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张居正大传 [book_author]朱东润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传记,完结 [book_length]272419 [book_dec]《张居正大传》是朱东润具代表性的作品，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之一。全书以确凿可信的史料描述了张居正的一生，他从一个普通家庭起步几经沉浮，终位极人臣。面对弊政，他不惧难关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扭转了明朝后期的颓势。作品不仅刻画了这样一位有作为的历史人物形象，也揭示了封建王朝内部的权力斗争，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张居正 是明朝后期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改革家之一。他从荆州的一个普通家庭起步，经过不懈努力，成为万历首辅、神宗皇帝老师，以及明朝中兴的奠基人。 张居正对明朝的弊政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了良好成效，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颇有建树。但是，为了推行改革措施，张居正也曾经使用过不光彩的手段，其个人生活也难说检点。生前，他位高权重，一言九鼎；死后，却被剥夺谥号，查抄家产，祸及子孙。否定了张居正改革成果的大明帝国，也走向了灭亡之路。 [book_img]Z_6213.jpg [book_title]序言 二十余年以前，读到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我开始对于传记文学感觉很大的兴趣，但是对于文学的这个部门作切实的研讨，只是一九三九年以来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到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进展，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 宗旨既经决定，开始研读。除了中国作品以外，对于西方文学，在传记作品方面，我从勃路泰格的《名人传》读到现代作家的著作；在传记理论方面，我从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论》读到莫洛亚的《传记综论》。当然，我的能力有限，所在地的书籍也有限，我只有尽我的力量在可能范围以内前进。 在这几年以内，陆续写成《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传记文学与人格》和其他几篇文字发表了，没有发表的也有几篇。除了散篇以外，本拟叙述中国传记文学之趋势，但是因为参考书籍缺乏，只能写定一些纲领，未能完成；完成的只有《八代传记文学述论》一本十余万字的著作。 对于中国传记文学的进展，总算勉强有些认识，但是认识过去，当然不是开导将来。佛家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是一句颠扑不破的名言。要想为中国文学努力，专靠称扬古人，叙述故籍，其结果只落得“阅尽他宝”，谈不上继往开来的工作。一般文学如此，传记文学也是如此。所以决定实地写一本传记。这是一个尝试，成功固然很好，失败也可以给自己和别人一些警戒，实际也是一种成功。自己对于失败，本来不感觉很大的威胁，何况现在无论如何都有相当的成就呢！ 写作的目标决定，其次便是形式的问题。自己认定世界是整个的，文学是整个的，在近代的中国，传记文学的意识，也许不免落后，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必然有把我们的意识激荡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汉列传的时代过去了，汉魏别传的时代过去了，六代唐宋墓铭的时代过去了，宋代以后年谱的时代过去了，乃至比较好的作品，如朱熹《张魏公行状》、黄幹《朱子行状》的时代也过去了。横在我们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来传记文学的进展。我们对于古人的著作，要认识，要了解，要欣赏。但是我们决不承认由古人支配我们的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纵使有人主张，其实是一个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谬论。 西方三百年来传记文学经过不断的进展，在形式和内容方面，起了不少的变化，假如我们采取这一条路线，我们究竟采取哪一个方式呢？ 最有名的著作当然是鲍斯威尔的作品。一部《约翰逊博士传》成为家传户诵的文章。这里我们看到一位不修边幅的博士，和他的许多朋友，我们听到他们讨论文学，讨论政治，乃至于讨论栽树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有时约翰逊来一次恶谑，捧腹大笑，剩得被嘲的鲍斯威尔抱怨自己的不幸。约翰逊笑也有，骂也有，但是他的学生葛立克趁先生不在的时候，描写先生夫妇间的爱恋，蹑手蹑脚，更引起哄堂的狂欢。这是生活，因此这部著作成为不朽的作品。但是要写成这样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传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关系，而后才有叙述的机会。至于作者文学上的修养和鲍斯威尔那种特有的精神，都是这类著作的必要条件。 另外一种是斯特拉哲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这是一部近代的著作，打开了“现代传记文学”的局面。在薄薄的二百几十页里面，作者描写女王的生平。我们看到她的父母和伯父，看到她的保姆，看到她的丈夫和子女。我们看到英国的几位首相，从梅尔朋到格兰斯顿和狄士莱里。这里有英国的政局，也有世界的大势。但是一切只在这一部薄薄的小书里面。作者没有冗长的引证，没有繁琐的考订。假如我们甘冒比拟不伦的危险，我们不妨说《维多利亚女王传》很有《史记》那几篇名著的丰神。这一部书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其实不是偶然的事。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国，似乎还不是提倡这一类著作的时期。英国人有那种所谓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近世以来那种繁重的作品，一部《格兰斯顿传》便是数十万字，一部《狄士莱里传》便是一百几十万字，他们的基础坚固，任何的记载都要有来历，任何的推论都要有根据。在这个情形之下，斯特拉哲脱去一切繁重的论证，探赜钩玄，当然立刻使人耳目一新，夺取特有的地位。但是斯特拉哲的著作正筑在那个坚固的基础上面。尽管有许多人称道这个写法，但是我的愚见，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国，绝对不能写成那样的名著。中国人模仿他的写法，只会写成那种含讥带讽、似小说不是小说、似史实不是史实的作品。二三十年以来的中国文坛，转变的次数不在少处，但是还没有养成谨严的风气。称道斯特拉哲的人虽多，谁能记得这薄薄的一册曾经参考过七十几种的史料？仲弓说过：“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朱熹《集注》：“言自处以敬，则中有主而自治严，如是而行简以临民，则事不烦而民不扰，所以为可；若先自处以简，则中无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简，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这是说的政治，但是同样也适用于文学，没有经过谨严的阶段，不能谈到简易；本来已经简易了，再提倡简易，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所以斯特拉哲尽管写成一部名著，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国，不是提倡这个做法的时代和地点。 那么唯有谈到第三个做法了。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作品，常常是那样地繁琐和冗长，但是一切都有来历，有证据。笨重确是有些笨重，然而这是磐石，我们要求磐石坚固可靠，便不能不承认磐石的笨重。十九世纪以来的作品使人厌弃的，不是它的笨重，而是取材的不知抉择和持论的不能中肯。这两点，从斯特拉哲的著作里，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可以学会许多的方法。莫洛亚攻击这派的著作，认为他们抱定颂扬传主的宗旨，因此他们所写的作品，只是一种谀墓的文字，徒然博得遗族的欢心，而丧失文学的价值。这个议论，确然获得我们的同情，传记成为颂扬的文字，便丧失本身的价值，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 中国所需要的传记文学，看来只是一种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繁琐、不事颂扬的作品。至于取材有抉择，持论能中肯，这是有关作者修养的事。在作者着手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抱如此的期望，但是能否达到这个目标，一切只能付之读者的评判。孟子说过：“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力的方面，我们应当努力；巧的方面，不一定是单凭努力可以办到的事。 做法既经采取这一种，便得确定一个传主。我曾经说过：“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这一生的记载，在优良的传记文学家的手里，都可以成为优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穷乡僻壤中，田夫野老、痴儿怨女的生活，都是传记文学的题目。”这是一个理想的说法，事实上还有许多必要的限制。一个平常的人物，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所以作者对于这样的传主，唯有运用细腻的文学技巧，从人格分析方面着手，使读者对于传主的性格，感到深切的同情，然后始能了解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不过我们所能细密认识的，只有最有限的几个人，假如眼前不是替他们作传的时候，在这方面，实际便无从着手。在西方文学里面，平常人物的传记，还是非常地寥落，这是一个理由。 因此，只能从伟大人物着手。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正是我徬徨不定的时候。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不在少数，但是在着手的时候，许多困难来了。有的人伟大了，但是他的伟大的场所不一定为我所了解。有的人的伟大是我所了解的，但是资料方面，不是少到无从探取，便是多到无从收拾。抗战期间的图书馆，内部的损失和空虚，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抗战期间的书生，生活的艰苦和困乏，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所以在择取传主的时候，更有许多顾虑。其次，在下笔的时候，还得考虑写作中的困难。传主的时代太远了，我们对于他的生活，永远感觉到一层隔膜；太近了，我们又常常因为生长在他的影响下面，对于他的一生，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那一个秋天，我因为传主的选择，经过不少的痛苦。 最后才决定了张居正。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像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之中，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面，再没有第二个和他比拟的人物。这个时期以前数十年，整个的政局是混乱，以后数十年，还是混乱；只有在这十年之中，比较清明的时代，中国在安定的状态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进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他所以成为划时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但是居正的一生，始终没有得到世人的了解。“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实的批评。最善意的评论，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有的推为圣人，有的甚至斥为禽兽。其实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温、莽：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镕而同时又想陶镕时代的人物。 但是，许多困难的问题来了。 第一，居正是几乎没有私生活的人物。现代传记文学，常常注意传主的私生活。在私生活方面的描写，可以使文字生动，同时更可以使读者对于传主发生一种亲切的感想，因此更能了解传主的人格。但是关于居正的私生活，我们所知道的太少了；明代人笔记里面，也许有一些记载，我们为慎重起见，不敢轻易采用，这一个缺憾，几于无法弥补。 第二，居正入阁以后的生活中心，只有政治；因为他占有政局的全面，所以对于当时的政局，不能不加以叙述。繁重、琐屑，都是必然的结果，但是不如此便不能了解居正。也许有人以为史传中的人物，寥寥数百字，可以挈举当时政局的大概，为什么要这样地浪费笔墨？不过，任何一篇史传，只是全部正史的一篇，在史家运用互见之例，尽可言在于此而意喻于彼，这是传记文学作品享受不到的便利。 最困难的是一般人对于明代大局的认识。大家知道居正综核名实，但是要他们举出名实是怎样地综核，他们便有些茫然。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学生不知道明朝内阁的制度；一个研究政治的专家不知道明朝实际政治的运用，不是一件罕见的事。尤其不幸的是人们那番“好古”的精神。因为好古，所以不知现代，乃至不知和现代接近的时代。一般人知道秦始皇筑长城，而不知现在的长城是杨一清、余子俊、翁万达、杨博等所筑的边墙；他们知道隋炀帝开运河，而不知现在的运河是宋礼、万恭、李化龙、曹时聘等所凿的水道。知识界这种知古而不用今的习气，使得他们对于近代的事态，发生一种隔阂。说少了，他们不会明白；说多了，他们会嫌烦渎：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这许多困难的后面，还有一个难题，便是材料的缺乏。《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纪》《明史稿》《明会典》这一类常见的书籍，固然可以到手；但是重要的材料如《明实录》，就正是一部不能轻易看到的书，除了间见征引以外，竟无从利用，不能不算是一件遗憾的事。 主要的史料仍是《张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以本人的著作，为本人的史料，正是西方传记文学的通例。一个人的作品，除了有意作伪一望即知者以外，对于自己的记载，其可信的程度常在其他诸人的作品以上。关于这一点，当然还有一些限制：年龄高大，对于早年的回忆，印象不免模糊；事业完成，对于最初的动机，解释不免迁就。对于事的认识，不免看到局部而不见全体；对于人的评判，不免全凭主观而不能分析。人类只是平凡的，我们不能有过大的期待，但是只要我们细心推考，常常能从作者的一切踳驳矛盾之中，发现事态的真相。西方传记文学以传主的作品为主要的材料，其故在此。 《张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的母本，是明刻《太岳集》，卷数同。在这四十六卷之中，共奏疏十三卷，书牍十五卷，文集十一卷，诗六卷，《女诫直解》一卷。除《女诫直解》以外，一切都和居正生活有关，当然是最好的史料。但是事实上这并不是居正全集的原貌。居正进白莲、白燕颂，见《明史》，今集中有《白燕曲》而无《白莲颂》。居正为高拱墓铭，见书牍卷十四《答司马曹傅川书》，今不见文集。居正有《请令天下度田疏》，略见《明史纪事本末》，今不见奏疏。张嗣修《编次先公文集凡例》言：“先公文集，在旧记室所者，自嗣修等逢难，十余年后，始得完归，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如少年所作诸赋，全逸；应制诗，敕撰文，逸十之二；仅据存者编次之，凡为诗六卷，为文十四卷(1)，为书牍十五卷，为奏对十一卷，合之则为全集，离之亦可四种。”所谓“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大致是一句遁词。余懋学曾为居正进《白莲颂》，提出弹劾(2)；神宗曾斥居正“假以丈量遮饰，骚动海内”(3)；《白莲颂》和《请令天下度田疏》未经收入，大致是有意的删除，不是无意的逸失。至于高拱墓铭的被删，当然只是嗣修、懋修的偏见。韩愈论张巡、许远的后裔，斥为“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大致嗣修、懋修恰是“不能通知二父志”的一类。 这四种著作的编次，也不一律。假如全体都用编年的次序，对于后人当然是一种便利，偏偏嗣修等要分类，尤其是诗集、文集，非经过一番研读参证的工夫，不能推定某篇是某年的作品，而推定的结果，只是一种假定，不是确定，所以史料的价值，不免受到影响。 幸亏奏疏、书牍的篇次，大体是编年的，所以勉强可以寻得一些端绪，但是编年之中，还不免有些分类的意味。奏疏十三卷之中，前十一卷为居正入阁以后的作品，而后二卷为入阁以前的作品。书牍十五卷，前十三卷为居正入阁以后的作品；第十四卷为居正与徐阶书三十一篇，与高拱书四篇以及其他与徐、高二人有关的书牍；第十五卷为报知己书，与王世贞、世懋兄弟书，以及入阁以前的作品，而以示季子懋修书附后。一切都看出那种编次无法的形态。 最诧异的是书牍诸篇的标题。嗣修自言：“先公书牍，自旧记室所携来，盖嗣修等遭家难十余年所，而手泽完归，考其年月，似裁答俱无恙也。或有举其官，缺其号，或有举其号，缺其官，或官号俱备，或直举其讳，凡例不定。嗣修等不敢以己意追补，仍其旧日授书记语耳。”(4)嗣修认为书牍标题，出于居正口授。其实这是一句遁辞。书牍十三有《答宣大巡抚郑范溪书》，其时郑洛为宣大总督而非巡抚；有《答蓟辽总督张崌崃书》，其时张佳胤为宣府巡抚而非蓟辽总督，及居正殁后，佳胤始有蓟辽总督之命。诸如此类，可举者尚多。一切看出书牍前十三卷纵使大体保存编年的形态，但是标题方面，还是非常凌乱；有一部分出于居正口授，还有一部分则出于事后的追题，至其或出于书记之手，或出于嗣修、懋修之手，则不可考。 即就编年的奏疏及书牍而论，所谓“编年”，其实只给一个先后的顺序，并没有注明某疏、某书作于某年某月，也没有指实某卷是某年某月之作，编年的作用，实际还不能充分，一切待从史实方面推比证验，始能得到一个大概的情形。不过比诗集、文集要每卷、每篇单独推求的，已经便利了许多。 要为居正作传，眼前所有的材料，只有这一点点。倘使看到《明实录》，对于居正入阁十六年中的政绩，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认识；倘使看到同时诸人的文集，对于居正一生的史实，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参证。但是没有办法，一切的空论，掩饰不了材料的空虚。我感到徬徨了，几番想把这个主题搁下，但是还有一些眷恋，终于竟把这本传记写成。这是为的什么？我认定传记文学的写成，不完全是材料的问题，同时还有写法的问题。蒙尼辨耐的《狄士莱里传》写成六大厚册，一百五十万言，在材料方面，可称毫发无憾，但是莫洛亚的《狄士莱里传》继此出版，不妨为一本有名的著作。华盛顿早年的日记，直到最近方始发现，关于他早年的恋人，还无从确定名姓，但是华盛顿的传记，已经出到五百种以上，并没有因为材料的不完备而停止。“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家知道有一个“至善”，也知道这个“至善”是无法完成的，但是人类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于“至善”的努力。也许我们对于居正的估计，未免朦胧一点，其实从他对于国家的关系讲，人物不能不算伟大，只要传记文学的风气一开，以后再有十种乃至百种张居正传，并不是不能想象的事。那么这一本材料不甚完密的著作，替大家做一个前驱，未尝不是尽了一份必要的责任。 其次关于文字的方面。我写《读诗四论》和其他几本书的时候，用的是文言，因为这许多书中，充满文言的引证，为求本文和引证的配合起见，当然以用文言为妥适。但是在写的时候，时常感觉到一种新的意境，必须运用新的笔调，才没有辞不达意的遗憾。后来写《八代传记文学述论》，用的语体，便是这个理由。用语体写的时候，也有两种困难。第一，本文和引证显然用两种文体，读者最易感觉文字的不谐和，这是无可避免的困难。其次，语体的语汇比较贫乏，因此在叙述的时候，时常有借用文言语汇或另行创造的必要。这个困难也是同样无可避免，不过最近数年以来，这样的写法，已经成为风气，文字语言都在不断地蜕变，大家在这个风气之中，也就觉得无可非议。“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许二十年以后，又有一种变化，一切留给将来的人批评吧。 这样便引到对话的问题。对话是传记文学的精神，有了对话，读者便会感觉书中的人物一一如在目前。一篇《项羽本纪》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项羽和项梁往观，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项梁掩其口曰：“无妄言，族矣！”这是两个人的对话。项羽要杀宋义，他说：“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这是项羽誓众的宣言。其后鸿门之宴，项羽、范增、项庄、沛公、张良、樊哙，都有说话，文字非常生动，尤其是樊哙入见的一段，项羽按剑说：“客何为者？”这是问樊哙的，偏偏樊哙不答，张良说道：“沛公之骖乘樊哙者也。”项王才说“壮士，赐之卮酒”，这又是吩咐侍从了。一切都写得错综变化，使人感觉异常地活跃。 这个写法，在小说家手里，成为最好的工具。现代传记文学家也时常采用这个写法。但是传记文学是文学，同时也是史。因为传记文学是史，所以在记载方面，应当追求真相，和小说家那一番凭空结构的作风，绝不相同。这一点没有看清，便会把传记文学引入一个令人不能置信的境地；文字也许生动一些，但是付的代价太大，究竟是不甚合算的事。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只要是有根据的对话，我是充分利用的，但是我担保没有一句凭空想象的话。这里另外也有一些困难。从前人记对话，往往不用活的言语，而用死的文字。例如谷应泰记严世蕃下狱以后，徐阶和刑部尚书黄光升等计议的一节： 阶固已豫知，姑问稿安在，吏出怀中以进，阅毕曰：“法家断案良佳。”延入内庭，屏左右语曰：“诸君子谓严公子当死乎，生乎？”曰：“死不足赎。”“然则，此案将杀之乎，生之乎？”曰：“用杨、沈正欲抵死。”徐阶曰：“别自有说。杨、沈事诚犯天下公恶，然杨以计中上所讳，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岂肯自引为过？一入览，疑法司借严氏归过于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5) 这不会使人相信徐阶和黄光升等是这样说法的。明白一点说，从前人把白话翻成文言，现在我们必须把文言仍旧翻回白话。这一类翻译的方法，在经史方面有相当的根据。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兜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嚣讼，可乎？’帝曰：‘畴咨若予采？’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工。’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这是一段佶屈聱牙的文章。太史公五帝本纪便完全改过了，我们看到“尧曰：‘谁可顺此事？’兜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太史公做过一番翻译工夫，文字便非常地通畅。假如太史公生在今日，那么看到我们把谷应泰的文言，翻回白话，一定不会感到诧异。 在把文言翻回白话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这是翻回明代人常用的语言，而不是翻成现代人常用的语言。我们对于明代人的说话，未必有很清楚的概念，但是不妨认为明代人不会用现代特有的语汇，不会用现代变质的文法，不会用现代稗贩的幽默。在这几方面加以注意，也许可以得到明代人说话的大概。稍为困难的是明代帝后的说话。封建帝后早已随着时代而消失了，我们没有机会和他们接触。他们是和普通人一样地说话吗？还是同剧本所写的一样，平时也是称“孤”道“寡”吗？从我所见到的，大致他们还是和普通人一样。神宗生母孝定太后说过：“说与皇帝知道，尔婚礼将成，我当还本宫，凡尔动静食息，俱不得如前时闻见训教，为此忧思。”(6)神宗自己也说过：“我一时昏迷，以致有错，尔等就该力谏乃可。尔等图我一时欢喜不言，我今奉圣母圣谕教诲我，我今改过，奸邪已去。”(7)这都是极普通的说话，我们可以从此看到帝后说话的大概，在叙述对话的时候，也有一个根据。 最可喜的是居正奏疏中间留下许多对话的记载，如《谢召见疏》(8)《召辞纪事》(9)《召见纪事》(10)《召见平台纪事》(11)《送起居馆讲〈大宝箴〉记事》，《送起居馆论边情记事》(12)。在记载的当中，居正偶然也有把对话写成文言的时候，但是大多数都能保存当日的语气，即如《谢召见疏》记隆庆六年六月间居正奉召入朝以后，神宗说：“先生为父皇陵寝，辛苦受热。”又说：“凡事要先生尽心辅佐。”其后居正奏请遵守祖宗旧制，讲学亲贤，爱民节用，神宗答称：“先生说的是。”居正再请神宗慎起居、节饮食，神宗说：“知道了。与先生酒饭吃。”在这许多地方，我们看到当日的语调，正是最有价值的记载。 同时我们还得知道即使居正所记的说话，有时虽写成文言，其实文言和语体本来没有绝对的界限，而在说话之中，为求语言的简练，时常有由语体转成文言的倾向。授课的时候，教师有时采取近乎文言的语句，以便学生笔记，正是平常习见的事，何况奏对之时，更觉“天颜”咫尺，不许冗长烦琐呢？ 这本书的大体计划，是在一九四一年决定的。次年春间，写成《八代传纪文学述论》。今年春间，重行写定《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为师友琅琊馆撰述第四种、第五种。在这几年之中，一切剩余的时间，都消耗在这本书上，实际著笔是从今年一月三日开始，八月六日终了，是为师友琅琊馆撰述第六种。 也许有人看到大传的名称，感觉一点诧异。传记文学里用这两个字，委实是一个创举。“大传”本来是经学中的一个名称；尚书有《尚书大传》，礼记也有大传；但是在史传里从来没有这样用过。不过我们应当知道中国的史学，发源于经学，一百三十篇的《史记》，只是模仿《春秋》的作品：十二本纪模仿十二公，七十列传模仿公羊、谷梁。“传”的原义，有注的意思，所以《释名·释典艺》云：“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七十列传只是七十篇注解，把本纪或其他诸篇的人物，加以应有的注释。既然列传之传是一个援经入史的名称，那么在传记文学里再来一个援经入史的“大传”，似乎也不算是破例。 几年以来的心力，所成就的只是这本很平常的著作，自己的学力，仅仅达到这个阶段，原是无可如何的事。我的希望，本来只是供给一般人一个参考，知道西方的传记文学是怎样写法，怎样可以介绍到中国。我只打开园门，使大众认识里面是怎样的园地，以后游览的人多了，栽培花木的也有，修拾园亭的也有，只要园地逐日繁荣，即是打开园门的人被忘去了，他也应当庆幸这一番工作不是没有意义。《法显行传》记法显经过沙河的一节：“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在一个漫无边际的境界，我们唯有踏着前人的足迹，作为自己前进的路线。前人对于我们所尽的责任，正是我们对于后人所有的义务。无论成功或失败，现在的努力，对于后人都是一个重要的参考。 我应当趁这个机会，对于远方的两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二十余年的生活，养成我不事家人生产的习惯。我独自漂流异地，难得在寒暑假中回去一次。对日作战以后，我从越南入国，绕到抗战的大后方，从此没有看到故里。家事的处分，儿女的教养，以及环境的应付，一向我不过问，现在更落在一个人的肩上。我没有听到抱怨，也没有听到居功。尤其在故乡沦陷以后，地方的情形更坏，斗大的一个县城，充满最复杂的事态，天涯游子的家属，剩得举目无亲的境地，但是我始终没有听到怨恨和愁诉。正因为有人把整个的心力对付家庭，我才能把整个的心力对付工作。我自己的成就只有这一点点，但是在我历数这几种撰述的时候，不能忘怀数千里以外的深闺。我认为在我的一切成就之中，这是和我共同工作的伴侣。 还有一个更远在万里之外，现正在作一次国外的旅行。我们的认识远在三十余年以前。我们曾经共同受过小学教师的训导，共同听过泰晤士河的波声；之后，在同事十余年之中，又共同欣赏过东湖的初月、乐山的暮钟。在我们同事的中间，他的著作，我都曾经看过；我的作品，也没有一本不曾经过他的商订。这本书写成的时候，他不及看到，但是最初的计划，曾经和他讨论。从他那里，我得到不少的鼓励，不少的协助；但是以前因为时常见面的关系，没有感觉致谢的必要。现在我得告诉他，万里波涛的重洋，遮断不了平生许与的友谊。 努力啊，我愿有更好的成就，报答一般友好的关切。 朱东润自序于重庆柏溪寓斋 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 ———————————————————— (1) 合《女诫直解》计之，故言此。 (2) 《明史》卷二三五《余懋学传》。 (3)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 (4) 《书牍凡例敬题》。 (5)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 (6)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六《乞遵守慈谕疏》。 (7) 奏疏九《处治邪佞内臣疏》。 (8) 奏疏二。 (9) 奏疏七。 (10) 奏疏八。 (11) 奏疏九。 (12) 奏疏十一。 [book_title]第一章　“荆州张秀才” 宋恭帝德祐二年，临安陷落，皇帝成为俘虏。宋代遗臣立益王昰为帝，改元景炎，继续斗争。景炎三年帝昰死了，他们再立卫王昺为帝，改元隆兴。整个的斗争，开始向南转进，南宋王朝的根据地，剩得海南岛的一角。是年，文天祥的孤军失败，天祥也成为俘虏。隆兴二年，崖山的斗争又失败了，陆秀夫抱帝昺投海。张世杰还想再立皇帝，重新燃起斗争的火焰，但是惊天动地的风浪沉灭了这一个民族英雄。南宋王朝的抗元斗争就这样惨痛地结束了，从此整个的中国第一次开始受鞑靼族的统治。这一年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 宋王朝倒下去了，元王朝兴起来了。但被压在底层的广大贫苦人民地位并没有改善，他们过的仍然是被奴役的生活。在中国境内，仍然是只见到荒淫、暴虐、屠杀和灭亡。部分的统治阶级没落了；曾经统治中国三百二十年的宋室，再不能产生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的死亡，在士大夫的中间也喊不出一个百折不回的志士。剩余的只是月泉吟社这一流的诗人，借着“春日田园杂兴”的诗题，流露一点改朝换代的叹息。 整个的中国，便随着上层阶级的没落而没落，四千年的历史，从此便成为统治者脚下的灰尘吗？不会的。和西方传说中的长命鸟一样，中国人民正从毁灭里得到再生。人民的力量是不能摧毁的。统治者的昏庸腐朽，替他们自己挖掘坟墓，但是人民大众不会随着垂死的统治者走向灭亡，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挣断身上的枷锁，争取生存的权利。他们正准备力量给骑在头上的统治者以狠狠的打击，而他们中间，也正在产生领导人物，领导全人民作斗争。这便是元顺帝以后中国的情态。顺帝至正十一年贩布的徐寿辉起兵，十二年卜士的儿子郭子兴起兵，十三年贩盐的张士诚起兵，十五年白莲会的韩林儿称帝。在这一大群人中，最特出的，一个是皇觉寺的和尚朱元璋，一个是沔阳的渔夫陈友谅。朱元璋把握着最后的胜利，成为明朝的太祖高皇帝。 明太祖起兵，定远人李善长到了军门，只是说，“从此有天有日了”。濠人陆仲亨才十七岁，父母兄弟都死了，他怀着最后的一升麦，躲在草中，唯恐被乱兵搜到，把他送上死亡的境地，恰恰被太祖看见了，太祖喊一声“来呀”，仲亨从此投军。这里看到当时的惨状，和一般人对于这一番动乱的期待。以后善长直做到左丞相，仲亨也成为开国功臣，封吉安侯。有名的功臣里，徐达、汤和是濠人，李文忠是盱眙人，李善长、冯国用、冯胜是定远人，邓愈、胡大海是虹县人，常遇春是怀远人，廖永安是巢县人，他们以外还有许多出身濠州附近的功臣。在明太祖的领导下，淮水流域出了许多英雄。到了明室中衰的时期，也幸亏淮水流域一个无名英雄的后裔，再从人民中间出来，重新领导国家的事业，为明王朝的统治，延长了七十二年的存在。(1)这是明代的大学士张居正。 居正出生的时候，明室已经中衰了。太祖、成祖的武功没有了，仁宗、宣宗的文治也没有了，接后便是正统十四年英宗出征，不幸恰被鞑靼人包围，大军数十万遇到歼灭的命运，连皇帝也成了俘虏。在这个困难的阶段，幸亏于谦出来，拥立景帝，支持了当日的天下。以后是英宗复辟，于谦被杀，再下便是宪宗即位，全国的政治，更看不到清明的时代。宪宗的儿子孝宗，总算是一个贤君，但是孝宗下面，便是荒唐的武宗：北京古老了，宣府是他的“家里”；皇宫住腻了，他住在“豹房”；皇帝做厌了，他自称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太子没有，东宫也不要了，他有无数的义子，把积庆坊、鸣玉坊毁去，改建他的义子府。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造反，十四年宁王宸濠造反，总算没有成为大乱，但是明室的元气，已经衰耗了。武宗殁后，他的从弟世宗即位。世宗是一个有名的干才，但是聪明当中带着痴呆的气息，尽管一面制礼作乐，处处表现太平盛世的现象，可是建斋兴醮，也处处流露荒诞无稽的思想。整个政治的提示是偏执和专制；大臣常有的机遇是廷杖和杀戮。因此到处都是谄谀逢迎的风气。政治的措施只能加速全社会的腐化和动摇。这是张居正出生的时代。 居正的先代，一直推到元末的张关保，凤阳定远人。(2)关保是太祖初起时的一个兵士，以后渡江，破采石矶，从大将军徐达平定江南，立功浙江、福建、广东，最后授归州长宁所世袭千户。居正的祖先，只是定远一个无名的英雄，以后入了湖广的军籍。军籍是明代的一种制度，天下初定，各府设所，诸府要害之地设卫，大致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兵士和官长都有世籍，所谓军籍。居正的祖先，是太祖的功臣，以后又世隶军籍，这便造成了他一生以身许国的夙愿。 关保在史册上没有留下怎样的功绩，死后葬在宜都。居正答宜都知县许印峰说：“远祖孤茔，辱垂青扫拂(3)”，大致即指此。关保的子孙，在居正《先考观澜公行略》里，仅仅传下两个名字，但是到了关保的曾孙，便有事迹可考。他名诚，字怀葛，是居正的曾祖。 张诚只是次子，世袭千户的尊荣，当然与他无关，因此从归州迁到江陵，入江陵籍。张诚到了江陵以后，不得不靠自己谋生，有余的时候，他便施舍穷人，斋供和尚，因此自己永远处在困顿的中间。张诚有点口吃，江陵人给他起一个外号“张謇子(4)”謇子尽管謇子，但是他的话特别多，江陵人常常引“张謇子”的话，教训子弟。居正自己也引过这样几句： 昔念先曾祖，平生急难振乏，尝愿以其身为蓐荐，而使人寝处其上。使其有知，决不忍困吾乡中父老，以自炫其闾里。(5) 二十年前曾有一宏愿，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垢秽之，吾无间焉。此亦吴子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欢喜施与，况诋毁而已乎？(6) 答吴尧山书作于万历元年，上溯二十年为嘉靖三十二年，是年居正二十九岁，正在居正为翰林院编修，大学士徐阶深相期许之后，也正在他以相业自期的时代。宰相的抱负，直溯到一个“謇子”的教训，似是不易理解而其实是最易理解的事。居正把曾祖的宏愿，作为自己的宏愿，这不是蹈袭而是心理的契合。 “謇子”三个儿子：钺、镇、釴。镇字东湖，是居正的祖父。钺长于治产，家道日渐殷实；读书，补县学生；偏偏张镇既不读书，又不治产，只是一味放浪，最后在江陵辽王府充当护卫。(7)从张关保从军到张镇当护卫，总算是一线相传，克绍箕裘。但是中间已隔四代，一切的观念都改变了，这里没有慷慨从军的气概，没有英雄事业的声誉，所剩的只是豪爽的气魄、放浪的生活。偏偏“謇子”喜欢他。这不是因为张镇的可喜，而是因为父母对于不成材的子女，常有特别爱护的意趣。居正称“謇祖顾独爱之，逾于伯季远甚”(8)，其因在此。张镇的豪爽放浪，在居正的生活里，留下一些痕迹：专权、自恣，正是豪爽放浪的人走上政治生活以后的形态。 尽管“謇子”对于张镇特别爱护，但是始终感到一点失望。第二个儿子既不如他的哥哥和弟弟，只有希望他生一个好孩子。所以张镇生子文明的时候，“謇子”说：“我这一生，帮人的忙多了，应当出一个好子孙，也许就是这个孩子吧！”文明字治卿，别号观澜，二十岁上，补上府学生，在科举的时代，总算是一种发展，但是考过七次乡试，始终没有录取。一直到居正点了翰林，三年秩满以后，文明才掷下考篮，叹道：“我从小读书，到今四十年，自己看看，没有什么不如人，但是一直困顿到现在，这是命呀！”其实这不是命，只是文明的“学问”不够。居正说： 先君幼警敏，为文下笔立就，不复改窜，口占为诗，往往有奇句，然不能俯首就绳墨，循矩矱，以是见诎于有司。(9) 四十年的读书，毕竟不能使文明认识自己的不就绳墨，这正是他的倔强。居正又说他“性任真坦率，与人处，无贵贱贤不肖，咸平心无竞，不宿仇怨，人亦无怨恨之者。……喜饮酒，善谈谑，里中燕会，得先君即终席欢饮。自荐绅大夫以至齐民，莫不爱敬，有佳酒，必延致之，或载至就饮”。这里写的当然是文明父以子贵以后的形态，但是也看出他那种放浪不羁的意境。他毕竟是张镇的儿子，也正是张居正的父亲。 “謇子”对于文明的期望，显然还是一个泡影，但是最后他看见居正的出生。居正的成就，是“謇子”存心济世的“报应”吗？未见得，但是他有那种发心济世的宏愿，当然他的子孙会有一天实现他的志愿。居正出生在嘉靖四年五月初三日，他的曾祖父张诚，祖父张镇，父张文明都在。文明是年二十二岁，母赵氏，比文明小两岁。 大人物的怀孕和出生，照例有许多传说。据说居正的母亲，夜中看到房间里突然发亮，一阵火光，一直连到天上，接后一个青衣童子，大约五六岁的样子，从天上慢慢地下来，在房间里绕床尽转，于是赵氏怀妊了。这个大约是居正大贵以后，他的母亲编出来的，以后透过自我催眠的作用，本人竟信以为真了。这正是知识不健全的乡间妇女常有的事。敬修《文忠公行实》还指出赵氏怀孕十有二月才生居正，好像也认为贵征。这大致不会假的。本来在妊十月，虽然是人道之常，但是一个强壮的少妇，第一次怀妊期常会加长，这是每个医生知道的事实。 敬修还指出两个梦。就在居正出生的前夕，张镇梦到遍地大水，一直流满屋子。张镇惊惶的了不得，问奴辈道：“哪儿来这许多水？”奴辈说：“水是从张少保的地里流出的呀。”同夜张诚也梦到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满瓮发亮，随后一个白龟跟着水光浮上来。 居正字叔大，别号太岳，但是小的时候，名为白圭，这是“謇子”因为他的幻梦，给他起名的结果。白圭只是白龟的谐音。嘉靖十五年，居正考生员的时候，荆州府知府李士翱看见居正，认为白圭两字不妥，替他改名居正。 居正的家庭，只是一个寒伧的家庭。嘉靖三十三年居正请假自京回籍，上徐阶书说起：“窃念正起自寒士，非阀阅衣冠之族，乏金张左右之容。”(10)万历中与王世贞书也说：“仆先世单寒，非阀阅衣冠之旧。”(11)这都显出他对于这个家庭环境的认识。但是他存心要挣脱这个环境的约束。本来明太祖是从下层阶级出身的人物，这便给他一种启示。居正《西陵何氏族谱序》说：“至我国家立贤无方，唯才是用，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王谢子弟，或杂在庸流，而韦布闾巷之士，化为望族。”(12)这篇文章，大约作于嘉靖三十七年，其时居正是翰林院编修，正在准备为国家重用。 不过即在居正小时，张家经济状况方面，已经改进了，有奴，有乳媪，总是绰有余裕的形态。居正二岁的时候，大家都看出他是一个聪明孩子。一天他的同堂叔父龙湫(13)正在读孟子，居正在旁，龙湫和他开玩笑道：“孩子，不要夸聪明了，要认识‘王曰’二字才算本领。”又过了几天，龙湫读书的时候，乳媪和居正又来了。龙湫把居正抱在膝上，要他认“王曰”二字，居正居然认识。因此得到神童的名称。五岁居正入学读书，十岁通六经大义，在荆州府很有一些声名。 嘉靖十五年，居正十二岁，在荆州府投考。据说荆州府知府李士翱前一晚做一个梦，梦见上帝给他一个玉印，吩咐转给一个孩子。第二天荆州府点名的时候，第一个恰恰是张白圭，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李士翱把他喊近，仔细一看，正是梦中所见，因此替他改名居正，还嘱咐许多自爱的话。荆州府考过以后，湖广学政田顼来了。李士翱见到田顼，告诉他荆州府有这样一个聪明的孩子。田学政把张居正招来面试。试题是“南郡奇童赋”，居正很快地交了卷。学政和荆州府都惊异的了不得。这年居正补府学生。(14) 大致就在次年发生居正和辽嗣王宪中间的一段故事。太祖洪武十一年封第十五子植为卫王，二十六年改封辽王。起初辽王府在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建文年间，辽王渡海南归，改封荆州，这是辽王府在荆州的由来。张镇为辽府护卫，张家和辽府从此发生关系。居正出生的前一年，嘉靖三年，第六代辽王袭封，这是庄王致格。次年庄王妾生子宪，正和居正同年。致格是一个多病的人，府中大小一切，都由王妃毛氏管理。毛妃有主张，有办法，在当时很有声望。嘉靖十六年，庄王死了，宪因为还在丧服中间，当然不能袭封，而且年龄很小，所以大权还在嫡母毛妃手里。毛妃看到宪只是一个放荡不羁的少年，但是居正已经是名震荆州的小秀才了。一天毛妃招居正入府赐食，吩咐宪坐在下面。毛妃对宪说：“你这样不上进，终有一天给居正牵着鼻子走呀！”宪充满了惭愤，但是没有发作。他和居正，从此成为相识，但是在友谊的后面，深深地滋长了仇恨。 居正十三岁的这一年，从荆州到武昌应乡试，这次要是试中，便是举人了。诗集留下两首最早的作品，录一首于此。 题竹(15)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凤毛丛劲节，只上尽头竿。 这首诗很幼稚，也不像应试的格式。大致这时居正的声名，在湖广已经很大，所以主考给他临时的口试，和平常的形式不同。单凭居正的年龄和声名，原有中举的希望。但是因为湖广巡抚顾璘的主张，这次却没有成功。 顾璘，应天府上元县人，是当时有名的才子，和同县陈沂、王韦称为金陵三俊，其后又加入宝应朱应登，称为四大家。(16)他认为十三岁的孩子就中举人，以后便会自满，反而把上进的志愿打消，这是对于居正的不利，因此主张趁此给他一些挫折，使他更能奋发。他和监试的冯御史说：“张居正是一个大材，早些发达，原没有什么不可，不过最好还让他迟几年，等到才具老练了，将来的发展更没有限量。这是御史的事，一切请你斟酌吧。”这次居正的考卷，很得湖广按察佥事陈束的欣赏。陈束极力主张录取，但是监试御史想起顾璘的吩咐，竭力拒绝，居正竟没有录取。这件事对于居正发生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居正对于顾璘，始终感激。委实这是一件值得感激的事。要是居正就在这年中举，不过早了三年，以后也许在湖广添一个唐寅那样的人物，而一生的事业，便会在诗酒风流中消逝。他自己也曾说： 仆昔年十三，大司寇东桥顾公，时为敝省巡抚，一见即许以国士，呼为小友。每与藩、臬诸君言：“此子将相材也。昔张燕公识李邺侯于童稚，吾庶几云云。”又解束带以相赠曰：“子他日不束此，聊以表吕虔意耳。”一日留仆共饭，出其少子，今名峻者，指示之曰：“此荆州张秀才也。他年当枢要，汝可往见之，必念其为故人子也。”仆自以童幼，岂敢妄意今日，然心感公之知，思以死报，中心藏之，未尝敢忘。(17) 嘉靖十九年，居正十六岁，再应乡试，这次居然中试。十六岁的举人，毕竟很年轻了。恰巧这时顾璘正在安陆督工，居正到安陆进见，顾璘很高兴，把自己的犀带赠给他，说道：“古人都说大器晚成，这是为中材说法罢了。当然你不是一个中材，上次我对于冯御史的嘱咐，竟耽误了你三年，这是我的错误了。但是我希望你要有远大的抱负，要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做一个年少成名的秀才。”其实顾璘对于居正十六岁中举的事，毕竟还以为太早。 就在这年，辽嗣王宪三年丧服已满，照例袭封，成为第七代辽王。居正的发达，当然会加重母妃的督责，也增添宪的惭愤。一切的怨恨，都发泄到辽府护卫张镇的身上。据说宪把张镇召进辽府，赐他喝酒。张镇看到孙儿中举，辽王又赐酒，正得开怀畅饮。可是一杯又一杯，也委实喝不下了，宪强还要他喝。最后，张镇竟是醉死的，因此在居正、宪中间，又添了一件大仇，然而表面一切，还是非常的亲近。居正的曾祖“謇子”，大致已经死了，没有看到居正的发达。 居正乡试中试的第二年，嘉靖二十年辛丑，是会试的一年，这次居正曾否入京会试，不可考。明代的制度，乡试的次年便是会试，新科的举人都要入京，也许居正因为年龄太小，没有去。到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居正入京会试，这次却失败了。他曾说到失败的原因： 夫欲求古匠之芳躅，又合当世之轨辙，唯有绝世之才者能之，明兴以来，亦不多见。吾昔童稚登科，冒窃盛名，妄谓屈宋班马，了不异人，区区一第，唾手可得，乃弃其本业，而驰骛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旧业已芜，今追忆当时所为，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甲辰下第，然后揣己量力，复寻前辙，昼作夜思，殚精毕力，幸而艺成，然亦仅得一第止耳，犹未能掉鞅文场，夺标艺苑也。(18)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居正再行入京会试，会试以后，再与殿试。这次成功了，中二甲进士，选庶吉士。《明史·选举志》言：“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居正这时，已经身居储相之列了。 居正会试时，座主是孙承恩、张治，因为他考《礼记》，所以他的房师是阅《礼记》试卷的陈以勤、吴维岳。进士一甲第一人是李春芳，其后与居正同时为大学士，同科还有殷士儋、王世贞、汪道昆、王宗茂，吴百朋、刘应节、王遴、殷正茂、凌云翼、陆光祖、杨巍、宋仪望、徐栻、杨继盛。这一科有第一流的首相、第一流的文人、立功边疆的大帅、弹劾权倖的忠臣，可算得人甚盛。 ———————————————————— (1) 自穆宗隆庆六年张居正为首辅起，至思宗崇祯十七年为止。 (2) 文集十《先考观澜公行略》。其子敬修作《文忠公行实》，则称始祖福，庐州合肥人。 (3) 书牍十。 (4) 《方言》謇，吃也，謇子二字出此。 (5) 书牍三《答楚按院陈燕野辞表闾》。 (6) 书牍三《答吴尧山言宏愿济世》。 (7) 见王世贞《首辅传》。周圣楷《楚宝·张居正传》《观澜公行略》《文忠公行实》皆讳其事。 (8) 《观澜公行略》。 (9) 文集十《先考观澜公行略》。 (10) 书牍十五《谢病别徐存斋相公》。 (11) 书牍十五《答廉宪王凤洲八》。 (12) 文集八。 (13) 张镇一子文明，即观澜公。《行实》称世父龙湫公，似非文明兄弟。 (14) 《明史·张居正传》称十五为诸生与《首辅传》同，当系嘉靖十五年之误。 (15) 十三岁应试作于楚王孙园亭。 (16) 见《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传四》。 (17) 书牍十五《与南掌院赵麟阳》。 (18) 书牍十五《示季子懋修》。 [book_title]第二章　政治生活的开始 嘉靖二十六年，居正为庶吉士，从此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大道。这时政治的大权，一切都在世宗手里。世宗是一个“英明”的君主，十六岁的时候，他只是兴王，武宗死了，遗诏召他嗣位。他自安陆兴王府入京。到了城外，礼部尚书请用皇太子即位礼，世宗立即拒绝，坚持着遗诏只是嗣皇帝，不是嗣皇子。十六岁的青年，这样地坚决，确实是一个英主的举动。即位以后，为了追尊父亲兴献王的事情，和大臣发生许多的争执，但是在大体上，我们毕竟不能不承认世宗称兴献王为皇考，伯父孝宗为皇伯考，是一种合理的主张。此外还有许多兴礼作乐的事，也许现代的我们不感到很大的兴趣，但是如废除孔子文宣王的尊号，只称先师，撤除塑像，只设木主，究竟不失为开明的举动。 然而嘉靖二十六年，世宗已经老了。他只是四十一岁，但是皇帝的年龄，和一般人不同。崇高的位置，使他的生活失去了上进的诱惑，于是他开始感觉到厌倦，再由厌倦感觉到衰迈了。从嘉靖十八年起，世宗已经不视朝，二十年以后，便一直在西苑万寿宫，连宫内也不去。一切的政务，都在因循和颓废中间消磨了。嘉靖二年起，世宗在宫中开始修醮，至此更是无日不在修醮的当中。当时还有前朝、后朝的分别：前朝百官的章奏，是给世宗皇帝看的；后朝便是道士的章奏，也是给世宗看的，但是后朝的世宗，只是道士的领袖。可是世宗对于整个的政治，仍然把持着，一步不会放松。他是洞内的虎豹，发怒的时候，会从洞内跳出来，打死些獐猫鹿兔，打得厌倦了，便仍回洞内，度那优裕懒散的生活。二十六年以后，世宗杀夏言，杀曾铣，杀丁汝夔、杨选、杨守谦、王忬，乃至杀杨继盛，杀严世蕃，都是同一心理作用。然而世宗毕竟厌倦而衰迈了，整个的政权慢慢地从手里落下，严嵩、严世蕃父子就乘此盗弄君权，显赫一时。可是大柄仍然在世宗手里，当他从斋醮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严嵩不免奉命回籍，严世蕃竟至身首异处。假如这是当时政治的轨道，那么居正入仕的那一年，明代的政治正在这样的轨道上面。 明代自成祖以来，政治的枢纽全在内阁。这是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阁近似、然而完全不同的组织。现代西方的内阁，是议会政治的产物；它的权力相当庞大，有时甚至成为国家的统治者，除了偶然受到议会制裁以外，不受任何的限制；整个的内阁，人员常在六七人以上，有时多至二三十人；全体阁员，不是出于一个政党，便出于几个政见不甚悬殊的政党；内阁总理，纵使不一定能够操纵全部的政治，但是他在内阁的领导权，任何阁员都不能加以否认。明代的内阁便完全两样了。整个的内阁只是皇帝的秘书厅，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秘书：内阁的权力有时竟是非常渺小，即使在相当庞大的时候，仍旧受到君权的限制；任何权重的大学士，在皇帝下诏斥逐以后，当日即须出京，不得逗留片刻；内阁的人员，有时多至八人，但是通常只有四五人，有时仅有一人；因为阁员的来源，出于皇帝的任命，而不出于任何的政党，所以阁中的意见，时常分歧，偶有志同道合的同僚，意见一致，这只是和衷共济，而不是政见的协调；在四五人的内阁中间，正在逐渐演成一种领袖制度，这便是所谓首辅，现代的术语，称为秘书主任，皇帝的一切诏谕，都由首辅一人拟稿，称为票拟；在首辅执笔的时候，其余的人只有束手旁观，没有斟酌的余地，即有代为执笔的时候，也难免再经过首辅的删定；首辅的产生，常常是论资格，所以往往身任首辅数年，忽然来了一个资格较深的大学士，便只能退任次辅；首辅、次辅职权的分限，一切没有明文规定，只有习惯，因此首辅和其余的阁员，时常会有不断的斗争；政治的波涛，永远发生在内阁以内，次辅因为觊觎首辅的大权，便要攻击首辅，首辅因为感受次辅的威胁，也要驱逐次辅；同时因为维持内阁的尊严，所以他们的斗争，常是暗斗而不是明争；又因为内阁阁员，或多或少地都得到皇帝的信任，所以斗争的第一步，便是破坏皇帝对他的信任，以致加以贬斥或降调，而此种斗争的后面，常常潜伏着诬蔑、谗毁甚至杀机。这样的政争，永远是充满血腥，而居正参加政治的时代，血腥正在内阁中荡漾。 嘉靖二十六年，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在二十三年以后，严嵩曾经当过一年有余的首辅，但是因为二十四年九月起用夏言，这是曾经当过三年首辅、资格较深的人物，所以退为次辅。夏言贵溪人，严嵩分宜人，他们虽然同是来自江西，却是属于两个范畴的人物。夏言是一味的高亢，严嵩便是一味的柔佞。夏言有时甚至和世宗反抗。世宗在醮天的时候，自己戴着香叶冠，一时高兴，制了几顶香叶冠，分赐大臣。第二天严嵩把轻纱笼着香叶冠，颤巍巍地戴进西苑来。夏言竟没有戴，世宗问起来，他只说大臣朝天子，用不着道士的衣冠。在他们同在内阁的时候，有一次严嵩跪在皇帝面前，泪水像雨一样地落下，说夏言欺负他，世宗想起夙恨，把夏言斥逐了，这是夏言第一次落职。以后便是严嵩的专权；贪污放恣成为政治的风气，所以世宗才想起重用夏言。夏言再入内阁以后，他们两人仍把以前的作风再行表演。世宗派小内监到他们家里去的时候，夏言只是坐着，把他们当奴才看待；严嵩却拉小内监并坐，数长数短地问着，等到小内监告辞的时候，更是满把的金钱塞到他们袖管里。世宗醮天，要有一道上给玉皇大帝的表章，——因为写在青纸上，当时称为青词，——便吩咐夏言、严嵩拟上来，夏言只是潦草塞责，严嵩便聚精会神，把他的文学天才，完全灌注到青词上面。这是第二次夏言、严嵩在阁内的斗争，但是这次夏言的失败，却失败在内阁之外。 自从明代开国起，直到神宗中世，国家的边患，只有北方的一面。元代的后裔都在北边，在他们分散的时候，对于国家，本来不成为多大的问题；但是一旦团结起来，常会给予国家一种严重的威胁。最初鞑靼骑士，未入河套，所以国家西边还比较安静。英宗天顺六年，鞑靼开始侵入河套，以后逐渐视为他们的给养地，不时再从河套出击，国家西边遂感觉不安。孝宗弘治十年，设总制陕西三边军务，所谓三边，便是指陕西省甘肃、延绥、宁夏三边，一切的布置，都是对付河套的鞑靼，以后称为“套寇”。第一任三边总制王越曾经主张以十五万大军穷搜河套，事未得行。武宗正德三年三边总制杨一清主张夺回河套，上言：“兹欲复守东胜，因河为固，东接大同，西接宁夏，使河套千里之地归我耕牧，开屯田数百里，用省内运，则陕西犹可息肩也。”但是杨一清的计划，也没有贯彻。到嘉靖年间，盘踞河套的吉囊更加猖獗了。河套不清，三边永无宁日。夏言当政以后，二十五年夏间用曾铣总督(1)陕西三边军务。 曾铣，江都人，虽然出生在风华绩靡的地方，但是充满报国的热情。到任不久，十余万套寇冲入边墙，大掠延安、庆阳，曾铣一面以几千兵抵住套寇，一面却另派大军，直捣套寇的根据地，才算解了目前之急。但是曾铣认定最切实的办法，只有把鞑靼逐出河套。他上疏言： 贼据河套侵扰边鄙将百年，孝宗欲复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吉囊据为巢穴，出套则寇宣大三关，以震畿辅，入套则寇延、宁、甘、固，以扰关中，深山大川，势顾在敌而不在我。封疆之臣曾无有以收复为陛下言者。盖军兴重务也，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镬刀锯，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战危，而枕戈汗马，切齿痛心有日矣。窃尝计之：秋高马肥，弓矢劲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则彼胜；冬深水枯，马无宿蒿，春寒阴雨，壤无燥土，彼势渐弱，我乘其弊，则中国胜。臣请以锐卒六万，益以山东枪手二千，每当春夏交，携五十日饷，水陆交进，直捣其巢，材官驺发，雷火炮击，则寇不能支。此一劳永逸之策，万世社稷所赖也。 这是嘉靖二十五年秋间曾铣的计划。他主张一面修筑边墙，一面收复河套，他又说：“夫臣方议筑边，又议复套者，以筑边不过数十年计耳，复套则驱斥凶残，临河作阵，乃国家万年久远之计，惟陛下裁之。”世宗把曾铣的奏疏交兵部议复。经过相当时期以后，兵部尚书陈经议复，认为筑边、复套，都不容易，比较起来，复套更是困难。他说：“夫欲率数万之众，赉五十日之粮，深入险远艰阻之域，以驱数十年盘据之兵，谈何容易。”这是审慎，但是审慎之中，只看到因循。世宗下诏斥责兵部，同时策励曾铣道：“寇据河套，为中国患久矣，连岁关隘横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边臣无分主忧者。今铣能倡复套之谋，甚见壮猷，本兵乃久之始复，迄无定见，何也？其令铣更与诸边臣悉心图议，务求长算。若边境千里沙漠，与宣大地异，但可就要害修筑，兵部其发银三十万两与铣，听其修边饷兵造器，便宜调度支用，备明年防御计。”这一道诏书，正是夏言的手拟。 夏言的岳父苏纲，也是江都人，因此常在夏言那里，称道曾铣，首辅与边臣同心，要立千载一时之功。嘉靖二十六年五月，正在张居正中进士两个月以后，曾铣再在陕西发动战事，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接触，一切正在做大举的准备。十一月曾铣连同陕西巡抚、延绥巡抚、宁夏巡抚，以及三边总兵上疏，决定收复河套。世宗还是说“卿等既已详酌，即会同多官，协忠抒谋，以图廓清”。夏言、曾铣都准备立功。 但是暴风雨来了。严嵩痛恨夏言，正在伺候机会，忽然一天世宗手诏辅臣：“今逐套贼，师果有名否？兵食果有余，成功可必否？一铣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这是犹豫，犹豫的后面便是动摇。机会毕竟来了。严嵩是不会放过机会的，他立刻说河套决不可复。夏言质问严嵩为什么不早说，要是有异议，就不应当迟到现在。在夏言盛气凌人的习惯里，这是常事。但是世宗的个性，比夏言还要强，于是从夏言和严嵩的对立，突变为世宗和夏言的对立。严嵩再上疏认为曾铣开边启衅，误国大计；夏言表里雷同，淆乱国事。皇帝的暴怒，是没有限制的。二十七年正月夏言罢职，一面逮捕曾铣入京，政府官吏主张复套者一概罚俸。最后曾铣竟因交结近侍的罪名弃市，夏言则因为苏纲和曾铣同乡的关系，被诬为由苏纲居间，受曾铣赃贿，也在十月间弃市。从此河套永远受着鞑靼骑士的蹂躏，却葬送了一个内阁大学士，一个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严嵩复为首辅，再在那半清客、半权臣的局面下，维持十五年的政权。 明代的翰林院，是政治演进的结果，对于整个政治，发生重大的影响。翰林院的新科进士，对于实际的政治，不负任何职任，只是在悠闲的岁月里，给自己以充分的修养。这里大部分人士，是在研讨诗文，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士，在那里研讨朝章国故。文学的人才，政治的人才，都在翰林院培养。假使我们对于明代的文学，给以一种正确的估价，我们不能不承认翰林院的成绩。同样地，假使我们对于明代的政治，要是仔细考察为什么在许多昏君庸主下面，还能维持二百七十余年的存在，我们对于明代的翰林院，也不能不寄以同情。在张居正入翰林院的时候，多数的进士们，正在讨论怎样做西汉的文章和盛唐的诗句，但是居正的注意力，却集中到实用上面。居正的目光，似已远远地看到二十年以后的将来。 在夏言和严嵩的斗争里，一个新科进士是没有地位的，等到居正对于当时的时局有了些微的认识，夏言已经失败了。居正和严嵩的关系怎样，我们没有切实的把握；但是内阁大学士，是翰林院的长官，在翰林院设内阁公座，而且一切公务行移，皆用翰林院印；所以内阁、翰林称为同官，事实上居正和严嵩是不会不发生关系的。文集中《圣寿无疆颂》《得道长生颂》，以及奏疏中《代谢赐御制答辅臣贺雪吟疏》，这一类的文章，固然是代严嵩做的，没有疑问；就是在严嵩失败以后，分宜县知县替他经营葬事，居正给他说：“闻故相严公已葬，公阴德及于枯骨矣；使死而知也，当何如其为报哉？”(2)可见居正和严嵩，是有相当的感情。不断的政治斗争里，居正在那里揣摹着：他知道在怎样的环境里，应当怎样维护自己。他也知道，在学习的期间，应当怎样地从容缓进。他和蜗牛一样，正在或左或右地，伸出触角，寻觅政治上的支援。 在吉囊盘踞河套、随时领导鞑靼骑士向陕西出击的时候，他的兄弟俺答也正在北部和东北部不断地进攻。嘉靖二十七年八月，俺答进犯大同，九月进犯宣府，深入永宁、怀来。这时夏言、曾铣久已罢职了，严嵩在世宗面前，指出俺答的进攻，完全是夏言、曾铣计划收复河套的结果，再给与世宗以一种新的刺激。其后二人的被杀，便在九月间决定了。二十八年二月，俺答大举入侵，进略大同，直抵怀来。总兵周尚文率兵万人，和俺答大战；宣大总督翁万达也向敌人进攻，居然杀了五十五个鞑靼骑士：算是数十年未有之大捷！ 嘉靖二十六年，居正授庶吉士。名义上，庶吉士只是一种学习的官员，在翰林院中称为馆选，三年期满，称为散馆，凡是二甲进士及第的，例赐编修。所以二十八年居正是翰林院编修了，还是一个清衔，没有实际的政务。这一年，他有《论时政疏》(3)，首指臃肿痿痹之病五，继陈血气壅阏之病一。他说： 其大者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亏，其他为圣明之累者，不可以悉举，而五者乃其尤大较著者也。臣闻今之宗室，古之侯王，其所好尚，皆百姓之观瞻，风俗之移易所系。臣伏睹祖训，观国朝之所以待宗室者，亲礼甚隆，而防范亦密。乃今一二宗藩，不思师法祖训，制节谨度，以承天休，而舍侯王之尊，竞求真人之号，招集方术逋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亲媚于主上，以张其势，而内实奸贪淫虐，凌轹有司，朘刻小民，以纵其欲。今河南抚臣又见告矣。不早少创之，使屡得志，臣恐四方守臣无复能行其志．而尾大之势成，臣愚以为非细故也。所谓宗室骄恣者此也。臣闻才者材也，养之贵素，使之贵器。养之素则不乏，使之器则得宜。古者一官必有数人堪此任者，是以代匮承乏，不旷天工。今国家于人材，素未尝留意以蓄养之，而使之又不当其器，一言议及，辄见逐去，及至缺乏，又不得已，轮资逐格而叙进之，所进或颇不逮所去。今朝廷济济，虽不可谓无人，然亦岂无抱异才而隐伏者乎，亦岂无罹玷用而永废者乎？臣愚以为诸非贪婪至无行者，尽可随才任使，效一节之用。况又有卓卓可录者，而皆使之槁项黄馘，以终其身，甚可惜也，吏安得不乏！所谓庶官瘝旷者此也。守令者，亲民之吏也，守令之贤否，监司廉之，监司之取舍，铨衡参之，国朝之制，不可谓不周悉矣。迩来考课不严，名实不核，守令之于监司，奔走承顺而已，簿书期会为急务，承望风旨为精敏，监司以是课其贤否，上之铨衡，铨衡又不深察，惟监司之为据，至或举劾参差，毁誉不定，贿多者阶崇，巧宦者秩进。语曰：“何以礼义为？才多而光荣；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以此成风，正直之道塞，势利之俗成，民之利病，俗之污隆，孰有留意于此者乎？所谓吏治因循者此也。夷狄之患，虽自古有之，然守备素具，外侮不能侵也。今“虏”骄日久，还来尤甚，或当宣大，或入内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边圉之臣皆务一切，幸而不为大害，则欣然而喜，无复有为万世之利，建难胜之策者。顷者陛下赫然发奋，激励将士，云中之战，遂大克捷，此振作之效也。然法曰：“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乘战胜之气，预防之图，在此时矣，而迄于无闻。所谓边备未修者此也。天地生财，自有定数，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则裕；取之无制，用之不节，则乏。今国赋所出，仰给东南，然民力有限，应办无穷，而王朝之费，又数十倍于国初之时，大官之供，岁累巨万，中贵征索，溪壑难盈，司农屡屡告乏。夫以天下奉一人之身，虽至过费，何遂空乏乎？则所以耗之者，非一端故也。语曰：“三寸之管而无当，不可满也。”今天下非特三寸而已。所谓财用大匮者此也。五者之弊非一日矣，然臣以为此特臃肿痿痹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气升降而流通，则此数者可以一治而愈。夫唯有所壅闭而不通，则虽有针石药物无所用。伏愿陛下览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广开献纳之门，亲近辅弼之臣，使群臣百寮皆得一望清光而通其思虑，君臣之际晓然无所关格，然后以此五者分职而责成之，则人人思效其所长，而积弊除矣，何五者之足患乎？ 在居正奏疏中，这是初次，也许在世宗一朝，除了例行章疏以外，居正上疏，也只有这一次。这里充分地表现了居正的政治才能。他看定当时政治的症结，应当说的已经说了，然而没有得罪世宗，也没有得罪严嵩。这便和杨继盛、海瑞不同。杨继盛攻击仇鸾，攻击严嵩；海瑞攻击世宗：从直言极谏的立场看来，当然没有丝毫的遗憾，但是在事实方面，继盛所得的是弃市，海瑞所得的是下狱，这是居正所不愿为的事。蜗牛的触角伸出了，但是觉得空气不利，终于还是收回，居正只是再埋头于朝章国故的探索，对于时政，便不更置一辞。 嘉靖二十八年居正上疏的时候，才二十五岁，我们因此遥想到汉文帝时一个二十余岁的洛阳少年。然而居正究竟不如贾谊。贾谊《治安策》论众建诸侯以遏乱萌，这是汉代政局的对策，但是在明世宗的时候，要说宗室骄恣，真是太可怜了。武宗的时候，亲藩造反确有两次，但是即以宁王宸濠那样的声势，也是不久即灭，亲藩的威力，已经过去了，其实没有什么尾大不掉之势。在这个时期里，世宗正在崇奉道教，于是徽王厚爝也奉道，世宗封他太清辅元宣化真人；辽王宪也奉道，世宗封他清微忠教真人。这只是讨皇帝欢喜的一种可怜相，还有什么远大的志趣呢？也许居正念念不忘宪，在这个机会里，给他放一枝冷箭，但是他却忘去关于宗藩的一个大问题。明代宗藩的问题是宗禄。太祖二十六子，除懿文太子外，其余皆封王，王的长子当然也是王，其余便封郡王，如是一代一代地递降，除长子袭封以外，便有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王和郡王的女儿是公主、郡主，递降还有县主、郡君、县君、乡君。公主的丈夫是驸马，郡主以至乡君的丈夫是仪宾。这一切人都有岁禄，从王的一万石到乡君及仪宾的二百石，单单一个王府的岁禄，已经是非常骇人。而自成祖以后，每经过一个皇帝，当然又要添若干王府。在宗室媵妾没有限制的时候，他们的子女，也没有限制。太祖二十六子、十六女，已经是很大的数目，但是晋府庆成王奇浈便有子七十人，虽然没有打破田常七十余男的多子记录，比太祖已经多出三倍。一切王、郡王、将军、中尉，真把整个的国家吃穷了。直到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润才指出“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禄廪。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宗禄二百十二万。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故自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上(4)，多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常号呼道路，聚诟有司，守土之臣，每惧生变。夫赋不可增，而宗室日益蕃衍，可不为寒心？宜令大臣科道集议于朝，且谕诸王以势穷弊极，不得不通变之意，令户部会计赋额，以十年为率，通计兵荒蠲免存留及王府增封之数，共陈善后良策，断自宸衷，以垂万世不易之规。”林润的见地，便比居正中肯了。以后神宗万历六年，居正奏定宗藩事例，在这方面，才建立了一些规模。 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庄敬太子死了，居正集中有《庄敬太子挽歌》(5)。但是这一件事留给居正的不是一首五律而是毕生的事业。世宗八子，五子早夭，成立的只有次子载壑、三子载垕、四子载圳。嘉靖十八年立载壑为太子(6)、载垕为裕王、载圳为景王。十年以后，太子死了，谥为庄敬。这时当然是裕王晋封太子了，偏偏世宗认为册立太子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所以无形地耽搁下来。当时得宠的道士陶仲文又提出二龙不能见面之说，皇帝是龙，太子当然是小龙，所以世宗索性不立太子，裕王、景王也看不到他们的父亲，从此裕王们便真真莫睹龙颜了。在太子的地位没有确定以前，裕王、景王成为急切的竞争者，幸亏他们都只是平庸到无可奈何的人物，所以宫廷以内，不曾演出流血的惨剧。这一件事直到嘉靖四十年，景王归藩，四十四年景王死去，才算告一段落。但是从二十八年到四十年的这个段落中，裕王的地位，实在是非常地不安。景王夺嫡的计划，在宫闱中已经是公开的事实。首辅严嵩对于裕王也是相当地冷淡。裕王应得的岁赐，一直拖欠了三年，自己当然不敢和父亲世宗提起，只得由左右先送银一千两给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才能补发。可是严嵩对于裕王，还是不很放心。一天世蕃对裕王讲官高拱和陈以勤两人说： “听说裕王殿下对于家大人有些不愿意，是怎样一回事呀？” 这是一个霹雳。在世宗、裕王父子不得见面，严嵩在世宗面前说一听一的时候，要是严嵩感到裕王的威胁，一切的演变都不是意外。高拱正在设法移转世蕃的注意，以勤只是沉静地说： “国本久已决定了。裕王殿下的讳字，从后从土，明明是土地之主，这是皇上命名的意思。亲王讲官，旧例只有检讨，(7)但是裕王讲官，兼用编修，和其余诸府不同，这是宰相的意思。殿下常说唯有首辅才算得社稷之臣，请问不愿意的话从何而来呀？” 这一席话，保全了裕王的地位。其后高拱、以勤入阁，都是因为裕邸讲官的关系。嘉靖四十三年居正为裕邸日讲官，其后隆庆元年，居正入阁，也是因为这个关系。 嘉靖二十九年正月，大学士严嵩七十岁了，这正是他炙手可热的时候，居正有《寿严少师三十韵》(8)。从“握斗调元化，持衡佐上玄，声名悬日月，剑履逼星缠，补衮功无匹，垂衣任独专，风云神自合，鱼水契无前”几句，可以看出世宗对于严嵩信任之专。同篇“履盛心逾小，承恩貌益虔，神功归寂若，晚节更怡然”，也指明严嵩那一番谨慎小心的态度。直到这时，居正对于严嵩，还保持相当的好感。 这一年春间，居正曾经请假回江陵一次。《宜都县重修儒学记》(9)：“庚戌之春，余用侍从，请告归故郡。”可证。明弘治间规定两京给假官员，除往回水陆程外，许在家两个月。那时北京到江陵，交通困难，所以往回水陆程期再加在家两个月，居正回京的时候，已在秋间，因此有名的庚戌之变，居正大致恰巧看到。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间，俺答寇大同，八月入蓟州，攻古北口，同时从黄榆沟溃墙入境。巡按顺天御史王忬出驻通州，调兵死守，一面向北京告急。本来从成祖初年，弃福余、泰宁、朵颜三卫以后，北京已经站在国防第一线了。蓟州失陷以后，敌人再从古北口取道通州进攻，对于北京，完成围攻的形势。北京原是明代第一个要塞，一切都是取的战时体制。成祖设京卫七十二，计军四十万，加以畿内八府军二十八万，中部大宁、山东、河南班军十六万，一共八十余万军队，当然不会感受任何的威胁。但是成祖的规模已经不在了，京军由三大营改为十二团营，再改为东西官厅，额军由三十八万再减为十四万，世宗初年京营额军只剩得十万七千余人。武备是一天一天的废弛了。等到俺答逼到近郊的时候，兵部尚书丁汝夔清查营伍，只有五、六万人。丁汝夔下令出城驻扎，但是这一群残兵，一个个只是愁眉苦脸，长吁短叹。战争没有把握了，世宗才下诏勤王。第一个奉诏的，是大将军咸宁侯仇鸾，从大同带了大军二万入援，以后各地勤王军一共来了五、六万，总算有了一点声势。但是给养方面，没有什么办法，饿死的兵士，正是日常习见的事。俺答到了北京城下，仇鸾不敢开战，派人和他接洽，只要不攻城，什么条件都可以承认。俺答当然有他的要求，但是和清朝中世英国侵略者东来的故事一样，称为要求“入贡”。世宗召大学士严嵩、李本，和礼部尚书徐阶到西苑便殿，手持俺答求贡书，问他们的办法。 “这是一群饿贼，皇上用不着操心。”严嵩说。 徐阶郑重地说：“军队一直驻到北京城外，杀人和切草一样，不仅是饿贼了。” 世宗皇帝只是点首，一面问严嵩看到“求贡书”没有。严嵩也有一份，从衣袖里递出说：“求贡是礼部的事。” “事是礼部的事，但是一切还请皇上作主。”徐阶说。 “本来是和你们商议的。”世宗说。 “敌人已经到了近郊，要开战，要守城，什么都没有准备，目前只有议和，但是唯恐将来要求无厌，这是困难。”徐阶的话逐渐地具体了。 “只要于国家有利，皮币珠玉都给得。”世宗慨然地说。 “只是皮币珠玉，事情便好办了。”徐阶说，“万一还不满意，怎样处分？” 世宗竦然地说：“卿可谓远虑。” 计划是决定了。徐阶主张，指出俺答的“求贡书”，是用汉文写的，日后不能做讨论的根据，而且也没有临城求贡之理，只要他开出长城，改用鞑靼文写，再由大同守将转达，一切可以商量。当然这是一个缓兵之计。日子拖长了，四方勤王的军队开到北京，朝廷便有决战的实力。日子拖长了，鞑靼的骑士，掳掠已多，俺答也失去决战的热情。终于有一天，俺答整顿辎重，作退却的准备。这时世宗正在接二连三地催促兵部作战。丁汝夔问严嵩，严嵩说北京和边疆不同，在边疆打了败仗，不妨报功，在北京近郊打败了，皇上没有不知道的，那时怎样办？严嵩决定等待俺答掳掠饱了，自己退出，可是世宗也决定趁此大变杀戮大臣，“振作纲纪”！俺答一退，丁汝夔立即下狱。汝夔向严嵩求救，严嵩肯定地说：“我在，你绝对不会死。”然而世宗的决心，没有挽回的余地，严嵩也没有援救汝夔的意志。直到弃市的时候，汝夔才知道被严嵩出卖了。兵部尚书受讯，兵部的参谋长官——职方司郎中王尚学例当连坐，汝夔只说“罪在尚书一人，与郎中无预”，因此尚学免死远戍。汝夔还没有知道，临刑的时候，很关切地问左右道：“王郎中已经免死吗？”广王尚学的儿子王化在旁跪下道：“承尚书大恩，家大人免死了。”汝夔叹了一声道：“你的父亲屡次劝我速战，但是我为内阁所误，以至于此。现在你的父亲免死，我可以安心了。”丁汝夔的冤枉，是当时大众俱知的事，后来到了隆庆初年，才得追复原官。 经过这一次大变，居正认清了兵备是怎样地废弛，边备是怎样地重要，以及应付俺答的对策是怎样地急迫。他认清了严嵩误国卖友，对于严嵩，确是断念了。蜗牛的一个触角及时收回，但是另一个触角就趁此时伸出。他已经发见一个友人，就是他任庶吉士时的翰林院掌院学士，现任礼部尚书的徐阶。在翰林院的名分上，徐阶是居正的老师，但是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居正的政友。他们间的友谊，一直维持到万历十年居正身殁为止。 徐阶，松江华亭人，短小，白皙，一个典型的江南人。在政治上，他正是严嵩的敌手。严嵩柔佞，夏言刚愎，柔能克刚，所以夏言失败了。但是一味地柔佞，柔到和水一样，便唤不起信任。大难临头的时候，柔佞的人只是推卸责任，这样最容易引起轻视。徐阶不是这样。他不是钢铁，也不是水，他是一方橡皮。橡皮是柔的，遇到坚强的压力，能屈服，能退让，但是在压力减轻的时候，立即恢复原状。对于外来的力量，他是抵抗，但是永远不采取决裂的态度，即在退让的时候，他也永远不曾忘去撑持。这是政治上的一种风度，以后张居正、张四维，都曾经采取过。申时行维持九年的政权，也是采取这个风度。 这个时代，恰是阳明之学盛行的时代，徐阶不是王守仁的学生，但是他的朋友很多阳明一派的人。他曾和聂豹、欧阳德、程文德等，在北京灵济宫讲学，听讲的人有时多至五千，是北京讲学的盛会，但是他的良知之学，和他的侍从世宗，修治斋醮，好像不曾发生冲突。他讲求经世之学，但是他也精心结撰青词，好像也没有矛盾。他正在准备在政治上和严嵩争斗，然而表面上只有和平。时机还没有来，他正跧伏着。 嘉靖三十年是明代对外关系中可以纪念的一年。二十九年俺答入侵，终于在饱掠以后退出长城了，但是对于北京正是一个随时可发的威胁。大将军仇鸾不敢开战，只有设法避免战争，主张采取马市的办法。马市是由俺答岁进若干马，朝廷岁给若干币帛粟豆。在表面上，是通商，在事实上，俺答所得的是生活必需的资源，明朝所得的是不能作战的马匹。三十年三月，开马市。第一个反对的是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继盛奏言十不可、五谬。世宗召集大臣会议，仇鸾大声地说：“杨继盛没有看过战争，把事情看得这样容易！”最后的决定还是认为既和俺答约定了，无从反悔。继盛也就在这次贬为甘肃狄道典史。继盛是徐阶掌国子监时的门生，但是徐阶看到仇鸾结纳严嵩，正在得宠的时候，一句话没有说。就是居正，也在这个时期为严嵩赋三瑞诗；一篇称颂严家瑞竹、瑞芝、瑞莲三物的诗。最后的几句： 扶植原因造化功，爱护似有神明持。君不见，秋风江畔众芳萎，唯有此种方葳蕤！ 这时是夏言已倒，徐阶未起的时候，世宗的力量，正在维持着这一本江西贵溪的瑞莲。 马市的事实，对于朝廷毕竟是一种侮辱。世宗衰迈了，也许有一些苟且，然而经不起这一刺激。高傲的血液里，激荡着复仇的气息。仇鸾没有知道，还在庆贺自己的成功；俺答也没有知道，还在和平的气氛中，不断地进攻大同、怀仁。战争的呼声又起了，沉没了世宗苟安的杂念。三十一年三月，他一面派仇鸾赴大同巡视边防，一面用礼部尚书徐阶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徐阶看清世宗对于仇鸾的信任已经起了变化，首先便把仇鸾贻误大局的策略揭破。五月召仇鸾入京，八月收仇鸾大将军印，九月罢马市，朝廷和鞑靼间，恢复作战的体制。世宗对于仇鸾的反感，一切都看在严嵩的眼光里。严嵩本来也感到徐阶的威胁，正在打算借徐阶、仇鸾平时接近的关系，给他们一个一石两鸟之计，却想不到第一个推翻仇鸾的却是徐阶，被他占了先着。于是他把一腔仇怨深深地埋藏下去，再伺候适宜的机会。徐阶也趁此时机，结纳居正。周圣楷《张居正传》称“时少师徐阶在政府，见公沉毅渊重，深相期许”，便是这个时候。《明史·张居正传》称：“严嵩为首辅，忌阶，善阶者皆避匿，居正自如，嵩亦器居正。”徐阶和居正，方在计划推倒严嵩的政权，但是表面上还是平和的。严嵩看到居正在那里做《贺灵雨表》《贺瑞雪表》《贺冬至表》《贺元旦表》那些不痛不痒的文章，有时便吩咐他代拟一道，居正那些“臣等秩首班行，恩深眷遇，涵濡德泽，同万物以生辉，拜舞衣冠，仰九天而称贺”(10)，“臣等叨尘密勿，夙荷生成，念岁月之既多，感宠恩之愈厚”(11)，都是在嘉靖三十一、三十二年代辅臣拟作的。在严嵩的眼中，居正只是一个应酬诗文的作家，这又证实严嵩不如徐阶的敏感。 嘉靖三十二年，居正是一个二十九岁的青年，但是他的抱负，已经把他压迫得喘不过气来。诗集《拟西北有织妇》一首，大致是这年作的： 西北有织妇，容华艳朝光，朝织锦绣段，暮成龙凤章。投杼忽长吁，惄焉中自伤。绵绵忆远道，悠悠恨河梁，远道不可见，泪下何浪浪！春风卷罗幙，明月照流黄，山川一何阻，云树一何长。安得随长风，翩翻来君傍，愿将云锦丝，为君补华裳。 究竟是少年人，在一首通篇比兴的诗后，透出志在宰辅的抱负。幸而严嵩不会看到此诗，可以不必顾忌，他只在那里等待江南来的长风，把他送进内阁。 二十九年，俺答包围北京的时候，仇鸾不敢开战，是严嵩的同志；马市开了，世宗一意听信仇鸾的话，仇鸾便成为严嵩的威胁，所以杨继盛攻击仇鸾，间接也给予严嵩一种安慰。三十一年，仇鸾失败，继盛便由狄道典史，一升山东诸城知县，再升南京户部主事，三升刑部员外郎，四升兵部武选司；从三十一年到三十二年，一岁四迁，严嵩看清这次继盛一定是感激涕零了，偏偏继盛也看清严嵩只是一个辜恩误国的权奸。到任一个月，他弹劾严嵩十大罪，又说： 嵩有是十罪而又济之以五奸。知左右侍从之能察意旨也，厚贿结纳，凡陛下言动举措，莫不报嵩，是陛下之左右，皆贼嵩之间谍也。以通政司之主出纳也，用赵文华为使，凡有疏至，先送嵩阅，然后入御。王宗茂劾嵩之章，停五日乃上，故嵩得展转遮饰。是陛下之喉舌，乃贼嵩之鹰犬也。畏厂卫之缉访也，令子世蕃，结为婚姻。陛下试诘嵩诸孙之妇，皆谁氏乎？是陛下之爪牙，皆贼嵩之瓜葛也。畏科道之多言也，进士非其私属，不得预中书、行人选；知县非通贿，不得预给事、御史选。既选之后，入则杯酒结欢，出则馈赆相属，所有爱憎，授之论刺，历俸五六年，无所建白，即擢京卿。诸臣忍负国家，不敢忤权臣。是陛下之耳目，皆贼嵩之奴隶也。科道虽入牢笼，而部、寺中或有如徐学诗之辈，亦可惧也，令子世蕃，择其有才望者罗置门下，凡有事欲行者，先令报嵩，预为布置，连络蟠结，深根固蒂。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臣工，皆贼嵩之心膂也。陛下奈何爱一贼臣，而忍百万苍生陷于涂炭哉！至如大学士徐阶，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依违，不敢持正，不可不谓之负国也。 继盛上疏之前，斋戒三日，满以为一诚上达，为国除害。但是他却忘去了世宗的存在。世宗任用严嵩，这是世宗的认识；继盛指摘严嵩的奸贼，便是指摘世宗的认识错误。这一点徐阶看得清，但是徐阶对于继盛的上疏，也是无可如何，只有坐看严嵩的挑剔，和刑部尚书何鳌的罗织。继盛经过廷杖一百以后，系刑部狱三年，最后在嘉靖三十四年，附着毫无关系的都御史张经案中弃市，这是后话。 居正是一个深沉的人，从继盛下狱以后，处处感到危机。对于时局，他的愤懑已经达到极点，可是偏偏不许流露。他的抱负是伟大的，可是在这个政局里，只要他做不关痛痒的文章，用不到他的抱负。平生的知己，剩得徐阶，然而徐阶只是那样地小心翼翼，纵使居正有什么主张，他一概不问，永远是静静地待着；而严嵩的政权，正在日新月异地，因为受着世宗的栽培而滋长。 这是作诗的时机吧！居正充分地把一腔哀怨交给他的诗囊。 述怀 岂是东方隐，沈冥金马门？方同长卿倦，卧病思梁园。蹇予柄微尚，适俗多忧烦。侧身谬通籍，抚心愁触藩，臃肿非世器，缅怀南山原。幽涧有遗藻，白云漏芳荪，山中人不归，众卉森以繁。永愿谢尘累，闲居养营魂，百年贵有适，贵贱宁足论。(12) 适志 有欲苦不足，无欲亦无忧，羲和振六辔，驹隙无停留，我志在虚寂，苟得非所求，虽居一世间，脱若云烟浮。芙蕖濯清水，沧江漂白鸥。鲁连志存齐，绮皓亦安刘，伟哉古人达，千载想徽猷。(13) 蒲生野塘中 蒲生野塘中，其叶何离离，秋风不相惜，靡为泉下泥。四序代炎凉，光景日夜驰，荣瘁不自保，倏忽谁能知。愚暗观目前，达人契真机，履霜知冰凝，见盛恒虑衰。种松勿负垣，植兰勿当逵，临市叹黄犬，但为后世嗤。(14) 在那个时代里，政治界的人物，大都是热中的。无疑地，居正的整个政治生活，充满热中的气息。然而这时他居然恬淡了。他没有忘去鲁连存齐、绮皓安刘的伟业，但是眼前正留着种松负垣、植兰当逵的炯戒。归去吧，归去吧，江陵的山水正在向他招手。 据敬修《文忠公行实》，居正元配顾氏，继配王氏。他第一次结婚在那一年，不可考。从诗集编次看，大致嘉靖三十二年，顾氏已经死去一年了。诗题：“余有内人之丧一年矣，偶读韦苏州伤内诗，怆然有感。”这首诗很流露了居正夫妇间的爱恋：“蹇薄遘运屯，中路弃所欢，嬿婉一何促，饮此长恨端”四句，指明他们相处的时期，并不太长，然而已经永别了。“离魂寄空馆，遗婴未能言”，正写出寄榇北京的情形，遗婴是否就是敬修，也不可知。(15) 顾氏死后，不久居正又结婚了，这是王氏。正和一切再娶的情形一样，人生的缺憾是无法弥补的。居正诗集中《朱鸟吟》的最后两句：“仙游诚足娱，故雌安可忘”，是一个证明。 归去吧，归去吧！平生的抱负无法实现，当朝的权奸无法扫除；同年的杨继盛已经下狱，自己的前途毫无保障；少年的伴侣，已被死亡夺去；感情的创痕，又无从弥补。嘉靖三十三年的居正，只是一个三十岁的青年，然而已经认识了人生的痛苦，纵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疾病，他已经感觉到衰病缠绵。（诗集《送黎忠池》—首之二：“余有归与兴，抱病淹朝秩”可证。）终于在这一年，他告了病假，仍回江陵。临行的时候，他对徐阶留下一千几百字的一封长信。他说： 相公雅量古心，自在词林即负重望，三十余年；及登揆席，益允物情，内无琐琐姻娅之私，门无交关请谒之衅，此天下士倾心而延仕也。然自爰立以来，今且二稔，中间渊谋默运，固非博识可窥，然纲纪风俗，宏谟巨典，犹未使天下改观而易听者，相公岂欲委顺以俟时乎？语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窃见向者张文隐公刚直之气，毅然以天下为己任，然不逾年遽以病殁。近欧阳公人伦冠冕，向用方殷，亦奄然长逝。二公者皆自以神智妙用，和光遵养，然二三年间，相继凋谢。何则？方圆之施异用，愠结之怀难堪也。相公于两贤，意气久要，何图一旦奄丧，谁当与相公共功名者？况今荣进之路，险于榛棘，恶直丑正，实繁有徒。相公内抱不群，外欲浑迹．将以俟时，不亦难乎？盍若披腹心，见情素，伸独断之明计，捐流俗之顾虑，慨然一决其平生。若天启其衷，忠能悟主，即竹帛之名可期也。吾道竟阻，休泰无期，即抗浮云之志，遗世独往，亦一快也。孰与郁郁颔而窃叹也？夫宰相者，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则言不行，近年以来，主臣之情日隔，朝廷大政，有古匹夫可高论于天子之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则？顾忌之情胜也。然其失在豢縻人主之爵禄，不求以道自重，而求言之动人主，必不可几矣。愿相公高视元览，抗志尘埃之外，其于爵禄也，量而后受，宠至不惊，皎然不利之心，上信乎主，下孚于众，则身重于泰山，言信于其蓍龟，进则为龙为光，退则为鸿为冥，岂不绰有余裕哉！(16) 究竟经验是跟着年龄来的。三十岁的翰林编修，已经迫不及待，拂衣而去了；五十二岁的内阁大学士，却认清楚还得忍耐，还得忍耐。“披腹心，见情素”，固然是一个办法，但是在固执己见、阿护前非的世宗面前，指摘严嵩，便是激怒皇上。杨继盛的例子在那里，这个使不得。“抗志浮云，遗世独往”，也很好，可是在和严嵩决裂以后，要想退居林下，安然自得，这是不可能的事——这是事实，不是徐阶的过虑；徐阶去位以后，遇到高拱当国，高拱去位以后，遇到张居正当国，都经过很大的危难，何况严嵩是一个比高拱更有办法，比张居正更无顾忌的人呢？不错，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自己的安全，徐阶一步造次不得，他终于还是跧伏着，一切还是和平。他想到居正信中最后的几句，简直有些讽刺自己固位希宠了，他只是深切地沉吟：青年人不知道自己的苦衷，临去的时候，连辞行的礼貌都没有，那么，就让他去吧。徐阶依旧是“内抱不群，外欲浑迹”。 ———————————————————— (1) 嘉靖十九年，改总制为总督。 (2) 书牍一《与分宜尹》。 (3) 奏疏十二。 (4) 上字应作下，《明史·食货志》引作上。 (5) 诗三。 (6) 《明史·庄敬太子传》误作嘉靖八年。 (7) 见《明会典》。 (8) 诗六。 (9) 文集九。 (10) 奏疏十三《贺元旦表》二。 (11) 奏疏十三《贺元旦表》五。 (12) 诗一。 (13) 诗一。 (14) 诗一。 (15) 王世贞《首辅传》卷七言居正以妻丧请急归，与居正言不合。 (16) 书牍十五《谢病别徐存斋相公》。 [book_title]第三章　休假三年 嘉靖三十三年，居正请告归江陵，暂时脱离了政治生活。在这一年，俺答还是不断地向大同进攻。东南方面，倭寇的侵扰更加积极。由太仓溃围的残贼，夺海船再入江北，大掠通州、海门、如皋这一带，前锋直到山东境上。江南一带、海盐、嘉兴、嘉善、松江、嘉定，到处都是倭寇。总督浙福南畿军务张经和巡抚浙江副都御史李天宠正在积极地堵御。到冬天，严嵩的义子赵文华上奏，倭寇猖獗，请祷祖东海，镇压暴寇。异想天开的对策，从专事斋醮的世宗看来，正是合理的策略。赵文华奉命南行，沿路骚扰，一面上疏弹劾张经，不肯办贼。张经正在调兵杀敌，等到三十四年五月在王江泾大破倭寇，斩贼一千九百的时候，赵文华上疏的结果也揭开了。张经被逮入京，不久李天宠也被逮，十月间，二人弃市，附带着杨继盛也趁此被杀。弹劾严嵩的和不善伺候文华的，得到同样的结果。这是当时的政治。东南方面和西北方面的敌人同时进攻，这是当时的情势。这一个有抱负、有主张、有办法的三十岁的青年，已经退出政治生活，在诗酒往还中消磨他的岁月。 居正《先考观澜公行略》，自称“甲寅，不肖以病谢归，前后山居者六年，有终焉之志”。六年指从嘉靖三十三年到三十八年为止，只是一个大概的计数。其实三十六年，居正已经销假。《种莲子戊午稿序》(1)称“往甲寅，不佞以病谢归”，又称“丁巳，不佞再泰朝列”，可证。实际上三十三年至三十六年，居正整整度了三年的悠闲生活。三十七年便道归家，大致三十八年仍回北京，连同以前的时期，称为前后山居者六年。 敬修《文忠公行实》对于前期三年的生活，有以下的记载： 三十三年甲寅，遂上疏请告。既得归，则卜筑小湖山中，课家僮，插土编茅，筑一室，仅三五椽，种竹半亩，养一癯鹤，终日闭关不启，人无所得望见，唯令童子数人，事洒扫、煮茶洗药。有时读书，或栖神胎息，内视返观。久之，既神气日益壮，遂博极载籍，贯穿百氏，究心当世之务。盖徒以为儒者当如是，其心固谓与泉石益宜，翛然无当世意矣。 周圣楷《张居正传》亦称“终日闭关不起，人无所得望见，久之，益博极载籍，通当世之务”，当然是根据敬修之言。《明史》本传对于此节，完全略去。其实居正的生活，并不这样恬淡。诗集、文集里面，留下许多断片，我们可以看出他怎样消遣岁月。 在这个阶段里，他有过许多的游宴，最后在三十五年游衡山，生活中有过不少的波澜。但是最使他关心的还是整个的政局。《登怀庾楼》(2)有这几句： 但恐濛汜夕，余光不可留，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目极心如惄，顾望但怀愁，且共恣啸歌，身世徒悠悠。 这是热中。居正对于整个的政局搁不下：自己没有机会把握政权，但是眼看政权落在人家手里，国家踏上不幸的命运，真是万分的不甘。《修竹篇》(3)又说： 永愿老烟霞，宁知劳岁移，但畏伶伦子，截此凌霄枝，裁凿岂不贵，所患乖天姿。亭皋霜露下，凄其卉草衰，愿以岁寒操，共君摇落时。 这好像是恬淡了，然而还是热中。历史上的政治家，常常在热中的情绪上，蒙上一层难进易退的色彩。其实真真有抱负的人，用不到这样地做作。长沮、桀溺耕田的时候，看到子路，桀溺只顾讽刺孔子，孔子怅然地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他说既然是人，便得为人类谋幸福，孔子决然不肯和长沮、桀溺那样做个辟(4)世之士。这是孔子的热中。热中不是一件不能告人的事，用不到讳饰。居正也是不容讳饰的热中。他曾说起：“当嘉靖中年，商贾在位，货财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时景象，曾有异于汉、唐之末世乎？幸赖祖宗德泽深厚，民心爱戴已久，仅免危亡耳！(5)”这是怎样的景象！在这个时期，自负清流的君子们，也许只是优游林下了，偏有不辞赴汤蹈火的人，纵在林下，还是不断地怅念，他的热中，还不值得后人同情吗？ 居正又有闻警一首(6)： 初闻铁骑近神州，杀气遥传蓟北秋，间道绝须严斥堠，清时那忍见毡裘。临戎虚负三关险，推觳谁当万户侯？抱火寝薪非一日，病夫空切杞人忧。 三十四年九月，俺答犯大同、宣府，十二日后，进犯怀来，北京戒严，这首诗大致指此。国家已经乱到这个地步了：皇帝在那里斋戒祷告，祈求长生；商贾式的严嵩在那里继续“货财上流”；清醒的徐阶只是束手无策，把整个的心力，精治青词，逢迎帝心。居正在朝也没有办法，何况在野！他的心绪，只向诗集里倾泻，最沉痛的是一篇七贤咏叙(7)： 余读《晋史·七贤传》，慨然想见其为人，常叹以为微妙之士，贵乎自我，履素之轨，无取同涂，故有谤盈于一世，而独行者不以为悔，沈机晦于千载，而孤尚者不以为闷，斯皆心有所惬，游方之外者也。夫幽兰之生空谷，非历遐绝景者，莫得而采之，而幽兰不以无采而减其臭；和璞之蕴玄岩，非独鉴冥搜者，谁得而宝之，而和璞不以无识而掩其光。盖贤者之所为，众人固不测也。况识有修短，迹有明晦，何可尽喻哉？今之论七贤者，徒观其沈酣恣放，哺啜糟醨，便谓有累名教，贻祸晋室，此所谓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独持绳墨之末议，不知良工之独苦者也。尝试论之。《易·翼》有言：“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故语默不同，其撰一也，弛张异用，其旨归也。巢、由抗行，稷、契宣谟，并容于尧代；箕子佯狂，比干死诤，俱奖于宣尼，岂有异议哉！余观七子皆履冲素之怀，体醇和之质，假令才际清明，遇适其位，上可以亮工宏化，赞兴王之业，下可以流藻垂芬，树不朽之声，岂欲沈沦滓秽，无所短长者哉！ 等待吧，到了“遇适其位”的时候，居正决定要做出一番大事业。为国家致太平，为个人求不朽，一切都待着适当的时机。 但是嘉靖三十三年，居正已经请告回籍了，国家大事，只有交付给“货财上流”的政府，他自己正准备做一个“沉沦滓秽”的人物。在朝廷大政没有清明的时候，要在外省找一片干净土，事实上不可能。地方行政，永远是中央行政的反映，居正没有不知道的。在他回到荆州府以后，他只觉得在明代最初一百年间，荆州的情况还好，但是： 其继也，醇俗渐漓，网亦少密矣，变而为宗藩繁盛，骫权挠正，法贷于隐蔽。再变而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又变而侨户杂居，狡伪权诈，俗坏于偷靡。故其时治之为难。非夫沈毅明断，一切以摘奸剔弊，故无由胜其任而愉快矣。(8) 事情是显然的：宗藩乱政，当然给宗藩以限制；大地主兼并土地，贫民失业，当然给大地主以制裁；机巧变诈的人多，当然只有痛快地施行法治。一切都在居正的眼里，但是他只是一个在野的人，尽管有加以制裁的决心，但是没有加以制裁的权势。他只有种田了，一篇《学农园记》，写着他的生活： 余少苦笃贫，家靡儋石，弱冠登仕，裁有田数十亩。嘉靖甲寅，以病谢，自念身被沈病，不能簪笔执简，奉承明之阙，若复驰逐城府，与宾客过从，是重增其戾。乃一切谢屏亲故，即田中辟地数亩，植竹种树，诛茆结庐，以惬息其中。时复周行阡陌间，前田夫、佣臾，测土地燥湿，较穜稑先后，占云望祲，以知岁时之丰凶。每观其被风露，炙熇日，终岁仆仆，仅免于饥；岁小不登，即妇子不相眄；而官吏催科，急于救燎，寡嫠夜泣，逋寇宵行；未尝不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谷顺成，黄云被垄，岁时伏腊，野老欢呼，相与为一日之泽，则又欣然以喜，嚣然以娱。虽无冀缺躬馌之勤，沮、溺耦耕之苦，而咏歌欣戚，罔不在是。既复自唯，用拙才劣，乏宏济之量，唯力田疾耕，时得甘膬以养父母，庶获无咎。(9) 田赋以外，还有商税。洪武十八年令：“各处税课司局商税，俱三十分税一，不得多收。(10)”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原则是原则，执行是执行，商税的额外苛求，无形转嫁，更加重一般人民的负担。这也在居正的眼中。他说： 异日者，富民豪侈，莫肯事农，农夫藜藿不饱，而大贾持其盈余，役使贫民。执政者患之，于是计其贮积，稍取奇羡，以佐公家之急，然多者不过数万，少者仅万余，亦不必取盈焉，要在摧抑浮淫，驱之南亩。自顷以来，外筑亭障，缮边塞，以捍骄虏，内有宫室营建之费，国家岁用，率数百万，天子旰食，公卿心计，常虑不能殚给焉。于是征发繁科，急于救燎，而榷使亦颇骛益赋，以希意旨，赋或溢于数矣。故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 周子曰：“即如是，国用不足，奈何？” 张子曰：“余尝读《盐铁论》，观汉元封、始元之间，海内困弊甚矣，当时在位者，皆扼腕言榷利，而文学诸生，乃风以力本节俭。”其言似迂，然昭帝行之，卒获其效。故古之理财者，汰浮溢而不骛厚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不幸而至于匮乏，犹当计度久远，以植国本，厚元元也。贾生有言：“生之者甚少，靡之者甚多，天下财力，安得不困？”今不务除其本，而竞效贾竖以益之，不亦难乎？(11) 居正只是一个在野的人，但是对于政治，他的主张已经很清楚地留下一个轮廓。要解除民众痛苦，便得减轻负担。嘉靖三十年来最大的负担：第一是对外的国防经费；其次是皇宫的建筑。在政治方面有抱负的人，对国防，对皇室，都要有一番布置。居正看清楚了，慢慢地在伺候他的机会。 在他休假三年的当中，辽王宪是一个往还甚密的同伴。真不幸，这两个同年同岁的人，眼看他们的命运，永远纠结在一处。毛妃死了，宪自由了，在辽王的崇衔以外，他是清微忠教真人。这是一重保障，对于崇奉道教的世宗，他是一个彻底的同道。修道只是一个名义，宪最喜欢的还是女人，是游戏。亲王是不许擅自外出的，但是宪有时会到数百里以外，追求他的爱好，谁也管不着。你管得着皇帝的同道辽王殿下吗？居正回家，宪又添了一种欢愉，他虽然不是什么游朋浪友，但是既是翰林院编修，诗是一定会做的了。宪也喜欢作诗，嬲着居正作诗。唱和、催句，凡是酸秀才爱做的事，都做到了。在喝酒、追女人这一类的生活以外，又添一种新的娱乐，这可够宪高兴了。居正数到当日祖父被宪灌酒的创痕，料不到自己又身受这催诗的虐政。一切且忍耐着，他只得抽取空闲的时间，追陪这一个自命曹子建、李太白的辽王殿下。辽王自然有辽王的诗才。居正曾说： 盖天禀超轶，有兼人之资，得司契之匠。其所著述，虽不效文士踵蹑陈迹，自不外于矩矱。每酒酣赋诗，辄令坐客拈韵限句，依次比律，纵发忽吐，靡不奇出。或险韵奇声，人皆燥吻敛袂，莫能出一语；王援毫落纸，累数百言，而稳贴新丽，越在意表，倾囊泻珠，累累不匮。(12) 这是一种讽刺。所谓“越在意表”“靡不奇出”，当然是一种不上家数的态度。但是居正还得和他唱和。一杯苦酒，只得慢慢地咽下。诗集有《同贞庵殿下、李罗村饮述斋园亭》(13)《味秘草堂卷为贞庵王孙赋》(14)《和贞一王孙八岭山韵》(15)《赠贞庵王孙二首》(16)，贞庵即贞一。又诗中屡言“瑶章惊锡蓬莱阙，羽节高悬太乙宫”(17)，“江上初闻小有洞，年来不住大罗天”(18)，显然是指宪。李罗村名宪卿，湖广巡抚，嘉靖三十六年，擢左副都御史，总督湖广川贵，采办大木，开府江陵。 居正文集里有两篇关于辽府的文章：一篇是《辽府承奉正王公墓志铭》(19)，一篇是《王承奉传》(20)。墓志铭是休假中作的，对于宪称为“英敏聪达，才智绝人”。《王承奉传》作时，居正已经还朝了，直言“王聪敏辩给，而嗜利刻害，及长，多不法，常出数百里外游戏，有司莫敢止”。斗争已经开始了，当然用不到讳饰，这是后事。在休假中，居正对宪，还是妥协。对于辽王的不法，一句没有提到。甚至宪的私生子冒充嫡子的事，也没有说。《王承奉传》便尽情地揭露，并且指出在呈报的时候，照例应由承奉正署名，但是在王大用(21)拒绝以后，宪偷偷地把承奉印盖上，其后大用竟因此气死。一切的事，居正在应酬唱和中，都看在眼里。直到隆庆二年，才得到结束。 休假之中，居正曾经一度到过武昌。《贺少宰镇山朱公重膺殊恩序》(22)称“今年愚承乏，与得阳董公偕，得辨材省中”，即指其事。镇山朱公即朱衡，浔阳董公即董份。 最使居正感兴趣的，还是衡山之游，文集有《游衡岳记》《后记》两篇(23)，诗集便有十篇左右。居正自言： 余用不肖之躯，弱冠登仕，不为不通显。然自惟涉世酷非所宜，每值山水会心处，辄忘返焉，盖其性然也。夫物惟自适其性，乃可永年，要欲及今齿壮力健，即不能与汗漫期于九垓，亦当遍游寰中诸名胜，游目骋怀，以极平生之愿。今当发轫衡岳，遂以告于山灵。(24) 这一次的旅行，在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同游者有应城李义河、湘潭王会沙、汉阳张甑山，山中盘桓八日，下山后遇长沙李石棠。他们看到岳庙、半山亭、祝融峰、观音岩、上封观、兜率寺、南台寺、黄庭观、方广寺、二贤祠。录两诗于次： 宿南台寺 一枕孤峰宿暝烟，不知身在翠微巅，寒生钟磬宵初彻，起结跏趺月正圆。尘梦幻随诸相灭，觉心光照一灯然，明朝更觅朱陵路，踏遍紫云犹未旋。(25) 出方广寺 偶来何见去何闻，耳畔清泉眼畔云，山色有情能恋客，竹间将别却怜君。瘦筇又逐孤鸿远，浪迹还如落叶分，尘土无心留姓字，碧纱休护壁间文。(26) 在游山中间，居正的心绪，仍旧是在矛盾中的。这两首诗显见得他是无意功名了，但是《谒晦翁、南轩祠示诸同志》(27)说： 愿我同心侣，景行希令猷，涓流汇沧海，一篑成山丘，欲骋万里途，中道安可留？各勉日新志，毋贻白首羞！ 什么是“万里途”“日新志”？当然不会是“遗游寰中诸名胜”之志。居正的心永远是热的。在他到上封观的途中，他的目光永远是向北方。 最奇怪的是他一边请告回籍，一边还认定“欲骋万里途，中道安可留”！请病假的是他，自称“齿壮力健”的也是他。号称“闭关不启”的是他，约李义河游山的也是他。(28)病假当然应当取销了；他的心绪，正在不断地计划早日还朝。敬修《文忠公行实》解释嘉靖三十六年秋间居正出山的动机： 大父见太师居山中且三年，而坚卧不起，常邑邑不乐。前问“大人所为焦劳状云何？”大父辄起行若不顾，而又时时以其意语所亲者。以此恐伤大父心，遂出。 假如不是有意的曲解，这一定是敬修的无知。 居正的请告，完全是因为对于政局的不满，也许还有一点惧祸的心理。《谢病别徐存斋相公书》已经给我们一些启示。他请告中的诗句，更显然地指出： 民生各有性，迭用异柔刚，羡君倜傥概，千里何昂昂。而我荏弱姿，忍垢俱发铓，偏智守一隅，语默互相妨。(29) 昔我图南奋溟渤，身逢明主游丹阙，作赋耻学相如工，干时实有扬云拙。一朝肮脏不得意，翩翻归卧沧江月。故人知我烟霞心，遥传毫素寄云林，看图仿佛犹龙面，使我跌宕开尘襟。尘襟已消豁，世网谁能侵？休言大隐沈金马，且弄扁舟泛碧浔。他日紫阁如相忆，烟水桃花深更深。(30) 江陵的山水看厌了，他开始发见自己怀恋的只是北京的城阙。危险也许有一些危险，但是顾不得。不相知的也许要责备他的热中，但是也顾不得。居正终于毅然决然地回北京了。《独漉篇》(31)《宝剑篇》(32)大致都是嘉靖三十六年北上途中的著作。 国士死让，饭漂思韩，欲报君恩，岂恤人言！(33) 君不见，平陵男子朱阿游，直节不肯干王侯，却请上方斩马剑，攀槛下与龙逢游，大夫磥砢贵有此，何能龌龊混泥滓！(34) 最透出居正个性的，是他的《割股行》。 割股行 割股割股，儿心何急！捐躯代亲尚可为，一寸之肤安足惜？肤裂尚可全，父命难再延，拔刀仰天肝胆碎，白日惨惨风悲酸。吁嗟残形，似非中道，苦心烈行亦足怜。我愿移此心，事君如事亲，临危忧困不爱死，忠孝万古多芳声。(35) 居正毅然地扔下一切。从此以后，他没有家庭，没有恋爱，只有国家。他热恋政权，一直到临死的时候，没有一天放下，然而他的热恋政权，主要的还是为的国家。他牺牲朋友，遗弃老师，乃至阿附内监；只要能够维持政权的存在，他都做得，因为维持自己的政权，便是报国的机会。从此以后，他十九年不曾看到父亲一面，父亲死了，不奔丧，不丁忧，不守制，不顾一切人的唾骂；政权是他唯一的恋人，政权是他报国的机会。“欲报君恩，岂恤人言！”居正大声地吼着。 ———————————————————— (1) 文八。 (2) 诗一，约三十三年作。 (3) 诗一。 (4) 同避。 (5) 书牍十二《答福建巡抚耿楚侗》。 (6) 诗五，约作于嘉靖三十四年。 (7) 诗一。 (8) 文集九《荆州府题名记》。 (9) 文集九。 (10) 《明会典》卷三十五。 (11) 文集八《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 (12) 文集八《种莲子戊午稿序》。 (13) 诗一。 (14) 诗五。 (15) 诗五。 (16) 诗五。 (17) 《味秘草堂卷》。 (18) 《赠贞庵王孙》。 (19) 文集五。 (20) 文集九。 (21) 承奉正为王府内监官名，大用为人名。 (22) 文集八。 (23) 文集九。 (24) 《游衡岳记》。 (25) 诗五。 (26) 诗五。 (27) 诗一。 (28) 诗三《与李义河给谏约游衡岳不至奉嘲二首》。 (29) 诗一《再寄胡剑西二首》之一。 (30) 诗二《曹纪山督学题老子出关图谢之》。 (31) 诗一。 (32) 诗二。 (33) 《独漉篇》。 (34) 《宝剑篇》。 (35) 诗二。 [book_title]第四章　再投入政治旋涡 嘉靖三十六年的秋天，居正从江陵入京，再投入政治的漩涡。这一次他的出山，多分是因为不甘寂寞。整个的政治局面，丝毫没有改进，世宗还是一意修玄，严嵩还是大权在握，徐阶还是精心结撰青词，不动声色。新起的政治势力还有严世蕃——严嵩的儿子。严嵩老了，逐日要到西内伺候世宗，一切的官员，要和他接洽政务的，他都吩咐和他的“小儿东楼”商量。东楼是世蕃的别号，父亲对人称呼儿子的别号，在当时是一件诧异的事。世蕃从太常卿升工部左侍郎；这是一个名义，事实上，他是严嵩的代表。当时的政治社会里，严嵩是“大丞相”，世蕃是“小丞相”。 在这个时期里，对外的方面，还是没有办法。俺答不断地向北京外围——古北口、通州、蓟州、大同、宣化——进攻，国家的政治中心，成为他的最后的目标。东南的倭寇，也是不断地进犯。他们没有远大的计划，但是全国富庶之区，长时期受到他们的蹂躏。内政方面，当然也谈不上什么地方治安。居正回到翰林院以后，曾经说起： 长安碁局屡变，江南羽檄旁午，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旦之衅，则不可胜讳矣。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顾世虽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此可为慨叹也。(1) 这个磊落奇伟之士，正在那里等待时机。徐阶是他的知己，但是徐阶没有用他的机会。严嵩把他当一个文士，没有注意。世蕃认为自己和陆炳、杨博，是天下三大奇才，也没有注意。居正对于严嵩父子，只是一味地恭维。后来严嵩的夫人死了，居正在祭文中称颂他们父子： 唯我元翁，小心翼翼，谟议帷幄，基命宥密，忠贞作干，终始唯一，夙夜在公，不遑退食。……笃生哲嗣，异才天挺，济美象贤，笃其忠荩，出勤公家，入奉晨省，义方之训，日夕惟谨。(2) 这是后事，但是很可看出居正对于严嵩父子是怎样地应付。 正和居正所说的一样，翰林院是一个“敦本务实，以眇眇之身，任天下之重，预养其所有为”(3)的地方。在这里他做过培养的工夫，也曾想到实际的事业。尽管别人当他一个文士看，但是他的个性，在书牍里，已有不少的流露： 中世以后，大雄之法，分为宗、教二门。凡今吾辈之所讲研穷究，言语印证，皆教也。若夫宗门之旨，非略象忘诠，真超玄诣，讵可易言。然宗由顿契，教可依通，譬之法雨普沾，随根领受。而今之学者，皆舍教言宗，妄意揣量，执之为是；才欲略象，而不知已涉于象；意在忘诠，而不知已堕于诠。此竖拳喝棒、狗子矢橛之徒，所以纷纷于世也。(4) 近日静中，悟得心体原是妙明圆净，一毫无染，其有尘劳诸相，皆由是自触。识得此体，则一切可转识为智，无非本觉妙用。故不起净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厌心，包罗世界，非物所能碍。(5) 《易》所谓“困亨”者，非以困能亨人，盖处困而不失其宜，乃可亨耳。弟甚喜杨诚斋《易传》，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窃以为六经所载，无非格言，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自起居言动之微，至经纶天下之大，无一事不有微权妙用，无一事不可至命穷神。乃其妙，即白首不能殚也，即圣人不能尽也。诚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兄固深于易者，暇时更取一观之，脱去训诂之习，独取昭旷之原，当复有得力处也。(6) 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纠纷处，不得稳贴，如火力猛迫，金体乃现。仆颇自恨优游散局，不曾得做外官。今于人情物理，虽妄谓本觉可以照了，然终是纱窗里看花，不如公等只从花中看也。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于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分，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孔子云：“道不远人。”今之以虚见为默证者，仆不信也。(7) 居正的时代，恰是阳明之学盛行的时代。这一派的学问，融合儒家、释家的言论，而最后的目标是在事功方面的表现。居正所谓“本觉可以照了”，正是阳明学派的启示。但是他对于这一派的讲论，始终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嘉靖三十二至三十四年间，聂豹在北京讲学的时候，居正直谓“近时论学者，或言行颇不相复，仆便谓其言尽不足信，是以孤孑迄于无闻。窃谓学欲信心冥解，若但从人歌哭，直释氏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耳”(8)。其后居正当权，禁止讲学，只是这个态度的演变。但是他说“信心冥解”，其实还是心学的学风。用这个学风治经，当然只有“脱去训诂之习，独取昭旷之原”。万历八年，居正答朱睦论春秋云，“春秋本鲁史旧文，仲尼稍加笔削，盖据事直书，而美恶自见，非有意于褒贬也。自三传启穿凿之门，世儒袭见闻之陋，圣人记事之意，寖以弗存。所谓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9)主张还是如此。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崇端王翊袭封，居正奉命到汝宁册封崇王。汝宁去江陵不远，居正便道回家，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他的父亲。万历六年三月居正上《再乞归葬疏》：“痛念先臣生臣兄弟三人，爱臣尤笃。自违晨夕十有九年，一旦讣闻，遂成永诀。”其言指此。在他回家的时间，依然免不了辽王宪的纠缠。《种莲子戊午稿序》，是一篇奉命的文章。序言“今年秋，以使归谒王，王手诗三册曰：‘此近稿也。’不佞受而读之”，可证。“种莲子”是辽王宪的别号。 就在这一年，严嵩和徐阶的斗争，逐渐具体了。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张翀和董传策同日上疏，弹劾严嵩。时来疏称： 顷陛下赫然震怒，逮治偾事边臣，人心莫不欣快。边臣群军朘军实，馈执政，罪也。执政受其馈，朋奸罔上，独得无罪哉！嵩辅政二十年，文武迁除，悉出其手，潜令子世蕃出入禁所，批答章奏，世蕃因招权示威，颐指公卿，奴视将帅，筐篚苞苴，辐辏山积。犹无餍足，用所亲万寀为文选郎，方祥为职方郎，每行一事，推一官，必先秉命世蕃而后奏请。陛下但知议出部臣，岂知皆嵩父子私意哉！他不具论，如赵文华、王汝孝、张经、蔡克廉，以及杨顺、吴嘉会辈，或祈免死，或祈迁官，皆剥民膏以营私利，虚官帑以塞权门。陛下已洞见其一二。言官如给事中袁洪、张璒，御史万民英，亦尝屡及之。顾多旁指微讽，无直攻嵩父子者。臣窃谓除恶务本，今边事不振，由于军困，军困由官邪，官邪由执政之好货，若不去嵩父子，陛下虽宵旰忧劳，边事终不可为也。(10) 张翀疏称：“臣每过长安街，见嵩门下，无非边镇使人，未见其父，先馈其子，未见其子，先馈家人。家人严年，富已逾数十万，嵩家可知。私藏充溢，半属军储，边卒冻馁，不谋朝夕，而祖宗二百年豢养之军，尽耗弱矣。边防既隳，边储既虚，使人才足供陛下用，犹不足忧也。自嵩辅政，藐蔑名器，私营囊橐，世蕃以驵侩资，倚父虎狼之势，招权罔利，兽攫鸟钞，无耻之徒，络绎奔走，靡然从风，有如狂易，而祖宗二百年培养之人才尽败坏矣。”传策疏中，更列举严嵩坏边防、鬻官爵、蠹国用、党罪人、骚驿传、坏人才六罪。三人同日上疏，同样着重边防，很容易引起严嵩的猜疑。 严嵩看见吴时来、张翀，都是徐阶的门生，董传策是徐阶的同乡，认定有人主使。便一力在世宗面前挑拨。世宗不听，后来时来遣戍横州，张翀遣戍都匀，传策遣戍南宁，比杨继盛的惨祸，显然不同。徐阶的地位，已经逐渐提高了，对于他们，隐隐地成为保障。以后穆宗即位，徐阶当权的时候，三人都起复原官。 嘉靖三十八年五月，徐阶晋吏部尚书。这是一个崇衔，因为实缺的吏部尚书还有吴鹏。三十九年徐阶再从少傅晋太子太师，就在这一年，居正从翰林院编修，升右春坊右中允，管国子监司业事。 翰林院编修正七品，右中允正六品，在官阶上进了一品。明代有左春坊、右春坊，管太子奏请、启笺及讲读之事，长官为春坊大学士，其次则有庶子、谕德、中允、翊善，司直郎等官。但是后来都成为翰林官升转的虚衔，没有一定的职务。所以居正实际的职务，只是国子监司业。明代南北两京都有国子监，是当时的国立大学，但是因为只有两个国子监，所以比现在的国立大学，地位更加隆重。国子监的长官是祭酒，其次是司业，就是国立大学校长和副校长。在居正当司业的时候，国子监祭酒是高拱。徐阶、高拱、张居正，是嘉靖末年直到隆庆六年政治界的三个主要人物。 高拱新郑人，字肃卿，又号中元。嘉靖二十年进士。曾为裕王侍讲九年，和裕王的关系很深。世宗自庄敬太子死后，不立太子，裕王便是实际的太子。东宫宫僚，照例是大学士的候补人，所以严嵩、徐阶当政的时候，对于高拱，都是非常地器重，以后高拱升国子监祭酒，便是他们的主张。高拱和居正在国子监同事的时候，他们互相了解，都看到日后两人在政治界的地位。 嘉靖四十年春，俺答自河西踏冰入寇，七月犯宣府，九月犯居庸关。十一月俺答的侄儿吉能犯宁夏，进逼固原。十二月他的弟弟把都儿犯辽东盖州。这一年鞑靼的攻势虽不特别紧张，但是范围很广泛，正面的北方以外，东北和西北都受到他们的蹂躏。敬修《文忠公行实》，特别提到“四十年犯蓟”的记载。这一年鞑靼的进攻，给与居正一个新的刺激，大致他和敬修父子间常时谈到，后来便留下这个记载。 四十年十一月，西苑大火，世宗因为所住的永寿宫被毁，只得暂住玉熙殿。他看到地方又窄又小，和严嵩、徐阶计较。严嵩劝世宗仍还大内，不料触动了世宗无限的伤感。十九年以前，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夜间，世宗宿在曹端妃宫里的时候，宫婢杨金英定谋，几乎把世宗勒死，幸亏方皇后来了，才把世宗救活。那时他在惊惶的中间，话都说不出来。方皇后传圣旨，把杨金英、曹端妃都杀了。杨金英的死不说了，世宗眼看端妃被杀，连申辩的机会也没有。端妃的冤枉，世宗是明白的，但是却怨不得救命的皇后。一个温馨的好梦，剩得血腥的回忆。从此以后，他不再回宫了，西苑是他的世界。“啊，严嵩，”世宗想，“大内是回不得的了！”在世宗沉吟的当中，徐阶早看到神态的不安。 “那倒不必，”徐阶说，“最近重盖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所余的材料很多，交给工部尚书雷礼，用不到很久，尽可重盖一座。” “就这样吧。”世宗高兴地说，一边加派徐阶的儿子徐璠为工部主事，负责督工。 嘉靖四十一年的春天，万寿宫盖好了，世宗住进以后，很得意，升徐阶为少师，兼食尚书俸，徐路也升太常少卿。从此严嵩的势力，逐渐地低落；徐阶的势力，便逐渐地高涨。 就在这年，御史邹应龙给严嵩一个严重的打击。初夏是多雨的时节，一个阴雨蒙蒙的日期，应龙在内监家里躲雨。淅淅的雨声在窗外打个不住，应龙和内监说：“近来内里有些什么事咧？” 内监当然知道的。但是说：“啊，说不得，说不得！” 这一来便引起邹应龙的追问。内监只得说道： “事情是这样的。内里来了一个蓝道士，叫蓝道行，扶得一手好鸾。皇上相信的了不得。一天皇上问乩仙：‘天下为什么不治呢？’那时乩盘沙沙地动，你看上面留着几个什么字？啊，说不得，说不得！九个大字，‘贤不竟用，不肖不退耳！’皇上吃了一惊，便问贤不肖是哪几个。乩仙判着：‘贤如徐阶、杨博，不肖如嵩。’皇上又问：‘那么乩仙为什么不除他呢？’沙，沙，沙！又是一阵，乩盘上还是六个字，‘留待皇帝自殛。’相公，你看怎样？当时皇上着实沉吟了一下，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 一场雨声，透漏了内里的消息。看看雨也小了，邹应龙谢过主人，在风雨料峭中回去。这一晚他对着烛光发愁。严嵩是奸臣，凡是御史、给事中，都得替皇上除害。但是想起沈炼、杨继盛、吴时来的前途，何尝不值得担心？一封奏章，要是倒不了奸臣，至少便得充军三千里。可是也许皇上已经动心，只要再动一下，还愁倒不了一个严嵩！应龙真有些踌躇。朦胧之间，他竟昏昏地睡去了。他做了一个梦。据说是在东风中，他带着随从出去打猎。远远地看见一座高山，他对准放了一箭，那箭飕飕地不知哪里去了。加上一鞭，他骑着马迎着东风走去，当前又是一座山，可是小得多了。山旁一座楼，下面全是田。田里只看到一堆米，米上盖了草。他晓得北方没有稻田，就算有一点吧，也不会在春天把米苫在田里。奇怪得很。不管他，且发一箭。不发还好，一发以后，只听到哗喇一声，像天塌下一样，米堆倒了！楼倒了，小山倒了，连带大山也倒了。这一场大乱，吓得应龙浑身大汗，原来是做了一个梦。 烛光在东风中摇晃，因为烛花长了，显见得黯淡了许多，满桌都是烛泪。应龙把烛花剪过，重新对着烛光沉思。据说当时他在桌上乱画着“高山，高山”几个字。模糊中他看到“山”字连到“高”字，正是严嵩的“嵩”！“好啊！”应龙拍着案，得到了新的启示。事情是容易了。东面的楼是“东楼”。他在桌上写一个“田”字，上面是“米”，“米”上加“艸”，明明是一个“蕃”字。他明白了，这一枝箭，不让它飕飕地落空，一定对准了射去。在烛光摇晃的当中，他起草，他誊清，一分钟没有放过。这是御史邹应龙的奏章： 工部侍郎严世蕃凭借父权，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赂遗，使选法败坏，市道公行，群小竞趋，要价转巨。刑部主事项治元，以万三千金转吏部；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二百金得知州。夫司属郡吏赂以千万，则大而公卿方岳，又安知纪极！平时交通赃贿，为之居间者，不下百十余人，而其子锦衣严鹄、中书严鸿、家人严年、幕客罗龙文为甚。年尤桀黠，士大夫无耻者至呼为鹤山先生，遇嵩生日，年辄献万金为寿，臧获富侈若是，主人当何如！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以豪仆严冬主之，抑勒侵夺，民怨入骨。外地牟利若是，乡里又何如！尤可异者，世蕃丧母，陛下以嵩年高，特留侍养，令鹄扶榇南还；世蕃乃聚狎客，拥艳姬，恒舞酣歌，人纪灭绝；至鹄之无知，则以祖母丧为奇货，所至驿骚百故，诸司承奉，郡邑为空。今天下水旱频仍，南北多警，而世蕃父子，方日事掊克，内外百司，莫不竭民脂膏，塞彼溪壑；民安得不贫，国安得不病，天人灾变安得不迭至也？臣请斩世蕃首，悬之于市，以为人臣凶横不忠之戒。苟臣一言失实，甘伏显戮。嵩溺爱恶子，召赂市权，亦宜亟放归田，用清政本！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严嵩的政权倒了。世宗一面降旨安慰严嵩，一面却叫他回籍休养；严世蕃交法司讯问，最后判决世蕃、严鹄、罗龙文，充军边远。世宗对于严嵩还是不时地眷恋，在西苑奉道修醮的时候，永远舍不下这一个撰进青词的老臣。但是徐阶和新进的大学士，那个慈溪才子袁炜，不还是一样吗？ 严嵩的政权终于倒了。从嘉靖四十一年到四十四年三月，内阁中只剩徐阶、袁炜两人。袁炜是徐阶的门生，但是这是老远的过去了，袁炜当然不再退让，一切的章奏，他要过问。徐阶的经验多了，在微笑中，一切的事务，都和袁炜商量。徐阶在大学士直庐贴着标语，“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他不做严嵩，他只要做贤相。他赢得一般的好感，但是他也正在计划怎样杀严世蕃，怎样饿死严嵩。对于袁炜，他只是一味地微笑；“小孩子啊，”他想，“待我慢慢地计划。”无疑地，在风和日暖的状态中，整个的政权是徐阶的了。 在严、徐政权的递嬗中，我们不要忘去张居正。他曾经劝过徐阶和严嵩明白地干一下。他的计划失败，然而徐阶的计划成功了。他正在重新跟老师学经验。徐阶认识居正是国家栋梁之材，他舍不得让他做杨继盛、吴时来，甚至也舍不得让他做邹应龙，冒着最后一次的危险。他只让居正在幕后活动。严嵩失败以后，居正感觉到无限的高兴，对于自己的政治前途，抱着无限的希望。四十一年的秋天，他有这样几句诗： 狂歌嫋嫋天风发，未论当年赤壁舟。(11) 佳辰已是中秋近，万里清光自远天。(12) 这年他才三十八岁，究竟还是年轻。他的希望激动了，但是“天风”只是一层虚响，“清光”也不免有些迟疑。“是老师忘去了吗！”他立刻又感到失望，他把希望和失望都交给诗卷。 赋得秋色老梧桐 凉露燕山秋自偏，高梧十寻殊可怜，萧萧落叶当寒井，瑟瑟悲风起暮烟。疑有凤凰鸣碧干，不堪哀怨付清弦，皎月夜窗闲对汝，外人谁识子云玄！(13) 这一首诗里“凤凰碧干”是期望，“哀怨清弦”是失望：从期望到失望，正是最大的痛苦。“外人谁识子云玄”，一语道破。居正只是怨切地说，“你们不认识，不认识啊！”究竟年轻，他还不免有些躁急。顾璘对于居正十六岁中举的事，认为太早，倘使再迟五六年，也许他可以更沉着一点。 其实徐阶把居正留在幕后，一切的政治秘密，居正都有与闻的机会。嘉靖四十二年三月，吴维岳调任贵州巡抚，在明代贵州还是蛮荒，维岳一肚皮不高兴，居正给他说： 师翁绝才冠世，卓行范俗，当路且欲虚接席以待，贵阳开府，只暂借耳。比奉手教，乃有东山之怀，岂群材所望乎？(14) 这里很可看出居正说话的地位。关系更大的是景王夺嫡之事。徐阶掌握政权是嘉靖四十一年以后的事，景王虽然已经归藩，(15)但是因为裕王的名分，始终没有确定，所以还是不断地计划。居正说过： 原任少师大学士徐阶，当世宗时，承严氏乱政之后，能矫枉以正，澄浊为清，惩贪墨以安民生，定经制以核边费，扶植公论，奖引才贤，一时朝政修明，官常振肃，海宇称为治平，皆其力也。是时先帝潜居藩邸，世庙一日忽有疑于先帝，命检成祖之于仁宗故事，阶为之从容譬解，其疑乃释。此一事则惟臣居正一人知之，诸臣皆不得闻也。(16) 成祖曾经一度决心废太子，立汉王高煦，所谓“故事”者指此。宫廷的秘密，徐阶都和居正商论，他们间的关系可知。景王死于嘉靖四十四年，这是四十一至四十四年中间的事。 嘉靖四十二年，是一个多难的年代，福建、浙江的倭寇还是不断地进攻，幸亏刘显、俞大猷、戚继光几个名将，打了几次胜仗，把他们堵住了。北方的鞑靼，正月里在俺答领导下，进攻宣府，南掠隆庆。十月把都儿和俺答的儿子辛爱，破墙子岭入寇，北京戒严，直到十一月解严，中间他们曾经大掠顺义、三河。嘉靖年间，北京经过几度戒严，这是最后的一度。 世宗还是没有忘情文物制度的事。正德十六年，他从安陆州入都即位。嘉靖十年，升安陆州为承天府，命文学侍从之臣，为《承天大志》。徐阶当国的时候，再修《承天大志》，大学士徐阶、袁炜，都是《承天大志》总裁。四十二年，徐阶荐居正为副总裁。居正集中留下一篇《承天大志纪赞》(17)，还是些不痛不痒的文章。(18) 嘉靖四十三年，《承天大志》完成，居正进官右春坊右谕德，（从五品）为裕邸日讲官。谕德是一个虚衔，居正的职务是裕王府讲官，为日后进官大学士，留下一个基础。一切看出徐阶为居正作一个从容不迫的布置。其后居正给徐阶两子书中，一再说：“仆受太翁老师厚恩，未有以报”(19)，流露了他心中的感激。 裕邸进讲的事，居正自己曾经留下下列的记载： 臣追思皇上昔在藩邸，臣因进讲汉光武杀直臣韩歆事，反复开导，言人臣进言之难，叹息光武以明圣之主，不能容一韩歆，书之史册，甚为盛德之累。荷蒙皇上改容倾听。(20) 这是隆庆二年的奏疏，所称皇上，即是嘉靖年间的裕王。《文忠公行实》称“太师每进讲，必引经执义，广譬曲谕，词极剀切，以故皇考(21)往往目瞩太师，加礼焉”，指此。 嘉靖四十三年，御史林润再劾严世蕃，逮世蕃下狱。四十四年，林润上疏数世蕃父子罪，世宗发三法司审讯。世蕃只是得意地说，“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他的计划，认定自己的罪状，只要承认受贿的事，其余还不难洗刷，最好是要三法司上疏的时候，提到严嵩坑陷沈炼、杨继盛的事实。两人的被杀，固然是严嵩的策动，但是都取过圣旨。一经提到，世宗想到前事，必然发怒，这样一来，一切的判决都推翻了，世蕃不但会免罪，而且还有蒙恩的可能。计划好了，世蕃的党徒只是一味地数说，“啊，不好！要是三法司提起沈炼、杨继盛的前事，严世蕃没有活命了。”空气在北京城里激动，刑部尚书黄光升、左都御史张永明、大理寺卿张守直，果然中计，他们正要上疏，把严世蕃父子陷害沈炼等的罪状，痛快地数责一番。草稿起好了，三个人去拜访徐阶。 徐阶早知道了。“三位的疏稿，可以看得吗？”他说。 三位法司把疏稿递给徐阶。 徐阶只是说：“法家的断案，再好没有了，钦仰得很。”一边领着三人到内室里去。大家静静地坐下，左右支使出去了，门也掩上。 “诸位的意思，还是要严公子死呢？还是要他活？”徐阶问。 “这是死罪，”三位都说，“当然要他死。” “那么，办这件案子，”他又问，“还是杀他，还是救他？” “在奏疏里，提到沈炼、杨继盛，正是给他死罪的根据。”他们都说。 “话是不错的，”徐阶慢吞吞地说着，“可是另外有一层道理。杀沈炼，杀杨继盛，诚然是犯了天下的众怒。但是沈炼攻击严嵩以后，严嵩把沈炼的名字，放在白莲教徒的供词中，只算杀了一个白莲教徒。这是圣旨。杨继盛，因为疏中‘召问裕、景二王’一句，严嵩认为‘诈传亲王令旨’，圣上大怒，传旨定罪，成为日后被杀的张本。这是皇上的特旨。皇上是最英明的，不会认错。诸位的奏疏一上，皇上疑心三法司借此归罪皇上，必定勃然震怒，恐怕大家不免问罪，严公子也自在地回家了。诸位以为怎么样？”徐阶又问。 这一问，大家愕然了。最后决定还是由徐阶主稿，不提沈炼和杨继盛，只说世蕃“交通倭寇，潜谋叛逆”。一切都是非常机密，非常敏捷。终于由世宗降旨，把世蕃杀了。不久严嵩也抄了家，得银二百万两以外，在当时几乎和国家一年的总收入相等。 有人称赞徐阶铲除大奸，徐阶蹙了眉头，慨然地说：“严惟中（嵩）杀夏公谨（言），惟中的儿子，又由我杀了，必然有人不会见谅，我的心境，只有上天知道吧。”严嵩的政权完全没落了，整个的政局，都在徐阶手里。 嘉靖四十五年，居正由右春坊右谕德进翰林院侍读学士(22)，掌翰林院事。在官阶上没有进展，但是在翰林院的地位提升了。《翰林院读书说》(23)大致是这一年的作品。 在四十四年和四十五年的中间，内阁又起了变化。本来是徐阶、袁炜二人的内阁。四十四年三月，袁炜病重罢归，四月，补严讷、李春芳二人；就在这年十一月，严讷又病了，内阁只剩徐阶和李春芳。春芳是一个好好先生，一切都很安定。但是到了四十五年的三月，徐阶又引进郭朴和高拱。郭朴从嘉靖四十年起，已经是吏部尚书，在资历上，久已应当入阁；高拱在当时是数一数二的人才，而且曾经做过裕王府讲官，大学士本来是他的本分，徐阶及早引进，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手腕。他看定高拱对他必定感激，至少也是政治上的友人。但是徐阶却看错了。 这一年，世宗更加衰老了，因为多病，斋醮得更积极，一切的目标只是长生。“啊，长生，长生！只有生命是值得追求的，朝章国政，自然有人担负着！”世宗这样想。二月里户部主事海瑞委实看不过，决定上书直谏。直谏！一切直谏的榜样都在那里，世宗的朝廷里，正充满了血腥。海瑞买好棺材，准备后事，一边吩咐妻子，“这条性命，就献给皇上吧！”他慨然地说。他回头一看，书僮和长随都跑掉了，大祸临头，他们平时伺候主子，现在用不到逗留，什么人愿意陪主子坐监呢！海瑞点点头，他很明白。终于他上疏了，他还记得最激昂的几句： 陛下诚知斋醮无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与宰相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之积误，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间，使诸臣亦得洗数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皋夔伊傅之列，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释此不为，而切切于轻举度世，敝精劳神以求之于系风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见劳苦终身而终于无所成也。 这不仅是一个刺激，简直是一个霹雳！世宗把海瑞的奏疏扔在地下，大声地说：“把他捉住，不要让他走了。”内监黄锦接着道：“奏明皇上，这人不会走的。”他把海瑞上疏以前的行为，一切奏明。世宗待他把奏疏捡起，读了一遍又是一遍，长叹了一声：“我虽不是纣王，此人可方比干了。” 世宗的衰迈，显然地增加了。有时他想传位裕王，让自己安心养病。他和徐阶商量。他说：“海瑞说得也不错，但是我病久了，事情怎样办得？”徐阶是明白的，他不敢劝皇帝退位，只是请皇上顾念祖宗基业，天下苍生。当然世宗不再谈传位了，他只是一意修玄。事情不是很明白吗？前年五月的夜里，正当世宗坐在天井里的时候，御座上“降”下一个仙桃。内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从空中降下的。你不相信？五天以后，又“降”下一个。这不是上天的赏赐是什么？五月的天气，北京会有仙桃么？以后的以后，白兔生子了，白鹿又生子了，这是瑞兔瑞鹿。翰林院进过奏章，还不相信么？上帝的恩赉多着呢！只要耐心等着。 皇上正在修玄，道士们的工作，越发积极。王金、陶仿、陶世恩、刘文彬、高守中纷纷地进仙丹，进丸药。他们是道士，也有的是医士。不管他，自古不是说巫医吗？一概升官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