认为一开始凯撒和西塞罗两部分就一起学，比较好些。如果我读得不好，我再放弃西塞罗部分，专读凯撒。她熟思之后，同意我二三年级拉丁文同时修，但成绩一定要好。 事实上，自从我英文进步神速产生奇迹后，我对二年级课程已经丝毫不感困难。凯撒和西塞罗两部分我都读得不错，考试分数很高。教室功课之外我又对其他的课外活动发生兴趣。 派克学堂在当时没有体育课，社交也很少。课外活动只有演说和辩论。我在三年级时参加朗诵比赛。费根教授给我选了一个小故事，碰巧故事内容很富罗曼蒂克。他校正我的发音。男教室后面是一片树林。一大早，我就前往树林背诵那段故事，把树当作听众。比赛结果我得第二，心中非常高兴。校中人和镇上人都大吃一惊，称赞不已。这一小小胜利在同学及镇民间给我带来相当的地位。从那时开始，无论是学校或是镇上都对我有了认识。 在派克学堂体力劳动的收入是充膳宿费的。其他的开销要另想办法才行。朗诵的胜利使校方当局和一些镇民介绍我到附近教堂和民间团体去演讲。每次演讲收入二至五元。我的演讲内容极简单，大部分都讲的是我的家庭和我在中国读书的情形。 有一次，他们邀请我到堪萨斯城长老教会主日学去演讲。事后有一位老者到青年会宿舍来看我，我正在那儿度周末。他说教会牧师突然患病，因此教堂很感束手，他请我在主日学以外，早晚多为教堂尽些义务。这种突如其来的大任使我深感意外。我对他说，我不能接受。因为我深恐不能称职。他坚持要我试一下。最后我同意，但在祈祷和唱诗时由别人帮忙，那位长者答应他可以帮忙。当晚，我修改一下我准备在主日学时用的演讲大纲，一改为二，每个加上一段祈祷和一个结论。出人意料的，我能掌握住听众。他们极欲从一个刚到美国一年的中国孩子那里去了解中国。那天我赚了二十元美金。 我抵派克维尔的前两年，该校曾有一名中国学生，他后来名闻世界，他就是董显光博士，是一位名记者并曾任驻美大使。我至派克维尔时，他已离开那儿前往米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深造。但他为自己和中国都留下良好印象。起初当地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当地人对我极客气，全是一本至诚。 学校生活一直过得很好。上几何课时我常帮助老师讲解难题。我又新修一门课：德文。德文老师威廉斯（Blanche Williams）小姐系一奇特人物，是一位良师，也是一位益友。她和蓓蒂同样受我尊敬，我想我不能令她们中任何一个人感到失望。 时间一天天过去，劳动监督指派我担任各种校区内工作。我常和萨姆一起干，他是一个身体魁梧的黑人，曾到车站接过我的。他真是力大如牛，简直没有什么东西扛不起的。我们把路上的巨石抬到路边。在花园、果园，我们共同修理道路，我感到筋肉和背部很疼痛。即使是在现代的中国也很少有知识分子从事体力劳动的。我的经验非同小可。尽管以后我对许多理论问题感到兴趣，但我相信，体力劳动的经验，帮助我站稳了脚跟。 一九一三年初，二伯写信告诉我可以向湖南省长申请奖学金。我请校方给我一份成绩单，并请所有教过我的老师都替我写推荐函。我将所有资料封入信封，附上申请函，寄给省长。我以为这实在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因为贵为省长的大人先生，如何会注意到一封远从美国寄上的小孩子的申请函。但，反过来一想，我又觉得此举不会有什么损害，不写白不写。一九一三年四或五月间，我得到覆函，得到一份奖学金，数目十分可观，每月八十美金。我感到突然成了富翁。 接信后我决定告诉哥哥。说明我可以不用家庭供给或奖学金，自己赚钱读书，每月八十元足够我俩在美国求学之用，要他也来美国。特别令我感到幸运的是我的奖学金从一九一三年元月份即已开始，还要追补。中国留美学生监督第一次就寄给我四百美金。我可以负担我哥哥的路费。是年夏，他也到了派克维尔。秋季开学，我俩同在派克学堂求学。 接到钱后我决定做一套新衣服。到一家裁缝铺选了一段料子。我想这套衣服一定很帅。但当我穿上时，我的好朋友，无分男女，都说不够好，认为我应该选更好一点的料子。 一九一三年，我和朋友决定组织一个俱乐部。学校拨出一间房子，我们稍加修饰，用来开会与社交活动。我们一致认为应该有一架钢琴，我立刻决定捐一架。 派克维尔当时可能有一千人，包括派克专科和派克学堂的四百名学生在内。那里没有电影院和酒吧。有两家冷饮店，一家附设在安伍德医生的药房里，另一家也是由镇上一位医生经营的。我没有见过乞丐，也没听过有什么犯罪。贫富并不悬殊。大部分人都步行，少数人坐马车。每个人都守法、信教。大家都努力工作。 镇是座落在米苏里河畔。米苏里河与中国的河一样多泥沙。但与中国不同的是该河没有舟船。只有一个黑人——但不是萨姆——利用那条河。他在河与公路中间修了一间木屋，我去看过他几次，每次他都请我饮咖啡吃肉饼。我们彼此往来得很亲密。他可能以捕鱼和捉螃蟹为生。 一九一三年，我们男生听说威尔逊（Woodrow Wilson）要到堪萨斯城国会大厦来演讲。他们告诉我威氏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和校长。他的一切令我景仰，同时也令我对美国更感到尊敬。我衷心以为：一个国家如果能尊敬学者，则在文化方面必定是进步的。为了听这位伟大学者兼政治家的演讲，我和其他同学徒步到八里以外的堪萨斯城。当晚威氏在竞选演说中讲些什么我已不复记忆，但我至今对他仍然尊敬。 派克专科和派克学堂在同级学校中水准平平。我甚至可以说它在一般水平之下。但该校笃信宗教。我们必须做礼拜及参加教会活动。此外，我们每天还要做祈祷，米勒牧师的祈祷词很长，就我记忆，也非常神学化。因为别人都不抱怨，我也只好跟着祈祷。重视宗教的结果，使大部分毕业生进了教会，有些到国外任教职，有些做了青年会干事。 一九一四年夏，我突然兴起一个念头，认为我和哥哥应该转到别的学校。哥哥对学农有兴趣，他认为应该献身农业为国家效力。因此，他决心到南方大学，因为南方盛产稻米。我已不记得当时的真正情况，一九一四年秋他终于进了亚拉巴马工艺专科。 至于我本人，我曾就商于蓓蒂小姐，我说我要进哈佛。她说那是最大错误，因为哈佛太大，对我无益。她建议我进一所小一点的学校，她认为我可以从老师那里获得额外的照顾。她推荐欧柏林（Oberlin）学院，那是她的母校。 夏季到来，我和哥哥离开派克维尔。他前往亚拉巴马奥邦（Auburn），我到俄亥俄欧柏林。离别朋友我和哥哥非常忧伤。但我想：如果在美国要完成学业就必须离开。我们在美国开始时的生活是实实在在的。派克维尔两年半是否学到什么东西我不敢说，但我确信那里的工作使我身体健壮，意志坚强。 [book_title]第七章　四年美国自由教育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 欧柏林学院的四年正好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我记忆所及，战争一开始我对协约国和同盟国双方均无偏见。时间一天天过去，我渐渐同情英、法、比。记得在二年级时我在欧柏林加入后备军官训练团。我还记得，当时曾就商于院中体育指导萨维吉（Savage）先生，看看我能否入美国军事训练营。他仔细检阅我的体格纪录表，并且打量一下我的身体，他说他认为我最好不要去当兵，他认为我的视力不适于当兵。此一建议我极感失望。一九一六和一九一七年，我的同学有些前往欧洲，大部分都在法国担任医护工作，我非常羡慕他们。 萨维吉的建议令我失望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还没有忘情于我的“救中国”梦想，我要做个军人。我请驻美公使施肇基推荐我进西点军校。当他要我提出体格纪录表时，我只好作罢，因为我确知：萨维吉先生一定在纪录表上，对我身体不会给予好评。 然而，救中国的念头一直潜伏在我的意识里，时隐时现。欧柏林对于我实现此一理想已没有什么作用。它在过去和现在一直是一个纯粹自由的学堂，目的是训练美国青年能够生活于美国社会。当然，它也吸收了大批外国人，特别是中国学生。尤有进者，它在中国山西设有一所分校。在校园中还立一个碑，是纪念一九○○年山西拳匪之乱所牺牲的欧柏林人的。其课程宗教气氛太重，对于外国学生的特殊需要不甚考虑。 我在欧柏林读书时所产生的救国思想是温和的，目标是针对个人和全世界的。欧柏林的生活是每天忙着上课、进图书馆、上实验室、运动、交女朋友。是什么把这些串连在一起呢？第一，是因为要应付考试，要毕业；第二，是基于一种模糊的意识，认为健全的思想应该育于健全的体魄；最后，是人类内在的好奇心。学校生活本身也能产生一种动力。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我的救国思想也一天天淡了，也可以说是扩大了。偶尔想一想，我的救国观念未免太简单了。有时我认为：我之所以有这种观念，实在是一种自我陶醉，这是不健全的。在我追寻内在思想之前，不妨先叙述一下校外的环境和重要大事。 一九一四年，湖南发生一个政治风暴。袁世凯总统免掉湖南省长谭延闿的职务，因为谭是国民党革命分子。他任命他的亲信汤芗铭担任省长。因为谭曾予留美湖南学生奖学金，所以认为留美湖南学生都是革命分子，于是他停发奖学金。 我和哥哥失去了奖学金，又回到自力更生的情况。林格尔夫人和另一位住在纽约迈亚克（Myack）哈德逊河畔的慈祥太太柯尔毕夫人供给我学费。我在欧柏林一个中国学生俱乐部工作，赚取食宿。当时在欧柏林求学的中国学生有二十人，学校小而中国学生最多，我们共同组织一个俱乐部。俱乐部有一所房子，大约有十个人住在那里。由工读生担任清洁、烹任等工作，其他有家庭支援的学生，负担俱乐部的其他开支。 到暑假我要另觅其他工作。克利夫兰报上登出一则求才广告，我前往应征，获得录取。一九一五年夏我到水牛城去学习售货术。学习如何推销一本叫作《万宝全书》（The Dictionary of Facts ）的书籍。该书系由福克（Funk）和瓦格纳斯（Wagnalls）二位出版。售货指导员教我如何进入假想买主的屋子，如何引起他们的购买兴趣。他指定我一些俄亥俄的市镇，大部都在欧柏林附近，要我去推销。我想这份工作我可能赚到几百元。 售货的第一个城镇叫什么名字，我已不复记忆。他们告诉我：每到一处应该先拜访当地督学。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能够推给督学先生一册，则在以后的推销中就可以多一番说词。我遵嘱前往。督学先生很文雅，他耐心地听我推销，并看样本。待我说完，他说：“小伙子！你讲得很好，我晓得这本书，因为我也推销过。但我现在并不需要它，因为我所需要的字典和百科全书一类的书籍，我全都有了。很抱歉，再见。”我认为这位仁兄拒购的理由很充分，也就不想再向他推销。 第二个推销对象是一个女教员。我顺利进入她的寓所。她正收拾房子，屋内还有另外一个中年妇人，我认识她，她也在本地学校教书。她俩对我这位中国推销员大感兴趣，于是坐下来听我的说词。出我意料之外，她们听起来很用心。临了，其中一位说：她和她的朋友赚钱很少，为了收支平衡，她们自己还要操持劳务。在此情形下实在无力购买这本书，真是对不起。她们外表极诚恳，回答也很坚决，我想我实在没有办法再要她们购买。 经过上述两次失败后，我认为在水牛城传授我销货术的那位先生一定是错了。我应该放弃学校中的推销对象，到阔气的住宅中去找主顾。他们有钱，会购我的书。于是，我找到高级住宅区，决心要在区内找到合适的买主。 我敲一家相当阔气的大门，里面出来一位中年妇人，她也很客气，立即请我进去。我向她推销，她很感兴趣，她说她正有个孩子在念书，一定会用得到我推销的书。于是我又详细介绍书中的内容，特别是说明部分。正当此刻，我闻到有一股烧焦的味道，她赶到厨房，又盛怒地冲出来说：“小子！为了你，我把饼都烤焦了，滚！”又是一次失败。 几次失败后，我不想再做售货员了。我回到欧柏林，要求学校人事部门给我一份工作。事有凑巧，一位赴远处渡假的教授，正好需要一个人照看他的房子和花园。工作很容易，但是待遇却不高。 有时我在欧柏林附近演讲。讲的最多的地方是俄亥俄州艾克伦（Akrons）的一个俱乐部。我相信在那里我赚到二十元。 对学生们说，最普通的自力更生办法是去端盘子。欧柏林学堂有一个小旅馆，很多到欧柏林和欧柏林学堂的人都去光顾过。我在小旅馆餐厅中找到一份工作，令我十分高兴。中餐晚餐时我去工作，可以赚到两餐饭。此外并可得到一些小费。工作很简单。 我在“欧柏林旅馆”工作最初的几天，有一次我招待六位同来的顾客。我记下他们点的汤、鱼、肉、沙拉、咖啡和点心，回到厨房，我一口气背出来。厨房领班是一个身材魁梧的黑人，名字叫萨姆，他对我一言不发，两眼瞪着我，好像要把我吞下去似的。很快的，他把我所要的东西一股脑儿做好，放在台子上，要我端出去。我开始先端汤，待上鱼时，已经有点冷了，当上肉时，肉已太冷，顾客抱怨。我把客人的反应告诉萨姆。他对我大肆咆哮，好像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似的。他说我应该按顺序报出菜单。我说这是他的责任，因为他应该知道每道菜所需的时间。我们争论得很凶，其他侍者出面劝解，但他们都站在领班的一方，要我以后报菜单时把时间算好。 不打不成交，我和萨姆经此争吵，反而变成朋友。事实上，我对端盘子艺术很有一手。我不仅能仔细调配时间，更能牢记每位客人所点的菜。我成了端盘子明星。 有些教授到餐厅来，我侍候他们。他们同情我，多给小费。我感到很不安，因为在中国，学生对老师习惯上总是免费招待的。我对心理学系主任史塔生说：“我是你的学生，不能收小费，因为中国习惯是‘有事弟子服其劳’的。”他听后大笑不止。他说在美国给小费是很普遍的。 有一天，是在毕业典礼那一周，我的女友凯塞琳和她母亲到餐厅来。另一个端盘子的，也是个学生，有意捉弄我，故意避开。我被迫只好硬着头皮去招待这两位女客。我女朋友的母亲给我五元小费。我感到很尴尬，因为我想：将来我约会凯塞琳，她一定会以为我用的是她妈妈的钱。另一位侍者要我把钱收起来，不必耿耿于怀。 两年以后，我从清华得到部分奖学金。清华是用罗斯福退回的庚子赔款创办的。我哥哥因为不满亚拉巴马专科，也转到欧柏林来。我俩都半工半读。 欧柏林学堂的水准在一般的同级学校之上。学堂本身有一千名学生。此外，音乐学院有四百名学生，神学院有四百名学生。学生人数占全镇人口一半。如果再加上老师和他们的家属，可能占镇上人口的三分之二。校区和校舍都很精美。教室、图书馆、实验室都很合乎我们的理想。 欧柏林学堂的理想是自由教育。说明白一点，就是要使其学生成为一个品行好、学问棒的基督徒。因为学校注重宗教，所以我们每天都有宗教活动。校区内不准吸烟和跳舞。金（Henry Churchill King）校长，波士委（Bosworth）教务长，哈琴斯（Hutchins）教授，都是阐明基督教义的名家，他们口才便给，雄辩滔滔。哈琴斯的儿子后来做了芝加哥大学校长，声名藉藉。我对这些人都极仰慕。当时的美国大学，希望每个学生都是基督徒，至于学问还在其次。但欧柏林却是二者并重的。 在欧柏林学堂，我首次开始学自然科学。霍莫兹（Holmes）教我化学，布丁顿（Budaington）教我生物学，葛威尔（Grover）教我树木学和进化学。他们三位都是杰出的教授。 欧柏林的老师不再要我死记课文，不再要我使用演绎法和孔夫子的格言，他要我多用眼睛多用手。要我在显微镜下研究试管中的微点。要我观察我所能看到的东西，不要忽略所观察到的事实。训练我观察要仔细，提出报告要客观。经过这一番训练，物质对我又有了新意义。科学方法也成了一个新发现。 我对这种新方法的反应如何呢？虽然科学研究在开始时困难，但我很快上了道。我衷心羡慕这种教育方法。这些课程我都学得不错，甚至霍莫兹教授劝我主修化学，布丁顿教授劝我主修生物学，葛威尔教授劝我主修植物。 在欧柏林的其他中国学生，大部分均较我年长，中文也较我好，但对自然科学不感兴趣。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认为实验室工作困难。然而，在当时的美国大学中，却有许多中国学生，学自然科学或是学机械工程。他们有些是因为兴趣所在，有些则是依靠意志去克服困难。他们认为：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西方科学和技术。有些人甚至以为：中国只需要科学和技术。因此，中国知识分子间，对于文化改革也形成了一连串辩论。 我曾力主科学和技术。我必须说明，我的主张并不是人人赞同的。当时在康奈尔和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胡适博士就是其中一个。他主张：中国人应该研究科学和技术，但西方文学和社会科学对新中国的进步也很重要。他对西方文明和唯物主义不作等量齐视。他终身在中国提倡科学与技术，经常演讲，阐扬西方在精神方面的成就。 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由于自然科学和技术受人重视，致令许多中国人对社会科学和文学都裹足不前。 葛威尔教授的“树木学”使我认识了欧柏林四周的树木。我尽量研究，辨别它们冬季和夏季的特点。我成了葛威尔实验室中的助理。我很高兴，能指给其他美国学生认识枫、杨……但当他们随着树木长大时，那些美国学生对枫、杨的枝叶也就不再关心了。 最麻烦的课程是葛威尔教授的“进化论”。我们研究达尔文和达尔文以后的理论，实验孟德尔遗传定律。由于葛威尔认为他的孟德尔定律损害了基督教教义，以致令我稍感困惑。霍莫兹教授和布丁顿教授认为科学和宗教是并行不背的。我真不了解，究竟是科学增加了他们对宗教的信心；还是宗教增强了他们对大自然刺探的决心。但有一件事却是真的，宗教和科学统一了他们的心灵和意志。 在欧柏林，又有一门新课引起我的兴趣，那就是“心理学”。我认为我对心理学的兴趣是威尔斯（Wells）教授在暑期教我的课程中启发的。他在讲课时讲解人性中的狂妄。他不用任何教条式的理论，就能使我们深入研究和分析。那年夏季我读了詹姆斯（Williams James）的《心理学大纲》，该书令我深感兴趣。詹姆斯的书有令人感到不忍释手的魔力。威尔斯教授使我在大学中专攻心理学。不幸，他在我四年级时离开欧柏林。接替他的是达雪尔（Dashiell）教授。他只能在“动物心理学”试验方面令我稍感兴趣。 我在欧柏林对文学也感兴趣。莫雪尔（Mosher）教授除教我德文外，并引起我对歌德和希腊的兴趣。我认为德文很容易学，而且我进步得也很快。最后几年，我又学法文。我认为：将来读法国学者所写的伟大历史著作时，法文会有用处。 我在欧柏林时，最杰出的文学教授是瓦格尔（Wager），他教我们“英国文学”。我选他的课是维多利亚时代散文和名著翻译。前者，我读卡拉尔、雷斯堪、安诺德、纽曼和派特等的作品。我喜欢安诺德的诗。我对他那科学前期对宗教信仰问题所作的诗章中的音韵极感兴趣，如果我想像的不错，我认为瓦格尔教授最喜欢的是纽曼。因为他们信仰相同。他们追求的是精神快乐和平安。我对纽曼作品虽不尽理解，但我想纽曼神异的动机，的确是找到了最后的精神安慰。我可能不太重视最后的安慰，因为我不喜欢隔绝的、一元化的世界。 在英国文学系教授们鼓励下，欧柏林学堂学生掀起一片文学热潮。他们出版了《欧柏林文学杂志》。贡献最大的是魏尔德（Wilder）。我和魏尔德合作，将一些中国诗翻译成英文。 我对欧柏林的历史课很失望。上课时很枯燥。但我自己私下却读了许多德国史和意大利史。我对俾斯麦很崇敬，对意大利加富尔、马志尼、伽里波等三位伟大的政治家也同样敬仰。 当我留学时，我发现祖国正面临统一问题。一九一一年，从表面看，革命似已成功，但却正如后来事实所显示的，革命结果造成军阀割据。内战所引起的各项问题深深地刺激了我。不幸，那时欧柏林历史系的课程不能有助于我将来在中国从事政治工作。 在欧柏林有一位伟大的经济学教授，名叫鲁兹（H. H. Lutz）。他教我时采用的本子是陶星（Taussing）的《经济学大纲》。鲁兹教授为我详细讲解复杂的供求问题、边际效用和价值等问题。他非常认真，而且能以身作则，无论对学生或对自己都不马虎。 在我上鲁兹教授课时，有一次青年会国际会议总干事穆特（John R. Matt）来校布道，学校当局停两堂课，以便学生听传道。但是鲁兹教授宣布他的课要照常上。两者相较我还是上了他的经济学课。 我发现欧柏林的宗教气氛太浓，除了校长金氏、教务长波士委及哈琴斯教授对教会活动大力支持外，另一个有形的象征就是：校区中为纪念在中国山西传教而被拳匪惨杀的教士，建立一个纪念碑。此外，我的同学中也有好几个人他们的父母在中国传教。在镇上，威廉斯夫人和戴维斯夫人也都是退休的牧师，对中国学生特别有兴趣。 美国教会，为了筹集所需费用，往往谈到中国的穷人，损及中国人的尊严，此举使在欧柏林读书的中国学生大起反感。这是他们伤了我们的自尊心。然而这种自尊可能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所说的多半是事实。但我们却不希望他们在美国公开这些丑事。其实在中国学生中，谈到自己国家的种种，有时所用措词，比教会牧师所用的更粗鲁、更尖苛。但是同样一件事，经牧师们一说，我们就大感不快，感到有失尊严。 离国数年后，我们又把祖国理想化了。凡是在国外的人都较为爱国，这可能是一条不易的真理。这条真理于欧柏林的学生身上更得到了明证。我对整个教会活动都感到怀疑。第一，我认为中国不会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第二，我认为中国道德精神价值高于西方。欧柏林过分的教会活动遭到反对，至少大多数中国学生是反对的。 回顾一下中国学生和我自己对国内教会活动的态度，我愿对我年青时代的憎恨作一个相当合理的解释。总之，人民的信仰，是传统中最内层的部分。的确，宗教信仰是传统的。没有传统，特别是反传统，就得不到精神安慰。大多数美国人都是基督徒，其所以如此，并非基于逻辑上的理由，纯粹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和国家的传统使然。为求精神健康，每个人都应该有某种程度的宗教信仰。任何破坏这种共同认识的企图，都是一种精神上的损害。传教可以视为十足的精神侵略。近年来我曾注意观察，发现美国有些教派，对传教已不似昔日那样热衷。目前，似乎越是守旧的教派（如原教旨主义教派）越喜欢向教外人士传教。 欧柏林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所好学校。我不敢说我在那里四年有什么成就，获得什么坚定的信仰。但我敢说：对于过去一些不明白的事务，我已能去观察，我的智识水准的确是提高了。虽然离开欧柏林后我仍旧没有成熟，但我却迈向成熟之路。 [book_title]第八章　赴法插曲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特别是威尔逊总统领导各国反对同盟国和同情中国学生时，我很亲西方。一九一七年上半年，中国对于是否参战问题，军政两界争论甚烈。就我回忆所及，大部分人是主张参加协约国的。极少数人主张中立。没有人主张加入同盟国。我个人是完全站在协约国一方的。威尔逊总统所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信以为真。 中国后来决定参加协约国。决定后不久，中国政府即和协约国方面达成一项协议。依据该协议，中国应对协约国提出人力支援。中国招募十五万劳工前往法国。有些在兵工厂工作，有些配属盟军担任兵工。其中隶属于英军的有十万人，法军的有四万人（其中部分为军需工人），美军的有一万人。美国本身也有随军志愿组织，目的是鼓舞前线士气。志愿组织中最杰出的是红十字会和哥伦比亚骑士队。他们代表天主教和青年会。后者一向是具有中国意味的。要组织一个队伍到法国战地中国劳工营中去鼓励士气。邱安（James Chuan）先生，中国学生青年会干事，也是我的朋友，于一九一八年春到欧柏林去物色人参加骑士队。我接受了他的约请。 欧柏林学堂一九一八年班是在战云笼罩下举行毕业典礼的。尽管我们毕业班的人都晓得毕业是我们生平一件大事，但也兴奋不起来。不过我还记得金校长在他的寓所招待我们的情形。一向矜持的校长那天也对我们笑起来，这是稀有的事。他用一种追怀往事的口吻，谈到他自己过去在欧柏林的情形，他对我们说：当他要从欧柏林学堂毕业时，他和他的同学们都担心，认为欧柏林学堂没有他们的领导，将来一定不成样子。“嗨！”他哈哈大笑说：“大出我们的意料，我们离开后，学校反倒进步了。”他又继续告诉我们，他知道学生们中普遍的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怀疑他是否笑过。他告诉我们，他有时也的确会大笑，只是机会不多而已。我很高兴金校长告诉我们他的往事，因为当时我和我的同学也正有那种忧虑，认为欧柏林不能缺少我们。此后，无论何时只要我自我陶醉得过了火，我就回想那段往事。 在我叙述法国生活之前，我认为应该插入一段个人生活的插曲。当我哥哥来美国留学前，就告诉过我，他在祖母和家父的坚持下，赴美之前曾先回老家一次。抵家后，使他大吃一惊，他发现原来是要他回去结婚的，对方姓赵，就是过去我在他们家私塾上学的赵家女儿。尽管他非常不愿意这件婚事，但也只好服从长辈的命令。 家兄当时对结婚经过，不愿多说。我感到这是一个悲剧，但我知道我对此事无能为力。他的婚姻经过，促使我考虑到我自己未来的婚姻问题。我是否应该像家兄一样，俯从长辈的意思，与我五岁时订婚的贺小姐结婚呢？我决心不干。于是我立刻写信告诉父亲，请他解除婚约。家父的回信可以总括为两句话：“荒谬绝伦，不可能。”当他发现我的意志坚决时，他开始用说服方法，要我不要使他失信，让亲友看他教子无方，丢他的面子。我无法向他解释我对婚姻的观点，我只说我要自己选择对象，除非和贺小姐解除婚约，我决不回中国。 这样一威胁，亲戚们的信函雪片飞来。这都是家父发动的。要他们帮助说服我。有些人说家父对我的主张很震惊，甚至为此而生病。另一批人说贺小姐既温柔又漂亮。我的三弟，当时正急于赴美留学，写信告诉我，说家父已经后悔当年让他的两个儿子赴美留学，因此，他绝不让他的三儿子赴美，以免受美国不良思想的熏陶。对这些说词，我坚不低头。我请父亲尽速解除婚约，因为任何迟延都会影响贺小姐的终身大事。大约是我在欧柏林毕业时，终于接到家父的通知，告诉我与贺小姐的婚约已经解除，我如释重负。 毕业后，我前往纽约接受一星期青年会战地工作训练。七月间，我渡大西洋赴法国。途中第四天，我们劳连（Lorraine）轮上的乘客发现有一个庞大舰队与我们同行。其中有些是商船，有些是驱逐舰。我看到这些小而快的舰艇在我们四周护航，俾免遭到德国潜艇袭击。危险当前，我们反而感到兴奋。上岸的前一天，有一个老妇跳海，有人告诉我她是德国间谍，恐怕上岸时要被捕所以跳海。上岸那天，护送舰队离去，我们的船平安进了布勒斯特（Brest）港。 巴黎一九一八年的夏季是阴霾沉沉的。虽然没有实行彻底灯火管制，但路灯也是暗淡无光的。芳斯毕格尔斯（Follies Bergeres）的演员正在使出浑身解数，使人们狂欢。但普通的法国人，因为节约，自然没有什么兴致。人和房子都显得无精打采。大部分妇女都穿着黑色衣裳。 抵法第一次工作是在里昂附近圣芳斯（Saint Fons）的军需厂。那里大约有七百名工人，多半来自山东，我为他们成立了一个类似茶馆的俱乐部。我办了几个补习班，教法文和中文，介绍一些简单游戏，放留声机。替他们写家信，寄钱回家。吃苦耐劳的山东人住在法国非常习惯，好像在家中一样。他们都能说几个法文字，常常出入乡间的小咖啡馆，和工厂及农场的法国工人相处得很融洽。事实上，这里实在没有什么士气不士气的问题，用不到去鼓舞。 十月末的一个夜里，屋子里挤满了工人，突然一声巨响，山摇地动，把留声机上的唱针震出了唱盘。窗框震碎散落到地上。有些人大喊：“德国人来啦！”我虽然感到吃惊，但我却不信德军能够穿过瑞士进入莱茵河地区。我力持镇静，要大家循序到外面去。我把俱乐部门关好，我认为应该亲自去查明一下真象。刚出门，又是一声巨响。当我到大街时，人潮奔驰，其中有中国人、希腊人、阿拉伯人和法国人。有一名法国警察要我站在他身边，他用不纯熟的中国话高呼，要工人们安静下来，要守秩序。我自己很想尽速逃跑，但我恐怕警察笑我胆小。 当我站在警察身边时，一股浓烟直冲霄汉，接着火焰冲天，风助火势，烈焰腾空，工人们个个惊恐。我站在那里机械式地重复那几个字：“不要跑，不要跑。”大约半小时后，群众已经冲过我站的地方。我们看到远处一片火光，并且闻到一股火药味，还听到一阵辟辟拍拍的声音，好像中国过年放爆竹似的。我决定循着群众们跑的路走下去。等我追上他们时，有一名中国工人，他认识我，对大家说：“我们跟他走！”虽然我告诉他们跟我走也没用，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哪儿好，但他们还是坚持要跟我走。我没有别的法子，只能给他们找隐蔽的地方。最后，我们跑到一座小村落，我看到教堂的顶上有一个红十字，斜对着天空。我直奔教堂。还好，门是开着的，我要大家在长凳上安静地坐下来，等待天明。 次日晨，我才晓得当晚并不是德军进攻，而是军火工厂的弹药库爆炸。一连三天，爆炸不停，法国派了大批警察包围军火厂。后来我发觉，法国其他地方的人，根本不知道发生这件事。 一九一八年十月间，有一天巴黎青年会总部要我去述职。我所乘的火车规定于午后十时到达，但误了几个小时。同车有一位上了年纪的法国人，我们坐在一起虽有几小时，但彼此并未交谈。到了午夜，他突然问我：是否已在巴黎订了旅馆。我告诉他还没有，因为我想在青年会总部过夜，所以认为没有订旅馆的必要。他很和霭地约我到他家。他说住在他家比较舒服些，次日清晨办事也较方便。我有些不好意思，但最后还是答应了。抵他家时，他的太太身穿黑衫正等着他。她立刻给我们冲热巧克力。我们宵夜时，他太太悠闲地谈到西贡和河内的来信。我推测他家是从事化学工业的。第二天早晨，女主人为我准备一餐丰富的早餐。席间她告诉我，她的兄弟和独生子都在战争中牺牲了。现在她和丈夫除了对人施予温情外，已经没有什么好干的了。早餐后，老者带我去看他的化工厂和办公室。那是一个伟大的事业，与全世界都有关系。 我在巴黎公毕后前往圣芳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一天中午，我到里昂中央邮局。我很惊讶，整个邮局大厦的人都跑光了。当我在一个窗口买邮票时，一个法国女孩子突然抓住我说：“我们来跳舞。”我想她一定是发狂，因为邮局在中午怎么能让人随便跳舞。她非要我和她跳不行，我坚持不肯。她抓住我的膀子，把我推到大街上去。这时我看到有许多旗帜飘扬在窗子上。不到几分钟，很多人麇集在大街上，高呼，狂吻，跳舞。战争停止了。 当天下午我回到圣芳斯。沿途看到很多法国兵都喝得醺醺大醉。有些倒在地上，东倒西歪，嘴里不断嘟哝着：“这是平时，这是平时。”据我想像，法国为了争取最后胜利，已经悉索敝赋竭其所能了。 法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也渴望战后能早日回家过太平日子。但事与愿违，令他们深感失望。随便发个信号，就能令士兵停火；随便签署一个文件，就可使外交官宣布和平；随便发一个简单宣言，就可使一个政府承认和平。但是真正的和平却没有那么简单，慢而又慢。迨至欧战最后的几个月，法国人都用“这是战时，这是战时”来说明他们的艰苦。停战以后，当我看到他们那失望的样子时，我真不知道，他们又会用什么讽刺的字眼来形容他们的失望。果然，不久他们又都说“这是平时，这是平时”了。 我有一辆美造自行车，是青年会供给的。我常与里昂的工作伙伴徐义宣（Hsi I-Hsuan）先生沿莱茵河乘骑，我们到过莱茵区的许多市镇，并且远及南部的亚威农（Aivgnon）。我们发现法国人相当刻苦耐劳，勤俭自持。这与外国人想像的很有出入。有时我们住在法国小旅馆中过夜。老板和老板娘都拿我们当家人一样看待。吃过饭后，我就和他们坐在一起谈家常。女老板为了表示对我们的关怀，常问我们是否有扣子掉了，她可以代缝。 一九一九年初，青年会派我到勒克列索（Le Creusat）庞大的斯耐达（Schnecder）兵工厂去为中国工人再开一个俱乐部。当地差不多有一千五百名山东工人，住在营房中。当我首次向负责人要房子开俱乐部时，他耸耸肩说，实在没有空房子。在那段日子中，我常带着美国香烟，不过我自己却不吸。当时我递给他一枝烟，他很高兴。后来我把一整盒都送给他。他要我过三四天再去看他。我们下次会面时，我干脆送给他一整盒香烟。他说他找到一间房子，这间房子现在正堆东西，如果我认为合用，可以拨给我。徐先生和我看过房子，很满意，认为可以利用它做很多事。有了地方，我们第一个计划是放电影给工人们看，我们从青年会总部领到一部放映机和一些影片。但房子中没有电源，我们又到负责人家，送给他小孩子一些巧克力糖。于是他为我们装了一条专线。下一步就是放映机的操作问题。我们找不到一个会使用放映机的人。徐先生是哈佛经济系的学生，和我一样也是一窍不通。但，我们不断试验，一天下来，终于搞通了。第一次在营区中放映电影，真是一件大事。 在圣芳斯和勒克列索两地，我发现中法两国人很易相处。不服勤务的官长，有时甚至是上中尉，都不时到中国工人的营房来，聊上几个小时。有时法国人会带着他们自己的留声机，到营房放给工人们听。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俱乐部中工作，一个法国女孩子跑进来。她要和我单独谈谈，于是我把她带到我的小办公室。她问我，她是否可以和一个姓杨（Yang）的工人结婚。我告诉她，我不认识这个人，所以无法提供意见。我问她是否曾经考虑过中国生活习惯有许多地方与法国不同的问题。她说她已经考虑过了。我又问她是否考虑到后果。她说：“如果我呆在法国，我可能永远也结不了婚。即使我能幸运地嫁了人，对方也可能是个莫名其妙的家伙，把赚来的钱都喝了酒，醉后发脾气打我骂我。我认识杨某已经一年，他从未喝过酒，我认为他永远也不会打我。我想嫁给他一定很好。” 后来，有一次我到法国北部配属英军的劳工营去，发现英法两国对中国工人的管理方式有许多不同之点。英国军官呆板而严格。除了公务，官长与工人间简直没来往。英国营区较法国清洁，工人照规定领饷领配给。他们可以写信寄钱，甚至接到家信。法国官员和工人们往来多，甚至和工人们开玩笑，给他们讲故事，有时与他们共食，但是营区管理却相当马虎。工人们都抱怨不能和中国家中定时通信，他们不知家人是否收到他们从法国寄回去的安家费和不定期的寄款。 我在法国的时候，只要不耽误公事，尽量旅行。我从青年会领到的香烟和巧克力帮了我很大忙，使我搭车方便。我到过毕亚里兹（Biarritz）、卢德（Laurdes）、坡（Pau）和马赛（Marseilles）等地。在卢德，我参观山上的大教堂和雕像，这些建筑物都显示耶稣从前受难的情形。大教堂的旁边有个小洞，有一股泉水从洞中流出。人们告诉我这股泉水有一股神秘力量，可以医治百病。小洞上面的岩石上挂着许多拐杖，都是腿患痊愈后的人们留在那里的。有一位曾在云南传过教的法国天主教神父用流利的中国话告诉我那儿曾出现过奇迹。另一个美军上尉也说那里的确有过奇迹。我真奇怪，为什么现代人会如此迷信。若干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好莱坞把卢德的传奇拍成电影，片名是《伯纳特之歌》（The Song of Bernadette ）。 在马赛，我住在一家海滨旅社。我想地中海的景色一定特别美。旅社的房间都配以各国地名，如威尼斯、法兰西、雅典、北平等等。房间都空着，任我选择。于是我选了北平。房间有个走廊面对大海，我躺在床上可以看见滔天白浪，从海上一波一波地掠过。我自言自语地说：“这真罗曼蒂克。”但到晚上睡眠时，我听到怒吼的风声，令人感到悲怆、恐怖。我感到非常孤独。自己独处一室，全旅社也只有我一个客人，我好像遗世独立，要羽化登仙了。 和会召开期间，我数度赴巴黎。除了阅报外，我从参加和会的中国朋友处，又得到一些有关会议的报告。会中决议：将德国以往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令我感到十分吃惊。我对一向主张全世界人民自决的威尔逊，实在不解，何以他竟违背了他自己的原则。不过，我想威氏此举必有不便公之于世的充分理由，也说不定。处在这种环境，每天和中国代表团的人谈，分担他们的忧虑和失望，我对事实真象因为太明了，因而简直不敢想像，中国代表团反对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决定，于拒绝签署和约后，会对中国学运、中国政府危机、新文化运动产生如何的影响。詹姆斯说得对：世界充满了意外事故，全能的神不按五年计划管理人类。 我要离开法国之前，青年会召集所有在军中服务的青年会人员开会。讨论的主题是：法国工作经验与未来中国工人福利问题。讨论结果，产生一个集体教育运动。运动的领导人是晏阳初，他曾就读于耶鲁大学。他在军中教授中文时，突然触发一个灵机，他认为教育家首先应该找出一千个最习用的中国字。我们在国外研究的学生，都认为学中文太浪费时间，除非我们能简化教授方法，文盲是难扫除的。事实上，中国教育的中心问题是国语问题。中国字念起来很困难，写起来更困难。把不同笔划配合在一起，本身就很困难。晏先生认为：经过相当选择，可以找出一千个字，能使工人在三个月之内学会，足供他们日常生活使用。晏先生所倡议的基本中国字汇和集体教授法是此次会议中的主要成就。 晏先生回国试验一年以后，他发现扫除文盲工作，直接从扫除文盲工作本身下手是不够的，因为文盲问题背后，还存在着贫穷和疾病等等问题。因之，他所领导的集体教育运动，又牵涉到健康和改良生产等等问题。易言之，扫除文盲工作之外，还要对现代科学和技术工作多多努力，才能奏效。 [book_title]第九章　哥大研究与华盛顿会议 依我想，现在留学的观念应该与我一九一九年夏季进哥大时一样。哥大是我留“西洋”的最后目标。当时在哥大的中国学生约有一百五十名。他们也都是留学生。 当我在哥大研究时，有一天，校长布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先生非正式招待哥大中国学生。我想他这次例外地对中国学生表示客气，可能是受师范学院院长孟禄（Monroe）教授的影响。孟禄教授多年来对中国教育有兴趣，而且对哥大中国学生花费过很多心血。他认为：从留美学生中，可以看出一种历史动向，此种动向会形成当时令人无法相信的发展。在招待会中，布勒校长先致简短的欢迎词。接着他又训了四十分钟话。大意是谈历来的美国留学生问题。他指出：在不同的时期，美国的伟大学府和著名学者如何能从外国吸引来大批学生。他说，这些伟大学府帮助我们了解文化的动向。他的口才很好，并对出席的中国学生大加赞许。那次招待会增加了我们对留学和对历史使命的认识。 当我一九一九年夏入哥大时，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认为我应该专攻新闻。我想如果我能成为中国报界大亨，我就能左右中国政治。我曾阅读英美两国许多报纸，也曾阅读许多对美国舆论具有广大影响力的主笔们所写的社论。我梦想在自己国家政坛上，能扮演一个像他们那样的角色。为此，我进了新闻学院。但我在新闻学院读书期间，有一年夏季，突然感到新闻人员对一国政治的了解仅是表面的，无法深入，所以他们只能随波逐流，迎合时代。我认为：为了左右政治，就必须懂得政治，欲想懂得政治，就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