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大义觉迷录 [book_author]雍正 [book_date]清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诏令,完结 [book_length]371658 [book_dec]四卷。清世宗敕撰。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1678—1735),是清朝定鼎北京后的第三代皇帝。雍正六年(1728年),清朝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大案,即曾静反清事件。次年,清世宗在处理此案之后刊布了《大义觉迷录》。内收上谕十道、审讯词及曾静口供47篇、张熙等口供2篇,后附曾静《归仁说》1篇。本书保存曾静、吕留良及严鸿逵强烈反满言论,并揭示康熙末诸子争夺皇权、胤禛得位及其后之相应措施等具体情节。有雍正年间内府刻本及近年中华书局 《清史资料》 本行世。这是一部充分反映编者思想及政治主张而十分奇特之书。 [book_img]Z_5981.jpg [book_title]雍正向天下颁布《大义觉迷录》的始末 雍正六年秋，湖南永兴失意文人曾静，于当年秋，遣徒张熙（化名张倬）赴西安向陕西总督岳钟琪投书策反。九月二十五抵西安，次日上午，当岳钟琪正乘轿抵总督署衙门前时，张熙手捧书信拦轿阻道，声言要亲交总督岳钟琪，并有要事与他讲。岳钟琪命随员接过书信，见那书信封面上写q天吏元帅岳钟琪”，岳甚为惊奇，随将投书人交巡捕看守。急忙赶回总督署衙，走进密室，拆书细读。这封策反信，署名“南海无主游民夏靓、张倬”。所谓“无主游民”，就是不承认是清王朝统治下的民人。原信从未公开过，但从以后的审讯口供和《清文字狱档》中记载，大致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强调“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认为雍正帝是满洲”女真人，就是夷狄，“夷狄即是禽兽”，“满人”入主中原是夷狄”盗窃王位，清朝历经“八十余年天运衰歇，地震天怒，鬼哭神号”，这是夷狄”统治带来的恶果，所以要反对清朝的统治。二、谴责雍正帝是失德的暴君。列出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利、好杀、酗酒、氵㸒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十大罪状。这么多的罪状，根本无资格当皇帝。三、指责雍正是用阴谋诡计而篡位的。因而天地不容，使天下“寒暑易序，五谷少成”，出现“山崩川竭，地暗天昏”。百姓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尸横遍野，反清愤忿，一触即发。四、策划岳钟琪同谋造反。称岳是宋代抗金民族英雄岳飞的后裔，劝其继承先祖遗志，不应效忠清王朝，要他用手握重兵之机，适时地举事谋反，为列祖列宗报仇，替大汉民族雪耻。岳钟琪读完谋反书信，更加惊骇恐惧。他才平息了疯子卢宗汉持同样理由的谋反事件。今又兀自碰到张熙投书策划谋反，他更加火上加火。于是，他当即向雍正帝如实地上了奏本，从而使曾静、张熙投书事，成为雍正朝最大文字狱肇起的导火线。岳钟琪，字东美，号容斋。四川成都人。康熙五十年，开始担任武职军官，后因在云贵边陲屡建战功，于康熙六十年提升为四川提督。雍正元年，因平定青海罗卜藏丹叛乱立大功，授封三等公、参赞军机大臣。雍正三年七月，因大将军年羹尧事发，接替年羹尧出任川陕总督。川陕地处险要，南可控制云贵湖广，东可牵制晋冀豫和京都地带，是和青藏甘高原联络的根据地，因而清王朝把它作为西北边防的重要防卫线。这个重要职位，自康熙十九年定例，是满族八旗要员的专缺，岳钟琪破例提升这个要位，正说明他受到雍正帝的宠信。尽管如此，也难以避免满族大臣的非议，当岳接任年羹尧受命川陕总督之际，直隶总督蔡立即向雍正奏本称岳“不可深结”。并对岳钟琪施离间计，说：“怡亲王对你当上川陕总督非常不满，皇上藩邸旧人傅鼐告你要小心。允祥是皇上最信任的兄弟。” 这样离间和挑拨，使岳钟琪惶恐万状，自以为雍正对他拥兵自重而有所怀疑，使他终日惶惶不安，如履薄冰。恰巧，他接到张熙投书的前三个月，成都人卢宗汉在大街呼喊：“岳公爷带领川陕兵马，想要造反！” 并呼唤民众起来，“从岳公爷造反，西城门外开有黑店，要杀人” 这个灭门诛族的举动，犹如晴天轰雷，使岳大为恼火，当即命提督黄庭桂将卢宗汉捉拿归案，被当作疯子砍了头。岳钟琪的确是雍正的忠臣，他知道皇上对他恩重如山，即使效犬马之劳也难报恩于万一，更何况不是雍正的对手。故而将卢宗汉迅速处死，尔后才正式上奏朝廷称：“卑职不敢檄讯，不敢隐匿”。并引咎辞职，表明他对雍正帝的忠心耿耿。可雍正知道后，非但不加责怪，反而大加安慰，说这是蔡、程如丝等鬼魅之所为。并说：“多年来，曾在朕前密参的谤书有一箧之多，可朕从无理它”。要岳钟琪继续供职，不要理会那些佞言邪说，要他“愈加鼓励精神，协赞朕躬，利益社稷苍生，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理大清于磐石之固，造无穷之福以遗子孙也！” 雍正帝知人善用，提拔岳钟琪出任这个要职，有他一番周密的考虑，岳钟琪虽是汉族人，但有多年的封疆大吏资历，屡建大功，经验丰富，是难得的人选。原任川陕总督的年羹尧擅权自专，作威作福，勾结朋党，贪污受贿，克扣军粮，累计达数百万之巨，已达到威胁皇权的地步。于是雍正借机，将年羹尧集团一网打尽，赐死年羹尧，便将岳钟琪推向这个高位。雍正对岳钟琪没有任何怀疑，信任和依赖仍如当初。但岳钟琪与皇上帝的关系不协调的舆论却在民间广为流传。四川、湖南民间传说，岳总督非常尽忠爱民，曾上奏谏本，说些不知忌讳的话，劝皇上修德行仁，皇上非常怀疑他，怕他威重权高，对朝廷形成威胁，屡次召他进京，要削夺他的兵权，并传说要杀掉他。那岳总督非常害怕，连召几次，他都不敢进京。皇上见他死守任上，不肯进京，越发对他疑忌。因他是大学士朱轼保举推荐的人，令朱轼召他才进京。皇上就派朱轼来陕西召他，不得已才同朱轼一同进京陛见，并向皇上奏说用人莫疑，疑人莫用等语。皇上听到这个谏议，也就不忌前嫌，仍派他回陕西继续任职，但要求有人保他他才肯去。皇上问朱轼，朱轼不愿再保；又问九卿大臣，九卿大臣也不敢保；皇上就亲自保他去了。岳钟琪出京门才四天，朝中就有一大臣向皇上奏了一本，说朱轼不保他，是和他暗结私党，里应外合预谋造反，等到朱轼到他任上保他，他才消除疑虑，欣然进京。这足可证明他同朱轼是同党合谋，今日回陕西，本来朱轼是原保举人，照理应该去保他，可是他推却不保了，这是朱轼脱身之计。皇上十分后悔，对他疑忌更深，马上派遣一个叫吴荆山的朝廷官员前去追赶，让他赶快回京，他不从命。这朝官吴荆山没有办法，就在路上自刎了。这总督回到任所之后，随即上了一道本章，说皇上很多不是之处。可见岳钟琪是朝野瞩目的人物，朝中有人因他是兵权在握的汉族重臣而忌防他；百姓则又认为他是忠义爱民而又反对雍正暴政的岳飞后裔，把反清复仇的希望寄托于他。使岳钟琪成为政治斗争和民族矛盾的试金石。二今见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天吏元帅”岳钟琪，书信内容有“皆诋毁天朝，言极悖乱，且谓系宋武穆王岳飞后裔，今握重兵，居要地，当乘机反叛，为宋明复仇”等语，加上前因后果，使岳钟琪像骨鲠在喉，欲吐不能，暴怒之极，决定亲自提审张倬审讯，对投书人张倬施以重刑严加逼供，把张倬打得皮开肉绽，几次昏迷过去。但张倬誓不招供，宁愿“舍身可以取义”，尊从恩师所嘱“只去献议，不必告以姓名里居”的嘱托，只说他们的势力范围很广，湖广、江西、云南、贵州等省，这些地方民众反清情绪高涨，可以一呼百应群起反清。结果一无所获。岳钟琪怕事涉嫌疑，随即密奏皇上，恳请雍正批准“将张倬解送到京”，交朝廷审讯此案。雍正接到奏折，反应却沉着镇静，声称“世上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同时奉劝岳钟琪要秘密审讯，用刑太过酷狠了，“料理急些了，当缓缓设法诱之”。他在大臣田文镜的奏折上批复道，“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的手段，方能使悖逆之人就范。岳钟琪忠实地照雍正的谕旨办了，想出一套巧计诱供的计策，同时为撇开清廷猜忌，岳钟琪请出一位满州大员陕西巡抚西琳陪同审讯。在提审张倬时，张倬被绳捆索绑押进审讯庭堂，西琳暗躲在屏风后窥探审讯情景，岳钟琪一改过去怒斥责骂态度，笑容可掬地亲自为张倬解下绳索，并让坐捧茶以礼奉侍，大加夸奖张倬是位英雄好汉，难得的仁人志士。岳钟琪流着眼泪诚恳地对张倬说：“我岳某早有谋事反清意图，只为处境艰难，不得已对志士动用刑讯，以图掩人耳目，看你是真是假，不想兄弟真男子大丈夫，使兄弟受委屈了，请你体谅。”说着热泪横流，伪为发誓结为盟友，共讨满清，光复汉室。九月二十九日，岳钟琪导演的假戏成真。二人在秘室，照例又拉一位满州大员秘隐屏风之后以窃虚实，二人焚香对天跪拜，叩头泣血，结为金兰之交，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共举义旗，迎聘曾静为师，决心为推翻满清为己任，这样骗取了张倬的信任上了圈套。这个张倬是个山村未见过市面的读书人，便信以为真。在封建社会里，一经发誓，结为金兰，要比亲兄弟更加信得过，要同心同德，共赴患难，同享富贵，若有违誓，要遭五雷轰击的报应。张倬于是将他恩师和平时与恩师交往密切而又诋毁清朝最严重人的姓名住址，一一告诉了岳钟琪。雍正对岳钟琪的做法甚为满意，用朱批道：“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比拟，朕实嘉悦之至。” 激动得泪流满面说：“岳钟琪实朕股肱心膂之大臣。” “惟知有国，不知有身。” 雍正对岳钟琪大加奖励，使岳钟琪“感泣悚惶，惊喜交迫”，为查明此案作了精神力量的基石。这个投书策反人的真实姓名叫张熙，字敬卿，张倬是化名。他的老师叫曾静，夏靓是化名，湖南郴州永兴人，他出身于“家事单寒”的家庭，因应试屡次落第，中年放弃举业，以教书授徒糊口，自称“蒲谭先生”。他收张熙、廖易两个得意徒弟在家，住房不宽绰。他先有同居的兄、嫂，后来兄嫂夫妻反目，嫂子改嫁。张熙、廖易家事也很贫寒。岳钟琪审讯张熙为何谋反，张说：“百姓贫穷，只为救民起见”。曾静看到土地高度集中，财富占有不平等，从他们自身经历中深有体会，曾静著书说：“土地尽为富室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所以具有浓厚的民族意识和政治见解，认为只有铲除满清统治，贫寒百姓才有出头之日。他根据社会传言和自己的分析，认为岳钟琪最有能力实现他的反清复明目的。雍正六年五月，曾静派遣张熙和他的堂叔张勘同行，张熙当出家产作路费，携带给岳钟琪的策反信和《生员应诏书》赴陕投书，一路晓行夜宿，风尘仆仆途经贵州到四川，听四川人讲岳钟琪已回驻西安，便由四川追踪到陕西。九月十三日到了西安，打听岳钟琪是当今皇上重用的封疆大臣，皇上非常宠爱他，所谓北京雍正皇帝三召不赴京之说，纯系编造的谣传。二人听后，心灰意冷，那同路人张勘更为惊慌，吓破了胆，便偷偷地扔下张熙，只身逃回家了。张熙投书意志坚决，心想当了家产做路费，千里迢迢专为投书而来，决不虚此一行，于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向岳钟琪投书。雍正帝自登基以来，常处于如履薄冰的险境，所以他采取铁血手腕，凡是危及皇位的人，无不在他面前倒下。几年来他处心积虑地分化瓦解了允集团；打击了允、允争夺皇位的势力；严加惩处隆科多结党联盟企图篡权的诸文武大臣。其诛连之广，处置之惨，堪称是清代“铁血皇帝”。雍正帝不仅是宫廷政变的高手，而对驭驾重臣也有新的创造。他为稳定西北，不让边陲要地出纰漏，不惜以君王身份向岳钟琪封官许愿，发誓赌咒。使岳感恩备至，以更大精力防守边陲，同时去查办这宗天字号谋反案。雍正帝早已觉察到，张熙投书谋反案，绝不是孤立偶然现象。特别是供出已撒手人寰四十五年的反清祖宗理学大师吕留良。张熙供称吕留良是我辈同志之人素所宗者”。曾静于雍正五年（年）曾派张熙去浙江购书，专门到吕留良后裔家坊求遗著手稿，吕留良的儿子将乃父遗稿交给张熙，其中有《备忘录》、《吕子文集》。曾静看到这些书稿，“始而怪，既而疑，继而信”。对吕留良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吕留良完全有资格作皇帝，反清思想更为浓厚。当曾静派张熙投书时，行李中尚有抄录吕留良的诗文手册。曾静、张熙同吕留良的高足徒弟严鸿逵交往极其密切，由反清思想变为反清行动。三雍正帝不仅察觉此案非偶然现象。而更深层次追究，其背景也非同小可。如那曾静、张熙深居穷乡僻壤，怎能知道宫廷中发生的错综复杂细节，怎能指责他犯有十大罪状呢？雍正帝分析，这些谋反言行的来源有两个方面：“盖其分别华夷中外之见，则蔽锢陷溺于吕留良不臣之说；而其谤及朕躬者，则阿其那（允）、塞思黑（允）、允、允之逆党奸徒，造作蜚语，布散传播，而伊误信以为实之所致。” 雍正将被打倒在地的同父异母皇八子允改名为阿其那，皇九子允改为名为塞思黑。阿其那满语为狗，塞思黑满语是猪，可见雍正为争夺皇位，不惜将其同父异母兄弟当做狗猪对待，其性格刻薄枭乖可见一斑。曾静供称：他的“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 的反清排满言论来源于吕留良的《吕晚村文集》，他供称：“皇帝合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上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季皇帝该吕留良做。如今却被豪强占据去了。” “妄以此人是本朝第一等人物，举凡一切言议，皆当以他为宗。” “于是中留良之毒深，所以不察其非，而狂悖发论至此。” 雍正明白了曾静等人的反清源于吕留良及其著作，认识到思想犯更比现行犯危险得多。那曾静见势却来个将计就计，顺水推舟，将全部反清思想和现行反清行动都推到受吕留良的蛊惑和影响。于是，雍正将曾静谋反和吕留良文字犯连结起来，精心将张熙投书和吕留良的著作摘录成条，分编整理，审讯时公开提问，要曾静、张熙等老实交待，重新认识，自我批判。尽管吕留良已死去四十余年，继承乃父衣钵的吕葆中也已魂归西天，也难逃口诛笔伐和刨棺戮尸的厄运。吕留良（公元—年），字用晦，号晚村，浙江石门人，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和思想家。少年时博览群书即有文名，十二岁时在家乡结文社。明亡后曾散家财，企图反清复明。清顺治十七年，参加科考，中秀才。此后连续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始悔心迹相违，苦闷已极，后与同乡学者黄宗羲、黄宗炎结识，使他反清思想更为坚定。他决心不参加清朝科考，不做清廷官吏，更不与官场来往。隐逸山村，以“天盖楼”为名，评选时文，闭门著书授徒。康熙五年（公元年），他根据读书士子要求，选评历代八股文要义，辑评注释，成书为《时文评选》，刊刻发行后，流行极广，远近闻名，前往求教的士子络绎不绝，被誉为“东海夫子”。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康熙十八年，浙省官员推荐他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被他拒绝，次年地方官员又以“山林隐逸”荐举他，他坚辞不赴，吐血满地，索性削发出家当和尚去了，起法名为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他在《耦耕诗》写道：“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 “八年倦容违心做，九日黄花满意开。” 表现他誓不仕清，蔑视现政的民族气节。吕留良于康熙二十二年病死，终年五十五岁，其后人将其诗文汇编刊刻，成书有《吕晚村诗集》、《吕晚村先生文集》、《惭书》、《四书讲义》、《论文汇钞》、《八家古文精选》及评选的明文和清人时文等。吕留良的基本理论是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反对尊君卑臣，反对官重民轻，反对清朝满族统治。这些基本理论同清朝统治者要求大相径庭，故而遭到雍正帝的怒斥呵责。雍正说，吕留良写的文章和日记，全是叛逆的词句，凡是做臣子的，都会不忍看，不忍读，更不忍写出来。因而雍正对吕留良的反清思想和曾静的谋反案，逐章摘句的进行口诛笔伐，以求达到消除反清排满思想。与此同时，雍正不失时机地穷打猛追允集团的残余势力。他清楚知道允集团党羽，还在各地兴风作浪，窥探时机，以求反扑，绝不能掉以轻心，因而他集中力量追查雍正失德等十大罪状的具体情节及其来源。关于雍正继位制造的种种议论，曾静供称：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天下，皇上（指雍正）将“十”字改为“于”字而篡了位；又d圣祖在畅春园病重，皇上给圣祖端碗人参汤，圣祖喝了后便驾崩了。” 关于逼母，说是雍正逼太后在铁柱上撞死，雍正听后说：“但不料其诬蔑诋毁、怪诞奇特至于此极，亦并不料曾静、张熙辈遂信以为实，而便生背叛之心也。” 人言可畏，直接关系他这个皇帝宝座是否能坐的大问题，因而他决心清除心腹隐患，不惜以万乘之尊同犯人逐条辩论。“你是怎么知道的？”“何以听闻？”“朕若有此事，皇天在上可以证之，”等等发咒和质讯，确实惹怒了雍正。据审讯曾静时，供称：他是听安仁县生员何立忠和永兴县医生陈象侯说的”，何、陈供称是听茶陵州看风水先生陈帝锡说的。经多次审讯陈帝锡，陈帝锡记不清楚了，便含糊其词说：“他是在衡州路上，碰见四个穿马褂、说官话，像是旗人的大汉子，说岳老爷上了谏本，不知避讳，皇上大怒。” 但后来“皇上并未定他的罪，反加封他的官。” 雍正要的他失德口供，所问非所答。经过反复审讯，辗转查访，顺藤摸瓜，查出是被判罪流放的允、允的得力太监和党羽达色、蔡登科、马守柱、耿桑格、耿六格、吴守义、霍成等人说的话扩散出去的，这些被诛连的宫中太监，心怀不满，从北京发配到广西充军，“沿途称冤，逢人讪谤”。肆无忌惮地攻击谩骂雍正，凡过村店城市，高声呼招：“你们都来听皇帝的新闻，我们已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好等你们向人传说。”“只好问我们的罪，岂能封我们的口。” 同时又查出以前发配东北三姓地方的允集团亲信党羽，同样“肆行诬捏，到处传播流言，欲以摇惑人心，泄其私忿。” 雍正紧紧抓着发配远境的允集团残余势力散布流言不放，列出这些犯人的言行，同曾静谋反、吕留良文字狱结在一起，为彻底肃清允集团势力找到借口。凡查出散布流言而中伤当今皇上的允集团残余分子，罪加一等，重新加罪处置，这些人的下场之悲，清史资料中虽未记载，但可想而知。四这桩由雍正帝亲自领导并由他亲自审讯的清朝最大文字狱案，从雍正六年开始立案追查，直到雍正十年方告结案。而最后的处置，却一反历代皇帝处置钦犯的常例。雍正下令免罪释放曾静、张熙等谋反犯，让他们戴罪立功，到各地现身说法，清除流毒；政治思想犯吕留良被锉尸枭首。他的长子吕葆中、学生严鸿逵被刨棺戮尸，枭首示众。其他受诛连的依律处斩、杖毙、缘坐和发配等严刑惩处。对于雍正的“出奇料理”，九卿大臣大为不满，纷纷上书要求将曾静、张熙等谋反人凌迟处死，即是碎尸万段也不足平臣民之愤。雍正帝力排众议，他认为若不是张熙自投罗网，曾静等供出许多散布流言蜚语惑众造反的人和诽谤皇上的奸人恶党，如何能暴露无遗？“朕深居皇宫何以能知道，何以能去一一查清，又何以能使天下臣民得知朕继位之正。” 这样去看问题处理问题，那曾静、张熙等人还是有功劳的，故而皇上不究其往，不究其罪，决定予以无罪释放，使其改过从新。并说：“以后不要再向朕上奏此处置曾事，即是上本奏章，朕也不再看了。” 非但如此，雍正还降谕子孙后代：“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求诛戮。” 同时，雍正帝编纂刊刻这桩最大文字狱案的全部谕旨、审讯、口供秘密记录，后附曾静的认罪书《归仁说》，书名为《大义觉迷录》，发行全国各府州县以及“远乡僻壤，让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要每学宫各贮一册”，永久存档，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查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要使远近寡识之士子不至溺于邪说”。可见《大义觉迷录》是雍正帝的力作，具有非常特色的旷世大著，因为它能使人人都“觉迷”起来，紧跟雍正走。曾静、张熙被释放后，安排在湖南观风整俗使处，以便随叫随到听候遣使，地方官员和平民百姓，不能蔑视讥讽。之后，曾静、张熙携带《大义觉迷录》，到各地向民众现身说法，宣讲《大义觉迷录》。由此可知《大义觉迷录》刊刻数量之多，普及发行之广达到雍正年间最高水平。雍正对吕留良文字思想犯处置与曾静谋反案却大相径庭。其诛连数之多，刑惩之惨酷，可以说是达到登峰造极地步了。雍正朱批道：“逆贼吕留良，凶顽悖逆，私为著述，妄谓德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有，于今又见。……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 于是下令将已死去的吕留良和长子吕葆中“俱著戮尸枭示，次子吕毅中著改斩立诀，其孙辈俱即正典刑。朕以人数众多，心有不忍，著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于披甲人为奴。倘有顶替隐匿等弊，一经发觉，将浙省办理此案之官员与该犯一体治罪”，“其财产，令浙江地方官变价充本省工程之用”。吕留良的徒弟严鸿逵，此时已死多年，但他“与吕留良党恶共济，诬捏妖言……为王法所不贷”。“严鸿逵应凌迟处死，即使死去，应戮尸枭示。其祖父、父亲、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皆斩，立决。男十五以下及严鸿逵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俱解部，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 “沈在宽（严鸿逵的学生）传习吕留良、严鸿逵之邪说，猖狂悖乱，附会诋讥，允宜速正典刑，凌迟处死。其嫡属等，均照律治罪。” 吕留良案内，“黄补庵，自称私淑门人，所作诗词，荒唐狂悖；车鼎丰、车鼎贲，刊刻逆书，往来契厚；孙用克，阴相援结；周敬舆，甘心附逆，私藏禁书。黄补庵应拟斩立诀，妻妾子女给功臣之家为奴，父母子孙兄弟流二千里。车鼎丰等，俱拟斩监候。” 吕留良案内：“被惑门徒房明畴、金子尚，应革去生员，杖一百，佥妻流三千里。陈祖陶、沈允怀、沈成之、董吕音、李天维、费定原、王立夫、施子由、沈斗山、沈惠候、沈林友应革去教谕、举人、监生、生员、杖一百，徒三年。朱霞山、朱芷年从学严鸿逵，时年尚小，张圣范、朱羽采令伊等幼子从沈在宽附学训蒙，审无与沈在宽交好之处，应无庸议。” 在清代康熙、雍正年间，文人稍有不慎，就有遭文字之祸。祸从笔生，祸从口出，其例很多。车鼎丰、车鼎贲平时有较强反清复明思想，他的兄车鼎晋，因奉诏校《全唐诗》，其弟鼎丰有句云：“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意谓清朝统治者不识文字，何能做皇帝理国政。有一日，车鼎丰与弟鼎贲喝酒，酒盅为明瓷，盅底有“成化年造”字样。鼎丰翻其杯表示酒已干了，说：“大明天子今重见”，鼎贲把壶放在一旁说：“且把壶儿搁半边”。取壶、胡同音之意思，以表示对异族统治者不满。后二人都被吕留良文字狱案所诛连被处斩刑。哥哥车鼎晋终日惊惧万分，忧悲成疾而死去。据《东华录》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七日记载，此案最后的处置结果是：“严鸿逵著戮尸枭示，其孙著发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沈在宽著改斩立诀。黄补庵已伏冥诛，其嫡属照议治罪。车鼎丰、车鼎贲、孙克用、周敬舆俱依拟应斩，著斩监候，秋后处决。房明畴、金子尚，俱著佥妻流三千。陈祖陶等十一人，著以杖责完结。张圣范、朱羽采、朱霞山、朱芷年，著释放。” 然而，这桩天字号文字狱案的处置结果，并不能以雍正的意志为转移。当雍正帝驾崩后的当年，皇太子弘历即位，是为乾隆帝。乾隆当上皇帝仅有四十三天，即雍正十三年（年）十二月八日，就违背乃父“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的遗命。他降旨道：“曾静大逆不道，虽处之极典，不足蔽其辜。” 他认为曾静、张熙所犯罪行，在雍正时得到宽容赦免，那是皇考的“政策”。乾隆强调按照处置吕留良案的先例处置曾静案，改变雍正的“攻心”为“灭身”的处置方针。于是下令：“著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即行锁拿，遴选干员解京候审，毋得疏纵曳漏。其嫡属交地方严行看守候旨。” 同年十二月十九日，乾隆帝又下令将“曾静、张熙著照法司所拟，凌迟处死。” 接着将雍正精心编撰刊行天下的《大义觉迷录》宣布为禁书，停止刊刻，停止颁发，私藏者治罪，在全国范围内统统收缴销毁。《大义觉迷录》是雍正朝御制国书，刊行全国使其家喻户晓，欲以使人人“觉迷”。转眼之间，乾隆继位宣布为特号禁书，凡有私藏者，即有杀头灭身之罪，惟恐有一人“觉迷”。从此《大义觉迷录》成为绝世罕见的一部皇帝撰写的御制国书，湮没二百多年不见天日，这一切更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乾隆之所以与雍正处置曾静谋反案大相径庭，有他周密的考虑。他在青年时代目睹了这场文字案的前前后后，他清楚认识到：父王对曾静谋反案和吕留良文字狱案的公开审讯和批判，实际是把父王自己推上审判台；雍正的“华夷之别”的新释、十大罪状的自我辩解、皇宫中的秘闻丑事泄露、皇子间尔虞我诈、文武大臣间明枪暗箭等等，统统详细地记录于《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损害了万乘之尊皇帝的光辉形象，暴露了国祚和宫廷的绝密，起到反宣传作用，根本达不到使臣民“觉迷”的目的，只能更增强人们的反清排满情绪。因此必须彻底剪除禁锢异端思想的蔓延，肃清其流毒。同时留着这两个弥天重犯”当“反面教员”，更难以起到“感化”教育的作用。证明他父皇失德确有其事。乾隆深思熟虑，甘愿冒着违犯父王遗命的罪名，诛杀了曾静、张熙，以绝后患。乾隆此举，实际上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翻版，比其乃父的深谋远虑“出奇料理”低劣多了。清朝文字狱是我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朝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正是清王朝兴盛时期，这三代皇帝都具有雄才大略有所作为，希图传江山于万世，留英名于百代，采取政治上消除敌对势力，而且加强思想文化领域的绝对统一，故而这一历史时期文字狱相对苛繁频仍。这三代皇帝制造的文字狱，有案可查的就有一百七十多起，但就其文字狱的特色来看，都远不及雍正朝时的曾静、吕留良文字狱最富有特色，雍正朝时这桩文字狱案，不仅诛连规模之广，治罪诛戮之严酷，而且处置上的“出奇料理”，堪称文字狱案的绝无仅有。雍正敢于公开全案的详细末节，敢于公开大批判大辩论，敢于向天下刊发《大义觉迷录》，让人人皆知；敢于无罪赦免“弥天重犯”让其自新，当反面宣传员；敢于让读书士子对此案人人表态；敢于让人们对照自己，搞人人过关等。凡此种种，都给后人留下许多问号。 薛予生 [book_title]雍正上谕 一、满清入主中原君临天下，是否符合正统之 【原文】 上谕：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如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又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 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又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惟有德者乃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我国家肇基东土，列圣相承，保万邦，天心笃佑，德教弘敷，恩施遐畅，登生民于衽席，遍中外而尊亲者，百年于兹矣。 【译文】 皇上谕旨：自古帝王取得天下，没有不是由于一心想保护百姓，恩惠遍施全国，而受到上天的宠信，并取得亿万百姓的欢心，才能统一全国，并将帝位一代代地传下去。因为教养百姓的根本道理，就在于惟有仁德的圣人才有资格当天下的君王。这是使天下一家，万物一体，从古到今，万世不变的规律，决不是平常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或靠同一乡里或地域的私谊浅见，可以随意拥护谁反对谁去做君王的。《书经》里说：“上天是不讲亲疏情面的，只帮助有仁德的人取得天下。” 只有仁德够得上作君王的，上天才降恩保佑他成为君王。没有听说过不以仁德去取得上天的感动和信任，而仅靠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就去保佑他做君王的道理。又说：“抚育我的是我的君王，虐待我的是我的仇敌。这是民心拥护或反对的常情，没听说过受天下百姓拥护的君王，不是依靠他的仁德政绩，而是看他是什么地方人的道理。” 又说：“顺应天道的才能昌盛，背逆天道的一定灭亡。” 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顺应天道，上天赐给人的，又岂能因为他是什么地方的人而便区别对待吗？我大清国创业于东北地方，几代圣人相继承袭帝位，保护了天下的安定，受到上天的深厚关怀，道德教化弘扬广大，恩惠遍及很远的地方，给百姓以应有的地位，受到中外的尊敬亲近，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原文】 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 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乃逆贼吕留良，凶顽悖恶，好乱乐祸，拢彝伦，私为著述，妄谓“德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而逆徒严鸿逵等，转相附和，备极猖狂，余波及于曾静，幻怪相煽，恣为毁谤，至谓“八十余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 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且以天地之气数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生民涂炭，疆圉靡宁，其时之天地，可不谓之闭塞乎？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而尚可谓之昏暗乎？ 【译文】 我朝既然秉承天命，作为中外臣民的君主，那么蒙受我朝抚育爱护的百姓，怎能用中原和边远地区来区分和歧视呢！而中外臣子和百姓，既然共同尊奉我大清朝为君主，那么就应诚心拥护并为我朝效力，以尽臣子和百姓的责任，尤其不应当以中原内地和边远民族的区分而产生异心。用这来揣测天道，验证人情，即使在海角天涯日出之乡，普天下的百姓，也没有不知道我朝是大一统的国家。凡是我朝的子民和臣下，是没有敢于越规的想法的。 可是逆贼吕留良，是个凶恶狂悖的人，好乱乐祸，扰乱伦理纲常，私自著述书籍，狂悖地胡d自宋恭帝德年以后，天地有了大变，是自古以来没有见过的，而到今天又重复出现”。而他的徒弟严鸿逵等，又互相附和，猖狂到极点。余波又影响到曾静，受希奇古怪的言论煽动，恣意地诋毁诽谤，胡说什么“八十多年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这些逆贼的本意，不过是说本朝只是满洲的君主，而进关当了整个中国的皇帝，错误地怀着地域、民族的偏见，故意捏造一些言论来进行诽谤讥讽。而他们不懂得本朝原居地为满洲，好比中国人有籍贯于某地一样。古代的大舜籍贯是东夷，周文王籍贯是西夷，这丝毫不能损害他们圣人的光辉。《诗经》里说过：“痛击北狄和西戎，严征荆楚使知痛”，是因为他们僭称王号，不懂得尊重周朝天子而丧失了君臣大义，所以数说他们的罪行并加以征伐，并不是称他们为戎狄，就是把他们划为外国。 如果把戎狄解释成外国，那么孔子周游列国，就不应该接受楚昭王的聘请。而秦穆公称霸于西戎，如把西戎当成外国，那么孔子在删定《诗经》时，就不应当把《秦风》列在周朝国风的后边了。至于过去把中国分为华夷的说法，是产生于东晋和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分裂为很多小国，彼此之间地域都很小而道德威望也差不多，谁也压不倒谁而有能力统一中国，所以北方的人便攻击南方人为岛夷，南方人便指责北方人为索虏。在那时候的人，不懂得去修整道德实行仁义，而只知道从口舌上去互相讥讽，已成为一种十分卑鄙和十分浅陋的错误思想。而逆贼一伙，在今天中国统一，汉族与少数民族一家共处的时候，而去荒谬地划分中外，错误地制造矛盾怨恨，这岂不是违背天理，无父无君，连蜂蚁都不如的禽兽吗？现在且用天地间的气数来说，明代是嘉靖朝以后，君臣们丧失道德，盗贼四起，百姓们受到苦难，国家疆域也得不到巩固。在当时的天地，气运难道能不说是闭塞不畅吗！本朝统一中国以来，扫除了国内寇乱，全中国得到安宁，政治教化兴旺发达，文明之风一天比一天强盛，百姓们安居乐业，从内地到远疆，到处一片祥和气氛，百姓从儿童直活到成为白发老翁，一辈子也没遇见过兵灾。今天国家天地清静安宁，全国百姓受到恩惠超过了明朝时期，这是连三尺孩童也都知道的事实，这怎么能说成是天昏地暗呢？ 【原文】 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为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 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今逆贼等以冥顽狂肆之胸，不论天心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论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琐琐乡曲为阿私，区区地界为忿嫉，公然指斥，以遂其昧弃彝伦，灭废人纪之逆意。至于极尽狂吠之音，竟敢指天地为昏暗，岂皇皇上天，鉴观有赫，转不如逆贼等之智识乎？且逆贼吕留良等，以夷狄比于禽兽，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若据逆贼等论，是中国之人皆禽兽之不若矣。又何暇内中国而外夷狄也？自詈乎？詈人乎？ 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从来为君上之道，当视民如赤子，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如为子之人，其父母即待以不慈，尚不可以疾怨忤逆，况我朝之为君，实尽父母斯民之道，殚诚求保赤之心。而逆贼尚忍肆为讪谤，则为君者，不知何道而后可也。 【译文】 天地是以仁爱为核心，天盖着人类，地载着人类，对任何人都不偏向的，所以道德文明在内地昌盛的，则皇帝就会诞生在内地；道德文明昌盛于边远地区的，则皇帝也可以出生在边疆地区。孔子说过：“所以大仁大德的人必然受天命的眷顾。” 自从中国有帝王以来，这道理是始终如一的。现在这伙逆贼，以顽固不化狂妄无伦的心胸，不讲天心的所向，国家政治上的得失，不讲百姓及万物的安定和危难，和国家疆域的大小，而仅仅抱着狭隘乡土观念的私心，以地区界限来发泄忿懑和嫉妒其他地区的人，公然指责我朝，妄图顺遂他们抛弃伦理纲常，毁灭做人处世的道理的叛逆思想。至于狂吠达到极点，竟敢指责天地为昏暗，岂有皇天上苍，英明赫赫，反不如这伙逆贼的知识高远吗！而且逆贼吕留良等人，把夷狄比成禽兽。他们不知道上天厌弃内地缺少仁德的圣人，才关怀爱护我们处于外夷边远地区的人，天命让边疆地区的圣人做了中国内地的皇上。如果按逆贼们的论调，边远地区的人是禽兽，那么内地的人就连禽兽都不如了。还有什么空闲心思去区别内中国外夷狄。这是自己骂自己？还是骂别人呢？而且自古中国统一的时候，国家疆土都并不广大，其中有不服王化的，便责斥他们是夷狄。比如夏、商、周三代以前的有苗、荆楚、狁等地，就是现在的湖南、湖北、山西。而在今天，把这些地方说成是夷狄地方能行吗？至于到汉、唐、宋等朝代全盛的时期，还有北狄、西戎等少数民族，世代在边境上作乱，而各朝代皇帝从来没有征服过他们并占有其地，所以有疆界的区分。自我朝统一了中国，在中原即皇帝位以后，使蒙古等极边远的少数民族部落都统一入中国版图，使中国的疆土开拓得更加广远，这真是中国每个臣民的大幸事，怎么还能去硬行分裂中国，讲划分华夷界限的论调呢！从来作为君主的道德标准，就是要爱民如子；作为臣子的道德标准，就是应当尊奉君王如父母。比如作为儿子的人，他的父母对他不够慈爱，他还不应当因此产生怨恨而忤逆双亲。 何况我朝的皇上，实实在在尽到了像父母爱护儿子—样爱护百姓，竭尽最大诚心去保护自己的百姓，而逆贼等还要忍心去肆意诽谤，那么使做君王的人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对待百姓才可以了。 【原文】 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现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 况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肆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孓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至于厚待明代之典礼，史不胜书。其藩王之后，实系明之子孙，则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亦前代未有之旷典。而胸怀叛逆之奸民，动则假称朱姓，以为构逆之媒。而吕留良辈又借明代为言，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为本朝之贼寇，实明代之仇雠也。 【译文】 从前在康熙年间，各处有奸徒发动扰乱，动不动的就借着朱三太子的名义活动，比如一念和尚、朱一贵等都如此，真是屈指不可胜数。近来还有山东人张玉，假称姓朱，伪托是明朝皇帝的后代，遇到算命的推算，说他有帝王之命，希望用这来鼓动、迷惑一些无知百姓来为他效力，现在已经被步军统领衙门逮捕审问。自古以来，不同姓氏的人，先后建立王朝进行统治，而前朝皇帝的家族，臣服于后一朝代的人很多，否则也是隐匿姓名，隐居不作官而表现自己气节，从来没有像本朝有这么多的奸刁民众假冒姓朱，企图动摇盅惑人心。如果这种风气蔓延下去，不加平息，那么以后中国皇帝的子孙，如遇上改朝换代的新皇帝时，必然会被弄得一个也活不下去，这岂不是被那些奸刁百姓逼迫到这等地步上去了吗？况且明朝代替元朝而统一中国，明太祖就是元朝的子民百姓。如用纲常伦理来说，是无法逃掉犯上篡位的罪责的！至于我朝和明朝的关系，则是邻国关系，何况明朝是灭亡在流寇李自成的手里。当时明朝边境时遭祸乱，倭寇骚挠沿海，流寇的名称多到无法计算，而各乡村城镇的流氓无赖，乘机杀人抢劫。不法官兵又借着征剿匪患的名义，到处祸害百姓，有杀良民冒充杀土匪的数字以请功劳，使中国百姓死亡过半。就拿四川一省来说，竟然到了几乎一个不剩的地步。偶然有幸存下来的人，也往往肢体不全，耳鼻残缺，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事实。到康熙四五十年间，还有目睹过当时情况的父老，哭泣着叙述当时的惨状。并且没有不庆幸我朝统一天下，削平了各地寇乱，把全国人民救出了水深火热之中而得安坐于筵席之上。我朝对中国百姓造福可谓广大，达到了极点。至于厚待明朝的典礼，更是历史上写也写不完。明朝的藩王后代，凡是经查实确是明朝皇帝的子孙，则格外加恩优待，封为侯爵。这也是以前各朝代没有过的特殊恩典。可是心怀叛逆的奸民，动不动地便假称姓朱，用它当作举行叛乱的手段。而吕留良这伙人，又假借明朝的名义，肆意宣传他的分别华夷的荒谬邪说，以求达到他们叛乱的愿望。这种人不但是本朝的贼寇，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明朝的仇人了。 【原文】 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况抚之则后，虐之则仇，人情也，若抚之而仍不以为后，殆非顺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为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为下者其能堪乎？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人于下，岂为下者转可以此施之于上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 况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夫以春秋时百里之国，其大夫犹不可非。我朝奉天承运，大一统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谤议乎？且圣人之在诸夏，犹谓夷狄为有君，况为我朝之人，亲被教泽，食德服畴，而可为无父无君之论乎？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 历代从来，如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其时之名臣学士，著作颂扬，纪当时之休美者，载在史册，亦复灿然具备，而后人则故为贬词，概谓无人物之可纪，无事功之足录，此特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欲贬抑淹没之耳。 【译文】 而且如中原的人，轻待边疆少数民族到中原继承国家大统的，其害处不过是狂妄地诽谤，盅惑一二个匪人而已，并不能损害是非的公正和伦理纲常的大义。倘若少数民族的君王到中原来继承国家大统，不把中国人当成赤子来爱护，那么中国人又怎么能依靠这样的君主生活呢？况且能爱护百姓则百姓就尊其为王，虐待百姓则百姓便视其为仇寇，这是人之常情。如果爱护和抚育百姓，而百姓仍不承认其为君主，这是不合乎天理人情的。假使当君主的人把不合乎人情的事强加给下面的臣民，那么在下边的臣民能承受得了吗？作君王的还不能把不合乎人情的事强加给下边的臣民，难道下边的臣民倒可以把不合乎人情的事转加给君主吗？孔子说过：“正人君子住在他的国家里，不随便议论诽谤国家的大臣。” 何况国家的君王呀！又说：“夷狄等边远地区的部落，也有他们的君王，而中原地区也有无君王的时候。” 拿春秋时来说，小的国家疆域不过百里大小，他的大臣还不允许随便诽谤。何况我朝秉承天命开启国运，一统天下的太平盛世，而对君王还可以随便诽谤吗！而且孔圣人生在中国，还称夷狄也有君王，况我朝的臣民，亲自受到皇上的恩德教化，在国家荫庇抚育下生活，而还可以随便去说那些无父无君的论调吗？韩愈说过：“中原人如采用边远地区民族的夷礼，便把他当作夷人看待；边远地区的夷狄民族，如果采用中原的礼仪，就把他当作中国人看待。” 中国历代以来，像元朝那样统一天下，建国百年之久，疆域极为广大。其政治措施，有很多是美好的，可是被后世称赞的却很少。当时的名臣学士，有不少著述颂扬他们的国家，，记述了当时不少良好政绩，这都记载在史书里面，是十分清楚完备的。可是后世人往往故意贬低元朝，讲了不少坏话，说元朝没有什么杰出人物可以记述，也没有什么功绩可以流传。这都是由于心里带有私心，眼光见识短浅的人，不愿意把功绩归于少数民族的君王，打算贬低他使之淹没无闻罢了。 【原文】 不知文章著述之事，所以信今传后，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于外国入承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当秉公书录，细大不遗。庶俾中国之君见之，以为外国之主且明哲仁爱如此，自必生奋励之心，而外国之君见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于为善，而深戒为恶，此文艺之功，有补于治道者，当何如也。倘故为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诬其恶而妄载，将使中国之君以为既生中国，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隆之治。而外国入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无望于载籍之褒扬，而为善之心，因而自怠。则内地苍生，其苦无有底止矣。其为人心世道之害，可胜言哉！况若逆贼吕留良等，不惟于我朝之善政善教，大经大法，概为置而不言，而更空妄撰，凭虚横议，以无影无响之谈，为惑世诬民之具。颠倒是非，紊乱黑白，以有为无，以无为有。此其诞幻张，诳人听闻，诚乃千古之罪人，所谓悯不畏死，凡民罔不憝，不待教而诛者也，非只获罪于我国家而已。此等险邪之人，胸怀思乱之心，妄冀侥幸于万一。曾未通观古今大势，凡首先倡乱之人，无不身膏斧，遗臭万年。夫以天下国家之巩固，岂鸟合鼠窃之辈所能轻言动摇？即当世运式微之时，其首乱之人，历观史册，从无有一人能成大事者。如秦末之陈涉、项梁、张耳、陈余等，以至元末之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虽一时跳梁，究竟旋为灰烬。而唐宋中叶之时，其草窃之辈，接踵叠迹，亦同归于尽。总之，此等奸民，不知君臣之大义，不识天命之眷怀，徒自取诛戮，为万古之罪人而已。 【译文】 他们不懂得文章著述这种事情，所以能够取得今人的信服并传之后世，把劝戒写到书册中去，是应当坚持公平正直的态度去评论。对于少数民族出身的君主进入中原继承中国大统的，对他的善恶尤其应当公正地直书，大事小事都不要遗漏。这样使出身于中原的君主见了，会以为边疆民族的君主，还能够如此读书明理讲究仁爱，必然会激励他努力做得更好的决心。而边远民族地区出身的君主见了，以为是非记录得一点不差，会相信正直真理是常存的，也必然会能努力地去做好事，而深戒去做坏事。这是文章著述的功劳，对治国之道，起到了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假若故意地去贬低和淹没其政绩，把他做的好事隐藏起来而不传给后世，捏造或夸大他们的错误并记载下来，将会使中国的君主，以为既出生在中原，自然会享受好名声，不必去修养道德实行仁爱，去追求极其兴盛的政治。至于出身于边疆民族而入承中国大统的君主，也会以为即使昼夜精励图治，勤奋不息，也难于落到史册的好评，因而为百姓做好事的心思也便怠慢下来。这样下去，内地的百姓，所受的痛苦真会永无止境了。可见存养不公正的私心去评论世事，对于人心世道的祸害实在是说也说不完的！况且吕留良等逆贼，不仅对于我朝的良好的政治和妥善的教化，实行的重要政策和法律，一概放在一边不说，而更凭空捏造杜撰，编出一些假话胡乱议论，用一些无影的奇谈怪论，作为盅惑人心的工具，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以有当作没有，以没有当成实有其事。用这种怪诞不经的话，去耸人听闻，真是千古的罪人。所谓强横到不怕死的亡命之徒，百姓是没有人不痛恨他们的，这种人是无法教育而必须诛杀的，因为他们不只是对国家有罪。像这样阴险的人，胸中包藏着叛乱的祸心，妄图能万一侥幸获得成功。这种人不懂得观察古今大势。历史上凡是首先发动叛乱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身受极刑，遗臭万年的。以天下和国家来讲，是十分巩固的，岂是一些乌合之众、鼠窃狗偷的小人们能动摇得了的吗？即使当世道衰退的时代，其首先发动叛乱的人，从历史记载来看，也是没有一个人能成大事的。比如秦末的陈涉、项梁、张耳、陈余等人，以至元朝末年的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人，也只是一时猖狂，很快都灰飞烟灭了。而唐、宋中期的时候，出现一些叛乱草寇，接连不断，也都同归于尽。总之，像这种奸民，不懂得君臣大义，不认识天命所归，白白自取灭亡，成为千古罪人而已。 【原文】 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缺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朕思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天下亿万臣民，共具天良，自切尊君亲上之念，无庸再为剖示宣谕。但险邪昏乱之小人，如吕留良等，胸怀悖逆者，普天之下不可言止此数贼也。用颁此旨特加训谕，若平日稍有存此心者，当问天扪心，各发天良，详细自思之。朕之详悉剖示者，非好辩也。古昔人心淳朴，是以尧舜之时，都俞吁，其词甚简。逮至殷周之世，人心渐不如前，故《殷盘》、《周诰》所以告诫臣民者，往复周详肫诚剀切，始能去其蔽固，觉其遇蒙，此古今时势之不得不然者。每见阴险小人，为大义所折，理屈词穷，则借圣人之言，以巧为诋毁，曰：“是故恶夫佞者。” 不知孔子之以子路为佞，因子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之语而发。盖以无理之论，而欲强胜于人，则谓之佞，所谓御人以口给也。若遇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逆天背理，惑世诬民之贼，而晓以天经地义，纲常伦纪之大道，使愚昧无知，平日为邪说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致遭天谴而罹国法，此乃为世道人心计，岂可以谓之佞乎？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著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谕。 【译文】 人之所以为人而不同于禽兽的地方，是因为人具有伦理纲常的道理。五伦齐备就是人伦，缺少一种，便不能称之为人了。君臣这一伦，在五伦当中是第一重要的，天下能有心中没有君王的人，还配称之为人吗？作为人而怀有没有君王的心，这种人难道还不可以称他为禽兽之心吗？能尽人伦的才配称为人，灭天理的则就叫禽兽，并不是因为中华内地和边疆夷狄按地域去区别人和禽兽的。而且君王都是秉承天命而为君王的，心中没有君王，就是违逆了天意，这种人怎能不受到上天的惩罚呢！朕想到遵守法度爱好道德，是普天下人都同此一心的。国家里亿万臣民都具有天地良心，自然有尊敬君王亲近皇上的思想，完全不必要再三去宣传解释这个道理。但是有一些奸险小人，如吕留良等怀叛逆的，从全国来讲，就不能说只有他们几个奸贼了。所以特地颁发这个谕旨，再加一番训导教育。如果有人平常稍存有这种错误思想的人，应该问天扪心，各自用自己的良心，好好地仔细想想。朕所以在这里详细解剖这个道理告知大家，不是因为性好辩论。古代人心比较敦厚朴实，所以在尧舜的时候，君臣对话时不过用“都俞吁” 四个叹词来表示是与不是，词句十分筒略。到了殷、周的时候，人心渐渐不如过去，所以才出现了《殷盘》、《周诰》这些告诫臣民的谕旨，所以要告诫臣民，用反复周详、真诚切实的语言，才能够除去他们错误的见解，觉醒他们愚昧的思想，这是古今形势不同，不得不这样去做。常见有些阴险的小人被大义所驳倒，理屈词穷，便去假借圣人的语录巧妙地进行低毁，说：“这本来就是毒恶奸佞的人。” 而不知道孔子以为子路奸佞，是针对子路说的“何必读书而后才能称为好学”而言。这是说用无理的言论，而要强使别人接受，这就叫做奸佞，也就是靠巧言善辩来抵御不同看法。如果遇到像吕留良、严鸿逵、曾静这些违背天理、盅惑人心，祸害百姓的贼人，而明白地用天经地义、伦理纲常的大道理告诫人们，使那些愚昧无知，平常受邪说蒙蔽的人，豁然醒悟过来，不致于受上天的责罚而身受国法。这是从安定世道和人心出发，怎么能说是巧言善辩呢？天下臣民和后代人自有公正评论。为此特令把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人的荒谬忤逆的言论和朕的谕旨，一一刊刻成书，全面颁发公布到全国各府、州、县以及所有远乡僻壤，以使各地读书人和乡村百姓都知道。并且命令各地都要保存一册于当地儒学之中，以使将来新到学校读书的人，人人都能读到此书，知道此件事。假如有没有见过这部书，或没听说过朕的旨意的人，经朕随时考察出来，一定要将这省的学政和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此晓谕。 [book_title]雍正上谕 二、朕到底是不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 二、朕到底是不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氵㸒色、诛忠、好谀、奸佞的皇帝？ 【原文】 上谕：朕荷上天眷佑，受圣祖仁皇帝付托之重，君临天下。自御极以来，夙夜孜孜，勤求治理，虽不敢比于古之圣君哲后，然爱养百姓之心，无一时不切于寤寐，无一事不竭其周详。抚育诚求，如保赤子，不惜劳一身以安天下之民，不惜殚一心以慰黎庶之愿，各期登之衽席，而无一夫不得其所。宵旰忧勤，不遑寝食，意谓天下之人，庶几知朕之心，念朕之劳，谅朕之苦，各安生业，共敦实行，人心渐底于善良，风俗胥归于醇厚，朕虽至劳至苦，而此心可大慰矣。岂意有逆贼曾静，遣其徒张熙投书于总督岳钟琪，劝其谋反，将朕躬肆为诬谤之词，而于我朝极尽悖逆之语。廷臣见者，皆疾首痛心，有不共戴天之恨，似此影响全无之事，朕梦寐中亦无此幻境，实如犬吠狼嗥，何足与辩？既而思之，逆贼所言，朕若有几微愧歉于中，则当回护隐忍，暗中寝息其事，今以全无影无声之谈，加之于朕，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而逆贼之敢于肆行诬谤者，必更有大奸大恶之徒，捏造流言，摇众心而惑众听，若不就其所言，明目张胆宣示播告，则魑魅魍魉，不公然狂肆于光天化日之下乎？如逆书加朕以谋父之名，朕幼蒙皇考慈爱教育，四十余年以来，朕养志承欢，至诚至敬，屡蒙皇考恩谕。诸昆弟中，独谓朕诚孝，此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朕在藩邸时，仰托皇考福庇，安富尊荣，循理守分，不交结一人，不与闻一事，于问安视膳之外，一无沽名妄冀之心。此亦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 【译文】 皇上谕旨：朕蒙受上天的爱护和保佑，受圣祖皇帝付托重任，而登上皇位。自登基以来，每天从早到晚孜孜不倦，谨慎地追求把国家治理好。虽然不敢自比古代的圣明君王，但爱护和抚育百姓的心思，没有一刻不牢记于梦寐之中，没有一件事不竭力求其处理得周详，抚育百姓下尽诚心，好像保护婴儿一样。不惜劳苦自己一人的身体，以使全国百姓得到安宁；不惜用尽最大的心思，以安慰全国百姓的心愿；务必使每个百姓都受到恩惠待遇，不使一个人流离失所。每天一直到深夜还在勤劳，往往顾不上吃饭睡觉。以为天下的百姓大概可以知道朕的心意，想到朕的劳累，体谅朕的辛苦，而各安生业，共同诚恳做事，使人心慢慢走向善良，社会风气达到淳厚。这样朕个人虽然至劳至苦，而心中却可以得到很大安慰了。谁知有逆贼曾静，派他的门徒张熙投书给陕西总督岳钟琪，劝他起来造反。书信中对朕大加诬陷诽谤，而对我朝更是荒谬攻击猖狂到极点。朝廷内的臣子见到这书信的，没有不疾首痛心，感觉对逆贼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像这种毫无根据的事，即使朕在做梦时也没出现过这种幻境，所以逆贼的攻击，实在和狗吠狼嗥一样，不值得一驳！但后来又仔细想了一下，逆贼所说的话，朕如果稍微有一点亏心事在其中，则应当回护隐忍下去，暗中平息这事。而今逆贼说的全是无影无据的话，强加到朕头上，而朕自以为本心可以无愧于天，可以无愧于皇父，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把事实告诉普天下的亿万臣民。而逆贼所以敢于肆意诽谤的，必然有更大的奸佞之徒，暗地在捏造谣言，摇动广大百姓的心思，盅惑人。如果不把他们的无耻谣言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那么他们不是会更加猖狂地公开造谣吗？比如叛逆书信里强加于朕谋杀皇父的罪名。朕幼年时便蒙受皇父的慈爱教育，四十多年来，一直顺应皇父心意而承欢膝下，竭力诚恳恭敬，多次受到皇父赞扬，在诸兄弟中间独认为朕最诚实孝顺，这是朕的兄弟和一切大臣、侍从都共知的。 【原文】 朕在身为亲王的时候，上托皇父的荫庇，安享荣华福贵，安分守礼，不随便交接一个私人，不干预一件国家政事，除了依礼制进见皇父问安问饮食以外，丝毫没有沽名钓誉和别的企图，这也是朕的兄弟和一切大臣、侍从们所共知的事实。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予，静摄于畅春园，朕请侍奉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应于斋所虔诚斋戒，朕遵旨于斋所至斋。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末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阿其那、塞思黑、允、公允、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 著继朕即皇帝位。是时唯恒亲王允祺以冬至命往孝东陵行礼，未在京师，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贝子允，俱在寝宫外祗候。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号呼，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皆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此当日之情形，朕之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夫以朕兄弟之中，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邪谋，希冀储位，当兹授受之际，伊等若非亲承皇考付朕鸿基之遗诏，安肯帖无一语，俯首臣伏于朕之前乎？而逆贼忽加朕以谋父之名，此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又如逆书加朕以逼母之名，伏惟母后圣性仁厚慈祥，阖宫中若老若幼，皆深知者。朕受鞠育深恩，四十年来，备尽孝养，深得母后之慈欢，谓朕实能诚心孝奉。而宫中诸母妃咸美母后，有此孝顺之子，皆为母后称庆，此现在宫内人所共知者。及皇考升遐之日，母后哀痛深至，决意从殉，不饮不食。朕稽颡痛哭，奏云：“皇考以大事遗付冲人，今圣母若执意如此，臣更何所瞻依，将何以对天下臣民，亦惟以身相从耳。” 再四哀恳，母后始勉进水浆。自是以后，每夜五鼓，必亲诣昭仁殿，详问内监，得知母后安寝，朕始回苫次。 【译文】 到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的前几天，朕奉皇父的旨意，代替皇父到南郊行祭天之礼。那时皇父健康欠佳，静养病症于畅春园内。朕请求到身边侍候，皇父以为南郊祭天典礼十分重要，应当到斋宫里进行斋戒，朕因此遵命住入斋宫戒斋。到十三日那天皇父派人到斋宫通知要召见朕。朕未到畅春园之前，皇父已经命令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阿其那、塞思黑、允、公允、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等人来到御床前面，告诉他们说：“皇四子人品贵重，非常相似朕躬，一定能担负起统治国家的重担，现在让其继承皇帝之位。” 当时，只有恒亲王允祺因为冬至，命令其去东陵祭祖，没有在京师。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贝子允都在寝宫外边守候。等到朕急驰来到问安以后，皇父告诉病症日益加重的原因，朕含泪劝慰。这天夜里戌时，皇父驾崩。朕哀恸号呼，真是痛不欲生，隆科多便宣布皇父遗诏。朕听说之后，惊恐恸哭，昏仆在地。诚亲王等向朕叩头，劝朕节哀。朕才强打起精神办理大事。这是当日的情形，朕的各位兄弟和宫女太监，以及当时在宫中行走的大小臣子侍从，都亲眼见到这事。在朕的兄弟当中，像阿其那、塞思黑（满语：猪、狗的意思。这里指康熙的第八子允和第九子允，他们因与雍正争夺皇位失败，被雍正禁锢，并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译者注）等久怀奸谋，妄图谋取皇储地位。当朕被授命继承皇位时，他们如果不是亲自闻见皇父把皇位传给朕的遗诏，怎肯服服帖帖，一句话不讲，拜伏于地向朕称臣呢？而逆贼忽然加给朕以谋死皇父篡夺帝位的罪名，这真是朕在梦寐之中，也想不到会有人如此诽谤造谣的。又如逆书上给朕加上逼死母亲的罪名。母后圣性是非常仁厚慈祥的，这一点在整个皇宫内，无论老幼，都是深知的。朕受母后抚养的深恩，四十年来努力尽孝，深受母后的欢心，说朕能做到诚心孝顺。而宫中各位母妃，也都羡慕母后有个这么孝顺的儿子，都为母后称贺，这是现在皇宫中的人所共知的。到了皇父驾崩升天的时候，母后哀痛到极点，决心随皇父殉葬，不吃不喝。朕叩头痛哭，上奏母后说：“皇父把国家大事托付给臣儿，如今圣母又决心从死，使臣儿更没有任何依靠了，怎样对得起天下臣民？也只好以身随着皇父皇母于地下了。” 再四哀求，母后才放弃寻死念头，勉强进了点饮食。自此以后，每夜五更，朕必定要亲自到昭仁殿，详细询问值班太监，得知母后一夜安睡，才回到守灵的地方。 【原文】 朕御极后，凡办理朝政，每日必行奏闻，母后谕以不欲与闻政事。朕奏云：“臣于政务素未谙练，今之所以奏闻者，若办理未合，可以仰邀训诲，若办理果当，可仰慰慈怀，并非于予政事也。” 后朕每奏事，母后辄喜，以皇考付托得人，有不枉生汝，勉之莫怠之慈旨。母后素有痰疾，又因皇考大事，悲恸不释于怀，于癸卯五月，旧恙举发。朕侍奉汤药，冀望痊愈。不意遂至大渐。朕向来有畏暑之疾，哀痛擗踊，屡次昏晕，数月之内，两遭大事，五内摧伤，几不能支，此宫廷所共知者。朕于皇考、母后大事，素服斋居，三十三月如一日，除祭祀大典，及办理政事外，所居之地，不过屋宇五楹，不听音乐，不事游览，实尽三年谅阴之礼，此亦内外臣工所共知者。至于朕于现在宫中诸母妃之前，无不尽礼敬养，今诸母妃亦甚感朕之相待，岂有母后生我，而朕孺慕之心，有一刻之稍懈乎？况朕以天下孝养，岂尚缺于甘旨而于慈亲之前，有所吝惜乎？逆贼加朕以逼母之名，此更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又如逆书加朕以弑兄之名。当日大阿哥残暴横肆，暗行镇魇，冀夺储位，二阿哥昏乱失德。皇考为宗庙社稷计，将二人禁锢。此时曾有朱笔谕旨：“朕若不讳；二人断不可留。”此广集诸王大臣特降之谕旨，现存宗人府。 【译文】 朕登基称帝以后，凡办理朝政大事，每天必定要把情况奏明母后，母后说不打算参予政事。朕奏说：“臣儿初登皇位，对于政务还不够熟练。现在所以要奏闻母后，是因怕办理得有不妥的地方，可以得到母后教诲；如果办理得妥当，也可以使母亲得到放心开怀，这并不是要母后干预政事。” 以后朕每奏事的时候，母后都十分高兴，以为皇父付托的人很妥当，所以有“不枉生你一场，要努力干下去不可松怠” 的话。母后平素就有个痰病，又因为皇父丧事，心中悲痛不能释怀，便于癸卯年五月旧病复发。朕亲自侍奉汤药，希望能够病好起来，不料却一天比一天加重而至病危逝世。朕平常便有怕热的老病，这时哀痛哭号，几次昏倒于地。几个月以内，连遇二次大丧，内脏受到严重伤害，几乎支持不下来。这是宫廷内的人都知道的。朕于皇父和母后的大丧期中，素衣素食，三十三个月如一日。除了祭祀大典和处理政事以外，所住的地方不过房屋五间，不听音乐，不作游览，谨守居丧三年的礼制。这也是内外臣子和侍从们所共知的事。至于朕在现在宫中的各位母妃的跟前，没有不尽礼敬养，诸母妃也十分感谢朕对她们的厚待。岂有母后生下我来，而朕仰望敬爱的心思，能有一刻松懈的吗？逆贼强加给朕以逼害母后的罪名，这更是朕在睡梦中也难想到，竟会有人诬谤到这种地步的。又如逆书中强加给朕以谋杀兄长的罪名。当年大阿哥非常残暴专横，暗中进行镇魇的邪术，梦想夺取储君的位子；二阿哥则昏乱丧失道德。父王从国家社稷的安定考虑，把他们二人禁锢起来。同时父王还写了朱笔谕旨说：“朕如果去世，这二人断不可留下。” 这个召集诸王大臣们集会公布的谕旨，现在还存在于宗人府内。 【原文】 朕即位时，念手足之情，心实不忍，只因诸弟中如阿其那等，心怀叵测，固结党援，往往借端生事，煽惑人心，朕意欲将此辈徐徐化导，消除妄念，安静守法，则将来二阿哥亦可释其禁锢，厚加禄赐，为朕世外兄弟，此朕素志也。所以数年以来，时时遣人赉予服食之类，皆不令称御赐，不欲其行君臣之礼也。二阿哥常问云：“此出自皇上所赐乎？我当谢恩领受。” 而内侍遵朕旨，总不言其所自。及雍正二年冬间，二阿哥抱病，朕命护守咸安宫之大臣等，于太医院拣择良医数人，听二阿哥自行选用。二阿哥素知医理，自与医家商订方药。迨至病势渐重，朕遣大臣往视，二阿哥感朕深恩，涕泣称谢云：“我本有罪之人，得终其天年，皆皇上保全之恩也。” 又谓其子弘皙云：“我受皇上深恩，今生不能仰报，汝当竭心尽力，以继我未尽之志。”及二阿哥病益危笃，朕令备仪卫移于五龙亭。伊见黄舆，感激朕恩，以手加额，口诵佛号。以上情事，咸安宫宫人、内监百余人，皆所目睹者。及病故之后，追封亲王，一切礼仪有加，且亲往哭奠，以展悲恸。其丧葬之费，动支库帑，悉从丰厚，命大臣等尽心办理，封其二子以王公之爵，优加赐赉。今逆贼加朕以弑兄之名，此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又如逆贼加朕以屠弟之名，当日阿其那以二阿哥获罪废黜，妄希非分，包藏祸心，与塞思黑、允、允结为死党，而阿其那之阴险诡谲，实为罪魁，塞思黑之狡诈奸顽，亦与相等。允狂悖糊涂，允卑污庸恶，皆受其笼络，遂至胶固而不解，于是结交匪类，蛊惑人心，而行险侥幸之辈，皆乐为之用，私相推戴，竟忘君臣之大义。以致皇考忧愤震怒，圣躬时为不豫，其切责阿其那也则有“父子之情已绝” 之旨。其他忿激之语，皆为臣子者所不忍听闻。朕以君父高年，忧怀郁结，百计为伊等调停解释，以宽慰圣心，其事不可枚举。及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朕即位以后，将伊等罪恶，俱行宽宥，时时教训，望其改悔前愆，又加特恩，将阿其那封为亲王，令其辅政，深加任用。盖伊等平日原以阿其那为趋向，若阿其那果有感悔之心，则群小自然解散。岂料阿其那逆意坚定，以未遂平日之大愿，恚恨益深，且自知从前所为，及获罪于皇考之处万无可赦之理，因而以毒忍之心肆其桀骜之行，扰乱国政，颠倒纪纲，甚至在大庭广众之前诅朕躬，及于宗社。此廷臣所共见，人人无不发指者。 【译文】 朕即位后，因怀念同胞手足之情，心中实不忍按父王谕旨办。只是因为几个兄弟中如阿其那等，心怀叵测，结党营私，往往借端生事，煽动扰乱人心。所以朕想把这些人慢慢地开导，消除他们的错误野心，安静地守法过日子。那时，二阿哥也就可以从禁锢中释放出来，并给以丰厚的俸禄，作为朕的世外兄弟，这是朕的一贯志愿。所以几年以来，常常派人去送给他饮食衣服等用品，并都不让告诉他是皇上御赐，为的是不想让他们行君臣之礼。二阿哥常问送东西的太监，说：“这是皇上颁赐的吗？如果是，我应当行君臣之礼，跪拜谢恩。” 而太监们总是遵照朕的旨意，不告诉他这些物品的来源。到雍正二年冬天，二阿哥生病，朕命令护卫咸安宫的大臣等，到太医院选择技术高明的医生数名，听从二阿哥从中选择，给他看病。二阿哥平常懂得一些医理，便自己和医生商量决定药方。等到病势逐渐加重以后，朕派大臣前往探病。二阿哥感谢朕的深恩，曾哭泣流涕地称谢说：“我本是有罪的人，能够获得善终，这都是皇上保全的恩惠。” 又对他的儿子弘说：“我受到皇上深恩，今生无法报答，你应当竭力尽心，继续完成我这个没有尽到的志愿。” 等到二阿哥病更加危险沉重的时候，朕命令用仪仗护卫他移居于五龙亭。他见了天子专用的黄轿，感激朕的恩德，用手加在额上，口中念着佛号。以上情况，咸安宫里的宫女、太监共一百多人，都是亲眼看见过的。到了他病故以后，又追封为亲王，一切礼仪都提高规格，并且朕还亲自前往哭吊祭祀，以抒发朕心中的悲痛。其丧葬费用，准许动用国库，一切务必丰厚，命令大臣等尽心去办理丧事。又封赐他两个儿子为王公的爵位，赐赏也特别丰厚。现在逆贼强加给朕以杀兄之名，这真是朕在睡梦之中也不会想到有人这样地诽谤到这种地步的。又如逆贼加朕以屠杀兄弟的罪名。当时阿其那因为二阿哥犯罪而被废黜，便产生了非分之想，暗中包藏祸心，和塞思黑、允、允结成死党。而阿其那尤其阴险诡诈，实在是个罪魁祸首；塞思黑则是个狡猾奸顽的人，也和阿其那差不多。允狂悖糊涂，允卑鄙可恶，都受到他们的笼络，遂结成一团牢不可开。于是他们结交匪人，蛊惑人心，而希望冒险一番或能侥幸成功的小人，便都乐意被他们使用，私下里互相吹捧谋夺皇位，竟然完全忘掉君臣大义，以致父王忧愤震怒，时常被气得病倒。父王曾痛切地责备阿其那，有“父子之情已经断绝”的话。其他非常忿恨和激烈的话，都是臣下所不忍听闻的。 朕以父王年岁已高，心怀忧结不畅，千方百计从中调停解释，用来宽慰父王圣心，这种事例多得不能一一枚举。等到父王驾崩那天，朕正在悲痛的时候，塞思黑突然来到朕的跟前，大刺刺地伸长着腿坐在对面，态度十分傲慢无礼。他的内心想些什么真无法测度。如果不是朕镇定忍耐，必然会引起事端。朕即位以后，把他们的一切罪行都加以宽大不究，时时教训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又特别加恩把阿其那晋封为亲王，让他辅政，加以重用。因为他们平常本来以阿其那为核心，如果阿其那真有改悔之心，则其小集团自然就解散了。岂料阿其那叛逆的心十分坚定，以为没有达到他平日梦想当皇帝的目的，心中的怨恨更深。而且他也知道自己以前的一些作为，以及得罪于父王的地方，是决不会赦免的道理。因而便运用狠毒残忍的心，肆意猖狂横行，扰乱国政，颠倒国纪朝纲。甚至在朝廷之上群臣面前，诅咒谩骂朕以及国家社稷。这是朝内群臣所共同亲见的事，没有人不对这种犯上的狂徒气愤不已。 【原文】 从前朕遣塞思黑往西大同者，原欲离散其党，不令聚于一处，或可望其改过自新。岂知伊怙恶不悛，悖乱如故，在外寄书允，公然有“机会已失，悔之无及”等语。又与伊子巧编格式，别造字样，传递京中信息，缝于骡夫衣袜之内，诡计阴谋，甚于敌国奸细。有奸民令狐士仪，投书伊处，皆反叛之语，而伊为之隐藏。其他不法之处甚多，不可胜数。允赋性狂愚，与阿其那尤相亲密，听其指使。昔年因阿其那谋夺东宫之案，皇考欲治阿其那之罪，允与塞思黑在皇考前袒护强辩，致触圣怒，欲手刃允。此时恒亲王允祺抱劝而止。皇考高年，知伊愚逆之性，留京必致妄乱启衅，后因西陲用兵，特遣前往效力，以疏远之。 伊在军前，贪婪氵㸒纵，恶迹种种。及朕即位，降旨将伊唤回，伊在朕前放肆傲慢，犯礼犯分，朕悉皆曲宥，仍令奉祀景陵。竟有奸民蔡怀玺，投书伊之院中，造作大逆之言，称允为皇帝，而称塞思黑之母为太后。允见书，将大逆之语剪裁藏匿，向该管总兵云：“此非大事，可酌量完结。”即此，则其悖乱之心，何尝改悔耶！允无知无耻，昏庸贪劣，因其依附邪党，不便留在京师，故令送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出口。伊至张家口外，托病不行，而私自禳祷，连书雍正新君于告文，怨望慢亵，经绪王大臣等以大不敬题参。朕俱曲加宽宥，但思若听其闲散在外，必不安静奉法，是以将伊禁锢以保全之，伊在禁锢之所竟敢为镇魇之事，经伊跟随太监举出，及加审讯，鉴鉴可据。允亦俯首自认，不能更辩一词。从前诸王大臣胪列阿其那大罪四十款，塞思黑大罪二十八款，允大罪十四款，又特参允镇魇之罪，恳请将伊等立正典刑，以彰国宪。朕再四踌躇，实不忍，暂将阿其那拘禁，降旨询问外省封疆大臣，待其回奏，然后定夺。仍令太监数人供其使。令一切饮食所需，听其索取。不意此际阿其那遂伏冥诛，塞思黑从西宁移至保定，交与直隶总督李绂看守，亦伏冥诛。夫以皇考至圣至慈之君父，而切齿痛心于阿其那、塞思黑等，则伊等不忠不孝之罪，尚安有得逃于天谴者乎？ 【译文】 从前朕派遣塞思黑往大同办事，原打算是拆散他们的小集团，不让他们聚在一起，也许可以使他们改过自新。谁知道他坚持作恶，不肯改悔，照常悖逆扰乱。在外边寄书信给允，公然在信里d机会已失，悔之无及” 等话。又和他的儿子巧编了一些暗语，或造一些只有自己知道的字样，传递京中的信息，并把这情报缝到骡夫的衣服和袜子夹层里。诡计阴谋，比敌国的奸细更狠。有个奸民名叫令狐士仪，投书信到他那里，内容都是鼓动反叛的语言，而他却对令狐士仪进行包庇隐藏。其他还有很多不法的地方，举不胜举。允本性狂妄而愚昧，和阿其那关系尤其密切，一切听阿其那指挥。当年因为阿其那谋夺东宫的案件，父王准备处治阿其那的罪行。允和塞思黑在父王面前为他辩护，以致触怒父王，打算亲自拔刀杀死允。这时被恒亲王允祺抱住劝说，才平息下来。因为父王年龄已高，知道允愚昧而忤逆的个性，如留在京师，一定要肇起祸端，后来因为西方边境战事，才特派他前往军营出力，用以疏远他。他在军队里贪婪氵㸒纵，作了很多坏事。到朕即皇帝位以后，才下了谕旨，把他召回京师。他在朕的面前，仍然十分放肆傲慢，违犯礼仪和名分，朕都一一宽大不究，仍然派他奉祀景陵。竟然有奸民蔡怀玺投书信到他家的院子里，内容有很多大逆不道的话，竟称允为皇帝，而称塞思黑的母亲为太后。允见了这书信，把其中大逆不道的话剪裁下来收藏，向管理这案的总兵官说：“这不算大事，可以酌情完结案子。” 从这一点来看，他悖乱的心思，何尝有一点改悔的意思呢？允既无知又无耻，昏庸贪劣。因为他依附于奸党，不便留他在京师，所以让送他到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出口居住。他到张家口外，便托病不行，而暗中禳祷诅咒，接连在告文中书写雍正新君名字焚化，表现了他的怨恨和亵渎于朕。经诸王公大臣发现，以犯大不敬罪上本参奏他，朕都加以宽容原谅。但想如果让他在外随意游荡，一定不能安分守法，所以才把他禁锢起来，以保护他不再生出是非。 他在禁锢的地方，仍然不安分，竟敢用镇魇的邪术害人。经跟随他的太监发现检举，便加以审问，证据确凿，允也低头承认了这事，无法作一句辩解。以前诸位王公大臣共列举了阿其那大罪四十条，塞思黑大罪二十八条，允大罪十四条，又特别参奏允搞镇魇的事，恳求把他们立正典刑，以彰明国法。朕心中再四踌躇，确实有些不忍用刑。因而暂时把阿其那拘禁起来，又下谕旨给各省总督、巡抚，让他们对处理发表意见，等他们回奏以后，再作最后决定。同时仍派了太监数人，供阿其那使唤，一切饮食用物，听凭他随便索要。不料这时阿其那受到阴司惩罚而死去。塞思黑从西宁移到保定，交直隶总督李绂看守，也受到阴司惩罚而死。像皇父那样非常圣明非常仁慈的君主，尚且切齿痛心于阿其那、塞思黑等人，那么他们犯了不忠不孝的大罪，还怎么能逃掉上天的惩罚！ 【原文】 朕在藩邸，光明正大，公直无私，诸兄弟之才现实不及朕，其待朕悉恭敬尽礼，并无一语之争竟，亦无一事之猜嫌，满洲臣工及诸王门下之人，莫不知者。今登大位，实无丝毫芥蒂于胸中，而为报怨泄愤之举，但朕缵承列祖皇考基业，负荷甚重，其有关于宗庙社稷之大计，而为人心世道之深忧者，朕若稍避一己之嫌疑，存小不忍之见，则是朕之获罪于列祖皇考者大矣。古人大义灭亲，周公所以诛管蔡也，假使二人不死，将来未必不明正典刑。但二人之死，实系冥诛，众所共知共见。朕尚未加以诛戮也。至于朕秉公执法，锄恶除奸，原不以诛戮二人为讳，若朕心以此为讳，则数年之中，或暗赐鸩毒，或遣人伤害，随时随地皆可陨其性命，何必咨询内外诸臣，众意佥同而朕心仍复迟回不决，俾伊等得保首领以殁乎？至允、允将来作何归结，则视乎本人之自取，朕亦不能予定。而目前则二人现在也。朕之兄弟多人，当阿其那等结党之时，于秉性聪明，稍有胆识者，则百计笼络，使之入其匪党，而于愚懦无能者，则恐吓引诱，使之依附声势，是以诸兄弟多迷而不悟，堕其术中。即朕即位以后，而怀藏异心者，尚不乏人，朕皆置而不问。朕之素志，本欲化导诸顽，同归于善，俾朝廷之上，共守君臣之义，而宫廷之内，得朕兄弟之情，则朕全无缺陷，岂非至愿。无如伊等恶贯满盈，获罪于上天、皇考，以致自速冥诛，不能遂朕之初念。此朕之大不幸，天下臣庶，当共谅朕为国为民之苦心，今逆贼乃加朕以屠弟之名，朕不辩亦不受也。 【译文】 朕在藩邸时，光明正大，正直无私，诸位兄弟的才能和见识，实在不如朕。他们待朕都恭敬尽礼，并没有一句话争论，也没有一件事猜疑，满洲的臣下和侍从和诸王属下的人，没有不知道的。所以朕今天登上皇帝之位，实在没有一丝一毫芥蒂存在心里，而对他们做出报怨泄愤的行为。但是朕既然承袭了列位皇祖留下的基业，担子是很重的，其中有关国家社稷安危的大事，而受到人心和世道深为担忧的事，朕如果为了避免自己的嫌疑，存在着一点小不忍的私心，那么反而使朕大大得罪于列位皇祖在天之灵了。古人有“大义灭亲”的说法，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就是这样。假如阿其那、塞思黑二人不死，将来也未必不明正典刑，但是二人之死确实是受了阴司惩罚，这是很多人亲眼见到的，朕还没有来得及对他们执行诛杀。至于朕秉公执法，锄恶除奸，本来便不怕杀了他二人被别人说闲话。如果朕心中存有不敢公开杀他们的心思，那么在拘禁他们的几年里，或暗用毒药，或派人伤害，随时随地都可以害他们性命，何必发旨征求内外大臣们的意见呢？大家意见一致认为该杀，而朕内心仍然迟疑不决，仍使他们得以保全头颅落个全尸而死！至于允、允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则要看他们本人的表现，朕也无法预定，而这二人目前还活着。朕的兄弟很多，当阿其那等结党营私时，对于头脑聪明，稍有胆识的，便千方百计地去笼络，使他加入他们的匪党；对于懦弱无能的，则采用恐吓和引诱的方法，使他去依附他们，以壮大声势。因此诸位兄弟大都受到他们的迷惑而不省悟，落入他们的圈套。即使在朕即位以后，而心中包藏着叛逆之心的，还不止一二人，朕对这些都置之不问。朕的一贯志愿，是希望化导他们顽固思想，一同归于善美。使朝廷里面，共同谨守君臣的道义，而在宫廷里面，使朕得享兄弟之情，那么朕就不会感到有什么缺陷了。这难道不是朕最大的愿望吗？无奈他们恶贯满盈，获罪于上天和皇父，以致自己加速自己受到鬼神的惩罚，不能顺遂朕当初的心愿，这是朕的一大不幸。天下的臣子百姓，一定要谅解朕这种为国为民的苦心。现在逆贼强加给朕以杀弟的罪名，这一件事，天下后世自有公论，朕不打算辩解，也决不接受这种诬谤的说法。 【原文】 至逆书谓朕为贪财，朕承皇考六十余年太平基业，富有四海，府库充盈，是以屡年来大沛恩泽，使薄海黎庶，莫不均沾。如各省旧欠钱粮，则蠲免几及千万两，江南、江西、浙江之浮粮，则每年减免额赋六十余万两。地方旱涝偶闻，即速降谕旨，动帑遣官，多方赈恤，及灾伤勘报之后，或按分数蠲除，或格外全行豁免。今年又降谕旨，被灾蠲免分数，加至六分七分。至于南北黄运河工堤工，兴修水利，开种稻田，以及各省建造工程，备办军需，恩赐赏赉，所费数百万两，皆内动支帑项，丝毫不使扰民。 夫以额徵赋税，内库帑金减免支给如此之多，毫无吝惜，而谓朕为贪财，有是理乎？只因从前贪官污吏，蠹国殃民，即置重典，亦不足以蔽其辜。但不教而杀，朕心有所不忍，故曲宥其死，已属浩荡之恩，若又听其以贪婪横取之资财肥身家，以长子孙，则国法何存，人心何以示儆？况犯法之人，原有籍没家产之例，是以将奇贪极酷之员，照例抄没，以彰宪典，而惩贪污，并使后来居官者，知赋私之物，不能入已，无益有害，不敢复蹈故辙，勉为廉吏，此朕安百姓，整饬吏治之心。今乃被贪财之谤，岂朕不吝惜于数千百万之帑金，而转贪此些微之赃物乎？ 至于属员，虚空钱粮，有责令上司分赔者，盖以上司之于属吏有通同侵蚀之弊，有瞻徇容隐之风，若不重其责成，则上司不肯尽察吏之道，而侵盗之恶习无由而止。是以设此惩创之法，以儆惕之。俟将来上官皆能察吏，下寮群知奉公，朕自有措施之道。若因此而谤为贪财，此井蛙之见，焉知政治之大乎？至逆书谓朕好杀，朕性本最慈，不但不肯妄罚一人，即步履之间，草木蝼蚁，亦不肯践踏伤损。 即位以来，时刻以祥刑为念，各省爰书及法司成谳，朕往复披览，至再至三，每遇重犯，若得其一线可生之路，则心为愉快，倘稍有可疑之处，必与大臣等推详讲论，期于平允。六年以来，秋审四经停决，而廷议缓决之中，朕复降旨，察其情罪稍轻者，令行矜释，其正法及勾决之犯，皆大逆大恶之人，万万法无可贷者。夫天地之道，春生秋杀。尧舜之政，弼教明刑。朕治天下，原不肯以妇人之仁，弛三尺之法。但罪疑惟轻，朕心慎之又慎，惟恐一时疏忽，致有丝毫屈枉之情，不但重辟为然，即笞杖之刑，亦不肯加于无罪者，每日诚饬法司，及各省官吏等，以钦恤平允为先务。今逆贼谓朕好杀，何其与朕之存心行政相悖之甚乎？ 【译文】 至于逆书又攻击朕是贪财的人。朕继承了父王六十多年的太平基业，富有整个国家，各地国库充盈，所以几年来屡次施加恩泽，使全国黎民百姓没有不得到利益的。比如各省过去欠的钱粮，就豁免了几乎有几千万两。江南、江西、浙江等省的浮粮，则每年减免田赋六十余万两。有的地方偶然发生旱灾或水灾，便立刻发下谕旨，动用国库，派遣官员，多方面地去赈济抚恤受灾百姓。 到灾情详细报来以后，根据情况或按比例减除田赋，或完全豁免。今年又降下谕旨，将遭灾地区减免赋税比例，加到六分至七分。至于南北的黄河和运河的河工、堤工，兴修水利，开种稻田，以及各省的建造工程，备办军需，以及特恩赏赐等，共需花费几百万两银子，一律动用国库开支，丝毫不准向百姓征收，以防扰害百姓。征收赋税向来都有定额，国库和皇室内库的库藏减免和动用如此之多，没有一点吝惜，竟然说朕贪财，难道有这个道理吗？ 只是因为从前贪官恶吏祸国殃民，即使把他们处以极刑，也不足以抵得上他们的罪恶。但是不加教育而杀掉他们，朕心中实在有些不忍，所以宽大处理免去死罪，这已经是很大的恩惠了。如果又听任他们把贪婪得来的财物养肥自己身家以及留给子孙，那么国法何在？人心如何以此为戒？况且对犯法的人原来就有抄没家产的定例，所以要把奇贪极酷的官员，照例抄没家产，以申国法，以惩贪污。并且使后来做官的人，知道赃私的东西不能侵吞归己，否则无益有害，而使他们不敢重蹈覆辙，努力去作一个廉洁官吏。这是朕为了爱护百姓、整饬吏治的措施，如今竟被作为贪财而进行诽谤。岂有朕不吝惜千百万两的库金，反而去贪这些微小的赃物吗？ 至于下属官吏亏空赋税钱粮，有责令上司分赔的原因，是因为上司和所属吏员，往往有通同作弊侵吞，或者包庇宽容的邪风。如果不追究他的责任，则上司便不肯尽力监督手下的办事官吏，而侵吞公款贪污盗窃的歪风也没办法制止。所以才设立这种惩办方法，以劝戒警告他们。等到将来上官都能认真监督下属，下属都知道廉洁奉公，朕自有新的措施。如果因为这一点，便诽谤朕是贪财的人，这实在是井底之蛙的见解，怎能知道政治手段的高深博大啊！ 至于逆书又攻击朕生性好杀。朕的本性是最仁慈的，不但不肯随便惩罚一人，即使在走路时，草木蝼蚁，也都不肯去践踏伤害。自即位以来，时刻以谨慎用刑为宗旨。各省上报的犯人口供文书以及法司定罪的意见，朕总是反复阅看，往往看二三遍。每遇到死刑重犯的案件，如果从中可以找出他一线生机之路，朕心中总是十分愉快。如果稍有可疑之处，一定和大臣们仔细商量推详，务必求得判刑公平适当。 六年以来，每逢秋季判决死刑犯时，有四次下谕停止执行，而在朝廷内讨论暂缓处决的犯人时，朕又降旨，考察其中罪行稍轻的，命令可以不杀。其被正法和勾决的犯人，都是大逆大恶，法律上万万难以宽大的人。天地的规律是春生秋杀，尧舜的政治，是把刑法当作教育的辅助工具。朕治理天下，本来不肯以妇人般的小恩小惠，而废弛三尺刑法。但是对判刑都要从轻处着想，朕心中是慎之又慎的，唯恐因一时的疏忽大意，致使产生一丝一毫冤屈的情况。不但对于死罪重刑是这样，即使判杖打的，也不肯随意加到无罪的人身上。每天都告诫司法官员和各省地方官吏等人，要以体恤百姓处理公正为第一要紧的事。现在逆贼说朕生性好杀，怎么和朕的存心以及实行的政治相差得那么远呢？ 【原文】 又逆书谓朕为酗酒，夫酒醴之设，圣贤不废。古称尧千钟，舜百，《论语》称孔子惟酒无量，是饮酒原无损于圣德，不必讳言。但朕之不饮，出自天性，并非强致。而然前年提督路振扬来京陛见。一日忽奏云：“臣在京许久，每日进见，仰瞻天颜，全不似饮酒者，何以臣在外任，有传闻皇上饮酒之说。” 朕因路振扬之奏，始知外闻有此浮言，为之一笑。今逆贼酗酒之谤，即此类也。又逆书谓朕为氵㸒色。朕在藩邸，即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远色二字，朕实可以自信，而诸王大臣近侍等，亦共知之。今乃谤为好色，不知所好者何色？所宠者何人？在逆贼既造流言，岂无耳目，而乃信口讥评耶！ 又逆书谓朕为怀疑诛忠。朕之待人，无一事不开诚布公，无一处不推心置腹，胸中有所欲言，必尽吐而后快，从无逆诈，亿不信之事。其待大臣也，实视为心膂股肱，联络一体，日日以至诚训诲臣工。今诸臣亦咸喻朕心有感孚之意。至于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则朕之所诛戮者也。年羹尧受皇考及朕深恩，忍于背负，胸怀不轨，几欲叛逆。其贪酷狂肆之罪，经大臣等参奏九十二条，揆以国法，应置极刑。而朕犹念其西藏、青海之功，从宽令其自尽；其父兄俱未处分，其子之发遣远方者，今已开恩赦回矣。 鄂伦岱、阿灵阿实奸党之渠魁。伊等之意，竟将东宫废立之权，俨若可以操之于己。当阿其那恶迹败露之时，皇考审询伊之太监，比将鄂伦岱、阿灵阿同恶共济之处，一一供出，荷蒙皇考宽宥之恩，不加诛灭。而伊等并不感戴悔过，毫无畏惧，愈加亲密，鄂伦岱仍敢强横踞傲，故意触犯皇考之怒。当圣躬高年颐养之时，为此忿懑恚恨，臣工莫不切齿。阿灵阿罪大恶极，早伏冥诛。伊子阿尔松阿，仿效伊父之行，更为狡狯。朕犹念其为勋戚之后，冀其洗心涤虑，以盖前愆，特加任用，并令管理刑部事务。而伊逆心未改，故智复萌，颠倒是非，紊乱法律。一日审理刑名，将两造之人，用三木各夹一足，闻者皆为骇异。 又与鄂伦岱同在乾清门，将朕所降谕旨掷之于地，其他狂悖妄乱之处，不可殚述。朕犹不忍加诛，特命发往奉天居住，使之解散其党羽，尚可曲为保全，岂料二人到彼全无悔悟之念，但怀怨望之心，而在京之邪党，仍然固结，牢不可破。朕再四思维，此等巨恶，在天理国典，断不可赦，于是始将二人正法。至于苏努则老奸大蠹，罪恶滔天，实逆党之首恶。隆科多则罔上欺君，款迹昭著。二人皆伏冥诛，未膺显戮。 逆书之所谓怀疑诛忠者，朕细思朕于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三人之外，并未诛戮忠良之大臣。想逆贼即以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苏努、隆科多等为忠良乎？天下自有公论也。又逆书谓朕为好谀任佞。朕在藩邸四十余年，于人情物理，熟悉周知，谗谄面谀之习，早已洞察其情伪，而厌薄其卑污。不若冲幼之主，未经阅历者也。是以即位以来，一切称功颂德之文，屏弃不用，不过臣工表文，官员履历，沿习旧日体式，作颂圣之句，凑合成章，朕一览即过，不复留意。日日训谕大小臣工，直言朕躬之阙失，详陈政事之乖差，以忠谠为先，以迎合为戒。是以内外诸臣，皆不敢以浮夸颂祷之词见诸言奏，恐为朕心之所轻。今逆贼之所谓好谀任佞者，能举一人一事以实之否耶？ 以上诸条，实全无影响，梦想不及之事，而逆贼灭绝彝良，肆行诋毁者，必有与国家为深仇积恨之人捏造此言惑乱众听。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之奸党，被朕惩创拘禁，不能肆志，怀恨于心，或贪官污吏，匪类棍徒，怨朕执法无私，故造作大逆之词，泄其私愤。且阿其那、塞思黑当日之结党肆恶，谋夺储位，也于皇考则时怀忤逆背叛之心。于二阿哥则极尽摇乱倾陷之术，因而嫉妒同气，排挤贤良，入其党者，则引为腹心。远其党者，则视为仇敌。又如阿其那，自盗廉洁之名，而令塞思黑、允、允贪赋犯法，横取不义之财，以供其市思沽誉之用。 且允出兵在外，盗取军需银数十万两，屡次遣人私送与阿其那，听其挥霍。前允之子供出，阿其那亦自认不讳者。又如阿其那残忍性成，逐日沉醉。当朕切加训诫之时，尚不知改。伊之护军九十六，以直言触怒，立毙杖下，长史胡什吞，亦以直言得罪，痛加楚，推入水中，几至殒命。允亦素性嗜酒，时与阿其那沉湎轻生。允又复渔色宣氵㸒，不知检束，以领兵之重任，尚取青海台吉之女，及蒙古女子多人，恣其氵㸒荡，军前之人谁不知之？ 【译文】 又逆书说朕性好酗酒。酒是祭祀和宴会必须设备的，即使是圣贤，也不废止饮酒。古时称“尧千钟，舜百”。《论语》里也说孔子“唯酒无量”。所以饮酒本来就对圣人的道德没有什么损害，所以不必讳言。但是朕的不喝酒，却是天生的习性，并不是强制不喝。前年提督路振扬来京朝见，一天忽然启奏说：“臣在京很久，每天进见皇上，仰看皇上容颜，完全不像喝过酒的。为什么臣在外省任上时，有传闻皇上饮酒的说法？” 朕因为路振扬这次启奏，才知道外边有这种不实的传说，因一笑了之。现在逆贼诽谤朕酗酒，就是这一类谣言的反映。又逆书说朕好色贪氵㸒。朕在身为雍亲王时，便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便不好色。即位以后，皇宫内的宫女很少，朕常自以为天下人不好色的，没有能比得上朕的。“远色” 两个字，朕完全可以自信。而且诸王公大臣和侍从们也都共知。而今却诽谤朕好色，不知所好的什么色？所宠的又是什么人？逆贼既能制造流言蜚语，难道就没有一点耳目，便要信口胡绉加以讥讽吗？又逆书里说朕生性好怀疑而滥杀忠良。朕待别人，没有一件事不是开诚布公的，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推心置腹的。胸中想说什么话，必定要全部吐露出来才感到痛快，从来没有作过欺诈和不讲信用的事。至于对待大臣，确实把他们当成心腹和臂膀，结成了一个整体。天天用至诚来教育臣子和侍从，如今诸臣也都了解朕的这种用心，都非常信服。 至于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则是朕下令处死的。年羹尧受到父皇和朕的深恩，竟然忍心背负，胸中怀有不轨的想法，几乎要发动叛乱，他的贪赃和残暴的罪行，经大臣们参奏，都有九十二条之多。根据国法，应处以极刑，而朕念他在西藏、青海的战功，从宽处理，让他自尽。他的父兄都没有受处分，他的儿子流放到边远地区，现在已经开恩放回。鄂伦岱、阿灵阿则确实是奸党的主要头目。他们的想法，把东宫废立的权力，好像就操在他手里一样。 当阿其那罪行败露的时候，父王审问其宫中的太监，太监才把鄂伦岱、阿灵阿共同作恶的事一一招供出来。蒙受父王的开恩宽大，没有加以诛杀，可是他们并没有感恩悔过，丝毫不害怕，反而更抱成亲密的一团。鄂伦岱仍然十分强横傲慢，故意去触父王的怒。当父王年龄老大需要静心休养的时候，为了这事心情十分愤恨，而臣子和侍从对他们无不切齿痛恨。阿灵阿罪大恶极，早已受到阴司的惩罚而死。他的儿子阿尔松阿却仿效其父亲的行为，更加狡猾奸诈。朕还想到他是有功勋的皇戚后代，希望他能洗心革面，以弥补从前的过错，特地加以任用为官，并让他管理刑部事务。而他叛逆的心一点不改，故态复萌，颠倒是非，混乱法律。有一天审问案件，竟然不问是非，用大刑把原告和被告各夹住一只脚，听到这事的人没有不骇异的。又和鄂伦岱一同在乾清宫门外边，把朕所下的谕旨掷到地上，其他狂妄忤逆的事还很多，不能尽述。 朕还不忍对他诛杀，特下令流放到奉天居住，使他们的党羽分散，还可以保全他们不再犯罪。而他们在京的党羽，仍然结成一团，牢不可破。朕再四地思考，像这种大恶的人，在天理和国法上都是绝对不可赦免的，于是才把他们二人正法。至于苏努，则是个老奸巨滑的贼子，罪恶滔天，实是逆党的头号恶人。隆科多则欺君罔上，罪状所列条款都十分明白。二人都受到阴司冥诛病死，并没有受国法处以死刑。 逆书里说的所谓朕生性好疑而诛杀忠良，朕细想朕除了对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三人以外，并没有杀过任何忠良大臣，因想逆贼大约是把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苏努、隆科多等当成忠良吧！这一点天下自会有公平的舆论。 又逆书中说朕爱好阿谀奉承而任用奸佞。朕身为藩王达四十余年，对于人情事故知道得十分详细，对于进谗言和谄媚的世俗习惯，早已十分清楚其虚伪并十分讨厌其卑鄙，不像那些还在童孩时便当了皇帝没一点阅历的人。所以自即位以来，一切称功颂德的文章，都抛弃不采用。不过臣子们的奏章和官员们的履历，都沿用过去的老模式，夹杂一些颂扬皇帝的词句，凑合成文章。朕总是一看即带过，不再留意。并天天训谕大小官员和侍从，要敢于直言朕的缺点和过失，详细议论政事上出现的错误和不足。要以忠言为第一，以迎合皇帝心理为戒。所以内外诸臣，都不敢把浮夸颂扬的词句写入奏章或口头说出，恐怕被朕所讨厌轻视。现在逆贼说的所谓朕爱好阿谀奉承而任用奸佞之人，那么，能够举出一人一事来证实一下吗！ 以上各条，实际上全是毫无根据梦想不到的事，而逆贼等灭绝良心，猖狂进行诋毁，必定是对国家心怀深仇积恨的人所捏造的，以图惑乱百姓视听。比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一伙的奸党，因被朕惩办拘禁，不能任意胡为，所以才怀恨在心。或者是贪官污吏、流氓无赖等匪徒，怨恨朕执法无私，所以才捏造了这些大逆不道的谣言，以泄他们的私愤。况且阿其那、塞思黑当年结党营私，谋夺皇储位子，对父王则时刻怀着忤逆背叛的黑心，对二阿哥则极尽动摇陷害的手段。他们怀着嫉妒心理，排挤贤良。凡参加他们小集团的，便看成是心腹，疏远他们的便被看成是仇敌。又如阿其那自己假作廉洁以沽名钓誉，却去指使塞思黑、允、允等去贪赃枉法，夺取不义横财，以供他赏赐别人，施加小恩小惠以博取名誉使用。 而且允领兵在外，盗取军需银几十万两，多次派人私自送给阿其那，供他挥霍，这是前些时允的儿子招供出来，阿其那也自己承认了事实。又如阿其那性格十分残忍，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朕对他恳切地训诫，他仍不知道改悔。他的卫士九十六（人名）因为直言触怒了他，被他立刻用刑杖打死。长史胡什吞也是因直言得罪了他，便痛加鞭打，并推到水中，差一点死去。允也性喜饮酒，时常和阿其那在一块豪饮不顾性命。允又好色宣氵㸒，不知检点。身为领军统帅，还取要了青海台吉的女儿和蒙古女子多人，留在军中供他氵㸒乐。军队里的人哪个不知此事！ 【原文】 今逆书之毁谤，皆朕时常训诲伊等之事，伊等即负疚于心，而又衔怨于朕，故即指此以为讪谤之端，此鬼蜮之伎俩也。且伊等之奴隶太监，平日相助为虐者，多发遣黔粤烟瘴地方，故于经过之处，布散流言。而逆贼曾静等，又素怀不臣之心，一经传闻，遂借以为蛊惑人心之具耳。向因储位未定，奸宄共生觊觎之情，是以皇考升遐之后，远方之人皆以为将生乱阶，暗行窥伺。及朕缵承大统，继志述事，数年以来幸无失政。天人协应，上下交孚，而凶恶不轨之徒，不能乘间伺觉，有所举动，逆志迫切，自知无得逞之期，遂铤而走险，甘蹈赤族之罪，欲拼命为疑人耳目之举耳。殊不知实于朕无损也。又逆书云“明君失德，中原陆沉，夷狄乘虚入我中国，窃据神器”等语。 我朝发祥之始，天生圣人起于长白山，积德累功，至于太祖高皇帝，天锡神武，谋略盖世，法令制度，规模弘远。是以统一诸国，遐迩归诚，开创帝业。迨太宗文皇帝，继位践祚，德望益隆，奄有三韩之地，抚绥蒙古，为诸国之共主。是本朝之于明，论报复之义，则为敌国，论交往之礼，则为与国。本朝应得天下，较之成汤之放桀，周武之伐纣，更为名正而言顺，况本朝并非取天下于明也。崇祯殉国，明祚已终，李自成僭伪号于北京，中原涂炭，咸思得真主，为民除残去虐。太宗文皇帝不忍万姓沉溺于水火之中，命将兴师，以定祸乱。干戈所指，流贼望风而遁。李自成为追兵所杀，余党解散。世祖章皇帝驾入京师，安辑畿辅，亿万苍生咸获再生之幸，而崇祯皇帝始得以礼殡葬。此本朝之为明报怨雪耻，大有造于明者也。是以当时明之臣民，达人智士，帖然心服，罔不输诚向化。今之臣民，若果有先世受明高爵厚禄，不忘明德者，正当感戴本朝为明复仇之深恩，不应更有异说也。况自甲申，至今已八十余年，自祖父以及本身，履大清之土，食大清之粟，而忍生叛逆之心，倡狂悖之论乎？ 【译文】 现在逆书里进行的诋毁诽谤，都是朕时常训诫教育他们的事。他们既内疚于心，又对朕怨恨，所以便把这些事加到朕身上进行诽谤，实在是鬼蜮的伎俩呀！况且他们的奴仆太监，平常帮助他助纣为虐的人，大都被流放到两广、贵州等边远烟瘴地方，所以他们便在经过的地方，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而逆贼曾静等人，又素怀叛逆之心，一听到这些传闻，便借以用作蛊惑人心的工具。过去因为皇储没有确定，奸诈之徒便都生了觊觎的念头，所以在父王驾崩以后，远方的人都以为将要产生动乱，便暗中窥伺时机。等到朕继承皇位以后，照父王遗志处理政务。几年以来，庆幸没有出现什么过失，天意和民心一致，上下协调信赖。因而图谋不轨的凶徒，不能够趁机有所举动。他们叛逆的心思十分迫切，自知没有得逞的时候，遂不顾一切铤而走险，甘心冒着灭族大罪的危险，打算拼命造谣以迷惑人的耳目。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这种谣言实在对朕是难起到一点损害的。又逆书里说：“明朝的君王丧失了道德，以致中原沦陷，夷狄少数民族乘虚侵入中国，窃据了帝位”等话。 我国发祥的开始，是上天降生下圣人，兴起于长白山，积累了很多德行和武功。到太祖高皇帝时，上天赋予神圣的武功，谋略盖世无双，法令制度的设置，规模弘大，见识深远，所以统一了东北各民族和部落，而开创了帝业。到太宗文皇帝继承帝位以后，三韩地方也来臣服，蒙古也受到绥抚，被诸国共尊为主。所以本朝和明朝的关系，从报复的意义上来讲，则是敌国；从交往的礼节上来讲，则是平等友邦。所以本朝得以统一中国天下，以成汤的放逐夏桀，周武王的讨伐殷纣，更为名正言顺，不像他们是以臣伐君。何况本朝并不是取天下于明朝手中。崇祯殉国以后，明朝便已终结了。李自成称皇帝于北京，中原百姓遭受涂炭，都一致地想得到真命天子出世来为民除残去暴。我太宗文皇帝不忍万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便命令将军兴兵，去平定祸乱。锋芒到处，流寇望风而逃。李自成被追兵所杀，余党亦遂解体。世祖章皇帝御驾进入北京，安定整顿了京师附近的地方。亿万百姓都欣庆能获得再生，而崇祯皇帝才得到依礼加以殡葬。这表明本朝为明朝报仇雪耻，大有贡献于明朝的。所以当时明朝的臣民和见识的人士，都帖然心服，没有不竭诚拥护本朝的。今天在世的臣民们，如果有祖先在明朝时受过高官厚禄，而不能忘记明朝恩德的，正应当感谢本朝为明朝复仇的深恩，不应该再有其它怪异的说法。况且自甲申年明亡以来，至今已八十多年了，一个人从他祖父到他自己，都是居住于大清的土地上，吃大清的粮食。怎能忍生叛逆的念头，倡导一切狂悖的言论呢？ 【原文】 逆书云：“夷狄异类，詈如禽兽。” 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义存心。若僻处深山旷野之夷狄番苗，不识纲维，不知礼法，蠢然漠然，或可加之以禽兽无异之名。至于今日蒙古四十八旗，喀而喀等，尊君亲上，慎守法度，盗贼不兴，命案罕见，无奸伪盗诈之习，有熙宁静之风，此安得以禽兽目之乎？若夫本朝，自关外创业以来，存仁义之心，行仁义之政，即古昔之贤君令主，亦罕能与我朝伦比。且自入中国，已八十余年。敷猷布教，礼乐昌明，政事文学之盛，灿然备举，而犹得谓为异类禽兽乎？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是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诸夏之亡，君即为禽兽之类。宁在地之内外哉！《书》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本朝之得天下，非徒事兵力也。太祖高皇帝开创之初，甲兵仅十三人，后合九姓之师，败明四路之众。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师时，兵亦不过十万，夫以十万之众，而服十五省之天下，岂人力所能强哉？实道德感孚，为皇天眷顾，民心率从，天与人归。是以一至京师，而明之臣民，咸为我朝效力驰驱。其时统领士卒者，即明之将弁，披坚执锐者，即明之甲兵也。此皆应天顺时，通达大义，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而其人亦标名竹帛，勒勋鼎彝，岂不谓之贤乎？而得以禽兽目之乎？及吴三桂反叛之时，地方督抚提镇，以至县令武弁攻城破敌，转饷挽粮，多半汉人也。且多临阵捐躯，守土殉节者，国史不胜其载，历历可数。又如三次出征朔漠，宣力行间，赞襄荡平之勋者，正复不少。岂不谓之忠且义乎？而得以禽兽目之乎？即如岳钟琪，世受国恩，忠诚义勇，克复西藏，平定青海，屡奏肤切，赤心奉主，岂非国家之栋梁，朝廷之柱石乎？如逆贼曾静者，乃汉人之禽兽也。盖识尊亲之大义，明上下之定分，则谓之人。若沦丧天常，绝灭人纪，则谓之禽兽。此理之显然者也。且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孟子云：“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 本其所生而言，犹今人之籍贯耳。况满洲人皆耻附于汉人之列，准噶尔呼满洲为蛮子，满洲闻之，莫不忿恨之，而逆贼以夷狄为诮，诚醉生梦死之禽兽矣。 【译文】 逆书上说：“夷狄民族是个异类，应当骂为食兽。” 人所以和禽兽不同的地方是很小的，主要看他存心。君子是以仁存在心中，以义存在心中。如果居住在深山僻境的夷狄番苗，不懂得国家纲维，不知道礼法，蠢愚无知，也许可以加得上是与禽兽无异的帽子。至于今天的蒙古四十八旗喀尔喀部落等，他们能尊亲君王，谨慎地遵守法制，没有盗贼，命案十分罕见，没有奸伪诈骗的习惯，到处一片光明祥和宁静太平的景象。像这样的少数民族，能把他们比作禽兽吗？又如本朝自关外创业以来，存着仁义的心思，实行仁义的政治，即使古代著名的贤德君主，也罕有能和我朝相比配的。而且自统一中国以来，已经八十多年，筹划富国大计，广施仁爱教化，礼乐昌明，政治和文学的兴盛，更是光彩夺目，这样还能说是和禽兽无异吗！孔子说过：“夷狄也会有英明君主，中原地区也会有亡国昏君。” 所以夷狄有英明君主，就可成为圣贤一样的人；中原的亡国昏君，亦就和禽兽没什么差别，岂能根据地域的内外来评判！《书经》上说：“上天不偏爱任何人物，惟保护有仁德的人。” 本朝所以取得天下，并不是全靠兵力去征服的。太祖高皇帝开始创业时，只有十三个士兵，后来汇合九姓部落的军队，击败了明朝的四路大兵。至世祖章皇帝进入京师时，兵力也不过十万。要拿十万人的军队，去征服十五省的天下，这岂能是人力能做到的吗！实质是能实行道德和诚信，才被上天保护，百姓也都来拥护，天心人心都归向本朝。所以一到京师，明朝的臣子和百姓，都努力为本朝效力和奔走。当时，统帅士兵的，就是原来明朝的将官；披甲执枪的，就是原来明朝的兵丁。这都是顺应天时，通晓大义，才辅佐本朝完全一统天下的太平基业，而这样的人也名垂竹帛，记功于鼎彝，岂能不说他们是贤明的人？难道还可以用禽兽来看待他们吗？ 到后来吴三桂叛乱时，地方上的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文武官员，以至到县令和武弁，都为讨伐叛逆尽力，攻城破敌，运送粮饷，大都也是汉族人。而且有很多人临阵捐躯，为守土而光荣殉国。国史里记载也记载不完的，这些事例随处可见。又如三次出征沙漠，在军队中效力，参赞军机而获得功勋的人，也不少。这些人难道不应该说他们是忠义的人吗？还可以用禽兽去看待他们吗？即使像岳钟琪这样人，世代受国家恩惠，忠诚义气而又勇武，克复西藏，平定青海，多次建立功勋，赤心报效朝廷，这样人岂不是国家的栋梁、朝廷的柱石吗？而像逆贼曾静等人，才真正是汉族人中间的禽兽！凡是懂得尊敬爱护君王的大义，明白上下关系的定分，则可以称作人；如果丧失伦常，绝灭人性，则可以称作禽兽。这道理是十分明显的。而且对于“夷狄”这词，本朝并不忌讳。孟子说过：“舜，是东夷的人；文王，是西夷的人。” 这是从其出生地来说的，就和人有籍贯一样。何况满洲人都以附于汉族人为羞耻，准噶尔人称满洲人为蛮子，满洲人听到后，没有不忿恨的。而逆贼以为用夷狄是一种贱视的称呼，真是醉生梦死不明世理的禽兽了。 【原文】 本朝定鼎以来，世祖十八年建极开基，圣祖六十一年深仁厚泽。朕即位以后，早夜忧劳，无刻不以闾阎为念，是以上天眷佑，雨时若，奸宄不兴，寰宇享升平之福。在昔汉、唐、宋极治之时，不过承平二三十年，未有久安长治如今日者。百姓自龆龀之年，至于白首，不见兵革，父母妻子家室完聚，此非朝廷清明庶绩咸熙之所致乎？且汉、唐、宋、明之世，幅员未广，西北诸处，皆为劲敌，边警时闻，烽烟不息。中原之民，悉索敝赋，疲于奔命，亦危且苦矣。今本朝幅员弘广，中外臣服，是以日月照临之下，凡有血气，莫不额手称庆，歌咏太平。而逆贼谓乾坤反复，黑暗无光，此又犬获鸱之吠鸣，禽兽中之最恶者矣。或逆贼之先世为明代之勋戚，故恋恋于明乎，今昌平诸陵，禁止樵采，设户看守，每岁遣官致祭。圣祖屡次南巡，皆亲谒孝陵奠酹，实自古所未有之盛典，朕又继承圣志，封明后以侯爵，许其致祭明代陵寝，虽夏、商、周之所以处胜国之后，无以加矣。若逆贼果心念前明，更当感切肺腑，梦寐之中，惟本朝崇奉，而犹云：“内中国而外夷狄乎？” 此逆贼也。非惟在本朝为汉人之禽兽，即在明代，亦一禽兽，且其意非仅比本朝为禽兽，其视明代亦一漠不相关之禽兽耳。 【译文】 本朝建国以来，世祖开创基业在位十八年，圣祖在位六十一年，仁德十分深厚。朕即位以后，日夜忧劳，没有一刻不挂念着民间百姓。所以受到上天的爱护保佑，风调雨顺，奸宄不兴，全国共享太平幸福。在过去汉、唐、宋各朝国家最兴旺的时候，也不过太平二三十年，从来没有长治久安像今天一样的。百姓们从婴儿时代开始，直到成为白发老翁，一辈子不见兵灾战祸，父母妻子家庭完聚。这难道不是因为朝廷政治清明，成绩显明所得到的吗？而且在汉、唐、宋、明的朝代，中国地域还不广大，西北等地部落都是强大敌人，边疆的警报不时听到，烽火连年不熄。中原的百姓，常常担负着很重赋税，疲于奔命，也实在危险和艰苦得很了！如今我朝幅员广大，中外臣服我朝，所以在日月照临的光明盛世，凡是有血气的人，没有不举手加额而为之庆贺，歌颂太平盛世的。而逆贼却说乾坤反覆，黑暗无光，这真是好像疯狗和夜枭一样的吠叫，是禽兽中最可恶的东西了。或者说逆贼的祖先，是明朝的勋臣或皇戚，所以才对明朝恋恋不舍吗？今天昌平县明朝皇陵，禁止百姓进入打柴，并设立门户派人看守，每年还要派官员去祭祀。圣祖几次南巡，都亲自到南京的明孝陵祭奠，实是自古以来没有的盛典。朕又继承圣祖遗志，封明代皇帝后人为侯爵，并允许他们到明朝皇陵致祭。这种恩典，虽在夏、商、周时，处理亡国君主的后代，也不能超过今天了。如若逆贼果然是怀念前明，更当铭感于肺腑和梦寐之中，对我朝加以感恩崇敬，还能说什么内地是中国，边远地方是夷狄吗？这些逆贼，他不但在本朝可以说是汉族人中间的禽兽，即使在明朝也是一个禽兽。而且他们不但把本朝比为禽兽，他们看待明朝，也是一个漠不相关的禽兽了。 【原文】 又云：“五六年内寒暑易序，五谷少成，恒雨恒，荆、襄、岳、常等郡，连年洪水滔天，吴、楚、蜀、粤，旱涝时闻，山崩川竭，地暗天昏。” 夫天时水旱，关乎气数，不能保其全无，所恃人力补救耳。如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曾无损于一帝一王贤圣之名，但朕自嗣位以来，赖天地祖宗之福庇，阴阳和顺，风雨时调，五谷丰收，农民乐业，各省之内，间有数州县旱涝不齐，即令动帑赈济，民获安全。湖广惟上年江水泛涨，有伤禾稼，即特发帑金，筑堤捍御，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幸六年之内，各省薄收之处不过数州县耳。倘遇大水大旱，不知又作何幸灾乐祸之说也。方今天下，凡有知识之人，以及草木昆虫，皆居于戴高履厚之内，而云“地暗天昏”，盖逆贼之心昏暗，入于鬼道，固不知有天地矣。至云：“孔庙既毁，朱祠复灾。” 孔庙之不戒于火，唐宋皆有之。明弘治时，被灾尤甚。弘治非明代之贤君乎？若以此为人君之不德所致，则将来叛逆之徒，必藉此煽动人心，至有纵火焚毁，以及各府州县文庙者。逆贼既称东鲁腐儒，附于圣人桑梓，而忍为此言乎？若朱祠之焚，未知果有其事否？但朱子祠宇遍天下，偶一被火，即关君德，则诸儒之祠宇何穷，宁能保其一无回禄之灾乎？至云：“五星聚，黄河清；为阴尽阳生，乱极转治之机。” 夫果至乱极之时，有此嘉详，犹可附合其说，今天下吏治虽不敢曰尽善，然已大法小廉矣，民生虽不敢曰安，然已衣食粗足矣。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正万国咸宁之时，而乃云“乱极”乎？且食草木者何人，积尸者何地，逆贼能确指之乎？昧心丧理，总不举首仰观于天也。昊苍之所以恩眷本朝者，历代未有若斯之厚，而且显也。朕即位之初，孝陵蓍草丛生，六年之秋，景陵芝英产于宝城山上，以至双岐五秀之嘉禾，九穗盈尺之瑞谷，五星聚于奎璧，黄河清于六省，骈实连株之应，卿云甘露之祥，朕虽不言祯符，而自古史册所艳称而罕观者，莫不备臻而毕具。而逆书则云：“山崩川竭。” 试问此数年来，崩者何山，竭者何川，能指出一二否乎？ 【译文】 又说：“五六年以内，寒暑颠倒，五谷缺少收成，忽雨忽旱。荆州、襄阳、岳阳、常德等府，连年水灾，洪水滔天。吴、楚、蜀、越等地方，旱涝的消息不断传来。山崩河枯，地暗天昏。” 关于水旱灾荒出现，与自然运行的气数有关，不能保证它完全没有，只能依靠人力加以补救。比如唐尧时有九年的大水灾，商汤时有七年的大旱灾，这并没有对他们的贤圣名声有一丝损害。但是自从朕继承帝位以来，依赖天地祖宗的保佑，阴阳和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农民安居乐业。各省里面，或者出现几个州县旱涝不匀，便马上下令发款救济，百姓因而获得安全。湖广地方只有去年长江涨水泛滥，对庄稼有所损害，朕及时地动用资金，筑堤防洪。这是天下臣子和百姓都知道的事。有幸的是在六年以来，各省庄稼歉收的地方，不过几个州县而已。如果遇上大水大旱，真不知这些逆贼又该幸灾乐祸地说些什么了。现在的天下，凡是有知识的人，以及草木昆虫，都居住于天覆地载之内，而却要说天昏地暗。这是因为逆贼的心是昏暗的，已经进入鬼道，所以便不知道有天地了。至于他说：“孔庙既被烧毁，朱熹祠庙又遭了火灾。” 孔庙不慎发生火灾，唐、宋朝都曾发生过。明朝弘治年间，受灾更为严重。弘治皇帝不是明朝的一位英明的贤君吗？如果说孔庙失火是皇帝无道才出现的，那么将来进行叛逆的人，必然要借此来煽动人心，甚至去故意放火烧孔庙和各州县的文庙。逆贼既自称是东鲁的一名腐儒，攀附孔圣人作老乡，竟能忍心造这种谣言吗？至于朱熹的祠庙被烧，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事？不过朱子的祠庙遍于天下，偶然有一处失火，便说是与皇帝丧失道德有关，那儒家先贤的祠庙数不清，谁能保证它一处也不发生火灾呢？至于“五星聚，黄河清，是阴气丧竭阳气生长，天下由乱到治的吉祥征兆”。如果真是天下处于极乱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还可以加以附会去说。而今天天下的吏治虽然不敢说尽善尽美，然而也达到制度基本完备，官吏小有清廉了；百姓生活虽不敢说十分丰足安定，然而也已经可说达到温饱，衣食可以自足了。四方安定无战事，百姓康乐幸福，人口不断增加，田地日益开垦拓广，万国一派太平景象，这怎能说是极乱的时候呢！至于吃草根树皮的是什么人？尸积如山的地方在哪里？逆贼能准确指出来吗？昧尽良心丧尽天理，总不想抬起头来看看上天啊！苍天所以降恩保佑于我朝的情况，是历代从来没有过这样深厚和明显的。朕即帝位那一年，孝陵上蓍草一丛丛生出；雍正六年秋天，景陵出生灵芝草于宝城山上；又有产生双穗、五穗的麦子，九穗长达一足的谷子，五星聚于奎星和璧水之间，黄河澄清于六省之地，一蒂两果连株而生的瑞应，彩云出现甘露下降的祥兆。朕虽然不注重祥瑞的出现，但自古以来史册上记载而罕见的种种祥瑞，没有不齐备而出现的。而逆书却说当今出现山崩河枯的凶象。试问这几年来，崩塌的是什么山？水竭的是什么河？能指出一二个来吗？ 【原文】 夫灾异之事，古昔帝王未常讳言。盖此乃上天垂象，以示儆也。遇灾异而能恐惧修省，即可化灾为福矣。遇嘉祥而或侈肆骄矜，必致转福为灾矣。朕于此理见之甚明，信之甚笃，故每逢上天赐福，昭示嘉祥，寤寐之间，倍加乾惕。并饬内外臣工，共深敬谨，若涉冰渊，所颂谕旨，已数十次，朕岂敢欺天而为此不由衷之语耶！数十年来，凡与我朝为难者，莫不上干天谴，立时殄灭。如内地之三逆，外蕃之察哈尔、噶尔丹、青海、西藏等，偶肆跳梁，即成灰烬。又幺么丑类，如汪景祺，查嗣庭、蔡怀玺、郭允进等，皆自投宪网，若有鬼神使之者。今逆贼曾静，又复自行首露。设逆贼但闭户著作，肆其狂悖，不令张熙投书于岳钟琪，其大逆不道之罪，何人为之稽察，不几隐没漏网乎？而天地不容，使之自败，朕实感幸之。昔明世嘉靖，万历之时，稗官野史所以诬谤其君者，不一而足。如《忧疑议录》、《弹园杂志》、《西山日记》诸书咸讪诽朝廷，诬及宫壶，当时并未发觉，以致流传至今，惑人观听。今日之凶顽匪类，一存悖逆之心，必曲折发露，自速其辜，刻不容缓，岂非上天厚恩我朝之明徵欤？又云：“自崇祯甲申，以至今日，与夫德以迄洪武，中间两截世界，百度荒塌，万物消藏，无当世事功足论，无当代人物堪述。” 夫本朝岂可与元同论哉？元自世祖定统之后，继世之君，不能振兴国家政事，内则决于宫闱，外则委于宰执，纲纪废弛，其后诸帝，或欲创制立法，而天不假以年，所以终元之世，无大有为之君。 【译文】 关于灾异的事情，古代的帝王并没有什么顾忌而不敢说，因为这是上天用这种景象来警告世人的。遇到灾异而心怀恐惧，努力修德来平息上天的愤怒，就可以化灾为福了；遇到祥瑞吉兆而骄傲起来任意放肆，必然要转福为祸。朕对于这个道理看得十分清楚，并且牢固地相信。所以每遇上天降给福气，出现祥瑞，朕于睡眠当中，也要倍加兢兢业业，警惕出错；同时也要命令内外官吏，谨慎处理政务，如同走过结冰的深渊一样步步小心。为此所颁发的谕旨已经有几十次了，朕怎敢欺哄上天，而说这些言不由衷的话啊！几十年以来，凡和我朝作对的人，没有不受到上天谴责、立刻就被消灭的。 比如内地的吴三桂等三个逆贼，边境外藩的察哈尔、噶尔丹、青海、西藏等地，偶然跳梁，便立刻成为灰烬。又如妖魔小丑如汪景祺、查嗣庭、蔡怀玺、郭允进等，都是自我暴露投入法网，好像鬼使神差一般。现在逆贼曾静，又自己把自己暴露出来。假设逆贼只是闭户著书，抒发他的狂悖思想，不派张熙到岳钟琪那里投书，那么他大逆不道的罪恶，又有谁去稽察？不是要隐没漏网吗！而天地鬼神都容不下他，使他自行败露，朕心里实在感谢欣庆。过去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稗官野史著作中，诬谤他们的君王的，不止一部书。比如《忧疑议录》、《弹园杂志》、《西山日记》等书，都是讥讽诽谤朝廷，诬蔑宫室的。当时并没有发觉，以至流传到今天，迷惑人的视听。今日的凶顽匪类，一旦心存悖逆的想法，必然要曲折的暴露出来，自己加速灭亡，一刻也不肯迟缓，这难道不是上天对我朝特别恩厚的明证吗？又说：“自崇祯甲申到今天，和从宋末德年间至明初洪武年间，是个两截不同的世界，百事荒废，万物消藏。没有什么对世道有功绩的事可说，没有什么英雄人物可以记述。” 本朝怎能和元朝相提并论！元朝自元世祖建国以后，继承他当皇帝的君王不能振兴国家，政事在内则决定于宫闱妇人，在外则大权交给宰相，纲纪废弛。其以后几代君王，或者想创立新的治国办法，而上天不给他以寿命，所以一直到元朝灭亡，没有出现一个大有作为的君王。 【原文】 本朝自太祖、太宗、世祖，圣圣相承。圣祖在位六十二年，仁厚恭俭，勤政爱民，乾纲在握，总揽万几，而文德武功，超越三代，历数绵长，亘古未有。朕承嗣鸿基，以敬天法祖为心，用人行政，无一不本于至诚。六年以来，晨夕惕厉之心，实如一日。朕虽凉德，黾勉效法祖宗，不敢少懈，是岂元政之可比哉？且元一代之制作，及忠孝节义之人物，亦史不胜书。《元史》独非明洪武时之所编辑乎？其称太祖则云：“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 称世祖则云：“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信用儒术，立经陈纪。”是明之于元帝誉美如此，而云“无当世事功足论”乎？且《元史》专传之外，其儒学、循良、忠义、孝友诸传，标列甚众。而云“无当代人物堪述”乎？ 《元史》系明太祖所修，而逆贼云尔，是厚诬明太祖矣。乃称欲为明复仇乎？夫天眷帝德，以为保定，朕惟兢兢业业，夙夜基命，则自蒙上天嘉佑，历世永享太平，为内外一家之主，岂一二禽兽之吠鸣，可以惑人心而淆公论哉！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君臣为五伦之首，较父子尤重。天下未有不知有亲者，即未有不知有君者，况朕之俯视万民，实如吾之赤子，朕清夜扪心，自信万无遭谤之理。而逆贼之恣意毁谤，果何自而来乎？ 夫造作蜚语捏饰诬词，加之平等之人，尚有应得之罪，今公然加之于君上，有是理乎？何忍为乎？朕思秉彝之良，人所同具，宇宙亿万臣民，无不怀尊君亲上之心，而逆贼独秉乖戾之气，自越于天覆地载之外，自绝于纲常伦纪之中，可恨亦可哀矣。逆贼之所诋毁者，皆禽兽不为之事，而忍心加之于朕，朕实不料吾赤子之内，有此等天良尽丧之人。普天率土之臣民，定不为其所惑于万一，但天壤间，既有此诞幻怪异之事，则天下之人情不可以常理测度，或者百千亿万人之中，尚有一二不识理道之人，闻此流言，而生几微影响之疑者。是以特将逆书播告于外，并将宫廷之事宣示梗概，使众知之。若朕稍有不可自问之处，而为此布告之词，又何颜以对内外臣工，万方黎庶，将以此欺天乎？欺人乎？抑自欺乎？朕见逆贼之书，坦然于中，并不忿怒，且可因其悖逆之语，明白晓谕，俾朕数年来寝食不遑，为宗社苍生忧勤惕厉之心，得白于天下后世，亦朕不幸中之大幸事也。特谕。 【译文】 本朝自太祖、太宗、世祖，圣明的君主一代代继承下去。圣祖在位六十二年，仁厚恭谦，勤政爱民，君权在手，总揽一切。而文德武功，超过了夏、商、周三代，在位年数的长久，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朕又继承了基业，以尊敬上天，效法祖宗为心愿，用人和处理行政，没有一点不是出于至诚。六年以来，朝夕怀着警惕谨慎的心情，如同一日。朕虽然德才平庸，但努力去效法祖宗，不敢有一点松懈。这岂是元朝的政治能比拟的吗！ 而且元朝的功德业绩及忠孝节义的人物，也是多得史不胜书。《元史》不就是明朝洪武年间所编辑的吗？其中称元太祖成吉思汗“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称元世祖忽必烈“肚量宽弘，知人善任，信用儒术，注意经史”。这是明朝对于元朝皇帝的称赞评价，而能说是没有什么对世道有功绩的事可说吗！而且《元史》除专传以外，其他还有儒学传、循良传、忠义传、孝友传等，所列的人物很多，而能说是没有什么人物可记述的吗！ 《元史》是明太祖所编定，而逆贼如此说法，实际上是对明太祖很大的诬谤。这样的人，还敢自称要为明朝复仇呀！上天爱护有道德的君王，并且保佑他。朕只能兢兢业业，日夜秉承天意，那么自然会受到上天的赞许和保佑，一代代永享太平，做中国内外一家之主。这岂是一二个禽兽的狂吠啼叫，就能够蛊惑人心混淆公论的吗？ 人生于天地之间，最重要的没有比得上伦理纲常的。君臣是五伦中的第一伦，比父子伦常更为重要。天下没有不知道有亲的，也就没有不知道有君的。何况朕抚育亿万百姓，实是犹如对待孩子一样。朕在深夜扪心自问，自是决不会遭人诽谤的道理，而逆贼的恣意诋毁诽谤，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引起的呢？造作流言蜚语，编织诬蔑不实之词，加到平等身份的人身上，还有应得之罪，如今竟公然加到自己的君王身上，有这种道理吗？能忍心这样做吗？朕想遵守上天的良好常道，是人类所共同具有的本质，宇宙间亿万臣民，没有不怀着尊敬君王亲近皇上的心意，而逆贼却独独秉受乖戾的邪气，自己跑到天盖地载的国家以外，自己绝灭于伦理纲常之中，真是既可恨又可哀啊！逆贼所诋谤的话，就是禽兽也不想干这事，而却忍心加到朕的身上，朕实在料不到。 在朕抚爱的赤子之中，竟有这种天良丧尽的人。普天下全国家的臣民，一定不会被他这些悖逆的话蛊惑于万分之一。但是天地间既有这种荒唐怪异的事，那么天下的人情，也不可以用常情去推测，或者在百千亿万人的中间，还有一二个不识道理的人，听到这些谣言而产生一些微小影响疑惑的。所以朕特地把逆书公告于社会，并且把宫廷内的一些事情宣示一个大略梗概，使大家都知道。如果朕稍微有一点不敢公开说明的地方，而却作这篇布告之词，那么又有什么颜面去对内外臣下，各地百姓呢？是要拿它欺骗上天吗？欺骗别人吗？还是自己欺骗自己呢？朕看到逆贼的书信，心中是十分坦然的，并不忿怒，而且可以就着他那些悖逆的话，明白地向全国晓谕事情真相，以使朕几年来顾不上吃饭睡觉，为国家为百姓而忧愁勤劳的心思，得以告知天下和后世。这也是朕的不幸中的大幸了。特此谕告。 [book_title]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 一、大清朝的建立正是天命民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上岳钟琪书内云“道义所在，民未尝不从；民心所系，天未尝有违。自古帝王能成大功建大业，以参天地，而法万世者，岂有私心成见介于其胸”等语。 我朝积德累功，至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统一诸国，成开创之功，太宗文皇帝，弘继统之业，世祖章皇帝，建极绥猷，抚临中外。此正顺天命，从民心，成大功，建大业，参天地而法万世之至道也。你生在本朝，不知列祖为天命，民心之所归，而云“道义所在，民未尝不从，民心所系，天未尝有违”，是何所指？ 曾静供：弥天重犯这些话，是泛说自古帝王之兴，与帝王之在位皆是顺天命，得民心的。天命顺，民心从，而兴起在位，即是道义之当然。弥天重犯生长楚边山谷，本乡本邑，以及附近左右，并没有个达人名士在朝，而所居去城市又最远，所以盛朝功绩，传闻不到。直至旧年到省城，由省城以至于帝畿，见闻渐广，方知东海龙兴，列祖列圣承承继继，不惟非汉、唐、宋、明所及，直迈三代成周之盛。盖天地精英日流日开，上世浑噩，人文未起，积到成周，而太和翔洽，文明大著。然天之笃生圣人以开治者，在周亦惟算文武二圣为极，至岂若本朝叠叠相因，日远日大，愈久愈光。自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开创王基；太宗文皇帝继体弘业，统一诸国；世祖章皇帝建极绥猷，抚临中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遍及薄海；迨至我皇上，天聪明，恢弘前烈，已极礼明乐，备海晏河清。此正是天命民心所归，乃道义之当然，参天地，法万世，为天运文明之隆会。从前弥天重犯实实陷于不知，不是立意要如何，以自外于圣世。 【译文】 问曾静：意旨问你，你给岳钟琪的书信里为何有“只要道德和正义存在，人民没有不服从的，民心拥护的事，上天从没有违背过。凡是古代帝王能取得成功，建立大业，功勋顶天立地，而能使后代万世效法的，哪有把私心杂念放到心上”等说法。我们朝廷积善作德，功高无量，到太祖高皇帝英明威武，盖世无双，统一了各部族，成为国家的开创者；太宗文皇帝发扬和继承了他的大业；世祖章皇帝建立了雄伟强大的国家，安抚了中国全境和国外的藩属。这一切都顺应了天意，符合了人民的愿望，取得了丰功伟绩，建立了大业，这正是顶天立地值得后世万代效法的光辉道路。你生在本朝，不知道各位祖先天命所归民心所向，而说：“只要道德和正义存在，人民是没有不服从的，民心拥护的事，上天从没有违背过。”你指的是什么呢？ 曾静供：犯了弥天大罪的我说的话，只是笼统说法。自从古代帝王建国与帝王的在位，都是顺应了上天的旨意和人民的心愿，顺从天命，取得民心，因而建立国家，取得帝位，这是道德和正义的必然结果。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生长在湖南边界的山谷里，本乡本县以及附近地方，并没有一个做官的名人在朝廷，居住的地方离城市又最远。为此，本朝功德业绩传不到这里。直到去年来到省城，由省城又来到了京师，看到和听到的越来越多，才知道我朝兴起于东方海滨，各位列祖列宗不断继承，功业不仅汉、唐、宋、明等朝比不上，而且可以直比三代、成周一样的兴盛。胜过天地间的精华，每天畅流不息，一天比一天进步。上古时人民愚昧无知，人类社会的各种文明还没有开化，累积到了成周，天地人和，吉祥融洽，才文明大盛。然上天降生下圣人开创治理国家大业的，在周朝唯算文王、武王二圣达到了顶点，怎能比得上本朝几代圣人相继承袭，一天比一天强大，越久越光辉。自从太祖高皇帝英明威武，盖世无双，开创了君主的业绩；太宗文皇帝发扬和继承了他们的大业，统一了各部族；世祖章皇帝建立了雄伟强大的国家，安抚了中国全境和国外的藩属；圣祖仁皇帝深得人民的厚爱，遍及海内外；到了我们皇上，天资聪明，广泛发扬了前辈的事业，已经把礼仪道德发挥到顶点，使天下太平。这些都是顺应了天命和民心，这正是道德和正义的表现，顶天立地，为以后万代树立了榜样，文明兴盛都聚集到今天。从前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确实是无知，不是自己打算要怎么办，而是自己把脚站到当今盛世之外了。 [book_title]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 二、华夷之间、人兽之间的本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天生人物，理一分殊，中土得正，而阴阳合德者为人，四塞倾险而邪僻者，为夷狄。夷狄之下为禽兽”等语。禽兽之名，盖以居处荒远，语言文字，不与中土相通，故谓之夷狄，非生于中国者为人，生于外地者不可为人也。 人与禽兽同在天地之中，同禀阴阳之气，得其灵秀者为人，得其偏异者为禽兽，故人心知仁义，而禽兽无伦理。岂以地之中外，分人禽之别乎？若如你所说，则中国阴阳和合之地，只应生人之一类，不应复有禽兽并育其间矣。何以遍中国之地，人与禽兽杂然共居，而禽兽之族，比人类为尤多。且即人类之中，还生出你这等叛逆狂悖、沦丧天良、绝灭人理、禽兽不如之物来呢，你有何说处？ 曾静供：天生人物，理一分殊，其有分别，实以理之偏，全不在所居之内外。弥天重犯读书浅少，义理看不透彻，妄意以地之远近分华夷，初不知以人之善恶分华夷，今日伏读皇上谕旨，谓如你所说中国只应生人之一类，不应复有禽兽并育其间矣。义更精实，理更显明，虽顽石无知，亦应灵动了。 况本朝之兴，列圣相承，亘古所无，万国咸宁，历代罕睹，且开辟幅员之广，声教四讫。自有生民以来，到今日而极盛。又圣祖皇帝承天眷顾之笃厚，享年之久，三代以来所无。况更有几多善政善教，纬地经天，开万世之弘基，立百王之大法，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正于今日见之矣。所以圣祖皇帝宾天诏到，虽深山穷谷，亦莫不奔走悲号，如丧考妣，即以弥天重犯冥顽无知，至此亦曾废食辍饮，恸哭号涕，被素深山，居丧尽制。然在当时皆起于心之不及觉，发于情之不容己，非有所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