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我的生活 [book_author]冯玉祥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传记,完结 [book_length]422584 [book_dec]自传。作者冯玉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作品记叙了冯玉祥将军1930年以前的生活经历。冯玉祥久驰沙场、身经百战，曾经生活在光绪、宣统和民国几个时期。作品从他降生人世写起，叙述了他弱冠从军，参加滦州起义，兴兵讨伐袁世凯;还记述了他进京力挫保皇复辟的张勋，驱逐废帝溥仪出故宫，直到参加北伐战争。作品反映了作者曲折复杂的经历，再现了中国近现代极为复杂而动荡的历史。作者援引资料丰富，其中有不少材料极其珍贵。以其亲身经历叙事写人，详而不乱，绘声绘色，真实动人。 [book_img]Z_6263.jpg [book_title]第一章 我的家世 我的家世，我生长的环境和我所处的正在急剧变化中的时代，都是我的个性、思想，以及一切行为活动的摇篮。 我的原籍，安徽巢县竹柯村。对于故乡，我知道的虽然很多，但并不具体。我现在所记述的原籍的家世情况，都是小时候从我父亲口里听来、零碎蓄积起来的。 我的父亲本来是个泥瓦匠，名字叫做有茂，一八四五年生于巢县竹柯村。早年家里奇穷，不得已同他的兄弟分居度日。伯父同三叔当裁缝糊口；四叔做一个佃农，替地主耕种着土地；父亲曾一度当过雇工，但后来不久即投身行伍。 祖父的一生，每天都在穷困中挣扎着，晚年生活益发穷困得可怜。一次，祖父病了，家里一文不名，买药的钱也无从筹措。父亲无计可施，于是跑到巢湖去摸鱼，卖得了钱，再买药回家给祖父吃。去摸鱼的时候，往往怀里揣着一袋“锅巴”，预备饿了好掏出来吃；若遇到家里连“锅巴”也没有，空着肚子在外头待一天，是经常的事。 祖父的病愈来愈重，转眼到了严冬。这时巢湖边上结了冰，摸鱼事实上是不可能了。父亲在无可奈何之中，就想法子在冰上凿一个大窟窿，边上放一盏油灯，引诱鱼往上跳，等到跳上来，他就很快地捡起来。 一天晚上，风刮得很大，雪花纷纷地飞舞着，父亲如平常一样，照例拿着灯，蹲到巢湖里去捉鱼。祖母在家里照料着躺在铺上呻吟不已的祖父，一边却在挂念着巢湖里衣服单薄的父亲。家庭的生计日益艰难，思前想后，处处都是触人忧伤的资料。每到祖父呻吟停止，渐渐入睡的时候，祖母就轻轻地走到门口，对着茫茫的雪夜凝神，直到父亲披着满身雪花回来，她老人家才能安心。 父亲日夜焦虑劳碌，也渐渐地病了。虽然病着，然而摸鱼的工作却仍然不能丢弃。 生活的穷困还不算数，偏又遇着洪杨革命。全家因急于逃难，一生辛劳的祖父就在这时候丧失了他的生命。在那样一个动乱的时代里，不消说，死者的死与生者的生，一样都是无关重要的。 因为长期在穷困中挣扎，长期照料着祖父的疾病，祖母的体力已经渐感不支，并且年纪老迈的人，身体精神本就十分衰颓，姑叔年纪又幼小，人事未更，处处增加了父亲的拖累与辛苦。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家人离乡背井去逃难，的确难为了我的父亲。我记得父亲谈到这些情形的时候，往往突然地泪如泉涌。我写到这里，停笔凝思，当时我父亲谈话时悲哀的神色，依旧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祖母不堪长途跋涉之劳，不得已由父亲背负着；小姑小叔跟在后头，蹒跚地走着。时间久了，姑叔也渐渐地走不动，就抓着祖母的衣襟啼泣。到了这种时候，祖母只得从父亲身上下来，另外又由父亲找到一根扁担和两只箩筐，将小姑小叔装在两头，挑起来赶路。而祖母只好跟在后头，踉跄地随行。走了不远，就是一条从巢湖分来的河流横断着去路。原来这里本有专渡往来行人的船只，可是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却连船的影儿也不见了。大家不由得焦急起来，特别是我的父亲。后来父亲跳下水去，试探一下，幸亏河水尚不甚深。于是父亲用一只木盆把祖母和姑叔一一渡过河来。正预备继续向前走，忽然对岸又跑来两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神色惊慌，看光景也是刚逃出来的。她们看见河里没有船，又不知水有多深，于是更加慌张。这时后面乱兵的扰嚷声已经隐约可闻。她们望着祖母等用木盆渡过，自己却无法可想，情急之下，就跪在岸上大声呼喊，要求救命。祖母遂命父亲回去，将她们俩渡过来，一同行走。 当天晚上，走到半山中一个破庙里住下。父亲因为年纪轻，觉得和两位陌生的女客住在一块，不大方便，于是自己在外面露宿了一宵。这种乱不忘礼的举措，充分地表现出父亲的严正和古板的个性。日后我个人的精神生活，受了这类事情的感化和影响亦不小。第二天，刚动身要走，两个姑娘忽然跪到祖母跟前，恳求祖母收留她们做儿媳妇。因为她们觉得自己的年龄已大，同行的又不是自己的亲故，长此下去，无论如何不是了局，何况离乱之中，自己的家属又向哪里去寻找？倒不如就此结合为一家人的好。这种突如其来的要求，在祖母实在是初不及料，当时就毫不迟疑地婉言拒绝了。但是两个姑娘却已拿稳主意，一再恳求，跪在地上不肯起来，祖母不得已又去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向来正直不苟，何况这事颇有乘人之危的嫌疑，当然更加不肯容纳。等祖母的话说完，父亲就郑重而且坚决地说：“无论怎样，这事万不能答应。”事情也真凑巧，恰恰第二天在路上遇到两位姑娘的父母，当时就把两位姑娘交给她们的父母领走。这两位姑娘同她们的父母团圆了，欢喜自不用说。父亲同祖母少了一层累赘，同时精神上也得到很大的愉快。 这里以后，全家逃到一个偏僻村落的破庙里，住了一个颇长的时期。这期间，历经了许多艰难和酸辛，吃、喝、穿一切生活需用都无着落。经过了若干转折之后，父亲才投到一家张姓家做佣工。这是父亲正式充当佣工的时期，同时也是他投军的始点。 张家是个地主，家里有两个儿子。老主人渴望他们获得功名，支持门第，因此在父亲未来以前，已经请了一位武术教师在家，替小主人教些石头弓箭刀枪一类的课程。两位少爷却和一般的阔少没有两样，一切纨袴子弟的习气无不应有尽有。穿的绫罗绸缎，吃的离不了鸡鸭鱼肉，早晨老不起床，叫一声，哼哼大半天没有动静。 父亲生性勇武，酷好武艺，看见小主人放着这样好的教师在家，不知努力上进，心里着实惋惜，于是不时在那教师跟前讨教几套，空闲的时候就搬石子，耍弓箭，独自苦学潜修。教师看见父亲穷苦而有志气，功夫也很有根底，心里喜欢，加倍尽心指教。这样练习了一个时期，父亲的技术已经大有可观。 考期到了。父亲奉命担着行李送小主人去应考。不知由于怎样的一个机缘，父亲也得到入场应试的幸运。进了试场，两个阔少连射了三箭，一箭也没有射中，石子不消说也没有举起来。下来了，臊得面红耳赤，结果是名落孙山。平素娇生惯养，一点苦功也没有下过，临事自必当场出丑，给爹妈丢脸，这也是不足奇怪的。父亲与试的结果，三箭都射中了，石子也举得合格，居然入学了。这在他自己也是没有料到的。久经折磨的父亲，这时才觉得稍稍吐了一口郁闷之气。 父亲考入了武庠，祖母却因此受过一次很大的窘困，说起来也很有趣味。原来父亲佣工的期间，祖母已返故乡竹柯村。故乡虽然并没有可留恋的地方，然而生活到底比较外乡容易些。外面人地生疏，生活艰难，再三考虑，祖母才离开父亲回乡。为了分在两下，日子更好过一点。父亲入学之后，送报子的星夜到竹柯村报喜。在清代科举盛行的时候，有人专门靠着报喜为生，每逢榜张出之后，这般人瞅着榜上的一个名字，看清籍贯，即疾驱地拼命跑向目的地。跑得快了，可以得头报，多赚些赏钱；若是慢了，成了二报三报，就不值钱了。任何人家的父兄，接到自己家子弟功名成就的喜讯，谁都乐意掏些赏钱，表示自己的快慰。但是这次报父亲喜讯的报子，可算是生意不佳了。报子到家的时候，祖母赤着脚，挽着裤腿，正在田里插稻秧，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时她的儿子会考取功名。送报的查问了半天，才有人把祖母从田里找回来。祖母到了家，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看见她来了，一拥围上来，乱嚷着贺喜。大家都说她从此苦尽甘来，吉利话说了一大堆，弄得祖母大半天茫然不知所措。俗语说，自己的苦只有自己明白。祖母的艰难也只有她自己知道。大家正在恭维贺喜，吉利话讲得起劲的时候，却不想字字都刺激了祖母的神经，使她听了伤心。在一片笑语欢腾声中，祖母忽然呜咽起来了。家庭一贫如洗，四壁萧然，每天两餐饭都发生问题，拿什么招待报喜的呢？一样的喜讯，到了穷人家，就变成了无法应付的难题！后来多亏冯文焕的祖母（我的本家嫂子），察知了祖母的隐衷，赶快地跑到家里，兜了一些鸡子和几斤米过来替祖母发赏给那报子。可是报喜的却大大地不高兴，经邻里多方劝解，才勉强打发他走，算解了祖母的围。 考取武庠，虽然算不了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可是父亲的生活却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变化实含有严重的时代意义，决不是偶然的。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爆发，数千年来闭关自守的中国，经不住帝国主义炮舰的轰击，终于被迫着大开门户。于是国际资本主义的洪流一涌而入，中国旧有的经济政治的壁垒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满清的封建统治也走到了日暮途穷的境地。这一新时代的开始，其征象就是普遍的农村骚乱与新的政治斗争的酝酿和发展。一八五○年洪杨革命的爆发，明显地，即是那外来的与内在的经济政治条件之下所产生的一个革命运动。经过这次浪潮的泛滥以及战争的延长与扩大，那些和土地紧紧束缚在一起的农民，至此也不得不离乡背井，流亡外地。太平军在广西起义，不久即连续占领赣、皖、苏、浙等省；满清军队与之转战于长江流域，前后达十一年之久。这一期间，东南各省农民四散流亡，其中有的投入太平军，有的应募而为淮军湘军以及其他满清军队。总之，生活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一次时代的变动，固然影响国家的政治前途，同时也影响到个人的生活以及一切活动。不过这些时代的意义，在当时并不为参与其间的个人所自觉。父亲由流浪而为佣工，由佣工而取中武痒，开始从军，很明显的正是这些农民之中的一个例证。他之所以离开农村社会，在他自己看来，或者不外是生活的威胁与上进心理的驱使，其中复杂的时代与社会的意义，他不消说是丝毫没有意识到的。 父亲取中武庠，是他从军的一个重要关键。他最初投身铭军。铭军，为刘铭传所带领故名。他是淮军将领之一，在晚清很负盛名。父亲初到军中，在差遣队当差，后来慢慢地升到哨长和哨官。 清末，帝制的统治整个发生了裂痕。洪杨之役好容易平定了，“捻子”相继发动于安徽、河南、山东、直隶各省。不久陕甘回乱又复爆发。这些事实，正是满清政府腐化与无能以及残酷压迫的结果。因此，不仅激起了汉族的暴动与革命，连其他民族也对它仇视起来、反抗起来了。 陕甘回乱虽然侥幸平复，但其剩余势力又在新疆一带蔓延。清廷不得已就颁布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的命令。因此父亲即随军由西北开赴新疆。那时军事上的设备都幼稚得可怜，而且对于士兵的待遇也是猪狗不如的。这样横贯数省的长途行军，嘉峪关不设兵站，士兵的口粮一次发给八天，全是生红薯，由各人自己背负着。从内地到新疆，一条黄沙漠漠几千里的长途，本来尽够人走的了，如今再加上八天口粮的生红薯，总计至少在十五六斤以上，压在背上，叫人怎么受得了？这样的长途跋涉，一天一天，好像永远走不到头。一路上，饿了的时候是以红薯充饥；渴了的时候，仍然是以红薯止渴。这种生活，不说多天，就是三五天，父亲以及其他任何强壮的同伴，也都有些为难了。几天之后，大家已经支持不住，但是终于勉强挣扎着到了驻守地。后来父亲告诉我说，从这时候以后，他看见红薯头就发疼。有一天在保定府街上走，遇到一个卖红薯的，他看见了，立时恶心作呕，连连不住地吐出酸水，这是我亲眼看见过的。 从新疆回来，队伍开到山东济宁驻防。父亲就在这里结了婚。外祖母家姓游。第二年生我长兄基道，后来一共生了我们兄弟七个。当时因为生活艰难，兄弟们营养不足，死去了五个，三弟长到很大，后来也死了。长兄出世的第二年，铭军就解散了。父亲就和母亲带着长兄回南，本来预备考试武举，但后来没有考成。四年之后，父亲重复到济宁。从这时候起，姥姥就没有找着，只打听得她是因为荒乱，几年之前已流离他乡。一九三二年我在泰山住，曾托人到济宁探询过一次，结果只找到一个表弟和一个叔伯舅舅。我母亲问我舅舅的乳名，至今我长兄还能清晰地记着。 父亲在济宁没有久留，即重新入伍，随淮军至直隶青县兴集镇。生我的那年，正是父亲到兴集镇的次年—一八八二年，即光绪八年的秋天。在我出世的前几个月，朝鲜发生了士兵大暴动，失势的大院君利用乱兵，颠覆新政府，并且袭击日使馆。因此中日双方都派兵驰赴朝鲜，几至酿成战端。更远之前，美政府经李鸿章的介绍，在仁川港与朝鲜缔结美韩通商条约。以后法、德、俄、意、奥诸国都先后派遣使臣赴朝鲜，缔结修好通商条约。这些都加重并且加速了日后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和发展。 我出世的那年，祖母已经去世了。当我长兄随父母回南的时候，祖母还健在。因为我长兄是在北方生的，所以祖母就给他取个名儿，叫做北宝。我既然得不到祖母给我的命名，父亲就顺着祖母的意思，给我取个名儿，叫做科宝。“科”，大约就是指科举而言。 后来李鸿章到直隶，淮军分驻于洋郡各属。于是保定府“五营练军”开始，父亲就到保定府，全家也都搬去同住。因此，这儿就成了我儿童时代的养育之地，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现在说话操的是保定府口音，也是这个缘故。 上述家世，正替我埋植了一个艰苦的前途，并且替我打下后来奋斗的基础。 [book_title]第二章 康格庄 在保定府城里住了不久，全家即迁移到康格庄。迁移的动机，主要的是为减轻经济上的负担。那时我大概才三岁的光景，对于人事虽然尚很淡漠、然已渐能认识，并且尝试着要了解人生种种迷惑错乱的景象。 康格庄距保定府城东约有二里之遥。我们初搬到这儿，在村的小西头路南赁了陈家的两间西房住着。大约房主人的状况也很艰难，房子很不好，房间怕只有一丈余长的光景，房身也非常低矮，父亲立起身来，举手可触着顶上的梁木。屋内除了睡眠的土炕及造饭的地锅之外，很少再有空隙的地方。桌凳等的陈设不消说都是没有的。客人来了，连坐的地方都感到困难。这时父亲那种谦窘的样子，看了真令人难过。这与其说是家里来了客人，倒不如说是父亲的难关来了恰当。四围的墙壁，因为年代久远，风吹雨淋，都已渐渐地松弛崩溃，成块的泥皮常常向下脱落。更因造饭的缘故，炊烟在墙上涂抹了一层很厚的黑垩，衬映得满屋里黑漆一团。最讨厌的是吃饭的时候，一掀锅盖，顶上的灰尘就同秋天的落叶一样，簌簌地往下降落，有时猛烈的水蒸气上冲，多年停滞在屋顶上的灰尘也会掉落下来，弄得满锅里乌涅白皂，令人看了无法下箸。平常坐在屋子里，若稍微留心一下，就会看见细雨似的煤灰满处飞舞着，地上、衣服上、被子上、无处不是尘屑。这两间龌龊不堪的房屋，就是我们全家安身立命之所，会客、睡觉、厨房、餐室，统统都仰赖着它。 经了长时期的辛劳刻苦，家里积聚了一百六十吊京钱，始在康格庄南头典了一所葛姓家的房子。这所房子一共七间：三间正房，两间东房，正房东头另外还有两间小房间。能够住这么多的房间，比较以前总算宽敞了许多。搬家的那天，孩子们固然欢天喜地兴高采烈地呼喊，就是大人似乎也是异常欣慰的。 一天黄昏，父亲同母亲正在屋里坐着谈话，母亲一手抓着我的手，一手抚摩着我的头发，眼睛直向我的左耳朵看着。一会儿，她对我说： “科宝，从前你受不了屋里黑暗肮脏的苦，常常撒腿就往外跑，幸亏门神爷一手把你抓住，你才没有跑掉！看看，你的左耳朵不是缺了一块吗？” 母亲说话的声调愉快而自在，说完了，抬起头来，望了望父亲。两位老人脸上都浮现出从未有过的珍贵的微笑。 原来我的右耳朵大而长，左耳朵却比较的方而短。这大概因为在我吃乳的时期习惯于向左边侧卧，大人又整天忙于操作，没有工夫顾到孩子身体正常的发育，日子久了，左耳朵就比右耳朵短小，没有得到平均的发育。母亲同我说的话不过是借此拿我取笑罢了。 家里生计艰难，年幼的孩子也不能不帮同大人操作。我七八岁的时候，便有时同家兄到野地里拔草拾柴。每天吃过早饭之后，各人背着自己的草篮，拿着镰刀，下身穿一条露着半截腿的裤衩，跳跳蹦蹦地向草地里进发。这时真可说是我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候。自然的幽美，长空的辽阔，焕发了我潜伏着的生命的火焰。清脆的鸟声，唱着生命的赞美歌，委婉而动听；迎面吹来的微风拂到脸上，一种愉快的感觉，似电流一样，传感了我的周身。情不自禁的时候，我就放大了喉咙，喊上几段梆子腔，发泄心中的积闷。凑巧成群结伙的拔草拾柴的小朋友们遇到一起，笑笑说说，跳跳唱唱，那就更热闹有趣了。拔草的地方，大都在高粱地里。拔的是一种黄草，可以用来喂马，晒干了，也是一种很好的燃料。 一到收割麦子的时期，保定府附近，衣服褴褛的农夫常常成群结伙地去拔麦子。这时我也随着大家同去工作。 农民生活的艰苦，如果不去实际体验，怎么样也是难以想象的。劳动者的苦楚，只有劳动者自身才能够知道。后来我自己怎么样也难以克服的农民性格，都是我过去的生活遗留给我的。这种生活与环境，深切地影响到我日后的思想与情绪，影响到我日常处理事务的习惯，以及我训练军队的方法；同时直接间接也使我必然地倾向革命，并且时时刻刻忘不掉改革劳苦大众生活的职志。 我现在略举几件事谈一谈。 夏天，高粱快要成熟，秆上的叶子照例须经一次擗剥，据说这与它的谷实的发育有很大的关系。保定府的惯例，擗叶子的时候要敲锣，一敲锣，大家都钻进高粱地里去，谁擗了谁要。每年一到这时候，我往往把其他的工作放置不顾，专门到高粱地里去擗叶子。因为这种机会实在太难得了。擗叶子的苦楚，到现在想起来还使我的头晕。地里好像一座大蒸笼，一钻进去，就觉得窒息气闷。四围密集着的高粱，一株接连一株，一点风也吹不进来。上头热辣辣的太阳晒着，蹲在里头，简直是面包烘在火炉里。汗水雨似的滴着，头上像有一个铁箍紧紧箍着，胸口像有一团棉花塞着。这种苦，自然不是我自己愿意受的。但一想起家里的情形，又不能不狠着心，咬着牙，强打精神去擗。有时从早晨直到晚上，赤着脚，挽着腿，袒胸裸臂，在里头擗一整天，中间连饭也不吃，因为怕耽搁了时间，叶子都被别人擗完了。出来之后，低头一看，脖子上，胸膛前和两只臂膊，都起满了鲜红的痱子。由于过度的疲劳，不仅饭吃不下去，连水也懒得喝。头、耳朵，轰轰地作响，口腔和咽喉里淤积着一股很厚的苦涩的黏液，一噎上来就要呕吐。 到了冬天，原野上无草可拔，地里也没有可寻找的燃料，于是就到树林里去投干枝棒。所谓投干枝棒，就是用一根较粗的枝丫，向树枝稠密的地方投去，冬天树枝特别干脆，只要击中了，就很容易断落下来。这样投个半天，落下很多的干树枝，收集起来，背回家去，可以烧一两天。另外我又常常穿杨树叶。北方杨树特别多，一到隆冬，树叶儿完全脱落，遍地都是。穿杨叶的方法倒也很巧妙：是用一根细棍，一端削得尖尖的，一端刻一道槽，系上一条长绳，把削尖的一端戳到叶子上，随手捋上绳索，很快地就可以穿一串。我冬天的生活，大部分是在穿杨叶和投干枝棒两项工作上消度过去。 幼时我穿新鞋的时候很少，所穿的大都是“二鞋”。说起“二鞋”来，怕只有穿过的人才能道出原委。普通人家，常常把穿得半旧不新的鞋子卖给打鼓的小贩，而后经过一番洗刷修补的工作，前后再打上皮包头；这样的鞋子，从外面看来好像新鞋似的，其实叫做“二鞋”。穿这种鞋，有一种缺陷，就是鞋的大小往往不能适合自己的脚，也许小些，也许大些，穿长久了，脚上就会生毛病。现在我脚上毛病所以特别多，都是因为幼时穿“二鞋”太多的缘故。 家里日常生活差不多天天要同当铺发生关系。父亲的薪饷不到月杪不下来，在那青黄不接的时期，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唯一的门路就是上当铺。大人因为碍着颜面，不好意思上当铺去，每次都是由我同父亲的一个护兵窦玉明外号叫窦老魁的一同去。赎当的时候，也是他跟着我去赎。每月上旬，所当的大都是些整齐的比较值钱的衣服；可是快到下旬，不仅家中随手应用的什物要拿去典当，就是炕上铺垫的褥子也要揭下来送进当铺了。这样剜肉补疮地勉强支持着，一直到眼看着快断炊，家中再也找不出可典当的东西来的时候，父亲的饷才能发下来，饷一领到手，头一条事就是赎当。这好像诰命似的，一点也不敢拖延，要不然，钱花光了当也赎不出来，下月的生计可就毫无办法了。赎当的时候，窦玉明拿着扁担在头里走，我在后头跟着。这时我一面走，一面却在算计当票的张数以及利息的多寡，生怕大人算错了账，多付了人家钱。到当铺把当物取了出来，用绳子捆好，两人就抬着回家。长袍、马褂、坎肩、衩裤、褥子以及各种应用的什物，统统都在里头。 当铺在保定府东大街，每逢赎当，东关是我们必经之地。每次到这里的时候，父亲的朋友老远地就笑着问我：“饷下来了吗？” 经过这样的一问，不由得我脸上就有点发热。有时不等把我应回答的话说完，我就低声催着窦玉明说：“快走！快走！” 说也奇怪，这种羞怯的心理，只有在我经过东关的时候，才显著地感觉到。一到东大街，特别是快要进当铺的时候，不知怎的，羞怯的心一点也没有了，代替而来的是一股愤怒之气，从心里一直冲到脑门上。 每次进当铺，总要使我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苦恼。最可恨的是掌柜的那副冰冷的面孔。每次走进去，抬头一望，柜台后头站着的，就是那个害贫血病的尖头鼠脑的怪东西。这时我的心房蓦地感到压迫，跳跃的次数骤然增加，好像要立刻爆裂的一样。等到把要当的东西双手递上柜台，自己就如一头被宰割的羔羊，只有俯首帖耳、动也不动地在那比成年人还要高过一头的柜台旁边静静地靠着。待不上半分钟，就听见一种油腔滑调刁吝刻薄的、好像含有枪药的声音爆裂出： “三百钱能当得了吧？” 每个字眼里都吐露着一种恶意—就是：“你多嘴，就立刻滚出去！” 头一两次，我把东西递上去以后，还离开柜台，退后一两步，仰着脸，立起脚跟，看着他的脸色，希望他能多给我当些钱。后来，我简直不敢再望他了。 我几乎每天要进当铺受这样的晦气。那时心里不禁反复地想：“这比坐监牢好些吗？” 家里日常吃的米面，都是在一家杂粮店里赊取。这家杂粮店的字号，现在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地址在保定府东门外，正对着城门，因此外号就叫“迎门冲”。掌柜的姓米，人都称他小米。这位小米先生做生意，那种精奥巧妙的手段，真叫你不能不叹服。我们赊用的粮食，都是暂时不付钱，按日把账目记上折子，日后再算账。这样的办法，表面上好像小米先生吃了亏，可是实际上他却大施其剥削手段，比较现钱交易还要赚得多。每次在他店里取了面粉，分量总是不够头，拿回来一称，一斤至少要短二两。至于小米，不仅分量不够，并且还掺杂了很多的沙子。我们明知他巧妙的剥削方法，但是只有忍受，不敢和他理论。原因就是：我们拿不出现钱来买东西！除了赊取粮食之外，我家日用零钱也在他店里挪用，这也是叫人气愤的事。因为在他店里取的是大串钱，他就弄些小钱掺杂着，我们也看不出来，等到取回家，把钱串拆开来用的时候，三个钱的醋，四个钱的油，那些小钱就没法花得出去。花到最后，剩下的一些小钱只好白白地扔了。到了月杪，饷下来了，白花花的银子再给他送了去。 在康格庄，我的母亲戒鸦片时的那种痛苦的情状也是我所不能忘记的。父母早年都染有鸦片烟的嗜好。这在清末，已成为一种最普遍的风气，尤其是军政界，简直无人不吸。那时鸦片虽然便宜，可是我父亲每月只有十二两银子的饷，维持全家日用必需，已经捉襟见肘，当然难有余力来负担一笔鸦片烟的开销。不得已，父母下了极大的决心，决计要戒烟。 戒鸦片烟的苦痛，我真看够了。开始戒的一两天，父母筋骨都感到疼痛，卧在炕上，像害了霍乱病一样，呻吟呕吐，不住地转侧翻腾。他们眼角里含着泪，清鼻涕不断地向外流，呵欠、寒噤，连续地发作。端起碗来呷一口水，两手就颤抖得厉害。一直闹了三四天，才能稍稍安静一点，但也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衰弱不堪了。记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们简直疯狂了一般，仰卧着也不合适，坐起来也不舒快，左翻右转，怎么样也没有是处。那种痛苦难熬的情状，叫人看了不寒而栗！他们难受得无法可想，就横卧在炕上，把腿伸出来，令我同家兄两个人每人拿一根捶布用的木棒槌，各按着一条腿去捶。捶半天，筋肉才觉得舒展一些，精神也能安定一些，这才勉强合上眼，睡一两个钟头。从这里，我就深知鸦片烟的可怕，以后我看见鸦片烟就要发恼，比看见仇人还气恨，从心里起一种不可遏止的憎恶之感。 父亲信仰佛教，到晚年尤其诚笃。家里正房的中央悬着一幅白布绘的观世音像，两边蒙着白布幔，中间只露一块斜窄的三角形的空隙，从这空隙处，仅能看见观世音的下体。白布幔的上端，还横蔽着一条黑布帘，底下拖出两条绿布飘带，衬托得异常精致。每到初一、十五，或特别的祭节，父亲即穿上开叉袍子，戴上大帽子，着上靴子，在佛像面前行三跪九叩礼。每次看见他行礼，我心里总觉着奇怪，心想这是什么事呢？有时父亲行完了礼，仍不起来，趴在那儿，把头伏在地上，嘴里咕里咕噜不住地念诵，声音特别微细，辨不出念的是什么话，弄得我莫名究竟。有一次我实在闷不住了，轻轻地走到他背后，侧耳偷听，才听见了下面的一段话： “祈求老佛爷大发慈悲，救苦救难，保佑一家平安，升官发财，一顺百顺。” 念完了，就在地上砰砰地连磕三个响头。 他在家里，闲常没事就在炕上打坐，盘起两条腿，像弥勒佛一样，手里拿着一串佛珠，来回没遍数地数着。一天下午，他从营中回来，又到炕上打坐，这时母亲突然叫喊起来： “蛇！蛇！” 我蓦然一瞥，一条七八尺长蜡黄色的毒蛇，正沿着南墙根爬去，骇得母亲手忙脚乱，慌张地向外跑，我也未及细看，随着母亲一同跑了出来。 父亲真不愧为佛门弟子，的确有点镇静的工夫。母亲惊慌失措的呼喊丝毫没有扰乱着他，他依旧安静自在地坐着，慢慢睁开眼睛，向那条正在爬行的蛇望了一望，而后不慌不忙地站起来，穿上大袍子，戴上大帽子，着上靴子，开始向那头蛇焚香叩头，同时嘴里还不住地念着：“阿弥陀佛！” 原来他竟把这条毒蛇当做了财神爷。财神爷居然进了家，他相信完全是他终年祈祷，感动了佛爷慈悲心肠的缘故。他的虔诚信佛，不是白费的了。 从那天起，他就在连接正房东端的两间小房里设立了一座财神牌位，每天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每到初一、十五，替佛爷上供；初二、十六，就给这位财神爷上供。一家人常年在多神教里过日子。 戒烟以后不久，母亲就病了。那时我年岁还小，她生的什么病，也弄不清楚。只记得她因为家里煮的面条吃着没有味，叫我到保定府城里玉美轩去端面条，并且顺便请来一位姓宋的大夫。这位先生据说是专门针灸。到了家里，医生照例必须有的“望”、“闻”、“问”、“切”四步手续也没做，他就从腰里掏出一根九寸多长的银针，也不消毒，也不揩拭，对准母亲胸部，一直刺了下去，刺得很深很深，看去快到后胸，停留了好久，才拔出来，—怎么能刺进胸口里去呢？真是怪事！直到现在，我还莫名其妙。 俗话说：“炕上有病人，不得不信神。”我那时年纪小，每天受着迷信空气的熏陶，而且又一心希望着母亲的病快好，于是许多迷信的勾当我都愿意扮演。比如在家里烧香祷告，远远地向着真高庄的刘爷庙叩头，我都虔诚地照做。往往搬一块砖头放在面前，就在那上面叩头许愿。 我在院子里从黄昏一直叩到半夜，四肢渐渐地不能动了，脑袋疼痛难忍，像要涨裂似的，前额上突出了一大块，好像另外生了个脑袋。母亲的病不消说并未因此减少分毫。对于神的信念，这是第一次在我心目中起了动摇。庚子年义和团起来，八国联军打到保定，刘爷庙遂被毁掉。它的无边的法力，也一旦竟降伏于洋大人之手！可是听说现在又有人重新把它修建起来，恢复昔日的盛况了。 母亲死了，照北方的风俗在家里停灵三日。“接三”的那天，才到安徽义地找了一块地方安葬。说起义地，我还记得当日家里的悲苦情况。母亲死后，家里一文不名。我同家兄弟终日啼哭，父亲虽几经筹思，也是一筹莫展。后来实在无法可想，才决定葬到义地里去。当时假使稍微有一点办法，是决不会把母亲埋到那里去的。以后我一想起这件事来，就觉着如芒在背，坐卧都感到不安。民国十一年，我从河南回到保定，才把母亲的灵柩从义地起出来，同父亲的灵柩合葬于保定府西北新茔。几十年来的夙愿，这才得以偿还。但这也恐怕是多余的吧？ 我的家庭给予我的影响固然很大，但同时整个的康格庄的环境影响我的地方亦复不小。在这里，我觉得也有一述的必要。 康格庄的居民大约不下二百余家。讨饭的人虽然少见，但大部分都是穷苦的。他们大都以农为生，其中以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为最多。每家土地类多在十亩上下。做生意的人这里很少。贩卖油盐酱醋，算是村内唯一的营业。儿童玩具以及妇女用品，在康格庄都不容易买着。村里不到过年的时候看不见穿新衣服的人。在平常，人们的衣着十九都是褴褛不堪，满身补丁。绸缎绫罗不消说这里压根儿就没见过，就是洋布之类，这里也很少有人穿。 吃饭的时候，没见过谁家特意做一碟炒菜，荤菜自然更不用提了。大葱、萝卜、盐菜，是他们经常的菜蔬。有些人家竟连咸菜也舍不得吃，只临时泡点盐水吃。麦熟的时候，才有一两家吃麦子面的，平素吃的都是高粱、棒子、小米面等杂粮。 谈到房屋，稍微讲究一点的人家才在屋顶上抹一层石灰，所谓“石灰房”，为村内较好的屋舍。瓦屋全村里只有一二家，其余都是些敝旧破坏狼狈不堪的屋子。有的人家连院墙也建不起，仅用秫秸扎成稀疏的篱笆，算做院墙。院墙内外，破乱的瓦器、瘦小的牲畜，是唯一的点缀品。到了冬季，特别是寒风凛冽的天气，村内到处呈现着一种衰残荒凉的景象。间或有人从村首走过，穿着臃肿的破棉衣，瑟缩着身肢，慢慢移动着，看来简直像一个影子，像一个鬼魂。这时一两只狗吃惊地叫起来，声音也是那样的悲惨，那样的凄凉。这种种现象，都在反映着人民的生活是怎样的干枯与贫乏。 村里遇有喜庆丧祭的事，平常的交情是随一百三十钱的礼（合现在三个半大铜元），交情深厚的，随二百五十钱的礼（合现在六个半大铜元）。待客的席面，有名的是“白菜豆腐泡席”，八大碗一齐端—白菜、粉皮、粉条、豆芽、豆腐泡等。饭是掺有很多细沙子的大米蒸的，吃时一不小心，就会把牙齿震掉。我们在这里住了十余年，只吃过一次荤席，然而那所谓荤席者，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薄薄的猪肉而已。 人们除了完粮之外，很少和政府接触。政府既不注意人民的生活，人民也不关心政府的作为。两方面只是一面收税，一面纳粮，此外再无关系。保定府距这里虽然仅只二里，然而村民对于那里的城市文明并不感到多大的兴趣，有时却反而以鄙夷憎恨的眼光去看它。这里听不到关于政治的谈论，也听不到列强侵略中国的痛史，外面种种巨大的事变，如同隔成两个世界，很少波动到康格庄来。 政府开征钱粮的时期，里正一手提着锣，一手拿着木槌，从村西头一直敲到东头，口里大声嚷着： “完粮哪！上忙银子，每亩地四百六！” 村人听见这样的锣声，并不见得马上就去完粮。他们只没精打采地走到门口，漠然地对里正望一眼，很快地就缩回身子，只当没那么回事一般。一直到了最后的限期，延无可延的时候，他们才三五成群地到城里去缴出他们的血汗钱。 他们整年忙碌着、愁苦着，唯一的娱乐就是看戏。自然，这样的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保定府附近流行的戏剧有“哈哈”、“二笑”、“梆子”、“老调”等数种。这类的戏剧，对于我们村民的影响非常深大，我们的人生观、社会观，都由此中渐渐地陶溶出来。我自己最爱看“老包斩陈世美”的一出戏。每逢看到陈世美强派韩琦迎路去杀他妻子的时候，我的两手总要握得紧紧的，全身的神经紧张起来，心里骂着： “丧尽天良的陈世美呀！” 这样，直到全出演完，陈世美被铡，我的一口气才可以松下来。这时心里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痛快。但随即又要生出模糊不清的疑念。心里想：假如没有铁面无私的老包，这位丧尽天良的驸马爷，谁敢铡掉他呢？那么，他妻子的冤屈到几时才能伸雪呢？世界上真有老包这样的官吗？假如没有，这些罪恶和冤孽有什么法子可以解除呢？每次看完戏，我总要这样兴奋地自问着。 受这出戏的感动的当然不止我一个。上庙烧香的人，尤其是那些老太太，在烧完香回家的时候，一手拿着带土的油条吃着，一手掠着头发，一路上还不住指手画脚地大骂陈世美。 此外，“溪皇庄拿花得雷”，也是我最爱看的一出戏。故事是花得雷为非作歹，强横豪霸，张耀宗奉了令去捉拿他。幸亏褚彪老英雄肝胆义气，用尽心计，叫侠女张桂兰等巧装歌女，为花得雷祝寿，贾良等乘隙而入，里应外合，一战将花得雷拿住。 那时我常常想：“以后我长大了，不能做老包，也要做个褚彪才行。”我一生疾恶如仇，这类戏剧给我的影响实在不小。 离开康格庄后，随军漂流各处，再不曾回去住过，然而这里一切情状，我一经回忆，依旧宛然在目，历历不爽。 这是我幼年时期的生长之地。它给我的印象，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book_title]第三章 入伍前后 我的童年时期，一直在穷苦中挣扎着，但其间也曾有过一度学塾生活。不过为时不久，就又不得不丢弃了这个幸福，走上长征之途。 一八九一年的秋天，我开始到学塾里读书。这在有钱人家子弟看来，当然是一种儿童应享的福利，丝毫不觉得稀罕。然而在我，家庭状况是如此的艰苦，却把它当做一个天外飞来的福音。 父亲是个因为没受学校教育而饱受痛苦的人。他不识字的痛苦生活，使他深切地希望着：无论自己的经济状况如何窘苦，自己的儿子一定要让他们有上学读书的机会。家兄基道便在父亲这种愿心之下，勉强入了学。 那时还都是些“子曰”“诗云”的私塾，现代的新式学校，不消说还没有。先生的束脩，每年才六吊京钱，合现在三百个铜元。父亲常常对家兄说： “北宝，咱家里可不容易呀！你上了学，要好好地用功，才对得起我们。将来有机会我再替你补兵，那时就休想读书了。” 家兄于光绪十二年正月入学读书，到了第六年即光绪十七年九月间，他即补上骑兵之缺，吃一份马粮，每月关得七两二钱银子，除养马外，颇可补助家用。他的学塾生活至此遂即停止，总计家兄上学共只五年零九个月。可是这一年的束脩是已经缴给先生了，当然不能返回。算起来，下余尚有三个月，于是由我顶替了他，去补满那三个月的期限。就这样，我得到入学读书的幸福。 我平素羡慕惯了有钱人家子弟入学塾的生活，心里渴望着自己也能有这么一天。可是等到自己真要入学的时候，心里又不免忐忑不安起来。那快来的新奇生活老在我脑子里盘旋着，使我又是高兴，又是害怕，一连兴奋了好几天。 那天父亲带领我去上学，见了先生，第一件事就是叫我向他叩头。父亲说： “这是你老师，快给老师磕头。” 我恭而且敬地磕完了头，就坐到预先为我安排好的座位上去。书房里一切情景都使我感到新奇。霎时间，我觉得自己已经开始了新的生命，许多美丽的希望在我眼前闪烁，我小小的心里充满了快乐和幸福。 先生姓陈，六十多岁，是保定府新安县同口人，名字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他虽然是我开蒙的先生，但除了记得他爱用旱烟袋敲我们的脑袋而外，留给我的印象却并不很深，这倒是很奇怪的。我开始照例是念百家姓和“人之初”。初次捧到书本，每个字对于我都是生疏的，它们在我眼里乱跳，使我没法把捉。捺下心思念了半天，才背得出几个字，但也非常生硬，老是不成腔调。至于那字是什么意思，那句怎样解，不消说更是不知道了。 念了三个月，就到了放学的时期。这时我住到父亲的营盘里自修功课。 在营中，每天的功课是写字认字，温习旧课。这期间给我影响最大、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营中的一位贾少书。我那时年纪小，模仿性特别大。贾少书的一言一动，我都觉得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尤其那一笔优秀的书法，和他的丰富渊博的学问，更加强了我对他的敬佩仰慕之心。他成了我的模楷，我的典型，事事我都要学他。那种热烈的情形，真是少有。每天我跟着他认字写字，听他谈书说理，心里感到万分的愉快。他对我也特别认真教导，在短短的岁月中，我有了很大的进益。从此我对于读书的兴趣，一天天浓烈起来。 我每天练习写字，可是买不起纸笔，于是就用一根细竹管，顶端扎上一束麻，蘸着稀薄的黄泥液，在洋铁片上涂写。后来听父亲的朋友刘贺堂告诉我，说在方砖上也能练习写字，并且比洋铁片还好，所以我就改在砖上练习楷书。这样，较比以前是更合用更经济了。 父亲人事的关系愈复杂，经济方面就愈感到拮据，每月十几两银子的收入，无论如何是不敷支出。这时唯一的希望，就是把我也补上兵额，每月多领几两银子，补助家庭的用度。 保定府五营练军，是有名的“父子兵”。这意思就是老子退伍，由儿子顶名补缺，普通外面不相干的人，是很难补进去的。有时即使一年半载能出一个缺，就有许多人来争着补，各方面托人保荐。所以我补了几次，都没有补上。 父亲境况困难，他的同营友好都尽情明悉。但彼此都是穷困中挣扎的旅伴，除了给他一点精神上的安慰而外，有什么法子可想呢？记得那时他们常对我父亲说： “秀公，等着吧，等老大老二年岁大了，您就用不着发愁了。” 有一次，营中出了一个缺额，外人还不知道，管带苗大人就说： “这回补冯大老爷的儿子。” 旁边人就问： “冯大老爷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这一问，苗大人也怔住了。接着那人就说： “我问问去。” 这时苗大人生怕他去一问，耽搁了时间，缺额又被旁人抢去，所以他随即说： “我知道，用不着问。”于是他就随手写了“冯玉祥”三个字。 本来我们的名字是按照族中“基”字的排行取的，家兄叫基道，我叫基善。这次补兵，因为苗大人随便这一写，以后我就沿用下去，没有更换本名。这就是我的名字的来由。我补兵的这年，是光绪十八年，西历一八九二年，我才十一岁。 补上兵之后，我并没有随营操练。除了发饷时到营中应名领饷外，其余时间我仍在家中过活。这在保定府，叫做“恩饷”。 第二年，我改入一位马先生的学塾里继续读了一年书。马先生只有三十多岁，年轻性躁，每天用板子责打学生。我所得的益处依然很少。因为那种严厉暴躁以及糊里糊涂读死书的办法，一点也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不过我要特别申说的，就是纵使是那样的学塾教育，但居然也有我的份儿，我已经觉得万分欣幸了。上学读书，原是有钱人家子弟的专利呀。 到了年底，由于环境的逼迫，我不得不结束了学塾生活。合计我正式上学的日子，一共只有一年零三个月。一生永不再来的童年教育时期，便这样匆促地告终。然而这段生活，我却永远不能忘记。 十二岁这年，我就到营中拿枪，练习打靶。那时我的身体异常发达，身高足有四尺七八，我记得有一次同一个三十多岁的同伴相比，我还高他一寸多。这年春夏之交，保定府突然发生了空前的瘟疫，传染迅速，死亡极多，后来越是蔓延，越是厉害。不记得是谁异想天开，出了个主意，要调军队进城，轰打瘟神。那天绝早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就奉命进城。我们都穿着满身云头的军衣，兴高采烈地去执行这个奇怪的任务。进了城，队伍分作若干排，每排十人，每走过一条胡同口，就砰砰地一排枪，从早到晚打了一整天，打得满城都是火药气。那时我就有愤恨外国人的心理，总觉得他们欺压我们，不是好东西。我这种排外心理的出去发点，当然只是一种幼稚简单的民族感情。这一天我们走到北门，路东恰巧有一座外人传教的福音堂。我看见了不由得十分厌恶，就托起抢来，瞄准福音堂的上半部，砰砰打了两枪，我看见门匾上立时黑了一大块，心里觉得很痛快，背起枪来，回头就走。从这种幼稚的行为上，很可以想见当时一般民众的情绪。 晚清的时候，有两次意义影响都极重大的对外战争：一是鸦片之战，一是甲午之战。前者是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的第一炮，并且加速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后者完全暴露了满清政府的懦弱与无能，使人民对它根本失去信任。戊戌政变和辛亥革命诸役，可以说大部分都由此酿成。 保定府在满清时代是京畿重地。自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以后，军事上的地位益形重要。朝鲜事变甫起时，五营练军即接到加紧操练的命令。这时保定府就有很多的谣言在流行着。一会儿说皇上不愿打，一会儿又说李鸿章不肯对日本开战。一般军民对于日本，更有许多懵懂愚昧的估量，简直荒谬可笑。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清廷终于下令正式和日本宣战，练军前后两营即奉令调开大沽口警备。命令刚到，官长尚秘而不宣，到了下午，方始集合目兵讲话，宣布了开赴大沽口警备的命令，嘱咐大家准备一切，决定第二天早晨开拔。命令一宣布，不啻晴天一个霹雳。同伴弟兄们平素过惯了自在安闲的生活。不要说对国外作战，就是连乡门都还未出过，骤然间听说要向大沽口开拔，抵御日本兵，大家立时骇得失神失色，十分恐慌。整个的下午，营中就同煮开了的水锅一般，七嘴八舌，嘈杂不休。有的三三两两聚在房里，指手画脚地瞎猜胡说。有的聚在空地上交头接耳，来回地走着闲谈。有的躲在墙角里唉声叹气，有的坐在板凳上撅嘴咋舌，种种奇形怪状，不一而足，好像在演着一幕滑稽剧，叫人看了又是好笑又是好气。家庭方面，听说队伍即要开拔，都纷纷到营中探询，一探听，果然属实，回去的时候，也有拭眼泪的，也有垂头丧气的。还有些家长们走到营门口，大声地对他儿子嚷着： “小三儿！你可不能去呀！家里就剩我自个儿啦！万一有个好歹，可叫我怎么着？” 这天晚上，大家睡在铺上，好似热锅上蚂蚁一般，滚过来，翻过去，整整一夜合不上眼皮。第二天起来一看，大家的眼睛都肿得像桃子一样。 怪剧接着出演了。 这天早晨开拔，情形就如杜甫《兵车行》所描写的一样。军队走出保定府城外半里路的光景，忽然看见当地的男女老幼—同营官兵的父母兄弟妻子们—手连着手站在路旁，一直排了三四里路，哭天叫地地送行。我亲眼看见一个老太太，拉着她儿子的手，泪流满面，呜咽不已，死也不让她的儿子成行。这样的情形，触眼皆是。从早晨直到正午，奇哭怪号，声震云霄，只是不肯罢休。在不明底细的人看了，一定会以为是谁家大出殡，所以惊动这么些人来哭送。决想不到这是保定府五营练军开往大沽口警备，去抵御敌人，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光耀。原来他们只想着大沽口就是死地，就是陷人坑，如今去了，一定不能复回的。所谓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在他们是淡薄到等于没有的。至于这场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中日战争，意义有多么重大，不消说更是丝毫也不懂的。这种可悲可恼的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呢？我敢肯定地回答：这完全是专制政治和愚民政策的结果。 我们的军队开到大沽口，日本军舰正在对岸二十里名叫拦沙岗的地方“挂口”。这拦沙岗是多年海沙淤积而成的平地，在这儿开炮，正好轰打大沽口的炮台。我一到这里，看见这样被威胁的情形，就感受很大的刺激。心里想：“今后我不当兵则已，要当兵，誓死要打日本，尺地寸土决不许由我手里让日本夺了去！”现在看到我们国家民族所处的境状，再回想那时的豪志，一方面固抱有极大的隐痛，一方面却使我的意志愈加坚强，精神愈加奋发起来。 这次战争的结果，中国大败，旋即停战，议和于日本马关，清廷特命全权大臣一等爵肃毅伯李鸿章前去出席。和约成功，中国赔款库平银二万万两，给予日本种种利益，朝鲜独立，并把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割让。日本独吞了这样大的一块土地，立即引起欧洲列强各国的嫉妒，特别是帝俄，那时正锐意侵略南满，对于这事决不甘于默认。所以《马关条约》刚刚签订，帝俄即联合德法向日方交涉，将辽东半岛的割地强行索还中国，由中国再出三千万两以为赎偿之费。由此遂种下一九○五年日俄战争的根苗。 和议进行的时候，我们的队伍正奉令修筑大沽口炮台。那时我年岁尚小，抬不动土，白天除做些杂务外，就帮着扫扫土，夜间随同父亲巡营，整天过的都是军队中的生活。李鸿章毕竟不愧为一位深通洋务的大臣。为时不久，北洋海军造船所，已在他的擘划之下宣告成立，炮台上也新从西洋购来了十几尊二十四生的新式大炮。政府迷信大刀，妄自尊大的心理，至此可说受到一个致命的打击。炮台修了二年，才告成功。工程的伟大，建筑的坚固，在当时的确称得起全国首屈一指的海防工程。不幸后来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列强逼迫中国将大沽口炮台拆毁，深可痛惜！ 我们在大沽口住了一年多，颇有几件事情可写。一是老兵吃新兵的故事。那时驻守大沽口的各队伍中，都招有大量的新兵。这些新兵，年纪轻，见识浅，又没有受什么训练，因此有些油滑奸诈的老兵就想尽方法加以欺骗恐吓，从中获取利益。老兵常常故意对他们说些恐怖的事，无中生有，张大其词。一会儿说：“日本兵在对面挂口了！“一会儿又说：“日本兵在对面一开炮，我们大家都成为碎粉，一个也别想活！”又说：“每月三两三，就卖了我们的命，太不值得！”他们整天在新兵耳朵里这样叽咕，说得那些新兵们恐慌万状，都要想法子溜逃。要溜逃，白天是没有机会的，必得在夜间。那时他们的衣服用品，一件也不能带，只能赤手空拳地逃走。于是南下的东西都由那些奸诈的老兵得去，卖成了钱，就买肉来炖了吃。一边吃着，一边笑骂那些无知的新兵：“冤大头！好好的兵不当，要溜逃！东西也不要了，给我们吃炖肉！”骂着，笑着，吃着，津津自得。回头又用同样的方法去欺骗恐吓别一批新兵，把他们吓跑了，于是老兵又大吃炖肉。 有一次飓风袭来，立刻发生海啸，大风大雨，翻江倒海。海浪拼命地往陆地上奔腾倾注，低洼的地方都成泽国。那时有位曹总兵，统带着二十多营新兵驻在大沽口的双桥。那是一个洼地，在巨风骇浪的猛袭之下，立时水深二三十尺。那些没有多少训练的新兵一个个都慌张乱逃，也不看清方向，也不辨别高低，只是你挤我推，一个劲地乱跑，越跑，水越深，结果二十多营人都惨遭灭顶，一个不留。长官没有周详的筹划，士兵没有良好的训练，其危险有如此者！ 那时驻在大沽口的各军，都毫无军纪可言。官长以及士兵不受约束，荒唐百出。那儿的街市有东大沽和西大沽，都相当的繁华。士兵们就随便上街逛窑子。在此驻守的还有个之字营，士兵都是奉天锦州人。我们的练军则都是保定人。为了逛妓，两方面发生冲突，一次二次地打架，结下了大仇恨。有一次因为争风吃醋，又打起架来。当时练军人手多，又都长于武术，之字营在场的人少，武艺上也不能相及，即被练军痛打了一顿。之字营的弟兄吃了亏，气愤得不得了，跑回去邀集伙伴，打开了仓库，拿出枪弹来。练军这边也不相让，立时两边排阵对垒，准备大打。后由韩协台和罗镇台出面调解，费尽心力，方把一场风波平息下去，但两方打伤的人已经不少了。这件荒唐的事闹了出来，当地的报馆—那时初有报纸，办报的人往往借此为要挟图财的工具—觉得有生意可做，就声言要把事情起稿发刊。直隶总督王文绍以此事太碍体面，急得不得了，派人去和报馆疏通，结果是送报馆二千两银子了事。 到了一八九六年，五营练军方由大沽口开回保定原防。这时我才正式入伍，开始受军事操练。在兵营中，最难得的是好长官好头目，若是能遇着学术两科兼优的热心长官，那就是士兵们最大的幸福。我的最直接的长官是正目刘贺堂和哨长王春。他们两位教导士兵，真可说循循善诱，无微不至。事无大小，他们无不一一详加讲解，尤能处处注意士兵的教育程度，按部就班地教练，非常认真。我正式入伍的半年期内，确实得了他们极大的益处。 不久，我们的队伍又开赴安肃县“拉拨子”。所谓“拉拨子”，就是巡防地方，维持治安的意思。我们的队伍开到安肃县，当地士绅都派人来招待，并且请我们吃酒。一天，一家酒商宴请我们，在席上我竟演了一幕滑稽剧。我本来不能喝酒，但这天同伴们却故意同我开玩笑，坚执地说我会喝酒，有的人又用话激我，说我喝半斤十两不算一回事。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专门对付我一个人，我那时年幼无知，又却不过情面，一时把不住主意。我是初次喝酒，一点经验也没有，既不知酒的分量，也不会取巧藏拙，每次都是一口喝干杯。每喝一杯，大家就在一旁喝彩、叫号。越喝，他们越叫，越叫，越不由我不喝。这样一连喝了几杯。掌柜的以为我的酒量真很好，于是拿出顶上等的带浆酒，要我喝个充量。当时我的神经怕是已经麻痹，也辨不出什么滋味。只是糊里糊涂地喝下去，也不知喝了多少杯。喝到散席的时候，酒力突然冲上来，眼前一阵黑，四肢软弱无力，已经再也不能支持。大家七手八脚地扶持着，才把我踉跄地送回营里去。幸亏离营不过百步，路上倒没有出什么意外。次日，浑身发出透明的水泡，小的如黄豆，大的竟和蚕豆差不多，难受了好多天，精神也委靡到了极度。从此之后，我深知酒的可怕，决心不再喝酒，而且事实上也是看见酒就厌恶，遇有宴会，连杯也不去动。一般人都说我矫情，其实哪里知道我有这个底蕴呢？ 在安肃县，我新认识了几位朋友，年岁都与我不相上下。他们有的在当地团练上服务，有的在铁路上当警察，也有的正在修筑车站上的站台。我们“拉拨子”的工作，本来很轻闲，除了受人家殷勤招待外，简直可以说再没有别的事可做。那时军中纪律也很松弛，没到自己值班的时候，尽可随便在外头溜达。我是个初涉足社会的少年人，好奇与好动的心理整个把我支配着，一有空暇，我就爱找那几个朋友去聊天斗趣。一天晚上，大家正谈笑得起劲，朋友中的一个忽然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 “走，咱们扣宝去！”一面说着，一面就拉着我往外走。 这一套，在他们是玩惯的勾当了，唯独我却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子，受了怂恿之后，心里又是恐惧，又是觉得新奇。就在这样迟疑不决的情况下拉拉扯扯地被拖到赌场里。我对于扣宝这门径，一点都不懂，下注也不会下，筹码也不会摆，坐在那儿，随着人家云天雾地地赌下去。赌到半夜，就输了十几吊。起初尚想捞一捞，希望能够赢回来，怎么也不愿离开座位。那宝盒上好像有吸铁石一样，紧紧地把我吸住—两眼直瞪瞪地对它望着。哪知弄到后来，好像在烂泥坑里挣扎，越挣扎，越爬不上来。看看没有希望了，只好打了个呵欠，伸了伸懒腰，苦笑着离开那儿。一路上越想越追悔，越想也越焦急。输了这许多钱，到哪里弄来还账呢？还不出来，又怎么样应付呢？这天回去得太晚，生怕父亲追究，于是又预先编好了一套谎话，准备把事情掩盖过去。—原来一切恶习，都是连套着的，有了这样，就自然有那样，用不着坏朋友一一教唆。至今思之，犹使我不寒而栗。 几十吊钱！这样大的数目，一时我是无论如何也还不起的，于是想出了分期偿还的办法。商得对方的同意，每月八百五百不等，陆续地支付。如此一直闹了三年，还有人同我要赌账。这一次糊涂勾当，可真把我害苦了，三四年中弄得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每天都逃不脱那些赌博鬼的纠缠。从此我痛切地觉悟到，交结朋友，关系一个人的前途实在太大，非得小心谨慎不可。 我经过这些刺激，心中的悔恨自不必说。回防后即约束自己，向读书和修养方面努力。 我过去因为念过一年零三个月的书，又在营中受贾少书很多的指教，因此普通的文字能粗识一些。每逢操练余暇，自己就爱看些武侠小说，一半是为的看热闹，一半也是企图多识些字。我看的第一部小说是《封神演义》，其次是坊间流行的《绣像彭公案》。初看时半懂不懂，只管囫囵咽下。读完一遍，从头再读，读长久了，书中大意也渐能领悟。但字的意思和音读，有许多依然摸不十分准确。以后接着又读《施公案》。这是我最初自动阅读的三部书。那时我们的正目刘贺堂—别号叫做刘老喜—专门爱说《三国演义》。一到他说的时候，很快地就围上一大堆人，聚精会神地听着，连咳嗽也不敢大声。自然，我也正是这些听众之中最热心的一个。每听到张翼德大战长坂桥，赵子龙大战长坂坡，乐得我心花怒放，恨不得手舞足蹈。于是又引起我对于《三国演义》的兴趣，立时借了一部来仔细阅读。初看的时候，只见生字连篇累牍在眼里乱跳，用手指按着，逐字逐句地慢慢读，闹半天还摸不着头脑。不过我咬着牙，耐着心，随时随处向人家请教，我终于把它读完。 营中新认识的朋友，大般会几套拳。我的一位顶要好的朋友，是同哨的马老殿，他的拳术极好，在保定府称得起第一。他为人十分和易，平素同伴们在一起，大家最爱同他闹着玩，有时甚至动手动脚。每次这样地闹时，他老是笑着让开，有时也说一句“闹什么”！总不肯和人家打闹。日子长久了，我心里却有点纳闷：“为什么他老是不还手呢？”一天，又有人同他动手动脚，他又是照例一笑让开。我就忍不住问他： “人家打你，你为什么老是不还手？” 他含着温和的微笑回答我说： “他们打我几下，不要紧；我要是还手，他们可受不了。” 我听到他这话，立时恍然领悟。功夫是愈练愈炉火纯青，愈练愈能使人有涵养的。地里空瘪的谷子，总是高昂着头，洋洋自得，但充实丰满的谷子，却总是低着头的。 每次关饷之后，我总喜欢花几文制钱去吃一顿大饺子。这时我情愿多跑几里路，绕过东关，到南大街去吃平老静的牛肉饺子。这饺子铺是开在一家当铺的门洞中。我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吃一顿饺子呢？说起来倒也很有趣的。 原来这位平老静曾在当铺里当过一副包金镯子，后来赎当时（正是三十的夜间），不知当铺伙计怎么弄错，居然还他一副真金镯子，他拿回家去之后方才发觉，深怕因此逼出人命，于是毅然决然把镯子送回。这一来，使当铺老板意外地惊喜了一场，除当时给他送了一块“拾金不昧”的匾额之外，并把当铺的门前让给他开了一爿饺子铺。市井贫贱之中能有这样的正直君子，的确令我钦敬。我觉得能够在这样的人物所开的铺子里吃一顿饺子，也是一件光荣的事，就是多花一些时间，多走儿里路，我也甘心情愿。除了这一点之外，平老静还收容着很多习武艺的徒弟，刀枪棍棒，应有尽有。这也很能吸引我这个正在充满着习武狂的小小的心灵。可是别人却不了解，因此都喊我“老冤”。我也只好报之一笑罢了。 满清的腐败，不仅限于政界，就是军界亦莫不如此。那时军营中每到初一、十五，有所谓“上衙门”这一个老套。到时各级官长都穿上袍子褂子，着高底缎子靴，戴着红缨帽，骑着马—文的文打扮，武的武打扮—一早上衙门。我因为个儿大，在营中当一个大旗子，所以也幸能参加他们这个勾当。初次看见这一套，总觉得很奇怪。心里想，这是干什么呢？大概是议论军机大事吧？不然，也是讨论地方上的政务，或是各部队相互间的重要事情。哪知道不久我就发现这种猜想完全不对。原来他们那样郑重威严地到了衙门里，大家一见面，不过彼此把腿一弯，互相请一个安，就同木偶一样，站在旁边再也不动了。俄顷，大家便出来，重复上马，一溜烟飞奔走散，有的下小馆子，有的去随便玩耍，什么事也没有了。他们把这件无聊的事，做得如此铺张，如此郑重，我觉得真是滑稽到了极点！ 就因为“上衙门”，我又遭遇到新的不幸的事变。 [book_title]第四章 河边的眼泪 我们的军队，从大沽口撤回保定的第二年，父亲接着遭遇到两次不幸的事变，使我们整个家庭陷入了悲苦的深渊。 一天，我正在营中读书，父亲的护兵忽然惊慌失色地跑来，见了我，急忙地说： “快点儿归家，大老爷坠马受伤了！” 我一听这话，觉得眼前掠过一阵黑影，一时也未及细问原委，即匆促地走回家来。这时父亲正躺在炕上呻吟着。 原来这天是阴历二月初二日，又是“上衙”的日子，父亲照例循着营中的规矩，戴着大帽子，穿着马褂袍子，骑着马，到协台衙门里去。不料刚走到城门洞间，马的前腿忽然被冰滑倒，全身仰翻，父亲的右腿被压到底下，等到人家救起来一看，右腿迎面骨被马签轧破，约有一寸多阔的一个伤口。因为伤处未能保持清沽，微菌侵入，不久即起化脓作用，一直养了三个多月，方才养好。 俗话说：“祸不单行。”这话好像是为父亲说的。正在父亲养伤期间，营中接到裁并的命令，两营合并为一营，结果裁去了大批人员，父亲不幸也在被裁之列。在贫病交加之中，忽又惨遭失业，这种突如其来的威胁，在我们无论如何都预料不到的。 从此以后，家庭的费用只有全靠家兄同我来维持。家兄在骑兵队上吃一份兵粮，每月关七两二钱银子，这前面说过的。我吃的是步兵种，每月关三两六钱。两个人合起来，除了马吃的，不过七两二钱银子，尚抵不上父亲一个人的收入。以这样微小的收入来养家，日常生活的窘苦，可以想见。过了不久，家兄又因事他去，家庭费用，更弄得不能维持了。 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父亲在这种艰苦的境况中，仍然亲切地关怀着他的爱儿。直到今日，每当我独坐沉思的时候，一想起父亲当时对我的那种慈爱之情，不由我伤感得流泪。 那时我们军队中的规矩，是三八打响，逢五排十打靶。所谓三八，就是初三、十三、二十三；初八、十八、二十八。逢五排十，即初五、十五、二十五；初十、二十、三十。每次打靶的时候，我从家里去得很早。那时当兵，不一定都住在营中，除上岗而外，其余时间即使全在家里待着，也没人过问。父亲疼我年纪小，打靶的时间过长，每次总给我六个制钱，叫我买几个烧饼揣在怀里，预备饿了的时候好掏出来吃。从父亲手里把钱接过来，自己在路上一面走着，一面不住地打算，心里想，父亲的饮食已经淡薄得很了，我怎么能再拿去买东西吃呢？而且父亲拿这六个制钱的时候，那钱袋里不是只剩下几十个制钱了吗？老人家的心情，该是怎样的苦痛焦急啊！我想了又想，怎么样也不忍得把这六个制钱花掉，于是决计把它留起来。 打响，每人每次得领五十个药条。这些药条，并不一定都须打完，每人总要剩个十几条，自己卖掉，换钱用。那时有个教习阎吉胜收买药条，每次打响完事，他那儿就站拢很多目兵①，争着换钱，彼此见了，只相视一笑，谁也管不着谁，这事已成了公开的秘密。我每次剩的药条，可以卖得十几个制钱，加上早晨父亲给我买烧饼吃的钱，一共大约可以凑个二十四五个制钱—保定府用的是津钱，叫做五十钱—我有了这些钱，就到肉铺里买半斤猪肉，提着飞奔回家，预备炖好了，晚饭时候给父亲吃。父亲失业之后，荤食本已断绝，这时居然有炖肉吃，自然觉得欣慰。可是这炖肉从哪里来的呢？父亲禁不住要问了。 ①民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军队中军士的称号 “从哪里来的炖肉？”父亲刚拿起筷子，就向我发问。 “您老人家只管吃好了……”我低着头嗫嚅地回答。 父亲看见我这样的情形，越发非问不可了。最后问得无可奈何，我只好将原委说出。他听了之后，立时把筷子放下，眼泪不住地往下流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现在我回想这种情形，犹历历在目。 父亲对待我们孩子，总是亲热慈祥的，从来没有严厉斥责的时候，小时候我老觉得父亲比母亲还要慈爱。母亲有时因家事烦恼，常常对孩子发脾气，以发泄她心内的苦闷，然而父亲却永远宁静，永远安详温和，他的慈爱的音容永远在我们眼里闪烁着。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父亲从失业以来，差不多半年了，百般设法谋事，总没有丝毫的希望。生活时时受到严重的威胁。后来他几经考虑，觉得非南返故里不可。 南行计划既然决定，唯一的难题就是川资。那时从天津到上海，轮船票价是十两八钱银子，加上由保定府到天津的一段民船费，由上海到巢县的一段路费，合计起来，至少须十八九两银子方才敷用。这么一笔大款，向哪里弄去呢？父亲从前固然是半点积蓄也没有，亲朋好友都如自己一样的穷困，借贷的事更是办不到的。处此情况之下，左思右想，实在没有办法，不得已遂将自己住的房子转典给当地一户人家，得了十五两银子，不足之数又变卖了些动用物件，才算解决了当前的难题。 我们一家，只父亲同我两个人住在一起。父亲是怎么样也不忍丢开我的，我呢，自然也不愿离开父亲。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只身孤影，流落异乡，在父亲实在不能放心。但如果一同回南，原已筹好的川资又发生问题，这使得父亲已有的决心也不免动摇起来。然而可留北方，事实上已不可能，当初万一有些微的办法，父亲是决不作南行之计的。数月来的窘困生活，实在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因为房子已经典卖给人家，父亲要动身走的前一晚上，新房主一连来查看了好几次。这显得我们一家人已无栖留之所，一种凄苦的感觉困扰着我们，使我们禁不住相对落泪。屋里的一点木器家具以及应用的什物，早几天已变卖尽净。这时所余的，只有父亲炕上铺着的几件简单的被褥和正屋里布幔中的一幅观世音菩萨像。如此情形，看来真叫做“家徒四壁”—但这四壁又何尝是我们的呢？ 这晚上，父亲一边流泪，一边嘱咐着我，滔滔不绝。我坐在炕沿上，低着头，只知呜咽地答诺着。 “张管带、苗管带、高诚义，这三位，你千万不要忘记他们对我家的好处，以后你要想法子报答。我是不行的了，你可千万不要忘记。” 这些话，本来是父亲平素说惯的，但今晚听来，分外觉得悲楚。 张管带为我补兵的事，曾尽过不少的心力，虽然并没有成功，然而人家的厚意，总是不能忘记的。苗管带为我补兵，不及通知我的父亲，连我的名字也是他代起了，他那一片关切的热忱，委实使父亲感激涕零，曾不止一次地在背后对他致深切的谢意。高诚义是父亲的一个老护兵，父亲所以纪念他、感谢他，是因为有过这样一段旧事：父亲当哨长的那年，奉命到唐官屯（在天津以南，是洋浦线上的一个重镇）挖河，挖完河之后，又奉令修筑永定河。大概由于疲劳过度，又受暑受凉，忽然患了泻肚的病，泻得很是厉害。这时我同母亲留在保定，并没有跟他同去，随同父亲在一起的，只有护兵高诚义。因为病态太厉害，通身无力，连大小便都须高诚义扶持。后来越病得厉害，他照料越是细心，一点没有厌烦的表示。这种诚挚的盛情，实在是很难得的，无怪父亲提起来，就要念念不忘，并且一再嘱咐我，叫我务必要答谢他的厚意。 我坐在炕上，越听越觉得悲痛，思前想后，怎么样也难以制止自己的泪。 闲常父亲谈话，总爱把他过去的经历以及祖母所受的苦难，反复地说给我们听。这晚上，他自然也谈了不少。他说他当了哨长之后，才买得起四十钱（合现在一大枚）的猪肉，炖小白菜吃饭，这算是顶好的饭食了。他还常常说： “现在有猪肉吃，已经升到天堂里了。” 然而曾几何时，这个幻梦又复破灭。 夜深了，四壁幽黯，万籁无声，衬托得屋内的氛围益发凄凉。我的眼泪就同开了闸的流水一样，一直无法制止。 第二天一早，父亲起来收拾行李。我也醒了，一面披着衣裳，一面望着他，心里说不出的万千酸苦，如同刀绞一样。我帮着他把行李收拾完了，立即动身，他在头里走，我在后头背着行李，送他去上船。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哭，一直到了上清河的岸边。 上清河是由保定直通天津的一条河流。上船的地方，靠近刘爷庙的东边，从家里到这里约有半个钟头的路程。人到了生离死别感情奔放的时候，一切习惯上的拘泥都要无形中被冲破的。在到了河干的一刹那，父亲同我从心的深处涌上一股不可抑制的感情，不由自己地相互抱头痛哭，我甚至大声号啕起来。我自己心里一方面想着：一会儿工夫，自己就要成为孤苦无靠的游子，独自尝受漂流异乡举目无亲的滋味了；同时却也惦念着父亲，他南返以后，职业问题怕依然没有希望解决，生活依旧得不到保障。父亲的心理是和我一样的，南返后职业既很渺茫，而竟忍痛把十余年来从未相离的爱儿丢弃在北方，我知道这是最使他难过的。我们一直哭得头晕眼花，日脚渐渐偏西，父亲始忍痛上船开行。我在岸上痴痴地站着，直到望不见桅杆方才回去。 父亲走了，剩下我一个人在保定练军营中。先在右哨，后到中哨。营中的生活同父亲在这里时一样，一点变化也没有，但我却对一切都感到厌倦，对一切都感到空虚，整日里如在云雾中飘浮着，心神恍惚不定。同伴们有时同我谈半天话，我却一句也没有听进耳朵。有时独自傻傻地坐着出神，连自己也不知道想些什么。那时邮政刚刚设立，邮件多从镖局辗转传递，由保府到巢县，一年也通不成一封信。从冬望到春，春望到秋，终年都在失望之中。我千方百计地探听走信的历程，预计信函来到的时日，并且幻想我的信到达父亲手中时的情景，但都不能排解我思亲的哀愁，虽然我只有这样，才觉着精神上有所慰藉。 在保定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每月能多挣几两银子，好早日接父亲归来团聚。我们军队中每哨里都有一个喊口令的教习。设置这教习的用意，说来也十分可笑。原来当时军队中的军官，十九都是仗着同乡亲戚的援引而来，其中受过军事教育的固然也有，但大部分都不明军事，别的事不必说，连喊操他们也不会。于是由于事实的需要，每哨里要设一个教习，专门代替官长喊操。教习的待遇没有一定，须看所能喊的人数多寡，定其高低。有的能喊三五十或百几十人，有的能喊至千八百人不等，普通较士兵的待遇可以高至一倍。当时自己想不出较好的办法来，心想当这样的教习我也许有点把握，于是每早天还未明即到东大教场学习喊操，放大了喉咙，“立正”，“稍息”，“托枪”，“开步走”，大喊一阵，喊得喉咙干哑了，也总未间断过。有一年大年初一的早晨，保定府居民燃放爆竹，拜神上供，正在忙着享受他们新年的欢乐，我依然一出门就练喊操，引得人家都笑骂我。如此一直练了四年，我居然有了惊人的成绩。后来各哨里目兵都认识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勤劳人的社会不许懒人立足，同样，懒人的社会也不许勤劳人立足。因为每天天还没有亮，我就起来练习喊操，我的声音洪大，操场离营房又近，营中好睡懒觉的目兵，就十分厌烦我，并且因此招致了他们的妒嫉和讥笑。后来他们送给我一个外号，叫做“外国点心”，意思是说我如此拼命，早晚要被洋鬼子打死，洋鬼子来了，必定先要用洋药丸崩死我。对于这个绰号，我欣然领受。我说：“我一定要做欺压我们的外国人的仇敌，我情愿叫外国人崩死我。” 他们这样地凌辱我，有几位我的朋友就为我抱不平，要同他们争吵，甚至动武。我听见这事，就和朋友们说：“好兄弟们，我正愿意叫外国人崩死我！因为我要保卫国家，抵抗强权，外国人一定要崩死我的。外国人把我打死了，那倒成全了我。”我特意刻了一颗“外国点心”四个字的图章，到现在我还保留着，有时给人家写对联，我还盖用这枚图章。 我这样用工夫练习喊操，对于身体的裨益实非浅鲜。因为早上空气新鲜，喊时浑身使劲，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吃仙丹怕也没有这样大的效益。除此之外，我也酷好各种武术，自小勤奋练习，兴趣极浓。我现在也顺便在此一述，比如摔跤、打拳、举石头等，我都下过很大的工夫。摔跤，汉满蒙人都爱练习。保定府以及四乡各村，每到冬天的傍晚，自七八岁的小孩至三四十岁的大人，都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聚集在郊原上，练习摔跤。怎样用手，怎样用脚，怎样摆好适当的姿势，都有精审的考究。胳膊，腿部，身子，也都要分别练习。练得好的，处处到功；练得不好的，一摔就倒，而且很容易摔坏了身体。练腿的方法，是在院子中打一个木桩，时时用腿去踢，渐踢渐使劲，踢得腿部比铁还硬，一踢，那木桩就砰地发出沉重的声响；练胳膊是碰树干，碰木柱。不管在何时，在何地，看见树干或木柱就用臂膊使劲碰它几下，日子一久，自有很好的成绩。至于整个身体的练习，则在坟地中行之。这在保定府就叫做“跑坟头”，其法是由远处跑上坟头，而后将手落地，再从上面摔下来。要练得不伤筋骨，不伤五脏。练得好的，摔下来时全身缩作一团，成为一个紧凑的疙瘩；不会的，则四肢张开，浑身松懈，很容易受伤。打拳，北方乡民和军队中都普遍的爱好。我们的练军虽然不注重练操，可是对于各种拳术却颇为讲究。军中有杂技一科，刀枪剑戟无不分别传授，我们一早一晚都热心练习。此外还有举石头，其重量可分六十斤、八十斤、一百斤、一百二十斤……不等。我们每天都要练一次，各人按其体力，选择适当重量的石头，逐渐递进。我普通可举一百四十斤的石头。此道可扩大肺部，全身使劲，真是很好的运动。我现在仍旧常常地练习。 我至今身体强壮，精神健旺，回想起来，都是平素勤习苦练的结果。许多人以为我生来如此，其实世上哪件事不是慢慢练出来的？下一分工夫，即有一分效果。工夫下得越深，则效果越大，不下工夫，即无效果。这是一点不错的。 [book_title]第五章 光绪二十六年 戊戌政变以后，清廷的统治愈益日暮途穷。光绪二十六年，即一九〇〇年春天，义和团在山东直隶各处先后爆发蔓延。 由我这个亲身经历者所了解的说来，义和团起事的原因中，最不可忽略的要算民众与教堂间恶感的深化。 外国教士初来中国传教，我国人民对之极端仇视。其原因，一是由于人民幼稚的民族感情，他们对外国人本怀有歧视的观念；另一方面教会本身也有许多不检点之处，因而招致了人民严重的反感。那时教士们由于他们本国政治上经济上地位的优越，在中国社会上形成一种特权阶级。我国人们一旦受洗之后，借着外人的势力，便也趾高气扬，在地方上作威作福，任意生事。地方官因为外人的牵掣，无法予以干涉，人民也敢怒而不敢言。于是外国教士益发乐于在背后支持，希望由此多吸引教徒，扩张教会的势力。这样一来，教徙的气焰越高涨，人民对于教会的恶感越深，仇视的观念一天天加强，遂一发不可收拾。当时在华教士，可分耶稣教和天主教两种，耶稣教教士态度较天主教为好。所以这两种教堂，本质上虽同样是人民眼中的公敌，但仔细分辨，尚有程度上的差异。 义和团原是白莲教的残余，最初打的是反清复明的旗帜，在民间私相传授。后来随着教会与民众对立之深刻化，于是便逐渐染有排外的色彩，由对内转移而为对外，形成一种中国初期反抗帝国主义的民众武力。义和团初起时是在山东的曹州东昌一带，他们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四个字。在这样的号召之下，各地民众风起云涌地附和参加，到处焚烧教堂，仇杀外国人，毁电线，拆铁路。这种极端排外主义的表现，可以充分地说明民众对于帝国主义的恶感，是怎样的深刻和严重。 在义和团势力最盛的时候，有所谓铲除二毛子的一种附带运动。二毛子，就是指中国教徒而言。平常因为教徒们借着洋大人的势力对同胞作种种的侮辱，这时便不期而然地有一般人联合起来，挨家搜查这种狐假虎威的二毛子。搜查时并没有一定的标准，任便人随意乱指，你家里如有一个十字，就说你是个二毛子；他家里有洋灯洋油洋火，也说是二毛子。一经指认出来，就百般地勒索。穷苦人家多少出几个钱便可了事；富者则千方百计地予以刁难，非至倾家荡产不肯罢休。这为义和团本身，造成最严重最可惋惜的罪恶。 练军接到镇压义和团的命令，是在这一年的正月初八日。我们的队伍最初开到保定府东北白沟河；在这里稍事弹压，百姓们便销声匿迹，完全平息。带队的张协统—山东济宁州人—当天晚上和队伍讲话，出人意外地讲出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不要得罪百姓，义和团是好事。他们打洋鬼子，我们不要干涉。我们到这里来，是上头的命令，没法子，不得不来罢了。—这是秘密的话，大家可不要告诉别人说。” 张协统这样一讲，军队知道了，百姓也就立刻知道。于是他们重新又把义和团练起来，声势反而较前更大了。因为以前还是秘密的组织，现在则官宪方面已经默许了。依照当时的情况看来，如果带兵的官长能够认真地镇压，切实劝导，义和团的平复，倒是一件极容易的事情。不过当时官长都存有阳奉阴违的心，不情愿真正消灭他们，但也无力指导他们走上正道，所以结果军队在东边镇压，百姓跑到西边去练；军队在西边镇压，百姓跑到东边去练，形成一种故意放纵，掩人耳目的情势。 义和团初起时的蓬蓬勃勃的盛势，清廷委实吃惊不小。他们的运动显然含着排外与反清的两种成分，随着时间的进展，客观形势的演变，排外的念头也很可能地重复转移而为对内的斗争。因此清廷便有一度的犹疑：剿灭它呢？抑或应当因势利导，使它成为纯粹的排外运动？最后的决定是采取了后者的策略，立时由政府创练义和团。从此这一幼稚的民众运动，便被清廷所利用。 三月中旬，保定府接到创练义和团的谕旨，各地遂公开成立团练，彰明较著地从事练习。保定府城南五十里，东流大寨口内有个天主堂，这时候遂成了众矢之的。义和团为要做些实际的工作给民众看，便率大队兵丁去打这座东流天主堂。为此问题，练军的官长分裂成为两派：一部分官长主张打，一部分官长主张不打。主张打的一方面认为既然奉令练习义和团，自当先杀些外国人，以正观听而平民气；主张不打的人，则顾虑到怕因此酿成祸变。后来主张打的人占了决定的势力，当晚即调动队伍随同义和团一同出发。 练军已经久未经过战事，一切行动和计划都幼稚得可笑。出发的时候是在晚上，每人给一个纸糊的灯笼照路，几百的灯笼联在一起，排成二三里长的行列，从远处望来，火光烛天，好像正月里赛龙灯似的。那时我就怀疑：晚上行军，怎么可以打灯笼呢？自己疑云满腹，莫测玄奥。在路上走着，倒觉得好玩，一点也不感到寂寞。离东流约有二里左右，正在进行的当儿，天主堂那里砰砰地响了两枪，冲着行列打过来。义和团在前头，听见枪响，回头就跑，队伍也随着溃了下来。鬼也没有看见一个，就一退二十里。那时也不懂什么叫做兵站，吃的东西都是临时由百姓供给。听说队伍退了下来，百姓送来的烙饼，就命为“得胜饼”；送来的绿豆汤，命名为“得胜汤”；送来的茶，也叫“得胜茶”；什么都是得胜，那心理，真是可笑。待了三四天，又决定继续进攻。这次进攻，由两个人抬一副门板，走在前面，借以掩护后头的队伍。不料刚刚要冲上去，天主堂那里噼里啪啦又是一排枪声，把这边打伤了好几十，死了的也有好几位。队伍败下来了，你抱怨我，我抱怨你，大家对于义和团的信仰，不由得起了动摇。正在这时候，队伍即接到上谕：严拿义和团匪兵，于是轰动一时气势蓬勃的义和团，遂急转直下走向败亡的结局中。 原来这时八国联军已经攻陷天津，聂士成力战阵亡。败报传到京师，西太后等仓皇出走，在北京留守的，只剩了庆亲王弈劻等数人。拿办义和团的上谕，似乎就是这时传下来的。我们的队伍接到这道谕令，就到处攻打义和团。始而下令提倡，继而又复下令捕拿，朝令夕改，军民不免怨言四出。关于满汉的界限，这时也有许多目兵已有一点模糊笼统的概念，也有些目兵连这一点概念也没有。官长都是拿钱吃饭主义者，叫打就打，不打也行，自己反正是没有主张的。 不久，北京亦为联军所陷，京津一带的溃兵大批地直向保定府退下来。这些军队，平素没有主义，没有训练，到了这时，有限的一点纪律，亦全部废弛。沿途任意抢掠，百姓所遭的劫难，真是不堪设想。其中有一幕骇人听闻的惨剧，很值得一写。那是武卫右军的兵在溃退的途中遇见一位坐轿车的华贵少妇，手上戴有两副金镯子，因此触动了一部分士兵的非分之念。他们尾随着她，到了晚上约六点左右，有十几个士兵蜂拥而上，喝令轿车站住，强迫那女子把镯子交出。那女子坚执不肯，士兵大怒，抽出刀来，照着女子的肩膊砍下去，连同手臂一齐砍了下来，镯子遂被士兵抢走。 所谓赤金镯子，那时队伍里弟兄们听过的人多，见过的人可少。两副镯子为少数人得去，其余的人不免眼红，这时看见得镯子的人走在前头，后面的人便开一排枪，把前面得镯子的人尽数打死，镯子不消说就归后面的人所有。消息一传到最前头的一连人的耳朵里，他们也眼红起来，立地将队伍散伏在两旁的高粱地里，等候得到镯子的人来到，又是一排枪，将那班人全数打死，镯子遂又由他们夺走，分途四散。合计起来，为了两副赤金手镯，害死一个女子，又害死整整一连官兵。 溃兵从京津一带退走的时候，练军即在保定附近设放几十道卡子，专门收缴溃兵的枪械。镯子的惨案发生了，又临时奉令盘查带赤金手镯子的溃兵，查出来，就立地枪决。当时查出的嫌疑犯约有四十多个，统统都就地枪决。这一事件，连同各地枪杀的嫌疑犯，至少怕也在千余人以上。军队平素没有训练，没有纪律，是多么危险的事！这是我们应该警惕的。 保定府焚烧教堂的情形，说起来也非常可笑。每次动手，百姓们聚集教堂附近，先大声呼啸一场，呼啸完了，然后再纵火焚烧。队伍接到百姓纵火的报告，即出动镇压，可是走近教堂一里左右，即停止不前，等到教堂烧完了，再疾趋而进，敷衍塞责。保定府东关和南关的教堂，统统是如此烧掉的。因为这个缘故，联军于攻陷京津后，即派兵进占保定府。联军未到以前，官府下令，二十里以内不准住百姓，以便外国兵驻扎。命令一下，百姓扶老携幼，纷纷出逃，有资财的人也有地方可逃，倒还没有什么大关系。穷人呢，就哭天号地，走投无路了。 联军开到前三日，保定练军已陆续退出，后方留守的是副哨官张绍绪和我。他同我到藩台衙门去，请示留守处刀枪铁矛以及给养等如何处置。到了那里，张副哨官向中军官述说来意，那人微笑了一下，直截了当地回答说： “这时候护院大人自己还顾不了自己，哪里能管这些闲事！请您赶紧回去，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若是再机警一点的人，一听这话，自然应该立刻回来，赶紧自己设法处置了，预备出走。哪晓得这位张副哨官却坚执地不走，非要请示护院大人不可。中军官不耐烦，就一直支吾他。他们说话，我在外头听得很清楚，心里实在闷不住了，就一步进到屋里说：“中军大人、张老爷，我们可不可把东西都捆起来放到井里，上面再用东西掩蔽？咱们该怎么走就怎么走。” 中军官一听我的话，连声说： “好，好，好！就这么办，就这么办。” 这样我们才退出来，一路上张副哨官却大大地抱怨我，说我多嘴，不知高低，好管闲事。我也不便和他争较。刚走到营门口，正要进去的时候，有个人飞奔地从东边跑来，说外国兵来了。大家一听这话，也就顾不得入营，急忙向西逃窜，留守处的东西不消说全都丢了。这次我算深深领教了那些官长，他们都不过是些酒囊饭袋。事先如果稍肯负责，稍有打算，留守处的东西我想怎么也不会丢掉的。 使我最惊讶最痛心的，是我在西城所看见的情形。这时城里的许多大人先生们，居然已经预先制好了八国的国旗。看见小个儿的鬼子进来，就把太阳旗高高地悬挂起来，表示是大日本的顺民。看见高个儿的鬼子进来，于是又换上德国旗，表示是大德国的顺民。悬挂外国旗的，一百家中起码总有六十家以上，而且每家都置备八面，相机轮流悬挂。然而穿短衣服的穷苦同胞，却不做这种勾当。这也许他们有硬骨头，不肯这么做；也许是因为他们穷，根本没钱买置八块布的缘故。这种奴颜婢膝的劣根性，真正叫人气死！如此民族，被人家生吞活剥，随便凌辱，原是不足为怪的。我觉得这都是我国数千年来封建文化和奴隶教育的结果。 联军进了城，第一件事就是把藩台廷雍、骑兵营营长王占魁和城守尉某杀掉了。因为保定府义和团初起时，藩台廷雍在背后主张得最力。那时保定府城守尉—清廷的亲贵—曾暗中积极怂恿廷雍鼓动拳民，扩大排外运动。廷雍受此激励，益发疯狂地奖励义和团的暴动，北关南关两处教堂之被焚，事先都是得到廷雍的同意的。教堂正烧的时候，王占魁又乘机将南关教堂传教的一位莫姑娘抓出来枪杀了。因此联军动了公愤，一进城首先就把他们三人抓住，在莫姑娘被杀的地方，一一杀掉，同时还用地雷把城角轰坍了一大块，留下了一个永难磨灭的民族耻辱的纪念。联军统帅瓦德西，这时也驻节保定府城里。 我跑出城来，就到城东中阳村赵万顺先生家里暂避。赵万顺是我幼年时的一个朋友。他家里有他的老太太、女人、小孩，同他的一个兄弟。在这里住着，我得到几个极深的印象，至今犹不磨灭。赵家吃饭，每餐只喝两碗小米稀粥，一天两餐，都是如此。粥里只是少许的米粒，简直不能充饥。我家里虽然穷，可是一天只喝两餐稀粥的生活却还没有见过。后来我问赵太太： “你们光喝稀粥吗？” “天气快冷了，”赵老太太说，“每天没有什么事做，用不着吃得太饱，喝两碗稀粥就算很好，比咱们家强的，也是这样。” 经我这次叩问以后，赵老太太怕慢待了客人，每餐特意留几块红薯给我吃。老百姓原来每天只喝两碗稀粥呀！在这儿，我不由得想起了镇压义和团时所见的一幕情景：我们的队伍开到容城，住在北关一座文庙里。时在初春，天气极冷，白沟河县官为要博得军队的欢心，特为我们预备了一堆同三间房屋不相上下的木炭，放在庙里给我们作烤火之用。火焰熊熊地燃烧着，我蹲在大殿里，心里不住地在想：“这笔钱从哪里来的？不是从百姓身上抽来的血汗吗？”地方官在百姓身上搜刮的时候，锱铢必较，搜刮到手，却这样挥霍如粪土，这样的糜费无度！这一幕奢侈浪费的背景，与眼前自己所亲见身受的艰苦情形比较，叫人作何感想。 联军开到保定，并没有携带粮秣，于是每天一早到四乡各处去劫粮，并且抓人抬东西。百姓一看这情形觉得不妙，每天不到天亮就吃早饭，吃完早饭就逃向村外，找个低凹的地方躲着，一直要到晚上才敢回家。那时我们往往躺在洼地里，脸向着太阳，心里说不出的悲愤，说不出的痛楚。肚子里一时在辘辘作响，奏成一曲饥饿与愤激的交响乐。 一天，我们从地里回来得很早，正吃晚饭的时候，忽然听见一阵打门声，吓得大家立刻丢下碗筷，急急惶惶地向菜窖里躲，后来仔细地倾听，才听见外面不住地喊： “赵大哥！赵大哥！” 赵万顺就同我说： “你的个儿大，你隔着墙望一望是谁？” 我隔着墙头向外一望，看见门口站着一个二十余岁的男子，后面跟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经了一番询问，我把门开了，原来那女子是赵万顺兄弟的未婚妻，因为荒乱，家里不敢负责，特意领交赵家来完婚，了却一桩心事。那个男子，不消说就是那女子的哥哥了。为了居住方便，家里立刻为他们结婚，当时就在地上扫了一堆土，插了三根草棍，参拜天地，完成婚礼。正是这时，又听见外面有人嚷：“外国兵进村来啦！”万顺兄弟一听这话，也顾不得害羞了，抓住他新婚妻子的手，急忙地跳墙跑了。万顺，万顺的老太太，万顺嫂子，都抿着嘴对他俩哧哧地笑。 外国兵抓人抬东西，年轻的小伙子是不要的，专门要抓五六十岁的老头儿。因为老头儿身体弱，抬东西时常常摔倒，这时外国兵就在一旁鼓掌大笑，引以为乐。这时要是老头儿的儿子看不过，要上前代替老头去抬，外国兵就拳足交加，没头没脑地一阵乱打。最残暴的要算是日本兵，许多惨无人道的事情，都由他们做出来。他们常常拿百姓当靶子，随意瞄射。比如他们在站岗的时候，若是望见百姓远远地步行而来，便举枪瞄准，打中了的时候，就拍手狂笑不已。那时村上的老百姓在一起谈话，都以此为中心，不是说东村里打伤了人，就是说西村里打死了人。奸淫的事情，更是层出不穷。保定府附近各村五十岁以下的女人，被外兵奸淫至死的不下一二百起。 在赵家住了不久，打听到我们的队伍在固安县大宫村驻扎，我就到那里去。路上整整走了两天，每天足要走一百多里路。两天的长途跋涉，走得我精疲力尽，浑身酸软得如同麻木了一样。平素我的身体本很强健，只因这次住在赵家，每天只喝两餐稀粥，营养太不充分。又加我在路上走得太急，所以到了大宫村，身体感到极度的疲弱。幸亏队伍找着了，并没有什么意外的不幸遭遇，我得有安心的休息。这时在大宫村同住的队伍，尚有天津镇锦字六营，是由徐锦标带领的。 队伍在这里住着，李鸿章已由广东赶到北京议和。这时联军坚持要清廷交出四凶，然后才能停战撤兵。所谓四凶，就是载漪、载勋、董福祥和刚毅四个主动拳变的人。这条件确实给清廷一个大难题。因为四凶里头，亲贵占了三个，还有一个，也是朝廷的重臣。这如何能够轻言交出？后来联军以清廷不允所求，扬言要继续西进，骇得那位与唐朝武则天先后媲美的西太后，急忙由大同跑向陕西。同时即匆促谕令：载勋革职，刚毅交督察院吏部议处。不料正在这交涉停战的时候，忽然大宫村又出了枪杀德兵的乱子。刚刚有一点眉目的调停交涉，至是又生出枝节。 那乱子是这样发生的：大宫村锦字六营的一个士兵在村外放哨，瞥见从涿州那边来了两个德国兵，骑着马，耀武扬威，不可一世。那兵激于一时的义愤，举起枪来打落了一个，另外一个回马即逃。死了的落了马，放哨的那兵就将马牵走，以为出了一口气，心里万分痛快。这件事，除开那放哨的士兵外，村里的队伍不消说大家都不知道。不久，德兵大队到来，在二三里外即开枪攻击。队伍听见枪声，一时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有向后撤退。锦字六营退向沧州，保定练军退驻蠡县。因为时间匆促，应用东西都不及携带，沿路受尽辛苦，到了蠡县，我们的队伍住在城里侯家庄，其余分驻于城内各处。 大乱以后，一切政务都陷于停顿状态。军队这时同没了娘的孩子一样，伶仃漂泊，给养无着。吃的虽暂由地方上供给，可是饷用却成了问题，即使极少数的买菜的钱都付不出来。吃的小米又坏，每次吃饭，只好囫囵着向肚子里吞咽。义和团事件后来虽然结束了，然而他们所留下的苦难的日子，却得要大家慢慢地熬着。 [book_title]第六章 从淮军的教习到武右军的兵 转眼就是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过新年的时候，营中的同伴们因为心绪苦闷，生活无聊，又嚷着要赌博，有几位又劝又拉，非要我加入不可。这时我已积有六七吊制钱，老朋友赵万顺也储有四五吊，都存在我的铺后头。经大家一番劝诱，一瞬间的转念，由于我那时年纪轻，竟又把持不住。赌博场设在本地大绅士赵东海家里。头一局大家公推我做庄，因为没有宝盒，临时用竹子牌代替。头一宝拖出来，赵东海就问我： “你向来不说瞎话，我问你，这一宝是几？” 我回答说：“是三！”一句话刚说完，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把注子下在三上。等到把宝开出来，果不其然是三。这一宝，整整把我的庄底都挖空了。后来大家过意不去，商量不要我赔钱。我说：“那不行，既然输了，我自然应当要赔。你们不要不成！” 大家散了之后，我找了一把刀，对准左手，愤恨地说道： “以后你再不改，还要继续赌博，非把你砍掉不可！” 到了正月初六，练军始正式接到改编淮军的命令，归李鸿章节制。至是，我们的队伍才算有了着落。改编的结果，计共编成骑兵五营，步兵五营。我编入元字前营，统由吕本元带领。当时所以改编为淮军，说起来也颇有兴味。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第一步即着手整理境内散往各处的溃兵。唯因大乱以后，财政异常困难，饷项无从筹措，不得不商请淮盐商代垫。淮商应允了，但坚持须以改称淮军为交换条件，所以队伍一接到命令，即点名改编，换成淮军的新名号。 队伍经过改编，老弱全部淘汰，被裁的官兵每人发四个月饷。饷银系一种“松江银锭子”，黑而且杂，成色极劣。这次我领下来的饷，差不多全数都付了在赵先生家输的账，因为一些老朋友都被裁回家，没法子不还账。朋友们都走了，我们这一棚人，孤零零地只剩下我一个人，一时不免十分感伤。同时我重复拿起刀，对着左手，仍如前次一样恨恨地骂了自己一遍。 改编以后，队伍仍旧驻蠡县操练。我们的营长是李洙熙，帮带是傅应金，哨官是何树堂。名义虽然改编了，军中的一切情况，仍然如从前一样，散漫泄沓，种种恶习，一点也没有革除。官长们，学识能力很好的固然也有，但大多数都是靠着眷戚乡亲援引，才升任上来的，他们既无学识，亦无经验，根本不知练兵为何物，所知道的，只是“做官三辈爷”（自己是老爷，上辈是老太爷，下辈是少爷）的大道理。结果弄得死气沉沉，糟成一团。因为改编的缘故，饷章也更改了。每三十三天，方才发饷一次，每人三两三钱松江银锭子。这时大家有一句流行的谚语是：“三十三天三两三，既扣吃来又扣穿。”甚至连兄弟们结辫用的绳子，也被克扣了去，弄到月底，往往一钱不剩。好像那时当官长的唯一工作就是克扣士兵的血汗钱。 正月下旬，蠡县边境来了大股土匪。匪首车轮标，是保定府南著名的痞棍，因为犯案发作，急而生变，遂啸聚流氓，结成极强悍的股匪，四出劫掠。队伍从正月底奉令追剿，一直剿到六月间，始终没有把他剿伏。军队平素训练的成绩，由此也可略知梗概了。其中柏管带所统的右营，不仅队伍被匪击溃，连饷军及“洋抬杆”（当时一种兵器，每营二十杆），也被土匪劫去。这真是国家练兵以来空前的奇闻！原来柏管带向来喜住民房，这次也是住的民房，出发的头一晚上，护兵传差，丝毫不知机密，高声喊嚷道：“明天几点钟出发，某哨在前头，某哨在后头，饷车在中间。”这么一嚷，土匪的侦探先都知道了，于是预先伏在高粱地内，等候饷车一到，一阵黑枪把军队击散，饷车等即被抢去，士兵也伤亡很多。 饷车被劫，全军为之震动，上峰严令追击，务要迅速剿平。 土匪掠得饷车后，即窜往山中暂避。队伍听说，接着也向山里追去。我们右后两哨在一路，前左两哨在另一路。前左两哨走的是小路，两岸皆山，形势奇险。刚过望都西北的山中，就和土匪碰头，仓促间被土匪一排枪，前头的骑兵回马便跑，因为来势凶猛，后头的步兵躲闪不及，被踏死的很不在少数。这一来，士兵几乎吓破了胆子，有几个溃散下来，跑到民间，慌忙把军衣脱下，将头发散开，就向面缸里头乱钻。等到我们随后赶到，找了半天，才把他们从面缸里头一一拖出来。那时官长贪钱不做事，当兵的没有训练，只知贪生怕死，胆小如鼠，说来真是异常好笑的。 队伍稍加整顿，继续进剿。那时正值下雨，一路上走的都是山。原来预定的路线是由易州、涞水等处前进。出发后走了几天，有一天上午迎面来了一个状似农夫的汉子，向帮带报告： “车轮标正在前头一家庄院前，特来报告。” 帮带听见这话，立时令队伍迅速前进，准备攻击。走了没好远，前面果然就有一座大庄院，树木密茂，隐约地可以看出鳞次栉比的瓦房。这时队伍就不问青红皂白，散开了，对着那庄院开枪射击。打了半天，里头一点动静也没有。许久，才走出来一个老头儿，大声喊问： “你们是干什么的？” 队伍说：“我们来打土匪的。” “我们这里哪有土匪呀？” 士兵不由分说，蜂拥着向庄子里跑去。搜得了细软，就随手往腰里掖，看见成缸的蜂蜜和腊肉，好像八百年没吃饱的一样，一碗一碗盛了往外端，一边走着，一边用舌头舐吃。后来索性连橱柜也给撬开来，贵重的衣服携取一空。弄的全院子里乱七八糟，凌乱不堪。 土匪没打着，倒把人家的庄子抢了。事后人家怎么也不肯干休。原来这是肃亲王的一所庄院（听说现在肃亲王已住到日本去了），那时一共有十几顷地。庄主着人追究此事。帮带说，路上遇到一个状似农民的人来报告，说车轮标正在庄子里，所以才来打。并说那人穿的什么衣服，什么样子。这才知道那人是几天前庄子里被革去的一个长工，特意挟嫌捏报的。但庄主终不肯就此罢休，说无论如何，军队也不应该借端劫掠。帮带无可奈何，允许赔偿损失，途中并将那谎报的长工抓获，枪决了事。以后听说慈禧太后回銮，肃亲王又把此事告到太后那里，太后也答应赔偿，此案始行了结。带兵的人听着什么就信什么，率尔从事，漫无纪律，闹出这样的乱子，真是太荒唐了。 从这里队伍即未再前行，重复回到望都。这时我听到一个最痛心的消息，那就是这次订立的《辛丑条约》中有拆除大沽口炮台的一项规定。这个消息在旁人听了或者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触，然而在我，却如同火山爆裂一样的肝胆欲碎。当初修建这大沽口炮台，我是亲身参加的。那时我还抬不动土，白天帮着大家扫土，晚上随父亲出去巡营。同营的弟兄们辛辛苦苦一天到晚在那里工作，经过长久时期，好容易修建成功，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海防工程！如今忽然宣布拆毁，而且叫中国人自己拆毁，这在我如何能不感到刺心的悲楚呢？ 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血泪缔结成《辛丑条约》，虽然眼前瓜分之祸暂时幸免，然而巨额的赔款，却种下了中国人民日后永难逃脱的经济厄运。关税盐税都作为赔款的抵押品，致使清廷不得不加倍地在人民身上榨取，以支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条约缔结以前，李鸿章即已病故。他从广东回北京时，路上曾晕了几次船。到了北京，在强敌压境的情势之下，缔结这样的城下之盟，经过长期的折冲，交涉处处掣肘，因此外感内伤，一位晚清最负盛名的外交家，就轻轻殂谢了。李鸿章一死，算是感动了洋大人的心肠，才允许签订他生前所拟的最低限度不能再让步的和约草稿。这就是后来的《辛丑条约》。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的便是袁世凯。 和约既成，慈禧太后方从西安动身回北京。回驾的路程是由西安绕道河南，由河南起身到保定。十一月二十一日驾到保定。这显然是慈禧要避让联军的锋芒的缘故。因为当她起身时，条约刚刚缔结，京津一带的联军还没有完全撤退。可怜这位西太后，由北京逃到宣化，由宣化逃到大同，再由大同逃到西安，由西安又绕道河南回京，这沿途风尘之苦，也尽够她消受的了。可是听说她这次从河南至保定，沿途上县官因办差不力，被太监王公们打跑了的很不在少数。官府尚且如此倒霉，我们老百姓所遭的灾殃更可想见了。 慈禧还没有到，保定府已忙得不可开交。我们保定练军奉派担任“卡轮”的工作。所谓“卡轮”，就是护卫的意思。挑选的都是大个子，我自然也在被挑之列。我们身上都穿着蓝布开叉袍，手里拿着红漆柳条小笸箩，净水泼街，黄土垫路。慈禧的行宫就设在总督衙门内。我在衙门口“卡轮”，向里面一张看，只见灯笼、火把、旗锣、宝扇、斧钺、红毡等等，辉煌夺目，摆成行列，极尽富丽堂皇之能事。国家快要亡了，仍然这样穷奢极华，作威作福，百姓怎么不遭殃呢？我一面洒水泼街，一面心里这样地想着。 “两宫”到站的时候，我正在车站站岗，因此得瞻仰到这位西太后娘娘的尊容。太后下车时，身上穿着青花缎的大坎肩，头上梳着满装“两把头”，脚上穿着一双三寸高的木底鞋，走起路来安详缓慢，十分娇贵。看她样子已有六十多，满脸皱纹，脸上没有抹红，可是涂着一层很厚的宫粉。当她进站后袁世凯叩见的时候，我听见她说： “我们娘儿们不要紧了，到了家了，什么事也没有了。” “两宫”在保定没有久留，即转回北京。 我们的队伍由望都回来，共计一营四哨，住在保定府西大寺，后来又移住西边的丰备仓。这时我已正式升任本哨的小教习。小教习又名副教习，因为军队中会喊操的长官不多，每哨里都设有喊操的正副教习。教习还有一个名号，叫做“靠把”，恐怕是可靠或有把握的意思。那时喊操的教习，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天，管带李洙熙正在营部里坐着，何哨官去见他说道：“请管带给冯教习加三钱银子。”声音很是卑谦。李管带一听，回答说：“这办不到。”干脆地回绝了。这时我正在隔壁房间里，所以他们的话我都听得清清楚楚。当时管带的薪俸，每月连同吃空名字在内，可以有四百两银子。当哨官的至多也不过四十两银子，如今这位哨官要求加给三钱银子，竟碰了这样一个钉子，可见此时的武官是怎样的视财如命了！ 营里的伙食，是每天发给小米。我向来是不惯吃米的，而且那种小米沙子极多，怎么也吃不下去。勉强吃到肚子里，一天到晚咕噜作响，一点也不能消化。不得已只有自己买两个烧饼充饥，可是每天只能吃两个，多了便没钱，于是整天饿得肚子发慌。实在饿得没办法，便弄点水把小米向嘴里吞，虽然勉强咽了下去，但终是很难过的。 我这时心身俱感压迫，可是努力上进的心却益发来得强烈。这时我开始读武卫左军编的《操法》、《阵法》以及新建陆军七项等书，得暇即读。有时彻夜不睡，偷偷地就着灯前读。初时十句不过懂得三句，其余都茫然不解，于是各处找人求教。如此长时期地努力苦读，身体渐感亏疲，首先表现出来的是面色萎黄，食量低减。同棚子里一位尚得胜是好朋友，这时就规劝我说： “看你一天瘦似一天，这样的下去，一定要生病的。你应该保重你的身体要紧。” 我说：“尚二哥，你的好意我谢谢。我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我就是念书念死了也好，免得变成一个庸碌无知的废物，消耗世界上的食粮，一点事也不能做；第二，假使有一天我真念好了，有了真知识真学问，出人头地，那时能够从南方接我的父亲出来同住，那就好了。” 此后尚得胜再也不劝我了。正在这时候，意外地我精神上得到一次极大的兴奋和安慰。正月底，直隶定县王铁珊先生到了丰备仓。他是清末有名的翰林之一，秉性清廉，持正不阿，而节俭刻苦方面尤为当时士大夫中所仅见。他在我心目中真是闻名已久，渴欲一见的一位高人。恰好他同我们前哨哨官王德清相熟，我就由王哨官的介绍，得有同他见面谈话的荣幸。这次王先生给我写了一个片章，使我喜欢得说不出口来。我把这个片章找人刻好了以后十分珍重地保存着，隔几天拿出来把玩一次，唯恐把它遗失了。 淮军的暮气一天加深一天，精神纪律，都散漫废弛，不堪闻问，我们的前途希望，至可焦虑。因此我渐渐生出异志。正在我踌躇徘徊的时候，同棚的一位朋友却补上了武卫右军第三营左哨的新兵。于是我也决心离开淮军，要投入武卫右军去。 武卫右军是规定初一、十五验兵。一天，我换上便衣，前去应募受验。走到那边，正好验上。回来我就同何哨官告假。我说： “我要到北京去，那儿有个朋友叫我。”这怕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的谎话。 何哨官是老交情，他的父亲同我的父亲是很好的同事，他就和我说： “你如果有好投向，不妨去。不过在这里，咱们住在一起，彼此有个照应，能不离开还是不离开的好。” 我坚执要去，他说： “那也好，你明天再走，我请你吃顿饭，同你送送行。” 我谢绝了他的好意，回到棚子里就收拾行李。同棚弟兄们都七嘴八舌地问我到哪里去。我说：“上北京去。”大家听说，就托我捎东西，有的捎帽子，有的捎辫绳。我说：“你们把要捎的东西开下来，我回来再拿钱。”到了晚上，我自己扛着行李，顺着城根往西门走，由西门绕到炮台附近我认识的一位朋友安亮先生的茶馆里歇脚。坐谈一回，当晚就进入西箭道里去，营盘就在那边。从此我正式充当了袁世凯卫队第三营左队左哨六棚正兵。—这是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 我们新兵每半月换一次班，上半月住在城东营盘里，下半月住在城里总督衙门里。伙食自理，每月每人关四两八钱银子的饷。这时吃的食粮是小米绿豆，没有沙子，可口得多了。有一次我们买了绿豆抬回营里去，因为斤两太重—足有一百八十斤—路途又远，一下子把我右肩压了个大疙瘩，比鸭蛋还大，多天没有好过来。我虽然时常练习大刀、拳术、翻杠子、耍石头等等运动，可是杠抬重东西，却还是第一次。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件苦事，非经过一番练习决不能胜任的。以后我在车站上，或轮船码头上，看见杠抬东西的脚夫，就要想起我那次所受的苦楚。 武卫右军在“练”的方面实在比淮军好，但在“训”的方面，却不大讲究。军官中不识字的占多数，不会喊操的却很少见。合计三十个军官里面，挑不出一个不会喊操的，这一点就比淮军军官高明多了。军中很注意射击，打靶的教法虽不见佳，但能够注意实习，即已不错。我们直接的统领姓徐，领官姓张，哨官姓李。 八月中旬，袁世凯将总督衙门移到天津，队伍也随着同去。计共去右翼第二营，第三营的左右两队，陆炮山炮两队，骑兵一队。队伍开到距天津二三十里的地方，外人即出头干涉，不许开进，理由是《辛丑条约》内曾规定天津二十里以内不准中国驻兵。经此阻止，前头队部即行折回。我们到了杨柳青也是奉令向独流镇撤退。《辛丑条约》中有不准中国在天津驻兵条文，百姓不用说固然不知道，就是袁世凯怕也不见得清楚，不然，这次也不会冒冒失失地调令军队往这里开了。后来右翼第二营换上警察的服装，仍携带原来的枪械，才准开入。这是庚子之役后，我所亲身忍受的最大的一件侮辱与刺激。 我们的队伍驻扎独流镇。这里两面临河，前面是一条横贯南北的运河，后面紧临直达天津的小清河。两河相隔六七里，独流镇即在运河之边。队伍退到这里，我们一部分暂时住在一家关闭了的当铺里，其余则分驻镇内其他各处。我们开来的时候，行李都由后河乘船装运，等船靠了岸，大家急忙去搬运行李。那时正碰着下雨，越下越大，因为急于要抬完，行李都打得特别大，每件至少也在一百六七十斤左右。独流镇土质非常地黏，一下雨就满街烂泥。此时行李又重，地下又滑，走几步就滑倒，滑倒了爬起来再抬，抬几步又再跌倒。我一直抬到当铺里，足足摔了十几跤，弄得满身烂泥，压得我直咧嘴。 有一天出操回来，走过街上，一家门口站着两个织靴子的女子，年岁都在二十三四上下。队伍来了，她们俩也不预先让开，等到队伍到了她们门前，站在门左边的一个女子恰恰地把靴子弄掉在地上，一时慌张，就急得光着两只小脚往门边跑，那狼狈的神情，真令人忍不住笑。当时我就笑着对那女子的后身指了一下。这一指刚刚凑巧，哨官正戴着一副墨色水晶眼镜走在我头里，我指的时候，手指恰好在他反光的眼镜上闪映了一下。回到营里，哨官就问二行排头阎宝发： “你为什么指人家的女人？” “我没有指。” “一定是你指的。前行排头冯某人老实，决不这样地轻举妄动。” 阎宝发还是说没有指，哨官硬一定说是他指的。弄到后来，看看哨官发脾气了，我赶忙说： “报告哨官，不是他，是我。” 哨官听我这样一说，哧的一声笑了，说： “是我弄错了，散了吧。” 哨官这样地宽容我，真是使我惭愧极了。 我们在当铺住，有一个时候每天都要丢失东西。今天你失了小褂，明天他又失去包头布，一天到晚嚷着丢东西。六棚人，共计八十多个弟兄住在一间大房里，你猜疑我，我猜疑你，互相在背地里嘀咕。我们六棚中有两个平素好吃零嘴的弟兄，一个绰号叫做牛毛，一个叫王火烧，他俩有时看见人家掷下半截香烟也要拾起来吸。失窃的事情发生了，于是大家疑神疑鬼，都说就是他俩干的，常常对他们两个人指桑骂槐，冷嘲热讥。一天，一位王某失了一件小皮袄，他就向正目去要。王某原是由李鸿章的肃毅卫队来的，李鸿章死后，卫队解放，每哨里拨派几名，王某即被派到我们这一哨里。他自以为来头不同，气焰很大，说话向来不检点。正目就和他说：“你的皮袄没了，只怪自己不小心，为什么要赔偿？”王某见他说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大怒道：“你凭什么当老总？”结果两个人大吵起来，几乎动武。后来相持不下，哨官知道了，立即召集大家讲话。哨官对大家说： “我看出是谁拿了东西了。我就说是你，快拿出来吧！” 这原是吓诈的法子，心想谁要是偷了东西，听见这话，心里惊慌，一定会自己出来招认的。但结果竟然没有效，一点点破绽也看不出来。于是哨官又召集各棚子里夫役小孩讲话，仍然使用那个诈法，这次却奏了效，正说到“我看就是你”这一句话时，一个小孩子就吓得浑身哆嗦，一经追问，他就一一招供了。他说皮袄是他偷的，放在他哥哥开的茶馆里的一座风箱下面，当即派人到那里去找，果然找了出来。从前多次丢失的东西，他也一一承认是他偷的。案子查出来了，过去疑神疑鬼的人，此时再也不做声了。可是被嫌疑的两个弟兄却大骂起来：“真不开眼，看看我们吃零嘴，就说是我们偷东西！冤枉好人，真他妈的不开眼！”骂了几天，没人出头计较，一场风波才算平静。没有半点证据，就凭空猜疑某人偷窃，实在太不对了。小说上有个故事，说一个樵夫上山砍柴，半途上把斧头丢了。这时他看见另一个人在那里砍柴，他就疑心是那人偷的。看见那人的眼睛，像个贼，看看那人的鼻子，也像个贼，只差没有实证，不好明指。后来他在河边把斧头找着了，回来看看那人，眼睛也不像贼，鼻子也不像贼，处处都像个好人了。这故事的意思是很深刻的。所以无故猜疑，最须切戒。这次幸亏偷东西的人终于查出来了，要不然，说不定就会逼出什么大乱子来的。 我们在独流镇住到月底，又奉令开往杨柳青。 [book_title]第七章 副目 哨长 队官 杨柳青靠近小清河和运河，土地特别潮湿，石铺的街道也很窄狭，到处都是污泥。地方上虽有些大财主，可是对于这种公益的事业，谁也不去关心。我们在这里住不到一星期，袁世凯派了人来挑选小队子。出我意外的，哨官竟把我藏了起来。我参加挑选的权利就被剥夺了。那时充当一名小队子，饷银每月十两八。一个普通兵每月才四两八，相差一倍还多。这事我委实万分不高兴。这次挑选的结果，同伴中比我个儿矮的也被挑走了。我要是能参加，一定可以挑得上的。我觉得这是官长恶意拿捏我，一时心里很是气愤。后来我回头想想，才知道这是我的误会。他们那么办，原是另眼看待我，有意要留下我的。因为那时在同伴中，要算我最为用功。我们在杨柳青，租住着民房，大家都在地上打草铺。我因为要读书练字，特意买了一只箱子，坐在地铺上，就用箱子当做桌子，每天利用余暇，埋头读书写字，自己觉得非常自在，进步也很快。营中的功课，最注重野地实习，经常分成小队，练习猝然遇敌的战法。每天操演的阵势，官长的说明、教训，回来我都统统记下来，自己又加以研究，得益实在不浅。营长和哨官看见我努力的情形，又知道我会喊操，就暗中特别看重我。有时叫我喊一哨的操，有时叫我喊三哨的操，有时我们全队的人，都交给我喊。他们的意思，是早就准备着要把我升用上去的。不过我那时一心一意只想拿那十两八钱银子，心想经济宽裕一点，可以把我父亲接回来同住。所以他们的用意，我根本没有去了解。 九月初，队伍又奉令开往韩家墅，离天津整整二十里。到韩家墅后，队伍暂时住在帐篷里，同时即动工盖造营房。十月尾上天气冷起来，河沟里已经结了薄冰。营房的盖造，须我们自己现脱坯，都是几个人合在一起并伙做。我因为没做过这工作，便自告奋勇，担任了在坑里取水的工作。在晌午阳光正暖的时候，这个工作还不怎样吃苦，可是早晚温度低冷，站在坑里，先要凿冰，而后才可到水里去取水，这实在不是容易的事。这样工作了一个星期，我的下腿遂受了寒，到而今，每到初冬，两腿便隐隐作痛，就是这时种下病根的。 不久，保定府筹办二十营大规模的扩军。新军的官长，很多是由武卫右军挑选去担任。我之升为副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升任副目不是容易的。因为每连共计六棚，每棚十二人，合计要在七十二个正兵中挑选一个副目。至于正目就比较容易升，因为竞逐正目的只有六个副目。 我升为副目，头棚里的士兵都很不高兴。因为我是六棚中入伍不久的新兵。他们认为我经历太浅，没有资格当头目。正目丁守富也和我处得很不好。这人一个大字不识，操法也不懂，但是却会千方百计地同我为难。那时棚子里有两个兵—一个姓刘，另一个姓陈—正生着伤寒病，浑身发烧，鼻孔流血。就在他们这样重病的时候，丁守富常常站在旁边，手里玩弄着皮带，嘴里唠唠叨叨对他们乱骂：“贱骨头，好吃零嘴，不小心，自己作了自己受，活该！”如此这般，麻烦不已。他的面貌生得很丑，嘴唇特别厚，往上撅着，如同猪嘴一样。因此大家给他送了一个外号，叫做“老猪精”。老猪精骂人时候嘴唇益发撅得厉害，脸子也更加显得难看。他常常对他们骂着，越骂越厉害，越骂越生气。我在旁边望着，实在有点看不过。有一次我就说：“他们生病，你应该侍候才对呀！你天天只会骂，难道他们的病骂得好不成？”丁守富听了火上加油，接过来就同我吵骂起来。我一时按不住心头火气，跳起来把他按倒，照他身上打了几十拳。丁守富就大声地嚷起来。嚷得哨官李殿文知道了，把我们叫到跟前，问什么事。丁说：“副目冯某打我。”李哨官问我说：“你为什么打他？”我说：“你叫他自己说。”丁守富说：“我只骂了兵两句，他就打我。”李哨官把两个生病的兵叫出来，两个兵就大哭，说正目如何虐待他们。李哨官知道了原委，鼻子里哼了一声，骂丁守富说：“打得好，该打！”同时也申斥了我几句。从此以后这两个兵的汤药屎尿，一概由我照应料理，一直伺候了两个月，他们的病才好。这事不但两个兵感谢我，就是全棚子里的士兵，也受了很大的感动，对我的感情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不久，全哨的士兵知道了这事，不约而同地对我生起敬爱之心。此外还有一件事，给我很好的教训，我也在这里顺便一述。 韩家墅有一个姓马的大财主，拥有十几顷地，街上开有一座大杂货行。有一天那两个生病刚好的士兵上街买东西，在杂货行门首遇见马先生。马先生和他们原是熟识的，就问他们俩为什么好久不上街。两个兵说是病了，并且将经过的情形也告诉他。马先生听见我打抱不平，以及细心看护他们的事，心里十分高兴，说： “你们的副目是什么样的人，我倒没有见过。” “我们副目个儿顶大，操法好，极用功，他不大上街。” “你们想法子介绍我见见他不好吗？” “好！” 两个士兵回来，就将上述的经过说给我听，并且坚持要我上街会见马先生。我当时笑了一笑，我说我不去。两个兵很失望，百般央告我，无论如何要我去一趟，缠得我实在没办法了，只好答应去。 马先生为人很诚恳，待人接物也都很好。我们相识不久，他就要和我拜把兄弟。那时他已四十多岁，我却是个青年。我说我是个营混子，你同我拜把兄弟，可要辱没了你。但是他坚持要拜，我也未再拒绝，于是就结为异姓兄弟。后来我当了哨长，把父亲接了来，一时没有找得适当的住处，就住在马先生家里。马先生全家对我父亲都很亲热，招待得如同他们自己的老人一样。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我在南苑驻兵，曾把马先生接了去同住好久，新近他才故去的。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四月，我升为四棚正目，十二月中旬，又被提升为第二营右哨哨长。 新升的官长同旧官长容易闹意见，这差不多是军队中的一个惯例。这时右哨哨官齐振标，是从袁世凯的小队子里升上来的。因为他的尾巴粗，来头大，所以虽然一个大字不识，气焰却极高，张口就骂人。练操的时候，就是他骂人的时候，那些下流字眼，字典里都是找不到的。有一天在操场里下操，因为士兵动作不整齐，他抓住了这个题目，就破口大骂，骂得人家简直没法受得了。士兵都敢怒而不敢言，气也不敢出，只瞪着大眼睛向我注视着。我是早已忍耐不住了，看见这光景，我就对齐振标说：“咱们练兵，只是骂可不成，要是骂能练好兵，那咱们就不必下操了，专门来骂好了！”齐振标听了我的话，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接着就说： “我是哨官，我有权骂人！” “你有权练兵，你没权骂人！” 操场里的士兵，看见我们吵起来，都唧唧咕咕地嚷：“打！打！打！”于是我们就真的动了手，我一时性起，拔出刀来，一直向他脑袋上砍去。他一看不好，回头就跑。他跑，我追，像这样绕着操场跑了一大周。后来他跑出操场，到骑兵王统领那里去告状，我就跟着追了去。见了王统领，他告我以下犯上，目无官长。我说：“不管犯上不犯上，先要论论谁有理谁没理。”王统领外号叫做王蛤蟆，和齐振标同是小队子出身。他说：“不问什么理不理，我要先打了再说话。”当时齐振标罚了跪，却把我按倒地上，打了二十军棍。第二天王蛤蟆又做和事佬，请我们俩去吃饭，叫我们消释意见，言归于好。 我当副目不久，就和正目打了一架；刚当哨长，又打哨官。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时这种行为，并没有什么思想或主义上的根据，一般都是一种义愤和一种不平之气驱使出来的。后来民国十三年（一九三四）我从滦平班师，发动“首都革命”，依然多少含有这种成分。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武卫右军奉令离开韩家墅，开往南苑驻防，改为第六镇。原来第三营的中左右三哨，改成第六镇第二十四标第三营前左两队。我也由哨长改任司务长。 改编以后，一切都采用新军的办法，因此军中颇有一番新气象。那时统制是段祺瑞，协统十一协是陆建章，十二协是何宗廉，标统是王化东。王化东文武兼长，文笔固好，军学也研究得不错，并且为人态度诚恳，勤于训练，这算是我从军以来第一次遇着的好长官。 我们在南苑训练，每日官长目兵都上讲堂，学术两科并重。段祺瑞对于官长头目的训练，尤为认真。一时全镇空气紧张，人人兴奋。是年七月十三日，第三营后队排长出缺，我便升补了上去。 一天，“两宫”到万寿山巡游。第六镇二十四标奉命在路上警戒。那娇贵威武的行列走出西直门不远，不想有一个喊冤的百姓，因为不能接近，化装了卫队的样子，戴着红缨帽，混了进来，等到两宫驾到，就冲到轿子前面大声喊冤。慈禧太后吃了一惊，几乎从轿子里冲出来。于是太后大发威风，立刻下谕把当事的队官撤职，标统和管带的领带摘去，段祺瑞也记了一次大过。这样一来，队官降为排长，各方纷纷保荐人去补这个缺。因为保荐的人太多了，无法决定取舍，乃举行考选，以昭公允。 这次考选，有四团十二营，共计四十八连，每连派一位排长参加。结果我竟侥幸考取了第一，当升为二十四标第二营后队队官。 我升为队官后一个月，我父亲即患肺疾，昼夜咳嗽，痰中微带血色，请遍了附近的医生诊治，总是不见功效。后来派人到北京请了一位陆大夫来。他是北京普仁医院的内科大夫，医术很精（现在徐州开医院），但诊治月余，依然不见起色。延至十二月十五日，即溘然长逝。父亲北来不久，我即遭此大故，真是悲痛万分！他老人家一生颠连艰苦，可以说没过一天好日子。如今我稍能菽水承欢，而他老人家竟与我长别了。这为我留下一生永不忘怀的遗痛！ 父亲的丧事办完，灵柩暂停离南苑二里的海子潘家庙。那时南苑围墙内不许停厝棺柩，因此隔了两个月，又将灵柩运往保定府，安葬到安徽义地里。这时已是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了。 我当第二营队官，本营管带名叫回富兴的，为人忠厚怕事，完全是一位好好先生，不是一个有为的人。平素他认为官长不可信赖，常派几个亲信的头目，到各队中监视，这是他带兵的秘诀。我带领的队伍中有一个头目名叫张青云的，就是他派了来的。因为他偷东西，被我查明，立即把他开除。他就回去见回管带，于是回管带又让他重返原任。我当时非常气愤，戴上帽子，拿着刀，就去见回管带。见了面，他说：“张头目犯了错，你应当教导他，使他学好才是，开除是不可能的。”我说：“这种害群之马，非铲除不可，像他这种人，不但扰害别人，而且使别人受他的恶影响。如果不办，将来队伍里什么事都不能办了。”说着我把帽子摘下，连刀一起扔到回富兴的怀里，回头就走。同时一边走，嘴里还气愤愤地这样说着：“能给好汉子牵马坠镫，不给赖汉子当祖宗。”后来由统领王化东从中一再苦劝，我们俩才和好无事。我当了队官以后，这一次又算是同管带闹了一场。 关于带兵，有几点应注意的事，这里我也顺便拉杂说一说。 第一，士兵知识浅陋，有什么隐衷，都不能自己解决，或适当地应付。当官长的必须时常和他们接近，洞悉他们的苦衷，随时替他们解决，或是予以安慰，否则就很容易发生弊端。有一次，我们营里后队有一个兵，在屋内上了吊，企图自尽，幸而被人发觉，未酿事端。消息一经传出，标里协里镇里都派人来调查原委。原来这个兵，这天因为他的父亲从家里来，找他要钱，他就到左哨他朋友那里去借，他的朋友把一份整饷借给他。他心里很高兴，就把借得的钱，连同他自己的饷包放在一起，和那朋友谈起天来。不料转眼之间，两个饷包竟从桌子上不翼而飞。两钱包丢了，除他父亲没法打发以外，他还欠棚子里一元菜钱，棚头正逼着他要，并且恐吓他，说如果不还菜钱，以后就不许他吃菜。后来大家都出外上操去了，只留他一个人在屋里。他想：父亲怎么打发呢？菜钱拿不出，以后自己又怎么吃伙食呢？他想来想去，没有办法，一时情急，所以上吊了。这事当时虽然没有闹出人命来，然而已经弄得人言啧啧了，说一定是官长打了他，不然，他为什么自尽？所以当官长不但不可压迫士兵，就是疏忽大意，也是极不妥当的。 第二，带兵的人互相闹意见，队伍就永难带得好。我这一队的二排排长徐得胜，原来是从队官降级下来的。因此他一天到晚不高兴，最好同大家闹意见。有一次他督工，一个患病的士兵向他挂号，说去解大便。过了一会儿，又要挂号，一连挂了几次号。徐得胜就不耐烦，大骂他故意捣乱。这天因为下雨，中途收了工，士兵回来，从营房后门过，这儿有一口井，刚走到这儿，患病的那个兵，一时气急心窄，忽然向井里跳了进去。大家见状大骇，急忙打捞，幸而人多手快，没有出事。不过后来队伍中就嚷开了，说后队的排长逼成士兵跳井的事。锣鼓不齐没有法子唱好戏，假如营长同连长闹意见，那更是怎么也带不好兵的了。 第三，营中的军医长应当慎重选择，万不可滥竽充数。有一天我检查内务，发现六棚有一个士兵名叫褚怀军的，身染时疫，于是立即派人请军医长来看病。军医长来到，诊完脉，一副药吃了下去，当即把那个兵打发了。当时那兵断了气，大家都不知道，只听见他吃下药去，直嚷肚子疼，以后就再没有做声。大家都以为他睡着了，等到出早操的时候，协统跑来查营房，大家急忙整顿内务，一看屋内还有一个人没起床，喊了半天，不听见声音，走近去一看，原来早已没气了。当时气得我急忙去找军医长—他是协统的儿女亲家，外号叫催命鬼。我问他：“好好的一个兵，不过生了点小病，你一服药怎么就把他吃死了？你这是怎么治的？你这算什么医生？”催命鬼听我质问后，竟这样回答：“我是治病，可治不了命。”吵了半天，也没有结果。我就说：“你不过是协统的亲家，哼！……”那时军队中用人，大多凭靠亲戚关系，滥任私人，学识能力，往往不大管的。下级官长和士兵气愤不平，也只好闷在肚子里，无可奈何。 清末，国家军务组织中有军学司的设置，位职很高。这时任军学司的是冯国璋。他不知怎么犯了神经病，忽然上了个奏折，大意是：行伍出身的只能当到司务长为止，排长以上的官长须任用军官学校或陆军大学的毕业生。消息传到各处，队伍中立即沸腾起来。我对于这件事情当时发生两种感想：第一，其时军官学校太少，而且开办不久，一时训练不出那么些毕业生，以毕业人数论，平均一营也派不着一个。事先没有详细的计划，就贸然提出这样的建议，摇动军心，不能不算是失着。第二，奏折的用意，完全替富家子弟打算，根本没有给穷人设想。因为能上军官学校的，十九都是官僚和地主的子弟和皇家权贵的亲戚。并且升入陆大，必须有军官学校毕业的资格。试想穷苦人家子弟，如何有此能力？这类折虽然没有立即施行，但因此军队中的穷苦弟兄们，都对冯国璋大大不满，并且进而迁怒于昏庸的清廷。 [book_title]第八章 两次秋操 清末国内各地革命势力日益高涨，清廷在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和三十二年先后在河间彭德举行秋操，以示威吓。 河间秋操，两方军力的配置，北军是第三镇全镇，第六镇一混成协；南军第四镇全镇，第五镇一混成协。 我们一混成协从南苑出发，分成两混成团，沿途自己预行演习。因为参谋人员幼稚疏忽，指挥错乱，弄得侦探看不见侦探，队伍看不见队伍，结果只有侧卫同侧卫碰着，大队完全错过。后来一个左转弯，两军掉过了方位，南军变成了北军，北军变成了南军，才开始打起来。段统制见状大为不怿，立时吹紧急集合号，对官长指摘错误，大加申斥，下令退二十里，重行演习。等到第二次演毕，已经七八点钟，当时来不及讲评，即下令往松林店宿营。那时天色完全漆黑，沿途人马杂沓，凌乱不堪。所走的又只有一条大路，前后车辆拥塞，益发糟成一团。大官儿不耐烦，早骑着马先跑了。剩下来的都是连长以下的官长，又都是新来的，也就不负责任。兵们没办法，就胡乱落队。等到了宿营地，已是午夜十二点，后头的部队还有没有来到。当晚决定第二天再行演习，并下令天明七点钟出发。哪知夜间下起雨来，越下越大，依照陆协统的意思，队伍改坐火车到保定，免得官兵衣服淋湿，到时不便演习。跑到段统制那里请示，段统制就骂他要借此卖人家好，说：“怕淋湿衣服？难道下雨的时候就不打仗吗？”协统却以为这是演习，并不是真的打仗；若是真的打仗，自然不用说了。协统就碰了这一个钉子，当时生气挂了病号，就坐火车到保定府去了。这里仍然下令出发。那时雨越发大了，倾盆的下降，无法行走。段统制不知怎么异想天开，说咱们不如来个科学的办法，令炮队开炮向天空轰一阵，说上面的厚云受了震动，雨就一定可以停止的。命令下来，大家就七手八脚向天空里开大炮，当时声震天地，民众皆惊，不知到底什么事。打了半天，哪知雨不但止不住，反而越下越大。段统制非常气恼，拿出他的硬脾气来，说：“下不下都得走！”立刻下令出发，当时现买草料，现买给养。原来重有五六十斤的帐篷，经雨一淋，弄成一百多斤，锅灶家伙也因雨阻，没法子拉到，因此都落在后面。这次我着实佩服我们的回管带，他预先叫我们四个队官同到定兴县去买现成吃食，说免得大队一到，什么也买不着。我们把吃食买好了，就在定兴县等着。大队经过高牌店到达定县时，已经午后四点钟，每个人都拖泥带水，狼狈不堪。在这时就看出我们的军纪的确还不坏，参谋人员都早走开了，弟兄们自己架起枪来，冒雨挺立着，一动不动，秩序非常之好。后来雨又下大了。忽然参谋长马良（相伯）骑马跑来，大声地下令道： “奉统制令，队伍都到城内东林寺宿营。” 命令虽这样下了，可是事先却并没有计划。比如东林寺房屋共有多少间，能容得下多少人，统统没有派人去详细调查（其实东林寺只可住二营人，我们却共有十营队伍）。队伍糊里糊涂地开了去，前头大队一到，屋子里立时站满，不到一刻，院子里也满了。后头的部队越来越多，只因命令是住东林寺，于是不问青红皂白，一直往里拥进去。里面的几乎要被挤死，外面的仍然拼命往里挤。有一位团长李进材被挤到里面，出不来，就爬到人群上，踏着人头爬到墙上。当时拥挤的情形，可以想见。后来看着实在没法挤了，才下令各人自己去找地方落脚。这时已经有八点钟，天黑了，雨下得更大了。命令一下，队伍立时乱了起来。兵找不到官长，官长找不到兵。雨声人声，满街嘈杂，弄得天旋地转，莫名究竟。幸亏当时军纪还好，否则乘机抢劫的事一定是难免的。这时队伍已经一整天没有吃饭，饿得肚里辘辘作响，又加演习时背负极重，路上泥泞油滑，士兵受的苦真是一言难尽。我们这一营多亏事先预备好了干粮，没有受饿，算比较的好些。其余各营，直到第二天早晨，段统制招呼县长令各民家供给烙饼，才弄到东西充饥，然而已经整整饿了一天一夜了。事后段统制向人民家家查察，问士兵有无扰乱行为？打破碗盏没有，短少了东西没有，这倒是段先生的细心处。 这次演习，最大的错误在于行军驻军，事先都没有精确的计划。这都应该由参谋人员负责。充分地暴露了他们纸上谈兵的缺陷。演习的时候，一切方略命令，都不向下级官佐传达，目兵固然什么也不知道，只一味跟着乱跑，就是连排长也一样是莫名其妙地瞎跑。他如“驻军注意”、“行军注意”等，也都没有。下级官长和目兵等都无所遵循。隔了月余，才听说这次参加计划的人中，有一位日人贺忠良在内。我想至少这位倭儿在参与计划时也没有安着好心。 演习过后，要举行一次阅兵式，事先官长目兵奉令一律须穿皮鞋。皮鞋是军需官在天津定做的，样式粗笨。官长穿的每双十二元，虽然不合脚，但皮子较好。士兵穿的，皮子就特别硬劣，尺码一律窄小，怎么也穿不进去。可是命令限制着，非穿不可—不穿也得背负着。有的士兵，只好削去袜子，光着脚，死命地挤进去。可是运动起来，脚趾就如刀割，个个人痛得流泪。当连长的在这时地位最感困难。因为每连中不过十六七个人勉强穿了下去，其余的都无法遵循命令，弄得无所措手足。这件办皮鞋的事情，是段统制的军需劳佩兰先生经手办的。真想不到这位先生，糊涂得如此！皮鞋是这样，衣服的尺码亦是大了小了都不管。我这个大个儿，领下来的却是一套短小的制服，上衣只齐腰，裤筒吊在小腿上面。我是如此，别人也是一样。要换，不许掉换。人人切齿痛骂，满清真是到了倒霉的时候，上层和下层毫不通气。中层负责的人，能力既不够，办事又不尽心，只想着如何省事，一点不往细心周密上设想，结果是蒙上欺下，一味地胡闹。从这些很小的事上，都可以反映出当时政治之糟！ 阅兵的这天，刮着极大的黄风。大家牵着手走，谁也看不见谁，只得临时发个命令：不阅兵了，官长们举行宴会。地点在河间府宴会场，连长以上的官长都出了席。这天吃的西餐，桌子上刀子、叉子、勺子摆了一大片。大家进来一看，不是吃的事，倒成了愁的事了。这一套家伙，大家不消说都不曾用过，恐怕就连见也未见过。特别是从乡下来的穷弟兄们，此时呆头呆脑地站着发愣，动也不敢动。等了半天，看见人家动手吃，才斜着眼角偷看，人家怎么办，自己也就怎么办。吃完了，每人赠送一只磁质纪念杯。那杯子约有二寸高，一面镌着“光绪卅一年初河间秋操”字样，一面镌着一条精巧悦目的小红龙。不晓得哪位先生不开眼，一下拿去了三只，大家也就跟着效尤。到得后来，杯子就不够分配，拿不到杯子的人，心里自然不舒服，于是将桌子上摆着的刀子、叉子、勺子也向腰里掖了去。起初厨房还不敢干涉，后来拿的人越来越多，饭馆老板可急了，站到会场里大声嚷着：“这是包的席呀！这些家伙全是我们的呀！”大家哪个肯听？依然继续向腰里掖着，当时我却不曾拿西餐馆的家伙，只看见桌子上放有几筒罐头沙丁鱼，觉得不错，就顺手拿了两筒，放进裤子口袋里。这天我穿的是一套新礼服。这要算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的浪费，是我花了六十四两银子定制的一种质料名叫“哈拉呢”的大礼服。我走出会场，骑上马，就飞奔回营，心想两筒沙丁鱼，拿回去同排长们一块吃，够多有味！哪知天晓得，那两筒罐头都是已经开了口的，当时没有细瞧，只顾顺手往裤袋里一塞，恰巧正是倒放着。等到下马来一瞧，吓！裤子上满处都是油污，把一套簇新的制服，弄得肮脏不堪，气得我又是好笑，又是懊恼，多天还把它当做说笑的资料。 回南苑的时候，从保定搭乘火车。兵们有坐敞车的，有坐三等车的，情形非常拥挤慌乱。有的一伸头，把帽子丢了，有的把刺刀丢了。我无意间遇见了梁喜奎，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在第三营左队当事务长，管的是菜账。两个人坐下来，正谈着，不知怎么一来，他把一本账簿也丢到车外去了，一时来不及捡，他就暴跳起来，红着脸，也不做声，只是两脚乱跳。不消说一切出入账目，都写在上头的，回去怎么向营长报账呢？他办事向来负责认真，不肯马虎，于是只是不住地摇头叹气，我也无法安慰他。不料我偶然不留神，他竟跳下车去了。幸亏当时车还走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