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安之如仪 [book_author]张幼仪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传记,完结 [book_length]114512 [book_dec]她是多情诗人徐志摩的原配妻子，也是民国第一个被离婚的女人；她是乖巧懂事、万般顺从的好儿媳，也是曾名震上海滩的女企业家；她是前夫口中的“乡下土包子”，也是引领上海滩时尚潮流的服装店女老板。她，就是张幼仪。 当世人艳羡着才情洋溢的徐志摩和林徽因、陆小曼的浪漫恋情，欣赏着徐、陆二人挑战传统的勇气时，却往往忽略了他的原配夫人张幼仪。本书作者张邦梅是张幼仪的侄孙女，她生长于传统中国家庭，接受西式教育，在她的追问下，张幼仪娓娓道出自己波澜起伏的一生。 通过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她有传统的一面，但她还是家里第一个没有裹小脚的女孩，一个在传统框架下奋力向学的青年，一个在怀孕三月被丈夫遗弃在英国沙士顿小镇时选择在海外独力抚养儿子的坚强女性；除了对严肃的外表和性格，她还有对爱人、亲人的一腔热情；除了“诗人弃妇”的头衔，她还是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副总裁，她在大学教过书，还拥有自己的成衣品牌和独特的审美力……也许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张幼仪，一个常人眼中不曾看到的闪光女性。 平实的叙述中，蕴藏着张幼仪面对时代之变、婚姻之叛、丧子之痛，仍能坚守自我，向上生长的坚韧，以及摆脱传统桎梏的勇气。回顾自己的过去，张幼仪说，“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外一个人。” [book_img]Z_6060.jpg [book_title]楔子 那口从中国带来的雕花桃花心木箱，依然立在爸妈家的客厅里。爸妈家在康涅狄格州，那所房子是我长大的地方。箱子又黑又亮，上头刻的一只虎爪紧抓地面，在摆着由埃姆斯和勒·柯布西耶设计的家具的客厅一角，对我频送秋波。我走向箱子，把玩箱上繁复的铜件，再阖上厚重的盖子。箱里什么都有：中国的秘闻，樟脑的气息，以及在另一个时间地点穿着的衣物，其中有奶奶的绣花丝袍，爷爷的无尾晚礼服、白色晚宴外套和马裤，阿嬷许妈针脚可爱的围裙，妈夏天到香港买的几件修身高领开衩旗袍。我迅速翻弄这些衣服，对它们如数家珍。我不假思索地将它们折了又叠，这是从小做惯的事。爸教过我怎么折旗袍，折时要注意领子，那是旗袍最重要的部分。我还记得自己曾因爸这么懂女人的衣服而感到尴尬，但他告诉我，那是小时候从他母亲那儿学来的。 此刻，我发现了我要找的东西，是一件黑旗袍，姑婆张幼仪——晚年的她是我的明镜与良师——开的云裳服装公司里曾卖过的那种款式。从小，我就拥有这件衣裳，有一天，它从爷爷奶奶自上海带来的家当里冒出来。虽然衣服上没贴标签，但一天午后，我们在家中的箱子里翻翻寻寻时，幼仪一眼就认出了它。“这是我店里来的。”她说。那高兴的口气，仿佛遇见了老友。打从那天起，我就把这衣服当作幼仪的，而且毫不犹豫地接受它的存在，就像接受她晚年对我的馈赠一样。是这件衣服把我们牢牢系在一块儿，载着我们跨越了岁岁年年。 家里大部分亲戚，我似乎生下来就认得，但认识幼仪姑婆的情况却不一样。我清楚记得初见面的情景。那是1974年，当时我九岁，我们张家人一如往常，在四姑婆位于中央公园西路（Central Park West）的公寓聚首。四姑婆自1954年移民纽约后，一直是位成功的服装设计师。她穿着剪裁考究的旗袍，头发用假髻绾得高高的，脸上抹得苍白，还搽了鲜红的唇膏。 我最怕到她家聚会。她老是把哥哥、姐姐和我叫到房间，问我们为什么没变胖些、瘦些、聪明些，或是手脚怎么没变麻利些，嘴巴没变甜些；当我们回答得结结巴巴时，她就用上海话笑我们。在四姑婆面前，谁都不许戴眼镜，连妈也包括在内，她受不了别人这副丑样子。 初遇幼仪那晚，我和家人一起被引进四姑婆的客厅，一眼就注意到有位戴副大眼镜的陌生人坐在四姑婆坐的双人椅另一头。她仪态端庄，没有架子，和雍容华贵的四姑婆似乎截然不同。我很诧异这陌生客竟被允许不摘眼镜。 爸向我们几个孩子宣布：“这是你们的二姑婆，也就是张家二姐，刚从香港到这儿。” 我羞怯地靠近幼仪，在郑重与她握手之时，目光穿透那副眼镜，直入她的双眸。眸中闪着熟识的光芒，好像她自某个遥远的地方就将我铭记在心似的。我记得自己当时立刻有种可以信赖这位女士的感觉。 她住在曼哈顿北部东区的一所公寓里，第二任丈夫过世后，才从香港搬来。张家人给她起了个诨名叫“亲伯伯”，显然是调侃她有几分男子气。我注视着她的短发和深色裤装，喜欢从她身上传出的信息：我讨厌裙装，过去人家老喊我“野丫头”。虽然爸妈从未提起，但我从同辈堂亲和姑姑们那儿听过她离婚的暧昧传言，他们用一种暗示着丢脸、可悲的口吻，谈论她离婚的事。我直视她的脸，想要搜寻“丢脸”或“可悲”的信息，却只看到平静和智慧。初次相见的那晚，我并没有和她说上几句话。虽然我经常在后来的家族聚会中看到她，但直到五年以后，才开始与她交谈。 1979或1980年的夏天，爸打电话给幼仪，邀她来康涅狄格小住数日。他俩显然在之前的一次家族聚会上讨论过这趟远行的可能性。1940年出生的爸，从孩提时代就和幼仪很熟，那时爸家住上海，转角就是幼仪家。1949年以后，爸和家人便辗转到香港、东京、巴西圣保罗，然后到美国。幼仪也在同年离开中国内地，前往香港，在那儿认识第二任丈夫，一直住到他去世之后。 初访康州的幼仪带来了粽子的食谱和制作材料，妈和我在幼仪监督之下，把肉馅和糯米准备好，然后将大片竹叶放在水里泡软待用。第一个粽子包出来以后，幼仪宣布我们的努力成功了。此后每年夏天，幼仪都会带份新的食谱来，有一年是饺子，还有一年是虾酱。她会在我们准备做菜时仔细监工，然后给我们的成品打分。我喜欢她那种从容不迫、细心周密的方法。我们煮东西时，她就夹杂着英语和中文告诉我中美与古今之别。我在家是讲英语长大的，读高中时才开始学中文。幼仪与我交谈时，从来不讥责我太美国化，或是用我不可能了解她所说的中国的口气。张家这边的亲戚中，没有人是以这样轻松的态度和我说话的，连我自己的爸和爷爷奶奶都一样。 当时处于青少年时期的我，正陷入强烈的认同危机。身为张家第一代在美国出生的人，我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却不知如何取舍。身为华裔美国人的我，渴望拥有可以让自己认同的国家，想要追求一个和自己的过去毫不相干的未来。我热切盼望了解自己的出身，却又对自己的传承感到羞愧。 1983年，我开始在哈佛大学就读，由于东亚研究系声誉卓著，便选为主修科系。本想借此达到了解中国的目的，却因为要系统分析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传统而产生困惑。令人气馁的是，我所学的东西并未引起我的共鸣，而主修其他学科的同学却暗示我“天生”就应该具备有关中国的知识，也让我深恶痛绝。如果我对中国的了解比不上我的同窗（他们大都是美国人），那我出了什么问题？难道我不够中国？我经常如此戒慎恐惧。 那年在研读“中国史概论”这门课（同学都戏称这是“稻田课”）时，无意中在一些课文里发现张家人的名字，他们经常被与“五四”时代（约1919至1926年）相提并论。这个时代见证了传统儒家文化在西方思想引领风骚之下所经历的剧变。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中国史上第一次拥护民主的示威活动，“五四”之名由此而来。这个时代的贡献之一，是产生了新文体和新文学。我的两位伯祖张嘉森和张嘉璈，也就是张家人口中的“二哥”和“四哥”，因在政治界与银行界的成就而为人所褒奖。我自小就认识二伯祖与四伯祖，他们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过世后，每次我去旧金山探望爷爷奶奶，都会到他们位于加州一座山边的墓地致敬。 令我惊讶的是，姑婆张幼仪也因为和徐志摩离婚而被提及，后者是将西方诗律引进中国现代诗，并协助创办影响文坛的《新月》月刊的浪漫诗人，名噪一时。他们的离婚事件常被称为“中国第一桩现代离婚案”。 大学第一个暑假自校返家后，我热切等待幼仪来访。她在我眼中是位值得尊敬的长辈和不谙世故的移民，这位女士和我在阅读课本时所想象的女中豪杰会是同一个人吗？她到访的第二天，我便拿出提到她名字的书本，央求她从头告诉我她的故事。 即奶妈。——译者注 即张君劢和张公权。——译者注 [book_title]第一章 一文不值 我是你爷爷的姐姐张幼仪。在告诉你我的故事以前，我要你记住一件事：在中国，女人家是一文不值的。她出生以后，得听父亲的话；结婚以后，得服从丈夫；守寡以后，又得顺着儿子。你瞧，女人就是不值钱。这是我要给你上的第一课，这样你才会理解我后面讲的。 我生在宝山县的一个小村子里，那地方离上海不远。家里有十二个孩子，八男四女；可是我妈妈，也就是你曾祖母，老是告诉人家，她有八个孩子，因为只有儿子才算数。儿子将来要继承香火，而女儿以后会出嫁，挑起夫家的责任。 家里生男孩时，用人把他的脐带收在妈妈床底下的一个坛子里；生女孩时，就把她的脐带埋在屋子外头，因为女孩子一长大成人，很快就要离开娘家，所以没必要把一个外人的脐带留下。 我和你爷爷是姐弟，我们年纪没差多少。我是1900年生，他是1902年生。我们中间还夹了另外一个兄弟——七弟，他只比我晚出生十一个月。因为家里小孩子太多了，所以我一直到六岁才断奶。每次想喝东西的时候，我会走到奶水充足的阿嬷跟前，凑近她的乳房。喝了这么久的人奶，所以我从不生病，就连活到现在这把年纪也一样，我一直相信这是我身子这么硬朗的原因。 家里人说，我天生强若男子，比我晚出生十一个月的七弟却恰恰相反，软弱得像个女人。家人还说，我出生的时候，妈妈身上的男子气概都被我拿走了，只剩下女性的柔弱留给七弟。虽然这说法让我觉得好笑，不过我可不敢苟同。我想，是生活把我变得坚强的。想想看：我在你这个年纪，十八岁，已经结婚三年喽！我十五岁结婚，二十二岁离婚，这么年轻就经历了这么多事。 我现在一个人住在纽约——儿孙都在附近，可是不住在一起——这是美国作风。在宝山，我们一大家子都按中国习俗住在一个大合院，那合院邻近镇中心，有两个院子，一处做府邸，一处闲居，还有一间开了八扇桃花心木门的前厅。当地大多数家庭都只有一个院子和开了四扇前门的正厅，不过我们家在当地拥有许多土地，你高祖父，也就是我祖父，又是清廷的高官。我虽然没见过他，可是他的画像高挂在客厅内祖宗供桌的上方，还有前院一间特别的小屋里。小屋里还摆着两顶轿子，是一位朝官送给祖父的礼物，当时没有一个人家拥有私家轿子，因此它们成了贵重的私产，只在特殊场合使用。后来这两顶轿子牵扯出一个不幸的故事，我等后面再告诉你。除此之外，这座大宅的风水好得不得了，充满吉兆。房子朝北会招风引敌，向南可以朝阳纳吉，而我们的合院坐北朝南，也就是背对北方。我们运气很好，找得到这种方位的房子。 我爸爸有两个哥哥，我们和他们的家人，还有祖母，住在后院的后厅房。三代同堂，人丁众多，所以大家各有各的厨房和用人，甚至还有一个只替张家做鞋的用人。那时候，人人都穿布鞋，而我们一大家子每天都需要新鞋。家里还养了只德国牧羊犬，有个放洋留学的堂哥在它小时候把它带回家，从此成了我们的宠物。后来我们不得不解决它的性命，因为用人不懂得怎么照顾这只狗，喂它吃了太多残羹剩饭，搞得它身上的毛全掉了，接着就开始流血、起疱，一直到我们给它喂了毒药，它才在睡梦中死去。 我爸爸，也就是你曾祖父，是个口碑很好的医生。即使到今天，都还有人跑来告诉我“你爸救了我妈一命”之类的话。他的诊疗室位于镇中心，他好像什么人的病都医得好，可是他搁在诊疗室外头的捐献箱却难得填满。这是因为他的病人不认为钱财能够表达足够的敬意和谢意，所以他们改送宰好的鸡鸭（都是每天用甜酒和白米喂养的），还有鲜蛋或是青菜。有时候，他们甚至送画来。你晓得你爸爸挂在康涅狄格家里的那些国画吧？其中很多原先是得自感谢我爸爸的病人。从他接受以国画当作医疗费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好的医生。当地每个人都知道他收藏字画，都想给他锦上添花。 爸爸所有的画都收在他卧房内一个高高的桃花心木柜里，他通常一次取出一两卷来，摊在一张边角磨圆、专供赏画用的长型矮几上。他说，中国画要居高临下地欣赏，又解释国画的透视法有别于西画。家里上好的画只在你爷爷（我的八弟）和我清灰尘的时候才挂起来，我们会用小鸡毛掸子在宣纸表面轻轻扫过。在所有孩子里，爸爸只准你爷爷和我靠近他的画。我们清理画的时候，他就在我们背后踱来踱去，向我们解说某幅泼墨山水或历史肖像背后天才画家的故事。其中张僧繇的故事我们最爱听，这位梁代名画家特别擅长画龙，可是从来不画眼睛。有一天，张僧繇完成了一幅壮观的龙画，皇帝下诏书命他点上眼睛，他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遵从了圣旨。结果，哎呀，那条龙竟然从纸上飞走了！ 你一定要了解我必须怎么样在爸爸面前应对进退，那是非常讲礼数的。我夏天到你家的时候，看到你和父母相处得十分轻松自在，不拘小节；我小的时候，大人可不是这样教我的。他们教我要尊敬长上，循规蹈矩。 孝道的第一条训诫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换句话说，企图自杀是不孝之举。我告诉你这个，是要让你明白，我在日后过得非常不幸的时候，为什么不能了断自己的性命，因为我必须光耀门楣，自食其力。 第二条训诫是：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一定要禀告父母。一生当中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也必须经过他们许可。再告诉你这个，是要让你了解，我后来在没有知会父母的情况下离婚，是怎样违背了那时候的规矩。 我小时候学到的其他有关孝道的训示，共有二十四个经典范例，你听了大概会哈哈大笑。有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冬天时会躺在双亲床上替他们温床，夏天时会先让蚊子把自己叮个饱。还有一个孝子在他五十岁生日的时候，穿着小娃儿的衣裳跳舞娱亲，觉得这样可能会让父母感到年轻快活。我最喜欢的故事是讲一个孝子的母亲病了，在隆冬时节渴望喝碗笋汤，这孝子就在一片竹园里哭得撕心裂肺，结果眼泪化作绵绵春雨，竹笋竟然为他钻出雪地。 我就是这样被教养成人的，要光耀门楣和尊敬长辈。所以，除非爸爸要求，我从不在他面前出现，而且从不在得到他许可以前离开。除非他先开口对我说话，否则我不会在他面前启齿。他数落我的时候，我就鞠个躬，谢谢他纠正。我也从不用“你”来称呼我父亲，譬如我从不说：“你要不要再来杯茶？”而必须得说：“爸爸要不要再来杯茶？”不过，大半时候，我甚至从来不问爸爸要不要再添茶，我干脆把茶倒好。能事先料到他的心意，才更孝顺。 爸爸是个脾气暴躁、非常挑剔的人，就跟你爷爷一个模子。其实，我所有兄弟当中，你爷爷最像我爸爸。他们都有窄窄的脸孔、高高的颧骨；生气的时候，一样会提高嗓门，或把东西从房间这头丢到那头。可怕哦！这种脾气。 爸爸对食物尤其挑剔得厉害。他有另外的厨房、厨师和伙夫，不和其他张家人共用。祖母、两位伯父和他们的家人平常都把两家的厨房和用人合在一起，而我们家因为爸爸的缘故，单独开伙。早上爸爸吃早饭的时候，厨师、大伙夫、二伙夫会在他面前排成一行，大声禀报他们一早从露天市场买回的最新鲜的青菜和肉类。然后，爸爸就会为全家人当天午饭要吃些什么，做好重要决定。有时候，他没听厨师说些什么，就宣布自己想吃的东西。妈妈说，食物是爸爸早上起床的唯一理由，这是实话；考虑吃食和吃东西这两件事的确让爸爸非常开心。他一谈到吃的，窄窄的脸上那对眼睛简直就要跳起舞来，而他并非老是这么性急。他不是拈着髭尖，就是双手交抱在瘦长的身体前面（他一点儿也不胖），告诉厨师该怎么弄吃的才合他的意思，包括摆在盘里的样子、夹在筷尖上的分量、卷在舌上的触感、嚼在嘴中的声音、吞进喉里的感觉，当然还有尝起来的味道。味道才是最要紧的。有时候，爸爸会亲自进厨房监督厨师做菜，不过大多数时候都叫妈妈监督，就算这样，在中国家庭里也并不常见。伯母她们就从来不进厨房，而且有时候会取笑妈妈花了那么多时间在后面和用人们混在一起。可是爸爸对吃太挑剔了，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太太在不适当的场合露面。再说，妈妈也没吐过半句怨言，她说如果爸爸要她待在厨房，她就得听他的。 妈妈被许配给爸爸的时候才两岁大，那时爸爸甚至还没出生，可是因为双方家里是至交，所以长辈之间决定，如果爸爸生下来是个男孩，就娶妈妈为妻。中国有句著名的俗话说“妻大二，米铺地”，这在我们家一点儿都不假，我们过得非常幸福，吃的东西也多得不得了。 我有两个名字，“幼仪”和“嘉玢”。“嘉玢”是我的学名。“嘉”字笔画很复杂，“玢”字就很简单。“嘉”是排辈用字，我所有的兄弟姐妹和堂兄弟姐妹名字里的头一个字都是“嘉”，有美好、优秀的意思。 爸爸娶妈妈进门后不久，给张家作了个对句，中有“嘉国邦明”四字。意思是“国家美好，国土光明”，借此表达他对中国深厚的忠爱之心。 对句中每一个字都被选作某一辈的排辈用字，像我这一辈的人名字里都有“嘉”字，你爸爸那一辈的人名字里都有“国”字，你这一辈的人名字里都有“邦”字，你们的小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你哥哥的小孩，将来名字里会有“明”字。每逢新的一辈，就采用对句中的下一个字当名字，直到用完为止，然后再从头开始。 因为名字的第一个字已经取好了，所以妥善挑选第二个字很要紧。我父母给长子——也就是我的大哥——挑了“保”字，有保护、监护、安全的意思。大哥肩挑许多责任，他开了一家棉纺厂，老是忙着监督厂务。二哥比较书生气，他不是书读个不停，就是热衷与朋友辩论，他名字里的“森”代表庄严、高贵的意思，倒很适合他。四哥名字的第二个字是“璈”，是一种古代乐器。 我名字里的“玢”字是“玉”的意思。中国人认为，玉是精美、昂贵的东西，代表人类至高无上的美德。玉有九大类，每一类都用不同的汉字来表示。我的名字代表的不是通俗常见、色泽青绿的“碧玉”，而是稀奇罕见、晶莹剔透的“玢玉”。有一次，爸爸旅游归来，带回一只可以捕捉阳光、在他手中微微发亮的别针。那是特意送给我（不是送给我哪个姐妹）的玢玉别针，就是因为我名字的缘故。 “嘉玢”是我的学名，我小名叫“幼仪”，这是我每天都用的名字。“幼”有善良的意思，“仪”表示端庄、正直。不知道是不是名字的缘故，我先后在娘家和婆家总是努力做到进退得体。结果，我有时候觉得我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1900年，也就是我出生那年，一群义和团成员试图围攻驻清朝都城北京的西方使节人员，他们事成后两天就被由美、日、俄三国驻军组成的两万名联军屠杀了。那年二哥张嘉森十四岁。有天下午二哥把一个从前院摘下的瓜剖开，解释这场可怕的大屠杀给我听。我家前院是专留给客人用的，可是墙角恣意生长着一株瓜藤。那天他和我坐在那儿，他说我已经够大，可以了解周遭的世界了。 和四哥比起来，我更喜欢二哥，他虽然心不在焉、满脑子梦想，可是聪明过人。四哥张嘉璈小二哥三岁，却表现得比二哥深思熟虑，头脑冷静很多。他们后来成为我兄弟里面最有名的人物。两人在日本完成学业以后，就回到祖国，开创了不凡的事业。四哥后来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二哥成为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和哲学家。 他们两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在我一生当中给我关怀。二哥经常把我凭自己的力量绝不可能学到的事情解释给我听。四哥为我挑了个博学的丈夫，在我不同的人生阶段里指点我，怎么样在人前有得体的行为举止；他总是关心外人怎么看我。二哥却教我不论外在的行为如何，都要尊重自己内在的感受，这点和家里任何人都不一样。 那天下午在前院的时候，二哥叫我把中国想成那个瓜。我们从别的瓜里挑了个又大、又硬、又绿的果实。他把瓜递给我，我感觉到它在我臂弯中的分量和熟度。然后他从我手上把瓜拿走，用一把刀子切入光滑的表皮，将果实切成差不多的两半；又把较大的那半切断，高高举起，果汁从他的手背滴下来。他说：“这半边是现在被外国人据为己有的中国省份和港口。” 二哥一边用刀背把瓜瓤挖出来，一边说明：清廷把印度让给了法国，缅甸和香港让给了英国，满洲和旅顺港让给了俄国，朝鲜让给了日本。他切给我一片厚厚的瓜肉，说这是那五个已经被迫开放给英国通商的港口，包括厦门、广州、福州、宁波和上海。我们家附近的上海受外国人统治的情况最糟，他们用自己的法律和风俗，支配城中大片地区，牺牲中国人来谋取厚利。 义和团成员主要出身乡下，他们痛恨所有西方人和西方思想，希理将西方思想从中国连根拔起，不留一丝痕迹。已将大部分国土拱手让给了外国人的清朝政府也憎恨洋人。可是慈禧太后和清廷现代化的速度太慢了，虚弱得没法子凭自己的力量对付洋人，所以就在暗中支持义和团，资助他们在偏远的乡下进行团练，以及移师京城的活动。二哥说，这时守旧思想就显现出可悲的一面：打从心底排外的义和团相信，古老的功夫和吐纳方法可以让他们刀枪不入。所以尽管义和团人数和洋兵人数相差无几，他们还是企图以长矛、刀剑而非火器与八国联军一战。最后，义和团溃不成军，两名重要朝臣羞愧自杀，慈禧太后也穿着农人的粗布衣裳，伪装成百姓逃到中国西边，在西安重建宫廷。 二哥说，这些事全发生在我出生那年，他解释了一些我从小就已经感受到，却没办法自行表达清楚的事情。你知道，妈妈说女人家一文不值，阿嬷咒骂我是“外人”“白吃干饭”的时候，一半我听进去了，一半我没听进去。我生在变动的时代，所以我有两副面孔，一副听从旧言论，一副聆听新言论。我有一部分停留在东方，另一部分眺望着西方。我具备女性的内在气质，也拥有男性的气概。 江苏省宝山县1958年划归上海市，1988年与吴淞区合并为宝山区。——编者注 [book_title]第二章 三寸金莲 我的中文名字“邦梅”是由爸那头的家里取的，英文名字“Natasha”则是取自《战争与和平》这本书里的一个人物，因为我比预产期晚了两周出来，妈就在生我之前锲而不舍地读这本书。“邦”代表“国土”的意思，“梅”代表“梅花”。虽然爸告诉过我张家的家谱，说他们的名字都是从祖传的句子中取的，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Natasha”才是我最认同的名字。我很喜欢写这个字，高高耸起的大“N”后面跟着三个小小的“a”。“Natasha”也很好发音。只有家人才叫我“邦梅”，每当我朋友听到这名字，都会放声大笑。 我在家和爸妈讲英语，定期忠实收看电视节目《脱线家族》（The Brady Bunch）和《鹧鸪家庭》（The Partridge Family），闲来无事会玩玩“猴子在中间”（Monkey in the Middle）、“胜利得大奖”（Bring Home the Bacon）和踢球的游戏。我认为自己和学校其他小孩（主要是白人、中产阶层爱尔兰天主教徒，还有意大利裔）一样是美国人。我到我家附近购物中心的冰激凌店，也总是知道该点什么。 我会从友好冰激凌店（Friendly’s）买咖啡口味或薄荷巧克力碎加小糖粒的冰激凌，要不就在31种冰激凌专卖店（Baskin Robbins）来份石板街冰激凌（rocky road）或杯装雅摩卡杏仁富滋（jamoca almond fudge）。 偶尔，当我一手拿着冰激凌，一手握着找给妈的零钱，走回我们的车子时，我会听到一群在街角厮混的青少年以嘲弄的声音喊着“清客”（Chink）、“华仔”（Chinaman）、“Ching chang chong”。 每当遇到这种事情，我真希望从自己生长的镇上消失算了。那些午后，每当想起我有一张和别人长得不一样的脸，我就躲在家中，躲在那高踞街旁小丘的绿色错层房子里。我可以坐在客厅的大窗边，看着其他像蚂蚁或甲虫一般的孩子从下面飞奔而过。 有一回，我和妈、姐姐在购物中心的试衣间里，姐姐穿上一件洋装，然后用沮丧的声音说：“不行，不行，这件不好，看起来太像‘清客’了。”妈听了扬起手，一副要打她的样子（妈从没打过我们）。她太震惊了。接下来，她带着深受创伤的表情转向姐姐说：“不准你再讲这种话。” 可是，我能体会姐姐的感受，我也不希望自己是中国人。 爸是教授，妈是教育家，两人十几岁就在美国念书，把中文当作第二语言。他们外表年轻标致，和我在镇上看到的其他那些驼着肩膀、拖着脚步、一开口就露出一嘴烂牙的开洗衣店和餐馆的中国人不大一样。我的朋友初次见到我爸妈，一定都会带着惊讶的语气评论：“他们不像中国人嘛！”或是：“他们讲话没有口音啊 ！”那时，我就觉得很得意。 在我家车道另一头，有个爸妈还没动手美化的游戏沙场，哥哥、姐姐和我在那儿堆了个小山一般、有壮观的护城河和灌溉系统环绕的大城堡。有时候，我们帮爸在自家的地界边缘栽种枝丫伸展的桧木和紫杉。这时我们会翻动房子四周那片硬邦邦的新英格兰土壤，寻找中国。我在学校听说，我们可以在那儿搭上慢速小船，或是往下挖个洞通到地球的彼端。我常质疑那些故事的真实性，一如脑海深处也总是响起那些故事的声音。我曾假想我们把一块巨石往回拖，露出北京城中一条拥挤大街的情景，那街上挤满了人力车夫和顶着可笑帽子的人。 我老是担心那些中国人接下来会做什么，当他们看到我的大脸从天上的一个大洞盯着他们瞧时，会怎么样？ 你问起我的童年。在中国有个传说，从前月亮上住着两姐妹，她们的哥哥住在太阳上。这对姐妹长得很漂亮，因为地上的人们晚上总是盯着她们看，她们觉得局促不安，就要求哥哥和她们换地方住。哥哥笑着告诉她们，白天的人比晚上还多，所以会有更多只眼睛仰望她们。两姐妹打包票说，她们想好了一个防止大家看她们的计划，于是三人就换了地方，两姐妹住太阳，哥哥住月亮。这样一来，如果有人想看这对姐妹，两位姑娘就立刻用七十二根绣花针，也就是太阳光，刺他们的眼睛。 传说的全部内容是这样，可是有许多讲法，有时候说成那对姐妹从没离开过月亮，有时候又说成太阳是两姐妹唯一的家。我是小时候从阿嬷和妈妈那儿听来这两个说法的。阿嬷在乡下长大，当姑娘的时候在田里干活儿。她把月亮里的姐妹指给我看，我对着她们身上随风飘扬的绫罗裙和小巧玲珑的绣花鞋，惊叹于它们的美丽。妈妈在我三岁那年，做了个改变我一生的勇敢决定，她教我想象那对姐妹住在太阳里的情形，又教我要相信视界以外的真相。 我脑子里的天空都被这两对姐妹填满了。晚上，阿嬷为我脱好衣服，再将早上她替我扎的辫子梳开的时候，我就望着窗外，寻找月亮上的姐妹；知道她们在那儿，就安心睡着了。白天我在后院玩耍的时候，头顶和背上一觉得滚烫，就晓得太阳里的姐妹也在俯视我。因为孩提时代分别听过这两部分的故事，所以两边的情节都记在心里了；我看到了太阳里的姐妹，也看到了月亮里的姐妹。 我三岁那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三日，也就是春节前六天，家里庆祝小年，这天也叫灶神节。虽然我们不是乡下人，可是也为了让相信民间神话的用人如愿而遵守这项习俗。我们一年到头都将灶神像挂在厨房的炉灶上面，每天为他烧香，供奉新鲜水果。灶神节这天，灶神爷会上天庭向玉皇大帝禀奏他掌管的人家的优缺点，为了确保灶神爷替自家说好话，用人就准备美食以示对他的崇敬，而且特地在神像前面的神案上摆上黏糊糊的汤圆，好教他吃了以后，一路闭着嘴巴抵达皇天。 因为这些包了红豆沙的汤圆软软乎乎的，所以有人以为它们也可以把小女孩的脚变软。我小时候，女人都有裹小脚的习俗，西方人叫这些小脚丫子“缠足”，可是中国人取的名字要美得多：从南唐时代李后主的一位宫嫔开了这项传统的先河以后，它们就被叫作“新月”或“莲瓣”。这位擅长舞艺的宫嫔因为长得太美了，皇帝就叫人用金属和珠宝编成一朵比真花大的莲花，连同一座池子送她；又要她以丝帛裹脚，在莲花瓣间跳舞来取悦他。她那优雅的舞步在池水映照下，就好比在云间掠过的新月，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其他女子也开始仿效，把双脚拱成新月那样弯弯的形状。这就是裹脚传统的滥觞。 那缠过的脚有多小、有多美呢？把你的手给我，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小脚的缠法，还有要怎么样轻轻地把脚趾弯到脚底，直碰到脚跟为止。把你的手掌想成脚底，再把手指想成脚趾，看到我怎么样把你的手指和手掌合拢，弄成一个松松的新月形拳头了吗？这就是缠好的脚。缠到后来，你得用脚后跟和趾关节来走路。如果两只脚的形状缠得完美无瑕，你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在脚趾和脚跟之间的凹陷里塞进三根手指头。 我的母亲有双三寸金莲，她每天早上都用干净的布条把脚裹好，到了傍晚再泡在加了香料的清水里。她走路的时候，身子僵直，臀部摇摆，绣花鞋尖会轮流从裙摆下露出。出身乡下的阿嬷，脚大得像个男人。她说，如果我乖乖的，长大后就会像妈妈一样又白又漂亮，就和月亮里的姐妹一个样儿。我头一次看到月亮姐妹，是在中秋节的时候，这是农历八月十五庆祝丰收的节日。那天一家人先品尝月饼和当令的石榴，半夜再起床聚在后院，一边穿着睡衣打战，一边欣赏高挂当空的明亮满月。阿嬷第一次把我包起来放在臂弯的篮子里带出门赏月，是我两岁时候的事。她要我仔细观察月亮周围那团雾气和月亮表面那些模糊的凹痕。她说，那表示月亮姐妹在上头，声音中带着股惊叹的意味，接着我就看到两个身穿熠熠长裙、脚踩玲珑丝履的姑娘飘浮在月中。那天深夜，我闭着双眼，都还感觉得到月亮在我头脑里发出像耀眼的星子一般的光辉，而且梦见那两姐妹从我头上飘过。 我三岁那年的灶神节，阿嬷教我自己吃掉一整颗汤圆。她说，这样有助于把我变软，可是我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明白她的意思。妈妈和阿嬷带着一盆温水和厚厚的白棉布条来到我床边，她们把我的脚泡在水里，再用厚的湿布条绑起来。当布条紧紧在我脚上绕完以后，我看到眼前出现一片红，而且没办法呼吸，觉得自己的两只脚好像缩成了小虫一样。于是我开始尖叫，我以为我要死了。 “你哭什么哭？”阿嬷数落我，“每个小丫头都要缠脚的嘛！” 妈妈说我慢慢会习惯的，她也无可奈何。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她在厨房里摆了张小椅子，这样我白天就可以看厨师做饭，而昨天我还理所当然地在这块地上跑来跑去呢！缠脚那天，我竭尽全力地尖叫，房子里都是我的声音。吃午饭前，爸爸和哥哥们还过来安慰我，下午以后，就只有妈妈和阿嬷在厨房里安抚我的情绪。可我就是没办法静下来。我看到厨师的剁肉刀上上下下闪着光，听着鸡骨头在他又砍又剁之下断裂的声音。一听到那声音，我就尖叫，好像我自己的趾头被弯到脚底的时候断了一样。 缠脚要花好几年功夫，必须慢慢地、小心地把脚骨缠断。一个小姑娘的脚形就算缠得完美无缺，还是得继续缠着，才好维持那形状。她未来的公婆会问：“她缠脚那些年牢骚多不多？”如果牢骚多，他们就会重新考虑要不要把她娶过门，因为她会发牢骚，就表示她不够听话。如果我乖，妈妈和爸爸就会告诉人家，我的双脚是对形状美得不得了的金莲，在经历缠脚痛苦的那几年，性情一直平和温顺。可是如果他们没说实话，每个人都会晓得。灶神爷会告诉玉皇大帝，媒婆会警告我未来的夫家，用人会在镇上其他用人面前说我闲话。宝山县每个人都知道张家。要是我不乖，将来就会没人要，我会嫁不出去，成为张家的耻辱。尽管如此，我还是哭闹。 我一连三天坐在妈妈和阿嬷跟前忍受裹脚仪式：拆掉血淋淋的布条，泡在水里，重新绑紧。可是第四天早上，奇迹发生了：二哥再也受不了我的尖叫，告诉妈妈别再折腾我了。 “把布条拿掉，”他对妈妈说，“她这样太痛了。” 妈妈说：“要是我现在软了心肠，幼仪就会自食苦果，谁要娶她这个大脚婆？” 二哥就说现在再也没人觉得缠脚好看了。妈妈又问二哥一遍，如果她不管我的脚，将来谁要娶我。 二哥接腔：“要是没人娶她，我会照顾她。” 当时二哥才十七岁，可是从小被教导得言而有信，妈妈就动了恻隐之心，把阿嬷叫来帮忙松绑。打从那天起，我再没缠过脚。 “神经病”——阿嬷给妈妈的决定下了这么个评语。即使过了几年以后，慈禧太后通过了一连串禁止缠脚的改革，妈妈也准我两个妹妹长着一双大脚，阿嬷还是替我们的将来操心：谁要讨我们这几个大脚婆？我们真是不三不四，既不能整天待在田里干活儿，做男人的帮手，又不能像闺房里的淑女那样安安静静坐着不动。 不知不觉地，我的脚变成了我的护身符，带着我进入一个崭新、广大、开阔的世界。我在厨房里跟着厨师从砧板绕到炉灶，剥虾壳或做其他琐事的时候，可以轻松地站着。妈妈坐在远离炊火的一张椅子里，懒散地发号施令。我那两只脚的力气，也成了我的挡箭牌，使我免受堂兄弟姐妹的揶揄。他们喊我“小村姑”的时候，我就反唇相讥，然后尽快跑开。在后院追踪甲虫的时候，如果它们想逃跑，我就用脚后跟把它们踩扁。 我十二岁那年，妈妈生下第十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小孩四妹。她生产的时候昏了过去，做医生的爸爸以为我们快要失去她和娃娃了，就把七弟和八弟喊到楼上妈妈的房里，叫他们在一个钵里撒尿，然后直接端到妈妈的鼻子下面。小男孩的尿味重得像阿摩尼亚，妈妈一闻就醒了过来，可是我们都怕得要命。四妹呱呱坠地以后的几年，妈妈身体一直很弱，所以由我帮小娃娃把饭嚼烂，带她出去玩，好让妈妈在屋里静养。 有一天，我在后院和四妹玩耍的时候，不小心把她给摔在地上。她先是一愣，过了几秒才放声大哭。爸爸正巧看到她摔下来，立刻从屋里跑出来，抄起四妹，甩了我一耳光，说我应该小心一点儿，又说我东跑西颠，野得像个乡下丫头。 那是我这辈子爸爸唯一一次打我。他带着四妹回房以后许久，我还待在院中落泪。那天近傍晚时分，身子还很虚弱、几乎从不把便鞋的底子弄脏的妈妈走出屋子，坐在我旁边。她用手擦去我的泪，紧紧搂着我说，要像天上那对姐妹一般自由自在是很难的。没人能看见她们，她说，她抬起半闭的眼睛看着太阳，可是她们就在那儿，在新居里欢欢喜喜地跳舞和嬉戏。 台湾智库版译作《欢乐满人间》。——编者注 侮辱华裔的说法。——编者注 ammonia，氨水。——编者注 [book_title]第三章 福禄寿喜 我阿嬷许妈也和幼仪的阿嬷一样出身乡下，而且我也像爱自己的妈一样爱她。许妈20世纪30年代就受雇于爸当时在上海的家，爸小时候便是由她带大的。现在，她和我们一起住在哈姆登（Hamden）的家里，房间在楼下。因为她的缘故，我们在家讲着好几种话：许妈和爸还有我们几个孩子讲上海话；我们自家人说英语；妈和许妈之间用“国语”，因为妈不会上海话。 每天早上，许妈的穿着和她从小在上海乡间的穿着如出一辙，身上是一件缝着不对称花盘扣的高领套褂，一条七八分长的黑裤子，脚上是一双平底黑便鞋，而且经常挂着一条她一笑得厉害就拉起来遮脸的围裙。许妈的儿子长爸几岁，现在还住在上海市郊的小村里。收到儿子来信时，许妈便坐在角落边哭边用围裙拭泪，人变得安静许多。我讨厌看到信箱里出现那些装在红、白、蓝相间条纹航空信封里的信，那意味着，哭红双眼的许妈一吃完晚饭就会退席，晚上也不会到我们房间给我们讲故事，或是边用宽大的手掌拍着我们的背，边用上海话数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每次许妈一哭，我心里就难过，因为我知道她过过苦日子。爸说，许妈20世纪初出生于上海郊区，快八岁的时候被卖给另一户乡下穷人家，他们把她当作陪伴儿子的童养媳，一直养到两人长大成人结为夫妻。这是付不起聘金的人家确保儿子娶得到乖巧媳妇，好为他们生下子息、继承香火的办法。许妈的丈夫成年以后，变成赌徒和一无是处的酒鬼。他们在她十八岁时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儿子。后来许妈接二连三地怀孕，但被她用剥了皮的桑树嫩枝堕掉了。有两次怀孕她其实把孩子生了下来，但因为生的是女孩，许妈就把她们按到屋外的茅坑里淹死了。她要照料田地，要做饭给婆婆吃，要打扫屋子，还要设法走私食盐多赚些钱，这样的人可没工夫照顾女儿。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省与省之间的食盐交易受到各自省份军阀的管制，像许妈这样富冒险精神的农妇，为了赚取利润，便试图在不同省份之间走私食盐。她会把盐块缝进内衣衬里和外衣的夹层，让自己看起来像个胖女人。如果她被逮到，省里的警察或军阀的侍卫就苦打她一顿，然后把盐抹在绽开的伤口里，让她尝尝教训。 每当我特别替自己难过时，她就会用上海话对我说：“侬看看我受过的苦！”接着便转过身来，撩起她的上衣，让我看她背上的伤痕。 当年许妈发誓，等到她儿子能替他自己和她婆婆烧顿饭，代她履行她对夫家的责任那天，她就要离开村子，为自己谋财富。她就是这么来到张家的。她生下第二个女儿不久，便离开家里，到四伯祖在宝山县办的一家孤儿院应聘当奶妈。 那是1936年，爸的姐姐刚出世，她的英籍家庭女教师雅琪太太（Mrs. Archer）需要一位女佣，我奶奶就告诉了四伯祖。四伯祖于是派用人到孤儿院找个干净诚实，愿意和城里一户有钱人家住的女佣。院里推荐6号用人，但她那个星期碰巧不在，许妈便顶替了她。 “我是6号。”她大声禀报，然后毫不犹豫地跟随四伯祖的用人到了上海。 许妈当了几年雅琪太太的女佣，学会怎样替她放温度适中的洗澡水，怎样用特制的英国指甲钳修剪她的脚指甲。“珍珠港事件”爆发后，1942年，爸的家当时所在的香港被日本人占领。雅琪太太也和其他英国公民一样，被送进集中营。许妈便成为张家的奶妈头儿，我爸出生后就由她带。 “侬争气。”——爸小时候，许妈一再跟他讲这句话，后来又反复对我们这些小孩说，意思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有番作为。据许妈讲，我们都是她这个几乎不能读写的乡下妇人带大的，如果我们长大以后不能成为某号人物，那张家上上下下都会怪罪于她。 当许妈用她那双如土地般又硬又黄的手，把属于中国的一切传递给我时，我怎能不爱中国？我想，许妈的手耕过的田地、煮过的饭菜、搓过的衣服太多太多了，因此她的手掌和指尖带有一种糅合了手本身、洗碗水、土壤、青葱和生姜的特殊气味。那是双无所不能的手：一刀就把鸡剁成两半，在我们家周围那块新英格兰坚土上种出绽放的菊花，毋须参考纸型，就缝出一条裤子或一件裙装。小时候每天放学以后，许妈就把我叫到她房间，试穿一件她用她在附近布庄的零头布箱中发现的碎布为我做的衣服。我床头的一条被子，也是许妈用零零碎碎的材料、颜色大胆的布条缝制而成。 但愿我能像许妈那样为周遭人所接受，或是像她接受自己那样接纳自我。她虽然只会说几句英语，却能和每天早上送牛奶的人开玩笑，或是和妈的朋友交换园艺妙方。我和许妈一块儿出门时，每个人都以为她是我奶奶。当我牵着她的手穿越购物中心的停车场时，就不怕被那些青少年讥笑了，因为许妈和我一起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从没吐过半句话，就算说了，我也不在乎，因为我感觉得到许妈在我身边的力量。与她同行时，我觉得自己站得很稳，不怕掉进那道分隔中国和美国的危险裂缝；单枪匹马时，我就会步履不稳地走在两种文化的边际之间。当其他孩子喊我“清客”，或是用手把脸挤扁，模仿我细细的眼睛和宽宽的鼻子时，我的内心就一个趔趄，坠入那条裂缝之中。在那儿，我站在中国的门墙外，以嘲弄和无知的态度面对它。 虽然我自己尽了力，却依旧无法避开两种文化之间的裂缝。学校的小朋友第一次取笑我最爱的那条长裤，告诉我裤管太短、裤裆太低时，我吃了一惊。那裤子是许妈做给我的，我以为她做的衣服可以保护我，使我免于遭到不友善的批评。后来，我只在家里穿那条裤子，而且会仔细察看许妈做的每件衣服，找出可能的缺点。从我同学的观点看中国，会让我受伤，那意味着我会跌入那道远离我的许妈的缝隙中。 你看，我没有裹小脚，可是对我丈夫来说，我两只脚可以说是缠过的，因为他认为我思想守旧，又没读什么书。我嫁给他的时候才十五岁，这个年纪离开娘家，对一个女性来说，是早了点。可是我刚满七岁那年，家里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我们变穷了。 你是知道的，我们张家人非常好面子。我们坚信中国一句名言“名节是个人第二生命”。这意思是丢了自己的名誉和家里的名声，差不多和丢掉性命一样糟糕。我们年轻的时候，张家人失去了一切，可是从没丢过张家人的名声。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一家人团结一致，紧守着自尊和志气。看别人赢，会学到一些东西；看别人输，学到的更多。我们遭遇的不幸使我们坚强，帮助我们成为今日的我们。明白这点，你就可以明白自己的血脉了。 我先说说轿子吧，它们看起来像有两个扶手和一个靠背、接在长长的竹挑竿上的椅子。有时候，椅子上有间四面挂了帘子、可以保护隐私或遮蔽太阳的小房子。你在轿子里面坐定以后，轿夫就一前一后地把竹竿子扛在肩上，带你到你要去的地方。那竹竿子很有弹性，所以轿夫一肩扛一根来平衡力量，然后脚步轻快地往前跑，轿子就缓和地颠来颠去。我小时候，我们都是乘着轿子四处逛，非常舒服。 宝山的轿夫都习惯聚集在我们家围墙外的一棵大树下，等着赚工钱。比方说，爸爸被急诊病患从家中传唤的时候，用人就跑到树下，雇一顶轿子和两个轿夫。在紧急情况下，爸爸之所以需要三个轿夫，是因为没工夫让轿夫停下来换位置，所以第三个轿夫会跟着轿子跑，等其他两个轿夫当中的一个累了，就把轿子扛到自己肩上。 我可以从一个人坐的轿子辨别出这个人的许多情况。首先是看轿子颜色：朴素的青竹轿是日常乘坐的；以白布覆盖和装饰的轿子是送葬队用的；披着红丝帐的轿子是给婚礼队伍中的新娘子坐的，就像我结婚那天一样。再就是看轿夫人数（通常是两个），它可以显示乘坐人的身份地位。只有大官才可以雇用两个以上的轿夫，这是从前社会被分成士、农、工、商四大阶层的时候传下来的习俗。最高阶层的士大夫为社会提供思想和秩序；第二阶层的农夫耕种土地，给世人供应食物；第三阶层的工匠制造生活所需的工具；最低阶层的商人除了替自己生财以外，什么贡献都没有，就算他们雇得起好几个轿夫，还是不如士大夫受人敬重。 从前上海大部分地区都受外国租界法令的管制，在市中心没人理会老规矩，洋人出门想雇几个轿夫就雇几个轿夫，有时候多到四个。我听说有个叫杨祖卿（原文作Yang Zuqing，此系音译）的中国人也雇了四个轿夫，可怪的是，他们全是洋人。杨祖卿出身上海一个旧家庭，他痛恨上海有外国租界这件事，为了让大家看看中国人在外国管制下所受的屈辱，就雇了四个洋轿夫扛着他周游外国租界。他下轿子的时候，那几个外国佣工还得托着他那件特别缝制、衣裾长达十五英尺的官服。据说，杨祖卿走到哪儿，都是一道奇观。难怪。 张家拥有的那两顶轿子，象征我们家至高的荣誉。当时大多数人家只租轿子用，我们的轿子却是自己的，是清廷任命祖父做知县的时候致赠的礼物。学富五车、大公无私的祖父为官运用的是智慧与逻辑，而且会定时乘坐这两顶轿子入宫。祖父死后，家人就用罩子把轿子罩起来，收在前院的一间小屋里，有特殊大事才派上用场——像大堂哥举行婚礼的时候，那是我出世以前的事了。 爸爸大哥的长子大堂哥，是我这一辈张家成员中最重要的一员，他依序继承了这两顶轿子：当初祖父把轿子送给他的长子，也就是我的大伯，大伯又打算把轿子送给他的长子，我的大堂哥。大堂哥结婚的时候，用红丝喜幛装饰第一顶轿子，然后派到邻省迎接新娘子。第二顶轿子用祖父衙门里敬祖的金丝幛做装饰，载着迎亲队里的大堂哥。 大堂哥娶的新娘子在婚礼前一天坐着红轿子抵达宝山，她带了好多光彩夺目的珠宝来，有玉石、珍珠和祖母绿，是嫁妆的一部分。虽然我没见过这场婚礼，不过大堂嫂把经过都告诉了我，还让我瞄了一眼她的珠宝。她和大堂哥，还有他们的孩子，住我们隔壁房。同住的还有她的父母。通常，一个女人出嫁后，就把娘家抛在脑后了，可是大堂嫂刚嫁到我们家的时候，因为太想念娘家了，大堂哥就答应她让岳父岳母搬过来住。她和她父母白天大都在吸鸦片，摸麻将，自己聊自己的。 现在，你有必要知道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在我们家，并非所有人都是纯血亲关系。爸爸那一辈的三个兄弟当中，只有爸爸是祖母亲生的儿子。其他两个哥哥都是祖父大太太生的，她很早就死了。祖母仅仅是祖父的继室，地位比大太太低，却是当时张家在世的成员里最年长的。她在大伯从旁提供意见的情况下当家做主。 不过，家里每个人都知道祖母最宠爸爸和他的妻小。她不断说妈妈是媳妇里面最能干的，因为她生的十二个孩子当中，有八个是男孩，生男的比率在媳妇里面最高。每次祖母私底下在自己的卧房用餐的时候，总会挑我们家小孩之中的一个（通常是六哥或我）作陪。用人会为她斟上一杯米酒，顺便也给我倒一小杯。若干年后，在上海，我为二哥举行了一次晚宴，来吃饭的周恩来看到我这女子酒量如此之大，还吃了一惊呢！ 1907年，家里出了麻烦。出事的时候，正逢一年当中最喜气洋洋的春节。 我穿着过节的衣裳（一套滑溜溜的红色丝质绣花衣裤，走起路来裤管会沙沙作响），头发紧紧扎成两条教我头皮发痒的辫子。我依照过年的规定，表现得中规中矩。那时候，我们相信天上神明会在旧年的最后一个月和新年的头一个月，监视人间发生的每件事情，然后决定来年要散布什么样的运气福分，即使像被缝衣针扎伤这么单纯的意外（这样一来就损伤了肢体，而肢体是神明的惠赐），也可以决定一个人一年的命运。所以我很高兴，我那个迷信的阿嬷没把我关在闺房里做女红（平常我不能到院子里玩的时候，就要待在闺房做女红），而准我和兄弟姐妹待在一起。偶尔，我会想到厨房帮帮妈妈的忙，小心翼翼不把衣服搞脏。 家里的粮房堆满了米、油和其他年节必需品，这样我们就可以丰丰盛盛迈入新年了。为了过节，房子里也尽量弄得干干净净。我们在前厅悬挂横幅的时候，爸爸就用上面写的四个大字“礼义廉耻”，给兄弟们进行一年一度的庭训，引导他们生活要过得合乎儒家所定的“礼”的规范；一言一行要合乎“义”，也就是正义、正直；于公于私都不贪图或偷窃财物，这是“廉”；还要避免玩弄任何阴险的手段，这是“耻”。那时大多数人家都是张贴写着“福禄寿喜”四个大字的横幅来迎接新年，我们挂的横幅却用了四个不一样的字，作为一个书香门第做人处世的准绳。 庆祝新年的第一天，也就是腊月初八这天，我们三家的厨师集合起来准备腊八粥、特别的青菜和新年的餐品——薏米莲子汤。当我们一大家子挤在大桌前尽情吃喝的时候，大哥一不小心把饭碗摔到地上，碎成了六片。每个人（包括迷信的用人们在内）都吃了一惊，为了安慰大哥，大家坚持说：“没关系，没关系。”你晓得，在年节期间打破饭碗，其实是件挺严重的事。上海话里面“饭碗”这字眼和“势力范围”的意思是差不多的，所以，大哥打破饭碗，等于象征性地破坏了他的势力范围。 大哥是个“儒商”，虽然受完正统中国教育，可是没有遵循传统的路子去当文官。他开了一家棉籽油厂，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理生意。举个例子说，年节期间，他会在年关结束以前把所有账目弄好，同时在腊月十六这天，用大鱼大肉犒劳工人。可是，那一阵子大哥的工厂经营发生困难，这也正是他饭碗摔碎的时候每个人都忧心忡忡的原因。当时大哥手下有几个最优秀的工人被当地一个买办挖走了，在他找人顶替的时候，工厂赔了钱。 虽然后来大哥另外拿了个碗吃饭，可是有个用人小心拾起破碗的碎片放在一边，等着第二天下午拿给来我们家的补碗匠修补。那补碗匠用一根小小的钻子在破瓷碗片上钻进一些小孔，再用细细的金丝把碗锔在一起。当然啦，补好的碗看起来非常滑稽，因为白瓷上面交缠着金丝。不过，大哥从那天起到腊月底，一直是用那个碗。家里只有大堂哥取笑大哥笨手笨脚，他们两人老是处不好。 春节第二天的夜里，我被许多人在房子周围尖叫和奔跑的声音吵醒。我一边摇醒可以一睡就不省人事的大姐，一边从床上冲出去。到了外头，发现全家人都起来了，连大堂嫂和她父母，以及祖母都在。每个人都还穿着睡衣，女眷们披散着头发，在月光下看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她们的脚有一部分没缠好，布条的尾巴都拖在地上了。 原来，大堂嫂的珠宝被偷了！用人点起家里所有的灯笼，池塘对面的邻居也燃亮所有灯笼。他们的用人跑过来说，他们看到一个黑影从我们这合院的屋顶跑过去。当夜，两家的用人好好找了一遍，可是夜贼和珠宝已经不知去向。 珠宝失窃的事大概过了一星期，大哥工厂的生意突然好转。从摔破碗这件事来看，他的势力范围理应遭到破坏，所以他瞬间转运的事情出人意料，而且差不多是个奇迹。当然啦，我们家里是很高兴的。说不定我们这支张家人得到的好运，在甫遭噩运的大堂哥家人看来太多了，也说不定是大哥和大堂哥之间老是磕磕碰碰，原因我不知道，可是事情过后不久，我看到他们家起了疑心的征兆：大堂哥、大堂嫂和她的父母开始在自己的房舍里用饭，而且再也不许小孩和我们一起玩。 有一天，大哥经过大堂哥住处的时候，大堂嫂的母亲恶毒地说：“哦，那个贼来了。” 大哥一听到这批评，就垂下头来没作声，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好运导致家庭失和很丢脸。但是这句诬赖人的话，也被在隔壁我们自己家缝衣服的妈妈听到了，那天晚上，她告诉爸爸，她不愿意再待在一个别人用这种态度批评她孩子的家里。 年关马上就要过去的时候，爸爸走进房间对我和兄弟姐妹宣布：“我们要搬走了。” 为了顾全面子，我们在开年的时候一声不响、匆匆忙忙地离开老家，带着家什搬到一个新的镇上。离开祖母是让人很难过的事，可是她老人家为了维持家庭和谐，留在宝山和两个年纪较长的儿子一起住。我们有好几个月没看到祖母，后来爸爸才开始偶尔带几个孩子回宝山吃饭。他是出于对祖母的爱与敬才回老家的，他不想让她在当地人面前丢人现眼，只要他定期回宝山，至少张家看起来还是和睦融洽的。 大概过了十年以后，珠宝失窃的事情才真相大白。原来，那个贼是祖母厨师的儿子。这厨师是祖母的忠仆，他在无意间听到儿子吹嘘偷东西的事，就当面质问。后来他儿子向祖母认错，结果被从轻发落，关了些日子。过了这么多年以后，他才把解开谜团的关键供了出来：那夜搜查的时候，他把自己藏在了我家的一顶轿子里！当初没有一个用人想过要检查放轿子的小屋，更别说看看轿子里头了。 在我们家的罪名正式被洗刷前的那十年间，我们经历了太多事情：家里钱财尽失；我哥哥在海外求学的时候，生活艰苦；我也不得不在十三岁那年订婚。那些年间，我哥哥凭着个人的成就，逐渐挽回家里的财富和尊严，可是一切已经不同往昔，因为我们再也不能回宝山老家了。 此处或系误记。郑逸梅《从羊角军到轿子》一文中有“杨子京雇西人抬轿”掌故，讲富人杨子京身着特制的一丈八尺长衫，“命四个外国瘪三每人提着长衫下摆的一角，大模大样地在四马路一带兜圈子。……过了一天，他又穿了这件长衫到城里豫园湖心亭喝茶，坐着官派十足的绿呢大轿，仍旧由那四个外国瘪三抬着。……到了豫园下轿，外国瘪三又替他提着衣角，宛如做了一出滑稽戏，看热闹的把马路都塞住了”。见《上海旧话》第6—7页，郑逸梅、徐卓呆编著，上海文化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编者注 [book_title]第四章 嘉国邦明 从一次次的家族聚会里，我反复听到张家人在1949年以前的故事，内容都与他们的成就、家庭和谐，以及才干有关；可是只有幼仪告诉过我“轿子事件”，别人从未提起或传述过这件事，好像那是个见不得人的秘密似的。要是曾经有人跟我分享这故事，我相信我会更了解张家人，而不会把他们的自尊误解为自大，或把他们力求完美的欲望误解为独善其身。我始终好奇自己能不能达到他们的成功标准。 对我来说，我们张家的那些英勇插曲，就像一场鲜活的记忆。从爸或许妈，还有围坐在四姑婆家那张桌子四周的所有亲戚口中传出的故事，一直是栩栩如生。张家人虽然富有，却以不屑与金钱为伍而出名；虽然精明能干，又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却以不屑玩弄政治权谋著称。爸很喜欢提起当年周恩来（那时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共产党方面的联络人，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和外交部长）到他家和国民党员商讨大事，他却跑到露台骑了几个小时三轮车这档子事。20世纪40年代中期，大家认为张宅是立场中立的场所，可以作为两个党派非正式会面，以及尝试讨论意识形态差异的地方。 我爷爷（幼仪的八弟）张嘉铸在20世纪30年代开发出黄豆的一种革新用途，并成立“中国蔬菜公司”。他二哥张嘉森所组织的国家社会党，后来在台湾地区的政坛还占有一席之地。四哥张嘉璈曾领导中国银行。早在我了解“伯祖”这名词是代表血亲的称谓以前，我就知道伯祖们的丰功伟绩了。 即使在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以后，张家人依然表现杰出。就我记忆所及，我爷爷奶奶自60年代末由巴西来美国之后，虽然没再工作过，却在旧金山继续过着出手大方的生活。四伯祖张嘉璈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学校在他过世后，把胡佛研究所的一间阅览室题献给他。二伯祖张嘉森则继续为他创办的中国民主社会党寻求支持。新加坡于1965年独立时，首任总理李光耀还邀请二伯祖到新加坡，协助他成立政府。 虽然我以爷爷和伯祖们为傲，但我不知道自己敢于向他们认同的程度有多少。他们都是张家的男人，而每当张家人谈起几个姑婆，也就是张家的女人时，都是称赞她们婚姻美满，嫁了个博学或富有的丈夫，以及在社交场合中具备文雅的应对技巧。张家女人被评断的标准，显然有别于张家男人。而我担心，这种标准会遗留在我这个从未到过中国的张家第一代华裔美籍女孩身上。 我认为张家人就代表中国人，并未在两者之间划分界线，也未曾发觉有多少事情对张家人而言是具备特殊意义的，譬如他们的尊严、他们的正义感。妈的娘家在中国也很知名，我在耶鲁大学的一个中文老师把她家比作“顺风威士忌”之家，因为他们改良了广受欢迎的茅台烈酒。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初访中国大陆时，就是接受这种酒招待，但是妈家里的人很少像张家人那么爱讨论自家的传统。 虽然我希望自己能像几个伯祖那样功成名就，但爷爷奶奶只有一次在豪华的中餐馆里注意到我“像个小公主”一般坐得又挺又高时，才说过我是“地道的张家人”；再不就是称赞过我那长在“张家真传”脸蛋上的高额头。 张家长辈在与我哥哥说话的时候所表达的意思，显然清楚得多。哥哥小时候很早熟，大家都指望他成就伟大事业。爸妈还是白天要工作的研究生时，爷爷曾到剑桥市的爸妈家探望过一次，他问四岁的哥哥说：“你认识波士顿吗？”哥哥答说认识。 第二天早上，爷爷带着他搭乘地铁到波士顿市中心，他充满期待地看着哥哥说：“好了，你走前边，带我领略下波士顿吧。”哥哥听了，露出狼狈的样子。爷爷说：“我还以为你说你认识波士顿呢！” “我认识呀！”哥哥抬头挺胸说，“是B——O——S——T——O——N。” 当时，爷爷对哥哥真是失望透了。事后，他经常把这故事当笑话讲给哥哥听，在我看来，他的语气中却总是深含哥哥没有达成张家期望的意思。 宝山老家的大合院有两个院子，前面开了四扇大门。“轿子事件”以后，我们搬到南翔一座面积小很多的合院，只有一个院子和两扇大门。可是我立刻就喜欢上新家了，因为后院的池塘中有个不常见的特点：一间船形的小木屋立在几根脚柱上，周围簇拥着莲花。以前这船屋被当作春天喝茶的茶亭，可是我们家小孩太多了，就变成孩子们的房间，其中一间给男孩住，一间给女孩住，还有一间给后来到家里教书的先生住。 搬家的时候，我七岁大。虽然二哥和四哥在日本留学，可是大概还有十七个人（包括大哥和三哥的妻小在内）同处一个屋檐下，所以家里有很多张嘴要喂。我们离开宝山的时候正逢年尾，通常那是老家大肆庆祝的时节，为了迎接丰衣足食的新年，用人们会在瓮里填满金币，在厨房堆满鸭肉、火腿、白米和食油。可是我们到南翔的时候，却一无所有。 搬到新家的第二天或是第三天傍晚，有个穿着粗布棉袍的用人疯狂地敲我们家大门，问爸爸是不是医生。 爸爸说是，那用人就解释说他是从邻近一个合院来的，他主人忽然病倒了，问爸爸能不能原谅他在年节期间登门打扰，到他家给主人看病。爸爸拿起外衣和医药包，就跟着那人出门了。爸爸治病的威力想必是好好发挥了一番，因为几个钟头以后，他回到家里把我们统统喊了出来，得意扬扬地从口袋掏出四块银元！全家人高兴极了，花了两个银元买横幅，留两元在家里准备迎新年。 所以，我们还算幸运地在南翔展开了新生活。所幸我们没离开老家太远，爸爸也就不必都招揽新病人上门。他在家里给大多数病人医病，不过也收起医疗费来了。爸爸离开宝山老家的时候太要强了，并没有要求分家产和租金收入，所以我们被迫自食其力，依靠新收入过活。起初，他觉得要开口向人要钱很难为情，可是那些相信我们家无辜的病人（张家遭窃的新闻很快就传遍当地）都乐于助爸爸一臂之力。在这以前，爸爸从来不必靠自己一个人挣钱来养家糊口。经济上的负担，加上离开母亲和兄长所承受的情绪压力，使他有时候变得易怒和疲累。说实在话，爸爸这段时间在生活上遭遇的困顿，恐怕是后来促成他早逝的原因。无论如何，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搬家后的头几年里，爸爸所保有的尊严。 根据中国传统，我们每年年初要拜见长辈。搬到南翔的头一年，六哥和我跟着妈妈到她父母家拜年。从我们的新家到他们家，大概要花半天的路程，沿途尽是颠簸的乡间小路。我还记得我们穿了什么。六哥和我穿着各自的第一套华丽衣裤，他穿藏青色，我穿大红色。等我们穿不下这两套衣裤以后，就给弟弟妹妹们穿。在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恢复旧观以前，这两套衣服是孩子们穿过的唯一的体面衣服，谁穿着最合身，谁就可以跟着爸爸妈妈去拜访人家。 妈妈的父母为人非常亲切，我喊他们“外公”“外婆”，因为中国人把母系当作“外人”，而从父系追溯血源。外公是个儒家学者，在当地教小男孩念古书，每天花好几个小时静思钻研。外婆依据外公的处事原则，以简朴持家，只穿布衣不穿丝绸，也很少把鸡鸭鱼肉端上桌，只摆上青菜。 爸爸和妈妈双方的父母亲是至交，爸爸没出世以前，两家就约定将来爸爸要娶妈妈。宝山的房子当初就是外公外婆卖给祖父的，所以他们听到我们从这房子搬走的消息，尤其是得知我们搬家的原因时，心里难过极了。外婆安详的态度变得焦躁不安，外公胃里也发出深沉的咕噜声，好像患了严重胃痛似的。 中国人认为惹父母操心是不孝之举，因此，当妈妈告诉外公外婆张家家庭不和，还有我们处境不如从前的时候，我很讶异。但是，没想到他们一面安慰，一面给意见。外公外婆说，妈妈对张家的责任在于弥合当下的嫌隙，而且端出儒家“五常”——仁（慈悲或仁爱）、义（正直或公道）、礼（规矩或端正）、智（智慧）、信（诚实）——力劝妈妈要对诬赖我们的大堂哥，特别是要对忠子心切的祖母行“仁”。 我们在外公外婆家住了三天，回到家以后，妈妈就把这些有智慧的话复述给爸爸听。 爸爸听了严肃地说：“根据孔夫子的讲法，男人是家庭的榜样；推而论之，家庭又是国家和所有百姓的缩影。” 爸爸的意思是说，大堂哥诬赖他的儿子偷东西，等于是诬赖他本人。一个儿子令父亲蒙羞，也就是让他的家庭在众人和国家眼中颜面扫地。可怜的爸爸！ 爸爸是个非常爱国的人，所以才为张家挑了“嘉国邦明”这几个字。他选这些字还有第二层意义，把两个音似形异的字换上去，即成“家国邦民”，那么这句子又有“由家至国再及于人民”的意思。 第二层意义得自传说中的尧帝所写的书。尧于公元前2357年即帝位以后，辉煌统治持续了七十年。据说这位仁君生下来的时候，眉毛上有八种不同的颜色。根据《尧典》的记载，尧帝先教化自己，成为家人模范，使家人都和睦相处；再和家人共同治理自己国内的人民，使民智大开；最后又和这些人民统一天下无数邦国，使所有民众都获得改造，结果是四海升平。当爸爸引述孔子的话，说一个男人是家庭的榜样时，心里一定想到了这观念。想必他一定非常难过，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尽到对家国的责任。 妈妈劝爸爸不要老是抱着这些想法。她说，爸爸应该考虑祖母的感受，此外，或许宽恕大堂哥将使整个张家得以重叙天伦。爸爸装作没听见妈妈的话，摇摇头转身就走。不过，那天晚上他没看书。接下来几天，他待在房里沉思，甚至连饭都在房里吃。最后，他终于出现了。他把家人叫到身边，告诉大家他决定让步，我们要在重大节日回宝山向祖母请安，同时和他的兄长们一起祭祖。除此之外，我们将继续在南翔过自己的日子。 爸爸下定决心，不管家里经济状况如何，他都不会牺牲儿子的教育。所以爸爸用他在我们搬到南翔以后赚到的第一笔钱，聘来一位教书先生，要他和家中的男孩一起住在船屋上。爸爸晓得要为儿子的将来铺路，必备的条件是什么：兼具扎实的儒学底子和现代西学的训练。 从4世纪以来，中国男子就通过国家考试制度的选拔，来填补政府要职空缺。这些考试竞争激烈，省级的年年都有，在京城举办的数年一度。考试的科目通常是诗词和韵文，应试者总有两三千人。在过去的中国，要想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在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就必须熟读儒家经典。结果，许多出身普通地主和商贾家庭的年轻人，也可以进入政府。 不过，后来政府做了一些改革，大家认为这项悠久的考试制度太陈腐了，因此前些年就把它废除了。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最优秀的学子都以公费（甚至私费）送往日本、欧洲或美国，学习西方国家的典章制度。日本之所以也被当作西方国家，是因为它在19、20世纪之交打败了俄国。一个全新的考试制度登场，其中有专为归国留学生而设的考试科目。 爸爸很想让几个儿子先在家里跟着先生完成传统教育，再把他们送进教授西方学科的新式学堂，为将来到国外深造做准备。比方说，二哥和四哥从九岁或十岁起，就到上海广方言馆分别学习德文和法文。我们搬到南翔的时候，四哥正在庆应大学攻读财政和经济学，二哥也在早稻田大学修习法律和政治学。作为日本顶尖大学的学生，两个哥哥可以说已经踏上了在中国政府谋得要职的坦途。 而他之所以希望儿子中西学兼备，是因为中西学彼此有天壤之别。孔子把自己的学说远溯至公元前11世纪的周公时代，他的学说强调人要接受约束，譬如遵循作为社会准则的“三纲”，即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我兄弟上的儒学课程，也包括了我们固守的二十四孝。《孝经》记载了舜帝（公元前2255至公元前2208年统治中国）的事迹，是因为尽管他的父母几次想杀了他，他还是很尊敬他们。 五哥和后来六哥上的新式学堂已经采用不同的课程，其中包括地理、物理之类的科目，还教授“人人平等”“工业进步”“适者生存”这些观念。当初二哥坚决主张我的脚不该被缠起来的时候，就是想到了他所受的西学训练。 那个时候，中国新式学堂的主导者是梁启超，他把君主立宪和其他激进的观念介绍到中国。我还记得五哥和六哥排着队买他的报纸和文集的情形。二哥在日本的时候，就加入了梁启超组织的政党。后来，梁启超又成为我丈夫的老师。 每天早上，妈妈和厨师端着装了早饭空盘子的托盘，穿过船屋踏板回房以后，哥哥弟弟就开始上课，他们四五个人沿着一张长桌子坐成一排。偶尔，要是厨房不需要我们几个女孩帮忙，教书先生也没忙着教男孩们功课的话，我们姐妹就坐在旁边另外一张桌子前面等先生走过来。 我只读了点儿儒家经典里给小孩子念的书，比如前面提过的《孝经》，还有关于道德培养的《小学》。当然啦，我受的训练不如兄弟们那样严格，只是坐在课堂里抄了几遍入门书给先生看。哥哥弟弟们不只要抄书，还要记住《论语》和《中庸》里面的几百行文字。课堂里充满了他们尝试记住课文的朗诵声。当他们希望记住每段文字而匆匆念过课文的时候，朗诵声就变得愈来愈激昂；大家都渴望轮到自己朗诵。先生随时会点名要其中一人起来背书。 哥哥弟弟们也受到爸爸严厉的监督。每天早上爸爸穿衣的时候，会叫其中一人跪在一炷香前背书，一直背到那炷香烧完为止。八弟，也就是你爷爷告诉我，有时候他课文背得不熟，就跪在地上前摇后晃，一边背书，一边用嘴对着香哈气，这样香就会烧得快些。 你们西方小孩玩到五六岁才入学，可是我兄弟大概在四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先生读书了。而且年纪这么小，人家就指望他们的举止像读书人，所以他们不能玩玩具、射箭和娃娃兵，也不应当和某些人混在一起。例如，每次妈妈和朋友聚在一起搓麻将的时候，都会把兄弟们赶到房间外头，连最小的弟弟也一样。她不希望他们迷上赌博。此外，她们说，恐怕读书人会带给她们霉运，因为“读书人”这几个字和“赌输了”是谐音。 虽然哥哥弟弟都具备很好的气质，可是他们都还是孩子，还是好玩。张家还在嘉定的时候，有一回，妈妈经过屋外的厕所，听到吵闹的声音，就从窗户偷看，结果瞧见二哥和四哥趁先生坐着等他们上完厕所回去的时候，在茅坑上摆了块木板，掷骰子赌博。 “你们在那儿搞什么鬼？”妈妈从窗户这头大骂，“多丢人哪！还不马上回去上课！” 二哥和四哥赶紧冲出厕所，站在妈妈面前接受责备，羞得头都抬不起来。那天晚上爸爸回家以后，也大为光火，威吓说要他们第二天早上每人背诵五十首诗作为处罚。当晚，只有祖母插手解救这兄弟俩。 她提醒我父母，就算是最乖的小孩，有时候也难免误入歧途，就像伟大的哲学家孟子小时候一样。据说孟子的母亲注意到儿子在丧礼中玩耍，就把家从墓场附近搬走；后来看到儿子在店铺里荒废光阴，又把家从市场附近迁走；最后住到学校附近，才安下心来。 我不是个有学问的女人。看看我那一手中国字，就知道不是出自读书人的手笔，而且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精通中文和精通英文不一样，如果我有学问的话，我就会用文言文写东西，那和中文口语是截然不同的。 不过，我学到了像为何必须遵从“三纲”这样的简单道理，以及必须对“五尊”（天、地、君、亲、师）怀有敬意。所以我才知道，我丈夫爱上他老师儿子的结婚对象时，是辱没了“五尊”里的“师”。 1946年8月，中国境内的国家社会党与海外的民主宪政党合并成立“中国民主社会党”。——译者注 Cambridge，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所在地。——译者注 原文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编者注 普遍观点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公元7世纪），此前实行的官吏选拔制度包括世袭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编者注 [book_title]第五章 女子的教育 我小时候也听过很多爸和伯祖们求学时代的故事，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交织在一起，让我以为尝尝做学生的苦滋味也不错。爸说，张家不再寄那么多钱给在日本念书的二伯祖和四伯祖后，两兄弟穷得不得不一次只买一本书，读完以后，还给书店，再买另一本；而且他们只买得起一条洗面巾，所以必须剪成两半来用。 我上学以后，虽然买得起任何我喜欢的包书纸，却是班上唯一用牛皮纸袋包课本的人。我的第一条洗脸毛巾，也是一直用到中间破了个洞才换，后来我把它贴在剪贴簿里作纪念，可见张家人自我牺牲的故事有多大的影响力。 爸告诉我，幼仪在20世纪70年代初刚搬到美国时，来过康涅狄格家里一次。事后她写信给住在旧金山的爷爷，为了我们家每个小孩都有自己的书桌和台灯这件事称赞了爸妈一番。当奶奶把幼仪的信读给爸听的时候，他非常得意，也松了口气。 每次我们去探望住在旧金山的爷爷奶奶时，他们都会交给我们一小件功课。有时候是要我们拜谒二伯祖和四伯祖的陵墓，有一次是派我们去中国城中央的一座桥，把刻在桥边围墙几块铜匾上的儒家“五德”抄录下来，我把其中的故事写在我用来画马的簿子里。我们抄写“五德”的时候，有位和爷爷年纪相仿的华裔老先生走过来说：“很好，很好。这是你们必须知道的。” 妈也是教育家，我们总是趁她准备饭菜时在厨房做功课，她会就地取材给我们上一课，譬如讲到烤东西，就做分数加法。 我读初高中的时候，一放学就必须马上回家做功课，这样才可以在妈回到家后、吃晚饭前，问她任何（譬如微积分或几何方面的）问题。妈不会回答的东西，她就去问爸。晚饭过后，他们便要求我再多念点儿书。 有天晚上，妈上楼检查我用功的情形。第二天有微积分大考，为此爸妈已经花了整个星期帮我准备。妈上楼以后，发现我没有为第二天的考试温书，反而在计划要穿什么外出服。 于是她火冒三丈，说：“你哪里有毛病啊？”她对我失望之至，考后几乎整个周末都没和我讲话。 1949年爸的家人离开中国大陆以后，他就住到日本，后来又住在巴西。去国六年之后，他进入长岛一家预备学校就读。身为校内少数华裔之一，他被冀望要有好的表现，结果他和学校唯一的非裔美国人果真以班上最优异的成绩毕业。 高中毕业后，爸进了麻省理工学院。他找了份差事，是在自助餐厅里收集食客用过的餐盘和托盘，然后堆成一摞送去清洗。有几个从香港来的男生曾经把食物倒在托盘上，故意给他弄得里面脏兮兮的。他们知道爸的家人在中国曾是何许人物，说爸只不过是为了好玩装穷。我问爸他被如此对待时做何感想。爸说，他把这整件事当作水过鸭背，不让它影响自己。 但愿我也有这样的适应力。爸妈由衷地相信，中国人如果不比外国人强的话，至少也是和他们平分秋色。每次爸那些耶鲁大学的同事自夸他们是“五月花号”乘客的后裔时，他只是温和地笑笑，一副被美国那尚属年轻的历史逗乐的样子。爸妈把非华裔都叫作“外国人”。 妈告诉我，她来美国以前，曾在杂志上看过外国人的照片，当时她心想：好丑啊！1949年她从中国搭乘“威尔逊总统号”汽轮到美国时，认为身边那些外国人长得硕大、多毛、苍白，活像鬼一样。搭船的头一天晚上，她和家人坐着吃晚饭时，看到邻桌的外国人正在享用蜜桃冰激凌。当时九岁的她和姐妹们听说西方的每样东西都比较大。 于是，她们一边指着隔壁的桌子一边说：“看那几个蛮子吃的大荷包蛋！” 即使听了这些故事，我还是渴望被我那些白人同伴接纳。记得有一天我哭着放学回家，因为学校的小朋友取笑我，尤其是一个名叫道格拉斯的男生。 “ching-chang-chong”——老师一离开教室，道格拉斯就这样大喊。 “ching chong，wing”——他在走廊、餐厅和校园里反复这么唱着。一天里只要老师没看到，他就跑下位子朝我扮鬼脸，用手把眼睛和鼻子捏得扁扁的。 爸教了我一招还嘴的办法，说是可以让道格拉斯永远闭嘴，一声不响地爬着走开。那是我说得出口的最难听的话，难听到我得向自己保证只说一次、下不为例才行。“你只要叫道格拉斯‘你这白种王八蛋’就好啦 ！”爸面色不悦地说。我花了几分钟，才弄明白中文的“王八蛋”翻译成英文就是“狗娘养的”。爸解释说，很多雄龟会在某只雌龟下蛋之后，尚未孵蛋以前，让龟蛋受精。爸认为王八蛋已经够难听了，白种王八蛋是最难听的。可是我马上晓得这种侮辱方式对道格拉斯并不管用。 我从未告诉过爸，我后来并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对付道格拉斯。我也从没告诉过妈，她在我向她大吐苦水时所做的反应，犯了多大的错误。一次，我告诉她学校的小朋友在我经过的时候大唱“ching chong，ching chong”，妈就笑着说：“他们说不定只是想跟你讲讲中文，你应该替他们难过才对。你听，他们连是哪几个字都搞不对。”当我解释他们是在取笑我的时候，妈为难地皱皱眉头说：“依我看，不管他们是什么时候对你讲蠢话，你都应该转过去对他们说，‘我敢打赌，你们只不过希望自己是像我一样的中国人罢了’。” 那个时候，爸妈提供的忠告看起来天真得可以。如今我才顿悟到，他们是以设法引导和保护我为荣。 1909年，二哥和四哥从日本学成归国。四哥接受了邮传部的一份差事，把薪水贡献给家里，也接掌了安排家庭预算的大权。他严肃地跟妈妈提起一桩和家计有关的事情：家里前途未定的孩子太多了。十二个孩子里面，有五男四女还没结婚，四哥建议妈妈应该开始郑重筹划女儿的将来。 于是妈妈把相命婆召来家里，给十四岁的大姐算命。因为她是最大的女儿，所以赶在其他女儿之前把她的婚事订下来很重要。相命婆看了大姐的生辰八字（从大姐的姓名和出生的时、日、月、年得来的八个汉字）。妈妈和大姐跟相命婆谈完出来以后，都面露忧戚之色。大姐泪流满面，匆匆退回闺房。 妈妈平淡地宣布：“大姐要好些年不嫁人，相命婆说她得等到二十五岁才能出阁，要不然丈夫会早死。” 我是二姐，就顶替了大姐论及婚嫁的位次。这就是我成为徐志摩结婚对象的由来。 几年后，也就是1921年，在我已经嫁给徐志摩，而且离开中国到英国与他团聚以后，大姐和我婆婆变得很亲密。当时还待字闺中的她，到乡下和我婆婆一起打发时间，要么带礼物给我婆婆，要么陪她打麻将，再不就讲些上海各色人物的故事给她听。1922年徐志摩同我离婚的时候，大姐二十六岁，还是自由之身。几个月后，我婆婆带着后悔的口气对妈妈说：“我们当初说不定应该娶大小姐的。” 婆婆讲这话并没有恶意。人的命运就是这么奇怪，也许大姐才是应该嫁给徐志摩的人。可是我晓得，要是这样的话，他们两人还是会离婚。第一，徐家不会欣赏大姐随兴花钱的习惯；第二，大姐根本不关心书本和学校教育，而徐志摩要的是有学养的女人。 相命婆给大姐看八字的时候，我大概十岁。在得知自己即将早婚的命运以后，我觉得无忧无虑的日子屈指可数。因为我一旦结婚，就得服侍丈夫的家人和生儿育女。 我想求学，可是妈妈说爸爸不会花钱给女儿读书。爸爸对儿子的前途高瞻远瞩，可是没有足够的金钱操心女儿的教育费。我想，要不是我们家变穷的话，爸爸就不必这么担心八个儿子的教育费，也可能会大方一点儿，给我请个先生，或者让我到我丈夫所爱的女人读的那种一流学校上学。 我的求知欲打哪儿来，我并不清楚。妈妈那个时代的女子，在离开娘家出嫁以前，向来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搬去和丈夫、公婆同住后，孩子就一个接一个地生。女孩子家出外求学，是不可思议的事。有句俗话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因为没读过书的女孩比较顺从夫家。 那个时候，我们家邻居有两个女儿读上海一所新式女校。每天早上，她们在赶火车以前，都先穿上制服：褐色的长裤配上同色无领衬衫。媒婆每年来我们家拜访的时候，都说两个姑娘才貌双全，总会有一个适合张家男孩。可是妈妈听了嫌弃地皱起脸来——她所有衣裳都有遮住脖子的高领子。“这么样把脖子露出来是不可饶恕的。”妈妈声明，“这两个时新女孩绝不能嫁给我儿子。” 我是家里四个女孩当中最在意教育的一个，从很早就是。大姐只在乎怎么讨人欢心和搓麻将，后来染上鸦片瘾。三妹喜欢食物和烹饪，所以她最胖。四妹在我们搬到南翔几年后才出世，现在是服装设计师，把主要心思放在艺术和设计上。在我们家经济状况改善以后，她每天都叫一位裁缝来家里给她做新衣。 我认为我想受教育的欲望，是来自我晓得自己生在变动时代这个事实，而且我非常崇拜二哥和四哥，又是家里第一个没缠脚的女孩。只大我两岁的大姐有双小脚，她对书本和知识完全没耐心。 我丈夫后来爱上的两个女人大概都只小我两岁，可是受的教育比我多得多，她们和我一样也没缠过脚。我想，从我这一辈开始，希望接受教育的女性之所以愈来愈多，是因为西方的风俗民情已为中国所知。 1912年，也就是我十二岁那年，我的小妹出生了。她是第十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小孩，家里需要我照顾她。我虽然默不作声地帮妈妈的忙，替四妹把饭嚼烂，在她玩的时候从一旁看守她，可是心里还是惦记着上学的事。 四妹差不多半岁大的时候，有一天，我在上海《申报》上，发现一所名为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苏州女校刊登的广告。上头说，学生头三年上课，第四年实习，教低年级的学生，毕业时可以领到一张小学师资证书。学校教的是新式西洋学科，顶好的是，一学期只收五银元学费，其中包含食宿费、书本费、零用钱，甚至还有假日往返苏州的火车票钱，便宜得教人不敢相信。我很肯定爸爸会愿意付这笔钱。 于是，我把这想法告诉妈妈。她听到学费的价钱以后，问我的第一件事是，学校制服有没有领子。我告诉她，广告上没提制服的事。妈妈就说，苏州太远了，她不会让我只身离家。苏州位于上海以西大约六十英里的地方，以用特殊石头造景的园林和出美女名闻遐迩。有这么一种说法：皮肤光滑、讲话轻快的苏州姑娘，对男人可以予取予求。 我打定主意要找人陪我一起到苏州，结果总算说服大姐去上学。现在我已经不晓得当初是怎么说服她的了，她是个爱偷懒又对读书没兴趣的人，不过她还是非常同意去上学，反正她还有好长一段时间不会结婚，没有其他打发时间的办法。在得到妈妈许可以后，我去见爸爸，问他愿不愿意为我们付这家学校的学费。 爸爸老说教育女孩太花钱了，可是也没法抱怨这家特别的学校，因为学费太便宜了。送我们进学校，差不多比把我们养在家里省钱，我这么想。爸爸稍作考虑后，同意送我们去苏州。就在大事似成定局的时候，我才得知这家学校要求入学考试。 “我们怎么办？”大姐问我。我们只在家里跟着先生学过一点儿东西，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可是我们非进这家学校不可，这是我们唯一负担得起的学校啊。 当时，我们的两个堂姐（二伯的女儿）已经在学，大姐说她们天资聪颖，说不定可以帮我们考试。 虽然我提议，我们说不定可以一起准备，可她却摇摇头。她上学只是为了陪我，可不想被迫读书。她说，如果没有一个堂姐要帮她考试的话，她一定考不过。 所以，爸爸再回宝山省亲的时候，就请求两位堂姐用大姐和我的名字代考。虽然我到今天仍旧不晓得，他为什么要向自己平日坚守的崇高道德标准让步，不过还是谢天谢地，爸爸退让了，堂姐们也同意了。我告诉大姐，我们至少应该尝试凭自己的能力通过考试，于是她和我也去应考了，不过用的是堂姐的名字。这么一来，要是考不过的话，也无伤大雅。 结果我们四人统统过关啦！大姐大笑起来，说她大部分答案都是猜的，我却大大松了口气。 后来，堂姐把她们的名字和名下得分让给我们在考试以后遇到的两个女孩。她们没有过关，所以非常感谢陌生人这样帮忙。我始终没弄清楚她们怎么应付在学校冒名顶替的事。 我们离家那天早上，妈妈哭着差遣一个用人把我和大姐送上开往苏州的火车。到了校园，大姐就发起牢骚。 “地方这么大，”她说，她是裹脚的，“我怎么在这儿走动啊！” 大姐和我被安置在宿舍二楼的一间寝室，另外有四个女生和我们同寝室，其中三个人也和大姐一样裹小脚。她们四个老是埋怨校园太大，而我觉得校园其实很小。校内只有三栋建筑：宿舍、教室和餐厅。三餐吃得很简单，每餐都是在一张圆桌子中间摆上四五盘菜和一大碗白饭，十个同学一起坐在桌前用膳。大姐说，爸爸绝不会把学校这些厨子请到家里。她老是写信要妈妈寄吃的来，而我是有什么吃什么，因为我不想糟蹋爸爸每学期付的那五块银元。尽管学费这么低廉，我们还是有校服，大家把像围裙一样的蓝罩衫套在平常穿的衣服外头。我写信告诉妈妈，我们的脖子是遮着的，她看了很高兴。 学校大概有四十个女生，很多人都缠脚。她们大多数至少长我三岁，我才十二岁。我们上的课有地理、算学、历史和文学。老师都是男的，上课的时候拿着戒尺在教室里大步走来走去。他们虽然不打我们，可是每次一有学生背错课文，就用戒尺敲打课桌。我很用功，全校只有另外一个学生和我一样拼命，她也有一双没缠的脚。有一次她对我说，我们学校的学费太便宜了，所以老师必须宽待学生，要不然学生会走掉。 学校的课是早上八点开始，我们七点起床，整理床铺，穿上校服，匆匆忙忙吃早饭，穿过小小的校园走到教室，在老师到达以前预习功课。我总是替大姐拿书，而且想办法配合她碎碎的步子。看大姐走得这么痛苦，我就难过；可是她很多方面都过得比我轻松，因为老师对她比较宽宏大量。虽然我不明白原因，可是学校老师好像对缠了脚的女生不那么严格。大概是他们认为这些女孩观念守旧，没有学习能力吧。 大姐虽然聪明，可是从不读书。她好像老在替朋友做东做西，甚至清洗或是缝补她们的衣服，而不是看着课本。每次她在课堂上答错问题，老师都说：“哦，没关系。”可是，如果我答错了，老师就会敲着戒尺说：“怎么会是这答案？” 大姐跟我太不一样了。她从不担心将来，而我总是想到明天，而且认为功课和游戏一样重要。我离婚以后不久，大姐终于结婚了，她挑了个家庭背景不稳、完全没读过书的阔少爷做对象。当时我住在德国，写信告诉她，这不是个好主意，要是钱花光了，就什么也没的依靠了；她说他的钱多得永远都花不完（他家在上海拥有很多商业地皮和一家戏院）。后来他们大概过了十五年好日子。大姐生了个健康的儿子。她的丈夫不赌钱。他把一堆地契收在靠墙而立的大衣柜顶上，每个月租金一进来，就把成袋成袋的现金扔到柜子里。 1937或1938年的一天，大姐跑来见我。那时我担任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在银行最后头的地方，有张可以综观全局的办公桌。大姐用她那双小脚蹒跚地穿过整间办公室，泪眼涔涔地坐在我面前，说早先她不敢告诉我，她丈夫去年像疯子一样狂赌不休，玩的是一种用三十二张骨牌做赌具，名叫“推牌九”的消遣。起初他还赢钱，可是现在开始输钱了。每次他一赌输，就到衣柜拖出一袋钱，丢到赌桌上再开一局。她和儿子都阻止不了他。家里的钱已经教他花光了，他就开始拿柜顶的那些地契。有个相命士告诉过她，等到最后一张地契也去了的时候，她丈夫就会死掉。 大姐希望我从他手上把地契要来，存在银行保险箱里。平时我是不会介入这种事情的，可是打从我们一起上学的时候起，我就习惯对大姐有所照顾，而且我一向担心她丈夫，始终认为他不适合她。 于是我去找大姐夫，告诉他我要衣柜上面剩下的那些地契。他不肯给，说他需要用这些地契来支付姨太太女儿的教育费。虽然我并不相信他，可还是点点头，假装信以为真。一个星期以后，我又回去找他，骗他说我已经替他女儿付了学费。 “至少给我一张地契，”我坚持说，“那是最后一张地契，你不可以动用，我要放在我银行里。” 他并没有查证我编的故事是否属实，就给了我一张地契。但几个月后，他出现在银行，看起来又憔悴又虚弱。“我非要最后那张地契不可。”他说。我知道他不达目的是不会离开银行的。最后，我把地契给了他。谁能和这么一个扬言要自尽的人争辩呢？事后不久，他就在睡梦中死去了，正如替大姐算命的人预测的结果。这么说的话，谁知道呢，或许大姐的命运还不如我吧。 侮辱华裔的说法。——编者注 原文如此。实际上八字的得出与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有关，与姓名无关。——编者注 约合97公里。——编者注 [book_title]第六章 腊雪寒梅 我十一岁的时候（早在我与男孩约会或亲吻之前），曾经梦见一名留着棕色卷发的年轻白人走进我房间。 他大步走向我坐的躺椅，拥我入怀，以柔软丰润的吻环抱着我。我把自己交付给他，热烈地回吻。接着，心里起了某些变化。我鼓起全副自制力，坚定地将他推向房门。 “不行，我非嫁给华人不可。”我说。 梦醒之时，我两颊泛红，神智大清。此后，脑际再三萦绕着与那白人亲吻的一幕，那让我抛开一切、获得解放的一刻。与他拥吻是多么令人心旷神怡啊！我十一岁的想象世界从未经历过这样的自由和喜乐。虽然我并未停驻在梦境的另外一面，而是把那男子推开，却已然感受到那种冲突。 我一向认为爸妈十分新潮，他们的朋友都不是华人，说起英语字正腔圆。可是，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却从他们身上接收到我应该设法嫁给华人的讯息。 每当我欣赏家中一些字画，或是温柔地拭去客厅里几件东方家具上的灰尘时，爸就会说：“等有一天你妈和我都去了，这件东西就给你……如果你嫁给华人的话。”他进一步解释混血和纯正血统的问题，把人说得像狗一样。为了继承张家血统，生出纯正的华裔小孩，我非嫁给华人不可。 每次爸讲到血统和种族纯净的事情，妈就会不自在地咯咯笑，安慰道：“别听你爸的，你爱谁就嫁谁吧！” 不过，妈可从来没说过我们家小孩“不应该”和华人结婚。我相信她期望看到两全其美的结局：我们的结婚对象既是我们所爱之人，又正好是华人。我们，指的是我哥哥和我本人，姐姐自从早年迷上《无敌金刚》（The Six Million Dollar Man）中的大明星李·梅杰斯（Lee Majors）和其他美国演员之后，就把自己排除在非华人不嫁的行列之外了。 “她真是没指望喽。”爸对于姐姐嫁给华人的可能性下了这样的评语。所以，家里两个女孩当中，就剩我能继承张家血统，生下纯正的中国小孩，不让我们的血统和任何非华裔人士相混。 爸妈总是说，“价值观接近”是维系他们婚姻的关键。我在成长的过程中，从未真正了解他们说这话的意思。就我所知，爸妈之间的差异颇大。虽然两人都才智双全，但是爸处理问题的方法是慢条斯理、深思熟虑，妈却是速战速决、全凭直觉。爸生起气来好像掀起一阵狂风骤雨，十分钟后就忘了；妈却会生上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的闷气。爸来自香港和上海这两大都市，妈出身于中国西部多山的省份贵州，那儿以穷苦和落后著称。由于贵州本地不产盐，所以上海人喜欢开玩笑说：“贵州佬非得在桌上吊块盐巴不可，边吃饭边看，咂摸滋味儿。” 纵然有种种差异，他们还是深切分享彼此的价值观，并在教育我们的过程中，把他们的价值观传递给我们。举例来说，为了教导我们守纪律，了解时间的重要性，以及精益求精带来的好处，爸妈要我们每天练乐器——我和哥哥弹钢琴，姐姐拉小提琴。一星期每练一小时乐器，就可看半个钟头电视。有客人来访时，爸妈就要求我们表演给他们看。 爸有个生活理论，那就是每件事情都会依循往例进行，碰到某些关键时刻才会出现例外，如果没有适当运用这些时刻，或在这些时刻做明智的抉择，那个转捩点就会一去不复返了。这理论可以应用于规划职业生涯，追寻精神生活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应用于择偶。所以，就算我把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和肖恩·康纳利（Sean Connery）当作梦中情人（而且暗中喜欢他们的体毛），我始终认为，当那关键时刻来临之际，我还是会做正确选择。我会把不是华人的那个家伙推开说：“不行，我非嫁给华人不可。” 虽然我的确想嫁给华人——目的在于做个乖女孩，尊重父母的愿望——但我在开始约会的时候，并未限制自己只与华人交往。我二十一岁那年深深爱上一位非华裔男子，可是，当我与他断绝关系，并用梦中那几个字宣告“我要嫁给华人，好让我父亲高兴”的时候，连自己都大吃一惊。 虽然从来没有人（包括爸在内）这么要求过我，但我对这种期望的感受太强烈了，以至真的以为如果我做了牺牲，我就会变成更坚强、更幸福、更满足的人。然而，我却觉得自己被撕裂成两半，比过去更不确定自己可以找谁来爱。 我头一次听到我丈夫的名字，是在十三岁那年。爸爸妈妈在我放假从学校回家的时候，把我叫到客厅，交给我一只小小的银质相片盒。 “这是做什么用的？”我想知道。 他们说，看看他的相片。我打开盒子，瞧见一张年轻人的照片，他的头大大的，下巴尖尖的，还戴了副圆圆的金丝边眼镜。 爸爸想知道我对照片里那个人的看法。 我一言不发地盖上盒子。自从大姐算过命以后，家人一直期待这一刻的来临。我转向爸爸，小心翼翼地回答：“我没意见。” 根据中国当时的传统，情况就是如此：我要嫁给家人为我相中的男人。 他叫徐志摩，是四哥帮我发掘他的。四哥在担任浙江都督秘书的时候，有一部分公务是视察当地学校。几个星期以前，他到杭州府中学堂视察的时候，对其中一个学生的作文印象极为深刻。这篇文章题为《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将梁启超的文笔模仿得惟妙惟肖。梁启超是当时中国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也是二哥的朋友兼同僚。四哥后来告诉我，他翻过数百份模拟梁启超文章的学生作品，但此前没有一篇捕捉到他文字间那种优雅的文白夹杂风格。 这位年轻作者的书法也透露出不凡的才气。四哥细看他写的每个字形，留意到字“骨”——也就是笔法的劲道，或是毛笔每写一画、一钩、一折时在纸上所用的力量——显示出他有坚定的目的和方向；“字”气——也就是字的自然神韵，这种神韵只有在一个人受过几年书法训练以后，适时摒弃所学才能达到——表达出他的眼光和操守。 四哥打听了这位文章如此令他难忘的年轻学子的来历，得知他是当地一个有钱好人家的独生子。四哥无须知道更多，当天晚上就寄了封署本名张嘉璈的介绍信给徐家的当家，提议徐志摩与我成亲。信寄出去没多久，徐志摩的父亲就亲自回了封短笺，同意了这门亲事，因为四哥在当地已经博得声望，而且恢复了我们家家境富裕、受人敬重的名声。徐志摩父亲的短笺写得很简单：“我徐申如有幸以张嘉璈之妹为媳。”这就是徐志摩和我订婚的由来。 我和徐志摩结完婚，在婆家住了几年以后，有个用人告诉我徐志摩第一次看我照片的情形。他把嘴角往下一撇，用嫌弃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 所以呀，他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我。可是就算后来他思想变新了，他还是不敢反抗传统。所以，他听从父命与我结婚。 那时候在中国，父母为我们挑什么对象，我们就和什么对象结婚，这是孝顺的另外一种表现，说不定也是最极端的表现：循规蹈矩的年轻男女为了表示完全服从，就依父母的愿望互订终身，直到结婚之日才彼此相见。《礼记》记载：“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 这种婚姻并不表示夫妻之间没有爱情，他们的爱情是婚后才来的。先对公婆、夫家和配偶尽义务，爱情就会跟着来。 你可能会认为你们两方那种两个人互相挑选的“自由恋爱”传统，才是比较聪明的交友方式，可是我不同意这看法，因为年轻人会失去理智。我认为时下你们这些年轻人一开始花太长的时间认识对方的一切，一直搞到没办法把对方的优缺点分开，然后又决定不结婚，这就是“自由恋爱”的问题。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嘛！ 中国人是这样，父母心里惦记着儿女的最大福祉。比方说，我父母把替我挑选丈夫的责任托付给四哥，我也信任四哥的决定。我想，这个责任平常是落在大哥身上，可是自从珠宝失窃事件以后，他意志极为消沉而求助于鸦片，结果大家不放心他做同辈的主事，所以这件工作才落到四哥头上。四哥替我物色丈夫的方法很普通。我们不必知道徐志摩的身高，或是他家有二十个还是一百个用人，只需要晓得他家的声望、他的受教育程度，还有他的性情。这三件事必须调查。要知道的就是这些。 举个例子讲，你爸爸1961年决定娶你妈妈的时候，我们张家没有半个人认识她。那时候，八弟，也就是你爷爷，住在巴西，也从没见过儿子的结婚对象。他只知道儿子的未婚妻在大学里念生物，并且出身贵州的华姓家庭。这家以改进茅台酒而知名，那正是我们小时候祖母常喝的酒。八弟还晓得儿子未婚妻的父亲在纽约联合国任职。所以，他知道的是她家的名声和她的受教育程度，还必须打电话问我她的性情如何。我是第一个和你妈妈，还有她家人见面的张家成员。有一年夏天，他们离家到香港观光，当时我还住那里，就在太平山顶附近的家里招待他们，仔细观察你妈妈的举止、坐相、倒茶的姿势，还有跟我和她父母应对的方式。她嘴巴很甜，脾气也很温和，我把这心得向八弟报告之后，他很满意。 大家都称我是家庭密探，因为我认识很多人，而且总是尽可能想办法发掘与其家庭有关的事情。我孙女就是通过我和她丈夫认识的，我和他那个风姿绰约的妈妈打过麻将，所以我知道他俩是天造一对、地设一双。你爸妈的婚姻也很稳固。如果你或是你哥哥、姐姐想见什么人或认识什么人的话，就来问我。好姻缘是很难凭自己的力量找到的。 在家人考虑正式为我和徐志摩订婚以前，得先找个相命的人来家里合我们的八字，看看我们是不是相配。我坐在妈妈和相命婆中间，忐忑不安地等着聆听我和徐志摩未来的命运。 相命婆盯着她的相命图。 “我喜欢这家人，”她说，“是非常好的人家。” 她端详着那张相命图，开始给妈妈解说出生年份里的玄机。徐志摩生于1896年，比我大四岁，生肖属猴。唐朝有位皇帝派唐僧到印度取佛经的时候，挑了孙悟空这只猴子同行，好完成这项重大任务。这迷人又逗趣的猴子，是第一个被佛教徒崇奉为神的动物。可是相命婆说，猴子也可能变得狡猾和丑恶。 我的生肖是鼠，象征勤劳与富足。老鼠是专捡烂东西的动物，它们会寻找、获得、囤积丰富的食物。不过，老鼠也可能出现胆小和吝啬的行为。 相命婆深吸一口气，直截了当地向妈妈说明。“我必须告诉你的是，属鼠的和属猴的人在这门亲事里不配。”她宣称，“要是你女儿属狗就好多了，狗是忠实的象征。” 妈妈不安地说：“我这两个最大的女儿，老大要到二十五岁才能结婚，老二又和男方不配。” 我差点儿听不下去她们两人的谈话。我想知道出了什么岔子，但不敢打扰妈妈和相命婆。是我哪里有问题吗？还是徐志摩哪里有毛病？相命婆说我们不配，是什么意思？ 妈妈摇摇头，差点失去耐心地看着我说：“我们怎么办哪？你们当中总有一人非赶快嫁掉不可。” 妈妈沉默良久以后，才耸耸肩膀，摆出一副认命的样子说：“我们得做我们该做的事。”结果相命婆把我的生肖从鼠改成狗，生年也从1900年改成1898年，然后宣布这门亲事是天作之合。我家人把这消息送到徐家，略而不提我的生肖被篡改的事。一个星期以后，徐家把象征婚姻坚贞不渝的一对鸳鸯送到我家门口，家人接受了这份礼。这就是正式订婚了。 围绕在我婚姻中的不幸，是我这一生的一大未解之谜。我始终纳闷，那个相命婆在把我的生肖改成狗以前，到底从相命图上看到了什么噩运？她事前就知道我们会离婚吗？而且我从来都没搞懂，为什么相命婆帮大姐算命的时候，妈妈听了她的话，轮到给我算命的时候，妈妈就没听，难道她认为我嫁给一个不适合的对象没关系？徐志摩和我不顾相命婆的不祥预测而结婚，是命运使然吗？ 我不敢说人逃脱得了命运。看看我大姐的遭遇吧。谁晓得呢？说不定她的相命图上有个阴魂不散的鬼呢。 妈妈又单独向相命婆请教过一次意见以后，结婚日期就定在一年半以后，也就是1915年11月。根据中国传统，徐志摩和我要到那天才会第一次见面。 徐家希望等到徐志摩中学毕业以后再举行婚礼。我还有一年半才毕业，然后要再等一年，才会拿到小学师资证书。可是徐家和我父母都不把我上学的事放在心上。我父母告诉我马上退学准备婚礼的时候，徐家也没表示任何意见。 “女孩子家读不读书无所谓。”他们说，“女孩子家活着就是为了结婚，你得留在家里准备接受命运的安排。” 我喜欢学校，而且我知道徐志摩很有学问，所以我想把书念到我结婚那天为止。我花了好长的时间才说服我父母让我再回学校一年。他们答应我回去的主要理由，是让大姐在二十五岁生日以前（还有些年头）有事情可忙；而且除非我也上学，否则大姐不愿意去学校。 在定亲之后、结婚以前，我又回学校上了一整年的课，不幸的是，老师变得懒得管我，要是我答错问题，也不想费心纠正我。我记得，连教学严格、一度把我视为得意门生之一的算学老师，和我说起话来都是一副教我什么都无所谓的调调。他晓得我会很快离开学校。因为学生们总是订婚以后就退学了，我是极少数几个订了婚还返校读书的人之一。我想，许多女孩会被送到我们学校，只是为了让家人可以说他们的女儿读过书、受过教育罢了。事实上，同学里没有一个继续完成学业变成老师的。我们都嫁人去了。 我9月离开学校回到家里，距我结婚的日子还有两个月时间。自从四哥由日本回国以后，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虽然我不认为我有必要这么早结婚，可是因为程序差不多在一年以前就已经展开，所以想躲也躲不掉了。 六哥被派去欧洲监督嫁妆的采购。四哥断定，红木或是乌木制的中式家具做我的嫁妆还不够。当时上海最有钱的中国人，也就是那些与通商港埠的外国人打交道而致富的人，家里和办公室都有西式家具。六哥带回来的一些家具，看起来好像直接从专门介绍洋货风尚的杂志上面跑出来的一样，包括一张鼓鼓的沙发，一张带垫脚凳的扶手椅，一座玻璃陈列柜，还有一张带五个大抽屉、尺寸适合高大西方人的橱柜。 我的嫁妆体积大到我没法子带着整批东西到硖石。事实上，里头的家具多到连一列火车都塞不进去，结果六哥不得不从上海用驳船送过去。运送嫁妆是件艰巨的工作。家具一到硖石，还得一件件搬着穿过镇上的大街，目的是炫耀徐家新娘的财产。六哥雇了几名特别的差役负责搬运。他们在箱子里摆满刺绣亚麻织品，在玻璃柜里放满精致瓷器，给餐桌铺上上等亚麻桌布，又摆上双人份的碗、盘、茶杯、汤匙、筷子，甚至还放了一只插着一朵红花的花瓶。然后，他们用最好的红丝绸把精致的餐具绑在桌上，好让搬运工抬着这些依照徐志摩和我将来使用方式布置的嫁妆穿过大街。 硖石从没发生过这种规模的大事，我的嫁妆从驳船搬出来的时候，镇上的人都排列在街道两旁啧啧称奇。六哥一路上跟着家具走。他是第一个踏上硖石的张家人，一到那儿就寄了封信告诉爸爸妈妈，说徐家是“猪群里的一头牛”。意思是，徐家的确有钱，而且受镇民尊敬。我们也大大舒了口气。曾经我们唯一确知的是：徐志摩写了篇好文章。 六哥回南翔以后，我们对我未来的婆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徐家在硖石住了好几代，我未来的公公是个极为成功的企业家，镇上的人都称他“硖石巨子”，因为他好像什么生意都做。他有一座发电厂、一个梅酱厂、一间丝绸庄，在上海还有一家小钱庄，又是硖石商会会长。跟我们家不一样，徐家从没碰到过经济上的困窘。 至于我未来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六哥目光炯炯地说，他才气纵横，前途无量。 徐志摩从四岁起就开始跟着一位私聘名师学古文，而且很早就表现出在这方面可堪造就。他十一岁进入一所教授西洋学科的新式中学就读，同学都叫他“神童”，他也因优异的学业成绩当上班长。 六哥说，徐志摩的志向和气魄都不同凡响。他十五岁的时候已俨然是个成人学者，用人都毕恭毕敬地喊他“少爷”，也就是他们的“小主人”。他从杭州府中毕业后，他父母希望他到北京读几年大学，再到国外深造，以备将来回国后到政府或他父亲待的金融界谋出路。 当然，我很高兴听到这消息。我以为自己嫁了个和我哥哥一样思想先进却不失传统，拥有一套坚定价值观的男子。我期许他负笈海外，回国以后在政府部门里谋得一官半职，光宗耀祖。 我本来应该跟着和嫁妆规模一样盛大的送亲队伍到硖石，可是六哥认为那样太危险。镇上的人为了看一看、摸一摸嫁妆里的家具和瓷器，互相推来挤去，差点把那些东西给掀了。一向务实的爸爸和四哥决定，我应该舍弃在硖石仪式性的登场，毫不声张地先一步抵达硖石。所以，婚礼前三天，我就登上开往硖石的火车，一副只是离开去度个短假的模样。 我穿上平日穿着的衣服，和一位已婚的堂姐同行，不过还是难掩当新娘子的兴奋之情。我新家所在的硖石，地名的意思是“多石的峡谷”，坐落在浙江省的东山和西山之间。浙江是中国面积最小的一省，也是人口最为稠密、人民最为富庶的省份之一，又是著名的龙井茶之乡。据说，这驰名的山中胜地出产的纯净矿泉水，沸点比常规高出几度，可以将当地种植的龙井茶叶冲泡出最甘美的味道。 我从火车车窗向外凝望，想把这趟旅程烙印在记忆深处。水稻梯田和头戴斗笠的农夫向着在褐色和紫色阴影中起伏的麦田和棉田退去。铁路两旁桑树夹道，从叶隙望去，天空看起来斑斑点点的；树下有灵巧的年轻姑娘将桑叶采下喂蚕。我把头伸出窗外，惊讶地看到豆苗和瓜藤沿着铁轨旁的斜堤生长。11月的空气给人清新干净的感觉，横卧在我面前的乡野景致美不胜收。 一到硖石，我们就看见一大群镇民倚在火车站的大门前。由于婚期非常近了，他们已经开始日夜不休地守候着我。堂姐与我飞奔到离我们最近的一顶普通绿轿子前面，悄悄告诉前头的轿夫我们的目的地——徐家为新娘家人租下的房子。他显然已经从我们说的目的地知道我们是谁了，不管怎样，他没有多说什么，就飞快上路了。 镇民都期待我乘着花轿抵达，这种专给原配夫人坐的轿子，外面罩着红缎，还挂着绣有蝴蝶（代表婚姻幸福）、鸳鸯（代表婚姻坚贞）、蝙蝠（代表福气，因为“蝠”与“福”谐音）等图样的厚帘子。 可是，我把我坐的那顶普通绿轿的小帘子拉到边上的时候，却看到一小群镇民跟在轿夫身边慢跑。 其中有几个人坚持说：“是她！” 其他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可是，这不是红轿子啊！” “说不定她想骗骗我们。”又有人讲。不管怎样，他们统统从火车站跟着我们。这就是我要搬去住的那种小镇，镇上的人是那群猪，而我夫家是那头牛。 堂姐和我在预留给新娘家人住的房子里过夜，除了徐家用人以外，就只有我们两人。第二天下午，也就是婚礼举行前两天，我家人也到了硖石。这下子，屋里就非常拥挤了。 依据传统，新娘家人在婚礼前一天晚上要请新郎吃晚饭。我家的人（不包括我）会在席间给新郎最后的首肯。当天爸爸妈妈待在楼上休息，派哥哥们代表他们出席。二哥正在柏林求学，所以由四哥和六哥充当主人出面邀请徐志摩。 时间渐渐拉近，堂姐和我躲在楼梯顶端的扶栏后面，第一次偷窥徐志摩。以前我们只看过他的照片，又听说过假冒新郎身份的事情，所以我想好了最坏的情况。 我跟堂姐讲：“要是他缺只眼睛、缺条腿的话，我就不嫁他，我会逃得远远的。” 徐志摩到达前门的时候，我身子往前一靠，把他和从照片上见到的模样比了一比。他本人看起来比较瘦小，而且有点弱不禁风的味道。 “你觉得怎么样啊？”堂姐悄悄说，“你觉得他长得好看吗？” 我不知道什么叫作英俊，就回答说：“他有两只眼睛两条腿，所以不算太丑。” 那天晚上，我们没再见到徐志摩，因为他消失在饭厅里了。不过，用完饭后，我见到了我哥哥。那顿晚饭显然早早就结束了，因为徐志摩太过紧张，没和他们一道把饭吃完。几个哥哥都说喜欢他，我知道这是肺腑之言。四哥总算和那篇精彩文章的作者碰面了，而且对他的选择好像非常满意又得意。 你结婚那天会穿上白纱礼服，因为白色是西方新娘的代表色。在中国，白色只在吊丧的时候穿，新娘一向穿红色。我在婚礼中穿的是粉红色礼服，红白混合，因为徐志摩说过，他要一个新式的新娘。那件礼服有好多层纱裙，最外面一层粉纱上绣了几条金龙；我还戴了顶头冠。依照礼俗，徐志摩要在婚礼进行的时候，在离我一步的地方掀起我那沉重的盖头，而不是等入了洞房以后才私底下揭开。 堂姐把我的头发盘成三个小小的圆髻，排成三朵花的样子，然后仔细地在我脸上扑上白粉和胭脂。她那双冰凉的手碰到我皮肤的时候，我觉得酥酥麻麻的。我从没试过把外表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所以就好奇地由着她在我脸上涂抹、钳镊、描画、拉扯。才过了一个钟头，堂姐就宣布我好比“腊雪中的一朵寒梅”。我差点儿认不出镜中的自己，于是我对着镜子张开涂了朱砂的嘴唇，又抬起描画得弧度完美的眉毛。 “不行，不行。”堂姐纠正我说，“你一定要表现得含蓄庄重。”她指点我收敛目光，在整个婚礼进行期间不要直视任何人，也不要露出笑容。 妈妈和堂姐整理好我结婚礼服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我头上那顶华丽的头冠以后，就领着我下楼。家里其他人都在外头等候，爸爸和兄弟姐妹也都穿着丝质礼服。在我踏进准备把我载到结婚礼堂的花轿前一刻，妈妈把我的盖头放了下来。我眼前一片漆黑。在那顶头冠重压之下，我差点失去平衡，紧张得透不过气来。 “嘘，”妈妈轻声细语道，“今天走路要抬头挺胸，有人会一直在这儿领着你。”我感到有几只强壮的胳臂紧抓着我，帮我跨入轿子。一支小小的乐队在我背后某处吹吹打打。我还听见一些女亲戚依照礼俗，突然假哭了起来。当我举步登入轿子的时候，被鞭炮声吓了一跳。在位子上坐定以后，我努力不让自己发抖。 因为有盖头遮着，我这时候什么也看不见，只是估摸着我家这边队伍的步子走向礼堂。走在最前头的是四个举旗人——两个举张家旗子，两个举徐家旗子。我的轿子尾随其后，哥哥跟在轿子旁边走，然后是载着张家女眷的绿轿子。最后是头顶红伞的乐师，他们后面就是徐志摩的队伍了。 队伍到了礼堂，轿子就停下来。我的头冠太重了，所以要由兄弟们搀扶才能平稳地跨出轿子。他们又领着我走进礼堂。听见里头人声鼎沸，我几乎要临阵脱逃。我晓得我家请了三百多个客人。 这时我的眼睛逐渐习惯了盖头里的黑暗，也认得出一些影子和动作了。一位护送者领着我缓缓经过一排排客人，走到礼堂前面。那儿摆了张矮桌子，桌子上方有一团亮光。我笨手笨脚地跪在桌前，旁边有人紧张地清着喉咙。在头冠压顶的情况下，我虽然没办法毫不费力地转头，可是我知道那声音来自跪在我身旁的徐志摩。 我在婚礼前一天晚上偷窥过他，可是他只从媒婆给他的照片上看过我。当他在典礼最后把手伸到我盖头边的时候，我怀着既害怕又期待的心情发起抖来。那沉重的盖头完全把我的样子给遮住了，就算我原先打算不听堂姐的话要直视他，这时候暴露在他眼前的我却无法迎接他的目光。虽然我想表现得像个新式女子，可是我办不到，只是瞪着他那又长又尖的下巴。我本来希望他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会对我一笑，可是他的眼神始终很严肃。 在西方婚礼中，新郎新娘是最有面子的人，他们在一个地方或站或坐，由来宾趋前向他们致敬。中国婚礼的情况恰恰相反，来宾才是接受致敬的人，新郎新娘必须向他们磕头。磕头的全部过程是这样：磕头者先双膝跪地，然后把两臂搁在前面，头着地面之后再起身。 我们举行婚礼的时候，徐志摩和我站在两张红色太师椅前，向每对坐在椅子上的来宾磕头，有人会从一长串名单上念出他们的名字。因为要磕头的对象太多了，我们没办法完全自己来；其实我们身后各有一人帮忙推我们下跪，再拉我们起立。推下去，拉起来；一遍又一遍持续了好几个钟头，我都认不出谁是谁了。婚礼结束后整整一个星期，我两条腿痛得差点儿没法子走路。 1911年，中国从君主专制变成共和政体，可是中央政府羸弱不堪，全国土地受到各地军阀的控制。1915年，也就是我们结婚那年，军阀之间起冲突是家常便饭。就在我们结婚当天，硖石乡间打了一场小仗，所有开往上海的火车都被取消，谁也没法子回到城里。一听到这消息，许多男客都在喜酒之后离开礼堂，与上海的办公室联系。四哥、徐志摩的父亲，还有他们大多数的朋友都是银行家，这些人当天晚上有一半时间都花在拍电报告诉他们的助手，他们第二天不会到办公室。徐家人不得不订下镇上的旅社房间，又租下另外两间房子给所有过夜的来宾住，这种大阵仗以前从没在硖石发生过。既然大多数来宾要留宿，大家都熬到很晚还不睡觉。到了闹洞房的时间，一大堆人都挤进洞房。闹洞房是个非常老式的习俗，新娘坐在房间正中，来宾说些不堪入耳的话试探她的脾气。当徐志摩的亲戚朋友在我四周走来走去戏弄我的时候，我得坐在洞房中间，什么话都不说。要是我哭了、笑了，或是开口了，就会被认为脾气不好。 “唱个歌来听听吧！”一个人说。 “我们让她跳支舞吧！”另外一个人说。 “乖乖，你好丑啊！”有个人说。“大家瞧瞧这双大脚。”又有个人说。他把我的裙子撩到脚踝上，好让每个人取笑我的大脚。他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由他去闹。徐志摩的一个朋友甚至提议大家看看我内裤的颜色，幸好徘徊在我身边保护我的哥哥弟弟阻止了他们，要不然我是招架不住的。这种戏弄持续了几个小时，大部分过程徐志摩都没看见，因为他进进出出和不同的人插科打诨去了。说句实话，我觉得参加婚礼的每个人得到的乐趣都比我多。 大约清晨四点的时候，客人突然之间都离开洞房了。我累坏了，一个人在那儿坐着。才过了大概五分钟，徐志摩就进来了，后头还跟着好几个用人。其中一人把床罩子拉到床尾，在床中间铺上一块白丝帛。堂姐告诉过我，第二天早上我要展示这块布上表明我是处女之身的证据。其他几个用人帮着把我从椅子里扶起来，带我走到梳妆台前，准备为我的新婚之夜梳理一番。 我很快就准备好了。我那略带檀香味的头发松垂在肩膀周围，用两只玉梳向后固定；除了披上薄薄一层绣着鸳鸯（象征婚姻忠贞）的红丝袍以外，身上再无他物。用人离开洞房以后，我就转向徐志摩。 他身上也脱得只剩最薄的一层丝袍，而且充满期待地站在房间那头注视着我。初次与他独处，我很想跟他说说话，大声感谢命运的安排。我想说，我现在是光荣的徐家的人了，希望能好好侍奉他们。可是正当的做法是由他先向我开口，所以我就等在那儿。 当时的我年轻又胆怯，也许一个新式女子会在这个时候开口，一对新人就此展开洞房花烛夜。可是徐志摩一句话都没对我说，所以我也没回答他。我们之间的沉默就从那一夜开始。 后先后改名为浙江官立第一中学堂、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编者注 徐志摩出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农历丙申年十二月十三，按公历计算，应为1897年1月15日），见《徐志摩传》第32页，韩石山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第2版。——编者注 这是就中国当时的行政区划而言。——编者注 [book_title]第七章 不三不四 妈告诉我，婚姻就是妥协；当我嫁给一个男人时，也等于嫁给了他的家庭。虽然妈的公婆住在西部的旧金山，与我们相隔着整片美国大陆，她却觉得他们无所不在。她会定期寄东西给公婆，并提醒爸每周至少给他们打两次电话。要是爸说自己父母的坏话，妈就会加以责备，或是保持沉默，绝不从旁附和。 虽然我很想嫁给华人，讨家人欢心，却又十分害怕达不到婆家对我这媳妇的期望。 首先，我担心自己根本无法像妈一样，头胎就生个儿子。哥哥是爸妈两边家里的长孙，每个人那儿他的相片比其他任何孙儿、孙女都多。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他是第一个到这两个家庭报到的孙子，而只比哥哥晚两年出生的堂姐，照片就比他少得多。 其次，我从小就有太多偏好，至少一定比从不在意我们去哪个餐厅的妈要多。譬如吃比萨的时候，我总是喜欢某一家店的馅料，另一家店的外皮。妈以前对我如此挑三拣四、这么小就有这么强烈的好恶，感到忧心。 我曾经想：干吗操心？我觉得我有偏好才有个性啊。可是，我二十一岁那年到香港探亲的时候，美丽的堂姐邦如也告诉过我同样的话。她嫁给了一个有钱的牙医，是个华人。 “当你和一位男士在一起，你要非常文静地坐着，一句话也别说。”邦如说。她带我到一流大饭店香格里拉饮茶，这样我们可以认真地谈话。“让男方对你表露自己，先让他说话，你再下决定。” 有天晚上我和以前的华裔男友亚当的父母共进晚餐时，曾经尝试运用这个忠告，结果发现扮演文静端庄、可能成为别人未来儿媳妇的角色，感觉很好。这种感觉真够奇怪。我很高兴亚当的家人和我相处得这么融洽。我坐在桌前谦恭地用筷子尾端把最好的鸡块和鱼片挑出来，先夹给亚当的父母和亚当，再夹给我自己。 接着，亚当的父亲泛泛地发表了他对另一个儿子的太太的看法：“我绝对不和媳妇讲太多话，做公公的不应该和媳妇太亲近。” 一听这话，我觉得喉咙像被哽到一样。对我来说，为了好玩，假扮卑躬屈膝的儿媳妇和未来太太是一回事；而要百分之百扮演这种角色，就另当别论了。 几年以后，我有一次告诉爸妈一个我认为有趣的故事，内容与我未来公婆的特质有关。爸听了以后说：“如果你要嫁给这个人的话，绝对不要再讲对公婆不厚道的话，尤其是在我面前。这样很不礼貌，以后别再让这种事发生了。” 我不晓得你母亲是怎么和你谈结婚道理的；不过，我结婚的时候，我母亲只给我两点忠告。 第一，一旦进了徐家的门，绝对不可以说“不”，只能说“是”。 第二，不管我丈夫和我之间发生什么事，我都得以同样态度对待公婆。为了表示尊敬他们，我每天早上得比他们早起，而且要向他们道早安——这是我唯一可以比他们先开口的时候——晚上也必须等他们允许我退下后，才能告退。 妈妈说这叫“晨昏定省”。我每天得一大早起床，洗脸梳头，穿戴整齐，然后在公婆许可的时间，向他们请安。日间，除了最得体的服装，我不敢穿得随随便便露脸，也从不敢披着头发见他们，那样会被认为放肆。 妈妈最多就告诉我这些。那个时候，没人谈论性事或性关系。不像如今，无所不谈。你们年轻人从电视和杂志上知道很多事情。比如，我是回宝山老家时，偶然间从一个缝布鞋的智障女用人那儿得知月经这回事的。她习惯把月事带统统丢在院子四周给鸡狗闻，要不就是在院子里挥着月事带给每个人看。这举动很疯狂，却是我发现月经的经过，我母亲并没有告诉过我。 她给我的忠告后来证明很管用。既然你正值适婚年龄，我就把这套方法教给你。中国家庭是由父母掌权，因此一个女人和公婆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和婆婆之间的关系，往往比她和丈夫之间的关系来得重要。因为你是中国人，而且想要嫁中国人，所以我得纠正你两个坏习惯。我注意到我住在你家里，你来跟我说晚安的时候，偶尔会在我允许你离开之前就掉头走掉。这样很糟糕，你结婚以前一定要把这习惯改掉。 另外一个习惯是在人家问你怎么样的时候，你用美国人那套说“我好累”。我这辈子从没说过自己累。我还记得嫁到徐家第一天早上的情形：虽然我前一天晚上差不多都没睡，而且全身上下因为磕头和婚礼的大小事情疼痛不已，可是我始终不认为自己会累得没法子起床梳妆去见公婆。我一向知道应该对公公（家人称他“老爷”）婆婆（家人称她“老太太”）尽什么义务。 当然，刚开始很难知道要怎么讨好他们。中国人不说“行”“不行”，这样、那样，或直接把话说清楚，所以有时候我得猜。比方说，老太太很少进厨房，因为家里有一堆用人，公公也不像我爸爸那样对食物特别挑剔。所以有一次老太太进厨房，我惊讶得站在她旁边，什么事也没做。这时候有个待在徐家多年、知道如何讨好老太太的老用人赶紧递给我一把扇子，用同情的口气说：“你应该让自己有点儿用处，趁你婆婆煮东西的时候，让她凉快凉快吧。” 后来，我学会一些小事情。硖石当地有个在春节、端午和中秋期间大家互赠礼物的习俗，赠礼的方法既复杂又傻气，程序是这样的：有人先送我们四份礼，我们就说，“哦，四份礼太多了”，然后收下两份，退回两份。接着我们也送四份礼出去，他们又退两份给我们。老太太不喜欢浪费钱，所以我们把礼物两两弄成一堆，摆在一边，等着另外两份礼物——不管是退还的礼，还是别人送来的礼。这样就可以再凑足四份礼送人。这套方法很麻烦，因为我们得确定没有把礼物重复送给相同或相关的人，永远都在为一堆堆不同的礼物做调整和穷担心。 有一次我回家省亲的时候，突发奇想决定要让我婆婆吃惊一下，就一口气把送给亲戚和乡亲的礼物都买了。我公公每个月给我十块或二十块银元，我从没花过，所以就用四十银元在上海耗了整整一个下午，采买火腿、鸭子和其他珍馐佳肴。 省完亲后，我满载而归回到硖石。老太太问我全部东西花了多少钱。 我扯谎说：“二十银元。” 老太太笑笑说：“这倒不坏。” 我说：“那好，我们干脆直接把四份礼送给每家人，这样就了了所有事情。” 我就是用这些小技巧设法讨好老太太的。 我从没学会像讨好公婆那样取悦我的丈夫。奇怪的是，我们在床笫之间却很自然地成为夫妻，新婚之夜头一次行房也是如此。我想，那是因为我们都年轻，而且在这以前，我们都不晓得男人和女人的身体长什么样，所以我们得互相学习。不过，我大概一下子就被操持家务、照顾公婆这些事情给绊住了，而且在乡下地方，女人是不准跨出合院一步的。所以，徐志摩清早出门时，我不得随行。刚结婚几个星期，徐志摩就离家求学，先是到天津北洋大学，后来又到北京大学。所以你瞧，这是件很悲哀的事，我打从开始就没法子了解我丈夫。 北京大学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大学，主要由一群归国学人（也就是那些到西方留过学，再把所学带回中国的人）治校。在写给公婆的家书里，徐志摩给我们讲述了他的精彩生活。大学期间，二哥把他介绍给了梁启超，后者收他为弟子。 徐志摩也见到了胡适。胡适因为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呼吁大家摒弃以文言文所写的旧文学，开创反映大众情感、以白话文写成的新文学的文章而声名大噪。徐志摩留洋之后成为诗人，就是用这种白话文写诗，而且把白话文带入新的表现层次。 听老爷大声宣读徐志摩家书的时候，我好羡慕我丈夫的自由自在。起先我以为我也可以回学校念书，就写信给母校询问我是否可以回去。校方说我必须重读一年，因为我已经错过了一学期。这表示我两年之后不能毕业，而我认为刚结婚的我不可能离开公婆这么久。我是徐志摩的太太，也是镇上首富人家的儿媳妇，镇上的乡亲已经觉得我太新潮了，而且都嘲笑我有双大脚。结婚之初，因为寂寞的关系，我差不多每个月都回上海娘家一次，乡亲们就问：这个媳妇干吗这么常去上海？虽然徐家老爷在上海有生意，可是他媳妇干吗这么常去？难道她脾气不好？和老太太处不来？他们都偷偷笑我脚大、脾气大。 和大家都有生意往来的老爷说，这种闲话不好听，叫我应该设法节制一点儿，不要这么常出门。我出身于城市，不习惯成天坐在合院里，被人家禁止出门给自己买买东西或是看看亲朋好友。但我顺从了。我知道寄宿学校的事情是免谈了。可是，你能想象你十五岁就结婚，从此不再学东西、不再求新知的情形吗？我后来当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的时候，在办公室聘了一位私人教师，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已懂的事情是这么的少。要一个人在十五岁的时候就终止学习是很难的。 除了整天和老太太坐在一起之外，我无所事事。我们会坐在女眷室里面为家人缝好几个钟头的鞋子。以前在宝山娘家，所有鞋子都是由那个疯掉的女用人缝的，在这里，就算我们家境富裕，还是自己动手。对老太太而言，我们的鞋子很特别。我们先把一片厚厚的鞋底缝在一块粗粗的黑布上做成鞋子，然后用真丝线穿在一根精细的绣花针上，绣出装饰每只鞋尖的细致花纹。有的鞋上绣着层层相叠的积云纹，老太太走路的时候，那花纹就微微发亮。有的鞋上绣着“寿”字，每走一步都明明白白道出绣鞋者的用意。我给老太太缝鞋的时候，针脚缝得小巧细腻；替自己缝鞋的时候，就粗心大意乱缝一通，因为对我来讲，穿什么鞋都无所谓。总而言之，我从没跨出过大门一步，而且在从欧洲回国以前，连徐家拥有的地方都没看过。我归国以后，许多风俗的限制已经放宽，而且我在西方住了五年，也不在乎镇上人的想法了。 用人都说老爷是个精明的人，知道怎么样抓着钱不放。他不在家中养小老婆，却在镇上交女朋友，人数多得没法子从中挑选，而且东西南北每个方向各有一个。有好多个晚上我都给老爷等门到深夜两三点，所以才知道这些实情。我照着妈妈的指示，对公婆晨昏定省。这对我真是件难事啊！因为老太太是个早起的人，而老爷是个晚睡的。 用人还说，在老爷夜晚流连的茶室里，许多裹脚的姑娘会在桌上跳舞，诱惑男人偷瞥她们仅仅被裹脚布和花哨的丝鞋包住的脚背。这些连走出房门一步都不可能的姑娘，用她们细碎的步子把老老少少的男子迷得神魂颠倒。参加拼酒比赛击败众家的男人，会把一只玲珑绣花鞋里装的最后一杯酒饮下，那鞋子的主人就躺在茶室的顶楼等他。两人在她房里亲热的时候，她会解开脚上的布条，把脚露给他看。当天晚上，在激情缠绵的最后一刻，他会把她松了绑的小脚举到肩上，再塞入口中吸吮。 这些小脚的故事都是从用人那儿听来的，它们充斥着我的耳膜。比方说，小脚是一个女人珍贵的财产，是她嫁妆的一部分，也是有钱的岳父馈赠给合适女婿的礼物。古时候有位相公在一个村子的街上行走的时候，抚弄了一位骑马姑娘的小脚，害得她差点儿名节受辱。 我听小脚的故事听得太仔细了，以至我觉得自己的大脚失去了原来的魔力。我以为它们把我变新潮了，没想到它们反而成了我的敌人。它们不能在村里的街上行走，不能让我受教育，也不能教我丈夫关心我。 徐志摩放假回家以后，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对我不理不睬。就连履行婚姻义务这种事，他也只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罢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不闻不问，特别是我哥哥还是他的朋友，他显然也对我娘家很满意，可是他为何如此待我？ 有时候，他伸着腿坐在院中长椅上读书，我就和他坐在一起缝东西。他会对某个用人说：“给我拿这个。”对另外一个用人说：“抓抓我这里。”可是从不与我交谈。当时我太年轻了，不知道要怎么样应对，所以我就保持沉默。我想，如果他不想和我说话，我也可以好几天不言不语。我对婚姻所求为何？我不求爱情（至少眼下还没这样要求），也不求浪漫，可是我所求的东西肯定比我现在拥有的——缺乏容忍和漠不关心——要来得多。徐志摩从没正眼瞧过我，他的眼光只是从我身上掠过，好像我不存在似的。我一辈子都和像他一样有学问的男人——我的父亲和兄弟——生活在一起，他们从没这样对待过我。唯独我丈夫如此。 有些日子的早上，尤其是碰到好天气时，徐志摩没交代一声，就不见人影。我从一个用人口里得知，他乘着轿子去徐家在东山上的一栋房子了。虽然我从没上过那儿，可是我晓得从那山顶可以望见一座女石像。根据当地的传说，有个妇人的丈夫到海外经商后一去不复返，她登上一座可以眺望大海的小山盯着海面瞧。她守候丈夫的时间太长了，被泪水沾湿的身子最后变成了坚硬的岩石。当地人就给那座山取名叫“望夫山”。所以我假想我到过山上那处所在。 这时候，我才了解阿嬷说的“不三不四”是什么意思。我本该是个有双大脚的新式女子，徐志摩却当我缠过脚似的对待我。他认为我观念守旧，没受过教育，所以不喜欢我。然而，对老太太来说，我又不够传统。有双小脚的她每天待在女眷室就心满意足了，而我却想到硖石街上一探究竟。阿嬷和妈妈对我许过种种愿望，可是我既不像妈妈梦想我会变成的太阳姐妹中的一个，也不像阿嬷想要我变成的月亮姐妹中的一个。 徐志摩回家以后那几个星期，老太太一直紧盯着我。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没有胃口，她就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然后以肯定的语气说：“你有喜了。” 她会比我先知道这件事，可真奇怪！可是结果被她料中了。怀胎头三个月，我害喜相当厉害。但从第四个月起，我能感觉到孩子在动的时候，就开始盼望肚子里是个男孩。 我已经告诉过你，中国的女人是一文不值的，现在我要告诉你为什么。人死的时候，是从阳世转到阴世。女人、阴性、月亮，以及所有被动和幽深的东西，都属于阴界；男人、阳性、太阳，以及所有强势和崇高的东西，都属于阳界。 你可能觉得这么分有失公平，可是中国人认为，只有男性——儿子、孙子、曾孙，还有永无止境的后继者——身上才有阳界祭奉阴界祖先的适当成分。好好敬奉祖先，并且维持阴阳界平衡是很要紧的事，要不然死者会离开阴界，变成孤魂野鬼侵犯阳界。而我们女人只有依靠为夫家生育子嗣，才能保住在阴阳两界的地位。 这就是中国人喜欢男孩，尤其是长子的原因了。记得我听说过，乡下地方有个小老婆生了个女孩以后，非常担心自己在家里的地位，就要产婆立誓保密，把女儿打扮得像个男孩，一直到事情再也无法隐瞒为止，中间经过了十五个年头。你能想象这种事情吗？虽然我也想要个儿子，可是随着怀孕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对自己发誓，如果我生的是个女娃儿，我不会那样对待她；也不会把她的八字别在襁褓上，然后把她丢在田野里，让发现她的人把她当童养媳马上嫁掉；更不会把她的脚缠起来和限制她求学。 妈妈依照新娘的母亲应该遵守的礼俗，在我怀胎最后几个星期来看我。自从婚礼之后，她就没再来过硖石，这是她仅有的几次能来的机会。她带着一捆婴儿衣服来到我床边，我动作飞快地把那捆衣服从床上抖过，想让整捆衣服自行松开，飞散到床上。 结果衣服并没有散开。妈妈摇摇头说：“啊，好吧！你生的时候会痛很久。” 我抱怨说：“是你没把它绑对嘛！拿来我瞧瞧。” 妈妈就说：“不要强辩。”然后示意用人拿个托盘来我床上，盘子上有一大碗特别准备的白饭，妈妈在白饭下面的碗底交替摆了一圈肉丸子和水煮蛋。我拿起妈妈递给我的筷子戳到碗底，结果筷子那头带起一颗肉丸。 妈妈皱着脸说：“唉，是个女孩，不是男孩。” 我抬起头看着她说：“要是你给我普通竹筷子的话，说不定就有好结果。可是你给我的是象牙筷子，它们滑溜溜的，一戳就戳到肉丸，戳不到蛋呀！” 妈妈说：“别嘴硬，认命吧！是女孩。” 我顽固地说：“我不是嘴硬，我是说象牙太滑了。我们等着瞧吧！看看是不是男孩。” 生产的时候，我晕了过去，可是没人叫醒我，他们懒得叫。后来我是因为生下儿子，产婆尖叫“是个男孩”才醒转过来。通常，以前乡下人不会这样子，因为他们不想让神明知道家里生了男孩，否则神明会把他带走。 我公婆极为激动。他们送了一堆红蛋出去，向大家宣布徐家的新生子嗣来人间报到的消息。我躺在床上听他们庆祝，觉得大为宽心。能把一个健健康康的儿子带到这世上，真是有福气！我一见他就很疼爱，祈求他会在我老的时候善尽孝道，让我安享晚年。 子嗣的问题既然解决，徐志摩就得到父母许可负笈海外了。1918年夏天，我们的儿子出生还没多久，他便离家前往位于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渥塞斯特（Worcester）的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攻读银行学和社会学。他和大多数初为人父者一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