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宋史论丛 [book_author]张荫麟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史学,完结 [book_length]163331 [book_dec]史学著作，张荫麟著。主要收入张荫麟的宋史研究论著，不少篇章具有开拓性，至今依然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王曾瑜回顾宋史研究时指出：“张荫麟是中国近代宋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的学问渊博，在20－40年代，先后发表论文二三十篇，涉及宋代的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等。宋史研究的不少课题是由他发轫的。例如《宋朝的开国和开国规模》《宋太宗继统考实》《北宋的土地分配和社会骚动》《宋代南北社会之差异》《沈括编年事辑》《燕肃著作事迹考》《顺昌战胜破贼录疏证》等文，至今仍有相当参考价值。可惜他逝世过早，未能给我们留下更多的作品。” [book_img]Z_6077.jpg [book_title]宋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 一、记里鼓车之历史 记里鼓车者，能自报告驱行远近之车也。车中装设机械，因车行之里数而使鼓鸣，故称，又名大章车。其见于史籍，始自《晋书·舆服志》。[1]唐杜佑《通典》称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四一七）刘裕灭后秦获此车，而谓未详其所由来。[2]《宋书》所载与此符。[3]《晋书·舆服志》云：“记里鼓车，制如指南（车）。上有鼓；车行一里，木人击鼓一槌。”此车自晋以来仅为天子仪仗所用，乃卤簿先驱车之一。其形式，据《南齐书》所载：“上施华盖，子襟衣，漆画鼓；机皆在内”[4]。隋开皇九年（五八九）平陈，此车亦为当时战利品之一。其后唐因得而用焉。宪宗元和（八○六—八二○）中，典作官金公立尝重修其制法上之。[5] 《宋书》《隋书》记此车之制均与《晋书·舆服志》无异。[6]惟《通典》附注引晋崔豹《古今注》云：“大章车，所以识道里也；起自西京；亦曰记里车。车上下为二层，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层击鼓；行十里，上层木人击镯”[7]。今所传伪本崔豹《古今注》及后唐马缟《中华古今注》中均有此一段，字句悉符[8]；而伪崔书乃割裂马书而成者也。[9]吾侪稽史至此，乃发生一大疑问。杜佑为唐人，决不及见作于后唐以后之伪本《古今注》，若《通典》所引系出杜佑手，则所引非另一伪本，即崔豹原书；然若为崔豹原书，则晋代记里鼓车，已能一里击鼓，十里击镯，何以晋、宋、隋诸史所述记里鼓车，皆仅能报一里之数？然则杜佑所引为另一伪本乎？抑《通典》所引非出杜佑手，而为后人所羼益乎？以吾观之，后一说较近，其故有二：（一）崔豹为晋东渡前人，杜佑既引其所纪记里鼓车，则不当又谓东晋刘裕平秦所获记里鼓车，不详所由来。（二）《通典》所引与伪本字句悉符，有后人采伪本添注，而传刻者误为原文之可能。然则两层制（即上引《古今注》所记之制）之记里鼓车，当起于何时？曰，大约起于唐；上引后唐马缟书已有两层制之记里鼓车之记述矣。马氏所记又云：“《尚方故事》中有造（记里鼓）车法。”[10]惜其书已佚。盖宋以前，此车之造法无可考也。A.C.Moule氏谓唐张彦振于记里鼓车尝为赋以描述之，见《历代赋海》。[11]予按《全唐文》有《大章车赋》一篇，惟作者已阙名；张彦振只有《指南车赋》，而无《记里鼓车赋》也。 宋代记里鼓车为两层制；赤质，四面画花鸟，重台，勾栏，雕拱，一辕，凤首。驾士旧十八人，太宗雍熙四年（九八七）增为三十人。仁宗天圣五年（一○二七）内侍卢道隆上其造法。徽宗大观元年（一一○七）内侍吴德仁复修改卢法上之。[12]又宋江少虞《皇朝类苑》记宋代有苏弼者亦尝重修此车。[13]苏氏年代，史无可征；然江书作于绍兴十五年（一一四五），苏氏当在其前也。《元史·舆服志》无记里鼓车之称述；然《元史》仓卒战书，诸多阙漏，不能据是遂谓当时记里鼓车已亡；元杨维桢有《记里鼓车赋》[14]一篇，于此车尚有极明确之观念也。明清以来，此车已不为天子仪仗所用，遂乃绝迹于人间矣。 卢、吴二氏之记里鼓车造法，并见于宋岳珂《愧郯录》及《宋史》[15]中。二书所载除一二讹漏外，余全相同。然其叙述极不明晰，不完备；近西儒之读《宋史》者，尝苦其难解。[16]愚既译A.C.Moule氏之《宋燕肃、吴德仁指南车造法考》，尝师其图解指南车之法，以研究记里鼓车，颇觉其造法大纲，尚可推寻。兹述吾研究所得之结果如次。 二、卢、吴二氏记里鼓车之造法 《宋史》记卢道隆之造法云： 独辕，双轮。箱上为两重，各刻木为人，执木槌。足轮各径六尺。围一丈八尺。足轮一周而行地三步。以古法六尺为步，三百步为里，用较今法，五尺为步，三百六十步为里。立轮一，附于左足，径一尺三寸八分，围四尺一寸四分，出齿十八，齿间相去二寸三分。下平轮一，其径四尺一寸四分，围一丈二尺四寸二分，齿间相去与附立轮同。立贯心轴一，其上设铜旋风轮一，出齿三，齿间相去一寸二分。中（立）[17]平轮一，其径四尺，围一丈二尺，出齿百，齿间相去与旋风轮等。次安小平轮一，其径三寸少半寸，围一尺，出齿十，齿间相去一寸半。上平轮一，其径三尺少半尺，围一丈，出齿百，齿间相去与小平轮同。其中平轮转一周，车行一里，下一层木人击鼓；上平轮转一周，车行十里，上一层木人击镯。凡用大小轮八，合二百八十五齿，互相钩，犬牙相制；周而复始。 按文中所记小平轮，及上平轮之径围，俱有差误。“三寸少半寸”一语，亦殊费解。如解作二寸五分；则周围当合七寸五，与“围一尺”及“齿间相去一寸半”俱不合；如解作三寸又半寸，或三寸半稍不足，则与围一尺之说尚可相通，惟与齿距寸半之说，仍未能相符。“径三尺少半尺”语，亦同一费解。虽然，就足轮直径及各轮齿数计算[18]，构造原法已可推寻。文以上二语之讹误，原则上并无重要关系。兹试将全释述如下，以明诸齿轮之作用。 如下图，（甲）为车之左足轮，其直径六尺。（甲）轮内向紧附一同心（即《宋史》之立轮）轮（乙），其直径一尺三寸八分，出齿十八。（丙）轮（即《宋史》所谓下平轮）平置于（乙）轮上，而与之相衔接；其直径三倍于（乙）轮之直径，长四尺一寸四分，出齿五十四，齿间距离与（乙）轮同。（丁）轴贯（丙）轮之心，紧镶于（丙）轮，随之而转；此轴上达于车箱下层之底，其下端有窠以承之。（戊）为小曲齿轮（即《宋史》所谓旋风轮），紧镶于（丁）轴，出齿三，齿间相去一寸二分；此轮与（丙）轮平行，而略相距离。与（丙）轮平行而与曲齿轮（戊）相衔接者为（己）轮（即《宋史》所谓中平轮），其直径四尺，出齿一百，齿间距离亦为一寸二分。（庚）轴贯（己）轮之心，紧镶于（己）轮，下有窠以承之，上达于车箱下层。（辛）轮（即《宋史》之小平轮）紧镶于（庚）轴，与（己）轮平行，而相距离；其直径二寸五分（？），出齿十，齿间相去一寸半。与（己）轮相平行，而与（辛）轮相衔接者为（壬）轮（即《宋史》所谓上平轮），其直径二尺五寸（？），出齿百，齿间距离与（辛）同。（癸）轴贯（壬）轮之心，紧镶于（壬）轮，上达车箱之上层，下有窠以乘之。（丁）（庚）（癸）三柱皆直立。各平轮圆心，及（甲）轮圆心与其切地之点，同在一垂直地面而与足轮（甲）正交之平面上。当车行时，齿轮（乙）（丙）（戊）（己）（辛）（壬）同时俱转。足轮径六尺，按当时所用周三径一之率算之，其周之长为十八尺，即三步。足轮每转一周时，（乙）轮随之转一周，而与（乙）轮相衔接之下平轮（丙）适转三分之一周，紧镶于（丙）轮之轴之曲齿轮（戊）亦转三分之一周；（戊）轮共有三齿，转三分之一周，即转一齿，与（戊）轮相衔接之平轮（巳〔己〕）亦转一齿。足轮转百周，车行适三百步，即一里，（己）轮适转百齿即一周；故《宋史》云“中平轮转一周，车行一里”也。中平轮既转一周，则紧镶于中平轮之轴之小平轮（辛）亦转一周；（辛）轮共有十齿，故与之相衔接之上平轮（壬），适转十齿，即一周之十分一。故《宋史》又云：“上平轮转一周，车行十里”也。 卢道隆记里鼓车中诸齿轮之装置 由上观之，记里鼓车各轮之装置，据《宋史》本文尚无不可解之处。虽然，其何以使上层木人击鼓，下层木人击镯乎？A.C.Moule氏云：“书（《宋史》）中于车中上下层木人如何击镯击鼓，未加正确说明。”故欲据今所得之资料，而确考其造法之全部，定属不可能之事。以吾之揣测，或者（庚）（癸）两柱，上达于车箱者[19]，各紧镶一执槌之木人；鼓若镯或悬于木人之旁，其位置可环木人而迁移；鼓（镯仿此）之悬法，或使木人击鼓时，鼓面之下部能向后上退，上部向前下伸，鼓槌掠鼓缘而转向鼓后，鼓乃渐复原位。《宋史》次节述吴德仁造法，所谓“木横轴上关捩拨子各一”者，或所以使鼓（或镯）移易位置之具。然吾所推想既无实征，绝不敢决原法如是也。 《宋史》记吴德仁之造法云： 车箱上下为两层。上安木人二身，各手执槌。轮轴共四。[20]内左壁车脚立轮一，安在车箱内，径二尺二寸五分，围六尺七寸五分，二十齿，齿间相去三寸三分五厘。又平轮一，径四尺六寸五分，围一丈三尺九寸五分，出齿六十，齿间相去二寸四分。[21]上大平轮一，通轴贯上，径三尺八寸，围一丈一尺，出齿一百，齿间相去一寸二分。立轴一，径二寸二分，围六寸六分，出齿三，齿间相去二寸二分，外大平轮，轴上有铁拨子二。又木横轴上关捩拨子各一。其车脚转一百遭，通轮轴转周，木人各二，击钲鼓。 此节所叙述，更凌乱残缺，数目字之讹误（如“径三尺八寸，围一丈一尺”）无论矣。“车脚（即足轮）上”既有“立轮”，在车箱内，则必当更有一轮焉，附于足轮之内向而与此立轮相衔接；惟文中无之。其所谓“又平论一”当平置于立轮上，与之相衔接。盖平轮之齿数（六十）为立轮齿数之三倍，立轮转三周时，平轮适转一周，其用正与卢法之（乙）（丙）二轮同（参看附图）。惟再读下文，则难题立见。所谓“大平轮”当与何轮相衔接乎？所谓“立轴一”，当为何轮之轴乎？吾细思之，“立轴”当即上“又平轮一”之平轮之轴；“大平轮”当与此立轴之齿相衔接，故原文云“立轴一……外大平轮”也。此立轴正与卢法之（丁）轴相当，此大平轮正与卢法之（己）轮相当。盖立轴上有三齿，大平轮有百齿，故立轴及立轴所镶附之轮（即“又平轮一”之平轮）转一周时，大平轮适转3/100周；而大平轮转一周时，立轴及平轮适转100/3周，立轮及足轮适转3×100/3即100周；卢法（己）轮转一周时足轮适转一百周，正与此同。由是观之，吴法与卢法原理上全相同；所不同者，惟吴于（乙）（丙）二轮间添设一轮，而又改易其齿数耳。然上述诸轮仅足敷车箱下层之用。吴车据《宋史》所称，既为两层制，则至少必当尚有二轮，与卢法之（辛）（壬）相当。而《宋史》独付阙如。此实极重要之遗漏。文中所谓“轴上有铁拨子二”，此拨子究作何用，至今尚无从揣测也。 原载《清华学报》第2卷第2期，1925年12月[22] 注释 [1] 《晋书》，第二五卷，第六页（上）；乾隆四年（一七三九）校刊本。若以撰著先后论，当以《宋书》为始。 [2] 《通典》，第六四卷，第一四页（上），浙江书局本。 [3] 《宋书》，第一八卷，第四页（下），乾隆四年（一七三九）校刊本。 [4] 《南齐书》，第一七卷，第四页（下），乾隆四年（一七三九）校刊本。 [5] 宋江少虞等：《皇朝类苑》，第五八卷，第五页（上），诵芬室重刊本。及宋岳珂《愧郯录》，第一三卷，第六页（上），《知不足斋丛书》本。 [6] 《宋书》，第一八卷，第四页（上）；及《隋书》，第一○卷，第四页（上）；均乾隆四年（一七三九）校刊本。 [7] 《通典》，第六四卷，第一四页（上），浙江书局本。 [8] 《古今注》，第一卷，第一页（上），及《中华古今注》，第一卷，第一页（上）；均光绪乙未（一八九五）黄氏重印《汉魏丛书》本。 [9] 参看《四库总目提要》，第一一八卷，第九四页（上），上海点石斋印本。 [10] 《古今注》，第一卷，第一页（上），及《中华古今注》，第一卷，第一页（上）；均光绪乙未（一八九五）黄氏重印《汉魏丛书》本。 [11] 《清华学报》，第二卷，第一期，第四六六页。 [12] 《宋史》，第一四九卷，第一七页（上）；乾隆四年（一七三九）校刊本；及《愧郯录》，第一三卷，第三页（下）。 [13] 宋江少虞等：《皇朝类苑》，第五八卷，第五页（上），诵芬室重刊本。及宋岳珂《愧郯录》，第一三卷，第六页（上），《知不足斋丛书》本。 [14] 杨赋有云：“虚轮晕轸；横辕倚。平厢层构，低高间施。木镌象以正立；手潜奋以有持。列鼓镯于上下，各叩击以司时。”见《图书集成·经济汇编·考工典》，第一七五卷，车舆部，第一四页，殿本。 [15] 《宋史》，第一四九卷，第一七页（上）至一八页（下）；《愧郯录》，第一三卷，第一页（上）至七页（上）。 [16] 《清华学报》，第二卷，第一期，第四六五至四六六页。 [17] 立字疑衍。 [18] 原文所载足轮径长及各齿轮出齿多寡，因其作用之相符应及数目之恰相配合，可以证明其不误。 [19] 《宋史》次节述吴法所谓“上大平轮通轴贯上”，即其证。 [20] “共”，原文作“其”，据《愧郯录》校改。 [21] 平轮与大平轮齿间距离各不相同，衔接运动极难如意，疑所记有误。 [22] 收录时略作调整，后同。 [book_title]关于朱熹太极说之讨论 我读了上面贺君的文章，不禁发生了一个问题：朱子的第一（种）太极说（即“总天地万物之理”的太极）和他的第二种太极说（即“须以心为主而论”的太极）是否打成两橛，而不能贯通的？当他主张第二种太极说时，是否放弃了第一种太极说？贺君没有把这两说的关系说明，很容易使读者误会，朱子曾经改变了他的太极说，或至少曾有两种不能贯通的太极说。我想这样或者不是贺君的本意。据我看来，这两说只是一说。何以言之？ 朱子一方面认宇宙为一整个的有机体，支配这有机体的生成和一切活动总原理便是“太极”。所以说“盖天地间只有动静两端循环不已，更无余事，此之谓‘易’。而其动其静，则必有所以动静之理焉，是则所谓‘太极’者也”。（《文集》卷二《答杨子直》）这太极是“浑然全体”，“不可以文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文集》卷七《答陈器之》）从这方面看来，他的太极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很有点相像。但黑格尔以为这“绝对观念的实现”是“绝对的我”，这大“我”的本体，只是心，只是精神。而朱子的太极只是抽象的法则，永远寓于“气”之中。“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理亦无挂搭处”。（《语类》卷一）气是什么？就是构成“金木水火土”的原料，是形而下的，是有体质可捉摸的。朱子有时说理具于心中，这并不与理寓于气之说冲突，因为朱子所谓“心”，并不是西洋哲学史上与“物”相对抗的“心”，只是气之清轻而为理所寓者而已。这与希腊Democritus以心为精细的原子之说很相像。心的作用只是理气结合的作用（其说详后），心是气的一部分，心内是气，心外是气，说理具于心，只是说理具于气而已。这是朱子与黑格尔不同的第一点。黑格尔以为宇宙的全部历史是“绝对观念”的展现。这“绝对观念”具于宇宙历史全部，而不具于其一部分。朱子却不然，他一方面认太极为整个宇宙的原理，一方面又认太极为宇宙任何部分的原理。他一方面以为太极具整个的宇宙之中，一方面又以为太极具于宇宙之任何部分之中。所以说，“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语类》卷一页一），这里说天地是包括全宇宙（宋明儒书中天地二字大都为此用），万物是指宇宙各部分言。宇宙各部分的太极，或“理”，是相同的。故此说“大抵天地间只一理，随其到处分出许多名字来”（《语类》卷一页四五），又说“人物之生天赋，以此理未尝不同”（同上页二八）。除部分以外无全体，除宇宙各部分的理以外，无宇宙的总原理。既然宇宙各部分的原理，即太极，是同一的，则宇宙各部分的太极便是全宇宙的太极。于是发生一个问题了。既然理是唯一的，而一切物都同赋有此理，何以万物却纷纭互异，并且有相差得很远的呢？朱子解答道，万物之相异（一）由于万物所受的“气”，性质上，有“清浊纯驳”之不同，而理受气的性质的影响。好比同一“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则尽见之，若在篰屋之下有所遮蔽，“有见有不见”。又好比同是清水，“倾放在白碗中是一般色，乃放在黑碗中又是一般色，放青碗中又是一般色”。（二）由于所受的气，度量上有大小之不同，因而所赋的“理”有程度上之差异。“如一江水（理）你将勺去取，只得一勺，将碗去取，只得一碗，至于一桶一缸各自随器量不同。”同一的理因为在不同的“气”分中而表现不同，故此从万物之既然上看来，好像有无数理的。故此说： “物物具一太极。”（《语类》卷一页二七） “惟其理有许多故物有许多。”（同上卷三页二十三） “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问“理同而气异”。“此一句是说方付与万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气有清浊纯驳，故气异。下句是就万物已得之后说，以其虽有清浊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气，故气相近。以其昏明开塞之甚远，故理绝不同。”（同上卷一页二十六） 要之，同者是理之原本，不同者是理之表现。朱子书中言理，或指理之原本，或指理之表现，读者宜分别观之。 既然“总天地万物之理”具于一物，而心只是一物，那么“总天地万物之理”的太极说，与“须以心为主而论”（的）太极说自然可以贯通了。我们且仔细考察朱子所谓“心”是什么？ “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发，情者心之所动，志者心之所之。”（《语类》卷一页四二） “有心必有思虑，有营为。”（同上页三） 以上言心之用。 “天道流行，发育万物，有理而后有气，虽是一时都有，毕竟以理为主。人得之以有生。气之清者为气，浊者为质。知觉运动，阳为之也，形体阴为之也。气曰魂，体曰魄。高诱《淮南子》注曰‘魂者阳之神，魄者阴之神’。所谓神者，以其主乎形气也。”（同上页十四） “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凡人能言语、动作思虑营为，皆气也，而理存焉。”（同上页三十一） 问：“知觉是心之灵，固如此，抑气之为耶？”曰：“不专是气，是先有知觉之理。理末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譬如这烛火是因得这脂膏便有许多光焰。”（同上页四十） 以上言心之体。 合观上引各则，可知朱子所谓“心”不过一种理与气（这气似当是较清的气，是“阳”）之结合，其作用为思虑营为，主宰乎身。只是理不成其为心，只是气也不成其为心。理不能离气而独存，气也不能离理而独立。人人的心所具的理，或太极，都相同。理之在人心者谓之性。这性就是太极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言，当其未与外物感接，未发动时，寂然无形象可见。但其中含具万理，与外物感接时便表现出来。“纲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端虽有四……然仁实贯乎四者之中……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文集》卷七《答杨器之》）故人性的要素可以用一仁字包括。性虽尽人而同，但禀气的清浊，则因人而异。气禀可以影响于性。气愈清，则性愈明晰，而其实现之阻力愈少，故趋于善。气愈浊，则性愈晦，而其实现之阻力愈大，故趋于恶。我这里用两个“趋”字，读者要特别注意。如因人的善恶是由气禀断定的，还用得着什么修养？朱子因为要保存修养的重要，故此不能不避免唯物的命定论，而主张： （一）虽因气禀之清浊而性有明暗，而暗者可使其明。“人之性论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已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语类》卷一页二六） （二）心本来有被外物引诱而趋于恶的可能。“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别无闲处可安顿。”（《文集》卷二《答游诚之》） 涵养用敬的目的，只是屏绝外物的引诱，拨开气质的遮蔽，使性得充分的实现，使“天理流行”。使心与外界感接时，“发而皆中节”。这具仁义礼智四端的性，不独是人心的太极，并且是一切物的太极，是“总天地万物之理”。个人能复性，能使性得到充分的实现（full realization），便使个人的目的与宇宙的目的合一，便“上下与天地同流”。这便是朱子安身的地方，这便是朱子的宗教。 署名“素痴”，原载《国闻周报》第7卷第50期，1930年12月22日 [book_title]沈括编年事辑 沈括之见称于近世，以其《梦溪笔谈》，尤以书中之科学智识（看竺可桢《沈括对地学之贡献与纪述》，《科学》第十一卷六期）。予近搜集沈氏传记材料，乃知斯人之伟大实远过其名。括不独包办当时朝廷中之科学事业，如修历法、改良观象仪器、兴水利、制地图、监造军器等；不独于天学、地学、数学、医学、音乐学、物理学，各有创获；不独以文学著称于时；且于吏治、外交及军事，皆能运用其科学家之头脑而建非常之绩。若此人者，越年八百，其生平乃始有详尽之考核，亦甚可怪异之事也。兹篇注重沈氏事迹编年，至其学术，则沈氏著作之存者有《笔谈》《长兴集》（原四十一卷，残存十九卷）及《沈氏良方》（今《苏沈良方》中属沈氏部分），读者可按覆，而世亦不乏言之者，今不具详。 沈括，字存中，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考证详后），即西元一○三二年。 《宋史》本传，括“以父任为沭阳主簿”，而括父之名不见本书。《王临川集》卷九八，《沈周墓志铭》（原题《太常少卿，分司南京沈公墓志铭》），中有“子披，子括葬公钱塘……”云云，则括乃周之次子也。从王《志》可考见括之先世，兹摘录如下：“公（周）高祖始徙去（武康），自为钱唐〔塘〕人。大王父某当钱氏时匿不仕。王父某官咸平端拱间（宋太宗时）至大理寺丞。父某学行显闻，早世无爵位。……公……少孤，与其兄（同）相踵为进士，起家椽汉阳，从事高邮，用举者入大理寺为丞，监苏州酒，知简之平泉县，县人铭其政于石。遂自封州守佐苏州为侍御史。有以丞相指谒公者，不为听。居顷之，出刺润州，又刺泉州。其为治取简易。讼有可已者辄谕以义，使归思之。狱以故少。泉州旧多盗，日暮市门尽闭，禁民勿往来。公至，除其禁，而盗亦以止。佐开封，讼数年不遣者以百数，公断治立尽。尝代其尹争狱于上，大臣为公自绌。三司使请铸大钱，下其书议，议者无敢忤。公为其判官，独曰：坏四钱为之，可以当十，民盗变旧钱且尽铸之，为诱民死耳，不如无铸。议上如公言。于是天子以江东之按察为已悉，闻公宽厚，即以为使。尽岁无所劾，而部亦以治称。然公已老，不乐事权，自请得明州。明年遂以分司归第，三月卒。夫人许氏，六安县君。两男世其家，一女子已嫁。公廉静宽慎，貌和而内有守。春秋七十四，更十三官而不一挂于法。乡党故旧闻其归则喜，丧哭之多哀，而无一人恨望者。” 又《曾南丰集》四五，有《寿昌县君许氏墓志铭》。按《志》，许氏乃括母也。《志》云，“夫人许氏，苏州吴县人。考仲容，太子洗马。兄洞，名能文，见《国史》。夫人读书知大义，其兄所为文辄能成诵，父母衣食服御，侍之而后安。既嫁，惇行孝谨，宜于其家。其夫为吏有名称，夫人实相之。及春秋高，于内外属为高曾行，而慈幼字微愈久弥笃。故亲疏怀附无有恶斁。……” 是年，沈周年五十五，许氏年四十七（王《志》及曾《志》）。 康定元年　九岁 父为泉州守（吴允嘉《吴兴三沈集附录》注，不详所出）。《笔谈》二十一，“余少时到闽中”，当是此年前后事。 皇祐二年　十九岁 父由开封判官转江东按察（王《志》）。 皇祐三年　二十岁 八月父以太常寺少卿分司南京，十一月庚申父卒，年七十四（王《志》）。 皇祐四年　二十一岁 十月葬父于钱塘龙居里，属王安石为墓志铭（是年安石三十二岁，通判舒州）。是年括尚未出仕，故《志》中称括不及其官爵。 至和元年　二十三岁 是年终父丧，其初仕为沭阳（今海州）县主簿，当去此不久。《宋史》本传云：“（沭阳）县依沭水，乃职方氏所书‘浸曰沂沭’者，故迹漫为污泽，括新其二坊，疏水为百渠九堰，以播节原委，得上田七千顷。”括弱冠前后之生活可于《本集》卷十九《答崔肇书》中见之：“人之于学，不专则不能。虽百工其业至微，犹不可相兼而善。况君子之道也？若某则不幸，所兼者多矣。众人之所患，而某之所取，心虽劭而力屈，功虽益而业悖。……某少之时，其志于为学虽专，亦不能使外物不至也。复不幸家贫，亟于禄仕。仕之最贱且劳，无若为主簿。沂海淮沭，地环数百里，苟兽蹄鸟迹之所及，主簿之职皆在焉。然既已出身为吏，不得复若平时之高视阔步，择可为而后为，固宜少善其职矣。所职如是，皆善固不能也。欲其粗善，必稍删其多歧，专心致意，毕力于其事，而后可也。而又间有往还吊问，岁时腊，公私百役，十常兼其八九。乍而上下，乍而南北，其心懵懵跦跦，不知天地之为天地，而雪霜风雨之为晦明燠凉也。” 嘉祐六年　三十岁 官宣州宁国县令。《本集》（《长兴集》）卷二一《万春圩图记》云：“江南大都皆山也，可耕之土皆下湿，厌水濒江，规其地以堤，而艺其中，谓之圩。芜湖县圩之大者唯荆山之北，土豪秦氏世擅其饶，谓之秦家圩。李氏据有江南，置官领之，裂为荆山、黄春、黄池三曹，调其租以给赐后宫。本朝以属芜湖县，租还大农，太平兴国中，江南大水，圩吏欧阳某护圩不谨，圩以废。废且八十年，其间数欲治之，辄为游说所格。有司藏其议，一车不能载。嘉祐六年，转运使武陵张颗，判官南阳谢景温复会其议，使宣州宁国县令沈括图视其状。括还，以谓前之以为不可兴者，说皆可讲也。其一，以谓秋夏之水非广泽无所容，排其二十里以为墟，则二十里之水将无所受，溢则为害，不补所得。夫丹阳、石臼诸湖，圩之北藩也，其绵浸三四百里。当水发时，环圩之壤皆湖也，如丹阳者尚三四；其西则属于大江。而规其二十里以为圩，岂遽能为水之消长？是说之无足患一也。又曰：圩之西南迎荆山为防，江出峡中，则水壅以灌山东。今其下荆山之西流皆不能百步，折其堤以达荆山之冲，弃以与江二百步之广，则水无所迫，不幸而壅，则其阻在荆山之西，非圩之为祸。其东则播为枝流以分其委。是说之无足患二也。又曰：圩水之所赴，皆有蛟龙伏其下，而岸善崩，向之败未尝不以此。盖圩之水凿堤而出，酾于堤外，其下不得不为囦，囦深而岸其中，非所当怪也。今当凿下为复堤，障水出于数十步之外，注之江中，则囦者在数十步之外，其淫衍渐，不能数十步以为圩败。是说之无患三也。又曰：自圩之废，纳租而茭牧其间者百余家矣，一旦皆罢迁其业，势迫必且为奸。此尤不然。圩成固且与人。……昔之茭牧者今使之得耕其中，势不以耕而易茭牧。……是说之无足患四也。又曰：圩之东南滨于大泽，风水之所排，堤不能久坚也。此其地非有斩然崛起之势，陵迟而来者皆百余步。傅堤为柳百行，其下搴苇以列艺之，则水之所齿者在百步之外，而堤未尝与水遇。其为堤之址，数丈以广，而末锐才数尺，无与水忤，使其势不得与我争。是说之无足患五也。谢君雅知其可为，及是请之，奏其词上，即报可。……方是时，岁饥，百姓流冗，县官方议发粟。因重其庸以募穷民，旬日得丁万四千人，分隶宣城、宁国、南陵、当涂、芜湖、繁昌、广德、建平八县。……于是发原决薮，焚其菑翳，五日而野开。表堤行水，称材赋工，凡四十日而毕。其为博六丈，崇丈有二尺，八十四里以长。夹堤之脊，列植以桑……圩中为田千二百七十顷。……岁出租二十而三，总为粟三万六千斛，菰蒲桑枲之利为钱五十余万。” 是年欧阳修参知政事（《宋史·欧阳修传》），括上书云：“……阁下独立一世，为天下之师三十余年矣。其养育贤才，风动天下，未有不如其意。所未能必者，天下之时，与朝廷之位。则今既又得之矣。以其不可得而待于古者而遇于今，而又有其时与位，天下之所望于阁下，阁下所以自处，某愚浅不敢县定于心。抑将举天下之政，必自其大者，则礼乐宜已在阁下之所先久矣。然观古者至治之时，法度文章大备极盛，后世无不取法，至于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黄苍赤，岂能尽出于圣人？百工群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预焉。其卒使天下之材不遗而至于大备极盛，后世无不取法，在所用之何如耳。某尝得古之乐说，习而通之，其声音之所出，法度之所施，与夫先圣人作乐之意，粗皆领略，成书一通，亦百工群有司之一技。不敢嘿而不献……”是时括有《乐论》一篇，数致朝中达者。（《本集》卷二十《与人论乐数书》）今《笔谈》中《乐律》一门，当本于此篇之意。 嘉祐五〔八〕年　三十二岁 《服茯苓赋》（《苏沈良方》卷四）引云：“予少而多病，夏则脾不胜食，秋则肺不胜寒。治肺则病脾，治脾则病肺，平居服药，殆不复能愈。年三十二官于宛丘（河南淮阳），或怜而授之以道士服气法，行之期年，良愈，盖自有意养生之说。”存中在宛丘所官当是县令。 是年举进士第（《万历钱塘志·纪士》）。 《笔谈》九：“旧制天下贡举人到阙，悉皆入对，数不下三千人，谓之群见。远方士皆未知朝廷仪范，班列纷错，有司不能绳勒，见之日，先设禁围之外，盖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座者。有司患之。近岁遂止令解头入见，然尚不减数百人。嘉祐中，予忝在解头，别为一班，最在前列。目见班中惟从前一两行稍应拜起之节，自余亦终不成班，缀而罢，每为閤门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齐者唯有三色：谓举人，蕃人，骆驼。” 治平元年　三十三岁 括举进士后为扬州司理参军（《东都事略》本传），是年有《扬州重修平山堂记》（《本集》二一）。平山堂为欧阳修官扬州时所建，在十八年前。 治平二年　三十四岁 《扬州九曲池新亭记》（《本集》二一）云：“治平二月之晦，工徒告休，公（扬州太守刁某）将劳成，于是属其参军事沈某考词于碑……” 治平四年　三十六岁 《笔谈》七：“治平中，金、火合于轸，以《崇真》《宣明》《景福》《明崇》《钦天》，凡十一家大历步之悉不合，有差三十日者。”事当在本年以前。 熙宁元年　三十七岁 有《张牧墓志铭》（《本集》二五，原题《张中允墓志铭》）。牧为括妻之祖父（近沈绍勋《沈氏家乘》谓牧孙女为括继妻，不详所据）。牧，澶州人，父皓曾于役契丹，与曹利用齐功，而不获赏。此《志》有可补史阙者。 《志》中括自称为“校书朗沈某”。其转官当在是年以前，《宋史》本传称括举进士第后曾“编校昭文书籍，为馆阁校勘”。馆阁校书，职甚暇逸，括于此时，研治天文。《笔谈》七载“予编校昭文书时，预详定浑天仪”，当是本年左右事。《笔谈》七又载此时括答长官关于天文学之询问三事。其中二事乃在天文学上之卓见，录如下。一，“问予以日月之形如丸耶？如扇也？若如丸，则其相遇岂不相碍？予对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亏可验也。月本无光，犹银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侧，而所见才如钩。日渐远，则斜照而光稍满，如一弹丸，以粉涂其半侧视之，则粉处如钩；对视之则正圆。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气也，有形而无质，故相质而无碍”。二，“又问日月之行，日一合一对，而有蚀不蚀何也？予对曰：黄道与月道，如二环相叠而小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则日为之蚀；正一度相对，则月为之亏。虽同一度，而月道与黄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黄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当其交处，则蚀而既。不全当交道，则随其相犯浅深而蚀。凡日蚀当月道自外而交入于内，则蚀起于西南复于东北。自内而交出于外，则蚀起于西北，而复于东南。日在交东则蚀其内，日在交西则蚀其外。蚀既则起于正西，复于正东。凡月蚀，月道自外入内，则蚀起于东南，复于西北；自内出外，则蚀起于东北，而复于西南。月在交东，则蚀其外，月在交西，则蚀其内。蚀既则起于正东，复于西。交道每月退一度余，凡二百四十九交而一期。故西天法，罗睺计都，皆逆步之，乃今之交道也。交初谓之罗睺，交中谓之计都”。 《宋史》本传，括“编校昭文书籍，为馆阁校勘……考礼沿革为书南郊式。即诏令点检事务，执新式从事，所省以万计（故事，三岁郊丘之制，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干利。坛下张幔，距城数里，为园囿，植采木，刻鸟兽，绵络其间。将事之夕，法驾临观，御端门，陈仗卫，以阅严警；游幸登赏，类非斋祠所宜。乘舆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辈）”。 是年八月丁巳，括母许氏卒于京师，年八十三。 熙宁二年　三十八岁 葬母于钱塘。曾巩为作墓志，称括仕历作“扬州司理参军，馆阁校勘”。 是年二月以王安石参知政事。次年，十二月，以王安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熙宁四年　四十岁 终丧复仕，当在是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省《长编》），是年十一月“丙戌大理寺丞馆阁校勘沈括检正中书刑房公事”。 熙宁五年　四十一岁 《长编》，是年七月己亥，“沈括充史馆检讨”。 同上，九月壬子，“诏司农寺出常平粟十万石赐南京、宿、亳、泗洲〔州〕，募饥人浚沟河道……沈括专提举，仍令就相视开封府界以东沿汴官私田可以置门引汴水淤溉处以闻”。 《笔谈》二五：“熙宁中，议改疏洛水入汴，予尝因出使按行汴梁，自京师上善门，量至泗洲〔州〕淮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二十步。地势，京师之地，比泗洲〔州〕凡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于京城东数里白渠中穿井，至三丈，方见旧底。验量地势用水平望尺、干尺量之，不能无小差。汴梁堤外皆是出土，故沟水令相通时为一堰；节其水，候水平，其上渐浅涸，则又为一堰，相齿如阶陛，乃量堰之上下之水面相高下之数，会之得地势高下之实。”竺可桢曰：“括之测量，不但为平面测量，而功为地形测量，其量地面高下之法，虽不尽善，但苟所筑之堰，极为平直，当不致有大差误。其所用之尺，虽未必精密，但计高度至于分寸，可见其行事之不苟且。欧洲古代，希腊虽曾经测海岸之远近，罗马盛时亦有测量街道之举，但地形测量在括以前则未之闻。”（《科学》第十一卷，七九七页） 《长编》，九月戊辰，“提举司天监沈括言，楚州卫朴精于历术，乞令赴监参校新历，从之，仍赐路费钱五十千”。括提举司天监不知始于何时。《宋史》本传云，“时日官皆市井庸贩，法象图器大抵漫不知。括……招卫朴造新历，募天下上太史占书，杂用士人，分方技为五，后皆施用。” 《笔谈》八：“国朝置天文院于禁中，设漏刻、观天台、铜浑仪，皆如司天监，与司天监互相检察。每夜天文院具有无谪见，云物祺祥，及当夜星次，须令于皇城门未发前到禁中，门发后司天占状方到，以两司奏状对勘，以防虚伪。近岁皆是阴相计会，符同写奏，习以为常，其来已久。中外具知之，不以为怪。其日月五星行次，皆只据小历所算躔度誊奏，不曾占候。有司但备员安禄而已。熙宁中，予领太史令，尝按发其欺，免官者六人，未几，其弊复如故。” 又《笔谈》七：“……熙宁五年，卫朴造《奉元历》，始知旧蚀法止用日平度，故在疾者过之，在迟者不及。《崇》《明》二历，加减皆不曾求其所因，至是方究其失。” 《笔谈》八：“予尝考古今历法，五星行度，唯留逆之际最多差。自内而进者其退必向外，自外而进者其退必由内。其迹如循柳叶，两末锐。中间往还之道，相去甚远。故两末星行成度稍迟，以其斜行故也。中间成度稍速，以其径绝故也。历家但知行道有迟速，不知道径又有斜直之异。熙宁中，予领太史令，卫朴造历，气朔已正，但五星未有候簿可验。前世修历多只增损旧历而已，未曾实考天度。其法须测验每夜昏晓夜半月及五星所在度秒，置簿录之，满五年，其间剔去云阴及昼见日数外，可得三年实行，然后以算日缀之。古所谓‘缀术’者此也。是时司天历官皆承世族，隶名食禄，本无知历者，恶朴之术过己，群沮之，屡起大狱。虽终不有摇朴，而候簿至今不成。《奉元历》五星步术但增损旧历，正其甚谬处，十得五六而已。朴之历术，今古未有，为群历人所沮，不能尽其艺，惜哉。”按：卫朴所造《奉元历》，元初已佚，故《宋史·天文志》无得而载，《宋史·方技传》中亦无卫朴名。《笔谈》十八有记卫朴一则，可补《宋史》之阙，录如下：“淮南人卫朴，精于历术，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蚀三十六，诸历通验，密者不过得二十六七，惟一行得二十九，朴乃得三十五。惟庄公十八年一蚀，今古算皆不入蚀法，疑前史误耳。自夏仲康五年癸巳岁至熙宁六年癸丑，凡三千二百一年，书传所载日食凡四百七十五。众历考验，虽各有得失，而朴所得为多。朴能不用算推古今日月蚀。但口诵乘除，不差一算。凡大历悉是算数，令人就耳一读即能暗诵。傍通历则纵横诵之。尝令人写历书，写讫，令附耳读之，有差一算者，读至其处，则曰此误某字，其精如此。大乘除皆不下照位，运筹如飞，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算者，朴自上至下，手循一遍，至移算处，则拨正而去。熙宁中，撰《奉元历》，以无候簿未能尽其术，自言得六七而已。然已密于他历。” 熙宁六年　四十二岁 《长编》，是年三月乙丑，“太子中允史馆检讨沈括为集贤校理”。 括迁太子中允时不详。 《长编》，五月甲寅，诏“沈括详定三司令敕”。《宋史》本传所载“删定三司条例”，事似指此。 《宋史·律历志》：“熙宁六年，六月（据《长编》在是月辛巳），提举司天监陈绎言浑仪尺度与法要不合，二极赤道四分不均，规环左右距度不对，游仪重盈难运，黄道映蔽横箫，游规璺裂黄道，不合天体，天枢内极星不见。天文院浑仪尺度及二极赤道四分各不均，黄道天常环月道映蔽横箫，及月道不与天合，天常环相攻难转，天枢内极星不见。皆当因旧修整。新定浑仪，改用古尺，均赋辰度，规环轻利；黄赤道天常环并侧置，以北际当天度；省去月道，令不蔽横箫；增天枢为二度半，以纳极星规环；二极各设环枢，以便游运。诏依新式制造，置于司天监测验，以较疏密。”（《长编》记陈绎所奏兼及修历，神宗并令司天监指挥校定历书人卫朴别造历，与旧历比较疏密。） 按：《历志》下文又云：“初括上浑仪、浮漏、景表三议……朝廷用其说，令改造法物历书，至是（熙宁七年六月）浑仪浮漏成。”则括之上浑仪等三议乃在陈绎请新定浑仪之前，而此次所造新器实依括法。《宋史·天文志》谓括上议在熙宁七年七月者误也（三议见《宋史·天文志》，又见《宋文鉴》，两本稍有出入）。三议虽上于此时，其酝酿则甚久。前引《笔谈》七，括言“予编校昭文书时，预详定浑仪”，当是熙宁初事。又《笔谈》七云：“历家言晷漏者，自颛帝历至今见于世谓之大历者，凡二十五家，其步漏之术皆未合天度。予占天候景，以至验于仪象，考数下漏，凡十余年，方粗见真数，成书四卷，谓之《熙宁晷漏》，皆非袭蹈前人之迹。”浮漏及景表两议之内容盖包括于此书中，惜其久佚。 括自言，所为《熙宁晷漏》，“其间二事尤微。一者，下漏家常患冬月水涩，夏月水利，以为水性如此。又疑冰澌所壅。万方理之，终不应法。予以理求之，冬至日行速，天运已期，而日已过表，故百刻而有余。夏至日行迟，天运未期，而日已至表，故不及百刻。既得此数，然后覆求晷景漏刻，莫不吻合。此古人之所未知也。二者，日之盈缩，其消长以渐，无一日顿殊之理。历法皆以一日之气短长之中者，播为刻分，累损益。气初日衰每日消长常同；至交一气，则顿易刻衰。故黄道有觚而不圆。纵有强为数以步之者，亦非乘理。用算而多形数相诡。大凡物有定形，形有真数，方圆端斜，定形也。乘除相荡，无所附益，泯然冥会者，真数也。其术可以心得，不可以言喻。黄道环天正圆，圆之为体，循之则其妥至均。不均不能中规衡。绝之则有舒有数，无舒数则不能成妥。以圆法相荡而得衰，则衰无不均，以妥法相荡而得差，则差有疏数，相因以求从，相消以求负。从负相入，会一术以御日行，以言其变，则秒刻之间，消长未尝同。以言其齐，则止用一衰，循环无端，终始如贯，不能议其隙。此圆法之微，古之言算者有所未知也。以日衰生日积及（一作乃）生日衰，终始相求，迭为宾主，顺循之以索日变，衡别之求去极之度。合散无迹，泯如运规。非深知造算之理者，不能与其微也”。（《笔谈》七） 《浑仪议》述括所改良之浑天仪之法，并驳古今关于浑仪之理论与实制不合者十三事。其中二事之驳论乃我国天文学史中颇重要之创说。一、“旧说以谓今中国于地为东南，当令西北望极星，置天极不当中北。又曰，天常倾西北，故极星不得居中。臣谓以中国规观之，天常北倚，可也。谓极星偏西则不然。所谓东西南北者，何从而得之？岂不以日之所出者为东，日之所入者为西乎？臣观古之候天者，自安南都护府至浚仪大岳台才六千里，而北极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讵知极星之不直人上也?……”二、“前世皆以极星为天中。自祖暅以机衡窥考，天极不动处乃在极星之末犹一度有余。……臣考验极星，更三月而后知天中不动处远极星乃三度有余。则祖暅窥考犹为未审”。 《长编》，是年六月戊子，命“沈括相度两浙路农田水利差役等事，兼察访”。《宋史》本传，“淮南饥，遣括察访，发常平钱粟，疏沟渎，治废田，以救水患；迁集贤校理，察访两浙农田水利”。按：括察访淮南实在迁集贤校理及察访两浙之后（详下）。《宋史》倒置。 《长编》，是年八月乙亥，“检正中书刑房公事沈括辟官相度两浙水利。上曰，此事必可行否？王安石等曰，括乃士人，习知其利害，性亦谨密，宜不敢轻举。上曰，事当审计，无如郏亶妄作，中道而止”。此时王安石对括之态度与两年后王安石对括之态度，其间之差异，甚可注意。 《长编》，十月甲戌，“沈括言常、润二州岁旱民饥，欲令本路计合修水利钱粮募阙食人兴工，从之”。 熙宁七年　四十三岁 《长编》，正月丙寅，“沈括言常州、无锡县逃绝诡名挟佃，约五千余户，及苏州、长州县户长陪纳税有至二百余缗，已选官诣逐州根究，及虑人户隐蔽，已出榜召人告首。州县官吏能悉心究见欺弊，许令改正，更不问罪，其隐陷税苗课利人限两月自陈，特免追毁。从之”。 《长编》，三月庚戌，“沈括言两浙上供帛年额九十八万，民间赔备甚多。后来发运司以移用财货为名，增两浙预买绢十二万。乞罢之以宽民力。从之”。又是月戊午，“沈括言泗州都盐务免纳船户，而以官盐等第敷配，并给历抑配居民寺观违法。诏所司根治以闻”。 《长编》，三月壬戌，“太子中允集贤校理兼史馆检讨沈括并同修《起居注》”。括还朝在此以前。 王铚《元祐补录》云，“沈括素与苏轼同在馆阁。轼论事与时异，补外。括察访两浙，陛辞，神宗语括曰，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与轼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归即签（籤）贴以进，云词皆讪怼。其后李定舒（？）党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云。元祐间轼知杭州，括闲废在润，往来迎谒恭甚，轼益薄其为人”。（据丁传靖《宋人轶事集》页五○○引）按：元丰三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定言奏轼狂悖，上轼印行诗三卷，初不假他证（毕《续通鉴》七四）。宋代野史每凭空造谤，此其例也。 《长编》，四月壬辰，“沈括言察访浙东温、台等州自熙宁四年以后监司未尝巡历，县事废弛，无人点检。盖监司止在浙西，乘船往来，文移旁午，指挥不一；州县莫之适从，远民无所赴愬，近郡困于将迎。欲乞以浙东、浙西分为两路。从之”。（是年九月复合，九年五月复分，十年五月复合。） 《宋史》（八十）《律历志》，是年六月，“司天监呈新制浑仪浮漏于迎阳门（《宋史·神宗本纪》，是年六月丁亥作浑仪浮漏）。帝召辅臣观之，数问同提举官沈括，具对所以改更之理。寻又言，准诏集监官校其疏密，无可比较。诏置于翰林天文院。七月，以括为右正言，司天秋官正”。 《笔谈》八，“司天监铜浑仪，景德中历官韩显符所造，依仿刘曜时孔挺、晃崇、斛兰之法，失于简略。天文院浑仪，皇祐中冬官正舒易简所造，乃用唐梁令瓒、僧一行之法，颇为详备，而失于难用。熙宁中，予更造浑仪，并创为玉壶、浮漏、铜表，皆置天文院，别设官领之。天文院旧铜仪送朝服法物库收藏，以备讲求”。 《长编》，是年八月，“丙戌命知制诰沈括为河北西路察访使，代章惇也，先是遣内侍籍民车，以备边，人未喻朝廷之意，相摇大骚。又市易司患西蜀井盐不可禁，欲尽填私井，而运解盐以足之。二事言者墙进，未省。括时修《起居注》，上顾括曰，卿知籍车之事乎？括对曰，知之。上曰，卿以为何如？括对曰，未知车将何用？上曰，北人名马，常以此取胜，非车不足以当之。括曰，审如此，万一敌寇至，老稚坟墓田园室庐皆当弃之，而身为兵掠，复暇恤车乎？今陛下籍而未取，于民何伤？上喜曰，卿言是也。何论者之纷纷也？括对曰，车战之利，见于历史。巫臣教吴子以车战，遂霸中国。李靖用偏箱鹿角以擒颉利。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谓轻车者，兵车也。五御折旋，利于轻速。今之民间辎车，重大椎朴，以牛挽之，日不能三十里，少蒙雨雪，则跬步不进。故世谓之太平车。或可施于无事之日，恐兵间不可用耳。上复喜曰，人无如此晓朕者，当更思之。卿又闻西蜀禁盐之利乎？对曰，亦粗知之。上曰，如何？括对曰，私井既容其朴卖，则不得无私易。一切填之，而运解盐，使一出于官售，此亦省刑罚笼遗利之一端。然忠、万、戎、泸间夷界小井尤多，亦知敌盐又如何止绝？如此后夷界更须列堠加警，则恐所得不补所费。愿敕计臣边吏深较其得失之多寡，然后为之。明日二事俱寝。执政喜谓括曰，公有何术立谈而罢此二事？上甚多太平车之说。括对曰，圣主可以理夺不可以言争。若车可用，敌盐可禁，括不敢以为非”。原注云“括民车《实录》不书，去年十二月并今年二月十二日庚辰可考；盐禁则殊无所见。括修《注》乃在七年七月七日，其知制诰不得其时。《实录》因括察访河北遂书之。今亦并附此一事”。 《长编》，九月戊申，“河北西路察访使沈括言，近有旨令两浙路转运使等各提举一州第二料水利，转运司奏称有未便。臣在本路与监司日夕聚议凡半年，王庭老未尝言有未便。今有此异同，乞行推究。诏水利第二料除不可兴修外，并先从低下处兴工。中高田不得一例围裹，仍令庭老具析前后异同以闻”。 《长编》，九月“丙辰知制诰沈括兼判军器监”。 同上，十一月庚子以李承之为河北西路察访使，“代沈括也。将遣括使辽，故先有是命”。 《长编》，十一月己未，“河北西路察访使沈括言修城之役，乞自次边紧急处兴工，又乞权罢深州修城卒，兼募阙食户并功修展赵州城，从之”。 熙宁八年　四十四岁 括还朝当在是年二月中旬以前，关于此次察访之成绩，《长编》（卷二六○，页一八，浙局本）引括《自志》云，“翁察访河北西边，讲修边备，易其旧政者数十事。际边自蒲城以东至边吴淀五十余里。按图名徐村淀，淀渊相属，其实皆町衍大陆，无复陂泽之迹，戎马可以直抵深州。翁请决徐鲍诸水为塞，下属诸淀。上览奏骇曰，图籍无实如此，安用守臣！遂决意为之。近臣有言塘水可决者，翁应之曰，横五十里以为壑，败堤泄之，非一月不能涸。水之渐溃常数百里，注放敌中塘间，沮洳不容徒骑。此足以困敌，非中国之患也。使翁自遣官营之，再岁而塘成”。（括议此事之奏疏见《长编》卷二六○，宜补入《本集》。） 《长编》（卷二六七，页三），又据《自志》删述云，“括初至定州，日与其帅薛向畋猎略西山、唐城之间二十余日，尽得山川险易之详，胶木屑镕蜡写其山川以为图，归则以木刻而上之。自此边州始为木图。（《笔谈》二五，予奉使按边，始为木图，写其山川道路。其初遍履山川，旋以面糊、木屑写其形势于木案上。未几寒冻，木屑不可为，又镕蜡为之。皆欲其轻易赍故也。至官所则以木刻上之。上召辅臣同观，乃诏边州皆为木图，藏于内府……）定州城北园有大池谓之海子。括与向议展海子直低西城中山王冢，悉为稻田，引新河水注之，弥漫凡数里，使定之城北不复受敌。议者或欲傍西山阻险为山寨以处避寇之民。括以为不然，曰，民当使之同安逸，共患难。若纵其寇至而溃，则君谁与守？兼顿毙道路，先自屠戮，足以助敌势，非策也。乃严为入保之法，仍设关梁以止逃者，设旂鼓兴召之令。举河北西路可得丁百万，以临边圉，皆兵也。元氏银冶发转运司置官收其利，括以为不可。曰，耕垦利于近，商贾利于远。今开银冶于极塞，客聚之民一旦成市，仰哺边粟，日耗军食。近宝则国贫，其势必然。人众则囊橐奸伪何以检察。朝廷岁遗单于银以数十万，以其非北方所有，故价重而契丹利之。昔日银城县坊城皆没于契丹，盖北人未知凿山之利也。若启之使能自致，则国中之币益轻，复何赖于岁饷之物？其势必携，邻衅将自此始矣。时契丹略汉境，民不安于鄙，傅城自归，而夷夏莫能辨。守者无敢纳，赖敌退。鄙之人几肉于契丹。括为讲坊市法，严为防禁，使民各以乡闾族党相任，分坊以处之，谨启闭之节。坊有籍，居有类，出入有禁，边人为安定。河北阻于大河，惟澶州、浮梁属于河南。契丹或下西山之材为桴，以火河渠，则河北界然援绝。括请设火备，无使奸火得发。定州北境先种榆柳以为寨。榆柳植者以亿计。括以谓契丹依之，可蔽矢石，伐材以为梯冲，是为寇计也。皆请去之。时赋近畿户畜马以备边不可得，民以为病。括以为契丹马所生而民习骑战，此天地之产也。中国利强弩，犹契丹之上骑也。舍我之长技，勉强所不能，以敌其天产，未闻可以胜人也。边人之习兵者平日惟以挽强为格。括以为挽强未必能贯革，谓宜以射远入坚为法，如此诏可者三十一事”。此外不在三十一事中者，括上言“烽台高下疏密未便，乞别定起纳道路，并旧烽台图上，诏如括议”。（《长编》卷二六一，页七） 《笔谈》二四：“予奉使河北，边太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尧殛鲧于羽山，旧说在东海中，今乃在平陆。凡大河、漳水、滹沲、涿水、桑乾之类悉是浊流。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按：所云“奉使河北，边太行而北”，正是指察访河北西路时事。此地质学的观察与推论，《朱子语类》中亦有之，盖本于括。 《笔谈》（补三）：“熙宁中，使六宅使郭固等讨论九军阵法，著之为书，颁下诸帅府，副藏秘阁。固之法九军共为一营阵，以驻队绕之。若依古法，人占地二步，马四步，军中容军，队中容队，则十万人之阵占地方十余里，天下岂有方十里之地无丘阜、沟涧、林木之碍者？兼九军共以一驻队为篱落，则兵不复可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则死。此正孙武所谓縻军也。有言阵法有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之文，固不能解。乃使阵间士卒皆侧立，每两行为巷，令面相向而立。虽文应古说，不知士卒侧立，如何应敌？上疑其说，使予再加详定。予以谓九军当使别自为阵，虽分列左右前后，而各占地利以驻队，外向自绕。纵越沟涧、林薄，不妨各自成营。金鼓一作，则卷舒合散，浑浑沦沦而不可乱。九军合为一大阵，则中分四衢，如井田法，九军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四头八尾，触处为首。上以为然。亲举手曰，譬如此五指，若共为一皮包之，则何以施用？遂著为令。令营阵法是也。”按：《长编》系此事于是年二月戊寅。 《长编》，三月“甲午命知制诰沈括同知谏院范百禄赴御史台推李逢等公事，蹇周辅鞫逢反谋，得右羽林军大将军秀州团练使世居交通状，故有是命”。 《长编》，三月己酉“军器监上所编敌楼马面团敌法式，及申明条约，并修城女墙法式，诏行之”。按：明李元调《笔谈》后序，“括有《修城法式》二卷，熙宁八年括判军器监时所撰次，所言敌楼马面团敌式样并申明条约”。 《长编》，三月“癸丑右正言知制诰沈括假翰林院侍读学士为回谢辽国使，西上閤门使荣州刺史李评假四方馆使副之，萧禧久留不肯还，故遣括诣敌廷面议。括时按狱御史台，忽有是命，客皆为括危之。括曰，顾才智不足，以敌忾为忧。死生祸福，非所当虑也。即日请对。上谓括曰，敌情难测，设欲危使人，卿何以处之？括曰，臣以死任之。上曰，卿忠义固当如此，在卿此行系一时安危。卿安则边计安。礼义由中国出，较虚气无补于国，切勿为也”。 《长编》，是月“辛酉晦，召回谢辽国使沈括，副使李评对资政殿，括于枢密院阅案牍，得契丹顷岁始议地畔书，指石长城为分。今所争乃黄嵬山，相远三十余里。表论之。是日百司皆出沐，上开天章阁门，召对资政殿，喜愕谓括曰：两府不究本末，几误国事。上自以笔画图使内侍李宪持诣中书枢密院切让辅臣，使以其图示敌使，议乃屈。上遣中贵人赐括银千两，曰，微卿无以折边讼”。《长编》（二六一）引《王安石日录》，是年，“四月二月上怒刘忱与契丹议地界不分明。余为上明忱无罪，乃吕大忠作图不分明有罪也”。神宗以舆图之误切让辅臣，殆为王安石与沈括交恶（详后）之一因。 《长编》，闰四月癸巳，“诏五路义勇保甲每三五州差在京有职事官一员兼提举，知制诰沈括大名府、澶、恩州”。括《自志》（《长编》二六三引）云：“朝廷新伍民兵，河北、河东、陕西得劲卒百万，谓之保甲。河北三十余万先集。诏于从官中择二人分领，拟复用八柱国法，使从官中领，不以属帅。岁一出按之。括受命提举河北西路保甲。” 《长编》，是月甲午，神宗“欲令沈括及（曾）孝宽判兵部。安石言，沈括壬人。而义勇保甲独臣创议。今既判兵部，即中书不预。此兵事固宜非中书所知，然陛中择主判须得一敢与密院争曲直者，即不须令中书预其事。沈括使河北，阴沮坏新法，有所希合事甚众。若令主判，恐义勇保甲法难立。上曰，此大事，须中密同管，罢沈括可也。安石因言沈括壬人不可亲近。《书》谓孔壬难壬人，以为难壬人然后蛮夷率服者，壬人所怀利害与人主所图利害不同。人主计利害不审，又为壬人所敝，则多失计。多失计，此蛮夷所以旅拒也。天下事有疑而难明之处，陛下意有偏而不悟之时。以偏而不悟之意，决疑而难时之事，而壬人内怀奸利之心，奖成陛下失计，此危殆之道也。上以为然。称括材能，以为可惜。安石曰，如吕诲之徒必不能荧惑陛下。如括者乃所谓可畏难者也。陛下试以害政之事，示欲必行，而与括谋之，括必尝试陛下。若谓必欲如此，括必向陛下所欲为奸矣。果如此，陛下岂得不畏难乎？安石又言，小人所怀利害，与陛下所图利害不同，不可不察。如文彦博岂是奋不顾身以抗契丹者，而实激怒陛下，与契丹争细故，乃欲起事以挠熙河而已。陛下安可与此辈谋事言国家之利？上遂不用括……专以兵部委孝宽”。 又是月壬寅“知制诰沈括上熙宁《奉元历》，诏进括一官”。 括使辽以闰四月中成行，二十五日至北庭，六月五日起离，住十一日。括记此次使事有《入国奏请》及《入国别录》，又“在道图其山川险易迂直，风俗之纯庞，人情之向背，为使契丹图钞上之”（《宋史》本传），今皆佚。惟《奏请》摘存于《长编》（卷二六一、二六三）者三千六百余言，《别录》摘存于《长编》（卷二六五）者万余言，均当补入《本集》。又使辽经过略见括《自志》中。《自志》亦佚，惟此段采入《长编》二六五（略有改动），兹录如下：“括初至雄州，敌遮境不纳，责地不已。数火边候，以示必举。留雄州二十余日，萧禧还，乃纳使人。括草遗奏付其兄雄州安抚副使披。其大意言臣不还，敌必倾国为寇。敌之器甲材武皆不逮中国，所恃者惟众而习劳苦，不持粮，制敌之术惟聚兵定武，合西山之众以守磁、赵。黎阳河狭而岸近，折箠可济。当分澶、魏之甲以塞白马之津。怀卫坚壁以塞洞道。敌不得而西，必出中路，以趋河桥，则决齐、贾以灌之，虽百万可使之为鱼矣。唐河出于西山、以囊雍之，待其师还，决囊以断其军，镇、定之师尾其后，可蓬卷而覆也。括至敌庭，敌遣南宰相杨益戒就括议。括得地讼之籍数十于枢密院，使吏属皆诵之。至是，益戒有所问，顾吏属诵所得之籍。益戒不能对，退而讲。寻他日复会，则又以籍对之。益戒曰：数里之地不忍，终于绝好，孰利？括应之曰：国之赖者义也。故师直为壮，曲为老。往岁北师薄我澶、渊，河溃，我先君章圣皇帝不以师徇，而柔以大盟。庆历之初，始有鸿和尔之讼，我先皇帝仁宗于是有楼板之戍，以至于今，今皇帝君有四海，数里之瘠，何足以介国论，所顾者祖宗之命，二国之好也。今北朝利尺寸之土，弃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此遗直于我朝，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会，敌人环而听者千辈，知不可夺。遂舍鸿和尔而以天池请。括曰：括受命鸿和尔，不知其他。得其成以还。” 《长编》，五月“丙戌命知制诰沈括宝文阁待制李承之详定一司敕。初议差王安石提举。安石辞以无暇，请用括及承之，上曰善”。 《长编》，是月丁亥，神宗与王安石论吕惠卿，“安石曰，不知惠卿有何事不可于意。上曰，忌能，好胜，不公。如沈括、李承之虽皆非佳士，如卿则不废其所长，惠卿即每事必言其非。如括言分水岭事，乃极怒括。安石曰，惠卿于括恐非忌能。如括反复，人人所知，真是壬人。陛下当畏而远之，虽有能，然不可亲近，惠卿屡为陛下言之，非不忠。陛下宜察此”。 《长编》，六月己酉，“诏令式所修定宗室禄令不成文理，未得颁行，送详定一司敕令所重定以闻。于是删定官魏沂罚铜十斤，送审官东院，详定官沈括特释罪”。 《长编》，七月“壬午命知制诰沈括为淮南、两浙灾伤体量安抚使”。 《笔谈》（补二），“熙宁八年章子厚（惇）与予同领军器监，被旨讨论兵车制度，本监以《周礼·考工记》及《小戎》诗考定……以法付作坊制车，兼习五御法。是秋八月大阅，上御延和殿亲按，藏于武库，以备仪物而已”。 《长编》，十月庚子“淮南、两浙体量安抚使起居舍人知制诰沈括权发遣三司使。括行至钟离召还”。原注，“行至钟离据括《自志》”。 《长编》，十二月己亥“复置三司开拆司。初章惇为三司使废开拆司，入三部。至是沈括以为失关防点检，故复之”。 熙宁九年　四十五岁 《长编》，正月“甲申，权发遣三司使沈括言，前提举司天监尝奏司天测验天象已及五年。蒙差卫朴等造新历后考校司天所候星辰晷漏各差谬不可凭用。其新历为别无天象文籍参验，止据前后历书详酌增损立成新法。虽已颁行，尚虑未能究极精微。乞令本院学士等用浑仪、浮漏、圭表测验每日记录，候及三五年，令元撰历人以新历参较，如有未尽，即令审行改正。已蒙施行。今若测验得此月望夜不食，及逐日测验过日月五星行度晷漏之类，乞下司天监逐旋付卫朴参较新历改正。从之。先是，《奉元历》载今月望夜月蚀不验，诏闻修历推恩人姓名。至是括有是奏”。 八月，括奉旨编修天下州县图（《本集》卷十六《集守令图表》）。十月，王安石罢判江宁府。 《长编》，十一月丁丑，御史周尹议役法，称“三司使沈括亦言先兼两浙察访，体量本路自行役法，后乡村及旧无役人多称不便，累具利害，乞减下户役钱”。 熙宁十年　四十六岁 《宋史·食货志》（参《长编》是年三月辛酉条），“自仁宗时，解盐通商，官不复榷。熙宁中，市易司始榷开封、曹、濮等州。八年大理寺丞张景温提举出卖解盐，于是开封府界阳武、酸枣、封丘、考城、东明、白马、中牟、陈留、长垣、胙城、韦城、曹、濮、澶、怀、济、单、解州、河中府等州县皆官自卖。未几，复用商人，议以唐、邓、襄、均、房、商、蔡、郢、随、金、晋、绛、虢、陈、许、汝、颍、隰州、西京信阳军通商。畿县及澶、曹、濮、怀、卫、济、单、解、同、华、陕、河中府、南京、河阳令提举解盐，司运盐货鬻。仍诏三司讲求利害。盐价既增，民不肯买，乃课民买官盐，随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买卖私盐，听人告，重给赏，以犯人家财给之。买官盐食不尽，留经宿者，同私盐法。于是民间骚怨。盐钞旧法每席六缗，至是二缗有余。商不入粟，边储失备。召陕西转运使皮公弼入议。公弼极言官卖不便。沈括为三司使不能夺。王安石主景温，括希安石意，言通商岁失官卖缗钱二十余万。安石去位，括在三司，乃言官卖当罢”。《宋史》此段盖本于《涑水纪闻》，然不似可信。考括之奉诏与皮公弼议盐法利害，乃在去年十一月癸亥，其覆奏请罢官卖，在今年二月戊申（各详《长编》本日条下，括此奏见于《长编》，宜补入《本集》），而王安石则于去年十月去位，括安得希安石意而格公弼议也。盐法之改革乃括在三司使任内一大事，括《自志》云，“先此陕西盐利亡其大半，未有以救其弊。括言其为盐之蠹者，其说有四。其一，民足于盐岁不过三十五万囊，为钱二百一十余万缗而已。是时乃出钞三百五十万缗。盐有常费而出钞无艺，此钞之所以轻也。实用之外可益二十万缗以备水火败失。以二百万缗为岁常无得加焉。钞自无低昂。其二，池盐旧分东西路，西盐下东盐之价囊千钱。欲胜塞外之奸盐，卒不可止。而徒抑西盐之价以倾东盐之利。西盐日流于东路，而东盐益不售。守疆之吏不能禁也。括请合东西之价为一，而省画疆之吏兵数百。其三，出钞委之解盐司。外司长持损益之柄，不计三司之有无。钞轻则又出度支钱以敛滞钞。故中都之藏日虚，而盐之出者岁溢。括请外司惟谨其出纳，而制钞之本归之三司。其四，制诸司之鬻盐者同为一价，无得低昂以兼商人之利。则岁售有常，而畜〔蓄〕钞可以无弊，而滞钱藏于民者出矣。法虽已具，而钞之藏之于民未有术以敛之。于是闭池无出盐，而以时价收宿钞。贷钱八十余万缗于少府以敛滞钞，而公私之钞悉上矣。是时钞为钱二千五百，滞钞既上，则为钱六千，囊有三千五百之羡，藏钞者过幸。于是发五使分籍公私之盐，囊输钱三千，然后得贷。民得羡余价五百而敛钞之贷不失一钱而盐利复贯。度支岁籴河北边粟三百万缗，悉为东南盐钞，而耀货务日入钞之利万缗以为常，是时才得千余缗。括以其原生于法出于多孔。省寺群有司或借盐钞而阴用以易其百货。称贷入息，自制高下之价。民趋一切之利，而度支之钞益轻。诸道转运司得用田庐券契质盐，人不持一钱，搏手以取万钧之盐，岂复赖度支之钞？又四方上太府钱，募民入资。太府执券以受钱于外州，以省转送之费。此虽为利，而不知民乐应募而钞盐不售。盐所以生财，利出于海而无穷，不售则为朽坏，钱虽未入太府，而藏于外州，其实在此也。独费将送而已。闭便钱之路，而专以售盐为利者，不知民食盐有常，而为钞岁蔓，则陕西折估之弊复移于东南。是二法欲相权当以售盐为望，而以便钱调其盈虚，不可以一术御也。三孔既塞，而榷货万缗之入不逾月而复”。（《长编》卷二八○，页十九，二十） 七月，括为御史蔡磪〔确〕劾罢三司使，出知宣州。据《东轩笔录》云，“王荆公再罢政事，吴丞相充代其位，沈括为三司使，密条陈常平役法之不便者数事，献于吴公，吴公袖以呈上，上始恶括之为人。蔡磪〔确〕为御史知杂，上疏言新法始行，朝廷恐有未便，故诸路各出察访以视民愿否。是时沈括实为两浙路察访，使还，盛言新法可行，百姓悦从，朝廷以其言为可信。今王安石出，吴充为相，乃徇时好恶，诋毁良法。其前后之言自相背戾如此。疏入，落括翰林学士，以本官知宣州”。据《东都事略》本传，“括诣宰相吴充陈说免役事，谓可变法令轻役依旧轮差。御史蔡磪〔确〕论括非其职而遽请变法。括亦待罪求去。磪〔确〕复言，括诡求罢免，有诏令供职，臣切惑焉。且括谓役法可变，何不言之于检正察访之日，而言之于翰林学士之时？不言之于陛下，而言之于执政？原括之意，但欲依附大臣，巧为身谋而已。遂罢，以集贤院学士知宣州”。据《宋史》本传，括“尝白事丞相府。吴充问曰，自免役令下，民之诋訾者，今未衰也。是果于民何如？括曰，以为不便者特士大夫与邑居之人，习于复除者尔。无足恤也。独微户本无力役，而亦使出钱，则为可念。若悉弛之，使一无所预，则善矣。充然其说，表行之。蔡磪〔确〕论括首鼠乖剌，阴害司农法，以集贤院学士知宣州”。据括《自志》，“翁尝请事于相府。是时正肃吴公充当政，问翁，免役之法令，民之诋訾者今未衰也，是果于民何如？翁应之曰，以为不便者无过士大夫与邑居之民，习于复除者，骤使之如邦人，其诋訾无足恤也。惟微户素无力徭，今使之岁出金，此所当念也。括尝奏议两浙岁入可减五万缗，而弛微户二十八万余家。使天下悉如此，微户尽除其输，虽小徭不足为病也。公以为然而表行之。御史乃诋翁始但议减课本，今乃阴易其说使悉除之，首鼠乖剌，阴害司农法。翁坐谪集贤学士知宣州事，御史盖未尝思以一路言之为减者，以户言之盖除也”。 韩宗武《韩缜遗事》：“沈括罢三司使，余于城外叙别。括曰，君臣间难知。数日前犹见许大用，宗城归具用缜道此。缜曰，安有此事！三日前上云沈括误朝廷三事，谓历法、地界、役法也。”（《长编》二六一引） 《侯鲭录》七，“存中元丰中入为翰林学士，有《开元乐词》四首，裕陵（神宗）赏爱之。（其一：鹳鹊楼头日暖，蓬莱殿里花香。草绿烟迷步障，天高日近龙床。其二：楼上正临宫外，人间不见仙家。寒食轻烟薄雾，满城明月梨花。其三：按舞骊山影里，回銮渭水光中。玉笛一天明月，翠华满目东风。其四：殿后春旗簇仗，楼前御队穿花。一片红云闹处，外人遥认官家）”。按：元丰当是熙宁之误，终元丰世，括未尝在朝。 元丰元年　四十七岁 《宋史》本传，括出知宣州之“明年，复龙图阁待制，知审官院”。按：此误。据《长编》，是年八月“壬子以起居舍人集贤院学士知宣州沈括为知制诰，知潭州；既而御史中丞蔡磪〔确〕言括反复附会，谪不逾岁，复列侍从，其罚太薄，而复之太速。诏罢括知制诰，依旧知宣州”。 元丰二年　四十八岁 七月丁丑，括复龙图阁待制（《长编》）。 《东都事略》本传，“召还，复以言者罢知青州，寻知延州”。《宋史》本传，“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本集》（十四）《延州谢到任表》云“假海岱之使节，总河洛之师屯；再易名城，曾未浃日”。海岱指青州，河洛指延州。 括转鄜、延经略安抚使，史不详何时。按：吕惠卿元丰初为鄜、延经略使，旋以忧去（《宋史·吕惠卿传》）。括之知延州，实接吕惠卿任。吕去延州时亦不详，惟据《长编》，元丰三年三月己丑吕尚在任；而同月戊申“诏鄜、延经略使沈括结绝前经略使吕惠卿措置四路边防未了事”。括到鄜、延当在此二十日间也。 元丰四年　五十岁 《本集》（二十二）《延州重修嘉岭英烈王碑文》：“元丰四年春，夏戎（西夏）黜其长，引兵扰边，本道以驿闻。诏有司，夏罪当治，出虎符发诸道兵，会陕西、河东、六经略、四十七将、步骑数十万，同日西讨。鄜、延路师……出上郡，破党项之众七万于圁上，执夏人，徇地至五原而还。”按：是役宋实乘西夏内乱攻之，鄜、延路师统帅为经略副使种谔。据括《自志》，战前，“诏遣宿卫七将之师戍鄜、延，已再颁赐矣。而镇兵未尝有所赉。沈括以谓禁兵虽重，而为国守边无岁不战者，镇兵也。赏赉不均，此召乱之道。乃矫诏赐镇兵钱数万缗，而封藏诏书，以驿闻。不数日有金驿诏括曰，枢密院漏行颁书，赖卿察事机，不然几扰军政。自此事不获闻者得以专制。蕃汉将卒自皇城使以降皆得承制补授”。“谔师次五原，值大雪，粮饷不继。殿直刘归仁率众南奔，士卒二万人皆溃入塞。居民骇怖。括出东郊饯河东归师，得奔者数千，问曰，副都总管遣汝归取粮，主者为何人？曰，在后。即谕令归屯。及暮，至者八百。未旬日溃卒尽还。括出按兵，归仁至，括曰，汝归取粮，何以不持军符？归仁不能对，遂斩以徇。经数日，帝使内侍刘惟简来诘叛者，具以对”（《宋史》本传）。 又据括《自志》，宋师之退也，“时河东兵十二将东还，道鄜、延之鄙，括使骑将焦思耀兵于绥德城，声言括兼护河东十二将西讨，夏人觇知军势盛，夜遁去。不失一镞而下浮图城。由是吴堡、义合势孤，皆空壁去。得三垒，辟土东属银夏”。（《长编》卷三一九末） 元丰五年　五十一岁 《长编》，二月丙寅，“知延州、龙图阁待制沈括……为龙图阁直学士，括本路出兵守安疆界应副边有劳……故也”。 《长编》，五月丁酉，“手诏沈括所上边略可画图二本，逐一贴出，一绘即今贼界地形戍垒，一绘将来成就边形。务要得实。异时悉可按图考验不差，勿得增饰减损”。 《宋史·神宗纪》，是年“十月甲寅，知延州沈括以措置乖方，责授均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 《宋史》本传，“大将景思谊、曲珍拔夏人磨崖、葭芦、浮图城，括议筑石堡以临西夏。而给事中徐禧来。禧欲先城永乐。诏禧护诸将往筑，令括移府并塞以济军用。已而禧败没，括以夏人袭绥德，先往救之，不能援永乐，坐谪均州团练副使”。 括救绥德之经过，李焘据括《自志》记之颇详，“永乐之始围也，括仅有卒万人，不足以战。方命济师于延州。夏首领凌结、阿约勒以八万人南袭绥德，属羌三百人欲翻城应之。阿约勒之弟兴嫩以告括。括集将佐议曰，永乐之胜败，未系边势之重轻；绥德国之门户，失绥德则延州为敌所逼，胜败未可知，关中必震。此大机会也，宁释永乐而救绥德。先期之一日，括入绥德，取反者三百户尸诸城。阿约勒以众退。延州之师未至，有诏括退保绥德，无得辄救永乐，以待援兵之集”。（《长编》卷二一九，页一七） 《宋史》本传言括坐不能援永乐罪谪，而括《自志》则谓保绥德不援永乐，乃奉神宗诏，似以《自志》为是。又《东都事略》（本传）谓“括请城永乐……城陷……神宗以括始议责为均州团练副使”。而据《宋史》本传及括《自志》则括初不主城永乐。《本传》引见上。《自志》云“前此诏诸帅图所以翦夏人。鄜、延请城石堡以临之。贼保旱海之阻，胜则进，败则绝幕而去。使进有石堡之阻，则幕南不可以宿师。大幕昔为贼守者乃今为我用也。朝廷遣徐禧、李舜举来计议。禧乃欲先城永乐以陷其腹心。括以谓永乐贼所必争，路险而远，胜不能相维，败不足相救，非战守之利也。必欲城永乐当自石堡始，次罗帕克罗，围蚁封而东垒章山连，然后永乐可城也。非数岁之力不可就。议之三月，诸将皆乐成功之速，卒然禧议”。李焘曰，“按《种谔传》，禧、括定议，则括初未尝以城永乐为非，既败乃为此言耳。”（《长编》卷三二八）永乐之陷，汉蕃官二百三十人，兵万二千三百人没焉，侍中徐禧，内侍李舜举、李稷皆死之，神宗至临朝痛哭。括为当地最高长官，无论如何，当有处分。《神宗本纪》所谓“措置乖方”者是。初不待援应不周，或创议筑城而获咎也。然括之救绥德，则可谓当机善断矣。 括为鄜、延经略使时事，不可系年者补录于下： 《宋史》本传，括“至（延州）镇，悉以别赐钱为酒，命廛市良家子驰射角胜，有轶群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劳之。边人激，执弓传矢，唯恐不得进。越岁，得彻札超乘者千余。皆补中军义从，威声雄他府”。 《笔谈》五，“边兵每得胜回，则连队抗声凯歌，乃古之遗音也。凯歌词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语，予在鄜、延时，制数十曲，令士卒歌之。今粗记得数篇。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州，别分子将打衙头。回看秦塞低如马，渐见黄河直北流。其二：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莫堰横山倒流水，从教西去作恩波。其三：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于。弯弓莫射云中雁，归雁如今不寄书。其四：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其五：灵武、西凉不用围，蕃家总待纳王师。城中半是关西种，犹有当时轧吃儿”。 哲宗元祐元年　五十五岁 《宋史》本传，“元祐初，徙秀州”（秀州治今浙江嘉兴）。 《本集》（十六）《谢授秀州团练副使表》云：“伏蒙告命，授臣秀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本州公事，勋赐如故。” 《自志》：“翁年三十许时，尝梦至一处，登小山，花木如覆锦。山之下，有水澄澈，极目而乔木翳其上。梦中乐之，将谋居焉。自尔岁一再梦，或三四梦，至其处，习之如平生之游。后十余年，翁谪居宣城，有道人无外谓京口山川之胜。邑之人有圃求售者。及翁以钱三十缗得之，然未知圃何在。又后六年，翁坐边议谪废。乃庐于浔阳之熨斗洞，将为庐山之游以终身焉。元祐元年，道京口登道人所置之圃，恍然乃梦中所游之地，翁叹曰，吾缘在是矣。于是弃浔阳之居，筑室于京口之陲。”（吴允嘉编《吴兴三沈集》引，未详所出。）其道京口乃赴秀州任也。 元祐四年　五十八岁 初熙宁九年，括奉旨编修天下州县图。是年二月图成，表上之，表云“……今画守令图，并以二寸折百里。其间道路迂直，山川隔碍处，各随事准折。内废置郡县，开拓边境，移徙河渠，并据臣在职日已到文案为定。后来系臣罢职，别无图籍。修立大图一轴，高一丈二尺，广一丈，小图一轴，诸路图一十八轴，并有黄绫装缥。副本二十轴，用紫绫装缥。谨随表上进以闻”（《本集》十六）。 图上，得旨“赐绢一百匹，仍许任便居住”。（《本集》十六《谢进守令图赐绢表》）括《谢表》有“出守封疆者再闰，流落江湖者七年”。所谓“流落江湖”乃指元丰五年以后之贬谪。用知括进图受奖，乃在元祐四年。 括之迁居京口梦溪，必在是年奉旨许任便居住后。此以前，谪秀州，在本州安置，无徙地之自由也。此以后，言适久萦魂梦之乐土，久经构筑之兔裘，决不迟延也。 “梦溪”之胜，《自志》云：“巨木蓊然。水出峡中，渟潆杳冥，缭绕地之一偏者，目之曰梦溪。溪之上，耸然为丘，千本之花缘焉者，百花堆也。覆堆而庐其间者，翁之栖也。其西荫于花竹之间，翁之所憩壳轩也。轩之瞰有阁，俯于阡陌。巨木千寻哄其上者，花堆之阁也。据堆之岭，集茅以舍者，岸老之堂也。背堂而俯于梦溪之颜者，苍峡之亭也。而花堆有竹万个，环以激波者，竹坞也。度竹而南，介途滨河，锐而垣者，杏觜也。竹间之可燕者，萧萧堂也。荫竹之南，轩于水澨者，深斋也。封高而缔，可以眺者，远亭也。居在城邑，而荒芜古木，与鹿豕杂处。客有至者，皆频额而去，而翁独乐焉。渔于泉，舫于渊，俯仰于茂水美荫之间。所慕于古人者，陶潜、白居易、李约，谓之三悦。与之酬酢于心目之所寓者，琴、棋、禅、墨、丹、茶、吟、谈、酒，谓之九客。”（吴编《三沈集》引，未详所出） 《梦溪笔谈》乃括隐居梦溪以后作。 括迁居京口后曾奉旨授“左朝散郎守光禄少聊，分司南京，许于外州军任便居住”（《本集》十六，《谢分司南京表》）。括《谢表》有，“今月十九日润州差送人到官告一道”云云。宋润州治即在京口，故知此事在括迁居京口后，惟其确年不可考。 元祐七年　六十一岁 《自志》：居梦溪“四年而翁病，涉岁而益羸，滨柩木矣。岂翁将蜕化于此乎”？ 括晚景甚恶。朱彧《萍州可谈》云:“存中……晚娶张氏，悍虐。存中不能制，时被箠骂，捽须堕地。儿女号泣而拾之，须上有血肉者，又相与号恸。张终不改。余仲姊嫁其子清直，张出也。存中长子博毅，前妻儿，张逐出之，存中时往赒给，张知辄怒。因诬长子凶逆暗昧事。存中责安置秀州，张时时入府中诉其夫子，家人辈徒跣从劝于道。先公闻之，颇怜仲姊，乃夺之归宗。存中投闲十余年，绍圣初，复官，领宫祠，张忽病死，人皆为存中贺。而存中自张亡，怳忽不安。舟过扬子江，遂欲堕水。左右挽持之，得无患。未几，不禄。” 绍圣三年　六十五岁 是年括卒。 《宋史》本传，“元祐初徙秀州，继以光禄少卿分司□□，居润八年卒，年六十六”。按：原文“分司”下脱“南京”二字，今据本集《谢分司南京表补》。旧时考据者不知“分司”下脱“南京”二字，因以“居润”属上“分司”读，以“八年”为元祐八年，于括生卒年皆生重大讹误。不知“八年”当上属“居润”读，吴编《三沈集》于《自志》末引旧注云“存中居梦溪八年而卒，归葬钱唐〔塘〕”可证。梦溪即在润州治也。且如旧说，括卒于元祐八年，则不及绍圣。然朱彧固谓括于“绍圣初复官，领宫祠”，彧为括姻亲，此言不能误者也。今按括以元祐四年徙润州，居润八年卒，时当哲宗绍圣三年，与朱彧之言恰合。（陆心源《三续疑年录》。但据《可谈》定括卒于绍圣元年，沈绍勋《钱塘沈氏家乘》因之，未确。） 附括轶事无年可系者五则： 1.括一生不良于目。自记云，“予少感目疾逾年，人有以……方见遗，未暇为之。有中表兄许复尝苦目昏，后已都瘥。问其所以瘥之由，云服此药。遂合服，未尽一剂而瘥”（《苏沈良方》二）。又云，“与欧阳叔弼、晃无咎、张文潜同在戒坛，余病目昏，数以热水洗之。文潜曰，目忌点洗，齿便漱琢。目有病当存之，齿有病当劳之，不可同也。治目当如治民，治齿当如治军。治民当如曹参之治齐，治军当如商鞅之治秦。此颇有理，故退而录之”。（《良方》七） 2.括为内翰，刘贡父与从官数人同访之。下马，典谒者报云，内翰方就浴，可少待。贡父语同行曰，存中死矣，待之何益？众惊而问其故。贡父曰孟子不云乎，死矣夫盆成括！众始悟其为戏，乃大笑而去。（《曲洧旧闻》六） 3.括与吕惠卿、王存、李常治平中在馆中夜谈诗。括曰：“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惠卿曰：“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人亦有如退之者。”王存是括，李常是惠卿，于是四人者相交攻久不决。常正色谓存曰：“君子群而不党，公独党存中。”存怒曰：“吾所见如此，偶同存中，便谓之党，则君非党吉甫（惠卿）乎？”一座大笑。（《冷斋夜话》） 4.括葬钱塘安溪太平山。（《家乘》） 5.括佚著除见于上文者外有《易解》二卷（《家乘》），《丧服后传》（《笔谈》三），《春秋机括》（《宋史·艺文志》作二卷，《玉海》作三卷，《郡斋读书志》作一卷，云“《春秋谱》也”），《左氏记传》五十卷（《家乘》），《灵苑方》二十卷（《郡斋读书志》，《志》别出《沈存中良方》十五卷，云“或以苏子瞻论医药杂说附之”。此即后世所传《苏沈良方》也。其书亦佚，四库本乃从《永乐大典》辑出者，分为六卷），《忘怀录》三卷，（见马元调《笔谈》后序，马云，“或曰：元丰中梦上丈人撰，非括也”），《诗话》（《万历钱塘志》本传）。《家乘》又著录括撰《孟子解》一卷，按：此见《本集》，今存。 原载《清华学报》第11卷第2期，1936年4月 附： 《沈括编年事辑》校后记 徐规 （《沈括编年事辑》，张荫麟教授著，载《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二期，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出版。已收入遗著《宋史论丛》中。） 按《宋史·沈括传》载：“元祐初，徙秀州。”又《长兴集》十六《谢谪授秀州团练副使表》云：“伏蒙告命，授臣秀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可知沈括在奉到新命以前，不能离秀州。荫麟师原文元祐四年条有“括之迁居京口梦溪，必在是年进图受奖，奉旨许任便居住后”云云。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三年八月丙子（三日）条载：“秀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沈括，赐绢百匹，仍从便居止，以括上编修天下州县图故也。”此事并见《宋会要辑稿》刑法六之二十，但作八月十三日。可知进图受奖乃元祐三年而非四年之事。又所谓“仍从便居止”者，指仍许在秀州境内从便居止之意，非谓许于秀州以外之州军任便居住也。又《长兴集》十六《谢分司南京表》云：“今月十九日，润州差人送到官告一通，伏蒙圣恩，授臣左朝散郞，守光禄少卿，分司南京，许于外州军任便居住。”《长编》系此命于元祐五年十月戊戌（七日）。许于外州军任便居住，则南京以外亦可居住也。此为其行动从此可自由之重要证据。假定元祐五年十月新命到达即迁居润州，则《宋史》本传所谓“居润八年卒，年六十五”者，应从元祐五年（一〇九〇）起算，历八年，当为绍兴〔圣〕四年（一〇九七）。若以绍圣四年卒，年六十五，上推其生年，当为明道二年（一〇三三），与原文所谓生于明道元年者不符。其迁居润州是否即在元祐五年，抑或六年，虽不可确知，但不在元祐五年十月以前，则无疑问。据此，沈括不生于明道元年，而在明道元年以后，固彰彰明甚。除非《宋史》本传原文有误耳。 又《长编》元祐四年九月己丑（二十二日）条载：“诏责授秀州团练副使（黄州安置）沈括叙朝散郎光禄少卿，责授成州团练副使（黄州安置）吴居厚叙朝奉郎少府少监，并分司南京；（中略）仍并许于外州军任便居住。”此命旋因梁焘、刘安世之反对，故同月即有诏“沈括、吴居厚前命勿行，内沈括更候一期取旨”之语。但有一点可注意者，即元祐四年九月己丑之前，沈括已移黄州安置。至《谢分司南京表》中有“润州差人送到”之语，多以为沈括在收到官告之前，已迁居润州，似未注意“许于外州军任便居住”为确定其行动自由之重要命令，须知限定居止为一种处分，不限定居止则为此种处分之撤废，必须有明令乃得自由行动也。《谢表》所以指出润州者，恐以润州为当时水路交通一冲要地，一部分文移以其地为输送之一起点，故也。 读《〈沈括编年事辑〉校后记》 丁则良 最近《文史周刊》编辑部转来浙江大学徐规先生给我的一封信和他写的《〈沈括编年事辑〉校后记》一文，我一面对徐先生这种指正的热诚表示敬佩，一面也要对《文史周刊》编辑先生致谢。徐先生对于沈括生卒年一问题的意见，和我在《沈括生卒年考》（载上海《大公报·文史周刊》第二十九期）中的不同。其主要的差异在于徐先生认为沈括居润州，始于元祐五年，而我认为始于元祐四年九月至十二月之间。其实我从前也曾持过和徐先生相同的看法。在民国二十九年五月三十日出版的《益世报·史学副刊》渝版第五期上，我曾写过《跋〈沈括编年事辑〉》一文，关于沈括的生卒年，我的结论和现在徐先生的一样。我说： 括自元丰贬谪后，其真得任便居住，当在元祐五年十月。其迁居京口（即润州），亦当在是年。以居润八年计之，当卒于绍圣四年，而其生年乃在明道二年（公元一〇三三至一〇九七年）。张（荫麟）氏所辑沈氏事迹，悉早一岁云。 不但结论一样，而且所用的论据也同是《长编》卷四四九元祐五年十月七日戊戌条。我那一篇小文，曾请张先生看过，张先生曾在文中加过按语，对我的结论，很表同意。后来，我的意见有变动，又曾函浙大告知张先生，并将论据一一提出。张先生回信，也颇以这新的意见为然。最近《沈括生卒年考》一文就是根据这变动后的意见写出来的。 我何以改用新的意见，《沈括生卒年考》一文所用的诸论据，可为说明，这里不再赘述。对于徐先生的意见，我愿提出三点怀疑，以供讨论。按《长兴集》卷十六《谢分司南京表》所云：“润州差人送到官告一道”云云，似乎可以暗示沈括这时（元祐五年十月以前）已经住在润州。自来不乏巧合之事，如沈括这时不住润州，而偏由润州差人送来官告，沈括得到之后，又迁居润州，岂不太巧？此其一。如果他这时不在润州，而在黄州，黄、润相去甚远，为什么政府公文不直接送黄州，由黄州差人送去，而一定要由润州从千里外差人送去？这是很费解的。此其二。徐先生说润州是“当时水路交通一冲要地，一部分文移以其地为输送之一起点”，不晓得此说有无根据？如能在这一事之外，举出其他实例，证明北宋确有以润州为一输送文移之起点的办法，这一论断或可成立。此其三。 我觉得沈括生卒年一问题，因现存史料有限，而且文辞笼统，不易作肯定的结论。说他是元祐四年九月后居住润州吧，却与元祐五年十月戊戌的诏命不全符合。说他是元祐五年十月以后才住在润州罢，而官告却又是由润州差人送来。无论哪一说，都有困难。我现在对我的意见也不满意，希望徐先生和世之治宋史者有以教我。 卅六、六、九，清华园 原载《申报·文史周刊》第13期，1948年3月6日 [book_title]南宋初年的均富思想 一 现在许多青年飞蛾扑火地所为殉身的主义，就它的理想方面而论，差不多是和我国记载的历史同其久远的。自从战国以降，趋向均富的思想和活动，无代无之。我们虽然不能跟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乃是阶级争斗的历史——假如把阶级解作自觉的阶级，把争斗解作现代劳资对抗式的争斗——但我们至少可以说，战国以降的中国社会史，乃是均富的势力和反均富的势力的争斗史；虽然在这争斗里头，前者较之后者远为微弱。均富的势力每一次出台，便立即被挤到历史的幕后；但经过长期的隐晦，忽又现身。它是狂澜底下打不消的暗潮，它是巨熊掌下压不碎的不倒翁。 不过我国旧有的均富思想和舶来新式的均富思想有这几点不同。前者诉于享着不均之利的人，劝他们大发慈悲，去“行不忍人之政”；后者却诉于受着不均之害的人，要他们去创造自己的命运。前者把自身的实现付于不可知之数；后者却把自身的实现认为历史的必然。前者是绝无“危险”性的，王公大人也可以谈谈；后者却是王公大人所深恶痛疾的“洪水猛兽”。这些差异就是马克思所谓“乌托邦式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差别。 我国的“乌托邦式社会主义”思想史中登峰造极的人物，不是墨翟，不是孟轲，不是《礼运》的作者，不是王莽，而是南宋初年的林勋。可惜这个人和他的学说，竟被埋没了七八百年。在《宋元学案》和所有近来讲中国政治或经济思想史的著作里竟找不到他的名字。所以我忍不住要把他表彰一下，虽然现在所得关于他的史料还不多。 林勋的主要著作有《本政书》十三篇。此书著录于《宋史·艺文志》（子部，农家类），但以后重要的官私书目都没有著录，大约在明代已经亡佚了。幸而罗大经（宋末元初人）的《鹤林玉露》（卷七）里有记《本政书》的一长段，把它的大旨还保存着。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六）于建炎三年八月记林勋献《本政书》下，亦附有此书的提要；《宋史》（卷四二二）的《林勋传》大部分是抄录这段提要的。这段提要远不如《玉露》所述的详晰而且得要，但也有可以补充《玉露》的地方。现在讲林勋的生平和思想只有这三项材料。 二 在汉以后所有的“井田论”者当中，林勋的大贡献在提出一个达到“耕者有其田”和平均田地分配之比较切实的办法。他可以说是我国过去所有乌托邦式社会主义者当中最不乌托邦式的。他反对由政府没收民田重行分配的办法（王莽曾行过而失败的办法）。他说：“贫富不等，未易均齐，夺有余以补不足，则民骇矣。”他提出的方案如下： 1.分现有农民为二等：“一夫占田五十亩以上者为‘良农’，不足五十亩者为‘次农’。” 2.“其无田而为闲民与非工商之在官而为游惰末作者，皆驱之使为‘隶农’。” 3.“良农一夫以五十亩为‘正田’，以其余为‘羡田’。正田毋敢废业，必躬耕之。” 4.“其有羡田之家则毋得买田，惟得卖田。至于次农则毋得卖田，而与隶农皆得买羡田，以足一夫（五十亩）之数，而升为良农。” 5.“凡次农、隶农之未能买田者皆使之分耕良农之羡田，各如其夫之数（一夫五十亩），而岁入其租于良农，如其俗之故。非自能买田及业主自收其田，皆毋得迁业。” 6.“若良农之不愿卖羡田者，宜悉俟其子孙之长而分之，官毋苛夺，以贾其怨，小须暇之，自合中制矣。” 他的“中制”完全实现了以后的社会，除了凡农民皆是自耕农，而且各各仅占田五十亩外，还有以下的情形： 7.十六夫为一个单位，他们连耕地和居住地共占九百亩，即一方里，叫做一“井”。万井（即一万方里，即“方百里”），为一同；但“一同之地……三分去二为城郭、市井、官府、道路、山林、川泽与夫硗确不毛之地，定可耕与民居者三千四百井”。 8.“一顷之居，其地百亩，十有六夫分之。夫宅五亩。总十有六夫之宅为地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社学场圃，一井之人共之，使之朝夕群居以教其子弟。” 9.“井复一夫之税，以其人为农正，劝督耕耨赋税之事；但收十五夫之税。” 10.每一夫五十亩每年纳税米一石、钱二百文（“总八顷之税为米十有六石，钱三贯二百文。”）。依林勋的计算，这是什一之税，因为“百亩之收平岁为五十石上岁为米百石”。“总计三千四百井之税为米五万一千石，为钱一万二千贯，以此为一同之率。”（以上十事据《鹤林玉露》） 11.每井赋兵二人，马一匹，一同之率，为兵六千八百人（《宋史》本传作六千四百，似误），马三千四百匹。于此率内，“岁取五之一以为上番之额，以给征役；无事则又分为四番，以直（值）官府，以给守卫；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应征兵马之粮饷，以同内之租税供之。 12.“匹妇之贡绢三尺、绵一两……非蚕乡则布六尺，麻二两。” 13.以上之制度“行之十年，则民之口算、官之酒酤与夫茶盐香矾之榷皆可弛以予民”。（以上三事据《要录》及《宋史》本传。） 以上十三项都是关于土地问题的。但内中第二项“非工商之在官”者云云，似乎暗示林勋也有一种统制资本的办法，就是把工商变成政府的雇员，可惜其详不可得而知了。 林勋的均田主张并不是凌空结撰的梦想，乃是他针对时病而开的药方。南宋初年社会病态，他在《本政书》里也曾扼要地指出。他说：“国家兵农之政率因唐末之故……（而）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今农贫而多失职，兵骄而不可用。是以饥民窜卒，类为盗贼。”（《要录》及本传）以这样的国家，当金人之锋，不思改弦易辙，而说什么“长期抵抗”“收复失地”，岂非欺人之谈？ 南宋初年我国土地和资本集中的情形现在还没有被详细考出，但林勋的均田思想的出现正表示着有产和无产两阶级的对立已成为很明显的事实。最足以证明这个推论之不谬的，林勋奏上《本政书》的次年二月，便有钟相、杨幺之徒，打着“均贫富”“等贵贱”的旗号起事于荆南。他们“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之人，谓国法为邪流，谓劫财为均平；病者不许服药，死者不许行丧；人皆乐附而行之，以为天理当然”（《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七）。这场革命，聚众至四十万，历时至二十年，蔓延的地方相当于现今两湖的大部分（参看朱希祖《杨幺事迹考证》）。参加这场革命的主要分子正是林勋所谓“失职”的农民。他们久蓄的怨毒终于发泄了。挥霍他们的血泪以自娱自快的人们终于偿付积欠的代价了。林勋的均田思想正是大乱前夕照例应有的“改良主义”。像一切大乱前夕的改良主义者，他使软心的史家佩服他识见的超越、同情的敏锐、态度的敦厚、计虑的周密，同时又惋惜他的苦口婆心的白费。 三 关于林勋的生平，记载甚略；根据《要录》和《宋史》，我们可知以下数事： 1.他是贺州（今广西贺县）人。（据《宋史》本传，《玉露》同。《要录》说他是临贺人，临贺盖即贺州治。） 2.他登徽宗政和五年（一一一五）进士第。［据本传。《玉露》说他“绍兴（一一三一至一一六）中登进士第，”盖误。］ 3.他于高宗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八月以广州教授的资格进呈《本政书》（本传但言其登进士后曾“为广州教授”，《要录》载“广州教授林勋献《本政书》”云云），旋即被任为“桂州节度掌书记”。 4.“其后勋又献《比校书》二篇。大略谓桂州地东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计之，为方百里之国四十，当垦田二百二十五万二千八百顷，有田夫二百四万八千，出米二十四万八千斛，禄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禄兵三十万人；今桂州垦田约万四十二顷，丁二十一万六千六百一十五，税钱万五千余缗，苗米五万二百斛有奇，州县官不满百员，官兵五千一百人。盖土地荒芜，而游手末作之人众，是以地利多遗，财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 5.他又著有《治地旁通》一卷（见《宋史·艺文志·农家类》），今亦亡佚，内容不详。 他的生卒年无考。假定他登进士第时年约三十，那么，他约生于哲宗元祐元年（一八六），他献《本政书》时年约四十四。他献《比校书》不知道在那〔哪〕一年，《要略〔录〕》系此事于献《本政书》之记载下，两事相去当不远，此后就没有他的消息。我们若说他生于十一世纪的末叶，卒于十二世纪的中叶，当无大差。 《本政书》在十二世纪的末叶还很流行，并且为当时智识界的领袖所称道。《鹤林玉露》说：“朱文公（熹）、张宣公（栻）皆喜其说，谓其有志复古。”《宋史》本传说：“朱熹甚爱其书。东阳陈亮曰：勋为此书，考古验今，思虑周密，可谓勤矣，世之为井地之学者孰有加于勋者乎！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于一变之后，成顺致利，则民不骇而可以善其后矣。” 《本政书》在南宋政治思想史上的影响是一个值得再加探索的问题。 原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87期，1936年5月29日 [book_title]南宋末年的民生与财政 一 在一个农业社会里，最重要的经济因素当然是土地。对于我国自汉代以后的历史，近来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就是：在一个长期的和平里，土地渐渐的被“豪强兼并”，渐渐的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同时人口一天天的增加。结果在和平状态下无法维持生活的人愈多，更加上剧烈的天灾，大乱便起。在大乱中，人口因屠杀而锐减；土地也换了主人，到此，比之大乱前略有平均的分配。接着又是长期的和平。这样循环下去。这看法大致是不错的，不过也是很粗的。到底在某一个豪强兼并盛行的时代，有几分之几的土地，是集中于几分之几的人口呢？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人试探过。而大部分时代的记载也没有供给我们以解答这个问题的资料。旧史记“兼并”的情形的，不外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一类笼统的话，分量的分别和比较是没有的。而且在户籍、田籍不完不密的时代，这种比较也是无从做起的。土地分配的情形就我所知道的，在南宋末年才可以间接得到比较确定的估计。 在作这估计之前，得先把宋代的土地制度略为一说。 宋仁宗的时候，曾定过一个限田的办法，其内容不详，但有两点可以知道： （1）最高的文官（公卿以下）占田不得过三十五顷。 （2）最高的武官（牙前将吏）占田不得过二十五顷。 但这种办法，因为大臣的一致反对，压根儿没有实行。在北宋初期，不独官户占田没有限制，而且官户的田还有一种特权：免除徭役。到了徽宗政和间，才规定下一品官免除徭役的田，以一百顷为限；此下按品减少，至九品则以十亩为限。凡是限外的田，皆照编户一般供应徭役。这制度是被实行了的。南宋人所谓“祖宗限田之制”便是指此而言。 我们从这两次法令中占田的最高限度，可以看出兼并的进步。因为法令的规定，总不能和现实的情形相差太远的。换句话说，在仁宗时最大地主所占的田，与三十五顷为近，在徽宗则与百顷为近的。 南渡之初，官户田免徭役的特权曾被取消，但后来又恢复了。这变迁在南宋史里是看不出的，我别有考证，因为在这里无关宏旨，不去说它了。 关于土地分配的比例，在北宋时代我还没有考出，但在南宋初年，则于新近印行的《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这书旧只有四库全书抄本，近来翻印在《四库珍本》丛书里）中泄露了一点消息。这书卷十纪载绍兴二年右司谏方孟卿，在一道反对恢复官户田的免役权的奏议里说道：“今郡县之间，官户田居其半，而占田过数者极少。”这里所谓过数，从上下文看来，是指政和中一百顷的限度。 我们要注意绍兴二年是南渡后第五年，“占田逾限者极少”，并不是因为当时的统治阶级特别讲究“中庸之道”，只因为中央政府刚从开封搬到临安，他们在播迁流徙之际，问舍求田的余暇不多罢了。因为过去一个阶段的中国社会里，地主以官户为主体，而越接近政治中心，官户愈多。所以我们推想：在北宋末年，大河南北的兼并情形要比江淮以南厉害的多。所以当宋室南渡之初，江淮以南，土地是没有十分集中的。然而不到五年，“郡县之间，官户田（已）居其半”了。 到了南宋末年，情形又大变。在南宋初年，占田过一百顷的还极少。但据刘克庄在端平元年（元兵破临安前四十二年）上给理宗的奏疏里所说，当时的大地主往往有“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自开辟以来未之有”的（《后村大全集》五一，四部丛刊本）。这段引文里有两句需要解释。第一，路是宋代最大的行政区域，略当现在的一省。“连数路之阡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田地遍于数省了。好比现在的头等阔人，在上海，南京，西湖，青岛以及北戴河都有别墅。当时因此出现了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侨产”。即是指不在本籍的州府或路的产业。第二，刘克庄说当时的大地主岁入百万斛，但岁入百万斛的田地到底有多少呢？据《宋史》理宗淳祐六年侍御史谢方叔请限田亦言：“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可见后村的话是不错的。《食货志》有一处（下文将再要提到的）说：一千万亩的田，每年收租可得六七百万斛。用比例一算：X亩/10000000亩=1000000/7000000，X=10000000/7=1430000余亩。则岁收百万斛的田，约有一百四十三万亩，即一万四千三百顷，比之政和间所定一百顷的最高限度，要大一百四十三倍。南宋末年的兼并情形，比之政和间，比之南渡初，其进步是显然的。官户的田在南宋初已占了郡县田的一半。在南宋末，更要大大的增加，远在一半上了。 在南宋精华的西浙，和江南东、西路，在宋末土地集中的情形，我们还可得到更亲切的印象。在理宗景定四年，即元兵入临安之前十三年，因为一个财政改革的需要，殿中侍御史陈尧道、监察御史虞安等统计过，在这三路里，“逾限”的田，也就是大地主所占过了政和间所定的限度的田，共有三千万亩。此外，他们在限内所占的田有多少呢？史无明文。现在从最低限度，姑且假定那是限外的一半，那么光这三路，集中于占田逾限的大地主手里的田，至少已有四千五百万亩。这三路约略相当于现在的浙江、江苏和江西三省。一直到现在，浙江省已垦的田总共不过四十一万六千多顷，江西省已垦的田才不过四十一万二千多顷（据民国二十一年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报告。见是年《统计月报》农业专号）。当南宋末年，在这三省里，集中于占田逾限的大地主手里的田已超过现在浙江或江西省田亩总数！其他占田未逾限的地主还没有计算在内呢。 二 南宋末年第一个经济大问题，是怎样抑制兼并，第二个经济大问题是怎样补救纸币的低折。南宋末年中国已经成了纸币的世界。宋朝有许多情形是出乎意料之外地“摩登的”。纸币问题即其一端。纸币虽说是渊源于唐代的飞钱，但唐代的飞钱只是汇票的性质，不能随时随地用作交易的媒介的。真正的纸币在宋朝才开始。最初在真宗时出现于四川，由民间发行，不久收为政府专利，而推广到别处，到南宋才普遍的流行。关于宋代纸币的纪载，以戴慎的《鼠璞》里的《楮劵源流》一篇为最佳。《宋史·食货志》里“会子”（即当时纸币之称）一段，零碎而不得要领。纸币问题是宋末元初人人受到切身影响的大事，宋亡后不久，好几万万的纸币尽成废纸。最奇怪的，作《玉海》的王应麟和作《文献通考》的马端临都是宋末元初的人，而他们对于这件大事竟无只字记载。大约因为他们都在抄书，对于无书可抄的近事，只好从略了。 据《鼠璞》纪载，宁宗末年（约公元一二二○年）纸币已出到二万二千万贯。宁宗以后便是理宗，通常以为理宗朝为南宋末叶的开始，因为这时蒙古才开始向中国侵略。在理宗初元的绍定六年（公元一二三三年），据《鼠璞》记载，纸币出到三万二千万，市价跌到对折。此后纸币的情形，《鼠璞》没有记载。但和戴慎同时的孙梦观，却有一段记录，恰可补《鼠璞》之缺。据孙氏《雪窗集》卷一《丙午轮对第二劄》里说：当时发行的纸币，旧者已及四十二千万，新者已及二十三千万。方来者伪造者盖又不知其几多。这是理宗淳祐六年（公元一二四六年）的事。这时纸币的低折更甚于绍定间，是可以推想的。 因为纸币低折，物价抬高，更增加民生的困苦。怎样改良币制，降低物价，成了普遍的期望。据周密《癸玄〔辛〕杂识》，当理宗即位之初，大家把这期望属于鼎鼎大名的理学家真德秀。他不独是个理学家，也是以政治才干着〔著〕称的。当时临安的人民唱道：若欲百物贱，直待真直院。后来真德秀入朝，只管和理宗谈什么正心诚意，进献什么《大学衍义》；对于纸币问题毫无办法。人民大失所望。乃又在上面的歌谣上，添了两句：吃了西湖水，打了一锅面。市井小儿纷纷的唱着。 除了豪强兼并和纸币低折外，使民生困苦的还有所谓“和籴”“和买”的制度。“和籴”就是官定价格，向人民收买谷子，以供军用；“和买”就是向人民收买布帛之类。名叫做“和”，实则是“和”的反面。因为官定的价格，照例比时价低，官用的度量，照例比通用的大，而胥吏又要从中向人民渔利。而且这制度并不是限于一时一地的。每年每一户（自然除了官户）都得按照家产的多寡，被“和籴”“和买”若干。这是使人人诅咒的一大秕政。 三 自理宗朝以下，财政上的一大问题是怎样开辟一个财源，使政府可以废除“和籴”（当时称籴兼赅和买）的制度，同时补救纸币的低跌。——一方面停止增发纸币，一方面保证兑现。赋税，大家是认为已经加到无可复加的。此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理宗初年，刘后村曾献过这样的计策：第一，把些大地主在本籍的田地的岁入没收十分之七，其“侨产”的岁入完全没收。暂以十年为限。第二，追缴大吏侵吞的公款；只追赃款，并不没收他们财产的全部。据刘克庄说：“比年颛阃之臣，尹京之臣，总饷之臣，握兵之臣，拥麾持节之臣，未有不暴富者。”后村的建议并不算怎样过激，然在当时，也如在现今一样，只能是书生的空言。 到了理宗末年，贾似道和他的策士，想出了一个更温法〔和〕的办法：由政府备价收买“逾限”的田为公田，以公田的收入代替“和籴”及添发纸币。 然而这温和的办法，一经提出便引起朝野汹汹的攻击。经贾似道以去就力争，理宗终于允许把这办法从浙西起逐渐推行。贾似道无论怎样遗臭万年，至少有一件事值得我们佩服：他首先把自己在浙西的一万亩田献出，作为公田。 收买逾期〔限〕的田，已够使大地主叫苦的了。何况政府所估的价又很低？并且政府所给的大部分不是现洋而是钞票、度牒、官诰之类。 关于公田制实行的情形，有一重要点，《宋史·食货志》没有表明，但我们从刘一清的《钱塘遗争》可以得知：公田制实行的范围，始终只及于浙西，因而得免“和籴”的也只有浙西。但即使如此，南宋政府已和本国的资产阶级（包括大部分的士大夫）结下不解之怨。当无产民众没有组织的时候，资产阶级是主要的政治力量。内面失去资产阶级的拥护，外面受着强寇的压迫，南宋政府遂不得不解体。在帝显德祐元年，即贾似道贬死的次年，南宋政府终于向资产阶级认错求援，那诏书道：“公田最为民害，稔怨召祸，十有余年，自并给田主，全率其租户为兵。”但这错是白认了。蒙古兵就在这年入临安。有那样的资产阶级，南宋之亡国也亦宜。 原载《华北日报·史学周刊》第111期，1936年11月12日 [book_title]端平入洛败盟辨 端平（理宗）元年，夏，宋既助蒙古灭金。遂遣赵范帅师收复三京（宋以汴为东京，洛为西京，应天府即今商丘为南京，大名为北京。所谓三京，即前三京也）。至洛阳，蒙古拒之，宋师溃。自是宋与蒙古失和。《宋史·贾似道传》云，先是宋将“孟珙帅师会大元兵共灭金，约以陈蔡为界”，故“大元追兵……问（赵范）曰，‘何为而败盟也？’”（此事不见《本纪》或《孟珙传》大奇）据此则三京之取，曲乃在宋。是时宋宰相为郑清之。钱大昕论此役曰：“横挑强敌，两京卒不可复，而元兵分道来侵，蜀土失其大半，并襄阳亦弃之。宋之失计误国，未有如清之者也。史家以其召用真（德秀）、魏（了翁）二儒，谀之曰小元祐，而绝不言其开边蹙地之罪，可谓信史乎？”（《十驾斋养新录》八）赵翼亦以此责宋不能“坚守信誓”“至起衅召侮”（《二十二史劄记》二六）。予读史至此，有大疑焉。窃谓败盟之说乃蒙古人莫须有之辞。《宋史》修于元人（《贾似道传》大元大元云云，特显元人口气），回护本朝，不免以虚为实，而钱、赵以恶理学故，于郑清之预存成见，遂易受《宋史》之欺也。何以言之？理宗绍定五年十二月蒙古与宋互遣使臣议夹攻金，其间不能全无协定。何以《宋史》于此不道只字，一若两方于灭金后战利品之分配，全不介意也者？衡以尔时宋人“收复失地”之国是，此为不可想像之事。据《宋季三朝政要》（卷一），蒙古约宋攻金之日实曾许以河南归宋。何以《宋史》不之载？显然其事为后来蒙古人所不欲重提也。顾何以蒙古人不欲重提之？此其一。端平入洛之师距绍定夹攻之约，才一年半，其间宋未尝受挫于蒙古，亦未尝受其任何恫吓，抑且未尝与有违言。何以昔求收复河南，今忽退让至陈蔡为界？此其二。孟珙乃出征之将，非奉使之臣，以何权力，以何理由，而能擅改旧约？此其三。孟珙为南宋希有智勇兼备之名将，一生为国血战，终于为国而死。是人绝无甘心或被迫卖国之可能。此其四。 明乎陈蔡为界之约之乌有，则知端平入洛之师，在宋实有条约之依据，而蒙古之迎击，却为违约之举。顾《宋史》反以遗约之罪加于宋。史笔操于易代异族之手，颠倒黑白，何所不至？是在读史者之善察焉耳。 署名“素痴”，原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12期，1936年11月20日 [book_title]南宋亡国史补 《宋史》向以芜秽著称，其记易代事尤多遗憾。盖新朝之讳饰既所不免，而宋季史材，本不完备。据元初苏天爵言：“理宗日历尚二三百册，《实录》纂修未成，国亡仅存数十册而已。度宗日历残缺。……度宗、卫王、哀帝，皆无《实录》。”（《滋溪文稿》卷二，《三史质疑》）《宋史》仓卒成书，疏于搜补。（钱竹汀尝言，《宋史》纪传，南渡后不如东都之有法，宁宗以后又不如前三朝之粗备。微特事迹不详，即褒贬亦失其实。）易代之际，又无如万季野其人者，以毕生心血，付于故国文献。今简料丛残于七百年后，钩沉拾佚，抑何能多。虽然，绍定、端平之年，吾惧将及身而遭之矣。详考旧迹，以为殷鉴，抑何能已，作《南宋亡国史补》。 （上）宋季之军备 宋太祖惩唐末五季之弊，外召藩镇以还京师，别遣文臣，以为牧守，然捍边之臣，则久其考任，假以事权，固不与内郡同也。未几而初意渐失，并、汾、闽、越甫平，江淮诸郡已令毁城隍，销兵甲矣。淳化、咸平，距建隆不过四十年耳，盗发两川，惟陵、梓、眉、遂有城可守。濮盗作于近辅，如入无人之境。王禹偁自黄冈上疏，极陈江淮空虚之害，至谓名曰长吏，实同旅人；名为郡城，荡若平地。富弼论江、浙、荆、淮、湖、广诸道，亦谓处处无兵，城垒不修；或数十夫持锄耰白梃，便可尽杀守令，开府库，谁复御者？至宝元、康定以后，有事西边，则内地武备之削滋甚。五年间，盗杀巡尉至六十员，入城剽劫者四十州。王伦起沂，并淮，渡江，历数千里无一人御之。张海等辈剽吏御人于京、淮、湖、陕间，州郡莫敢谁何。金州盗作，连召州兵，仅有二十四人。然是时，郡国犹有不会之财，留州之缗，可以为招兵缮城之费，可以应一方缓急之需也。熙宁以降，括州郡财利以富中枢，州郡之军备日坏。一旦盗起东南，连跨州郡，震摇汴都，久而后殄。更当新造之金，非拱手死难，则望风弃城。盖自建炎四年以前，惟知敛兵避敌，未尝有敢与之抗者。逮渡江航海，金人相迫不已，然后兵刃稍接，不数年而议和之使遣矣。绍兴之末，虏闯淮薄江，既迫而后应之，士气稍伸。然犹不敢尽用其胜。宁宗之世，承平日久，吴曦盈尺之纸，足以惊奔列雉，李元励乌合之众，足以震扰三道，张福千人之众，足以披靡群辟。金人闯梁、洋、三泉，窥蕲黄五关，如升虚邑。此皆强干弱枝之弊也。南宋初年，李纲尝欲分长安、襄阳、建康为三都；胡舜陟尝欲析三京、关陕为四巨镇；张守尝欲以大河州郡，仿唐藩镇，付之帅守；范宗尹尝欲分画诸镇，更不除代；李弥逊尝欲假帅守事权，以销奸宄，策皆不行。（《魏了翁集》十五）宁宗嘉定七年，起居舍人真德秀请“于近臣中择其更事任，熟军情，威望素孚，文武兼备皆二人，一于襄、汉，一于两淮之中，建立幕府，财许移用，官许辟置”以重边守。时狃于承平，不报（《真德秀集》三）。十五年，知潼川府魏了翁被召入对，请于江南、两淮、荆襄、四川四镇，慎择守将，“听其所为，勿从中制。本道官吏惟其所辟置，要害之地守令可以委任，责成则久其考任而就加爵秩焉，省部皆毋拘以文法也。财赋得以专其出入，他司不得尚循旧比以掣其肘也。军籍得以核其虚实，戎司不得掩虚额以自丰也。屯田当复，民兵当核，忠义当招，皆可以随宜经理也。规模既立，则如国初守边之臣，或十七八年，或十四五年，或八九年无所改易可也”（《魏了翁集》十五，参《宋史》本传）。宁宗颇嘉了翁言，然值史弥远当国，怙权，无所更革。故其后三十七年，当理宗开庆元年（元兵入临安前十七年），文天祥上封事，又有“仿方镇以建守”之议，略曰，“祖宗矫唐末五代方镇之弊，立为郡县繁密之法，使兵财尽关于上，而守令不得以自专。昔之擅制数州，挟其力以争衡上国者，至此各拱手趋约束，卷甲而藏之。传世弥久，而天下无变。然国势由此浸弱，而盗贼遂得恣睢于其间。宣、靖以来，天下非无忠臣义士，强兵猛将，然各举一州一县之力以抗寇锋，是以折北不支，而入于贼。中兴之臣，识循环救弊之法，盖有建为方镇之议者矣。失此不图，因循至今日，削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变，臣不知所以为善后计矣。今陛下命重臣建宣阃，节制江东西诸州，官民兵财尽从调遣，庙谟渊深，盖已得方镇大意矣。然既有宣阃，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吏，又有安抚副使。（按：宣阃即宣抚使，‘掌宣布威灵，抚绥边境，统护将帅，督视军旅之事’。制司即制置使，‘掌经画边鄙之事上’。安抚使‘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帅其属而听其狱讼，颁其禁令，定其赏罚，稽其钱谷、甲械、出纳之名籍，而行以法’。南宋以文臣为安抚使，武臣一员为之副，以上均据《宋史·职官志》。）事权俱重，体统未明。有如一项兵财，宣阃方欲那移，诸司又行差拨。指挥之初，各不相照；承受之下，将谁适从？今日之事，惟有略仿方镇遗规，分地立守，为可以纾祸。且如江西一路，九江、兴国、隆兴与鄂为邻，朝廷既倾国之力以赴之，姑所不论。惟寇之至湖南者，已宿堂奥。此外八州，其措置不容苟简。八州之中，庐陵、宜春最当冲要，虏之为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八桂则出清湘，避长沙则出衡阳。今宜春见谓有兵，惟庐陵犹此无备。舍坚攻瑕，弃实击虚，虏既以此为得策，则夫避宜春而趋庐陵，其计将必出于此。州县之事力有限，守令之权势素微。虏至一城则一城创残，至一邑则一邑荡溃，事势至此，非人之愆。若不别立规模，何由戡定祸乱？臣愚以为莫若立一镇于吉，而以建昌、南安、赣隶之。立一镇于袁，而以临江、抚瑞隶之。择今世知兵而有望者，各令以四州从事。其四州官吏，许以自辟。见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帅府所为，去者令注别路差遣。其四州财赋，许以自用。自交事一日始，其上供诸色窠名，尽予帅府；交事以前见未解数目，亦许截留。其四州军兵，见属伍符者必寡弱而不振，见行团结者必分散而不齐，许于伍符团结之外别出措置，收民丁以为兵。彼一州之紧急者，得三州稍宽缓之力以为之助；三州之宽缓者，得一州当其紧急而无后忧。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袁，其气势当自不同。仿此而行之，江东、广东无不可者。”（《文天祥集》三）书上不报。 内重外轻，而守御之权不集，此宋季军政之一大弊，迄于亡而不变者也。 其次，则军纪之败坏。宁宗嘉定七年起居舍人真德秀论之曰：“今连营列戍，虚籍不填，老弱溷殽，教阅弛废，衣廪朘削，憔悴无聊。荆、淮所恃义勇民丁，而团结什伍，反成绎骚，无以作其超距翘关之勇。东南所长者舟师战棹，而绘画图册，徒事美观，而未尝习以凌波破浪之技。……掊敛成风，而士卒之怨弗恤，忌克成习，而偏裨之长莫伸。”（《真德秀集》三）十三年，德秀既出知江西隆兴府，又言：“自视事以来，讲求军政本末，乃知州郡禁卒多以供工匠，备厮役；事艺未尝练习，教阅只为具文。则兵不足以为兵矣。有副总管，有路钤，有路分，又有州钤，有将副，下至都监、监押，皆以主兵为职，而未尝知兵。问其得官之由，或宗戚，或閤门，或国信所，或堂部吏。其间岂无可用之材？要于将略鲜曾闲习，或习文墨以自喜，或矜富贵以自娱；甚者阘茸废放，无所不有。则将不足以为将矣。兵不足以为兵，将不足以为将，则帅之为帅，是亦具员而已矣。”（《真德秀集》九）理宗即位之元年，德秀解湘南安抚使任还朝（寻擢礼部侍郎直学士院），其奏陈各地将帅之剥削士卒，言尤痛切，曰：“诸道总戎之帅，训肄不勤，而掊克是务。自偏裨以至士卒，其家赀稍厚者，必使之治货财，非优之也，盖幸其负课而掩有也。其廪给稍丰者，必以之供役使；非亲之也，盖利其捐金而求免也。军中相语，以酒垆、药局为藉赀产之娣媒，谓当其事者必不能自免也。回易房廊为陷子孙之坑阱，谓其身虽死，而监督至于无穷也。主帅剥偏裨，偏裨剥队伍。有日给千钱而不足衾絮者，有月禀数斛而不饱糟糠者。以此饰苞苴，以此买歌舞，于是乎兵贫至骨矣。”（《本集》四）先是，宁宗末年，魏了翁对策亦言：“国家休兵四十余年矣。旧臣宿师日替月零，骄将夫久靡廪稍。未尝有横草尺寸之功，而高官厚禄，宠异逾等，不复有功名之望。剥下媚上，背公首私；升差夺于货贿，拣汰挠于请嘱；庸者有输假贷子钱者，有输每旬宣限帮给银会，或以铁钱兑给而规其倍称之息。戍兵之愤惋不恤也。市刍草以给战骑，往往抑配均备，而乾没其四分之三。将队之怨嗟不问也。甚者收房廊，掌回易，置簰筏，建第宅。古人之所与同甘苦者，今役使科抑几同奴隶。方时晏安而专事朘削，士有离心而无斗志；万一有犬吠之警，则忧不在敌而在我矣”。（《魏了翁集》廿一） 非惟州郡之兵不可用，即禁卒亦同虚设。端平初，魏了翁奏言，“异时江、淮有警，或出禁旅以为声援。今也殿步二司久为庸奴所坏。平居则冒虚籍，有急则欧市人。江建、江西之行，所至辄败。况自近岁驭失其道，赏罚无章。中外之军往往相谓战不如溃，功不如过。风声相挺，小则浮言谇语以扇其类，大则拥众称兵以凌其上，而欲恃此以为守，臣知其不可也。”（《本集》十九）奏上不数月，遂有临安首都军民交哄之怪剧（《宋季三朝政要》一）。禁卒之失律，遂成为朝野交谪之事实矣。 官兵如此，民团则何如？开庆元年（元兵入临安前十七年），文天祥上封事言：“近时朝廷以保伍为意，官府下其事里胥。为里胥者沿门而行，执笔以抄其户口，曰官命而各为保伍也。已而上其籍于官，又从而垩通涂之壁，取其甲分五五而书曰保伍。如古所谓保伍，如此而已！臣居庐陵，往往有寇警，则乡里又起所谓义丁者。一日隅总击柝以告其一方曰：寇至毋去，诸而等各以某日聚某所，习所以守望。至其日也，椎牛酾酒以待。随其所衣，信其所持，从而类编为之伍。一匝乎村墟井落之间，翕然而聚，忽然而散，则义丁者又止如此而已。今朝廷命使以团结，州县奉旨而行，移其规为布置，当有加密于臣所言者。然某所若干人，某所又若干人，属邑合状帐申郡府，郡府合状帐申合朝廷。计其数目当自不少。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故当其分，则乡村无以通于镇市，镇市无以通于城郭。虏突如其来，彼一方者，力不敌，势不支；老弱未及拣，教阅未及施，虽有金鼓旗帜之物，而未之坐作进退之节也；虽有城池山泽之险，而未知备御攻守之方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恃其粮，自备其饮食，则有所不能；抑于官则无以给也，有以给则又不能久也。臣故曰无益也。”（《本集》三） 宋季军队不惟战斗力弱，即其数量亦不敷边防。端平初，魏了翁已言“两淮民兵见谓骁捷，然轻进易退，不足以当坚忍之铁骑。淮西精甲数万，自去岁东附、龙门两败，所失盖万五千，而他州陷没者犹不计。江上诸军稍堪行陈者，制司并其器械舟船，摘所以去，今得还与否，皆未可知。而军分不明，尤为可虑。如骑司、戎司之军，皆非旧来屯戍之地。将不知兵，兵不习险，缓急不可倚仗。荆襄所恃保捷一军，十余年来颇已凋落；虽有新招镇北二万人；其如南北军殆如冰炭。荆鄂旧军二万余人，粗若可用；然仅存者六七千人。虽有外五军，亦不满数千。蜀中诸军，旧管九万八千，马二万；嘉定核实，裁为八万二千，马八千；则气势已不逮昔矣。近者更加核实，官军才六万余人，忠义万五千；而其间老弱虚籍者又未可计。是以五六万人，当□千七百里之边面，众寡强弱，此盖（不？）难见”（《本集》十九）也。其后理宗宝祐四年，文天祥亦言：“自东海城筑而调淮兵以防海，则两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复归，而并荆兵以城襄，则荆、湖之兵不足。自腥气染于汉水，冤血溅于宝峰，而正军、忠义空于死徙者过半，则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实荆，则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荆湖之兵又分而策应，分而镇抚，则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国之所恃以自卫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国安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归之强，则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调度转急，问之大农，大农无财；问之版曹，版曹无财；问之饷司，饷司无财。自岁币银绢外，未闻有画一策为军食计者。”（《本集》三）盖宋季之民生与财政状况，已使大规模之扩张军备，为不可能，说详次节。 （下）宋季之民生与国计 宋季民生国计上有三大事：曰土地之集中于贵势之家，曰楮币（即纸币）之滥发而低折，曰“和籴”“和买”之病民。 （1）初仁宗时曾诏限田，“公卿以下毋过三十顷，牙前将吏应复役者毋过十五顷，（按：盖公卿占田不得过三十顷，武官占田不限，惟其田之免役者限十五顷；故牙前将吏下特著‘应复役者’四字，而公卿下不著。）止一州之内。过是者论如违制律，以田赏告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葬者牵于阴阳之说，至不敢举事。又听数外置墓田五顷，而任事者终以限田不便，未几即废。后承平浸久，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而官户田例免差科。政和中，乃诏品官限田，一品百顷，以差降杀，至九品为十亩；限外之数，并同编户差科”（《宋史·食货志》上一）。南渡后，官户田之优待废。绍兴二年户部侍郎柳约请复政和之制不果（《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十一）。然其后官户田不仅回复政和间之优待，且全免役，故理宗时孙梦观进讲，谓：“朝廷固尝随官品以定顷亩之限，出于所限者仍同编户；今固未尝过而问之。”（孙梦观《雪窗文集》二） 绍兴二年柳约之请复限田制也，右司谏方孟卿议之曰：“今郡县之间，官户田居其半，而占田过数者极少。若以格令免科需，则专取于民，必致重困。臣谓艰难之际，士大夫义当体国，岂可厚享占田之利？”（《中兴两朝圣政》十一）方孟卿之言无意中泄露南宋初年土地分配之概况。其所言及之状况，自以南宋之境域为限。“占田过数（一百顷以下之数）者极少”，非因尔时之地主有取于中庸之道也，其故似别有在。在过去一阶段之中国社会，大地主阶级自以官户为主体。故愈近政治之中心则官户愈多，而兼并亦愈烈。北宋时代，江、淮以南兼并之烈，自当逊于大河两岸。当南宋初年，此之情况，不能即大有改变，盖新朝之统治者在播迁之余，尚少求田问舍之暇也。然即如此，官户田已居郡县之半矣。 在南宋初年占田逾百顷者尚少，至南宋末年则百顷之田主已无足齿数矣。理宗时，孙梦观进讲，言“迩来乘富贵之资力者，或夺人之田以为己物；阡陌绳联，弥望千里；囷仓星列，奚啻万斯”（《雪窗文集》二）。而理宗端平元年，刘克庄在奏牍中描写富贵家之财产尤为具体。彼等“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按：路为宋代最大之行政区域，有大于现今一省者）之阡陌，岁入（租）号百万斛，为‘开辟以来未之有者’”（《刘克庄集》五一）。其后淳祐（理宗）六年，谢方叔亦奏言：“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方叔更推原兼并促成之因曰：“小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强之食，兼并浸盛。”（《宋史·食货志》上一） 刘克庄、谢方叔皆言巨室有每岁收租至一百万斛者。当时岁租一百万斛之田，为亩几何？于此吾人得作一颇有趣之考据。理宗景定四年侍御史陈尧道等言：“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宋史·食货志》上一）以比例推之，则岁入百万斛之田为一百四十三万亩而弱，即一万四千三百顷而弱，为政和限田最高度之一百四十三倍。 官户田在南宋已占郡县之半；至南宋末，更当远逾于此。其精密之比率虽不可知，然两浙及江南东、西三路（约等于今浙江、江苏、江西三省），在宋季土地集中之情形，吾人尚可得更亲切之印象。据景定四年陈尧道等之估计，此三路逾限之田有三千万亩（《宋史·食货志》上一）。其占田逾限之地主在限内所有之田共得若干，史无明文，试从低假定为限外之半，则集中于彼等手之田地已有四千五百万亩，彼等尚非三路中一切大地主也。讫今江西、浙江二省已垦之田各不过四千一二百万亩耳。 （2）楮币虽源于唐之飞钱，然飞钱之性质仅如近世之汇票，直接为交易媒介之楮币似创于宋。真宋时始行于蜀之民间，不久政府即收其发行之权而专之，更推行于他地。南宋初楮币之用始广；至南宋末，中国已成一楮币世界矣。宁宗开禧以后，楮币发行之数量，今可考者列表如下（表中所列盖仅中央发行之数，其四川、两淮、湖广发行之数似尚不在内）： 宁宗开禧间　　　一万四千余万贯　　据戴埴《鼠璞》上 宁宗嘉定间　　　二万三千余万贯　　据同前 理宗绍定六年　　三万二千余万贯　　据同前，参《宋史·食货志》 理宗淳祐六年　　六万五千余万贯　　据《雪窗文集》一 观上表可知从绍定六年至淳祐六年（一二三三—一二四六）之十三年间，楮币突增加一倍以上。其后增加之数虽不可考，然以其时财政艰窘之情形推之，增加之率只有更速。 楮币既滥发，而政府不能尽量兑现，即兑现亦不十足；且赋税之缴纳又不能全用楮币（大抵楮钱各半），其低折乃势所必然。理、度两朝楮币低折之实数，史无明文，然从其前后之情形推之，略亦可见。宁宗开禧间“朝廷始诏江、浙诸道，（每贯）必以七百七十行用，（折扣）终非令之所能禁。嘉定初顿损其半”（《鼠璞》上，《楮券源流条》）。及宋亡十余年后，楮币遂“有观音钞、画钞、折腰钞、波钞，爊不烂之说。观音钞，描不成，画不就，如观音貌美也。画者如画也。折腰者折半用也。波者俗言急走，谓不乐受即走去也。爊不烂者如碎絮筋查也”（《静斋至正直记》一）。理、度时之情形当去此不远。（孙梦观淳祐六年奏言：“今新楮之价，较之下方亦且削于曩之半矣。”见《本集》一。） 楮币事实上低降，而法令却不许其低降。商贾为避法及预防楮币低折之损失，只有高抬物价。此亦为宋季朝野交苦之一事。相传真德秀负一时重望，端平更化，人奚其来，若元祐之司马光也。是时楮轻物贵，民生颇艰，意真儒之用必有建明，转移之间，立可致治。于是民间为之语曰： 若欲百物贱， 直待真直院。 及入朝敷陈之际，首以尊崇道学，正心诚意为第一义，而复以《大学衍义》进。愚民无知，乃以其言为不切时务，复以俚语足前句云： 吃了西湖水， 打了一锅面。 市井小儿嚣然诵之。继参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癸辛杂识》）。 宋季政府未尝无挽救楮轻之法，然其法转滋民怨。宁宗嘉定四年真德秀奏言“今新令之行，以旧券之二而易新券之一。傥郡县推行唯谨，则实惠岂不周流？然虑其间未能亡弊，或颁降有限，仅充官吏之橐，而弗及齐民；或胥吏要求，只给豪富之家，而弗及下户；或创局亡几，惠止城邑，而田里未免见遗；或争夺纷孥，难于禁止，而公私反致多事。……远近之人，赍持旧券，徬徨四顾，无所用之，弃掷燔烧，不复爱惜，岂不逆料它时之必至此乎”（《本集》二）。越二年，德秀又奏言：“今日关国脉盛衰，系民生休戚，其惟楮币一事乎！……自楮币之更，州县奉行失当，于是估籍徙流，所在相踵，而重刑始用矣。科敷（按：科敷谓责每户缴纳若干于政府）抑配，远近骚然，而厚敛始及民矣。告讦公行，根连株逮，而苛政始肆出矣。假称提之说，逞朘削之私者，唾掌四起，而酷吏始得志矣。夫是数者，岂朝廷本指哉？方其弊坏既极，不得已而变通之；出御府之金，捐祠曹之牒，展期以收换，多方以优恤，惟恐其病民也。法行之初，虽有情重估籍之文，未几又为之令曰，当估籍者毋得专行，必闻于朝，以俟报可。忠厚谨审之意，寓于不言，又若是其至也。而臣观今之州县间，务为新奇，创立科调，乃多出于朝廷约束之外。故有一夫坐罪，而昆弟之财并遭没入者矣；有亏陌田钱，而百万之赀悉从没入者矣。谓之奉法可乎？至于科富室之钱，朝廷之令所无也；拘盐商之舟，朝廷之令所无也；以产税多寡为差，令民藏券，此又朝廷之令所无也。……臣闽人也。所谓家产满千钱藏券五十者，闽中之新令也。夫产满千钱，大约田几百亩，养生送死之费，县官征税之输，皆取具焉。非常之须，又不在是。安有余赀可市券而藏楮乎？况闽之为俗，土瘠人贫，号为甚富者视江浙不能百一。故此令既行，鬻田宅以收券者，虽大家不能免。岂便民之策耶？或者徒见楮价骤增，遂指以为新令之效。臣窃谓不然。乃者朝廷盖自有良画矣，曰福建上供，纯许用券。以一岁计之，为数几二百万。官之用券既多，则民之视券亦重。盖将不强之贵而自贵，不迫之藏而自藏矣。况民之输官者，钱楮各半；是朝廷缀见缗予州郡者亡虑百万。称提之助，沛然有余。尚何待它为科配乎？厥今四方之民病此极矣。”（《本集》二）“科敷”之弊，魏了翁在端平间曾拟补救之策，欲将“人户物力第为三等，而分为三限，以督其入。上者入初限，次者入中限，下者入末限。……盖欲借上户气势，则以振作楮币，或可望其指日增价，一也。虑将来只是下户纳足，上户断然不纳，今先及上户则余人无词，二也。今未见亩步苗头之数，只得衮同科敷，是致中下户亦与上户无别；今若令上等先纳，次及中等，俟纳及太半之后，万一楮币顿复，则下户或可略与蠲减，或又全免，三也。此三说皆以示恤小之意，而条目之颁，乃未及此。或者不过曰，上户先期输纳，则中下户必市贵楮。不知中下户皆有官（？）之家，非皆朝不谋夕，独不能豫为之待乎？”（《本集》二十）然朝贵不以其策为然，终未采用。 （3）理宗初年，言理财者已承认农商之赋税，已重至无可复加矣。（端平元年刘克庄奏言：“前世或税于农，或榷于商，今税榷俱重不可复加。”见《本集》五一。）然宋季人民之负担除赋税外，尚有所谓“和买”“和籴”者。二制皆源于北宋，其初由官先给民钱，而民输绢帛谓之“和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