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将将之将 [book_author]曹聚仁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传记,完结 [book_length]143120 [book_dec]传记。曹聚仁撰。蒋百里（1882－1938），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1901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2年出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919年，随梁启超等赴欧考察。先后辅佐过蔡锷、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1936年，在西安事变的和平演变中起过重要作用。1937年日军侵华，蒋百里积极投身抗战。1938年11月病逝宜山，被国民党追赠上将军衔。著作有：《欧洲文艺复兴史》《日本人》《国防论》等。在本书中，曹聚仁用精炼的笔触交代了复杂的时代背景，撷取蒋百里人生中的重点事件予以讲述，如出任保定军校校长、作为西安事变中的“特客”、历次赴欧考察等，并用较多的笔墨将蒋百里最具智慧的军事思想一一道来，其间也夹杂着蒋百里与左梅的爱情故事、对女儿的教育与呵护，显示出他的真挚、柔情。世人多感叹蒋百里命运不济，未能一展才能，而曹聚仁则认为是蒋百里所生的时代太特殊，他已成功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值得后人敬仰。 [book_img]Z_6107.jpg [book_title]前记 二十五年前，抗战第二年，我在浙闽沿海一带旅行，春末到了福州，恰好碰上福建全省举行科学宣传周，也参加了开幕式。教育厅长郑贞文先生要我对青年学生作讲演。我说：近代中国思想，以“闽学”为主潮，不过，过去七八百年间的“闽学”，乃是朱熹在建阳南平一带所传授的格物致知之学。到了今日，这样的“闽学”还不够解决现实的问题，我们要提倡另外一种“闽学”，郑樵（渔仲）的“到自然、到社会中去研究”的“闽学”。（郑渔仲和朱熹时代相先后，都是南宋学人。）我又说到我自己，本来如清代正统派的朴学家一样，研究考据之学，奉郑康成（东汉末年大经学家）为宗师。古人称郑康成之学为“郑学”，如今我们要提倡另外一种“郑学”——郑渔仲之学。这番话，很得贞文先生的赞许。（郑氏原是科学家。）我也举了一些战场上的实例。过了几天，陈仪（公侠）主席邀我谈话，他也提到我的演讲，他说我的主张和蒋百里先生相接近。（公侠先生原是百里的好友。）我说我是单不庵先生的弟子，单师也是百里总角之交。我们就谈到他们两人治学方法的不同。 我本来是伏处书斋，作考据文史的工夫，过的是学究生活，抗战把我带到“行万里路”的生活中去，也可以说是从乾嘉学人的方式，走向顾亭林、顾祖禹的治学途径去了。这一方面，颇受百里先生的影响。百里说过：“现在哪里是青年人安心读书的时候？前方战地是青年人最好的课堂，从战地得来的学问，比从课堂上得来的可宝贵得多。”（见当年《大公报》）他所讲的正是我这番话的注解。八年的战地生活，倒把我一点“上不巴天，下不巴地”的空头学问弄得有点边际。最重要的一点，我并不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人。（我本来是金华学派的后学，经过战地生活，更和颜元、李塨的学派相接近了。） 先师单丕（不庵）先生，他也是乾嘉考证学的学人。（他的生活方式，则是宋明理学家这一型的。）他的读万卷书，是了不得的，可是，他一生学问竟如英国史学家亚克敦（Lord Acton，阿克顿勋爵）一般，书斋里井然排着几万卷图书，据说每一部每一卷都遗有他的手迹。而在余白上，还用铅笔的细字记出各种的意见和校勘。（单师则用毛笔。）他的无尽藏的知识，相传是没有一个人不惊服的。……但他之于历史学，也到死为止，并不留下什么著作。这蚂蚁一般勤劬的硕学，有了那样的教养，度着那么具有余裕的生活，却没有留下一卷传世的书。“他就像戈壁的沙漠的吸流水一样，吸收了知识，却并无一泓清泉，也就不曾喷到地面上来呢？”我是单师最心爱的弟子，当然没有批评他的意思，但我和查猛济兄（他是百里的至亲），和百里先生谈到单师时，不禁有“徒然的笃学”之叹。（我也觉得十分惭愧，总想把单师的一些劄记及考据文字整理起来，可奈我们那位不识字的师母，她顽强地拒绝把单师遗书送到文澜阁去保存起来，我也是无可奈何的。） 我最近根据手边的一些史料，替百里先生写一本传记性的小册子。就因为文献不完全，许多方面，只能缺疑，等有机会再来增补。像我这样不曾弄得十分完整便刊行的事，单师一定不赞成的。但许多事都不能俟河之清才来做的，我想百里先生不会怪我的草率。好在他的几个女儿都是了不得的，她们一定会写出另外的传记来的。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book_title]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代气息 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 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黄炎培挽百里 一九三八年十月，百里先生病逝广西宜山，我曾写了一篇悼念文字，称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典型人物”。我说：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特征，在那黎明时期的苏醒气息——朝气中，并不只是倾向到异教思潮。我觉得清末戊戌、辛亥以迄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波澜、人物性格和文艺复兴时代颇为相近。我把百里先生比作雷渥那德·文西〔1〕。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都是多方面的，多方面的兴趣和光芒。以文西而论，他是科学家、画家，又是雕塑家，又尝为工程师，在北意大利开了一条运河，又曾在米兰造了许多堡垒，又是音乐家、格物学家、军事学家，而且替后世的飞行设计，构了许多幻想图，够得上“多才多艺”四字的赞语。（这样多方面光芒的人物，在那时代还是很多，如米克兰哲罗〔2〕，也是身兼绘画、雕塑、建筑、工程、诗人、生理剖解这些专门技术的。）百里一生既是军事学家，又为政论家，擅长文史研究，诗写得不错，字也写得很好，也是多方面的才能。他娓娓清谈，滔滔不绝，风趣横溢。他著《欧洲文艺复兴史》，对于那时期的气息，体会得很亲切，文字中流露着闪眼的光芒。 我写了那段文章，后来读了张宗祥先生的纪念文。（张先生和百里先生，还有我的老师单不庵先生，为青年时相知契的三友。）他也说起：百里先生在甲午前除了习制艺八比，喜欢历史及小说。他曾劝张先生看《野叟曝言》，且诩诩以文素臣自居。张氏觉得文素臣贪多务能，不合他的理想。张氏又说：“百里此后政治、哲理、外交、美术，靡不研讨。不徒以兵学擅长，则少年时已基之矣。”也正好合了我的说法了。（《野叟曝言》，清江阴夏二铭所作。文白字素臣，“是铮铮铁汉落落奇才，吟遍江山，胸罗星斗。说他不求宦达，却见理如漆雕；说他不会风流，却多情如宋玉；挥毫作赋，则颉颃相如，扺掌谈兵，则伯仲诸葛；力能扛鼎，退然如不胜衣，勇可屠龙，凛然若将殒谷。旁通历数，下视一行；间涉岐黄，肩随仲景。以朋友为性命，奉名教若神明；真是极有血性的真儒，不识炎凉的名士”。） 百里先生，于我当然是师辈，因为查猛济兄和我都是单师的门徒。查兄和百里先生又是内亲。因此，我在上海就见过这位风云的前辈。有一天，那是“一·二八”战后的第三天，二月一日。他和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喝茶，翻开那天上海版的《每日新闻》，头条新闻是日本陆相觐见天皇的电讯。他沉吟了一下，对我们说：二月五日〔3〕早晨，会有日军一师团到达上海参加作战了。他何以这么说呢？他说日陆相觐见天皇的意义是报告日军正式出战。依日本当前的运输能力，三天之间，可运输一个师团兵力、四万战斗兵及其装备到上海，所以他估计这一师团，五日可以投入战斗。（后来，他把这一估计，告诉了蔡廷锴将军。）果然，“一·二八”战役，日军的第一场反攻是从二月五日〔4〕开始的，他估计得非常正确。我对于百里先生的钦佩，就是这么开始的。高子白先生悼诗中，有“论兵迈古闻中外，揽辔澄清志羽纶”句，也说百里是现代的诸葛呢。 “无端急景凋年夜，到处低徊遇古人。瓶里赤心甘必大，墓前青草史来芬。雄狮伤后威犹在，白马归来画入神。如此人才如此事，回天一梦到新正。”这一首诗，百里先生自注：“闻孙（即张宗祥）要我写字，即录丁丑除夕在巴黎柏林间所感，装些外国古董给他看。”甘必大，法国元帅，他的心，还在瓶中供养着。史来芬（今译施里芬），德国军事学家，墓前无人扫除，乱草纵横，墓铸一狮，受伤倦卧。“白马”句，系指法国名画家画拿翁（即拿破仑）凯旋归来的故事。 一九三八年八月间，汉口版《大公报》刊载了一篇不署名的文章《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这篇文章，真是轰动一时。稍微知道内幕的，都明白这是蒋百里先生的手笔。在一切宣传文字中，这是有内容，出于冷静观察，而以真挚感情来表达的杰出之作。 百里先生把这故事托之于一段神话，说：“上一年冬间，我在柏林近郊绿林中散步，心里胡思乱想，又是旧习惯不适于新环境，看手表不过五点，但忘记了柏林冬天的早黑——结果迷失了道路，走了两点多钟，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免有点心慌。但是远远地望见了一个灯，只好向着那灯光走，找人家问路。哪知道灯光却在一小湖对面，又沿湖绕了一大圈，才到目的地。黑夜敲门（实在不过八点半），居然出来了一位老者，他的须发如银之白，他的两颊如婴之红，简直像仙人一般。他告诉我怎样走，怎样转弯，我那时仍旧弄不清楚。忽然心机一转，问他有电话没有，他说：‘有。’我说那就费心打电话叫一部车子来罢。他说：‘那么请客厅坐一坐等车吧。’一进客厅，就看见他许多中国日本的陈设，我同他就谈起东方事情来。哪知这位红颜白发的仙人，他的东方知识比我更来得高明。凡我所知道的，他没有不知道；他所知道的，我却不能像他那样深刻。比方说‘日本人不知道中国文化’等类，他还有《日本〈古事记〉研究》一稿，我看了竟是茫无头绪。我十分佩服他，从此就订了极深切的交情。这本书是我从他笔记中间，片段的摘出来而稍加以整理的。”这一段，托之于夜遇仙翁，说得很有趣。 百里先生这篇文章，是借着莎士比亚的“汉姆来特”（今译哈姆雷特，下同）来着笔的。他说：“一群伟大的戏角，正在那里表演一场比汉姆来特更悲惨的悲剧。……古代的悲剧，是不可知的命运所注定的；现代的悲剧，是主人公性格的反映，是自造的；而目前这个大悲剧，却是两者兼而有之。” 依我们看法，他是懂得辩证发展的规律的，他说：“日本陆军的强，是世界少有的；海军的强，也是世界少有的，但是这两个强，加在一起，却等于弱。这可以说是不可知的公式，也可以说是性格的反映。”他说：“孔子作易，终于‘未济’，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种中国文化，日本人根本不懂，他却要自称东方主人翁？”这些话到今天看来，不正是先知的启示吗？ 远见 百里先生逝世时，黄任之（炎培）先生挽联中说： 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 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这就把他的才学抱负都说出来了。当时，邵力子先生也括取蒋氏的《国防论》、《日本人》二书精义，写了挽联： 合万语为一言，信中国必有办法。 打败仗也还可，对日本切勿言和。 蒋百里一生，最关心国家命运，他虽是将帅门生遍天下，却是李广数奇，没有施展才略的机会，而念念不忘“国防”与“抗敌”，看得非常远，非常细密。当时，张仲老（一麐）曾对我们说起一件事：那时，他和梁漱溟先生都在重庆。（漱溟尊翁梁巨川先生和仲老是乙酉同年。）看报得百里病殁宜山噩讯，漱溟失声长叹。仲老问了缘由，漱溟说：“我五年前在邹平（山东），得百里先生电云将特地过访，覆到即行。漱溟素未识蒋，但闻其名，即覆电专诚相晤。百里如期至，乃适漱溟夫人病危弥留，无暇招待，百里参观后，不暇深谈。未几相遇于青岛，百里问我：‘君知我前至邹平之故乎？’漱溟曰：‘不知也。’乃曰：‘吾知中日之战，势不能免，胜败之分，一在械，一在人；论械则我不如敌，论人则我多于敌七八倍。然今日军事在民众总动员，而将士不过什之三。我国系农业社会，凡农民欲以民族主义动之不易明了；惟欲破坏其所据之乡村，则彼以生命相搏，故欲君于教育中注重于乡村。始吾所以专访邹平，欲告君之理由也。’今天他逝世了，我能不哀痛吗？”仲老说：“中国本少参谋人才，而若百里之学识，尤为军人中所绝无仅有的，这是朋友们所共同承认的。” 中日战争前夕，百里先生曾往日本考察一回，晤及士官老同学真崎、荒木诸人，知道中日关系不能再拖下去了。他从地理及民族性看，湖南乃是中国的心脏，中国的乌克兰。一旦战事爆发，沿海一带首遭蹂躏，工业计划应着眼于山岳地带，而便利防空及军事守险，应以南岳为工业核心。百里和实业部专员讨论炼钢计划说：初步小型工厂，可设于安徽的马鞍山，大冶的铁和安徽的煤，运起来都很便利，一旦发生对外战争，九江以下都不是安全区，炼钢厂应该设于株州以南，郴州以北；而萍乡的煤，宁乡、醴陵、永兴的铁，质量都是合用的。他曾主张向美大量购买柴油（那时油价比自来水稍贵），而设储油池于庐山、衡山及武陵山脉川湘边境。（油池设在山洞中，以防敌机轰炸。）他说中日战争发生，大本营应设在芷江、洪江一带，那一地区有森林，有矿产，又有沅江流贯其间，乃是天然的国防地带。（空军基地设在昆明。）在“七七事变”前一年，他能作出这样的军事设计，可说是远见了。 附：文艺复兴时代的典型人物 曹聚仁 我很早就读过蒋先生所著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商务本），那本书的序文，系梁启超所作，梁氏自谓动笔作序，一写便不能自休，后来竟是子息大于娘本，只能单独出本，替本史另作一序。那本因作序而写成的，即是有名的《清代学术概论》（商务本）。梁氏的概论，也是开山工作，自有独到之处；不过定要把清代三百年的学术思潮，比附之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我个人总以为大可不必，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特征在那黎明时的苏醒气息——朝气，并不只是倾向到异教思潮。 要比附的话，我倒觉得清末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以迄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波澜、人物性格，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颇为相似。如可比附的话，我倒想把蒋百里先生比作雷渥那德·文西。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都是多方面的，多方面的兴趣和光芒。以文西而论，他是科学家、画家，又是雕塑名家，又尝为工程师，在北意大利开了一条运河，又曾在米兰造了许多堡垒，他又是音乐家，格物学家，军事学家，而且为后世飞行设计的幻想人，他真够得上“多才多艺”四字的赞语。这种多方面光芒的人物，当时还很多，即如米克兰哲罗也是身兼绘画、雕塑、建筑、工程、诗人、生理解剖等技术的。蒋先生一生既为军事学家，又为政论家，又擅长文史研究，字也写得很好，也是多方面，其谈讲说述，滔滔不绝，风趣横溢，也颇有文西的气概。他著作《欧洲文艺复兴史》，对于那时期的气息，体会得很亲切，文字中也流露着闪眼的光芒。 我个人对于研究系那一群人的政治手腕，心中总不敢苟同；（或者由于我个人所受的理学气氛而来。）但对于研究系人物的学问风度却非常佩服。我为什么提起研究系呢？因为研究系已成为历史上的名词，可以撇开政见同异政党感情来作公平论断了。研究系的人物，如蔡锷、梁启超、黄选新、张君劢、张东荪……都是多方面的人物，蒋先生并可以说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我们若认为研究系的思想气氛，即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气氛，这话也不算十分牵强吧！ 为什么一个大变动时代的人物，不只扮演一种角色，而要扮演许许多多样式的角色？史家解释满洲的人文主义，说是一种活泼新奇的人生观，对于人生现实发生乐趣，富有自信力，为青春狂热所鼓动。人人对于现况乐观，对于世间一切都觉得有办法，即有尝试为之的精神。当其对旧的表示厌恶，对于一切新的即爱接受，自然而然，要多方面去尝试了。蒋先生文字中所带来的乐观气氛，即是这一种活泼新奇的气氛，它之所能吸引人亦在此。 假使以上的话，不算十分曲解，那就算我在蒋先生的垄柏上所挂的剑了！ 注释 〔1〕今译莱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e Vinci，1452—1519）。蒋百里在其《欧洲文艺复兴史》中对达·芬奇的评价为：“于文学、美术、科学、哲学无所不通，无所不精。其多才多艺为历史上所未曾有。”“艺术家以知立者，其明智之光能烛万物之微而无不入。” 〔2〕今译米开朗琪罗（Nichel-anze Baonarroti），蒋百里对其评价为：“艺术家之以力成者，其精神之强能挟万物以趋而无不动。” 〔3〕此处疑作者笔误。在曹其他著作中提到的均为“二月七日”。事实上，在其所著《中国抗战画史》中将“一·二八”淞沪战役分为三个阶段，“自初战至二月七日，日增援陆军到达上海为一阶段”；“从二月七日，日陆军参加战斗，到二月二十三日庙行之战为第二阶段”。 〔4〕曹聚仁在其《采访外记》（三联书店版）中提及这一段，他如是写道：“（蒋百里）说：‘陆相杉山昨日晋谒天皇，这就是报告出兵的意思，依日本的运输能力，以及从长崎到上海的水程，估计七日早晨，可运到一个师团。’果然，二月七日，日本的第九师团，到了上海，参加作战了。”此说法更为准确。 [book_title]第二章　李广数奇 合万语为一言，信中国必有办法。 打败仗也还可，对日本切勿言和。 ——邵力子挽百里 汉代大史家司马迁，写了许多篇出色的传记，其中最出色的一篇，便是“李广列传”。李广原是他的至亲，一生立了那么多战功，可是命运不济，一生终无封侯之望。有一回，他和“望气”（相命家）闲谈，说：“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相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耶？且固命也！”百里先生，他是不相信命运的。但他一生怀才不遇，朋友们都有李广数奇之叹。 百里先生，日本士官第三期毕业生，和他同期的有蔡锷、李烈钧、张澜（民盟主席）、许崇智、蒋尊簋，都是后来的知名之士。他和百器（即尊簋），都是浙江人（百器，浙东诸暨人）。太炎先生许为“浙之二蒋，倾国倾城”。他以步兵科第一名毕业，天皇赐刀褒奖，日本人引为了不得的光荣。〔1〕（他和日本军人荒木贞夫、小矶国昭，都是同期同学。）他回国后，由于他的老师陈仲恕的推荐，到东北入赵尔巽幕府，任督练公所（训练新军机构）的总参议（即参谋长）。那时，关外旧军首领，如张勋、张作霖，嫉忌新军，视百里如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百里默察情势，只留了三个月，便托词深造，向赵帅陈请，和宁调元、张孝准一同到德国去实习陆军了。（光绪三十二年，彰德观操后成行。） 在德国实习时期，百里在德国第七军任实习连长。那时的统帅正是兴登堡将军，军长马金生上将，都是一时名将。驻防伊堡司瓦德（Eberswalde）时，兴登堡特地召见这位年轻连长，拍拍他的肩膀说：“拿破仑生前曾经说过：东方就要产生伟大的将星了，看来就会应在你的身上吧！”百里年轻气壮，也颇以此自负。他的德语说得不怎么好，他念的德国诗，却铿锵有致，能达诗情，也可见他的文学修养。 一九一二年冬天，百里继任保定军校校长，在保定军史上是一件大事，在百里一生也是一件大事。有人以为百里是保定军校第一任校长，那是说错的。保定军校，成立于前清末年，荫昌将军所创办。首任校长赵理泰，系北洋派老军官，段祺瑞的亲信。年轻学生不满赵校长的腐败老朽，发生驱逐校长风潮。袁世凯便信了荫昌的话，任百里为校长。（荫氏为百里老师，那时任总统府的侍从武官长。）可是，在“袁与段”“新与旧”的门户之见中，百里虽有整顿校风军风的决心，依旧一筹莫展，百里入京请款无着，曾迫而自杀。那一响枪声，振奋了保定员生的奋发精神。他担任校长的时期虽不久，却使保定军校学生，永远记住这唯一的校长了。 在北洋军阀的末运，一九二六年前后，百里先做了吴佩孚的参谋长，接着又做了孙传芳的参谋长，都挽救不了日薄西山的终局。后来唐生智反蒋的运动，百里也参加幕后的活动。因此，他在南京，也经过一段时期的囚居生活。总之，他的军运永不亨通，一生只做幕僚长，而所帮助的又是走霉运的人物。说起来，可能和他所参与的研究系的政治命运有关，这也一言难尽的。 西安事变后，百里才和国民党有了进一步的关系，由“尊”而“亲”，由“亲”而“信”，蒋氏（介石）居然把自己兼任的陆军大学校长职位，让他来担任，好似他的库运已经走完了。哪知任职未数月，便在宜山病逝了，命矣夫！ 太史公李广传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这话，倒可以作为百里先生的评语。 保定军校校长 我说了百里先生担任民初的保定军校校长，由于军事当局的牵掣，愤而自杀。这一枪，却振奋了保定军校员生的精神，一般人心中，好似百里和保定军校，二而一，一而二。除了他，没有人再记起还有其它的校长了。每一军官，都以做了百里弟子为荣，有人还把创校的事功归之于他。因之，我说述百里一生的功业，便从他做保定军校校长说起。 清末新军，本该从小站练兵说起，可是，主持军政的荫昌在德国受军事教育，打算另外训练基本军事干部。各省都设立了陆军小学，保定军官学校则是中级军事教育。小站所训练的，都是行伍出身的下级干部，对于现代化军事技术，难于接受。陆军小学和保定军校，招收青年知识分子，在接受现代化军事技术上，确乎进了一步。可是，辛亥革命以后，各方所保送的军事干部，程度参差不齐，和原来的训练目标差了一大截。那位赵校长（理泰），原是小站旧人，却是烟瘾很重的旧军人。他自己既很少到学校办公，所聘教官、区队长，都是日本留学的陆军速成学生，无论学课或术课，都不能胜任愉快，引起学生的普遍不满。赵校长是段祺瑞的亲信，段氏护短，曾建议停办军校来打击学生的反校长运动。百里向袁、段二氏力陈训练军事干部的重要性，因此，校长职责落在他的身上来了。那时，袁世凯有意拉拢进步党的首要，借梁启超、蔡锷的声望来抗拒国民党。百里担任保定军校校长，也是袁氏拉拢梁、蔡一着好棋。 那时，百里先生只有二十九岁，年富力强，颇想有所作为。他辞了云南民政厅长职位来做军校校长，别人看来，当然是书生的傻劲。他到校第一件事，便是整肃员生的仪表：学生一律穿军装，带帽子，束皮带，扣好风纪扣，俨然是一个军人。他亲自巡视厨房，注意员生饮食营养，他自己和学生同桌吃饭，与学生同甘苦。他注重学生课业，凡是外国语、战术等课，绝对不许缺课，教官请假，他便代为讲解。他每天日夜分别巡视全校，注意学生的课余生活。先前的暮气一扫而空，而他自己的学识辩才，获得员生的钦仰。三个月后，先后检阅全校野外、课堂、内务、人事管理，显得各方面都有进步。可是官僚主义的旧习气，积重难返，聘任教官，改善副食，事事和学校经费有关。他向部中请款，函电频迭，却没有回音。他亲自到北京，向部中交涉，军学司司长魏学翰多方面留难。他曾电袁世凯请求辞职，袁不批准他；再向部中催款，部中还是不理。他知道他已经无法达成任务，只好一死以对国家和学校员生了。 一九一三年，六月十八日黎明（上一晚，他刚从北京回校，一夜没睡过），召集全校员生在尚武堂听训。他说话很低沉，却很悲痛，表明他自己在目前环境下，无法来实现训练新军教育的目标。“我自己不能尽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那时，他便拔出身怀的手枪在大众面前自杀了。〔2〕他写给教育长张耀亭的遗书道： “仆之殉职，为国家故。虽轻若鸿毛，而与军人之风气有关。乞告老母，不可悲伤。总长处，请告以军事非至善之目的不能成功，徒以彼善于此之言，聊以自慰，则军事永无振兴之日。” 赢得了左梅的爱情 尚武堂前的枪声，惊动了保定军校的员生，也惊动了北京的总统府，朝野谴责当局和慰问百里的电讯，也就发挥了百里采取自杀这一举动的积极意义。袁世凯立即下命令，令参谋总长荫昌、公府军事处处员朱庆澜驰赴保定查明真相，着（要）交通总长曹汝霖找日本外科医生赶往医治，并派张教育长代理保定军校校长。接着又派参谋次长陈宦前往慰问。百里一生温和谦逊，文质彬彬，那一回的坚决行动，更显得他的意志的坚定。他中弹后转身走了二十多步，才倒向地上，学生涌向上前去扶挽他，一同抬到校长室去。幸得伤势不重，经过了急救，便慢慢痊复过来了。百里也就此离开保定，回到北京去了。 在这场突发事件中，百里先生却又碰到另一传奇性的遭遇。那天，日本驻北京公使伊集院派往保定急救的，有军医平户和助手左梅。（左梅，日本北海道人，一八九○年生，姓佐藤。左梅乃是百里替她取的名字，因为他爱梅花，所以字之曰梅。她曾在日本护士助产专门学校毕业，在帝大产科实习五年，才派来驻中国日本使馆服务。）他们坐了英国式马车，从保定车站到了军校，她决想不到这回偶然的差遣，就决定她一生的命运。这位受伤的年轻军官，就成为她终身的伴侣了。那时，她只有二十二岁。 平户军医替百里仔细检查一过，发现前后有两口，子弹从背部穿入，由两道肋骨间波状地穿出来，心脏小叶尖被擦伤，幸而没有危险。只是血流积在腹胸，还不便抽取。他要他静养，把调理的责任交给左梅；平户回京去，左梅便留了下来。百里病势慢慢转好，左梅和他说得很投机。她鼓舞他对人生的忍耐精神与大无畏的意义，他这位领导群伦的校长，却受了这位异国女孩子的鼓励。这一来，百里先生便不知不觉陷入情网，他对她说：“我依你的话，不再轻生了，但以后遇到生死难关，没有像你这样的人在我的身边，谁来提醒我、鼓励我的勇气呢！”她仔细一想，这不是他对她求爱吗？她真想不到会嫁给中国人的。（我上面说过查猛济兄和百里先生是内亲，百里的原配夫人查氏，正是猛济的姑母。） 百里病愈后，不再回校长职位，段祺瑞派了曲同丰继任，他就到天津休养了三个月。以后的职务，便是军事处参议的闲职。百里在天津川田医院疗养时，京方已通过外交关系，经由平户军医传达百里正式向左梅求婚之意；左梅也打不定主意，便托词回国省亲来冲淡这场尴尬的婚姻。她回国以后，百里也去了许多信，她曾经决绝回了百里一信：“我不会说假话，不妨把真情告诉你！日本女子嫁给中国人，有很多的困难，而我又必得上承父母之命才行。我已向父母说过，他们说：‘日本不是没有好男人，又何必嫁给一个身带暗伤的中国人呢？’看来事已无望，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可是百里比她还要决绝说：“我因你而生，你现在又想置我于死地，我马上到日本，要死就死在你的家里！”这一来，百里毕竟赢得左梅的心了。百里的士官同学周赤忱〔3〕，替他把她接了回来，他俩是在天津德国饭店结婚的。 注释 〔1〕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亦云：“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毕业，夺锦标本是他的惯技，可是在日本人看起来却是件了不得的事：士官榜首例由天皇赐刀，日本人引为殊荣，这荣典为中国人所得，日本学生便又引为奇耻大辱了。……士官自第四期起，若干课程中日学生分开来授课，就是预防中国学生再夺锦标的动机。” 〔2〕此事在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中有记录一位学生的事后感，详文为：“这是蒋校长给我们上的另一课，这一课名曰军人之精神教育。负责任是军人所必需的，别人只在口头说，他却以身作则，不仅见之于行动，甚至不惜贡献他宝贵的生命。中国如果有人继续这精神，则军人负责任和不计成败生死的风气早已建立起来，而中国也不会弱到这地步了。” 〔3〕周赤忱，名承英，士官四期生。后蒋百里与左梅在德国饭店的婚礼请周做了现成的冰人。 [book_title]第三章　欧游前后 文节先生宜水东，千年又致蒋山佣。 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 名近士元身得老，论同景略遇终穷。 知君最是梁夫子，苦忆端州笑语融。 ——章士钊挽百里 反袁运动 民初政治运动，进步党介于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他们曾经站在袁的一面，帮助着袁来打击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却又在袁世凯帝政自为时，和国民党组成联合战线共同反袁。过去写民初历史的，因为同情国民党的失败，而对进步党作贬辞。到了国民党执政时，官书式的历史，对若干民初政事，又有种种不同的曲笔。我们该记得一九四一年，已经是抗战第四年，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忽然颁发褒扬梁启超的明令，一篇六四文字，几乎编者与读者都不知道是何道理。我说：“这便是表示国民党与进步党（研究系）之间的恩怨已了，当局重新承认梁启超在民初政治运动中的地位，推许他在反袁工作乃是主要的人物。也可以说：国民党方面自己承认过去多少是吞天之功以为己有的。” 我们承认反袁世凯帝政运动中，梁启超、蔡锷、戴戡是主要人物；在其幕后，便有蒋百里和李小川。李小川，在民初，也是很活跃的人物，近年来，已经很少人知道他了。他是云南人，四川武备学堂毕业，以十八岁青年为四川总督锡良所契重。光绪三十二年，彰德秋操中，李小川从四川北来，蒋百里从关外南行，相会于彰德。一夕深谈，深相契合。小川回川，百里赴日转德留学，途中，小川曾接到百里写给他的一封信，云： “小川吾兄阁下：河梁一握手，北走南驰，正不知此日行旌行将何指，而此书之能入公目触公手者，又复不知何日？仆之作此书，则九月十四日离芜湖十里许长江轮舟中也。仆预定十五日至申，二十东渡。出汉口，乃知申甫兄（四川武备学堂教官，徐孝刚之字，百里同期同学，四川军界前辈，四川军人多出其门）已向宜昌。本有言欲由申甫转达，今无及矣。阁下以明敏之资，又复富于研究。务记扩其眼界而坚其志向，则此后功业，要非仆所能识也。仆之于君，交仅一面，遽腼颜作此等语，人或笑之；但区区之忱，固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也。到东后，公如有志再往东留学，尽以书来，一切事当为君设法任之。临风怀想，不尽依依。”〔1〕 百里巨眼识英雄，小川感恩报知己，他们两人之间，便建立了不可破灭的友谊。 反袁之役，梁启超和蔡松坡唱了双簧，蔡松坡和蒋百里也唱了双簧，等到他们脱离了虎穴，南下转往西南，起兵讨袁，百里也就离开北京。（百里从总统府出来，写了五封信留给左梅夫人，左梅当然很会意。他从东门出城，骑驴到廊坊，乘三等车到天津，即转车南下的。）而替西南军人带信给蔡松坡的，便是李小川。后来，蔡松坡督师入川，李小川以慰军使名义入川，任蔡氏的军参议。百里辗转入川，他的夫人左梅，也离京往上海回日本新潟小住。蔡松坡军中得病，情势危急，百里便伴着他同往日本诊治，药石无效，蔡氏遂在日本逝世。（那时，松坡只有三十五岁。）因此，袁帝暴卒，帝政虽已推翻，而川局一直混乱；蔡、蒋一番雄图，也就化为泡影了。在混乱局面中，戴戡、张耀亭都被川军所杀，李小川和百里看到情势已不可为，也只好离开四川了。这是百里接任保定军校的挫折后的另一逆境。 注：中国的政党一直还保留着封建社会关系。百里之于梁启超，私人友谊甚深，处于师友之间。因此，大家认为他是进步党研究系人物。据说，百里并未参加进步党。同时，他和国民党也只是朋友，并无党的关系。此说足备参考。 欧游新见 进步党的政治生命，在反袁运动中露了锋芒，随着蔡锷的病逝，戴戡被暗杀，又黯淡下去。百里先生在四川不能立足，又回到北京过闲散的军职生活。他的朋友梁启超，依旧在北洋派军人屋檐下想有所作为，但在冯国璋、段祺瑞当权时，可以说是一事无成，也曾想撇开政治活动，从事大中华的言论工作。百里的京居生活，一天一天困难下来，（百里任将军府将军，月薪二千元，因为国家财政破产，开头还可月支八百，不久又减半为四百元，后来折扣愈大，每月所得不足三百元。）可是他的学问精进，在军事学研究上，开出了前无古人的新局。他不愧为战略及战术专家，却又酷爱莎士比亚戏剧，又是文学名家。（梁启超主办《庸言报》及《大中华杂志》，凡有关军事论文，都由百里执笔。）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梁启超氏以欧洲考察团团长名义访问欧洲各国。团员如刘崇杰（外交）、丁文江（工业）、徐新六（经济）、张君劢（政治）、蒋百里（军事），都是一时之选，各有所长的。他们一九一九年一月二日到了伦敦，在英国住了一星期，即赶赴巴黎，参加一月十八日启幕的和平会议。这一考察团，实际上便是中国出席和会代表团的咨询机构。三月以后，他们便从巴黎出发，泛游欧陆各地，参观欧战遗迹。在那十个月的游历中，成熟了百里的军事新见地。我们知道他曾经编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商务版），这是梁氏请了法国学人演讲，由百里笔录加以整理而成的〔2〕。当时，百里写成全稿，请梁氏写篇序文；梁氏对文艺复兴颇感兴趣，而以清代学术相比较，下笔万字，一写就是十来万字，儿子大过了娘；梁氏稍加补充，便自成一书，便是那本有名的《清代学术概论》（商务版）。又由百里替梁氏作了序，梁氏再替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写了短序，这也是一段佳话。 百里的军事知识，从日德两国而来。德国在第一次大战中失败，正予百里以最好的教训。〔3〕他们从马因河（马仑河，今译为马恩河）经凡尔登入洛、亚两州〔4〕，折而走莱因河（莱茵河）右岸联军阵地，再取道比利时循着缪司河，穿过兴登堡线，再转到巴黎来。这便是大战中相持最久的西线。正如德国军事哲学家克劳塞维尔支研究拿破仑的失败一样，百里处处留心德军战败的因素。（关于这一部分，梁启超曾写了《欧游心影录》。） 和百里先生的军事新观念相表里，鲁登道夫写他的《全民族战争》，百里先生主张寓兵于农，战斗与生活相一致，特别推许瑞士的民兵制。（关于民兵制，百里另有专译，商务本。）百里先生在鲁登道夫《全民族战争》的序文中说：“当一个民族吃了大亏之后，自然会发生一种重新估计运动。但是革新运动的人物，大都在当时失败过程中，不曾负过相当责任。群众本来是感情的，所以这时候只知道清算过去。因为破坏一切的理论很容易成立，却不能指导未来。因为改造社会的实际不是靠理论，而是靠行动。民族第一次反省的过程，总是这样，所以真正的成功，必在第二反省时代。这个时期，大约总在二十年左右。”他指出鲁登道夫，是个普鲁士军官，在第二反省时代，本其实际经验，发为革新运动之指导。这在德国民族看来，真是鸿宝。 百里指出未来战争的轮廓，他说：“未来的战争不是‘军队打仗’而是‘国民拼命’；不是一定短期间内的彼此冲突，而是长时间永久的彼此竞走。”他在一九三七年，已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只在三四年之内，真是不幸而言中了。 百里先生从欧洲考察归来，恰好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大时代。那时期，领导这运动的，和国民党很少关系。梁启超有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颇想一面整理国学，一面灌输西洋新思想及新学识，融会起来，确定中国的文化路线。他们组织了三个推进新文化的机构：①读书俱乐部，后来与松坡图书馆合并。②在北京（石）达子庙欧美同学会内设立共学社，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文艺各种文稿，由商务出版丛书。③由梁启超、蔡元培、汪大燮（外交家）三人共同发起讲学会。每年请一国际学者来华讲学。这三机构，都由百里先生主持，讲学社也由他任总干事（那几年，先后请了杜威、罗素、太戈尔（今译泰戈尔，下同）、杜里舒来华讲学）〔5〕。而张东荪在上海办《时事新报》、蓝介民在北京办《国民公报》、陈博生主编《北京晨报》都是策动新文化运动的力量。孙中山虽是革命先辈，对于文学革命、文化革命却是后觉者。国民党党人，比研究系人士也反应得迟慢一些。 可是，百里先生所说的“书生造反，三年不成”的弱点，正在他们那一群人留存着；他们都是“只敢梦周公，不敢梦文王”的书生。其间有一段有趣的插曲：当时的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他手下有四位秘书：陈博生、李大钊、霍俪白和某君，都是研究系的知名之士，开明而进步的。有一回，李氏写了一篇以大家庭生活为素材的小说：说这一家有三位少爷，他们一同爱着一位婢女。那大少爷，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二少爷是个安分守己的人，想改造家庭而缺勇气。只有三少爷，想脱离家庭实行革命，那婢女，她对大少爷早已厌恶，对二少爷虽有意而嫌其不中用，最后她跟着三少爷跑了。他所说的大少爷是北洋派，二少爷自然是研究系的书生，而三少爷是影射国民党和共产党。婢女便是代表如李氏自己这样的青年人，他终于脱离研究系，成为共产党的信徒了。（百里先生依旧是二少爷。） “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之一致” 在百里先生的论文中，大家最推许的一篇，乃是他从中国历史解释国防经济学的基本原则〔6〕。他遗留下一句名言：“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 他说：生活与战斗本是一件东西，从两方面看，但依经济及战斗的状态之演进，时时有分离之趋势。希腊罗马虽在欧洲取得文化先进美名；但今日继承希腊罗马文化的却并不是当年的希腊人、罗马人。具有伟大的文化而卒至衰亡的总原因，就是生活工具与战斗工具不一致。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之一致，有因天然的工具而不自觉的成功者，有史以来只有二种：一为蒙古人的马，一为欧洲人的船。因觅水草就利用马，因为营商业就运用船，马与船就是吃饭家伙，同时也就是打仗的家伙，因此就两度征服世界。有费尽心血用人为制度的成功者，也有两种：一为欧战时才发明，十年来才实行，西人的国家动员。一为中国三千年前已经实施的井田封建，它的真精神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之一致。 我也是一直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因此，对百里先生的解释十分感到兴趣。他说：封建不是部落割据（近人指部落割据思想为封建思想者，系运用名词的误谬），是打破部落割据的一种工具，“封”就是殖民，“建”就是生活（经济）战斗（国防）一致的建设。“井田”不是讲均产（在当时也不是一件奇事），是一种又可种田吃饭、又可出兵打仗的国防制度。懂得这个道理的制度是周公，继承之的是管仲，（《左传》：“齐之境内，尽东其亩”，就可证明田制与车制国防之关系。）最后成功的是商鞅。井田制到商鞅已是八百多年，一定是同现在的鱼鳞册一样，所以开阡陌正是恢复井田。（百里的话并非是怪论。封建本是把周室的亲属分别放到各部落中去，让他们去和那些部落发生同化作用，这样，才开始了春秋战国的文化交流与发展。）百里又说：要实行此种一出两便的制度，必须有一先决条件，就是要实际与理论绝对的一致之人才。《左传》，到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好的一部模范战史，他叙述城濮之战时说：“晋文公作三军，谋元帅。曰郤氏可，说礼乐而敦诗书。”我们一定想到，礼乐诗书，到底是不是做元帅的唯一条件？其实当时的一群贵族，没有一个没有部属的，也没有一个不会打仗的。从这许多武士中间，寻出一位说礼乐敦诗书的人来当元帅，这自然是正当的。因为那时贵族的教育，是礼、乐、射、御、书、数，件件都是人生实用的东西。 两汉以后，士大夫阶层走入了歧途，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脱了节，乃形成了民族衰败的致命伤。从那以后，社会活动分子与知识分子不绝的暗斗。知识分子之内，又每形成两派自相残杀，一民族中的最重要的细胞，始终在暗斗状态下，因此养成了知识阶级的两件不可救药的痼疾：一就是不负责任。（读书人的最高理想是宰相不是皇帝。他说孔夫子只敢梦周公，不敢梦文王。）二就是不切实用。（自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而改为《诗》、《书》、《礼》、《乐》、《易象》、《春秋》的六种书，是一大关键。）譬如酿酒，酵素坏了，譬如爆药，雷管湿了，举天下之良法美意无上妙品，一一须经过这一道腐败幽门，而后能入于中国社会。百药罔效之总因，岂非在此？ 最后，百里先生对于知识分子表示绝望以后，曾说了一句牢骚的话：商店的学徒，工匠的艺徒，要是夜间能读上一点钟的书（就是在实际事物中过生活的人而能习取知识），恐怕倒可以负起复兴民族的责任，而每天坐汽车包车，在中大学上六时以上的功课的，恐怕将来只能做学理上的教授罢了。在我们眼前，他的遗言不正是先知的启示吗？我是信仰百里先生军政理论的人，我对于人民公社的伟大前程，以及对学生劳动教养的绝对赞同，便是从百里先生的“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相一致”的论点而来的。 百里先生又曾说：“从古创业帝王，大多出身草莽，而以书生统治天下者，只有两人：一为王莽，一为曹操。宋代以后，书生气质愈趋委靡，充其极只求为相，不求为王，故国家气势薄弱，汉族不振，常为外寇所侵。”假使他现在还活着，我相信他对于当前政情的评价，一定在前贤之上的。 附一：《欧洲文艺复兴史》序 梁启超 余与百里游欧偕归，百里著《欧洲文艺复兴史》。及成索余序。余曰：“文艺复兴者，由复古得解放也。果尔，吾前清一代，亦庶类之。吾试言吾国之文艺复兴而校其所以不如人之故，可乎？”百里曰：“善。”余本此意为序，下笔不能自休，及成，则篇幅与原书埒。天下固无此序体，不得已宣告独立，名曰“清学概论”，别索百里为余序。然对于百里之诺责，不可不践也，故更为今序。 序曰：吾侪欧游中，百里常昌言于俦侣曰：“吾此行将求曙光。”俦侣时辄戏诘之：“曙光已得乎？”曰：“未也。”如是者数四。及将归，复有诘者。百里正色言曰：“得之矣。”至所得为何等，则未尝言，吾侪亦殊无以测其浅深。及读此书，见其论欧洲文艺复兴所得之结果二：“一曰人之发现，二曰世界之发现。”意者百里之得“曙光”，其亦新有所发现于此二者耶？夫“世界”则自有世界以来而即存在者也，“人”则自有人以来而即存在者也。而人乃以为欧人于文艺复兴后始发现之。则前乎此未尝发现也；而他族之未经“文艺复兴的”之磨炼解放者，皆其未尝发现者也。吾民族其已有此发现耶？否耶？吾甚难言之。虽然，亦在乎求之而已矣。吾侪处漫漫长夜中垂二千年，今之人皇皇然追求曙光饥渴等于百里者，不知凡几也。不求而得，未之前闻；求而不得，亦未之前闻。欧洲之文艺复兴，则追求之念最热烈之时代也。追求相续，如波斯荡，光华烂缦，迄今日而未有止。吾国人诚欲求之，则彼之前躅，在在可师已。然则此书者，吾不敢径指为百里所得之曙光，然吾有以窥其求曙光所由之路也。百里自言此书根据法人白黎许氏讲演。此讲演吾实与百里同听受，本书不过取材于彼云尔。至于论断，则皆百里自摅其心得。吾证其为极有价值之作，盖述而有创作之精神者也。 民国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二：《清代学术概论》序 蒋百里 方震编《欧洲文艺复兴史》既竣，乃征序于新会，而新会之序，量与原书埒，则别为清学概论，而复征序于震。震惟由复古而得解放，由主观之演绎进而为客观之归纳，清学之精神，与欧洲之文艺复兴，实有同调者焉。虽然，物质之进步，迟迟至今日虽当世士夫大声以倡科学，而迄今乃未有成者，何也？ 且吾于清学发达之历史中亦有数疑问： 一、耶稣会挟其科学东来，适当明清之际，其注意尤在君主及上流人，明之后，清之帝皆是也，清祖康熙，尤喜其算，测地量天，浸浸乎用之实地矣。循是以发达，则欧学自能逐渐输入，顾何以康熙以后，截然中辍，仅余天算，以维残垒？ 二、致用之学，自亭林以迄颜李，当时几成学者风尚。夫致用云者，实际于民生有利之谓也，循是以往，亦物质发达之门，顾何以方向转入于经典考据者，则大盛，而其余独不发达，至高者，勉为附庸而已？ 三、东原理欲之说震古铄今，此真文艺复兴时代个人享乐之精神也。“遏欲之害，甚于防川”，兹言而在中国，岂非奇创。顾此说独为当时所略视，不惟无赞成者，且并反对之声而不扬，又何故？ 四、迨至近世，震于船坚炮利，乃设制造局，译西书，送学生，振振乎有发达之势矣。顾今文学之运动，距制造局之创设，后二十余年，何以通西文者，无一人能参加此运动。而变法，维新，立宪，革命之说起则天下翕然从之，夺格致化学之席；而纯正科学，卒不扬？ 此其原因有原于政治之趋势者，清以异族，入主中夏，致用之学，必遭时忌，故藉朴学以自保，此其一也。康熙末年，诸王相竞，耶稣会党太子，喇吗党雍正（此言夏穗卿先生为我言之），既失败于外，又遭谗于罗马。而传教一事乃竟为西学输入之一障害。此其二也。有原于社会之风尚者，民族富于调和性，故欧洲之复古为冲突的，而清代之复古，虽抨击宋学，而凭圣经以自保，则一变为继承的，而转入于调和，轮廓不明了此科学之大障也。此其三。民族尚谈玄，艺术一途社会上等诸匠人，而谈空说有者，转足以自尊。此其四。今时局机运稍稍变矣，天下方竞言文化事业，而社会之风尚犹有足以为学术之大障者则受外界经济之影响，实利主义兴，多金为上，位尊次之，而对于学者之态度，则含有迂远不适用之意味，而一方则谈玄之风犹未变，民治也社会也与变法维新立宪革命等是一名词耳有以异乎？无以异乎？此则愿当世君子有以力矫之矣。 民国十年正月二日 附三：德国战败之诸因 蒋百里 一　总说 可胜则战，不可胜则不战。三尺童子识其义，而实行也则虽大智有未能焉。战与不战，政略之事也。胜与不胜，兵略之事也。有可胜而不可战者（如日本时中国山东问题下哀的美敦之时），有可战而不可胜者（如开战时之比利时），故政略与兵略之间，有微妙之联络。此之所谓可战可胜者，即彼之所谓不可胜不可战者也。而彼之可胜可战，即此之不可胜不可战。故敌与我之间，有对抗之作用。胜败不可以预测，和战不可以强求。是故有以不能不战之国家，而处于万不可战之地位，乃不得已侥幸于一战以求成功者，则一九一四年秋德国之形势是也。 所谓不能不战者何也，兵之为物也有极端性，未有不求战而其兵可强者，亦未有兵既强而不求战者。且以军事之优势而立国，一旦迄于彼我之间，强弱之势得其均衡，则后此之危益可知。自兵略言，千九百十四年时，为德计亦一机也，为奥战则同盟固，一也。英疲于内政，而俄、法之军政改革未竣，二也。自此以后，将或并此侥幸之一胜而不可得矣。虽然，此可胜之机，而非可战之机。此不能不胜之消极原因，而非可战之积极原因也。而不能不战之根本，则实由于其国家之状态不自然。 所谓万不可战之地位者何也？则政略上包围之形势已成也。包围之形势孰致之？德人实自致之。而德人自言曰：是原于德之存在与发展也。存在故见忌于法，发展故见忌于英，令有病食伤者，执不食则死之例以自解，而归咎于食物之消化不良，岂通论乎？存在与发展，自然之势也。所贵乎政略者，则人为调剂也。故自致于万不可战之地位，其原因当归于政略之失败。 不能不战而万不可战，此两极端之间必有一进路。而德人则过信其度，求解决于侥幸之一胜。以兵略上一胜之效，而转移政略之形势者，史庸有之。虽然，可幸得不可强求也。所谓不能使敌必可胜也，过信其可胜之度，欲以一时优势之兵略，转移数十年来失败之政略，此不可得之数也。姑勿论马仑之战败焉，纵得巴黎，苟法军之主力得退以自保者，则最后之形势终不可易。而此退以自保之权，则操诸法不操诸德，此则战略之失败也。要之，以政略之失败，而致自陷于进退两难之地位，不思变其政略而思以兵略济政略之穷，则败战之主因在焉。得取上之说而推论之。 二　国家之状态不自然（时时在不能不战之地位） 扩充战备即所以维持平和，此片面之真理，凡以证一国之状态日处于不安之地位是已。十九世纪日耳曼民族之统一运动本有二派：其一派欲依国民之发动而成，其一派欲藉普国之武力而成。自“弗兰格福村”国民大会之失败，而俾斯麦相普，遂战奥败法而德帝国以成。成则成矣，而内外形势皆处于不自然之趋势。法人建国，根本不利东邻之有强国，而亚、洛二州之割，几等于文身之耻，每饭不忘。而欧洲战云，时隐时现，一也。个人自由之伏流其来源极远，以军事建国势必趋于武断。不发于此，则伸于彼。而社会党承产业发达之结果，其勃兴较他国为尤甚，二也。逆其势而镇之，厥维军备，然国民皆兵之秘钥，已公开于世界。子能之，人亦能之。互竞极其度，必有一日能发不能收者，故毛奇有和平无永久之言，而俾斯麦有二重保险之策。凡自知其国步之艰难，不能不苦心以求自济也。 此种不自然之形势，乃随国家强盛之状而益增其度。其在外，则德、法之世仇，而重以德、英之冲突，而三国协商日进于成。其在内，则政治之自由，加以贫富之阶级，而社会主义日趋于盛，扩充军备一之不已，至于再，至于三，凡以求平和及以求战也。夫一国而至于求战以自保，此可暂不可久之势，必有一日至于败者也。维廉二世之失败，特速其时耳。以包围启败战之端，以革命结败战之局，莫或致之，若或使之，呜呼！谓维廉一世即位之日，即伏五十年后败战之基，固属过言，而原始要终，于政略之由来，固不能不就其建国之本源一下深沉之观察也。质而言之，不能不战者，德国国家之历史性使然也。 三　政略上之失败（自陷于不可战） 凡俾斯麦之所谓同盟条约者，中间无不有战之一义，盖以求于国际间自立于可战之地位也。惟我可战则人不可战，和战之主动在我，而和平可得，此则政略兵略间之微妙作用也。自威廉二世，而此间之作用失。当普之初盛，奥忌之，法讵欲之？同一不欲也。而使之发不同时，此外交之成功也。自威廉二世，而是中之要领亦失，于是法之复仇，俄之南下，英之海外政策，三者汇于一流，包围之势成，而和战根本之主动不复在德手矣。请言英、德军阀视英、德之冲突，一若既定之运命不可逃者然。以为纵无南阿之争，纵无摩洛哥之干涉，海军即不扩张，比之中立即不侵犯，苟德之商工业一日存在，则英必有一日参战，果也必有一日也。拿破仑之世，必有一日与普战也，而究何当于奥之败、普之兴也？请言俄，俄、德之交败于奥。然战事之证明，则知联奥之得，不足以补拒俄之失。夫奥之为国，不适于民族国家之大势，援奥则逆势而从井救人也。俄之南下，非英之利，拒俄则何为者也？是则三十年来左周右旋，以自陷于万不可战之地位者，德人自取之也。 四　兵略上之失败 兵略上失败之原因，则过信其度之失，到处发见。马仑役之前，法军之退也，其目的在自全而待机。自由退，非败退也。而贸然减西力以东援，且大胆绕巴黎要塞之前，遂遭败战。其过信一也。凡尔登之役，竭其所有人员材料以攻坚，自以为可胜，则狃于盎威斯要塞之易下也，牺牲数十万，而卒为法人所龁。于兵略上且无丝毫影响，遑论政略？其过信二也。最后之攻击，及五次之多，倾其东力以西，亦自以为必胜。胜诚胜矣，略地多而卒无补于大势，又粘守其线，不肯速退，遂为人所攻，至一退而不可复支。其过信三也。且惟其过信也，故动作反变为不彻底，开战之初，壮丁之未受教育者百万之多，国民皆兵之义云何？一也。东普要塞之不坚，急则救之，而忘菲烈德牺牲柏林之坚忍，以致西方之失败，二也。瓦萨之役，俄军几不能退，而苟安于正面攻击，三也。罗马尼亚既亡，不乘时以定希腊，逗留国境，以致布加利亚之脱盟，四也。乃至过信飞船长炮可以胁巴黎、伦敦，过信潜艇作战，而引入美人之参战，则尤众目所共见者矣。 五　结论（军阀之祸） 吾今综其败战之诸因而为抽象之结论，则有一义焉，曰：军阀之为政，以刚强自喜，而结果也必陷于优柔而自亡。外强而中干，上刚而下柔，是其征也。“将来之在海上也”，“力即真理也”，德帝所以惊世之言也。夫其声洪者，其中空也。世界之日醒，而自己被动之运命定，故凡今日军阀所自辩其不得已者，皆足以自证其强之失也。俾斯麦性格刚毅之人也，不能容而去之太早；兴登堡亦性格刚毅之人也，不能容而用之太迟。奉令承教之人多，所谓才者则局部之人物，能见其小不能见其大，能见其一部不能见其全体。夫英之初战，八万人耳。自德军人视之，诚不足道，而不知卒以自疲也。故军阀派以军事上种种不彻底之处置为败战之源，而不知此不彻底之根本实原于自身之阙点。夫必众皆强而己始能强，然众之强有时适足为己之弱者，此古之英雄所以终于失败者多也。 附四：从中国历史解释国防经济学的基本原则〔7〕 蒋百里 国家士气消沉到如此地位，要不指出真正一条路线，一件法宝，谁还能取得一种自信力。唯心耶？东方文化耶？禅家的心性，宋儒的理气，移植于东邻以养成所谓武士道，而出产地之中国则无役不失败；唯物耶？西方文化耶？瓦德之机器，爱迪生之电气，在他人以之殖国富，扬国威，以建设所谓资本主义，五十年前之日本亦一半殖民地耳，而较日本输入西洋文化更早之中国，则农村宣告破产，工厂要求救济。人之无良，百药罔效耶？果尔则华族一名词，早应消灭于数百年以前，而何以时至今日犹有此一大群众生息于大陆？我们且检讨过去，找出华族的真实本领是什么？ 我于民族之兴衰，自世界有史以来以迄今日，发现一根本原则，曰“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生活与战斗本是一件东西从两方面看，但依经济及战斗的状态之演进，时时有分离之趋势。希腊、罗马虽在欧洲取得文化先进美名，但今日继承希腊罗马文化的却并不是当年的希腊人、罗马人，具有伟大的文化而卒至衰亡的总原因，就是生活工具与战斗工具的不一致。 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之一致，有因天然的工具而不自觉的成功者，有史以来只有二种，一为蒙古人的马，一为欧洲人的船。因觅水草就利用马，因为营商业就运用船，马与船就是吃饭家伙，同时也就是打仗的家伙，因此就两度征服世界。有费尽心血用人为制度而成功者，也有两种，一为欧战时才发明，十年来才实行，西人的国家动员。一为中国三千年前已经实施的井田封建，他的真精神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之一致。 封建不是部落割据（近人指割据部落思想为封建思想者，系用名词的误谬），是打破部落割据的一种工具，“封”就是殖民，“建”就是生活（经济）战斗（国防）一致的建设，“井田”不是讲均产（在当时也不是一件奇事），是一种又可种田吃饭、又可出兵打仗（在当时就是全国总动员）的国防制度。懂得这个道理的创制的是周公，继承的是管仲，（《左传》：“齐之境内，尽东其亩”，就可证明田制与军制国防之关系。）最后成功的是商鞅。井田制到商鞅已是八百多年，一定是同现在的鱼鳞册一样，所以开阡陌正是恢复井田。这是我发见出来的华族的真本领，诸公若能系统的叙述，出来使青年感觉到我华族固有的本领之伟大，从前可以统一亚洲大陆，将来何尝不可以统一世界，或许于现代销沉的士气有点补救。 但是要实行此种一出两便的制度，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实际与理论绝对的一致之人才。《左传》，到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好的一部模范战史，他叙述城濮之战时说，“晋文公作三军，谋元帅。曰郤氏可，说礼乐而敦诗书”。像现在的想象，礼、乐、诗、书到底是不是做元帅的唯一条件？其实当时的一群贵族，没有一个没有部属的，也没有一个不会打仗的，从这许多武士中间，寻出一位说礼乐敦诗书的人来当元帅，这自然是正当。因为那时贵族的教育，是礼、乐、射、御、书、数，件件都是人生实用的东西。 陶希圣先生在游侠研究里，指出了两种不同的团体，我见了欢喜的了不得，这是历史上的大发明。 而我以为就是这一点是三千年来民族衰败的致命伤，项羽的士族团体既失败，而韩信死，张良逃，萧何辱，自此以后活动分子与知识分子不绝的暗斗（莽操之篡与历代的文字狱），知识分子之内又每形成两派自相残杀（历代的党争），一民族中的最重要的细胞，始终在暗斗的状态下，因此养成了知识阶级的两件不可救药的痼疾。一、就是不负责任。（读书人的最高理想是宰相不是皇帝。）二、就是不切事实。（自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而改为《诗》、《书》、《礼》、《乐》、《易象》、《春秋》的六本书，是一大关键。）譬如酿酒，酵素坏了，譬如爆药，雷管湿了，举天下之良法美意无上妙品，一一须经过这一道腐败幽门，而后能入于中国社会。百药罔效之总因，岂非在此？ 历史上也曾发见几次沉痛的呼声，如清初顾亭林之提倡朴学，就是对于不切事实的反抗，但这种运动因为活动分子与知识分子暗斗之结果，事实派的颜元、李刚主终归失败，而一变成为考据，考据派的精神果然是科学的，但实际上还是几句死话。太平天国时代胡文忠的包揽把持，曾文正的《挺经》第一章，就是对于不负责任的反抗，但仅仅能做到一部分的成功，而从暗斗出身之李鸿章，仍为这不负责任不切事实的大潮流所打倒，以演成今日刻骨伤心的外交局面。 活动分子即主权阶级的性格，就是根本与知识分子相反，他的长处：（1）是肯负责任，但是容易流为武断，（2）能切事实，但是容易流为投机，武断则不能集众人之长，投机则不能定久长之计，这两件事于近代式国家发展是不相宜的。 知识分子道德上也有他的特长：（1）他能自持廉洁，（2）能爱护后进。惟其自持廉洁，对于物质的欲望较淡，精神上有自己娱乐之处，所以当君国危难的时候，牺牲区区生命，不算一回事。历代殉国诸人的真精神，我以为根据于此而来的。惟其爱护后进，故传授学徒，著书立说，使几千年的历史有继续不断的成绩。王夫之、顾亭林于国亡家破之后，犹拼命著书，所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养成了华族悠长的气概。 汉高祖自己说，“我所以得天下之故，有三不如”，这是三千年历史上成败之标准，就是主权阶级（即活动分子）与知识分子合作，则其事业成，不合作则其事业败，所以中国治世时代，必以圣君贤相并称，乃至做坏事，也必须土豪劣绅互相勾结，这中间出身于知识阶级而肯负责任能切事实的人，只有诸葛亮、王安石、张江陵（张居正）、曾国藩诸人，在三千年中占极少数。 秦汉以后，政权武力知识分裂了（从前集中于贵族阶级），所以政治上有不断的竞争，而华族就渐趋于衰弱，但是我华族在这种压迫之下（竭力奋斗继续了三千年），还做一件惊人的大事，就是对于物的工作，就其奋斗的精神言，似乎蒸气（汽）机关的发明，未必算这么一回大事，从造纸、印刷、陶瓷、漆、建筑、雕刻乃至水车、机织，件件有独到的发明，不过为知识阶级所瞧不起，故不能有文字的记载，而学术的积聚性不能发扬罢了。 近五十年来，社会受环境之影响，发生了大变化，但其政治的演进可以分作几步说，第一步是知识与武力的合作（一、知识分子投身为军人，二、军人入学取得知识，三、社会中知识分子与活动分子的合作），这中间的聚散成败，有事实的证明，不必详述；第二步，当然是政权、武力、知识的一致，但应当切实注意者，就是知识分子还是不能切实的统制物质，所以民族的生活上根本发生了问题，而其所以不能统制物质的原因，也仍是因不负责任不切事实的两大弱点而来。 从顾颜的朴学精神，曾胡的负责态度，或许可以在酵素、电管中，加入一点新生命罢。但是新式的社会，更有一样要素名曰“组织”的，这组织两字的意义，就是说一件事，不是一个人，一个机关负责任，而是各最小单位（个人）各负各的特别责任，而运用上得到一种互助的成功，这就是新经济的要点，也就是国防的元素。我们还有一句俗话“行行生意出状元”，这是中产阶级的反抗呼声，也就是将来物质建设的基础。我们现在可以说有强兵而国不富者矣，未有富国而兵不强者也。 说一句牢骚的话，商店的学生，工匠的艺徒，要是夜间能读上一点钟的书（就是在实际的事物中过生活的人而能习取知识），恐怕倒可以负起复兴民族的责任，而每天坐汽车包车，在中大学上六时以上的功课的，恐怕将来只能做学理上的教授罢了。 民国二十三年五月稿 注释 〔1〕曹著引此函有缺失处，编者参照陶菊隐之《蒋百里先生传》略作校正。 〔2〕梁启超在蒋著《欧洲文艺复兴史》序言中如此写道：“百里自言此书根据法人白黎许氏讲演。此讲演吾实与百里同听受，本书不过取材于彼云尔。至于论断，则皆百里自摅其心得。吾证其为极有价值之作，盖述而有创作之精神者也。” 〔3〕蒋百里对德国之失败有一抽象的结论：“军阀之为政，以刚强自喜，而结果必陷于优柔而自亡。”本书将百里《德国战败之诸因》一文作为附录，以供参考。 〔4〕即为洛林、阿尔萨斯两州。 〔5〕所延名人杜威是由胡适之任翻译，罗素是由赵元任任翻译，泰戈尔是由徐志摩任翻译，杜里舒是由张君劢任翻译。 〔6〕此为蒋著《国防论》中之一节，本书收录附于本章后。 〔7〕标题为编者所加。 [book_title]第四章　在南北军阀混战局面中 方觊功能济国艰，岂知讣报发宜山！论兵迈古开中外，揽辔澄清志羽纶。天下英才犹待育，云霄立鹤早间关。腥膻遍地迷无路，渺渺征魂可易还。 忍将老泪哭齐年，童稚情亲倍黯然。岂仅文章垂后世，更无谈笑获随肩。攘夷方急中原日，斋志长悲欲晓天。伯道乏儿苏武妇，我来何处吊新阡。 松坡早谢韵松亡，黯黯同侪欲息铓。驱狄方期峰井伯，挥戈忽丧鲁灵光。才闻汉节旋殊域，遽报箕星陨鬼方。寂寞宜州山下月，只应黄九与参行。 龚生虽夭却成仁，殉国亡躯志已伸。还忆伤心严谴日，翻成尽瘁鞠躬身！青灯往昔几年少，白发而今一故人。从此逢秋倍增感，重阳风雨菊花晨。 ——高子白：《哭百里同学》 一九一一年以后的南北军阀混战局面，要用几句简括的话来叙写清楚是不容易的。南北的对立，一直那么僵持下去，在上海举行的南北和会，并没什么结果。而北与北的内部冲突，也一直持续着。不仅此也，皖、直、奉的忽联忽离，以及直内部的保洛异趋，爆出许多离奇场面。而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内部矛盾，以及粤桂滇川之间的乍离乍合，又是混乱的局面。百里先生带着一颗求统一的热心周旋于群雄之间，他处境当然不会很愉快的。 冯玉祥驻军南苑时，曾经邀百里到军中去作连续讲演，可是，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三日，冯军对黎元洪的迫宫，又使他十分失望了。他曾对张之江说：“总统的好不好是另一问题，总之，应求政治解决，军人不应该有这样的动作！”研究系那些政人，一直依附着军人来做政治活动，而军人政治一直不会依从宪法。这样的苦果，他们不断吃到了。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七日，吴佩孚应召北上，到北京主持讨奉的军事，他在四照堂点将，威风八面，固一世之雄也。他曾商请百里主持军务，因为百里曾在东北多年，对关外情势比较熟悉，可以胜任愉快的。百里却痛心于翻云覆雨的政潮，婉言谢绝了。吴氏又想请百里指挥两师直军到湖南去防止湘军的北伐，其意因为湘军首领赵恒惕是百里的同学，唐生智又是百里的入室弟子，百里指挥直军，便可以安湖南人的疑虑，也由于百里不愿投入漩涡而谢绝了。 当时，吴氏自以为打东北具有充分的把握，哪知由于冯玉祥的抽后腿，北京的局面大变，吴佩孚的雄图也就破灭了。百里有着旧时代士大夫的道义观念，在吴氏失意时，辗转到了秦皇岛，访问这位受挫的将军。他才明白旧时代的军人，一直自信力这么强，大势已去，还以为冯的回师，只是延长了他的作战期限，对最后胜利是绝对有把握而不会有多大影响的。他看明白吴氏的不识时务，便移家到上海去，住在慕尔鸣路。他自己到杭州去拜访孙传芳，那是他在士官的同学。这是直系的另一势力，百里心中原有团结直系这两势力的打算，一方面也是他想绾合南北的伏线。至于冯玉祥的国民军和奉军发生冲突，孙传芳乘机讨奉，而吴佩孚乘鄂督萧耀南的病逝，在汉口另开局面，以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自居，直系之中的离合，又打碎了百里的计划了。 在军阀的相互争夺的演变中，研究系文士也曾提出了联省自治的理想。（这一种政治理论的探讨，曾见于民初的《甲寅杂志》、《裁兵与国防》等专论。）当时，推行联省自治制宪的实行地区，正在苦于南北之战的湖南，谭延闿也是领导人之一。湖南省政府在岳麓山举行名流演讲会，随即制定湖南省宪，百里都曾身与其列。〔1〕同时，浙江的制宪工作，百里也曾参与着。（那还是卢永祥督浙时期。）这些工作也只是昙花一现，无疾而终的。我记得当年梁启超曾手写集陶诗一联赠百里，句云：“相期各努力，别后辄相思。”也可说是研究系那一群朋友的心怀。（孙中山是主张中央集权，反对联省自治的。陈炯明倒是赞成联治，这其间，就有各人的自己打算。） 那一时期，蒋太夫人逝世了！弔丧使者，有各方面的代表，有一位和百里一同北上的湖南代表龚浩。车过徐州，正当黎明，百里忽对他说：“将来中国和日本作战，津浦、平汉两线一定会被人攻陷的，现代中国国防只能以洛阳、襄阳、衡阳为根据地了！”在军阀混乱时期，他会预想到中日的战争，在那时确乎使这位湖南学生听了大为惊异的。 在孙传芳的幕后 百里先生，看明白了吴佩孚的牛性，知道在汉口没有回旋余地，便回到了上海。那时，丁文江任上海市长，陈陶遗任江苏省长，陈仪又驻防在徐州，他以为他们仍可左右孙传芳的意向。孙氏曾对陈仪保证不对广州作战，还曾派周赤忱到广州去（周氏系百里士官同学），其后陈仪到了南京，孙氏又告诉他，已加派陈其采到广州去了（时陈其采任杭州中国银行副总经理）。后来，百里知道孙氏变了卦，又到密室去规劝他，孙用很坚决的话对他说：“我是不想打，你们不要不相信我。”陈仪说：“既说不打，怎么会动员卢香亭第二师开到九江去呢？”孙却说：“这就是不打的用心。目前，江西防务空虚，难保对方不乘虚而入。我方必须增强实力，才可以避免双方的冲突。你徐州的兵，我一个也不动，你放心回去好了。”陈回到徐州，看见了铜鼓、修水双方接触的消息，又电询孙氏。孙氏回电请陈派人和革命军去接洽。陈氏推荐他的参谋长葛敬恩和参谋徐培根。等到他们从南京西上，吴佩孚已完全失败。蒋介石在江西主持军事，他们都不曾碰到面，而江西战事已发生了。 我们且看丁文江所透露的文献：丁氏之参加孙传芳团体，是有一个小组织：陈陶遗、陈仪、丁文江、蒋百里和刘厚生。然而一参加到里边，知道事情不如此简单。孙传芳要做的事，大者并不与他们商量。孙在军人中，很有才，很爱名誉，很想把事情办好，只是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就是近代知识太缺乏了。等到孙传芳与北伐军可和可战的时候到了，孙氏并不和他们商量了才（就）决定自己的态度。等到武穴紧张时，丁文江觉得非与孙氏彻底一谈不可了，他便去陈说一番。孙氏说：“我本来也这样想过，不过请你们看这一个电报。”这个电报是孙氏的在武穴的前敌总指挥打来的，大意说：现在听说联帅有与赤军（指北伐军）妥协的谣言，消息传来，军心不振。“赤军”皆南人，我辈皆北人，北人受制于南人，必无好日子过，且必为南人所弄。迫不得已，只有北人大联合云云。孙氏把电报给他们看了，便说道：“我不能不同张家（指作霖、宗昌）妥协。不然，我站不住。”丁氏说：“与二张妥协，政治上站不住。”孙氏说：“那就管不得这许多了。” 又据刘厚生先生的追记：当孙传芳秘密去天津求救于张作霖，给陈陶遗首先知道，便派人到上海去，叫刘厚生到南京去劝说孙传芳。因为刘氏没曾做孙手下的官，还有说话的余地。刘氏拉了丁文江同车往南京。由陈陶遗和孙氏说好了，他们便同去见他。刘氏先问：“孙帅到天津，见到张作霖了吗？”孙说：“我一到天津，就见了大元帅，大元帅见了我，很高兴，开口就说：‘老弟，你来了好极了！以前咱们的事撩在一边，永远不提。以后，咱们是一家人了，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我已打电报叫效坤（张宗昌）来天津，大家商量办法。’”刘氏便轻轻的问孙氏：“看见了杨宇霆没有？”这句话直刺了孙的心，他只说：“那小子！”以下就没有声音了。那之后，就是刘氏的说话。刘氏说了几种江苏人的愿望，他为孙氏设想，本为驱逐奉军而来，结果反迎请奉军来江苏，岂不是“为德不卒”，前后两歧？孙氏听了，约有两三分钟不说话。忽然开口问刘氏有什么意见。刘氏说到孙氏本是应江苏人的请求而来，胜败兵家常事，苏人决不怨他。但是江苏老百姓决不愿再受胡子兵的骚扰了，请他再考虑考虑。孙氏听了他的话。很坚决地回答道：“刘先生所谈，不能说是没有道理。但是我孙传芳脾气不好，我宁可啃窝窝头，不愿吃大米饭。我与国民党是不能合作的。我可以告诉刘先生，蒋介石曾派张群来找过我两次，我已拒绝他了。我对不起刘先生，也对不起江苏人，我抱歉得很！”孙传芳的暮境，就是这么的。 注：丁文江，地质学家，曾任上海市长。陈陶遗，同盟会会员，曾以参加革命被端方所捕，破格获赦，故改名“陶遗”。刘厚生，实业家，张季直的左右手。他们都是江苏人。百里和陈仪，都是浙江人。 不如意事常八九 我和百里先生相识时，很年轻，不懂事，他是我的父师之辈，一半是尊敬，不敢以小人之心来度他。后来，看看他生前的文献以及他的朋友们，如陈陶遗、丁文江的文献，还有前几年逝世的冷御秋先生的闲谈，才知道百里在那一段时期，自有他们的如意算盘的。他们这一群，把传芳从杭州捧到了南京，逐出了奉系的军队，成为五省联军总司令。孙氏原想请百里做总参谋长，他辞了不做。孙氏又准备请他做江苏省长或上海市长，他推荐了陈陶遗做江苏省长，丁文江做了上海市长。陈仪第一师驻防徐州，在东南这一角上，已经有了布置。而百里自己，又和夫人左梅化装到了汉口，就吴佩孚的十四省讨贼联军司令的总参谋长职务。他的心头，显然是想把直系两大势力联络起来，共同对付关外的张。不仅此也，和他密切相关的唐生智，正在用湘军力量和广东国民革命军相呼应。他就想通过唐生智的关系，让吴佩孚和蒋介石来携手，结合了孙、吴、蒋、集团来对付奉张。哪知吴佩孚的想法和他绝不相同，他所说的“讨贼”的“贼”，乃是无定向风。他认为奉张可以打倒，广州的革命军，也可以打倒，而目前最使吴切齿的，乃是冯玉祥的国民军。他的决策则是联张以讨冯，这就和百里的想法完全相反了。当百里从上海西行时，已经派刘文岛到了广州，和国民党方有所联络，哪知，吴佩孚的本意乃是联张讨冯以后，正准备回师来迎战北伐军的；又和百里的预想南辕北辙了。他到汉口以后，才知道吴佩孚的英雄之梦，旧军人的习气，蔑视时代环境而欲统一天下的豪情，都是不可救药的。 最有趣的讽刺，是他在汉口联军统帅司令部，居了总参谋长的名义。（吴和张的联络，却由张宗昌居间，并不让百里知情的。）而孙传芳也以联军总参谋长的职位等待他，一面，蒋介石正在兴师北伐，也对刘文岛说，请百里先生来担任总参谋长的职务。百里听了莞尔微笑：“我是生来只能做幕僚长的命吧！” 在吴大帅的那边，蒋百里是尊而不亲的，见面时，吴氏总尊之为“先生”。有一天，吴大帅做生日（三月初七），大帅夫人张佩兰邀了一些夫人打牌暖寿，左梅也在座。左梅因为不惯这种官场应酬，事前向大帅夫人告罪，说大寿正日，她不能来，因为她没有礼服，而且不惯于应酬。吴夫人却派靳云鹗夫人专诚邀请，她以盛情难却，百里又从旁鼓动了她，才勉强与宴。那天华堂盛会，夫人们都是珠光宝气，备极豪华，只有左梅朴素无华，泰然相处。有一位次长夫人问她：“蒋嫂子，你的先生做什么官的？”左梅说：“没做什么官。”那夫人讶然道：“不做官怎么过日子的？”左梅只是笑笑。别人告诉那位夫人，蒋百里乃是当代的诸葛亮。她回家问了自己的丈夫，才明白在刘备眼前，诸葛亮是比关云长、张飞都尊而且亲，亲而且信些。其实，吴佩孚并不是刘玄德，而蒋百里的时代，也已不是诸葛亮的时代了。 吴寿那天，靳云鹗夫人被安排在一个很不适当的席位上，或许张佩兰以为熟托，不会使她不快意的。谁知靳云鹗和吴佩孚的分手，就在这一天种了根。百里看明白了吴佩孚的主意，他就托辞和左梅东归上海。百里留书推荐他的好友唐天如做吴大帅的秘书副处长。百里一去，唐也转到香港做隐士去了。“夕阳无限好”，吴大帅的末运，也就在汉口注定了。他的大轴戏，乃是南口之战，打垮了冯玉祥，而汀泗桥之战，却被北伐军所打垮。 附：蒋母杨太夫人墓志铭 梁启超 海宁蒋方震丧母既虞，衔哀述先德。且寓书启超曰：“忆昔国难，同伏香港舟中。先生作家书，方震涕不敢侍，窃避以号。今几何时，而方震亦为无父母人也。方震微先生无与归。吾母微先生亦莫能传。知在矜爱，敢乞铭诔。”呜呼！方震书所述者，丙辰四月事。启超方以讨袁世凯在军中，吾父二月弃养。遗言勿许召启超，启超不自省其通天之罪。间数日，辄以书起居吾父，谓父健在，念游子之方而已。方震时方左右我，观而哀之。今方震亦以奔丧归，触前事而增痛也。启超与方震交逾二十年，居同学，出同游，天下事则同患难，以故知其行谊及其家世最稔。今兹衔恤，疚戚亦同。启超虽不文，于兹铭则义焉得辞。谨按太夫人海盐氏，实龟山先生之裔，二十四传而至笛舟先生，以绩学闻，即太夫人父。太夫人生而孤，无昆弟，茕独依母居。七岁，遭洪杨乱，困横转徒，数年始定，而母旋没。太夫人年十三耳，又越十有二年，始嫔于蒋。蒋故浙西名族，方震之王父讳光煦，字生沐，以善校勘，能文章，为道咸间学者宗，所称东湖先生也。东湖有子八人，其某讳学烺，字泽久，则方震父，东湖诸子，皆儒冠袭家业。泽久先生独以先天有肢体疾，弗与。以启超所闻于其里中长老，则其童幼时所历，颇与后稷隘巷平林事相类。故蚤失学而三十始聚。然性绝聪异，卒能以医学起其家云。太夫人之来归在乱后，家已中落，别下斋鞠为茂草，藏书荡然矣。归一年而举方震，又十三年，太夫人年三十有九。而泽久先生没。方震无同怀兄弟姊妹，与太夫人同也。方震语启超曰：“吾母自堕地以迄盖棺，其所历殆非恒人所克堪。髫年避乱，尝饿走一日夜，从乡人乞菜粥，哺外王母，侍外王母疾；风雪夜，涤中衣，腕际龟裂，泪渍之，倍痛焉。杨氏世传能截竹为衣，竹似珠，善辟暑，母精其艺，因得自力于衣食。犹且以其间读书史，晓畅义理。自方震始学语，唐诗、孝经及朱子小学，皆母授也。父故羸，尝以肝疾损目，不能视者积年。母布衣木簪，拮据内外，尝曰：‘昔人所教，勤俭持岁，若井臼缝纫之劳勚，米盐布帛之撙节，易为耳。若乃无米之炊，量出以计入，斯真难。而于其间侍病人，令其心气和平，教幼儿，令其神志发越，则尤难。’”呜呼！此太夫人良道甘苦之言。而古圣贤豪杰终身在忧患中，犹能出其学以格君而泽民者，又岂有他道哉。太夫人之善教，盖其天性。方震以独子，相依茹荼蘖，而所以督教之者未尝稍宽假。有过必痛责，责己则丁宁引喻。发其真悔，往往平子相峙而泣。方震弱冠踸踔，将游学海外，顾恋母不忍去，太夫人曰：“行矣！吾不以流俗人望汝，亦不以流俗人自待。汝夙孤露，能奋自树立，乃所以为孝也。”方震学成，服公职，稍有所入，以奉母。母则出之以创振坤女学，而躬自董理之。硖石之有女学，自太夫人始也。方震学问文章，世之贤达多能知之，其他日事业所就，盖未可测。视时会何职耳，顾启超久与游。独深敬其天性过人，盖尝间关数千里，两度急其友蔡锷、戴戡之难。既不可救，归时则与启超相对作孺子泣。又制行绝介，位至将军，而粥恒不继，曾不屑有所攀援，亦未尝戚戚。虽饥不忘天下，嘻！是皆秉太夫人之遗传及其身教，以克有是也。太夫人生清咸丰五年乙卯正月十三日，卒民国十二年癸亥三月十四日。得年六十有九，以某某年某月某某日葬于某某之原，宜铭。铭曰：墨氏教任，损己而益所为，斯道久绝于士大夫，而匹妇能蹈之，其将成教于厥子，以起一世之衰，后之续人鉴者视此辞。 注释 〔1〕1921年1月，湖南省成立“湖南自治根本法起草委员会”，蒋百里以学者名流身份在开幕式上作《论军事与联省自治》演说，并参与起草《湖南省宪法草案》。省宪中规定的义务民兵制，即为百里的建议，对湖南裁兵问题有相当的贡献。并曾撰《五十年来的湘军》一文，对湘军抱以很大期望。 [book_title]第五章　从混战到混战 白头离乱聚南荒，三日分襟各慨慷； 磨蠋半生悲往命，黄花晚节盼奇香。 宵深病急难求药，地僻医迟未处方； 如此人才如此死，旅魂悽绝鹤山傍。 ——张宗祥挽百里 在这儿要想在短短篇幅中，交待一九二七年——三○年间，国内错综复杂的军事政治局面，也是不容易的；但列传的体例，只许用很少的篇幅来写时代背景的。（假使读者看了不十分明白，只好请看我的《现代中国通鉴》了。） 袁世凯死后，由于北洋派内部分裂所造成的地方割据与混战局面，使国人失望极了。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大家以为北伐军扫荡了北洋派军阀，把国民政府从广州搬到了南京，国内统一可期了。哪知前一混战局面刚结束，而以蒋介石为轴心的混战局面又开场。且不说国共分裂后的“革命”，完全变了质，“宁汉分裂”、“宁汉合作”云云，只是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的政治纵横捭阖所造成的党内纠纷而已。当时的实力派，在北有阎锡山、冯玉祥和张学良，在南有粤、桂、川、湘和蒋的嫡系部队。彼此之间，时而联合，时而矛盾，时而冲突。即如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联蒋作战的机会不少，而联合其它军队，来反蒋的，也一见不一见。其间湘军第八军主将唐生智，也在联蒋与反蒋的幻变场面中出现。唐氏乃是百里先生的入室弟子，这就影响到百里在一九二七以后的命运了。 宁汉分裂，蒋介石下野那一段时期，可说是唐生智的全盛时期。他的部属，如李品仙、刘兴、何键、叶琪、周斓等军，在湘军中露了头角，他们都是保定军校第一期学生，也就让百里执定了鹅毛扇。（当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回国后，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原定以百里任军事委员兼革命军总顾问的。）蒋介石到了南京，也曾和百里先生深谈了几回，要他到日本去，与日本朝野人士有所商谈疏解。又要他到德国进行聘请军事顾问，都以病不曾成行。（改派陈仪赴德。）龙潭战后，孙传芳一蹶不振。在宁汉合作的新局势下，蒋介石回到了南京；百里原想派李小川往汉口，助唐生智训练军队，其意本想在蒋唐之间，达成桥梁作用。［小川对此议颇表怀疑，他说：“孟潇（唐字）加入革命军最迟，而他的队伍扩充得最快。武汉乃四战之地，非可守之地。皎皎者易缺，他的处境很危险的。”］不料桂唐之间有了矛盾，桂系的讨唐军西行，唐生智通电下野，也到日本养病去了。 唐生智失败于武汉，他所部的李品仙、叶琪、廖磊三个军都转到桂系去了。（这三个军长，都是广西人。）而一九二九年，蒋桂的矛盾中，唐生智再起，唐山所驻桂军，师长以下以及士兵都是湖南人，一夕之间，转变了枪口，桂系倒下来了，唐氏又抬头了。五路总部在北平顺承王府指挥大军，唐氏迎百里夫妇到了北平，仍住锡拉胡同旧居，可以说是保定军系全盛时期。 一九二九年的混战，有讨桂之役，又有讨张（发奎）之役，又有讨新桂系（俞作柏、李明瑞）之役，最后的大轴戏，乃是讨冯玉祥、阎锡山之役。正当如火如荼的局面中，唐生智在洛阳屯兵不进，领衔和许多将领电劝蒋介石下野。恰逢漫天大雪，唐赶不到武汉，为杨虎臣部所袭。唐间关遁走，全军又完全失败了。这一来，处于蒋、唐之间的百里先生，便被蒋所拘囚了。 本来，蒋介石邀请百里入政府，百里自请出使瑞士，已经有了成局（被那时外交部长王正廷所延搁），唐生智的反蒋与失败，便苦了百里先生。那时，国民党当了权，研究系领袖梁启超，卧病北平，生活黯淡，到了一九二九年冬天，梁氏也病逝北平了。 东不如西之“西” 那几年，唐生智的军事生命，大起大落；到了第二次反蒋行动失败了，百里先生，不仅做了保人，连带负责；还因为在上海国富门路住宅中搜出了无线电台，在残稿中发现了百里手迹，有“东不如西”之句，犯了同谋的嫌疑。（本来，唐生智在洛阳屯兵不进时，邵力子先生曾奉蒋氏之命，要百里劝唐生智来南京，改任军政部长之职，事实上，等于削除唐氏的军权。） 不过，那电文中所谓“东不如西”的“西”字，和蒋介石所推测的，绝不相同。那儿，另有一段故事可说：且说，清代文武大员中，湖南人很多，而左宗棠其人，他平定新疆后，以陕甘总督入阁拜相，煊赫一时。那年左宗棠七十大寿，有人送了一副寿联：“南极寿星，北门锁钥。西方活佛，东阁梅花。”这一联句，传诵一时。那位唐生智以第五路军统帅驻防北平，恰好唐父六十大寿，百里也就送了“北方大将，西域奇才”的寿联。这联句包含百里先生的抱负。左是湖南人，唐也是湖南人，他希望唐生智到西北开辟天地去。 这话并不是百里先生一时的感兴，而是深思熟虑后的打算。他那几年一直在想：过去十几年的内战，政治局面有如走马灯式转来转去。民生益苦，国势益弱，这总不是办法。他又看到在内战中转来转去的武将，总是昙花一现，爬得高，跌得重；命运比较好一点的，只有处偏僻地区的张作霖（东北）、唐继尧（西南）、杨增新（西北）、阎锡山（山西）那几个将领，政治寿命长一点。他替唐生智着想，既已失败了一次，不容再失败了。他想，与其逐鹿中原，不如到西北极边，另开局面。而一九一八年七月间，新疆所发生的政变，虽是谜一样的，却勾起了百里的梦想。 那场谜样的政变主角，乃是百里的朋友樊耀南，一个有野心的萨斯洛迭〔1〕（Ceeil Rhodes）。这位朋友，他是湖北沔阳人，他和新疆主政的杨增新，并没有什么渊源，只是他有这样的梦想，要西渡玉门关，建立他的新疆王国。他在北京时，还对他的同乡说过：“等我做了新疆王，请你到哈密来吃西瓜。”（那时，南方的人，把新疆当作极边充军的去处，谁肯万里投荒呢？）这一当作笑话的传说，却引起了百里先生的注意，觉得这位年轻朋友，倒是其志不在小而且极有意义的。 后来这位年轻湖北人，不知去向了，谁也不会注意他。过了两年，他的姓名，忽然在北洋政府的命令出现了，他已是迪化（即新疆）道尹了。原来他真的从北京到新疆去，在兵营中做录事（书记）开始，一步步往上爬，慢慢成为杨增新（督办）的亲信（杨是云南人），爬到了迪化道尹，已经是红人了。后来，到了民国初年，他已经是政务厅长兼军务厅长，还兼了俄文学堂的监督，大权在握，成为杨督办的股肱之臣。 这位野心家所导演新疆政变，乃是勾结了另一杨氏左右金树仁，趁俄文学堂行毕业礼，请杨督办到校训话。就在训话时，用乱枪把他打死了。就在那时，他带卫士到督署去做梦想已久的新疆王，谁知，他一进督署，又被金树仁的伏兵，用乱枪打死了。这位野心家的结局便是如此。这一政变，引起了百里先生的凝视，他觉得樊耀南的用心是不错的，可是力不够，便成了泡影了。他相信唐生智可以填补西北这一空缺，足以有为的。所以，他在电文中说“东不如西”。唐生智如依他的话，出了潼关，出了玉门关，进入迪化做起新疆王来，那就不会有盛世才那一幕了。 囚居生活 一九三○年元旦，百里先生情绪很坏，天天喝酒，性子很暴躁。那天，刘文岛（他的保定军校学生）婉言劝他到外国去，还说可以筹措五万元路费，当然受了当局的暗示的。百里是书生脾气，执拗得很，说他自己没有钱，也不要别人的钱，他决不出国去。接着，南京的特务，便公开在他的寓所往来。因此，张群（上海市长）劝他离开上海，到杭州去休养一些日子。百里便先回硖石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到了杭州。那时，浙江省政府替他在湖中杨庄准备住所，这是他的囚居生活的开始。一个下级军官带着一排兵在监视他，表面上一切都很优待：一个厨子，一只小艇，供应他们的饮食，仿佛隐士一般。 湖上闲居那些日子，和外间几乎隔绝了，只有他的侄儿蒋慰堂曾从北平赶到杭州来看他。一看情形，要劝慰也无从说起。他抄了一首对联给百里看：“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百里只是笑了一笑。 南京方面，是决定把百里移到南京去的，那小军官奉命执行的前一晚，却备了酒菜请了百里一顿，言说之间，那军官却劝百里趁昏夜坐小船逃走，百里不表示同意，说：“我要走的话，在上海就走了，不会到杭州来了。”（那军官也许是真意，也许是试探，有过这么一回事就是了。） 这样，百里先生便移住南京，在三元巷总部军法处待审。当时替百里说话的很多，陈仪也正在南京任军政部次长，也尽力在疏解。他们想：“蒋介石在军事上顺利的话，对百里一定会从宽处置。”却想不到百里南京会囚居了二十个月之久的。一般情形，到了第四个月，就缓和下来，当局允许百里的家属进京探监，而且允许每天可以接见家属。左梅，这位日本女人，在这样逆境中倒发挥了日本民族的坚忍精神。她把大次二女留在上海读书，让她们住在校中。她自己带了第四第五二女到南京，在三元巷附近租了房子，天天和百里在监中一同过活。早往晚归，如守护士兵所说的，她们是没有礼拜天和假期的。 百里在狱中，每天早晨，打太极拳约半小时，那位只有四岁的五小姐陪着他打拳，慢慢也搅熟门路了。（他们晴天在院子里打，雨天在屋里打。）她也陪着父亲吃早点，喝牛奶。百里没有男孩，只有五个女儿，他的父爱，比母爱还恳挚些。百里在狱中，才开始练毛笔字，进步得很快。他的诗词本来很好，这时，他就对小女儿讲诗，讲故事。他的说书有天才的，他就对那两小女讲水浒，说景阳冈武松打虎。他叫五女爬在地下装老虎，四女装武松。他自己就表演如何扑，如何打，如何闪躲，如何追击，那真热闹极了。有一天，正在父女转在一团，那地上的老虎，一脚伸过去，把开水壶踢翻了，滚水烫得五小姐直叫。这小脚上的水泡，也痛了百里的心，真的流下泪来。那晚，五小姐留在狱中住宿，她故意装作一点也不痛。 那二十个月的囚居，百里一家，倒是其乐也融融，只是经济困难，生活当然不十分称心的。至于世态炎凉，友戚们惟恐受了牵连，漠不关心，更在意想之中。 狱中后记 在狱中过二十个月，也可说是漫漫长夜，好在左梅带着女儿伴着他，得天伦之至乐。他的内心修养，除了打太拳、打坐、写字以外，还潜心研究康德、伏尔泰哲学以及佛家内典。他那时自号“澹宁”，即“澹泊明志，宁静致远”之意。百里先生有一回和我说到内心修养问题，这是从宇宙本体来看人生，鸡虫得失本是不足道的。他在狱中也和女儿打桥戏，老四蒋华精于桥戏，老五蒋和爱听故事。他就让老四研究数学，老五研究文学，他这位父亲，对女儿是十分关心的。 那一段时间，朋友学生也都疏远了，官场中人，最是势利，他们怕失了当局的欢心，为了自己的权位，更不会接近狱中的人。因此，雪中送炭，绝无其人。左梅也时常回到上海，尽力可能变卖家中什物，有时也向戚友借点钱来应付日常用度。有时，她也做点股票生意，找点零钱。百里当然不会想到那么长时期的家用来源，她们母女串着哄他，说她做股票赚了钱。有一回，百里的袜子实在破得不堪了，两位女儿把仅有的两块钱（压岁封包）叫老姚（她家老工人）买了袜子，洗了几遍，塞到百里的枕边去。百里心中还不明白吗？他不禁对之垂泪了，好在他有这样好的妻子，真是万金不换的，这一方面，他也体味到人生的意义。 大约是一年以后，李根源、张仲仁他们几个人也曾向蒋介石请求释放蒋百里，说是“外侮日亟，将才苦少”，希望当局为国家保全人才。蒋已在呈纸上批了“照准”的字样。可是，释放仍无下文，其他的人，也就不敢进言。恰巧“九·一八”事变发生，外患急，迫得党内非团结不可了（所谓“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为了综合粤宁双方，陈铭枢担负桥梁重要工作。他所属的十九路军，在蒋介石第二度下野时，调在南京、上海一带担负警卫任务。陈氏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那时，那位退隐香港的唐天如（上文我已说过，他是百里至好，曾任吴佩孚幕中秘书处副处长），因陈铭枢邀他入幕，他首先提出请陈氏设法挽救百里先生。陈氏入京，担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兼代行政院长，大权在握，说起来，当然更有分量，他还邀请吴稚晖等一同去说。恰好有一天，蒋介石派熊式辉约陈氏面谈，那一晚谈话中，便把百里先生的事，一同解决了。 陈铭枢氏，他在军法处下令释放的前一天，曾亲自到三元巷狱中访问百里，谈了一刻钟。第二天上午，左梅便接到军法处释放百里的正式通知。真是悲喜交并，满面热泪。百里在上海的几个女儿，也赶到南京去看他们的父亲。百里回家不久，陈铭枢又去访问了他一回，过了几天，百里一家，就回上海去了。 当时，外间不曾知的一件事：即是百里所囚居的三元巷，还有一位著名的人物，便是邓演达。他们在狱中，偷得机会，谈得很多的。蒋介石对邓氏最不放心，因为邓氏不甘低头屈服，便被牺牲了。百里心中，当然十分悲痛的。还有其他狱中，因为“九·一八”以后连续发生的爱国运动，拘囚了许多青年学生。百里对自己的女儿说：“这些年轻人，都是有出息的！”这是他对学生运动的同情。 还有一件使百里伤心的事，那位诗人徐志摩，乃是百里的近亲。那天，从上海坐飞机，经过南京到北京去，曾到狱中看了百里。哪知就在那天下午，在山东泰山遭难，狱中一面，乃成永诀。一幕幕，对百里都是梦影。他回到了上海，曾写了一长幅心经送给陈铭枢，世间相，确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 “书生无用论”及其它 百里先生囚居南京二十个月，也可说是他一生的逆境。陶菊隐（这位旧闻记者，也是百里的好友之一）说：“这一时期是百里政治最潦倒的时期，却又是他思想成熟的时期，家庭生活最美满的时期。”〔2〕这话是不错的。在这段长时期静修中，他想得很多，想得很深，想得很远。他那一口硖石土腔是脱不了的，但他滔滔不绝，和自己的女孩子们说朝野动态，国际时事，他们的客厅，便是海德公园。（他的家乡海宁硖石，只是一市镇。） 百里自己也是读书人，而且是博极群书的人，但他有了彻底的觉悟，比那位写《儒林外史》的吴敬梓还想得深远一点。他看出了书生的无用。他说：中国文人最无用，古来士为四民之表率，国家弄到这样衰弱，文人实在应负大部分的责任。读书越多的人，越不能成为当权阶级，仅知如何逢迎君主，得了一人的恩宠，就能爬到高层辅佐阶级的地位。他们的终身目的不过如此。曹操、司马懿，一面从政，一面读书，诸葛亮二十来岁就出山，都不能算得专心致志的文人。真正文人，四十岁以前，埋头读死书，变成了饱学的书呆子；四十以后，埋头科举，纵能显亲扬名，这辈子已是个废物了。 他说：中国人的正义感和个人气节都误于曹、司马两家之手。曹是特工的始作俑者，亲友信件都受检查，甚至行动也受监视。人人只许谈风月，不得批评朝政。他的儿子承其衣钵，所谓煮豆燃箕，成为千古以来一句痛心的话。司马对他的作风从旁学习，像后来希特勒学习慕沙里尼（今译墨索里尼，下同）一样，而且青胜于蓝，即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他装病偃卧，玩弄曹家的子弟，结果曹家被他吞灭了。司马炎统一全国，模仿乃祖的作风，以自私的动机，废了兵革，收北方郡县兵器，而中国从此更衰弱，卒召五胡之乱。就国防说起来，魏晋时是中华民族的罪人，秦皇、魏武，却不无相当的供献（贡献）。 他说：唐太宗的母亲，是蒙古的歌妓。这个混血儿，虽演手足相残的惨剧，但他能把国防力量逐步恢复起来。他定制开科取士是开明的统制思想，进一步的愚民政策。从此统治阶级与辅佐阶级，截然划分，文人永远的只够“臣”“奴”的材料。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当然也是帝王自私的一贯作风。宋初的杨家将比后来的岳家将还高明些，兵法固臻上乘，武器尤有心得。蒙古人学了他的战术还不打紧，得了他的兵器，以至还击中国，且能驰骋欧洲。一方面造成了中国全部沦陷的黑暗时期。为害更烈的，是把火药传到了欧洲；日本又得自欧洲而来打中国；中国以发明家变成了挨打的国家，实在是痛心的事。 他说：崛起陇亩的朱洪武，推翻了异族统治，固不失为民族功人，可是他们父子所推行的特工制，比前代变本加厉，一方远承曹、司马两朝的遗规，一方吸收唐代的科举制，制定了双管齐下的政策。三年一小考，五年一大考，不知坑死了多少读书人。等到他们考中了，白发满头出来做官，这种人对国家对民族哪里还有一点儿用处呢？ 他说：清朝利用中国内乱入关，更加上八股的桎梏，其害人程度与女子缠足相等。我所见的举人、翰林，他们化成灰，还是奴才的材料。我分析起来，中国之大而弱，由于不读书的流氓做了皇帝，成为最高的主权阶级，而知识分子则沦为辅佐阶级。当然，他所说的，也有着他们那一群朋友在内的。〔3〕 百里的历史观，对我们影响很大。我的“书生无用论”以及“脱下长衫，莫作奴才”的口号，一半受了吴敬梓的影响，一半也受了百里先生影响。 附：中国史之我见〔4〕 蒋百里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极丰富的民主思想，所谓传贤不传子，那时尚未进化到选举制度，而国人皆曰贤就是尊重全国国民的公意。后来君权渐盛，仍有诤臣诤友，直到战国时仍不乏直言婉讽的辩士。直到专制魔王秦始皇诞生，乃完全转入君主独裁的时期。 中国文人最无用，古来士为四民之表率，国家弄得这样衰弱，文人实在应负大部分的责任。读书越多的人越不能成为主权阶级，仅知如何逢迎君主，得了一人的恩宠就能爬到高层辅佐阶级的地位。他们的终身目的不过如此。曹操、司马懿一面从政一面读书，诸葛亮二十来岁就出山，都不能算得专心致志的文人。真正文人四十岁以前埋头读死书变成了饱学的书呆子，四十岁后埋头科举纵能显亲扬名，这辈子已是个废物了。孙中山先生也是半路出家，以革命精神而能成为主权阶级的。 中国人的正义感和个人气节都误于曹、司马两家之手。曹是特工的始作俑者，亲友信件须受检查，甚至行动也受监视。人人只许谈风月，不得臧否朝政。他的儿子承其衣钵，所谓“煮豆燃萁”成为千古以来一句痛心的话。司马对他的作风从旁学习，像后来希特勒学习墨索里尼的一样，而且青胜于蓝，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装病偃卧玩弄曹家的子弟，结果曹家被他吞灭。 司马炎统一寰宇，模仿乃祖的作风，以自私的动机废兵革，收北方郡县兵器，而中国从此更衰弱，卒召五胡之乱。虽有志士祖逖等，终亦无能为力。就国防说起来，魏晋都是中华民族的罪人，秦皇、汉武却不无相当的贡献。 唐太宗的母亲是蒙古的歌妓。这个混血儿虽演手足相残的惨剧，但把国防力逐步恢复起来。他开科取士是开明的统制思想，进一步的愚民政策，从此统治阶级与辅佐阶级截然划分，丈人永远的只够“臣”“奴”的材料。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当然也是帝王自私的一贯作风。宋初的杨家将比后来的岳家将更高明，兵法固臻上乘，武器尤有心得。蒙古人学了他的战术还不打紧，得了他的兵器以之还击中国且能驰骋欧洲，一方造成了中国全部沦陷的黑暗时期，但为害更烈的是把火药传到欧洲，日本又得自欧洲而来打中国，中国以发明家变成了挨打的国家，实在是痛心的事。 崛起陇亩的明太祖推翻了异族统治，固不失为民族功人，可是他所推行的特工制比前变本加厉，一方远承曹、司马两朝的遗规，一方吸收唐代的科举制，制定了双管齐下的政策。兵士把守考棚，文弱秀才看见了兵就吓得浑身战栗，考棚内竹制桌椅摆成长条格子式，考生一排排地坐满了，如果有一个考生因惊而颤，同坐的一排都要受到他的影响。凹凸不平的地板，监考兵士走过来踱过去，吱吱地震动起来，而考生的手腕也因之动摇起来。考生今天入场明天才得出来，像坐了一天的牢受了一天异样的刑。三年一小考，五年一大考，不知坑死了多少人。等到他们考中了，白发满头出来做官，这种人对国家和民族哪里还有一点儿用处呢！ 清朝利用中国内乱入关，更加上八股的梏桎，其害人程度与女子缠足相等。我所见的举人、翰林，他们化成灰还是奴才的材料。我分析起来，中国之大而弱由于不读书的流氓做了皇帝——最高的主权阶级——而知识分子则沦为辅佐阶级。历代主权阶级说尽了好话，做尽了坏事。人人骂隋炀帝“无道昏君”，他做坏事就直言坏事，偶然也做了几件好事，不像后来的人专做坏事还要榜标好事之名。近来的情形是发挥中国固有的特质再输入西洋的新手腕，民国成立了二十年，民主的路程迄今还隔得相当的辽远呢！ 注释 〔1〕应译为“萨洛迭斯”。——曹雷注 〔2〕陶原文为：“百里的政治生涯在不愉快的氛围中，而他的家庭却在爱的氛围中，天性的爱是宇宙间最伟大的爱，这爱力就是百里两年来狱中生活精神所寄托的地方。他需要精神食量甚过丰美的肴馔，而这爱力还是他自身的爱所感召的。” 〔3〕蒋百里对本国史的独到认识，本章将节引附录之。详见蒋文《中国史之我见》。 〔4〕标题为编者所加。 [book_title]第六章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犹有书生气，空拳张国威。 高歌天未白，长啸日应回。 旧学深沧海，新潮动怒雷。 老来逢我子，心愿未应灰。 ——蒋百里赠张禾草 语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像蒋百里这样的匹夫，和范仲淹一样，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这一方面，他最富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奋进精神。他从南京的幽禁中出来那一段时期，该算得他最闲的时期，却是他最忙的时期。他看得多，想得多，研究得多，计划得多，也和朋友们谈得多。他们那一聚餐会，有徐新六、张公权、钱新之、穆藕初、陈仪、胡笔江、陈光甫等，都是工商实业界的首脑人物，经常在闲谈朝野重大问题。 一九三二年农商银行成立，百里也担任常务董事，他的生活比较有了着落，朋友们要他研究经济部门课题。那一年他又到日本去考察一回。那时，正是日本军阀准备积极侵华时期（所谓非常时期），百里的士官同学，如真崎、荒木都已抓了大权。百里对他们说：“不管你们怎么说，说得怎样漂亮，你们的本意，还是要侵略中国。”真崎说：“日本人口多，求生存，这是迫不得已的；中国东北人口少，物资丰富，我们帮着中国开发，彼此有利的。”百里笑说：“那么，你们用不着说什么漂亮话了。”有一天，闲院宫亲王（那时任参谋总长），宴请百里，饭后闲谈，对中日问题，谈得更露骨。他希望中国方面不能再拖了，中国救（求）助于英美是没有用的，西方国家都是自顾不暇的。 那回，百里从日本回来，告诉我们：中日问题会走到全面破裂的终局的，“拖”既不能“拖”，“谈”也无从“谈”。我记得那时，我还在一份周刊上引用过他的话。“一·二八”以后，百里曾经和冈村宁次（日本战略家，“八·一三”以后指挥日军在华侵略的统帅）闲谈，冈村说到太湖地区作战，非使用橡皮汽艇在河面机动攻击不可。百里便向当局建议：赶快组汽艇攻防队，至少要有六百艘以上汽艇。哪知，我方尚未筹购，而“八·一三”淞沪战争发生，日军已运用汽艇控制河沼地区，迂回到福吴国防线后面去了。 他这个在野的军事家，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告诉我们：中日战争，一定是全面战争而且是十年八年的长期战争；我军一定守不住沿海地区，湖南乃是中国的乌克兰，后方根据地。他着眼大冶、萍乡的煤铁，要把作战的大本营送到湖西芷江去。（那就接近贵州了。）有一回，实业部派参事程一中监收湖北烈山煤矿（湖北随县），百里就和程君谈到这煤矿的历史、煤的质量以及运送的路线。他告诉程君：“烈山煤在日本东京也有市场，日本天皇宫中，就是用这种煤。”这可把程君钦佩不已了。百里为了准备对日本作战，主张马鞍山（安徽）设小型钢铁厂，大冶设大型钢铁厂，这就和现在的建设轮廓相接近了。 百里所提的向美国大量采购柴油，在庐山、衡山、武陵三地盘设山洞，大量贮油，也是作战准备之一。他的三年炼油计划，一面为财政部所反对，一面美商供油三年的草约，也为美政府所搁置。当然画饼难以充饥的。他曾慨然对我们说：“在官僚主义之下，什么都行不通的！” 百里曾从农商银行的本位，想从农村普遍贷款辅助农民生产着手。（也就是农村合作生产。陈仪最赞成这一办法，所以陈氏在闽主政时，合作社的工作推行得最有成绩。）他觉得对日本作战的中心力量在农村，在城市造几条马路，修几座大房子，那是没有用处的。 百里在“七七”前一年，就说：“这是生死存亡关头，一句话，什么建设都得为了战争，谁都得动员起来！” 蒋昭的夭逝 有一天晚上，在一处餐上，我好似莫名其妙地对L兄说到做父母的不容易。那一点感触，一半是由于看了《渡假留香》的影片而来，那影片中有一句讽刺儿童心理学家的话，说：“天下无不好的儿女，只有不会管教的父母。”一半则是想到百里先生的教育女儿。他这个父亲，简直是“母爱”。做父亲的，如先父那么严厉管教，可以说是理学家的典型，但收获的成果并不怎么好。而一味顺从儿女的意向，所谓自然主义教育，其后果也有不堪言的。因此，我对于百里先生，时时留意儿女的性格，让她们发展自己的才能，觉得最合乎做父母之道。这是我要和L兄谈的意思。 最近，我的女儿为了参加《金沙江畔》的影片，厂方要她学习骑马，一开头就摔了一交（跤），做母亲的当然有点心痛。我引用了百里的话，告诉她：“初学骑马的人，第一要练胆，胆子不大就不会学得好；第二不怕跌，越跌得多门坎越精；第三要善于应付环境；明乎此，便无法而不驰骋自如了。”在青岛休养时期，他每天黎明，就把几个女儿喊醒，每人一匹马，到海滨去驰骋。他带着她们上了山路，有时就在草径上穿来穿去。他会鞭策女孩子们的马，呼她们当心，一霎间飞骑而去。百里对她们说：“你们不要害怕，这是第一课。你们要学会自己救助自己。” 百里没有男孩，只有五个女儿。在蒋老太夫人的晚年，当然抱孙心急，不无欿然。太夫人逝世后，百里就更满意于自己的五女。可是，老天并不让他在这一面完全美满，他最宝爱的，十六岁的女音乐家蒋昭，他的长女，就是她获得了世界声誉那一时期夭逝了。有一天，星期六，他和她们一同吃午饭，他看看昭女的脸，显得格外的红润，他问她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她也说不出来。饭后，左梅替她诊查一番，体温三十八度三，她就叫她好好儿休息。第二天，到医院照了X光，发现肺部有小黑点。百里口中不说，心里很担忧，便带她到上海红十字医院去打针。因为她患过脑膜炎，针药不进，百里当然更焦急了。昭女心里想回北平去，他们全家便搬到了北平，在城西颐和园租了几间屋，就让昭女住到北平肺病专科疗养院去。那位医生并不对百里说真情，看来对疗治颇有把握似的，百里便独自南归，到南京处理公务去了。 哪知病情一天一天转坏，到了八月十九日那天，双眼已失神了。百里接了左梅的急电，回到了北平。昭女已入弥留时期，百里恰好赶上了“永诀”。这位女音乐家，对生死倒看得很破，坦然长逝了。这是百里一生最难受的一刻。 在颐和园中那四位妹妹，从父母神情上明白了昭姊的长逝，大家黯然无言。百里一声不发，也就独自从山冈那边走去，十一岁的和女追了出来，默默跟在后头。那些日子，百里说话很少，不笑也不哭，这是最深沉的悲痛。有一天，百里带着那几个女儿在后山柏树林中闲步，忽然看见四张小凳子，围着一棵大树墩，他笑了对女儿们说：“你们知道仙人们是怎么过日子的？”这便是他在悲痛中的幻想，他想昭女一定成仙了。和女问他：“仙人吃什么的？”百里说是吃松子的。“睡呢？”百里说是睡在松树杈桠上的。他说这大树桩乃是仙人下棋的台子。在他的心头，昭女是永生的。 那年九月里，他们一家人又南归上海，触物伤情。他曾和她们痛哭了几回，眼泪才把他和她们的悲痛慢慢冲淡来。 再游欧美 一九三五年夏天，蒋介石特地召见了史九光（他是陆军大学教官，著名战略家，浙江人），和他谈到派员到西方国家去考察现代军事，其人必须：一精通外国语，二富有经验学识，三在国际有声誉。征求史的意见，史说：“那只有请蒋百里去了。”那时，百里正在青岛避暑，便应邀到了南京，一说便合。蒋介石特地请百里在汤山温泉作一夜的深谈。 这回欧美之行，除了左梅，还有他们的女儿蒋英、蒋和，以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名义出国。他的学生刘文岛，任驻意大利大使，在工作上相配合，同轮西行。（上次梁启超、蒋百里访欧时，刘文岛还是私人秘书。）恰好顾维钧调任驻法大使，他夫妇俩也同在维多利亚邮轮上（意国邮船）。百里记得一九一八年，他们到欧洲去，正当巴黎和会初开，顾维钧以少年外交家驰骋坛坫，又赢得这位黄夫人的芳心。黄夫人，乃是华侨巨富的爱女，曾与英人结婚，以种族歧见，中道分离。她嫁得顾维钧这样金龟婿，可说称心如愿了。经过十多年的演变，顾氏夫妇之间，又有着一本难念的经。据说顾氏又移情到某夫人身边去，那时那夫人也跟着在邮轮上。黄夫人秋扇被捐，心中怏怏，轮中和左梅闲说，说到这件事。她说她曾和宋霭龄、宋美龄说过，她们劝她虔诚向上帝去祈祷，黄夫人又叹一口气道：“这年头，上帝也够忙了，祂是没工夫听我的祈祷了！”左梅告诉她：“求人不如求己。”〔1〕她说的是日本妇女的坚忍精神，倒把黄夫人说动了。（据说，很有成效。） 百里把这两个女儿放在行万里路过程中去了解世界，以他的史地、军事知识去教导她们。他们到新加坡时，当地总督招待他们去参观新加坡的军港，建筑的雄伟是可惊的。可是百里说：“敌人不从水路来，而从陆上来的话，那就很糟了。”这倒不幸而言中了。〔2〕 他们在孟买看过印度的神庙，在亚丁湾参观过防御工事，他们穿过了苏彝士运河（今译苏伊士运河）到地中海，在拿坡里下船，那是维苏威斯火山的山脚。（意大利军部派参谋在那儿迎接他们。）百里对伴着神话传说的古罗马城市格外有兴趣，中间停车，在乡村饭店吃了一顿地道的意大利菜——鲜柠檬汁拌鲜炸鱼，再加意大利通心粉。 到了罗马，他们先后住了两个月，他把罗马当作古代博物馆，让左梅和两个女儿一同接受他的评介。起始左梅并不感到兴趣，经他这生公一说法，她这顽石也点头了。他对她们说：“罗马要分开四组去体味：①天然形势及古迹，如驰道、王宫遗迹、纪念塔、斗战（兽）场之类，是以政治为中心，历史为材料。②梵蒂冈、圣彼得寺、保罗寺、地道等处，是以宗教为中心，历史为材料。③美术、图画、雕刻、建筑、画廊等，以文艺复兴为中心而观其演进。④现代建筑，以经济为中心，走向民族复兴之路。”他说：“看罗马必须脚健，走着看着，坐一辆汽车兜圈子是不行的。”他引用了一位法国军事家的名言：“如果做元帅的必须有身经百战的经验，那么我所骑的那头驴子的战场经验，就比我富得多了。”百里说：“有知识的人，才配谈经验；肯研究的人，才配谈阅历。”他女儿倒是他一手教起来的。（以上所说，见百里所写的《课儿篇》。） 百里看事物很细，他教女儿也如此。他们行经苏彝士港时，看见无数黑人在扛黑煤上船，浑身都是黑汗。同行的觉得他们不用起重机是可怪的。百里叹了一口气道：“这便是帝国主义者的殖民手段。黑人在白人眼中是没有地位的，这些‘动物’的劳力代价比机器便宜得多，他们就利用这廉价的劳力。可是这黑色大陆乃是黑人的世界呢！”他已看到黑人民族主义的抬头了。 女儿的故事——一幕喜剧 很多年前，我曾读过一本小说，小说中的主角是中年男子，一位中学教师。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了，只留下一个女儿，父女相依为命。这位最疼爱女儿的父亲，既怕女儿找不到好归宿，又怕女儿给别人爱上了，结婚了，离开他了。那小说写这份矛盾心理，非常曲折细致。我也不讳言，在我们心头，自会有这样的矛盾。 说了这段闲文，我就把这份矛盾心理挂到百里先生的身上来。百里，他只有五个女儿，没有男孩子。他最疼爱的是一头一尾，长女蒋昭以音乐著名，她已夭逝了。最小的是蒋和。那回跟他们到欧洲去的是老三蒋英、老五蒋和。蒋英那时已十七岁，也是音乐家，亭亭玉立，漂亮得很。（五女之中，蒋英最美丽。）他们一家人正在罗马畅游，百里发挥长舌天才，谈古说今，十分愉快。哪知半路边杀出了李逵，一位外交界的青年C君，他在意大利的交际场中十分兜得转，却把蒋英看作“朱丽叶”，十分倾倒。他向蒋英邀请同游，她问了她的母亲，左梅说：“当然，现在的女孩子，不再是躲在闺房中不见人了，偶而出去交际交际，又有何妨？”那天晚上，到了午夜才回来。英女轻声轻步地走过甬道，走上楼梯，推门一看，只见她父亲在椅子上打瞌睡，她母亲在灯下修指甲。左梅看她进来，就说：“你快去睡吧！夜深了。”这时，百里也醒来了，抬头对她看看，也放下了一卷书去睡了。百里夫妇对女儿的管教，便是如此，从没有疾言厉色过。 不过，小麻烦毕竟来了。那位C君，找了刘文岛来说媒，要完成两家的姻好。百里对这位弟子的好意，却不想领受。他不想自己的女儿离开自己的身边这么早。百里也不对文岛说甚么，第二天他便把英女带去游玩佛罗伦斯（今译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水城，他们就穿过了阿尔卑斯山到维也纳去了。（那时，百里已经见过墨沙里尼，参观了拿坡里的秋操，在公务上可以离开意大利了。）左梅和女儿也从罗马到了维也纳，可说不交待的交待。 谁知那位C君，情之所钟，也追迹到了维也纳。他拜见了百里，直白地把求婚之意说了。百里淡淡地说：“这是我女儿的事，我老夫妇不便过问的了。”接下来便是蒋英演的好戏。那位C君准备着做罗米欧（今译罗密欧，下同）的，在她面前背了一连串台词，最后他掏出一把手枪，说是要自杀了。这倒把百里吓了一跳。可是蒋英沉着得很，笑着说：“这又算甚么，你是说爱了我了，那么说以我的心为心；你要是自杀了，岂不是无端端叫我做罪人？好吧，不要傻了！我们听音乐去，今天不必说这些问题。”她倒不愧为将门之子，临事不乱。她和他在维也纳玩了一晚，半夜才回家。那晚，百里当然没有睡。她轻轻地进去，对着父亲说：“放心去睡吧！没人会抢去你的女儿的！不会闹乱子的。”那位罗米欧果然走了，也没有自杀过。 后来，他们又到了捷克、布拉格和柏林，左梅和英、和都留在柏林。（百里还到了南斯拉夫、匈牙利诸国，考察了军事。）英、和在柏林进了德国小学。英后来专攻音乐，这是百里的意思。他对她说：“你将来学音乐，到了相当成就的一天，会感到内心的空虚和孤立。那时候你不可灰心放弃，必须一面回想历史的过程，一面向大自然中求解决你的难题。那是人天交战的关头。（也就是一生学业成败的关头。）”我曾对百里先生说：“你是把痛悼昭女的梦在英女的身上实现起来。”他说我想得不错。在他们进学校的前一天，他带她们到动物院去玩。那时柏林动物院的大狮子，刚养四个小狮子。英、和二女，特地一人去抱了一个小狮子，一块儿照了一张相。百里寄照片给她们，在后面题着这么两句： “垂老雄心犹未歇，将来付与四狮儿！” 百里他们离开柏林，对着二女含泪不敢流。百里回过头来，对左梅说：“等到将来，再见面时，也许她们已经不是我们的了！” 注释 〔1〕所谓“求人不如求己”，陶著中详述为：“你逆来顺受，无论他对你怎样冷淡，你却报之以一团热。你多忍耐一次，他的良心便会对你多负疚一次，积下来咎歉的心理深了，他对你的同情心增加，最后便是爱的复活，幸福的锁钥稳握在你的手里。” 〔2〕后来日本攻陷新加坡时是假道泰国从北方攻入的。 [book_title]第七章　“西安事变”中的“特客” 苏东坡《留侯论》：“张良有如妇人女子。”他也便是张良典型的人物。他的书和诗法，都足以传世，军人中真能具足学者书生本色者，百里之外，已无第二人。 ——黄征夫：《怀百里》 “昨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 在百里先生的一生中，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他从欧美考察回来，突然应邀到了西安，碰上了“西安事变”，乃是政治生命转折点。我说过，百里乃是研究系的政人之一，和梁启超、蔡锷是好友。研究系国民党之间，政治关系并不怎么好。百里曾经参加唐生智的反蒋行动，曾囚居南京二十个月。因此，蒋介石对于百里先生，总是“尊而不亲”“敬鬼神而远之”的。直到西安事变以后，一度共过患难，乃转入“亲”而且“信”的阶段，坐上了陆军大学校长的职位。在蒋介石的一生中，这样的“让贤”也是少有的。 百里从南京飞到西安那天，正是十二月十一日，邵力子先生（那时任陕西省主席）在机场欢迎他。当时，西安的空气虽是近了爆炸线，表面上还是平静如常。他刚在西安招待所卸了行装，蒋介石已来了电话，邀他到临潼华清池去晤见。他到了温泉，看见张学良也在那儿。他见了蒋介石，报告欧美之行的情况，也说到当前的国际情势。晤谈既毕，汉卿邀他一同回西安，因为那晚张杨一同请客，也替百里洗尘。可是，蒋介石留住了汉卿，说是还有话说，要汉卿吃了晚饭再走，百里只得独自先归了。百里回到西安招待所，已是傍晚六时，便匆匆赴绥靖公署的张杨公宴。 那晚汉卿回来时，已经八点钟了，同来的有陈调元、蒋作宾、陈诚、卫立煌、陈继承，他们都是蒋氏左右的重要角色，很快都变成了阶下囚的。那时住在招待所的，还有蒋鼎文、朱绍良、邵元冲、万耀煌，蒋氏的高级将领，几乎一网打尽。（此外住在招待所二楼的，还有一位德国顾问，一位路透社女记者。）不过，汉卿那么一脸笑容，喝了杯酒对大家表示迟到的歉意，确乎看不出有甚么“箭在弦上”的安排的。 百里先生那晚睡得很迟，十二日早晨却很早起床。伏案写了两张西安风景片，寄给德国的两个女儿，便安排着要写欧美考察的报告书。这时，他忽听得窗外枪声，由疏而密，呆了一下，想：这或许是军事演习，不会有甚么事吧？可是，他从零乱枪声，又直觉地推断：可能是兵变。正在此时，隔窗有一团黑影在爬动着，随着砰然一声，那影子倒下去了。（其人便是邵元冲，西安事变中被牺牲的一人。）他明白：一个事变在发生了。 他默然不作声，回到房中去。那天天气特别冷，他穿了羊毛衫，加上厚丝棉袄，卧在床上假睡，一面推寻这事变的缘由。朦胧中，天已大明了，他听得有人在门外找寻从上海来的蒋百里先生。他正在下床，一位青年军官已经推门而入了。那军官是营长，后面跟着两个持枪的士兵。那军官说：“没甚么大事，不要紧！请先生到客厅坐！”百里也就不期然而然地跟着他们走。 客厅上可热闹了，济济一堂，有惊疑莫定、睡眼惺忪的军政大员，有那些大员的卫士，也有直打抖索穿着睡衣拖鞋的大员夫人们。（卫士们都已缴了械。）百里先生说：最后请来的有陈诚、蒋鼎文、朱绍良、万耀煌，昨晚席上贵客，照单全收。还有钱大钧，他是侍从室主任，他是从临潼抓来的。一时大家面面相觑，没人敢作声。他们知道临潼一定出了事，也没人敢问。 百里先生闷不住了，问那青年营长道：“今天究竟怎么一回事呀？”那营长答非所问地说：“你们有年纪的人，哪里知道我们年轻人的苦闷哟？事情不会扩大的，你们放心好了！” “昨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百里就是这么喃喃念着这两句话。 “跌落了眼镜” 广东成语中有一很好的譬喻语：“跌落了眼镜。”即是说，有人以为自己眼界很高，看得很远很深，判断得很正确的，（谁）知在现实面前翻筋斗，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即如西安事变，以蒋介石的权力，他所布的特务网那么密，他的左右股肱都在西安，哪知就在临潼做了张学良的笼中鸟。一切夸口的话，都豁了边，岂不是“跌落了眼镜”了吗？ 还有，在西安做了俘虏的军政大员，年纪都在半百以上，老眼昏花，非眼镜不行。他们匆匆从房间里赶到客厅时，他们的眼镜真的都失落了。百里先生说：“我那时失落了那套燕尾服还不要紧，那时的军政大员，谁都不讲究仪态了。只是失落了眼镜，变成了开眼瞎子，那真糟了。”在饥寒交迫中，大家默默无声。那位一向很风趣、嗓门高的军事参议院长陈调元，大声喊买茄力克香烟，大家也只是惨笑一下而已。倒是户外喊卖号外的声音吸引了他们，从“号外”上看到“张杨兵谏”以及八项主张的条文，他就叫人一句一句念下去，才摸准这事变的内情。 直到下午四时左右，张少帅向他们拱手致歉，才大吃大喝，陈调元院长带来的火腿和百年陈酒都吃掉了。他们又重新被分配到各个房中去，那房门都有士兵监视着，不许他们关门的。百里因为找不到眼镜，连书也不能看，更是苦闷得很。 到了晚上七点钟，各房单开晚饭，比刚才的一堂抢吃还寡味些。那时张少帅进了百里的房，把房门半掩着。他一脸苍白，有些紧张，百里心里一想，临潼那边的事，或许不怎么严重的。只见少帅从怀中拿出一份兵谏电报全文请百里看，他说：“百里先生，你是无党无派的人，先君很敬重您；此刻，我有一疑难问题，想请指教。”百里说：“我没有眼镜，什么也看不见的。”少帅连忙叫卫士找了一副老光眼镜，也不知是谁的眼镜，就是这么凑合着用就是了。百里把电文看了一遍，便还给少帅。少帅焦急地说：“先生以为如何？”百里说：“今天是力的问题。”少帅接着说：“今天惊动了你们，非常对不起。先生莫客气，就正面指示我们一下。” “在西安，你的力很够，尤其是在招待所，两条枪就够应付我们了！可是西安以外怎样呢？” “西安以外，我就力不从心了！” “那么，你自己已经有了打算，用不着来问我了。” “您先生还在生我的气！等会儿，我再来向先生请教。”这时少帅已经叫副官添了酒菜，还有好香烟，百里就慢慢享受着。 那天晚上九点钟，少帅又去看了百里，和百里谈生活状况和子女教育的情形。百里淡淡地说：“要是我也和邵元冲一样，国家该抚养我的家属和子女了吧？”少帅没说什么，也就走了。那晚，百里倒好好地睡了一觉。 第三天（十三日）上午十时，少帅又去看了百里先生。他说他想到百里先生所说的力的问题。上一晚，他知道何应钦已经准备进攻西安，黄埔将领也准备和他们大干。他要百里判断何应钦和黄埔将领是否态度一致。百里说他自己刚从海外回来，一切情形都很隔膜。 少帅喃喃自语：“陆军来攻西安，也不是一天二天的事，我们的抵抗力，不会很弱的。所虑的是空军，空军所关的，不仅是我们的安全。”从这句话，百里知道蒋介石还没死。 俘虏作军师 西安事变的第三天，周恩来已经从延安到了西安了。这时，强敌在前，中国朝野应该联合一致对外抗战，权衡轻重，得让蒋介石有这样的觉悟。张少帅也就冷静下来，要转变当前的局势，他曾经请邵力子向蒋介石去进言，希望蒋介石以国家为重。蒋介石正在气头上，拒不作答，少帅又想百里先生这位无党无派的谋士来。 少帅再去看百里，百里侧面试探着说：“你问计于我，我一切都闷在鼓里，没有情报怎能下判断？你说：俘虏怎能做军师？”少帅连忙道歉，说请他移住杨虎城私邸，到那儿什么都可以说了，你要什么有什么？又说：“您要哪一类情报呢？”百里接着又问他：“委员长在什么地方？你们向他要挟，他作怎样的表示？国内外对这次事变如何反应？”少帅沉吟一会儿，说：“您如肯移居，一切话都好说。我们现在还是先谈力的问题，假定中央飞机对西安轰炸……”百里不等他说完，便说：“委员长在西安，他们必不来轰炸的。”少帅连声说“是。”他又退去了。（那两天，在西安天空，时有中央的飞机掠过，并没低飞投弹，只是示威而已。） 到了第四天（那时，端纳已经从南京飞到西安了，并且知道宋美龄也快到西安去了），下午二时，少帅又找了百里，说：“我想请你做一件事，不知您答应不答应？……您愿见委员长谈一谈吗？”少帅说他自己见了蒋介石，蒋介石必大动肝火，不让他陈述意见。他要请百里劝一劝，因为百里是客卿，说起来比较容易些。（百里还不知道邵力子先生已经见过蒋介石了。） 到了十六日下午四时，少帅说是已经向蒋介石报告请百里去谒见的事，便邀百里一同前往。（那时，蒋介石已经移居高桂滋将军的寓中。）百里进入蒋介石的卧室，少帅便退出了。（那时，蒋介石背伤未愈，睡在床上，百里便坐在床边沙发上。）蒋向百里谈及张的意思，想派一人先到南京去，其心目中以为百里最适宜。蒋本人并未表示意见。 百里对派人往南京这一点，非常赞成，因为事情弄僵了，于国家无益，一切化大为小的好。不过，他自己和政府没有深切关系，如要派人前往，百里建议最好派张所最不喜欢的蒋鼎文去。 在少帅伴送百里回招待所的途中，百里里问他：“你是不是有诚意呢？” “怎么会怀疑我没有诚意？” “你是否想我先到南京去？” “是的，因您是无党派色彩的人。” “何以不对我先说明？” “想您见过委员长后再告诉您。” “我非党国要人，去了于事无济的。要解决问题，须派南京方面所信任的人物去。” “谁好？” “我看蒋铭三最适宜。” “好，我不但请他去，还且请委员长写亲笔信让他带去。”第六天，百里再谒见蒋介石时，他的亲笔信是写了，交在百里手中，等到蒋鼎文上飞机时，百里才交给蒋鼎文手中。那便是“停止轰炸三天”的手谕。〔1〕 到了十二月二十一日，宋子文到了西安，二十二日，宋美龄也到了，一切都由紧张而缓和下来了。百里便做了这么一回军师。 “昨为阶下囚，今又座上客” 关于西安事变的内情，当时蒋介石回到了南京，所有军政重要消息，只许中央社单独发表，许多幕后接洽实情，一般人都无从知道。百里先生身与其事，而且奔走商量，当然知道得更清楚，可是我们听到了，也不便发表出来。后来蒋介石和宋美龄都写了回忆录，他们都有其政治作用，有意把真相遮盖起来。我们在宋美龄的追记中，看到了周恩来在西安的踪迹，也只是这么淡淡一句，一般人是不明白周的意向有着决定性作用的。 张学良和周恩来在肤施见面，那是一九三六年夏天的事。他们讨论到：①蒋与抗日关系问题。②用法西斯方法谋中国统一的问题。周对第二点认为难能成立，因为无论名义如何，中国在实质上难有法西斯政治存在的可能。至于前一点，那时，中共已由土地革命阶级斗争转到各党派联合抗日的民族革命，已经变了一步。 不过，“双十二”事变的突然发生，正和中共的预想相反；中共预想通过张学良的关系与蒋介石协商，化除国共双方的对立。而“双十二”事变，却可能引致更大规模更长久的内战。周恩来于十二月十六日到了西安，说服了张杨，认为有释放蒋介石的必要；同时，周氏和招待所被羁的中央军政要员密切商谈了种种政治决定。十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在张学良陪伴之下飞出西安，一部分少壮军人当时对周氏是不满意的。这种种都是百里先生所亲知亲闻的，他对我们表示对国军很乐观，认为国共合作统一抗战的前途很大的。（一般人当然不明白这些幕后接触的经过的。） 百里先生在那两星期中，因为他参与了最高决策，当然看得很明白。他每日写给女儿们的明信片中说：“飞机轧轧声，南京有人飞到西安来了。”“又一轧轧声，蒋今天飞回南京了。”“明天再来一声轧轧，你们的爸爸，将离开西安这古城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杨虎城在绥署设宴为百里等饯别，席上众人相顾而笑。百里先生举杯高吟道：“昨为阶下囚，今又座上客！”世事如棋局局新。中国抗战第一声，谈者说是从临潼华清池边发出的，这话也颇有几分道理。 注释 〔1〕手谕详文为：“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日前可以回来，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　戎祉中正手启。十二月十七日。” [book_title]第八章　英国论 百里一生既是军事学家，又为政论家，擅长文史研究，诗写得不错，字也写得很好，也是多方面的才能。他娓娓清谈，滔滔不绝，风趣横溢。 ——曹聚仁评蒋百里 百里先生的欧美之行，他是考察了欧洲大陆各国，经伦敦，再到美国，再从日本回国的。那一时期，英国还是世界的重心，也正是张伯伦的“雨伞时期”。 百里谈到英国问题时，他说：“我对于英国外交，不敢判断，不愿批评，我唯有诚意的赞叹与虚心的仿效而已。”何谓不敢判断？他说：昔欧战开始前，德国驻英大使归国，威廉二世询之曰：“万一欧战发生，究竟英国态度如何？”大使答道：“我不知道。”事后英人某阁员听到了，抚掌太息（叹息）道：“此真能知英国者也。不独德大使不能知道，连我们英人也不能自知的。”夫以英阁员，以德大使，他们竭忠尽智以求知，终于不可知；那么，我们即算沉思熟虑，尚且白费脑筋，何况轻率雌黄，岂非开口便错？故曰：不敢判断。 何谓不愿批评？他说：如果一篇鼓励的文章，而张伯伦能寓目而为之一笑的话，或者，一篇刺激性文章，而英伦政客能看了为之一怒的话，则批评始有价值。可是以美之富，法之强，俄之巧，意之滑，德之蛮，众说纷纭，曾不能动其政策之分毫，乃泰然独行其所是，那我们以自己的主观利害来批评他——世界帝国的根本政策，岂非隔靴搔痒？故曰：不愿批评。所以百里说，对于英外交，只有赞叹，只有仿效，何以故？曰：英之外交，乃和不忘战故，是孙子所谓“以全争于天下者也”。岂独外交，也是兵略上最精的。 他说：英国外交政策，虽不可知，然有一事焉，为世人所共知者，则英国唯不战而能胜是也。所以张伯伦之和平——不战政策，为英国之最上政策，无可疑者。然英既以不战而胜，则反英者，必以战为胜，此中消息盈虚，势力之孰强孰弱，有非可以数字计算者，此所以英法和平之志虽坚，而欧局终至于危险也，然英之外交乃更对此而有所备。 张伯伦说：“英国有三种场合，不惜一战：①如果有人侵犯英国的领土及殖民地。②为履行对于同盟国条约起见。③二者以外，如果英国认为必须一战才能解决，那也义不容辞。”百里说：张伯伦虽号为实际家，其实实际应付，非英之所长也；英国之所长在其远略。举例：如甲午之役，即定联日制俄之策，一九○四年，即定包围德国之策；欧战一终了，即警戒日本。即今日《泰晤士报》对中国抗战表示好感，也准备于数年以前。惟其举一事，定一策，决于十年五年以前，一到临时，即能水到渠成，他国莫之能抗也。但长于远略者即短于实际应付，盖自非先知，孰能举未来之变而一一预定之？故每下一策，必留一余地以应变，而形成一不彻底之局面。对意大利政策受攻击与讥笑，即其一例。可是英人宁可忍受此羞辱，何也？国防故也。只有前哨为本队牺牲，不能为前哨而牺牲本队。外交事小是面子问题，国防却是生命问题，为面子而牺牲生命，英人不为也。百里说了合乎辩证逻辑的话：“世人以英之退让，谓为武力不足，此误也；英人亦自言之，此伪也。诸君志之，今日文化社会之世界，一国家可以因为打胜仗而亡国，打了胜仗即可兴国，此时代落伍之言也。我们试想，纵使英法能联苏挟美，予德意以一击，后果如何？英不能再强了，而苏美之势必日大，则真正到了帝国霸权之危机时代了。英人肯自动促进这一危机的早来吗？故‘和平’二字，德意为口头禅，在英人则是生命问题。”百里的话，到今日看来，还是有意义的。 百里曾经为了国联开会，对英国人说过如次的一番话：“英国不是欧洲的一个单纯国家，而是现在二十世纪的一个唯一的世界帝国，所以我以为英国人，应顾虑到自己两种义务。一是国家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