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安阳 [book_author]李济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史学,学术,完结 [book_length]138720 [book_dec]《安阳》一书是李济先生晚年对殷墟十五次发掘以及后续殷墟发掘资料研究的一本总结性著作，它不但结合文献记载和小屯文化的层位关系，确定了这一带是商朝后期的自盘庚迁殷直到商纣王灭亡这一时期的都城，而且还发现了商代的宫殿遗址和帝王的大墓以及各种类型的墓葬、祭祀坑、车马坑以及铸铜、制骨作坊等重要遗迹。殷墟出土了大批包括珍贵的甲骨卜辞（甲骨文）、青铜器、玉器、宝石器、陶器、骨角牙器等文物，为研究殷商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本书是作者在79岁高龄时撰写的其一生中最后一部著作。《安阳》一书共分为十五章，本书前半部分主要讲李济先生在1928年至1937年主持安阳殷墟的15次发掘及其后殷墟发掘资料的研究和出版。这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确立了殷商文明是整个东亚地区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文明，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它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考古发掘之一。 [book_img]Z_6063.jpg [book_title]自　序 1928至1937年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发掘所得的考古资料，自抗战以来已出版了几期《中国考古报告集》，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奠定了新的基础。这批材料之所以重要有其一些理由，以下三点也许可首先考虑： 第一，当上个世纪末古物家开始知晓甲骨文时，甲骨文只被当作古董在小贩及古董商手中流传。学者们对甲骨文的学术价值大多抱有怀疑。如民国初期一位杰出的古文字学家就公开宣称这是伪造品，但也有几个严肃的学者发表了一些关于甲骨文性质、内容的研究文章。1928年，史语所考古组在安阳小屯进行科学发掘并发现有字甲骨时，甲骨文存在于殷商时期也就无可怀疑了。从此使中国古文字研究开始在新的基础上进军，许慎《说文》对中国文字解释的近两千年的权威性开始发生动摇。 第二，通过现代考古发现的许多史前遗址是过去旧史学家所完全不知的。田野考古工作者一次又一次地系统记录小屯发掘情况，以及无论与刻字甲骨有联系还是无关的全部手工制品，当然还包括全部陶器和陶片。在近25万片陶片中，约可复原1500件完整的标本。笔者依据这批陶器资料呈现的器形及可分期的类型所编纂的《殷虚陶器图录》，脱稿于战争时期，于1954年在《中国考古报告集》上发表。这一陶器群在新发现的史前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与中国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这二者之间建立了最坚实的联系。在安阳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在小屯遗址中已被甲骨文确定时代的殷商文化层下，发现另一史前文化堆积，其内涵与广泛分布于山东和东部沿海一带的龙山文化极相似。 第三，同样重要的是这一陶器群为研究小屯许多墓葬和侯家庄王陵出土的青铜礼器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资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墓葬中出土的青铜礼器呈现两个特征：其一是大部分器形明显为西周初期所承袭，如鼎、鬲、觚、斝、爵、盂和盘等；其二，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器形在与其同时代或史前文化的陶器中找到原型。所以，两地墓葬中出土的这批青铜器实际上是人所熟知的周朝器皿的祖型。此外，安阳青铜礼器继承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器形，清楚地显示了它与可能是祭祀用的史前陶器具有牢固的联系。 安阳发掘在文化、社会和地理等其他方面也是重要的。本书只将这些内容概要介绍。本书撰写过程中，蒙许多朋友鼎力协助。首先我应感谢研究所的同事们，无论在核对原始材料，重新考查出土物，还是查找文献目录方面，他们都全力协助。在美国朋友中，十多年来一直坚持阅读笔者在《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上发表的所有英文文章的费正清夫人（费慰梅），阅读了本书全部原稿，并为使本书语言通畅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笔者的老朋友罗杰斯教授不仅对原文加工润色，还为本书写了序言。对此笔者深表感谢。 贾士蘅女士也给笔者以多方帮助，开始曾帮助笔者搜集原始资料，编纂参考书目，用打字机打正文和注释，最后又仔细审核全部校样，笔者非常感谢她耐心而又熟练的帮助。对摄制全部图片的宫雁南先生也应致以感谢。史语所的领导人特许我使用了不少尚未发表的照片。对此，笔者也深致谢意。 李　济 [book_title]序　言 安阳发掘从一开始，其目的就是发现古代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不是寻找艺术品和埋葬的珍品。因而安阳的发现史也就是从发现刻有中国古文字的“龙骨”开始的。所以李济先生叙述了此发现的获得情况的种种方面，并介绍了参与此事的一些主要人物。一旦认识到所说的“龙骨”就是占卜者于其上刻写有求于神的卜辞的龟壳或牛肩胛骨，这些珍品就以甲骨闻名了，于是掀起了积极寻找更多的有字甲骨并将其文字译成现代文的热潮。 多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学问集中于对古典著作的精细考证，因此，许多学者渴望了解甲骨卜辞的内容。对这些字的正确解释需要把发现的甲骨与称职的学者所作的古代遗址考古发掘的全部记录结合起来。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因为中国学者的本行是读书，而视从事体力劳动于学习无益，因此，使安阳考察成为可能的社会需要和体力需要，必然要求学术界和社会来一次革命。有幸的是中国已为此作好了准备，若无这种社会和智力变革的新形势，安阳发掘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安阳考察计划产生于社会革命，而最终又以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为转移。 自始至终负责安阳发掘的李济先生为完成这项光荣任务已作好了准备。李先生在中国接受古典式教育后，又到哈佛大学深造并获人类学博士。当时，外国考古学者在中国很活跃，但他们主要集中精力寻找远古人类和研究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文化。李先生回国后，结识了那些正忙于探寻古代中国历史奥秘的外国杰出学者。李先生从事田野工作之初也是探讨新石器时代的资料，他很快就卷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活动，即使用中国传统的方法探寻、考释中国早期的文字记录。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任务一开始就是把研究古典文献和仔细的田野考古方法结合起来。研究所选择李济指导安阳发掘是明智的，因他受过两种训练，足以把研究仍处于传说中的中国早期青铜时代和把此时代置于中国信史的适当地位这两者恰当地结合起来。李先生现在是对安阳发掘的起因及安阳考古发掘工作加以描述，并最后对一些考古学者从安阳殷墟发现的大量资料中所获知识进行总结的最合适的人。 前两章中，李先生一开场就介绍了现代考古舞台第一幕中的主要角色，叙述了最早认识中药中的“龙骨”其实就是记叙早期青铜时代并把商朝引入信史领域的文献的一些人物的重要细节。 第三、四章中，李先生说明了20世纪初期中国考古学的情景，并叙述了几个杰出的外国人的贡献。接着就是安阳发掘计划的制订，财政上的困难，他与弗利尔艺术馆的最初合作以及该馆与研究所的最后分手。 在第五章中，李先生开始叙述安阳的历次发掘，并描述了主要出土物。对安阳的工作，一年接一年地做了回顾，直至由于日本侵略而被迫于1937年停止。接着的几章介绍了日军进犯南京前史语所逃难的情况。他们历经漫长艰难的跋涉，携带着发掘的珍贵资料以及能搬运的图书技术器械迁到中国西部，于此也不能久待，随战争形势的发展又得搬迁。这些似乎不可克服的困难并未挫伤他们的学术研究的积极性。研究所临时住址一经安顿，他们立即恢复对资料的分析研究，并出版了一些著述。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研究所返回原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给世界许多地方带来了和平，但未给中国以和平。曾促使安阳发掘成为可能的那个智力和体力的革命在继续升级。研究所很快被迫迁往台湾，建立了新址，吸收了人员，恢复了工作。 最后几章概述了安阳的种种发现及对这一里程碑式的成果进行研究而产生的一些主要著作。像中国一切考古活动一样，安阳发掘从一开始就是与政治和政治形势紧密相连的。李先生一直不允许因政治考虑而永远停止这个项目，或是用政治见解来渲染他作为一个学者的种种发现，这是值得大大称赞的。 作为中国最早的青铜时代的发掘，安阳是个典范，对那些继续从事中国考古的人也是个鼓舞。 米勒德·B．罗杰斯 华盛顿大学文学院 [book_title]第一章　甲骨文：最初的发现及学术界的初步接触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27年（应为1928年——译者）在安阳开始科学发掘之前的近三十年间，商朝的甲骨文已为中国的知识界和少数欧美学者所知晓。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怎样认识到对中国古文字学起了革命作用、并为在华夏大地上发展考古科学事业铺平了道路的这一新发现的重要性的呢？ 田野考古学者清楚地知道，至少早在隋朝，“殷墟”就被当作墓地使用了(1)。证据表明，当隋朝人在此埋葬死者时，他们常发现埋藏在地下的刻字甲骨。如果那时的一些学者像19世纪的古文字学家一样有教养，发现了这埋藏的珍品，那末中国学者可能早在13个世纪前就认识甲骨文了。这个假定根据的事实是现代发掘出来的隋墓；在覆盖这些隋墓的土层中，不止一次发现有许多刻字甲骨的碎片。我提及这一有趣的地层堆积，仅想表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即在智力的发展中，都有其特定的，遵循着某种次序前后相接的阶段。19世纪末甲骨文被认为是一个重大发现，这个发现与其说是偶然的，不如说是学者们不断努力的结果。1899年发生的事是有长期的思想准备的。认识清朝的学术思想史是重要的，因为它提供了条件促使学者们得以达到了解和承认甲骨文重要性的成熟阶段。 清朝经学的两个学派，与这个智力阶段的成熟是有密切关系的。我想首先谈谈考据学的潜心研究。早在北宋时这种研究就开始了，但直到17世纪初才得以蓬勃发展。顾炎武（1613—1682）是这个学派的第一位大师。追随他的有清初另一些著名学者的学派，他们发扬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梁启超这位光绪变法运动领导人和近代中国文学改革的先驱者，把这种精神简要地总结为：“‘清代思潮’……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2)除顾炎武外，梁还提到了这个运动的共同发起者阎若璩（1636—1704）。阎成功地证明，在一千多年里被人们视为像西方的旧约《圣经》一样神圣的《书经》，其中大部分是后来一些狂妄的经学家所伪造的。阎若璩的证明有力地促使考据学（或古典版本的校勘）成为经学的主流。以后戴震（1723—1777）是这个学派的领导人。追随他的是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如段玉裁（1735—1815）王念孙（1744—1832）、王引之（1766—1834）、吴大澂（1835—1902）。新运动的趋势主要是重新检验其他的经典。这种学术进取精神逐步扩大到对所有古代重要原著的审查。从乾隆到道光年间，这个运动发展到了高潮。 与此同时，伴随这一发展的还有古文字学（金石学）。大家知道，早在北宋时这种研究就开始了。虽然它几乎完全被后来的元朝、明朝所忽略，但到17世纪初期，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中，这个学派又复生了。金石学是学习校勘学的必修课，即不仅要求熟悉全部古代的经典原著，而且要具有古代中国文字史的渊博知识。梁启超在上述书中谈到关于古文字学家的金文研究的意义时说：“其所考证，多一时师友互相赏析所得……自金文学兴而小学起一革命。”以前梁启超还说过中国的古文字和许慎的《说文》相始终。《说文》像古代的经典一样，所有受教育者都视其为对中国文字字义和起源的唯一权威性解释。金文的研究一出现，古文字学家即开始对《说文》的权威性产生了怀疑。许多研究古代的学者发现金石学能给古代原著提供更正确的解释。 据容庚说，1910年叶铭在其编辑的铭文研究目录中列举了492个标题(3)。尽管学者们认为目录中错误较多，但它表明了潜心于这个特殊知识领域的清朝学者的极大智慧。至于说这些学者对古文字研究的发展作出了什么贡献，仅举一例就足以说明。 大家都熟悉吴大澂的名字，因为他对古物的研究早就引起了西方汉学家的注意。在他的许多贡献中，对古玉的研究特别著名。伯索尔德·劳佛是北美研究中国学术的先驱者之一，在他1912年出版的著名的关于玉的专著的序言中说：“由于吴的材料的巨大考古价值，我几乎全部加以复述。”他接着说：“吴大澂没有被旧的桎梏所束缚，也未曾被他接受过的学术传统所阻碍；他用清晰开放的头脑，批判了注疏者对《周礼》、《古玉图谱》及许多其他著作的错误解释。他的常识指引他获得他的先辈预想不到的新的显著成果。……”(4) 吴大澂的《古玉图考》在1889年第一次出版。在这之前五年吴还出版了一部更重要的著作，即《说文古籀补》；这部专著可以说是作为清朝一个经学家的中国学者，在研究金石文字的基础上所撰写的第一部系统指出《说文》错误的著作。一部附卷《字说》也和《说文古籀补》同时出版。《字说》主要研究在金文中发现的约36个字，作者的解释与《说文》论述完全不同，有的甚至是相反的。这些不同主要是针对对先秦文字字形的错误判断和解释。换句话说，金文提供的资料完全证明许慎的《说文》不是尽善尽美的权威性著作。这里不再详述其他实例，有兴趣者可读吴的原著。我想指出的是19世纪末期学术界的一般倾向。这个时期，在考据学和金石文字研究成果积累的基础上，在乾隆、嘉庆（1736—1820）学风的影响下，中国古文字学已发展到了一个急需寻找和研究新资料、新观点的阶段。此时，千余年来《说文》加于中国知识界的桎梏已完全松弛乃至解脱。 所以，当在这种传统熏陶下的翰林院编修王懿荣（图1）偶然看到甲骨文时，其注意力立刻被吸引了。他马上采取措施，收集这奇异的、从前无人知道的文字。王懿荣——一位杰出的学者和政治家，其发现刻字甲骨的真实情况仍不清楚，甚至他发现甲骨的确切年代也不能说准(5)。但无需争论的是，他的收集活动开始于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以前。广泛流传的关于王懿荣划时代发现的故事是从在他家发生的一场疟疾开始的。主治医师的药方中有味药是“陈龟版”，家庭的主人显然也是位医药行家，所以当药买回去时，他亲自查看药的全部成分。当他发现“龟版”上有古字，感到十分惊异。这些字他虽不认识，但立刻被吸引住，遂命仆人赴原药店，把所有的“龟版”买回。 图1　福山王懿荣（文敏）先生像 这个故事的真实程度如何，至今无人能确定。但人们皆知王懿荣是第一个收集刻字甲骨的学者。 我们见到的关于甲骨文最早发现的资料主要来源于董作宾。关于后来他在安阳发掘中起的作用将在后几章中叙述。1928年当董作宾被派遣到可能作为考古遗址的安阳小屯调查时，他主要根据和小屯村民的谈话，记录了大量关于甲骨早期发现的史料。他在写给主持单位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报告中，按年代顺序简要地把关于甲骨文发现、收集和研究的事件列成表，即后来于1930年出版的《甲骨年表》一书。在随后的安阳发掘过程中，董作宾继续调查甲骨早期发现的情况，研究文字的记载，与早期的参与者座谈。在1937年出版的《甲骨年表》修订本中，董把一些与原来不同或相反的新资料都补充进去了(6)。因列入董作宾的编年史表中的最早记载涉及甲骨学上后来发生的事件以及各参与者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我拟简要概述董关于第一年即1899年的五次记事。下面的叙事依据董的编年表（1937年版）。 （1）董写的1899年第一次记事：“先是，远在本年以前，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北地滨洹河之农田中，即常有甲骨发现，小屯村人以为药材，捡拾之，售于药店谓之‘龙骨’。村人有李成者，终其身，即以售‘龙骨’为业，今已老死。所谓‘龙骨’，多半皆为甲骨文字。售法有零有整，零售粉骨为细面，名曰‘刀尖药’，可以医治创伤，每年赶‘春会’出售。整批则售于药材店，每斤价制钱六文。有字者，多被刮去。” （2）1899年的第二件事是根据笔名为“汐翁”的作者写的一篇文章，董作宾指出他写的时间不对，应提前一年。第二件记事：“是年，丹徒刘鹗铁云客游京师，寓福山王懿荣正儒私第。正儒病痁，服药用龟版，购自菜市口达仁堂。铁云见龟版有契刻篆文，以示正儒，相与惊讶。正儒故治金文，知为古物，至药肆询其来历，言河南汤阴、安阳取价至廉，铁云遍历诸肆，择其文字较明者购以归。” 这记事与前面提到的关于王懿荣家闹疟疾一事的细节有些不同。董作宾把此事记入编年史表中，但无人能肯定此事件发生时最初的情况。这里第一次提到刘铁云（图2）。关于他后来对甲骨学的重要贡献后面还将进一步介绍。 图2　丹徒刘鹗（铁云）先生像 （3）1899年的第三件记事，是较为一般的。它是根据董作宾与小屯村民的谈话记录的。编年史表中仅提到一个名叫范维卿的古玩商人为大收藏家端方游走。端方是一个有文化修养及有与欧洲人接触经验的清朝官吏。范四处游走，寻找能取悦主人的任何古玩。他在彰德（安阳）停下，发现了几块刻字甲骨，于是他敏锐地感到自己将要发大财了。现在仍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总督端方对这批新的古玩极为满意，以至按字骨上的每字2两半银子的高价付给古玩商。这优厚的报酬更进而怂恿范估的广泛游历。与前两个事件一样，这个故事也既不能证实又不能否定。总之，关于端方收集甲骨的故事只在古董商和小贩中流传，没有实际的学术影响。 （4）第四件事：范维卿又以每块2两银子的价格卖给王懿荣12块龟甲。董作宾是从明义士未出版的讲稿中获得这一消息的。明义士是长老会的传教士，关于他在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收集甲骨的活动下面将要谈到。明义士的消息来自范维卿本人。 （5）董作宾的编年史表中1899年最后一次记事有两个来源：一是刘铁云(7)；二是罗振玉（图3）的1914至1915年旅行日记(8)，其中有他亲自访问小屯的记录。董对是年的第五件事简述如下：“刘鹗《铁云藏龟》自序云：‘龟版己亥岁出土，在河南汤阴县属之古牖里城……’。盖范等估人……希图专利，不肯告人以真实出土之地，刘氏所记，乃受其欺。上虞罗振玉叔蕴《五十日梦痕录》言之甚详。”罗振玉以考证甲骨的出土地点及写作多部研究古文字的著作而闻名，下面将要介绍他。 图3　上虞罗振玉（叔蕴）先生像　海宁王国维（静庵）先生题署 上面关于中国学术界对甲骨文初步认识的五件事，是董作宾记述的摘要。他把毕生献给了认识这些古代文字的科学研究。 尽管尚存若干有待查明之处，但王懿荣应被认为是第一个认识甲骨文学术价值的人。清史是这样记载王懿荣的：“懿荣泛涉书史，嗜金石，翁同龢、潘祖荫并称其博学。”(9)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涨时，王懿荣自尽身亡。人们普遍认为他收集的刻字甲骨大部分落在刘铁云手里。据不少专家讲，刘铁云也从范维卿那里买过刻字甲骨。 在1936年出版的刘铁云日记中有一些关于他和王懿荣的早期收集活动的补充资料(10)。董作宾校订编年史时，可能认为这些不适用，故未编入。刘氏辛丑年（1901）十月二十日的日记中说：“商人赵执斋送来一些龟壳，有些是大块。晚上我进行了清点，总数达1300块。收获极丰！”陈梦家据此推论刘铁云早在1901年就开始了自己的收集活动。(11) 如果可以把王懿荣比作中国古文字这个新学科的查理·达尔文，大家都会同意把刘铁云列为托马斯·赫胥黎。刘铁云是王懿荣的最重要的后继者有两个原因。他不仅继续努力收集甲骨（陈梦家估计他至少收集了5588块）(12)，而且他又是第一个对这些完全不为人知的古字进行墨拓印刷并出版的具有远见的人(13)。1903年出版的六卷书中，刘印了1058块甲骨，罗振玉、吴昌硕及他本人写了前言及序。这是第一本论述刻字甲骨内容及性质的出版物。 一年后，即光绪二十年（1894年），另一杰出的学者孙诒让完成了他的第一本甲骨文研究著作，但直到1917年才出版(14)。他也许是清朝后期最有学问的人之一。他是《十三经》中《周礼》的卓越的注者。他编纂并批判地修改过去的一切注疏和评语，于1899年完成这一巨大工作。当他第一次读刘的《铁云藏龟》，看到复制的拓片时，说：“不意衰年睹兹奇迹，爱翫不已，辄穷两月力校读之，以前后复者参互寀绎，乃略通其文字。” ———————————————————— (1) 　关于小屯发掘的隋唐墓的讨论，参考此处。 (2) 　《清代学术概论》，载《饮冰室合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页。 (3) 参看容庚为容媛的《金石书录目》写的前言，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乙种之二（1930年）。 (4) 　伯索尔德·劳佛：《玉石——中国考古和宗教之研究》，载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1912年版，第13页。这位著名汉学家在书中多次提到并引用吴大澂的著作。 (5) 　在1898年（据汐翁）、1899年（据罗振玉、王国维）乃至1900年三者之间选择。 (6) 　董作宾：《甲骨年表》，载《史语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1930年）。又见董作宾、胡厚宣：《甲骨年表》，载《史语所单刊》，乙种之四（1937年）。 (7) 刘鹗：《铁云藏龟》（1903年）。 (8) 罗振玉：《五十日梦痕录》，载《雪堂丛刻》第二十册（1915年）。 (9) 《清史稿》卷四六八，第5967页。 (10) 载刘铁云的日记中有关甲骨文的购买和其他交易的记载，见《抱残守阙斋日记》，《考古学社社刊》第五期（1936年）。 (11)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陈氏从同年刘铁云日记的另一条目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条目（十月二十八日）写道：“今早王端士（王懿荣之子）来……端士云：文敏（王懿荣）计买两次，第一次二百金，第二次一百余金……极大者不过二寸径而已……”陈梦家从这一条中得出结论：“刘氏似并未看到他的甲骨，当时王氏对此秘藏并不轻以示人……刘氏只相信王氏庚子年买了两批，并无全甲说……因为王氏收藏甲骨很严密，外界有许多无稽之谈。” 很清楚，陈的四点结论只有一条是根据刘氏的日记得出的，可以相信，如果日记无误的话。其他的推论听起来很富想象力，大概是陈氏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对王氏秘藏甲骨的指责没有任何有力根据。刘铁云在他的《铁云藏龟》自序（1903年）中就写道：“庚子岁有范姓客挟百余片走京师，福山王文敏公见之狂喜，以厚价留之。”从刘本人写的文字来看，没有任何证据说明王对购买甲骨一事保密。 (12)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649页。（原文作3588块。——译者） (13) 刘鹗：《铁云藏龟》（1903年）。 (14) 据罗振玉的《殷商贞卜文字考》（1910年）序言说，孙诒让的《契文举例》手稿是由孙本人寄给罗振玉的。参看本书第二章的讨论。 [book_title]第二章　探索阶段：甲骨文的搜集、考释和初步研究 前一章我概述了有字甲骨开始在学术界，特别是在那些有精深古文字知识的人中间引起注意的情况。三位学者的贡献为这个新学科的创立奠定了基础。第一位是王懿荣，几乎一致公认他是最早认识到这新发现的文字即甲骨文的重要性的；第二位是刘铁云，他不仅继续了王的收集工作，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少有的几个先行者中，他第一个勇敢地将甲骨文拓印成书出版，把这些古代的不为人知的文字传播使其与多数学者见面；第三位是杰出的学者孙诒让，《契文举例》表明了他探究这些字的结构和意义的学术研究所取得的初步成果。这三位开拓者的著作实际上是互为补充，共同为中国甲骨学这个新学科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若这三个人没有同行和继承者，那么他们奠定的基础可能会像中国古代不少发明创造一样，被学术界看作玄奥，不予重视而销声匿迹。中国金石学的一些学派，直到科学发掘已开始之时仍顽固坚持上述这种看法(1)。《铁云藏龟》的出版成功地唤醒了古典人文学者，这对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对中国的古文字学，都应说是一件幸事。 随后的一个时期，学者们广泛搜集、辨认、考释这些甲骨文字。在此，我想应当对正式开始发掘前1900至1928年间的各种活动作一概述。下面对私人挖掘、搜集活动、著录及出版分别加以讨论。 1928年以前的私人挖掘 叙述这段时间里的挖掘活动，依据的原始资料都是董作宾提供的。在他的《甲骨学五十年》(2)，特别是《甲骨年表》修订本中都简明扼要地讲述了这些事件。 在安阳收集的资料使董作宾相信，小屯及其附近村庄的人至少有九次挖掘“字骨头”（当地方言），这种活动开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这年的古玩市场上，“龙骨”获得了高价。但被董作宾称之为第一次挖掘的详细情况并没有记载。文中仅提到，在王懿荣发现甲骨后，山东古董商人范维卿到安阳收集甲骨，并以每字二两半银子的高价收买。据小屯村民讲，这是端方出的价。第二次私人挖掘发生于1904年，董对这次记述较详。刘铁云的《铁云藏龟》拓印出版后，搜集字骨头的人突然增加。为满足市场上的急需，1904年村民们在洹河岸边一块农田北部进行挖掘。在科学发掘开始时（指1928年。——编者），村民们仍记得，那时占有本村部分土地的名叫朱坤的地主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挖掘队，所有队员都住在特为他们准备的帐篷里。直到他们与另一挖掘队之间发生了一场争夺挖宝权的战斗才停止。尔后是诉讼，地方官吏以禁止双方再挖掘结束此案。 在第二次挖掘中，不知挖出了多少块字骨。董只写了这些挖掘出来的珍品被卖给了许多人，包括罗振玉、黄濬、徐枋、方法敛、库寿龄和金璋。 五年以后即1909年，宣统（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元年，占有大量土地的富有村民张学献在小屯村前自己的地里挖山药沟，发现了“马蹄儿”及“骨条”甚多，上刻有文字。据说，张学献通过挖“山药沟”得到很多有字甲骨。 第四次挖掘发生于十一年后的1920年。是年，华北五省大旱成灾，村民们迫于饥寒，相约在小屯村北洹河畔处挖掘甲骨文字，凡以前曾出甲骨之处，再三搜挖。附近村民亦多参与。 第五次挖掘是在1923年，地点在张学献家菜园内。董只简单记述此次挖掘得两块刻有许多字的大骨版。随后，1924年小屯村人筑墙取土时，挖出一坑有字甲骨，据村民口传，其中有大块的字骨。这次与上一年挖掘出来的大部分字骨都卖给了以传教士身份驻在安阳的明义士。 第七次挖掘在1925年，董作宾未提任何具体人，只简要记述了一大批村民聚集在小屯村前大路旁挖掘，得甲骨数筐。其中一些肩胛骨（董的话）有长至尺余者（？）。据说这些甲骨多售与上海的古董商人。 第八次私人挖掘发生于1926年。这次挖掘与民国早期这个地区的社会和政治因素有关。据说是富有的地主张学献被土匪绑票囚禁起来，要大量赎金。村人乘机与张家商谈在他家菜园内挖掘。经磋商双方协议：凡挖出有价值的珍宝，双方平分。于是，几十人分成三组，鼎足而立，在张家菜园内挖掘，各由深处向中间探求。每组都急于先挖到珍宝，当三组挖到同一地点时，突然像矿井里偶然发生塌方一样，上面的土下陷，将四个人埋住，经急救才使这四人保住了性命。这次挖掘也因此停止了。据小屯村民说，这次挖到许多甲骨，都被明义士买走了。 科学发掘殷墟前的第九次即最后一次私人挖掘是在1928年春。是年，北伐军作战于安阳，驻兵洹水南岸，致使小屯村民不能耕种土地。4月，战事结束，村民又聚集在一起，大肆挖掘于村前路旁及麦场前的树林中。据董作宾的编年史记载，这次挖出的有字甲骨全部卖给了上海、开封的古董商。 搜集活动 第一章已谈到，有字甲骨早期的主要搜集者有：刘铁云，他接收了王懿荣搜集的大部分甲骨；著名的青铜器收藏者端方，他搜集甲骨的活动，无论从来源还是从范围看，都没有真正的学术影响；罗振玉，他发现了这些古文字真正出土处在彰德府。 在《铁云藏龟》出版的以后几年，有中外搜集者约几十人竞相参与搜集有字甲骨的活动。据明义士讲，在1904年，外国学者已开始搜集甲骨文(3)。牧师方法敛大概是第一个参与搜集甲骨活动的外国人。他为上海的亚洲文会博物馆购买了400片。步其后尘的是牧师库寿龄和伯根。尔后他们将购买的甲骨卖给了几个博物馆：美国匹茨堡的卡内基博物馆、爱丁堡的皇家苏格兰博物馆和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后来，英国的金璋也加入了搜集甲骨的行列。据董的编年史记载，不久青岛的威尔茨也参与搜购甲骨。同时，在日本甚至掀起了一个更大规模搜集和研究甲骨文的热潮(4)。关于这期间所有各方面的搜集活动，董的编年史并未像对待私人挖掘活动一样，全部加以囊括。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实际上买卖甲骨多在古董商手中进行，这些人像大部分博物馆搜集员一样，善于秘密交易。虽然如此，在董的编年史中，我们仍然能见到一些关于记述甲骨收集的重要条目，如： （1）1904—1905年，范估卖给端方1000余片甲骨、黄浚600片、徐枋1000片。同时，库寿龄购买许多甲骨残片。伯根买到70多片，转赠济南广智学院，但其中大部分是伪造品。金璋也收集了800片。青岛威尔茨得70余片。德国民俗博物院得700余片。另外还记载了天津新学书院藏有若干，为王懿荣后代所赠。 （2）1909—1910年，在林泰辅购买600多片甲骨的影响下，日本学者争先收集。另一些日本学者得到3000多片。 （3）1910—1911年，刘铁云在流放中死去。据董的编年史记载，刘所收集的甲骨散落在不少人手中，包括罗振玉、哈同夫人、叶玉森、陈钟凡及中央大学。显然，刘所收集的甲骨，或被卖掉，或被零星送掉。董的编年史还讲直到1926年商承祚从刘氏原收集的甲骨中得2500片。 （4）1914年，明义士开始搜集。 （5）1918年，日本研究甲骨文的先驱林泰辅亲赴安阳购买了20片。 （6）1919年，在古董市场上出现大量的甲骨赝品。 （7）1922年，北京达古斋古玩商店以所藏甲骨捐赠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共463片。 （8）1927年，明义士购买了一大批甲骨。 这些搜集活动使北京、上海、山东潍县、河南彰德府的古玩市场上出现了疯狂的抢购。因为大部分交易具有秘而不宣的性质，且又都是在本性贪婪的商人和愚昧无知的富人手中进行的，结果使大量的赝品进入市场。这些赝品是在安阳、北京、潍县、上海等地生产的。不管怎样，在开始时这些伪造品大概使商人交了好运。在科学发掘开始以后的几年中，笔者就在欧洲、美国的很多有名的博物馆看到一些这样的伪造品(5)。对这些伪造品进行专门调查的董作宾竭力与这些人建立友谊，并成功地结识了一个伪造者。此人系安阳的蓝葆光，董说他是个“真正的天才”。他是个吸鸦片者，仅在吸过鸦片兴奋时才表演他的技艺，用在小屯找到的无字骨头，在上刻字遂成与真品几乎完全一样的甲骨。董还告诉我，蓝葆光确实喜好伪造甲骨这类工作。实际上他是个穷商人，出卖这些伪造品，只得很少的钱。 伪造甲骨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扰乱了古玩市场，产生了两个主要后果。一方面，由于保守派学者虔诚地尊崇许慎《说文》的一千多年的权威，于是以这些伪造品为确凿的证据说明所有甲骨文都是伪造的古文字，是一批冒牌学者为欺骗大众而造出的。另一方面，几个有远见卓识并研究过真的而非伪造的甲骨文的学者，为了探索区别甲骨真假标准而更发奋工作。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先锋是《甲骨研究》的作者明义士，他是加拿大的传教士。1914年，明义士第一次被派驻彰德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21—1927年他又到彰德府。他能通过当地的挖掘者就地了解甲骨的挖掘情况，并常到小屯询问挖掘者掌握甲骨出土的信息(6)。适当的职务与他的考古天才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他在外国学者这个小圈子里对甲骨文研究作出特殊贡献开辟了道路。 同时，中国的搜集者也增长了判断和辨别真假甲骨文的能力。 总结以上关于甲骨文搜集活动的论述，可以说，从商业观点来讲，欧洲和美洲的搜集者有更多的考古意识，所以愿付较高的价钱来购买这些新的珍品(7)。但中国学者最先知道这些甲骨文的学术价值。甲骨学的第二代人，包括许多学识渊博的学者，其著作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好评，这些我们在下面将要介绍。 甲骨文字的出版和研究 董的编年史列举了1928年9月以前用汉文、日文、西文写的关于甲骨文的书籍、论文、墨拓摹本及研究著作等110种。其中书籍36本，内30本是中国学者写的，4本是日本人写的，其余两本是分别由一个美国人和一个加拿大人写的。在发表的74篇论文中，41篇是中国学者写的，9篇是日本的汉学家写的，有19篇是用英文写的。刊登在德文杂志上的有3篇，两篇刊于法文杂志上，其中一篇是中国人写的，一篇是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写的。沙畹在1911年写了一篇关于前一年在北京出版的罗振玉的《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的评论，向西方汉学家介绍了这本书的内容和作者(8)。牧师方法敛的《中国原始文字考》在1906—1907年出版，这是最早用外文写的研究中国古文字的著作(9)。 用英文写的其余文章，大部分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发表，都是金璋写的。他所写的《象形文字的研究》一文，到1927年止，已在这杂志上连载了7篇。同时，这期间的美国、德国、日本的汉学家也对这新发现的甲骨文的搜集和研究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在日本，虽论文不多，但研究热潮迅速向深度发展。日本学者的著作，特别是林泰辅和内藤虎次郎，对中国铭文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董的编年史中记载，1910年林泰辅将自己关于研究甲骨文的一篇论文寄给了罗振玉。罗在这篇“援据赅博”的文章中多处写了评注，以“补其曩日《铁云藏龟·序》之疏略”。众所周知，罗振玉与王国维，这两个在这期间对中国学术界作出许多贡献并产生巨大影响的杰出中国学者，都在日本侨居过一段时间。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不久，罗到了日本。而王仅在日本住过很短一段时间。在我看来，同日本人的接触对他两人都有极大促进，使他们探讨新观点，唤醒了一直深埋于意识中的历史和考古的热忱。我不想夸大说这就是他们献身于这种研究（它导致了中国古文字学的一门新学科的创立）的主要动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当然可能还有作为动力的其他因素促使这两位学者为此奋斗了一生。 在论述罗、王两位先驱的研究情况之前，我想简述一下中国学者，特别要详细谈谈前面提到的孙诒让对甲骨文的贡献。孙是通过读刘鹗的《铁云藏龟》后首次知晓甲骨文的。在1904年，即刘的著作出版一年后，孙便在他渊博的金文知识的基础上，对个别甲骨文字开始了研究。他连续干了两个月，在逐渐积累的关于研究甲骨文笔记的基础上写成了《契文举例》一书，但直到1917年才出版。这部使学者们了解甲骨文字结构和内容的最早著作，是根据单个字的功能的内容分类的。该书分历法、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国、文字等，其中关于文字部分几乎占全书的50％。(10) 1905年至1906年，孙诒让又出版了另一著作，即《名原》，这是他于1906年自费出版的(11)。书中孙说他的目的是追溯金文、甲骨文、周朝的石鼓文和贵州省岩刻文（当时推测为苗族的古代文字）的渊源。在这部著作中，孙以金文、甲骨文、石鼓文等和在许慎时仍流行的古籀文相比较。他拟通过比较研究，去发现《说文》9000余字中重要字的起源及演变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他特别详述了数字的起源，并极精确地追溯了在中国语言里出现过而仍继续使用的各类数字。他继而论证象形字的本义，把一些表示动植物的名词用图示归入“象形”一类，如马、牛、羊等字。在对每个字进行考释时，他常引证金文和其他先秦古文字及在甲骨文中能找到的字，最后注出这些与《说文》的解释相同与否。 我们以后还会提到孙诒让的著作，但现在要介绍另一位著名学者罗振玉。据董的编年史修订本载，1902年至1903年，罗在刘铁云家中首次看到有字甲骨的墨拓(12)，这给他以深刻印象，当时他说：“自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扬、许诸儒所不得见。”(13)很显然，他是通过刘铁云的介绍第一次知道这门新学问的。 如上所言，这门新学问给罗以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自己负有传播、宣传它的义务，使之成为中国古文字永久性的补充。他认识到，中国文字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经历了许多变化、更换和错误的解释，实际上随着语言的变化很难认出这些在秦始皇以前就使用的文字的原形和特征。众所周知，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的第六年（公元前215年），烧了许多书。另外在他统一的第一年就颁布了“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的诏令。随后是焚书坑儒的命令，焚烧了徐卜筮、医药、种树等书以外的其他大量书籍。大家也知道，汉朝初期努力复兴古代文化，开始时的各种措施都带有混合的性质。对古籍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是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6年）即位后才开始的。汉武帝颁布了整理古籍的诏令。这时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文字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与先秦时流行的文字完全不同。 为了恰如其分地评价在甲骨文发现后，特别是继先驱者王懿荣、刘铁云、孙诒让之后的一些学者的重要贡献，对上述变化的历史不必再作进一步探讨，重要的是要牢记这种变化的确发生了。 在上面提到的林泰辅“以所作甲骨论著”邮寄罗振玉后，罗“乃以退食余晷，尽发所藏墨拓，又从估人之来自中州者，博观龟甲兽骨数千枚，选其尤殊者七百”，争分夺秒，努力不倦地进行考察，最后他取得了两项重要成果。 第一，他指出了甲骨确切出土地，即安阳市郊小屯村。此前，古董商把甲骨真正出土处当作商业秘密而隐瞒着。但罗振玉经过不断的调查、周密的访问和细心研究后，终于确定了甲骨真正出土处。第一章中已讲到，1915年罗振玉访问彰德府时写了这次旅行的日记。 第二，通过研究真正的甲骨文，罗振玉“又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谥十余，乃恍然悟此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有了这些新的基本观点，他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写了《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他自豪地声明写此书目的有三：“正史家之违失”、“考小学之源流”、“求古代之卜法”。在序中他说：“凡林君之所未达，至是乃一一剖析明白。”这部著作于1910年写成，于同年6月由玉简斋石印出版。据董的编年史载，罗振玉这部重要著作的目次如下： （一）考史 1．殷之都城 2．殷帝王之名谥 （二）正名 1．籀文即古文 2．古象形字因形示意，不拘笔画 3．与金文相发明 4．纠正许书之违失 （三）卜法 1．贞 2．契 3．灼 4．致墨 5．兆坼 6．卜辞 7．埋藏 8．骨卜 （四）余论 这部著作刊印时还带有“自序”和“后识”。值得注意的是，在罗的第一部关于甲骨文的重要著述的序言中，他确认了几个在追溯中国古文字的这一学科早期的复杂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实，特别是刘铁云、孙诒让和罗振玉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序中罗承认道：“亡友孙仲容徵君亦考究其文字，以手稿见寄，惜亦未能洞析奥隐。”同时，罗还写到他为刘铁云的《铁云藏龟》撰的序言是匆忙的，是不完全的。十分有意思的是，罗自称从孙诒让临终前寄给他的那篇手稿中发现了一些错误。然而，罗对于孙诒让的第二部重要著作，即上面说到的追溯中国一些文字演变的《名原》，连提都不提一下。罗一定熟悉这部名著的原文。因此，将罗振玉的《殷商贞卜文字考》的内容与孙的两部早期著作作一比较是有趣的。毫无疑问，就有关探讨方法而论，罗的著作与他前辈的著作几乎一样；后者为了达到比较研究的目的，充分利用他的渊博的金文知识，与甲骨文进行详细比较，当然不会没有丰硕的成果。以孙诒让为榜样，罗振玉也对象形字的一些具体实例进行研究。这些象形字是不同阶段象形的动物图代表，是在金文和甲骨文中发现的。罗列举的包括象形的羊、马、鹿、猪、狗和龙等字。重要的是，我们记得在孙的《名原》中进行专门研究的也包括有马、牛、羊、猪、狗、虎、鹿和夔龙等象形字。可能罗是从不同角度探讨的，意欲说明甲骨文中的图象是迅速变化的，图象阶段不是固定不变的。但罗选择的图例清楚表明，如果罗在自己的文章中的确说明了一些新观点和新见解，那只意味着他占了前辈没有出版的材料的便宜，从孙诒让早期著作《名原》的研究方法中得到好处(14)。 尽管如此，罗振玉是个重要人物，他作的种种贡献，加强了三位先驱者奠定的坚实基础。他在收集和研究新发现的文字的原始资料的早期，走了好运。他充分利用这个良机，专心致志地对先秦文字进行比较研究，使他成为一个通晓甲骨文的学者。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次年，他出版了不朽的名作《殷虚书契前编》。这四卷本的著作由2229幅甲骨拓片组成，这是罗从他收集的包括新买的和从刘铁云处得到的大部分共约几万片中亲自精选的。这部著作以珂版用最好的纸在日本出版。三年后（1915年）又在日本出版了《殷虚书契后编》两卷。于此一年前，罗撰成并出版了《殷虚书契考释》一卷，这是把在《前编》中复制的甲骨文厘定后加以考释和注解。其原稿是罗的年轻同事王国维教授手抄的，抄写本石印出版。全书分八章：（1）都邑；（2）帝王；（3）人名；（4）地名；（5）文字；（6）卜辞；（7）礼制；（8）卜法。前有罗振玉的自序，后附王国维的后序(15)。十二年以后，该书修订本由东方学会出版，但未署出版者及出版地址。修订本是这个时期关于甲骨文研究的名著之一。它包括了许多新见解，其中最有价值的出自王国维，上面已提到他手抄了罗振玉的考释和注解的第一版。 从纯文字学的观点看，公认这时期王国维所作贡献要比罗振玉重要得多，虽然开始时可能王教授从他这位年长同事那里得到很多帮助。他的著作所依据的原始资料是罗振玉用心收集的甲骨文墨拓片的复制品——《殷虚书契前编》。 罗本人对精选后材料的研究和高明的考释，得到一些包括有名汉学家在内的学者们广为研讨，当然在中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金石学者中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考释》的第一版共考释了485个字。在修订本中，据董作宾讲，考释的字增到570个(16)，几乎占此时期已知的甲骨文字总数的50％。其中罗考释的文字大部分为数字、天干地支、方位、动植物、地名、用具和关于日常生活的一般字，如入、出、上、下、步、行、狩和渔等等。这些甲骨文字内容的考释，暂时满足了读书人的基本需要。该书最后一部分，罗振玉以完整清晰为标准刊印了707条卜辞(17)。罗根据占卜询问内容的分类对其进行了组合，共分八类（见表1）： 表　1 罗在《考释》中将这707条卜辞译成现代读法，它们原来是按可判读的文字所记录的事件、仪式归类的。显然其中大部分仪式与祭享、王的旅行、渔猎、天气、收获及战争有关。这些条目再分类及各占百分比如下（见表2）： 表　2 《考释》的增订本（1927年出版）增加了考释的字数，扩大了《殷虚书契》中著录清楚的卜辞的可判读条目。考释的字数达671个。同时，可判读的记载达1094条。罗振玉将其分成九组，增加的一组为“杂类”。其余八组仍保留原名称。若按上面的形式再分类，各占百分比如下（见表3）： 表　3 虽两次的百分比略有些不同，但变化的程度是比较有限的。祭祀祖先和神灵的活动无疑是国家的重要事情，这些事情的答案在商代只有用甲骨卜问才能得到。其他三组如王的旅行、打猎和捕鱼、天气和收获的预测也同样重要。大概这四项是国王日常的主要活动。占可读记录的5％多一点的战争，无疑也和祭祀活动是同等重要的国家大事，但战争事件显然要少些，这类记载后面还要更详细论述。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罗振玉在王国维的协助下出版的这些著作，为中国金石学研究的更新奠定了基础，说明了从殷商直到后汉许慎的《说文》问世前这个时期，中国文字的发展变化。同时，他们在占卜方法、商朝都城地点的确定，尤其是在王室世系直至商的远祖的重建研究中，也取得了重大的考古成就。王国维研究有关全部记载及可判读的卜辞，重建了商朝先公先王的继位顺序。他是成功地把不同出版物上各类墨拓的甲骨片“缀合”使之成为完整卜辞的第一个学者。在这种完整的卜辞中，可以读到当所有的祖先共享祭祀时他们的继位顺序。王教授在1917年发表的两篇专论性的文章中，建立了商王帝号、世系。他以此与另外三部记述同样资料的重要著作相比较(18)。他的结论是：司马迁的记述为商朝共十七代、三十一帝……而甲骨文中记载的商王名称、世系与司马迁的记述最接近，另外两部著作关于商朝世系数目的记载则是错误的。 上面提到的论著，代表了王在历史和金石学的研究过程中专心于古文字探讨的精华。直到现在，他的卓越贡献基本上没有任何改变。三十七年后即1944年（应为1955年——编者），董作宾写《甲骨学五十年》(19)时，商朝先公先王的名称、世系几乎仍和王国维于1917年第一次考订的一样。 王国维致力于此新的研究始于1915年，这一工作持续了十多年。后来他仿效1900年死去的王懿荣，自沉于慈禧太后建造的颐和园昆明湖中，当时（1927年）他正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教。 同一时代至少有五六个对此研究的进步作出了贡献的中国金石学家。在中国学者的贡献中应特别注意两本字典：王襄的《簠室殷契类纂》（1921年出版），收可识字873个；商承祚的《殷虚文字类编》（1923年出版），收可识字789个。这些字典达到了既把初学者引入甲骨学之门，又使这些新的文字知识传播、扩大于中国的知识界的重要目的。 在结束这一章时，应谈谈章太炎的态度。董作宾生动地记述了这位被他称为阻碍这新发现的资料研究发展的“大敌”。章被认为是那时最著名的金石学家，在政治上是个革命家，所以是个重要人物。关于章太炎对甲骨文的态度董记述如下： 章太炎是那些不相信甲骨文并抨击对其进行任何研究的学者之一。他认为，“龟甲刻文不见于经史”；而龟甲乃“速朽之物”，不能长久，焉能埋于地下三千多年不腐烂；“龟甲文易作伪”，是最不可信的。他还说罗振玉“非贞信之人”，那末他流传的甲骨文也不可信。(20) 据说章的看法，在安阳科学发掘证实这些新发现的甲骨卜辞存在后，仍未改变。有一件轶事有趣地记述了关于章太炎对待这些古代遗物，即殷代甲骨文的内心感受：“在章太炎作生日那天，他的弟子黄季刚送了一份礼物，是用红纸包扎着的长方形东西，看去像一盒子点心。过后章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部罗振玉写的四卷本《殷虚书契前编》。……”轶事的结尾仅提到，他弟子的这份礼物没被掷掉，而是放置在自己的床头枕边。很显然他真的读了这些被他认为应判罪的假文字。 ———————————————————— (1) 详见本章末的叙述。 (2) 董作宾：《甲骨学五十年》，台北：大陆杂志社1955年版，第63页。 (3) 明义士的讲稿未曾出版。笔者的一位加拿大朋友送给我一份未标明页数的抄本，其中第三部分标题是《甲骨文的买主》。明义士的讲稿是用中文写的。 (4) 关于初期日本人收集甲骨的情形，参看董作宾的《甲骨年表》，第20页。 (5) 笔者于1928年在芝加哥访问伯索尔德·劳佛时，他特意将为自然历史博物馆搜集的甲骨拿给我看。1937年笔者应邀去爱丁堡讲学时，博物馆的负责人以个人名义将馆藏的甲骨收集品展出。 (6) 1932—1937年期间，明义士任齐鲁大学教授，他的讲稿显然是这时写的。前面已提到，这份讲稿未曾出版，但很多人见过这份讲稿并加以引用。 (7) 可以参看明义士早年的讲稿。 (8) 沙畹：《中国远古时代的甲骨占卜术（评介罗振玉的一本书）》，载《亚洲学刊》1911年第十七卷。 (9) 方法敛：《中国原始文字考》，载《匹茨堡卡内基博物馆论文集》第四卷，1906—1907年。 (10) 孙诒让的《契文举例》出版于1917年，全书分两卷十章，上卷一至八章，计84页；下卷仅九至十章，第九章“文字”占92页，第十章仅3页许，举各种例证。 (11) 据董作宾称，《名原》一书后由上海千顷堂书局再版。 (12) 董作宾的资料来源于罗振玉的名著《殷虚书契前编》的自序。下面还要谈到。 (13) 《殷虚书契前编》第一版中有一方钤记，其大意为：“见张、杜、扬、许未见之字。” (14) 罗振玉之受孙诒让的好处，看来乃属事实，但罗从未公开承认。民国初年，一些学者断言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等主要著作实乃王国维之作。关于《契文举例》一书手稿初期的真相，至今仍是一个谜。 (15) 罗振玉的自序中历数了他本人对古物研究的贡献。王国维在后序中说，清朝在国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古文字研究方面；这门重要学科的奠基人是顾炎武，而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则为顶点。 (16) 实际应为571个。 (17) 罗振玉在这本书第六章的开始时说：“本章收录的卜辞条目仅限于可读且完整者，不包括不完整、无法判读者。” (18)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载《学术丛编》（1917年），再版于《观堂集林》，第九卷。王国维的世系表与下列三种文献作了参照比较：司马迁《史记》中的《殷本纪》、《三代世表》，班固《汉书》中的《古今人表》。 (19) 董作宾：《甲骨学五十年》，台北，大陆杂志社1955年版。 (20) 董作宾：《甲骨学五十年》，第63页。 [book_title]第三章　二十世纪初期西方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在中国演示的田野方法 这一章将扼要说明西方学术怎样与中国传统的古物研究思想相结合而产生了中国现代考古学。 人们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文化传统悠久，一般的学术及其特殊的分支古物研究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历史，但对古代的研究从未超出阅读书本和对古物猎奇的范围呢？这的确值得认真讨论。但要详尽地探讨此问题，我们可能要谈许多关于传统的学习方法，包括认识论、哲学、价值观等问题。这些虽在某些方面和上面提出的问题有联系，但这里显然不是讨论这一重要问题的场所。有一个较简单的答案，不仅能扼要说明中国人对待学问的传统态度，而且对那些寻找对此问题实质予以详细解释的人也会有所补益。让我们引用孟子在《滕文公》一章中的一段话：“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1)信奉此类准则，导致以下后果： （1）从宋朝开始，每个学生的心智都被自己所牢记的孔孟说教所束缚。 （2）一旦定型，越出旧轨是极难的。 （3）所有的脑力劳动者在上引的孟子的格言中找到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满足——只有现代心理学家能对之作出适当解释的利己主义。 可以说，这种教育的结果必然是使孟子的话不仅成为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普遍准则，而且也成了知识分子一心追逐的目标。特别是印刷术发明后（大家都知道，印刷术的发明晚不过北宋以前），脑力劳动逐渐限制在啃书本上。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看看西方考古学的发展，就会发现19世纪末人类学已发展成为专门研究的学科；在其影响下，考古学也在高度专门化的史前研究中占有了一定地位。史前研究的创始人是法国学者布歇（1788—1868）。早在1830年，他在索姆河畔开始探寻人类制造业的痕迹(2)，这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几乎早三十年。然而直到1899年，雅典的不列颠学院主任霍迦斯仍坚信物质证据的考古仅是“小考古学”，当时时髦的看法是只有那些被文献所阐明的发现物，如玛利特、雷雅德、牛顿或施利曼发现的，才是“大考古学”。(3) 从本世纪初开始，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古学的田野工作者遍布于世界各地，因而田野资料的重要性迅速提高。几个世纪以来，作为欧洲帝国主义逐鹿地点的旧中国，被迫为一切“高等白人势力”的为所欲为大开门户，其中也包括科学方面的田野工作。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古生物学家以及淘金者们都拥向远东，尤其是中国。在他们当中，通常总有一些是名副其实的工作人员，其中不少是真正的科学家，但是他们就像那些来去自由的政治冒险家一样，在中国的大地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除了某些传教士外，其他人什么也不关心。 1911年革命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像欧洲一样，“田野方法”作为一种治学手段在中国人的思想中产生了影响。把人类劳动分为“劳心”与“劳力”的孔孟思想和必读物《四书》一起“随风而去”了。(4) 革命不仅在亚洲东方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引起了根本变化，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思想上，革命使这些人逐渐改变了世界观。 民国初期的1916年，农商部奉政府之命在北京组织了“地质调查所”。这个所开始的领导人是丁文江，他是在英国受过教育的著名地质学家；他思想开放又有科学组织天才，更重要的是他一心一意在祖国提倡西方科学。他的英文名字是V．K．Ting(5)。 地质调查所是丁的科学活动中心。自然由于政治和实际的需要，他的首要任务是寻找铁、煤矿床及其他重要金属。为完成此项任务，这新立的机构有许多事情要做。但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谈谈调查工作逐渐扩大到古生物学，以及后来扩展到史前考古的情况。此时大学的课程已开设地理学和古生物学，大学生也知道了“田野工作”是获得第一手科学知识的方法。王国维教授应邀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中国古文字课时（1925—1926年），他把讲授的内容分“书本资料”和“地下资料”两大部分。这充分说明了地质学使用的“田野方法”已影响到受传统教育的学者。 西方科学的“田野方法”发展了近一个世纪后才影响到中国，在此期间研究问题的特点和使用的手段都发生了变革。实际上在西方“进化”的概念作为一个科学术语仅在这个世纪里才变得明确；但历史地看，这个基本概念通过严复的翻译，比其他科学概念更早传入中国，并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比任何企图向中国介绍西方的传教士的影响都大的深刻影响。(6) 所以，当地质调查所初建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已一般接受了科学观念，进化的理论已深入他们的意识中。因而，地质调查所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应是现实政治的，而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地质调查所在早期取得了几项重要的行政效果。其中最主要的是培养了一大批田野调查人员，他们除学到了地质学及有关的基本科学知识外，还掌握了进行田野调查的现代方法。每个调查人员必须具有携带仪器和无论多远的旅程都要步行的体力。这当然完全打破了旧中国仅从事脑力劳动的学者的传统训练方法。 地质调查所的创始人丁文江用几年的时间完成了初期的任务。第一次调查训练结束后，他将这些人分派到田野开展实际工作。笔者认识的几个首批人员都是训练有素而工作勤奋的人，后来他们都被分配到特定地区进行专门的调查研究。在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调查中，大部分成员都为国家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对这批开拓者，不仅地质学界，而且现代中国懂得西方科学的学者都要感谢他们。 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丁文江获得了一批外国科学家的实际帮助。有些就来到中国参加此项工作。笔者拟提出五位有国际声誉的，在中国北方工作的，并在地质调查所创建时期直接或间接给予帮助的科学家：葛利普（美国人）、安特生（瑞典人）、步达生（加拿大人）、魏敦瑞（德国人）、德日进（法国人）。 前两位直接参加了调查所的科学工作，步达生和魏敦瑞是新生代研究室的主任，也与地质调查所有关联。德日进神甫在中国一个天主教会工作，这个机关与其说是关心宗教，不如说是关心科学。所以，德日进在中国人心目中不是以一个传教士出名，而是以一位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著称。 民国初期，特别是1915至1925年期间，北京是个在政治、社会和科学方面新思想很活跃的城市。上面提到的科学家大部分在北京从事科学研究。当时公认葛利普教授是中国科学家及外国学术团体的领导者。他的职责是协助地质调查所出版科学论著，特别是《中国古生物志》。他的正式工作是国立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同时也是地质调查所的首席古生物学家。(7) 《中国古生物志》的出版为中国首都提供了一个新学科和获得这种知识的新方法，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是个全新的事物。 《中国古生物志》由地质调查所主办，大部分文章用欧洲语主要是英文出版，基本思想是使科学上的各种发现引起专家和科学界注意。中国的知识界只有少数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由此获益，但也应从另一角度看这刊物的影响。它是科学资料的介绍、收集和保存方法的榜样，有准确的说明和慎重的推论，所有这些对科学家读者当然是很熟悉的。这期间中国青年一代掌握了一种欧洲语言，初步接受了现代科学教育，他们逐渐把这些出版物作为衡量许多相关学科的各种研究活动的科学价值的标准，在生物学和考古学方面尤其如此。从历史观点看，这种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中国的传统教育中从来没有这种样板。但问题是怎样将这些文章译成汉语使对此感兴趣的普通中国人容易看懂和得到所需要的资料。 让我们具体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想通过对上面提到的五位著名科学家取得的成就的影响来说明此问题的实质。 五人中的第一个是葛利普，他在中国工作的时间最长，最后死于北京。他在大学任教并编纂《中国古生物志》。 我没有资格评论葛利普对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科学贡献。据说他提出了著名的终碛形成论、中新世时期喜马拉雅山和西藏高原隆起的理论。他认为这一地壳运动现象对人类起源的发展是重要的和决定性的。现在大家几乎把这些都忘记了，但那时在科学界却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美国纽约市自然历史博物馆派了几个探险队到中亚和蒙古寻找人类的祖先。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却获得了不少没料到而又有趣的附带的成果。例如发现了恐龙蛋。在此同时，从事自然科学的另几批人，在中国古都附近有了惊人的发现，即北京人。 我认为葛利普的一生在知识界所起的科学影响是很重要的。他具备极好的富有魅力的个性，吸引了当时聚集在北京的所有科学家。不管你是否喜欢他的理论，对每个人来说与这位可敬的老人谈话是一种愉快和荣幸。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和他密切合作。年轻一代许多人是他的学生，都爱戴和尊敬他。笔者本人原是接受人类学训练的，通过偶然的机会才成为考古学者，与葛利普最多见过十几次面，但这位老人的人品给我的印象至今不能忘怀。这点很重要，因为它与中国科学形成时期的知识分子的成长密切关联。他的中国朋友和学生接受这种影响并把它传播到广大的知识界，一时使科学大受欢迎。 安特生在民国初年来到中国。他受政府聘请来作调查中国矿藏的顾问。据说那时凡在中国有治外法权的大国都力图把他们的科学家派到中国，以获取中国矿藏资源特别是煤矿和铁矿的第一手资料。列强之间为此竞争很激烈。但中国政府决定不从他们中间选择专家顾问，而任用了瑞典人安特生。瑞典被认为是欧洲少数几个没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国家之一。这个决策大概是根据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的建议。 这的确是个极好的决策。安特生比葛利普先到中国。开始他的工作完全是在估计有矿藏的中国北部进行野外考察。但安特生不是一个目光狭窄的专家，他知识渊博，旅行时关注任何科学现象。因此在初期他的发现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多。《黄土的儿女》在1934年是流行的书籍，他在前言中说： 一系列幸运的环境使我几次成为开拓者。1914年我是第一个偶然发现叠层石矿石的有机起源的人。1918年我发现了聚环藻团块并认识到它与北美寒武纪前期相似的“化石”的联系。同年我们在中国发现了第一个三趾马区，在科学界很有名。1919年在蒙古的额尔登特发现了海狸群。1921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发现仰韶村新石器时代居民遗址及黄河边的始新世哺乳动物，奉天沙锅屯洞穴堆积和在周口店发现更著名洞穴，后者的闻名于世是由继我们之后的人工作的结果。(8) 安特生的发现还包括许多其他项目。虽然其中大部分是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方面的，但最吸引他的似乎是考古学的发现。 这些考古学方面的发现无疑是很重要的。笔者在此需指出的是，安特生实际上是第一个通过自己的成就在中国古文物调查中示范田野方法的西方科学家。正如他自己所说，在这些科学调查中，伴随他的常是训练有素的青年助手和一批虽未经过训练但却很有才智的工人。他的学生忠实地追随着他，自然也学到了他的工作方法。 安特生的科学工作开始于1916年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前。这个新机构在丁文江的领导下开始田野工作后，安特生的田野收集自然受到鼓励，且更引起科学界的注意。在经费上他也得到了更多的帮助，并有了更多受过训练的助手。这个扩大了的专业队的成员能欣赏他的各类发现的特点，并能评估安特生经常思考的抽象理论问题。 这位杰出的瑞典地质学家的各种科学成就中，大概在华北的考古发现最为人知。他有充足的理由荣获这不寻常的声誉，当然他也应该获得这声誉。1921年他在仰韶村发掘的史前遗址是很出名的，因为它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发现。在此以前，对上古中国的盛世仅是推测，或出自古代传说的记载，或出自怪诞的想象。第二，仰韶文化出土的资料表明这个先进的农业社会包含的内容不仅关系到传说中的记载，而且完全新奇的是关系到中亚和西亚的史前史。第三，仰韶村遗址的位置几乎位于黄河平原的中心，这是中国历史早期发展之处。因此，这个发现立刻引起了世界的注意，包括许多保守的中国历史学家。安特生的第一本著作，即《中华远古之文化》是用中文和英文写的。这部著作甚至引起了对考古学没有研究的人的注意。(9)普遍注意此发现的另一个原因与1898至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相似：1921年的北京在时间上和学术环境上为接受这个发现作了准备。虽然当时大学里没有考古学这门课，但传统的古物研究在1919年五四运动（开创中国思想现代化的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已有所改变，学者们对研究中国古代需要田野资料已有了充分的认知。 中国史前史首次发现的详细情况，安特生在《黄土的儿女》一书中“我们发现了第一个史前村落”一章专门作了叙述。在这一章里，有几个要点是专门涉及用田野方法研究中国古物的： （1）1920年安特生派刘长山去洛阳一带收集脊椎动物化石。刘于12月返回，带的收集物除化石外，还有一大包石器，包括几百个石斧、石刀和其他遗物。刘告诉安特生，这些石器都是从“一个村的居民”那里买来的，此村即仰韶村。这促使安特生亲自到现场调查。 （2）仰韶村在渑池县。1921年安特生去该地进一步调查。他4月18日抵县城后，随即去城北6英里的仰韶村。下面是安特生关于发现仰韶村遗址的记录： 在村南约1公里处，我要过一道沟，一个真正的小峡谷。这道沟在后来我们对此处地形调查中具有显著特征。我到沟北边后，在一条渠边上看到有一段非常有意思。沟底红色的第三纪泥土显露着，它清晰地被一层满含灰土和陶片的特有的松土覆盖着，可以肯定这是石器时代的堆积。搜索了几分钟，于堆积最底层发现了一小块红陶片，其美丽磨光的表面上为黑色的彩绘……我感到这类陶器会与石工具在一起发现是不可思议的。 我感到有点失望，认为走的这条路把我引入了歧途，我想还是回到地质古生物研究上较为稳妥。…… 夜里我躺在床上还思考着仰韶村这个谜。…… 我决定用一天的时间去探索那个沟壁。……考查了几个小时后，我从没有动过的灰土中得到一件精致的石斧——。这天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些重要的物品，很快就清楚了我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些非同寻常的重要堆积，有丰富的遗物，特别是容器碎片，包括我上面提到的美丽的磨光彩陶。……(10) （3）安特生有幸偶然发现仰韶史前遗址时，他并未立即认识到其真正的意义。只是后来他到北京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在那里看了彭北莱写的1903至1904年美国地质学家在俄国土耳其斯坦安诺的考察报告(11)后，安特生才认识到彩陶可能存在于原史时代，于是他对这个令人迷惘的发现大大提高了热情。在地质调查所长的大力支持下，又得到中国政府的允许和一些训练有素的地质学家的帮助，他在1921年秋组织了一个发掘队，10月底开始田野发掘。通过各种专业性和通俗性的报导，发掘成果得到广泛传播。 这一划时代的科学成果，标志着田野考古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的中国的开始。它大约比法国人类学家在美索不达米亚苏萨地区发现彩陶晚半个世纪。但西方的历史学家一贯认为东亚是印欧文明的界外；这些发现物再次提醒历史学家，东西方并不像大多数人想的那样是分开的。 再看一下安特生在仰韶村史前遗址发掘的遗物。出土的遗物可分几组，但陶器的发现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注意。在这组陶片中最吸引人的是上面提到的彩陶。后来，这些物品被送到瑞典进行专门研究。1925年，地质调查所出版了阿尔纳编纂的关于这方面研究的专题报告(12)。在阿尔纳的报告中，所有的彩陶片都附有漂亮的彩色图版；有些器物被复原，彩绘图案和其他技术细节都经过精心的分析。必要时，还把这些陶片和从其他地区出土的相类似的，特别是和俄国土耳其斯坦安诺的陶片进行比较。也许没有必要提醒读者，M. de摩尔冈在苏萨的著名发现之为西方考古学家获悉，此时已有三十余年了。(13) 就中国考古学来说，另一类仰韶陶片从中国古代历史的角度来看甚至更重要，更激动人心。当然我指的是那些被认为一般的灰色粗陶。在这一组，发现不少鼎、鬲形三足陶器可以复原，其形状和构造与两千多年前周朝文献中记载和描述的古代中国的青铜器相一致。出土的土制鼎、鬲，使中国历史学家和古物学家中的守旧派认识到田野考古的确是研究中国古物的关键。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再来讨论仰韶发现物以及它的影响。在这里，更重要的是继续介绍这个时期在中国工作的其他几位外国科学家的有益影响。 下面我谈谈步达生教授。他是加拿大人。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时，他被聘为解剖学教授。步达生的科学工作主要是研究中国人的体质特征。协和的解剖系与其他医学院一样，课程开始就积累被解剖的人体骸骨资料，并堆放在系属的仓库里。当安特生得到允许于仰韶村发掘时，他把掘墓的工作交给另一位地质学家兼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同时他也邀请步达生参观发掘。据安特生说，步达生“在墓地调查中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帮助”。 后来安特生请步达生教授准备一篇他曾热情予以合作的有关研究这些骸骨资料的专题报告(14)。步达生用他的职业方法比较史前骨架与系里收集的中国华北人的骨架，还与一些非中国人的骨架做了比较。他大量应用了伦敦卡尔·皮尔逊实验室创造的生物统计学技术。对可用的和有关的材料进行仔细分析研究后，他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这些新石器时代史前居民的人体总特征，除某些史前甘肃人骨架显示了微小差别外，与现代中国华北人基本相同。 步达生关于华北人遗骸的体质特征的研究，至今仍是常被引用的关于中国人的体质人类学的论文之一，因为它的质量高，而且因为通常对此问题感兴趣的人类学家比较少。 步达生的声誉不仅仅是在这个专论上，大家都知道他还是研究中国猿人遗骸的第一位科学家。1934年3月15日，他在实验室里研究周口店的人类化石时去世了。 北京人，是中国猿人的通俗称呼，是在北京市附近的周口店发现的，这也是安特生在化石收集方面的广泛兴趣产生的结果。让我们再读一下安特生写的周口店考察的前一部分： 1918年2月的一天，我在北京遇见那时一所矫称首都大学的教会学校（大概指燕京大学——编者）的化学教授吉布。他知道我对化石感兴趣，所以他对我讲他刚从北京西南五十公里的周口店回来。这一地点我在几个地方已叙述过。……吉布教授几次去周口店并且带回北京各种带泥土的碎骨。…… 吉布的叙述太诱人了，所以我在同年的3月22日、23日去参观这个地方。(15) 参观过周口店后，安特生拟定了一个系统的考察计划。八年后即1926年，当现在的瑞典国王的祖父以王储的身份访问中国首都时，中国猿人的发现就第一次象征性地公布了。在为王室访问举行的学者招待会上，许多人欢聚一堂，宣读他们撰写的主要关于考古方面的论文。著名的学者梁启超应邀参加了这个会，其余的不是外国学者，就是懂英语的中国教授。就在这一天，安特生代表书曼（C. Wiman）教授，发表了关于师丹斯基研究周口店化石收集品时所得的最新成果，作为“瑞典人在中国全部工作的最重要成果”(16)，即几颗荷谟形牙齿。这个招待会是1926年10月22日举行的。 接着是一个举世闻名的科学事业计划。实际上对中国最重要的是，当科学家同意合作时，取得累累的硕果似乎已是当然的事情了。周口店发掘是一个国际合作的实例，参加发掘的除中国人外还有来自美国、加拿大、瑞典、法国、英国和德国的许多著名科学家。这个组织在有经验有创造力的丁文江的领导下工作，他是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誉主任，主任是步达生教授。协助步达生的科学工作的是瑞典一个科学家步林（Birger Bohlin）。周口店开始发掘时步林被邀请来参加，主要目标是寻找荷谟形科即人形科的化石。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经费，筹划这项事业。 周口店开始的科学工作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一浩大工程给中国的年轻一代科学家上了若干有实际意义的课。当丁文江建立新生代研究室的最初阶段，全仗这个研究室主任步达生教授的才能。他负责两方面的工作，即指导发掘周口店岩洞的艰巨工作和有计划地把收集物分给合适的专家进行专门研究。最重要的是步达生教授亲自担任从周口店石灰岩洞中堆积的化石中寻找荷谟形科化石的繁重研究工作。 凿开和移动洞穴内3000立方公尺的堆积后，瑞典人韦曼教授训练的学生步林博士，于1927年10月16日发现了一颗荷谟形牙齿，他在三天后将这一珍贵物品亲手交给在协和医学院工作的步达生教授。它被鉴定是左侧下臼齿，虽有些损坏，但保存完好并带有牙根。在对此研究的基础上，步达生不仅证实了韦曼的鉴定，而且进一步作出了具有独创性的推论，提出了一个被命名为中国猿人的新的人属，类名为北京人。(17) 步林再次进行田野工作，协助他的是杨钟健和裴文中，他们二人在周口店的发掘中起了重要作用。 总之，在周口店和北京新生代研究室进行的科学工作，给中国年轻一代的科学研究者以极大的鼓舞。不久，在步林离开后，杨和裴负责周口店的田野工作。他们是1929年12月2日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许多人认为这个发现代表了最高成就，也充分证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巨额投资是值得的。 步达生对这一重要发现的研究持续了六年，后来因劳累过度死在协和医学院他自己的实验室里。选择接替者一时成了难题。有人告诉我，经丁文江建议，一个国际委员会成立了，艾略特·史密斯教授任主席，目的是选择步达生的接替者。最后国际委员会一致同意由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担任，于是魏被任命为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并继续进行这一重要的研究。 如果说步达生在周口店人类化石的研究中，通过他的洞察力显示出他的卓越成就，那末，他的称职的继承者魏敦瑞则表现了一个德国人的精确精神，这在受到训练的东方科学家看来，别国的科学家很少能与他相提并论。连续出版的《中国古生物志》丁种充分表明了德国科学的这种特征。魏敦瑞关于北京人的科学报告不仅是人类学论著的杰作，而且也是结构严谨、文笔流畅的典范，对考察叙述得既完全又准确。对中国学者来说，没有任何用欧洲语言写的关于人类化石的研究报告可与北京人的专著相比。 众所周知，珍贵的北京人化石的收集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丢失了，为寻回这些重要的科学标本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幸运的是，步达生和魏敦瑞撰写的完整的报告在世界上大多数图书馆里都有，可供研究荷谟形科的早期历史参考。 周口店发掘在中国的影响极大。尽管有许多政治变化，但对现在的科学工作者来说，周口店的发掘仍有重要意义。 最后一位，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位，是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他的科学工作向年轻一代受过西方训练的中国科学家表明了法国人智力活动中许多有代表性的特征。世所公认，法国科学对人类远古的专门研究成就极高。在近一个世纪中，法国考古学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当20世纪30年代初德日进神甫来中国时，他在西欧已有了不少经验。实际上他和被证明为伪造的声名狼藉的晓人的倒霉工作有些牵连*。我相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1926年10月22日当安特生宣读关于周口店的荷谟形牙齿研究的论文时，德日进是听众中唯一提出质疑并认为幻灯片显示的化石标本可能是某种“食肉类动物”的牙齿的人；他给安特生写了个条子，说明他对韦曼鉴别的怀疑。 后来的发现证明德日进判断错了——他自己当然也表示同意，这只能表明这位第一流的科学家是多么心怀坦荡！ 德日进在中国主要科学工作的内容和地区都是广泛的。他的田野工作和科学研究，涵盖古生物学、史前考古学、地质层理学和冰川学等许多学科。 德日进应天津北疆博物馆创始人桑志华神甫（Father EmileLicent）的邀请来到远东。1920年桑志华在对中国西北考察时于甘肃省东部庆阳府发现了三趾马属动物群（Hipparion Fauna）的丰富堆积。清理了覆盖它的黄土，桑志华在黄土层底部发现了被人类加工过的石英片。1922年，桑志华按照在蒙古工作的其他天主教会的通知，去萨拉乌苏河，在那里发现了一个骨骸堆积。他认为这很有研究价值，于是决定邀请巴黎的德日进参加中国西北和内蒙古河套地区堆积的科学调查。 这两位天主教神甫在宁夏水洞沟和萨拉乌苏河进行考古调查，在此他们发现了旧石器文化堆积，其中含有与炭混合的几百公斤石器。欧洲的史前学家对此很熟悉，因为发掘的成果是用法文发表的。在萨拉乌苏河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器大部分是红色石英岩和含有矽的石灰石制的，据说在文化层的碎石堆中常可找到这些遗物。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石器——刮削器、钻、石片——相当大，有长达17厘米的。 他们对这些重要发现及有关动物遗骸的研究结论是，这文化属于黄土堆积形成时期的更新世。 这些法国科学家独立工作，仅与在巴黎的同事联系，而他们的论著仅以法文出版。笔者有幸于1924—1925年在丁文江家里结识了德日进。后来这位天主教科学家加入了新组织的中国地质学会，我们常见面。那时，德日进在京、津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界已经闻名，被称为“中国北方最年轻最有才干的‘古生物学家’”——这是德日进接受葛利普奖章时，葛利普对他的评语。 德日进应邀为新生代研究室的正式成员，在周口店发掘中经常到那里去。杨钟健是他在中国最密切的合作者。比如他们曾合作进行对安阳发掘出土的动物遗骸的研究。除对史前遗物作的出色研究外，德日进的主要兴趣似是专注于“中国原人”，他从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角度进行此项研究。1941年在北平时，他还以此为题写了一个研究专集，由北平的地质生物学研究所出版。 德日进在中国传播科学的影响确实是多方面的。他讲话少，在科学研究中他的态度是堪为楷模的。当笔者负责安阳发掘时，德日进和杨钟健曾来看望过我们。他们在工地上停留了几个小时，仔细检查我们的工作方法和记录。他碰巧拾到一块绿色的动物牙齿，说“这是个虎牙，明显和青铜器埋在一起”。接着又看了出土的石器。他默默地对“所谓的绿石斧”的标本注视了好大一会儿。当问他对此的看法时，他说：“这类石斧好像在华北分布很广，无论在华北什么地方发现它，都是同一类岩石和同样的形状。”德日进是位田野科学家，虽然他沉默寡言，但可爱而又威严。他无论何时说话，都表现出渊博的知识。他思路敏捷，最重要的是他总使人受到鼓舞，有时也很诙谐和幽默。 他的人品深深地打动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但只有少数几个人了解他。他的《中国原人》确实是这期间中国出版的所有科学名著中的经典之作。 我较详细地叙述了五位杰出的科学家和他们的几个亲密助手。这并不是说当中国开始接受西方学术、特别是西方科学，开始认识到把科学教育列入中国教育制度时，没有别的科学家在此工作了。如地质学方面有像师丹斯基和谷兰阶（Walter Granger）那样的人；在地理学方面有斯文赫定（Sven Hedin）；在考古学方面有尼尔逊（N. C. Nelson）、步日耶（Henri Breuil）等等。他们也都为建立中国现代科学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因为葛利普、安特生、步达生、魏敦瑞和德日进与中国知识界有更多的接触，所以他们的工作与其他人相比较是卓越的。这种接触当然比写成的报告的感染力大得多。因此，这种频繁接触的结果，不久就成为势不可挡的和不可压抑的力量。 ———————————————————— (1) 《孟子·滕文公上》。 (2) 雅各·布歇·佩尔忒：载《创世论》（五卷本，巴黎1839—1841年版）。另参看《考古学手册》（巴黎1924年版）。 (3) 大卫·霍迦斯：《权威与考古》（1899年）。 (4) 义和团运动以后，官方正式采用了近代的学校教育制度。笔者十岁时就读于家乡湖北钟祥县立一小，当时旧的考试制度已经废除。 (5) 关于这位名人的一生，可参看胡适的《丁文江的传记》，“中央研究院”1956年版。丁氏于1936年逝世。 (6) 赫胥黎阐述“进化”论的文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欧，特别是在伦敦引起了激烈的学术界争论。严复于1896年首次以中国古文将此书翻译过来，冠以《天演论》的名称于1899年出版。此书获得极大成功，被视为中国文学的佳作。 (7) 遗憾的是我一直未能找到葛利普的传记，这个人在向中国引进西方科学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强烈反对翁文灏接受官方任命的职务，特别是担任行政院秘书长。他逢人便率直地说：有许多能人可以胜任行政院秘书长的工作，但在丁文江之后再也没有别人能（像翁文灏那样）熟练地领导地质调查所了。他的话可说是不幸而言中。 (8) 安特生的《黄土的儿女》一书部分曾以瑞典文出版，全书于1934年出版英文本。 (9) 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载《地质汇报》第五期（1923年）。 (10) 安特生：《黄土的儿女》，第164—165页。 (11) 拉菲尔·彭北莱：《土耳其斯坦的考察》，华盛顿卡内基学院1908年版。 (12) 阿尔纳：《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载《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第二册，北平，地质调查所（1925年）。 (13) 关于陶器的起源和演变及其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可以参看法兰克复所著《近东的远古陶器研究之一：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埃及以及它们在远古的相互关系》。这篇专著是作为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第六期特刊于1921年出版的。 (14) 步达生：《奉天沙锅屯及河南仰韶村之古代人骨与近代华北人骨之比较》，载《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第三册，北京，地质调查所（1925年）。 (15) 安特生：《黄土的儿女》，第95—96页。 (16) 安特生：《黄土的儿女》，第103页。 (17) 安特生：《黄土的儿女》，第108页。 * 参看作者《论“道森氏·晓人”案件及原始资料之鉴定与处理》一文（载《李济文集》卷五）。作者在此处和以下的叙述有些时间上的记忆差误，“晓人”伪件一事是晚到20世纪50年代初才在科学界定案的。——《李济文集》编者注 [book_title]第四章　安阳有计划发掘的初期 前三章叙述了导致中国现代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有关历史背景，特别提及中国受传统方法教育的古物家发现甲骨文以及在中国开展田野工作的欧洲科学家全力做的示范所带来的影响。这两种研究活动汇合在一起，使现代考古学在中国革新的一代中很受欢迎。 1928年5月，傅斯年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代理所长，当时他是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的院长。傅是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国的古籍造诣极深，并注意批判和改革旧的教育制度。“五四”运动后他赴欧洲（1919—1926），到英国、德国学习，但他不是为获得学位，而是贪婪学习，汲取使他感兴趣的西方思想。1927年他回国。这年国民党在南京建都。那时，中山大学是以新思想吸引青年人的学习中心。 当傅斯年接受了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任务时，他那敏捷机智的头脑提出了一个后来常被同时代学者引用的口号：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这一口号像是七言古诗的对句。第一句引自白居易的名诗《长恨歌》。第二句是强调“体力劳动”，即“走路和活动去寻找资料”。在西欧长期学习使他认识到中国传统教育的不足就在于人为地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开。他确信若不把这种障碍扫除掉，就无法得到获取科学知识的新方法。在欧洲的初期，他在心理学系攻读，但并没有停留在当心理学专家上。这初步的训练显然足以提供给他理解体力与脑力之间复杂关系的能力。铭刻于他年轻的意识中的基本观点是人类灵魂的根源深埋于整个人体结构内——现代医学致力于考察人体的细部，而现代心理学则深入研究人的心理状态。 傅去欧洲前是位著名文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与欧洲人接触了一段时间。他是认识到东西方文化彼此间的不同并具体设法使这两种文化结合的中国学者的范例。他提出了上面的口号，并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的前言中对此作了详细解释。此刊出版时，他仍在广州，研究所尚处在筹建阶段(1)。这口号起了作用，因为傅斯年除了有渊博的古典知识外，还有透澈的西方科学知识。在同时代的学者中，他还是最有能力的行政管理者之一。 傅的口号强调不要停留在言论上。这实际上是他创建的研究所执行了四十多年的管理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 当研究所尚处于筹备阶段时，代理所长就派董作宾到安阳对这早已闻名的刻字甲骨的产地进行初步调查。此时（1928年），以罗振玉为首的大部分金石学家认为经过三十年对甲骨文的搜集，埋藏的珍品已全部被发现，再进一步搜寻是徒劳无益的，这种尝试也是愚蠢的。 傅斯年是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人物之一。他认为，上述看法是荒谬的。董作宾不是大学毕业生，1928年他三十岁刚出头，是“五四”运动的天然追随者，富有新思想并急于为自己的研究搜集资料。傅所长派董赴安阳进行初步调查有两个简单原因：董是河南人，这在许多方面都将有利于他的工作；再者他头脑灵活，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古物家。 实际上这两位学者，无论是倡导在安阳进行田野工作的傅所长，还是因系河南人而有天才又易于接受新思想而被派到安阳的董作宾，对现代考古学都没有任何实践经验。董在他的报告中说他的工作是考察遗址以查明是否还有一些甲骨值得发掘，或是否真像罗振玉及其同伙说的那样甲骨已被挖尽。 为此目的，他于第一次正式去遗址之前，对那里的情况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私人摸底。1928年8月12日董作宾到安阳后，先拜访了本地一些绅士，他们之中有彰德府中学的校长，几个古玩店的老板，不认识甲骨文而以伪造甲骨文出名的蓝葆光。通过访问，董获得大量关于一般情况和本地甲骨舆论趋势的情报。第二天由一个向导伴同亲到小屯村访问。在那里许多村民给他看欲出售的小块有字甲骨，他用三个银元买了一百多块。村民告诉董作宾说，过去古董商到村里收购时不要这些小碎片，于是他们就捡起来存放在家里。所以，当董第一次访问时，村中几乎每家都保存着一些“字骨头”。偶尔见到一些大块甲骨，卖主索价每块四至五个银元，董作宾认为价格过高。 与此同时，董在小屯村里雇了一个青年人为向导，领他到一个挖出甲骨的地方。这青年人指的地方是凸起的沙堆。董的第一个印象是这个沙堆与罗振玉1915年访问时描述的相反。罗日记中写的和董从市中学校长那里得到的情报，一致认为甲骨可能埋藏在耕种的棉田里。洹河边的沙堆是不耕种的。但当对沙堆西边靠近棉田的一特定地点进行考查时，董发现几个新填上的坑，这些坑很显然是最近挖的；而且在三个被填坑中的一个坑旁，他捡到一片无字甲骨。在此处捡到这片甲骨的证据和村民们卖的以及董从本地搜集的情况，使他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小屯埋藏的有字甲骨不像罗振玉及其同伙讲的那样已被挖尽。第一次初访小屯后，董作宾认为此遗址仍值得发掘。所以，他立即写了报告，并拟定了试发掘计划。 读了董作宾第一次初访安阳的报告后，傅所长毫不犹豫，马上采取措施，准备在小屯进行初步发掘。这新的计划虽不用花大量经费，但没有预算；经过和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多次磋商，傅斯年终于得了必要的经费，总数为1000银元，在那时这不是个小数目。有了这点经费，野外工作者还得为购置全部设备，包括测量仪器和摄影工具及其他必需的资料花一笔钱。董组织了一个由六人组成的工作队，这六个队员（有的是志愿人员，有的是雇用的）从不同方面与他合作，共同完成了第一发掘季度的任务（1928年10月7日—10月31日）(2)。1928年10月董作宾领导的这次试发掘，通常称为安阳第一次发掘。 1928年10月7日，董作宾带着南京中央政府和开封的省政府的官方证件到达安阳。河南省政府为便利董的工作，选派两名人员伴随他同到安阳。董的第一次正式的安阳调查的全部报告在冬季于开封石印出版，后又在四卷本的《安阳发掘报告》（1929年12月—1933年6月）上作为第一篇文章重新刊载(3)。董第一次正式发掘后的报告不仅结束了旧的古玩爱好者“安乐椅上研究”的博古家时代，更重要的是为有组织地发掘这一著名废墟铺平了道路。 摘录一些第一次试发掘的具体结果和一些参加者发表的看法是极有益的，而且是有历史意义的。首先，我们看一下在这著名遗址的实验性考察中做了些什么。主要是： （1）这个队进行了第一次发掘工作。 （2）选择了三个实际发掘地点，两个（第Ⅰ、Ⅱ区）在小屯村东北洹河西岸的一块农田里，此河有一段围绕着该村的部分农田。另一处（第Ⅲ区）在村中。 （3）出土了784片有字甲骨，其中555片是龟壳，229片为牛肩胛骨。此外还有千余片无字骨头。 （4）除了甲骨，其他出土物包括： （5）发掘的范围和可扩展部分，可能包括村北和村东北的整片农田及村中，也可能扩展至村南。 （6）殷墟似形成于这个地区遇到几次大洪水之后；根据董作宾的解释，洪水源于黄河，即那时黄河河道很接近于小屯。 （7）从三个试掘地点的坑里出土了刻字甲骨： 董手抄有字甲骨392片，并作了不少考释，这与他的报告一起发表于《安阳发掘报告》上。（图4） 图4　董作宾画的第一幅草图 在董作宾领导的试发掘后，笔者继在安阳发掘中担任领导工作，连续了将近九年。因此，下面的叙述有些带有自传性。 我在1928年才见到傅斯年，那时他已因“五四”运动而成了国内的名人。1918—1923年，我在美国留学，专心攻读几门社会科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五年后回国，在天津新建立的南开大学任教。我在那里工作了两年（1923—1925年）。 因自清朝以来我就住在北京，所以在天津任教时，经常来往于京津二地。在那时的大学所设课程中，人类学是个十分新颖的学科，因而这两个城市的一些学术界人士对我产生了几分好奇，常邀请我参加两市的学术会议和一些社交活动。进入社交界时间不长，我就与许多长期以来我所敬佩的专家建立了友谊。很快我就被介绍给丁文江、翁文灏和胡适，并成为中国地质学会正式会员。作为这个学会的一员，我自然有充分的机会认识许多国内地质学家和外国的科学家——地理学家、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等等。 丁文江这时已不在地质调查所担任领导，正在管理一个总部设在天津的煤矿公司。他对人类学的浓厚兴趣使他对我的工作很关心，他建议我千万不要失去到田野收集资料的机会。所以，当新郑发现青铜器的消息在报纸上公布后，他鼓励我去新郑发掘，并资助二百元（中国国内通用的银元）作为田野费用。(4) 于是我亲赴新郑发掘。但发掘的结果并不怎么令人满意；我仅发现一些人骨，青铜器和玉器早已被全部掠走。这最初的发掘经历没能真正把我吸引到考古科学上去，但它却给了我一个教训：做这种工作一定要非常注意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状况。 1924—1925年，即我在南开教学的第二年，在北京见到了毕士博（Carl Whiting Bishop），他正在那里代表弗利尔艺术馆寻找机会在中国搞些科学发掘。很快我们成了朋友。在这一学年，毕士博写信问我是否愿意参加他们的田野队搞些考古发掘。经认真考虑和征求朋友的意见后，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并提出我认为重要的两个条件：第一，如果我决然参加他们的活动，则应与一个中国学术团体合作并在它的主持下进行工作；第二，我没有任何义务向国外输出发掘所得的遗物——我的暗示是应在中国研究这些发现物。(5) 很长时间我没有得到答复。后来在一次社交活动中与毕士博巧遇，他热情并很有礼貌地走近我，再次谈他的意见。在这次非正式会谈中，他对我讲弗利尔艺术馆不要求我干我认为是不爱国的任何事。政治和社会状况变化如此急速，为什么不在实验性基础上一道工作呢？毕士博是我印象中在北京的几个友好真诚的美国人之一，因为他的建议适合于我对学术研究的看法，我同意了“在实验性基础上”接受这项工作。这事发生在1925年春天，当时安特生的史前发现已成为北京、天津学术界谈论的话题。 是年初，清华大学建立了一个研究“国学”的中心。“国学”相当于现代英语的“汉学研究”。我荣幸地被新创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聘请为讲师，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著名学者在一起。我的任务是讲授人类学。大约与此同时，弗利尔艺术馆通过它的田野发掘代表毕士博也在上面提到的谅解的基础上同意聘用我为在中国的田野发掘队队员。 1925年冬，弗利尔艺术馆和清华研究院共同派遣我搞些田野发掘，并给我任意选择发掘地点的权力。清华大学的高年资教授梁启超是个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把我推荐给山西模范省长阎锡山，那里的政治管理最为闻名，治安长期稳定。我和熟悉中国现实政治和社会状况的朋友认真商量后，选择了山西省为我的第一个考古发掘地点。 袁复礼——曾参与安特生在仰韶发掘的地质学家，听到我将去山西考古而自愿与我同行，这对我来说真是太幸运了。地质调查所和弗利尔艺术馆都赞同。袁和我在1925年至1926年冬季离开北京去山西。在途中，我们拟定了考察的路线。在那时，政治家和一般民众都还不了解科学，更谈不上科学考古了。所以，在第一次旅行中，我不得不用很多时间和一些行政官员及当地居民谈判。我享有的任何社会和政治的有利条件，大部分是由我的高年资同事提供的，或全凭个人幸运。 我和袁决定，到太原后主要沿汾河河谷南行，直到山西省南边界的黄河北岸探寻考古的可能性。这里已有一条铺平的路，可利用的交通工具是骡子、骆驼椅、人力车和骡车等。我们从平阳府（临汾）开始向南仔细勘查。在这个地方，我们每人雇一头骡子驮运行李、测量照相仪器和人。山西运输的骡子以耐力著称，能驮重300多磅，以每天25英里的稳定速度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走。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我和袁骑骡子从临汾出发，向南漫行约一个月。在日常观察中，主要发现三个有彩陶的史前遗址，另有许多有重大考古价值的历史遗址。我把考查的详细情况特别是新的发现向清华研究院及华盛顿弗利尔艺术馆作了汇报后，又奉命到山西搞发掘工作。清华研究院和弗利尔艺术馆都同意由我选择第一个发掘地点。因两个合作机构都很满意袁的帮助，所以我们俩于1926年秋又去山西。拿到必要的官方证件和介绍信后，我和袁一致同意选择西阴村为第一个具体发掘点。西阴村位于夏县，是我们考察时发现有彩陶的三个史前遗址之一。我们这样抉择有以下几个原因： （1）史前遗址不含任何金属品，可以避免挖宝的怀疑。 （2）发掘的是过去不知名的埋葬，所以很少引人注目，可以减少公众反对挖墓的意见。 （3）仰韶文化的发现已排除了对史前文化重要性的怀疑。 另外，我的同事地质学家袁先生已在他调查过的仰韶遗址中取得了许多田野发掘经验。 我以为不必更多介绍第一次发掘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情况，因这些已用英文和中文报导过了。在该遗址收集的遗物中最著名的是一个人工切割的蚕茧，这被史密森研究院的一个专家鉴定为家蚕（Bombyx Mori）的茧。(6) 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在政治革命高潮时的中国虽未引起特别注意，却成就了我个人的名声——工作方法现代化的、兴趣超越历史时代界限的中国第一个考古学家。弗利尔艺术馆的馆长知道了我的事迹后，通过毕士博表示希望会见我，并邀请我去华盛顿。 1928年夏我去华盛顿，与洛奇（John E. Lodge）馆长愉快会见。交谈后他答应继续支持中国学术机构与弗利尔艺术馆之间在任何考古新项目方面更进一步合作的努力。 我经欧洲、埃及和印度返回中国。当有生第一次到香港时，我急于游览过去从未去过的广州。1928年这个城市是各种革命活动的中心。据我所乘去上海的半岛—东方公司邮轮的时刻表，在香港要停三天，这样我可在有限的时间内从容地观光广州，我这样做了。 一到广州，我即被领去见傅斯年，那时他也正期望能与我一见。见面后他问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是否能任他正筹组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负责人。他告诉我董作宾在安阳的发现，我也对他讲了我与弗利尔艺术馆的协定。意见看来没有多大分歧，因为弗利尔艺术馆馆长刚批准在实验性的基础上进行这种合作。 这样，于1928年至1929年冬我就开始拟定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计划。这自然要求我尽量去了解安阳殷墟遗址。回到北平后，我迫切的任务是赴开封与从未见过面的董作宾协商。当然关于任命我的事，傅斯年所长已通知了他。在开封我了解了所有董作宾能告诉我的关于小屯遗址的现状及他试掘的结果。直到现在，我与这位富有魅力、令人敬佩的同事第一次会见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他的头脑机智灵活，富有实践知识。他的主要学术兴趣和最近的成功使他相信仍有埋藏的甲骨值得发掘。 在开封与董作宾非正式会见后，我俩都同意旧历新年后到安阳再搞一次试掘。我们还达成一项谅解：董研究契刻文字，而我负责所有其他遗物。实践证明这一谅解对我们的个人关系与合作是重要的。作为考察这个遗址的第一位先锋，董作宾应该有机会研究这批最重要的科学发现物，而有字甲骨是安阳发掘的关键珍品。另外，董的古文字学研究能力是无容怀疑的。 在与董作宾个人接触及阅读了他写的报告的基础上，我获得了有关遗址现状的一般知识。基于这一般的认识，我认为： （1）小屯遗址明显是殷商的最后一个都城。 （2）虽遗址的范围未确定，但有字甲骨出土的地方一定是都城遗址的一个重要中心。 （3）在地下堆积中与有字甲骨共存的可能还有其他类遗物。这些遗物的时代可能与有字甲骨同时，或者较早或较晚，当然要视埋藏处多种因素而定。 根据这三个假设，我制定了1929年春季由我首次负责在安阳的田野工作，即第二次小屯发掘计划。因为弗利尔艺术馆同意并支持我在中国学术机构领导下的田野工作，所以经费没问题。与董作宾商量后，决定具体工作采取以下步骤： （1）聘用一个称职的测量员对遗址进行测绘，以便准确绘出以小屯为中心的详细地形图。 （2）继续在遗址内若干地点以挖探沟的方法进行试掘，主要目的是清楚了解地表下地层情况，以便找到包含未触动过的甲骨的堆积特征。 （3）系统地记录和登记发掘出的每件遗物的确切出土地点、时间、周围堆积情况和层次等。 （4）每个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坚持写关于个人观察到的及田野工作中发生的情况的日记。 1929年春季发掘按计划完成。在小屯村发现了更多的甲骨（685片）。对三个不同地点村南、村中、村北的麦地和棉田分别进行了地下情况的调查。这次发掘结束，我们把大量出土物装箱包好运往北平研究。此时历史语言研究所已将所址迁至北平。傅斯年所长决定向公众发布初步发掘报告。我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7)，文中我根据春天的发掘和观察得出一重要结论，即地下堆积分三层：（1）殷商时期主要文化堆积；（2）覆盖其上的是分散而众多的隋唐墓葬(8)；（3）覆盖这些墓葬的是现代堆积层。我们还发现许多地下窖穴，其中填塞的主要是殷商遗物，包含陶片、石器、动物骨骸，偶尔有些断裂的玉块或玉片等。这些遗物及时登记注册后全部运到北平所址进行研究。在这次发现的遗物中最重要的仍是一批有字甲骨，这是在村内发掘点出土的，此处距董作宾第一次发掘出甲骨的地点很近。 在第二次考察安阳期间，开始测量以小屯为中心的这重要遗址的地形。因无人确知遗址的大小，所以我们暂将测量工作限制在发掘出甲骨之处或传说过去挖出甲骨的地方。第一个地形图是张蔚然测绘的，完成于1929年秋季第三次安阳发掘（图5）。我领导的第二次田野发掘的另一项任务是坚持系统地记录收集到的陶器；在连续十四次安阳发掘中，这一艰巨任务从未间断地坚持下来，但正如预料的那样，记录方法和分类标准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图5　小屯及其邻近地区图 没人能推测出小屯村东北麦地、棉田现在表面的情况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殷商时期的面貌。然而准确地绘出现在的地表图是田野工作者的任务。 发掘团开展田野工作后，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小屯村坐落于一块微平的土地上，村东北麦棉田面积约180000平方公尺，向北向东逐渐升高。精确的测量表明地面高起约3—4公尺。最高处是在东边靠近洹河岸的一个地方。北边临洹河岸处，有一块比村子高出2—3公尺的台地，但一条凹地把它与东边的高地分开。这凹地可能是在雨季时把水泄入洹河的。北岗西面在1929年有条长长的深沟，此沟从花园庄几乎直通北面的洹河，而且它也像是小屯村麦棉田的边界线。村民称之为“水沟”。根据小屯村民的传说，此沟似也是甲骨珍品堆积的西部界线。据了解堆积地点的人说，所有的“字骨头”都是在水沟东部的地方发现的。测量以后我们发现，水沟最低处实际上并不比小屯村的地面低多少。 比村子地面高约2—3公尺的两个土岗和村东北麦棉地西部边界的“水沟”是初访小屯村时大体的表面迹象。这初步的观察与测量有助于我制定1929年10月开始的第三次发掘计划。由深受旧的挖宝传统影响的河南省政府组织和支持的另一个发掘队，使我们第三次发掘中断了三个星期。虽然这场政治性干扰很快就解决了，但挖宝的传统观念顽固得很。为此我们当中许多人积极活动，要求中央政府制定一个古物保护法，包括保护遗址和有历史价值的遗迹措施，以及国家珍品出口规章和管理科学发掘的条例。此法的第一条，是我们提议而被采纳的：政府明确宣布所有地下古物都是国家的财产，任何个人和私家团体无权发掘。在广泛讨论了几年后，立法院在1930年6月终于通过了这个保护法。其中包括管理正式发掘的规则，这是过一段时间后补充的。需要提一下，内务部和教育部于1935年春联合向中央研究院发出批准允许发掘的第一号执照，而当时安阳发掘已进行到第十一次了。(9) 这个保护法的内容与安阳田野工作的进步有密切关系，因在我们发掘期间，田野考古工作者除面临复杂技术问题外，还有某些非技术性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艰难障碍。在中国这样一个受传统束缚的国家里，进行田野发掘经常会遇到这些障碍。 通过行政磋商和建立友好关系，抚慰了省政府的竞争队，我们于1929年11月15日恢复发掘。这一季发掘开始时我的田野计划是对整个遗址进行全面揭露，即用我称之为“卷地毯”的方法。由于省政府组织支持的发掘队的干扰，我只好采用便于情况允许时加以调整的方法。于是，我又重新开始制定了更系统的在小屯村东北麦棉田里开“探沟”的发掘计划。 在这块地的西半部，我计划挖一条南北向的长纵沟和六条平行的东西向的横沟，进而探索农田下整个遗址的主要堆积的分布情况。至于村中的地下情况，在春季已进行了初步调查。 尽管第三次田野工作被干扰了三个多星期，但出土物仍是较原预想的更鼓舞人心。结果充分证明，殷商文化遗迹重要的中心区在村东北麦棉地下某个地方，位于村西北沟与东、北部的洹河河谷边界之间。 南北向的纵沟揭露了地下一般堆积的剖面，六个平行探沟相距各15公尺，通过纵沟向东，这些沟肯定开在中心地区。在沟H13和H13.5之间，靠近纵沟处，我们发现了一个未曾动过的堆积，事实证明这是殷商文化最重要的堆积。此处就是后来有名的“大连坑”。 第一次发现和这次发掘范围逐步扩大的细节，已有专论在《安阳发掘报告》上发表(10)。在此，我总结一下这遗址的重要新发现及其与我们在这个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进程的关系。必须明确，第三次发掘的成就决不只限于发现“大连坑”。所以，下面的总结包括整个发掘时期的丰硕成果。 对我们工作队来说似乎头等重要的是清楚地显示了地下的分层顺序。把一个隋墓之上的地层断面与“大连坑”的未触动的地层比较研究一下是有意义的。殷商文化堆积之上有一保护层，土色从褐到黑，质坚固，厚度1—2公尺不等，这层常常是没有任何文化遗物，甚至连陶片也没有。至于说在3公尺多深处发现的隋唐墓，其上的回填土常呈现与前面叙述的保护层完全不同的层次。 具有更多意义的当然是这次发现的遗迹和遗物。因我亲自指挥“大连坑”的发掘，所以我能以亲身感受来叙述这一重要的堆积依次揭露的各阶段的情况。 “大连坑”位于洹河西岸高地的西南约50公尺处，它揭露的是横沟H13及其向北的扩展部分。表土一揭去，即表明此处的堆积未被扰过。以下列田野记录（从表层依次向下）为例阐述田野登记的方法： （1）表层，0—0.4公尺，混合土，内有一网硾。 （2）第二层，0.4—0.87公尺，土黄黑色，仅出土一石刀。 （3）第三层，0.87—1.4公尺，土呈褐色，无任何遗物。 （4）第四层，1.4—1.85公尺，土色同上，但土质坚硬较难挖，有炼渣和贝一个。 （5）第五层，1.85—2.1公尺，土色逐渐变黑，质坚硬；发现几块陶片、炼渣和一块雕刻花纹的砂石。 （6）第六层，2.1—2.4公尺，土黑而硬，在东北角有夹有黄沙的淤土、许多红烧土块，并有炼渣。 （7）第七层，2.4—2.65公尺，土色、质同上；但在东北角深2.65公尺以下处，土色变浅灰，质稍松软；开始发现较多的陶片和有字甲骨的碎片，还有人头盖骨碎片。 （8）第八层，2.65—2.8公尺，灰黄色土，东北角的土呈深黄色；陶片种类有：红、黑色绳纹陶，黑、红色方格纹及其他类的陶片。许多陶片上刻有纹饰。其他遗物有：刻字甲骨、蚌片、石刀、砾石、鹿角、人骨碎片、陶范、石斧及碎石等。 （9）第九层，2.8—2.95公尺，土为灰色，陶片同上；另外还有刻字甲骨、刻花骨、刻纹石器、象牙雕器等，出土物极多。 （10）第十层，2.95—3.2公尺，土呈灰黄色，但在接近该层底部3.1公尺处出现黄土，黄土南边发现一堆黑炭，混有灰陶、红陶和黑陶等，陶片上有刻纹和绳纹等；另外还有人头盖骨、陶范、砾石、骨锥、石制工具、有字或无字的卜骨及绿松石等。 （11）第十一层，3.2—3.3公尺，黑土与黄土混合在一起，出土物很少。3.3公尺深处以下，除东南角（《安阳发掘报告》第2期第232页作西南角。——译者）有半圆形黑土遗迹外，其余部分似已到底。 第十一层以下，即距现在地面3.3公尺以下，有一个层面被一层位于清晰的黄沙土上的黑土覆盖着，看来未被动过，这是很有意义的观察结果。这显然是用作居住址或贮藏穴的地面。更加振奋人心的是在3.3公尺处下，还有一个地下堆积，即一个深陷的圆穴，从“大连坑”底部向下深陷3公尺多。在这直径近2公尺的圆穴底部，发现一堆甲骨，其中有些是全刻字甲，后来董作宾在一篇专论中阐明了它的重要性。(11) 这个圆穴和另一靠近它西边的长方形窖，是“大连坑”下的一对地下窖穴，我们在此发现了这次发掘中最丰富的埋藏珍品。这些发现物中的多数过去无人知晓。“大连坑”的出土物及其下面两个窖穴中的堆积共同确凿地证明下列出土的遗物和有字甲骨显然是同一时代的：（1）无字骨和几乎完整的刻字龟版；（2）各类动物骨头；（3）多种类型的陶器：白陶、釉陶、红陶和灰陶；（4）雕刻的骨器和石器；（5）象牙雕刻；（6）距地面约10余公尺深的地下窖；（7）石工具和青铜工具共存；（8）铸青铜器的范；（9）其他出土物。 地下情况一弄清，这些单件或成批的出土物的同时出现的重要性立即被广泛认识到。这对我们继续在安阳发掘是有益的。 在这些新的出土物中，釉陶、白陶和铜范不仅使国际上广为注意，而且也引起了世界范围的讨论。特别是彩陶片的发现更是独一无二的，尔后的发掘从未见到与此相同的，这陶片使中国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简言之，争论的焦点是在小屯堆积中揭露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与青铜时代的殷商文化之间的关系。讨论持续多年，因它涉及到中国早期文化起源这个基本问题。(12) 1930年，当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田野考古移向山东省时，安阳发掘停止了一年。在靠近山东省城济南的一个地方，吴金鼎发现了一个新的新石器文化——黑陶龙山文化。吴是我指导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毕业生。考古组的田野工作人员到济南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一个季度的发掘。华北首次发现的黑陶文化，不仅打动了那些对古代中国有浓厚兴趣的学者，而且鼓舞了新一代的田野考古学家，特别是那些一直密切注视安阳出土物及发掘情况的人。 同时，1930年也发生了另一些影响田野工作的组织和小屯遗址发掘计划进程的事件。特别与我有关的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弗利尔艺术馆未能就在华北继续进行考古发掘问题达成协议。当这停止合作的不幸事件发生时，很明显我的工作很难维持。所以，在完成了分派给我的一切田野工作后，我辞去了弗利尔艺术馆的工作。从1925至1930年，按前面讲的协议我连续工作了五年，并希望通过中国研究机构和华盛顿弗利尔艺术馆达成的协议，促进考古科学的发展和增强中美在学术研究中的友谊。这失败当然使我非常沮丧。 一些欣赏我的田野工作的朋友向我伸出援助之手，积极请求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给予经费资助安阳发掘，这不久就实现了。1930年初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聘任我为中国考古学研究教授，这是一个特意捐赠给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讲座。另外，三年里每年拨1万银元作为研究所的田野工作费用。 于是，1931年春开始第四次安阳发掘。考古组从1929年冬停止在小屯发掘到这时已一年多了。第四次田野发掘队是在新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包括更多的考古工作者。带着一些新观点和对遗址性质更多的了解，我又走向田野。在队员中我有许多经过较好训练的新助手。 第四次发掘一开始，我们就在1929年测量的遗址上分五个区，每区由一位受过训练有经验的考古工作者指导进行发掘，每人有几名年轻的助手和受过训练的发掘工人协助。大多数队员在参加城子崖发掘中都收益很大，那里出土的遗物包括重要的卜骨标本，这些卜骨是用肩胛骨做的但没刻字。城子崖遗址周围有一圈已坍塌的墙，此墙是用夯土建的。仔细审查夯土使人们回忆起前三次在小屯发掘中出现的地层与此惊人地相似；当时董作宾和张蔚然解释这为洪水沉淀层。 所以，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重新解释过去我们在安阳遇到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全新的观念，这对安阳田野工作的发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我个人而言，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聘任和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使我受到极大的鼓励，因我在发掘中负主要责任。 在山东田野工作中获得的新经验使我开始设想，用肩胛骨占卜不仅存在于华北的史前时期，其范围更为广泛。在古代传说中关于商朝早期历史的记载，确实提到商朝建立后曾五次迁都，这些都城的具体位置是研究中国古史的学者最感兴趣的问题。我认为新发现的龙山文化有可能是商文明的直接前身。至少用肩胛骨占卜明显地说明了商文明与早于它的华北史前文化之间的关系。 有了这些新的认识，又有了加强的队伍，使我更有信心地安排组织扩大的安阳第四次田野发掘。我与考古组的成员及所长认真商议后，决定采用“卷地毯”的方法全面发掘小屯遗址。我确信已找到了关键所在，通过绘制夯土地区图的方法，可以追寻出殷墟中殷商王朝的建筑基础。 田野工作人员有老队员（前三次发掘参加者）——董作宾、郭宝钧、王湘和李济，还有新队员——梁思永、李光宇、吴金鼎、刘屿霞。石璋如和刘燿作为学员也参加了这次发掘。 这次找遗址（特别是寻找没扰动过的夯土地区）的方法之一，石璋如已在他1952年出版的《考古年表》中作了介绍(13)。 这次发掘将遗址分为五个区，即A、B、C、D、E。五个区的具体位置如下（参看图6）： 图6　小屯发掘的各区（据日译本） A区，在1929年（第三次发掘时）挖的纵沟的西面。 B区，在纵沟东面，横沟11与14之间。 C区，位于横沟11的南面。 D区，在“大连坑”的东面。 E区，位于横沟14的北面。 这次发掘结束时，发现A区大部分被动过，H13与H14之间的地区过去多次被挖掘。相比起来，B区却保存了大量夯土面，这种情况在A区没有发现。这一区的发掘使所有田野工作者相信我们早期把夯土解释为洪水沉积是错误的。C区是过去村民从不注意挖掘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也发现有明显的大量夯土，与B区发现的相同；D区也是如此。 E区有所不同，在此我们发现了两个未扰动过的地下贮藏窖，我们将其分别命名为E16和E10。E16中填满了青铜武器和有字卜骨。E10中出土了大量动物骨头，包括一个鲸的肩胛骨和脊椎骨，更有意思的是在这批遗物中发现一个象的下颚骨。石璋如在总结这次发掘时写道： 占地约一千四百余平方公尺。……有版筑土多处，长方窖、圆窖、大灰坑等25处；墓葬等18处。窖壁不但整齐光滑，而且有相对之脚窝。E16圆井为本次的重要发现。遗物有戈、矛、铜范、花骨、白陶……及有字甲骨781片。 第四次发掘的新方法证明不仅可行而且是成功的；从发现物和“卷地毯”的方法所取得的成果，都证明了两个月艰苦工作的良好成绩。这次发掘结束时，我与同事们下了决心：无论经费上会有什么困难，探寻殷商王朝建筑基础的新观念一定要坚持下去，直到能为这个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朝代的建筑复原取得坚实的基础。对已发现的大面积夯土区进行全面研究和继续探寻其扩展部分这一基本方针，证明是正确的。要知道，探寻夯土的新过程是耗费时间的，这不仅需要耐心和一定的技术经验，而且也要有极丰富的想象力认识这长期计划的意义，即经长期工作之后证明它的永久价值。 这次除在小屯村遗址发掘外，同时，还派人去考察洹河河谷其他预定的发掘遗址，梁思永、吴金鼎和刘燿共同在后岗发掘。后岗是非常靠近铁路的一个土丘。吴和李光宇还负责小屯以西四盘磨的田野发掘。在梁思永领导下，后岗持续了几个发掘季，并证明是很重要的；它第一次揭露了彩陶、黑陶和安阳文化以一定的顺序叠压着。在以后几次发掘中，曾到西边的同乐寨进行试掘，在那里发现了纯粹的黑陶文化遗址。更重要的发现是在第九个发掘季（1934年）在侯家庄发现与小屯殷商文化关系密切的堆积，这里是洹河北岸。在安阳发掘的过程中，这里是小屯村以外第一次发现刻字甲骨的地方。 第五至九次发掘主要集中于小屯，发掘的宗旨仍是探寻殷商王朝的建筑基础。这五次连续发掘是从1931年10月到1934年3月底，田野工作队的成员和领导人经常变动（见表4）。 表　4 第五次发掘时在B区和E区发现了更明显的夯土区。E区发现的一个夯土区是由纯黄土做成的台基。这个台基横断面呈方形，方位向北，但下方遭到后来的破坏。当时我认为这很重要，所以随后的第六次发掘由我负责。这次发掘中又一个重要发现是有关建筑工程的，即发现几排未加工的大小适度的砾石沿夯土边缘规则地排列着。这些明显是用作支撑柱子的基石。这种遗迹常被发现。(14) 这一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在前几次发掘中常遇到类似的大小不同的砾石可能也是建筑上用的。这样看来，探寻工作自然越做越富有意义。 从第七至第九次，董作宾与郭宝钧两人轮流领导田野发掘，主要目的仍是继续探寻建筑基础，当然也考察其他地下建筑。这几次发掘季更集中努力深入研究“版筑法”（即夯土筑法）发展的不同阶段。很明显，掌握这技术对殷商时期土木工程来说是最基本的要求。在研究中，我们的田野工作人员学到了许多在中国已应用了三千余年的土木工程技术。 ———————————————————— (1) 这里引用的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其第一本于1928年10月在广州出版，刊载了八篇论文和傅斯年所长写的前言，他详细阐述了创办研究所的理由。本刊为季刊，每年刊出四分为一本，已连续出刊46年，现为第46本和第47本。 (2) 董作宾和考古队于10月7日抵达安阳，13日开始发掘。据董自述，发掘时间从13日至30日，共18天。 (3) 《安阳发掘报告》有计划地刊载安阳田野发掘及其材料研究的情况。1929年在北平创刊，只发行了四期，第四期于1933年在上海出版，当时史语所所址正向南京搬迁。这个刊物后来先后以《田野考古报告》和《中国考古学报》的名称刊行。 (4) 当时中国报刊上有不少关于新郑青铜器的报导。毕士博（Carl Whiting Bishop）所写的《新郑铜器》一文（载《中国科学艺术杂志》1925年第3期）对此重要发现作了一个很好的简介。 (5) 据我所知，毕士博与我之间的全部公事信件完整保存在弗利尔艺术馆的专门档案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专函索阅。 (6) 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载《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年）。当时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永后曾回到国内对这一史前遗址出土的陶片进行研究，梁后来根据这些材料写了他的硕士论文。 (7) 李济：《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载《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1929年），第37—48页。 (8) 小屯发掘出的隋唐墓总数为148座。其中三座有方形石制或砖制墓志铭，或刻或用红笔或墨笔书写。全部墓志铭上都注明为隋唐年代——开皇七年（公元587年）、仁寿三年（公元603年），另一块注有开皇字样（公元581—600年期间），但年份已漫漶无存，无法辨认。总之，从小屯十二次发掘（1928—1937年）中出土的148座墓中的俑像、瓷器、偶见的墓碑以及其他金属等遗物上判断，墓葬时代为隋或隋唐之际。 (9) 发给正式的许可发掘证是在立法院通过古物保存法大约五年之后，这主要是由于经营出口古玩的古董商人施加政治影响之故。 (10) 李济：《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载《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1929年），第37—48页。 (11) 董作宾：《大龟四版考释》，载《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1931年）。 (12) 考古家和史学家都参加了这场讨论。一些文章发表在《安阳发掘报告》和《史语所集刊》上，可以说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13) 石璋如：《考古年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2年版。 (14) 这组重要遗存的最早发现是1932年6月在E区，有照片显示当时一些考古人员站在一排础石前边指点础石的位置。 [book_title]第五章　王陵的发现及系统发掘 古代世界各地有钱有势的人精心营建坟墓的习俗无疑是一样的。他们相信人死后到另一个世界能以一种与生前全无二致的方式继续生活着。虽然这种习俗会因支配某一地区的社会风俗及道德规范的不同，而以不同方式表现，但基本思想却是一致的，即人期望及信仰死后继续存在。 至于埋葬死者的观念始于何时，似乎尚无考古学家予以肯定的回答。但可以肯定，在新石器时代，埋葬尸体和将随葬品与死者埋在一起已司空见惯了。 史前史的研究也证明了，在人类利用金属，等级制和奴隶制度发展以后，对埋葬的精心安排也随之发展起来了。当然，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地区，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阶段不同，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给灵魂或鬼或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的死者供奉享乐品和必需品，是后人的义务。 就中国来说，本书第三章中已谈过安特生对新石器时代的墓葬的发现。巴尔姆格伦（Nils Palmgren）在关于甘肃瓮棺葬的专论中，对甘肃史前墓中发现的随葬彩罐已予以详细的描述。(1)考古学家发现的这些彩陶，无论是发掘的或收购的，都提供了最早的证据，即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与世界上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一样，相信人的双重存在。尔后的调查也充分证明了新石器时代中国人的二元论信仰。河南、陕西、甘肃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科学发掘揭露了在遗址中墓地与居住所是分开的。(2)这些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随葬品主要有陶容器、动物骨骼和石制用具。在质与量方面，墓与墓之间差别很大。尚不知这种差别是否为财富和权力或二者兼而有之的象征，但它表明这种差别在史前时期的中国已存在了。这种差别随时间的推移而扩大，直到青铜时代，当时像宫殿一样豪华的巨大坟墓已开始营建。 早在中国先秦时，厚葬之风就受到谴责，许多哲学家特别是墨家和道家对此进行猛烈抨击和嘲讽。关于墨子和庄子对厚葬强烈的反对是众所周知的。但这种传统被儒家称之为“礼”而保存下来。“礼”被某些人解释为“仪式”，被另一些人说成是“礼节”。但这个“礼”字的本义比“仪式”或“礼节”广泛得多。实际上它是儒家宣扬的一种关于古代中国盛行的风俗和举止的道德规范。一般认为，把“礼”作为法典始于周公，他是周朝创建者周武王之弟，儒家学派的偶像，传统儒学中崇拜的圣人之一。 在前九次安阳发掘中，无论从哪一方面讲也不能认为小屯的埋葬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尽管在一些未被盗墓者掘过的墓中发现了精致的青铜觚形器和爵形器。第八次发掘（1933年）在殷墟附近的后岗首次发现大墓。在此梁思永发现了仰韶、龙山和殷商文化相叠压的堆积。(3)第一个后岗大墓被揭开后，发现此墓几乎被盗一空。然而这一工作第一次表明，通过系统的调查可以找到大墓，甚至王陵。1931年以后安阳田野考古工作者对他们常遇到的“夯土”的结构与外观都很熟知了。后岗大墓揭开后证实，在营建大墓时也使用“夯土”技术，这就提供了一个指示线索。安阳考古队通过艰苦工作和田野经验的积累，找到了在附近地区探索殷商墓遗址的钥匙。 同时，尽管中央政府公布了古物保存法，但盗宝的传统仍未消戢。在安阳，虽然中央研究院的发掘由于当地政府的保护而无阻碍地进行着，但非法猎宝和盗墓仍比比皆是。与西方国家一样，东方猎宝的传统也无视法律和宗教：只要哪里埋有珍宝，猎宝者就像夺金子似地冲过去。 早在北宋时，安阳就以出青铜器闻名。(4)科学发掘一开始，立即引起一些外国报纸的关注。《伦敦图画新闻》以较多的篇幅刊载安阳发掘情况，遂引起世界上对此广泛注意。(5)这种宣传的恶果之一是怂恿私人挖宝，甚至很快蔓延到在中国的传教士中。非法的猎宝活动遍布华北各地，在安阳每当我们的有组织的发掘一结束，非法的猎宝者立即活动起来。侯家庄王陵正是由于这种猎宝活动而被首次知晓的。这一发现的细节资料已完全失落。但东京根津艺术博物馆的三个分别高为71.2公分、72.1公分、73.2公分的器形奇特的盉，深深印在每个参观者的脑海里。尽管水野清一在他的殷墟青铜器编目中没有提到它们(6)，但众人都说这是安阳出土的器物。安阳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大约早在1933年，侯家庄附近私人挖掘出大量青铜器和其他珍品，最为有名的是三件不知形状、体积很大的青铜器，它们随即在古玩市场上被卖掉，使主要挖掘者成了暴发户。虽不知详细情况，但分赃者决不会像赃主那样守口如瓶。因而，发不义之财的消息不胫而走，广为流传，不仅附近村庄妇孺皆知，而且安阳市里也纷纷传说。研究院的一些工作人员在很短时间内就了解到不少关于这次“幸运挖掘”的情况。田野队的年轻考古学家行动起来，把这消息向发掘队的负责人做了汇报。时间是1934年10月，此时梁思永领导的第十次安阳发掘正在筹备中。 第十次发掘，原计划与前三次一样继续寻找殷商时期的建筑基础，并对洹河河谷一带进行全面考察。当梁思永听到近来青铜时代墓葬被盗的故事，并得知墓葬位置大约靠近侯家庄，立即采取果断措施，调动人员集中一切力量，在他指挥下调查是否真有墓地可供发掘。这确实是个极重要的决策。 在这次发掘中，协助梁的是五位富有经验的年轻考古家：石璋如、刘燿、祁延霈、胡福林和尹焕章。这几位在田野技术上都经过良好的训练，对竭力找到墓地的确切地点热心十足。他们成功地找到了墓地的位置——侯家庄西北一处微凸的土岗，本地人称“西北岗”。于是，田野考古队开始试掘，揭露出一些大墓。这令人高兴的发现促使梁进一步集中一切可利用的人力和财力，考察这特殊遗址的全部范围。三个月（10月3日至12月30日）发掘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一条土路把遗址分成相距百余米的两部分，路西称西区，路东为东区。后来，发掘出的地下墓葬的分布表明，分开这两部分很便于实用。 侯家庄墓地第一次发掘结束时，所获比预期的更使人兴奋。重要的发现是：（1）西区4座大墓，东区63座小墓；（2）埋葬的躯体呈不同姿势（俯身、仰身、屈肢、只有头骨等）；（3）小墓中出土了许多保存完好的青铜器；（4）大墓中出土的刻纹石器，有高达36厘米的；（5）大量的玉饰品、花骨和白陶等。总的来说，这些制品比小屯的精致，而保存得也好；但很显然，这是与有字甲骨同时代的殷商文化的一部分。发掘者多少有些拿不准的是，第十次发掘临近结束时才部分揭开的西区大墓，能肯定是统治殷商王朝的最有权势者的一组王室墓葬吗？ 侯家庄西北岗第二次（即安阳第十一次）田野发掘计划，表现了梁思永非凡的远见卓识和对实地情况的全面了解。我完全支持他，但也遇到了一些经济困难。开支预算总数达二至三万银圆，这大大超过按规定拨给研究所的有限资金。这时，我既负责考古组的工作，又代理傅斯年的所长职务。幸运的是丁文江博士这时担任研究院的总干事。丁是个知识渊博的人，过去就曾对田野考古表现了极大的热忱。现在他处在能给我们以实际帮助的地位，即帮助实现梁的宏伟计划。丁提出一个及时的建议，即请国立中央博物院参加这项事业进行投资。双方的具体协定是：博物院分担侯家庄田野发掘的部分经费，出土的器物待我们研究结束后，送到博物院永久保存；当时的博物院正在首都兴建一座用英庚款基金建造的大楼。 1935年春的第十一次安阳发掘是我们田野工作的高潮。虽然经费开支大，但重要的是收获丰富。这次发掘是最完善的组织工作和最高的行政效率的典范。特别是对一般公众来说，这些成就有力地证实科学考古不仅能促进书本知识的发展，而且能提供一个找到埋葬的珍品的可行方法，并对之给以法律保护。 第十一次发掘持续了97天（1935年3月10日至6月15日）。梁指导下有七位来自考古组的助手。另外，清华大学派一名研究生夏鼐在他去英国留学前到安阳见习田野考古。 西北岗墓地的第二次发掘面积约8000平方公尺。清理了西区4座大墓，揭开了东区411个小墓。大墓深12—13公尺。小墓肯定是牺牲的埋葬；不少小墓中只有头骨或无头躯干，这显然为“人牲”提供了确凿证据。在大墓的发掘过程中，我们逐渐看清这些墓过去不止一次被盗，所以还没清理到墓底我们就知道不会找到完整的珍品。但我们在隐蔽的角落里发掘出的以前盗墓者没注意的遗物，就足以使人惊异了。特别珍贵的是那些易腐烂的竹、木纤维等留下的精细痕迹，只有受过训练的考古学家才能描绘出它的轮廓。较有价值的遗物如雕刻的大理石、许多体积大的青铜器和精致的玉器等，这些都不是在原处而是在被盗后墓道的填土中发现的。这次发掘中有不少著名学者来访，其中有傅斯年所长陪同来的伯希和（Paul Pelliot）教授，他是来侯家庄特访的尊贵客人。（图7） 图7　傅斯年、伯希和、梁思永在侯家庄大墓工地上 西北岗的发掘又持续了一次（1935年秋），规模比上次还大，每天雇用500名工人，这是到那时为止中国田野考古史上雇人最多的。发掘面积达9600平方公尺。在西区有更多的大墓被揭开，除一个未清理完的大坑外共发掘7座正规的大墓（图8）。东区清理了近800个小墓。这次发掘的结果再次表明，与前两次揭开的墓一样，这些大墓不止一次被盗。最早盗墓约始于周朝，起码发生在东汉以前，因在回填的被盗墓的顶端发现一东汉墓。不过，也正如前几次发掘一样，发现的遗物还是丰富的，有许多是出乎意料的。所以，除了关于大墓的复杂结构和殷商工程技术的大量详细知识外，这个朝代的物质文化的出土乃是真正的新发现。 图8　侯家庄西区7座大墓和1个坑 高去寻教授用下面的话总结了侯家庄西北岗的三次发掘工作(7)： 在侯家庄北西北岗王陵的三次发掘中，揭开1267个墓。……在这些揭开的墓中……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