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文史通义 [book_author]章学诚 [book_date]清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史评,完结 [book_length]208098 [book_dec]中国古代文史理论著作。章学诚著。本书通行有《章氏遗书》本，1921年吴兴刘承干刻印。1956年12月中华书局据此排印出版，1961年9月第2次印刷。章学诚所著除本书外，还有《校雠通义》内篇3卷，《方志例略》2卷，《文集》8卷等。后人合刊为《章氏遗书》。全书8卷，分内外篇，各收文章61篇。共计25万字。史文并论，论文部分主要有《诗教》、《文德》、《文理》、《古文十弊》等篇。本书在文学上的理论主张主要有3方面：1.提倡文德说。其所谓文德，也就是指著作者和批评者的态度。认为作者的态度要“敬”，批评者的态度要“恕”，“凡为古文辞，必敬以恕。”所谓“敬”，又包含“修德”和“养气”两方面的功夫，其根本在于“修辞立诚”。“恕”是指品评文学作品时不要刻求古人，又不能无原则的宽容： “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要“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着想，不能以一个不变的模式去衡量一切古人。2.提倡文理说。要求文章要言之有物： “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而有物的关键在于“中有所见”;“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之烺烺，如锦上绣女之矜套彩色已也。”也就是强调要有“阅历”。3.提倡“文贵发明，亦期用世”。强调文质统一：“文重于质，视具质如何生吾文焉。”由此出发，对拟古和形式主义文风给予了尖锐的批判，认为“今舍己之所求，而摹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奴亦学其悲号”，是极为可笑的。对清代流行的“桐城派”古文，则以《古文十弊》进行批判。章学诚的这些观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颇受研究者重视。 [book_img]Z_6300.jpg [book_title]卷一 内篇一 ○易教上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诗》、《书》、《礼》、《乐》、《春秋》，则既闻命矣。《易》以道阴阳，愿闻所以为政典，而与史同科之义焉。曰：闻诸夫子之言矣。"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知来藏往，吉凶与民同患。"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各有其象与数，各殊其变与占，不相袭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传》所谓庖羲、神农与黄帝、尧、舜，是也。(《归藏》本庖羲，《连山》本神农，《周易》本黄帝。)由所本而观之，不特三王不相袭，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盖圣人首出御世，作新视听，神道设教，以弥纶乎礼乐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后世讬之诡异妖祥，谶纬术数，以愚天下也。 夫子曰："我观夏道，杞不足徵，吾得夏时焉。我观殷道，宋不足徵，吾得坤乾焉。"夫夏时，夏正书也。坤乾，《易》类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献无所徵矣，而坤乾乃与夏正之书同为观於夏、商之所得；则其所以厚民生与利民用者，盖与治历明时，同为一代之法宪；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谓明道也。夫悬象设教，与治历授时，天道也。《礼》、《乐》、《诗》、《书》，与刑、政、教、令，人事也。天与人参，王者治世之大权也。韩宣子之聘鲁也，观书於太史氏，得见《易》象、《春秋》，以为周礼在鲁。夫《春秋》乃周公之旧典，谓周礼之在鲁可也，《易》象亦称周礼，其为政教典章，切於民用而非一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旧制，则又明矣。夫子曰："《易》之兴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顾氏炎武尝谓《连山》、《归藏》，不名为《易》。太卜所谓三《易》，因《周易》而牵连得名。今观八卦起於伏羲，《连山》作於夏后，而夫子乃谓《易》兴於中古，作《易》之人独指文王，则《连山》《归藏》不名为"易"，又其徵矣。 或曰：文王拘幽，未尝得位行道，岂得谓之作《易》以垂政典欤？曰：八卦为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系之辞，商道之衰，文王与民同其忧患，故反覆於处忧患之道，而要於无咎，非创制也。周武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一代之典教，非文王初意所计及也。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创制立法，以前民用；因见《周易》之於道法，美善无可复加，惧其久而失传，故作《彖》、《象》、《文言》诸传，以申其义蕴，所谓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势固有所不可也。 后儒拟《易》，则亦妄而不思之甚矣！彼其所谓理与数者，有以出《周易》之外邪！无以出之，而惟变其象数法式，以示与古不相袭焉，此王者宰制天下，作新耳目，殆如汉制所谓色黄数五，事与改正朔而易服色者为一例也。扬雄不知而作，则以九九八十一者，变其八八六十四矣。后代大儒，多称许之，则以其数通於治历，而蓍揲合其吉凶也。夫数乃古今所共，凡明於历学者，皆可推寻，岂必《太玄》而始合哉？蓍揲合其吉凶，则又阴阳自然之至理。诚之所至，探筹钻瓦，皆可以知吉凶；何必支离其文，艰深其字，然后可以知吉凶乎？《元包》妄讬《归藏》，不足言也。司马《潜虚》，又以五五更其九九，不免贤者之多事矣。故六经不可拟也。先儒所论仅谓畏先圣而当知严惮耳。此指扬氏《法言》，王氏《中说》，诚为中其弊矣。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讬於空言。故以夫子之圣，犹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拟圣之嫌，抑且蹈於僣窃王章之罪也，可不慎欤！ ○易教中 孔仲达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先儒之释《易》义，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得其说而进推之，《易》为王者改制之钜典，事与治历明时相表里，其义昭然若揭矣。许叔重释"易"文曰："蜥易，守宫，象形。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郑氏注："易者，揲蓍变易之数可占者也。"朱子以谓"《易》有交易变易之义"。是皆因文生解，各就一端而言，非当日所以命《易》之旨也。三《易》之名，虽始於《周官》，而《连山》、《归藏》，可并名《易》，《易》不可附《连山》、《归藏》而称为三连三归者，诚以《易》之为义，实该羲、农以来不相沿袭之法数也。易之初见於文字，则帝典之"平在朔易"也，孔《传》谓岁改易，而周人即取以名揲卦之书，则王者改制更新之大义，显而可知矣。《大传》曰："生生之谓易。"韩康伯谓"阴阳转易，以成化生"。此即朱子交易变易之义所由出也。三《易》之文虽不传，今观《周官》太卜有其法，《左氏》记占有其辞，则《连山》、《归藏》，皆有交易变易之义。是羲、农以来，《易》之名虽未立，而《易》之意已行乎其中矣。上古淳质，文字无多，固有具其实而未著其名者。后人因以定其名，则彻前后，而皆以是为主义焉，一若其名之向著者，此亦其一端也。 钦明之为敬也，允塞之为诚也，历象之为历也，(历象之历，作推步解，非历书之名。)皆先具其实而后著之名也。《易·革·象》曰："泽中有火，君子以治历明时。"其《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历自黄帝以来，代为更变，而夫子乃为取象於泽火，且以天地改时、汤武革命为革之卦义；则《易》之随时废兴，道岂有异乎？《易》始羲、农，而备於成周；历始黄帝，而递变於后世；上古详天道，而中古以下详人事之大端也。然卦气之说，虽创於汉儒，而卦序卦位，则已具函其终始；则疑大挠未造甲子以前，羲农即以卦画为历象，所谓天人合於一也。《大传》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此黄帝未作干支之前所创造也。观於羲和分命，则象法文宜，其道无所不备，皆用以为授人时也。是知上古圣人，开天创制，立法以治天下，作《易》之与造历，同出一源，未可强分孰先孰后。故《易》曰："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书》曰：平秩敬授，作讹成易。皆一理也。 夫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又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学《易》者，所以学周礼也，韩宣子见《易·象》、《春秋》，以为周礼在鲁。夫子学《易》而志《春秋》，所谓学周礼也。夫子语颜渊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是斟酌百王，损益四代，为万世之圭臬也。历象递变，而夫子独取於夏时；筮占不同，而夫子独取於《周易》。此三代以后，至今循行而不废者也。然三代以后，历显而《易》微；历存於官守，而《易》流於师传；故儒者敢於拟《易》，而不敢造历也。历之薄蚀盈亏，有象可验，而《易》之吉凶悔吝，无迹可拘；是以历官不能穿凿於私智，而《易》师各自为说，不胜纷纷也。故学《易》者，不可以不知天。(观此，益知《太玄》、《元包》、《潜虚》之属，乃是万无可作之理，其故总缘不知为王制也。) ○易教下 《易》之象也，《诗》之兴也，变化而不可方物矣。《礼》之官也，《春秋》之例也，谨严而不可假借矣。夫子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君子之於六艺，一以贯之，斯可矣。物相杂而为之文，事得比而有其类。知事物名义之杂出而比处也，非文不足以达之，非类不足以通之；六艺之文，可以一言尽也。夫象欤，兴欤，例欤，官欤，风马牛之不相及也，其辞可谓文矣，其理则不过曰通於类也。故学者之要，贵乎知类。 象之所包广矣，非徒《易》而已，六艺莫不兼之，盖道体之将形而未显者也。雎鸠之於好逑，樛木之於贞淑，甚而熊蛇之於男女，象之通於《诗》也。五行之徵五事，箕毕之验雨风，甚而傅岩之入梦赉，象之通於《书》也。古官之纪云鸟，《周官》之法天地四时，以至龙翟章衣，熊虎志射，象之通於《礼》也。歌协阴阳，舞分文武，以至磬念卦疆，鼓思将帅，象之通於《乐》也。笔削不废灾异，《左氏》遂广妖祥，象之通於《春秋》也。《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万事万物，当其自静而动，形迹未彰而象见矣。故道不可见，人求道而恍若有见者，皆其象也。 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营构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说卦》为天为圜诸条，约略足以尽之。人心营构之象，睽车之载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无不可也。然而心虚用灵，人累於天地之间，不能不受阴阳之消息，心之营构，则情之变易为之也。情之变易，感於人世之接构，而乘於阴阳倚伏为之也。是则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 《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夫《诗》之流别，盛於战国人文，所谓长於讽喻，不学《诗》，则无以言也。(详《诗教》篇。)然战国之文，深於比兴，即其深於取象者也。《庄》、《列》之寓言也，则触蛮可以立国，蕉鹿可以听讼。《离骚》之抒愤也，则帝阙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纵横驰说之士，飞箝捭阖之流，徙蛇引虎之营谋，桃梗土偶之问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议。然而指迷从道，固有其功；饰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心营构之象，有吉有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范天下也。 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则以本原所出，皆不外於《周官》之典守。其支离而不合道者，师失官守，末流之学，各以私意恣其说尔。非於先王之道，全无所得，而自树一家之学也。至於佛氏之学，来自西域，毋论彼非世官典守之遗，且亦生於中国，言语不通，没於中国，文字未达也。然其所言与其文字，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殆较诸子百家为尤盛。反覆审之，而知其本原出於《易》教也。盖其所谓心性理道，名目有殊，推其义指，初不异於圣人之言。其异於圣人者，惟舍事物而别见有所谓道尔。至於丈六金身，庄严色相，以至天堂清明，地狱阴惨，天女散花，夜叉披发，种种诡幻，非人所见，儒者斥之为妄，不知彼以象教，不啻《易》之龙血玄黄，张弧载鬼。是以阎摩变相，皆即人心营构之象而言，非彼造作诳诬以惑世也。至於末流失传，凿而实之，夫妇之愚，偶见形於形凭於声者，而附会出之，遂谓光天之下，别有境焉。儒者又不察其本末，攘臂以争，愤若不共戴天，而不知非其实也。令彼所学，与夫文字之所指拟，但切入於人伦之所日用，即圣人之道也。以象为教，非无本也。 《易》象通於《诗》之比兴；《易》辞通於《春秋》之例。严天泽之分则二多誉，四多惧焉。谨治乱之际，则阳君子，阴小人也。杜微渐之端，姤一阴，而已惕女壮。临二阳，而即虑八月焉。慎名器之假，五戒阴柔，三多危惕焉。至於四德尊，元而无异称，亨有小亨，利贞有小利贞，贞有贞吉贞凶，吉有元吉，悔有悔亡，咎有无咎，一字出入，谨严甚於《春秋》。盖圣人於天人之际，以谓甚可畏也。《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协天道，其义例之见於文辞，圣人有戒心焉。 ○书教上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仅有二，而三皇无闻焉。左氏所谓《三坟》、《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即是其书否也？以三王之誓、诰、贡、范诸篇，推测三皇诸帝之义例，则上古简质，结绳未远，文字肇兴，书取足以达微隐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不得如后史之方圆求备，拘於一定之名义者也。夫子叙而述之，取其疏通知远，足以垂教矣。世儒不达，以谓史家之初祖，实在《尚书》，因取后代一成之史法，纷纷拟《书》者，皆妄也。 三代以上之为史，与三代以下之为史，其同异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成书易，则文胜质矣。取材难，则伪乱真矣。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间世一出，补偏救弊，惫且不支。非后人学识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尚书》之教绝，其势不得不然也。 《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纤析矣，然法具於官，而官守其书。观於六卿联事之义，而知古人之於典籍，不惮繁复周悉，以为记注之备也。即如六典之文，繁委如是，太宰掌之，小宰副之，司会、司书、太史又为各掌其贰，则六典之文，盖五倍其副贰，而存之於掌故焉。其他篇籍，亦当称是。是则一官失其守，一典出於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得藉徵於副策。斯非记注之成法，详於后世欤？汉至元成之间，典籍可谓备矣。然刘氏七略，虽溯六典之流别，亦已不能具其官；而律令藏於法曹，章程存於故府，朝仪守於太常者，不闻石渠天禄别储副贰，以备校司之讨论，可谓无成法矣。汉治最为近古，而荒略如此，又何怪乎后世之文章典故，杂乱而无序也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盖言王化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废而《书》亡，《书》亡而后《春秋》作。则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识《春秋》之体也。不知《周官》之法废而《书》亡哉？盖官礼制密，而后记注有成法；记注有成法，而后撰述可以无定名。以谓纤悉委备，有司具有成书，而吾特举其重且大者，笔而著之，以示帝王经世之大略；而典、谟、训、诰、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斯《尚书》之所以经世也。至官礼废，而记注不足备其全；《春秋》比事以属辞，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与夫百国之宝书，以备其事之始末，其势有然也。马、班以下，演左氏而益畅其支焉。所谓记注无成法，而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故曰：王者迹息而《诗》亡，见《春秋》之用；《周官》法废而《书》亡，见《春秋》之体也。 《记》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於《周官》，其书不传於后世，殆礼家之愆文欤？后儒不察，而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则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於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刘知几以二典、贡、范诸篇之错出，转讥《尚书》义例之不纯，毋乃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实事乎！《记》曰："疏通知远，《书》教也。"岂曰记言之谓哉？ 六艺并立，《乐》亡而入於《诗》、《礼》，《书》亡而入於《春秋》，皆天时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春秋》之事，则齐桓、晋文，而宰孔之命齐侯，王子虎之命晋侯，皆训诰之文也，而左氏附传以翼经；夫子不与《文侯之命》同著於篇，则《书》入《春秋》之明证也。马迁绍法《春秋》，而删润典谟，以入纪传；班固承迁有作，而《禹贡》取冠《地理》，《洪范》特志《五行》，而《书》与《春秋》不得不合为一矣。后儒不察，又谓纪传法《尚书》，而编年法《春秋》，是与左言右事之强分流别，又何以异哉？ ○书教中 《书》无定体，故易失其传；亦惟《书》无定体，故讬之者众。周末文胜，官礼失其职守，而百家之学，多争讬於三皇五帝之书矣。艺植讬於神农，兵法医经讬於黄帝，好事之徒，传为《三坟》之逸书而《五典》之别传矣。不知书固出於依讬，旨亦不尽无所师承，官礼政举而人存，世氏师传之掌故耳。惟"三""五"之留遗，多存於《周官》之职守，则外史所掌之书，必其籍之别具，亦如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左氏之所谓《三坟》、《五典》，或其概而名之，或又别为一说，未可知也。必欲确指如何为三皇之坟，如何为五帝之典，则凿矣。 《逸周书》七十一篇，多官礼之别记与《春秋》之外篇，殆治《尚书》者杂取以备经书之旁证耳。刘、班以谓孔子所论百篇之馀，则似逸篇，初与典、谟、训、诰，同为一书，而孔子为之删彼存此耳。毋论其书文气不类，醇驳互见，即如《职方》、《时训》诸解，明用经记之文，《太子晋解》，明取春秋时事，其为外篇别记，不待繁言而决矣。而其中实有典言宝训，识为先王誓诰之遗者，亦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为删略之馀也。夫子曰："信而好古。"先王典诰，衰周犹有存者，而夫子删之，岂得为好古哉？惟《书》无定体，故《春秋》官礼之别记外篇，皆得从而附合之，亦可明《书》教之流别矣。 《书》无定体，故附之者杂。后人妄拟《书》以定体，故守之也拘。古人无空言，安有记言之专书哉？汉儒误信《玉藻》记文，而以《尚书》为记言之专书焉。於是后人削趾以适屦，转取事文之合者，削其事而辑录其文，以为《尚书》之续焉；若孔氏《汉、魏尚书》、王氏《续书》之类皆是也。无其实，而但貌古人之形似，譬如画饼饵之不可以充饥。况《尚书》本不止於记言，则孔衍、王通之所拟，并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刘知几尝患史策记事之中，忽间长篇文笔，欲取君上诏诰，臣工奏章，别为一类，编次纪传史中，略如书志之各为篇目，是刘亦知《尚书》折而入《春秋》矣。然事言必分为二，则有事言相贯、质与文宣之际，如别自为篇，则不便省览，如仍然合载，则为例不纯；是以刘氏虽有是说，后人讫莫之行也。至如论事章疏，本同口奏，辨难书牍，不异面论，次於纪传之中，事言无所分析，后史恪遵成法可也。乃若扬、马之辞赋，原非政言，严、徐之上书，亦同献颂，邹阳、枚乘之纵横，杜钦、谷永之附会，本无关於典要，马、班取表国华，削之则文采灭如，存之则纪传猥滥，斯亦无怪刘君之欲议更张也。 杜氏《通典》为卷二百，而《礼典》乃八门之一，已占百卷，盖其书本官礼之遗，宜其於礼事加详也。然叙典章制度，不异诸史之文，而礼文疑似，或事变参差，博士经生，折中详议，或取裁而径行，或中格而未用，入於正文，则繁复难胜，削而去之，则事理未备；杜氏并为采辑其文，附著礼门之后，凡二十馀卷，可谓穷天地之际，而通古今之变者矣。史迁之书，盖於《秦纪》之后，存录秦史原文。惜其义例未广，后人亦不复踵行，斯并记言记事之穷，别有变通之法，后之君子所宜参取者也。 滥觞流为江河，事始简而终钜也。东京以还，文胜篇富，史臣不能概见於纪传，则汇次为《文苑》之篇。文人行业无多，但著官阶贯系，略如《文选》人名之注，试榜履历之书，本为丽藻篇名，转觉风华消索；则知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尽也。萧统《文选》以还，为之者众，今之尤表表者，姚氏之《唐文粹》，吕氏之《宋文鉴》，苏氏之《元文类》，并欲包括全代，与史相辅，此则转有似乎言事分书，其实诸选乃是春华，正史其秋实尔。(史与文选，各有言与事，故仅可分华与实，不可分言与事。) 四部既分，集林大畅。文人当诰，则内制外制之集，自为编矣。宰相论思，言官白简，卿曹各言识事，阃外料敌善谋，陆贽《奏议》之篇，苏轼进呈之策，又各著於集矣。萃合则有名臣经济、策府议林，连编累牍，可胜数乎！大抵前人著录，不外别集总集二条，盖以一人文字观也。其实应隶史部，追源当系《尚书》；但训诰乃《尚书》之一端，不得如汉人之直以记言之史目《尚书》耳。 名臣章奏，隶於《尚书》，以拟训诰，人所易知。撰辑章奏之人，宜知训诰之记言，必叙其事，以备所言之本末，故《尚书》无一空言，有言必措诸事也。后之辑章奏者，但取议论晓畅，情辞慨切，以为章奏之佳也，不备其事之始末。虽有佳章，将何所用？文人尚华之习见，不可语於经史也。班氏董、贾二传，则以《春秋》之学为《尚书》也，(即《尚书》折入《春秋》之证也。)其叙贾、董生平行事，无意求详，前后寂寥数言，不过为政事诸疏、天人三策备始末尔。(贾、董未必无事可叙，班氏重在疏策，不妨略去一切，但录其言，前后略缀数语，备本末耳，不似后人作传，必尽生平，斤斤求备。)噫！观史裁者，必知此意，而始可与言《尚书》、《春秋》之学各有其至当，不似后世类钞徵事，但知方圆求备而已也。 ○书教下 《易》曰："著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閒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谓无不备矣。然诸史皆掌记注，而未尝有撰述之官；(祝史命告，未尝非撰述，然无撰史之人。如《尚书》誓诰，自出史职，至於帝典诸篇，并无应撰之官。)则传世行远之业，不可拘於职司，必待其人而后行；非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不足以与此。此《尚书》之所以无定法也。 《尚书》、《春秋》，皆圣人之典也。《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书》之支裔，折入《春秋》，而《书》无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无定法者难继，此人之所知也。然圆神方智，自有载籍以还，二者不偏废也。不能究六艺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遗意者也。史氏继《春秋》而有作，莫如马、班，马则近於圆而神，班则近於方以智也。 《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迁书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纪传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盖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 迁书纪、表、书、传，本左氏而略示区分，不甚拘拘於题目也。《伯夷列传》，乃七十篇之序例，非专为伯夷传也。《屈贾列传》所以恶绛、灌之谗，其叙屈之文，非为屈氏表忠，乃吊贾之赋也。《仓公》录其医案，《货殖》兼书物产，《龟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为一人具始末也。《张耳陈馀》，因此可以见彼耳。《孟子荀卿》，总括游士著书耳。名姓标题，往往不拘义例，仅取名篇，譬如《关雎》、《鹿鸣》，所指乃在嘉宾淑女，而或且讥其位置不伦，(如孟子与三邹子。)或又摘其重复失检，(如子贡已在《弟子传》，又见於《货殖》。)不知古人著书之旨，而转以后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变通，亦知迁书体圆而用神，犹有《尚书》之遗者乎！ 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谨守绳墨，待其人而后行，势之不得不然也。然而固《书》本撰述而非记注，则於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以为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传世行远也。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於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於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之宗旨，不可复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犹拘守成法，以谓其书固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之失传也久矣！ 历法久则必差，推步后而愈密，前人所以论司天也。而史学亦复类此。《尚书》变而为《春秋》，则因事命篇，不为常例者，得从比事属辞为稍密矣。《左》、《国》变而为纪传，则年经事纬，不能旁通者，得从类别区分为益密矣。纪传行之千有馀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以云方智，则冗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云圆神，则芜滥浩瀚，不可诵识。盖族史但知求全於纪表志传之成规，而书为体例所拘，但欲方圆求备，不知纪传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书》之初意也。《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 左氏编年，不能曲分类例，《史》、《汉》纪表传志，所以济类例之穷也。族史转为类例所拘，以致书繁而事晦；亦犹训诂注疏，所以释经，俗师反溺训诂注疏而晦经旨也。夫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书》未入《春秋》之初意欤？ 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解《庄》书者，以谓天地自有变化，人则从而奇腐云耳。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尚书》圆而神，其於史也，可谓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於马、班，盖自刘知几以还，莫不以谓书教中绝，史官不得衍其绪矣。又自《隋·经籍志》著录，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则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悦、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於纪传，事豁於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於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於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此类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 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此《尚书》之所以神明变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传，已不免於以文徇例，理势不得不然也。以上古神圣之制作，而责於晚近之史官，岂不悬绝欤！不知经不可学而能，意固可师而仿也。且《尚书》固有不可尽学者也，即《纪事本末》，不过纂录小书，亦不尽取以为史法，而特以义有所近，不得以辞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质之中，则师《尚书》之意，而以迁《史》义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纪传之极弊，非好为更张也。 纪传虽创於史迁，然亦有所受也。观於《太古年纪》、《夏殷春秋》《竹书纪年》，则本纪编年之例，自文字以来，即有之矣。《尚书》为史文之别具，如用左氏之例，而合於编年，即传也。以《尚书》之义，为《春秋》之传，则左氏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尚书》之义，为迁《史》之传，则八书三十世家，不必分类，皆可仿左氏而统名曰传。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即列传本体。)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训诰之类。)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纬本纪。则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於年月后先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至於人名事类，合於本末之中，难於稽检，则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别绘为图，以表明之。盖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书》之流弊，其道莫过於此。至於创立新裁，疏别条目，较古今之述作，定一书之规模，别具《圆通》之篇，此不具言。 邵氏晋涵云："纪传史裁，参仿袁枢，是貌同心异。以之上接《尚书》家言，是貌异心同。是篇所推，於六艺为支子，於史学为大宗；於前史为中流砥柱，於后学为蚕丛开山。" ○诗教上 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於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战国之文，奇邪错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艺，人不知也。后世之文，其体皆备於战国，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诗》教，人愈不知也。知文体备於战国，而始可与论后世之文。知诸家本於六艺，而后可与论战国之文，知战国多出於《诗》教，而后可与论六艺之文；可与论六艺之文，而后可与离文而见道；可与离文而见道，而后可与奉道而折诸家之文也。 战国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艺，何谓也？曰：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於是也。《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管、商法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其他杨、墨、尹文之言，苏、张、孙、吴之术，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录》之所叙论，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 战国之文，既源於六艺，又谓多出於《诗》教，何谓也？曰：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是则比兴之旨，讽谕之义，固行人之所肄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九流之学，承官曲於六典，虽或原於《书》、《易》、《春秋》，其质多本於礼教，为其体之有所该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纵横，所以文其质也。古之文质合於一，至战国而各具之质；当其用也，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战国者，纵横之世也。 后世之文其体皆备於战国，何谓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菹也。(详见《文集》篇。)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即诸子书也。)而文集有论辨。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馀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於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学者不知，而溯挚虞所裒之《流别》，(挚虞有《文章流别传》。)甚且以萧梁《文选》，举为辞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别之义矣。 今即《文选》诸体，以徵战国之赅备。(挚虞《流别》，孔逭《文苑》，今俱不传，故据《文选》。)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也。《上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也。《客难》、《解嘲》，屈原之《渔父》、《卜居》，庄周之惠施问难也。韩非《储说》，比事徵偶，《连珠》之所肇也。(前人已有言及之者。)而或以为始於傅毅之徒，(傅玄之言。)非其质矣。孟子问齐王之大欲，历举轻暧肥甘，声音采色，《七林》之所启也；而或以为创之枚乘，忘其祖矣。邹阳辨谤於梁王，江淹陈辞於建平，苏秦之自解忠信而获罪也。《过秦》、《王命》、《六代》、《辨亡》诸论，抑扬往复，诗人讽谕之旨，孟、荀所以称述先生，儆时君也。(屈原上称帝喾，中述汤、武，下道齐桓，亦是。)淮南宾客，梁苑辞人，原、尝、申、陵之盛举也。东方、司马，侍从於西京，徐、陈、应、刘，徵逐於邺下，谈天雕龙之奇观也。遇有升沉，时有得失，畸才汇於末世，利禄萃其性灵，廊庙山林，江湖魏阙，旷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从，文人情深於《诗》、《骚》，古今一也。 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其言信而有徵矣。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何谓也？曰：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详见外篇《校雠略·著录先明大道论》。)道不行而师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贤尧舜也。然而予欲无言，无行不与，六艺存周公之旧典，夫子未尝著述也。《论语》记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训，至孟子而其文然后闳肆焉，著述至战国而始专之明验也。(《论语》记曾子之没，吴起尝师《曾子》，则《曾子》没於战国初年，而《论语》成於战国之时明矣。)春秋之时，管子尝有书矣，《鬻子》、《晏子》，后人所讬。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教，则犹周公之有《官礼》也。记管子之言行，则习管氏法者所缀辑，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谓管仲之书，不当称桓公之谥，阎氏若璩又谓后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并无私自著书之事，皆是后人缀辑，详《诸子》篇。)兵家之有《太公阴符》，医家之有《黄帝素问》，农家之《神农》、《野老》，先儒以谓后人伪撰，而依讬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则亦有所未尽也。盖末数小技，造端皆始於圣人，苟无微言要旨之授受，则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无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战国之人，而述黄、农之说，是以先儒辨之文辞，而断其伪讬也；不知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与孔子所述六艺旧典，皆非著述一类，其说已见於前。)实非有所伪讬也。然则著述始专於战国，盖亦出於势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为文辞，而文辞不能不生其好尚。后人无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於文辞焉，然犹自命为著述，是以战国为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於战国也。 ○诗教下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后，六艺惟《诗》教为至广也。敢问文章之用，莫盛於《诗》乎？曰：岂特三代以后为然哉？三代以前，《诗》教未尝不广也。夫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古无私门之著述，未尝无达衷之言语也。惟讬於声音，而不著於文字，故秦人禁《诗》、《书》，《书》阙有间，而《诗》篇无有散失也。后世竹帛之功，胜於口耳；而古人声音之传，胜於文字；则古今时异，而理势亦殊也。自古圣王以礼乐治天下，三代文质，出於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於官守，《礼》之质也；情志和於声诗，乐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诸子以术鸣。故专门治术，皆为《官礼》之变也。情志荡，而处士以横议，故百家驰说，皆为声《诗》之变也。(名、法、兵、农、阴阳之类，主实用者，谓之专门治术，其初各有职掌，故归於官，而为礼之变也。谈天、雕龙、坚白、异同之类，主虚理者，谓之百家驰说。其言不过达其情志，故归於诗，而为乐之变也。)战国之文章，先王礼乐之变也。(六艺为《官礼》之遗，其说亦详外篇《校雠略》中《著录先明大道论》。)然而独谓《诗》教广於战国者，专门之业少，而纵横腾说之言多。后世专门子术之书绝(伪体子书，不足言也。)而文集繁，虽有醇驳高下之不同，其究不过自抒其情志。故曰：后世之文体，皆备於战国，而《诗》教於斯可谓极广也。学者诚能博览后世文之集，而想见先王礼乐之初焉，庶几有立而能言，(学问有主即是立，不尽如朱子所云肌肤筋骸之束而已也。)可以与闻学《诗》学《礼》之训矣。 学者惟拘声韵为之诗，而不知言情达志，敷陈讽谕，抑扬涵泳之文，皆本於《诗》教。是以后世文集繁，而纷纭承用之文，相与沿其体，而莫由知其统要也。至於声韵之文，古人不尽通於《诗》，而后世承用诗赋之属，亦不尽出六艺之教也，其故亦备於战国。是故明於战国升降之体势，而后礼乐之分可以明，六艺之教可以别；《七略》九流诸子百家之言，可以导源而濬流；两流、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塍别；官曲术业，声诗辞说，口耳竹帛之迁变，可坐而定矣。 演畴皇极，训诰之韵者也，所以便讽诵，志不忘也。六象赞言，《爻》、《系》之韵者也，所以通卜筮，阐幽玄也。六艺非可皆通於《诗》也，而韵言不废，则谐音协律，不得专为《诗》教也。传记如《左》、《国》，著说如《老》、《庄》，文逐声而遂谐，语应节而遽协，岂必合《诗》教之比兴哉？焦贡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经部韵言之不涉於《诗》也。《黄庭经》之七言，《参同契》之断字，子术韵言之不涉於《诗》也。后世杂艺百家，诵拾名数，率用五言七字，演为歌诀，咸以取便记诵，皆无当於诗人之义也。而文指存乎咏叹，取义近於比兴，多或滔滔万言，少或寥寥片语，不必谐韵和声，而识者雅赏其为《风》、《骚》遗范也。故善论文者，贵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班氏固曰："赋者古诗之流。"刘氏勰曰："六艺附庸，蔚为大国。"盖长言咏叹之一变，而无韵之文可通於诗者，亦於是而益广也。屈氏二十五篇，刘、班著录，以为《屈原赋》也。《渔父》之辞，未尝谐韵，而入於赋，则文体承用之流别，不可不知其渐也。文之敷张而扬厉者，皆赋之变体，不特附庸之为大国，抑亦陈完之后，离去宛邱故都，而大启疆字於东海之滨也。后世百家杂艺，亦用赋体为拾诵，(窦氏《述书赋》，吴氏《事类赋》，医家药性赋，星卜命相术业赋之类。)盖与歌诀同出六艺之外矣。然而赋家者流，犹有诸子之遗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后世诗赋之流，拘於文而无其质，茫然不可辨其流别也。是以刘、班《诗赋》一略，区分五类，而屈原、陆贾、荀卿，定为三家之学也。(说详外篇《校雠略》中《汉志诗赋论》。)马、班二史，於相如、扬雄诸家之著赋，俱详著於列传，自刘知几以还，从而抵排非笑者，盖不胜其纷纷矣，要皆不为知言也。盖为后世文苑之权舆，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实迹，以视范史而下，标文苑而止叙文人行略者，为远胜也。然而汉廷之赋，实非苟作，长篇录入於全传，足见其人之极思，殆与贾疏董策，为用不同，而同主於以文传人也。是则赋家者流，纵横之派别，而兼诸子之馀风，此其所以异於后世辞章之士也。故论文於战国而下，贵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论文拘形貌之弊，至后世文集而极矣。盖编次者之无识，亦缘不知古人之流别，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论文也。集文虽始於建安，(魏文撰徐、陈、应、刘文为一集，此文集之始，挚虞《流别集》，犹其后也。)而实盛於齐、梁之际；古学之不可复，盖至齐梁而后荡然矣。(挚虞《流别集》，乃是后人集前人。人自为集，自齐之《王文宪集》始而昭明《文选》又为总集之盛矣。)范、陈、晋、宋诸史所载，文人列传，总其撰著，必云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未尝云文集若干卷；则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强以类分可知也。孙武之书，盖有八十二篇矣，(说详外篇《校雠略》中《汉志兵书论》。)而阖闾以谓"子之十三篇，吾既得而见"，是始《计》以下十三篇，当日别出独行，而后世始合之明徵也。韩非之书，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见其《五蠹》、《孤愤》，恨不得与同时。是《五蠹》、《孤愤》，当日别出独行，而后世始合之明徵也。《吕氏春秋》自序，以为良人问十二纪，是八览六论，未尝入序次也。董氏《清明》、《玉杯》、《竹林》之篇，班固与《繁露》并纪其篇名，是当日诸篇，未入《繁露》之书也。夫诸子专家之书，指无旁及，而篇次犹不可强绳以类例；况文集所裒，体制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指之所出，而欲强以篇题形貌相拘哉！ 赋先於诗，骚别於赋，赋有问答发端，误为赋序，前人之议《文选》，犹其显然者也。若夫《封禅》、《美新》、《典引》，皆颂也。称符命以颂功德，而别类其体为符命，则王子渊以圣主得贤臣而颂嘉会，亦当别类其体为主臣矣。班固次韵，乃《汉书》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纪》第一，述《陈项传》第一者，所以自序撰书之本意，史迁有作於先，故己退居於述尔。今於史论之外，别出一体为史述赞，则迁书自序，所谓作《五帝纪》第一，作《伯夷传》第一者，又当别出一体为史作赞矣。汉武诏策贤良，即策问也。今以出於帝制，遂於策问之外，别名曰诏。然则制策之对，当离诸策而别名为表矣。贾谊《过秦》，盖《贾子》之篇目也。(今传《贾氏新书》，首列《过秦》上下二篇，此后为后人辑定，不足为据。《汉志》，《贾谊》五十八篇，又赋七篇，此外别无论者，则《过秦》乃《贾子》篇目明矣。)因陆机《辨亡》之论，规仿《过秦》，遂援左思"著论准《过秦》"之说，而标体为论矣。(左思著论之说，须活看，不可泥。)魏文《典论》，盖犹桓子《新论》、王充《论衡》之以论名书耳。《论文》，其篇目也。今与《六代》、《辨亡》诸篇，同次於论；然则昭明《自序》，所谓"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其例不收诸子篇次者；岂以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题论，而改子为集乎？《七林》之文，皆设问也。今以枚生发问有七，而遂标为七，则《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标为九乎？《难蜀父老》，亦设问也。今以篇题为难，而别为难体，则《客难》当与同编，而《解嘲》当别为嘲体，《宾戏》当别为戏体矣。《文选》者，辞章之圭臬，集部之准绳，而淆乱芜秽，不可殚诘；则古人流别，作者意指，流览诸集，孰是深窥而有得者乎？集人之文，尚未得其意指，而自裒所著为文集者，何纷纷耶？若夫总集别集之类例，编辑撰次之得失，今古详略之攸宜，录选评钞之当否，别有专篇讨论，不尽述也。 ○经解上 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犹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经而有传，对人而有我，是经传人我之名，起於势之不得已，而非其质本尔也。《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布政教而齐法度也，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云电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郑氏注，谓"论撰书礼乐，施政事。"经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犹经纬经纪云尔，未尝明指《诗》、《书》六艺为经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於东周，有德无位，惧先圣王法积道备，至於成周，无以续且继者而至於沦失也，於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然夫子之时，犹不名经也。逮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将乖，於是弟子门人，各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左氏《春秋》，子夏《丧服》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於六艺者，称述皆谓之传，如孟子所对汤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则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 至於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於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荀子曰："夫学始於诵经，终於习礼。"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又曰："繙十二经，以见老子。"荀庄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於孔门弟子亦明矣。 然所指专言六经，则以先王政教典章，纲维天下，故《经解》疏别六经，以为入国可知其教也。《论语》述夫子之言行，《尔雅》为群经之训诂，《孝经》则又再传门人之所述，与《缁衣》、《坊》、《表》诸记，相为出入者尔。刘向、班固之徒，序类有九，而称艺为六，则固以三者为传，而附之於经，所谓离经之传，不与附经之传相次也。当时诸子著书，往往自分经传，如撰辑《管子》者之分别经言，《墨子》亦有《经》篇，《韩非》则有《储说》经传，盖亦因时立义，自以其说相经纬尔，非有所拟而僣其名也。经同尊称，其义亦取综要，非如后世之严也。圣如夫子，而不必为经。诸子有经，以贯其传，其义各有攸当也。后世著录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尽关於纲纪，於是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之羽翼，皆称为经。如《论语》、《孟子》、《孝经》，与夫大小《戴记》之别於《礼》，《左氏》、《公》、《穀》之别於《春秋》，皆题为经，乃有九经、十经、十三、十四诸经，以为专部，盖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而儒者著书，始严经名，不敢触犯，则尊圣教而慎避嫌名，盖犹三代以后，非人主不得称我为朕也。然则今之所谓经，其强半皆古人之所谓传也。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於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 ○经解中 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后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则亦命其书为经，此事理之当然也。然而以意尊之，则可以意僣之矣。盖自官师之分也，官有政，贱者必不敢强干之，以有据也。师有教，不肖者辄敢纷纷以自命，以无据也。孟子时，以杨、墨为异端矣。杨氏无书，墨翟之书，初不名经。(虽有《经》篇《经说》，未名全书为经。)而庄子乃云："若获、邓陵之属，皆诵《墨经》，则其徒自相崇奉而称经矣。东汉秦景之使天竺，《四十二章》，皆不名经；(佛经皆中国翻译，竺书无经字。)其后华言译受，附会称经，则亦文饰之辞矣。《老子》二篇，刘、班著录，初不称经，《隋志》乃依阮《录》，称《老子经》，意者阮《录》出於梁世，梁武崇尚异教，则佛老皆列经科，其所仿也。而加以《道德真经》，与《庄子》之加以《南华真经》，《列子》之加以《冲虚真经》，则开元之玄教设科，附饰文致，又其后而益甚者也。韩退之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则名教既殊，又何防於经其所经，非吾所谓经乎？ 若夫国家制度，本为经制。李悝《法经》，后世律令之所权舆；唐人以律设科，明祖颁示《大诰》，师儒讲习，以为功令，是即《易》取经纶之意，国家训典，臣民尊奉为经，义不背於古也。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经界始。"地界言经，取经纪之意也。是以地理之书，多以经名，《汉志》有《山海经》，《隋志》乃有《水经》，后代州郡地理，多称图经，义皆本於经界，书亦自存掌故，不与著述同科，其於六艺之文，固无嫌也。 至於术数诸家，均出圣门制作。周公经理垂典，皆守人官物曲，而不失其传。及其官司失守，而道散品亡，则有习其说者，相与讲贯而授受，亦犹孔门传习之出於不得已也。然而口耳之学，不能历久而不差，则著於竹帛，以授之其人，(说详《诗教上》篇。)亦其理也。是以至战国而羲、农、黄帝之书，一时杂出焉。其书皆称古圣，如天文之甘、石《星经》，方技之《灵》、《素》、《难经》，其类实繁，则犹匠祭鲁般，兵祭蚩尤，不必著书者之果为圣人，而习是术者，奉为依归，则亦不得不尊以为经言者也。 又如《汉志》以后，杂出春秋战国时书，若师旷《禽经》，伯乐《相马》之经，其类亦繁，不过好事之徒，因其人而附合，或略知其法者，讬古人以鸣高，亦犹儒者之传梅氏《尚书》，与子夏之《诗大序》也。他若陆氏《茶经》，张氏《棋经》，酒则有《甘露经》，货则有《相贝经》，是乃以文为谐戏，本无当於著录之指。譬犹毛颖可以为传，蟹之可以为志，琴之可以为史，荔枝牡丹之可以为谱耳。此皆若有若无，不足议也。 盖即数者论之，异教之经，如六国之各王其国，不知周天子也。而《春秋》名分，人具知之，彼亦不能窃而据也。制度之经，时王之法，一道同风，不必皆以经名，而礼时为大，既为当代臣民，固当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艺，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术艺之经，则各有其徒，相与守之，固无虞其越畔也。至谐戏而亦以经名，此赵佗之所谓妄窃帝号，聊以自娱，不妨谐戏置之，六经之道，如日中天，岂以是为病哉！ ○经解下 异学称经以抗六艺，愚也。儒者僣经以拟六艺，妄也。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六艺皆周公之政典，故立为经。夫子之圣，非逊周公，而《论语》诸篇不称经者，以其非政典也。后儒因所尊而尊之，分部隶经，以为传固翼经者耳。佛老之书，本为一家之言，非有纲纪政事；其徒欲尊其教，自以一家之言，尊之过於六经，无不可也。强加经名以相拟，何异优伶效楚相哉。亦其愚也。扬雄、刘歆，儒之通经者也。扬雄《法言》，盖云时人有问，用法应之，抑亦可矣。乃云象《论语》者，抑何谬邪？虽然，此犹一家之言，其病小也。其大可异者，作《太玄》以准《易》，人仅知谓僣经尔，不知《易》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雄盖蹈於僣窃王章之罪，弗思甚也。(详《易教》篇。)卫氏之《元包》，司马之《潜虚》，方且拟《玄》而有作，不知《玄》之拟《易》已非也。刘歆为王莽作《大诰》，其行事之得罪名教，固无可说矣。即拟《尚书》，亦何至此哉？河汾六籍，或谓好事者之缘饰，王通未必遽如斯妄也。诚使果有其事，则六经奴婢之诮，犹未得其情矣。奴婢未尝不服劳於主人，王氏六经，服劳於孔氏者，又何在乎？ 束晳之《补笙诗》，皮日休之《补九夏》，白居易之《补汤征》，以为文人戏谑而不为虐，称为拟作，抑亦可矣。标题曰补，则亦何取辞章家言，以缀《诗》、《书》之阙邪？ 至《孝经》，虽名为经，其实传也。儒者重夫子之遗言，则附之经部矣。马融诚有志於劝忠，自以马氏之说，援经徵传，纵横反复，极其言之所至可也。必标《忠经》，亦已异矣。乃至分章十八，引《风》缀《雅》，一一效之，何殊张载之《拟四愁》，《七林》之仿《七发》哉！诚哉非马氏之书，俗儒所依讬也。宋氏之《女孝经》，郑氏之《女论语》，以谓女子有才，嘉尚其志可也。但彼如欲明女教，自以其意立说可矣。假设班氏惠姬，与诸女相问答，则是将以书为训典，而先自讬於子虚、亡是之流，使人何所适从？彼意取其似经传耳，夫经岂可似哉？经求其似，则诨骗有卦，(见《辍耕录》。)鞾始收声，有《月令》矣。(皆谐谑事。) 若夫屈原抒愤，有辞二十五篇，刘、班著录，概称之曰《屈原赋》矣。乃王逸作《注》，《离骚》之篇，已有经名。王氏释经为径，亦不解题为经者，始谁氏也。至宋人注屈，乃云"一本《九歌》以下有传字"，虽不知称名所始，要亦依经而立传名，不当自宋始也。夫屈子赋，固以《离骚》为重，史迁以下，至取《骚》以名其全书，今犹是也。然诸篇之旨，本无分别，惟因首篇取重，而强分经传，欲同正《雅》为经，变《雅》为传之例；是《孟子》七篇，当分《梁惠王》经，与《公孙》、《滕文》诸传矣。 夫子之作《春秋》，庄生以谓议而不断，盖其义寓於其事其文，不自为赏罚也。汉魏而下，仿《春秋》者，盖亦多矣。其间或得或失，更仆不能悉数。后之论者，至以迁、固而下，拟之《尚书》；诸家编年，拟之《春秋》。不知迁、固本纪，本为《春秋》家学，书志表传，殆犹《左》、《国》内外之与为终始发明耳。诸家《阳秋》，先后杂出，或用其名而变其体，(《十六国春秋》之类。)或避其名而拟其实，(《通鉴纲目》之类。)要皆不知迁、固之书，本绍《春秋》之学，并非取法《尚书》者也。故明於《春秋》之义者，但当较正迁、固以下其文其事之中，其义固何如耳。若欲萃聚其事，以年分编，则荀悦、袁宏之例具在，未尝不可法也。必欲於纪传编年之外，别为《春秋》，则亦王氏《元经》之续耳。夫异端抗经，不足道也。儒者服习六经，而不知经之不可以拟，则浅之乎为儒者矣！ 《文史通义》　清·章学诚 [book_title]卷二 内篇二 ○原道上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固谆谆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则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 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饔飧取给於樵汲，既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长幼尊尊之别形矣。至於什伍千百，部别班分，亦必各长其什伍，而积至於千百，则人众而赖於幹济，必推才之杰者理其繁，势纷而须於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作君作师，画野分州，井田封建学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於人，而理附於气。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人之初生，至於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师，分州画野，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而救之。羲、农、轩、颛之制作，初意不过如是尔。法积美备，至唐、虞而尽善焉，殷因夏监，至成周而无憾焉。譬如滥觞积而渐为江河，培塿积而至於山岳，亦其理势之自然；而非尧、舜之圣，过乎羲、轩，文、武之神，胜於禹、汤也。后圣法前圣，非法前圣也，法其道之渐形而渐著者也。三皇无为而自化，五帝开物而成务，三王立制而垂法，后人见为治化不同有如是尔。当日圣人创制，则犹暑之必须为葛，寒之必须为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谓吾必如是而后可以异於圣人，吾必如是而后可以齐名前圣也。此皆一阴一阳往复循环所必至，而非可即是以为一阴一阳之道也。一阴一阳往复循环者，犹车轮也。圣人创制，一似暑葛寒裘，犹轨辙也。 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无所为而自然，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也。圣人有所见，故不得不然；众人无所见，则不知其然而然。孰为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非无所见也，不可见也。不得不然者，圣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即以为道也。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藉以见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阴一阳之迹也。学於圣人，斯为贤人。学於贤人，斯为君子。学於众人，斯为圣人。非众可学也，求道必於一阴一阳之迹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既多而穷变通久之理亦大备。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而适当积古留传，道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则亦时会使然，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盖自古圣人，皆学於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阅於自古圣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周公固天纵生知之圣矣，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时会使然也。譬如春夏秋冬，各主一时，而冬令告一岁之成，亦其时会使然，而非冬令胜於三时也。故创制显庸之圣，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独也。时会适当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 孟子曰："孔子之谓集大成。"今言集大成者为周公，毋乃悖於孟子之指欤？曰：集之为言，萃众之所有而一之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圣人而得天子之位，经纶治化，一出於道体之适然。周公成文、武之德，适当帝全王备，殷因夏监，至於无可复加之际，故得藉为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圣之成，斯乃所谓集大成也。孔子有德无位，即无从得制作之权，不得列於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非孔子之圣，逊於周公也，时会使然也。孟子所谓集大成者者，乃对伯夷、伊尹、柳下惠而言之也。恐学者疑孔子之圣，与三子同，无所取譬，譬於作乐之大成也。故孔子大成之说，可以对三子，而不可以尽孔子也。以之尽孔子，反小孔子矣。何也？周公集羲、轩、尧、舜以来之大成，周公固学於历圣而集之，无历圣之道法，则固无以成其周公也。孔子非集伯夷、尹、惠之大成，孔子固未尝学於伯夷、尹、惠，且无伯夷、尹、惠之行事，岂将无以成其孔子乎？夫孟子之言，各有所当而已矣，岂可以文害意乎？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今人皆嗤党人不知孔子矣；抑知孔子果成何名乎？以谓天纵生知之圣，不可言思拟议，而为一定之名也，於是援天与神，以为圣不可知而已矣。斯其所见，何以异於党人乎？天地之大，可一言尽。孔子虽大，不过天地，独不可以一言尽乎？或问何以一言尽之，则曰：学周公而已矣。周公之外，别无所学乎？曰：非有学而孔子有所不至；周公既集群圣之成，则周公之外，更无所谓学也。周公集群圣之大成，孔子学而尽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体矣。"祖述尧、舜"，周公之志也。"宪章文、武"，周公之业也。一则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再则曰："甚矣吾衰，不复梦见周公。"又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又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哀公问政，则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或问"仲尼焉学？"子贡以谓"文、武之道，未坠於地"。"述而不作"，周公之旧典也。"好古敏求"，周公之遗籍也。党人生同时而不知，乃谓无所成名，亦非全无所见矣。后人观载籍，而不知夫子之所学，是不如党人所见矣。而犹嗤党人为不知，奚翅百步之笑五十步乎？故自古圣人，其圣虽同，而其所以为圣，不必尽同，时会使然也。惟孔子与周公，俱生法积道备无可复加之后，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尽其道以明其教，符节吻合，如出於一人，不复更有毫末异同之致也。然则欲尊孔子者，安在援天与神，而为恍惚难凭之说哉？ 或曰：孔子既与周公同道矣，周公集大成，而孔子独非大成欤？曰：孔子之大成，亦非孟子所谓也。盖与周公同其集羲、农、轩、顼、唐、虞、三代之成，而非集夷、尹、柳下之成也。盖君师分而治教不能合於一，气数之出於天者也。周公集治统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极，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圣人异於前人，此道法之出於天者也。故隋唐以前，学校并祀周、孔，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盖言制作之为圣，而立教之为师。故孟子曰："周公、仲尼之道一也。"然则周公、孔子，以时会而立统宗之极，圣人固藉时会欤？宰我以谓夫子"贤於尧、舜"，子贡以谓"生民未有如天子"，有若以夫子较古圣人，则谓"出类拔萃"，三子皆舍周公，独尊孔氏。朱子以谓事功有异，是也。然而治见实事，教则垂空言矣。后人因三子之言，而盛推孔子，过於尧、舜，因之崇性命而薄事功，於是千圣之经纶，不足当儒生之坐论矣。(伊川论禹、稷、颜子，谓禹、稷较颜子为粗。朱子又以二程与颜、孟切比长短。盖门户之见，贤者不免，古今之通患。)夫尊夫子者，莫若切近人情。不知其实，而但务推崇，则玄之又玄，圣人一神天之通号耳，世教何补焉？故周、孔不可优劣也，尘垢秕糠，陶铸尧、舜，庄生且谓寓言，曾儒者而袭其说欤？故欲知道者，必先知周、孔之所以为周、孔。 ○原道中 韩退之曰："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夫说长者，道之所由明，而说长者，亦即道之所由晦也。夫子明教於万世，夫子未尝自为说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旧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子所雅言，《诗》、《书》执《礼》"，所谓明先王之道以导之也。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谦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无可作也。有德无位，即无制作之权。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谓无徵不信也。教之为事，羲、轩以来，盖已有之。观《易·大传》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於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虞廷之教，则有专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乐之所咨命；以至学校之设，通於四代；司成师保之职，详於周官。然既列於有司，则肄业存於掌故，其所习者，修齐治平之道，而所师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将私为儒者之宗师，则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极，岂有意於立儒道之极耶？儒也者，贤士不遇明良之盛，不得位而大行，於是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出於势之无可如何尔。人道所当为者，广矣，大矣。岂当身皆无所遇，而必出於守先待后，不复涉於人世哉？学《易》原於羲画，不必同其卉服野处也。观《书》始於虞典，不必同其呼天号泣也。以为所处之境，各有不同也。然则学夫子者，岂曰屏弃事功，预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易》之为书，所以开物成务，掌於《春官》太卜，则固有官守而列於掌故矣。《书》在外史，《诗》领大师，《礼》自宗伯，乐有司成，《春秋》各有国史。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不如后世尊奉六经，别为儒学一门，而专称为载道之书者。盖以学者所习，不出官司典守，国家政教；而其为用，亦不出於人伦日用之常，是以但见其为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尝别见所载之道也。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讬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则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夫秦之悖於古者，禁《诗》、《书》耳。至云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则亦道器合一，而官师治教，未尝分歧为二之至理也。其后治学既分，不能合一，天也。官司守一时之掌故，经师传授受之章句，亦事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然而历代相传，不废儒业，为其所守先王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谓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 《易》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矣。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见谓道而道亡。大道之隐也，不隐於庸愚，而隐於贤智之伦者纷纷有见也。盖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於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官师治教分，而聪明才智，不入於范围，则一阴一阳，入於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见为固然，亦势也。夫礼司乐职，各守专官，虽有离娄之明，师旷之聪，不能不赴范而就律也。今云官守失传，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则人人皆自以为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艺，以存周公旧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庄生譬之为耳目口鼻，司马谈别之为六家，刘向区之为九流。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由君子观之，皆仁智之见而谓之，而非道之果若是易也。夫道因器而显，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自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而道始得为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许子之道，其类皆是也。夫道自形於三人居室，而大备於周公、孔子，历圣未尝别以道名者，盖犹一门之内，不自标其姓氏也。至百家杂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一则曰尧、舜之道，再则曰周公、仲尼之道，故韩退之谓"道与德为虚位"也。夫"道与德为虚位"者，道与德之衰也。 ○原道下 人之萃处也，因宾而立主之名。言之庞出也，因非而立是之名。自诸子之纷纷言道，而为道病焉，儒家者流，乃尊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吾道矣。道本无吾，而人自吾之，以谓庶几别於非道之道也。而不知各吾其吾，犹三军之众，可称我军，对敌国而我之也；非临敌国，三军又各有其我也。夫六艺者，圣人即器而存道；而三家之《易》，四氏之《诗》，攻且习者，不胜其入主而出奴也。不知古人於六艺，被服如衣食，人人习之为固然，未尝专门以名家者也。后儒但即一经之隅曲，而终身殚竭其精力，犹恐不得一当焉，是岂古今人不相及哉？其势有然也。古者道寓於器，官师合一，学士所肄，非国家之典章，即有司之故事，耳目习而无事深求，故其得之易也。后儒即器求道，有师无官，事出传闻，而非目见，文须训故而非质言，是以得之难也。夫六艺并重，非可止守一经也；经旨闳深，非可限於隅曲也；而诸儒专攻一经之隅曲，必倍古人兼通六艺之功能，则去圣久远，於事固无足怪也。但既竭其心思耳目之智力，则必於中独见天地之高深，因谓天地之大，人莫我尚也，亦人之情也。而不知特为一经之隅曲，未足窥古人之全体也。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则以萃聚之力，补遥溯之功，或可庶几耳。而经师先已不能无牴牾，传其学者，又复各分其门户，不啻儒墨之辨焉；则因宾定主，而又有主中之宾，因非立是，而又有是中之非，门径愈歧，而大道愈隐矣。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文字之用，为治为察，古人未尝取以为著述也。以文字为著述，起於官师之分职，治教之分途也。夫子曰："予欲无言。"欲无言者，不能不有所言也。孟子曰："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后世载笔之士，作为文章，将以信今而传后，其亦尚念欲无言之旨，与夫不得已之情，庶几哉言出於我，而所以为言，初非由我也。夫道备於六经，义蕴之匿於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於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与立功相准。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而非徒夸声音采色，以为一己之名也。《易》曰："神以知来，智以藏往。"知来，阳也。藏往，阴也。一阴一阳，道也。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逆已往，阴也。理阐方来，阳也。其至焉者，则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则主适不偏，而文乃衷於道矣。迁、固之史，董、韩之文，庶几哉有所不得已於言者乎？不知其故，而但溺文辞，其人不足道已。即为高论者，以谓文贵明道，何取声情色采以为愉悦，亦非知道之言也。夫无为之治而奏薰风，灵台之功而乐钟鼓，以及弹琴遇文，风雩言志，则帝王致治，贤圣功修，未尝无悦目娱心之适；而谓文章之用，必无咏叹抑扬之致哉？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盖夫子所言，无非性与天道，而未尝表而著之曰，此性此天道也。故不曰性与天道，不可得闻；而曰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也。所言无非性与天道，而不明著此性与天道者，恐人舍器而求道也。夏礼能言，殷礼能言，皆曰"无徵不信"。则夫子所言，必取徵於事物，而非徒讬空言，以为明道也。曾子真积力久，则曰："一以贯之。"子贡多学而识，则曰："一以贯之。"非真积力久，与多学而识，则固无所据为一之贯也。训诂名物，将以求古圣之迹也，而侈记诵者，如货殖之市矣。撰述文辞，欲以阐古圣之心也，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异端曲学，道其所道，而德其所德，固不足为斯道之得失也。记诵之学，文辞之才，不能不以斯道为宗主，而市且弄者之纷纷忘所自也。宋儒起而争之，以谓是皆溺於器而不知道也。夫溺於器而不知道者，亦即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则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子教人博学於文，而宋儒则曰："玩物而丧志。"曾子教人辞远鄙倍，而宋儒则曰："工文则害道。"夫宋儒之言，岂非末流良药石哉？然药石所以攻脏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见疾在脏腑，遂欲并脏腑而去之。将求性天，乃薄记诵而厌辞章，何以异乎？然其析理之精，践履之笃，汉唐之儒，未之闻也。孟子曰："义理之悦我心，独刍豢之悦我口。"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於一，庶几哉周、孔之道虽远，不啻累译而通矣。顾经师互诋，文人相轻，而性理诸儒，又有朱、陆之同异，从朱从陆者之交攻，而言学问与文章者，又逐风气而不悟，庄生所谓"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悲夫！ 邵氏晋涵曰："是篇初出，传稿京师，同人素爱章氏文者皆不满意，谓蹈宋人语录习气，不免陈腐取憎，与其平日为文不类，至有移书相规诫者。余谛审之，谓朱少白(名锡庚。)曰：此乃明其《通义》所著一切，创言别论，皆出自然，无矫强耳。语虽浑成，意多精湛，未可议也。" 族子廷枫曰："叔父《通义》，平日脍炙人口，岂尽得其心哉？不过清言高论，类多新奇可喜，或资为掌中之谈助耳。不知叔父尝自恨其名隽过多，失古意也。是篇题目，虽似迂阔，而意义实多创辟。如云道始三人居室，而君师政教，皆出乎天；贤智学於圣人；圣人学於百姓；集大成者，为周公而非孔子，学者不可妄分周孔；学孔子者，不当先以垂教万世为心；孔子之大，学周礼一言，可以蔽其全体；皆乍闻至奇，深思至确，《通义》以前，从未经人道过，岂得谓陈腐耶？诸君当日诋为陈腐，恐是读得题目太熟，未尝详察其文字耳。" ○原学上 《易》曰："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学也者，效法之谓也。道也者，成象之谓也。夫子曰："下学而上达。"盖言学於形下之器，而自达於形上之道也。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希贤希圣，则有其理矣。"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圣如何而希天哉？盖天之生人，莫不赋之以仁义礼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纳之於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天位也。以天德而修天位，虽事物未交隐微之地，已有适当其可，而无过与不及之准焉，所谓成象也。平日体其象，事至物交，一如其准以赴之，所谓效法也。此圣人之希天也，此圣人之下学上达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后，使先觉觉后觉也。"人生禀气不齐，固有不能自知适当其可之准者，则先知先觉之人，从而指示之，所谓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适当其可之准，非教之舍己而从我也。故士希贤，贤希胜，希其效法於成象，而非舍己之固有而希之也。然则何以使知适当其可之准欤？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欤？则必观於生民以来，备天德之纯，而造天位之极者，求其前言往行，所以处夫穷变通久者而多识之，而后有以自得所谓成象者，而善其效法也。故效法者，必见於行事。《诗》、《书》诵读，所以求效法之资，而非可即为效法也。然古人不以行事为学，而以《诗》、《书》诵读为学者，何邪？盖谓不格物而致知，则不可以诚意，行则如其知而出之也。故以诵读为学者，推教者之所及而言之，非谓此外无学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夫子斥以为佞者，盖以子羔为宰，不若是说，非谓学必专於诵读也。专於诵读而言学，世儒之陋也。 ○原学中 古人之学，不遗事物，盖亦治教未分，官师合一，而后为之较易也。司徒敷五教，典乐教胄子，以及三代之学校，皆见於制度。彼时从事於学者，入而申其占毕，出而即见政教典章之行事，是以学皆信而有徵，而非空言相为授受也。然而其知易入，其行难副，则从古已然矣。尧之斥共工也，则曰："静言庸违。"夫静而能言，则非不学者也。试之於事而有违，则与效法於成象者异矣。传说之启高宗也，则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高宗旧学於甘盘，久劳於外，岂不学者哉？未试於事，则恐行之而未孚也。又曰："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於古训乃有获。"说虽出於古文，其言要必有所受也。夫求多闻而实之以建事，则所谓学古训者，非徒诵说，亦可见矣。夫治教一而官师未分，求知易而实行已难矣；何况官师分，而学者所肄，皆为前人陈迹哉？夫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夫思亦学者之事也，而别思於学，若谓思不可以言学者，盖谓必习於事，而后可以言学，此则夫子诲人知行合一之道也。诸子百家之言，起於徒思而不学也。是以其旨皆有所承禀，而不能无敝耳。刘歆所谓某家者流，其源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家之学，其失而为某事之弊。夫某官之掌，即先王之典章法度也。流为某家之学，则官守失传，而各以思之所至，自为流别也。失为某事之弊，则极思而未习於事，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是以三代之隆，学出於一，所谓学者，皆言人之功也。统言之，十年曰幼学，是也。析言之，则十三学乐，二十学礼，是也。国家因人功力之名，而名其制度，则曰乡学国学，学则三代共之，是也。未有以学属乎人，而区为品诣之名者。官师分而诸子百家之言起，於是学始因人品诣以名矣，所谓某甲家之学，某乙家之学，是也。学因人而异名，学斯舛矣。是非行之过而至於此也，出於思之过也。故夫子言学思偏废之弊，即继之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夫异端之起，皆思之过，而不习於事者也。 ○原学下 诸子百家之患，起於思而不学；世儒之患，起於学而不思；盖官师分而学不同於古人也。后王以谓儒术不可废，故立博士，置弟子，而设科取士，以为诵法先王者劝焉。盖其始也，以利禄劝儒术，而其究也，以儒术徇利禄，斯固不足言也。而儒宗硕师，由此辈出，则亦不可谓非朝廷风教之所植也。夫人之情，不能无所歆而动，既已为之，则思力致其实，而求副乎名。中人以上，可以勉而企焉者也。学校科举，奔走千百才俊，岂无什一出於中人以上者哉？去古久远，不能学古人之所学，则既以诵习儒业，即为学之究竟矣。而攻取之难，势亦倍於古人，故於专门攻习儒业者，苟果有以自见，而非一切庸俗所可几，吾无责焉耳。学博者长於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於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於属文，岂非道体之发挥？而擅於文者，终身苦心焦思以构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於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天下不能无风气，风气不能无循环，一阴一阳之道，见於气数者然也。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一阴一阳之道，宜於调剂者然也。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学问文辞与义理，所以不无偏重畸轻之故也。风气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趋时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开者虽不免於偏，必取其精者，为新气之迎；敝者纵名为正，必袭其伪者，为末流之讬；此亦自然之势也。而世之言学者，不知持风气，而惟知徇风气，且谓非是不足邀誉焉，则亦弗思而已矣。 ○博约上 沈枫墀以书问学，自愧通人广坐，不能与之问答。余报之以学在自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也。因取譬於货殖，居布帛者，不必与知粟菽，藏药饵者，不必与闻金珠；患己不能自成家耳。譬市布而或阙於衣材，售药而或欠於方剂，则不可也。或曰：此即苏子瞻之教人读《汉书》法也，今学者多知之矣。余曰：言相似而不同，失之毫釐，则谬以千里矣。或问苏君曰："公之博赡，亦可学乎？"苏君曰："可，吾尝读《汉书》矣，凡数过而尽之。如兵、农、礼、乐，每过皆作一意求之，久之而后贯彻。"因取譬於市货，意谓货出无穷，而操贾有尽，不可不知所择云尔。学者多诵苏氏之言，以为良法，不知此特寻常摘句，如近人之纂类策括者尔。问者但求博赡，固无深意。苏氏答之，亦不过经生决科之业，今人稍留意於应举业者，多能为之，未可进言於学问也。而学者以为良法，则知学者鲜矣。夫学必有所专，苏氏之意，将以班书为学欤？则终身不能竟其业也，岂数过可得而尽乎？将以所求之礼、乐、兵、农为学欤？则每类各有高深，又岂一过所能尽一类哉？就苏氏之所喻，比於操贾求货，则每过作一意求，是欲初出市金珠，再出市布帛，至於米粟药饵，以次类求矣。如欲求而尽其类欤？虽陶朱、猗顿之富，莫能给其贾也。如约略其贾，而每种姑少收之，则是一无所成其居积也。苏氏之言，进退皆无所据，而今学者方奔走苏氏之不暇，则以苏氏之言，以求学问则不足，以务举业则有馀也。举业比户皆知诵习，未有能如苏氏之所为者，偶一见之，则固矫矫流俗之中，人亦相与望而畏之；而其人因以自命，以谓是学问，非举业也，而不知其非也。苏氏之学，出於纵横。其所长者，揣摩世务，切实近於有用，而所凭以发挥者，乃策论也。策对必有条目，论锋必援故实，苟非专门夙学，必须按册而稽，诚得如苏氏之所以读《汉书》者尝致力焉，则亦可以应猝备求，无难事矣。韩昌黎曰："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钩玄提要，千古以为美谈；而韩氏所自为玄要之言，不但今不可见，抑且当日绝无流传，亦必寻章摘句，取备临文摭拾者耳。而人乃欲仿钩玄提要之意而为撰述，是亦以苏氏类求，误为学问，可例观也。或曰：如子所言，韩、苏不足法欤？曰：韩、苏用其功力，以为文辞助尔，非以此谓学也。 ○博约中 或曰：举业所以觇人之学问也。举业而与学问科殊，末流之失耳。苟有所备以俟举，即《记》之所谓博学强识以待问也，宁得不谓之学问欤？余曰：博学强识，儒之所有事也。以谓自立之基，不在是矣。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学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谓专家也。然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以言俗儒记诵漫漶，至於无极，妄求遍物，而不知尧、舜之知所不能也。博学强识，自可以待问耳，不知约守，而只为待问设焉，则无问者，儒将无学乎？且问者固将闻吾名而求吾实也；名有由立，非专门成学不可也，故未有不专而可成学者也。或曰：苏氏之类求，韩氏之钩玄提要，皆待问之学也，子谓不足以成家矣。王伯厚氏搜罗摘抉，穷幽极微；其於经、传、子、史，名物制数，贯串旁骛，实能讨先儒所未备。其所纂辑诸书，至今学者资衣被焉，岂可以待问之学而忽之哉？答曰：王伯厚氏，盖因名而求实者也。昔人谓韩昌黎因文而见道，既见道，则超乎文矣。王氏因待问而求学，既知学，则超乎待问矣。然王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於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於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 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功力有馀，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夫子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知孰为功力，孰为性情。斯固学之究竟，夫子何以致是？则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见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颂》，而不存七篇之阙目，以谓高情胜致，至相赞叹。充其僻见，且似夫子删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遗逸焉。盖逐於时趋，而误以擘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 ○博约下 或曰：子言学术，功力必兼性情，为学之方，不立规矩，但令学者自认资之所近与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殆即王氏良知之遗意也。夫古者教学，自数与方名，诵诗舞勺，各有一定之程，不问人之资近与否，力能勉否。而子乃谓人各有能有所不能，不相强也，岂古今人有异教与？答曰：今人不学，不能同於古人，非才不相及也，势使然也。自官师分，而教法不合於一，学者各以己之所能私相授受，其不同者一也。且官师既分，则肄习惟资简策，道不著於器物，事不守於职业，其不同者二也。故学失师所师承，六书九数，古人幼学，皆已明习，而后世老师宿儒，专门名家，殚毕生精力求之，犹不能尽合於古，其不同者三也。天时人事，今古不可强同，非人智力所能为也。然而六经大义，昭如日星，三代损益，可推百世。高明者由大略而功求，沉潜者循度数而徐达。资之近而力能勉者，人人所有，则人人可自得也，岂可执定格以相强欤？王氏致良知之说，即孟子之遗言也。良知曰致，则固不遗功力矣。朱子欲人因所发而遂明，孟子所谓察识其端而扩充之，胥是道也。而世儒言学，辄以良知为讳，无亦惩於末流之失，而谓宗指果异於古所云乎？ 或曰：孟子所谓扩充，固得仁、义、礼、智之全体也。子乃欲人自识所长，遂以专其门而名其家，且戒人之旁骛焉，岂所语於通方之道欤？答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其说并行而不悖也。圣门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然自颜、曾、赐、商，所由不能一辙。再传而后，荀卿言《礼》，孟子长於《诗》、《书》，或疏或密，途径不同，而同归於道也。后儒途径所由寄，则或於义理，或於制数，或於文辞，三者其大较矣。三者致其一，不能不缓其二，理势然也。知其所致为道之一端，而不以所缓之二为可忽，则於斯道不远矣。徇於一偏，而谓天下莫能尚，则出奴入主，交相胜负，所谓物而不化者也。是以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於专精，类必要於扩充，道必抵於全量，性情喻於忧喜愤乐，理势达於穷变通久，博而不杂，约而不漏，庶几学术醇固，而於守先待后之道，如或将见之矣。 ○言公上 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於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於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於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虞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此以言语观人之始也。必於试功而庸服，则所贵不在言辞也。誓诰之体，言之成文者也。苟足立政而敷治，君臣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周公曰："王若曰多方。"诰四国之文也。说者以为周公将王之命，不知斯言固本於周公，成王允而行之，是即成王之言也。盖圣臣为贤主立言，是谓贤能任圣，是亦圣人之治也。曾氏巩曰："典谟载尧、舜功绩，并其精微之意而亦载之，是岂寻常所及哉？当时史臣载笔，亦皆圣人之徒也。"由是观之，贤臣为圣主述事，是谓贤能知圣，是亦圣人之言也。文与道为一贯，言与事为同条，犹八音相须而乐和，不可分属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调而鼎和，不可标识一物之甘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於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司马迁曰："《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所为作也。"是则男女慕悦之辞，思君怀友之所讬也。征夫离妇之怨，忠国忧时之所寄也。必泥其辞，而为其人之质言，则《鸱鸮》实鸟之哀音，何怪鲋鱼忿诮於庄周，《苌楚》乐草之无家，何怪雌风慨叹於宋玉哉？夫诗人之旨，温柔而敦厚，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舒其所愤懑，而有裨於风教之万一焉，是其所志也。因是以为名，则是争於艺术之工巧，古人无是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於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夫子曰："述而不作。"六艺皆周公之旧典，夫子无所事作也。《论语》则记夫子之言矣。"不恒其德"，证义巫医，未尝明著《易》文也。"不忮不求"之美季路，"诚不以富"之叹夷齐，未尝言出於《诗》也。"允执厥中"之述尧言，"玄牡昭告"之述汤誓，未尝言出於《书》也。(《墨子》引《汤誓》。)《论语》记夫子之微言，而《诗》、《书》初无识别，盖亦述作无殊之旨也。(王伯厚常据古书出孔子前者，考证《论语》所记夫子之言，多有所本。古书或有伪讬，不尽可凭，要之古人引用成说，不甚拘别。)夫子之言，见於诸家之称述，(诸家不无真伪之参，而子思、孟子之书，所引精粹之言，亦多出於《论语》所不载。)而《论语》未尝兼收，盖亦详略互讬之旨也。夫六艺为文字之权舆，《论语》为圣言之薈粹，创新述故，未尝有所庸心，盖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圣作明述，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周衰文弊，诸子争鸣，盖在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之已乖也。然而诸子思以其学易天下，固将以其所谓道者，争天下之莫可加，而语言文字，未尝私其所出也。先民旧章，存录而不为识别者，《幼官》、《弟子》之篇，《月令》、《土方》之训是也。(《管子·地圆》，《淮南·地形》，皆土训之遗。)辑其言行，不必尽其身所论述者，管仲之述其身死后事，韩非之载其李斯《驳议》是也。《庄子．让王》、《渔父》之篇，苏氏谓之伪讬；非伪讬也，为庄氏之学者所附益尔。《晏子春秋》，柳氏以谓墨者之言。非以晏子为墨，为墨学者述晏子事，以名其书，犹孟子之《告子》、《万章》名其篇也。《吕氏春秋》，先儒与《淮南鸿烈》之解同称，盖谓集众宾客而为之，不能自命专家，斯固然矣。然吕氏、淮南，未尝以集众为讳，如后世之掩人所长以为己有也。二家固以裁定之权，自命家言，故其宗旨，未尝不约於一律，(吕氏将为一代之典要，刘安讬於道家之支流。)斯又出於宾客之所不与也。诸子之奋起，由於道术既裂，而各以聪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於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将推衍其学术，而传之其徒焉。苟足显其术而立其宗，而援述於前，与附衍於后者，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夫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自谓窃取其义焉耳。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世之讥史迁者，责其裁裂《尚书》、《左氏》、《国语》、《国策》之文，以谓割裂而无当，(出苏明允《史论》。)世之讥班固者，责其孝武以前之袭迁书，以谓盗袭而无耻，(出郑渔仲《通志》。)此则全不通乎文理之论也。迁史断始五帝，沿及三代、周、秦，使舍《尚书》、《左》、《国》，岂将为凭虚、亡是之作赋乎？必谓《左》、《国》而下，为迁所自撰，则陆贾之《楚汉春秋》，高祖孝文之《传》，皆迁之所采摭，其书后世不传，而徒以所见之《尚书》、《左》、《国》，怪其割裂焉，可谓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固书断自西京一代，使孝武以前，不用迁史，岂将为经生决科之同题而异文乎？必谓孝武以后，为固之自撰，则冯商、扬雄之纪，刘歆、贾护之书，皆固之所原本，其书后人不见，而徒以所见之迁史，怪其盗袭焉，可谓知白出而不知黑入者矣。以载言为翻空欤？扬、马词赋，尤空而无实者也。马、班不为文苑传，藉是以存风流文采焉，乃述事之大者也。以叙事为徵实欤？年表传目，尤实而无文者也。《屈贾》、《孟荀》、《老庄申韩》之标目，《同姓侯王》、《异姓侯王》之分表，初无发明，而仅存题目，褒贬之意，默寓其中，乃立言之大者也。作史贵知其意，非同於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讬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则史氏之宗旨也。苟足取其义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汉初经师，抱残守缺，以其毕生之精力，发明前圣之绪言，师授渊源，等於宗支谱系；观弟子之术业，而师承之传授，不啻凫鹄黑白之不可相淆焉，学者不可不尽其心也。公、穀之於《春秋》，后人以谓假设问答以阐其旨尔。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后著之竹帛焉，非如后人作经义，苟欲名家，必以著述为功也。商瞿受《易》於夫子，其后五传而至田何。施、孟、梁邱，皆田何之弟子也。然自田何而上，未尝有书，则三家之《易》，著於《艺文》，皆悉本於田何以上口耳之学也。是知古人不著书，其言未尝不传也。治韩《诗》者，不杂齐、鲁，传伏《书》者，不知孔学；诸学章句训诂，有专书矣。门人弟子，据引称述，杂见传纪章表者，不尽出於所传之书也，而宗旨卒亦不背乎师说。则诸儒著述成书之外，别有微言绪论，口授其徒，而学者神明其意，推衍变化，著於文辞，不复辨为师之所诏，与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观之者，亦以其人而定为其家之学，不复辨其孰为师说，孰为徒说也。盖取足以通其经而传其学，而口耳竹帛，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於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言公中 呜呼！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争於文，则言可得而私矣；实不充而争於名，则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则争心起而道术裂矣。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后人之言，欲以欺世。非心安於欺世也，有所私而矜焉，不得不如是也。古人之言，欲以淑人；后人之言，欲以炫己。非古人不欲炫，而后人偏欲炫也，有所不足与不充焉，不得不如是也。孟子曰："矢人岂不仁於函人哉？操术不可不慎也。"古人立言处其易，后人立言处其难。何以明之哉？古人所欲通者，道也。不得已而有言，譬如喜於中而不得不笑，疾被体而不能不呻，岂有计於工拙敏钝，而勉强为之效法哉？若夫道之所在，学以趋之，学之所在，类以聚之，古人有言，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即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传之其人，能得我说而变通者，即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穷毕生之学问思辨於一定之道，而上通千古同道之人以为之藉，下俟千古同道之人以为之辅，其立言也，不易然哉？惟夫不师之智，务为无实之文，则不喜而强为笑貌，无病而故为呻S吟Y，已不胜其劳困矣；而况挟恐见破之私意，窃据自擅之虚名，前无所藉，后无所援，处势孤危而不可安也，岂不难哉？夫外饰之言，与中出之言，其难易之数可知也。不欲争名之言，与必欲争名之言，其难易之数，又可知也。通古今前后，而相与公之之言，与私据独得，必欲己出之言，其难易之数，又可知也。立言之士，将有志於道，而从其公而易者欤？抑徒竞於文，而从其私而难者欤？公私难易之间，必有辨矣。呜呼！安得知言之士，而与之勉进於道哉？ 古未有窃人之言以为己有者，伯宗梁山之对，既受无后之诮，而且得蔽贤之罪矣。古未有窃人之文以为己有者，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既思欺君，而且以谗友矣。窃人之美，等於窃财之盗，老氏言之断断如也。其弊由於自私其才智，而不知归公於道也。向令伯宗荐辇者之贤，而用缟素哭祠之成说，是即伯宗兴邦之言也，功不止於梁山之事也。上官大夫善屈平而赞助所为宪令焉，是即上官造楚之言也，功不止於宪令之善也。韩琦为相，而欧阳修为翰林学士。或谓韩公无文章，韩谓"琦相而用修为学士，天下文章，孰大於琦？"呜呼！若韩氏者，可谓知古人言公之旨矣。 窃人之所言，以为己有者，好名为甚，而争功次之。功欺一时，而名欺千古也。以己之所作，伪讬古人者，奸利为甚，而好事次之；好事则罪尽於一身，奸利则效尤而蔽风俗矣。齐邱窃《化书》於谭峭，郭象窃《庄》注於向秀，君子以谓儇薄无行矣。作者如有知，但欲其说显白於天下，而不必明之自我也。然而不能不恫心於窃之者，盖穿窬胠箧之智，必有窜易更张以就其掩著，而因以失其本指也。刘炫之《连山》，梅赜之《古文尚书》，应诏入献，将以求禄利也。侮圣人之言，而窃比河间、河内之蒐讨，君子以为罪不胜诛矣。夫坟典既亡，而作伪者之搜辑补苴，(如古文之采辑逸书，散见於记传者，几无遗漏。)亦未必无什一之存也。然而不能不深恶於作伪者，遗篇逸句，附於阙文，而其义犹存；附会成书，而其义遂亡也。向令易作伪之心力，而以采辑补缀为己功，则功岂下於河间之《礼》，河内之《书》哉？(王伯厚之《三家诗考》，吴草庐之《逸礼》，生於宋、元之间，去古浸远，而尚有功於经学。六朝古书不甚散亡，其为功，较之后人，必更易为力，惜乎计不出此，反藉以作伪。)郭象《秋水》、《达生》之解义，非无精言名理可以为向之亚也；向令推阐其旨，与秀之所注，相辅而行，观者亦不辨其孰向孰郭也，岂至遽等穿窬之术哉？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私自利以为功，大道隐而心术不可复问矣。 学者莫不有志於不朽，而抑知不朽固自有道乎？言公於世，则书有时而亡，其学不至遽绝也。盖学成其家，而流衍者长，观者考求而能识别也。孔氏古文虽亡，而史迁问故於安国，今迁书具存，而孔氏之《书》，未尽亡也。韩氏之《诗》虽亡，而许慎治《诗》兼韩氏；今《说文》具存，而韩婴之《诗》，未尽亡也。刘向《洪范五行传》，与《七略别录》虽亡，而班固史学出刘歆；(歆之《汉记》，《汉书》所本。)今《五行》、《艺文》二志具存，而刘氏之学未亡也。亦有后学讬之前修者，褚少孙之藉灵於马迁，裴松之之依光於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又有道同术近，其书不幸亡逸，藉同道以存者，《列子》残阙，半述於庄生，杨朱书亡，多存於《韩子》；盖庄、列同出於道家，而杨朱为我，其术自近名法也。又有才智自骋，未足名家，有道获亲，幸存斧琢之质者，告子杞柳湍水之辨，藉孟子而获传；惠施白马三足之谈，因庄生而遂显；虽为射者之鹄，亦见不羁之才，非同泯泯也。又有琐细之言，初无高论，而幸入会心，竟垂经训。孺子濯足之歌，通於家国；时俗苗硕之谚，证於身心。其喻理者，即浅可深；而获存者，无俗非雅也。凡若此者，非必古人易而后人难也，古人巧而后人拙也，古人是而后人非也，名实之势殊，公私之情异，而有意於言与无意於言者，不可同日语也。故曰：无意於文而文存，有意於文而文亡。 今有细民之讼，两造具辞，有司受之，必据其辞而赏罚其直枉焉。所具之辞，岂必乡曲细民能自撰哉？而曲直赏罚，不加为之辞者，而加之讼者，重其言之之意，而言固不必计其所出也。墓田陇亩，祠庙宗支，履勘碑碣，不择鄙野，以谓较论曲直，舍是莫由得其要焉。岂无三代钟鼎，秦、汉石刻，款识奇古，文字雅奥，为后世所不可得者哉？取辨其事，虽庸而不可废；无当於事，虽奇而不足争也。然则后之学者，求工於文字之末，而欲据为一己之私者，其亦不足与议於道矣。 或曰：指远辞文，《大传》之训也。辞远鄙倍，贤达之言也。"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辞之不可以已也。今曰求工於文字之末者非也，其何以为立言之则欤？曰：非此之谓也。《易》曰："修辞立其诚。"诚不必於圣人至诚之极致，始足当於修辞之立也。学者有事於文辞，毋论辞之如何，其持之必有其故，而初非徒为文具者，皆诚也。有其故，而修辞以副焉，是其求工於是者，所以求达其诚也。"《易》奇而法，《诗》正而葩"，"《易》以道阴阳"，《诗》以道性情也。其所以修而为奇与葩者，则固以谓不如是，则不能以显阴阳之理与性情之发也。故曰：非求工也。无其实而有其文，即六艺之辞，犹无所取，而况其他哉？ 文，虚器也；道，实指也。文欲其工，犹弓矢欲其良也。弓矢可以御寇，亦可以为寇，非关弓矢之良与不良也。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关文之工与不工也。陈琳为袁绍草檄，声曹操之罪状，辞采未尝不壮烈也。他日见操，自比矢之不得不应弦焉。使为曹操檄袁绍，其工亦必犹是尔。然则徒善文辞，而无当於道，譬彼舟车之良，洵便於乘者矣，适燕与粤，未可知也。 圣人之言，贤人述之，而或失其指。贤人之言，常人述之，而或失其指。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而曰言讬於公，不必尽出於己者，何也？盖谓道同而德合，其究终不至於背驰也。且赋诗断章，不啻若自其口出，而本指有所不拘也。引言互辨，与其言意或相反，而古人并存不废也。前人有言，后人援以取重焉，是同古人於己也。前人有言，后人从而扩充焉，是以己附古人也。仁者见仁，知者见知，言之从同而异，从异而同者，殆如秋禽之毛，不可遍举也。是以后人述前人，而不废前人之旧也。以为并存於天壤，而是非失得，自听知者之别择，乃其所以为公也。君子恶夫盗人之言，而遽铲去其迹，以遂掩著之私也。若夫前人已失其传，不得已而取裁后人之论述，是乃无可如何，譬失祀者，得其族属而主之，亦可通其魂魄尔。非喻言公之旨，不足以知之。 ○言公下 於是泛滥文林，回翔艺苑；离形得似，弛羁脱韅；上窥作者之指，下挹时流之撰。口耳之学既微，竹帛之功斯显。窟巢讬足，遂启璇雕；毛叶御寒，终开组纂。名言忘於太初，流别生於近晚。譬彼觱沸酌於觞窦，斯褰裳以厉津；隄防拯於横流，必方舟而济乱。推言公之宗旨，得吾道之一贯。惟日用而不知，鸮炙忘乎飞弹。试一揽夫沿流，蔚春畦之葱蒨。 若乃九重高拱，六合同风。王言纶綍，元气寰中。秉钧燮鼎之臣，襄谟殿柏；珥笔执简之士，承旨宸枫。於是西掖挥麻，北门视草。天风四方，渊雷八表。敷洋溢之德音，述忧勤之怀抱。崇文则山《韶》海《濩》，厉武则泰秣汃驱。敷政则云龙就律，恤灾则鸠鹄回腴。斯并石室金縢，史宬尊藏掌故；而缥函缃轴，学士辑为家书。左史右史之纪，王者无私，内制外制之集，词臣非擅。虽木天清閟，公言自有专官；而竹簟茅檐，存互何妨於外传也。(制诰之公。) 至於右文稽古，购典延英。鸾台述史，虎观谈经。议簧校帜，六天、五帝、三统、九畴之论，专家互执；《礼》仇《书》讼，齐言、鲁故、孔壁、梁坟之说，称制以平。《正义》定著乎一家，《晋史》约删以百卷。六百年之解诂章疏，(《五经正义》，取两汉六朝专家之说而定於一。)十八家之编年纪传。(《晋史》一十八家。)譬彼漳分江合，济伏何横，淮申沔曲，汩兮朝宗於谷王；翡翠空青，蔚蓝芝紫，水碧砂丹，烂兮章施於采绚。凡以统车书而一视听，齐钧律而抑邪滥。虽统名乎敕定，实举职於儒臣。领袖崇班，表进勒名首简；群工集事，一时姓氏俱湮。盖新庙献功，岂计众匠奔趋，而将作用纪？明禋成礼，何论庖人治俎，而尸祝辞陈！(馆局之公。) 尔其三台八座，百职庶司，节镇统部，郡县分治。罗群星於秋旻，茁百谷於东菑。簿书稠匝，卷牒纷披。文昌武库，礼司乐署之灿烂，若辐凑而运轴於车轮；甲兵犴讼，钱货农田之条理，若棋置而列枰以方罫。雁行进蓝田之牒，准令式而文行；牛耳招平原之徒，奉故事而画诺。是则命笔为刀，称书曰隶。遣言出自胥徒，得失归乎长吏。盖百官治而万民察，所以易结绳而为书契。昧者徒争於末流，知者乃通其初意。(文移之公。) 若夫侯王将相，岳牧群公。铃閤启事，戟门治戎。称崇高之富贵，具文武之威风。则有书记翩翩，风流名士，幕府宾客，文学掾史。鹞击海滨，仲连飞书於沙漠；鹰扬河朔，孔璋驰檄於当涂。王粲慷慨而依刘，赋传荆阙；班固倜傥以从窦，铭勒狼居。刍毁涂摧，死魄感惠连之吊；莺啼花发，生魂归希范之书。斯或精诚贯金石之坚，忠烈奋风云之气。输情则青草春生，腾说则黄涛夏沸。感幽则山鬼夜啼，显明则海灵朝霁。并能追杳入冥，传心达志。变化从人，曲屈如意。盖利禄之途既广，则揣摩之功微至。中晚文人之集，强半捉刀之技。既合驭而和鸾，岂分途而争帜？(书记之公。) 盖闻富贵愿足，则慕神仙。黄白之术既绌，文章之尚斯专。度生人之不朽，久视弗若名传；既惩愚而显智，遂以后而胜前。则有爵擅七貂，抑或户封十万，当退食之委蛇，或休沐之闲宴。耻汩没於世荣，乃雅羡乎述赞。於是西园集雅，东阁宾儒，列铅置椠，纷墨披朱。求艺林之胜事，遂合力而并图。或抱荆山之璞，或矜隋侯之珠，或宝燕市之石，或滥齐门之竽；皆怀私而自媚，视匠指而奔趋。既取多而用闳，譬峙粮而聚稾。藉大力以赅存，供善学之搜讨。立功固等乎立言，何尝少谢於专家之独造也哉？(募集之公。) 至如《诗》、《骚》体变，乐府登场。《朱鹭》、《悲翁》，《上邪》《如张》之篇题，学士无徵於诠解；呼豨、瑟二，存吾、几令之音拍，工师惟记乎铿锵。则有拟议形容，敷陈推表。好事者为之说辞，伤心人别有怀抱。金羁白马，酒市钗楼，年少之乐也；关山杨柳，行李风烟，离别之情也。草蒨禽肥，马骄弓逸，游猎之快也；陇水呜咽，塞日昏黄，征戍之行也。或以感愤而申征夫之怨，或以悒郁而抒去妾之悲；或以旷怀而恢游宴之兴，或以古意而讬艳冶之词。盖传者未达其旨，遂谓《子夜》乃女子之号，《木兰》为自叙之诗。苟不背於六艺之比兴，作者岂欲以名姓而自私。(乐府之公。) 别有辞人点窜，略仿史删。(因袭成文，或稍加点窜，惟史家义例有然。诗文集中，本无此例。间有同此例者，大有神奇臭腐之别，不可不辨。)凤困荆墟，悲迷阳於南国；(庄子改《凤兮歌》。)《鹿鸣》萍野，诵宵《雅》於《东山》。(魏武用《小雅》诗。)女萝薜荔，陌上演山鬼之辞；绮纻流黄，狭斜袭妇艳之故。(乐府《陌上桑》与《三妇艳》之辞也。)梁人改《陇头》之歌，(增减古辞为之。)韩公删《月蚀》之句，(删改卢仝之诗。)岂惟义取断章，不异宾筵奏赋。(歌古人诗，见己意也。)以至河分罔势，乃联春草青痕；(宋诗僧用唐句。)积雨空林，爰入水田白鹭。譬之古方今效，神加减於刀圭；赵壁汉师，变旌旗於节度。艺林自有雅裁，条举难穷其数者也。苟为不然，效出於尤。仿《同谷》之七歌，(宋后诗人颇多。)拟河间之《四秋》，(傅玄、张载，尚且为之，大可骇怪。)非由中以出话，如随声而助讴。直是孩提学语，良为有识所羞者矣。(点窜之公。) 又有诗人流别，怀抱不同。变韵言兮裁文体，拟古事兮达私衷。旨原诸子之寓辞，文人沿袭而成风；后人不得其所自，因疑作伪而相攻。盖伤心故国，斯传塞外之书；(李陵《答苏武书》，自刘知几以后，众口一辞，以为伪作。以理推之，伪者何所取乎？当是南北朝时，有南人羁北，而事类李陵，不忍明言者，拟此书以见志耳。)灰志功名，乃讬河边之喻；(世传鬼谷子《与苏秦张仪书》，言河边之树，处非其地，故招剪伐，讬喻以招二子归隐，疑亦功高自危之人所讬言也。)读者以意逆志，不异骚人之赋。(出之本人，其意反浅，出之拟作，其意甚深，同於骚也。)其后词科取士，用拟文为掌故。庄严则诏诰章表，威猛则文檄露布。作颂准於王褒，著论裁於贾傅。兹乃为矩为规，亦趋亦步。庶几他有心而予忖，亦足阐幽微而互著。(拟文之公。) 又如文人假设，变化不拘。《诗》通比兴，《易》拟象初。庄入巫咸之座，屈造詹尹之庐。楚太子疾，有客来吴。乌有、子虚之徒，争谈於较猎；凭虚、安处之属，讲议於京都。《解嘲》、《客难》、《宾戏》之篇衍其绪，镜机、玄微、冲漠之类濬其途。此则寓言十九，诡说万殊者也。乃其因事著称，缘人生义。譬若酒袭杜康之名，钱用邓通之字。空槐落火，桓温发叹於仲文之迁；(庾信《枯树赋》所借用者。其实殷仲文迁东阳，在桓温久卒之后。)素月流天，王粲抽毫於应、刘之逝。(谢庄《月赋》所借用者，其实王粲卒於应、刘之前。)斯则善愁即为宋玉，岂必楚廷？旷达自是刘伶，何论晋世？善读古人之书，尤贵心知其意。愚者介介而争，古人不以为异也已。(假设之公。) 及夫经生制举，演义为文；虽源出於训故，实解主於餐新。截经书兮命题，制变化兮由人。长或连篇累章，短或片言只字。脱增减兮毫釐，即步移兮景徒。为圣贤兮立言，或庸愚兮申志。并欲描情摩态，设身处地。或语全而意半，或神到而形未，如云去而尚留，如马跃而未逝。纵收俄顷之间，刻画几希之际。水平剂量，何足喻其充周；历算交躔，曾莫名其微至。《易》奇《诗》正，《礼》节乐和，以至《左》夸《庄》肆，屈幽《史》洁之文理，无所不包；天人性命，经济宏通，以及儒纷墨俭，名釽法深之学术，无乎不备。惟制颁於功令，而义得於师承。严民生之三事，约智力於规绳。守共由之义法，申各尽之精能。体会为言，曾何嫌乎拟圣；因心作则，岂必纵己说而成名。(制义之公。) 凡此区分类别，鳞次部周。夭华媚春，硕果酣秋。极浅深之殊致，标左右之分流。其匿也几括，其争也寇雠。其同也交誉，其异也互纠。其合也沾沾而自喜，其违也耿耿而孤忧。孰鸿鹄而高举，孰鷃鹊而啁啾？孰梧桐於高冈，孰茅苇於平洲，众自是而人非，喜伐异而党俦。饮齐井而相捽，曾不知伏泉之在幽。由大道而下览夫群言，奚翅激、謞、叱、吸、叫、嚎、穾、咬之殊声，而酝酿於鼻、口、耳、枅、圈、臼、洼、污之异窍。厉风济而为虚，知所据而有者，一土囊之噫啸。能者无所竞其名，黠者无所事其剽。覈者无所恃其辨，夸者无所争其耀。识言公之微旨，庶自得於道妙。(或疑著述不当入辞赋，不知著述之体，初无避就，荀卿有《赋篇》矣，但无实之辞赋，自不宜溷著述尔。) 《文史通义》　清·章学诚 [book_title]卷三 内篇三 ○史德 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昔者刘氏之玄，盖以是说谓足尽其理矣。虽然，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义则夫子自谓窃取之矣。"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夫刘氏以谓有学无识，如愚估操金，不解贸化。推此说以证刘氏之指，不过欲於记诵之间，知所决择，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处士而进奸雄，排死节而饰主阙，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犹文士之识，非史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於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粹，大贤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犹患於心术，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当也。以此责人，不亦难乎？是亦不然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於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 夫是尧、舜而非桀、纣，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习故矣。至於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凡欲讬文辞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术不可不虑者，则以天与人参，其端甚微，非是区区之明所可恃也。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为事役也。盖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人丽阴阳之间，不能离焉者也。气合於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忤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於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毗於阳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贵於正。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毗於阴矣。阴阳伏沴之患，乘於血气而入於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於私，似天而实蔽於人，发为文辞，至於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 夫气胜而情偏，犹曰动於天而参於人也。才艺之士，则又溺於文辞，以为观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赖於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无华朴，味之不能无浓淡，势也。华朴争而不能无邪色，浓淡争而不能无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於华朴浓淡之争也。文辞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为竞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为文，未有见其至者。以此为史，岂可与闻古人大体乎？ 韩氏愈曰："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仁者情之普，义者气之遂也。程子尝谓："有《关雎》、《麟趾》之意，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则以谓通六艺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盖言心术贵於养也。史迁百三十篇，《报任安书》，所谓"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谓"绍名世，正《易传》，本《诗》、《书》《礼》乐之际"，其本旨也。所云发愤著书，不过叙述穷愁，而假以为辞耳。后人泥於发愤之说，遂谓百三十篇，皆为怨诽所激发，王允亦斥其言为谤书。於是后世论文，以史迁为讥谤之能事，以微文为史职之大权，或从羡慕而仿效为之；是直以乱臣贼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笔削，不亦悖乎！今观迁所著书，如《封禅》之惑於鬼神，《平准》之算及商贩，孝武之秕政也。后世观於相如之文，桓宽之论，何尝待史迁而后著哉？《游侠》、《货殖》诸篇，不能无所感慨，贤者好奇，亦洵有之。馀皆经纬古今，折衷六艺，何尝敢於讪上哉？朱子尝言，《离骚》不甚怨君，后人附会有过。吾则以谓史迁未敢谤主，读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轲，怨诽及於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又何著述之可传乎？夫《骚》与《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怀於三代之英，而经纬乎天人之际者也。所遇皆穷，固不能无感慨。而不学无识者流，且谓诽君谤主，不妨尊为文辞之宗焉，大义何由得明，心术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诗》可以兴。"说者以谓兴起好善恶恶之心也。好善恶恶之心，惧其似之而非，故贵平日有所养也。《骚》与《史》，皆深於《诗》者也。言婉多风，皆不背於名教，而梏於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艺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 ○史释 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择，犹府守库藏而不知计也。先王以谓太宰制国用，司会质岁之成，皆有调剂盈虚、均平秩序之义，非有道德贤能之选，不能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库藏者，出纳不敢自专，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讨论国计，得其远大，若问库藏之纤悉，必曰府也。 五史之於文字，犹太宰司会之於财货也。典、谟、训、诰，曾氏以谓"唐、虞、三代之盛，载笔而纪，亦皆圣人之徒"，其见可谓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选，推论精微；史则守其文诰、图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专；然而问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论其道，而府史仅守其法；人之知识，有可使能与不可使能尔。非府史所守之外，别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曾子乃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非曾子之言异於夫子也，夫子推其道，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学，亦何常师之有？""入太庙，每事问。"则有司贱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师矣。问礼问官，岂非学於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铨，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尝以道名教，而道无不存者，无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尝以文为著作，而文为后世不可及者，无空言也。盖自官师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门之著述，於是文章学问，乃与官司掌故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离法而言道体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学者崇奉六经，以谓圣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时，各守专官之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章也。 《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鞶帨絺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故道隐而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於学则已，君子苟有志於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於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於实用也审矣。 孟子曰："力能举百钧，而不足举一羽。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难其所易，而易其所难，谓失权度之宜也。学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经术，是能胜《周官》卿士之所难，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义者也。 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秦人之悖於古者，禁《诗》、《书》而仅以法律为师耳。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其守官举职，而不坠天工者，皆天下之师资也。东周以还，君师政教不合於一，於是人之学术，不尽出於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为师，始复古制。而人乃狃於所习，转以秦人为非耳。秦之悖於古者多矣，犹有合於古者，以吏为师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烖及其身者也。"李斯请禁《诗》、《书》，以谓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后之君子，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乱民也，故夫子恶之。若夫殷因夏礼，百世可知。损益虽曰随时，未有薄尧、舜，而诋斥禹、汤、文、武、周公而可以为治者。李斯请禁《诗》、《书》，君子以谓愚之首也。后世之去唐、虞、三代，则更远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未有不於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於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 ○史注 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笔削既具，复以微言大义，口授其徒。三传之作，因得各据闻见，推阐经蕴，於是《春秋》以明。诸子百家，既著其说，亦有其徒相与守之，然后其说显於天下。至於史事，则古人以业世其家，学者就其家以传业。(孔子问礼，必於柱下史。)盖以域中三大，非取备於一人之手，程功於翰墨之林者也。史迁著百三十篇，(《汉书》为《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记》。)乃云："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其后外孙杨惲，始布其书。班固《汉书》，自固卒后，一时学者，未能通晓。马融乃伏阁下，从其女弟受业，然后其学始显。夫马、班之书，今人见之悉矣，而当日传之必以其人，受读必有所自者，古人专门之学，必有法外传心，笔削之功所不及，则口授其徒，而相与传习其业，以垂永久也。迁书自裴骃为注，固书自应劭作解，其后为之注者，犹若干家，则皆阐其家学者也。 魏、晋以来，著作纷纷，前无师承，后无从学。且其为文也，体既滥漫，绝无古人笔削谨严之义；旨复浅近，亦无古人隐微难喻之故；自可随其诣力，孤行於世耳。至於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学失传，史存具体。惟於文诰案牍之类次，月日记注之先后，不胜扰扰，而文亦繁芜复沓，尽失迁、固之旧也。是岂尽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无注例，其势不得不日趋於繁富也。古人一书，而传者数家。后代数人，而共成一书。夫传者广，则简尽微显之法存。作者多，则牴牾复沓之弊出。复流而日忘其源，古学如何得复，而史策何从得简乎？是以《唐书》倍汉，《宋史》倍唐，检阅者不胜其劳，传习之业，安得不亡？ 夫同闻而异述者，见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别者，历久而失真也。九师之《易》，四氏之《诗》，师儒林立，传授已不胜其纷纷。士生三古而后，能自得於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徬徨乎两间，孤立无徒，而欲抱此区区之学，待发挥於子长之外孙，孟坚之女弟，必不得之数也。太史《自叙》之作，其自注之权舆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所谓不离古文，乃考信六艺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尝不反复自明也。班《书》年表十篇，与《地理》、《艺文》二志皆自注，则又大纲细目之规矩也。其陈、范二史，尚有松之、章怀为之注。至席惠明注《秦记》，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则杂史支流，犹有子注，是六朝史学家法未亡之一验也。自后史权既散，纪传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简略，尚存饩羊於一线。而唐、宋诸家，则茫乎其不知涯涘焉。宋范冲修《神宗实录》，别为《考异》五卷，以发明其义。是知后无可代之人，而自为之解。当与《通鉴举要》、《考异》之属，同为近代之良法也。 刘氏《史通》，画补注之例为三条，其所谓小书人物之《三辅决录》、《华阳士女》，与所谓史臣自刊之《洛阳伽蓝》《关东风俗》者，虽名为二品，实则一例。皆近世议史诸家之不可不亟复者也。惟所谓思广异闻之松之《三国》、刘昭《后汉》一条，则史家之旧法，与《索隐》、《正义》之流，大同而小异者也。 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编刊定，则徵材所取之书，不数十年，尝失亡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规，可覆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则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书之大概，因以校正艺文著录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漓，风气日变，缺文之义不闻，而附会之习，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书，惟冀塞责，私门著述，敬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於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於质古，是又为益之尤大者也。然则考之往代，家法既如彼；揆之后世，系重又如此；夫翰墨省於前，而功效多於旧，孰有加於自注也哉？ ○传记 传记之书，其流已久，盖与六艺先后杂出。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春秋》三家之传，各记所闻，依经起义，虽谓之记可也。经《礼》二戴之记，各传其说，附经而行，虽谓之传可也。其后支分派别，至於近代，始以录人物者，区为之传；叙事迹者，区为之记。盖亦以集部繁兴，人自生其分别，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经地义之不可移易。此类甚多，学者生於后世，苟无伤於义理，从众可也。然如虞预《妒记》、《襄阳耆旧记》之类，叙人何尝不称记？《龟策》、《西域》诸传，述事何尝不称传？大抵为典为经，皆是有德有位，纲纪人伦之所制作，今之六艺是也。夫子有德无位，则述而不作，故《论语》、《孝经》，皆为传而非经，而《易·系》亦止称为《大传》。其后悉列为经，诸儒尊夫子之文，而使之有以别於后儒之传记尔。周末儒者，及於汉初，皆知著述之事，不可自命经纶，蹈於妄作；又自以立说，当禀圣经以为宗主，遂以所见所闻，各笔於书而为传记。若二《礼》诸记、《诗》、《书》、《易》、《春秋》诸传是也。盖皆依经起义，其实各自为书，与后世笺注自不同也。后世专门学衰，集体日盛，叙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传记为名，附於古人传记专家之义尔。明自嘉靖而后，论文各分门户，其有好为高论者，辄言传乃史职，身非史官，岂可为人作传？世之无定识而强解事者，群焉和之，以谓於古未之前闻。夫后世文字，於古无有，而相率而为之者，集部纷纷，大率皆是。若传则本非史家所创，马、班以前，早有其文。(孟子答苑囿汤、武之事，皆曰："於传有之。"彼时并未有纪传之史，岂史官之文乎！)今必以为不居史职，不宜为传，试问传记有何分别？不为经师，又岂宜更为记耶？记无所嫌，而传为厉禁，则是重史而轻经也。文章宗旨，著述体裁，称为例义。今之作家，昧焉而不察者多矣。独於此等无可疑者，辄为无理之拘牵。殆如村俚巫妪，妄说阴阳禁忌，愚民举措为难矣。明末之人，思而不学，其为瞽说，可胜唾哉！今之论文章者，乃又学而不思，反袭其说，以矜有识，是为古所愚也。 辨职之言，尤为不明事理。如通行传记，尽人可为，自无论经师与史官矣。必拘拘於正史列传，而始可为传，则虽身居史职，苟非专撰一史，又岂可别自为私传耶？若但为应人之请，便与撰传，无以异於世人所撰。惟他人不居是官，例不得为，己居其官，即可为之，一似官府文书之须印信者然；是将以史官为胥吏，而以应人之传，为倚官府而舞文之具也，说尤不可通矣。道听之徒，乃谓此言出大兴朱先生，不知此乃明末之矫论，持门户以攻王、李者也。 朱先生尝言："见生之人，不当作传。"自是正理。但观於古人，则不尽然。按《三国志》庞淯母赵娥，为父报仇杀人，注引皇甫《烈女传》云："故黄门侍郎安定梁宽为其作传。"是生存之人，古人未尝不为立传。李翱撰《杨烈妇传》，彼时杨尚生存。恐古人似此者不乏。盖包举一生而为之传，《史》、《汉》列传体也。随举一事而为之传，《左氏》传经体也。朱先生言，乃专指列传一体尔。 邵念鲁与家太詹，尝辨古人之撰私传，曰："子独不闻邓禹之传，范氏固有本欤？"按此不特范氏，陈寿《三国志》，裴注引东京、魏、晋诸家私传相证明者，凡数十家。即见於隋、唐《经籍》、《艺文志》者，如《东方朔传》、《陆先生传》之类，亦不一而足，事固不待辨也。彼挟兔园之册，但见昭明《文选》、唐宋八家鲜入此体，遂谓天下之书，不复可旁证尔。 往者聘撰《湖北通志》，因恃督府深知，遂用别识心裁，勒为三家之学。人物一门，全用正史列传之例，撰述为篇。而隋、唐以前，史传昭著，无可参互详略施笔削者，则但揭姓名，为《人物表》。(说详本篇《序例》。)其诸史本传，悉入《文徵》，以备案检。(所谓三家之学，《文徵》以拟《文选》。)其於撰述义例，精而当矣。时有佥人，穷於宦拙，求余荐入书局，无功冒餐给矣。值督府左迁，小人涎利构谗，群刺蜂起，当事惑之，檄委其人校正。余方恃其由余荐也，而不虞其背德反噬，昧其平昔所服膺者，而作诪张以罔上也。(别有专篇辨例。)乃曰《文徵》例仿《文选》、《文苑》，《文选》、《文苑》本无传体。因举《何蕃》、《李赤》、《毛颖》、《宋清》诸传，出於游戏投赠，不可入正传也。上官乃亟赞其有学识也，而又阴主其说，匿不使余知也。噫！《文苑英华》有传五卷，盖七百九十有二，至於七百九十有六，其中正传之体，公卿则有兵部尚书梁公李岘，节钺则有东川节度卢坦，(皆李华撰传。)文学如陈子昂，(卢藏用撰传。)节操如李绅，(沈亚之撰传。)贞烈如杨妇、(李翱。)窦女，(杜牧。)合於史家正传例者，凡十馀篇，而谓《文苑》无正传体，真丧心矣！ 宋人编辑《文苑》，类例固有未尽，然非佥人所能知也。即传体之所采，盖有排丽如碑志者，(庾信《邱乃敷敦崇传》之类。)自述非正体者，(《陆文学自传》之类。)立言有寄托者，(《王承福传》之类。)借名存讽刺者，(《宋清传》之类。)投赠类序引者，(《强居士传》之类。)俳谐为游戏者，(《毛颖传》之类。)亦次於诸正传中；不如李汉集韩氏文，以《何蕃传》入杂著，以《毛颖传》入杂文，义例乃皎然矣。 ○习固 辨论乌乎起？起於是非之心也。是非之心乌乎起？起於嫌介疑似之间也。乌乎极？极於是尧非桀也。世无辨尧、桀之是非，世无辨天地之高卑也。目力尽於秋毫，耳力穷乎穴蚁。能见泰山，不为明目，能闻雷霆，不为聪耳。故尧、桀者，是非之名，而非所以辨是非也。嫌介疑似，未若尧、桀之分也。推之而无不若尧、桀之分，起於是非之微，而极於辨论之精也。故尧、桀者，辨论所极；而是非者，隐微之所发端也。 隐微之创见，辨者矜而宝之矣。推之不至乎尧、桀，无为贵创见焉。推之既至乎尧、桀，人亦将与固有之尧、桀而安之也。故创得之是非，终於无所见是非也。 尧、桀无推者也。积古今之是非而安之如尧、桀者，皆积古今人所创见之隐微而推极之者也。安於推极之是非者，不知是非之所在也。不知是非之所在者，非竟忘是非也，以谓固然而不足致吾意焉尔。 触乎其类而动乎其思，於是有见所谓诚然者，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矜而宝之，以谓隐微之创见也。推而合之，比而同之，致乎其极，乃即向者安於固然之尧、桀也。向也不知所以，而今知其所以，故其所见有以异於向者之所见，而其所云实不异於向之所云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创见，皆其平而无足奇者也。 酤家酿酒而酸，大书酒酸减直於门，以冀速售也。有不知书者，入饮其酒而酸，以谓主人未之知也。既去而遗其物，主家追而纳之，又谓主人之厚己也。屏人语曰："君家之酒酸矣，盍减直而急售？"主人闻之而哑然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创见，乃告主家之酒酸也。 尧、桀固无庸辨矣。然被尧之仁，必有几，几於不能言尧者，乃真是尧之人也。遇桀之暴，必有几，几於不能数桀者，乃真非桀之人也。千古固然之尧、桀，犹推始於几，几不能言与数者，而后定尧、桀之固然也。故真知是非者，不能遽言是非也。真知是尧非桀者，其学在是非之先，不在是尧非桀也。 是尧而非桀，贵王而贱霸，尊周、孔而斥异端，正程、朱而偏陆、王，吾不谓其不然也；习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真知也。 ○朱陆 天人性命之理，经传备矣。经传非一人之言，而宗旨未尝不一者，其理著於事物，而不讬於空言也。师儒释理以示后学，惟著之於事物，则无门户之争矣。理，譬则水也。事物，譬则器也。器有大小浅深，水如量以注之，无盈缺也。今欲以水注器者，姑置其器，而论水之挹注盈虚，与夫量空测实之理，争辨穷年，未有已也，而器固已无用矣。 子夏之门人，问交於子张。治学分而师儒尊知以行闻，自非夫子，其势不能不分也。高明沉潜之殊致，譬则寒暑昼夜，知其意者，交相为功，不知其意，交相为厉也。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末流无识，争相诟詈，与夫勉为解纷，调停两可，皆多事也。然谓朱子偏於道问学，故为陆氏之学者，攻朱氏之近於支离；谓陆氏之偏於尊德性，故为朱氏之学者，攻陆氏之流於虚无；各以所畸重者，争其门户，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既自承朱氏之授受，而攻陆、王，必且博学多闻，通经服古，若西山、鹤山、东发、伯厚诸公之勤业，然后充其所见，当以空言德性为虚无也。今攻陆王之学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无稽之学究，则其所攻，与其所业相反也。问其何为不学问，则曰支离也。诘其何为守专陋，则曰性命也。是攻陆、王者，未尝得朱之近似，即伪陆、王以攻真陆、王也，是亦可谓不自度矣。 荀子曰："辨生於末学。"朱、陆本不同，又况后学之哓哓乎？但门户既分，则欲攻朱者，必窃陆、王之形似；欲攻陆、王，必窃朱子之形似。朱之形似必繁密，陆、王形似必空灵，一定之理也。而自来门户之交攻，俱是专己守残，束书不观，而高谈性天之流也。则自命陆、王以攻朱者，固伪陆、王；即自命朱氏以攻陆、王者，亦伪陆、王，不得号为伪朱也。同一门户，而陆、王有伪，朱无伪者，空言易，而实学难也。黄、蔡、真、魏，皆承朱子而务为实学，则自无暇及於门户异同之见，亦自不致随於消长盛衰之风气也。是则朱子之流别，优於陆、王也。然而伪陆、王之冒於朱学者，犹且引以为同道焉，吾恐朱氏之徒，叱而不受矣。 传言有美疢，亦有药石焉。陆、王之攻朱，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