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宋辽金夏元史 [book_author]邓之诚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史学,完结 [book_length]275072 [book_dec]《宋辽金夏元史》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邓之诚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原为作者在北京大学的授课讲义，本书以纪事本末体为主，通过辑佚的方法梳理了宋辽金夏元的史实、制度、学术、文学、风俗、宗教等方面的历史，辅以图表，内容丰富，体大精深，厘清了从宋至元这一时期多民族间不断融合的进程。 [book_img]Z_6088.jpg [book_chapter]宋辽金夏元史 [book_title]宋世系 自太祖赵匡胤代周西历九六〇年，至帝昺灭于元西历一二七九年，凡十八主，共三百二十年。 太祖，姓赵，名匡胤，涿郡人。仕周。世宗时拜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恭帝即位，改归德军节度、检校太尉。七年春，北汉结契丹入边。命太祖出师御之，次陈桥驿。夜五鼓，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身者，众皆罗拜。拥还，遂受周禅，国号曰宋。建元建隆三年、乾德五年、开宝八年，在位凡十六年。 太宗，初名匡义，赐改光义，太祖之弟。继立，改元太平兴国八年、雍熙四年、端拱二年、淳化五年、至道三年，在位凡二十二年。 真宗，名恒，太宗第三子。嗣立，改元咸平六年、景德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五年、乾兴一年，在位凡二十五年。 仁宗，名禛，真宗第六子。嗣立，改元天圣九年、明道二年、景祐四年、宝元二年、康定一年、庆历八年、皇祐五年、至和二年、嘉祐八年，在位凡四十一年。 英宗，名曙，濮安懿王允让太宗孙之第十三子。仁宗养之于内。嘉祐七年，立为皇子。仁宗崩，遗诏立为帝。即位，改元治平四年，在位凡四年。 神宗，名顼，英宗长子。嗣立，改元熙宁十年、元丰八年，在位凡十八年。 哲宗，名煦，神宗第六子。嗣立，改元元祐八年、绍圣四年、元符三年，在位凡十五年。 徽宗，名佶，神宗第十一子。继立，改元建中靖国一年、崇宁五年、大观四年、政和七年、重和一年、宣和七年。金兵围汴急，乃禅位于钦宗，尊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在位凡二十五年。及金人破汴，胁帝北行，金主封为昏德公，卒于五国城。 钦宗，名桓，徽宗长子。嗣立，改元靖康一年，在位凡一年。随徽宗北去，金主封为重昏侯，金主亮时殂。 （以上凡九帝，共一百六十七年自西历九六〇年，至西历一一二六年，史称为北宋。） 高宗，名构，徽宗第九子，封康王。徽、钦北去，即帝位于应天府河南商丘县。旋因金人之逼，避走江南，建都于临安浙江杭县。改元建炎四年、绍兴三十二年，传位于孝宗，称太上皇，在位凡三十六年。 孝宗，名昚，太祖七世孙，高宗诏选太祖之后。绍兴二年，选帝育于禁中。三十年，立为皇子。继立，改元隆兴二年、乾道九年、淳熙十六年。传位于光宗，上尊号曰至尊寿皇圣帝，在位凡二十七年。 光宗，名惇，孝宗第三子。乾道七年，立为皇太子。嗣立，改元绍熙五年，传位于宁宗，上尊号曰圣安寿仁太上皇帝，在位凡五年。 宁宗，名扩，光宗第二子。嗣立，改元庆元六年、嘉泰四年、开禧三年、嘉定十七年，在位凡三十年。 理宗，名昀，太祖十世孙。初宁宗无子，择太祖后二人，养之宫中，一曰贵和，一曰贵诚。寻立贵和为皇子，改赐名竑。宁宗崩，史弥远矫诏，立贵诚为帝，改名昀。即位，改元宝庆三年、绍定六年、端平三年、嘉熙四年、淳祐十二年、宝祐六年、开庆一年、景定五年，在位凡四十年。 度宗，名禥，太祖十一世孙，父荣王与芮，理宗母弟。理宗无子，宝祐元年，立为皇太子，受遗诏继立，改元咸淳十年，在位凡十年。 恭帝，名，度宗子。继立，改元德祐一年。德祐二年正月，元兵南侵，至临安皋亭山，以势穷乃出降。在位凡一年，朝元主于上都，封瀛国公。 端宗，名昰，度宗庶子，恭帝兄，封吉王。德祐二年五月，陈宜中等立之于福州，改元景炎二年。元兵袭之，奔粤，殂于 州广东吴川县南海中，在位凡二年。 帝昺，度宗庶子，端宗之弟。继立，改元祥兴二年。避元兵迁于厓山广东赤溪县东有二山，对峙如门，亦谓之厓门山，元将张弘範袭至，陆秀夫知事已去，乃负帝投海死，在位凡二年，宋亡。 （以上凡九帝，共一百五十三年自西历一一二七年，至西历一二七九年，史称为南宋。） 附宋世系表 [IMG:宋辽金夏元史_1.png] [book_title]辽世系 自太祖阿保机称帝西历九一六年至天祚帝降于金西历一一二五年，凡九主，共二百十年。 太祖，姓耶律氏，名亿，字阿保机，小字啜里只，契丹迭剌部，霞濑益石烈乡，耶律弥里人事迹详前。于后梁太祖贞明二年称帝，国号曰契丹，建元神册六年、天赞四年、天显一年，在帝位凡十一年。 太宗，名德光，太祖第二子。嗣立，仍用天显年号由二年至十一年，凡十年。后晋天福二年西历九三七年，改国号曰辽，改元会同十年、大同一年，在位凡二十一年。 世宗，名阮，太祖长子托允出镇勃海扶余城，号曰人皇王之子，太宗爱之如子。从伐晋，太宗崩于栾城，遂即位于柩前。太后闻帝即位，遣太弟李胡率兵拒之，旋罢兵，趋上京，改元天禄四年。祭于行宫，遇弑，在位凡四年。 穆宗，名璟，太宗长子。继立，改元应历十八年。帝荒淫无道，猎于怀州，为近侍所弑，在位凡十八年。 景宗，名贤，世宗第二子。继立，改元保宁十年、乾亨四年，在位凡十四年。 圣宗，名隆绪，景宗长子。继立，太后萧氏辅政，复国号曰大契丹，改元统和二十九年、开泰九年、太平十年，在位凡四十八年。 兴宗，名宗真，圣宗长子。继立，改元景福一年、重熙二十三年，在位凡二十四年。 道宗，名洪基，兴宗长子。继立，改元清宁十年、咸雍十年、太康十年、大安十年、寿隆六年，复改国号曰辽，凡在位四十六年。 天祚帝，名延禧，道宗之孙。道宗崩，奉遗诏即帝位，改元乾统十年、天庆十年、保大四年。金兵克上京，帝走云中，复走夹山，内蒙五原县西北；燕京破，又出奔四部山西阴山附近；金兵袭之，复奔走西夏；帝为谋恢复，至武州，为金兵所败，谋奔党项，被金将完颜娄室等所获。时宋徽宗宣和七年，金太宗天会三年也。至金，封为海滨王，以疾终，在位凡二十四年。辽亡。 附辽世系表 [IMG:宋辽金夏元史_2.png] [book_title]金世系 自太祖阿骨打称帝西历一一一五年至哀宗死于蔡州西历一二三四年，凡九主，共一百二十年。 太祖，姓完颜氏，名阿骨打，世为生女真节度使。至太祖袭立，叛辽，取辽东北诸州。辽将萧嗣先又大败于混同江，势遂不可制。群臣劝进，即皇帝位，国号曰金。色尚白，更名旻。时宋徽宗政和五年，辽天祚帝天庆五年也。建元收国二年、天辅六年，在位凡八年。 太宗，名晟本名吴乞买，太祖弟。太祖四出征伐，常居守。太祖卒，百官请正位，遂即皇帝位。改元天会十二年，在位凡十二年。 熙宗，名亶本名合剌，太祖孙。继立，仍用天会年号由十三年至十五年，凡三年，改元天眷三年、皇统八年，为废帝所弑，在位凡十四年。 废帝，名亮本名迭古乃，辽王宗幹次子。弑熙宗而自立，改元天德四年、贞元三年、正隆五年。帝自将兵伐宋，师于瓜州，完颜元宜等变，帝遇害时宋高宗绍兴三十年，在位凡十二年。 世宗，名雍本名乌禄，太祖孙，睿宗宗尧子，任东京留守，封曹国公。废帝出师，金人立之于辽阳，改元大定二十九年，在位凡二十九年。 章宗，名璟本名麻达葛，显宗允恭子。大定二十六年，立为皇太孙。世宗崩，继立，改元明昌六年、承安五年、泰和八年，在位凡十九年。 卫绍王，名永济本名兴胜，更名允济，世宗第七子。章宗无子而疏忌宗室，以王柔弱鲜智能，遂使为嗣。章宗卒，继立，改元大安三年、崇庆一年、至宁一年。呼沙呼作乱，以兵入宫，自称监国都元帅，逼帝出宫，载至故邸而禁锢之。寻使宦者杀王而迎立宣宗，在位凡五年。 宣宗，名珣本名吾睹补，显宗长子，进封昇王。卫绍王被杀，呼沙呼迎帝于彰德而立之，改元贞祐四年、兴定五年、元光二年。以蒙古日逼，国蹙兵弱，乃迁都于汴，在位凡十一年。 哀宗，名守绪又名宁甲速，宣宗第三子。继立，改元正大八年、开兴一年、天兴三年。蒙古兵围汴，帝走蔡州。宋与蒙古合兵围之，帝知事急，传位于宗室承麟。冀突围而出，未几城破。帝自经，承麟亦为乱兵所杀，时宋理宗端平元年也。在位凡十一年，金亡。 附金世系表 [IMG:宋辽金夏元史_3.png] 其在称帝以前者，另列表以明之。 [IMG:宋辽金夏元史_4.png] [book_title]夏世系 自景宗元昊称帝西历一〇三八年，至末帝降于蒙古西历一二二七年，凡十主，共一百九十年。 景宗，本姓拓跋，曾赐姓李氏，名元昊。其先自唐末，即据有银夏绥宥静诸州。元昊继立，称显道二年、开运、广运二年、大庆二年。旋称帝，国号曰夏，时宋仁宗宝元元年，辽兴宗重熙七年也。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在帝位凡十一年。 毅宗，名谅祚，景宗长子也。继立，改元延嗣宁国一年、天祐垂圣三年、福圣承道四年、都六年、拱化六年，在位凡二十年。 惠宗，名秉常，毅宗长子。继立，改元乾道二年、天赐礼盛国庆五年、大安十年、天安礼定一年，在位凡十八年。 崇宗，名乾顺，惠宗长子。继立，改元天仪治平四年、天祐民安八年、永安三年、贞观十三年、雍宁五年、元德七年、正德八年、大德四年，在位凡五十二年。 仁宗，名仁孝，崇宗长子。继立，改元大庆五年、人庆五年、天盛二十二年、乾祐二十三年，在位凡五十五年。 桓宗，名纯祐，仁宗长子。继立，改元天庆十二年，后为镇夷王安全所废，在位凡十二年。 襄宗，名安全，崇宗之孙，越王仁友之子。废桓宗而自立，改元应天四年、皇建一年，在位凡五年。 神宗，名遵顼。始以宗室策试进士及第，位至大都督。继立，改元光定十二年，传位于子德旺，自称太上皇，在位凡十二年。 献宗，名德旺，神宗子。继立，改元乾定四年。闻蒙古兵至，以忧悸卒，在位凡四年。 末帝，名，神宗之孙，清平郡王之子，国人立以为主。蒙古太祖攻之，力屈乃降，时宋理宗宝庆三年，金哀宗正大四年也。在位凡一年，夏亡。 附夏世系表 [IMG:宋辽金夏元史_5.png] 其在称帝以前者，另列表以明之。 [IMG:宋辽金夏元史_6.png] [book_title]元世系 自太祖铁木真称帝西历一二〇六年至顺帝北走西历一三六八年，凡十五主，共一百六十三年。 太祖，名铁木真，姓奇渥温氏，蒙古部人。征服诸部，即帝位于斡难河之源，上尊号曰成吉思可汗，时宋宁宗开禧二年，金章宗泰和六年也。在位凡二十二年四太子拖雷监国一年。 太宗，名窝阔台，太祖第三子，继立。六年，灭金，在位凡十三年。 皇后乃马真氏临朝称制凡四年。 定宗，名贵由，太宗长子，继立，在位凡三年。 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氏，抱太孙失烈门临朝称制凡二年。 宪宗，名蒙哥，太祖之孙，拖雷长子，继立。九年，攻略蜀地，殁于合州，在位凡九年。 世祖，名忽必烈，拖雷第四子，宪宗母弟。长且贤，任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宪宗殁于蜀，世祖还师至开平，自立为帝，时宋理宗景定元年西历一二六〇年。建元中统四年、至元三十一年。至元年宋度宗咸淳七年，改国号曰元，取易大哉乾元之义。十六年灭宋，统一中国，在位凡三十五年。 成宗，名铁穆耳，世祖之孙，太子真金之第三子。继立，改元元贞二年、大德十一年，在位凡十三年。 武宗，名海山，真金第二子，答剌麻八剌之长子。继立，改元至大四年，在位凡四年。 仁宗，名爱育黎拔力八达，武宗之弟。继立，改元皇庆二年、延祐七年，在位凡九年。 英宗，名硕德八剌，仁宗嫡子。继立，改元至治三年。为知枢密院事铁失等所弑，在位凡三年。 泰定帝，名也孙铁木耳，晋王甘麻剌之长子。袭封镇北边，英宗遇弑，诸王等奉皇帝玺，迎帝于镇，即帝位，改元泰定四年，在位凡四年。以自立故，文宗不为立庙上谥，止称为泰定帝。 天顺帝，名阿速吉八，泰定帝子。上都丞相倒剌沙立之为帝，改元天顺。时文宗立于大都，乃遣兵攻之，战败逃亡，在位凡月余。 明宗，名和世，武宗长子。泰定帝崩，文宗立。二年，以帝居长固让，帝遂即位和宁之北。还京师，于途次暴崩，在位凡八月。 文宗，名图帖睦尔，武宗之次子，明宗之弟。即帝位，改元天历二年。让位明宗，明宗立帝为皇太子。及明宗崩，复位，改元至顺三年，在位凡五年。 宁宗，名懿璘质班，明宗次子。继立，旋崩，在位凡月余。 顺帝，名妥 帖睦尔，明宗之长子，居广西。宁宗崩，迎归京师，即帝位，改元元统二年、至元六年、至正二十七年，在位凡三十五年。明兵陷都城，帝北走，元亡。 附 元世系表 [IMG:宋辽金夏元史_7.png] 其先世，依《元朝秘史》（卷一）另列表以明之： [IMG:宋辽金夏元史_8.png] [book_title]（一）宋之统一 太祖代周，诸国并峙，次第用兵，先灭荆南、南平、后蜀、南汉、南唐。太宗继之，又灭北汉。吴越先来归，除燕云十六州外，复归一统。 乾德元年西历九六三年，二月……慕容延钊入荆南，高继冲请归朝，得州三，县十七。（《宋史》卷一《太祖纪一》。） 乾德元年，三月……慕容延钊破三江口，下岳州，克复朗州，湖南平。得州十四，监一，县六十六。（《宋史》卷一《太祖纪一》。） 按：马希萼时，朗州将王逵、周行逢据州以叛，推辰州刺史刘言为主。南唐破潭州后，未几仍为王逵等所得，尽有马氏故地。王逵自为武安节度使，周行逢自为武安行军司马，三雄并峙。逵与行逢比而杀言，逵亦为其下所杀，行逢代为武平节度使。宋初，行逢卒，子保权继立。部将张文表为乱，据潭州。保权求援于宋，宋遣慕容延钊、李处耘，假道荆南以讨之。未至，保权已克潭州，杀文表。荆南主继冲，闻宋师至，出迎，钊等遂袭取之。荆南亡，更进趋潭州。保权与宋师战，大败被擒，武平遂亡。 乾德三年西历九六五年，正月……王全斌取利州，蜀王孟昶降。得州四十五，县一百九十八。（《宋史》卷二《太祖纪二》。） 按：蜀帝昶，奢纵无度。知枢密院事王昭远，大言欲建奇勋，以蜡书约北汉伐宋。太祖闻之，于乾德二年十一月，以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前军兵马都部署，崔彦进副之，将步骑三万，出凤州道；刘光义为西川行营前军兵马都部署，曹彬副之，出归州道；以伐蜀。王昭远出战被擒。师至魏城，昶降，后蜀遂亡。昶至京师，封秦国公。 开宝四年西历九七一年，二月……潘美克广州，俘刘，广南平。得州六十，县二百十四。（《宋史》卷二《太祖纪二》。） 按：南汉帝 在位，残酷奢侈，屡侵宋。太祖开宝三年八月，命潭州防御使潘美为贵州道兵马行营都部署，朗州团练使尹崇珂副之，遣使发十州兵，会贺州，以伐南汉。美等克广州，俘，南汉遂亡。 至京师，封为恩赦侯。 开宝八年西历九七五年，十一月……曹彬夜败江南军于城下……克升州，俘其国主煜，江南平。凡得州十九，军三，县一百八十。（《宋史》卷三《太祖纪三》。） 按：宋平南汉，南唐李煜闻之，自贬国号曰江南国主，遣使朝宋。南唐宿将林宏肇为宋太祖所忌，纵反间，言其将降，煜竟鸩杀之。守备益弛，太祖欲伐之，以师出无名，先征之入朝，不至。开宝七年，命曹彬为西南路行营马步军战棹都部署，潘美为都监，曹翰为先锋都指挥使。将兵十万，出荆南以伐之，兼使吴越王俶出师为犄角。彬等由荆南浮江而下，自采石渡江围金陵，俶亦取江南常州。金陵破，煜降，南唐遂亡。煜至京师，封为违命侯。 太平兴国三年西历九七八年，四月……陈洪进献漳泉二州，凡得县十四。（《宋史》卷四《太宗纪一》。） 按：闽越为唐所灭，牙将留从效据漳泉。从效卒，子绍 继立，为统军陈洪进所废。推副使张汉思为留后，自为副使，既复幽汉思而代之。宋平南唐，吴越王入朝，洪进遣子入贡。太平兴国二年八月，洪进入朝。三年四月，献地，诏以为武宁节度使、同平章事。 太平兴国三年五月……钱俶献其两浙诸州，凡得州十三，军一，县八十六。（《宋史》卷四《太宗纪一》。） 按：吴越王钱俶，自太祖时已称藩。俶入朝，太祖遇之以礼，赐赉甚厚。留两年遣还，至是举国归朝，封为淮海王，吴越遂亡。 太平兴国四年西历九七九年，二月……帝发京师。四月……幸太原城，诏谕北汉主刘继元使降。五月……继元降，北汉平，凡得州十，县四十。（《宋史》卷四《太宗纪一》。） 按：宋太祖灭后蜀后，转伐北汉。时北汉刘继元新立，求救于辽。辽兵入侵晋、绛二州，太祖自将攻之，不克而还。是年，太宗自将伐北汉，次太原，招降继元，封为彭城郡公，北汉遂亡。 [book_title]（二）宋之疆域 唐室既衰，五季迭兴……宇县分裂，莫之能一。宋太祖受周禅，初有州百一十一，县六百三十八……建隆四年，取荆南，得州府三，县一十七……平湖南，得州一十五，监一，县六十六……乾德三年，平蜀，得州府四十六，县一百九十八……开宝四年，平广南，得州六十，县二百一十四……八年，平江南，得州一十九，军三，县一百八……计其末年，凡有州二百九十七，县一千八十六……太宗太平兴国三年，陈洪进献地，得州二，县十四……钱俶入朝，得州十三，军一，县八十六……四年，平太原，得州十，军一，县四十……五年，李继捧来朝，得州四，县八雍熙元年，以四州授继捧，自后不复领职方。至是天下既一，疆理几复汉、唐之旧，其未入职方氏者，唯燕云十六州而已。至道三年西历九九七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先是淳化四年，法唐制，分天下为十道，曰河南，曰河东，曰河北，曰关西，曰剑南，曰淮南，曰峡西，曰江南东西，曰浙东西，曰广南，天圣仁宗年号析为十八，元丰神宗年号又析为二十三：曰京东东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东西，曰永兴，曰秦凤，曰河东，曰淮南东西，曰两浙，曰江南东西，曰荆湖南北，曰成都，曰梓利夔，曰福建，曰广南东西，东南际海，西尽巴，北极三关，东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万一千六百二十里。崇宁徽宗四年西历一一〇五年，复置京畿路。……宣和四年西历一一二二年又置燕山府及云中府路，天下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监六十三，县一千二百三十四，可谓极盛矣。……自崇宁以来，益、梓、夔、黔、广西、荆湖南北，迭相视效，大斥土宇……凡所建州、军、关、城、寨、堡，纷然莫可胜纪。（《宋史》卷八五《地理志序》。） 高宗苍黄渡江，驻跸吴会，中原、陕右，尽入于金。东画长淮，西割商秦之半，以散关为界，其所存者，两浙、两淮、江东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广东、广西十五路而已合京西，共为十六路。（《宋史》卷八五《地理志序》。） 宋疆域简表 是时舆地登于职方者，东尽明、越，西抵岷、嶓，南斥琼、崖，北至淮、汉。补短截长，分路十六：曰浙西，曰浙东，曰江东，曰江西，曰淮东，曰淮西，曰湖南，曰湖北，曰京西，曰成都，曰潼川，曰利州，曰夔州，曰福建，曰广东，曰广西。凡府、州、军、监一百九十，县七百有三，而武都、河池、兴元、襄阳、鄂州、庐州、楚州、扬州，皆为重镇。（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 [book_title]（三）宋之制度 （1）官 制 （甲）中央官 中央官制简表 宋初官制，虽承袭于唐，特徒存其名，而任非其官。 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庭诸司，中外管库，悉隶三司。中书省但掌册文、覆奏、考帐；门下省主乘舆八宝，朝会版位，流外考较，诸司附奏挟名而已。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莅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中书常阙舍人，门下罕除常侍，司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序》。） 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时人语曰：“宁登瀛，不为卿；宁抱椠，不为监。”（《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序》。） 至其初设官之意，则在集权中央，又为防专擅之弊，不惜颠倒而错综之，而实权所寄，则以中书主政，枢密主兵，三司理财。 宰相：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为真相之任，无常员；有二人，则分日知印。以丞、郎以上至三师为之。其上相为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其次为集贤殿大学士。或置三相，则昭文、集贤二学士，并监修国史，各除。（《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一》。） 唐初，始合中书、门下之职，故有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后又置政事堂，盖以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日有争论，纷纭不决，故使两省先于政事堂，议定然后奏闻。开元中，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自是相承……莫之能改。……向日所谓中书者，乃中书门下政事堂也。（《通考》卷五〇《职官考四》。） 枢密使： 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佐邦治。凡侍卫诸班直、内外禁招募、阅试、迁补、屯戍、赏罚之事，皆掌之。……宋初，循唐、五代之制，置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 唐末，诸司使皆内臣领之，枢密使始与宰相分权矣。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枢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其权重于宰相。太祖受命，以宰相专主文事，参知政事佐之；枢密使专掌武事，副使佐之。（《通考》卷五〇《职官考四》。） 三司使： 国初沿五代之制，置使以总国计，应四方贡赋之入，朝廷不预，一归三司。通管盐铁、度支、户部，号曰“计省”，位亚执政，目为“计相”。（《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 唐自天宝以后，天下多事，户口凋耗，租税日削，法既变而用不给，故兴利者进而征敛，名额繁矣。方镇握重兵，皆留财赋自赡，其上供殊鲜。五代疆境逼蹙，藩镇益强，率令部曲主场、院，其属三司者，补大吏以临之，输额之外，亦私有焉。（《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 太祖周知其弊，及受命，务恢远略，修建法程，示之以渐。建隆中，牧守来朝，犹不贡奉以助军实。乾德三年，始诏诸州，支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毋或占留。时藩郡有阙，稍命文臣权知所在场务，或遣京朝官廷臣监临。于是外权始削，而利归公上，条禁文薄，渐为精密。（《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 淳化元年诏曰：“周设司会一职，以一岁为准；汉制上计之法，以三年为期。所以详知国用之盈虚，大行群吏之诛赏，斯乃旧典，其可废乎？三司自今每岁具见管金银、钱帛、军储等簿以闻。”四年，改三司为总计司，左右大计分掌十道财赋，令京东、西、南、北，各以五十州为率，每州军岁计金、银、钱、刍缯帛粟等费，逐路关报总计司，总计司置簿，左右计使通计置裁，给余州亦如之。未几复为三部。宋聚兵京师，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三司。（《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 宋朝艺祖开基，惩五季之乱，藩臣擅有财赋，不归王府，自乾德以后，僭伪略平，始置诸道转运使，以总利权。……其转运使之名，国初但曰勾当某路水陆计度转运事，官高者则曰某路计度转运使。太平兴国初，皆曰使，两省以上，则为都转运使，又置副使，与诸路判官焉……真宗每用兵，或令都部署兼转运使;王师征讨，则有随军转运使，事毕即停。至道中诏曰：“天下物宜，民间利病，惟转运使得以周知。令更互赴阙，延见询问焉。”（《通考》卷六一《职官考五》。） 宋财政职官简表 但自真、仁之际，已起改革之议，至神宗始见诸实行。 自真宗、仁宗以来，议者多以正名为请。咸平中，杨亿首言:“文昌会府，有名无实，宜复其旧。”既而言者相继，乞复二十四司之制。至和中，吴育亦言：“尚书省，天下之大有司，而废为闲所，当渐复之。”然朝论异同，未遑厘正。（《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序》。） 神宗即位，慨然欲更其制。熙宁末，始命馆阁，校《唐六典》。元丰三年，以摹本赐群臣，乃置局中书，命翰林学士张璪等详定。八月下诏，肇新官制，省、台、寺、监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五年，省、台、寺、监法成。六年，尚书新省成，帝亲临幸，召六曹长贰以下，询以职事，因诫敕焉所置之官，见前表。（《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序》。） 徽宗时，蔡京辅政，复加变更，与元丰之制，又多不同。 大抵自元祐以后，渐更元丰之制：二府不分班奏事，枢密加置签书；户部则不令右曹专典常平，而总于其长；起居郎、舍人，则通记起居，而不分言、动；馆职则增置校勘黄本。 凡此皆与元丰稍异也。其后蔡京当国，率意自用。然动以继志为言……又更两省之长，为左辅、右弼，易端揆之称，为太宰、少宰。是时员既滥冗，名且紊杂。……宣和末，王黼用事，方且追咎元祐纷更，乃请设局以修《官制格目》为正名，亦何补矣。（《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序》。） 南宋改革官制，其特异者，则去三省长官虚称，而置丞相。 建炎中兴，参酌润色，因吕颐浩之请，左、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两省侍郎改为参知政事，三省之政合乎一。乾道八年，又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删去三省长官虚称，道揆之名遂定。……惟枢密本兵，与中书对掌机务，号东、西二府，命宰相兼知院事。建炎四年，实用庆历故典。其后兵兴则兼枢密使，兵罢则免。至开禧初，始以宰臣兼枢密为永制。当多事时，诸部或长贰不并置，或并郎曹使相兼之，惟吏部、户部，不省不并。兵休稍稍增置。（《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序》。） 北宋之末，宰相上，复有贵官。 唐初，始定制以三省为宰相之司存，以三省长官为宰相之职任。然省分为三，各有所掌，而其官亦复不一，相职既尊，无所不统。……于是始有同中书门下三品、同平章事、参知机务、参预政事之名焉……所谓同平章事者，唐初虽以称宰相，乃以处资浅之人，在参知政事之下。中世以后，则独为真宰相之官。……自唐开元以来，郭子仪、李光弼相继，以平章事为节度使，谓之使相。而宰相之职侪于他官自此始。自宋元祐以后，文潞公彦博、吕申公公著相继，以平章军国重事序宰臣上。而宰相之上复有贵官自此始。（《通考》卷四九《职官考三》。） 平章军囯重事，元祐中置，以文彦博太师、吕公著守司空，相继为之，序宰臣上。所以处老臣硕德，特命以宠之也。故或称平章军国重事，或称同平章军国事。五日或两日一朝，非朝日不至都堂。其后蔡京、王黼，以太师总三省事，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开禧元年，韩侂冑拜平章，讨论典礼，乃以平章军国事为名。盖省重事则所预者广，去同字则所任者专。边事起，乃命一日一朝，省印亦归其第，宰相不复知印。其后贾似道专权，窃位日久，尊宠日隆，位皆在丞相上。（《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一》。） 翰林学士知制诰，唐时已极重之，至宋特定资权，尤为清要显美之官。 按：唐之所谓翰林学士，只取文学之人，随其官之崇卑，入院者，皆为学士。延觐之际，则各随其元官立班，而所谓学士，未尝有一定之品秩也。故其尊贵亲遇者……参议政事，或一迁而为宰相。而其孤远新进者，或起自初阶，或元无出身，至试令草麻制，甚者或试以诗、赋，如试进士之法，其人皆呼学士。自唐至五代皆然。至宋则始定制，资浅者为直院，暂行者为权直。于是真为翰林学士者，职始显贵，可以比肩台长，举武政路矣。（《通考》卷五四《职官考八》。） 翰林学士院……凡他官入院，未除学士，谓之直院学士……他官暂行院中文书，谓之权直。自国初至元丰，官制行，百司事失其实，多所厘正，独学士院承唐旧典不改。（《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 元丰官制，废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不置，但以为兼官。然必侍从以上，乃得兼之，其秩卑资浅，则为说书。（《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 学士侍从有学术者，为侍讲侍读，其秩卑资浅而可备讲说者，则为说书。（《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 翰苑经筵，在近代为至清要显美之官……元丰官制既行，而讲读始去翰林之名，自为经筵之官矣。（《通考》卷五四《职官考八》。） 馆阁学士，所选皆英俊，号为储才之地。一经此职，遂为名流，故宋代最重馆职。 国初，以史馆历代多属秘书，唐太宗始移史馆于门下，令宰相监修，玄宗复移之中书、昭文馆门下省有弘文馆，唐太宗所置，宋改为昭文馆、集贤院中书省有集贤殿书院，唐玄宗所置，皆贮图籍，多大臣兼领为三馆，皆寓崇文院。（《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 其上相为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其次为集贤殿大学士，或置三相。则昭文、集贤二学士，并监修国史，各除。唐以来，三大馆皆宰臣兼，故仍其制。（《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一》。） 太宗端拱元年，诏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阁，择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及内出古画墨迹藏其中，以右司谏直史馆宋泌为直秘阁。直馆、直院，则谓之馆职，以他官兼者，谓之贴职。 元丰以前，凡状元制科一任还，即试诗赋各一而入，否则用大臣荐而试，谓之入馆。官制行，废崇文院为秘书监，建秘阁于中，自监少至正字，列为职事官。罢直馆、直院之名，独以直秘阁为贴职，皆不试而除，盖特以为恩数而已。（《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 国朝儒馆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馆，曰史馆，曰集贤院，曰秘阁。率以上相领昭文大学士，其次监修国史，其次领集贤。若只两相，则首厅兼国史。唯秘阁最低，故但以两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均谓之馆职，皆称学士。其下则为校理、检讨、校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处。……自熙宁以来，或颇用赏劳。元丰官制行，不置昭文、集贤，以史馆入著作局，而直秘阁只为贴职。至崇宁、政、宣，以处大臣子弟姻戚，其滥及于钱谷文俗吏，士大夫不复贵重。（洪迈《容斋四笔》卷一。） 宋朝殿学士，有观文殿大学士、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学士，端明殿学士。殿学士资望极峻，无吏守，无典掌，惟出入侍从备顾问而已。观文殿大学士，非曾为宰相不除。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及学士，并以宠辅臣之去位者。端明殿学士，惟学士久次者始除。（《通考》卷五四《职官考八》。） 总阁学士、直学士，宋朝庶官之外，别加职名，所以厉行义文学之士。高以备顾问，其次与论议、典校雠。得之为荣，选择尤精。（《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 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其高者曰集贤殿修撰、史馆修撰、直龙图阁、直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次曰集贤、秘阁校理。官卑者曰馆阁校勘、史馆检讨，均谓之馆职。记注官缺，必于此取之，非经修注，未有直除知制诰者。官至员外郎则任之，中外皆称为学士。及元丰官制行，凡带职者，皆迁一官而罢之，而置秘书省官，大抵与职事官等。（洪迈《容斋随笔》卷一六。） 旧贴职止于直秘阁、直龙图阁、右文殿修撰三等神宗罢集贤院。徽宗政和六年，以集贤院无此名，其见任集贤院修撰，并改为右文殿修撰。政和六年九月，手诏：天下人才富盛，趋事赴功者众，不足以待多士，可增置直徽猷阁、直显谟阁、直宝文阁、直天章阁、秘阁修撰、集英殿修撰凡九等。中兴以后，又增敷文、焕章、华文、宝谟、宝章五等矣。等级既多，迁转亦易，非旧比也。（王栐《燕翼诒谋录》卷四。） （乙）地方官 宋初，革五季之患，召诸镇节度，会于京师，赐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焉。（《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太祖始削外权，命文臣往莅之，由是内外所授官，多非本职，惟以差遣为资历。（《宋史》卷一五八《选举志四》。） 外官则有“亲民”、“厘务”二等。（《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序》。） 外官则惩五代藩镇专恣，颇用文臣知州，复设通判以贰之。阶官未行之先，州县守令多带中朝职事官。（《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序》。） 府、州、军、监……其后文武官参为知州军事，二品以上，及带中书枢密院宣徽使职事，称判某府、州、军、监。诸府置知府事一人，州、军、监亦如之。掌总理郡政，宣布条教，导民以善而纠其奸慝，岁时劝课农桑，旌别孝悌，其赋役、钱谷、狱讼之事，兵民之政皆总焉。……察郡吏德义材能而保任之，若疲软不任事，或奸贪冒法，则按劾以闻。……若河南、应天、大名府，则兼留守司公事。太原府、延安府、庆州、渭州、熙州、秦州，则兼经略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定州、真定府、瀛州、大名府、京兆府，则兼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泸州、潭州、广州、桂州、雄州，则兼安抚使、兵马钤辖。颍昌府、青州、郓州、许州、邓州，则兼安抚使、兵马巡检。其余大藩府或沿边州郡，或当一道冲要者，并兼兵马钤辖、巡检，或带沿边安抚、提辖兵甲、沿边溪洞都巡检。余州、军，则别其地望之高下，与职务之繁简而置之。分曹以理之，而总其纲要，凡属县之事皆统焉。（《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通判，宋初，惩五代藩镇之弊，乾德初，下湖南，始置诸州通判，命刑部郎中贾玭等充。建隆四年，诏知府公事，并须长史、通判签议连书，方许行下。时大郡置二员，余置一员。州不及万户不置，武臣知州，小郡亦特置焉。其广南小州，有试秩通判兼知州者，职掌倅贰郡政，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刺举以闻。（《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县令，建隆元年，令天下诸县，除赤畿外，有望紧上中下，掌总治民政。（《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建隆三年，始以朝臣为知县，其间复参用京官或幕职为之。（《通考》卷六三职《官考一七》。） 按：宋初地方官，为两级制度，即以州统县是也。其特异之点，则有节度州、刺史州之别，复分“亲民”“厘务”二等，且不设正官，而以差遣形式，以京朝官外补。又诸州设通判，以为佐贰，县令亦由吏部殿最，意在集权中央，以杜专擅之弊。其后设置诸使，兼按察之事，始有监司之官，成为三层等级。 转运使： 初主一路财权，太宗后，各事无所不总，南宋谓之漕司。 宋朝艺祖开基，惩五季之乱，藩臣擅有财赋，不归王府，自乾德以后，僭伪略平，始置诸道转运使，以总利权。……其转运使之名，国初但曰勾当某路水陆计度转运事，官高者则曰某路计度转运使。太平兴国初，皆曰使，两省以上，则为都转运使……至道中，诏曰：“天下物宜，民间利病，惟转运使得以周知。令更互赴阙，延见询问焉。”庆历中，皆带按察之任《宋史·仁宗纪》，庆历三年五月，诏诸路转运使，并兼按察使，岁具官吏能否以闻，六年罢之。（《通考》卷六一《职官考一五》。） 都转运使，转运使……掌经度一路财赋……岁行所部，检察储积，稽考帐籍，凡吏蠹民瘼，悉条以上达，及专举刺官吏之事。（《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提点刑狱公事： 初为转运使属官，真宗时析出，南宋谓之宪司。 宋太宗淳化二年，以司门员外郎董循等一十一人，分充诸路转运司提点刑狱，四年省。景德四年，真宗谓王旦曰：“朕虑四方刑狱官吏，未尽得人……今军民事务，虽有转运使，且地远无由知。先帝选朝臣为诸路提点刑狱，今可复置，仍以使臣副之。”于是置诸路提点刑狱公事，以朝臣充……熙宁十年，复置提点京畿刑狱。……元丰因之，总郡国之庶狱，核其情实而覆以法；督治奸盗，申理冤滥，则隶提刑司；岁察所部廉能而保任之，若疲软或冒法，则随其职事劾奏。（《通考》卷六一《职官考一五》。） 提点刑狱公事，掌察所部之狱讼，而平其曲直，所至审问囚徒，详覆案牍，凡禁系淹延而不决，盗窃逋窜而不获，皆劾以闻，及举刺官吏之事。（《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提举常平、茶盐公事： 提举常平、盐茶二司，高宗时合并，谓之仓司。 提举常平司，掌常平、义仓、免役、市易、坊场、河渡、水利之法，视岁之丰歉，而为之效散，以惠农民。凡役钱，产有厚薄，则输有多寡；及给吏禄，亦视其执役之重轻难易，以为之等。商有滞货，则官为敛之，复售于民，以平物价。皆总其政令，仍专举刺官吏之事。熙宁初，先遣官提举河北、陕西路常平。未几，诸路悉置提举官。（《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提举茶盐司，掌摘山煮海之利，以佐国用。皆有钞法，视其岁额之登损，以诏赏罚。凡给之不如期，鬻之不如式，与州县之不加恤者，皆劾以闻。政和改元，诏江、淮、荆、浙六路，共置一员。既而诸路皆置。（《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中兴后，通置提举常平茶盐司……绍兴十五年……诏诸路提举茶盐官，改充提举常平茶盐公事。……是年冬，诏提举官，依旧法为盐司，与转运判官叙官，岁举升改，官员有不职，则按以闻。（《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经略安抚使： 南宋谓之帅司。 经略安抚使一人，以直秘阁以上充，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帅其属而听其狱讼，颁其禁令，定其赏罚，稽其钱谷、甲械出纳之名籍，而行以法。若事难专决，则具可否具奏。……帅臣任河东、陕西、岭南路，职在绥御戎夷，则为经略安抚使兼都总管，以统制军旅。（《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宋朝不常置。咸平五年，始以右仆射张齐贤为邠宁环庆泾原路经略使，判汾州诸路军马，并受节度，又以邓州观察使钱若水为并代经略使，判并州，自后不除人。宝元中，夏人入寇，始命陕西沿边大将，皆兼经略。皇祐间，侬智高扰边，诏知广桂州并带经略安抚使。自后西南二边，常带经略，所以重帅权而服羌夷也。（《通考》卷六二《职官考一六》。） 此外宣抚、制置，不常置。宋本唐制设节度使、大都督，唯徒有其名；南宋都督绾军符，始有实权。 节度使，宋初无所掌，其事务悉归本州知州通判兼总之，亦无定员。恩数与执政同。初除锁院降麻，其礼尤异，以待宗室近属、外戚、国婿年劳久次者。若外任除殿帅，始授此官，亦止于一员；或有功勋显著，任帅守于外，及前宰执拜者，尤不轻授。又遵唐制，以节度使兼中书令、或侍中、或中书门下平章事，皆谓之使相，以待勋贤故老，及宰相久次罢政者，随其旧职，或检校官，加节度使，出判大藩，通谓之使相。元丰以新制，始改为开府仪同三司。……中兴诸州，升改节政镇，凡十有二。是时诸将勋名，有兼两镇、三镇者，实为希阔之典。其后相承，宰执从官，及后妃之族，拜者不一。（《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 大都督及长史，掌司牧、尹注：亲王为节度，则大都督领之，庶姓为节度，则长史领之，阙则置知府事一人，通判一人，司马不厘务。旧制，凡都督州，建官如上。南渡后，以见任宰相充都督，次有同都督，有督视军马，多执政为之，虽名称略同，然掌总诸路军马，督护诸将，非旧制比也。（《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2）兵 制 五代以来，禁军骄横，藩镇跋扈，宋惩其弊，故所定兵制，集权中央，天子直辖禁军，且使分屯于外。 太祖、太宗，平一海内，惩累朝藩镇跋扈，尽收天下劲兵，列营京畿，以备藩卫。其分营于外者曰就粮。就粮者，本京师兵，而便廪食于外，故听其家往。其边防要郡，须兵屯守，即遣自京师。诸镇之兵，亦皆戍更。真宗、仁宗、英宗嗣守，其法益以完密。于时天下山泽之利，悉入县官，以资廪赐。将帅之臣，入奉朝请，以备指踪。犷悍之民，收隶尺籍，以给守卫。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内外相维，上下相制，等级相轧。虽有暴戾恣睢，无所厝于其间。（《通考》卷一五二《兵考四》。） 其兵之种类有四。 制兵之额有四，曰禁兵，曰厢兵，曰乡兵，曰藩兵，分隶殿前侍卫总管司，而籍藏枢密院。凡召募、廪给、训练、屯戍、拣选补之政，皆枢密院掌之。（《通考》卷一五二《兵考四》。） （甲）禁 兵 禁兵者，天子之卫兵也，殿前、侍卫二司总之。其最亲近扈从者，号诸班直，其次总于御前忠佐军头司，皇城骐骥院。皆以守京师，备征伐。其在外者，非屯驻、屯泊，则就粮军也。太祖鉴前代之失，萃精锐于京师。（《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 殿前司，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掌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蕃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 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掌马军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 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掌步军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 石林叶氏曰……始唐制有十二卫兵，后又有六军。十二卫兵为南衙，汉之南军也；六军为北衙，汉之北军也。末年，常以大臣一人总之……都指挥使，本方镇军校之名。自梁起宣武军，乃以其镇兵。因仍旧号，置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而自将之。盖于唐六军诸卫之外，别为私兵。至后唐明宗，遂改为侍卫亲军，以康义诚为马步军都指挥使，秦王从荣以河南尹为大元帅，典六军，此侍卫司所从始也。（《通考》卷五八《职官考一二》。） （乙）厢 兵 厢兵者，诸州之镇兵也。内总于侍卫司。一军之额，有分隶数州者，或一州之管，兼屯数州者，在京诸司之额五，隶宣徽院,以分给畜牧缮修之役，而诸州则各以其事属焉。建隆初，选诸州募兵之壮勇者，部送京师，以备禁卫，余留本城，虽无戍更，然罕教阅，类多给役而已。（《宋史》卷一八九《兵志三》。） （丙）乡 兵 乡兵者，选自户籍，或土民应募，在所团结训练，以为防守之兵也。周广顺中，点秦州税户，充保毅军，宋因之。自建隆四年，分命使臣，往关西道，令调发乡兵赴庆州。咸平四年，令陕西系税人户，家出一丁，号曰保毅，官给粮赐，使之分番戍守。五年，陕西缘边丁壮充保毅者，至六万八千七百七十五人。……天禧间……河北强壮，恐夺其农时，则以十月至正月旬休日，召集而教阅之。……当是时，河北、河东有神锐、忠勇、强壮，河北有忠顺、强人，陕西有保毅强人、寨户强人、弓手，河东、陕西有弓箭手，河北东、陕西有义勇，麟州有义兵，川陕有土丁、壮丁，荆湖南北有弩手、土丁，广南东西有枪手、土丁，邕州有溪洞壮丁、土丁，广南东西有壮丁。（《宋史》卷一九〇《兵志四》。） （丁）藩 兵 藩兵者，塞下内属诸部落，团结以为藩篱之兵也。（《通考》卷一五六《兵考八》。） 又有藩兵，其法始于国初，具籍塞下，团结以为藩篱之兵；其后分队伍，给旗帜，缮营堡，备器械，一律以乡兵之制。（《宋史》卷一八七《兵志序》。） 乡兵、藩兵，非所在皆有，而厢兵亦罕教阅，给役而已，是可称为兵者，只有禁兵耳。其招募及训练方法，亦皆有规定。 召募之制，起于府卫之废。唐末士卒，疲于征役，多亡命者，梁祖令诸军悉 面为字，以识军号，是为长征之兵。方其募时，先度人材，次阅走跃，试瞻视，然后 面，赐以缗钱农履而隶诸籍。国初因之，或募土人，就所在团立，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或募饥民，以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取之虽非一涂，而伉健者迁禁卫，短弱者为厢部，制以队伍，束以法令。……初太祖拣军中强勇者，号兵样，分送诸道，令如样招募。后更为木梃，差以尺寸高下，谓之等长杖，委长吏、都监，度人材取之。当部送阙者，军头司覆验，引对便坐,分隶诸军。（《宋史》卷一九三《兵志七》。） 拣选之制，建隆初，令诸州召募军士部送阙下，至则军头司覆验等第，引对便坐而分隶诸军焉。其自厢军而升禁兵，禁兵而升上军，上军而升班直者，皆临轩亲阅，非材勇绝伦，不以应募，余皆自下选补。（《宋史》卷一九四《兵志八》。） 先是太祖惩藩镇之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城，立更戍法，使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故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惰。（《宋史》卷一八八《兵志二》。） 惟相沿日久，教阅废弛，遂有“数日增，而其不可一战也，亦愈甚”之弊。故王荆公变法，乃以民兵代募兵，而民兵遂盛于一时。 咸平以后，承平既久，武备渐宽。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太多，将骄士惰，徒耗国用，忧世之士，屡以为言，竟莫之改。神宗奋然更制，于是联比其民，以为保甲，部分诸路，以隶将兵保甲将兵，详后王安石变法，虽不能尽拯其弊，而亦足以作一时之气。时其所任者王安石也。（《宋史》卷一八七《兵志序》。） 元祐复古，废保甲，罢教阅，于是民兵亦衰。 自元丰而后，民兵日盛，募兵日衰，其募兵阙额，则收其廪给，以为民兵教阅之费。元祐以降，民兵亦衰。崇宁、大观以来，蔡京用事，兵弊日滋，至于受逃亡，收配隶，犹恐不足。政和之后，久废搜补，军士死亡之余，老疾者徒费廩给，少健者又多冘占，阶级既坏，纪律遂亡。童贯握兵，势倾内外，凡遇阵败，耻于人言，第申逃窜。河北将兵，十无二三，往往多住招阙额，以其封桩为上供之用。陕右诸路，兵亦无几，种师道将兵入援，止得万五千人。故靖康之变，虽画一之诏，哀痛激切，而事已无及矣。（《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 高宗南渡建国，适在扰攘之秋，虽立御前五军之名，而实权仍操之诸帅之手，及罢三宣抚司，诸军直隶于朝廷，旧制始复。 高宗南渡，始建御营司，未几复并御营，归枢密院。绍兴四年，改御前五军为神武军，御营为神武军副，并隶枢密院。五年，上以祖宗故事，兵皆隶三衙殿前司及侍卫亲军马、步司，乃废神武中军，隶殿前司，于是殿司兵柄始一。（《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 诸屯驻大军，则皆诸将之部曲，高宗开元帅府，诸将兵悉隶焉。建炎后，诸大将兵寖盛，因时制变，屯无常所。如刘光世军或在镇江、池州、太平，韩世忠军或屯江州、江阴，岳飞一军或屯宜兴、蒋山，王彦八字军，随张浚入蜀，吴玠兵多屯凤州、大散关、和尚原，是时合内外大军十九万四千余，川、陕不与焉。及杨沂中将中军总宿卫，江东刘光世右军、淮东韩世忠后军、湖北岳飞左军、湖南王燮前军后归张俊，刘光世军降齐，以吴玠军升补四军，共十九万一千六百，亦未尝有屯。绍兴十一年，范同以诸将握兵难制，献谋秦桧，且以柘皋之捷言于上，召张俊、韩世忠、岳飞入觐，张俊首纳所部兵。分命三大帅副校，各统所部，自为一军，更衔曰统制御前军马。罢宣抚司韩、张、岳均带宣抚使职，号为三宣抚司，遇出师取旨，兵皆隶枢密院，屯驻仍旧。（《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 旧制，出师征讨，诸将不相统一，则拔一人为都统制以总之，未为官称也。建炎初，置御营司，擢王渊为都统制，名官自此始。……绍兴十一年，三大将张、韩、岳兵罢，诸军皆冠以“御前”二字，擢其偏裨为御前统领官，以统制御前军马入衔，秩高者为御前诸军都统制，且令仍旧驻扎，以屯驻州名，冠军额之上。（《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南宋依江、淮为守，故扩水军。 至于水军之制，则有加于前者，南渡以后，江、淮皆为边境故也。建炎初，李纲请于沿江、淮、河帅府，置水兵二军，要郡别置水兵一军，次要郡别置中军，招善舟楫者充立军，号曰凌波、楼船军。其战舰则有海鳅、水哨马、双车、得胜、十棹、大飞、旗捷、防沙、平底、水飞马之名。隆兴以后，至于宝祐、景定间，江、淮沿流，堡隘相望，守御益繁，民劳益甚。迨咸淳末，广东籍蜑丁，闽海拘舶船民船，公私倶弊矣。（《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 （3）刑 法 宋之法律，一仍唐旧，至于事势扞格，则事改革，而以敕行之。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别有《敕》。建隆初，诏判大理寺窦仪等，上《编敕》四卷，凡一百有六条，诏与新定《刑统》三十卷，并颁天下，参酌轻重为详，世称平允。（《宋史》卷一九九《刑法志一》。） 凡断狱本于律，律所不该，以敕、令、格、式定之。凡律之名十有二：曰名例，曰禁卫，曰职制，曰户婚，曰厩库，曰擅兴，曰盗贼，曰斗讼，曰诈伪，曰杂律，曰捕亡，曰断狱。……其一司、一路，海行所不该者，折而为专法。（《宋史》卷一六三《职官志三》）。 厥后敕条递有增加，亦屡经修改，至神宗时，乃变更其目。 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熙宁初，置局修敕……元丰中始成书，二千有六卷，复下二府参订，然后颁行。（《宋史》卷一九九《刑法志一》。） 法令之书，其别有四，敕、令、格、式是也。神宗圣训曰：“禁于未然之谓敕，禁于已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至谓之格，设于此使彼效之谓之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例以下至断狱十有二门，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自品官以下至断狱三十五门，约束禁止者皆为令；命官庶人之等，倍全分厘之给，有等级高下者皆为格；表奏、帐籍、关牒、符檄之类，有体制模楷者皆为式。元丰编敕用此，后来虽数有修定，然大体悉循用之。（洪迈《容斋三笔》卷一六。） 自此迄于南渡，均遵行此种制度。但经绍兴、乾道、淳熙、庆元、淳祐，凡修改五次，其余一司一路一州一县之敕，时有损益，不可胜记。 太祖受禅，始定折杖之制。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并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臀杖七下。（《宋史》卷一九九《刑法志一》。） 宋制有加杖、配役、刺配，与唐不同。 流配旧制，止于远徙，不刺。而晋天福中，始创刺面之法，遂为戢奸重典，宋因其法。（《通考》卷一六八《刑考七》。） 凡应配役者傅军籍，用重典者黥其面。会赦则有司上其罪状，轻者纵之，重者终身不释。（《宋史》卷二〇一《刑法志三》。） 太宗以国初诸方割据，沿五代之制，罪人率配隶西北边，多亡投塞外，诱羌为寇。乃诏：“当徒者，勿复隶……缘边诸郡。”时江、广已平，乃皆流南方。先是犯死罪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及通州海岛，皆有屯兵使者领护。（《宋史》卷二〇一《刑法志三》。） 宋人承五代，为刺配之法，既杖其脊，又配其人，而且刺其面，是一人之身，一事之犯，而兼受三刑也。……聚罪废无聊之人，于牢城之中，使之合群以构怨……其亡去为盗，挺起为乱，又何怪哉？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迄不能制之，是皆刺配之徒，在在而有以为之耳目也。（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〇五。） 又矫专杀之弊，凡诸州刑狱，皆须上奏，经详断，始命论决。 建隆三年，令诸州奏大辟案，须刑部详覆。寻如旧制：大理寺详断而后覆于刑部。凡诸州狱，则录事参军，与司法掾参断之。……又惧刑部大理寺用法之失，别置审刑院谳之。（《宋史》卷一九九《刑法志一》。） 判刑部李昌龄言：“旧制大理定刑，送部详覆，官入法状，主判官下断语，乃具奏。……淳化初……帝又虑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诋，置审刑院于禁中……凡狱上奏，先达审刑院印讫，付大理寺、刑部断覆以闻。乃下审刑院详议申覆裁决讫，以付中书省。当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闻，始命论决。（《宋史》卷一九九《刑法志一》。） 国朝旧制，刑部、审刑院、大理寺主断内外所上刑狱，与凡法律之事，又有纠察在京刑狱司，以参稽审覆。官制既行，审刑院、纠察司皆省，而归其职于刑部。四方之狱，非奏谳者，则提点刑狱主焉。（《通考》卷一六七《刑考六》。） （4）学 校 （甲）京师学 国子学： 初国子监，因周旧制，颇增学舍，以应荫子孙隶学受业。开宝八年，国子监上言：“生徒旧数七十人，奉诏分习《五经》，然系籍者，或久不至，而在京进士、诸科，常赴讲席肄业，请以补监生之阙。诏从之。景德间，许文武升朝官嫡亲附国学取解，而远乡久寓京师，其文艺可称，有本乡命官保任，监官验之，亦听附学充贡。（《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太学： 太学生，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四门学： 自入品至庶人子弟充学生。（《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宗学： 元丰六年，宗室令铄乞建宗学，诏从之。既而中辍，建中靖国元年复置其后废置无常。（《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五》。） 武学： 庆历三年，诏置武学于武成王庙……八月，罢武学……熙宁五年，枢密院言：“乞复置武学。”诏于武成王庙置学。（《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五》。） 律学： 熙宁六年，始即国子监设学……凡命官、举人，皆得入学……习断按则试按一道……习律令则试大义五道……各以所学，月一公试，三私试。（《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算学： 崇宁三年，始建学，以二百一十人为额，许命官及庶人为之。其业以《九章》《周髀》及假设疑数为算问，仍兼《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算法，并历算、三式、天文书为本科。本科外，人占一小经，愿占大经者听。（《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书学： 书学生习篆、隶、草三体，明《说文》《字说》《尔雅》《大雅》《方言》，兼通《论语》《孟子》义，愿占大经者听创于神宗时。（《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画学： 画学之业，曰佛道，曰人物，曰山水，曰鸟兽，曰花竹，曰屋木……仍分士流、杂流，别其斋以居之。士流兼习一大经，或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创于神宗时。（《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医学： 医学，初隶太常寺，神宗时，始置提举判局官，及教授一人，学生三百人。设三科以教之，曰方脉科、针科、疡科。（《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大观四年，以算学生归之太史局，并书学生入翰林书艺局，画学生入翰林图画局，医学生入太医局。（《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诸学之中，以国子、太学为最重，然时人方注意于科举，视同传舍，故宋初尚未甚盛。 庆历四年……天章阁侍讲王洙言：“国子监每科场诏下，许品官子弟投保试艺，给牒充广文、太学、律学三馆学生，多致千余就试。试已则生徒散归，讲官倚席，但为游寓之所，殊无肄习之法。居常听讲者一二十人尔。”乃限在学满五百日，旧已尝充贡者止百日。本授官会其实，京朝官保任，始预秋试，每十人与解。凡入学授业，月旦即亲书到历。如遇私故或疾告、归宁皆给假，违程及期月不来参者去其籍。后谏官余靖极言非便，遂罢听读日限。（《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至神宗时，锐意兴学，太学经扩充整厘，规模始备。 熙宁四年，侍御史邓绾言：“国家治平百余年，虽有国子监，仅容释奠斋庖，而生员无所容。至于太学，未尝营建，止假 锡庆院廊庑数十间，生员才三百人。请以锡庆院为太学……”乃诏尽以锡庆院及朝集院西庑，建讲书堂四。诸生斋舍、官掌事者直庐略具，而太学栋宇始仅足用。（《通考》卷四二《学校考三》。） 自主判官外，增置直讲为十员，率二员共讲一经，令中书遴选，或主判官奏举。生员厘为三等：始入学为外舍，初不限员，后定额七百人；外舍升内舍，员二百；内舍升上舍，员百。各执一经，从所讲官受学，月考试其业，优等上之中书。其正、录、学谕以上舍生为之，经各二员；学行卓异者，主判、直讲，复荐之中书，奏除官。（《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王安石变法，欲以“学校养士”，代“科举取士”，故增广太学生员之额，创设三舍升试之法。 元丰二年，颁《学令》：太学置八十斋，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总二千四百。月一私试，岁一公试，补内舍生；间岁一舍试，补上舍生。封弥、誊录如贡举法。而上舍试，则学官不与考校。公试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参以所书行艺与籍者，升内舍；内舍试入优、平二等，参以行艺，升上舍。上舍分三等：倶优为上，一优一平为中，俱平若一优一否为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学正增为五人，学录增为十人，学录参以学生为之。（《通考》卷四二《学校考三》。） 岁赐缗钱，至二万五千，又取州县田租屋课息钱之类，增为学费。（《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凡私试，孟月经义，仲月论，季月策。凡公试，初场经义，次场策论。（《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旧法，自外舍升内舍，虽有校试，必公试合格，乃许升补。 盖私试皆学官自考，而公试则降敕差官。（《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徽宗时，曾一罢科举，而专以学校取士，是以人数激增。 崇宁元年，宰臣请天下州县并置学，州置教授二员，县亦置小学。县学生选考，升诸州学，州学生每三年贡太学。至则附试，别立号考。分三等：入上等补上舍，入中等补下等上舍，入下等补内舍，余居外舍。诸州军解额，各以三分之一充贡士。（《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崇宁元年，徽宗创立辟雍，增生徒共三千八百人，内上舍生二百人，内舍生六百人，教养于太学；外舍生三千人，教养于辟雍。废太学自讼斋，太学之不率教者，移之辟雍。以祭酒总治两学，辟雍别置司业、丞各一人，博士十人，正、录各五人，分为百斋，讲堂凡四所。其后王黼反蔡京之政，奏废之。而辟雍之士，太学无所容矣。（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 南渡之后，太学仍用三舍之法，待遇益隆，惟受政治与科举影响，日益颓坏。 建炎初，即行在置国子监，立博士二员，以随幸之士三十六人为监生。……绍兴十三年，兵事稍宁，始建太学……养士七百人：上舍生三十员，内舍生百员，外舍生五百七十员。……充弟子员。每岁春秋两试之，旋命一岁一补，于是多士云集，至分场试之。俄又诏三年一试，增至千员，中选者，皆给绫纸赞词以宠之，每科场四取其一。自外舍有月校，而公试入等曰内舍；自内舍有月校，而舍试入等曰上舍；凡升上舍者，皆直赴廷对。（《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光宗绍熙三年……吏部尚书赵汝愚等合奏曰……炎祚中兴，始建太学于行都，行贡举于诸郡。然奔竞之风胜，忠信之俗微，亦惟荣辱升沉，皆不由乎学校；至于德行道艺，惟取决于糊名。苟为雕篆之文，无复进修之志，视庠序如传舍，目师儒如路人，季考月书，尽成文具。（《通考》卷四二《学校考三》。） （乙）地方学 宋时书院颇盛，而四大书院最著。 宋太宗皇帝太平兴国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庐山白鹿洞，学徒常数千百人，乞赐 《九经》 肄习。诏国子监给本，仍传送之。先时南唐升元中，白鹿洞建学馆，以本道为洞主，掌其教授。（《通考》卷四六《学校考七》。） 又赐石鼓书院敕额。书院唐元和间，衡州李宽所建，国初赐额。（《通考》卷四六《学校考七》。）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应天府民曹诚即楚邱戚同文旧居，造舍百五十间，聚书数千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府奏其事，诏赐额曰应天府书院。（《通考》卷四六《学校考七》。） 八年，赐潭州岳麓书院额。始开宝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创宇，以待四方学者。（《通考》卷四六《学校考七》。） 宋兴之初，天下四书院，建置之本末如此。此外则又有西京嵩阳书院，赐额于至道二年；江宁府茅山书院，赐田于天圣二年。嵩阳、茅山，后来无闻，独四书院之名著。是时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乡党之学，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而其田土之锡，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盖皆欲仿四书院云。（《通考》卷四六《学校考七》。） 官设州县学，至仁宗时大兴，神宗定试程，哲宗并推行三舍法，规模始可观。 仁宗……即位初，赐兖州学田，已而命藩辅皆得立学。（《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庆历四年诏曰……其令州若县皆立学……由是州郡奉诏兴学，而士有所劝矣。（《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神宗尤垂意儒学，自京师至郡县，既皆有学，岁时月各有试。（《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景祐四年，诏藩镇始立学，他州勿听。庆历四年，诏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自是州郡，无不有学。（《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元符哲宗二年，初令诸州行三舍法，考选、升补，悉如太学。州许补上舍一人，内舍二人，岁贡之。其上舍附太学外舍，试中补内舍生，三试不升舍，遣还其州。其内舍免试，至则补外舍为生。（《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徽宗时，欲以学校取士，故于地方学校，特定员额。 崇宁徽宗三年，始定诸路增养县学弟子员，大县五十人，中县四十人，小县二十人。凡州县学生，曾经公私试者复其身，内舍免户役，上舍仍免借，借如官户法。（《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管理州府学政官，则有教授。其选差初由监司官，后乃命之朝廷，以示尊重。 始置教授，以经术行义，训导诸生，掌其课试之事，而纠正不如规者。委运司及长吏于幕职州县内荐，或本处举人有德义者充。熙宁六年，诏诸路学官，委中书、门下选差，至是始命于朝廷。元丰元年，州府学官共五十三员，诸路惟大郡有之。军监未尽置。元祐元年，诏齐、庐、宿、常等州，各置教授一员。自是列郡各置教官。建炎三年，教授并罢。绍兴三年，复置四十二州。十二年，诏无教授官州军，令吏部申尚书省选差。二十六年，诏并不许兼他职，令提举司常切遵守。若试教官，则始于元丰；添差教授，则始于政和。（《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提举学事司，掌一路州县学政，岁巡所部，以察师儒之优劣，生员之勤惰，而专举刺之事。崇宁二年置，宣和三年罢。（《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熙宁八年秋，诏诸州学官，先赴学士院，试大义五道，取优通者选差。（《通考》卷四六《学校考七》。） （5）科 举 （甲）贡 举 初礼部放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诸科考试之艺业，均有规定，但历朝渐加改易，略有不同。下所述，则最初之制也。 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凡《九经》帖书一百二十帖，对墨义六十条。凡《五经》帖书八十帖，对墨义五十条。凡《三礼》对墨义九十条。凡《三传》一百一十条。凡《开元礼》，凡《三史》，各对三百条。凡“学究”，《毛诗》对墨义五十条，《论语》十条，《尔雅》《孝经》共十条，《周易》《尚书》各二十五条。凡“明法”，对律令四十条，兼经并同《毛诗》之制。各间经引，试通六为合格，仍抽卷问，律本科则否。（《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士经州考中格，而上送之礼部，谓之发解。再经礼部考试中格，方为及第。 诸州判官试进士，录事参军试诸科，不通经义，则别选官考校而判官监之。试纸长官印署面给之。试中格者，第其甲乙，具所试经义朱书通否，监官、试官署名其下。进士文卷，诸科义卷、帖由，并随解牒上之礼部。……凡诸州长吏举送，必先稽其版籍，察其行为；乡里所推，每十人相保，内有缺行，则连坐不得举。（《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凡见任官应进士举，谓之鏁厅试。所属官司，先以名闻，得旨而后解。（《通考》卷三〇《选举考三》。） 远方寒士，预乡荐，欲试礼部，假丐不可得，则宁寄举不试，良为可念。谨按开宝二年，十月丁亥，诏西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荐举人，并给来往公券，令枢密院定例施行。盖自初起程以至还乡费，皆给于公家。（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 开宝六年，是岁诏贡士之下第者，特免将来请解，许直诣贡部。（《通考》卷三〇《选举考三》。） 殿试之法，始于太祖。凡举子中礼帏试，复试于内殿，始为及第。此又唐以后科举制度一种变革。 进士之举，至本朝尤盛，而沿革不同。开宝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诉讼，帝御讲武殿覆试，覆试自此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七。） 开宝六年，下第人徐士廉，挝登闻鼓，言久困场屋。乃诏入策进士、终场经学，并试殿庭。三月庚午，御讲武殿，覆试新进士。（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 按：殿前试始于唐武后，然唐制以考功郎中任取士之责，后不过下行其事以取士誉，非于考功已试之后再试之也。开元以后，始以礼部侍郎知贡举，送中书门下详覆，然惟元和间钱徽为侍郎知贡举，宰相段文昌言其取士不公，覆试多不中选，徽坐免官。长庆以后，则礼部所取士，先详覆而后放榜，则虽有详覆之名，而实未曾再试矣。五代以来，所请详覆者，间有升黜人。宋太祖乾德六年，命中书覆试，则以帝疑陶榖之子，不能文而中选，故覆之，亦未尝别为之升黜也。至开宝六年，李昉知举，放进士后，下第人徐士廉等，打鼓论榜，上遂于讲武殿命题重试。御试自此试始。……亦未尝有省试、殿试之分也。至八年，覆试礼部贡院合格举人王式等，于讲武殿内出试题，得进士三十六人，而以王嗣宗为首；王式者，礼部所定合格第一人，则居其四。盖自是年御试，始别为升降，始有省试、殿试之分，省元、状元之别云。（《通考》卷三〇《选举考三》。） 旧制，殿试皆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经省试取中，屡摈弃于殿试者。故张元以积忿降元昊，大为中国之患……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黜落。嘉祐仁宗二年，三月辛巳，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 科举年限，初无定制，后乃定为三年。 太平兴国三年……是冬，诸州举人并集，会将亲征北汉，罢之。自是间一年或二年，乃贡举。……英宗即位，议者以间岁贡士法不便。乃诏礼部，三岁一贡举。（《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英宗治平三年，诏曰：“先帝以士久不贡，怠于学，而豪杰者不时举，故下间岁之令。而自更法以来，其弊寖长。里选之牒仍故，而郡国之取减半；计偕之籍屡上，而道涂之劳良苦，朕甚闵焉。其令礼部，三岁一贡举，天下解额，于未行间岁之法已前，四分取三为率，明经诸科，不得过进士之数。”恩典不增，而贡举期缓，士得休息，官以不烦矣。（《通考》卷三一《选举考四》。） 宋虽设诸科取士，而进士为最盛，若明经等科，殊不为人所重。盖以当时崇尚文学，而帖书、墨义，视为记诵之学故也。 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而进士得人为盛。……自唐以来，所谓明经，不过帖书、墨义，观其记诵而已。故贱其科，而不通者其罚特重。（《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乾德元年，诏曰：“一经皓首，十上干名，前史之明文、昔贤之苦节，悬科取士，固当优容。按旧制，九经一举，不第而止，非所以启迪仕进之路也。自今一依诸科举人，许令再应。”（《通考》卷三〇《选举考三》。） 试场所问本经义疏，不过记出处而已，如吕申公试卷，问：“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谓四者，何也？”答曰：“对‘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人也义’，谨对”……虽已封弥，而兼采誉望犹在，观其字画，可以占其为人，而士之应举者，知勉于小学，亦所以诱人为善也。（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二。） 礼部贡院试进士日，设香案于阶前，主司与举人对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设位，供张甚盛，有司具茶汤饮浆。至试经生，则悉彻帐幕毡席之类，亦无茶汤，渴则饮砚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毡幕及供应人私传所试经义。 盖尝有败者，故事为之防。欧文忠有诗：“焚香礼进士，彻幕待经生。”以为礼数重轻如此，其实自有谓也。（沈括《梦溪笔谈》卷一。） 朝廷亦重视进士，所定考第之制，遂益详密。 太平兴国八年，试进士，始分三甲。（《通考》卷三〇《选举考三》。） 景德真宗四年，命有司详定《考校进士程式》，送礼部贡院，颁之诸州。……又定《亲试进士条制》。……其考第之制凡五等：学识优长、词理精纯为第一；才思该通、文理周率为第二；文理倶通为第三；文理中平为第四；文理疏浅为第五。然后临轩唱第，上二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等、五等曰同出身。（《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尊崇进士之典，尤加优隆。 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始分三甲，自是锡宴，就琼林苑。……雍熙二年，廷试初唱名及第。（《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赐贡士宴，名曰闻喜宴。（《宋史》卷一一四《礼志一七》。） 故事，进士闻喜燕，例赐诗以为宠。自何丞相文缜榜后，遂不复赐，易诏书以示训戒。（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下。） 范镇，蜀郡忠文公，字景仁……公少举进士……及贡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过三人，则为奏名之首者，必抗声自陈以祈恩……景仁独不然。（朱熹 《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五。） 国初进士，尚仍唐旧制，每岁多不过二三十人。太平兴国二年，太宗皇帝以郡县阙官颇多，放进士几五百人，比旧二十倍。正月己巳，宴新进士吕蒙正等于开宝寺，赐御制诗二首。故事唱第之后，醵钱于曲江为闻喜之饮。近代于名园佛庙，于是官为供帐，岁以为常。先是进士参选，方解褐衣绿。是岁锡宴后五日癸酉，诏赐新进士并诸科人，绿袍、靴、笏。自后以唱第日赐之，惟赐袍、笏，不复赐靴。（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 旧制，进士首选同唱第，人皆自备钱为鞍马费，而京师游手之民，亦自以鞍马候于禁门外，虽号廷魁，与众无以异也。大中祥符八年，二月戊申，诏进士第一人，金吾司差七人，导从两节前引，始与同列特异矣。（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二。） 蔡文忠公……祥符中，擢进士，为天下第一。真宗临轩日，大悦之……特诏给金吾卫七人清道。时以为荣。寻诏：“自今第一人及第，给金吾七人当直，许出两引喝。”（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六。） 旧进士，工于诗赋有声场屋者，往往一时皆莫与之敌。如王沂公、郑毅夫数人，取解、省试、殿试，皆为第一，谓之三元。（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上。） 诸科经试及第，始赐出身。然亦有例外得之者，则为恩赐，谓之特奏名。 开宝三年，诏礼部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一百六人，赐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盖自此始。（《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太平兴国二年……覆试诸科，得二百人，并赐及第。又阅贡籍，得十举以上，至十五举进士、诸科一百八十余人，并赐出身；《九经》七人不中格，亦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凡五百余人。（《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太平兴国五年……有赵昌国者，求应百篇举注：谓一日作诗百篇，不设此科，求应者即试之，上出杂题二十字……各令赋五篇，篇八句。逮日旰，仅成数十首，率无可观。上以此科久废，特赐及第，以劝来者。仍诏有司，今后应百篇举，约此题为式。（《通考》卷三〇《选举考三》。） 雍熙中，著作佐郎乐史，特赐进士及第，诏附于兴国五年第一等之下。赐第附榜始于此。（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七。） 宋初场规尚宽，后为防弊，乃有弥封、誊录等法。 国初，进士科场尚宽，礼闱与州郡不异。景德二年，七月甲戍，礼部贡院言，举人除书案外……不得怀挟书策，犯者扶出，殿一举。（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二。） 大中祥符元年，试礼部进士，内出《清明象天赋》等题，仍录题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祐元年，始诏御药院，御试日，进士题目，具经史所出，摹印给之。（洪迈《容斋随笔》卷三。） 张邓公士逊，以监察御史为诸科考试官，以举子有当避亲者，求免去，主司不从，真宗嘉之。自后试官亲戚，悉牒送别头考校，至今著为令。（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七。） 雍熙四年，先是上阅试举人，累日方毕，宰相屡请……如唐故事，乃诏岁命春官知举……淳化三年……苏易简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后遂为例。（《通考》卷三〇《选举考三》。） 淳化三年……苏易简知举殿试，始令糊名考校。（《通考》卷三〇《选举考三》。） 景德八年，始置誊录院，令封印官封试卷，付之集书吏录本，监以内侍二人。（《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取士至仁宗，始有糊名考校之律，虽号至公，然尚未绝其弊。其后袁州人李夷宾上言，请别加誊录。因著为令，而后识认字画之弊始绝。（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 所纳卷子，径发下弥封，所封卷头……于每卷上打号头，三场共一号。（吴自牧《梦粱录》卷二。） 景德四年……又定《亲试进士条制》。凡策士，即殿两庑张帟，列几席，标姓名其上。先一日表其次序，揭示阙外，翌日，拜阙下，乃入就席。试卷内臣收之，付编排官，去其卷首乡贯状别，以字号第之；付封弥官，誊写校勘，用御书院印，付考官定等毕，复封弥送覆考官，再定等。编排官阅其同异，未同者再考之；如复不同，即以相附近者为定。始取乡贯状字号合之，即第其姓名、差次，并试卷以闻。（《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应举之艺，多违实用，范仲淹建议更张，特格于旧例不能行。 范仲淹参知政事，意欲复古劝学，数言兴学校，本行实。诏近臣议，于是宋祁等奏：“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饬矣。”乃诏州县立学，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试，旧尝充试者，百日而止。……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帖经、墨义，士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仲淹既去，而执政意皆异。是冬，诏罢入学日限。言初令不便者甚众，以为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天子下其议，有司请如旧法。（《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至王安石变法，改革科举制度，始罢诸科而独存进士；又立明法，以待不能业进士者，且废诗赋、帖经、墨义，而改试诸经大义。 王安石对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自京师至郡县，既皆有学。岁时月各有试，程其艺能，以差次升舍，其最优者为上舍，免发解及礼部试，而待赐之第。遂专以此取士。……始命诸州置学官，率给田十顷赡士。初置小学教授。（《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王安石谓：“古之取士，俱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取明经人数，增进士额。”……中书门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术，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则庶几可以复古矣。”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釆，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又立新科明法，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按，所以待诸科之不能业进士者。（《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公王安石改科举，暮年乃觉其失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盖举子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正如学究诵注疏尔。（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六。） 此后党派竞起，兴废不恒，而经试大义，则相沿未改。至徽宗时，曾罢科举，专以学校取士。然其弊也，有不平之讥，故科举终不可废。 崇宁徽宗三年，诏曰：“神考议以三舍取士，而罢州郡科举，其法行于畿甸……然州郡犹以科举取士，不专于学校。其诏天下，将来科场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及试礼部法并罢。”（《通考》卷三一《选举考四》。） 四年，诏：“将来大比，更参用科举取士”……时州县悉行三舍法，当官者子弟，得免试入学，而士之在学者，积岁月累试，乃得应格……不得如在籍者，三舍、解试，兼与而两得，其贫且老者，尤甚病之。时人议其法曰：“利贵不利贱，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贫。”故诏书及此。（《通考》卷三一《选举考四》。） 南渡以后，仍重进士科，而试经义，试诗赋，则分为两科。其制始于元祐四年，实因南人擅长词藻，北士素好研经，故两立之，以为调剂。 参知政事欧阳修上言：“……盖言事之人，但见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得多，而西北进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进士尔。殊不知天下至广，四方风俗异宜，而人性各有利钝。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今以进士、经学合而较之，则其数均。”（《通考》卷三一《选举考四》。） 元祐四年，乃立经义、诗赋两科均兼试经义、诗赋……专经者用经义定取舍，兼诗赋者以诗赋为去留，其名次高下，则于策论参之。（《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高宗建炎二年，定诗赋、经义取士，第一场诗赋各一首，习经者本经义三道，《语》《孟》义各一道；第二场并论一道；第三场并策三道。殿试策如之。（《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 自经、赋分科，声律日盛。帝尝曰：“向为士不读史，遂用诗赋。今则不读经，不出数年，经学废矣。”绍兴二十七年， 诏复行兼经，如十三年之制。（《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 三十一年，礼部侍郎金安节言：“熙宁、元丰以来，经义诗赋，废兴离合，随时更革，初无定制。近合科以来，通经者苦赋体雕刻，习赋者病经旨渊微，心有弗精，智难兼济。……论既并场，策问太寡，议论器识，无以尽人。士守传注，史学尽废，此后进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请复立两科，永为成宪。”从之。（《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 按：熙宁四年，始罢词赋，专用经义取士，凡十五年；至元祐元年，复词赋，与经义并行；至绍圣元年，复罢词赋，专用经义，凡三十五年；至建炎二年，又兼用经、赋。盖熙宁、绍圣，则专用经而废赋，元祐、建炎，则虽复赋而未尝不兼经……至建炎、绍兴之间，则朝廷以经义取士者，且五六十年，其间兼用诗赋才十余年耳。然共场而试，则经拙而赋工；分科而试，则经少而赋多。流传既久，后来所至场屋，率是赋居其三之二，盖有自来矣。（《通考》卷三二《选举考五》。） 综之，宋时科学，虽承于唐，而多所改革。至殿试及第，即行除官，亦为后来相袭不变之制。 宋初承唐制，贡举虽广，而莫重于进士制科。（《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序》。） 开宝六年，李昉知贡举……会有诉昉用情取舍者，上乃……御讲武殿，各赐纸札，别试诗赋。……得进士二十六人……皆赐及第……自兹殿试遂为常制。（《通考》卷三〇《选举考三》。） 宋自中兴以后，每科进士及第，动以四五百人计，盖倍于唐有余矣。又唐士之及第者，未能便解褐入仕，尚有试吏部一关。韩文公三试于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而宋则一登第之后，即为入仕之期。（《通考》卷二九《选举考二》。） 此外武举之试，起于仁宗朝，至南宋孝宗，垂意武事，其制始隆。 唐设武举，以选将帅。五代以来，皆以军卒为将，此制久废。天圣仁宗七年，以西边用兵，将帅乏人，复置武举。至皇祐元年，边事寖息，遂废此科。治平英宗元年，九月丁卯复置，迄于今不废。（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 天圣八年，亲试武举十二人，先阅其骑射，而试之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孝宗乾道五年，廷试始依文举给黄牒，同正奏名三十三人。榜首赐武举及第，余并赐武举出身。（《通考》卷三四《选举考七》。） （乙）制 举 即特科也。 制举无常科，所以待天下之才杰，天子每亲策之。然宋之得才，多由进士，而以是科应诏者少。惟召试馆职，及后来博学宏词而得忠鲠文学之士。或起之山林，或取之朝著，召之州县，多至大用焉。（《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 历朝特设科目，其目之可记者如下： 太祖始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凡三科，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悉许应诏对策三千言，词理倶优则中选。（《宋史》 卷一五六 《选举志二》 。） 仁宗初天圣七年，诏曰：“朕开数路，以详延天下之士，而制举独久不设，意者吾豪杰或以故见遗也，其复置此科。”于是增其名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明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帷幄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凡六，以待京朝之被举，及起应选者。又制书判拔萃科，以待选人。又制高蹈邱园科，沉沦草泽科，茂材异等科，以待布衣之被举者。其法先上艺业于有司，有司较之，然后试秘阁，中格，然后天子亲策之。（《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 治平三年，命宰执举馆职各五人。（《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 哲宗……诏罢制科。既而三省言：“今进士纯用经术。如诏诰、章表、箴铭、赋颂、赦敕、檄书、露布、诫谕，其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阙，且无以兼收文学博异之士。”遂改置宏词科，岁许进士及第者诣礼部请试，如见守官则受代乃请。（《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 大观四年，诏：“宏词科，格法未详，不足以致文学之士，改立词学兼茂科，岁附贡士院试取，毋过三人。”（《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 高宗立博学宏词科绍兴三年，凡十二题，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内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体制，一古一今。遇科场年，应命官……公卿子弟之秀者，皆得试。先投所业三卷，学士院考之，拔其尤者召试，定为三等。上等转一官，选人改秩，无出身人赐进士及第，并免诏试除馆职。中等减三年磨勘，与堂除，无出身人赐进士出身；下等减二年磨勘，无出身人赐进士出身，并许召试馆职。（《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 开宝八年，诏诸州察民有孝弟力田、奇才异行，或文武材干，年二十至五十可任使者，其送阙下。（《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 鲁平曰：宋初以来，至真宗方设制科，陈越、王曙为之首。其后夏竦等数人，皆以制科登第，既而中废。今上即位，天圣六年始复置。其后每开科场则置之。有官者举贤良方正，无官者举茂材异等，余四科多不应。皆自投牒献所著文论，差官考校。中者召诣阁下，试论六首；及中选则于殿廷试策一道，五千字以上。其中选者，不过一二人，然数年之后，即为美官。（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三。） 故事制科，必先用从官二人，举上其所为文五十篇，考于学士院。中选而后召试，得召者不过三之一。（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下。） [book_title]（四）宋初之政治 （1）削夺藩镇兵权 石守信，开封浚仪人……建隆二年，移镇郓州，兼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乾德初，帝因晚朝，与守信等饮酒。酒酣，帝曰：“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守信等顿首曰：“今天命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为出此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谢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驹过隙耳，不如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赉甚厚。（《宋史》卷二五〇《石守信传》。） 太祖初受天命……普赵普曰：“……唐季以来，战争不息，家国不安者，无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安矣。”语未卒，帝曰：“卿勿复言，吾已悉矣。”顷之，上因晚朝，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饮酒……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政。许之，尽以散官就第……于是更置易制者使主亲军；其后又置转运使、通判，使主诸道钱谷；收天下精兵，以备宿卫，而诸功臣亦以善终。（邵伯温《河南邵氏闻见前录》卷一。） 建隆以来，释藩镇兵权……以塞浊乱之源。（《宋史》卷三《太祖纪一赞》。） （2）优礼士大夫 （甲）制禄之厚 《宋史·职官志》载俸禄之制，京朝官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月二百千，绫十匹，绢三十匹，绵五十两，其下以是为差；节度使月四百千，节度观察、留后三百千，观察二百千，绫绢随品分给，其下亦以是为差。凡俸钱并支一分见钱，二分折支，此“正俸”也。其禄粟，则宰相枢密使月一百石；三公、三少一百五十石；权三司使七十石，其下以是为差；节度使一百五十石，观察防御使一百石，其下以是为差；凡一石给六斗米麦各半。熙宁中，又诏县令录事等官，三石者增至四石，两石者增至三石，此亦正俸也。俸钱、禄米之外，又有“职钱”。御史大夫、六曹尚书六十千；翰林学士五十千，其下以是为差。元丰官制行，俸钱稍有增减，其在京官司供给之数，皆并为职钱。如大夫为郎官者，既请大夫俸，又给郎官职钱，视国初之数已优。至崇宁间，蔡京当国，复增供给食料等钱。如京仆射俸外，又请司空俸，视元丰禄制，更倍增矣。俸钱、职钱之外，又有“元随、傔人衣粮”注:在京任宰相枢密使，在外任使相至刺史，皆有随身，余止傔人，宰相、枢密使各七十人；参知政事至尚书左右丞各五十人；节度使百人;留后及观察使五十人，其下以是为差。衣粮之外，又有“傔人餐钱”注：中书枢密及正刺史以上，傔人皆有衣粮，余止给餐钱，朝官自二十千至五千凡七等；京官自十五千至三千凡八等；诸司使副等官九等。此外又有“茶酒厨料”之给，“薪蒿炭盐”诸物之给，“饲马刍粟”之给，“米面羊口”之给。其官于外者，别有“公用钱”，自节度使兼使相以下，二万贯至七千贯凡四等；节度使自万贯至三千贯凡四等。观察防团以下，以是为差。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之制，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防团以下，各按品级为差。选人、使臣无职田者，“别有茶汤钱”。……此宋一代制禄之大略也。其待士大夫可谓厚矣。……然给赐过优，究于国计易耗，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 （乙）退职之恩礼 宋制，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先时员数绝少，熙宁以后，乃增置焉。在京宫观，旧制以宰相、执政充使，或丞、郎、学士以上充副使，两省或五品以上为判官，内侍官或诸司使、副注：政和改武臣官制，以使为大夫，以副使为郎为都监，又有提举、提点、主管。其戚里、近属及前宰执留京师者，多除宫观，以示优礼。（《宋史》卷一七〇《职官志一〇》。） 宋制，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自真宗置玉清昭应宫使，以王旦为之。后旦以病致，仕乃命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给宰相半俸，祠禄自此始也。在京有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祥源观等，以宰相执政充使。丞郎学士充副使，庶僚充判官、都监、提举、提点等，各食其禄。（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五《宋祠禄之制》。） 国朝凡登从班，无在外闲居者，有罪则落职，归班亦奉朝请，或黜守偏州。甚者分司安置，不然则告老挂冠。熙宁间，始置在外宫观，本王荆公意以处异论者，而荆公首以观使闲居钟山者八年。（王明清《挥麈前录》卷二。） （丙）荫子之滥 荫子……未有如宋代之滥者。文臣自太师及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若孙，及期亲大功以下亲，并异姓亲及门客；太子太师至保和殿大学士，荫至异姓亲，无门客；中大夫至中散大夫，荫至小功以下亲，无异姓亲。武臣亦以是为差。凡遇南郊大礼及诞圣节，俱有荫补。宰相执政，荫本宗、异姓及门客、医人各一人；太子太师至谏议大夫，荫本宗一人；寺长贰监以下，至左右司谏，荫子或孙一人。余以是为差。此外又有致仕荫补。曾任宰执及现任三少使相者，荫三人，曾任三少及侍御史者，荫一人。余以是为差。此外又有遗表荫补。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荫五人;曾任执政官至大中大夫以上，荫一人；诸卫上将军四人；观察使三人。余以是为差。由斯以观，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倶可得官。大者并可及于门客、医士，可谓滥矣俱见《职官志》！然此犹属定例，非出于特恩也。天圣中，诏五代时三品以上告身存者，子孙听用荫。则并及于前代矣！明道中，录故宰臣及员外郎以上致仕者子孙授官有差。则并及于故臣矣！甚至新天子即位，监司郡守遣亲属入贺，亦得授官见《司马旦传》。则更出于常荫之外矣。曹彬卒，官其亲族、门客、亲校二十余人。李继隆卒，官其子，又录其门下二十余人。雷有终卒，官其子八人。此以功臣加荫者也。李沆卒，录其子宗简为大理评事，婿苏昂、兄之子朱涛，并同进士出身。王旦卒，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授官者数十人，诸子服除，又各进一官。向敏中卒，子婿并迁官，又官亲校数人。王钦若卒，录其亲属及所亲信二十余人。此以优眷加荫者也。郭遵战殁，官其四子，并女之为尼者，亦赐紫袍。任福战殁，官其子及从子凡六人。石珪战殁，官其三子。徐禧战殁，官其家十二人。此又以死事而优恤者也。范仲淹疏请：“乾元节恩泽，须在职满三年者，始得荫子。”则仲淹未奏以前，甫莅任即得荫矣！阎日新疏言：“群臣子弟，以荫得官，往往未离童龀，即受俸，望自今二十以上始给。”龚茂贞亦疏言：“庆寿礼行，若自一命以上覃转，不知月添给俸几何?”是甫荫即给俸矣！朱胜非疏，述宣和中谏官之论曰：“尚从竹马之行，已造荷囊之列。”则甫荫得服章服矣。熙宁初，诏齐、密等十八州及庆、渭等四州，并从中书选授，毋以恩例奏补。则他州通判，皆可以荫官奏补矣！金安节疏言：“致仕遗表恩泽，不准奏异姓亲，使得高赀为市。”则恩荫并听其鬻卖矣！（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五《宋恩荫之滥》。） （3）台 之横 宋初，为防制大臣专擅，特假台谏以重权，台省并重。台臣随时随事得弹劾执政，许以风闻，不加罚谴，终成一代台省相争之局。 御史台，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辨，小事则奏弹，其属有三院：一曰台院，侍御史隶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隶焉；三曰察院，监察御史隶焉……咸平四年，以御史二人充左右巡使，分纠不如法者。文官右巡主之，武官左巡主之，分其职掌，纠其违失，常参班簿禄料假告皆主之。（《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志四》。） 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釆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苏轼文集）卷一〇《上神宗皇帝书》。） 宋制京朝官轮对而外，许以专章白事，是亦为臣下交哄之由。 建隆三年二月甲午，御札曰……今后每遇内殿起居，依旧例次第差官转对……如有事干要切，即许非时上章，不必须候轮次。（岳珂《愧郯录》卷五。） 宋人结习，务为高名，好持苛论，于是台谏遂为掀动政潮之地。而朋党之势以成，以废后及濮议之争为烈。新法继之，成一哄之局。始则君子与君子相争，继则君子自命，而以小人目人，其流毒遂不可问。 仁宗郭皇后……天圣二年，立为皇后。初帝宠张美人，欲以为后，章献太后难之。后既立而颇见疏。其后尚美人、杨美人倶幸，数与后忿争。一日，尚氏于上前有侵后语，后不胜忿，批其颊，上自起救之，误批上颈，上大怒。入内都知阎文应因与上谋废后，且劝帝以爪痕示执政。上以示吕夷简，且告之故。夷简亦以前罢相怨后，乃曰：“古亦有之。后遂废……于是中丞孔道辅、谏官御史范仲淹、段少连等十人，伏阁言后无过，不可废。道辅等倶被黜责。（《宋史》卷二四二《仁宗郭皇后传》。） 会郭皇后废，率谏官、御史，伏阁争之不能得。明日……诏出知睦州。岁余……召还……权知开封府事。吕夷简执政，进用者多出其门。仲淹上 《百官图》 ，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简不悦。……仲淹乃为四论以献，大抵讥切时政。且曰：“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祸。臣恐今日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夷简怒诉曰：“仲淹离间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党也。”仲淹对益切，由是罢知饶州。（《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 殿中侍御史韩渎，希宰相旨，请书仲淹朋党，揭之朝堂。于是秘书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贬窜……请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讼与仲淹师友，且尝荐己，愿从降黜。馆阁校勘欧阳修以高若讷在谏官，坐视而不言，移书责之。由是三人者偕坐贬。明年，夷简亦罢。（《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 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拱辰……拜御史中丞。夏竦除枢密使，拱辰言：“竦经略西师，无功称而归。今置诸二府，何以厉世？”因对极论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乃纳其说，竦遂罢。（《宋史》卷三一八《王拱辰传》。） 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请与同贬，欧阳修移书责司谏高若讷，由是三人者皆坐谴。襄作 《四贤一不肖》诗……夏竦罢枢密使，韩琦、范仲淹在位，襄言：“陛下罢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贺于朝，庶民歌于路……且退一邪进一贤……海内有不泰乎！”（《宋史》卷三二〇《蔡襄传》。） 吕夷简罢相，夏竦既除枢密使，复夺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及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并为谏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已乎?”作 《庆历圣德》诗……盖斥竦也。（《宋史》 卷四三二 《石介传》。） 时杜衍、范仲淹为政，多所更张，拱辰之党不便。舜钦苏、益柔王皆仲淹所荐，而舜钦衍婿也，故因是倾之。（《宋史》卷三一八《王拱辰传》。） 舜钦娶宰相杜衍女，衍时与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时闻人，欲更张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为。会进奏院祠神，舜钦与右班殿直刘巽，辄用鬻故纸公钱，召妓乐，间多会宾客。拱辰廉得之，讽其属鱼周询等劾奏，因欲动摇衍。事下开封府劾治，于是舜钦与巽，俱坐自盗除名，同时会者皆知名士，因缘得罪，逐出四方者十余人。世以为过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宋史》卷四四二《苏舜钦传》。） 时范仲淹、富弼，欲更理天下事，与用事者不合，仲淹、弼既出宣抚，言者附会，益攻二人之短。帝欲罢仲淹、弼政事，衍独左右之……以尚书左丞，出知兖州。（《宋史》卷三一〇《杜衍传》。） 假借言职，互相攻讦报复，继废后之争而起者，又有濮议之争。 治平二年四月，诏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宋史》卷一三《英宗纪》。） 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汉宣帝为孝昭后，终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上继元帝，亦不追尊巨鹿、南顿君；此万世法也。”后诏两制集议濮王典礼，学士王珪等相视莫敢先，光独奋笔书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王宜准封赠期亲尊属故事，称为皇伯，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议成，珪即命吏，其以手稿为案。既上，与大臣意殊，御史六人争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请与俱贬。（《宋史》卷三三六《司马光传》。） 濮王追崇典礼，珪与侍从、礼官合议，宜称皇伯，三夫人改封大国，执政不以为然。其后三夫人之称，卒如初议。（《宋史》卷三一二《王珪传》。） 光与珪主议如是，而欧阳修殊非之。 帝将追崇濮王，命有司议，皆谓当称皇伯，改封大国。修引《丧服记》，以为：“‘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降三年为期，而不没父母之名，以见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若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皆无典据。进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之道。”（《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议久不决，太后竟出手书，从欧阳修所议。 故中书之职，不与众同。太后出手书，许帝称亲，尊王为皇，王夫人为后。帝不敢当。（《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但修议虽为太后所许，而攻驳者纷起。 于是御史吕诲等，诋修主此议，争论不已，皆被逐。惟蒋之奇之说合修意，修荐为御史，众目为奸邪。（《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濮议起，侍从请称王为皇伯，中书不以为然，诲引义固争。……七上章不听；乞解台职亦不听。遂劾宰相韩琦不忠五罪曰：“昭陵之土未干，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继，隆小宗而绝大宗。言者论辨累月，琦犹遂非，不为改正，中外愤郁，万口一词。愿黜居外藩，以慰士论。”又与御史范纯仁、吕大防，共劾政阳修“首开邪议，以枉道说人主，以近利负先帝，陷陛下于过举。”皆不报。已而诏濮王称亲，诲等知言不用，即上还告敕，居家待罪，且言与辅臣势不两立。帝以问执政，修曰：“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臣等有罪，当留御史。”帝犹豫久之，命出御史。（《宋史》卷三二一《吕诲传》。） 纯仁……迁侍御史。时方议濮王典礼，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等议尊崇之。翰林学士王珪等议，宜如先朝追赠期亲尊属故事。纯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为之子，与前代定策入继之主异，宜如王珪等议。”继与御史吕诲等更论奏，不听。纯仁还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书，尊王为皇，夫人为后。纯仁复言……请出不已，遂通判安州。（《宋史》卷三一四《范纯仁传》。） 治平三年正月……皇太后下书中书门下：“封濮安懿王，宜如前代故事，至夫人王氏、韩氏、任氏，皇帝可称亲。尊濮安懿王为皇，夫人为后。”……黜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二月……黜谏官傅尧俞、御史赵鼎、赵瞻。（《宋史》卷一三《英宗纪》。） 按废后与濮议，与时政无关，而朝臣意气用事，攻讦不已，固可见结习之深。而一代朋党之祸，实由此始。 [book_title]（五）王安石之变法 （1）变法之起因 宋初设制，为防前代之失，集权于中央。然矫枉过正，流弊渐生，降及中叶，尤以军财两政，为最紊乱，其情况分叙于下： （甲）属于军政者 兵额递见增加，据《宋史卷一八七·兵志》，列举以明之。兵额虽多，而不训练，故多而不精，外患愈烈。 兵额简表 嘉祐仁宗七年，宰相韩琦言：“祖宗以兵定天下，凡有征戍则募置，事已则并，故兵日精而用不广。今二边辽与夏虽号通好，而西北屯边之兵，常若待敌之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给。不于此时先虑而豫备之，一旦边陲用兵，水旱相继， 卒起而图之，不可及矣。”（《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 为惩兵骄之害，乃募及灾民，则寻常募置之难可知。 皇祐仁宗中，河北水灾，农民流入京东三十余万，安抚使富弼募以为兵，拔其尤壮者，得九指挥，教以武技。虽廪以厢兵，而得禁兵之用，且无骄横难制之患。（《宋史》卷一八九《兵志三》。） 平时养兵费已巨，每出戍，又各有赏赐，国力所以不支，而姑息已久，兵所以不可用。 每上军遣戍，皆本司整比军头司引对便殿，给以装钱，代还亦入见，犒以饮食，拣拔精锐升补之。或退其疲老者，凡大祀有赏给，每岁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戍边每季又加给银鞋。环庆缘边艰于爨给者，又有薪水钱，其役兵劳苦者，或季给钱，或川广而代还者，别给装钱。川广递补卒，或给时服钱屦，凡出外率有口粮。（《通考》卷一五二《兵考四》。） （乙）属于财政者 国家财政收支概况，亦据《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列表以明之。 收支简表 据上表，知在天禧以前，尚有盈余，皇祐元年，收支相抵，至治平二年，竟有巨额亏耗。其变迁情形，详于下列论述。 初吴、蜀、江南、荆湖、南粤皆号富强，相继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俭简易。天下生齿尚寡，而养兵未甚蕃，任官未甚，佛老之徒未甚炽；外无金缯之遗，百姓亦各安其生，不为巧伪放侈，故上下给足，府库羡溢。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仁宗承之，经费寖广。……自祥符天书一出，斋醮糜费甚众，京城之内，一夕数处……京师营造，多内侍传旨呼索，费无 艺极。（《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 是宋之财政所以竭蹶者，因外耗于“募兵”与“馈遗”，而内耗于“祀祠”与“冗禄”也。 会元昊请臣，朝廷亦已厌兵，屈意抚纳，岁赐缯茶增至二十五万；而契丹邀割地，复增岁遗至五十万，自是岁费，弥有所加。西兵既罢，而调用无所减……初真宗时……宗室、吏员，受禄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宝元以后……宗室蕃衍，吏员岁增……宗室、吏员受禄者万五千四百四十三，禄廪奉赐，从而增广。及景德中，祀南郊，内外赏赉金、帛、缗钱总六百一万。至是飨明堂，增至一千二百余万，故用度不得不屈。（《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 国用不足则增税，官司承旨，亦以聚敛为能。 宋聚兵京师，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费寖多。……真宗嗣位……是时条禁愈密，较课以租额前界，递年相参。景德初，榷务连岁增羡，三司即取多收者为额。（《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 其时农民生活困苦，可于司马光所言窥见之。 司马光……抗疏曰：“……水旱、霜雹、蝗蜮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宋史》卷一七三《食 货志上一》。） 言理财者，已訾及中枢制度不良，遂开后来变法之基。 至和仁宗中，谏官范镇上疏曰：“陛下每遇水旱之灾，必露立仰天，痛自刻责，而吏不称职，陛下忧勤于上，人民愁叹于下。今岁无麦，朝廷为放税免役，乃发仓廪拯贷，存恤之恩，不为不至。然人民流难，父母妻子不相保者，平居无事时，不少宽其力役，轻其租赋；岁大熟，民不得终岁之饱；及有小歉，虽加重放，已不及事。此无他，重敛之政在前也。国家自陕西用兵以来，赋役烦重。及近年转运使复于常赋外进羡钱，以助南郊，其余无名敛率，不可胜计。”又言：“古者冢宰制国用，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院减兵，三司宽财者，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也。愿使中书、枢密，通知兵民财利大计，与三司量其出入，制为国用，则天下民力，庶几少宽。”（《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 民穷财困，已至此境，非改弦更张，不足以挽救，王安石变法之议，乃乘时而起。 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愿监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2）变法之实行 神宗嗣位，尤先理财。熙宁初，命翰林学士司马光等，置局看详，裁减国用制度，仍取庆历二年数比今支费不同者，开析以闻。后数日，光等对言：“国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 滥，军旅不精。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虚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帝遂罢裁减局，但下三司共析。王安石执政，议置三司条例司，讲修钱谷之法。（《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 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上以为然。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令判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预其事。……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三司条例司为改革总汇，其首先规定者，即为预算。 时天下承平，帝……每以财用为忧不给。日与大臣讲求其故，命官考三司簿籍，商量经久废置之宜，凡一岁用度，及郊祀大费，皆编著定式。……所裁省冗费十之四。（《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 此后各项新政，次第举行，兹按其性质，叙之如下： （甲）民政上之设施 有“青苗”与“免役”两法，其设施之意义，与反对者之言论，并撮录之，以观其得失。 青苗法： 常平仓法，以丰岁谷贱伤农，故增价收粜，使蓄积之家无由抑塞农夫，须令贱粜。凶岁谷贵伤民，故减价出籴，使蓄积之家无由邀勒贫民，须令贵籴。物价常平，公私两利也。安石以常平法为不善，更将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置提举官以督之。（王偁《东都事略》卷七九《王安石传》。） 河北转运司干当公事王广廉……奏，乞度僧牒数千道为本钱，于陕西转运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至是请施行之河北，于是安石决意行之，而常平、广惠仓之法，遂变而为青苗矣。（《宋史》卷一七六《食货志上四》。） 青苗法之设，为使兼并之家，不能乘人之急以邀利，但实行之后，反对者纷起指摘。 舜俞……上疏自劾曰：“民间出举财物，取息重止一倍，约偿缗钱，而谷粟、布缕、鱼盐、薪蔌、耰锄、釜锜之属，得杂取之。朝廷募民贷取有司，约中熟为价，而必偿缗钱，欲如私家杂偿他物不可得，故愚民多至卖田宅，质妻孥。有识耆老，戒其乡党子弟，未尝不以贳贷为苦。祖宗著令，以财物相出，举任从书契，官不为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远如此。今诱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旧法异矣。诏谓振民乏绝，而抑兼并，然使十户为甲，浮浪无根者，毋得给俵，则乏绝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终行，愈为兼并地尔，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计口受饷，但权谷价贵贱之柄，使积贮者，不得深藏以邀利尔。今散为青苗，惟恐不尽，万一饥馑荐至，必有乘时贵粜者，未知将何法以制之？官制既放钱取息，富室藏镪，坐待邻里逋欠之时，田宅妻孥，随欲而得，是岂不为兼并利哉。虽分为夏秋二科，而秋放之月与夏敛之期等，夏放之月与秋敛之期等，不过展转计息，以给为纳，使吾民终身以及世世，每岁两输息钱，无有穷已。是别为一赋以敝海内，非王道之举也。（《宋史》卷三三一《陈舜俞传》。） 辙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笞必用，州县多事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言，汉常平法耳，公诚能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宋史》卷一七六《食货志上四》。） 今言青苗之害者，不过谓使者骚动州县，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忧，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贫富，由勤情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资于人。今出钱贷民，而敛其息，富者不愿取，使者以多散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负，必令贫富相保，贫者无可偿，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责使代偿数家之负。春算秋计，展转日滋，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十年之外，百姓无复存者矣。又尽散常平钱谷，专行青苗，它日若思复之，将何所取?富室既尽，常平废，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民之羸者，必委死沟壑，壮者必聚而为盗贼，此事之必至者也。（《宋史》卷三三六《司马光传》。） 琦韩复上疏曰……今放青苗钱，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岁终又令纳利二千，则是贷万钱者， 不问远近，岁令出息四千。……制置司言，比《周礼》取息已不为多，是欺罔圣听。（《宋史》卷一七六《食货志上四》。） 时初行青苗法，琦上疏论其害，以为国之颁号令，立法制， 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实惠。陛下遣使给散青苗，乃令乡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百，三等以上，更许增数。坊郭户有物业抵当者，依青苗例支借。且乡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力，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得借钱。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岂抑兼并济困乏之意哉? （王偁《东都事略》卷六九《韩琦传》。） 光曰：“青苗出息，平民为之，尚能使蚕食下户，至饥寒流离，况县官法度之威乎？”慧卿曰：“青苗法，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 （王偁《东都事略》卷八七上《司马光传》。） 当是时，争青苗钱者甚众，翰林学士范镇言：“陛下初诏云， 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提举司以户等给钱，皆令出三分之息，物议纷纭，皆云自古未有天子开课场者。民虽至愚，不可不畏。”…… 台谏官吕公著、孙觉、李常、张戬、程颢等，皆以论青苗罢黜。知亳州富弼、知青州欧阳修，继韩琦论青苗之害，且持之不行， 亦坐移镇。（《宋史》卷一七六《食货志上四》。） 按：反对青苗法者，所持之理由，概括之则为：（一）官放钱取息。（二）取息二分过重。（三）州县以多借出为功，不免勒借。（四）富人不愿借，贫人不易还，且借钱到手，最易浪费，追索之时，州县因之多事。（五）出入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然当时民间借贷，普通且逾一倍，则二分取息，实为最轻者。其县吏张皇，则奉行不善，非法之不善也。 免役法： 宋之役法，名目繁多，最为秕政。 役法役出于民，州县皆有常数。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给使令；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搯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定差。京百司补吏，须不碍役乃听。……京西转运使程能，请定诸州户为九等著于籍，上四等量轻重给役，余五等免之，后有贫富，随时升降。诏加裁定。淳化五年，始令诸县以第一等户为里正，第二等户为户长，勿冒名以给役。自余众役，多调厢军。……然役有轻重劳佚之不齐，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承平日久，奸伪滋生。命官、形势，占田无限，皆得复役衙前，将吏得免里正、户长；而应役之户，困于繁数，伪为券售田于形势之家，假佃户之名以避徭役。……自里正、乡户，为衙前主典府库，或辇运官物，往往破产。……民避役者，或窜名浮图籍，号为出家……韩琦上疏曰：“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苟免沟壑之患。每乡被差疏密，与资力高下不均。……富者休息有余，贫者败亡相继……请罢里正衙前。”（《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上五》。） 三司使韩绛言：“闻京东民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当求死，使汝曹免于冻馁’，遂自缢而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其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减其户等者。田归官户不役之家，而役并于同等见存之户。”（《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上五》。） 熙宁元年，如谏院吴充言：“今乡役之中，衙前为重。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故近年上户寖少，中下户寖多，役使频仍，生资不给……不得已而为盗贼。”（《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上五》。） 帝阅内藏库奏，有衙前越千里输金七钱，库吏邀乞，逾年不得还者。帝重伤之。（《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上五》。） 宋代役夫之名，有衙前、散从。衙前今之内班门子也，散从今之外班皂隶也。（杨慎《艺林伐山》卷一三。） 按：力役，即唐之庸也，庸钱既将入两税，即不应有所谓力役者。自唐中叶以后，仍按“人户等第”出力役，是又重加一层担负，宋沿用之。致有上述之苛酷结果，故荆公改签役而为雇役，以洗其弊。新旧之争，旧人秉政，并免役而推翻之，所以不能服变法者之心。 天下土俗不同，役轻重不一，民贫富不等，从所便为法。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名免役钱。其……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旧无色役而出钱者，名助役钱。凡敷钱，先视州若县应用雇直多少，随户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数增取二分，以备水旱欠阁，虽增毋得过二分，谓之免役宽剩钱。（《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上五》。） 免役之法，据家资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女户本来无役者，亦一概输钱，谓之助役钱。（《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免役法实行，其反对最力者，则为刘挚、杨绘。 监察御史刘挚，谓：“昨者团结保甲，民方惊扰，又作法使人均出缗钱，非时升降户等，期会急迫，人情惶骇。”因陈新法十害，其要曰：“上户常少，中下户常多，故旧法上户之役，类皆数而重，下户之役，率常简而轻；今不问上下户，概视物力以差出钱，故上户以为幸，而下户苦之。岁有丰凶，而役人有定数，助钱岁不可阙，则是赋税有时减阁，而助钱更无蠲损也。役人必用乡户，为其有常产则自重，今既招雇，恐止得浮浪奸伪之人，则帑庾、场务、纲运，不惟不能典干，窃恐不胜其盗用，而冒法者众；至于弓手、耆壮、承符、散从、手力、胥史之类，恐遇寇则有纵逸，因事辄为骚扰也。”（《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上五》。） 杨绘……疏辨之曰……助役之利一，而难行有五。请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顷者，亦有户才三顷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顷而较三顷，则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齐无异；况如官户则除耆长外皆应无役，今例使均出雇钱，则百顷所输，必三十倍于三顷者，而又永无决射之讼，此其利也。然难行之说亦有五：民惟种田而责其输钱，钱非田之所出，一也。近边州军，就募者非土著，奸细难防，二也。逐处田税，多少不同，三也。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四也。衙前雇人，则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议防此五害，然后著为定制。（《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上五》。） 于是同判司农寺曾布，摭杨绘、刘挚所言而加以反诘，其理由至为充足，大为变法者张目。 其略曰：畿内上等户，尽罢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输钱，比旧受役时，其费十减四五；中等人户，旧充弓手、手力、承符、户长之类，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观、单丁、官户皆出钱以助之，故其费十减六七；下等人户，尽除前日冗役，而专充壮丁，且不输一钱，故其费十减八九。大抵上户所减之费少，下户所减之费多。言者谓优上户而虐下户，得聚敛之谤，臣所未喻也。提举司以诸县等第不实，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今品量增减，亦未为非；又况方晓谕民户，苟有未便，皆与厘正，则凡所增减，实未尝行。言者则以谓品量立等者，盖欲多效雇钱，升补上等，以足配钱之数。……此臣所未喻也。凡州县之役，无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尝不典主仓库、场务、纲运，而承符、手力之类，旧法皆许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长、壮丁，以今所措置，最为轻役，故但轮差乡户，不复募人。言者则以谓衙前雇人，则失陷官物；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又以谓近边奸细之人应募，则焚烧仓库，或守把城门，则恐潜通外境，此臣所未喻也。免役或输见钱，或纳斛斗，皆从民便，为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则谓直使输钱，则丝绵粟麦必贱；若用他物准直为钱，则又退拣乞索，且为民害如此，则当如何而可？此臣所未喻也。昔之徭役，皆百姓所为，虽凶荒饥馑，未尝罢役；今役钱必欲稍有余羡，乃所以为凶年蠲减之备，其余又专以兴田利、增吏禄。言者则以谓助钱非如税赋有倚阁减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类，亦尝倚阁减放否？此臣所未喻也。两浙一路，户一百四十余万，所输缗钱七十万尔；而畿内户十六万，率缗钱亦十六万。是两浙所输，才半畿内，然畿内用以募役，所余亦自无几。言者则以谓吏缘法意，广收大计，如两浙欲以羡钱徼幸，司农欲以出剩为功，此臣所未喻也。（《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上五》。） （乙）财政上之设施 有“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均输”、“市易”诸法。 方田均税法： 神宗患田赋不均，熙宁五年，重修定方田法，诏司农以《均税条约并式》，颁之天下。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县委令佐，分地计量，随陂原平泽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垆而辨其色；方量毕，以地及色，参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税则；至明年三月毕，揭以示民，一季无讼，即书户帖连庄帐付之，以为地符。“均税”之法，县各以其租额税数为限，旧尝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为升，绢不满十分而收为寸之类，今不得用其数均摊增展，致溢旧额，凡越额增数皆禁。若瘠卤不毛，及众所食利山林、陂塘、沟路、坟墓，皆不立税。凡田方之角，立土为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帐，有庄帐，有甲帖，有户帖；其分烟析产，典卖割移，官给契，县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为正。（《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上二》。） 其利益如何，由蔡京等所称道者可以概见之。 自开阡陌，使民得以田私相贸易，富者恃其有余，厚立价以规利，贫者迫于不足，薄移税以速售，而天下之赋调不平久矣。神宗讲究方田利害，作法而推行之，方为之帐而步亩高下丈尺不可隐；户给之帖而升合尺寸无所遗；以卖买则民不能容其巧；以推收则吏不能措其奸。今文籍具在，可举而行。（《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上二》。） 淳熙九年，著作郎袁枢振两淮还，奏：“民占田不知其数，二税既免，止输谷帛之课。力不能垦，则废为荒地；他人请佃，以疆界为词，官无稽考。是以野不加辟，户不加多，而郡县之计益窘。望诏州县画疆立券，占田多而输课少者，随亩增之；其余闲田，给与佃人，庶几流民有可耕之地，而田莱不至多荒。”（《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 绍熙元年……熹朱熹访问讲求纤悉备至，乃奏言经界最为民间莫大之利。（《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 按：正理经界，平均担负，实为清厘要政。迨及南宋百年之后，贤者犹思继轨，或其初令佐奉行不善，豪强不免阻挠，致贻人口实元祐诸人，因噎废食，致一律罢免，实为可惜。 农田水利法： 神宗熙宁元年，遣使察农田水利，程颢等八人充使。……中书言：“诸州县古迹陂塘，异时皆畜水溉田，民利数倍。近岁多所湮废。”诏诸路监司访寻州县，可兴复水利，如能设法劝诱兴修塘堰圩堤，功利有实，当议旌宠。（《通考》卷六《田赋考六》。） 于是司农寺请立法，先行之开封，视可行，颁于天下。民种桑柘，毋得增赋。安肃、广信、顺安军、保州，令民即其地植桑榆，或所宜木，因可限阂戎马。官计其活茂多寡，得差减在户租数；活不及数者罚，责之补种。兴修水利田，起熙宁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有奇。神宗元丰元年，诏开废田水利，民力不能给役者，贷以常平钱谷，京西南路流民，买耕牛者免征。五年，都水使者范三渊奏：“自大名抵乾宁，跨十五州，河徙地凡七千顷，乞募人耕种。”从之。（《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 按：农田水利法实行，已著效于一时矣。 市易法： 先是有魏继宗者，自称草泽，上言：“京师百货无常，价贵贱相倾。富能夺，贫能与，乃可以为天下。今富人大姓，乘民之亟，牟利数倍，财既偏聚，国用亦屈。请假榷货务钱，置常平市易司，择通财之官任其责，求良贾为之转易。使审知市物之价，贱则增价市之，贵则损价鬻之，因收余息，以给公上。”于是中书奏在京置市易务官。凡货之可市，及滞于民而不售者，平其价市之，愿以易官物者听。若欲市于官，则度其抵而贷之钱，责期使偿，半岁输息十一，及岁倍之。凡诸司配率，并仰给焉。以吕嘉问为提举，赐内库钱百万缗，京东路钱八十七万缗为本。三司请立市易条，有“兼并之象，较固取利，有害新法本务，觉察，三司按治”之文，帝削去之。（《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财货，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按：市易法取息甚低，章制甚严，所不利者，豪强兼并之家，所利者在贫民，亦非不可行之法也。 均输法： 均输之法，所以通天下之货，制为轻重敛散之术，使输者既便，而有无得以懋迁焉。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言：“天下财用无余，典领之官，拘于弊法，内外不相知，盈虚不相补。诸路上供，岁有常数。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赢；年俭物贵，难于供亿而不敢不足。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徒使富商大贾，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今发运使实总六路赋入，其职以制置茶、盐、矾、酒税为事，军储国用，多所仰给。宜假以钱货，资其用度，周知六路财赋之有无，而移用之。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今预知中都帑藏年支见在之定数，所当供办者，得以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诏本司具条例以闻。（《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均输法者，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按：均输法，于物价调节，最有关系，且为刘晏成法，论者亦攻之不已，以为扰民，其意不在法而在人可知。其攻击最力者，为苏轼兄弟，借口亏税，转为商贾张目。其词虽辩，而非就诸法本身立论，宜其不足以服主新法者之心也。 轼上书论其不便曰……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不意今日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费已厚，纵使薄有所获……则指为劳绩……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臣窃以为过矣。（《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 侍御史刘琦、侍御史里行钱觊等言：“向小人假以货泉，任其变易，纵有所入，不免夺商贾之利。”……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昔汉武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力不能支，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虽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足，然法术不正，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今此论复兴，众口纷然，皆谓其患必甚于汉。何者？方今聚敛之臣，材智方略，未见有桑弘羊比；而朝廷破坏规矩，解纵绳墨，使得驰骋自有，惟利是嗜，其害必有不可胜言者矣。”……权开封府推官苏轼亦言：“均输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予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钱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矣。（《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丙）军政上之设施 有“置将”、“保甲”、“保马”、“军器监”诸法。 置将法： 将兵者，熙宁之更制也。先是太祖惩藩镇之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城，立更戍法……淳化、至道以来，持循益谨……更戍交错，旁午道路。议者以为徒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缓急恐不可恃。神宗即位，乃部分诸路将兵，总隶禁旅，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平居知有训厉，而无番戍之劳，有事而后遣焉，庶不为无用矣。熙宁七年，始诏总开封府畿、京东西、河北路兵，分置将副，由河北始。（《宋史》卷一八八《兵志二》。） 熙丰置将简表 保甲法： 熙宁初，王安石变募兵而行保甲……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资最厚、财勇过人者，亦充保丁，兵器非禁者听习。每一大保，夜轮五人儆盗。……既行之畿甸，遂推之五路，以达于天下。时则以捕盗贼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四年，始诏畿内保丁肄习武事。岁农隙，所隶官期日于要便乡村，都试骑步射，并以射中亲疏远近为等。（《宋史》卷一九二《兵志六》。） 保甲之法，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按：保甲法为民兵计划，期以渐革募兵之弊，若以府兵法例之，亦不能发见若何窒碍与其不应行也。 保马法： 保甲养马者，自熙宁五年始。……诏开封府界诸县保甲，愿牧马者听，仍以陕西所市马选给之。六年，曾布等承诏，上其条约：凡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户一匹；物力高；愿养二匹者听，皆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令自市，毋或强与。……在府界者，免体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给以钱布。在五路者，岁免折变缘纳钱。三等以上十户为一保；四等以下十户为一社，以待病毙，逋偿者。保户马毙，保户独偿之；社户马毙，社户半偿之。岁一阅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四条，先从府界颁焉。五路委监司、经略司、州县更度之。于是保甲养马行于诸路矣。（《宋史》卷一九八《兵志十二》。） 保马之法，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户一匹，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使自市。岁一阅其肥瘠，死病者补偿。（《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按：保马法为马政计划，惟蓄马与牧马迥别，马之死及病，为不可避免之事，颇为养马者之累，遂为反对者所借口。 军器监法： 帝欲利戎器，而患有司苟简。王雱上疏曰：“……方今外御边患，内虞盗贼，而天下岁课弓弩、甲冑，入充武库者以千万数，乃无一坚好精利，实可为备者。臣尝观诸州作院，兵匠乏少，至拘市人以备役，所作之器，但形质而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