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两汉社会生活概述 [book_author]谢国桢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史学,学术,完结 [book_length]106800 [book_dec]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谢国桢先生晚期写的一本汉代历史专著。谢国桢先生专长于明清史，尤其是晚明史。他还是金石学大家。本书是谢国桢先生在研究兴趣中产生的研究新领域。谢国桢先生从汉代画像石入手，通过画像石传达的信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语言简练生动，篇幅短小精悍，既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又有相当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book_img]Z_5539.jpg [book_title]前言 忆余幼喜读南明史案，及长，转而探求清初东北满族兴起之由，乃上溯契丹、金源，以迄汉代乌桓、鲜卑之事迹，拟草成一部《东北史略》。时当“九一八事变”之时，大有李义山诗句“可惜前朝玄菟郡，积骸成莽阵云深”之感。尔后，“七七事变”爆发，风云变幻，时局动荡，华北沦陷，东南颠簸不定。桢以谋求衣食，奔走南北，骛于外务，此事遂以中辍。1947、1948年间，余避地上海，在河南路一角小楼上，为银行商家司笔札之役，乃于业余撰写《清初东北流人考》及《汉代绘画考》。1949年春，北平解放，遂迅速北上。1949年秋在天津南开大学讲课，乃得重理旧业，到1951年适为至德周叔弢先生六十寿辰，即把写于十字街头的论文登在《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上。 从1951年到1981年这三十年间，余由南开调到北京，在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得偿宿愿；承师友启发，学习新知，自觉亦有所得。“文化大革命”期间，余乃下帷读书，重温前后《汉书》《东观汉纪》等书，以及《文物》期刊所载考古发掘工作报告。鲁迅先生《致姚克》的信上说：“汉画像模糊者多……我在北平时，曾陆续搜得一大箱，曾拟摘其关于生活状况者，印以行世，而为时间与财力所限，至今未能，他日倘有机会，还想做一做。”此话对余启发尤深，所以不揣固陋，慨然有述作之意。又因余粗枝大叶，赋性疏懒，做不出考证精细的工作，但想到古人有“读书得间”这句话，就是要掌握大量的资料，熟悉当时的社会情况，披坚执锐，得知其中的肯綮，取得内在的联系，然后才能够持之有物，言之成理，不至于徒说空话，于是试图从这方面做起。 1972年余从河南明港回京之后，陆续读书，积累资料，成《两汉社会生活概述》，承知友吕贞白同志审查校订，又承陕西人民出版社大力支持，得以出版问世。 从1951年到现在（1981年），已经是三十年了。那时周叔弢先生是六十岁生日，现在正值九秩寿辰时期，余也是八十周岁的人了。髫龄就学，皓首无成，但是在大好时光之下，余能够努力工作，共瞻未来美好的远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故贾余勇，草成了这部菲作以为周公寿；并期待着海内外至亲好友、同志仁人批谬指疵，以匡不逮，借以考验我半个多世纪以来，读书之勤惰云尔。 谢国桢 记于北京乐学斋寓庐 一九八一年四月 [book_title]一　汉代社会概况 自春秋战国时期奴隶社会制度解体，封建制度逐渐建立，到秦代统一中国之后，改变了诸侯割据的局面，设置郡县，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真正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为了边境防御，有时发生战争，但是有斗争，也就有团结与和平。当时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所谓西戎，早已与诸夏人民友好往来。 汉朝建立，与北边的匈奴虽然进行过战争，但不久就结亲，和睦共处。又像在东南的南粤和闽粤，西南的夜郎、滇、嶲，都和汉朝团结在一个领域之内。 据最近考古学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多出于一源。如《汉书·匈奴传》上说，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上说，四川的巴国“为黄帝高阳之支庶”。若东北鲜卑、乌桓诸民族，多为有虞氏之后。虽然传说不一定可靠，可是彼此之间，互有影响，当是无疑的。至于西南各兄弟民族，也有从马来亚来的，同处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内。各民族的形成，自然有他们的特点，文字语言也有差异，但也有其共同之处。总的说来，自秦统一中国之后，各兄弟民族人民“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携手并进，共同发展了经济和文化。以往的人，往往把各族人民习惯于国内的风俗服饰，说成是“华化”，是不够妥当的，应该认为是兄弟般的各族人民，彼此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我们祖国的人民，最能够吸取众长，因之胡人中有汉族的风俗，汉族中也有胡人的风俗。在我国历史上不是有过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龟兹国喜欢汉代的服饰习俗的故事吗？汉高祖刘邦更喜爱楚国巴渝的歌舞。在汉代，早有著名的外科医药药方的流传，因为匈奴人尤长外科。尤其是在语言文字方面，汉族语言中已有不少兄弟民族的词汇，如北京常用的“胡同”二字，就是从元代蒙古语言中流传而来的。所以说，祖国文化的发展，不能全归功于汉族，而是由各民族融和会通、共同努力的结果。 汉族名称的由来 汉族这个名词，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从汉朝建立以后，才形成起来的。在秦汉以前，只有“华夏”的称呼，而很少看见“汉人”这种叫法。在秦代统一中国之后，威声远及西域，当时各地称中国人为“秦人”。汉灭秦以后，邻邦人民还称中国人为秦人。[1]《汉书·匈奴传》上说，汉代的降将卫律，为单于谋划，教匈奴人“穿井，筑城，治楼，以藏（五）谷，与秦人守之”。颜师古注说：“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顾炎武说：“彼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犹后世言汉人耳。”还有清光绪间在新疆温宿州拜城县发现的《汉刘平国治□谷关颂》石刻上载：“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二十六日发家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口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来，共作□□□□□□谷关，八月一日始断山石作孔……”王国维先生作跋说：“匈奴、西域皆谓汉人为秦人。孟伯山等六人称秦人，知刘平国非秦人矣。”[2] 到了什么时候才通称中国人为“汉人”呢？ 原来汉高祖刘邦入关破秦后，因为有楚怀王的“先入关者王之”的诺言在前，项羽就假借楚怀王的名义，封刘邦为汉中王，说：“汉中亦三秦之地也。”刘邦心中非常不满意。《汉书·萧何传》上有一段对话。萧何谏刘邦说：“虽王汉中之恶，不犹愈于死乎……”汉王说：“何为乃死也？”萧何说：“……语曰‘天汉’，其称甚善。”孟康注：“语，古语也。言地之有汉，若天之有河汉，名号休美。”臣瓒说：“流俗语云‘天汉’，其言常以汉配天，此美名也。”所以，当刘邦逐步胜利以后，就以汉作为朝代的名称。可是当时的情况，除了秦朝而外，楚是东南方面的大国。由于楚地势雄伟，人民奋勇，还有三闾大夫屈原所作的爱国的、绮丽、悲愤的诗《离骚》，文化的灿烂是可观的。因之，当时就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歌谣。到了秦亡，楚汉相争，楚的势力仍占上风，尤其是楚国的文化，楚国的服饰和歌舞，真是人所爱好，南北共传的。与楚霸王项羽对抗的刘邦，习染了楚俗，喜欢楚国的歌舞，说明了他们旗鼓相当，大有平分秋色之势。自从刘邦不专用力谋而以智取，战胜了项羽，取而代之，建立了汉朝。在汉代的建筑中有“汉并天下”的瓦当，还有“唯汉三年大并天下”的铭刻，作为宣传。因而秦人改称为汉人，遂有汉族名称的兴起。汉族不过是各兄弟民族之一，若由此引申而为大汉族主义，那就是荒谬之论了。 “汉并天下”瓦当 新城市出现 事情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就以我国的方域而论，从北方苍茫的沙漠到炎热的岭南，从西部的喜马拉雅山到东海，领域是辽廓的。祖国人民在这块地方上土生土长，辛勤劳动，不断地垦殖渔牧，发展生产。到春秋战国的时候，大部分奴隶和农民从奴隶主和封建领主统治下解脱出来，获得了能自耕的土地，开辟了大量荒芜的田园。各地方的工商业也逐渐繁荣，出现了新的都市。当时除了成周而外，在齐国有临淄，赵国有邯郸，秦国有咸阳，楚国有寿春等。据说那时临淄已经有四十万人，商业兴盛，建筑物鳞次栉比，来往的人“肩相摩而踵相接，举袂成幕，挥汗成雨”。邯郸更是各类人士云集，妇女善于精歌妙舞。各地方趋时的人，都要赶学邯郸人走路的步伐姿势，才觉得漂亮。至于燕、赵之歌和湘、楚、巴、渝之舞，真欲取郑、卫之音而代之了。这些城市仅仅局限于中原地带，而未开辟的荒野地方还是很多的。 自秦统一六国，情况便不同了，开驰道（驿道），筑堤防，交通比以前便利多了。到汉定鼎之后，便出现了不少新的城市，《史记·货殖列传》里所举的长安、中山、广陵、番禺、宛、颍川等都会的繁盛的景象更是可想而知。《汉书·地理志》把全国分为十三郡，所建置的郡国以及出产盐铁的地区，罗列得极为详明。 当时出现的繁荣城市，到底有哪几处呢？我们可以举汉桓宽《盐铁论》里的叙述，作为概括说明。《盐铁论·通有篇》说：“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菑［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再加上《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广陵和番禺，汉代比较大的城市，可以说是罗列略备。到王莽时，为了平抑物价，管制物资，疏通有无，以利于国家岁收，遂以长安、洛阳、邯郸、临菑、宛城作为五都之市，设立五均六筦的官职，作为管理货物中心的枢纽。那时，前汉政府建立在长安，长安是全国的首都。后汉的京城才建立在洛阳，长安与洛阳即所谓二京。关中、陕南一带经过修治，开渠通运，特别在关中修治了白渠，引泾、渭之水，灌溉田地，谷物丰富，因之关中之地，号称为“陆海”[3]。 由于关中是全国首都所在，人口众多，所出产的粮食要供给长安市民需用，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之，当时每年要从关东转运四百万石粮食来供应京师，还要把四川广汉的物资和丝织品之类，运到长安，补充衣料的不足。所谓关东，指的是齐、楚，就是现在的山东、山西、河南、皖北等地方。关东富足，则关中自然富足；若是关东饥荒，关东饥民逃荒到关中，那么关中必然承受不起这种负担，就处于变乱状态了。关东这一块大平原上所出产的谷物，对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呀！（据记载，像关东的山西晋阳、太谷一带所出产的小米，肥美无比，淇水的竹林，是不可胜伐的。）从西汉到东汉，出产布匹和丝绸（汉代叫作缯帛）的地方是山东的任城（济宁）、河南的河内、四川的广汉，除了四川的广汉，另两处也都在关东。王充《论衡·程材篇》说：“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织造出来的这些布匹、丝绸，不仅运到长安，供给汉代帝王将相们享受，而且匈奴和西域的王公贵族也酷爱国内的布帛、丝织品作为服饰，因之这些丝织品的原料和做出来的衣服流传到玉门关以外的边塞之下；又由西域新兴的城市高昌，辗转运输到月支、大秦等欧、亚边境一些地方，使这条交通大道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西北各国争着要获得我国出产的缯帛，所以《后汉书·大秦传》上说：“安息欲以汉缯与之交市，故遮阂汉使，不得自达。”使国际间的贸易，出现了空前的盛况。 汉长安城门遗址 我国幅员辽廓，气候寒暖不同，山区河流和平原地带不一样，所以物产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由于广大劳动人民同心合力，突破了自然灾害的困难，使生产有了发展。例如，在汉代甚至到东汉的时候，渤海湾上渔阳一带还不能种稻；五原是游牧地区，本宜于种麻，但是当地人民还不大会纺织，冬天无衣服可穿，就卧在绒毛细草堆中，借以御寒，不敢出门。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种田植谷还在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尤其是江南盛产蚕桑之乡，在汉代只能生产“越布”，还不能够纺织丝绸，甚至到三国鼎立的时候，曹丕嘲笑东吴的国主孙权说：江东所做的葛布，怎能够比上我们北方所产的罗纨绮縠呢？就在那时，曹丕的母亲卞氏送给杨彪的夫人袁氏常山郡房子县（今河北临城）产的宫锦百斤、文绢百匹，说明了北方盛产绢帛的情况。关于当时生产发展的情况，前后《汉书》的列传中都有记载，由于文章过长，姑不多引，唯有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序》概括得较为扼要，我不妨把原文抄录在下面： 九真庐江，不知牛耕，每致困乏。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燉［敦］煌不晓作耧犁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魏）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又燉［敦］煌俗，妇女作裙，挛缩如羊肠，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复不赀。茨充（汉）为桂阳令，俗不种桑，无蚕织丝麻之利，类皆以麻枲头贮衣，民惰窳，少粗履，足多剖裂血出，盛冬皆然（燃）火燎炙。充教民益种桑柘，养蚕织履，复令种苎麻，数年之间，大赖其利，衣履温暖。今江南知桑蚕织履，皆充之教也。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绩织，民冬月无衣，积细草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崔寔为作纺绩织纴之具，以教民得以免饥寒。安在不教乎？ 还有《后汉书·张堪传》说： 由蜀郡太守迁渔阳太守，乃于狐奴（今北京市顺义县、密云县）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双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 这两段记载所叙述的事情，是真实的。当然改变自然、发展生产的主要动力，是劳动人民，而不是桂阳令和渔阳太守。劳动人民是创造人类财富的英雄，领导者自然是在关键上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在当时，如没有当地人民迫切的需要和劳动人民群众齐心协力的创造精神，那么纵有桂阳令和渔阳太守的领导，要达到比以前更高的水平，也是不可想象的。 交通发展，边塞经济繁荣 有汉一代，不仅自然面貌有了改变，发展了生产，创造了社会财富，建立了新兴的都市，而且在广阔的天地里，这些山南海北的城市间，穿山越岭，铺平了道路，修治了沟渠；在城市与城市间，设立了十里一亭，五里一堠，每隔三十里建立驿站，把这些城市联系在一起。在边塞上还设置了屯田、城障和烽燧，巩固了边防，使国家的军队和行商旅客，来往于从长安到西域的大道上，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这种交通道路畅通的情况，在汉代初年尚不能如此，而是汉初继承秦朝统一国内后修治道路的基础，经过广大劳动人民长期不断地辛勤劳动，逐渐建设起来的。就以西汉初首都长安和东汉首都洛阳而论，当时到关东、关西以及到四川成都和到江南吴郡的水陆交通，还是有阻梗的。 例如从汉中到四川，褒斜道长二百五十八里，中间全是崎岖不平的山路，到后汉永平六年乃修作桥格六百二十三间，建立了五个大桥，设置了邮亭驿站，行人车马得以畅通无阻。这样大的工程，凡用劳动力“七十六万六千六百余人，用瓦三十六万九千八百四器，用粟百四十九万九千四百余斛”，从永平六年动工兴修，到九年大功告成。从此，由“益州东至京师，去就安隐（稳）”。[4]又如从武都到洛阳，先是运道艰险，舟车不通，马驴负载，僦五致一。虞诩乃案行川谷，由沮至下辨数十里，皆烧石剪木，开漕运道，川人僦直，雇借佣者。于是水运通利，岁省费用，增产盐米，户口至四万余 。[5]从长安到潼关，修凿了运河，并整治了黄河的砥柱，关东的粮食布帛可以运到长安，供给首都。[6] 开通褒斜道碑 又如江南的道路，也是崎岖不平。在战国时代，吴王要争霸上国，才开邗沟（在今江苏扬州附近）通江淮，可是“战舰仍不能达，只能由海入淮。若从常州经镇江向北至江岸，则只有陆路，没有水路”，因为从丹阳到镇江中间，有山路隔绝，即所谓“崭绝陵袭，施力艰辛”。到三国孙权时，才开通从吴县舟行过无锡、武进、丹阳到镇江的水道。《典略》记载：“先主（刘备）镇成都，拔魏延于汉中，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从成都到昆明，道路险阻，东汉到三国时，使用牦牛的西南各族人民，修治了道路，建立了亭驿，由成都到越嶲的道路亦遂畅通。 汉代从关中到九真、日南、交阯等七郡，贡献转运，必须从东冶、福建（泉州）沿海来往，“风波艰阻，沉溺相系”。郑弘奏请开辟了经过零陵、桂阳的峤（山岭）道，经过辟山越岭，使这条道路成为自东汉到六朝以来，去九真、日南的较为坦平的要道，比泛海而行要便利得多了。[7]总之，从汉初到三国，经过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艰巨的劳动，开山辟岭，修治了道路，陆可以乘车，水可以行船，初步奠定了国内交通的基础。 至于西北边塞上，从汉武帝到东汉明帝以前，经过历次经营，在河西走廊新辟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并在海头（罗布淖尔）建立了居延城市，“筑遮虏障以卫之”，其后更移贫民，试代田于此。在东北则设有玄菟、乐浪、真番、临屯、沧海等五郡。在东南平定了南粤、瓯粤、闽粤，建立了儋耳、珠崖、南海等九郡。在西南则建立了越嶲等郡，并直达滇池。军队物资运输和行人、车、马、船只，都可以畅通无阻。正如《后汉书·西域传》所说：“立屯田于膏腴之乡，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名走驿，不绝于日月，商贾贩客，日款于塞下。”这些地方不但是边防上的重镇，而且是各族人民携手合作、惨淡经营、互通有无，把缯帛运到塞外，又把匈奴北单于的牛马运至塞下的转运基地和贸易点。在这些郡邑里，曾制造了数牛驾驶的战车，修建了眺望防敌的楼橹，形成经济繁荣、各族人民会合的城市，当时叫作胡市，也叫作合市。[8] 四川出土的汉代陶马车 四川出土的汉代车骑临阙画像砖 边塞上，尤其是河西走廊一带，地广人稀，土地肥沃，不但宜于畜牧，而且宜于种植，大批关东农民乃至商贾负贩，都迁移到这里来，把荒寒的区域，开辟为牧场，或改变为良田。从汉武帝开辟之时起，到东汉光武帝年间，这里已成为繁荣的区域。正如《后汉书·窦融传》说：“融自高祖以来，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忤逆无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堡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不但畜牧和农业发展，而且是国际贸易和东西文化交流的地方，敦煌遂成为东西来往的要道，是历史上著名的国际城市。除敦煌而外，其次就是张掖。据《资治通鉴》卷四十二说：东汉“时天下扰乱，惟河西独安，而姑臧（张掖）最称富邑，通货羌胡，市曰四合”。胡三省注说：“古者为市一日三合，姑臧殷繁，故曰四合。”汉朝与西域交往，始于汉武帝时，到王莽时中断。东汉初建立，光武时还处于停滞状态，到汉明帝以后，才又恢复。从此，“三通三绝”[9]， 但是，东西的交通往来，人民的往返贸易，始终没有停止过。 甘肃武威出土的东汉陶望楼 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 魏晋以后，十六国割据之际，西部各州人民不怕形势的孤立和外族的侵略与压迫，建立了高昌国。高昌国在天山南北沙漠地区，独秀一枝。人民从事劳动，发展生产，仍保持着祖国的文化，优秀的作品还留传到后代，声名远扬于欧亚。高昌国，从鞠嘉开始，传了九代，达一百四十四年之久，最后归顺了唐朝，又实现了祖国统一的局面。[10]高昌的情形虽屡有变迁，然而在祖国的历史上，一提到高昌文化，总是能够引人入胜的。 汉代的四民 汉代的人民，究竟是包括了些什么内容和成分？我觉得就是古人所说的四民。要解释四民，我们还得就汉代当时的情况而论。《史记·货殖列传》上所说的农、虞、工、商，是“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又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就是说，生产粮食的是农；“出山泽之材者谓之虞”，即指采取矿产和搜集山货的劳动行业；进行成品加工的是工；产品交换中起作用的是商。最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所说的“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的根本。稍后，才把虞合并到工中去。《汉书·食货志》说的“士农工商”，其中的士指知识分子。就是说这时才把“士”这个名词加进去。我认为“士”虽然不是一个阶级，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士，思想是敏锐的，可为劳动人民服务，也可以为统治者服务，起了一定的推动社会进展的作用；班固把“士”置于四民之首，不一定对，但是有其一定的道理的。 我们还从阶级观点来分析。自从汉代秦而兴起，建立了新的封建王朝。新的封建王朝对于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仍然是残酷的。大量的贫苦农民仅能够自耕一小块土地，用收获物的百分之十五交纳捐税（后改为三十而税一）。没有田地的农民还要耕种富豪的田地，与地主对半分成。[11]剥削虽然严重，然比作奴隶的时代有锁链、无人身自由要强得多了。农民们热心耕种自己的田地，为了获得田地上较好的收成，便提高耕作生产的效率。男子们从事田野劳动，到了收割以后，三冬之余，便和妇女幼儿们在夜间油灯底下绩麻、纺织以及打草绳、做麻鞋。一月是三十天，加上夜间的劳动（顶半天工作量），一个月就能得到四十五个工作日，这样辛勤劳动，就使当时农村出现了桑麻盈野、年岁丰收、五谷满仓的局面。[12] 至于工业，虽然农耕之暇，也做些自给自足的家内手工业，豪富之家设有手工业作坊，但主要的还数官营手工业。在汉代的长安及洛阳，中央政府里面专营纺织业的有东、西织室，专营制造铜器、陶器的有宗正属官的都司空、少府属官的尚方令，在地方上则有齐地临菑的三服官。三服是指春、夏、秋三季所用的衣服而言的。除此，河南陈留郡襄邑和四川广汉有服官，其他各地有制造铜器、铁器、治盐的铜官、铁官以及盐官等。在这些机构中，既有工人师傅，还有巧工。师傅们指导巧工制作精巧细致的成品。[13]手工业工人大半产生于失业的农民，尤其是来源于成千上万被统治者处罚受髡钳的刑徒，他们受着统治者的责骂和鞭挞。 我们看到汉代的铜器、漆器和陶器上，差不多都镌刻有工人的姓名。为什么其他器物上不记载姓名而这些铜器、漆器、陶器上刻有姓名呢？是为着表扬工人吗？不是的。史乘上记载，“工以记名”，《四民月令》上说：“物刻工名，以覆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14]就是要监督工人制造出成品，而且事事要负责，还要按件出活，如期完成，不能拖滑的意思。尽管手工业工人们日受鞭挞，生活那样艰苦，但用千百人的力量，做出一杯一棬精美的成品，却仍归皇家、王公贵族等统治者们享受，剩下来的次品才为人民衣食需用。 汉代政府推行重农轻商的政策，但是商人经营商品贸易，惠通有无，有其实际的权利，因之轻裘肥马，过着奢侈的生活。其结果是农民却过贫苦的生活，穷无立锥之地，甚至“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正如晋傅玄《傅子·校工篇》上说的：“都有专市之贾，邑有倾世之商，商贾富于公室，农夫忧于陇亩而堕沟壑。”[15]当然惠通有无，从事国内、国际贸易的商人，也是汉代社会上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至于士人——知识分子，在汉代有为帝王驱使制礼作乐的叔孙通，有为加强封建思想统治而提出尊崇孔子、罢黜百家的董仲舒，同时有破除迷信的朴素唯物主义者王充、王符、仲长统等人，还有杰出的文史学家司马迁、司马相如，有科学发明家张衡、马钧等，也有为王公贵族帮闲的蒯通、枚乘等人。助纣为虐的更不在话下，不能一概而论。 以上所述的农工商士，虽然各起的作用大小不同，但可以说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社会财富和文化的创造者，也是被统治和被压迫的阶级。这里再谈谈统治阶级的情况如何呢？ 自汉高祖登上皇帝的宝座，建立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在这个政权内有统治国家和压迫人民的行政机构，有军队和监狱。其统治人民的阶层最高的是皇帝，其次是同姓和异姓的王公贵族、大臣、外戚、宦官，以及其他的大小官吏和御用文人，构成了封建地主阶级施行政治的集团。继刘邦而后，汉朝统治者为平抑民愤，禁止兼并，也打击了长安和关东的地主豪强。如历史上所说的涿郡的大姓东高氏、西高氏以及其他的大姓巨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争，故有“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16]之语。所谓大姓巨族者，就是指从战国以来遗留下来的奴隶主以及六国贵族豪富的残余，以及一批“从龙”新兴的封建地主分子。 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一定的矛盾和斗争，汉朝统治者就拿孔孟之道的“以孝治天下”来维护封建统治的秩序，如有同姓王和异姓王起来造反，就群起而诛之。在两汉的皇帝中，除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发展了农工业生产，保卫了边疆，光武帝中兴汉室，重视农民，释放了奴婢而外，其他皇帝都不足论。汉武帝由于开拓边疆，因而引起苛征暴敛，对于人民有其好处，也带来了灾难。光武帝释放奴婢，清查田亩，做得也不彻底 [17]， 政治并不见清明。至于东汉明帝以后，多是些短命的皇帝，即所谓“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18]。那时的政权操在外戚、宦官和权臣手里，他们彼此互相争权，政治乱得不成样子。到了汉灵帝的时候，卖官鬻爵，贪得无厌。这些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必然导致社会上的动荡不安，终于激起黄巾起义。汉朝的江山早已应该亡掉了，然而还不至于马上灭亡的原因，正像《后汉书·左雄传论》上所说：“往事虽折，而来轸方遒，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为之。”就是封建地主集团维持着摇摇欲坠的汉王朝势力。 汉朝地主阶级的势力和成分中，除上面说的，还有依附于地主阶级的游侠和说客。所谓“三游”，荀悦《汉纪》说： 俗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乱之所由生也。伤道害德，败法惑时，先王之所慎也。 荀悦批评未必确当，但是游侠和游说之士，确是依附地主阶级的一个阶层。再者还有从奴隶中分化出来而依附权门的，如霍光门下的冯子都等类狗腿子。从农民或奴隶以及庶族地主中乘时风云上升而为地主阶级中的重要人物者也是有的，但是数量很少；而身份逐渐下降，成为宾客的，为数愈多，如西汉时淮南王和梁孝王的宾客。地主豪门养客，到东汉之末已成风气。宾客太多，也就不值钱了，就变成跟像破产农民降为与奴隶同等的“奴客”的情况相似了。 封建地主集团家天下的政治统治，使贫苦农民等广大劳动群众再也无法忍受的时候，便被迫起来进行斗争，如发展到西汉之末，就激起了以樊崇为首的赤眉、绿林的起义，打击了西汉和新莽的封建统治。到了东汉的后期，以张角为首的黄巾军，突破统治者的缺口起义了。他们指责统治者“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就是说，天下不再是刘家独霸的了。历次农民军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正义凛然，使统治者不得不缩手缩脚，有所畏惧。当然，在平时剥削和压迫尚不至于冻馁的时候，农民群众就在广阔的天地里辛勤劳动，发展生产，在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上，创造出新的奇迹，推动社会的进展。 * * * [1]. 日本人称中国人为“支那”亦从“秦”得声，而法文Chine又从日文音译。英文China则从法文转去而变了音。阿拉伯人最早来到中国时，正值中国隋代，故阿拉伯文称中国为AL-Suin。至于俄罗斯人至今称中国为Кnтай（直译为“契丹”），足见其对中国了解之晚近与浅薄。 [2]. 《汉书·苏武传》；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刘平国治□谷关颂跋》。 [3]. 《汉书·地理志》。 [4]. 《金石萃编》卷六《汉鄐君修褒斜道碑》。 [5]. 《资治通鉴》卷四十九。 [6]. 同上。 [7].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二“小其”条；《三国志·蜀书·张嶷传》；《后汉书·郑弘传》。 [8]. 《汉书·食货志》《后汉书·孔奋传》《后汉书·南匈奴传》。 [9]. 《后汉书·西域传》。 [10]. ［日］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 [11]. 《汉书·食货志》。 [12]. 《汉书·食货志》。 [13]. 《汉书·地理志》《汉旧仪》。 [14]. ［东汉］崔寔：《四民月令》。 [15]. 崔寔：《四民月令》。 [16]. 《资治通鉴》卷二十七。 [17].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后汉书·外戚传论》。 [18]. 《后汉书·皇甫嵩朱儁列传》。 [book_title]二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汉“鼓吹种多”刻石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制度上升的时期。那时，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人身依附关系比过去要放松得多，从西汉文景以后六七十年的休息，经过赤眉、绿林农民群众的斗争，到东汉光武帝施行释放奴婢、恢复工农业生产的政策，农业和手工业确实有了进步，超过了春秋战国时期。所以，汉王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比较繁荣昌盛的朝代。从历史文献的记载和解放以来考古学的新发现中，不但可以看出当时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制造品的精美，而且有着灿烂的文化，给祖国人民遗留了丰富而宝贵的生产经验。 农业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的改进 农业是广大农民在长期辛勤劳动中，积数百年乃至千年的实践经验而发展起来的。所谓“大辂始于椎轮”，耕种始于播谷，说明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而是群众的智慧，群策群力，通力合作，由粗到精，由用手而到用牛耕，由用耒耜到铁制农具的制造，逐渐地丰富发展和积累起来的。 我国古代传说，神农氏“斫木为耜，煣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1]。耕种始于后稷 [2]， 纺织则始于黄帝之臣伯余。《淮南子》说：“伯余之初作衣也，麻索缕，手经指挂，后世为之机杼，以便其用。”当然这种说法，将耕种和纺织的发明发展完全归功于帝王将相等统治者了。清代文学家厉鹗就有怀疑，他说：“天下治物，创于臣，功归于帝。”[3]臣就是指臣民，事物的创造者，应是直接实践的劳动者。当然自古以来我国有不少科学技术的发明家，他们都是集中了群众和前人的智慧，经过无数次实践，才有所作为和取得成绩的。唐代陆龟蒙写过一篇《耒耜经》，认为耒耜是自从耕种五谷以来生民利赖的东西，是立国的根本。若是饱食安坐、游手好闲的人，不求耒耜名（原作命）称的意义，即扬子所谓“如禽者耶”。陆龟蒙曾亲自参加过耕种，看见农具有犁、镵等项繁多的名目，使用的方法也各不相同，“恍然若登农皇之庭受播种之法”，才知道自己学识浅薄，不觉“耸竖毛发”，因而感觉到周游列国的孔夫子，自以为“不如老农”，是一点也不错的。 武梁祠画像中的神农氏及耒耜 农民群众在广阔的天地里，与自然界作斗争，用双手来克服天灾人祸等一切困难，把荒芜崎岖的田地遍种五谷杂粮，植麻栽桑，变成为绿油油的田野，使河山锦绣美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为了耕种，首先要造出耒耜等简单的农具来，后来才用畜力逐渐代替了人力。 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殷商时代，我们祖先的先公先王中，有一个人叫作王亥，就能够驯服野牛。到周代才使用牛从事于耕作和挽车。殷代龟甲文的卜辞中，为了纪念王亥“服牛”的功绩，多记载祭祀王亥的事情。[4]《管子·轻重戊篇》说：“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自秦以来，农业逐渐地发展，到汉初，农业更加进步，已经普遍地使用牛来驾犁耕田，大概是三个农民用双犁驾驶着两个牛来耕种田地。然在汉画像石上看，亦有一人耕地使二牛的。 陕西米脂出土的汉画像石上的牛耕图 汉代的三脚耧 汉代除了牛耕，还实行代田法。代田法是把每亩地分成可以通水的渠道，作为三圳，使田地每岁可以种休交替着使用。此时已有兴修水利来灌溉田地和施肥的办法。地头上的沟渠上，驾起桔槔，取水灌溉田地。五谷收割登场碾打以后，用水碓来磨面粉。到三国时人们又发明了水排，“韩暨乃因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三倍于前。”[5]这样做起来，每亩较没有经过治理的“缦田”，收成要多一斛以上，搞得好的，产量还要增加数倍。故从汉初到汉宣帝时，岁岁得到丰收，即在统治者高压和剥削之下，农民还得以有口饭吃，每石谷子仅值五钱。虽然是谷贱伤农，也说明了五谷丰登的现象。这种耕种方法，由内地逐渐推广到边境，像南方的九真、庐江地区的人民也开垦土地，铸造田器，使用牛耕，生活富裕起来；西北敦煌地区的农民，逐渐改变落后的操作方法，使用耧犁来耕种田地，用力甚省，而生产的五谷较以前增加了五倍。[6]生产方法的改进，推动了全国农业生产的发展。 纺织业发展 人民生活的两大要素，就是丰衣足食。足食而后，就要丰衣。古人所穿衣服的原料，一般都是麻葛，丝织品只是皇帝、后妃和官吏所穿的衣料。商人有钱，一穿上丝履，就算是躐等了。后来才较普遍使用缯帛和丝绸，因之就注意到养蚕和植桑。原来的桑树，有高干的树桑，和矮干的地桑（又名柔桑）两种。 汉石刻画像采桑图 高干的树桑不便于采摘，而低矮的地桑（或柔桑）不但易于采摘，而且叶多嫩润，营养价值很高，养出的蚕，能吐较好的丝。《诗经·豳风·七月》有诗句说：“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说明了这柔桑早在春秋时代，已经普遍种植。蚕的优良品种叫作“金蚕”。金蚕丝能织成质量高的丝绸。制丝要缫，都要经过艰巨繁重的劳动。把纺成的麻线和丝缕，摆在纺织机上，织时用手，一个手提综，一个手穿梭，来回往复；经过复杂的程序，才能织成布帛。纺织技术后来慢慢地经过改进，将提综的工作交给两足，腾出两手来轮流穿梭。脚踏纺织机发明之后，工作效率就比以前要提高得多了。织出来的布帛，提综越紧、越密越好。综密紧的，特别是上到十来综的布帛，是供贵族和有钱的人穿的，粗的八综（棕）布，是一般贫民以及把守边关的戍卒所服用的。八棕布粗糙不堪，从近来在西北罗布淖尔等地发掘出来的遗物中，还可以看到那种粗布的形象。 汉石刻画像纺织图 经过无数职工数十年辛勤劳作，到了汉末杰出的科学家马钧，才发明了高效率的织绫机。在此以前用旧的织绫机，如前汉霍光妻显，赠给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散花绫二十五匹，均出自巨鹿陈宝光家，宝光妻传其法。“霍显召入其第，使作之，机用一百‘木镊’，六十日成一匹，值万钱。”织成一匹绫要费几十天的时间，生产效率很低，成本很高。经过很长时间的反复提炼，到马钧汲取前人的经验，简化了绫机的踏具，改造了绫机的综运动机件。原来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蹑就是踏具），六十综者六十蹑，马钧把它都改成十二蹑，于是生产效率提高了四五倍。[7]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织成的布帛及原料——丝综、麻线等，还须经过染色，敷上红、紫、绿、蓝、缁（黑）等各种鲜艳的色泽。这些颜色多半是从植物中提炼出来的，加上矿物中的矾石，融化配合而成。染红颜色用的是茜草，染蓝颜色用的是靛蓝草。东汉时候，河南陈留一带已栽种有大量的靛蓝和茜草，因此汉代学者赵岐的《蓝赋》说：“此境之人，皆以种蓝染绀为业。蓝田弥望，葱蔚可爱。” 至于织成的缯帛，既精致而且柔软，所以汉代文学家王逸的《机妇赋》描写机妇操作的经过说：“于是暮春代谢，朱明达时，蚕人告讫，舍罢献丝，或黄或白，蜜蜡凝脂，纤纤静女，经之络之。”[8]经织女之手还要在缯帛上织出奇丽的花纹，敷上五彩缤纷的鲜艳颜色。汉史游《急就篇》形容缯帛色泽的鲜艳时说：“郁金半见湘白，缥绿纨早紫硟，蒸栗绢绀缙红，青绮绫縠靡润鲜。”用现代的语言把它简括地翻译出来，就是：深黄浅白的湘素，在那里闪闪地发光；青白苍艾的纨绮，用縠石辗得平彰；黄若蒸栗的绢，红若荔枝的缯，如火之欲燃；青色的绫罗，梁州的白縠，既有文采，又还润鲜。绚丽斑斓的丝绸，粉白黛绿的色泽，何等光彩夺目呀！ 漆、铜、陶器制造和煮盐冶铁等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从西汉以来，为适应人民的需要，除了纺织业，其他手工业也相当发达。从现代发现的古器物和史书记载来考察，这些手工业的种类极为繁多，最引人注意的有制漆器、制盐、铸钱、冶铁、冶铜器、造兵器、铸镜、造度量衡、造玺印、造陶器、造舟、造车、做木器、做竹器、编草、雕琢玉石、制造纸张笔砚等。《考工记》上记载有攻木、攻金、攻皮、设色、刮摩、搏埴等加工制造方法。这些工种大半都是官营手工业，如尚方、织室等类，也有农民业余的手工业作坊。在都司空、尚方监统治之下的巧工、工人师傅和工奴等大批的手工业者，都是无家可归的贫民，以及被责罚充劳作的刑徒，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制造出了极为良好优美的成品。在最近所发现的古器物中，如汉宫中所用金色烛台以及行灯之类，真是精彩耀目；铜盘铜盂之类，件件精致；绫罗文绮，花纹奇丽，色泽鲜艳。这些物品，是集众人智慧，而且是非一朝一夕之力所能制造成功的，就是一杯一棬，经过雕制和漆髹，要费数百人之力。从这些物品也可看出当时手工业的发达和某种手工业进行的程序，和做某一成品的精细分工。我们可以举汉代乐浪王盱墓发现的漆杯铭作一个例子，漆杯铭说： 汉都司空瓦当 汉灯台 汉代的铁农具 河北出土汉代铁齿轮 汉代四川煮盐图 建武三十一年，广汉工官造乘舆髹泊（漆）木侠纻杯，二升二合。素工伯、髹工鱼、上工广、泪工合、造工隆、造护工卒史凡、长匡、丞颛、掾恂、令史郎主。 最近发现的汉代古器物，不但品质优良，而且种类繁多，发现古器物的地点且遍及全国，说明了汉代开采矿产，搜集木材，以及设官制造的地方，已经相当普遍。我们不妨把《汉书·地理志》上所载有铁官、盐官以及有其他出产品的地方作一个简表： 表1-1　汉代盐铁官及其他产品产地 从这个表里可以看出，产铜、铁之区，凡四十六处，产盐之区凡三十一处，产石油和石墨之区各一处，有服官和工官者八处，产漆之区一处，产木之区一处，产竹之区一处，产桔之区二处，畜牧之区二处。这不但可以看出我国之地大物博，采矿业发达较早，而且可以作为后人寻找矿产的途径。 度量衡和天文历算经验的积累与发展 汉代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不但发掘和拥有了大量的矿产和天然的财富，还制造出人民衣食的各种各样精美的物品。为了使制造成品精益求精，更往前推进一步，劳动人民不但将工艺水平不断提高，而且在技术方面有许多创造和发明。我不是说没有科学家和技术家的功绩，而是说科学家和技术家若是离开了劳动人民积累下来的实践和经验，则将是一事无成的。 古代的规矩 汉代的手工业者怎么制造出这样种类繁多的精美物品的呢？首先是有称心应手的工具，即尺度和规矩。我们可从武梁祠后石室第五石上所雕刻的汉代图像来看。 这幅图片上刻画着对面内向的人首蛇身的两人互相纠结着，一个人手里持着矩，就是方尺，另一个人手里持着形之物，就是圆规。规的｜表示定中心的器具，向上的是用于画圆的仪表，把安置在｜上，用—推移伸缩，使圆形运用自如，可大可小。其向上的｜和当为尖锐的形状，不过石刻上年深月久，就变成粗线条了。这里所说的矩和规，就是人们所周知的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矩本来是直矩，是分为九度的直尺。如用这个直矩向右折，上五下四，中间重复的地方便成了一个直角，叫作“倨句”。两个有“倨句”的直角合起来便纵横皆五，成为二十有五的积矩。我们还要说到把一矩的直角分开来的二分之一的半矩叫作“宣”。直角的分割变化无穷，因之劳动人民利用这个方圆角度的方法来制造交通的舟车、耕种和除草的镈与锄地的耰锄等农具。[9]劳动人民无穷的智慧，制造了生产的工具。这也是我国的数学上勾股割圆的所由兴起，在科学上建树了驰名中外的成就。 武梁祠石刻画像中的执矩图 星象知识 古代农民为了耕种田地，发展生产，就要掌握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明了一年中有春夏秋冬四时的更迭，才能够不违农时。掌握春夏秋冬依什么作为标志呢？那就要看天空的北斗七星。在冬天下雪的时候，天上的北斗七星的斗魁下面的斗柄，由西经北往东移，那就是冬天快要完结，而春天又要来临了。关于银河星座中的牛郎、织女星，虽然带有神话色彩，但是也可以说明人们已总结出夏、秋之间是牛郎耕地，织女纺织的时候。又如用晚上看见的参星，早上看见的商星，区分昼夜，等等。由此类推，在天空间可以认识更多的星宿。再如以赤道附近的恒星“中天”作为标准，也可以由日初黄昏时发现北斗七星的斗柄所指的方向作为标准，观察四方的“四仲中星”，后来受五行学说的影响，在这四方之上又添上了“中宫”成为五宫。四中星后来又扩充到二十八宿，但仍旧分属于“四宫”[10]，形成了初步认识天空现象的天文学的知识。在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甘德、石申、巫咸三家星经，就是吸取了这些群众积累的经验，编纂而成的。 除空间而外，农民所最注意的便是时间。古语说得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说明了我国古代农民早有作息时间的观念。但是一天里要做些什么，怎样利用时间才能使工作提高效率，在计时的子、丑、寅、卯等十二时的方法还没有划分出来以前，只有拿日、月、星、辰、鸟、兽为识时的标准。（《夏小正》）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记一天早晚的名词有“平旦”“日中”“日之夕”等。记夜里早晚的，则叫作“夜半”“夜未央”“夜向晨”。以后慢慢地又把它划分为甲、乙、丙、丁、戊，称五夜。后来的五更，就是由此演变而来的。春秋战国时代，把一天分为十二时，叫作“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东）中”“日中”“日昳”“哺时”“日入”“黄昏”“人定”，虽没十二支的名目，却有划分为十二时之实。及至汉代，才有以干支记十二时之法，时辰之名，所由兴起。时是指时间，辰是指方位。把一天分为十二个辰次，就是说时间的移动在某个辰次上。如唐代小曲中还有“夜半子”“鸡鸣丑”“平旦寅”“日出卯”“食时辰”，等等，可以看出“夜半”“鸡鸣”为时，“子”“丑”为辰的例子，乡间的农民尚有“半夜子时”“日出卯时”“日入酉时”的习惯说法，就是时间加在辰次上的痕迹。 计时工具 用什么工具来表达和计算时间呢？流传下来的古代计算时间的工具和仪器大约可分为三种：一是日晷，二是表，三是铜壶滴漏。前两种是用于白昼，第三种滴漏最宜用于夜晚。 表是八尺长的木棍或竹竿子做的，用来察看日影。所谓“日上三竿”，说明时候已经不早了。日晷是用石刻成圆形的器物。《说文》上说晷是日影。滴漏，《说文》上说：“漏以铜盛水刻节，昼夜百刻。”漏刻遇到了燥、湿、寒、温，度数可能测量不准确。据桓谭《新论》说：“昼日参以晷业，暮夜参以星宿，财得其正。”可见这三种测日用具是相辅而行的。用竹木做的表最易于损坏，至于用石刻的日晷，用铜铸造的滴漏，至今还有保存下来的，如清末大臣端方所藏汉代石刻日晷，就是一个例子。 汉铜漏壶复原示意图 西汉初，每天时间划分为百刻，每刻约合今十四分二十四秒。到汉哀帝时，汉规定为一百二十刻。王莽之后，因用法不便而中止。汉日晷是在刻有放射线条的圆形石盘中间开凿一孔，置一铜制的箭，依日光照射产生阴影反映在所刻度数上，来计算白天的时间。这种指射时刻的箭，多半是由官府颁发（见《汉书·哀帝纪》），以表示慎重之意。在日晷的石盘上，仅刻有白昼的六十九刻，其余的三十一刻，因属于夜间，没有日光的照射，虽有地方而无法计算。近人劳幹的《居延汉简考释》，曾以汉代夜半、鸡鸣、平旦等十二时分法来计算，所列自平旦至黄昏属于昼，从黄昏至平旦属于夜，而平旦及黄昏为昼夜之际。昼时较长，每时得八刻又半，夜时较短，每时得八刻，于是昼时自平旦至黄昏恰得六十八刻，遂与端方所藏日晷上所刻的凡六十九刻为昼的刻画方法，较为吻合。这种刻度与实际昼夜划分的情况相比较，却有些差异。若此石刻上划分的度数，唯有在北纬五十一度，当今恰克图、爱辉等地夏至一日方能如此。闻此石刻发现于内蒙古地带，故其方位与当地的情况相合，因之只可说是时间的分配当以此为起始，规划的昼夜度数则不能以此为断。又昼夜漏刻因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亦有所更变。据《汉旧仪》所说：“夏至昼六十五刻则夏至夜为三十五刻；冬至昼四十一刻则冬至夜为五十九刻。”又如立春昼四十六刻则立春夜为五十四刻，立秋昼六十二刻则立秋夜为三十八刻，较诸真夜为短、真昼为长。这个日晷上划刻的昼六十八刻、夜三十二刻不过是作为标准，而随时可以更定的。可以看出，汉代所刻的日晷，划分于昼的为多，而划分于夜的较少了，这也可说是科学由粗略向精密发展的一种表现。[11] 汉日晷刻石 汉延熹七年土晷刻文 自从有了刻漏划分时间的新方法，不但便利农业的操作，而且应用于社会各方面。春秋战国以来，在军事上为了严明纪律，就利用了漏刻。例如，齐国的名将田穰苴，在军门前“立表下漏”以约束军士。到了日中，监军庄贾还没有到来，田穰苴就仆表决漏，立斩庄贾以徇，三军之士皆为之震栗。又如汉昭帝死了以后，昌邑王刘贺急于继承帝位，从昌邑驰车急往长安，“夜漏未昼一刻”[12]。刻漏的利用，一直到三国时代还起了很大的作用。例如，太史慈是东吴孙策较好的战友，孙策大宴宾客，预备下盛馔，约定时间，“立竿见影”，来请太史慈，等候多时，到了那天日中，果然看到太史慈身穿白袍，骑着白马，远远而来，孙策为之大悦。[13]这可见，有了刻漏，对于工作就便利多了。在汉代，测量日影属于表一类的，还有一种叫作“土晷”用来测量日影的长短与时间的关系，由此而推测地球与天空间太阳的距离，发展而为量天的尺度，把我国的天文学推进了一步。 汉“会仙友刻石” 古代由鸡鸣、未旦，改进而为干支计时的方法 [14]， 对于每日计时可算是推进了一步。当然还有能够把一个月的日子排列起来的。古代计年月的方法，是按照月亮的盈亏而定的，月亮由亏到圆而又到亏，就是一个月。“一年望月九回圆”就应该从春、夏到秋、冬，月圆、月亏十二回就是一年了。早在殷商时代，把一个月的日子分为几部分，都是按照着月亮的盈亏而言的。一曰初吉，是指着初一日到七、八日的；二曰既生霸（魄），是指着初八、九日以到十四、五日的；三曰既望，是指着十五、六日以后到二十二、三日的；四曰既死霸（魄），是指着二十三日到三十日所谓晦日的。[15]这只能是大约的计算，计时的数字还是不甚准确的。 到了汉代，对于月日的记载有较准确的数字，如在四川发现的石刻上有“汉安”，是后汉顺帝的年号（142—144年）。又居延汉简中有“六月十一日”“六月十八日”“五月十四日”等等，这可见用数目字记年、月、日普遍行于东汉之时，于是历史事实的记载更为清楚可靠，尤其是对于年历学有很大的贡献。 度量衡 在农业生产中，必须掌握四时的寒暖、土地的肥瘠，才能够把庄稼种植得更好，取得更大丰收，即所谓“不违农时，五谷不可胜食也”。五谷生产出来了，还必须检查谷种的好坏和轻重，织出布来要审量布帛的长短，于是称量谷物和布帛的度、量、衡器具因时而发明了。由于度量衡器具发明和广泛使用，在从对铜制或瓦制容量器轻重敲打的声音中，又产生出了音乐和其他的科学。 据汉刘向《说苑》记载：“度量权衡以粟生，一粟为一分，粟者一黍也。”这就是说，度量权衡都是以一粒小米的轻重和长短积累起来而产生的。《汉书·律历志》记载：“推历生律，制器规圆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最主要的是要把度量权衡搞得准确。 汉长安尺 斛（莽量） 第一是度。“度长短者，不失毫厘”。孟康注：“毫，兔毫也。十毫为厘。”清沈钦韩注：“厘，马尾也，十马尾为一分。” 第二是量。“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汉应劭注：“四圭曰撮，三指撮之也。”孟康注：“六十四黍为圭。”清沈钦韩引《孙子算经》注：“六黍为圭，十圭为秒，十秒为撮，十撮为勺，十勺为合。” 第三是权。“权轻重者不失黍累”。汉应劭注：“十黍为累，十累为一铢。”刘向总结说，就是“纪于一，协于十，长于百，大于千，衍于万，其法在于算术”。这大概就是说我国古代算术所由缘起。 刘向接着用实物来作证明，并引申了这种说法，就是“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他以在音乐中发出宫、商、角、徵、羽五音当中最根本的声音且律管最长的黄钟作为标准。黄钟的律管长九寸，加上一寸，便是一尺。以山西上党县所出产的颗粒圆而且重、颜色又发乌色的秬黍（小米），放在律管里面，从一粒起，积累到一千二百颗秬黍的广度，恰为九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就成为分、寸、尺、丈、引的五种累积的度数。因而，用铜制成了尺子来度量物品。清乾隆年间，在山西发现的汉建初虑虒（地名）尺，与上面所说的分寸颇为符合。不过，汉尺较短，只有营造尺的七寸二分。到了南北朝以后，因为北魏以来的统治者要增加征收布帛，才开始增长。[16]刘向说：“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用黄钟的龠（黄钟的面积），来审度其容量。用“子谷秬黍”一千二百粒置在龠中，还拿井水作为水平准，量其平直，这就是一龠，合（两）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就成为龠、合、升、斗、斛五种“嘉量”。这种嘉量是用铜器制成的圆形，直径一尺，外旁边有庣（有边沿），上边为斛，下边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龠。“状似爵（酒器），以縻（散）爵禄 ”。从近来发现的“新嘉量”，可以看到它的形状。这种铜器，敲打起来，还可以发出和黄钟相似的洪亮声音。“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也是因黄钟之重而起的。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就成为铢、两、斤、钧、石五种权的制度。权是秤锤，用铜或铁制成。已发现的秦权，轻重不同。权有大小，所谓“小大之差，以轻重为宜，圜而环之。令之肉倍好者（如淳曰： 体为肉，孔为好），周旋无端，终而复始，无穷已也”。由称物质轻重的权，从而产生了衡。“衡运生规，规圜（圆）生矩，矩方生绳，绳直生准，准正则平衡而钧权矣”。以上所说的衡、规、矩、绳、准，叫作五则。这就是说：“规者，所以规圜器械，令得其类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准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绳者，上下端直，经纬四通也。准绳连体，衡权合德，百工繇（由）焉，以定法式。” 汉代科学家的发明和创造 《汉书·律历志》里所举度量衡的制度，都是以农民耕种所生产的谷物秬黍的颗粒作为基础，而成为百工的法式和准规，逐渐产生了科学的萌芽。由这些用铜铁木石所制的物品，从而发明了黄钟，逐渐形成了五音和谐的音乐。在这个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正如汉代科学家张衡说的：“参轮可使自转，木雕犹能独飞，已垂翅而还故栖，盍亦调其机而铦诸？”所以他发明和制造出了“浑天仪”和“地动仪”。古代都是在竹简和布帛上写字和绘画，虽然在西汉末或用破絮制造过粗糙的纸，即所谓“赫”，但还不能普遍使用。汉末刘熙《释名》说：“纸，方絮也。”就是方块的棉絮。自从后汉蔡伦积累了前人的经验，开始利用树皮、麻绳、腐烂的布帛和渔网，捣碎后造成纸（纸的出现，实早于蔡伦二三百年），后来的人继续其业，精益求精，所造成的纸成色日佳，生产日广，就普遍地为人们所利用。 除此之外，有上面所说过的三国时期的扶风人马钧，他制造了精巧的织绫机、指南车和抽水来灌田的翻车。能“使木人击鼓吹箫，跳丸掷剑，缘倒立，出入自在”。晋代傅玄称赞他说：“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其为巧也。当此之时，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为博士居贫，乃思绫机之变，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他不自知其为巧，所以为世人所推重。因之张衡、蔡伦和马钧同为汉代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家，对于社会都有很大的贡献。这都是积累了千百年来人民创造的经验，把它反复实践，精心制作而成的。当然，离开人民群众的需要，不讲求尺度的长短，闭户造车而想出门合辙，亦是不可能的事情。 浑天仪模型 地动仪模型 指南车 翻车 陶风车 * * * [1]. 《汉书·食货志》。 [2].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一。 [3]. ［清］厉鹗：《樊榭山房文集·机神庙碑》。 [4].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5]. 《三国志·魏书·韩暨传》。 [6].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序》。 [7]. 《三国志·魏书·杜夔传》注。 [8].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9]. 罗振玉：《武梁祠画像序考》；程瑶田：《通艺录·磬析古义》。 [10]. 夏鼐：《洛阳西汉墓壁画中的星象图》，《考古》1965年第2期。 [11]. 劳幹：《居延汉简考释之部》。 [12]. 《汉书·昌邑哀王传》。 [13]. 《三国志·吴书·太史慈传》。 [14]. 《三国志·吴书·太史慈传》。 [15]. 《观堂集林·生霸死霸考》。 [16]. 据《汉书·律历志》。 [book_title]三　人民生活中的衣食 服饰 人类为着防御寒冷，就发明了衣服。中国古代人穿的衣服，由宽袍大袖、繁缛装饰，经过改进，变为便利于工作的服装。当然称体合用的衣服，总是美观的。 古代地主、贵族们多是“峨冠博带”，宽衣大袖，这是为了表示其豪华和尊严，统治阶级的等级制分别得非常严格，所以他们上朝和祭祀所穿的礼服上，就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等不同的花纹，各有其象征意义，共十二章。皇帝服用的是全份十二章，诸侯三公所服用的是自山、龙以下八章，九卿以下所服用的是华虫以下六章。头上戴的冠冕，也有不同，以此区别爵位等级。[1] 平常人所穿的，除上衣下裳以外，就是襜褕了。襜褕亦名襜襦，上下相连，是无里的禅衣。《释名》说：“禅衣，言无里也，属也，衣服上下相连属也。荆州谓禅衣曰布，言其襜襜弘裕也。”襜褕是长袍式的衣服，虽穿着比上衣下裳要简单一些，但仍然不便利于工作，所以汉高祖的谋臣叔孙通要演习典礼，“乃变其服，服短衣制”。西汉中期的一个刺史朱博，看到“功曹官属，多褎衣大袑（大绔），不中节度”，掾吏穿着过长的拖地服饰，遂“皆令去地三寸”。[2]从这一点可以看到，宽衣博带是官吏穿上逢迎长官的衣着，登堂时还要摄衣，何况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穿上就更不方便，甚至妨碍操作了。 汉代禅衣 长沙马王堆出土汉素纱禅衣 祖国的人民是聪明智慧的，而且各民族之间能互相学习、融汇众长的。因此早在战国时期，燕赵和荆楚人民效法北方胡人穿短衣服、便于骑射的风俗，这就是传说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胡服到后来就演变成为“褶裤”的制度了。当时赵的战士们为了壮观好看，身上穿褶裤；头上要戴赵武灵王的儿子惠文王（名何）所制定的帽子，帽子上插五色翎翅，即所谓貂蝉“惠文冠”；腰间还要束上具带，用铜做的带钩叫作“师比”，把腰紧扎起来，带一柄长剑；脚穿靴子。古人只穿履（鞋），没有靴，靴子是由学习胡俗而来的。《汉书·盖宽饶传》说：“宽饶初拜为司马，未出殿门，断其禅衣，令短离地。冠大冠，带长剑。”这样的服饰如果图画起来，俨然一个汉代武士的形象。今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东侧发现的大批兵马俑，虽早于汉代，但犹可借以想见汉代战士雄伟壮观的形象。 赵武灵王改变旧制，提倡穿胡服，是为了动作便利。他有句名言，就是：“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3]后来从汉魏到六朝，人民因为穿着便于工作，就互相习用，把它简化，上面穿的短衣叫作褶，下面穿的叫作袴［裤］；因为袴［裤］脚肥大，有时用丝绦把它捆束起来。三国时汝南吕范，避乱寿春，要在孙策下从军，“便释褠着褶袴［裤］，执鞭诣阁下启事”。策授以都督之职。褠就是单衣长袍，像襜褕式的衣服；褶裤是武士穿的衣服。这就是说褶裤本来是武士和劳动人民所穿的衣服，后来便变成为由官吏到市民所习用的褶裤式的衣服制度了。[4]女子的衣服，上面穿的短衣叫作褂，下面穿的叫作裙。 农民服装 （束髻，穿短袖长襦，草鞋） 文吏服装 （穿裤裙，束带，戴冠帻，内穿中衣） 市民燕居服装 （发在头顶为中心结，包发巾，加抹额，穿襜褕，束大带） 仕女服装 （高髻，穿花襦，褂裙曳地） 汉代衣服是外衣有襟无领，内衣才有领。领有方领、圆领之分。一般人穿的是圆领；只有知识分子（学者）穿的是方领，还要迈着矩步。后汉马援的哥哥马况以豪贵自居，要高人一等，就做出这种文绉绉的样子。[5]隋萧该《汉书音义》说：“颈下袘衿，领正方，学者之服也。”表示是一种特殊的阶层。 劳役人服装 （束发，穿衫、裤，着臂褠） 厨役服装 （戴小帽，扎带，穿襦、裤，着褠） 劳动人民为了爱护衣服，便于工作，两只袖子加上“绨”，可以说是袖衣，即今天群众常用的护袖。裤子的膝盖上还加上用皮做的“蔽膝”。《汉书·东方朔传》记载：馆陶公主迎汉帝，“自执宰敝膝，道入登阶就坐”[6]。 馆陶公主的侍臣董偃“帻傅”。可见当时一般宫奴官婢都是穿着“绨蔽膝”的。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不得意的时候，在临邛和他的妻子卓文君当垆卖酒，“身自着犊鼻裈，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7]。犊鼻裈，就是在裤子外边加上围裙，即崔豹《古今注》上所说的“攘衣厮役之服”。《汉书·贾谊传》韦昭注：“析薪为厮，炒烹为养。”养就是炊事员，所以犊鼻裈指做饭时所穿的衣服。 辽阳三道壕汉墓辘轳井壁画 衣服做好了，不穿时，要存放在箱子里。用皮做的箱子叫作韦笥，黄韦缘巾；用竹木做的叫作严具，以帛或粗布作里。农民所用的大半是竹木做的箱子。 关于衣服的颜色，在秦代，官吏所穿的衣服主要是黑色，到了汉代，因为改变服色，官吏所穿的衣服多半是绛色或深黄色。如汉光武初起兵时市兵弩，所穿的是“绛衣大冠”。一般劳动人民所穿的多半是皂色衣服，或白色的裤子，头上哪能有帻，不过用布来裹头而已。还有那些作城旦舂充劳役从事手工业劳作的刑徒，穿的是赭色的衣服，背上还要用黑笔写上他们所犯的罪状（名）。到了东汉后期，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压迫，犯罪的人越来越多，每个工地的刑徒从几千人到数万人，赭色的衣服几乎办不过来，所以当时就有讽刺统治者“时无赭，浇黄土”[8]的歌谣了。 汉朝统治者所穿的衣服种类非常之多，但是劳动人民还是衣犬马之衣，甚至于有衣不蔽体的。如五原的农民，冬天无裤可穿，就卧在屋内草堆、毡毛之中来御寒冷，几乎不能出户。守西北边塞的士卒，因为手中无钱，就把官府中所颁发下来的旧战袍卖掉充饥。又南朝宋何法盛《晋中兴书》记载：“刘寔少贫，共糠饭，绳索作衣。”卖手搓制的绳子来度日，而口诵诗书不辍。人民生活的痛苦可见一斑。 古代虽然“凿井而饮”，但因为器具不足，凿井很不容易。汉代陶器中，有陶井的模型。井凿深了，还需较长的绳子，所以有“绠短汲深”之说。大量用水，尚不很方便，洗濯衣服就要有一定的时间。从汉到唐，风俗习惯相差还不很远，因之唐人有“九月寒砧摧落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的诗句。由于秋风来临，天气变冷，要洗濯更换衣服，就想起远方的征人来了。 晒晾衣服也要在秋高气爽的时候。《晋书·阮咸传》说：“咸字仲容，陈留人。时俗七月七日晒衣服，咸之宗族于庭中罗列衣服。咸贫无物，乃脱犊鼻布裩，以竹竿挂之，人问故，答曰：‘不能免俗’。”这可为没有衣服的人做“解嘲”了。 古代少年儿童只把头发束在一起，绾成一个发髻。男子到了20岁以后才可以戴冠，叫作“及冠”。女子到16岁以后束发用笄，叫作“及笄”。笄系用木制或骨制，讲究的则用玳瑁或铜制作，甚至用金制作，饰以珠翠，叫作金钗。汉代的男子们为了简便，就开始不戴冠而用帻了。帻是用绸或布做的。《释名》说： 头饰笄、身着蚕服的汉代皇后 帻，迹也，下齐眉迹然也。或曰兑，上小下大，兑兑然也。或曰帻，形似帻也。贱者所着曰兑发，作之裁过发也。或曰牛心，似之也。 大概帻较长，用它把头发束在头顶当中，好像一个牛心，在汉画像石上可以看到这样的痕迹。 至于脚下穿的鞋履方面，《释名》说：“复下曰舄，禅下曰屦，冬则用皮。”这是指一般市民所穿的鞋。劳动人民穿的大都是草鞋，俗名叫作“不借”。因为时常穿用，故不能借人。有时或着木屐。人们穿衣着履，主要考虑经久耐用，即《急就篇》所谓“完坚耐事逾比伦”也。 食品 人们生在社会上，维持生活主要靠的是吃饭穿衣，即所谓“一日无食则饥，一日无衣则寒”。到汉代，农业生产的五谷杂粮有黍、稷、稻、粱、大豆、小豆、麦、麻、苽等类。其中黍黏的叫作黍，不黏的叫作稷；稻黏的叫作糯，不黏的叫作籼和粳。[9]品种已相当丰富。再加上西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后，把中国的铁器、炼铁技术以及凿井开渠的方法传到西方，又把西方的葡萄、苜蓿、安石榴、胡萝卜等食品带回到汉朝，丰富了人们食品的品种，增加了营养。 当时一般农民所饮食的，只是葱汤麦饭。他们的家庭园子里种有葱、韭菜和白菜。后来又从东南亚传来大蒜。当然，冬天已经能够在温室中燃火种菜，那是为统治阶级所享受的。 调味品已有酱和盐豉。食品制作有煎、煮、燔、炙、腌、腊种种方法。炙就是将整个的猪羊，用火来烧烤，烧烤熟后，各人用刀子割下来吃。这是胡貊人的一种食品制作和吃法。[10] 主食除了粥饭外，就是面粉所制成的饼。饼也称胡饼，是从外地传来的食品样式，炮制方法经过祖国人民改进而发展起来。到汉代，饼的种类已相当多。《释名》卷四说： 饼，并也，溲面使合并也。胡饼作之大漫沍也，亦言以胡麻着上也。蒸饼、汤饼、蝎饼、髓饼、金饼、索饼之属，皆随形而名之也。 索饼就是把饼切成细条，好像现在的切面。晋代文学家束晳曾作过《饼赋》说：“弱如春绵，白如秋练，气勃郁以扬布，香飞散而远遍。行人失涎于下风，童仆空嚼而斜眄。”形容了蒸饼不但香气扑鼻，而且颜色洁白漂亮，使人看见就想吃。当然，这是一般平民所吃不到的。后来，做饼又发明了各种各样新的方法和式样，如《齐民要术》上所载的烧饼、馅儿饼（髓饼）等。水引馎可能是拨鱼，即馄饨之类。还有用“稻米屑或面粉搦团，可长八寸许，屈令两头相就，膏油煮（煎）之”的膏环，相当于现在的炸麻花和炸油圈（北京称焦圈）。为了纪念战国时代楚国爱国诗人屈原，群众在每年农历五月五日，用“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烂熟”，称为粽子（一名角黍）。其他的种类，就不再一一多举了。 在汉代，豆制品也发展起来。西汉淮南王刘安，和他的幕客们发明“磨豆为乳脂，名曰豆腐”[11]， 遂成为人民很重要的食品。 汉代人最喜欢喝酒，酒量也很大，所谓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汉书·东方朔传》说：“销忧莫如酒。臣朔所以上寿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因之汉武帝“复赐酒一石，肉百斤”。当时君臣朋友之间，凡有宴会，无不举酒相庆，成为社会上的一种礼俗和习惯。就是市集上以及边塞上，买卖田地、买卖衣物布袍，双方必须订立卖地券或卖布袍券，知卷（券）人即作中人的也要沽酒二斗。如《居延汉简考释》卷二所载： □直长乐里受奴田卅五亩，贾钱九百。钱毕已，丈田即不足，计亩还钱。商人淳于次、孺王兄郑少卿沽酒商二斗，皆饮之。 又： 神爵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广汉县二十郑里男子节宽惠布袍一，陵胡隧长张仲孙用，贾钱千三百，不在正月□□□至□□□□□□正月书符用钱十。时在旁候史张子卿，戍卒杜忠知卷，约沽旁二斗。 考汉代农民所生产的稻、粱、穄、黍、粟，皆能造酒。酿酒的方法，也见于《齐民要术》。 推求汉代人习于豪饮，饮酒虽多，不至过醉的原因有二： 第一个原因是酒的质量较薄。据《汉书·平当传》说：“赐当养牛一，上尊酒十石。”如淳注：“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下尊。”似乎多是用糯米或者是麦芽糖做的甜酒，即所谓的醴酒（今西安产的稠酒，当是此类——编者注）。《书经·说命》篇记载，西周“若作酒醴，尔惟曲蘖”。曲就是“酒母”，发酵过的稻米和麦子；蘖是酿酒的原料，即发过芽的谷物。到汉代，酿酒只用曲作引子而不用蘖了，酒味是很淡薄的，时间稍长，就变酸变坏，即扬雄《法言》中所说的“日昃不饮酒，酒必酿酸”。而用大麦或小麦做酒曲，加上米麦的原料，用“复式发酵”的方法，经过几蒸几晒，由漏斗中流出蒸馏的酒，酒的质量就醇了。所以到东汉后期，王充《论衡》中说：“美酒为毒酒，难多饮。”汉献帝建安时期，曹操发明“九酿制酒”的方法，用曲三十斤，流水五石，米九斛，三日一酿。经过九次蒸晒，已成为清酒。若嫌味苦，增加为十酿，就成为美酒了。所以北宋朱肱《北山酒经》中说：“酒以投多为善，要在回力相及。”[12]因为当时的酒性不烈，不致使人过醉。 汉代人饮酒虽多，不致过醉的第二个原因是汉代的升斗较近代的升斗量较小，至少可以打个七折。 汉代除了米酒，还有挏马酒（或叫作马酒）。这种酒以马乳制作，是政府赐给大官吏的，平民很少饮用。由于张骞通西域后，葡萄已从西域移植到长安，但使用葡萄制酒，似还在其后。 我国用茶作饮料，流行于东汉。王褒撰的《僮约》中有派童仆到“武阳买茶”的故事，是茶作饮料的较早记载。郭宏《农说》中说：“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一名曰荈。” 饮茶是对于人有益处的。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佗说过：“苦茶久食，益意思。”《三国志·吴志·韦曜传》说：“曜素饮酒，不过三升，初见礼异，时常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之。” 自魏晋以来，晋室南迁，分为南北朝，北朝人喜吃乳酪，南朝人则喜欢茗饮。晋代的经学家王肃北上到北魏都城洛阳，孝文帝待之以上宾之礼。问他乳酪与茗饮哪样好吃？王肃本来是南方人，不习惯于吃乳酪，只好捏着鼻子说：“喝茶怎能比得上吃乳酪，若茗饮者乃酪奴也。”[13]这只可以证明他趋迎奉承，说出这样的违心之论了。 餐具 在阶级社会里，吃饭穿衣也是有阶级性的，而且等级分得很严。 秦代统治阶级的风尚，一般食品及用具以六种或六样为主，即俗话说的“六六顺”。 到了汉代就由用六而变为用五，用什么东西都是以五数为上，所以主父偃不得意时曾经发牢骚说：“生当五鼎食，死亦当为五鼎烹。”其实是官做得越大，所用的食品种类越多。大概上公的食物要用四十品，侯伯用三十二品，子男用二十四品，士用八品。 盛食物的竹器，圆的叫作箪，方的叫作笥。可以盛各种制作不同的食品，数量甚至多到三十六件。这种风气从战国到秦汉都是一脉相承，而汉代尤为兴盛。从现在发掘的汉墓中用竹笥所贮藏的食品，由其品类的多少，就可以考知其爵位的高低了。一般人民盛饮食，多用竹器，当时叫作算器。只有贵族才能够用铜器和彩画的漆器。[14] 长沙出土的西汉漆鼎 汉代的贫苦农民整天辛勤操作，只能求得温饱，哪能顾及品种和顿数。只一般比较富裕之户，每天要吃三餐或四餐。班固《白虎通》说：“平旦食少阳之始也，昼食太阳之始也，哺食少阴之始也，暮食太阴之始也。” 汉代的食案 汉代漆耳杯（原名羽觞） 古人吃东西时，早已知道把食物盛在木制的杯里，摆在木制的圆形或方形的食案（盘）上用箸（筷子）夹着吃。有钱的人所用的杯加以金银和彩画，案则涂金，外表非常美观。 饮酒的器具叫作羽觞。盛酒的器具，品类繁多，有卮和罍，大的叫作魁。 汉代耿介的官吏，为了表示节俭，“食不重味，案上不过三杯”[15]。至于有钱的人，据《汉旧仪》说：“施丈二旋案，以陈三十六肉，九谷饮食。”垂灯张幕，还有奴婢伺候，轮流传餐，是非常奢华的。 炊事用具中，那时候还没有带釉的陶瓷，主要是用瓦制的陶器。殷周时代，由瓦器发展而为青铜器，瓦器和铜器并用。盛食品的有高座的小盘子，叫作豆和登；大盘子叫作徂，后来又演变为切菜切肉的砧类用具。烹调蒸煮的器具，有鬲和献。做菜煮肉的称鼎和敦。彝和敦一样，彝无足而敦有足。到了汉代才有圆敦，盖圆如瓜，上下皆有三环，在下面的作为足，在上面的便于仰着摆东西，俗名叫作西瓜鼎。[16]及至三国时期，还发明了可以放上鸡鸭鱼肉等五种食品的鼎，叫作五熟鼎。盛粮食的器具，方形（也有圆形的）叫作簠，圆形（也有方形的）叫作簋。还有铜制的大盘子，夏天为了防腐可以置冰，叫作冰鉴。[17]饮酒的杯子，有尊、有爵和斝。取酒和取水用长柄的勺子，割肉和切菜有刀和匕。调五味的器具叫作盉，倒水的叫作匜。可以说是用于饮食的器皿样样具备了。这些器皿的下面大半是都有铭刻，铜器如此，瓦器亦然。 豆、俎、鬲、簠、爵、斝 从战国到秦汉，精美的陶器都是为奴隶主和地主贵族们所享受和使用的，当然有些粗糙的瓦器是农民家常应用的。 战国时瓦器下面刻着“左南郭鬲辛角里口”或“城阳口里潮登”；或刻有“日利”“日利百万”等吉祥的字眼，叫作“陶文字”。奴隶领主用宗族的权力，世世代代居住在一个地方，统治其部族，把奴隶们所做的物品据为己有，供自己享用。汉初的东高氏、西高氏，以及用地方来说明族姓，大概就是缘此而起的。 民间习俗 汉代风俗，最重视夏日的伏天和冬天的腊月。人民劳动了半年，在气候变更的时候，一方面要作清洁卫生“祓除不祥”的活动，就是《汉书》上所记载的立秋时节作“媵”之祭，来驱除厉疫（猛兽和厉鬼）；一方面在丰收之后作适当的娱乐。所以汉代杨恽报孙会宗的信上说：“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可见欢度节日的一种景象。又汝南旧俗“十月飨会，百里内县牛酒，到府燕饮”。到了岁暮过年的时候，“家家具有肴蔌，谓为宿岁之储，以入新年也。相众酣歌，名为送岁。留宿饭，至新年十二，则弃于街衢，以为去故取新，除贫为富”。至于后汉豪族马放，腊日要宰杀猪羊各三百头，用米五千石 [18]，可见地主阶级暴殄天物、挥霍无度的情况。 地主贵族们不但奢侈浪费，挥霍无度，而且自奉甚厚，对人甚苛，就是待客的饮食也分有等级的。如《后汉书·井丹传》说：“（信阳侯阴就）故为设麦饭葱叶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来相过，何其薄乎？’更置盛馔，乃食。”又如三国时的名将步骘，未被吴国重用时，和他的朋友卫旌为了求食，乃修刺奉瓜，来求见会稽的豪族焦征羌。征羌为人放纵，良久开牖见之，身隐几坐帐中，设席致地，让骘、旌坐于牖外。旌愈耻之，骘辞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肴膳重沓；以小盘饭与骘、旌，唯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骘极饭致饱乃辞出。旌很生气地责问骘：“何能忍此？”骘说：“吾等贫贱，是以主人以贫贱遇之，固其宜也。当何所耻？”[19]从这里可看到地主豪族以势凌人的情况。 辽阳棒台子屯汉墓庖厨宰杀牛羊图（临摹） 贫苦的劳动人民终岁辛勤，不得一饱，平时能够吃到麦饭葱汤，那就是过得很好的日子了；若遇到荒年，则只有奔走流离，从关东就食到关中，饮风餐露，衣牛马之衣，吃糟糠之食。 我们再以汉晋时代读书人士引为俭德的事情作为例子，看看当时情况。《东观汉记》记载：“闵仲叔，太原人也，与周党相友。党每过仲叔共吟，饭菽饮水，无菜茹。”只是吃豆饭、喝水，连菜都没有。谢承的《后汉书》记载有左雄食干饭，司马苞食漉饭，李固食麦饭，王畅食盐豉菜茹。胡劭为淮南太守，使部下阁外炊爨作干饭。当时的文人学士沽名钓誉，欺世盗名，尚且如此，那么真正的劳动人民的贫苦生活，就更可想而知了。 * * * [1]. 《汉书·朱博传》。 [2]. 《汉书·朱博传》。 [3]. 《史记·赵世家》。 [4]. ［清］严衍：《资治通鉴补》卷六十“献帝兴平二年”条；《观堂集林·胡服考》。 [5]. 《后汉书·马援传》。 [6]. 《汉书·东方朔传》。 [7]. 《汉书·司马相如传》。 [8]. 《资治通鉴》卷三十三。 [9]. 《通艺录·九谷考》。 [10]. 《齐民要术》。 [11]. ［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12]. 余华清、张廷浩：《汉代酿酒业探讨》，《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13]. 余华清、张廷浩：《汉代酿酒业探讨》，《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14]. 《周礼》《史记·郑当时传》。 [15]. 《汉书·朱博传》。 [16]. 罗振玉：《古器物识小录》。 [17]. 陈直：《古器物文字丛考》，《考古》1963年第3期。 [18]. 据《时镜新书》。 [19]. 《三国志·吴书·步骘传》。 [book_title]四　人民生活中的住行 房屋建筑 我国远古时代，人们穴居野处，后来为避风雨，从窑洞中迁移出来，用辛勤的双手，建筑了房屋；又从土阶茅茨而提高到盖清庙明堂。巍峨的宫阙和美丽的园囿，高楼大厦，飞阁连云。 西安出土的汉代齿轮 古代房屋的营造是由简单而到精致的。盖房子修墙开始是用“板筑”，后来就用经过烧制的砖瓦土墼（甓）。汉武帝时期，在长安杜陵南山下有烧砖瓦的数千人规模的窑场 [1]，因而就有非常宏伟壮丽的长安城和长乐、未央等宫殿与陵寝建筑。考古发现的遗物有“层栏叠宇”的支架起来的柱子上的斗拱，有用作建筑房屋的楔形砖石，作为起重转动的铜制轴承、人字形齿轮，以及望若长虹的拱桥和疏通城市内地下污浊脏水作下水道所用的瓦制水管。 一堂二内之制 据《汉书·晁错传》说：“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这就是说，一般人家有一明两暗的房子。四川的汉代画像砖上所刻画的富庶人家，除了房屋而外，有小小的庭院。 当然一堂二内，也因贫富而有不同。王充《论衡·别通篇》说：“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为内，内中所有，柙匮所赢，缣布丝帛也；贫人之宅，亦以一丈为内，内中空虚，徒四壁立，故名曰贫。”富人所住的房屋，不但是一堂二内，而且是如《淮南子》所说的“高台层榭，接屋连阁”了。 四川汉画像砖上的庭院图 屋内陈设与用具 关于屋内方位形式，据《释名》所记：“室中，西南隅曰奥，是不见户明、所在秘奥的地方。西北隅曰屋漏，每有亲死者，辄彻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灶煮沐，供诸丧用，若直（值）雨时则漏，遂名之为屋漏。东南隅曰，是幽暗的地方。东北隅曰宦，宦是养的意思，东北阳气始出，布养物也。中央曰中霤［溜］，古者寝（复）穴后室之溜，当今之栋下直室之中，古者溜下之处也。 ”郑玄注《礼记·月令》说： “中溜， 犹中室也。土主中央，古者复穴，是以名室为溜。”我觉得室中央的溜，就是古代人民穴居野处时的火塘。 河南郑州出土的陶住宅（描摹图） 古代钻燧取火，春夏取榆柳之火，秋冬取松柏之火，还有取火于日光的。据《周礼·秋官》司烜注：“天燧，阳燧也，亦名金燧。又以金银为镜，凹其面向日取火，故名鉴燧。”这时候的劳动人民，已经知道由太阳光取火的能源知识。毕竟在古代取火是不容易的，取了火来，必须置诸火塘里，使不易灭。这种情况，到了汉代，虽一般已无火塘，但是取火还是有困难的。如《汉书·蒯通传》说：“……即束缊请火于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争斗相杀，请火治之。’……”又东汉梁鸿和孟光因为烧饭，家中缺火，孟光欲向邻家乞火，梁鸿急劝她不要去，说：“不因人热。”由此可见汉代取火尚不甚普遍，还不是家家有火的。 灶多摆在东西边的房间里。房间的壁上，还开有窗户，有方形的、长方形的、圆形的。[2]那时，纸还没有普遍应用来糊窗户，富人可能用缣帛、绢布来糊窗户，有施以流苏的绮窗。贫苦农民居住的瓮牗，则只能避风雨，谈不到讲究室内的光线问题。 在室内土地或砖地上，铺的是席子，亦名作莞。莞是用草或蒲苇编成的长八尺见方形的席，因质量优劣不同，有硬席和软席之分。席铺在地上，能够移动。尊贵的客人，一个人可坐专席；平常的客人，两三人坐一席。安富尊荣的贵族绅士可累坐八九层席。在学校中，讲学时候，每人坐一席，但主讲人讲得入情入理，驳倒别人学说的时候，就可以夺人之席。如东汉时的学者戴凭，解经不穷，可以重坐五十余席。[3]至于一般的寒士，如薛惇则就“坐无完席”了。 四川汉画像砖上的坐席授经图 屋子里的用具，主要是床。床比较低矮。讲究的人在床周围还设屏风。《汉书·陈万年传》说：“万年尝病，召（其子）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 床的来源和意义，《释名》说： 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窄长而卑者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 榻是由北方胡地传来的，因为窄长，占地面较小，可以随便移置，即所谓“徐孺下陈蕃之榻”[4]， 客去可以把榻悬挂起来。其后乃有胡床。胡床的制作，始于赵武灵王时。汉武帝喜坐胡床，至东汉灵帝尤喜欢坐胡床，吃胡食（类似吃西餐），胡床才普遍地推广起来。胡床亦作绳床，是可以折叠的，就好比现在的马扎。因为室内有了床榻和胡床，自魏晋以后才由踵足席地而坐，渐变而为垂足而坐的高坐，至唐宋以后才有椅子。 南京晋墓出土的陶坐榻与凭几 当时没有桌子，只有凭几。凭几是一种窄而长，圆形的凭依物。几的种类有“天子玉几，冬则加绨锦于其上，谓之绨几。公侯皆以竹木为几，冬则以细罽为橐以凭之，不得加绨锦”。[5]其后才发展为凭依和放置物品等各种各样的用途，甚至可以作为防身的武器。三国时东吴有一名将，孙权欲试其勇，在请其赴宴会的时候，坐立未定，使人暗投以兵器。他措手不及，以凭几御之，时人服其勇。[6] 因为古代在室内是席地而坐，为了洁净，入户时必先脱履和袜。到战国以后才不脱袜而脱履。《周礼·曲礼篇》说：“户外有二人履，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又侍于长者，履不上于堂。”秦二世胡亥幼年的时候，极为淘气，“秦始皇时，尝诏置酒飨群臣，且召诸子赐食。食已，诸子先罢，胡亥下阶视群臣所脱履有新而美者，皆践败之而去”。[7]这也可作为升堂脱履的证明。当客人来拜访的时候，主人必须蹑履（穿上鞋）出迎。据《汉书·隽不疑传》，“胜之徙履起迎……不疑［盛服］据地”，就是穿着礼服跪在地上。 室内礼仪 宾主进屋，必先伏地再拜行礼，名为“（音簪）头”，晋挚虞《决略录》说：“小会殿就席，皆头而后坐。头，伏地也。欲起亦先头。”宾主行礼之后，然后就坐。坐亦叫作跽，是把两足踵置于臀下，形同于跪。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一引朱熹著跪坐拜说： 古者坐与跪相类。汉文帝（听贾谊的谈话）不觉膝之前于席。管宁坐不箕股，榻当膝处皆穿。诸所谓坐，皆跪也。盖以膝隐地，伸腰及股卷而不安者，跪也；以膝隐地，以尻着蹠，而体便安者，坐也。今成都府学所存文翁礼殿刻石诸象，皆膝地危坐。两蹠隐然见于坐后帷裳之下，尤足证之。 若是伸着两腿坐在席上，像南粤王尉赵佗魁结箕踞而见汉朝的使臣陆贾，和后汉河间相沈景“到国谒河间孝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赞拜，景恃不为礼”。这种箕踞簸倚式的坐法，是大不恭敬的。 汉朝统治者对于宾主进屋入座的席位，也是很讲究的。“布席”是有等级的。汉景帝宴会时与慎夫人并席而坐，侍臣爰盎就把慎夫人的席位摆在下面，因为皇帝与嫔妃并坐是不合礼制的。[8] 又《汉书·王尊传》说：匡衡等“会坐殿门下，衡南乡，赏等西乡，衡更为赏布东乡席。起立延赏坐，私语如食顷。衡知行临，百官共职，万众会聚，而设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为小惠于公门之下，动不中礼，乱朝廷爵秩之位”。同在一室内，主坐床上，而客坐床下的席位。例如，《东观汉纪·马武传》说：“马武称疾，见杨政，对几据床，欲政拜床下。政入户，前排武，径上床坐。”这也是不合礼的。 室主人要传餐吃饭的时候，侍女们俯身屈膝，举案进食，络绎不绝。汉代古乐府相和歌辞讥讽这种豪强有势人家说：“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9]辽阳市棒台子发现的第二号墓壁画，有宴饮图的画面，正中画两方榻，榻上各坐一人，旁有侍者传递食物。头后用墨笔书“大婢常乐”。两主人坐榻均置于红色帷帐内，红帷高结，朱带下垂，内露五彩短帘，壁右上方高悬一轮明月的外景。从这张图画中，可以知道汉末到魏初，已由席地发展到踞坐方榻，并可以看出统治阶级尽情享乐豪奢的情况。 汉时的广大贫苦大众所住的房屋，几乎是坐无完席，他们虽然仍席地而坐，可是已没有那种繁文缛节了。这种席地而坐的风俗在秦汉以后相当普遍，一直影响到日本和朝鲜。日本人民至今还保留有席地而坐的习尚。 室内装潢 至于室内的装潢和陈设，屋顶上安置着施以文采的天花板叫作承尘，墙壁上画着五彩山水人物，就是后来唐代的壁画。墙壁上面还施以壁带。《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说：“琅邪孝王京……好修宫室，穷极技巧，殿馆壁带（壁中之横木也），皆饰以金银。”曹操就利用壁带张挂张芝所写的草隶（书），以鉴赏草圣张芝的优美书法。屋内起居之间，还设有层层的帷帐和屏风。《后汉书·马融传》说：“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座间设有雁足灯和青玉五枝灯。“青玉五枝灯，高七尺五寸。下作蟠龙以口衔灯。灯燃则鳞甲皆动，炳烂若列星，而盈于一室”。为了夜间行路照亮还有行灯。 汉长信宫灯 汉雁足灯 门户上面设有铺首，画着飞禽走兽类或狞猛的人物（就是神荼、鬱垒，以防御妖怪和盗贼，即后来的门神），有的是图案画。门上除了雕画铺首而外，在朱门上设了沤丁（钉）。有朱门当然是贵族住家。沤丁每排是九个，随尊卑地位不同，依次递减。沤丁也被认为是可以防御恶鬼的。门户之外，设有像屏风的罘罳。《释名》说： 罘罳，屏之遗像。汉西京，罘罳合版为之，亦筑土为之，每门殿舍前皆有焉。于今郡国厅前亦树之。 汉画像砖中的铺首 祠堂与厚葬风 封建统治者为了传宗接代，保持其万世罔替的江山，对荣宗祭祖、建立祠堂，也特别重视。《汉书·韦玄成传》说： 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所。又园中各有寝、便殿…… 因之形成建立祠堂的风气。皇亲贵族、地主官吏，莫不建立祠堂，以维护其封建宗法传统。 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说：“庐舍祠堂崇侈上僭，宠臣贵戚、州郡世家，每有丧葬都官属县各当遣吏奉车马，帷帐贷假侍客之具，竞为华观。”这些贵族官僚生前极尽享受奉养，死后还想骑在人民的头上，过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不但活着要享乐，死了还要上天堂，把这些奢侈品带到地下棺材里去，遂养成厚葬之风。王符还说：“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镂玉匣，檽梓楩楠；良家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这种风气经西汉杨王孙反对厚葬，曾想以身作则举行裸葬 [10]，到了后汉统治者觉得奢侈得太不像样子，便下了禁令。但是他们当中的某些人自己不能身体力行，而要叫别人听他们的命令，自然是一纸空文，虚应故事，起不了任何作用。由于厚葬风气盛行，那些奸商负贩，遂有专门制造“桐马偶人”的。“器用如生人的泥车狗马”，雕饰得极为逼真和精细，作为陪葬的用品。 武梁祠石刻阙铭 东汉地主豪门竞相厚葬，成为一种风气，商人负贩就拿这些随葬用品，囤积居奇。地主豪门死了人，要用着的时候就要出高价，才能买到。商人们因之大发横财，真是骇人听闻。[11]《后汉书·赵咨传》中记载，赵咨深感厚葬之非，就说道：“国资糜于三泉，人力单于郦墓，玩好穷于粪土，伎巧费于窀穸，自生民以来，厚终之弊，未有若此者。”据调查，解放前后全国各地发现的汉墓约有两千多处。魏晋以来史籍上所记载的汉代古墓也是屡见不鲜的，如郦道元《水经注》所记载的：《济水》篇有汉平狄将军扶沟侯朱鲔墓，北有石庙； 《洧水》篇有弘农太守张伯雅墓，获小城东有司徒盛允墓碑，延熹中立；《比水》篇有汉日南太守胡著墓；《滍水》篇有汉安邑长尹俭墓；又《济水》篇金乡山有司隶校尉鲁峻墓，水南有汉荆州李刚墓。唐宋而后，汉墓历代皆有发现，到清乾隆以来所发现的山东金乡武梁祠石室的汉画像，孝堂山、两城山的石刻汉画像，河南南阳石刻汉画像，四川成都附近所发现的汉画像砖，乃至长沙马王堆轪侯墓的汉画，和出土的文物，以及洛阳附近所出土刑徒砖，把当时贫富悬殊的现象，豪门贵族奢侈的生活，和劳动人民被残酷压榨的情况，无不如实地反映出来。当然，那些做下里作的贾贩，为投豪门贵族的嗜好，把平日生活用具，甚至淫秽猥亵的图画和玩物，与送葬不相干的东西，也埋葬进去，更可以看见东汉地主阶级奢靡的风气。这些遗留下来的汉代绘画，内容大都是当时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封建社会的秩序和满足自己的享受和嗜好，宣扬君君、臣臣封建思想和中庸之道的法宝，用来维护封建宗法社会的传统。对于劳动人民，他们则视为统治者的奴仆，使他们从思想上不敢来反抗。男女本来是平等的，可是如班昭作《女诫》，提倡男尊女卑，三从四德，来蒙蔽愚化人民。但是，劳动人民是有志气的，他们在这些绘画中创作了勇于征服自然的灿烂的画面，如羿射九日。此外，有劳动人民耕种、纺织、煮盐、鼓铸等发展生产的图画，使历史上已经被遗忘了而又极为雄伟的可泣可歌的故事，从而在汉代石刻中保存下来。劳动人民创作的精神，于此可以概见了。 汉画像砖中的农猎图 汉画像砖中的捕鱼图 汉画像砖中的舂米图 首都长安的建设 房屋的建置，连接起来，就成为栉比鳞次的热闹的都市。在汉代，有长安和洛阳两个大的首都。西汉建都于长安，东汉建都于洛阳，即所谓东西二京。其他还有临淄、任城、邯郸、太原、成都、昆明等大的都市，遍及全国。在历史上最有名的长安，城墙总长六十五里，经纬各十五里，城内除了巍峨的宫阙、寺庙、官署、园囿而外，有通衢街肆（大的叫作街，小的叫作里），以及官吏和市民所住的住宅。四周围着高大的城墙，开列了十二个城门。从东南向西北数，第一个门为霸城门，门为青色，故又叫作青城门。青城门外有广陵人邵平种瓜的瓜园，瓜味甚美。邵平在秦朝曾封为东陵侯，到汉代成了布衣，以种瓜为业，因之号为东陵瓜。其次就是清明门（藉田门）、 宣平门（东都门）、洛城门（高门） 、 厨城门 、便门（横门） 、覆盎门（端门、杜门）、鼎路门（安门）、 平门（西安门） 、 章城门（光华门） 、 直城门（直门） 、雍门（西城门）共十二门。洛阳也建有上东、上西、雍门、广阳、开阳、谷门等十二门。东汉时，在开阳门外建立有大学校，就是“鸿都太学”。太学前刻着有名的熹平（172—177年）时的石经。每个城门口都设有城门楼，环绕着城门的土台就是后来的瓮城。城外四周围环绕着护城河。我们设想在两千年前，登上长安城门楼四望，可以看见宫阙崇峙，闾阎扑地。再往远眺，就可以看见幽美的曲江和青翠的终南山，在春暖花开的时候，真是百花斗艳，绿柳荫浓。长安之春何等美丽，引人入胜呀！班固《两都赋序》所谈的“建金城而万雉，呀（音段，大的意思）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列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张衡《西京赋》所说的“廓开九市，通门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12]形容当时繁荣的景象，是很到家的。 汉熹平石经残石 《三辅黄图》说： 《庙记》云：“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旗亭楼，在杜门大道南。”又有柳市、东市、西市，当市楼有令署，以察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事，三辅都尉掌之。直市在富平津西南二十五里，即秦文公造。物无二价，故以直市为名。 市肆之外，有住人的八街九陌。大的叫街，长安有香室街，夕阴街、尚冠前街等。小巷叫作闾里，“长安闾里一百六十个，室居栉比，门巷修直。有宣明、建阳、昌阴、尚冠、修城、黄棘、北焕、南平、大昌、戚里”等里，万石君石奋就住在长安的戚里。洛阳则有长寿、万岁、上马等街。[13]仲长统《昌言·理乱》篇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14]这种豪族所居的宅第，与贫民所住的陋巷，可以作贫富悬殊的对比。 这里要附带说及的就是阙。晋崔豹《古今注》说： 阙，观也，于前所以标表宫门也。其上可居，登之可远观，人臣将朝，至此则其阙，故谓之阙。其上皆画云气仙灵，奇禽怪兽，以示四方。苍龙白虎。玄武朱雀，并画其形。 《广志》说： 阙，缺也，门两边缺然为道也。 这种阙的建筑，不但用之于帝王的宫殿里，而且在陵墓的外边建设有两个石阙或三个石阙。就是官僚地主的住宅庭院，见于四川汉画像砖中的，也设有阙。阙是为了可以登高瞭望、看宅护院的。 除了阙的建筑，还有坞壁。据劳幹《居延汉简考释》说：坞壁，就是边塞上围着烽燧台所建筑的壁垒。实际上，到西汉后期郡国各地方皆建有坞壁。其初是统治者为了保卫边疆设置有坞壁，与储藏食粮财物的邸阁同时并存。《后汉书·西羌传》说：“诏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顺帝纪》：“永和五年九月，令扶风、汉阳筑陇道坞三百所，置屯兵。”后来各地的豪族大姓为了保护其掠夺得来的财产，怕农民造反，无不建立坞壁，派人看宅护院，监视人民的行动，以崇高其威严。《后汉书·马援传》“缮城郭，起坞候”，注引《字林》：“坞，小障也，一曰小城。”在王莽末年，地主大姓就逐渐地建筑起坞壁来。《后汉书·李章传》说：“时赵、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在所害。”又《后汉书·董卓传》说：“筑坞于郿，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积谷为三十年备。”自己曾对人说：“事成，雄踞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虽有这样高厚的坞壁，然终逃不了燃脐的下场。 汉画像砖中的凤阙 汉“郿”字瓦当 汉代的贾区，就是市井，或者说是市廛。应劭《风俗通》说：“俗言市井者，言至市鬻卖，当须至井上洗濯，令鲜洁，然后市。案二十亩为一井，今因井为市。”在一个市井的贾区，周围设有阛阓，阛是市之墙垣，阓是市之门户，里边开设着店肆。崔豹《古今注》卷上说：“肆所以陈货鬻之物也，肆陈也；店所以置货鬻之物也，店置也。”在东、西二京等大都市内，有好些个热闹的贾区和市肆，小县城则仅设有一个贾区。至于村镇上，只有在丘墟的空场上作定时的集会，即所谓趁墟。在四川广汉出土的东汉市井画像砖和新繁出土的东汉市井画像砖，就表现了汉代郡县贾区的具体形象。至于班固所形容的“九市开场”，比这小市井要繁盛得多。从广汉的汉画像中看出，市旁边有楼，楼上置有鼓，凡是开市和闭市的时候，监门的卒吏击鼓，以时启闭。新繁的汉画像中，所画的市井比广汉的要大一些，前一排是肆，是做买卖的房屋，后面的是廛，也可以说是仓库，为贮藏物品的地方。廛设于交通要道的驿站上，为行军储备之用。贮藏粮食物品的大仓库，叫作邸阁，是由官府所建置，见于王国维先生所著的《观堂集林·别集·邸阁考》。在市中心区所建筑的楼阁是管理贾区的“街弹”所居住的地方。店肆中间行人走路或立而聚谈的地方，就是班固在《西都赋》中所说的“货别隧分”的街市。《周礼》地官里宰注有“若今街弹之室”，疏云：“汉时在街置室，捡弹一里之民。”这等于清末、民国初年的警察和今天的公安部门来维持街道上的秩序，以防发生事故。1930年间，河南鲁山县发现有汉都乡正卫弹碑残石，碑文中有“纪弹之利”语。近人许敬参解释：卫，即《汉书》张晏注“监门军之正卫”；弹，即街弹。我认为卫弹可能是人名，然确有街弹这个设置，因之不能不加以说明。至于长安是汉代的首都，还设有维持地方治安的执金吾这个官职。金吾就是大棒。《古今注》说：“以铜为之，黄金涂两面，谓为金吾。”维持治安巡城的御史手里执着大棒来督责行人，只有到过元宵佳节的时候，叫市民尽情欢乐，看灯游玩，所以叫作金吾不禁之夜。 汉画像砖上的市场图 亭障关隘 都亭和乡亭 长安的十二门外和洛阳的二十四街及十二门设有亭。亭在汉代是一种普遍的设置，在都市所建立的叫作都亭，在乡间所建立的叫作乡亭，或曰邮亭。《风俗通》说： 汉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今语有亭留、亭待，盖行旅宿食之所馆也。亭亦平也，民有讼诤，吏留办处，勿失其正也。 《汉书·百官公卿表》说：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盗贼。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卫宏《汉旧仪》说： 设十里一亭，亭长亭侯，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司奸盗。亭长持三尺板以劾贼，索绳以收执盗。 汉高祖刘邦初起兵时曾做过泗上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现代的薛城）治之”[15]。亭的职责主要的是“求捕盗贼，承望都尉”。亭长下面有两名卒，“一为亭父掌开闭扫除；一为求盗，掌逐捕盗贼”“楚东海之间，亭父谓之亭公，卒（求盗）谓之弩父”[16]。刘邦就是被派去戴着竹皮冠追捕盗贼的。汉代的亭长或亭父，一般“皆冠赤帻，衣绛衣，持兵械及绳”。亭长多是由“材官楼船”（工兵和水兵）和年五十六岁以上的退伍军人，回到乡里才得当选。亭长或亭父的职责为课射练武。求盗亦名游徼，也叫作循行（汉画像上有循行这个名词），出去游行查访，刺探人民的行动。附带着我们要说的还有伍伯。《释名》说： 汉画像砖寺门击鼓图 五百，本为伍伯。伍，当也；伯，道也，使之导行当道伯中，以驱除也。今俗呼行杖人为五百。 这就说明亭长、亭父的设置，是统治者专为镇压人民和监察人民的行动；而伍伯是专为贵族官吏马前车后执杖举旗跑来跑去供驱使。亭是为统治者往来便利，到处可以供给食宿，而不是为人民的。 亭的建筑规模，至少较一般人民所居住的一堂二内之制的房屋较为大些。都市的亭，且建筑有楼阁，以供官吏住宿，亭壁间画有人物图像，如在王莽时曾为着通缉汉光武帝刘秀的哥哥刘伯升，把他的画像悬挂在亭的壁间，作为告诫。又如劝课、农桑时，就在亭的墙面上悬挂训令，立定制度，布告给农民。还画有鸟兽、祥瑞图像之类，可壮观瞻。亭的庖厨里饲养着鸡、豕，以供膳食。亭旁边还立鼓，以警戒出入。我记得有一幅曲阜汉石刻画像上画着一只小狗，在那里听着击鼓。最近在四川彭县汉墓中发现墓砖上有“寺门击鼓”的图画，就更为确切了。 《汉书·尹赏传》如淳注说：“旧亭传于四角面百步筑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余，有大板贯柱四出，名曰桓表，县所治夹两边各一桓。陈宋之俗，言桓声如和，今犹谓之和表。”颜师古注说：“即华表也。”现在古建筑中尚可以看见这种形象。 汉代亭的设置，东到乐浪，西到居延，是很普遍的。《后汉书·大秦国传》引《汉书》说：“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寇警。”这种亭当然不是到处建设得都这样的精美。《后汉书·左雄传》说：“见非不举，闻恶不察，观政于亭传，责成于期月。”这是说明统治者修缮亭传是专为着外表的美观来迎接来往的官吏，以夸耀其政绩；而一般平民要得亭长的款待，是没有份的。亭长就是专为着迎接官吏和欺压小民的。《后汉书·逢萌传》说：“（萌）家贫，给事县为亭长。时尉行过亭，萌候迎拜谒，既而掷楯叹曰：‘大丈夫安能为人役哉？’遂去之长安学，通《春秋》经。”作亭长的须看来往过客，其行动是否阔绰，或者是否是上边所指定的使亭长接待的官吏。如果行客穿的衣服褴褛就要遭到亭长的青白眼。晋皇甫谧《高士传》说：“桓帝以安车征韩康。康辞安车，乘柴车先行至亭。亭长以征君当过，发人牛修道桥，及见康车，以为田叟也，夺其牛。”又《后汉书·赵孝传》说：“尝从长安还，欲止邮亭。亭长先时闻（赵）孝当过，以有长者客，扫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长不肯内，因问曰：‘闻田禾将军子当从长安来，何时至乎？’孝曰：‘寻到矣。’于是遂去。” 汉画像砖上的亭长迎候图 逆旅 亭既然是专为接待官吏而设的，那么为了其他行人的便利，私人遂设立了逆旅。《太平广记》卷五十九引《集仙录》说： 梁母盱眙人也，寡居无子，舍逆旅于平原亭。客来投憩，咸若还家。客还钱多少，未尝有言。 又《汉武故事》记载： 上尝至柏谷，夜投亭宿，亭长不纳。及宿于逆旅，逆旅翁谓上曰：“汝长大多力，当勤稼穑，何夜行动众？此不欲为盗则淫耳。”上默然不应。因乞浆，翁曰：“正有溺，无浆也”。以此深刻地嘲讽了忝居人上、游手好闲的统治者。 当时各地方的官吏除了住宿于邮亭，还侵占了私人所经营的逆旅。应劭《风俗通》说：“大匠应慎上言：‘百郡计吏，观国之光，而含逆旅，崎岖私馆，贡篚之物，朽湿暴露’。” 大概逆旅这种设备，其来甚久，始于秦汉，到了晋初仍普遍地流行，“时以逆旅逐末废农，奸淫亡命，多所依凑”。晋武帝想把它废除掉，改为“十里置一官樆，使老小贫户守之”。潘岳上疏谏曰： 谨按逆旅，久矣其所由来，行者赖以顿止，居者薄收其值，交易贸迁，各得其所，官无役赋，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无末费。语曰：“许由辞尧之命，而舍于逆旅。”魏武诗曰：“逆旅整设，以通商贾……近畿辐凑，客舍亦稠，冬有温庐，夏有凉荫，刍秣成行，器用取给，疲牛必投，乘凉近进，发槅写鞍，皆有所憩”……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樆之所乏也。[17] 从这篇文章中，颇可以看出当时逆旅的情况。 驿 《释名》说“驿马三十里一置”。所谓“三十里一置”，置就是驿，也可以叫作邮。许慎《说文》：“邮境传书舍也。”《风俗通》：“汉改邮为置。置者度其远近之间置之也。”大概是十里一亭，三十里一驿。为了传递文书，还设有驿马。《后汉书·酷吏王温舒传》记载：“（王）温舒为河内太守，令县具私马五十匹为驿，自河内至长安，凡三十里有驿，举天下为千六百三十九驿。”这种亭驿几乎遍及全国。从长安一直到西域的海西，以及国内重要交通地点，都设有亭驿。 烽燧之制 为了保卫边陲，防御敌人入侵，要塞还设有烽燧，即所谓亭障之制。在西域边区，建立烽燧，驻扎军队，建筑了坞障，如同小城一般。坞外边四周围皆埋有尖木桩，作为防卫的障碍物，叫作“虎落”。守卫烽燧的官吏，有戊己校尉和候官，他们率领大批戍卒，每月支领现金和谷物，并可带家属，家属也领有赡养的费用，如居延汉简有《戍卒家属廪名籍》。但是戍卒守卫、出征，家属只能在烽燧坞壁之内。徐苹方著有《居延考古发掘的新收获》，载于《文物》1978年第1期，可以参考。 新疆罗布淖尔烽火亭复原示意图 《汉书·贾谊传》说：“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后汉书·马成传》说：“（成）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陉，中山至邺，皆筑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东观汉纪》说：“隧候之事虽殊，其地则一也。”又《后汉书·王霸传》说：“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 关隘 各要害地区还设有关口。在汉代，为了保卫首都长安，在华山之东的崤函地带，设有函谷关，在关以东叫关东，以西叫关中。身居关中，靠近都城，就觉着很为荣幸。汉武帝时楼船将军杨仆，南征北战，自以为立有大功，耻为关外之人，就请政府把函谷关由现在河南灵宝县迁移到河南新安，由西往东移关约三百里。[18]在汉代国都的东北部沿着秦代的长城，设有居庸关（居庸关在汉代还是一个水陆交通的道路），西北部设有嘉峪关。出西域的要道上还设有玉门关和阳关。 玉门关遗址 凡是来往行人，经过关者，必须持有通行证，当时叫作传。 《后汉书·礼仪志》说：“传以木为之者谓之棨，以帛为之者谓之。”汉魏以后用纸做的叫作过所。在西域边区屯戍的士卒，到市场上去买卖应用的物品，必须经过烽燧上官吏的许可，领取符传。据《居延汉简》（编号36、3）上记载：“官封符为社市贾□（区）……过鸣河里广地为窥私市张掖酒泉。众□行合已□□……门鄣河津金关毋苛止录后便敢言之。”这可见当时符传的形状。屯戍的戍卒入市买物尚须持许可证，那么一般人士的入关更需要持通行证了。如今发现汉代士大夫和一般人民过关，所持符信的样子叫作“棨信”，由士卒高插在棨戟上，以便把守关口的戍卒可以看见，取此昭信，而便于检查。西汉青年军事家终军从江南到长安，经过函谷关，就把他所持的去掉，显示了求取功名入关的决心。[19] 《说文解字》说：“燧，塞上亭守熢火者也。”又说：“熢燧，候表也。边有警则举火。”是燧指亭燧的建筑，而熢（烽）指其所举的候表。燧常就亭而设置，每燧相去之间约十里。在城鄣（郭）里复加筑燧台以通烽火。据《通典》烽燧篇称：“台高五丈，下阔二丈，上阔一丈。”台面广丈四尺。就是上面所说的亭障之制。从近人劳幹《居延汉简考释》所编次整理的敦煌诸候隧的名称，如玉门都尉下有大前都候官，西部候下有富昌、广武、步昌、凌胡、厌胡、广昌、大前都七燧，就可以知道当时在地理上候燧位置的分配。烽燧的形状，《汉书·贾谊传》文颖注：“边方备胡作高土橹（为无顶之屋），橹上作桔皋，桔皋头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举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烟曰燧。”又张宴注：“于昼举燧，夜举火也。举燧有四种方法：一曰表，或作熢，以缯布为之，色赤与白；二曰烟；三曰苣火；四曰积薪。”《通典》兵五说：“城上立四表以为候视，若敌去城五六十步，即举一表，冲梯逼城举二表，敌若登梯举三表，欲攀女墙举四表。夜即举火如烽。”《唐六典》：“凡烽候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其放烽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随贼多少而为差焉。近畿烽二百七十所。”到了唐代，边塞上每日初夜放烟一炬，谓之平安火。唐代诗人杜甫的诗句“夕烽来不近，每日报平安。塞上传光小，云边落点残”[20]，描写日暮烽火的形象，真是精细入微了。 交通运输工具 在汉代，全国除了设有亭障邮传，还辟有广阔的大道，即所谓驰道。驰道由长安到各郡国，四通八达，虽不能说是路的两旁“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可是由西南部的益州，“东至京师，去就安隐（稳）”，东北可以直抵幽燕。[21]登到长安的城楼上，可以远望去赵国邯郸的要道。[22]汉景帝的宫妃才人们，有许多是燕赵佳人、邯郸歌妓，常登到宫阙的城楼上，在苍烟迷茫中遥望邯郸的家乡。东西各地的货物，云集京师，燕赵巴渝的歌舞，都来到都下，这都全凭车马和其他水陆交通工具了。 陆路交通运输工具 交通工具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当西汉初年，丞相还只能乘牛车，自汉武帝时通西域以来，大宛的骏马，所谓汗血天马来到长安，在国内迅速繁殖起来。《汉旧仪》说： 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马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择取教习。给六厩牛羊无数，以给牺牲。 民间也有养私马的，还有驴、骡、骆驼，多用之于骑乘和驾车。[23]到后来，也都成为载重行远的工具。 汉陶牛车 汉代的马车与牛车是有所区别的。马车是一种小车，用以载人；牛车是一种大车，用以载物。到了汉末，天下大乱，兵马仓皇，马数骤减，牛车之用渐广，遂代马车而做乘人的车。这种牛车修饰得很为讲究，而且安稳，一般仕女们都喜欢乘牛车，于是汉末洛阳河边上，就看见那些游手好闲的士大夫们乘着牛犊车去游春了。[24] 汉代车的种类是很多的，当时乘车也有等级的，所谓“建其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级”[25]。《后汉书·舆服志》记载，皇家御用的有玉辂、乘舆、金根、安车、立车等类。都市内一般官吏以及市民所应用的有轺车、辎车和骈车。原来汉代的车有立乘和坐乘之分，轺车就是一种立乘轻便的车子。《汉书·平帝纪》说：“立轺并马。”是两匹马拉的车子。服虔注说：“轺音遥，立乘小车也。”《释名·释车》说：“轺，遥也，遥望也。四向远望之车也。”但是近来发现的汉石刻或砖刻画像轺车也有坐乘的，因为轺车四面没有帷帐，就是坐着也可以眺远的。后来又发展而为两面有扶手横板的轺车，叫作施耳轺车。轺车是一种无顶的敞篷车，若是遇到下雨，就没有办法，所以在车厢当中设一如伞的车盖，安插在车厢的中间，有雨可以避雨，无雨可以遮太阳，并随时可以取放下来。《周礼》夏官疏说：车盖有两种意思，一为御雨，一为表尊，就是分别等级，显示尊贵。平常的车盖高大约三尺，大官僚们，如河内太守黄霸，皇帝为了表示对他的重视，命他所坐乘轺车的车盖高一丈 [26]，比寻常的车盖要高三倍。车盖既然可以取下来，在途中遇见朋友的时候，就可以坐在一起用来遮太阳，彼此谈心，所以在当时有“白首如新，倾盖如故”的谚语。至于有篷可以载重、可以卧息的车，就是辎车和骈车。《释名》说：“辎、之形，有邸曰辎，无邸曰。”邸就是后辕，因为四面都有屏蔽，所以《释名》又说是“妇人所乘牛车也”。汉代的安车就是辎、车的一种。还有一种轻车，就是用于战争的戎车。车上无盖，中心竖立大斧的叫作斧车。还有武刚车，也是作战用的车辆。《汉书·卫青传》说：“青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从五千骑，往当匈奴。”在军队中特设有一种车身狭而长的快车，叫作追锋车。《资治通鉴》卷七十四载：“司马懿疑京师有变，乃乘追锋车昼夜兼行，自白屋至洛阳四百余里，一宿而至。” 汉石刻画像辎车桥行图 武梁祠汉画像鼓吹车 汉木轺车复原示意图 总之，车辆的使用大有贫富悬殊的区别。桓宽《盐铁论》散不足篇说：“富者连车列骑骖贰辎”，“中者微舆短毂，烦尾掌蹄。”中人之家犹且如此，贫苦的农民就无法乘车了。 在西汉晚期，劳动人民创造发明了用人力推着走的独轮车，叫作鹿车。《太平御览》卷七七五引《风俗通义》说：“鹿车窄小，裁容一鹿也。”史树青认为：在我国井上汲水多用辘轳，或称鹿卢，是轮轴类的引重转动器，那么鹿车就是一个有轮轴的车，应劭所解释的未免有些望文生义了。这种见解是正确的。因为这种鹿车不用牛马而能行走，一个人可以推运，所以俗称这种车为不吃草的牛（木牛），能流转的马（流马）。[27]诸葛亮在西蜀与蒲元、廖立集体研究，为了解决山区崎岖山路的运输问题，就采用这种独轮车，于是传说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而实际上是积累劳动人民经验而创造出来的。当时贫寒的读书人坐不起辎，就多乘这种鹿车。《后汉书·列女鲍宣妻传》：“宣之妻桓氏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又《后汉书·独行列传·范冉》：“冉遭党人禁锢，遂推鹿车载妻子，捃拾自资，或寓息客庐，或依宿树荫，如此十余年，乃结草室而居焉。”晋刘伶常着袒服而乘鹿车。若是连鹿车都没有的，则只有自己挑着担子行路。《后汉书·赵孝传》说：“孝常白衣步擔（担），从长安还止邮亭。”贫寒士人生活尚且如此，那么劳苦大众行路就更难了。 汉画像独轮车 水上运输工具 汉代造船业已相当发达。汉朝政府在长安设立有船司空，为官营手工业专门造船的机构。唐王勃《滕王阁序》说：“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舳。”青雀、黄龙都是汉晋以来所使用的船名。 在军事上用的有楼船，汉代杨仆曾做过楼船将军。狭而长的小船叫作艨艟，以为冲突敌船之用。在江上航行最快的叫作赤马船，船身是正赤色，其快如马，这就是沿及到明代所使用的大红船 ，也叫作满江红。[28]撑船的船夫穿黄色衣服，戴黄色帽子，通常称为黄头郎。[29] 当时造船已经用粮食的重量来估算舟船的载重量。《释名》卷二十五释船说：五百斛以上还有小屋，曰斥候，以视敌进退也。三百斛曰。，貂也，貂短也。江南所名短而广、安不倾危者也。二百斛以下曰艇。艇，挺也，其形径挺，一二人所乘行者也。如近来在长沙汉墓中所发现的木船模型，棹达十六个，至少有二十人才能驾驶。广州汉墓中发现的陶舟模型，舟尾有舵，舟首有锚，舟上设有颇多的舱房，看来可以航海。[30] 汉代木船复原图 汉陶舟 在汉画像砖上，还有画着钓鱼的小舟，漂荡水上，颇有悠然的神气。又《后汉书·邓训传》说：“令长史任尚将之，缝革为船，置于箄上以度河，掩击迷唐庐落大豪。”可知今天我国西北黄河上游所用的皮筏子，是由汉代流传下来的。 总之，在汉代，我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包括衣食住行等，确实相当发达。这都是当时劳动人民自己创造的。但是我们看到，在封建社会内等级制度很严，处处待遇不公平，地主官僚住的是高楼大厦，吃穿是锦衣玉食，劳动人民却住的是蓬户瓮牗，吃的是粗粒糠秕，衣不蔽体。劳动人民衣不得暖，食不得饱，顾不到在居住和交通等项问题上发展其积极性。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在最低的条件下过日子，是苦不堪言的。由于阶级压迫，人身不得自由，加重了时代的局限性。我们回顾历史，明了“大辂之制，始于椎轮”，后继之人要继承先业，更向前发展，把社会更往前推进一步。若是光对在古代坟墓里发现的帝王将相奢侈的用品赞叹不止，而没有注意到当时封建社会贫富悬殊、不平衡的现象和劳动人民的杰出创造精神，那就不是以主人翁自居，就是被统治者牵着鼻子走了。为了发扬祖国文化的传统，正如郭沫若同志所说“加强自己的劳动，为今天和今后，创造出更新更美的世界”，是颇为正确的。 * * * [1]. 《后汉书·董卓传》《东观汉记》。 [2]. 王仲殊：《汉代物质文化概况》，《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 [3]. 《后汉书·戴凭传》。 [4]. 《后汉书·陈蕃传》。 [5]. 《周礼》。 [6]. 《三国志》。 [7]. 《资治通鉴补》。 [8]. 《汉书·爰盎传》。 [9].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九·相逢行》。 [10]. 《汉书·杨王孙传》。 [11]. 《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12]. 《昭明文选》。 [13]. 佚名：《三辅黄图》等。 [14]. 《后汉书·仲长统传》。 [15]. 《汉书·高帝纪》。 [16]. ［东汉］应劭：《汉官仪》。 [17]. 《资治通鉴补》卷八十一。 [18]. 《汉书·杨仆传》。 [19]. 《汉书·终军传》。 [20]. 《杜工部诗集》卷六。 [21]. 《史记·贾山传》《汉鄐君开褒斜道摩崖刻石》。 [22]. 《汉书·张释之传》。 [23]. ［西汉］陆贾：《新语》。 [24].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25]. 《后汉书·舆服志》。 [26]. 《汉书·黄霸传》。 [27]. 史树青：《有关汉代独轮车的几个问题》，《文物》1964年第6期。 [28]. ［清］魏崧：《壹是纪始》卷二十，舟车类“满江红始于明”条。 [29]. 《汉书·枚乘传》注。 [30]. 王仲殊：《汉代物质文化略说》。 [book_title]五　文化艺术 古代先民在日常生活中和经过长期劳动后，觉得需要把自己所见到的事物记录下来，于是逐渐产生了早期雏形的写生画和象形文字。他们在劳动当中，考察形势，寻求事理，提高认识，推动生产不断发展。他们在生产实践当中，观察事物最为真切，有真正的爱，也有真正的恨，有天真烂漫的思想感情，所以对一些事物和自然界美丽风景的感情流露极为自然。为了抒发感情，就要写字、绘画，还要唱歌、舞蹈，编成许多故事传说，就成为文学和艺术了。历代中外文学家、艺术家所写出来的脍炙人口的作品，就是继承了劳动人民的创作，经过集中、提高而成功的。 汉字的新发展 我国古代人民将狩猎得来的野禽野兽的肉，摆在一个木架子上，预备食品，从汉代画像石上就可以看到整个猪的肉排列挂在木架子上的形象。这就逐渐形成了古代象形的字。木架下面专责一个人来记数，那就是字所以能够形成的根据了。和合起来，就是字，即今天历史的“史”字的象形字。史就是管理狩猎物品的小吏。 象形字后来就演变而为复杂的甲骨文字，和钟鼎盘盂铭刻的篆字。因为时代相隔久远，甲骨文和钟鼎文就已很难认识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纷纷兴起，称王称霸割据一方。各地方上的风俗和文化，也因为关隘隔阻而有所不同。所以，东方各诸侯国和西方各诸侯国的文字，虽然都是大篆，写法却不相同，尤其是后起的楚国的文字和西方秦国的文字，区别相当大。秦朝统一中国以后，所谓“车同轨，书同文”，用秦国所习用的小篆，废止各国使用的大篆。文字既然统一，写法也较有规矩，使用起来就比大篆较为便利。由于篆字笔画繁复，一般人不容易认识，用来记录事物、书写文件，还是不甚便利，所以，笔画繁多的小篆字便改为笔画较省的隶书。隶书也叫八分书。到后汉，隶书又演变为草隶（草隶即章草，因为是汉章帝时所兴起的）。《晋书·卫恒传》说：“程邈为（秦）衙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邈所定，乃隶字也。”因此传说隶字是程邈所作。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甚确当的。清段玉裁注许慎《说文解字》叙说：“据《汉书·艺文志》：是时始造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者易，施之于徒隶也。”又卫恒说：“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善作篇。”这是说明隶书和草书（章草）都是当时人民所创作，官吏、狱徒因为写起来便利而习用下来的。把隶书归之于程邈，草书归于章帝时的杜度，就可说是数典忘祖了。文字之兴起，必须是为了书写便利，容易普及，而书法的优美尚在其次。书法不在笔画的繁简，凡是适用的总是优美的。晋钟繇《隶书势》说：“鸟势之变，乃惟佐隶，蠲彼烦文，崇此简易，焕若星陈，郁若云布。”尤其是刻石镂金的手工业者，为了刻镂的便利，往往把繁体字改写为简体字。有些地主阶级的文人们说汉魏六朝的碑刻里多别字，清赵之谦曾著有《六朝别字记》。其实不是什么别字，就是当时的简体字，从汉代金石铭刻里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汉代尚方镜铭里有“朱鸟玄武顺阴羊（阳）”，“阳”省写为“羊”。石刻中刻的“大吉羊”（祥）省写为“羊”。铜华镜铭“湅治铜华清而明”，“”省写作“湅”。角王镜铭“昭此明镜成快意”，“照”省写作“昭”。又石刻和镜铭中，万寿之“壽（寿）”字，有省写作“受”字的。汉石刻中像这种例子很多，不胜枚举。又汉代手工业者为了书写数目字便利，一般人记账是用筹算记数的号码的。在居延汉简中，发现有筹算的记数号码，一作，二作，三作，四作亖，五作，六作丄，七作，八作，九作。这种写法与宋元算草中的写法完全相同，但和近代的写法很相近。[1]可见在清末阿拉伯记数字尚未普遍使用以前，一般市民所用的所谓“苏州号码”，早已应用于汉代了。 我国古代文字创造含有六种意义，即所谓“六书”。据许慎《说文解字》叙：“六书”的程序： 第一是指事，就是把眼睛可以看见的事情，用符号记录下来。比如用代表地平线，在上加一画如，就是上字；下加一画如，就是下字。 第二是象形，就是把可以看见和接触到的实物画出来。如劳动人民在田野里工作，首先可以看见的就是太阳和月亮，因之就把太阳画成字，把月亮画成字；地上的水，就依水纹形象画成字，或字；水中有鱼，就画成字，也有画成字的；水中有船就画成一个字。象形文字，表达事物是最明确的，也是最原始的文字。 西汉甘泉山中殿刻石残字 古代绘画是从象形发展而来的。在周口店的山顶洞中，可以看到几千万年以前劳动人民所刻画的人物和舟船，以及动物的形象。就是最近在河南巩县发现的山洞中，还有刻画的动物如鱼类的图形。又如宋代书画家米芾被贬官，带着眷属从汴梁到陈留，住在矮小如舟的一间小屋子里。他给当时另一个书家蔡襄写信时，在书信当中就画了一艘小船，形容他所居住的湫隘，把不能用文字表达出来的真挚感情用图画绘画出来。[2] 上古，人们从实践中摸索出用画线条的简易方式画出素描式的动物和图案画。到了周秦以至于汉初，绘画和雕刻的工力益臻完善，如流传下来的商周陶器，周秦时期的钟、鼎、盘、盂等青铜器，以及秦汉的瓦当等类器物上镌刻和彩绘的花纹，都能反映自然界的现象，如云纹、布纹、席纹、雷纹、饕餮纹、如意纹、三角纹、蚕纹等类的花纹，以及狩猎鱼鸟等各种劳动的画面。器物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布饰花纹的部位，也逐渐有了讲究。例如，盛酒的爵，既可以插花又可以盛酒的觚，和盛食品的献上，刻画的花纹，有的摆在中间，有的在上部，有的在下部；圆形大腹瓦缶等类罐子，为了引人注目，有的将花纹摆在中间，有的陪衬在左右侧面；瓦制的灶，有的把花纹或生物的图像画在上面的平面上，有的画在立体显著的地方，看去非常适宜和美观，即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3] 工艺美术 到了汉代，制作工艺美术品已有千百万的手工业工人。这些手工业工人，多数来源于刑徒，有些是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在劳动生产之中，逐渐出现了如丁缓、李菊等大量的巧工和雕刻家。像武梁祠的题记所说：“良匠卫改，雕文刻画，罗列成行，摅骋技巧，委虵有章。”同时出现了如毛延寿、陈敞、刘白、赵岐、刘褒等著名画家。及到三国时期，吴兴人曹不兴，是当时一位出色的画家。孙权叫他画一张屏风，他偶然误滴了墨，就画成一只苍蝇。孙权以为是苍蝇落在屏风上了，拿手指去弹它，原来是画上去的 [4]，可算画得惟妙惟肖了。从这方面来看，可以说是由周秦到汉代，绘画艺术技巧进展的过程中，从线条技术发展，由米字形交叉的长方格，而画成多种类型的图案画，象征自然界天地日月以及静物、动物各种类型的状态，又发展而为人物以及动植物写实的画像。无论画一个老虎或一群车马，或打猎的猎手与老虎搏斗的场面，或随从与车马疾行的骑士（伍百），或手中迎风飘荡的旗帜，无不是栩栩如生、神气活现，表现了民间艺人创作的精妙。 从流传下来的汉代石刻和砖刻画来看，画的人物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客观情况，但也有些涉及奇形异兽、鬼神迷信的画面。 这些画主要的缺陷往往是在石刻上把画面画满，不留空白的余地，而画的人物故事拥挤在一起，层次颇为混乱。除了较小的画砖上空白处较多，形状较为分明外，至于大幅的石画上，刻画的内容往往繁复，没有作整体布局的考虑，所以层次就不能井然，画意也难以突出了。到了东汉后期，随着技术的提高，就慢慢地纠正了这种缺陷。例如，辽阳市棒台子第二号墓壁画所刻画的宴饮图中，在室内悬挂有帷帐，在窗帘外面，有高悬一轮明月的外景。又如四川蓬山一带所发现的后汉三国时期的砖画的庭院图、庖厨图，庭院图中画出住室房屋之外，没有其他的亭阙，围着短墙，院内还种着几株杨柳。庖厨图内画着烹调宰割的形状，层次分明，陪衬极为相宜，看了不致枯燥无味。这是民间艺人别出心裁地把绘画艺术推进了一步。 壁画及石刻砖刻画像 这里我们可以附带谈到汉代的壁画。在汉代，上自朝堂殿阁、衙署厅室，到旗亭酒店，甚至民间的屋舍，大都有彩色画像。像汉代皇宫里，就有甲观画堂，画着古帝王像。蔡质《汉官典职》说：“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涂殿，紫青界之。”据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说：“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汉书·景十三王传》说：广川王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裤长剑之像，在屏风上则画有列女的画像，上面叙述班昭的《女诫》。 统治者为什么热情于画各种人物故事的画像？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他们的目的，当然是为着享受和娱乐，尤其是为了维持封建社会的秩序。三国时曹植曾说过： 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节死难，莫不抗首；见放臣斥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者，图画也。”[5] 所以诸葛亮由蜀进驻滇池以后，“益州、永昌、牂牁、越嶲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附录云：“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6]除了画天地日月、神龙和历代帝王将相的故事，还画当时的从龙功臣。这种图画从庙堂推广到各地方的官署。如汉光武帝建立东汉，即所谓“中兴”，就在灵台麒麟阁上画了中兴二十八将图像，又在郡府厅壁上同样地画了当地官吏的画像。应劭的《风俗通》说：“尹，正也。郡府听事壁诸尹画赞，肇自建武，讫于阳嘉，注其清浊进退，所谓不隐过，不虚誉，甚得述事之实。后人具瞻，呈以劝惧。”这种风气从而又发展到边境。《后汉书·西南夷传》说：“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因是“郡尉府舍皆有雕饰，画山神海灵、奇禽异兽，以炫耀之”。 当时知名的人士，也有人为他们画像的。如东汉文学家蔡邕，为人有风采，因之“兖州、陈留闻皆画像而颂焉”[7]。这是因为自从东汉的首都由长安迁到洛阳，南阳是刘秀发迹的地方，河南遂成为政治中心和经济繁荣的重要地区。山东的任城、兖、沂和四川的成都、广汉，是生产富庶的地方，画像之风也特别发达。画像之风，东北推广到辽东，西北到河西走廊，西南到滇池，东南到扬州广陵。 尤其要说明的，汉代工业主要的是官营手工业，私人手工业作坊为数不多，因之其生产品不占重要位置。官营手工业制造纺织品的，宫廷中则有东西织室，地方上则有襄邑、临菑和四川广汉的服官；制盐、铸铁的则有各地的盐官和铁官；制造铜器和镜子的则有尚方令丞；烧窑制造陶器的则有都司空令丞等。官营手工业设置的目的主要是为着统治者的享受，并不是为着人民的应用。而且官营手工业主要是生产供应豪门贵族赏玩的奢侈品，它们往往是费百人之力仅制造出一幅彩画和刻镂精美的铜镜，同时在器物或石刻上画上帝王将相、神怪离奇的故事，提倡迷信神仙、长生不老，以维护封建秩序和道德，来麻醉自己，愚弄人民。所以我们在石刻、铜器、漆器上，可以看到各样绮丽的图画，而铭刻了如“大富贵”“大吉羊”“宜侯王”，以及“尚方作竟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万世昌，乐未央，辟五兵”等吉祥和迷信的语句。汉代还培养了一批专门为统治者服务的有技巧的工人师傅，并有一批如毛延寿等以绘画为职业的画师。 民间雕塑 由于社会上所好尚，当时就有专门制造器物和买卖玩具的商店。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说：“丁夫世不传犁锄，怀丸挟弹，携手遨游。或取好土作丸卖之于（为）弹，外不足以御寇，内不足以禁鼠。”又说：“或作泥车、瓦狗、马骑、倡优诸戏，弄小儿之具，以巧诈。”不仅是送葬用品，也是为活着的人玩耍而做的。这都是商人迎合地主豪门的嗜好而制造出来的玩具，乃至无益而有害的物品。所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与劳动人民的手工业者是毫不相干的。劳动人民的手工业者不但创造了物质财富，制造出来了生产的工具，而且别具心裁地发扬了文学和艺术。就从地下发掘出来的汉代遗物和石刻上的画像来看，当时的劳动人民中的艺术家，以豪迈的气魄，刻画出了各种各样的图像，景物当中还画出了阶级的不同和贫富悬殊的对比；不仅将劳动人民耕田、纺织、鼓铸、制盐、种芋、狩猎、打鱼等辛勤劳动的场面表现出来，还将贫民向地主仓库里交纳租粮，地主向农民索债以及权势豪门凶恶的面貌也暴露出来。这无异口诛笔伐！劳动人民创造的精神是何等的伟大呀！ 民间的歌谣谚语 劳动人民在生产活动当中，要记录工作程序，总结收获经验，把工作进行得更为完善，不但要会写字和绘画，而且为了表达其真挚的胸怀，抒发其被统治者压迫得抑郁不平之气，以及心中愉快和烦闷的各种感情，就把所见所闻编成顺口的话句，说出来或唱出来，那就是歌谣和谚语，也就是口头创作了。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三，解释杂歌谣词说：“言者心之声也，歌者声之文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累累乎端如贯珠，此歌之善也。”这种歌谣和谚语，内容和形式是什么？我们可以说，歌谣就是指民歌。《尔雅》说：“徒歌谓之谣。”徒是空的意思。徒歌就是清唱，是不用乐器伴奏的唱歌，可以道出人民的习尚。因之《韩诗章句》说：“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由这种无章曲的歌谣（徒歌）而加上了章曲，或另选了些词句，被之于管弦，“因歌而造声”，就成为乐府的诗歌了。至于“谚”字，刘勰《文心雕龙》说：“谚者直语也……廛路浅言，有质无华。”明杨慎说：“谚，俗论也。”俗论就是民间的俗语，因之就可以说是人民的口头创作。有韵的就是谣，无韵直说出来的，就是谚。还有农民心里对于统治阶级怀着不满的情绪，不敢公然讲出来，私下互相传说的，叫作咙（原作“陇”）。汉代《城上乌》的歌谣中有：“吏买马，马具车，请为诸君鼓陇（咙）胡。”“请为诸君鼓陇（咙）胡”，也可以说是“请为诸君鼓喉咙”[8]，这也是歌谣的一体。因为人民所作的谣谚，出语自然，讽刺深刻，纯粹是人民心中所愿意说的话，就如风声天籁，金石和鸣。那些没有深厚感情的地主文人是说不出来的。 谣谚语调自然，没有那样文雅，经过文人雕琢和加工，就发展而为诗歌了。明杨慎说：“贾人之铎，可以谐黄钟；田夫之谚，而契周公之诗。信乎六律之音，出于天韵，五性之文，发为文章。有不待思索勉强者，此非自然之诗乎！”清宋长白说：“汉魏乐府诗歌，强半近于歌谣，起伏断连，自有草蛇灰线之势。六朝声口韵秀有意为文，似之而实远，唐人组织秾丽，人巧胜，天工薄矣。”[9]道出了乐府诗歌起于歌谣的来源和甘苦，说的是正确的。但是民间流传的歌谣，因为时代久远，互相传抄，走了原样，有的经过文人的修饰，一首歌谣，就有两三种不同形式，有的甚至是地主阶级的文人篡改过的作品，必须加以分辨。鲁迅先生说：最明显的例子是汉民间的《淮南王歌》，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汉书》和《前汉纪》记的就两样。一种是：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一种却是： 一尺缯，好童童；一升粟，饱蓬蓬。兄弟二人不相容。 比较起来，好像后者是本来面目，但是否已经删掉了一些，也是说不定的。[10]鲁迅先生指出的民间歌谣真挚处的所在，和分辨真伪的道路，是正确的。这首歌谣是当时人民讽刺汉代所谓“文景之治”时有名的汉文帝、淮南厉王兄弟二人尚不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