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张居正传
[book_author]佘守德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传记,完结
[book_length]225772
[book_dec]佘守德撰。成书于民国初年。原名《张江陵传》，曾被列入梁启超等所编著的《中国六大政治家》一书，后出版单行本发行。全书共有十九章，对张居正的生平事迹有综合性的论述。该书从介绍张居正的家世开始，继而出仕，张居正便以“匡时救世”自许。当时严嵩把持朝政，大明摇摇欲坠，其一腔抱负无法施展，便暂时归隐田园，但依然没有放弃远大理想。后来，张居正和高拱、高仪三人接受穆宗的遗诏，一同辅佐朝政。张居正当了内阁首辅，执掌朝政，权力达到顶峰，甚至有人认为他是“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的内阁首辅”。从吏治到用人，从将领到治兵，从理财到教育.......张居正缝缝补补，左支右绌，才勉勉强强延续大明七十余年的太平盛世。张居正死后被抄家，儿女深受其累，各级官员对其诋毁，深恐落人之后。直到熹宗天启年间才复官复荫。最后有各家对张居正的评论，让读者更全面、更客观地看待张居正这个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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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_chapter]原文版
[book_title]汪 序
古所谓社稷之臣，与后世权臣异者，唯在用心公私之间耳。伊周管葛，虽成败不同，王霸殊术，而其公忠体国则一也。苟利国家，虽丛天下之疑谤，毅然行之而不顾，而天下后世且终谅之。故得主愈专，在位愈久，其流泽遗爱，亦愈深远。
伊周不可尚已，管葛以来，或取秦之商鞅，唐之李德裕，宋王安石，明张居正配之，称中国六大政治家。新会梁启超为传，顾独阙江陵，岂文献不足征，抑论定犹有所疐耶？佘君守德恨其书之未完，旁稽载籍，补为是编，其体例一仍梁氏。
余受而读之，盖有数善：江陵身丁叔世，又值暗君，而同莘野重任之心，武侯鞠躬之志，处境艰困，有倍曩时。故屈节以交冯保，夺情以从王事，枉尺直寻，盖非得已。然而并时既多怨诽之臣，身后复遭腐儒之谤，是非殽乱，百喙交攻。君独抉其本心，不随众议。是为卓识。其善一也。梁氏之文，匪云闳雅，而委曲条畅，易于流传，是编虽标传名，实同史论，步趋梁氏，具见例言。然则律以文体则乖，揆诸众情则当。是曰适俗。其善二也。读史者非仅识往，要以喻今。考成败，验得失，则知所从违矣；明善恶，慎褒贬，则有所惩劝矣。故曰：“股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又曰：“《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此物此志也。明代去今未远，政情民俗，犹有同者，资为龟鉴，谅异陈书。是编虽传江陵一人，而于有明中叶政治利弊，擿发殆尽，至若刑赏僭滥，贿赂公行，上下相蒙，民情壅遏，凡此数端，尤以不惮反复致意，详君自序之言，旨实同于朦诵。是曰寓箴。其善三也。
唯论儒法之辨，略有未精。儒家何尝不重法，特与时为张弛耳。综核名实，既为政之常规，治乱用重，亦拯弊之要术，宽猛相济，如用药然。江陵处痿痺不振之时，非用猛无以起积疴，挽颓运，而其居心立言，蔼然仁者，安在其非儒也？唐虞之民，不可复睹，张弛之道，亦既难言；以后来任法者多，而遂谓法治胜于礼治，是不探本原之论也。
余既善佘君书，序而归之，复附此言以相质，亦犹佘君之志云尔。
一九四四年八月 汪东序
[book_title]卢 序
昌法治说者言必及张太岳。不知太岳每以性命与经济并论，所谓学不究乎性命不可以言学，道不兼乎经济不可以利用也。君子处世所以制俗，非由俗制。制不在文，常挽以就实。此为法体。治世常自文返质，久则自质而文，文敝则世乱，而乘敝达变是在贤者。不轻易，不苟因，一本其实，于是法行。所谓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法无古今，惟其时之宜，与民之所安。政以人举，法贵宜民；法无常良，行之在人。此为法用。
夫人之相与，情不至而后益之以文，信不至而后饰之以礼。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于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分，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
盖法能不违民，不乖人情，而后体用始备。如是法治吾之所谓情治者也。不究性命必不能通达人情，法失其体矣；不能通达人情必不能制俗便民，法失其用矣。
然今日回国运当以法治始，昌法治尤当以正人情为先。太岳之学之为世重，有以哉！顾今人口中之太岳，但知虎怒蟒嗔之太岳，严急少恩之太岳，严刑明法之太岳而已；不知有师心之太岳，是不明太岳学之本，亦即不明法治之本也。
吾友赣榆佘君草《张江陵传》成，属余一言。余惟江陵事切政术，佘君书论之已详，不用复赘。而余之所重太岳者在彼不在此，因举太岳之言语佘君，缀诸卷端，且以质诸今之昌法治说者。
一九四四年五月 卢前
[book_title]第一章 叙论
外史氏曰：所谓大政治家者，岂易言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此谋士耳；而非吾所谓大政治家也。威震强敌，望重干城，此大将耳；而非吾所谓大政治家也。至若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此可谓之纯臣矣；而犹非所以语于大政治家也。托孤寄命，忠贞不渝，此可谓之良相矣；而犹非所以语于大政治家也。然则必如之何而后可谓为大政治家哉？必也具有超人之抱负，独到之主张，而又行之以恒心，持之以毅力；故其能以一人之身，而为天下安危之所系，以一代之政，而为世运否泰之所关；其所设施，容或不便于当时，而实有裨于后世；其所作为，容或不理于众口，而实有造于邦家。其始也，必本诸一己之政策，戮力推行，以转移时势；其既也，复持其独具之卓识，力排众议，而奠定邦基；其终也，卒赖其老成之远谋，挽回末运，而泽被宇内。若而人者，殆所谓作中流之砥柱，造时势之英雄；其政绩所被，英主固赖之以图强，庸主亦可因之而免祸，季世固赖之以苟全，叔世更可因之而鼎盛。所谓大政治家者，非此之谓欤？
明乎此义，乃可与论张江陵矣。江陵明之名相；而明之名相，非止一江陵也。前乎江陵者，若夏忠靖，若三杨；与江陵同时者，若徐文贞，若高文襄，固皆卓有建树，俨然有古大臣之风者也。而无如彼其人者，率皆以书生之本色，当钧衡之重寄；虽亦具有纯臣之操守，良相之规模，顾其所抱负者，既以囿于萧规曹随之见，而卑之无甚高论，因之其所设施者，亦遂局于当世一时之利，而政随其人以息。易言之，彼辈殆皆无一定之政治主张，以为其施政之鹄的；充其极，亦仅佐成小康之治，以称叠于一时而已。其影响所及，绝非能与吾所谓大政治家者同日而语也。然则以彼例此，吾不得不服膺新会梁氏（启超）之言，而以江陵为有明一代惟一之大政治家矣。江陵之相业，如辅君、匡政、经武、理财诸端，固亦多步前人之成规，与时贤相伯仲，骤观之，似亦无以大异于众也。然其所以卓然超出于众，自别于一般之纯臣良相，巍然跻于中国以至世界大政治家之列，而能当之无愧者，则以其具有超人之抱负，独到之主张，而又行之以恒心，持之以毅力；故其设施虽不便于当时，作为虽不理于众口，而其影响于天下后世，所以补其阙而匡其失，正其本而清其源者，则至深且巨。无惑乎其终能转移时势，奠定邦基，而末运且赖以挽，宇内咸被其泽也。夫以有明中叶之由盛而寖衰，嘉隆时代内忧外患之交集，而江陵者，乃不恤受揽权之恶谤，被负友之重嫌，冒震主之不韪，干夺情之非议，兢兢焉第求政策之推行，凛凛然惟谋时势之转变。以视诸葛武侯之夹辅幼王，支撑危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后人何必不如前；再以方诸泰西大政治家，如马志尼、俾斯麦诸人者，又宁遑多让乎？至若明代诸名相，如上述之夏、杨、徐、高诸公者，则等诸自哙矣。然而生不见谅于愚昧之同侪，死复获咎于昏庸之幼主，甚且众口铄金，积非胜是，史籍所载，泰半谤言。彼愚昧之徒，惑于世俗斗筲之见，不能了然于江陵匡扶之苦心，而徒执一二微疵，斤斤焉以议于后而掣其肘；而昏庸之主，复狃于安富尊荣之习，不能无憾于江陵诤劝之严规，而遂信宵小浮言，悻悻然以加之罪而没其功；彼以其昏庸愚昧而出此，固自无损于江陵伟大之人格。所不能令人无憾者，则以一代惟一之大政治家，若江陵其人者，而坐令其横遭埋没，饮恨千秋，且与唐之李卫公同其不幸之命运。其所施于天下后世者如彼，而其所食之报顾如此。使人世而竟无真正之是非公论者，则毁誉之加，区区又奚足道；使人世而终有真正之是非公论者，则天下不平之事，宁有更逾于此者乎？然则扫尽浮言，别成信史，明是非而垂久远，拨云雾而见青天，斯亦匪异人任矣，吾又安能已于言也？于是作《张江陵传》。
[book_title]第二章 张居正之时代
大政治家以于其所处之时代，譬犹机器之大齿轮然。大齿轮者，受发动机之推动，而同时又推动小齿轮者也。其在大政治家，则历史之趋势者，其所由推动之发动机也；而天下后世者，则其所推动之小齿轮也。故大政治家之功业，无不由于历史趋势之推动，而其功业之成果，则又足以推动天下后世者也。然则江陵所处之时代，果何如乎？请以历史的眼光，就当时之世界及本国情势分别观察而论述之。
就世界历史之眼光以观，则江陵所处之时代，为十六世纪之中叶。斯时之欧洲，正当文艺复兴之后，宗教改革鼎盛之时；列国间多从事于宗教战争，而其国内亦多以政教纷争而未归于统一；中世纪之封建社会，虽已开始动摇，而助成国家统一之君主专制制度，则尚未能成立；新大陆虽因航路初通而已被发现，而欧洲与美、亚两洲间之交通，则仍甚阻隔。盖彼时之欧洲各国，均尚未成为现代之国家，其政治文化各方面，自亦幼稚无足称道。至若美洲，则更系洪荒乍辟，初无任何国家之存在。即与中国同居亚洲之日本，亦尚徘徊于分崩离析之封建时代，而未及完成其内部之统一。环顾当时之世界，厥惟中国具有数千年之历史，拥有亚洲大陆大部之土地；以言学术文化，则灿然而美备；以言君主专制制度，则蒂固而根深。其为当时全世界惟一之大帝国，自可居之而不疑。江陵乃适于此际，身居此大帝国之相位，手握此大帝国之政权者，前后达十余年之久；而此大帝国且赖其不朽之功业，由中衰而臻于复兴；旋乾转坤，经纶卓绝，周视寰宇，独具雄姿。则谓为当时全世界惟一之大政治家，又岂有愧色乎哉？
至就本国历史之观点言之，则江陵所处之时代，正当明室由盛而衰由衰转盛之际会；而主持此大转变之机纽者，又即江陵其人。是其拨乱反正之殊勋，更足使其坐享大政治家之荣衔而无愧矣。明自太祖以一布衣而跻万乘之尊，其创业垂统之功，殆惟汉高帝足与后先辉映。再继以成祖、仁宗之安内攘外，有明一代大一统之基础，遂于焉奠定。自后百余年间，虽其嗣君未能尽致郅隆之治，顾其国势则以承平既久，而蒸蒸日上。乃降至武宗，而明之国势浸衰，再传至世宗，而明之国势，竟几至一蹶而不可复振。按其中衰之迹，则以正德（武宗年号）时代，中部既有宸濠之变，海疆复有倭寇之警，而武宗宠任寺人刘瑾，尤足以紊乱朝纲，摧残士气，致使洪武（太祖年号）以来百余年之深仁厚泽，几为之摧毁无余。世宗继统以后，即有小王子、吉囊等寇边之患，而尤以俺答犯边肆扰，为祸最烈。至嘉靖（世宗年号）二十九年，遂有“庚戌之变”，寇薄京师，边将至莫敢撄其锋，武功之不振，于斯盖已达于极点矣。外患之猖獗如此，顾明之君臣则何如？试就史籍之所载，而一观其究竟：
嘉靖中，又有方技滥官之秕政。邵元节以祷词有验，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元演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锡金玉印象牙印各一，班二品，紫衣玉带，以校尉四十人供洒扫。寻又赐“阐教辅国”玉印，进授礼部尚书，给一品服；荫其孙启南为太常丞，进少卿，曾孙时雍为太常博士。其徒陈善道亦封清微阐教崇真卫道高士。又有陶仲文以符水治鬼，封神霄保国宏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累进礼部尚书少保少傅少师。明代一人，兼三孤者，仲文一人而已。寻又封恭诚伯，岁禄二百石，荫其子世同为太常丞，世恩为尚宝丞，婿吴濬、从孙时雍为太常博士。其他段朝用、龚可佩、蓝道行、王金、胡大顺、蓝田玉、罗万象之流，亦皆以符咒炼扶鸾之术，竞致显荣。甚至顾可学官浙江参议，亦以炼秋石得幸，超拜工、礼二部尚书；盛端明官副都御史，亦以通晓药术，拜工礼二部尚书；朱隆禧官顺天府丞，亦以长生秘术，加礼部侍郎。则不惟方士借以干进，即士大夫亦以之希荣邀宠矣。（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四）
严嵩。……自是益务为佞悦帝（世宗）。……诸宗藩请恤乞封，挟取贿赂。……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嵩父子（谓其子世蕃）独得帝窾要；欲有所救解，嵩必顺帝意痛诋之，而婉曲解释，以中帝所不忍；即欲排陷者，必先称其美，而以微言中之，或触帝所耻与讳。以是移帝喜怒，往往不失……（《明史》嵩本传）
夫以当时国势之阽危有如彼，而明之君庸臣奸又如此，则忠君爱国如江陵者，时虽居于闲曹，然其忧时之心，自不容其坦然坐视，又安能已于言哉？乃以一翰林官，于嘉靖二十八年上疏，痛切陈词，以冀挽回国势于万一，其疏曰：
臣闻明主不恶危切之言以立名，志士不避犯颜之诛以直谏，是以事无遗策，功流万世。故嫠妇不恤其纬，而抱宗国之忧。臣虽卑陋，亦厕下庭之列，窃感当时之事，目击心怀，夙夜念之熟矣；敢披肝胆，为陛下陈之，伏维圣明少留意焉。臣闻天下之势，譬如一身。人之所恃以生者，血气而已。血气流通而不息，则薰蒸灌溉乎百肢，耳目聪明，手足便利而无害；一或壅阏，则血气不能升降，而臃肿痿痹之患生矣。臣乃推今之事势，血气壅阏之病一，而臃肿痿痹之病五，失今不治，后虽疗之，恐不易为力矣；臣敢昧死以闻。
臣闻天地交而其道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为泰；泰者，通也。天地不交，其志不同，为否；否者，塞也。故天地交而能成化育之功。上下交而能成和同之治。臣不敢以久远喻，直以近事言之。昔者孝宗皇帝之急于求治也，早朝宴罢，亲信大臣奏事，辄屏左右近侍之人，或日昃不倦；台谏有言，皆虚己纳之，虽甚狂悖，不罪也。百工奉职，官无留事，德泽旁洽，流于无穷，一时际会之盛，至今可想也。今陛下即位以来，二十八年矣；自成祖以来，历年之久，未有过于陛下者。功化之美，固宜上追唐、虞，而近配烈祖。乃今阴阳不调，灾异数见，四夷未宾，边尘屡警，犹不能不勤宵旰之忧者，意奉职未得其人欤？抑上下之志犹有所未通耳。今群臣百僚不得望陛下之清光，已八九年；虽陛下神圣独运，万几之务无有留滞，然天道下济而光明，自古圣帝明王，未有不亲近文学侍从之臣而能独治者也。今陛下所与居者，独宦官宫妾耳。夫宦官宫妾，岂复有怀当时之忧，为宗社之虑者乎？今大小臣工，虽有怀当时之忧，为宗社之虑者，而远隔于尊严之下，悬想于於穆之中，逡巡噤口而不敢尽其愚。异日以台谏不言之故，常加谴责矣，是臣下不匡之刑也；而至今无一人举当时之急务以为言者，无已，则毛举数事以塞责。夫以刑罚驱之而犹不敢言，若是者何？雷霆之威不可干，神明之尊不可测，陛下虚己好谏，未尽暴著于臣下故也。是以大臣虽欲有所建明而未易进，小臣虽欲有所献纳而未敢言。由此观之，血气可谓壅阏而不通矣；是以臃肿痿痹之病，乘间而生。其大者：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其他为圣明之累者，不可以悉举，而五者乃其尤大较著者也。
臣闻今之宗室，古之侯王；其所好尚，皆百姓之观瞻，风俗之移易所系。臣伏睹祖训，观国朝之所以待宗室者，亲礼甚隆，而防范亦密。乃今一二宗藩，不思师法祖训，制节谨度，以承天休；而舍侯王之尊，竞求真人之号，招集方术逋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亲媚于主上，以张其势，而内实奸贪淫虐，陵轹有司，朘刻小民，以纵其欲。今河南抚臣又见害矣；不早少创之，使屡得志，臣恐四方守臣，无复能行其志，而尾大之势成，臣愚以为非细故也。所谓宗室骄恣者此也。
臣闻才者材也，养之贵素，使之贵器；养之素则不乏，使之器则得宜。古者一官必有数人堪此任者，是以代匮承乏，不旷天工。今国家于人才，素未尝留意以畜养之，而使之又不当其器；一言议及，辄见逐去，及至缺乏，又不得已轮资逐格而叙进之，所进或颇不逮所去。今朝廷济济，虽不可谓无人，然亦岂无抱异才而隐伏者乎？亦岂无罹微玷而永废者乎？臣愚以为诸非贪婪至无行者，尽可随才任使，效一节之用；况又有卓卓可录者，而皆使之槁项黄馘，以终其身，甚可惜也，吏安得不乏？所谓庶官瘝旷者此也。
守令者，亲民之吏也。守令之贤否，监司廉之；监司之取舍，铨衡参之；国朝之制，不可谓不周悉矣。迩来考课不严，名实不核，守令之于监司，奔走承顺而已；簿书期会为急务，承望风旨为精敏。监司以是课其贤否，上之铨衡。铨衡又不深察，惟监司之为据；至或举劾参差，毁誉不定。贿多者阶崇，巧宦者秩进。语曰：“何以礼义为？财多而光荣。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以此成风，正直之道塞，势利之俗成，民之利病，俗之污隆，孰有留意者乎？所谓吏治因循者此也。
夷狄之患，虽自古有之，然守备素具，外侮不能侵也。今虏骄日久，迩来尤甚，或当宣大，或入内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边圉之臣，皆务一切幸而不为大害，则欣然而喜，无复有万世之虑，建难胜之策者。顷者陛下赫然发奋，激励将士，云中之战，遂大克捷，此振作之效也。兵法曰：“无恃乎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乘战胜之气，为预防之图，在此时候，而迄于无闻。所谓边备未修者此也。
天地生财，自有定数。取之以制，用之有节，则裕；取之无制，用之不节，则乏。今国赋所出，仰给东南；然民力有限，应办无穷，而王朝之费，又数十倍于国初之时；大官之供，岁累巨万，中贵征索，溪然难盈，司农屡屡告乏。夫以天下奉一人之身，虽至过费，何遂空乏乎？则所以耗之者，非一端故也。语曰：“三寸之管而无当，不可满也”。今天下非特三寸而已，所谓财用大匮者此也。五者之弊，非一日矣。
然臣以为此待臃肿痿痹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气升降而流通，则此数者可以一治而愈。夫惟有所壅闭而不通，则虽有针石药物无所用。伏愿陛下览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广开献纳之门，亲近辅弼之佐，使群臣百寮皆得一望清光，而通其思虑，君臣之际，无所关格，然后以此五者分职而责成之，则人人思效其所长，而积弊除矣，何五者之足患乎？臣闻扁鹊见桓公曰：“君有疾，不治将深”！桓公不悦也。再见，又言之。三见，望之而走矣。人病未深，固宜早治；不然，臣恐扁鹊望之而走也。狂瞽儒臣，辙触忌讳，惶悚无已。虽然，狂夫之言，而圣人择焉。伏维圣明少留意于此，天下幸甚！（《全集·论时政疏》）
此疏所谓“血气壅阏之病”，纯系针对世宗本身立论，不啻予以当头棒喝；而所谓“臃肿痿痹之病”，尤足对当时时势痛下针砭。斯时之江陵，以一疏远小臣，而鲠直敢言如此，其大政治家之风度，已于此露其圭角矣。顾其全疏所指陈者，既与当时君庸臣奸之积病大相凿枘，其未触君上雷霆之怒，斧钺之诛，已属万幸，更安望世宗之能采纳其言乎？固无怪世宗之漠然置之，而国势且愈趋于衰弱不振，几成不可收拾之局也。
江陵所处之时代，其情形盖如此。此种历史趋势，既经其身受目击，则所以刺戟而推动之者，自足使其反应之于不自觉。厥后世宗即世，穆宗继统，江陵以潜邸旧臣之关系，原已简在帝心，又重之以徐文贞之汲引，而江陵遂于期年之间，由学士五品之官，一跃而跻于卿贰之位。及其柄执国政，遂一意本其法家严正之精神，一洗当时疲玩萎靡之积弊，而当时之国势，终赖之由中衰而转成复兴之局。虽以继起无人，功业中绝；然以神宗之昏庸，其于江陵殁后，犹获坐享承平近二十年，苟易以聪明有为之君，则明祚之鼎盛绵延，殆意中事。吾故曰：大政治家者，犹机器之大齿轮然，其功业无不由于历史趋势之推动，而其功业之成果，则又足以推动天下后世者也。
[book_title]第三章 张居正之略传
江陵讳居正，字叔大，号太岳。其先庐州合肥人。始祖福以壮士从太祖起濠，渡江，克采石，从大军定吴、越、闽、广，累功授归州长宁所千户。其四世孙自秭归徙家江陵，遂为江陵人。高祖名旺；曾祖名诚字怀葛；祖名镇字东湖：皆家居不仕。怀葛为人有长者风，施德于人，不食其报，得钱即以周贫乏，以是有声于乡里。怀葛生三子，而镇居次。镇豪宕任侠，不事生产，又弗业儒，然怀葛顾独爱之。镇生文明，即江陵父也。文明字治卿，号观澜，经明行修，为时望所属；然数奇，七上有司不第，遂弃去，乡居教子，以布衣终其身。
（按）江陵之先世，类皆庸德之行，庸言之谨，其家仅属小康之产，其人亦第中人之资而已，非有养尊处优之足恃，丰功伟业之足称也。以视李卫公之席丰履厚，相业传家者，殆犹远不逮焉。呜呼！此正天之所以启江陵之衷而助其成功者也。夫以其家无足恃之产，人无可传之业，则自消极言之，固可免其蹈于骄奢淫佚之恶习，而自积极言之，尤足促其奋斗向上而有余。加以其父既屡试不售，则其一腔郁郁不平之气，无可发泄，自不得不以其平生之希望，转而寄托于江陵之一身。观江陵述其为人，谓其“幼警敏，为文下笔立就，不复改窜，口占为诗，往往有奇句；然不能俯首就绳墨，循榘矱，以是见屈于有司。性任真坦率，与人处，无贵贱贤不肖，咸平心无竞，不宿仇怨，人亦无怨恨之者。……其自奉甚约，每食未尝过二器。……凡服食器物虽至敝坏，不以分给诸子，妾媵皆不得衣帛……”（《先考观澜公行略》）则其所以诱导江陵以恭俭之道，启示江陵以为学之方者，必有以大过人者在。然则江陵日后伟大之成就，孰非其纯朴之家风，严明之庭训，有以助成之哉？君子观于此，窃叹贤父兄之大有造于子弟，而家庭教育之不可以无也。
江陵以明世宗嘉靖四年（公元一五二五年）生。十二岁补博士弟子员。十六岁举于乡。二十三岁成进士，选庶吉士，读中秘书。二十五岁授翰林院编修，上陈时政疏，不报。三十岁以体故孱弱，遂告假归乡养病，自是山居者六年。嘉靖三十九年，年三十六，以其父观澜不欲其家居以坐废，惧伤父意，不得已复出。赴京，遂以右春坊右中允管国子监司业事。四十一年，因徐阶之荐，充《承天大志》副总裁；既受命，甫八阅月而手自脱稿，为十二纪以献。四十二年，以右春坊右谕德兼充裕王讲官。四十五年，进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穆宗隆庆元年，年四十三，进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复以帝加恩侍从藩邸诸臣，进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直内阁。寻充《世宗实录》总裁，进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二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是年八月上《陈六事疏》，为日后柄政之纲领。四年，加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荫一子中书舍人，是年十二月加少傅兼建极殿大学士，荫一子尚宝司丞。五年，充会试主考官。六年，加少师兼太子太师，予一子锦衣卫正千户，世其官。是年五月穆宗崩，与高拱、高仪同受顾命辅政。未几拱罢去，仪旋卒，公乃一人柄政。神宗万历元年，年四十九，进中极殿大学士。四年，加特进左柱国，进太傅，支伯爵俸，赐玺书奖劳，赐宴礼部。十年（公元一五八二年），进太师。是年夏六月公薨，时年五十八。赠上柱国，谥文忠，归葬江陵故籍。十二年正月，追夺官阶。至天启（熹宗年号）中，以都御史邹元标言，始追述其功，诏复故官，予祭葬。崇祯（庄烈帝年号）中，又复其恩荫及诰命焉。
江陵昆弟凡四人，而江陵居长，弟曰居敬、居易、居谦。江陵元配顾氏，继配王氏。生子六：长敬修，礼部主事；次嗣修，进士，翰林院编修；次懋修，进士，翰林院修撰；次简修，锦衣卫指挥同知；次允修，秀才；次静修。女一，适刘戡之。江陵既论罪，静修以不胜张诚等之刑责，自诬服寄三十万金于王篆、曾省吾、傅作舟家，寻自缢死。居易与嗣修俱发戍烟瘴。熹宗追复江陵官，庄烈帝后亦以敬修孙同敞请，复敬修官，并授同敞中书舍人，《明史》载称同敞负志节，感帝恩，益自奋。崇祯十五年奉敕慰问湖、广诸王，因令调兵云南。未复命，两京相继失，走诣福建。唐王亦念江陵功，复其锦衣卫世荫，授同敞指挥佥事。寻奉使湖南，闻汀州破，依何腾蛟于武岗。永明王用廷臣荐，改授同敞侍读学士。为总兵官刘承荫所恶，言翰林吏部督学必用甲科，乃改授同敞尚宝卿。以大学士瞿式耜荐，擢兵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总督诸路军马。同敞有文武材，意气慷慨；每出师，辄跃马为诸将先；或败奔，同敞危坐不去，诸将复还，战或取胜，军中以是服同敞。清兵破严关，诸将尽弃桂林走，城中虚无人，独式耜端坐府中。适同敞自灵川至，见式耜，式耜曰：“我为留守，当死此。子无城守责，盍去诸？”同敞正色曰：“昔人耻独为君子，公顾不许同敞共死乎？”式耜喜，取酒共饮，明烛达旦。侵晨被执。谕之降不从，令为僧亦不从，乃幽之民舍，虽异室，声息相闻，两人日赋诗倡和，阅四十余日，整衣冠就刃，颜色不变。而江陵第五子允修，亦于张献忠掠荆州时，题诗于壁，不食而死。（《明史》江陵本传）
（按）江陵夹辅神宗，厥功至伟；而神宗愚騃而贪，惑于群小之言，几令江陵身后遭僇尸之惨。明之刻薄寡恩，自太祖开国时已然，况其末流所趋，有不变本加厉者乎！乃同敞不念旧恶，惟感君恩，慷慨成仁，克尽臣节。观其从容就难，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千载下犹有生气。是其祖训昭垂，养之有素，一门忠进，有自来矣！今世之人，当国难严重之时，每多朝犹高据要津，夕竟甘心附逆者，其放弃国民之天职，促成民族之危机，自外生成，万死犹有余辜。以视同敞者流，其贤不肖相去为何如哉！是以君子观乎此，而深感恢复民族固有道德之刻不容缓也。
[book_title]第四章 执政前之张居正（一）——少年时代
新会梁氏启超之论王荆公也，有云：“古之天民与大人者，必有其所养。观其所养，而其所树立可知也；观其所树立，而其所养可知也。”吾则以为所谓天民与大人者，其所树立固由于养之之有素；而其所以养之者，则每渊源于其父母戚党之爱重，与夫老师宿儒之期许。盖以父母戚党之爱重之也厚，则所以督教之也严，而其自视也亦愈高；老师宿儒之期许之也深，则所以激励之也切，而其自信也亦愈坚。自视高而自信坚，则其所以养之者，又安得而不加人一等乎？谓吾不信，则请一观夫少年时代之江陵。江陵之生也，相传有月精之瑞，故其初名曰白圭，其后郡守李公之初见之也，亦传有梦授符玺之兆，始为易名曰居正。此其为荒诞无稽之神话，固无足以深论置信之价值。然在民智未开之时代，此类神话性的传说，自足增强其父母戚党之爱重，爱重之也既厚，则督教之也亦严。况又加以江陵幼时之颖悟绝伦，至未离襁褓而即有神童之目，此在其父母戚党之心理，更足坚其生有自来之信念。宜乎长老先生之识者，皆期之以公辅，而其父母戚党所以督教之者，亦更有异于寻常也。彼其五岁而记句读，十岁而通六经，其早慧固有以致之，然亦未始非都教之功，夫岂偶然也哉？而其自视之高，则已于此肇其端矣。及其十二岁就试于有司，又为郡守李公及督学田公所激赏。《行实》记其事云：
嘉靖十五年丙申，就试有司。大司徒李公士翱为郡太守，先一夕，梦上帝剖符封识玉玺，令授一童子。明日，进所取士于庭下，太师（谓江陵）名在第一。李公摄太师升阶，目摄童子何如人，果梦中所见者，乃大喜，更太师初名，曰：“白圭不足名子，子他日当为帝者师，余闻命天皇上帝矣，愿自爱”！会督学使者田公顼行部至郡，李公具言郡中有童子能文大奇。田公立召之至，试南郡奇童赋，援笔立就，无所点窜。田公目视李公曰：“太守试以为孺子何如贾生”？李公再拜贺曰：“贾生殆不如也”。田公谢曰：“虽顼亦以为不及也”。遂补太师博士弟子高等。适摹得唐北海太守李邕《南岳碑》。田公读未竟，即以与太师，曰：“子之才，他日无论北海矣！”
呜呼！异征之说，虽属附会其辞，而田、李二公者，固当世之老师宿儒也，其于江陵期许之心何切，而其精诚抑何动人之深也！此在一髫龄童子得之，安得不因其激励所加，而遂自信弥坚乎？此其促进江陵当时之修养，与夫日后之树立者，又岂浅鲜也哉？虽然，天之所以启江陵者，犹不止此也。夫自视过高者，恒易流于傲；自信过坚者，恒易流于慢。使江陵竟由此扶摇直上，莫成蹉跎，则以其早熟之天才，或且自恃其聪明，视取金紫如拾芥；侈心既萌，势将流于傲慢而不自觉。如此则其所修养与树立之果何若，固犹在未可知之数也。顾天乃假手一顾璘，先姑微挫之，以抑其傲慢之气；继复激励之以奋其向上之心。于是其向之自视甚高者，因微挫而更自知有所短；向之自信甚坚者，因激励而益自展其所长。傲慢之气抑，而修养之道以明；向上之心奋，而树立之基以奠；无恃蓍龟而知其日后之必底于成矣。试观江陵十三岁应乡试时之情形：
时大司寇顾公璘开府楚中。顾公者，故海内所称矫然名世臣也。一见，知太师王佐才，语直指使者冯公曰：“张孺子天授，即令早在朝廷，宜亦无不可。然余以为莫若老其才，他日所就当亦不可知耳。此使君事也，使君其图之”！于是太师棘中所射荚业，为观察使陈君束所称，陈君以为请，而冯公竟用顾公言，置勿第。（《行实》）
此顾公欲老其才，而姑微挫之以抑其傲慢之气者也。再观其十六岁乡试获隽以后之情形：
至庚子乃第，会顾公以大司空有事于献皇帝陵园，太师过谒顾公。顾公曰：“张生幸过我。大器晚成，此自中材，仆诚不当以中人薄视吾子，迟吾子三年作相。然仆诚见解承旨（解缙）奇才，高皇帝遣归受学，德念甚厚，即令谨待十年未晚，而承旨曾不少下，卒以此为世悲叹。我所为语冯侍郎者，愿吾子志伊学颜，毋徒以秀才独喜自负也。”久之别去，顾公亲属文赠之，又解所系束带为贺，曰：“此非子所就，聊以明吕虔意耳。”（同上）
此又顾公欲大其器，面复激励之以奋其向上之心者也。夫顾公者，固所谓矫然名世臣者也，其所期许江陵者有如此，宜乎江陵于柄致以后，犹深致其感激之忱于顾公之知遇也。此于其与赵麟阳书可以见之。
仆昔年十三，大司寇东桥顾公时为敝省巡抚，一见即许以国士，呼为小友。每与藩臬诸君言：“此子将相才也，昔张燕公识李邺侯于童稚，吾其庶几”云云。又解束带以相赠，曰：“子他日不束此，聊以表吕虔意耳。”一日，留仆共饭，出其少子今名峻者，指示之曰：“此荆州张秀才也，他年当枢要，汝可往见之，必念其为故人子也。”仆自以童幼，岂敢妄冀今日？然心感公之知，思以死报，中心藏之，未尝或忘。
江陵既经顾公之激励，于是向之潜心举业，视为干禄之阶者，至是乃转移其旨趣，而从事于举业以外古典之研求。观其日后自述谓：
吾昔童稚登科，冒窃盛名，妄谓屈、宋、班、马了不异人，区区一第，唾手可得，乃弃其本业而驰鹜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旧业已芜。今追忆当时所为，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甲辰下第，然后揣己量力，复寻前辙，昼作夜思，殚精毕力，幸而艺成；然亦仅得一第止耳，犹未能掉鞅文场，夺标艺院也（《示季子懋修》）。
绎其语意，犹若以“弃其本业而驰骛古典”为失策。此自干取禄位之观点言之，诚有似乎失策，即其于二十岁赴京会试，又经一度之落第，亦莫非其荒废举业之影响，宜其举之以诫其子。而实则江陵所以成为“将相才”，一如顾公之所期许，而不仅“掉鞅文场，夺标艺院”，如屈、宋、班、马之以文人终其身者，何莫非“弃其本业而驰骛古典”有以使之然哉？何以言之？则以所谓举业者，其范围不出于当时通行之《四书五经大全》，其形式亦不外乎为古人立言之八股，究其极亦第专制帝王所籍以笼络文人之工具而已，以之干取禄位固犹可，苟欲以之经世济民，则犹缘木而求鱼也。纵令江陵“昼作夜思，殚精毕力”，以终其身，亦止成为皓首穷经之腐儒已耳，于其日后之相业何有哉？至若所谓古典者，虽未确知其何所指，然既自谓为“驰骛”，则其涉猎之博，研讨之多，当有远出于制艺范围以外者。以江陵之颖悟绝伦，而乃逞其才气；博览群书，俾知举业而外，犹有大学问在，则其于自由探讨之余，思想有不纵横驰骋，学术有不突飞猛进者乎？于是江陵乃不仅视潜心举业为已足，而别明其修养之道；不仅视干取禄位为要图，而别奠其树立之基矣。然则其日后不仅以文人终其身，终竟成为“将相才”，巍然跻于中国之至世界大政治家之列者，非幸也，彼固有以养之也；而其所以养之者，则又渊源于父母戚党之爱重与督教，与夫老师宿儒之期许与激励也。呜呼？江陵远矣。今世之少年，其父母戚党所以爱重而督教之者，非必有逊于当时之江陵也；老师宿儒所以期许而激励之者，或且远过于当时之江陵也；观夫江陵之所树立，其亦察其树立之由来，而亟求有以养之哉！
[book_title]第五章 执政前之张居正（二）——入仕时代
江陵以驰骛古典而弃其本业，致有初赴会试之失败，固已如上述。但明代为科举之时代，凡文人之居宰辅而执钧衡者，非由科举出身莫能致。因之江陵虽已于驰骛古典之中，别有其所修养之道，顾仍不得不重攻举业，以谋进身之阶。盖以苟非如此，则以其家世之平凡，欲求厕身政治，必且不可得，遑论柄执国政，大展经纶乎？乃经其三年“昼作夜思，殚精毕力”之结果，终获于二十三岁时成进士。于其举业生活乃告一结束，而其三十年之政治生涯遂亦于兹发轫矣。
江陵以嘉靖二十六年入仕，三十三年告归。此七年中，因其于会试中式以后，初既膺庶常之选，继复晋编修之职，始终服官翰林；而翰林为清要之官，庶常更以读书为其本职，于是其向之所修养者，不惟未因厕身政治而稍蒙影响，且以其精研载籍而造诣益深。盖至是江陵始获本其天纵超人之质，尽读翰苑“中秘”之书，于驰骛古典而外，更获一广其涉猎之范围，从事于当代文物典章之探讨，与夫政情世务之研求。观其《翰林院读书记》一文，已可略见其造诣之奚若。兹节引其说于左：
学不究乎性命，不可以言学；道不兼乎经济，不可以利用。故通天地人，而后可以谓之儒也，造化之运，人物之纪，皆赖吾人为之辅相；纲纪风俗，整齐人道，皆赖吾人为之经纶；内而中国，外而九夷八蛮，皆赖吾人为之继述。故操觚染翰，骚客之所用心也；呻章吟句，童子之所业习也。二三子不思敦本务实，以眇眇之身，任天下之重，预养其所为，而欲借一技以自显庸于世。噫，甚矣其陋也！且道德者，事之实也；文词者，德之华也；故尚行则行有枝叶，尚言则词有枝叶。训诰典谟，圣人岂殚精极虑，作意而为之者哉？几微内洞，文采外章，扬德考衷，启发幽秘，不求文而自文耳。……根本固者，华实必茂；源流深者，光澜必章。是以君子处其实不处其华，治其内不治其外。夫恢皇王之绪，明道德之归，研性命之奥，穷经纬之蕴，实所望于尔诸君也。
此虽托诸师说，而江陵抱负之非凡，见解之超卓，于此已可窥见一斑矣。
然而江陵此时之成就，犹未止于此也。翰林院既系承应天子顾问之所，自为一时人文荟萃之区。加以明制自枢府宰执之臣，至六部卿贰之官，莫不兼领翰林原职，人物之盛，概可想见。江陵置身其间，所与往还者，既系一时俊彦之选，自多良师益友之资。况以其对于政情世务关心素切，则于师友晤谈之顷，当必以其平时所研习者而讨论。如此则其平时所研习之学理，更可因之而与实际情形相印证。此其有禆于他日柄政之经验，诚非浅鲜也。
江陵此时期之良师益友，固自不乏其人，而就中以徐文贞（阶）与之关系为最深，期许为尤切。当江陵为庶常时，文贞适为翰林院学士，教习庶吉士，江陵乃获受业于其门。《行实》述文贞对于江陵之观感云：
时少师华亭徐公在政府，见太师沉毅渊重，所为文虽旁列子史百家者言，而其学一本之躬行，根极理道，以此独深相其许，曰：“张君他日即尽臣重国矣”。
观此可知文贞对江陵期许之殷。而文贞既与江陵谊属师生，情深知己，且于调掌礼部，参与中枢以后，亦正需英才如江陵者以资臂助，依理言之，似应于此时即加援引。无如此时正值严嵩当国之际，文贞虽与同在内阁，顾屡为嵩所扼，其本身之职位尚且岌岌难保。自更无力以引致江陵。因之江陵遂以磊落之才，而久居闲散，中怀郁悒，不问可知。故其《致耿楚侗书》有云：
长安棋局屡变，江南羽檄旁午，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旦之衅，则不可胜讳矣。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顾世虽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此可为慨叹者也。中怀郁郁，无所发舒，聊为知己一吐，不足为外人道也。
以国势如此其杌陧不安，而君庸臣奸之积势既成，自不容磊落奇伟之士如江陵者，一展其扫除廓清之抱负。其《论时政疏》之不见用，更足以沮其忧君爱国之忱，使之慨然有国事不可为之念。“莫问国事，且食蛤蜊”，于是江陵乃引疾归田矣。顾其一腔忠义，于国事自犹未肯漠然置之，因于临行上书于其师徐阶，以治国之道为勖。此书于为政之方阐发至当，既足觇江陵此时之抱负，又可预窥其日后之树立。爰节引如左：
相公雅量古心，自在词林，即负重望三十余年，及登揆席，益允物情。内无琐琐姻娅之私，门无交关请谒之衅，此天下士倾心而延伫也。然自爰立以来，今且二稔，中间渊谋默运，固非谫识可窥，然纲纪风俗，宏模巨典，犹未见使天下改观而易听者，相公岂欲委顺以俟时乎？语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窥见向者张文隐公（张治）刚直之气，毅然以天下为己任，然不逾年遽以病殁；近欧阳公人伦冠冕，向用方殷，亦奄然长逝。二公者，皆自以神智妙用，和光遵养，然二三年间相继凋谢。何则？方圆之施异用，愠结之怀难堪也。相公于两贤，意气久投，何图一旦奄丧，谁当与相公共功者？况今荣进之路，险于榛棘，恶直丑正，实繁有徒。相公内抱不群，外欲浑迹，将以俟时，不亦难乎！盍若披腹心，见情素，伸独断之明计，捐流俗之顾虑，慨然一决其平生。设天启其衷，忠能悟主，即竹帛之名可期也。吾道竟阻，休泰无期，即抗浮云之志，遗世独往，亦一快也。孰与郁郁顑颔而窃叹也？夫宰相者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则言不行。近年以来，主臣之情日隔，朝廷大政，有古匹夫可高论于天子之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则？顾忌之情胜也。然其失在豢糜人主之爵禄，不能以道自重，而求言之动人主，必不可几矣。愿相公高视玄览，抗尘埃之外，其于爵禄也，量而后受，宠至不惊。皎然不利之心，上信乎主，下孚于众，则身众于泰山，言信于蓍龟，进则为龙为光，退则为鸿为冥，岂不绰有余裕哉！公孙弘有言：“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节俭”。身为汉相，脱粟布被，良史称之。夫京师，四方之极；大臣，庶民之表也。自顷内外用竭，习尚侈靡。病者短褐不完，而在位者或婢妾衣纨绮；百姓藜藿不饱，而在位者或厮养厌梁肉；此损下益上之尤者也。诚宜倡之以俭，视之以礼，弘晏子狐裘之节，览诗人羔羊之咏，庶仪刑百辟，易侈移俗也。
夫天子有诤臣，士有诤友，故能动不失则。药石犹生我，美疢滋毒也。端人直士，药石也；令色孔壬，美疢也。然端直劲而难亲，佥壬柔而易狎。巧佞之人，未语而惟惟，未言而诺诺，较德则拟于皋、伊，论功则卑乎管、晏，足使人志满情逸，受则面谩。此高允所以深疾闵湛，谓其所营尺寸之间，而贻崔浩无穷之害者也。愿相公择士之端谅者，使在左右，资其匡辅，闻其谠言，亦鸿业之一助也。夫士习者人才之关也。自顷士气颓靡，廉耻道丧，苞苴显于贽雉，幸孔多于亡羊，乞温逐臭，相煽成风。岂可令明主在上，相公在位，而习弊至此？夫爵禄赏鉴，所以磨世也；廉耻节义，所以建标也。爵禄赏鉴，不足以激上才，止可劝中人耳。然上才百一，中才者多。令爵禄赏鉴常归之廉耻节义，则中才者望标而趋矣。迨夫清议已行，士气已振，然后相公振之以无名之仆，酝之以醇和之气，即大化薰蒸，风俗长厚矣。此相公今日所得为者。若夫格天之业，致王之功，固非末士所与，且愚蒙未谙，故不敢言也。
此书所论宰辅之道，可谓要言不烦，独见其大。试就所举各点而论，如“以道自重”，“上信乎主，下孚于众”者，立威望之谓也；“倡之以俭，视之以礼”者，移风俗之谓也；“泽士之端者，使在左右，资其匡辅，闻其谠言”者，进贤才之谓也；“令爵禄赏鉴，常归之廉耻节义”者，明赏罚之谓也。凡此诸端，世之位宰辅而执钧衡，立大功而成伟业者，有能不以之为治国之要者乎？亦有能不此是务而其功业克底于成者乎？吾敢信其必不能也。然则此数端者，固江陵今日之以勖其师，亦即其他时之以树其业者也，讵可等闲视之哉？再就其词旨而言，则此书立意既甚周至，措词尤为恳切，既合风人之旨，复得诤劝之宜；从可见江陵之于文贞，固不徒尽师生之私情，而实有合于君子爱人以德之大道。就中尤以所云“委顺俟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顾忌之情胜也”数语，更有以中文贞难言之隐，而生其发奋之思。盖以贼嵩当国，文贞屈身其下，徒滋吾道不行之叹，未成匡时弼政之功。此在承平之世，尚难免伴食之讥；况其时外患交迫，内政不修，而文贞以亚相之尊，负一时之望，徒以见扼于权奸，未遑一施其抱负，苟以清议绳之，岂能免于尸位素餐之诮乎？江陵以及门之谊，尽忠告之诚，固自有其难已于言之苦衷，亦即所以报文贞之知遇者也。至所谓“抗浮云之志，遗世独往”者，则又江陵此时所已实行；而所谓“伸独断之明计，捐流俗之顾虑，慨然一决其平生”者，亦即其他日所将树立。江陵一生之出处，固能以此为依归，而一一见诸躬行实践，宜其侃侃而谈，悉举以勖其素所敬爱之师也。
[book_title]第六章 执政前之张居正（三）——归田时代
江陵之告归也，以三十而立之年，正英俊有为之际，而乃悄然生不如归去之思，浩然有颐养林泉之志。观其一则曰：
岂是东方隐，沉冥金马门？方同长卿倦，卧病思梁园。蹇予秉微尚，适俗多忧烦。侧身谬通籍，抚心愁触藩。臃肿非世器，缅怀南山原。幽涧有遗藻，白云漏芳荪。山中人不归，众卉森以繁。永愿谢尘累，闲居养营魂。百年贵有适，贵贱足论？（《述怀》）
再则曰：
有欲苦不足，无欲亦无忧。羲和振六辔，驹隙无停留。我志在虚寂，苟得非所求。虽居一世间，脱若云烟浮。芙蕖濯清水，沧江飘白鸥。鲁连志存齐，绮皓亦安刘。伟哉古人达，千载想徽猷。（《适志吟》）
此两诗，一作于将归之前，一作于既归以后，而其字里行间，均富有佛老虚无之想。世之论者，因遂谓其归田之动机，当系由于不为世用，而遂趋于消极出世之观念。然江陵果竟因一时不为世用，而遽萌消极出世之感乎？则请一观其平日之人生观，及其归田后生活之动态，借以证明所论之不确。
江陵平日之人生观果何如？《明史》述其为人曰：
居正为人，勇敢任事，豪杰自许（见本传）。
夫既曰“豪杰自许”，则其态度之积极可知；既曰“勇敢任事”，则其必不因挫折而灰心又可知。此试就其所自述者以观之，尤足以资佐证。公《答吴尧山言宏愿济世书》云：
二十年前曾有一宏愿，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欢喜施与，况诋毁而已乎？
《答湖广巡抚朱谨吾辞建亭书》又云：
吾平生学在师心，不蕲人知，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
呜呼！溲溺在所不避，毁誉在所不虑，是非在所不计，此其态度之积极为何如乎？以如此之人，而谓其偶因挫折而灰心，一时不为世用而遽趋于消极出世之观念，其孰能信其然乎？间尝论之，以为江陵者，具有积极之用世的人生观者也。试就其生平行事而言，其所以能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者，以其具有超人之抱负，独到之主张，而又行之以恒心，持之以毅力也。而所谓“恒心”，所谓“毅力”者，则又赖有积极之用世的人生观，以支配而撑拄之者也。譬犹行舟：其抱负，其主张，舟之本身也；其恒心，其毅力，舟之桨舵也；而其用世之人生观者，则划桨操舵之人也。使无划桨操舵之人，则虽有桨舵，舟亦莫由前进；然则苟无用世之人生观，则虽有恒心毅力，又安能使其抱负及主张终见诸实施哉？观其于未入仕以前，既潜心于举业，以求进身之道，复驰骛乎古典，以奠树立之基；及其既入仕以后，更从事于当代文物典章之探讨，与夫政情世务之研求；其汲汲焉皇皇焉惟学问修养之是务者，何莫非其用世之人生观有以支配而撑拄之乎？再观其柄政以还，不恤受揽权之恶谤，被负友之重嫌，冒震主之不韪，干夺情之非议，兢兢焉第求政策之推行，凛凛然惟谋时势之转变者，又何莫非其用世之人生观有以支配而撑拄之乎？夫今日之江陵，犹是昔日之江陵也，他日之江陵，亦即今日之江陵也。昔日之江陵，固已具有此用世的人生观，他日之江陵，亦复具有此用世的人生观；而谓今日之江陵，乃突以一时不为世用而遽萌消极出世之观念，与其平日之人生观而弃如敝屣。呜呼，为此论者，抑何浅视江陵之甚也！
此第就其平日之人生观以推论之也。试更进而观其归田后生活之动态复奚若。《行实》有如左之记述：
太师体故孱弱，又倦游，三十三年甲寅，遂上疏请告。既得请，归则卜筑小湖山中，课家僮锸土编茅，筑一室仅四五椽，种竹半亩，养一癯鹤，终日闭关不启，人无所得望见。惟令童子数人事洒扫，煮茶洗药；有时读书：或栖神胎息，内视返观。久之，既神气日益壮，遂下帷益博极载籍，贯穿百氏，究心当世之务。盖徒以为儒者当如是，其心固谓与泉石益宜，翛然无当世意矣。
此处所谓“栖神胎息，内视返观”及“其心固谓与泉石益宜，翛然无当世意”数语，适与上述江陵两诗相关照，殆即一般推测其消极出世者之所本。但江陵此时果竟自谓与泉石为宜，翛然无当世意乎？顾其同时固自“博极载籍，贯穿百氏，究心当世之务”矣，则又何耶？世人安有既萌出世之想，复求用世之需者乎？此说之不可通者也。然则此其所论，未能道看江陵此时之心事，固甚明矣。无已，姑再就江陵所自述者，以一穷其究竟。公有《学农园记》一文，其中有云：
余少苦笃贫，家靡担石，弱冠登仕，裁有田数十亩。嘉靖甲寅，以病谢，自念身被沉疴，不能簪笔执简，奉承明之阙。若复驰逐城府，与宾客过从，是重增其戾。乃一切谢屏亲故，即田中辟地数亩，植竹种树，诛茆结庐，以偃息其中。时复周行阡陌间，与田父佣叟测土壤燥湿，较穜稑先后，占云望祲，以知岁时之丰凶。每观其被风露，炙熇日，终岁仆仆，仅免于饥；岁小不登，即妇子不相眄，而官吏催科，急于救燎，寡嫠夜泣，逋寇霄行，未尝不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谷顺成，黄云被垅，岁时伏腊，野老欢呼，相与为一日之泽，则又欣然以喜，嚣然以娱。虽无冀缺躬榼之勤，沮溺耦耕之苦，而咏歌欣戚，罔不在是。既复自惟用拙才劣，乏弘济之量，惟力田疾耕，时得甘膬，以养父母，庶获无咎。且斯事虽贱，非学亦无由知也。因榜其园曰“学农”，以申止足之义焉。或曰：“农，生民之本也，周家用稼穑兴王业，即治天下国家，固亦由力本节用，抑浮重谷，而后化可兴也。吾子意其斯乎”？夫君子志其远者大者，小人志其浅者近者。吾侪小人，饔飧之不给是虞，而又敢有他志？且为菟裘以娱吾生而已。《诗》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此其初归时之作也。以江陵之英俊有为，徒以身居闲散，竟致莫补时艰，称疾引退，则其满腹牢骚，自不能不有所发泄。观其所谓“用拙才劣，乏弘济之量”；“吾侪小人，饔飧之不给是虞，而又敢有他志”；其一腔孤愤，固已情见乎辞。顾仍斤斤致意于力本节用，抑浮重谷，是其虽置身田野，而其心固犹未尝忘情于治国之方。此记及上述两诗之所云云，特其一时激愤之词，当非放弃其平日用世的人生观，而遽萌消极出世之观念。而其所以“恻然以悲”，“惕然以恐”，又或“欣然以喜”，“嚣然以娱”者，固自与禹稷饥溺之怀相出入，倘以与靖节先生东皋舒啸之心情相校，则又迥然异其趋矣。
虽然，其所自述之足证吾言者，犹别有在，姑再录一二以申吾意焉：
张子既登衡岳数日，神悄悄焉，意惘惘焉，类有击于中者，盖其悟也。曰：嗟乎！夫人之心何其易变而屡迁耶？余前来道大江，溯汉口而西，登赤壁矶，观孙曹战处，慷慨悲歌，俯仰今古，北眺乌林，伤雄心之乍衄；东望夏口，羡瑜亮之逢时。遐思徘徊，不知逸气之横发也。继过岳阳，观洞庭长涛巨浸，惊魂耀魄，诸方涬溟，一瞬皆空，则有网宇宙，齐物我，吞吐万象，并罗八极之心。及登衡岳，览洞壑之幽邃，与林泉之隈隩，虑淡物轻，心怡神旷，又若栖真委蛇，历遐蹈景之事，不难为也。……今吾所历诸境，不移于旧，而吾之感且愕且爱且取者，顾何足控搏？乃知向所云者，尽属幻妄，是心不能化万境，万境反化心也。夫过而留之，与逐而移焉，共谬等耳。殆必有不随物为欣戚，混溟感以融观者，而吾何足以知之！（《游衡岳后记》）
此文当系于告归后病愈出游时之所作。盖此外尚有《游衡岳记》一篇，述其出游之动机，谓：“要欲及今齿壮力健，即不与汗漫期于九垓，亦当遍游寰中诸名胜，游目骋怀，以极平生之愿。”江陵归当三十之年，正齿壮力健之候，且除此时外，更无暇以作汗漫之游，则斯文之作，当在此时。观其历游赤壁、洞庭、衡岳诸名胜，而生种种不同之感触，此种种不同之感触，争相交织于其心，最后乃顿生“不随物为欣戚，混溟感以融观”之悟境。窃以此正江陵对于人生获得更深一层之认识，而其平日之用世的人生观，乃更因此而取得更进一步之发展焉。何以言之？请毕吾说。夫江陵以英俊有为之才，未获一展抱负，俾偿其兼善天下之宿愿，顾乃暂时归隐，以求独善其身，此自其积极用世之观点言之，自不得不认为一严重之打击，其满腹牢骚，一腔孤愤，当系其心理上应有之反感；况此时其精神修养犹未克臻于“心化万境”之域，固无怪其胸中块垒，郁积难平矣。使非经此一度之出游，以开拓其悟境，扩展其胸襟，则其于精神懊丧之顷，纵未必终自沉沦于“栖神胎息，内视返观”之消极的生活，以自放于无为放达之一途，但其一时孤愤，固已深足影响于其平日用世的人生观，而减退其积极有为之兴致，于此而欲其仍保持饥溺之怀，究心当世之务，殆亦必不可能之事。乃其于游览名山大川以后，心灵竟为之一开，而顿生“不随物为欣戚，混溟感以融观”之悟境，于是其向之不免于“万境化心”者，今乃一进而为“心化万境”。观其于《七贤咏》序中所云，即可知其自经此悟境后，其心已不复为形役，而能作超然物外之观矣。其言曰：
常叹以为微妙之士，贵乎目我，屡素之道，无取同涂；故有谤讟盈于一世，而独行者不以为悔，沉机晦于千载，而孤尚者不以为闷；斯皆心有所惬，而游外之方者也。
此自其心理变化方而观之，固非消极出世之感想，而实超然物外之胸襟。必具有如此之胸襟，然后爵禄加之而不喜，斧钺临之而不惧，打破得失毁誉之关头，养成卓立不磨之人格，如武侯所谓“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其乃庶几乎近之。盖至是而其精神之修养，始克跻于登峰造极之地步，而其平日用世的人生观，既经受此精神修养之洗礼，亦遂因之而更趋于积极。是以一经其父之激动，终遂幡然再作出山之计，重发仕进之途。乃其后复膺穆宗之知遇，沐台鼎之殊荣，自更公尔忘私，国尔忘家，本其超然物外之胸襟，造就匡时弼君之事业矣。
江陵归田后以至于复出，其人生观之不为环境所转移者盖如此。以视世之浮薄少年，稍经挫折而即灰心丧志，徒以消极出世思想坐废其身者，又岂可同日而语哉？彼其日后终能卓然树立，以跻于大政治家之列者，有以夫，有以夫！
[book_title]第七章 执政前之张居正（四）——再起时代
江陵之复出也，以嘉靖三十九年。入觐后，即以右春坊右中允兼国子监司业。时高拱适为司成，与江陵共就教导诸生之余暇，从事于政理之研究，因之相交甚欢，以相业相期许。越两载，严嵩去相位，江陵始因徐阶荐，充《承天大志》副总裁，八阅月而志成，纪赞皆出江陵之手笔，以是受世宗知，寻迁右春坊右谕德，兼裕王讲官。裕王者，穆宗未嗣位前之封号也。江陵既为穆宗师，穆宗且深知其贤，其他日不次擢用之机固已见于此。时高拱亦同侍裕邸讲，二人之交遂益深。嘉靖四十五年，拱亦因徐阶之荐，以礼部尚书入阁预机务。二人者，于江陵均素所期许，至是既均在枢府，识者咸知江陵旦暮必见重用矣。是年冬，世宗崩，穆宗践阼。江陵以藩邸旧臣，倍蒙礼敬，期年之间，竟一跃而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自是与阶、拱同参密切，俨然成为政治舞台之中心人物。乃未几而阶、拱竟以交恶闻。先是世宗常居西苑，阁臣直庐在苑中，拱亦移家近直庐居焉。一日，帝不豫，误传已晏驾，拱遽移器用于外。始阶甚亲拱，引入直，而拱以骤贵，负气，颇忤阶。给事中胡应嘉者，阶乡人也，尝劾拱，拱疑应嘉受阶指，大憾之。世宗之崩也，阶草遗诏，凡斋醮、土木、珠宝、织作悉罢，大礼大狱言事得罪诸臣悉牵复之。诏下，朝野咸感激至于泪下，独拱及郭朴以阶不与共谋，心滋不乐。而阶草遗诏，独与江陵计，拱心尤不平。及穆宗即位，拱自以藩邸旧臣，更数与阶抗。隆庆元年，胡应嘉因事削籍去，言官谓拱以私怨逐应嘉，交章劾之。阶于拱上疏自辩时，虽拟旨慰留，但于言者则不加究责。拱益怒，相与念诋于阁中。拱复令御史齐康劾阶，指摘其二子多干请，及家人横行乡里状。阶上疏自辩，力求休致。于是言官复交章劾拱，拱不得已，引疾归。方阶、拱之交恶也，江陵固无与于其间，顾以与二人交谊皆甚厚，自难以超然于事外，及拱去，又莫之能救，其精神上之痛苦，可以想见矣。拱既罢，阶旋亦以张齐劾，乞休去。李春芳代为首辅，而江陵与陈以勤同居于次位。江陵之秩虽以进，顾其最称知己之师友，竟以不相能而先后去于朝，江陵自不免有孤立之感矣。
江陵之以侍从旧臣入直也，感穆宗知遇，知无不尽言，乃于隆庆二年八月上《陈六事疏》。此为江陵发挥政见之第一声，其当时之抱负及其日后之建树，胥可于此窥其凡，足与荆公《上仁宗书》后先相辉映。今全录之，并略加疏解，以供世之习政治者省览焉。
臣闻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务。正心修身，建极以为臣民之表率者，图治之大本也；审机度势，更化宜民者，救时之急务也。大本虽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调，不解而更张之，不可鼓也。恭维我皇上践阼以来，正身修德，讲学勤政，惓惓以敬天法祖为心，以节用爱民为务，图治之大本既以立矣。但近来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渐，有积重难反之几，若不稍加改易，恐无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揣愚陋，日夜思维，谨就今时之所宜者，条为六事，开款上陈，用备圣明采择。臣又自惟幸得以经术遭逢圣主，备位辅弼，朝夕与同事诸臣寅恭谐协，凡有所见，自可随事纳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眛，窃见皇上又必为之志，而渊衷静默，臣下莫能仰窥，天下有愿治之心，而旧习因仍，趋向未知所适；故敢不避形迹，披沥上陈，期于宣昭王德而齐一众志，非有他也。伏乞圣慈垂鉴，俯赐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按）“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子·五蠹》），此法家之基本观念，亦即今世西哲所谓适应环境革旧维新之说也。时至今日，此说固已家诵户晓，妇人孺子类能道之矣。顾在往昔，儒者惑于尊古之成见，常人狃于因循之积习，遂致以保守为美谈，斥改革为邪说。纵览史籍，舍法家诸子而外，其能以儒者之立场，采法家之精粹，毅然以革旧维新为职志，终身行之而弗懈，生死以之而不渝者，于宋得一王荆公，于明得一张江陵，上下四千年，亦惟此二人而已矣！荆公之说宋仁宗也，其言曰：“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一行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临川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江陵之说明穆宗也，则曰：“审机度势，更化宜民者，救时之急务也。大本虽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调，不解而更张之，不可鼓也。”呜呼！之二人者，其所处之时代不同，其所持之政见不同，顾其不甘守旧，力主维新，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毅然惟改革之是求，其奋斗进取坚忍不拔之精神，则先后一揆，若合符节，诚有令人不胜景仰赞叹者矣！但以当时一般社会之因循怠玩，苟且偷安，积习相沿，由来已久；一旦劝以振作，晓以更张，其不蹙额却走，甚或群起而攻者几希。此所以荆公终不免获咎于当世之君子，江陵尤因而见扼于同列之小人也。虽然二人者，固未尝不知其改革之说，足以引起反感而横遭阻尼也；是以虽揭其革旧维新之旨，犹参以敬天法祖之言。盖欲托法祖之虚名，行维新之实际，借以缓和反感，灭除阻尼；其词愈婉，其心则良苦矣。顾虽如此，犹不足以间执反动派之口，而避免其攻击，驯致荆公终以被放于生前，江陵更复获谴于殁后。而世人不察，犹且执其一二微疵，斤斤计较其短长，坐令二人忠君爱国之热忱，无以大白于天下，几致沉埋于终古。几何而不令志士为之寒心，英雄为之短气哉！噫，悲夫！
计开：
一省议论 臣闻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汉臣申公云：“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臣窃见顷年以来，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是非淆于脣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纷更，事无统纪。又每见督抚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条陈一疏，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文藻竞工，览者每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实莅任之始，地方利病岂尽周知？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采听于众口耳。读其词藻，虽若烂然，究其指归，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皇上以虏贼内犯，特敕廷臣集议防虏之策，当其时，众言盈廷，群策毕举；今又将一年矣，其所言者果尽举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实效否乎？又如蓟镇之事，初建议者曰：吾欲云云。当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无几何，而将不相能，士哗于伍，异论繁兴，讹言踵至，于是议罢练兵者又纷纷矣。臣窃以为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委任责成，庶克有济。今始则计虑未详，既以人言而遽行；终则执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以爱恶交攻，意见横出，谗言微中，飞语流传，寻之莫究其端，听者不胜其眩。是以人怀疑贰，动见诪张，虚旷岁时，成功难睹。语曰：“多指乱视，多言乱听。”此最当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后，励精治理，主宰化机，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如唐宪宗之讨淮、蔡，虽百方阻之，而终不为之摇；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则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乐羊，虽谤书盈箧，而终不为之动。再乞天语叮咛部院等衙门，今后各宣仰体朝廷省事尚实之意，一切章奏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陈，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诚心直道相兴，以勉修职业为务，反薄归厚，尚质省文；庶治理可兴，而风俗可变也。伏乞圣裁！
（按）江陵者，以儒者而主法家之说，且戮力以行之者也。法家首重功利主义，故不尚空言而惟图实效，如韩非子所谓“为人臣者陈其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二柄篇》）者是也。明穆宗承世宗之后，虽于即位之初，即已罢斋醮，屏方士，表面上有似一反世宗之所为，顾其时臣民之于道教，则已相习成风，积重难返。而道教之不重功利，又适与法家相背驰。以当时外患之深入，内政之废弛，而士大夫顾惟徒托空言，无裨实际，其不蹈于宋人议论未定，而金兵已渡河之覆辙者几希。江陵心所谓危，故首以扫虚词求实效之说进，观其所谓“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如唐宪宗之讨淮蔡，虽百方阻之，而终不为之摇；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则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乐羊，虽谤书盈箧，而终不为之动”。则其于用人行政之道，诚可谓智珠在握者矣。使人主依而行之，又何虑人之不得其当，事之不尽其功者哉？虽然，吾不能不因之有所感焉。今之论民族性者，恒有言曰：“美利坚者，言而后行之民族也；英吉利者，行而后言之民族也；德意志者，行而不言之民族也；若吾中国者，则言而不行之民族也。”呜呼！使此言而果确，则吾民族当此急功好利之时代，安所恃而与人争一日之短长乎？此吾以为江陵之所云云，不惟明穆宗所应拳拳服膺，即凡今之有用人行政之权者，亦当奉为书绅之戒也。
一振纪纲 臣闻人主以一身而居乎兆民之上，临制四海之广，所以能使天下皆服其教令，齐整而不乱者，纪纲而已。纲如网之有绳，纪如丝之有总。《诗》曰：“勉勉我王，纪纲四方。”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窃见近年以来，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法之所加惟在于微贱，而强梗者虽坏法干纪而莫之谁何；礼之所制反在于朝廷，而为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风渐成，指臂之势难使。贾谊所谓蹠盩者，深可虑也。然人情习玩已久，骤一振之，必将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将曰此务为操切者也。臣请有以解之。夫徇情之与顺情，名虽同而实则异；振作之与操切，事若近而用则殊。盖顺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学》所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者也。若徇情则不顾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谓整齐严肃，悬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者也。若操切则为严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伏望皇上奋乾纲之断，普离照之明，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号令必断于宸衷，而毋致纷更于浮议。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仍乞敕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定宪纲事理，再加申饬，秉持公论，振扬风纪，以佐皇上明作励精之治；庶体统正，朝廷尊，而下法守矣。伏乞圣裁！
（按）纪纲也者，法治主义之核心也，岂惟法家重之而已也，即凡治政法之学者，固莫不奉为金科玉律也；抑岂惟专制国家重之而已也，即凡民主国体之国家，亦无不以之为治国要务也。法家之言曰：“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韩非子·定法篇》）又曰：“言行而不轨于法必禁。”（同上《问难篇》）此纲纪之说，非此固不足以言治国也。江陵目击当时法度之废弛，故以振纪纲为请，而其要旨在于“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简言之，即谓法宜公平严峻而已矣。《韩非子》曰：“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主道篇》）商鞅更从而申之曰：“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治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商君书·赏刑篇》）此法贵公平之说也。《韩非子》又曰：“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奸劫弑臣篇》）又从而申之曰：“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者也。”（《六反篇》）此法贵严峻之说也。此其所言，与江陵之说，正可互相发明，而为法治主义之极则，虽以今世西哲之言法者，又何以加焉？夫左氏有言：“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桓二年《左氏传》）纲纪不振，其流弊所及，势不至亡国败家不止！治国者又安可不加之意乎？
一重诏令 臣闻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则无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无法，斯大乱之道也。臣看得旧规，凡各衙门章奏，奉旨有“某部看了来说”者，必是紧关事情，重大机务；有“某部知道”者，虽若稍缓，亦必合行事务，或关系各地方民情利病，该衙门自宜参酌缓急，次第题覆。至于发自圣衷特降敕谕者，又与泛常不同，尤宜上紧奉行，事乃无壅。盖天子之号令，譬之风霆，若风不能动，而霆不能击，则造化之机滞，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窃见近日以来，朝廷诏旨多废格不行，抄到各部，概从停阁。或已题奉钦依，一切视为故纸，禁之不止，令之不从。至于应勘应报，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属迟慢，有查勘一事而数十年不完者。文卷委积，多致沉埋，干证之人，半在鬼录。年月既远，事多失真。遂使漏网终逃，国有未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怀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赏罪何由而当？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门，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须数日之内即行题覆。若事理了然，明白益见者，即宜据理剖断，毋但诿之抚按议处，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议勘问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缓急，道里远近，严立限期，责令上紧奏报，该部置立号簿，登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为贤否。然后人思尽职，而事无壅滞也。伏乞圣裁！
（按）法家之功利主义，既不尚空言而惟重赏效，则于一切之证令，自必力求其加紧推行，以增进行政之效率。其言曰：“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无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必行之法”（《商君书·画策篇》）惟其然也。故“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故为必治之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同上）其有玩视法令者，则死无赦。故“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管子·重令篇》）而其能行如此严峻之法者，则在于独裁。故曰：“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申子语）此法家法治精神之所寄，非此固不足以言法治也。江陵心知其然也，故于当时玩忽功令之情形，攻击不遗余力，而纠之以“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须数日之内即行题覆”，不得“委积”。夫政令委积者多，则百端废弛，纪纲陵替，势不至无威无法以至于大乱也不止，尚有何行政效率之足言乎？江陵深知乱源之所在，故本功利主义之立场，力以考核事功之说进，欲以拨乱而反之正，其苦心孤诣，诚有以大过人者。无如乱势已成，积重难返，欲求“锄强戮凶，剔厘革”，实有“不得已而用威”之必要，此江陵他日所以援法入儒，欲借急切用威以挽回疲玩怠情之颓势，而终难免于“威柄之操几于震主”之讥也。可慨也已！
一核名实 臣闻人主所以驭其臣者，赏罚用舍而已。欲用舍赏罚之当，在于综覈名实而已。臣每见朝廷欲用一人，当事者辄有乏才之叹。窃以为古今人才不甚相远，人君操用舍予夺之权，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无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实之不核，拣择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则士之爵赏不重，而人怀徼幸之心，牛骥以并驾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恶得而不乏，事恶得而有济哉？臣请略言其概：夫器必试而后知其利钝，马必驾而后知其驽良。今用人则不然。称人之才，不必试之以事；任之以事，更不必考其成；及至偾事之时，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鲁少文者以无用见讥，而大言无当者以虚声窃誉；倜傥伉直者以忤时难合，而脂韦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虽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轻忽之；其才本无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礼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终身借之以为资；或以一动之差，而众口譬之以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资格太拘，毁誉失实。且近来又有一种风尚：士大夫务为声称，舍其职业而出位是思，建白条陈，连篇累牍；至核其本等职业，反属茫昧。主钱谷者不对出纳之数，司刑名者未谙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举？凡此皆所谓名与实爽者也。如此则真才实能之士，何由得进？而百官有司之职，何由得举哉？故臣妄以为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之道。如得其道，则举天下之士，惟上之所欲为，无不应者。臣愿皇上慎重名器，爱惜爵赏，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当。有功于国家，即千金之赏，通侯之印，亦不宜吝；无功于国家，虽颦笑之微，敝袴之贱，亦勿轻予。仍乞敕下吏部严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遵照祖宗旧制，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满，毋得概引复职，滥给恩典，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以为殿最。若其功过未大显著，未可遽行黜陟者，乞将诰敕勋阶等项酌量裁与，稍加差等，以示激劝。至于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僧，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在京各衙门佐贰官，须量其才气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则使之讲究职业，赞佐长官；如长官有缺，即以佐贰代之，不必另索。其属官有谙练故事尽心官守者，九年任满，亦照吏部升授京职，高者即转本衙门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级相同者，不必更相调用。各处巡抚官果于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迁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参议久者，即可升参政，佥事久者，即可升副使，不必互转数易以滋劳扰。如此则人有专职，事可责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乏矣。此外如臣言有未尽者，亦乞敕下该部悉心讲求，条例具奏，伏乞圣裁！
（按）法家所恃以推进其政策者为法令，其所用以执行其法令者为官僚（即今所谓公务员），而其官僚政治之基础，则又在于综核名实，以为选贤任能赏功罚罪之准绳。故夫综核名实者，法治主义最重要之基层工作也。法家之言曰：“朝有经臣，国有经俗，民有经产。何谓朝之经臣？察身能而受官，不浮于上，谨其能，不以毋实虚受者，朝之经臣也。”（《管子·重令篇》）此官僚政治之大体也。又曰：“举而得其人，望而收其福，不可胜收也。官不胜任，奔走而奉其敝事，不可胜救也。而国未尝乏胜任之士，上之明适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审知胜任之臣者也。”（《管子·君臣篇》）此综覈名实于未任用之之先也。又曰：“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虚而莫敢为之请。君举事，臣不敢诬以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之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诚以来。”（《管子·乘马篇》）此综核名实于既任用之之后也。又曰：“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韩非子·难一篇》）“主过予则臣偷幸，臣徒取则功不尊。无功者受赏，则财匮而民怨；财匮而民怨，则民不尽力矣。故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有善不足以劝，有刑不足以禁，则国虽大必危。”（《韩非子·饰邪篇》）“故有术之主，信赏以尽能，必罚已禁邪。”（《韩非子·外储说篇》）此综合核名实以求赏罚之当者也。夫君之于臣，甄选如此其慎也，考核如此其勤也，赏罚又如此其严且明也，则为臣者安有不称其职者乎？行政效率安有不继长增高乎？此所以江陵此时上疏不得不亟以综核名实为言，而其他日柄政尤复亟以综核名实为务也。虽然，综核名实之说，自法家首创以还，历代大政治家，若汉之诸葛武侯，若宋之王荆公，若明之张江陵，若近代之曾、左诸公，奕代接武力求实践者，固已不乏其人；然而历时二千有余年，我国官僚政治终犹未入于正轨，迄今犹有待于继续努力改进者，则又何也？曰：由于未能将综核名实之政治思想，成为具体的制度化而已。夫制度者，思想之具体的结晶，而在政治上则为最有效最持久之工具也。徒有完善之政治思想，苟无完善之政治制度，以为其实施之工具，则其为效必限于一时，而不能昭垂于久远。孟子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者，即此之谓也。我国传统之政治思想，其能适需求而奏实效，亘百祀而莫或替者，无不有具体的制度以为之寄托也。即就今日之五权宪法而论，监察权与考试权之独立，所以有异于泰西各国，而蔚为中国独有之政治特点者，谓非历代相沿之御史制度及科举制度有以使之然乎？乃返观官僚政治所恃为基础之综核名实的思想，虽其萌芽固在二千有余年以前，发扬光大之者亦大有人在，顾以视泰西各国之制度美备，成效卓著者，终不免瞠乎其后，则亦未能确立完善的人事行政制度之过也。呜呼！江陵所陈关于综核名实之方法，意非不美且善也，言非不周且详也，但终不免于“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之结果者，徒以未能如斯达因、俾士麦辈之确立人事行政制度，以昭垂久远而已。然则今之言人事行政者，鉴于前人之失，其亦亟谋完善制度之确定，盖以巩固官僚政治之基础也欤！
一固邦本 臣闻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内。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自古虽极治之时，不能无夷狄盗窃之患。惟百姓安乐，家给人足，则虽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无虞。惟是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然后夷狄盗贼乘之而起。盖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其势然也。恭维皇上嗣登大宝，首下蠲恤之诏，黎元忻忻，方切更生；独昨岁以元年蠲赋一半，国用不足，又边费重大，内帑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赋，三都御史清理屯监，皆一时权宜，以佐国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括者。臣近日访之外论，皆称不便。缘各御史差出，目睹百姓穷苦，亦无别法清查，止将官库所储，尽行催解。以致各省库藏空虚，水旱灾伤，视民之死而不能赈；两广用兵，供饷百出而不能支。是国用未充而元气已耗矣。臣窃以为天之生财，在民在官，止有此数。譬之于人，禀赋强弱，自有定分；善养生者，惟撙节爱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足以却病而延寿。昔汉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后，海内虚耗，霍光佐之，节俭省用，与民休息。行之数年，百姓阜安，国用遂足。然则与其设法征求，索之于有限之数以病民，孰若加意省俭，取之于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皇上即位以来，凡诸斋醮土木淫侈之费，悉行停革，虽大禹之克勤克俭，不是过矣。然臣窃以为矫枉必过其正，当民穷财尽之时，若不痛加省节，恐不能救也。伏望皇上轸念民穷，加惠邦本，于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仍乞敕下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其守令贤否殿最，惟以守己端洁，实心爱民，乃兴上考称职，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干理簿书，而无实政及于百姓者，虽有才能干局，止与中考。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押发各边自行输纳，完日发遣发落，不但惩贪，亦可为实边之一助。再乞敕下户部悉心讲求财用之所以日匮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风俗侈靡，官民服舍，俱无限制。外之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恃顽不纳田粮，偏累小民。内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无实。各衙门在官钱粮，漫无稽查，假公济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财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财者而去之，则亦何必索之于穷困之民，以自耗国家之元气乎？前项催督御史事完之后，宜即令回京，此后不必再差，重为地方之病。其屯监各差都御史应否取回别用，但责成于该管抚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敕下该部从长计议，具奏定夺。以后上下惟务清心省事，安静不扰，庶民生可遂，而邦本获宁也。伏乞圣裁！
（按）节用爱民之说，政治者类能道之，儒法诸家于此尤殷殷垂教，其义甚显，无俟发明。江陵之时，适当世宗骄奢淫佚之余，且承贼嵩聚敛掊克之后，民不堪命久矣，欲求矫积弊而固国本，自更不得不以节用爱民为先务；而其首以奖廉惩贪为言，则尤属正本清源之道。治国者固不应徒以消极的自求节俭为己足，而必积极从事于廉洁风气之提倡与培养。必也执法以绳，务使贪污绝迹，则人民咸获安居乐业，富强之基，胥系于此矣。
一饬武备 臣惟当今之事，其可虑者莫重于边防。庙堂之上，所当日夜图画者，亦莫急于边防。迩年以来，虏患日深，边事久废。比者屡蒙圣谕严饬边臣，人心思奋，一时督抚将领等官，颇称得人。目前守御似亦略备矣。然臣以为虏如禽兽然，不一创之，其患不止。但战乃危事，未可易言，须从容审图，以计胜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机要所在，惟在皇上赫然奋发，先定圣志；圣志定，而怀忠蕴谋之士，得效于前矣。今谭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臣以为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军伍虽缺，而粮籍俱存，若能按籍征求，清查影占，随宜募捕，着实训练，何患无兵？捐无用不急之费，并其财力以抚养战斗之士，何患无财？悬重赏以劝有功，宽文法以伸将权，则忠勇之夫，孰不思奋，又何患于无将？臣之所患，独患中国无奋励激发之志，因循怠玩，姑务偷安，则虽有兵食良将，亦恐不能有为耳。故臣愿皇上急先自治之图，坚定必为之志，属任谋臣，修举实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计而审行之，不出五年，虏可图矣。至于目前自守之策，莫要于选择边吏，团练乡兵，并守墩堡，令民收保，时简精锐，出其空虚以制之；虏即入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数者昨虽已经阁部议行，臣愚犹恐人心玩愒日久，尚以虚文塞责。伏乞敕下兵部申饬各边督抚，务将边事着实举行，俟秋防毕日，严查有无实效，大行赏罚；庶沿边诸郡在在有备，而虏不敢窥也。再照祖宗时京营之兵数十万，今虽不足，尚可得八九万人，若使训练有方，亦岂尽皆无用？但士习骄惰，法令难行，虽春秋操练，徒具文耳。臣考之古礼，及我祖宗故事，俱有大阅之礼，以习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内外，守备单弱，臣常以为忧。伏乞敕下戎政大臣申严军政，设法训练，每岁或间岁季冬农隙之时，恭请圣驾亲临校阅，一以试将官之能否，一以观军士之勇怯。有技艺精熟者分别赏赉，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辇毂之下常有数万精兵，得居重驭轻之道；且此一举动，传之远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备，整饬戎事，亦足以伐狂虏之谋，销未萌之患，诚转弱为强之一机也。伏乞圣裁！
（按）整军经武，原系立国之常规；思患预防，尤为当时之急务。明自开国未久，北方即连遭边祸，如成祖时既有马哈木及阿鲁台之寇，英宗时则有也先“土木之变”，世宗时复有小王子及俺答之警；而东南沿海，倭寇尤复出没无常，世为边患。武备之弛，国势之弱，为南宋以来所未有。疏中所谓“虏患日深，边事久废”者，固慨乎其言之，抑亦当时之实况也。江陵蒿目时艰，心长语重。谓无兵无食无将帅俱不足患，所患在人主因循偷安，而无奋励激发之志，可谓虑之审而言之切矣！至所陈自守之策，谓“莫要于选择边吏，团练乡兵，并守墩堡，令民收保，时简精锐，出其空虚以制之”，则尤适合于古人“以静待动以逸待劳”之旨，出入乎近代“避实就虚持久作战”之术，清时之围剿捻匪，固莫不恃此以克奏肤功者也。惟其力主举行校阅，至谓其既可“试将官之能否”，“观军士之勇怯”，复能“伐狂虏之谋，销未萌之患”，则揆诸事实，殊嫌其未能免于书生纸上谈兵之积习，而于整军经武之方，显有所未尽也。夫君上亲临大阅，固足以振奋人心于一时，究未若将士训练严明，始足以整肃戎行于平日。当时“士习骄惰，法令难行”，既有如疏中所指，夫岂一年一度照例奉行之大阅，所能救其积失，挽其颓势？此当时整饬武备终必有赖于戚（继光）、李（成梁）诸名将之训练有方，而现代国民革命之初步成功，固系肇端于黄埔设校，抗战建国之非常时期，尤须注意于集中训练也。彼其仅以举行校阅为请者，意或盖以启发穆宗振作有为之志，俾收上行下效之功也欤？不然，以江陵之深谙戎事，何至为此舍本逐末之谋也？
此疏侃侃而谈，切中时弊，所陈各端，几无一非救时良药，而其根本主张，则在于援法入儒，厉行富国强兵而已。自荆公《上仁宗书》而后，无论就其本身价值言，或就其时代影响言，此文当推为名臣奏议之巨擘，政治言论之翘楚也。惟穆宗为人，《明史》谓其“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见《本纪》），究其实亦第中庸之资已耳。方其继位之始，赖有徐阶以顾命老臣为之匡弼，始有停斋醮罢土木诛方士恤言臣诸善政。及徐阶既去，虽以李春芳、陈以勤之贵近，犹未克多所辅导，以勤条上谨始十事，穆宗善之而未能用，旋又条上时务因循之弊，亦仅由都察院议行“治赃吏”一事而已（《明史》以勤本传）。至科臣石星则因历举节饮、笃学、勤政、速断、纳谏、去谗六事尽谏，而竟致撄帝之怒，至以廷杖加之，并令削籍以去（见《明史·穆宗本纪》，并见《明鉴》）。观此则穆宗之为君何如，已从可想见。顾其于江陵此疏，则独予垂青，立加采纳，许为“深切时务，着所司详议以闻”（《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并见《全集》）。于是都御史王庭等议覆振纪纲重诏令事宜，兵部议覆饬武备行大阅事宜，户部议覆固邦本节财用事宜，穆宗均一一允行，且定于翌年九月举行阅兵典礼。于以见穆宗信任江陵之深，江陵他日夹辅神宗，任劳任怨之死靡他者，盖即所以报穆宗之知遇也。
江陵政治主张，固已悉被采纳，顾以当时积习之深，一时自不易收改革之效。而首辅李春芳“务以安静帝意”（《明史》春芳本传），不肯稍事更张，恰与江陵力求振作之主张相枘凿：同列陈以勤亦碌碌无所表现。江陵孤立无助，其主张自更难于贯彻矣。隆庆三年八月，赵贞吉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贞吉“学博才高，然好刚使气，动与物迕；九列大臣，或名呼之”（《明史》贞吉本传）。及入阁，自以名辈居先，易视江陵，呼为“张子”，语朝事，辄曰：“非少年所知。”（《明纪》卷三十七）江陵固亦以才气自负，为所挫辱，意自难平，且主张因以见梗，更所难堪，乃于是年十二月奏准起用高拱以折之。拱素与江陵善，及再起，知出江陵荐，益善之。拱“性强直遂，颇快恩怨”（《明史》拱本传），而贞吉亦以刚着称，于是二人遇事辄相扼，江陵因得倚拱以制贞吉，盖非此无以实行其政见，固与朋比为奸者大相径庭也。隆庆四年七月，陈以勤引疾罢，盖以勤与拱为旧僚，贞吉其乡人，而江陵则所举士，自度不能斡旋于其间，故坚决求去。同年十二月，贞吉因考察科道事，与拱益相水火，争为疏辨，又不胜，亦去位。翌年五月，李春芳以拱修徐阶故怨，尝从容为阶解，拱不悦；春芳意不自安，亦予告归。于是拱遂为首辅，而江陵亚焉。“拱之再出，专与阶修却，所论皆欲以中阶，重其罪，赖帝仁柔，弗之竟也。阶子弟颇横乡里，拱以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簿录其诸子，皆编戍，所以扼阶无不至。”（《明史》拱本传）初，阶既去，令三子事江陵谨。江陵与阶有师生谊，且入直亦阶所援引，于阶子自不得不尽监护责。及拱坐阶子罪，江陵“从容为拱言，拱心稍动，而拱客构江陵纳阶子三万金，拱以诮江陵，江陵色变，指天誓，辞甚苦，拱谢不审。二人交遂离”（《明史》江陵本传）。及神宗即位，冯保之事起，而二人遂出于决裂之一途矣。
江陵自三十六岁（嘉靖三十九年）复出，至四十八岁（隆庆六年）晋位首辅，前后凡十二年，计其居翰苑及直内阁者各占其半。直阁之六年中，要以封贡俺答、主持辛未会试及在吏部慎选人才三端，为其政绩之荦荦大者，当以下各章详述之。集中有《答上相师徐存斋（阶字）书》，系隆庆五年所作，最能显示江陵此时之心事，及其对于未来之希望，特录之以结本章。其书如次：
犬马齿今年四十有七矣。苟生窃禄，无所建明，触事感时，怃然自失。……惟当以向后余生，矢竭丹诚，求无负于老师家国之托云尔。……
[book_title]第八章 张居正之柄政（上）
隆庆六年五月，穆宗不豫，召江陵与高拱、高仪同受顾命辅政。翌日帝崩，神宗嗣立，年始十岁，诏江陵卜视大行皇帝陵寝。时江陵与高拱因太监冯保事，隙愈深。比江陵卜视陵寝归，拱已为保所构罢。高仪未几亦病卒。江陵自此乃以首辅资格，一人柄政矣。
江陵与拱原极相得，拱之再起，且为江陵所引致。自陈、李相继去位后，二人以志同道合之交，继周、召夹辅之美，允宜同舟共济，相得益彰矣。无如拱蓄意修怨徐阶，扼之惟恐不至。江陵无论为公为私，势不能助之下石。而拱以江陵未肯苟同，竟尔迁怒及之。则二人之隙末凶终，拱自不得辞其咎。至冯保之事，则尤拱刚愎之气有以自贻伊戚，而促成其反噬。据《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所载：
时太监冯保方居中用事，矫传大行遗诏云：“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廷臣闻之俱骇。一日内使传旨至阁，拱曰：“言出何人？上冲年，皆若曹所为，吾且逐若曹矣。”内臣还报，保失色，谋逐拱。
由此可知拱之去固由保所构陷，而保之构拱，则又拱迫之使然也。拱于保之司礼监，初以恶其为人，故靳而弗予；及保矫诏自为之，又欲收其权于内阁，嗣复令科道交章劾保，意欲置之重典。保以一奄寺小人，在如此威胁之下，安得不力谋自卫，务求去拱而后快乎？信哉！陈銮之言曰：
明代奄寺之权，根深柢固，骤难转移。新郑（按：拱系新郑人，故以其地称之）当女君幼主（按：指仁圣、慈圣两宫及神宗），宫府隔绝之时，乃欲夺司礼之权，尽归内阁，其谋固已疏矣。无论不能逐保也，即使去一保，则必复用一保。此曹嵬琐，安得贤于保者而用之？且肘腋之间，持之过激，则南宫甘露之变，可为寒心。新郑愎而疏，不能安其位也必矣。（《全集》附录二《陈銮重刻张太岳先生全集序》）
观此则拱之被逐，实属咎由自取，于江陵何与焉？乃拱既因阶事衔江陵，于保事初则疑江陵与保相勾结，及其党群起攻保，又严戒江陵勿与闻，是其先以不肖之心待人，公然予江陵以难堪矣，又岂江陵之过乎？顾拱之侮江陵也如此其甚，而江陵于王大臣之狱，犹自力为拱解，始获幸免株连；及拱既殁，复赖江陵之力请，始获释神宗之怒而赐予祭葬。昔孔子有云：“以直报怨”，如江陵者，其足以当之而无愧焉。乃犹不能见谅于人，至坐以“附保逐拱”之嫌，而冤遭卖友求荣之谤，此真所谓是非颠倒，众口铄金者矣。
江陵既以元辅柄政，当主少国疑之日，值朝纲废坠之时，欲求重振君威，自非提高相权不可。盖明自洪武中胡惟庸谋叛伏诛以后，遂罢丞相之官，而以六曹分掌政务，别以殿阁词臣加孤卿之衔，司票拟之事，而名之曰阁臣，以代丞相之职。此在雄王御宇之时，原可享乾纲独振之名，免太阿倒持之患，防微杜渐，君权集中，固专制政体之极则也。无如继起之君未必尽具才略，其本身既以未谙法理，无以行兴革之宜，而阁臣复以权力轻微，自难胜匡扶之任。于是向之防相权过重者，浸且并君威而两失之；朝政之不修，其由来也渐矣。江陵洞察其弊，深知欲振君威，必先自提高相权入手。诚以在专制政体之下，君主每因世袭而倍有才难之叹，辅臣则由选拔而易获王佐之材。相权提高，则君虽庸劣，尚可赖辅臣匡襄之力，收垂拱而治之功。此在当时神宗以冲龄而君临天下，尤有其必要者也。惟当主少国疑之际，昌言提高相权，在江陵固孤忠自矢，劳怨不辞，而上自君主，下至群僚，非使诚信相孚，必至动遭掣肘。尤以自高拱去位，盈廷百僚，对江陵未能谅解，已多侧目；苟非善处其间，则不利孺子之流言，势且令江陵内不自安，而无以取得幼君及两宫之信任。江陵于此虑深筹熟，一面既力求博取君主之信从，一面复设法谋求百僚之拥护。其中经过，殊属煞费苦心，始获稍收成效。兹特略加陈述，于以见君主专制国体之下，政治家争取政权之手腕，固与民主国家迥异其趣也。
神宗冲龄践阼，两宫实有参预用人行政之大权。故江陵欲求神宗之信任，必先得两宫之信任。江陵所取之策略，即以法祖之名，使两宫信其举措之率由旧章，不复致疑于其实际之兴革。据《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江陵柄政》节）所载如次：
居正既柄政，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中外想望丰采，一意尊主权，课吏实。尝言“高皇帝得圣之威者也，世宗能识其意，是以高卧法宫之中，朝委裘而不乱。今上，世宗孙也，奈何不以法主？”
又江陵《初上神宗谢召见疏》亦云：
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此臣忠皇上之职分也。仍望皇上思祖宗缔造之艰，念皇考顾遗之重，继之益讲学勤政，亲贤远奸，使宫府一体，上下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
由此可见江陵盖欲以旧瓶置新酒，阳托法祖之名，阴以维新为务。当守旧势力方盛之时，非此固无以缓和反动而成改革之功，更遑论使宫府一体上下一心乎？此则江陵苦心孤诣，未足为浅人道者也。至其沟通宫府之术，则在善用冯保以为己助。江陵之用冯保，即反对者所引以指摘其“附保逐拱”之口实，实则江陵固别具苦衷，如陈銮所谓“公之驭保，假以词色，俾就羁绁，然后宫廷一气，而惟吾所欲为；制御有方，保亦不能有所过恶。夫曲逆之交驩辟阳，梁公之折节群竖，计虑至深，斡旋至大，不屑以小节自拘也”（《重刻张太岳先生全集序》）。然则江陵之于保，固在用之，而非附之，固在导之为善，而非从之为恶。此正江陵善用政治手腕之处，以视拱之一味刚愎不能容物者，固不可同日而语矣。况江陵为政，纯系自为主体，绝不肯仰人鼻息。以江陵自视之高，自信之坚，而谓其甘于附保以自辱，不亦傎乎！彼为此言以攻江陵者，顾又同时责其“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夫以震主之威，而犹自俯首帖耳于一宦竖之前，吾不知彼肆为诪张者，又何以自圆其说也！观夫神宗与两宫对江陵之尊礼有加，委以朝政，虽神宗于江陵身后，因误信谗间而忽变初衷，而其于江陵柄政期间，固自被以殊荣，待以师礼，历十年如一日，于以见宫府一体之说终获实现，而江陵因势利导之功诚有足多者矣。
虽然，江陵当前亟待解决之困难，固犹有什百倍于此者。盖就其当时之环境而言，不难于委曲求全，以取得神宗与两宫之信任，而难于宽猛相济，俾博取盈廷僚佐之同情。江陵于前者虽已如愿以偿，顾于后者则殊难使就范。诚以朝纲废弛，由来已久，怠玩势成，骤难振作，江陵所谓“势之既成智者不能措意者”，殆实情也。于此而欲提高相权，俾收风行草偃之功，自非徒示宽大所能奏效，而必恃用威以济其穷。据《行实》云：
太师道虽直方，中实恻怛。少读《春秋传》，慨然曰：“古称政之所予，在顺民心。有以咈为顺者，子产是也。吾殆类是乎！”其论治欲儆官邪，齐民萌，不专姑息，有救世之思。盖独见谓罔少密则莫能扞格，法可悬而不可用，特以初引纲维，不得不固握其柄而信用之。意俟天下遵制扬功，风成俗定，然后恢阔禁罔，削除烦苛，示民长厚之道耳。
观此可见江陵以儒家之立场，而犹勉循子产之遗规，偏重法家之治术者，殆亦有所不得已耳。如武侯，如荆公，其所以治乱持危，振衰起废，足以媲美管、商而无愧者，其不得已之苦衷，固亦初无二致也。江陵采用法家之治术，其初步之具体表现，厥为整饬纪纲严核官吏之一事。至其用意则不惟使群僚知幼主之不可欺，尤在使知相权之不可侮。故于柄政之始，即首请神宗颁发考察百官之敕谕，略谓：
朕初嗣大位，欲简汰众职，图新治理，南京六部等衙门四品以上官俱着自陈，去留取自上裁。（《遵谕自陈不职疏引》）
此一举动在当时实至关重要，盖既经考察，则对于失职之僚属，固可严加淘汰，俾肃官邪之戒；对于反对之分子，又可聊资警惕，借安反侧之心。诚可谓一举而两得之者矣。及百官去留既定，复请戒饬群臣集百官于午门外受谕。所拟敕谕，有如左述：
盖闻理道之要在正人心，劝阻之机先示所向。朕以冲幼获嗣丕基，夙夜兢兢，若临深渊。所赖文武贤臣同心毕力，弼予寡昧，共底升平。乃自近岁以来，士习浇漓，官方邧缺。钻窥隙窦，巧为猎取之媒；鼓惑朋俦，公事挤排之术。诋老成廉退为无用，谓谗佞便捷为有才。爱恶横生，恩仇交错。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为人臣酬报之资，四维几至不张，九德何由而咸事？朕初承大统，深烛弊源，亟欲大事芟除，用以廓清氛浊。但念临御兹始，解泽方覃，铦锄或及于芝兰，密网恐惊乎鸾凤。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戒惩，余皆曲赐矜原，与之更始。《书》不云乎？“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朕方嘉与臣民，会归皇极之路，尔诸臣亦宜痛湔宿垢，共襄王道之成。自今以后，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职，毋怀私以罔上，毋持禄以养交，毋阿依淟涊以随时，毋噂沓翕訿以乱政！任辅弼者，当协恭和衷，毋昵比于淫朋，以塞公正之路！任铨衡者当虚心鉴物，毋任情于好恶，以开邪枉之门！有官守者，或内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济艰难！有言责者，公是公非，各宜奋谠直，以资听纳！大臣当崇养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风。小臣当砥砺廉隅，有退食自公之节。庶几朝清政肃，道泰时康，用臻师师济济之休，归于荡荡平平之域。尔等亦皆垂功名于竹帛，绵禄荫于子孙，顾不美欤！若或沉溺故常，坚守旧辙，以朝廷为必可背，以法纪为必可干，则我祖宗宪典甚严，朕不敢赦！百尔有位，宜悉朕怀！钦哉启谕。（《请戒谕群臣疏引》）
此谕既颁，一时百官莫不惕息，纪纲为之一振焉。明自武宗失政，君威凌替，垂七十年；神宗以冲幼之君，竟获振朝纲于既坠，则江陵翊赞之功，为不可没；至相权因之而提高，固犹其小焉者也。乃佥人不谅，犹复妄肆诋毁，如高拱所言，即可见其一斑。其言曰：
人情汹汹，科道官各具本欲言，荆人（指江陵）乃只称病不出。科道以阁中无人，姑待，而荆人出，即语科道曰：“今后内边事，不要说他。”众方观望，而荆人已上揭帖，考察百官。既命下，则科道皆听处分，谁敢声言？于是但异己毫发者悉去之，而留者又示恩以收之。且既经一翻风雨，人皆以见留为幸，而前事不复说起。而彼则引用党舆，布满朝廷，尽反我所行之事。笑吟吟掌定三台印，里迎外合，挟天子以令诸侯，乾坤世界任其翻弄，无复谁何之者（《高文襄公文集·病榻遗言卷三》）。
此文可谓极丑诋之能事。以拱之不慊于江陵，其肆行丑诋，固属无足重轻。第其所持以攻江陵者，则是非公道之所关，是不可以不辩。夫江陵受命于危疑之际，图功于积弊之余，非祛除异己，不足以清反侧而谋革新，非引用同志，不足以谋合作而收实效。至于挟君自重，驭下以威，则尤所以应时势之需求，司成败之关健。凡此皆政治家施政之要图，在开明政体下固为法律之所许，在专制时期中尤属利害之所关。江陵以当机立断之姿，为正本清源之策，是盖出于不得不然，而不应引以为咎者也。况其以一介之儒臣，当钧衡之重任，对上既思有以报九重特达之知，对下更求有以慰兆庶来苏之望。且其毕生抱负，原在匡时弼君，佐成盛世。一旦朝纲在握，素愿克偿，欲求完成当前之事功，自须扫除昔人之积弊。然则拱以悉反所为责江陵者，不且愈足显示江陵除旧布新之功乎？观江陵之辞免恩命也，一则曰：
能薄而位高，则易有覆餗之虞；劳微而获厚，则《诗》有《伐檀》之刺。臣虽至愚，自量甚审。不揣分于知足，必将速咎于颠隮。（《辞免恩命疏》）
再则曰：
朝廷慎重名器，必自贵近始，所以示大公也；人臣虽竭力尽劳，不敢言功，所以昭大分也……臣受先帝顾托之重，夙夜兢兢，惟以不克称塞是惧。于凡大礼大政，皆遵率祖宗彝典，祇奉皇上英断，臣不过鞠躬仰成于下而已，又何功之有焉？（《再辞恩命疏》）
三则曰：
荷蒙皇上：信任专笃，宠以师臣之礼，日承晋接之荣，每事必咨，有言必听，是臣之志已行，愿已遂矣。……又何敢过冒非分之恩，以速必然之咎耶？（《三辞恩命疏》）
是其本心之忘情利禄，固已彰明较著。再观《明史》之称其政绩也，谓：
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太仓粟可支十年。……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又为考成法以责吏治。……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能以智数驭下，人多乐为之尽，故世称居正知人。（见本传）
是其为政之卓著功效，更属有口皆碑。以其本心之忘情利禄也有如彼，而其为政之卓著功效也有如此，可知其争取政权之动机，在事功而不在禄位，在实效而不在虚名。呜呼！如江陵者，诚可谓社稷之臣，超然不失为大政治家之风度者矣！彼悠悠之口，又何足以损其毫发也哉？
[book_title]第九章 江陵之柄政（中）
刘台之劾江陵也，曰：“进言者皆望陛下（指神宗）以尧舜，而不闻责辅臣（指江陵）以皋、夔。”（见《明史·刘台本传》，详见下章）呜呼！台为此言，抑何谬妄之甚耶！夫神宗者特一昏庸无知之童子耳。徒以席祖父之余荫，幸得君临乎中国。使无江陵以辅翼而匡是之，则其放僻邪侈之所为，必且自冲年而已著，吾恐不待闯贼之为乱，及清兵之入关，而明社之屋久矣。彼于江陵之生前，固依赖其匡弼之功，以挽回积弱之国势；即于江陵之身后，犹获享其余荫，以勉致二十年之升平。公之所施于彼者固不可谓不厚，顾其所以报公者则何如？以先朝顾命之元臣，积十年公忠之劳瘁，而乃于其尸骨未寒之顷，遽忘日常倚畀之殷，徒以浸润之加，几肇戮尸之惨。呜呼！如公之为臣，庶几无忝于皋、夔，而神宗之为君，其与尧、舜相去，又何可以道里计哉？此所以史家抚其君臣遇合之遗迹，而不禁感慨系之也。
江陵十年相业，功在国家。其荦荦诸端，有关一代兴衰之转移者，容俟别以专章详述；兹先就其关于翊赞君上匡辅王室者，概略言之。俾知公于君臣之分，大义凛然，绳以当时伦理观念之所宗，固不失为一代之完人也。
隆庆六年六月，高拱既去位，神宗御平台，召公慰劳之曰：“皇考屡称先生忠臣。”公顿首泣谢曰：“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旧制，不必纷更。至于讲学亲贤，爱民节用，又君道所先。乞圣明留意！”上善之。此公教导神宗之造端也。未几，公即请酌定朝讲日期，奉旨“常朝定三六九日御门听政，余日只御文华殿讲读”。每逢讲日，定以日出时早膳毕即御讲读，至午膳为止。公寻复进《帝鉴图说》。上见捧册进，遽起立，命左右展册。公从旁指陈大义，上应如响，因即宣付史馆。一日上御文华殿，讲毕，览至汉文帝劳军细柳事，公因言“皇上当留意武备。祖宗以武功定天下，承平日久，武备日弛，不可不及早讲求也”。上称善。又奏请明年正月上旬即御殿日讲。万历元年十月，公进讲，言及宋仁宗不喜珠饰，上曰：“贤臣为宝，珠玉何益！”公曰：“明君贵五谷，贱珠玉，五谷养人，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上曰：“然！宫人好冶妆，朕岁赐未尝不节省。”公曰：“皇上言及此，社稷生灵之祸也。”上又曰：“秦始皇销兵。梃可伤人，何销兵为？”公曰：“人君布德修政，以结民心为本。天下之患，每出所防之外。秦亡于戍卒。故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上曰：“然！人定真能胜天也。”二年正月，公奏请引见廉能官，仿祖宗午朝之仪。上从之，遂御皇极门，引见朝觐清廉卓异浙江布政使谢鹏举等二十五人，特加奖励。公又以所删定之《大学讲章》一册、《虞书讲章》一册及《通鉴讲章》四册进，以供上温故知新之用。既而因上言及建文帝在外题诗事，复上太祖所撰《皇陵碑》。公俟上览举，乃曰：“祖宗当日艰难，盖以天心为心，故能创制显庸。皇上以圣祖之心为心，乃能永保洪业。”因述太祖微时事及即位勤俭。上怆然曰：“朕敢不黾勉法祖！然尚赖先生辅导也。”是年十二月，公率大臣上御屏。屏绘天下疆域及职官姓名，用浮帖以便更换。上命设于文华殿后，时加省览。四年五月，公及大臣等请览奏章，时阅太祖所亲批疏稿为法。上曰：“然！”公因简内阁所藏太祖手谕六十三道、御制四十四道，圣旨并帖共六十道，上之。七年，上患疹，慈圣太后命僧于戒坛设法度众。公上言：“戒坛奉皇祖之命禁止至今，以当时僧众数万，恐生变败俗也。今岂宜又开此端？”事遂寝。未几上疹愈，征光禄寺十万金。公上言：“财赋有限，费用无穷。使积贮空虚，不幸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可为寒心。此后望力加撙节，若再征金，臣等不敢奉诏矣。”时上渐备六宫，太仓所储屡有宜进。公上户部所进御览钱粮数目，请置之坐隅，时加省览，量入为出。因言：“万历初年所入四百三十五万有奇，六年所入仅三百五十五万有奇，则已少八十余万矣。五年岁出三百四十九万有奇，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万有奇，则已多四十万矣。夫岁出则浮于前，岁入则损于前，此不可不留意也。王制量入为出，计三年之出，必有一年之余而后可。况财用止有此数，设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节，则用自足。”上嘉纳之。七月，给事中顾九思、王道成等以江南水灾，请罢浙直织造内臣。上以示公。公奏：“民重困，宜召还孙隆。”上曰：“彼织币且完，当俟来春耳。”公曰：“地方多一事，则有一事之扰；宽一分，则受一分之惠。灾地疲民，不堪催督，暂去之，俟稍稔，可复也。”上从之。八年十二月，公请属儒臣以累朝《宝训实录》，分四十余则：曰创业艰难，曰励精图治，曰勤学，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谨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游佚，曰正宫闱，曰教储贰，曰睦宗藩，曰亲贤臣，曰去奸邪，曰纳谏，曰守法，曰敬戒，曰务实，曰正纪纲，曰审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驭近习，曰待外戚，曰重农，曰兴教化，曰明赏罚，曰信诏令，曰谨名分，曰却贡献，曰慎赏赍，曰甘节俭，曰慎刑狱，曰褒功德，曰屏异端，曰饬武备，曰御寇盗；仍敕次第进呈，俟明年开讲，其诸司章奏切要者，即讲毕面裁。时上留意翰墨，公以为笔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系，故有是请。九年正月，公请令翰林分番入直，应和文章，或令侍上清讌，质问经义，陈说治理，如唐、宋故事。十年二月，公上言“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今尚有一事为民害者，带征税粮也。夫百姓财力有限，一岁之入仅足供一岁，不幸岁歉，目前尚不能办，岂复有余力更完累岁积逋乎？有司辟责，往往将今年所征抵完旧逋，即今年所欠又为将来带征矣。况征输额绪繁多，年分淆杂，小民竭脂膏，胥吏饱溪壑，甚者不肖有司因而渔猎。……乞谕户部核万历七年以前积负悉行蠲免，将见年正额责令尽完，在百姓易办，在有司易征，是官民两利也。”上从之。诏下，中外大悦。
综上所述，公之所以劝导神宗，使之讲学勤政，节用爱人，以求不流于恶而无愧为君者，已可略见一斑。第以属望过切，督责自难免较严。即如一日上在经筵读《论语》“色勃如也”，误读作“背”字。公从旁厉声曰：“当作勃字！”上悚然而惊，同列皆失色，此一事也；慈圣训帝严，每切责之，且曰：“使张先生闻奈何？”于是上甚惮公。及帝渐长，心厌之，此又一事也。凡此在贤明之君，自可鉴其忠诚而曲加原宥，甚且嘉其匡翊而倍予尊荣。顾以神宗之昏庸，虽因慈圣之督饬，不得不虚己以听，实则内顾难堪，早生厌恶，宜公之终不免于身后之祸也。
呜呼！以江陵之忠贞事上，而神宗乃二三其德，惟以凉薄报之。江陵之负神宗欤？神宗之负江陵欤？神宗死而有知，吾知其亦难以自解也！
右所述者，特专就江陵所以直接匡导神宗者言之耳。此外尚有两事，则系公以思患预防之策，间接措君主及皇室于泰山磐石之安者，即制驭宦官及节制亲贵是已。
历代宦官之祸，汉、唐最烈。明太祖虽起自田野，顾于阉寺之为害，知之最深，防之最严。观其所谓“求善良于中涓，百无一二。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腹心，即腹心病。驭之之道，但当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则骄恣，畏法则检束”（见《明鉴》卷一）。可谓明于制驭宦官之术矣。然自成祖以后，宦官又渐得势。如永乐（成祖年号）中，郑和以一内侍，竟有远征南洋之举，其权势之大可知。然犹未至为害也。至英宗时，因王振之劝而征也先，致有土木之变，则君上已亲蒙其害矣。至宪宗用汪直以主西厂，后复令处置边务、则军民已交受其扰矣。及武宗宠任刘瑾，专擅朝政，残害忠良，甚至欲举天下而“任彼取之”，则社稷几为所动摇矣。推原其为祸之由，殆以彼辈日处宫中，侍帝后之左右，苟遇昏庸之主，未有不受其蛊惑蒙蔽，以致倒行逆施者。明政不纲，此亦其症结之一矣。顾当江陵为政之时，则彼辈多俯首帖耳，甘于就范，无敢专擅者。（参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此自公之善于驾驭有以致之。盖公之柄政，政权集中于内阁，阁权复集中于公之一身，凡军国重事，内侍悉不获与闻，如此自足杜若辈专权之渐。即遣往京外采买织造之内臣，亦以公严加裁制而不敢倚势为恶。至公所持以制之者，厥在善用冯保。观左述二事可以知之：
帝初即位，冯保朝夕视起居，拥护提抱有力，小扞格，即以闻慈圣。……乾清小珰孙海、客用等导上游戏，皆爱幸。慈圣使保捕海、用，杖而逐之。居正复条其党罪恶，请斥逐，而令司礼孙德秀等及诸内侍自陈，上裁去留。（《明史》江陵本传）
南京小奄醉辱给事中，言者请究治。居正谪其尤激者赵参鲁于外以悦保，而徐说保裁抑其党，毋与六部事，其奉使者，时令缇骑阴诇之。其党以是怨居正而心不附保。（同上）
公之善于使其自相裁制也如此，故虽以保之才足以济其恶，而终未敢稍形恣横，其他宦官更无论矣。及公殁未几，而榷税采矿之内臣，乃竟故态复萌，肆无忌惮，激成民变而动摇国基者，史不绝书。迨熹宗朝而魏忠贤之祸复作。于是内忧未已，外患乘之，明终以亡其国。然则江陵弭患未萌之功，不且因有此反证而愈显然也哉！
在昔专制时代，外戚宗藩之祸，屡见不鲜。盖以椒房之贵，宗室之亲，苟无防微杜渐之方，每启骄横不臣之患。其理至明，无俟赘述也。江陵于外戚力主裁抑，即以慈圣太后对公礼遇之隆，信任之笃，顾于太后生父李伟请封时，公亦坚持其所封伯爵，不许违例世袭，至于上疏力谏，略谓：
今皇上孝事圣母，岂能有加于世庙？而圣母之笃厚外家，亦岂有逾于章圣皇太后乎？今以世宗皇帝之所不能加，章圣太后之所不可逾，而圣母与皇上必欲破例处之，此臣等所以悚惧而不敢擅拟者也。夫孝在无违，而必事之以礼；恩虽无穷，而必裁之以义。贵戚之家，不患不富，患不知节；富而循礼，富乃可久。越分之恩，非所以厚之也；逾涯之请，非所以自保也。（《请裁抑外戚疏》）
此疏于严正之中，喻以利害所在，是以终获报可。及神宗大婚后，又命内阁为后父王伟等拟旨封爵。公复上疏，引太祖定制非军功不得封爵，世宗敕谕外戚不许封爵，力劝上勿违祖宗定制。神宗勉纳其言，第封伟伯爵而不许世袭，至伟之弟俊、男栋等，则终未获封。凡此不惟慎爵赏以重名器，尤在防后患而安王室，其用意固至深且微也。至其封于宗藩，则于教导而外，尤重安抚。明代宗藩之权势，初原失之过重，卒以启燕王（成祖）靖难之师，高煦乐安之叛。至世宗朝，鉴于宸濠之乱，遂于宗藩严加抑损，所定“宗藩事例”，尤复务为严刻。此固在力惩前失，然衡以亲亲之谊，则又未免矫枉过正。公为力求兼顾起见，一面教导宗藩，劝令安静无扰，慎节自保，如集中《寿襄王殿下序》中所云：
夫物有便于己，则愿常有之；无便于己，即一日不能相守。……贤者使人爱而戴之，便而全之。……子之积厚矣，吾无以益子；子而计子之所有者，慎用之而已。……夫神不可以骛用，啬之则疑；福不可以骤享，啬之则永；强不可以厚恃，啬之则坚。故圣人之言曰：“事天治人莫如啬。”
即可见其教导之苦心，一面则力导神宗以敦睦之义，如《请裁定宗藩事例疏》所谓：
夫令所以布信，数易则疑；法所以防奸，二三则玩。……但欲勒成简策，昭示将来，则必考求国体，审察人情，上不亏展亲睦族之仁，下不失酌盈剂虚之术，使情法允协，裒益适宜，乃足为经常虚久之规，垂万世不刊之典。
即可知其安抚之旨归，嗣复就事例未当者十一条，请敕礼官之集议，著为令。诸藩于是感激亲上，而厚薄亲疏有礼矣。呜呼！如江陵者，非所谓善处人骨肉之间者耶？
吾书以限于篇幅，所述江陵相君之方姑止于此。然即就上述者观之，江陵致君尧、舜之苦心固已灼然可见。独惜神宗虽有皋、夔之臣，而不足以大有为也。明之终于不振，虽曰天意，谓非由于人谋之不臧哉！噫！
[book_title]第十章 江陵之柄政（下）
江陵自柄政以还，本信赏必罚之方针，行综核名实之政治，用意惟在发扬国力，整饬官方，意美法良，可以想见。无如玩愒之习，久染成风，骤予改弦更张，自易引起反响。是以未几而风波突起，百僚因不便于治术之严明，竟群起而施以公开之攻击。弹章叠上，信口雌黄，其居心盖欲谮愬于幼主两宫之前，必欲去公而后快。以公个性之刚强，政见之坚决，固尝以适宜之处置，杜反对之企图。顾其以一人之身，而为众怨之府，其处境愈艰，而其用心亦愈苦矣。
此次风潮之起因，据《明史》所述，谓系由于“居正以御史在外，往往凌抚臣，痛欲折之，一事小不合，诟责随下，又敕其长加考察”（江陵本传）。究其实，则江陵此举，盖以杜言官挟权掣肘之风，防疆吏贿赂取容之弊，统筹并顾，所以防其渐也。乃给事中余懋学竟率尔上疏，请行宽大之政。公以其不明微旨，第免职示儆而已。万历三年，御史傅应祯又上疏请开言路，为懋学鸣不平，旋被谪戍。于是科道诸臣严用和、刘天衢、徐贞明、李祯、乔严等，又纷纷上疏，为应祯鸣不平，亦均被谴谪。公此时愠于群小，悉心应付，固已痛苦非常。不谓其门生刘台以巡按辽东时违例误报战功，致受饬责，竟于万历四年上疏，对公肆行攻击，借以报复，其措辞之偏激，尤足予公以难堪。此疏立言纯系意气用事，自无足取，然亦可略窥当时士大夫反对江陵集中相权之心理，姑录之以供参考：
臣闻进言者皆望陛下以尧、舜而不闻责辅臣以皋、夔，何者？陛下有纳谏之明，而辅臣无容言之量也。高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丞相，事归部院，势不相摄，而职易称。文皇帝（成祖）始置内阁，参预机务。其时官除未峻，无专肆之萌。二百年来，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学士张居正偃然以相自处，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谏官因事论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请即以祖宗法正之。
祖宗进退大臣以礼。先帝临崩，居正托疾以逐拱，既又文致之王大臣狱，及正论籍籍，则抵拱书令勿惊死。既迫逐以示威，又遗书以市德，徒使朝廷无礼于旧臣。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非开国元勋，生不公，死不王。成国公朱希忠，生非有奇功也，居正违祖训，赠以王爵。给事中陈吾德一言而外迁，郞中陈有年一争而斥去。臣恐公侯之家，布贿厚施，缘例成乞，将无底极。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用内阁冢宰，必由廷推。今居正私荐用张四维、张瀚。四维在翰林，被论者数矣，其始去也，不任教习庶吉士也。四维之为人也，居正知之熟矣；知之而顾用之，夫亦以四维善机权，多凭借，自念亲老，旦暮不测，二三年间谋起复任，四维其身后托乎？瀚生平无善状，巡抚陕西，赃秽狼藉，及骤躐铨衡，惟诺若簿吏，官缺必请命居正。所指授者，非楚人亲戚知识，则亲戚所援引也；非宦楚受恩私故，则恩故之党助也。瀚惟日取四方小吏，权其贿赂，而其他则徒拥虚名。闻居正贻南京都御史赵锦书，台谏毋议及冢宰，则居正之胁制言官，又可知矣。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诏令不便，部臣犹訾阁拟之不审。今得一严旨，居正辄曰：我力调剂故止是。得一温旨，居正又曰：我力请而后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于畏陛下，威居正者甚于威陛下，威福自己，目无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一切政事，台有奏陈，部院题覆，抚按奉行，未闻阁臣有举劾也。居正定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夫部院分理国事，科臣封驳奏章，举劾其职也。内阁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居正创为是说，欲胁制科臣拱手听命。祖宗之法若是乎？
至于按臣回道考察，苟非有大败类者，常不举行，盖不欲重挫抑之。近日御史俞一贯以不听指授，调之南京，由是巡方短气，莫敢展布，所惮独科臣耳。居正于科臣既啖之以迁转之速，又恐之以考成之迟，谁肯舍其便利，甘彼齮龁，而尽臣言事哉？往年赵参鲁以谏迁，犹曰外任也；余懋学以谏罢，犹曰禁锢也。今傅应祯则谪戍矣，又以应祯故而及徐贞明、乔岩、李祯矣。摧折言官，仇视正士。祖宗之法如是乎？
至若为固宠计，则献白莲白燕，致诏旨责让，传笑四方矣。规利田宅，则诬辽王以重罪，而夺其府地，今武冈王又得罪矣。为子弟谋举乡试，则许御史舒鳌以京堂布政，施尧臣以巡抚矣。起大第于江陵，费至十万，制拟宫禁，遣锦衣官校监治，乡郡之脂膏尽矣。恶黄州生儒议其子弟幸售，则令县假他事穷治无遗矣。编修李维桢偶谈及其家富，不旋踵即外斥矣。盖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不然，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宫室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又何由致之？
在朝臣工莫不慨叹，而无敢为陛下明言者，积威之劫也。臣举进士，居正为总裁；臣任部曹，居正荐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讼言攻之者，君臣谊重则私恩有不得而顾也。愿陛下察臣愚悃，抑损相权，毋俾偾事误国，臣死且不朽！（见《明史》台本传》）
疏中对江陵妄肆攻击，毫无佐证。即如所言废辽王而夺其府地一事，台既诬之于先，史官即据以诬之于后，以致谤讟相承，沉冤莫白。实则辽王之废国，衅起于荆州分巡施某，狱成于刑部侍郎洪朝选，江陵初无与焉。即辽藩故邸，亦系以给广元王，公更无攘为己宅之事。（见《全集》附录二《陈治纪书》《张文思公文集后》及《张同奎上六部禀帖》）举此一端，可见疏中攻讦江陵私德之处，纯系挟嫌诬构，无足深论。至关于国事方面，彼其所指谪者，不外违犯祖法擅作威福一点。此则针对公之集中相权锐意革新而发，一面固足淆乱天下之听闻，一面尤足破坏江陵之政策，当非忠君爱国如江陵者所能忍受。况以台原出江陵门下，而竟负恩反噬，一至于此，尤为公所切齿痛心。于是为表明心迹计，公乃不得不上书求去矣。原疏如左：
昨以御史刘台论列，具奏乞休。伏奉圣旨：“卿赤忠为国，不独简在朕心，实天地祖宗所共降鉴。彼谗邪小人，已有旨重处。卿宜以朕为念，速出辅理，勿介浮言。吏部知道，钦此。”臣捧读恩纶，涕泗交集。念臣受先帝重托，既矢以死报矣。今皇上圣学尚未大成，诸凡嘉礼尚未克举，朝廷庶事尚未尽康，海内黎元尚未咸若。是臣之所以图报先帝者未罄其万一也，臣敢言去？古之圣贤豪杰，负才德而不遇时者多矣。今幸遇神圣天纵不世出之主，所谓千载一时也，臣又岂可言去？皇上宠臣以宾师不名之礼，待臣以手足腹心之托，和亲相倚，依然蔼然，无论分义当尽，即其恩款之深洽，亦自有不能解其心者，臣又何忍言去？然而臣之必以去为请者，非得已也。盖臣之所处者危地也；所理者皇上之事也；所代者皇上之言也。今言者方以臣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以代王行政者，非威也则福也。自兹以往，将使臣易其涂辙，勉为巽顺以悦下耶？则无以逭于负国之罪；将使臣守其故辙，益竭公忠以事上耶？则无以逃于专擅之讥。况今谗邪之党，实繁有徒，背公行私，习弊已久。臣一日不去，则此辈一日不便；一年不去，则此辈一年不便。若取臣之所行者，即其近似而议之，则事事皆可以为作威，事事皆可以为作福。睊睊之谗日哗于耳，虽皇上圣明，万万不为之投杼，而使臣常负疑谤于其身，亦岂节之所宜有乎？此臣之所以辗转反侧，而不能不惕于衷也。伏望皇上怜臣之志，矜臣之愚，特赐罢归，以解群议。博求廊庙山林之间，必有才全德备之士，既有益于国，而又无恶于众者，在皇上任之而已。臣屡渎宸严，无任战栗陨越之至！（《被言乞休疏》）
疏上，神宗特遗司礼太监孙隆持酒食赍温旨慰留，公不得已始复出理政。帝乃逮台至京师，下诏狱，命杖百远戍。公复上疏救之，始从宽免予廷杖，仅遣戍而已。（按《明史》江陵及台本传所载关于台劾江陵事，多厚诬江陵，甚至谓台之死于戍所，亦公有以致之。所言多系虚构，不可信。今从周圣楷所撰公本传，见《全集》附录二）
台既被黜，诸臣知公圣眷方隆，遂莫敢撄其锋，反对风潮因之暂趋于沉寂。顾反对派之敌意固仍蕴蓄于中，无时不伺公之隙，欲得而甘心之。及万历五年九月，公父观澜忽病逝于江陵原籍，于是夺情之议起。伺端报复者乃更有所借口而大肆其攻讦，墨守经义者更从而推波助澜，公乃遭遇其毕生最痛苦之一幕，几于抱恨终天矣。
当公之初闻父丧也，即陈请回籍守制，疏中有云：
臣今犬马之齿才五十有三。古人五十始服官政，而本朝服制止于二十七个月；计臣制满之日，亦五十六岁耳。此时自量精神体力尚在强健，皇上如不以臣为不肖，外则操戈执锐，宜力于疆场，内则荷橐持筹，预议于帷幄；远迩闲剧，惟皇上之所使，虽赴汤蹈火，死不敢避。是臣以二十七月报臣父，以终身事皇上也。昔人所谓报国之日长，报刘之日短者也。如此则君臣父子之伦虽不得以并尽，而亦不至于相妨。夫古人有衔哀赴官墨绖从政者，有金革之事则可。方今赖皇上威德，四郊无垒，九塞清尘，故臣欲以其间少尽私情，此臣之所以吁天泣血，哀鸣而不能自已者也。（《乞恩守制疏》）
此疏情词恳切，无以复加，公之志在奔丧，于此可见。无如两宫太后及神宗倚畀方殷，坚不许去。户部侍郎李幼孜、御史曾士楚、给事中陈三谟等复交章请留。公不获已，乃勉请在官守制，所有应支俸薪尽数辞免，入侍讲读及在阁办事，俱着青衣角带，出归私第，仍以缞服居丧；并迫请俟父茔竣工，准其归葬，就便迎母来京，上随即温旨报可，惟于归葬一节，仍令候旨。讵此议甫定，反对风潮即随之而起。诸翰林王锡爵、张位、赵志皋、吴中行、赵用贤、习孔教、沈懋学辈，纷纷上疏，坚以夺情为不可。员外郞艾穆、主事沈思孝、进士邹元标复继起争之。中行疏中略谓：
居正父子异地分睽，音容不接十有九年，一旦长弃数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匍星奔，凭棺一恸，必欲其违心抑情，衔哀茹痛于庙堂之上，而责以訏谟远献，调元熙载，岂情也哉？……事系万古纲常，四方视听。惟今日无过举，然后后世无遗议。销变之道，无逾于此者。（见《明史》中行本传》）
所言已备极偏激矣。元标乃更进一步而肆为谩骂，至谓：
臣观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若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者。不知人惟尽此五常之道，然后谓之人。今有人于此，亲生而不顾，亲死而不奔，犹自号于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可谓之非常人哉！（见《明史》元标本传）
帝览奏震怒，中行、用贤、穆、思孝、元标等五人皆坐廷杖，并谪斥有差。公复上疏力请曲谅言臣无知，勿与计较。时议者犹呶呶不休。帝乃诏谕群臣，再及此事者诛无赦，复采纳言官建议，考察群臣，自陈不职，听候处分。于是此一大风波始告停息。然而公内心之苦痛，盖不问可知矣。万历六年三月，神宗婚礼既成，公乃一再疏请归葬。上初犹不许，后以其情辞迫切，乃勉从其请，惟仍限以三个月内葬毕即上道返京。濒行，上范“帝赍忠良”银印以赐之，令如杨士奇、张孚敬例，得密封言事；并戒次辅吕调阳等有大事毋得专决，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公请广内阁员，诏即令公推荐，公因推礼部尚书马自强、吏部左侍郎申时行入阁。公既归葬毕，以母老不能冒炎暑，请俟清凉上道，卒以朝旨催促，乃于六月回朝复职，计往返正三阅月也。讵于公方还京之际，忽又有户部员外郎王用汲借赵应元托疾乞休事，上疏劾公，略谓：
御史应元以不会葬得罪辅臣（指江陵），遂为都御史炌（陈炌）所论，坐托疾欺罔削籍，臣窃恨之。……今大臣未有不逢相之恶者，炌特其较著者尔。以臣观之，天下无事不私，无人不私，独陛下一人公耳。陛下又不躬自听断，而委政于众所阿奉之大臣，大臣益得成其私而无所顾忌，小臣益苦行私而无所愬告，是驱天下而使之奔走乎私门矣。陛下何不日取庶政而勤习之，内外章奏躬自省览，先以意可否焉，然后宣付辅臣，俾之商榷。阅习既久，智虑益宏，几微隐伏之间，自无逃于天鉴。夫威福者陛下所当自出，乾纲者陛下所当独揽；寄之于人，不谓之旁落，则谓之倒持。政柄一移，积重难返。此又臣所日夜深虑，不独为应元一事已也。（见《明臣奏议》）
此疏责公行私无忌，威福自己，与刘台前后如出一辙。上览奏不悦，立谕将用汲切责，并革职为民。公以“其所言有朝廷政体所关，天下治乱所系者”，乃上疏力辩，略谓：
夫吊丧送殡，人道之常，不但臣无所憾于应元，即应元亦未尝有持秉风裁不为私交之意，但偶不与耳。彼亦何所畏避，而遂以病乞休耶？若其称病之有无虚诈及宪职之果否修举，在炌为堂官，访之必真，臣不知也。前者屡奉明旨，御史托病偷安及差满回道，俱着都察院着实纠劾考察。然掌院之臣竟未闻有执法奉行者。今独炌有此举耳，而遂为人所诬指胁制。则后之居是任者必将以炌为戒，宁背违明旨，而不敢结怨台臣，相与务为共同欺蔽，以致纪纲陵替而不可收拾，岂朝廷所以属任台臣振扬风纪之意耶？……至…谓皇上当独揽乾纲，不宜委政于众所阿附之元辅，此则其微意所在，乃陷臣之机穽也。……明主劳于求贤而逸于得人，故信任贤臣者，正所谓揽权也。岂必若秦始皇之衡石程书，刚愎自用；隋文帝之猜忌任察，谗害忠良，而后谓之有权耶？……夫国之安危在于所任，今但当论辅臣之贤不贤耳。使以臣为不贤耶，则当亟赐罢黜，别求贤者而任之。如以臣为贤也，皇上以一身居于九重之上，视听翼为不能独运，不委之于臣，而谁委耶？先帝临终，亲执臣手，以皇上见托。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而谁任耶？羁旅微贱之臣，一旦处百僚之上，据鼎铉之任，若不得明主亲信委用，又何以能肩巨负重而得有所展布耶？况令各衙门章奏，无一不经圣览而后发票。及臣等票拟上进，亦无一不请圣裁而后发行。间有特出宸断，出于臣等智虑所不及者。今谓皇上漫不经意，一切委之于臣，何其敢于厚诬皇上耶？……缘臣赋性愚戆，不能委曲徇人，凡所措画，惟施一概之平。法所当加，亲故不宥；才有可用，疏远不遗。又务综核名实，搜剔隐奸，推毂善良，摧抑浮竞，以是大不便于小人。而倾危躁进之士，游谈失志之徒，又从而鼓煽其间，相与怂恿撺嗾，冒险钓奇，以觊幸于后日，为攫取富贵之计。蓄意积虑，有间辄发，故向者刘台为专擅之论，今者用汲造阿附之言。夫专擅阿附者，人主之所深疑也。日浸月润，铄金销骨，小则使臣冒大嫌而不自安，大则使臣中奇祸而不自保。明主左右既无亲信重臣，孤立于上，然后呼朋引类，借势秉权，恣其所欲为，纷更变乱，不至于倾覆国家不已。此孔子所以恶利口，大舜所以疾谗说也。臣日夜念之，忧心悄悄，故敢不避烦渎，一控兹圣明之前，遂以明告于天下之人，臣是顾命大臣，义当以死报国，虽赴汤蹈火，皆所不避，况于毁誉得丧之间。皇上不用臣则已，必欲用臣，臣必不能枉己以徇人，必不能违道以干誉。台省纪纲必欲振肃，朝廷法令必欲奉行。奸宄之人，必不敢姑息以挠三尺之公；险躁之士，必不敢引进以坏国家之事。如有捏造浮言，欲以荧惑上听紊乱朝政者，必举祖宗之法，请于皇上而明正其罪。此臣之所以报先帝而忠于皇上之职分也。（《乞鉴别忠邪以定国是疏》）
疏上，奉上谕：“朕践阼之初，方在冲幼，赖卿受遗先帝，尽臣辅佐，以至于今。纪纲振肃，中外又宁，此实宗社之灵所共昭鉴。惟是奸邪小人，不得遂其徇私自便之计，假公伺隙肆为谗谮者，累累有之。览奏忠义奋激，朕心深切感动。今后如再有讹言诪张挠乱国是者，朕必遵祖宗法度，置之重典不宥。卿其勿替初心，始终辅朕，俾臻于盛治，用副虚己倚毗至怀！吏部知道！”观此谕，无论出自上意，抑系秉承母后意旨，似尚能鉴公忠诚而悉心信任之者。乃厥后公殁未久，遗疏在耳，遽信奸珰之谗，入公于罪。出乎反乎，前后判若两人，抑又何耶？用知专制淫威，喜怒不测，诚有难乎其为臣者矣！
公自迭遭攻击，虽以内省无惭，幸获安于其位，得以尽心竭力，从事于政治主张之实现。加以神宗表面上固犹信任有加，敬礼备至，一切政治设施自可依次实行，无虞掣肘。此自专制时代政治家之立场观之，未始非千载一时之际遇。愿以群僚侧目而视，谤讟萃于一身；一令出则阳奉而阴违，一事举则面谀而腹诽。虽以公之劳怨不辞，形神固已交感疲顿。遂于万历八年三月一再上疏乞休。其第二疏言之尤切，略谓：
今臣之乞去，亦非敢为决计长往也，但乞数年之间，暂停鞭策，少休足力。倘未即填沟壑，国家或有大事，皇上幸而召臣，朝闻命而夕就道，虽执殳荷戈，效死疆场，亦所弗避。是臣之爱身，亦所以爱国也。（《再乞休致疏》）
其言可谓竭诚挚之忱而极哀婉之致矣。顾疏上终不报，慈圣太后并谕上曰：“张先生受先帝付托，岂忍言去？俟辅尔至三十，却再审处，让后人，非晚也。”公不获已，乃不复言去。因是积劳致疾，至万历九年九月遂卧病。上频颁敕谕问疾，大出金帛为医药资。公因上数遣中官趣召，乃力疾强起。至翌年（万历十年）二月公疾复作，四阅月不愈。上屡降手谕问安否，赐内府厨馔，并视医药。百官亦斋醮为祈祷。上命阁臣张四维等理阁中细务，大事即公家平章。及疾革，复一再上疏乞赐骸骨，俾生还乡里，上终不允。是年夏六月二十日，此一代伟人乃终于尽瘁而死矣。讣闻，上震悼辍朝。遣司礼太监张诚监护丧事，赐赙甚厚。两宫太后及中宫圴赐金币。赐祭十六坛。赠上柱国，谥文忠，归葬江陵。
公既薨，张四维遂代为首辅。四维者，公所荐士也，方其初入直，恂恂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辽东初奏大捷，四维未与功赏，已自不慊于心。及辽东再捷，江陵适归葬父，帝归功于公，使使驰谕，俾定爵赏，公因即条列以闻。时次辅吕调阳已与四维等议定功级，而冒滥颇多。公以赏罚明当，乃足劝惩，乖谬如此，殊为可憾，乃就浮滥者悉追夺之。调阳内不自安，随乞休去，四维因更衔恨于心，亟思报复。及继公为政，又与公所荐引王篆、曾省吾等交恶，因更迁怒于公，欲得而中伤之于身后。适奸珰张诚构公于帝前，四维察帝眷公之意已移，遂亦从而下石。于是公殁后甫年余，而奇祸作矣。据周圣楷所撰公本传，公之身后惨祸，有如左述：
会公卒，上所幸珰张诚以保（冯保）与公交结专恣奏闻，上心动。其与四维善者泄之四维，遂嗾其门人极论保以尝上，上谪保南京而籍其家。言事者窥望风旨，益务攻公为奇，并及其党。于是夺上柱国太师，再夺谥，削其诸子官。御史羊可立者，追论公罪，因谓公以私构辽庶人宪㸅狱。庶人妃因讼狱，且曰：“庶人金宝万计，尽入居正府矣。”
上心艳其事，以可立籍公家，乃命张诚及刑部右侍郎邱橓偕锦衣卫指挥给事往，并勘故构王宪㸅事。王宪㸅者，其父王薨，未立，而公之祖父为护卫卒。太妃闻公少警，且与王同岁，召而奇之。赐食，而坐王宪㸅于其下，且谓：“而不才，当为张生穿鼻。”王宪㸅以是惭而衔之。会公登第，召其祖虐之至死，而王淫酗，横暴其国，远近皆怨之，弹劾屡上，遂至削国，以幽死。所谓金宝者，仇语也。邱橓等籍其家，惧不中程，乃拘其诸子，备极榜笞。长子敬修自缢死，家人死者累累，而荆、楚之间骚然株及矣。狱成，命削公秩，夺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谪其子编修、嗣修戍。
又据《明鉴》（卷十）载称：“时潞王婚礼所需珠宝未备，太后以为言。上曰：‘办此不难，年来廷臣无耻，尽献张、冯二家耳。’自此内中张先生称谓，绝以为讳；而籍没之举亦胎于此”。又云：“籍没其家产，其产不及严嵩二十分之一。……上曰：‘张居正诬蔑亲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斫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明史》本传述其籍没时之惨状，谓：“守令先期录人口，锢其门，子女多遁避空室中。比门启，饿死者十余辈。诚（张诚）等尽发其诸子兄弟藏，得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其长子礼部主事敬修不胜刑，自诬服寄三十万金于省吾（曾省吾）、篆（王篆）及傅作舟等……”（江陵本传）。而敬修所写血书，至谓：“……其当事噂沓之形与吏卒咆哮之景，皆生平所未经受者，而况体关三木首戴幪巾乎？在敬修固不足惜，独是屈坐先公以二百万银数；不知先公自历官以来，清介之声，传播海内，不惟变产竭资不能完，即粉身碎骨亦难充者。……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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