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大中国史 [book_author]吕思勉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史学,完结 [book_length]546341 [book_dec]《大中国史》是我国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通史著作，上起三皇五帝，下至辛亥革命，以时间顺序为经，以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为纬，详细记叙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朝代更替、制度沿革、疆域变迁、风俗更易、学术源流等诸多问题，将中国历史抽丝剥茧般层层拨开，向大家展示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长画卷。《大中国史》观点权威，体例严谨，考证精详，实为了解中国历史的最佳读本。此外，作者不时发一家之言，打破大家固有的历史印象，如讲述汉武帝为穷兵黩武的帝王，王莽为值得景仰的改革家，岳飞为骄横跋扈的地方军阀等等，常令读者产生耳目一新之感。 [book_img]Z_5980.jpg [book_chapter]第一篇　上古史 [book_title]绪论 第一章　历史的定义 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我可以简单回答说：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 原来宇宙之间，无论哪一种现象，都是常动不息的，都是变迁不已的。这个变迁，就叫做“进化”。 因此，无论什么事情，都有个“因果关系”。明白了它的“原因”，就可以预测它的结果，而且可以谋“改良”、“补救”的法子。 要明白事情的因果关系，所以要“经验”。一个人的经验有限，要借助于别时代、别地方的人，就要有“记载”。记载就是“历史”。 所以历史是各种学问都有的。但是从前的人，研究学问的方法粗，常把许多现象，混合在一起。后来的人，知道这种法子不行，就把宇宙间的现象，分析做若干部分，各人研究其一部分，就各部分研究所得，再行想法子合拢起来。这个便唤做“科学”。研究社会进化现象的一部分，就唤做“历史学”。 从前的人，研究学问的方法粗，以为“史者，记事者也”，宇宙间什么现象，都应该记载在里头。所以《史记》的《八书》，《汉书》的《十志》，什么专门的学问（譬如天文，律历）、奇怪的事情（譬如五行）都有。现在的宗旨，却不是这样了。 “社会现象”，也是“宇宙现象”之一，它的“变迁进化”，也脱不了“因果关系”的。虽然这种因果关系，不像自然现象那么简单，因而“断定既往”，“推测将来”，也不能如自然科学那么正确（譬如断定既往，不如矿物学。推测将来，不如天文学），然而绝不能说它没有因果关系。研究历史之学，就是要想“认识这种因果关系”。这便是历史学的定义。 第二章　中国的历史 要明白一种现象的因果关系，先要晓得它的“事实”。考究人类社会已往的事实的东西很多，譬如（一）人类之遗骸，（二）古物（无论工艺品、美术品、建筑物），（三）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都是。记载往事的书籍，不过是其中的一种。然而最完全最正确的，究竟要推书籍。所以研究历史，仍得以“史籍”为中心。 我们中国的史籍，究竟怎样？我且举两种史籍分类的法子，以见其大概。一种是清朝的《四库书目》，这是旧时候“目录之学”中最后的分类。 一种是近人所撰的《新史学》，略参些新科学思想的（见《新民丛报》和《饮冰室文集》）。 第二编年（《资治通鉴》等是也） 以上两种分法，都不十分正确，现在且别评论它（要知道历史书分类的法子，可以自己把“目录之学”的书参考。其中应该先看的，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四库书目》四种）。我以为历史的书，从内容上分起来，不过（一）记载，（二）注释，（三）批评，三种（考订大抵属于注释，也有因此而下批评的）。其中又以记载为主，必须有了记载，批评注释两种，才有所附丽，其间有主从的关系。 历史书所记载的事实，从前的人，把它分做（一）治乱兴亡，（二）典章制度，两大类（参看《文献通考》序。这两个名词，不甚妥当，但是一时没有适当的名词，姑且沿用之，我以为前一类可称为“动的史实”，后一类可称为“静的史实”）。正史中的“纪”、“传”，是记前一类事实的；“志”是记后一类事实的；二者又皆可出之以“表”，以图减省；所以正史可称为“纪传表志体”。各种历史，要算这一种的体例，最为完全（所以从前把它立于学官，算做正史）。编年和纪事本末，是专记前一类的事实。政书是专记后一类的事实。从研究上说，编年体最便于“通览一时代的大势”；纪事本末体，最便于“钩稽一事的始末”；典章制度一类的事实，尤贵乎“观其会通”；所以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这四种书在研究上都是最紧要的：因其都能“网罗完备”，而且都有一个“条理系统”。其余的书，只记一部分的事实（或者是许多零碎的事实），只可称为“未经编纂的史材”，专门研究，都是很有用的，初学暂可从缓。我们中国是个文明开化极早之国，历史一类的书，真是汗牛充栋；其余各种材料，却也不少（譬如钟鼎碑刻和其余各种古器物，都有合于前说的古物一类。各地方特别的风俗，特别的方言，都有合于前说的风俗习惯、典章制度一类）；可惜科学不甚发达，没有能够将之严密整理罢了。这就是今后学者的责任了。 第三章　现在研究史学的方法 现在研究史学，有两件事情，最应当注意的： 其一，是要有科学的眼光。便是现存的材料，都要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其中最紧要的有两层：一是把不关于历史之学的析出，以待专门家的研究（譬如天文、律、历）；二是把所存的材料，用种种科学的眼光去研究，以便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譬如用经济学的眼光去研究食货一类的史实，就可以知道社会的生活状况，就知道社会物质方面，而物质方面，就是社会进化的一种原因）。 其二，是要懂得考据之学。研究历史，最紧要的就是“正确的事实”。事实不正确，根据于此事实而下的断案，自然是不正确的了。然而历史上一大部分的事实，非加一番考据，断不能算做精密正确的（只要看从前人所考据的便可见）。所以考据之学，实在不能不讲，其中最紧要的也有两层：一是要懂得汉学家的考据方法。这一派学问，是我们中国最新而又最精密的学问。必须懂得这一种方法，一切书才都可以读，一切材料才都可以使用（不然，就全据了些靠不住的材料，或者有了材料，不知道用法）。二是要参考外国的书。从前中国历史中，关于外国一部分最不正确（譬如朝鲜、安南要算同中国关系最深的，然而记载这两国的事情，还是误谬百出）。今后研究，必须搜罗他们自己的书（《四库书目》著录外国人所自著的历史，只有郑麟趾的《高丽史》等两三种。这是因为当时朝鲜、安南等，表面上都是我国的属国，暗中却都是帝制自为，所以禁止国内的书籍到中国来。中国人也就不去考求，可谓暗于外情了）。就是中国的事情，也有要借外国史参考，方才得明白的，譬如元朝在西域一方面的事实，就须参考西史（参看《元史译文证补》）；清朝未入关以前的事实，中国人完全茫昧，反要参考朝鲜人的著述（参看日本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就是个好例（这一层，外国也是如此。譬如朝鲜人，讲高丽以前的历史，就一大部分要借中国书参考。总而言之，世界大通，各国的历史，都可以参稽互证。试看近人《章氏丛书》中的《法显发现西半球说》，就可见得中国的历史竟可供给墨西哥人参考了）。 这两层，是最紧要的。其余应当注意的地方还很多，且待讲到下面，随时再说。 第四章　本书的分期 从来讲历史的人，因研究的方便，总把它划分做若干时期。本书也用此法。现在把本书所分的时期，开列于下。 （一）上古史　周以前 （五）最近世史　从西力东渐到现在 以上不过是大略的区划，其中一切事实，并不能截然分清。总而言之，是为研究上的便利。至于所以如此分法，读到后文自见，现在也不必絮烦。 [book_title]第一章　汉族的由来 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总得知道它最初的民族。现在世界上，固然没有真正单纯的“民族国家”。一个国家，要想自立于世界之上，究竟民族宜乎单纯，还宜乎复杂？假如说复杂，可以复杂到怎样程度？自然也还是一个问题。然而一个国家建立之初总是以一个民族为主体，然后渐次吸收其余诸民族，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然则要晓得一个国家最古的历史，必须要晓得它最初的民族，也是毫无疑义的了。 建立中国国家最早的民族，就是“汉族”，这个也是讲历史的人没有异议的（近来有人说：“汉”字是一个朝代的名称，不是种族的本名，主张改称“华族”或“中华民族”。殊不知“汉”字做了种族的名称，已经两千多年，譬如唐朝用兵，兼用本国兵和外国兵，就称“汉蕃步骑”，这就是以“汉”字为种族之名的一证。而且现在还是一句活语言——譬如现在称汉满蒙回藏，岂能改作华满蒙回藏？况且“种”、“族”二字，用起来总得分别。汉族不能改作“华种”，若称“华族”，这两个字，有时候当它贵族用的，不免相混。若称“中华民族”，四个字的名词，用起来怕不大方便。而且现在“中华”做了国号；中国又是五族共和，这四个字，用到最近的时代，意义也容易混淆。总而言之，把臆定的名词，来改通行的语言，极难妥当。所以本书仍旧用“汉族”两字）。 然则汉族还是从“有史以前”久已在中国本部的呢？还是从他处迁来，入“有史时代”，其形迹还有可考的呢？这便是“汉族由来”的问题。 关于这一个问题的回答，要算是“西来说”最为有力。近来人关于这一个问题的著述，要算蒋观云的《中国人种考》（在《新民丛报》里）最为详博。但是他所举的证据，还不尽可靠，我现在且举两种证据如下1（这两种证据，似乎都还是谨严的）： 其一，古书上说昆仑的很多。《周礼·大宗伯》：“以黄琮礼地。”《郑注》“此……礼地以夏至，谓神在昆仑者也”。《周礼·大宗伯》：“典瑞……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郑注》：“祀地，谓所祀于北郊，神州之神。”《贾疏》：“案《河图括地象》，昆仑东南万五千里，神州是也。”入神州以后，还祭“昆仑之神”，可见得昆仑是汉族的根据地。然则昆仑究竟在何处呢？《尔雅》：“河出昆仑墟。”《史记·大宛列传》：“《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隐蔽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说文》：“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发原注海。”《水经》：“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其高万一千里。河水出其东北陬。”（《山海经》：“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河水出其东北隅。”）都以河所出为昆仑。河源所在，虽有异说，然都起于唐以后，不能拿来解释古书。要讲“古代所谓河源”，《史记·大宛列传》所谓“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而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其说自极可靠。那么，如今于阗河上源一带一定是汉族古代的根据地了（《书·禹贡》：“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释文》：“马云：昆仑，在临羌西……析支，在河关西。”《孔疏》：“郑玄云：衣皮之民，居此昆仑、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郑以昆仑为山，谓别有昆仑之山，非河所出者也。”这一个昆仑，在如今西宁县的西边青海地方，和前一个昆仑无涉。所以《孔疏》特地申明一句道：“非河所出”，郭璞《山海经注》，也说：“言海内者，明海内复有昆仑山。”这个“海”是夷蛮戎狄，谓之四海的“海”，不是海洋的海）。 其二，“汉族”二字，是后起之称，古代汉族自称。他族称汉族，或说“华”，或说“夏”。《左传》戎子驹支对晋人，“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襄公十四年）。《国语》“裔不谋夏，夷不乱‘华’”，都是个证据。近人因此附会到《列子》上头的华胥之国，固然不甚可靠（《列子》这部书，本来真伪夹杂，这一段又是寓言。凡寓言里的人名、地名，以至一切物的名，都不宜求其物以实之）。然而西史的巴克特利亚（Bactlia），史记上称它做大夏，似乎是这地方的旧名（为因汉时西域诸国，譬如安息、大夏等，都能证明它是音译）。《吕氏春秋·古乐篇》：“黄帝令伶伦作律，伶伦自古大夏之西，乃之阬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似乎就是这一个大夏。那么，阿姆河流域，似乎也是古代汉族的居地（参看近人《太炎文集·论种姓》）。 以上两种说法，如假定为不谬，则汉族古代，似居今葱岭帕米尔高原一带，这一带地方，据人种学历史家考究，原是各大人种起源的地方。汉族入中国，所走的大概是如今新疆到甘肃的路。近来人多说，“汉族沿黄河东徙”。这句话，似乎太粗略。现在的黄河上源，在古代是氐羌人的根据地（见第六章第四节）。 总而言之，“汉族西来”，现在虽没有充分的证据，然而蛛丝马迹是很多的。将来古书读得更精，古物发现得更多，再借他国的历史参考，一定可以大为明白。这就要希望诸位的努力了。 [book_title]第二章　古史的年代和系统 研究历史，“年代”是很紧要的。因为历史的年代，好比地理的经纬度。然而古史的年代，大概是很茫昧的，然而咱们现在既然要研究历史，无论如何茫昧，总得考究一番。 请问从何研究起呢？那么，自然总要以一种传说为凭。古书上记得最整齐的，就是《春秋纬》。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引道： 自开辟至于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摄提纪；四曰合雒纪；五曰连通纪；六曰序命纪；七曰修飞纪；八曰回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流讫纪（《尚书序正义》引《广雅》，作二百七十六万岁。修飞作循飞，流讫，毛刻本作疏仡）。 这种数目字，一看已是宏大可惊了。据现在史家所考究，埃及等开化最早之国，历史也不满一万年，中国如何得独有二三百万年呢？不问而知其不可信了。然则请问从何下手呢？有了：古人的时间观念，很不发达，所传述的事情，都没有正确的年代。所以读后世的历史，可以按着年月，考求事实。读古代的历史，却只能根据事实，推求年代。而古人所传说的事实，又总要把它归到一个“酋长”或者“半神半人的人”身上。所以考求古代君主的系统，便可大略推见其年代。 那么，古书上所说最早的君主是什么人？不问而知其为盘古了。 徐整《三五历》：“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太平御览》卷二） 这一段神话，似乎纯出想象，其中并无事实。近来又有人疑心盘古是苗族的神话，汉族误把他拉来算做自己的，其说亦颇有理（见第三章第二节）。盘古以后的君主，又是什么人呢？那也不问而知其为三皇五帝了。 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地皇氏……十一人……亦各万八千岁。人皇氏……兄弟九人……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原注“天皇以下，皆出《河图》及《三五历》也。”按：这是司马贞所列的或说，其正说同郑玄） 《尚书大传》：“燧人为燧皇，伏羲为戏皇，神农为农皇也。”（《风俗通·皇霸第一》引。《风俗通》又引《礼纬含文嘉》同。又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谯周《古史考》，都同此说，见《曲礼正义》） 《白虎通》：“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神农、燧人也。或曰：伏羲、神农、祝融也。” 《礼记·曲礼正义》郑玄注《中候敕省图》引……《运斗枢》：“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 《史记·秦始皇本纪》：“令丞相御史曰：……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索隐》：“天皇地皇之下，即云泰皇，当人皇也……”） 以上是三皇的异说；五帝的异说，也有两种。 《史记正义》：“……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礼》，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谯周、应劭、宋均皆同。” 《曲礼正义》：“其五帝者，郑注《中候敕省图》云……黄帝、金天氏、高阳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实六人而称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 咱们现在所要研究的，有三个问题：其一，三皇五帝，到底是什么人？其二，他们的统系是否相接？其三，三皇五帝以前有无可考的帝王？ 关于第一个问题2：除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所列的或说，似乎也是苗族的神话，汉族误拉来的不算外（见第三章第二节），《白虎通》的第一说和《尚书大传》本来相同。《尚书大传》“燧人以火纪，火，太阳也，阳尊，故托燧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纪，故托戏皇于人……神农悉地力，种谷蔬，故托农皇于地”。可见得三皇是取天地人的意思；与《史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索隐》“泰皇当人皇”）的说法正合；伏生就是秦博士之一；这两说一定是一说。《补三皇本纪》：“女娲氏，亦风姓，代宓牺立……一曰：女娲亦木德王，盖宓牺之后，已经数世，金木轮环，周而复始；特举女娲，以其功高而充三皇……当其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原注“按其事出《淮南子》也”。按：见今《淮南子·览冥训》）则女娲就是祝融；《白虎通》第二说，和郑玄的说法相同。五帝的两说，就是后一说多了个少昊（还有《尚书伪孔传序》，把伏羲、神农、黄帝，算做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算做五帝，这是无据之谈。皇甫谧和造伪孔传的王肃，是一种人，所以他所作的《帝王世纪》，和他相同。这其间的关系，只要看丁晏的《尚书余论》就明白了。所以现在不列这一种说法）。咱们要辨别这两说的是非，就要入于第二个问题了。 关于第二个问题，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黄帝以后，世系都是明白可考的。是《大戴记·帝系》：“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黄帝产玄嚣，玄嚣产极，极产高辛，是为帝喾；帝喾产放勋，是为帝尧；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牛，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及产象傲；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这是《史记·五帝本纪》所本。 一种是把其间的年代说得极为辽远的。就是《曲礼正义》：“《六艺论》云：燧人至伏羲，一百八十七代。宋均注《文耀钩》云：女娲以下至神农，七十二姓。谯周以为伏羲以次有三姓，始至女娲；女娲之后五十姓，至神农；神农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又《祭法正义》：“《春秋命历序》：炎帝，号曰大庭氏，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黄帝，一曰帝轩辕，传十世，二（闽本宋本作一）千五百二十岁；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则穷桑氏，传八世，五百岁；次曰颛顼，则高阳氏，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岁；次是帝喾，传十世，四百岁。”按古人所谓某某生某某，不过是“本其族姓所自出……往往非父子继世”（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据了《大戴记》的《帝系篇》，就说他《五帝德篇》的五帝，是及身相接，原不免武断；然而后燧人到帝喾，其间的世次年代，也绝不会像《礼记正义》所引诸说那么远。《五帝德》：“宰予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可见古人对于年代的观念，全然和后世不同（照孔子对宰予的说法，是连死后也算进去）；这许多数字，全然不足为据。我们现在没有别的法子想，只好把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姑且算是及身相接的（就是不及身相接，其间相去的年代，也必不远）；燧人、伏羲、神农，姑且算他不是及身相接的（这几个君主，本来没有紧相承接的说法；而介居其间的君主，却又不能不承认他存在的；譬如女娲氏，司马贞说他在伏羲、神农之间，似乎不能就相信；然而《淮南子》既然记载他和共工战争的事实，《礼记》的《祭法》，又有“共工氏之霸九州也”一句，就是一个旁证；《白虎通》三皇的第二说，又列一个祝融；把《淮南子》核对起来，祝融和女娲就是一人；就又是一个旁证；有这两个旁证，就不能不承认了）。 三皇五帝，既然得了一个勉强的算法，就可以进而考究第三个问题了。《补三皇本纪》：“自人皇已后，有五龙氏、燧人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卷须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浑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斯盖三皇已来，有天下者之号；但载籍不纪，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处；而《韩诗》以为自古封太山，禅梁甫者万有余家，仲尼观之，不能尽识；管子亦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识，十有二焉；首有无怀氏（按：以上一段说法，系根据《庄子·胠箧篇》、《史记·封禅书》）。然则无怀之前，天皇已后，年纪悠邈，皇王何升而告，但古书亡矣，不可备论，岂得谓无帝王耶？”（按：这一段议论，自极通达）然而《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故圣王生则称天子，崩迁则存为三王，绌灭则为五帝，下至附庸，绌为九皇，下极其为民；有一谓之三代，故虽绝地，庙位祝牲，犹列于郊号，宗于代宗”，所谓“宗于代宗”，似乎就是“封太山”，《周礼》：“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礼，凡都祭祀，致福于国”，《郑注》：“都，或有山川及因国无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贾疏》：“按《史记》（这《史记》不知道是什么书），伏羲以前，九皇六十四民，并是上古无名号之君，绝世无后，今宜主祭之也。”“绝世无后”，就是董子所谓“绝地”；那么，六十四民，就是董子所谓下极其为民；然则管子所谓七十二家，正就是这些上古无名号之君了。所可疑惑的是，周朝时候所记的古代的君主，何以能有如许之多，而且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恰合于九九八十一之数，恐怕是宗教上的理由，不能当做历史了（据《春秋繁露》所说，分明是随意推算）。就算不是如此，司马贞所举五龙氏……无怀氏一大篇君主的名号，也大概是无事迹可稽的，况且只有一个五龙氏在燧人以前，咱们现在也只得姑且截断它，把古史的年代系统，姑且推到燧人为止了。 《史记》确实的纪年，起于共和元年：从此以前的年代，都不可靠。咱们现在，姑且用《汉书·律历志》所推，夏432年，殷629年，周867年计算（因为别种书所载数目，也差不多；这部书，究竟是以历法推古代年代最古的）。共和元年，在公元前841年；在此以前，周朝还有122年，再加上殷朝的629年，夏朝的432年，共是1183年，就在公元前2024年；尧舜两朝，用《史记》的尧98年，舜39年，加上居丧3年计算，共是140年；其余帝喾、颛顼、黄帝三代，用尧舜年代的平均数——70年去算，就加上210年，从燧人到伏羲，姑且用荣伊说黄帝的例子，算每人300年（其间间代之主，就都包括在这三个人里头），又加上900年；那么，燧人氏的元年，就在公元前的3274年了。这种算法，固然极为可笑，然而现在实在没有别的法子想，也只得姑且如此，总算是“慰情聊胜无”罢了。 [book_title]第三章　三皇五帝 第一节　三皇五帝时代社会进化的状况 既然知道中国可考的古史，起于三皇五帝，那么，咱们现在讲历史，就可以暂时从这里起了。 要晓得一个时代的历史，总得先晓得这个时代的社会是什么状况。三皇五帝的事迹，散见在古书里的很多，关于社会状况的也不少，但是苦于没有一个条理系统，而且不尽可靠。且慢，我现在找着两种书，说这时代社会进化的状况，却是很明白的。一种是《白虎通》的论三皇，它说： 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蔽前而不能蔽后（《北堂书钞》引《五经异义》：“太古之时，未有布帛，人食禽兽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后”）。卧之，行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苇。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谓之神农何？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谓之燧人何？钻木燧取火，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臭去毒，谓之燧人也。 三皇的次序，应当从《尚书大传》，燧人在前，伏羲次之，神农最后。 八卦是中国古代的宗教（见第十章第一节）。燧人的时候还在“渔猎时代”，所以要教民熟食。渔猎时代，还没有“夫妇之伦”（一群女子，都是一群男子的妻，参看严复译甄克思《社会通诠》），所以“但知其母，不知其父”。渔猎时代，还没有“所有权”（所有权，是到畜牧时代，因为畜牧要花劳力起的，也见《社会通诠》），所以“饥即求食，饱即弃余”。到伏羲时候，便进入“游牧社会”。游牧社会，人民便从山谷之中，分散到各处平地；“家族制度”，就从此发生，所以有“夫妇之伦”。从游牧时代，变到耕稼社会，总是因为人民众多，地力不给；所以神农才要“教民农作”。《白虎通》这一段话，无一句不和现在社会学家所说相合的，可见得真古书的可贵。 一种是《易·系辞》说伏羲以后的创作，它说：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正义》：自此已下，凡有九事，黄帝制其初，尧舜成其末，故连云黄帝尧舜也。垂衣裳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故云垂衣裳也）。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牛乘马，引重致远……重门击柝，以待暴客……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耕稼时代，人民四处分散，更不能如游牧时代之“列帐而居”。一切需用的东西都不能取诸近处，所以“商业”就随之而起。商业既兴，“水陆交通”，就随之便利。农耕时代，人民的生活程度渐高，所以“衣服”、“住居”、“器用”、“葬埋”，都比古人讲究。农耕时代，人民就都“定住”，而且都有了“储蓄”，就要防人“掠夺”；所以“战争”、“守御”的事情，也就随之而起。生活程度既高，“文化”自然发生了，所以就有“文字”。这一节所述，于社会进化情形也是很对的。 第二节　黄帝和蚩尤的战争 三皇时代，君主的传统，还不可考；到五帝时代就不然（就不是紧相承接，也必相去不远）。可见得五帝时代的历史，更比三皇时代明白。咱们现在，就得要提出几件五帝时代的大事来讲讲。其第一件，便是黄帝和蚩尤的战争。 这件事，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载，是： 黄帝者，少典之子（《索隐》：“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又按《国语》云：“少典娶有氏女，而生炎帝，然则炎帝亦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氏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按：阪泉，《集解》引服虔，只说是地名，涿鹿，服虔说是山名，在涿郡3；似乎是的。有许多人说在如今的涿鹿县，恐怕是因汉朝在此置了一个涿鹿县，所以附会上去的）。 近来的人说，蚩尤是三苗的酋长，三苗，就是现在所谓苗族4；它占据中国本部，在汉族之先，后来给汉族驱逐掉的。黄帝和蚩尤的战争，就是其中的一事。这句话不很精细。三苗是古代的一个国名，不是种族之名；它的民族，却唤做“黎”；黎族的君主，起初是蚩尤，后来才是三苗（《书·尧典》：“窜三苗于三危。”《释文》：“马王云：国名也；缙云氏之后为诸侯，盖饕餮也。”《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三苗，盖谓帝鸿氏之裔子浑沌，少昊氏之裔子穷奇，缙云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谓之三苗。”又《书·吕刑》：“蚩尤惟始作乱。”《释文》：“马云：少昊之末，九黎君名。”《札记·缁衣》：“甫刑曰：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正义》：“按郑注《吕刑》云：苗民，谓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弃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变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后，颛顼代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居于西裔者为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复九黎之恶；尧兴，又诛之，尧末，又在朝。舜时，又窜之；后王深恶此族三生凶恶，故著其氏而谓之民5。民者冥也，言未见仁道。”据以上几种说法，三苗究竟是饕餮，还是浑沌、穷奇、饕餮三族之后，虽不能定，然而的确是个国名——就是氏族之名，并不含有人民——种族——的意思。《高注》：“一曰：放三苗国民于三危也。”就是郑注所谓著其氏而谓之民，也并不是指人民。蚩尤，马融说：“少昊之末，九黎君名。”郑玄说：“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上效蚩尤重刑。”则蚩尤还在少昊以前，似乎郑说为是）。这一族人（君主虽是蚩尤三苗，人民却是九黎）和汉族竞争，从黄帝时代起，直到尧舜时代止（看上文所引《吕刑》郑注，就可明白），不可谓不久；然而曾到黄河流域与否，毫无证据（《吕氏春秋》：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也只到今汉水流域）；他的占据江域和汉族的占据河域，孰先孰后，也史无可征，怎能武断说他占据中国本部在汉族之前呢？ 这一族人，现在称他为苗，乃是“蛮”字的转音，和古代“三苗”的“苗”字无涉；试看古代“三苗之国”亡后，历代都只有所谓蛮，并无所谓“苗”；从元明清以来方渐次改称为“苗”，就更无所谓蛮可知。蛮是中国人通称南方异族之名，他种族的本名，实在是“黎”字。后世都写作“俚”或又写作“里”；《后汉书·南蛮传》：“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注》：“‘里’，蛮之别号（其实是本名），今呼为‘俚人’是也。”这一族人，似乎本来住在中央亚细亚高原，后来沿长江东徙的，何以知道呢？《后汉书·南蛮传》：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赐黄金万镒，邑万家，又妻之以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今长沙武陵蛮是也。 近来有人说：这盘瓠就是盘古6，关于盘古的神话，都是苗族所传，汉族误把他拉来，算做自己的；这话很奇而很确。为什么呢？一、盘瓠、盘古，声音相同；二、关于盘古的神话，思想和中国别种神话不同；三、汉族古帝，都在北方；独盘古则祠在桂林，墓在南海（见任昉《述异记》）；四、汪宝《晋纪》、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都说：“苗人杂糅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文献通考》引）近人笔记，说广西岩洞中，往往有崇宏壮丽，榜为盘古庙的；庙里奉祀的，是盘古和天皇、地皇、人皇；农历六月初二，相传是盘古生日，远近聚集，致祭极虔（见《地学杂志》）。照此说来，不但盘古是苗族的古帝，连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所列后一说的三皇，也是苗族的古帝了。《遁甲开山图》说天皇被迹在柱州昆仑山下，地皇兴于熊耳龙门山，人皇起于形马（《御览》卷七十八）。柱州，以昆仑山高若天柱然，故名；形马，山名，旧说在蜀（《通鉴外纪》）。据此看来，天皇、人皇，实在是从如今的青海到四川的（昆仑，见第一章。熊耳山，在如今河南的卢氏县，龙门山在陕西韩城县、山西河津县之间，也和四川的山脉相接）。所以《华阳国志》也说“蜀之为国，肇自人皇”。到三苗时代，就进到左洞庭、右彭蠡的地位了（《史记·吴起列传》）。《书·尧典》：“窜三苗于三危。”《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史记集解》（《夏本纪》）和《通典》（卷一百七十五）。引《郑注》道：“《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记此山水所在，今中国无之矣。”《地记》曰：“三危山，在鸟鼠之西南，与岷山相连。”则黑水就是如今的金沙江（一者，黑水祠在滇池，滇池是金沙江流域；二者，金沙江古名泸水，“泸”就是“卢”，也就是“玈”，就是“黑”）。三危山，就是如今的巴颜喀拉山脉。三苗是江域之国，把他窜到这个地方，一定因为三苗是九黎之君，三危是黎族的根据地，叫他去治理，却很相宜，所以史记说：“以变西戎。”（《禹贡》：雍梁二州，都以黑水分界；是雍州的西南界，到如今青海木鲁乌苏北岸；梁州的西界，到如今四川这一条水的东岸；断乎没有两条黑水的。入于南海的“海”，是“夷蛮戎狄谓之四海”的海，不是“洋海”的海。当时的金沙江，实在还没到和岷江合流之处，所以就把岷江算做长江的上源。后人凿定了海是洋海的海，就生出许多异说来；却又因为哈剌乌苏，译言黑水，就拿来附会禹贡的黑水；殊不知喀拉译言黑，是句“蒙古话”；这个名词，一定是蒙古人侵入青海之后才有的。古人所说的山，都是所包甚广，和现在地理学上所谓“山脉”、“山系”相当；断没有像志书上所说，仅指一峰一岭的。《水经注》：江水“东过江阳县南——如今四川的泸县——雒水从三危东，过广魏雒县南——如今四川的广汉县〈今为广汉市〉——东南注之”。可见得“三危”二字，所包甚广。《括地志》把它凿定在“敦煌县东南四十里”，就又生出疑问来了。《括地志》这句话，是跟《山海经》“三危在敦煌南”——《水经注》三十一卷引——来的；殊不知《山海经》下文，还有“与岷山相接，南带黑水”两句，所谓在敦煌南，和《说文》说“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一样；因为中国郡县，极尽于此，只得如此说法；并不是说它在敦煌境内，或者极近的地方；不然《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敦煌郡下，为什么都不说有三危山呢？照第一章所考据，于阗河的上源有昆仑，河曲的东面，又有昆仑；这两个昆仑，其实原是一山，不过因为一处是汉族发祥之地，一处为西戎所据，所以分出“海内”、“海外”罢了。这也是古人所说的山所包甚广的一个证据。这一条例子，讲古代的地理，用处甚大，请诸位牢牢记着。） 第三节　尧舜的禅让 颛顼、帝喾两代，据《史记·五帝本纪》，没有什么实事可述（《史记》系根据《大戴礼》）。大抵这两位君主，功业本不及黄帝、尧、舜，所以《易·系辞》也把他们略掉。尧舜时代，第一个大问题便是“禅让”；咱们现在且把它提出来研究研究。这件事据《史记》所记，是： （《五帝本纪》）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以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子妫汭，如妇礼。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汝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让于德不怿。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太祖也。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预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之丧毕，禹乃亦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夏本纪》）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 儒家的话，几千年以来，就把它算做历史；然而到底有个刘知几，明目张胆攻它（《史通·疑古篇》）；还有造《竹书纪年》这类书的人，也是对于儒家的话怀疑的（《五帝本纪正义》：“《括地志》云：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现在的《竹书纪年》，却又是明以来的伪书）。咱们现在，且引几句非儒家的话看看。 《韩非子·外储说》：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 又燕王欲传国于子之也，问之潘寿，对曰：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 又《忠孝》：瞽叟为舜父而舜放之，象为舜弟而舜杀之；放父杀弟，不可谓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谓义。《淮南子·齐俗训》昔有扈氏为义而亡。注：有扈，夏启之庶兄也。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 《韩非子》说得好：“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显学篇》）非儒家的话，自然不足以服儒家之心；咱们现在，且再就儒家的话，校勘校勘。 一、前文所引的《史记》，和《尚书》、《孟子》都相同的。《史记·孟子列传》“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赵岐《孟子题辞》“通《五经》，尤长于《诗》、《书》”。那么，《孟子·万章上篇》所说，一定都是《书》说了（史公、孟子，似乎同用的《书》说；《史记》上和《孟子》相合的话，是同源异流的。未必史迁曾见过《孟子》）。然而把《尚书》古文家言和今文家言核对，就有不符的地方。《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尚书大传》“舜耕于历山，尧妻之以二女，属以九子也”（《初学记·帝王部》引）。这是《尚书》今文家言。《书·皋陶谟》（伪孔分作《益稷》）“无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释文》“傲，字又作奡”。《说文》奡字下，“《虞书》曰：若丹朱奡，读若傲”。又引《论语》曰：“奡汤舟。”这是古文家言，非儒家言，只有《淮南子·泰族训》“尧属舜以九子”和《孟子大传》相合。此外《吕氏春秋·去私篇》就说“尧有子十人”。《求人篇》说“尧妻以二女，臣以十子”。《庄子·盗跖篇》又说，“尧杀长子”。《韩非子·说疑篇》“其在《记》曰：尧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诛，皆父子兄弟之亲也”。丹朱被杀，别处都没有证验；然而尧杀掉一个儿子，似乎是真的；这个儿子，恐怕就是奡（参看《癸巳类稿》卷一《奡证》）。 二、《小戴记·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各种书都同的（《大戴记·五帝德》、《白虎通·巡狩篇》、《淮南子·修务训》、《汉书·刘向传》、《三国志·薛综传》、《吕凯传》。又《小戴记·祭法》“舜勤众事而野死”，《国语·鲁语》同，郑玄韦昭，都把葬于苍梧之野解释它）。独有《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这句话，不知哪里来的。按《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索隐》引《尚书大传》“贩于顿丘，就时负夏”。史公、孟子，似乎也是同用《书》说的（“迁于负夏”的迁，作懋迁解）。《史记》下文“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一定是后人窜入（《史记》这部书，给后人窜乱的地方极多；请看近人崔适的《史记探原》）。苍梧零陵，到了如今湘粤的边界似乎有被窜逐的嫌疑（刘知几就很疑心它），所以今文家把它讳掉（这个“今文家”三字，是指经学真有传授的人，并不是指古文既兴以后的今文家。请看末一段）。然而鸣条也是南夷的地方，舜禹果然“雍容揖让”，如何舜会死在这里，讳了半天，似乎还是不能自圆其说（赵岐《孟子》注“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负海也”。这个“海”，是“夷蛮戎狄，谓之四海”的海，正是注释《孟子》“东夷之人也”这一句。《吕氏春秋·简选篇》“殷汤登自鸣条，乃入巢门”，《淮南子·主术训》“汤困桀鸣条禽之焦门”，《修务训》“汤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可见得鸣条和南巢、历山相近，正是所谓“东夷之地”〈参看第六章第五节〉。——《书·汤誓序》正义引郑玄云：“南夷地名”，已经微误。至《书序》“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这个陑，本来是无可考的，伪孔硬说汤都偃师，桀都安邑，《正义》勉强附会，才生出“陑在河曲之南，鸣条在安邑之西”种种曲说来〈参看第四章第二节自明〉。还有舜封象于有庳一事，也极为可疑。孟子答万章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能自圆其说。顾炎武就说“上古诸侯之封万国，其时中原之地，必无闲土可以封也”〈《日知录》〉。然而古人所说万国、三千、千八百，实在是个虚拟之词，并不是真有这些国度〈参看第七章〉。有庳、苍梧，地极相近；舜放象的地方，就是后来自己逃去的地方，这个疑团，更无从解释了）。 三、《新序·节士篇》：“禹问伯成子高曰：昔者尧治天下，吾子立为诸侯；尧授舜，吾子犹存焉；及吾在位，子辞诸侯而耕，何故？子高曰：昔尧之治天下，举天下而传之他人，至无欲也；择贤而与之，至公也；舜亦犹然。今君之所怀者私也，百姓知之，贪争之端，自此起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见，是以野处也。”这一段，竟说禹有私天下之心，和孟子答万章的话，大相反背。刘向是个博及群书的人，《新序》又是杂采古书而成的，自然不能谨守家法。这也是今古文家，互相违反的一证（《书·甘誓序疏》：“……盖由自尧舜受禅相承，启独见继父，以此不服，故伐之。”这个说法，也必有所本）。 四、以上都是儒家说话可疑之处，还有他不说话的地方，也很可疑。《史记·伯夷列传》：“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太史公这一段文字，是深苦于载籍上的话，和《书》义不合（《尚书》：虞夏同科〈见义疏〉，太史公说“虞夏之文”，是指尚书而言可知。“尧将逊位……然后授政”是述书义；“尧让天下于许由……何以称焉”，是述非儒家的载籍。“示天下重器……若斯之难也”，与“此何以称焉”句相呼应），既不能一笔抹杀（因为有许由冢等实迹可证。《五帝本纪赞》：“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可见得太史公的学问，极注重实验，他亲眼看见了一个许由冢，又听见许多传说，然而六艺无征，自然要委绝不下了），而又六艺阙然，无可考信的意思。然而据清朝宋翔凤所考究，许由实在就是伯夷。他说尧舜时候的四岳，一共有三起人：第一起就是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个。第二起分做八伯，四个是兜、共工、放齐、鲧，余无可考。第三起就是伯夷等八人。（见《尚书略说》，原文……“《周礼疏序》引郑《尚书》注云：四岳，四时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时，主四岳者，谓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兜、共工、放齐、鲧四人而已。其余四人，无文可知矣。按上文羲和四子，分掌四时，即是四岳，故云四时之官也。云八伯者，《尚书大传》称阳伯、仪伯、夏伯、羲伯、秋伯、和伯、冬伯，其一阙焉。《郑注》以阳伯为伯夷掌之，夏伯弃掌之，秋伯咎繇掌之，冬伯垂掌之，余则羲和仲叔之后，《尧典》注言兜四人者，郑以《大传》所言，在舜即真之年，此在尧时，当别自有人，而经无所见，故举四人例之……按唐虞四岳有三：其始为羲和之四子，为四伯；其后共、等为八伯；其后伯夷诸人为之。《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先王老臣不名，亲与先王戮力共治国，同功于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书》曰：咨尔伯，不言名也。按班氏说《尚书》，知伯夷逮事尧，故在八伯之首，而称太岳。《春秋左氏传》隐十一年，夫许，太岳之胤也。申、吕、齐、许，同祖，故吕侯训刑，称伯夷禹稷为三后，知太岳定是伯夷也。《墨子·所染篇》、《吕氏春秋·当染篇》并云：舜染于许由伯阳，“由”与“夷”，“夷”与“阳”，并声之转。《大传》之阳伯，《墨》、《吕》之许由伯阳，与《书》之伯夷，正是一人。伯夷封许，故曰许由。《史记》：尧让天下于许由〈原注‘本《庄子》’〉。正附会咨四岳巽朕位之语；百家之言，自有所出。《周语》太子晋称共之从孙四岳佐禹。又云：胙四岳国，命曰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吕尚，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际，封于吕，姓姜氏。此云四岳，皆指伯夷：盖伯夷称太岳，遂号为四岳，其实四岳非指伯一人也……”）据他这个说法，尧让天下，就是让之于四岳；和《尧典》“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的话正合；然而四岳里三个，倒就在“四罪”之中（《尧典》〈伪古文的《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岂不可骇。儒者于此，没有一句话疏通证明；让国的许由，也不提及一字，一任非儒家去传说，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又《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正义》：“《列女传》云：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业是皋陶。”据此，则益是皋陶的儿子，禹要行禅让，而皋陶死后，任政于益，反有世及的意思，这一层也很可疑）？ 以上所举几条，不过是彰明较著的；要是仔细搜寻起来，一定还有许多证据。总而言之，“唐虞揖让”，“汤武征诛”，都是为公而不为私（孟子所谓“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实在是儒家的学说，并非实有其事。所以儒家是这样说法，别一家却并不是这样说法。就是儒家里头，古文家也还时时露出马脚，只有今文家弥缝得完密——这是因为今文家的老祖师，都是亲受口说于孔子，纯粹是儒家的学说；古文家却有些不纯粹的古书做根据。请看近人井研廖氏的《今古文考》，南海康氏的《孔子改制考》，自然明白。咱们因此可以悟到两种道理： 其一，儒家的学说，都是孔子所创造的，并没有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的圣人。后世实行儒家之学，便是实行孔子之学；其“功罪”、“祸福”，一大部分，应当由孔子负其责任（且勿论其为是为非，为功为罪；孔子这个人理想的博大；他这学说组织的完密〈看《孟子·万章上篇》便见；这一篇的话，都是孔门的“书义”，上文已经说过了〉却很是可惊；所以当时有一部分人，很佩服他；说他是“集大成”，是“生民所未有”。一小部分的责任，后世的儒家，也应当分负的）。 其二，世界究竟是“进化”的，后世总比古人好。譬如“政体”，断没有后世是“专制”，古时候反有所谓“禅让”之理（其余各事，都是如此；一部历史，都要用这种眼光看）。 第四节　禹的治水 禹的治水，也是当时一大事。水患的原因，《尧典》上只有“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二十个字，看不出什么道理来。《吕氏春秋·爱类篇》说“古者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丘陵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似乎仍旧是河患；但是《吕氏春秋》这句话，是原本《尸子》的（《尸子》已逸，只有辑本，所以现在就引《吕氏春秋》）。尸子是晋国人，他单说龙门吕梁，是就他眼见的地方立论（参看胡渭《禹贡锥指》卷三），再看《淮南子·本经训》“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流通，四海溟涬”。就可以见得当时的水患，实在是“弥漫于中国大平原”之上了。原来古时候，江淮河济诸水都是相通的（这个说法太长，不能细讲；欲知其略，请看孙星衍的《分江导淮论》。《白虎通》：“谓之渎河？渎者，浊也；中国垢浊，发源东注海，其劲著大，故称渎也。”《风俗通》引《尚书大传》：“渎，通也；所以通中国垢浊。”《水经·河水注》：“自河入济，自济入淮，自淮达江，水径周通，故有四渎之名”。则四渎之渎字，实在含有“通”、“浊”二义；“通”字之中，又含有“通垢浊”同“周通”二义。这都是相传的旧训，决非郦道元所能造的），所以一有水患，就灾区极广。尧时候的水，据《尧典》看起来，似乎“是多年的积害”，那么，自然情形更重大了。《孟子》上说： 《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 《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淮南子》也说“民皆上丘陵，赴树木”）。 就可以见得当时的情形了。孟子既然是用的《书》说（见上节），这许多话，一定有所受之，不是随口乱道的（这许多话，却不是儒家文饰出来的，因为用不着文饰）。禹的治水，《史记》总叙道：“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敷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孟子》说“禹八年于外”，这些琐细的问题，且别去考据它），过家门不敢入。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与众庶稻，可种卑湿；令后稷与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和《孟子》“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之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后稷教民稼穑……”的说法相合。可见得当时治水，实在是禹为主，而益、稷佐之（《史记·殷本纪》载《汤诰》“古禹皋陶，旧劳于外”，大概皋陶和益，是父子继业的）。至于治水的法子，大概是疏导诸水，使之各有去路。当时江淮两流域的水，本来都是相通的，就其天然的趋势，叫小水归入大水，大水东流入海，那么，江、淮、河、汉四水，就是诸水的纲领，所以这四条水，就唤做四渎（《风俗通·山泽》引《尚书大传》：“江、淮、河、济为四渎。”《汤诰》：“东为江，北为汉，西为河，南为淮；四渎既修，万民乃有居。”《孟子》：“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因为当时诸水互通，所谓四渎，不过是举出四条大水，以为诸水之纲领，所以济汉也不妨互言。然而孟子的意思，也不是凿定，把江、淮、河、汉算做四渎；所以“疏九河”，“瀹济、漯”，“决汝、汉”，“排淮、泗”，又是把江淮河汉并举，却因为诸水本来都相通，所以“而注之海”，“而注之江”，又不妨互言。大概古人这等处，观念本不是精密确定的，不必泥定字面，生出许多麻烦的问题来）。禹治水的方法，大概是如此；《孟子》说：“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这十一个字，最能得概括的观念（上句是治水的方法，下句是水的统系）。至于详细的情形，要带起许多麻烦的问题来，现在暂不必讲它（《禹贡》里的地理，有一部分应当讲明的〈见第七章〉。如要晓得详细的情形，可把胡渭的《禹贡锥指》先看一遍。这部书，虽不很精，然而汇集的说法很多，很容易看；看了这一部，倘要再看别种，也就有门径了）。 [book_title]第四章　三王时代 第一节　羿的代夏和少康中兴 “三王”就是“三代”，似乎应当算到东周之末；但是《孟子》已经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古人所说的“三王”、“三代”，大概专指夏殷西周。我如今也图立名的方便，用个“三代时代”，来包括夏殷西周三朝，和五帝时代对举。要讲三王时代的事情，自然要从夏朝讲起。然而禹的治水，已经编入五帝时代；启伐有扈，第三章第三节，也已经略说；这件事情的详细，是无可考见的；此外夏朝的事情，较为著名的，只有“羿的代夏和少康中兴”一件事。我们现在要讲这件事，且请先看夏朝的世系图（一、二、三、四等字，系表君位继承；所用的线，是表血统上的统系）。 据下文看起来，这个图，未必尽可靠；然而现在他无可据，只得姑且照它。 羿的代夏和少康中兴，是夏朝一件著名的事，却又是一个考据问题。这件事，《史记》上只有“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十八个字，和《书序》相同，其余一概不提。《伪古文尚书》说：“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伪古文的不可信，无待于言；这一篇，尤其荒谬可笑。别的且勿论，各种书上都说太康兄弟五人，它却说“厥弟五人”，那么，连太康倒有六个了。羿的代夏，详见于《左传》襄公四年和哀公元年，咱们现在，且把它抄在下面。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厖圉，而用寒浞（《杜注》：寒国，北海平寿县东有寒亭，如今山东的潍坊市）；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烹之（《孟子·离娄下篇》：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杜注》：今平原鬲县。如今山东的德州市），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残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杜注》：二国，夏同姓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乐安，寿光县东南有灌亭。如今山东的寿光县。北海平寿县东南有斟亭。如今山东的潍坊市）。处浇于过（《杜注》：东莱掖县北有过乡。如今山东的莱州市）。处豷于戈（《杜注》：戈，在宋郑之间）。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浇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襄四年魏绛告晋悼公的话）……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缗方娠（《杜注》：后缗相妻），逃出自窦，归于有仍（梁履绳《左通补释》，《春秋经》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谷梁》经传并作任叔，仍任声相近，或是一地…… 按《地理志》，东平有任县，盖古仍国。如今河北邢台市。《杜注》：后缗，有仍氏女），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杜注》：椒，浇臣）；逃奔有虞（《杜注》：梁国有虞县。如今河南的虞城县），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杜注》：纶，虞邑）；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杜注》：女艾，少康臣），使季杼诱豷（《杜注》：季杼，少康子后杼也）。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哀元年伍员谏吴夫差的话） 以上都只说羿的代夏，和少康中兴；至于太康为什么失国，始终没有提及。我们再看： 《墨子·非乐》：子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莞馨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彰闻于大，大用弗式。 《逸周书·尝麦》：其在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 《墨子》的话，不甚可解；然而“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十二个字，大概是说“饮食”、“作乐”的。“彰闻于大”的“大”字，惠栋说是“天”字之误（见江声《尚书集注音疏》），也大概不错（其余不必强解）。合着《墨子》和《逸周书》看起来，似乎夏之亡，由于沉湎于酒，又好饮食，又好音乐；其事起于启，而亡国却在他五个儿子手里。“胥兴作乱”四字，不知道是什么事；彭寿是什么人，也不可考（《竹书纪年》：“帝启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十五年，武观以西河叛，彭伯寿率师征西河，武观来归。”就是据着《逸周书》伪造的，惠氏以为可信，就差了。武观就是五观，据下文所考，确是五个人，不是一个人）。还有《楚辞》的《离骚》，有几句，却像总述这件事的始末的：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 五子就是武观，为什么呢？《楚语》，“启有五观”（《书·甘誓》疏引作“夏有观扈”，看韦注，似乎《书疏》是错的），韦昭注“启子，太康昆弟也”；《汉书·古今人表》：“太康，启子，昆弟五人，号五观。”《潜夫论·五德志》：“启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在洛汭，是为五观”，诸说皆同。“武”“五”是一声之转。那么，为什么要称“观”呢？《水经》巨洋水注：“国语曰：启有五观，谓之奸子。五观，盖其名也。所处之邑，其名曰观。”《左传》昭公元年：“夏有观扈”，《杜注》：“观国，今顿丘卫县。”卫县，就是如今山东的观城县（今观城镇）。然而依我看来，这话未必可信。为什么呢？（一）观城绝不能称为洛汭，《书序》虽不可靠，然而这一篇却和《史记》、《潜夫论》都相合的，没有反对证据。不便就疑心它。（二）卫县是后汉的卫国，前汉名为畔观；杜预的注，似乎有点牵合。（三）古人注文用个“盖”字，都是疑辞；郦道元说“盖其名也”，可见也只是推测，不敢决定。所以我说“夏有观扈”的观究竟在什么地方没有考据清楚，且不必把它来和太康兄弟五人牵合。然则太康兄弟五人，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我说且算是在洛汭。为什么要在洛汭呢？居洛汭之前又在何处呢？这个问题，却不能有圆满的解答；我且引证一个人的话，来做一个推测。 金鹗《禹都考》（《求古录礼说》卷四）：世言禹都安邑，其误始于皇甫谧《帝王世纪》，郦道元浍水注因之；近洪氏颐煊，谓禹都阳城，不都安邑，足以证其谬矣；然其所考犹未详也。鹗窃疑禹都有二；其始都在阳城，而其后乃都于晋阳。按《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翟，夏禹国。应劭曰：夏禹都也。臣瓒曰：《世本》言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阳翟也。师古曰：阳翟本禹所受封耳，应瓒之说皆非。洪氏颐煊谓阳城亦属颍川郡，与阳翟之地相近；或当曰禹所都阳城，本在阳翟，故《汉志》云。鹗考《史记·夏本纪》，禹避舜子于阳城，诸侯皆去商均朝禹，于是即天子位；知其遂都阳城，盖即所避之处以为都也。赵岐《孟子》注，阳城在嵩山下；《括地志》嵩山，在阳城县西北二十三里；则阳城在嵩山之南，今河南府登封县是也。若阳翟，今在开封府禹州，其地各异。《汉书·地理志》，于偃师曰：殷汤所都；于朝歌曰：纣所都，于故侯国皆曰国；今阳翟不曰夏禹所都，而曰夏禹国，可知禹不都阳翟矣……然《左传》定公四年，祝佗谓唐叔，封于夏虚，启以夏政；例以上文康叔封于殷虚，启以商政，则禹之都即唐国也。唐国在晋阳：《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杜预注《左传》云：夏虚，大夏，今太原晋阳是也；本于《汉志》，其说自确。《水经》云：晋水出晋阳县西县壅山。郦道元注，县，故唐国也；亦本《汉志》。乃臣瓒以唐为河东永安，张守节以为在平阳；不知唐国有晋水，故燮父改唐曰晋；若永安去晋四百里，平阳去晋七百里，何以改唐曰晋乎？唐定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府是也。又郑康成《诗谱》：魏国，虞舜夏禹所都之地。魏与唐相近，同在河北冀州；故哀公六年《左传》引《夏书》云：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服虔以为尧居冀州，虞夏因之；此皆禹都在河北之证也；但在晋阳，不在安邑；皇甫谧、郦道元以安邑为禹都，此为谬耳…… 我以为古代的事情，都不过传得一个大略；都邑之类亦然，不过大略知道在什么地方；区区计较于数十百里之间，实在是白费心血的，所以阳城到底在登封，还是在禹县，这个问题，暂可不必较量。至于所论禹都晋阳一层，实在非常精确。禹都河北这一层，造伪书的人，也似乎知道的；不过知道得不甚精确；他脑筋里，只有一个“魏国夏禹所都”的观念；见战国时的魏，是都安邑，就以为安邑必是禹都；禹都既在安邑，就桀都也在安邑了；桀都既在安邑，就连鸣条也搬到河北去了；辗转牵率，就闹出绝大笑话（见下节）。然而禹都虽不在安邑，却不害其为在晋阳；并且“惟彼陶唐……乃灭而亡”几句《夏书》，怕确也是指太康亡国的；不过造伪书的人，不应当把兄弟五人改作“厥弟五人”；再把这几句《夏书》硬栽在他口里，算是他所作的歌罢了。这样看来，太康似乎是本居晋阳，失了国，逃到洛汭的；当时还离河北不远，到后来，才给寒浞等愈逼愈东，以至于灭亡。少康虽灭寒浞，曾否恢复河北却是一个疑问；所以桀之都，又在河南了（见下节）。然则后羿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左传》说：“后羿自迁于穷石”；《淮南子·地形训》：“弱水，出自穷石”，高诱注：“穷石，山名也。在张掖北，塞水也。”似乎太远些。然而尧本都冀州，羿在尧手里就是射官（见《淮南子》），是个西北之国，却也不足为怪。难道羿是从西北塞外侵入的吗（看春秋时候的情形，便知道如今的山西省，在古代强半是戎狄占据之地。又夏好音乐，羿好田猎，也似乎一个是久居开明地方的人，一个是从塞外侵入的）？这个实在证据不足，只可存为一种推测罢了。 第二节　夏殷的兴亡 夏朝从少康以后，无事可见。《史记》说：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又说：“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那么，夏朝的衰弱，是从孔甲时候起，至桀而灭亡的。 《史记》记夏殷兴亡的事： 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于是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俘厥宝玉……于是诸侯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汤归至于泰卷陶，中作诰。既绌夏命，还亳。 这一段事情，须把它的地理考核清楚，才能知道当日战争的形势。按上文所见的地名，是（一）亳，（二）葛，（三）昆吾，（四）有娀之虚，（五）鸣条，（六）三，（七）泰卷陶；除有之虚无可考外，其余的，我都考核如下： 亳的说法，最为麻烦。据《书经正义》所引： （一）郑玄云：亳，今河南偃师县有汤亭（《帝喾厘沃序疏》）。 （二）《汉书音义》：臣瓒者云：汤居亳，今济阴亳县是也……（同上） （三）杜预云：梁国蒙县北有亳城（同上）。 （四）皇甫谧云：《孟子》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不祀，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葛，即今梁国宁陵之葛乡也；若汤居偃师，去宁陵八百余里，岂当使民为之耕乎？亳，今梁国谷熟县是也（同上）。又《立政》“三亳阪尹”疏：皇甫谧以为三亳，三处之地，皆名为亳；蒙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 （五）郑玄以三亳阪尹，共为一事；云：汤旧都之民服文王者，分为三邑；其长居险，故言阪尹。盖东成皋，南辕，西降谷也（江氏声，《尚书集注音疏》说“降”是“函”之音转，降谷，就是函谷）。 这所引诸说，《立政》和《帝喾厘沃序》的《正义》，都说是不能定其是非。咱们当考核之初，有一件事，应当注意的，就是三亳是周初的事，不能和汤时的毫，并为一谈。皇甫谧的错误，就出在这里；他硬把周初的三毫，和商汤时候的亳，并为一谈；就把蒙、谷熟区区地方，硬分做南北两亳，去配偃师的西亳；这个，清朝的王鸣盛氏驳得他最痛快，他说（《尚书后案》卷六）： 盖薄县者，汉本属山阳郡，后汉又分其地置蒙、谷熟二县，与薄并改属梁国；晋又改薄为亳，且改属济阴；故臣瓒所谓汤都在济阴亳县者，即其所谓在山阳薄县者也（按：《汉书·地理志》，山阳郡薄县下，“臣瓒曰：汤所都”。其“汤居亳今济阴亳县是也”，见于河南郡偃师县下）；亦即司马彪所谓在梁国薄县（按：《续汉书·郡国志》，薄县下“汤所都”）；杜预所谓在蒙县北亳城者也；而亦即皇甫谧所分属于蒙、谷熟者也；本一说也，孔颍达《书诗疏》（按：《诗·商颂·玄鸟疏》），皆误认为异说，其谬已甚……而皇甫谧巧于立说，又以一薄分为南北二亳，且欲兼存偃师旧说，以合《立政》三亳之文；不知《立政》三亳，郑解谓迁亳之民而分为三；亳本一耳，安得有三；皇甫谧之谬如此…… 这个说法，精核极了；但是王鸣盛是一生“佞郑”的，他就一口断定亳在偃师，而于皇甫谧去葛太远，不便代耕之说，却只把“其说浅陋，更不足辨矣”九个字，轻轻撇过，这个却也未足服人（皇甫谧的话，大概是信口开河，没有一句可据的。但是这一驳，却不能全说他无理）。 我说古人的“城名”和“国名”，是分不开的；“国名”自然不能随时变换，所以新迁了一个都城，大概就把旧都城的名字，做它的名字（譬如晋国的新绛故绛）。商朝是随便搬到什么地方，都城都唤做亳的；所以“所谓亳的地方”，实在很多；但是当成汤时，考核得出来的，却也刚刚有三处： （一）是如今陕西的商县（今商州市）。这个是魏氏源《书古微》上说的（《汤誓序发微》）。他所举最强的理由是（1）《书序》“汤始都亳，从先王居”，先王就是契（《周语》：“玄王勤商，十四世而兴。”韦昭注：“玄王，契也。”据《史记》世系看起来，契到汤，恰好十四世。又《商颂毛传》，也说玄王是契。伪孔传说先王是帝喾，实在大错了的）；契封于商（《书帝喾厘沃序疏》：“郑玄云：契本封商国在太华之阳。”）。（2）《诗·商颂》疏引《雒子命》（《书纬》）“天乙在亳，东观于洛”。《艺文类聚》引《尚书中候》，“天乙在亳，诸邻国襁负归德；东观于洛，降三分沉壁”。亳一定在洛之西，才可说东观。（3）《史记·六国表序》：“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看他所连类并举的，就可以知道亳一定在雍州境内。 （二）就是偃师，这个，班固（《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有尸乡，汤所都”）、刘昭（《续汉书·郡国志》，河南郡偃师县注引《皇览》，“有汤亭，有汤祠”。又“尸乡，在县西三十里”）说法，都和郑玄相同。依我看起来，还有一条证据：《孟子》：“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史记》：“伊尹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有莘是周太姒的母家，在如今陕西合阳县。《吕氏春秋·本味篇》：“有侁氏得婴儿于空桑，后居伊水。命曰伊尹。”伊尹见汤的时候在有莘，后来居于伊水，就是汤始居商县，后居偃师的旁证。 （三）就是汉朝的薄县，后来又分置蒙、谷熟的，地当今河南商丘、夏邑、永城三县之境。这个班固于薄县下，虽没有说是汤所都；然而后文论宋地，说：“昔尧作游成阳，舜渔雷泽，汤止于亳；故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恶衣食，以致畜藏。”王鸣盛硬说“止”字是“游息”；然而古人说“某某之遗风”，都是指他久居之地，不是指他游息之地（《汉书·地理志》的本身，就处处是证据）。不能如此曲解；况且孟子的话，就是一个大证据；岂能袒护着郑康成，反疑心孟子（孟子所用的，都是《书》说，是有传授的，上章已经证明了）。 然则当汤的时候，既然有这三处可指为亳，汤到底是先住在哪一个亳，后来才迁居到哪两个亳的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一考当时用兵的形势。上文《史记》所举汤用兵之地是： 葛（《汉书·地理志》，陈留郡宁陵下，孟康曰：故葛伯国，今葛乡是。如今河南的宁陵县）； 昆吾（昆吾有两处：一是左昭十二年，“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是如今河南的许昌县。一是哀十七年，“卫侯梦于北官，见人登昆吾之观”。《注》：“卫有观，在古昆吾之虚，今濮阳城中。”是如今直隶的濮阳县。桀时的昆吾在旧许，见后）； 鸣条（见第三章第一节）； 三（《续汉书·郡国志》，济阴郡定陶，有三亭。如今山东的定陶县）； 泰卷陶（《书序》，汤归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诰。《史记索隐》：“……卷当为坰……解尚书者以大坰今定陶……旧本或旁记其地名，后人转写，遂衍斯字也。”又《左传》定元年“仲虺居薛”，薛是如今山东的滕州市）。 又《诗·商颂》“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则汤当伐桀之前还伐过韦顾两国；韦在如今河南的滑县（《左传》注“东郡白马县有韦城”，《郡国志》作韦乡。《通典》：滑州韦城县，古豕韦国），顾在如今山东的范县（《郡县志》：顾城，在濮州范县东二十八里，夏之顾国）。 又桀的都城，《伪孔传》说在安邑。《书序》：“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它说：“汤升道从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正义》：“盖今潼关左右。”）“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它说“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汤”。皇甫谧就再连昆吾也拉到安邑来，说：“今安邑见有昆吾邑，鸣条亭”；然而昆吾所在，证据确凿，苦于不能一笔抹杀，就说明“昆吾亦来安邑，欲以卫桀，故同日而亡”。如此信口开河，真乃千古笑柄。金氏鹗据《史记》吴起对魏武侯“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国语》“幽王三年，西周三川地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断定桀之都在洛阳，韦注引禹都阳城，还不密合（《求古录礼说》卷六《桀都安邑辨》）。我说：古人都邑所在，不过传得个大略（见上节），阳城、洛阳，数十百里之间，实在无从硬断。《小戴记·缁衣》引尹吉（就是《尹诰》，书经篇名。序书的又把它唤做《咸有一德》，见郑注）“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注：“天当为先字之误……夏之邑，在毫西。”《正义》：“案《世本》及《汲冢古文》云：禹都咸阳……”咸阳，是误字，如今《汉书·地理志》注引《世本》、《续汉书·郡国志》引《汲冢古文》，正作阳城，“西邑夏”，似乎是对于东迁的夏而言之。《国语》史伯对郑桓公曰：“昆吾为夏伯矣。”韦昭注：“祝融之孙陆终第三子，名樊，为己姓，封于昆吾。昆吾，卫是也。其后夏衰，昆吾为夏伯，迁于旧许。”据此，桀似乎是始都阳城，后迁旧许，同昆吾在一起的；所以同日而亡（《商颂郑笺》）。 再看《逸周书·殷祝篇》：“汤将放桀于中野；士民闻汤在野，皆委货，扶老携幼奔，国中虚……桀与其属五百人，南徙千里，止于不齐；不齐士民，往奔汤于中野……桀与其属五百人徙于鲁，鲁士民又奔汤……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就可以知道桀的踪迹，是步步往东南退的（《御览》八十三引《尚书大传》略同）。 桀既然是往东退，汤自然是往东进；那么，一定是先都商县的亳，再都偃师的亳，再都邻葛的亳的。不过，“既绌夏命还亳”的亳，却无从断定其在哪一处（因为他随便到什么地方，都把它唤做亳，所以不敢断定这亳是灭桀以前最后所住的亳。何以知道他随便到什么地方，都把它唤做亳呢？据上文所考证，当汤的时候，就有三个亳，是一个证据；左襄二十年，“乌鸣于亳社”，是宋国的社，还唤做亳社。《史记·秦本纪》：“宁公二年……遣兵伐荡社；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集解》：“徐广曰：荡音汤，社，作杜。”《索隐》：“西戌之君，号曰亳王，盖成汤之胤。其邑曰荡社。徐广云：作汤杜，言汤邑在杜县之界，故曰汤杜也。”《封禅书》：“于社，亳有三社主之祠。”《索隐》：“徐广云：京兆杜县有亳亭，则社字误，合作杜亳。”《说文》：亳，“京兆杜陵”。是汤之后在雍州的，所居的城，还唤做亳。是两个证据。所以我只说汤的时候，考得出的亳有三处。并不敢说汤的时候，亳只有三处）。然而汤用兵的形势，却因此可以推定7。 汤初都于今商县的亳，后来进取偃师；桀大约是这时候（或者不是）弃阳城，退到旧许；汤再进到现在河南的东境（邻葛的亳）；从此以后，伐葛，伐韦，伐顾，然后迥向南伐昆吾。伐昆吾，就是伐桀；桀是从中野、不齐、鲁，步步东南退，最后逃到鸣条；汤以其间，又伐三。 鸣条是东夷之地；三、鲁，也是和东夷逼近的（参看第六章第五节。中野、不齐无可考）。我们因此悟到：汤用兵的形势，实在和周初相同；不过周朝灭纣，东征，伐淮夷，是武王、周公、成王三世相继，汤却是一个人干的罢了（《孟子·滕文公篇》：“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赵注》：“载，始也……一说，言当作再字；再十一者，汤再征十一国；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国也。”不论十一、二十二，总之汤用兵的次数很多）。 第三节　商朝的事实 以上商朝的帝系图，是据的《史记》、《国语》“玄王勤商，十四世而兴；帝甲乱之，七世而亡”，又姜氏告公子重耳，“商之享国三十一王”。《大戴礼·保傅篇》：“殷为天子，三十余世，而周受之。”《少闲篇》：孔子告哀公“成汤卒崩，二十一世，乃有武丁即位；武丁卒崩，九世，乃有末孙纣即位”。都和《史记》世数相合。又《书经·无逸篇》述殷中宗高宗祖甲诸君享国的年数，似乎也还确实。 商朝一代，可考见的事情，分述如下： 其一是伊尹放太甲。《史记》上说： 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即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汤适长孙也……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见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 这件事，本来没有异说，伪古文《太甲》才说“王徂桐宫居忧”，又说“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伪《传》就说“汤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阕”；又解《书序》的“太甲元年”，作“汤没而太甲立称元年”；伪《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作“汤崩逾月，太甲即位，奠殡而告”以就之；就把外丙中壬两君革去，又把《史记》的“太甲既立三年”，“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两个“三年”缩成一个三年了。这是不值得一辩的（但看上文商朝的世数，各书都与《史记》合，就知道绝不能略去外丙、中壬两君）。商朝的“君位继承”，大概是“兄终弟及”，而所谓“弟”者，以“同母”为限，所以《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说：“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主天者法商而王，故立嗣予子，笃母弟；主地法夏而王，故立嗣予孙，笃世子。”《公羊》何注（隐七年）说：“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分别同母者，《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质家亲亲，明当厚异于群公子也。”《史记》：“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废适”的“适”字，包括“弟”与“子”而言；和“诸弟子”的“诸”字一样。以次当立的母弟，唤做“适弟”；同母的弟兄，以次都立尽了，似乎应当回转来，立长兄的儿子；譬如，仲壬死了立太甲，沃丁死后立祖丁；这个也要包括于“适子”二字之中。至于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自然是非常之举，与所谓“古之人皆然”的“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无涉（《论语·宪问》，《小戴记·檀弓》。因为他在三年以外。桐宫，《史记集解》：“郑玄曰：地名也，有王离宫焉。”赵岐《孟子》注〈《万章上》〉也只说“放之于桐邑”。《史记正义》：“《晋大康地记》云：尸乡南有亳阪，东有城，太甲所放处也。”阎若璩又说——《尚书古文疏证》——《续汉书·郡国志》梁国虞县有桐亭，虞是如今河南的虞城县，离邻葛的亳，只有七十里。才便于伊尹，既然摄政，又可往来训诲。这两说怕都是因亳而附会的，未必可据）。其二是殷朝的屡次迁都。据《史记》所记是： 仲丁迁于敖（《书序》作嚣，《正义》李颙曰：嚣，在陈留浚仪县〈如今河南省城西北〉。皇甫谧云：仲丁自亳迁嚣，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仓〈就是《括地志》的说法〉，二说未知孰是。《史记正义》：“《括地志》云：荥阳故城，在郑州荣泽县西南十七里，殷时敖地也。”） 河亶甲居相（《史记正义》：“《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内黄县东南十三里。即河亶甲筑都之所，故名殷城也。”） 祖乙迁于邢（《书序》作“祖乙圮于耿”，《正义》：“郑玄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国为水所毁；于是修德以御之，不复迁也……”又《正义》前文说皇甫谧“又以耿在河东，皮氏县耿乡是也”。《史记索隐》“邢近代本亦作耿，今河东皮氏县有耿乡”。《正义》：“《飞括地志》云：绛州龙门县东南十二里耿城县。故耿国也。”） 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都之故居……乃遂涉河南，治亳。（按：这个亳，就是偃师，见上节） ……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这个河北，不能确定其在什么地方。《史记·项羽本纪》：“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集解》：“骃案应劭曰：洹水，在汤阴界，殷虚，故殷都也。瓒曰：洹水，在今安阳县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则此殷虚非朝歌也。”有人疑心这殷墟是武乙所迁，然亦无确据） 其中考得出理由的，只有《书·盘庚序正义》引郑玄云：“祖乙居耿后，奢侈逾礼，土地迫近山川，尝圮焉；至阳甲立，盘庚为之臣，乃谋徙居汤旧都。”又《序注》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乐徙。”此外都无可考见。（《书·盘庚》：“盘庚迁于殷。”《正义》：“郑玄云：商家自徙此而号曰殷，郑以此前未有殷名也。”“于今五邦”，《释文》：“马云：五邦，谓商丘、亳、嚣、相、耿也。”《正义》：“郑、王皆云：汤自商徙亳，数商、亳、嚣、相、耿为五”） 其三是殷朝的兴衰。据《史记》说是： （太甲）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 （雍己）殷道衰，诸侯或不至。 （大戊）殷复兴，诸侯归之。 （河亶甲）殷复衰。 （祖乙）殷复兴。 （阳甲）帝阳甲之时，殷复衰；自仲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 （盘庚）殷道复兴，诸侯来朝。 （小辛）殷复衰。 （武丁）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 （帝甲）淫乱，殷复衰。 （帝乙）殷益衰。 大抵所谓兴衰，以诸侯之朝不朝为标准。其中中衰的原因，只有从中丁到阳甲，是由于内乱，可以考见，此外都无从稽考了。 第四节　商周的兴亡 周朝的先世，便是大家所知道的后稷，《史记》上说：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如今陕西的武功县），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 这其间要注意的，便是“后稷卒，子不窋立”的后稷，是最后居稷官的，并不是“封弃于邰，号曰后稷”的后稷。不窋以后的世系，《史记》所载如下： 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追尊为大王）——季历（是为公季，追尊为王季）——昌（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 它所述的事迹是： 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如今陕西的彬县）……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熏育戎狄攻之……乃与私属遂去豳，逾梁山，止于岐下（如今陕西的岐山县）。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宫室，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8。 大抵如今的陕西，在古代是戎狄的根据地（参看第六章第一节）。所以周之先世，屡为所迫逐。公刘、古公，都是其中能自强的令主。古公之后，更得王季、文王两代相继，周朝的基业，就此光大起来了。 文王和纣的交涉，《史记》所记如下： 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郡县志》：“故虞城，在陕州平陆县东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国。闲原，在平陆县西六十五里，即虞芮让田之所”）。明年，伐犬戎（见第六章第一节）；明年，伐密须（《汉书·地理志》：安定郡阴密县。《诗》：密人国。如今甘肃的灵台县）；明年，败耆国（今《尚书》作黎，《释文》：“尚书大传作耆。”《说文》：黎邑，“殷诸侯国，在上党东北”，如今山西的长子县）；明年伐邘（《集解》：“徐广曰：在野王县西北。”《正义》：“《括地志》云：故邘城，在怀州河内县西北二十七里”）；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歧下而徙都之（在如今陕西户县境内）；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西伯盖即位五十年……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七年而崩。谥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为大王，公季为王季。 文王受命称王的年代，和纣囚文王的年代期限，各书互有异同（《尚书大传》“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讼；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又说：“得散宜生等献宝而释文王，文王出则克黎。”“伐崇则称王。”见《诗·文王序》，《礼记·文王世子》，《左传》襄三十一年疏。郑康成说：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命，明年改元，改元后六年而伐崇，居丰，称王就在这一年。又有一说：以为文王再受命，入戊午蔀二十四年受洛书，二十九年受丹书，俱见《诗·文王序》疏。《左传》昭十一年，卫北宫文子说：“纣囚文王七年。”《战国·赵策》，鲁仲连说：“拘之牖里之库百日”）。然而文王在纣的时候，必有“称王改元”的事情是无可疑的。 武王伐纣的事情，《史记》上所载如下：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是时诸侯不期而会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孟津。诸侯咸会……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以上所述，是武王伐纣的事实，然而周朝的功业，实在是到成王时候才大定的。《史记》上又说： 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乃罢兵西归……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武王已克殷后二年……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惧，穆卜。周公乃祓斋，自为质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后而崩。大子诵代立，是为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颇收殷余民，以封成王少弟封为卫康叔……初管蔡畔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成王既迁殷遗民……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 据以上所述，可见得武王克纣之后，周朝的权力，仅及于洛邑。管、蔡和武庚同叛，这件事不入情理。大概“主少国疑”的时候，武庚想趁此“光复旧物”，管、蔡也要和周公争夺权位，叛虽同时，却是各有目的的；其曾否互相结合，却无可考了。周公东征，是一场大战（《孟子》“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他这战争，大概是和东夷的交涉（《说文》：“?，周公所诛?国，在鲁。”又《书·费誓》：“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可见得这时候，东夷全畔。薄姑齐地，见《汉书·地理志》），东方毕定之后，仍旧要营建洛邑；成王亲政之后，还要去征淮夷、残奄；可见得周初用兵的形势，和夏商之际，实在是一样的（周营洛邑，就和汤从商迁到偃师相同；其用兵东夷，和汤迁到邻葛之亳以后，用兵的形势相同。参看第二节。以上的年代，据《史记》，是文王受命后七年而崩；后二年——九年——武王观兵孟津；又二年——十一年——克纣；后二年——十三年崩，周公摄政七年，而致政于成王。《汉书·律历志》载《三统历》之说：是“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纣……还归二年，乃遂伐纣克殷……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后七岁而崩……凡武王即位十一年。周公摄政五年……后二岁，得周公七年，复子明辟之岁……”又周公摄政七年的年代，孔、郑不同，见《礼记·明堂位》疏）。 又成王和周公的关系，《史记·鲁周公世家》说： ……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二年而毕定……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训周公……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蒙恬列传》载恬对使者的话，与此说相同）。周公在丰，病，将殁，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雨，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滕书。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史，百执事；史，百执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执书以泣，曰：自今后其无缪卜乎；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尽起。二公命国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 郑康成注《尚书》，却与此大异。他解“我之弗辟”句，“读辟为避，以居东为避居”（《豳谱》和《鸱鸮·序疏》，又《尚书·金滕》释文）。说“周公出处东国，待罪，以须君之察己”（《诗·七月序》疏）。又注“罪人斯得”，说：“罪人周公之属党，与知居摄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尽为成王所得……周公伤其属党无罪将死，恐其刑滥，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鸱鸮》之诗以贻王。”（《鸱鸮·序》）注“王亦未敢诮公”道：“成王非周公之意未解，今又为罪人言，欲让之，推其恩亲，故未敢。”（《鸱鸮·序疏》）注“秋大熟未获”道：“秋，谓周公出二年之后明年秋也。”（《豳谱疏》）注“惟朕小子其新迎”道：“新迎，改先时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于东，与之归，尊任之。”（《诗·东山序疏》）以为于是“明年迎周公而反，反则居摄之元年”（《礼记·明堂位疏》）。这两种说法，自然以《史记》为准，为什么呢？一者，《史记》和《尚书大传》相合（《尚书大传》说雷风之变，在周公死后，见《路史后纪》十，《通鉴前编》咸王十一年，《汉书·梅福传》注，《儒林传》注，《后汉书·张奂传》注引。又《白虎通·丧服篇》：“原天之意，子爱周公，与文武无异，故以王礼葬，使得郊祭。《尚书》曰：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礼亦宜之。”亦与《尚书大传》同义）。二者，“避居东都，待罪以须君之察己”，不合情理。我想周公摄政，就在武王崩的明年，“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残奄”，一定如《史记》和《尚书大传》所说（《尚书大传》，见《礼记·明堂位》疏）。但郑康成所读古书，是极博的，他所说的话，也绝不会没有来历。我想这一段成王和周公冲突的历史，一定在周公归政之后。《左传》昭公七年，公将适楚，“梦襄公祖，梓慎曰：……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子服惠伯曰：……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可见得周公奔楚，是实有的事（俞正燮《癸巳类稿·周公奔楚》义，引这一段事情，以证周公之奔楚，甚确。但以居东与奔楚并为一谈，却似非）。奔楚之后，不知道怎样又跑了回来，回来之后，不知道怎样死了。古人的迷信最重，活时候对人不起，到他死了之后，又去祭他求福，是不足怪的事（《汉书·匈奴列传》：“贰师在匈奴岁余，卫律害其宠，会母阏氏病，律饬胡巫言：先单于怒曰：胡故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今何故不用。于是收贰师。贰师骂曰：我死，必灭匈奴，遂屠贰师以祠。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单于恐，为贰师立祠，室。”这件事，很可以推见野蛮时代的心理）。雷风示变，因而改葬周公，因而赐鲁郊祭，事虽离奇，其情节未尝不可推想而得。那么，周公之“以功名终”，怕又是儒家改制所托了。 第五节　西周的事迹 西周的事情，《史记》所载如下： 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 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今《尚书》作伯）。申诫太仆国之政，作《命》，复宁。穆王将征大戎，祭公谋父谏……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 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 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如今山西的霍州市）。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之，乃围之。召公曰：吾昔骤谏王，王不从，以及此难也；今杀王太子，王其以我为仇而怼怒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大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索隐》：“地名，在西河介休县。”如今山西的介休市），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幽王嬖爱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为后；后幽王得褒姒，爱之，欲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幽王以虢射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于雒邑，避戎寇。 这其间可以研究的，有几件事情。 其一，昭王南征不返的事：按《左传》僖公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复”。《杜注》：“昭王……南巡守涉汉，船坏而溺。”《正义》：《吕氏春秋·季夏纪》云：周昭王亲将征荆蛮，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陨于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反振祭公。高诱注引此传云：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由此言之，昭王为没于汉，辛余靡焉得振王北济也。振王为虚，诚如高诱之注，又称梁败，复非船坏。旧说皆言汉滨之人，以胶胶船，故得水而坏，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书。”又《史记·齐太公世家》（集解）：“服虔曰：周昭王南巡狩，涉汉，未济，船解而溺昭王……”《索隐》：“宋忠云：昭王南伐楚，辛由靡为右。涉汉，中流而陨，由靡逐王，遂卒不复，周乃侯其后于西翟。”这件事的真相，固然无可考见；然而有可注意的两端：第一，诸说都说是溺于汉，不说卒于江上。第二，《吕氏春秋》说“昭王亲将征荆蛮”，宋忠也说“昭王南伐楚”。江汉可以互言，并没有什么稀奇，巡狩和征伐，以古人说话的不正确，也未必有什么区别。然则这件事情，依情理推度起来，实在是战败而死的。然则这一战究竟是败给谁呢？《左传》下文“昭王南征而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杜注》：“昭王时汉非楚境，故不受罪。”依我看来，这句话实在弄错了的。按《史记·楚世家》，说熊绎受封居丹阳。《汉书·地理志》，说就是汉朝的丹阳县。汉朝的丹阳县，是如今安徽的当涂县，未免离后来的郢都太远。清朝宋翔凤，有一篇《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根据《世本》（左桓二年《正义》引），说受封的是鬻熊，不是熊绎，这一层我还未敢十分相信；然而他考定当时的丹阳，是在丹水、析水入汉之处，实在精确不磨。他的原文道（见《过庭录》卷四）： 《史记·秦本纪》：惠文王后十三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楚世家》亦言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遂取汉中之郡。《屈原传》作大破楚师于丹淅。《索隐》曰：丹淅，二水名也。谓于丹水之北。淅水之南。皆为县名，在宏农，所谓丹阳淅是也。按《汉志》：宏农郡丹水，水出上雒冢领山，东至析入钧。密阳乡，故商密也。浙即析县，并在今河南南阳府内乡县境内。《水经》：丹水出京兆上洛县西北冢领山，东南过其县南，又过商县南，又东南至于丹水县，入于均。《郦注》：丹水通南阳郡。《左传》哀公四年：楚左司马使谓阴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晋楚有盟，好恶同之。不然，将通于少习以听命者也。京相璠曰：楚通上洛要道也。《郦注》又云：析水至于丹水，故丹水会均，有析口之称。丹水又经丹水县故城西南，县有密阳乡，古商密之地，昔楚申、息之师所戍也。春秋之三户矣。杜预曰：县北有三户亭，丹水南有丹崖山，山悉赤壁，霞举，若红云秀天，二岫更有殊观。丹水又南径南乡县故城东北，又东径南乡县北，丹水径流两县之间，历于中之北，所谓商于者也；故张仪说楚绝齐，许以商于之地六百里，谓以此矣。《吕氏春秋》曰：尧有丹水之战，以服南蛮，即此水，又南合均水，谓之析口。是战国丹阳，在商州之东，南阳之西，当丹水析水入汉之处，故亦名丹析。鬻子所封，正在于此。 据此看起来，当时的楚国，正在汉水流域。昭王这一役，一定是和楚国打仗而败，渡汉溺死的。 其二，周朝的穆王，似乎是一个雄主：他作《命》，作《甫刑》，在内政上颇有功绩，又能用兵于犬戎。虽然《国语》上载了祭公谋父一大篇谏辞（《史记》上也有的），下文又说“自是荒服者不至”，似乎他这一次的用兵，无善果而有恶果；然而古人这种迂腐的文字，和事势未必适合。周朝历代，都以犬戎为大患，穆王能用兵征伐，总算难得。又穆王游行的事情，《史记·周本纪》不载，详见于《列子》的《周穆王篇》和《穆天子传》（《周书·束皙传》，《周王游行》五卷，说周穆王游行天下之事，今谓之穆天子传）。这两部书，固然未必可信；然而《史记·秦本纪》、《赵世家》，都载穆王西游的事；又《左传》昭十二年，子革对楚灵王也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这件事，却不是凭空捏造的：他当时能够西游，就可见得道路平静，犬戎并不猖獗。其三，厉王出奔和共和行政的事。厉王出奔这件事的真相，也无可考见（不知道逐他的究竟是谁）。近来有人说，中国历代的革命都是“暴民革命”，只有这一次，却是“市民革命”（《饮冰室文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依我看来，这大约是王城里头人做的事情。共和行政有二说：一种便是《史记》所说的“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还有一说，是出在《汲冢纪年》（又不是如今的《竹书纪年》）和《鲁连子》上的。说有个共伯，名和，摄行天子之事。这两部都是伪书，《史记正义》已经把这种说法驳掉了，一翻阅就可明白。 其四，西周的盛衰，其原因有可推见的。周朝受封于陕西，本来是犬戎的根据地（参看第六章第一节）。历代都和犬戎竞争，到大王、王季、文王，三代相继，才得胜利，周朝立国的根据，到此才算确定。同时他的权力，向两方面发展：一种是出潼关，向如今的河洛一带，后来渡孟津伐纣，营建东都，所走的都是这一条路。一种便是出武关，向汉水流域，所以韩婴叙《周南》，说“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水经注》三十四）。现存的《诗序》，也说“文王之道，被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汉广序》。就周公奔楚，所走的也是这条路）。后来他权力退缩，受敌人的压迫，也是从这两方面而来。昭王南征而不复，便是对于南方一条路权力的不振。宣王号称中兴，尚且败绩于姜戎，可见得戎狄的强盛。到幽王时候，东南一方面的申（申国，如今河南的南阳市）和西方一方面的犬戎相合，西周就此灭亡了。这种形势，和前于此的商朝，后于此的秦朝，实在是一样的，通观前后自明。 [book_title]第五章　春秋战国 第一节　春秋 周平王东迁之后四十九年，就是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入春秋，直到公元前479年止（孔子卒的一年），其间凡二百四十二年。 春秋时代，列国的事情都有可考见，和西周以前所传的只有“一个王朝的历史”大不相同了。咱们现在要讲春秋时代的历史，就得先把当时几个大国提出来讲讲。春秋时代的大国9，是晋、楚、齐、秦，其后起的就是吴、越。咱们现在且略讲它的起源和情势如下： （一）齐　齐国的祖宗，唤做吕尚（四岳之后）。这个人，大约是文王、武王的谋臣。武王定天下之后，封于营邱（山东的昌乐县）。后世迁徙到薄姑（在博兴县境），又迁徙到临菑（如今的淄博市临淄区）。《史记》说，“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货殖传》也说“故太公望封于营邱，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叛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大约是临朐县南大岘山上的穆陵关），北至于无棣（在孤竹国境，今属河北），五侯九伯，汝实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大概齐国的强，一是由于奖励工商业，二是周初东方未定，想要借重它，畀以大权之故。 （二）晋　晋国的始祖，是成王的兄弟，唤做唐叔虞。封于唐。他的儿子燮，因地有晋水，改称晋侯。后世迁徙到曲沃，又迁徙到绛（《诗谱》：“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日太原晋阳。尧始居此，后乃徙河东平阳。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改为晋侯……至曾孙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阳焉……穆侯又徙于绛。”按：叔虞所封的唐，在如今山西太原县，以为在平阳，是误谬的，详见朱右曾的《诗·地理征》。曲沃，是如今山西的闻喜县。绛，就是翼，如今山西的翼城县。曲沃灭翼之后，仍居于此。春秋时候，晋景公又迁新田，仍名曰绛，就把曲沃唤做故绛。新田，也在闻喜县境）。徙绛的穆侯，有两个儿子：大的是太子仇，小的名成师。穆侯卒，仇立，是为文侯。文侯卒，子昭侯伯立。封成师于曲沃，号为桓叔。受封之后六十七年（公元前745—前679年），桓叔之后灭翼。灭翼的唤做武公。武公卒，子献公诡诸立。灭霍（如今山西的霍州市），灭魏（如今山西的芮城县），灭耿（如今山西的河津市）；又灭虞（如今山西的平陆县），虢（如今河南的陕县）。《史记》说“当此时，晋疆西有河西（陕西大荔县一带），与秦接境，北边翟，东至河内”（河南的沁阳县）。晋国就成了一个强国了。 （三）楚　楚国是帝颛顼之后，受封的唤做熊绎，居丹阳（见上章第五节）。熊绎之后，五传而至熊渠。《史记》说“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集解》：“张莹曰：今江陵也”），中子红为鄂王（《集解》：“骃案九州记曰：鄂今武昌”），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熊渠之后，七传而至熊仪，是为若敖，若敖再传而至霄敖，是为蚡冒。蚡冒卒，蚡冒的兄弟熊通，弑蚡冒的儿子而代立，是为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随（如今湖北的随州市）……曰：我无弟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于是始辟濮地而有之。子文王熊赀立，始都郢（如今湖北的江陵县）。文王二年，伐申……六年，伐蔡，虏蔡哀侯以归，已而释之。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十一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按宋翔凤的《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考定丹阳在丹析入汉之处，已见上节。他又考定越章便是春秋时候的豫章，在如今的当涂（原文：“越章，亦作豫章，越豫声之转。《左传》：定二年，桐叛楚，吴子使舒鸠人诱楚人曰：以师临我，我伐桐。秋，囊瓦伐吴，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按：桐国，在今安庆府桐城县治；舒国，在今安徽庐州府舒城县治，巢邑，在今庐州府巢县治；其地并在江北，与汉豫章郡在江南者，相去六七百里。吴人必不设疑兵于六七百里之外，知豫章当与舒巢桐邑相近。疑汉丹阳县在今当涂，乃是春秋之豫章……《左传》：昭二十四年，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越大夫胥犴劳王于豫章之汭。如越劳楚于汉豫章郡今南昌府，既非楚子入吴所经；若指章水入江之处，则为今九江府湖口县，中隔广信饶州，皆为吴地；知豫章之汭，是越境之北界，断在当涂之地。盖越之故地，熊渠伐而有之，乃称豫章。秦以其地置鄣郡，鄣与章通用，盖以豫章名之。汉复改鄣郡为丹杨，或取杨越之名，亦未可知”）。他又说：“鬻子后数世至熊绎，始南迁荆山，不通中国，而壹用力于蛮夷；故至熊渠而西连巴巫，东收豫章，江汉小国，靡不服从；楚能雄长荆州之地，当时称之曰荆；故《郑语》，史伯称荆子熊严；《春秋》：于桓公之世，楚并称荆。至僖公初，渐以名通上国，乃还其始封号曰楚子（原注，“用《谷梁》语”）。《左传》：昭十二年右尹子革言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此言荆山而不言丹阳，知熊绎是居荆山而非居丹阳者。荆山，在今湖北襄阳府南漳县西八十里……《左传》：昭四年，晋司马侯称荆山为九州之险；盖居荆山则汉水环其东北，足以北阻中国，东控汉东诸侯；既与诸夏为限，遂能壹用力于蛮夷；是熊渠之强大，由得荆山之险也……郢又在荆山南三百余里；楚武王时，中国无伯主，迁郢则不但据汉水之固，并可俯瞰江滨……《郑语》：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韦注，濮，南蛮之国。《书·牧誓》，《孔传》：濮在江汉之南。盖楚蚡冒时已拓地于江南，武王遂迁郢，俯江滨以逼之。江南蛮夷诸国，尤畏楚之逼己而不敢叛，而后专力从事于汉东诸侯……”按：楚国受封的，究竟是鬻熊，还是熊绎？所谓“熊绎辟在荆山”的“荆山”，是否定在如今的南漳县境或者其范围还可稍广？我还未可断定；然而楚国的受封，必在汉水中游流域。到后来沿汉而下，以达于江，他所征服的地方，西至如今的川楚，东至如今的苏皖交界，然后从事于汉东。是的确不错的。读了这一篇文字，于楚国盛强的原因和春秋时代长江流域开拓的历史，可以“思过半”了。 （四）秦　秦国之先，《史记》说也是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生大费……是为柏翳。舜赐姓赢氏”。大业《史记正义》据《列女传》，说就是皋陶，柏翳就是益（已见第三章第三节）。他的后世，有一个唤做造父的替周穆王御而西游，周穆王封他于赵城（如今山西的临汾市），便是七国时赵国的始祖。又有一个唤做非子的，替周孝王主马，周孝王邑之于秦（如今甘肃的天水市）为附庸，便是秦国的祖宗。非子的曾孙，唤做秦仲，周宣王以为大夫。叫他去伐戎，为戎所杀。有子五人，宣王召之，与兵七千再叫他去伐戎，破之。五人之中，最长的唤做庄公。宣王依旧给他做西垂大夫，居于犬丘（如今陕西的兴平市）。庄公的儿子唤做襄公。当犬戎弑幽王之时，发兵救周，战甚力；平王东迁，襄公又发兵送他；于是“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戎，即有其地……襄公于是始国。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公元前766年）”。襄公的儿子，唤做文公。文公十六年（公元前750年）“以兵伐戎，戎败，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于是周朝初兴时候的形势，就给秦国人占去了。 （五）吴　吴的先世，《史记》说：“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先也……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寿梦二年（公元前584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奔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吴于是始通于中国。”按断发文身，是粤族的风气。太伯当时，实在是逃到粤族里去的。当时江南一带，全然是未开化之地。所以当春秋的上半期，吴国还是寂寂无闻（参看第六章第五节自明）。巫臣的输入文明，实在是吴国开化的大助力。 （六）越　越之先，《史记》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如今浙江的绍兴市），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践立”。按越国的开化，比吴国更晚，所以从允常以前，简直连世系都无可稽考了。 综观以上六国，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公例。就是“当时诸国，接近于异族的都强，其居于腹地的都弱”（齐近莱夷，晋近狄，秦近戎狄——当时的戎狄，是一族，都是所谓犬戎。楚近黎族和粤族，吴越皆与粤族杂居〈参看第六章自明〉，其实商周的先世，也是如此。商灭夏，周灭商，都是从陕西用兵于河南、山东，和秦的灭周，正是一样。所以太史公《六国表序》，把“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连类并举，可惜禹兴于西羌其详不可得而闻了）。近人《中国之武士道》序，说这个道理，颇为透彻，可以参看。我说接近异族，因竞争磨励而强，固然是一个道理；还有“接近异族，则地方荒漠，而拓土易广”。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此外可称为二等国的，便是： 鲁（都曲阜，如今山东的曲阜市） 卫（康叔封于朝歌。春秋时为狄所破，迁于楚丘，如今河南的滑县） 曹（武王弟叔振铎，封于陶丘，如今山东的定陶县） 宋（微子封于商丘，如今河南的商丘市） 郑（宣王的弟友封于郑，如今陕西的华县。后来东徙于虢郐之间，如今河南的荥阳市、新密市附近） 陈（陈胡公，舜之后。封于宛丘，如今河南的淮阳县） 蔡（蔡叔度之子胡。封于蔡，如今河南的上蔡县，平侯迁新蔡，如今河南的新蔡县。昭侯迁州来，如今安徽的寿县） 许（伯夷之后。封于许，如今河南的许昌县。灵公迁于叶，如今河南的叶县。悼公迁于夷实城父，如今安徽的亳州市。又迁于析，实白羽。如今河南的内乡县） 此外小国还甚多，限于篇幅，不能尽列。要通知春秋时代各国的形势的，把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做参考书最好（因为它很完备周密）。 春秋时代的大势，咱们且略讲如下： 公元前679年，齐桓公会诸侯于鄄（如今山东的鄄城县），创霸。公元前663年，山戎伐燕，齐桓公伐山戎以救燕。公元前660年，狄人灭邢，又灭卫。齐桓公合诸侯的兵，迁邢于夷仪（如今山东的聊城县，邢的本封，在如今河北的邢台市），封卫于楚邱（见前）。公元前656年，齐桓公合诸侯伐楚，盟于召陵（今属河南的召陵区）。公元前643年，齐桓公卒，诸子争立，国内乱，齐国的霸业就此告终。 齐桓公死后，宋襄公定了齐国的内乱，要想图霸。公元前638年，和楚人战于泓（水名，在如今河南的柘城县），大败，宋襄公受伤而卒。宋国的霸业只好算未成。 宋襄公死后，北方的诸侯，都折而入于楚。公元前632年，晋文公和楚人战于城濮（如今山东的鄄城县），楚师败绩。后此北方的霸权，在晋国手里。 晋文公返国时，秦穆公与有力焉，所以秦晋甚睦。城濮战后二国尝合兵围郑（以其二于楚）。郑国派一个大夫，夤夜缒城去见秦穆公。秦穆公听了他的话，不但撤兵解围，而且还派三个将官，帮同郑国人戍守。晋文公死后，这三将暗中差人招呼秦穆公，叫他潜师袭郑，自己做内应。秦穆公听了他，发兵东来。晋襄公袭而败诸崤（在如今河南的洛宁县）。获其三帅孟明视等。旋又放了他。秦穆公引咎自责，仍用孟明视。公元前624年，伐晋，破之。《史记》上说他“遂霸西戎，辟地千里”。然而终春秋之世，秦国始终不能得志于东方，所以崤的一战，关系是很大的。 晋襄公死后，继立的是晋灵公，颇为无道，而楚庄王日强。公元前597年，晋楚战于邲（如今河南的荥阳以北一带），晋师败绩，楚庄王称霸。 公元前579年，宋臣华元，因为和晋楚两国的执政都要好的，出来合二国之成，盟于宋西门外。然不久，楚共王就背约，构郑叛晋。公元前575年，晋厉公和楚共王战于鄢陵（如今河南的鄢陵县），楚师败绩，共王伤目。然而郑国毕竟不服晋。晋厉公旋亦被弑。晋人立了悼公，又和楚争逐久之，到公元前562年，才算把郑国征服。悼公死后，晋楚都衰。公元前546年，宋臣向戌，再合晋楚之成，为“弭兵之盟”于宋，从此时局一变。大抵从晋文公创霸以后，到弭兵之盟以前，北方的鲁、卫、曹、宋等，是常服于晋的；南方的陈、蔡、许等，是常服于楚的；只有一个郑国，叛服于晋楚之间。晋楚争霸，大抵所争的就是郑。弭兵之盟，说“二国之从交相见”，把这个藩篱打破了。于是楚国的灵王，出来合诸侯，北方诸国遂纷纷奔走于楚。然而从弭兵之盟以后，直到春秋时代之终，因晋楚争霸而起的战役，可以说是没有，这个究竟也是向戌的功劳。 晋楚皆衰以后，就是吴越的世界。吴国的强盛，起于公元前584年巫臣的适吴（已见前），从此以后，吴国时时同楚国交兵，楚国不利的时候多。公元前506年，楚相囊瓦好贿，辱蔡昭侯，蔡昭侯如晋请伐楚，晋国人为他合了北方的诸侯。这时候的晋国，是六卿执政，腐败得很，大合了诸侯，以求贿而罢。蔡昭侯再请于吴。吴阖闾为之出兵，大破楚师于柏举（如今湖北的麻城市）。就攻破了楚国的都城，楚昭王逃到随国。幸而有个忠臣，唤做申包胥，到秦国去请了救兵来，吴师大败，昭王才得复国。这时候，越国也强起来了。吴人在郢的时候，越人就乘间入吴。公元前496年，允常卒，阖闾乘而击之，败绩于槜李（如今浙江的嘉兴市），阖闾受伤而死。公元前494年，阖闾的儿子夫差，败越于夫椒（如今江苏吴县西边的西洞庭山）。越王勾践，以余兵栖于会稽的山上，遣大夫种卑辞厚礼以求和。夫差许之，勾践归国，卧薪尝胆，以求报仇。而夫差从破越之后，就骄侈起来，沟通江淮，北伐齐鲁，与晋国人争长于黄池（如今河南的封邱县。公元前482年）。公元前468年，就给越国人围了起来。公元前466年，越国人把他的都城攻破了，夫差自杀，吴国就此灭亡。于是勾践带兵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如今山东的滕州市），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大抵春秋时候，可以分做几个时代。 （一）公元前679—前643年，是齐桓公称霸时代。 （二）公元前642—前633年，是宋襄公图霸不成，楚人强盛时代。 （三）公元前632—前547年，是晋楚争霸时代。 （四）公元前546—前530年，是楚国独盛时代（明年，楚灵王被弑，平王立，不复事诸侯）。 （五）公元前529—前527年，是晋楚皆衰，吴越尚未强盛的时代（权力未及于中原）。 （六）公元前528—前476年，是吴国强盛时代（其间吴国虽已败于越，然对于北方，威力还在）。 （七）从公元前475年以后，是越国强盛时代。 大抵长江流域的开辟，是从春秋时代起的（五帝时代，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其与黄河流域竞争的实情，已无可考。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美化行乎江汉之域”，固然也利用南方的形势，去包围纣，然而不是长江流域的国能独立和黄河流域竞争）。而其开辟，又先从中游流域起，次到下游流域（因为文化从北方来，由汉域入江域，所以开化从中游起）。至其上游流域的四川，则直到战国时秦灭巴蜀，才算入中国的版图。南岭以南的闽粤二江流域，入中国版图，更在秦并天下之后（参看第六章）。于此可以见得中国本部开辟的早晚了。 第二节　战国 春秋以后，又257年，天下才归于统一。就是从公元前478年起，到公元前222年止，称为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的形势，便是春秋时代号称大国的晋，分为韩（周同姓，后裔事晋的，唤做韩武子，封于韩原，如今陕西的韩城市）、赵（见上节）、魏（周同姓毕公高之后，名毕万，事晋献公，献公灭魏，便把魏地封他。周威烈王令魏斯、韩虔、赵籍为诸侯，事在公元前403年。这时候，晋君还在，到公元前376年，三国才废晋君而共分其地。战国时候的齐国，也为田氏所篡。田氏是陈国公子完之后——田陈同音，就是一个字——周安王令田和为诸侯，事在公元前686年）。越灭于楚（公元前334年）；而直隶北边的燕（召公奭之后。封于蓟，今属北京），渐渐地强起来；于是齐、燕、韩、赵、魏、秦、楚，并列为七个大国。 七国之中，除燕最小，所处的地方又偏僻，无足轻重外（《燕世家赞》：“燕北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在七国之中，燕国其实只算得二等国）。楚国自然最强（因为春秋时代，晋楚本强于齐秦，而这时候，楚国又没有分），齐国的形势，和春秋时无甚出入。韩、赵、魏似乎力分而弱，然而“晋国，天下莫强焉”，它强国的资格，究竟还在。只有秦国，从春秋的末期，久已寂寂无闻，入战国的初期，又国多内难，河西的地方，为魏国所夺。又因为僻处西垂，开化最晚，大家都有些瞧不起它。到孝公的元年（公元前362年），《史记》上还说“河山以东强国六……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如今陕西的华县）滨洛（如今陕西的北洛水。伊洛的洛，正字应当做雒）以北，有上郡（如今陕西的榆林肤施一带）；楚自汉中（如今的汉中市）南有巴（如今四川的巴尔县）、黔中（如今湖南、湖北、四川三省交界之处）。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国势可谓凌夷极了（秦孝公的元年，已是入战国的一百一十七年，所以战国的前半期，列国的势力，是平均的。秦国的独强、六国的破灭，全在从公元前362年到公元前478年这一百一十六年之内）。 孝公即位之后，用了商鞅，定了变法之令，把全国的人，都驱到“农战”一途，于是秦国的国势，就骤然强盛起来了10。秦国的攻六国，可以分做两截看：其第一截，是“自完主义”，就是要全有如今陕西的地方。公元前340年，商鞅出兵伐魏，大败魏兵，魏入河西以和。于是魏惠王弃安邑（如今山西的夏县），徙都大梁（如今河南的开封市）。秦国既除了肘腋之患，又开了一条渡河而东的路。公元前328年，秦国人又伐魏，取了上郡，于是如今陕西地方，全入秦国的版图。公元前316年，秦国又灭了蜀。蜀的地方，本是最为富饶，而且因山川之险，从战国以前，从没和别国交过兵。秦国得了这一块“处女的富源地”，更其“富厚轻诸侯”（汉高祖和项羽相持，就是用的关中的兵、巴蜀的饷。战国时代的秦，想必也有这种情形。所以《战国策》上，说他得蜀之后，“益富厚，倾诸侯”）。 它进取的兵，可以分做三路看：公元前313年，败楚，取汉中。到公元前280年，司马错伐楚，取黔中，楚献汉北之地。明年，白起伐楚，取鄢（春秋时的鄢陵）、邓（如今河南的南阳市）、西陵（如今湖南的东湖县）。又明年，白起再伐楚，拔郢，烧夷陵（在东湖县，楚先王坟墓所在）。楚东北徙都陈（如今河南的淮阳县，后来又迁到寿春，如今安徽的寿县），这一支可以算是“出长江流域的兵”，攻楚的（其中又分为两支，从江汉上游，顺流而下）。其“出河南的一支兵”所走的，便是如今从陕西出潼关的一条路。公元前311年，伐韩，拔宜阳（如今河南的宜阳县）。从此以后，韩和东西周，都入秦人掌握之内。它却又“出一支兵于河北”：公元前262年，伐韩，拔野王（如今河南的沁阳市）。于是上党（如今山西的晋城市）路绝，上党的人不愿意归顺秦国，就降了赵。秦国的白起，大破赵军于长平（如今山西的为高平市），坑降卒四十万，就攻破了上党，北定太原。于是过娘子关到直隶，出天井关到河南的路，都在秦国人手里。公元前257年，秦国就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如今河北的邯郸市）。这时候，列国救赵的兵，都不敢进，幸而有一个魏国的公子无忌，夺了晋鄙的兵，击败秦军于邯郸下，三晋才算苟延残喘了几年。公元前249年，秦灭东周，又伐韩，取荥阳（如今河南的广武县），成皋（如今河南的汜水镇），地界直接大梁。公元前246年，秦始皇立。立后十九年，就是公元前228年，灭赵，赵国的公子嘉，自立为代王，和燕国人合兵，驻扎在上谷（如今河北的怀来县）。秦始皇派王翦驻扎在中山（如今河北的定州市）以图燕。燕国的太子丹，派勇士荆轲到秦国去，想要刺杀秦始皇，事情没有成功。秦始皇大怒，发大兵围蓟，燕王奔辽东。公元前225年，秦灭魏。明年，攻楚，又明年，把楚国灭掉了。公元前222年，大发兵攻辽东，虏燕王喜。还灭代，虏代王嘉。明年，就把灭燕的兵南攻齐，虏齐王建。于是六国尽亡，秦国就统一天下了（周赧王的灭亡，在公元前256年。先是敬王从王城〈洛邑西城〉徙居成周〈洛邑东城〉。考王时，封弟揭于王城，是为东周桓公，桓公的孙惠公，又自封其少子于巩〈如今河南的巩义市〉，是为东周惠公。赧王时，又徙都西周。赧王入秦，西周君也同时灭亡。东周君又奉周祀七年，到公元前249年，才给秦国灭掉。其余诸小国，许亡于郑，郑亡于韩，曹亡于宋，宋亡于齐，鲁及陈、蔡皆亡于楚，只有卫国，到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才给秦国灭掉）。 秦国所以能灭掉六国，下列三条，大约是最大的原因：（一）秦国和戎狄竞争最烈，以磨砺而强（晋在太原时近狄，迁绛之后，距敌较远。和楚竞争的“黎”、“越”二族，和齐竞争的莱荑，都不是强敌。比不上犬戎。参看第六章）。（二）秦国所据的地势，和商周先世是一样的（参看第四章。从这地方出函谷关攻山东，出武关攻南阳、襄汉，都是上流之势。秦国攻楚的路，和楚国先世拓土的路，也是一样。参看上节自明）。（三）秦国开化较晚，所以风气朴实，国力较六国为充足（试看李斯《谏逐客书》。列举当时淫侈的事情，秦国竟没有一件。大抵文明进化已久的国，往往不免于暮气；文明程度太浅的国，因为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强盛的元素都太缺乏，又兴旺不起来，就暂时强盛，也不能持久。吴越就属于这一种。战国时代的六国属于前一种。只有新进于文明的野蛮国家，最为可怕，秦国就属于这一种了）。 秦国吞灭六国，我国的封建时代（实在应当说是分立时代，但是封建这名词，通行已久，现在姑且沿用它）就此告终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便是“我国的分裂时代从最早可考的时代起，到底共有若干国，后来怎样渐次吞并，归于统一的”呢？这一个问题，我在第七章将会解答。 [book_title]第六章　汉族以外的诸族 第一节　獯粥 中国人绝不是单纯的民族。以前所讲的，都是汉族的历史，这是因为叙述上的方便，不能把各族的历史，都搅在一起，以致麻烦。现在汉族的历史，已经讲到统一时代了，就得把汉族以外的各族，都讲述一遍。 中国人向来称异族为“夷”、“蛮”、“戎”、“狄”，这四个字，是“因其所居的方位而称之”（参看下章），不是种族的名词；若用这四个字来分别种族，一定要陷于误谬的（到后世，这四个字的称呼，也有不按着方位的〈譬如狄侵入东方，仍旧称它为狄〉。然而这是后起的事，到这时候，能够认明它的种族，居地虽然变换，还用旧名称称它——种族的关系，已经纷乱得不可究诘了）。 同汉族杂居最久，而关系又最密切的，便是獯粥。獯粥，又唤做猃狁，后世唤做匈奴（《史记索隐》〈《匈奴列传》〉：“晋灼曰：匈奴，尧时曰獯粥，周曰猃允”），都是一音之转；这两个字的合音，便是混，又写作昆，写作串，写作畎，写作犬，到后世又写作胡（《诗·皇矣》：“串夷载路”，《郑笺》：“串夷，即混夷，西戎国名也。”《正义》：“《书传》作畎夷，盖畎混声相近，后世而作字异耳。或作犬夷，犬即畎字之省也”）。古代所谓西戎北狄，都是这一种人。何以知道呢？因为除这一族之外，可称为戎狄的，只有汉时之所谓羌，而据汉朝的事情看起来，羌人在古代，和汉族实在没甚交涉（看本章和第三篇所述羌人的事情自明）。太史公《匈奴列传》把古代的戎和狄都混杂在一起，或讥其不能分别，殊不知戎和狄本没有种族上的区别的11。 这一族古代的根据地，也在黄河流域；到后世，才渐次退却到阴山山脉一带，再退却而至漠北，再退却而到如今俄领中央亚细亚一带，而入欧洲（参看第二篇）。误以为汉时的匈奴，在三代以前，就据有漠南北的，却是大误（漠南的南部，虽有“分散溪谷”的小种落，然而不是它重要的根据地。至于漠北，则三代以前，大抵是丁令的地方。所以《尚书大传》说“北方之极，自丁令北至于积雪之野”）。 这一族的根据地，大约在汉族的西北。所以《史记》说“黄帝北伐獯粥，而邑于涿鹿之阿”（见第三章第二节）；《墨子》说尧“北教八狄”（尧都太原）；可见得这一族，从古以来，就占据如今直隶、山西的北半省。至于陕西，更是它的大本营。所以《史记》说“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其后三百有余岁。而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其后百有余岁，周西伯伐畎夷氏。后十有余年，武王伐纣，而营雒邑，复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泾洛之北”（洛，如今陕西的北洛水）。可见得周从受封以后，历代和此族竞争。幽王被弑以后，此族“遂取周之焦获，而居于泾渭之间”（《诗》：“猃犹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毛传》以为宣王时候的诗，恐不如《史记》之确。《尔雅·释地》“周有焦获”，郭璞注：“今扶风池阳县瓠中是也。”池阳，如今陕西的泾阳县。镐，方，无可考）。于是平王东迁，直到秦文公手里，才把岐丰的地方收回（见上章第一节）。秦穆公时，“开国十二，辟地千里”（这是《秦本纪》上的话，《匈奴列传》说“西戎八国服于秦”），这一族在泾渭上游，便无从肆其凶焰了。其在陕西东部的，也给晋国人所攘，居于圁、洛之间（圁，就是《汉书·地理志》上郡白土的圜水，《清一统志》说是在陕西葭县入河的秃尾河），谓之白狄（《史记》说“号曰赤狄白翟”，误）。其侵入东方的，谓之赤翟。赤翟的境域，从晋国的蒲（如今山西的隰县）、屈（如今山西的吉县）起，绵延向东，和齐、鲁、卫接界。邢、卫、宋、鲁、齐、晋、郑，都颇受其害。其种落，有东山皋落氏（如今山西的昔阳县）、咎如（如今山西的乐平市）、潞氏（如今山西的潞城市）、甲氏（如今河北的鸡泽县）、留吁（如今山西的屯留县）、铎辰（如今山西的长治市），都被晋国人灭掉。白狄也有侵入东方的，就是肥（如今河北的藁城市）、鼓（如今河北的晋州市）、鲜虞（如今河北的定州市），肥（鼓亦灭于晋）、鲜虞到战国时谓之中山，灭于赵。又有扬拒（如今河南的偃师附近）、泉皋（如今河南的洛阳市）、伊洛之戎（《左传》杜注“居伊水洛水之间”），地都入于周。又有蛮氏（如今河南的汝州市，亦称茅戎，因为它本居茅津。茅津，在如今山西的平陆县）、骊戎（如今陕西的西安市临潼区），地亦入于晋。于是这一族在山、陕、直隶的南部和河南的，几于全被汉族征服（以上说赤狄白狄，据《春秋大事表》），其未尝服属的，都在甘肃和直隶、山、陕三省的北边。《史记》上叙述它的形势道：“自陇以西，有绵诸（如今甘肃的天水市）、绲戎（亦在天水境）、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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