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文天祥 [book_author]孙毓修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史学,完结 [book_length]49517 [book_dec]《少年丛书》之一，《少年丛书》最早于1908年冬天由张元济主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出版，又名《中外伟人的传略》。《少年丛书》共28册，分别讲述了28位中外名人的人生故事。《文天祥》孙毓修著。 文天祥，南宋大臣、文学家。字履善,一字宋瑞,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历任刑部郎官,知瑞州(治今江西高安)、赣州(治今江西赣州)等州。1275年闻元兵东下,在赣州组织义军,入卫临安(治今浙江杭州)。次年任右丞相,出使元军议和,被扣留。逃脱后,至福建与张世杰、陆秀夫等坚持抗元。1277年进兵江西,恢复州县多处。不久兵败,退守广东。1278年被俘,于狱中作《正气歌》,誓死不屈。后被害。有《文山先生全集》。 [book_img]Z_6301.jpg [book_title]第一章 忠臣与良臣 文天祥者，宋朝灭亡时之忠臣也。或曰忠臣可以救国，而文天祥不能救宋祚之危亡；忠臣可以御敌，而文天祥不能御元兵之侵掠。是则忠臣者，徒为一己之名，而无补于时局者欤。曰恶，是何言？忠臣所在之国，其国虽亡，犹凛凛有生气。后世读史者，犹不敢轻量其国也，而谓无补于时局耶。至国有忠臣，仍不能挽回其气运，此则国君之罪，而忠臣固不任其咎。 君子之出仕也，为利国利民，而非为利己。不以其道，则不仕于朝。如伊尹之于汤，诸葛亮之于先主，三聘而后去有莘之野（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今山东兖州府曹县北有莘城古华国）、弃南阳之庐（诸葛亮躬耕南阳。在今湖北襄阳县）。既仕矣，不以其道，即奉身而退。如孔子之为鲁司寇（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朝，孔遂行）、孟子之历游齐梁（孟子在齐梁，皆以时君不用其言，不愿出仕），皆难进而易退。然其时，为宫室之美、妻子之奉，而求功名之人，方与君子争位置。君子拙而小人巧，君子迂而小人捷。故君子与小人同时求官，小人有必胜之算，君子有必败之机。以是君子常隐，而小人常显。及至小人在位，灾害并至，人君始悟其奸，退小人而进君子。则国事已败坏而不可收拾，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譬如病者，已误于庸医，六脉既绝，乃求扁鹊（古之良医也），其可及乎？良医不能活已死之人，犹之忠臣不能救已亡之国。不能活已死之人，不害其为良医也。不能救已亡之国，不害其为忠臣也。 宋自高宗南渡以后，内乱蔓延，敌国凭陵。宋之小朝廷，日在漂摇风雨之中。引用君子，犹恐不足以救危。然其时之在朝者，果何种人物乎？用黄潜善、汪伯彦，而李纲、宗泽退矣；用秦桧，而岳武穆死矣；用韩侂胄，而太学儒生十六人杀矣；用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内之诛锄忠良，外之玩寇兴戎，而事已大坏矣。文文山起兵勤王，已在帝隰之时（隰，开颢。帝隰，庙号恭宗，年号德祐，即位时方四岁，谢太后临朝），距宋之亡，不及二年。而犹有贾似道、陈宜中、留梦炎诸人，防之如敌国。文山纵有奇才，亦难发展其抱负也。 夫人之敢于冒险，而锐志以赴其目的者，为冀其万一之成功也，所谓希望是也。非甚懦弱无志之人，大抵皆有此心。当宋之季，虽草野之人，亦知宋祚之不保，无所用其希望矣。常情度之，为文山者，伏处乡里，弃官归隐可也。宋亡之后，不受蒙古之禄，不拜蒙古之官，黄冠草履，作一平民可也。乃文山皆不出此，明知大势已去，而又出师勤王。勤王兵败，为元人所缚，明知必无济矣，复乘间逃归，作最后之决战。决战又败，元人囚以槛车，遣之燕都（今北平也）。新朝之君相，百计劝降，而卒不肯降。幽囚数年，元帝不忍杀之，亦不忍臣之，有可生之机矣，而卒不肯生，至于身死柴市，而其所负之正气始完。死之日，宋亡七年，崖山亡又五年矣。即不死，亦谁得而讥之者？人皆以一死为惧，彼反以一死为慰，是亦不可以作千古忠臣义士之模范也哉。 语曰：“愿为良臣，毋为忠臣。”言才识之士，际会时机，发号施令，亲睹太平之化，臣主俱荣，身名俱泰；而不愿有如文山之结局，国破家亡，首领不保，徒以忠肝义胆，照耀史册也。然国运不能有成而无败，时会不能有通而无塞。 吾人宁可不遇文山之事于此生，而不可不存文山之气节于胸中。今日世变益亟，患难愈多，稍一不忍，即有亡国灭种之祸。更不可不学文山之爱国，而巩固国基于平时，以无蹈宋季之覆辙也。 【批评】 古有句云：“慷慨捐生易，从容就义难。”文天祥之不可及处，即是元人不欲死之。而彼必求一死，所谓从容就义也。比明季之史可法，尤难一著，可算得千古一人。 战国时，淳于髡以孟子在齐，齐国依然不振，以为贤者无益人国。孟子对以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此非孟子之聊以解嘲也，事理实是如此。文天祥之于宋帝，相遇已晚，无力回天。设竟如洪承畴之仕清者而仕元（洪承畴，明季大臣，兵败降清，为佐命之臣，死后入《贰臣传》），则其设施，必然可观。非人之前愚而后贤，用与不用也。 古之爱国者，莫如楚人屈原。当楚怀王在位，亲小人，远贤臣，国势日衰。屈原谏之不听。为屈原计者，亦可已矣。乃竟自沉于汨罗之河以死，为不忍见祖国之灭亡，而宁先死以避之也。若文天祥之志节，则又进一步矣。文氏常谓此身未死以前，皆是报国之日（见指南录自序）。故临安失守不死（帝显时，临安之都城不守，宋灭亡），崖山投海不死（宋亡，张世杰奉帝昺航海至广州之崖山，元张弘范攻之，帝昺投海而死），至元之基业大成，宋之宗室尽亡，决无楚项羽卷土重来之机（项羽以八千子弟渡江而西，后败于乌江，唐杜牧吊之云：“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夏少康一旅中兴之望（夏朝被篡于羿，少康以一旅中兴。古法以军五百人为旅），始可死而无憾矣。其志之远大，节之坚忍，又非屈原之所能及。 文天祥，是宋朝灭亡时的一个大忠臣。有人说忠臣可以救国，但文天祥却没能挽救宋朝的危亡；有人说忠臣可以御敌，但文天祥却没能抵御元兵的侵掠。这样，忠臣便只剩下了一个名声而已，而对于当时的时局却没有一点用处。唉！这说的是什么话呢？忠臣所在的国家，其国家虽然灭亡了，但还凛凛有生气。后世读史的人，还不敢轻易评量他的国家，而只是说这无补于时局。至于国家有了忠臣，却仍不能挽回国家气运的情况，这主要是国君的过错，而忠臣本来就不应承担这个责任。 君子出来担任官职，是想利国利民，而不是为了利己。如果不采用他们的方法，那么他们不会出任朝廷官员。例如伊尹辅助汤，诸葛亮辅助先主刘备，都是多次邀请后才离开有莘之野（伊尹在有莘的郊野耕作。今山东兖州府曹县北有莘城古华国）、放弃南阳之庐（诸葛亮躬耕南阳。在今湖北襄阳县）而出任朝职的。出任官职后，不采用他们建议的，他们便抽身而退，如孔子当时出任鲁国司寇（季桓子因为享乐于齐国的歌舞和女色，三天没有上朝，孔子于是离开了）、孟子游历齐梁时（孟子在齐梁，都因为当时的君王不采纳他的建议，所以不愿出仕为官），都因为当时君主难以进言而马上离开。然而在当时，为了宫室之美、妻子之奉，而自求功名利禄之人，才会与君子来争夺位置。君子在这方面显得笨拙而小人却会取巧；君子显得迂阔而小人却敏捷。所以君子与小人同时求官时，小人有必胜的把握，而君子是必败的结果。因此，君子常常退隐，而小人常处显位。等到小人上位后，灾害一起到来时，君主才意识到小人的奸邪，远离小人而亲近君子。但是这时国家朝政已经败坏而不可收拾，即使有大能力者，也没有办法挽回了。譬如一个病人，已因为庸医而耽误了治疗，人体六脉已经断绝，才去求神医扁鹊（古代医术高明的医生）治疗，扁鹊还能治好吗？神医无法救活已死的人，就像忠臣无法救治已经灭亡的国家。不能救活已死的人，不能怪罪良医的责任；不能挽救已经灭亡的国家，不能说忠臣就不是忠臣。 宋朝自高宗南渡以后，内乱蔓延，外患紧逼。可怜的宋朝这个小朝廷，无日不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就算是起用君子治国，恐怕也不足以挽救国家危亡。然而当时在朝为官的，真正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当时高宗起用奸臣黄潜善、汪伯彦等，以致忠臣李纲、宗泽不能立足于朝；任用秦桧，而导致岳武穆被害；听信韩侘胄，而导致太学儒生十六人被杀；任用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等大奸臣，对内诛除忠良，对外消极抗敌，引发战端，以致国家根本败坏，无可挽回。文天祥起兵勤王时，已是帝隰在位之时（隰，开颢。帝隰，庙号恭宗，年号德祐，即位时刚四岁，谢太后临朝听事），距宋朝灭亡，不到两年。而当时还有贾似道、陈宜中、留梦炎等人，防备他就像防敌人一样。文天祥纵使怀抱奇才，也难以施展他的抱负，以挽救危亡了。 人之所以敢于冒险，而且立志全力以赴要达到其目的，为的只是想那万分之一成功的机会，这也就是所谓的希望。只要不是十分懦弱无志的人，大抵都有这种想法。当时的宋朝，即使是草野之人，也知道宋朝的江山无法存续了，已没有任何希望可言。以常情来看，作为文天祥这样的人，隐居在乡里，弃官归隐便行了。 宋朝灭亡之后，不接受蒙古国的奉禄，不做蒙古国的官员，黄冠草履，作一介平民就行了。但文天祥都没有如此。他明知宋朝大势已去，却仍出师勤王。勤王兵败后，为元人所擒，明知已没有什么用了，仍寻找间隙逃了回来，准备作最后的决战。决战又失败了，被元人囚禁在槛车里，押送往元都燕京（今北平也）。元朝的君王承相，千方百计想劝降文天祥，但最终也没有成功。文天祥被囚禁了数年，元朝皇帝不忍杀他，也不忍心让他为臣了，因此他仍有活命的机会。但他最终没有选择苟且偷生，最后身死柴市，而他所背负的正气才算完结。死的那天，距离宋朝灭亡已经七年，距离崖山战役结束也五年了。即使他得以不死，又有谁能够讥笑他呢？人都把死看作是恐惧的事，而文天祥反以一死作为慰藉。这不也一样可以作为千古忠臣义士的模范吗？ 俗话说：“希望做个良臣，不愿做忠臣。”意思是说一般有才识的士子，当碰上好的时机，他们发号施令，亲眼见证国家的太平盛世，君臣都显荣贵，身体安康、享有声誉。因此他们大都不希望有像文天祥这样的结局，国破家亡，性命不保，只剩下了忠肝义胆，照耀史册。然而一个国家的运数不可能只有成而没有败，时机不可能只有通顺时而没有不畅的时候。我们宁可此生不要遇上文天祥这样的事，但不能不心存文天祥这样的气节。今天的世道变换更是频繁，灾患险难更多，稍一没忍住，便有亡国灭种的灾祸。我们更不可不学习文天祥的爱国精神，应当在平时注意巩固国家基础，以避免重蹈宋朝亡国的覆辙。 【评论】 古人有句话说：“慷慨捐生易，从容就义难。”文天祥这种让人难以企及的从容就义的精神，便是元人不想处死他的原因。而他决心只求一死，就是无所畏惧地为己义而死。与明朝末年的史可法相比，尤难以赶得上，可算得上是千古一人了。 战国时期，淳于髡因为孟子在齐国为官，而齐国依然没能振兴，因此认为贤者对于国家无益。孟子便以虞国不任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任用他后而称霸战国来回应他。这并不是孟子的自我解嘲，而事理上也是如此。文天祥对于宋帝来说，相遇并起用他太晚了，已无力回天。假如他最终像洪承畴降清一样而降元出任官员（洪承畴，明末大臣，兵败降清，被委以重任，死后入《贰臣传》），那么他最终的结果，必然可观。这并不是说谁愚昧谁贤能，而是用与不用的问题。 古时候的爱国者，莫过于战国时期楚国人屈原了。当楚怀王在位时，亲近小人，远离贤臣，导致国势日益衰退。屈原多次进谏，怀王不听。要是为屈原自己考虑，这样也就算了，但他竟然自沉于汨罗河而死。这是因为他不忍心见到祖国的灭亡，而宁愿自己先死，以避免自己亲眼见到国家的灭亡。而像文天祥的志节，则又比他要进一步了。文天祥常说，只要这个身躯没有死亡以前，就都是报国的时间（见《指南录》自序）。所以，在临安失守的时候他没有选择死（宋恭帝时，都城临安被攻破，南宋灭亡），崖山战役皇帝投海后他没有选择死（宋亡后，张世杰奉帝昺航海至广州的崖山，元朝的张弘范攻击他，帝昺投海而死），到元朝的基业大成、宋朝宗室全部灭亡了，已绝对没有楚国项羽那样卷土重来的机会（项羽率领八千子弟渡江西向，后败于乌江。唐杜牧吊之云：“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没有夏少康以一旅之人而中兴的希望（夏朝被羿篡位，少康帝率五百人中兴夏朝。古法以军五百人为旅），他才觉得可以死而无憾了。其志向之远大，节操之坚忍，又非屈原所能及了。 [book_title]第二章 少年时之立志 宋文丞相天祥者，江西庐陵人也。祖父累世忠厚，一乡皆称为积善之家。天祥生时，其祖梦见小儿，乘紫云而下，故名云孙，字曰天祥。后理宗览其策，见其名，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遂又字曰瑞卿，其后果符此颂；又自号文山。幼时，体貌丰伟，见者皆知其非凡儿也。 人当少年，所以感发其志气者，家庭师友之启导也，良善之书籍也。而乡先贤之遗风，亦大足为兴起之资。今郡县皆有孔子庙，亦称学宫地方之人，常取其邑之先贤，列祠于学。春秋二季，则备牲牢，集官绅而拜之，后进观之。既羡乡先贤之尊荣，又动感慕效法之心，常有太息泣下者。少年天真烂缦，尤易作此观念。宋时庐陵之乡先贤，有欧阳修（字永叔，谥文忠公）、杨邦义（谥忠襄，守建康时死节，其子载兴为岳飞部将，以忠勇著）、胡铨（字邦衡，又号淡菴老人，谥忠简。尝上乞斩秦桧）诸人，皆塑像于祠，仪态如生。文山十岁时，家人引与瞻其遗祠，又为之讲三人之历史。文山欣然慕之曰：“身后不与诸贤并祀者，非大丈夫也。” 宋时取士，一以考试为归。元明清之朝，皆守其遗法也。考试之时，其最荣者，莫如状元，号为天下第一人。文山则宝祐四年（宋理宗二十年，民国前六百四十年）状元也。其文数万言，不为稿，一挥而成。考官王应麟（字伯后，庆元府人。著《玉海》《困学纪闻》等书）评之曰：“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可为本朝得人贺。”时文山年不过二十也。其弟璧，亦同时登科。 文山之父革斋，伴二子进京与试。闻二子皆中选，老人之怀，自觉喜慰。不意风烛之年，朝不保暮，贤郎以五月二十四日报捷，而封翁以二十八日长逝于客邸矣。宋时，政府待进士之礼颇优，凡新进士遭丧，则政府致其费。兄弟二人，即日扶柩还里，既而任命文山为宁海节度判官（判官，犹今之秘书也）。 文山虽居卑官，未尝不留心时务。范文正公（名仲淹，兴县人）作太平时之秀才，尚以天下为己任，况文山处南宋之季，内忧外患交迫之日乎？时蒙古（后建国号曰元）灭金并夏，国势日强。而宋用一丁大全（字子万，镇江人）为相，贾似道（字师宪，亳州人。其姊为贵妃，有宠于理宗，似道因以得）为将（似道属以师相，出京督兵），专权误国，日被侵削。宝祐六年（理宗二十二年），蒙古大举南侵，入四川，破广西、贵州，更以重兵，直趋两淮及长江上、下游，江西不保，武昌被围，朝野震恐，君臣相顾，不知所为。太监董宋臣，请迁都四明（今浙江宁波县），以避敌锋。别有一太监名何子举者，以为不可，皇后亦不欲行，乃止。 文山初闻迁都之说，以为临安形势已失。四明尤滨海小郡，高宗播迁至此，几不能自存。前车可鉴，岂可复蹈覆辙？乃上书请斩宋臣，以禁止内侍干预政治，淆乱人心之罪。书奏不报，遂弃官还里。 度宗初年。拜文山官尚左郎，屡辞不允。宋时，授官者例命文臣撰诰辞付之，其文类皆风雅可诵。度宗授文山诰辞曰：“苏轼有云：‘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人最盛，进士高科，类至显位。’我理宗享国，庶几仁宗（仁宗在位四十年，理宗亦二十八年故云庶几），取士之数，却又伙焉。当时褒然之选（褒然之选，谓以第一名中选者），今其存者，无不登进。独尔以陈情之表（晋李密养亲不仕，有《陈情表》），读礼之文（人子丧亲守制，谓之读礼），淹留在外，尚迟向用。夫风之积不厚，则其负大翼无力（大翼，谓大为也。语本《庄子》）。若尔之植立不凡，非特以高科也（高科，谓最高之科，即状元也），而又益增培植，则其滋长也，孰能御之？”文山少年科第，固可早达，而蹉跎不遇。诰辞云云，盖以慰藉之也。文山出仕未久，即与贾似道不相合，免官而归。思及此闲暇之时，为修养之计，乃筑室于文山。山在庐陵南百里，两山夹一溪，溪中怪石林立，水曲折其间，从高注下，姿态横出。山下石尤奇怪，跨溪绵谷，低昂以立，各有天趣。山上下流泉四出，随意灌注，无所不至。其高处可望数百里，俯视万壑，云烟芊绵，真广大之观也。宅基在山南，其地平旷，长可百丈余，深可三十丈，溪水至其前。青山屋上，流水屋下，风景绝佳。文山读书会友其中，隐居求志。他日成仁取义之大节，皆养成于此矣。 【批评】 文山梦紫云而生，宋史本传，及胡广所撰传，皆载之。 梦之吉凶，固不可信，惟古时甚以为重。周时特设掌梦之官，为民占梦。梦中境界，果能为未来之先兆否？泰西学者，刻方研究及之，今未可说定也。 吾国之乡贤祠，对于古人，表示报功崇德之心，又足令后之人，观其庙貌，考其历史，发其向往之志气。而爱乡之心，亦油然以生。一举而数善备焉，惟造祠尤不如造像之善。像竖于通衢大道，人人皆见，不如祠门之终年关闭，一善也；姿态逼真，不如木主之黯然无色，必识字之人，始能辨其姓字，二善也；金石之质，不如木主泥像之易于毁坏，三善也。泰西各国，所以有像而无祠，教少年人，自以直观之事，为易于觉悟。后有作者，改祠为像可也。 科举之世，同时登科者，谓之同年。每一科举，则有登科录，详记同年人之姓名、籍贯、年龄。此等书万无久传之理，独宝祐四年登科录，以文天祥一人之故，自宋至今，藏书家犹钞录之。观此则人可以知所自处矣。 人早年得志，必然意气太盛，视己身若万能，视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古之爱才若命者，遇此等人，必培养之，曰将以老其才。如树木然，未长足时伐之，则其材小；长足后伐之，则其材大。用一老字，实在有味。文山二十而登科，飞扬腾达，若可预期。乃人事相左，蹉跎十年，未展抱负。读文山指南录自序，则并不以此怨尤，确认天将使之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可谓能自克者矣。 文山功名不遂，归而读书求志。此实大人物之作用也。今人一在学堂毕业，即求利禄。求之不得，亦不肯反求诸己。盖功利之说，中于人心者深矣。此实非社会之福也。明之严嵩，固一万世唾骂之人，然少年登第之后，不肯就官，忍饥耐寒，在钤山（在今江西分宜县，严本分宜人也）读书十年，固未尝无一节可取也。设能始终如一，则与文山之志节何异焉？今人不肯尚志，病在居欲求安，食欲求饱，耐不得贫，所以竖不起志气。少年欲担当天下事，须从吃苦做起。 宋朝末期的丞相文天祥，是江西庐陵人。他家祖上世代都是忠厚长者，所以一乡都称他家为积善之家。天祥出生的时候，他的祖父梦见一个小儿，驾着紫云从天而下，所以给他取名云孙，字天祥。后来宋理宗阅看考试卷子的时候，看见他的名字，便说：“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于是他又取字瑞卿，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确实是如此；他又自号文山。年幼时，文天祥体貌丰伟，看见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个不同寻常的孩子。 当人在少年时，能够感发他们志气的，主要是家庭、老师和朋友的启导，是那些良善的书籍。而乡里先贤们的遗风，也足以成为他们兴起的资本。现在各郡县都建有孔子庙，也称作是地方上的学校。他们常将本地先贤的画像，挂列在学堂的祠堂。每年春秋二季，则准备了牲牢，召集了当地的官绅来祭拜他们，而后一起进祠观瞻他们。他们既羡仰乡里先贤的尊荣，又常因有感而生出仰慕效法的念头，因此常有叹息而泣的人。少年人天真烂缦，尤其容易生出这样的观念。宋末时庐陵乡贤祠里的先贤遗像，有欧阳修（字永叔，谥文忠公）、杨邦义（谥号忠襄，守建康时为守气节而死。他的儿子载兴，为岳飞的部将，以忠勇著称）、胡铨（字邦衡，又号淡庵老人，谥号忠简。他曾经上疏请求斩秦桧）等人。他们的遗像，仪态如生。文天祥十岁的时候，他家里的人带他去乡贤祠观看这些遗像，又把他们三个人的历史讲给他听。他十分羡慕地说道：“我死后，如果不能和这几位先贤并祀在这个祠中，我便不是大丈夫。” 宋朝时候，都是以考试来拔取人才。元、明、清三朝，都遵守着这种传统方法。考试的时候，最光荣的当然是第一名，便是“状元”，号为“天下第一人”。文天祥便是宝祐四年（宋理宗二十年，民国前六百四十年）的状元。他考试的那篇文章，洋洋万言，并没有起稿，一挥而成。当时的考官王应麟（字伯后，庆元府人。著《玉海》《困学纪闻》等书）评价说：“这份考卷有古贤人之风仪，可为后人学习的榜样。其忠义之心如铁石般坚定，可以为我朝能够得到这样的人才而祝贺了。”这个时候他才二十岁。他的弟弟文璧，也同时考中。 他弟兄二人进京考试，是他们的父亲革斋陪送来的。他当时听得两个儿子都考中了，心中自然是非常喜悦。不幸他老人家已风烛残年，朝不保暮，两个儿子于五月二十四日中选，他自己却于二十八日在客寓里病死了。宋朝时候，政府对待进士的礼数很优厚，凡是新进士遭丧，政府都会致送费用。文天祥弟兄二人，当天便扶柩还乡。不久，朝廷便任命文天祥为宁海节度判官（判官，等于现在的秘书）。 文天祥虽然只做了个小官，但很留心时务。范文正公（名仲淹，兴县人）作为国家太平之时的秀才，尚以天下为己任，何况文天祥是处在南宋末年，内忧外患交迫的时候呢？当时蒙古（后来建立国家，国号为元）吞并了金、夏两国，国势日强。而宋朝用一个丁大全（字子万，镇江人）为相，用一个贾似道（字师宪，亳州人。他的姐姐为贵妃，受理宗宠爱，贾似道因此发迹）为将（贾似道以宰相身份出京监督军队），独揽大权，坑害国家，渐被外敌侵略削守。宝祐六年（理宗二十二年），蒙古大举南侵，入四川，破广西、贵州，更是派重兵直接奔赴两淮地区及长江上、下游，江西不保，武昌被围，以致宋朝全国上下震惊，朝廷内君臣相顾，不知做什么好。太监董宋臣，上奏请求迁都到四明（今浙江宁波），以避开敌人强劲的进攻。但是又有一个太监叫何子举的，他认为这样不可，而且当时皇后也不愿迁都，这个主张就此打消。 文天祥起初听见迁都的话，以为临安的大势已经失去，十分忧急。而四明这个地方是濒海的小郡，当年高宗将都城搬迁到这里，几乎不能自存，前车可鉴，怎么能够再重蹈覆辙？于是便上书请斩建议迁都四明的太监董宋臣，以禁止太监干预政治，定他淆乱人心的罪名。书信奏上去没有结果，他便弃官回乡了。 度宗初年，拜文天祥为尚左郎，他多次推辞，朝廷都没有允许。宋代，某人授官时，按例都需由文官撰写诰辞诏告天下，诰辞的内容都风雅可诵。度宗授文天祥官职时，其诰辞这样写道：“苏轼曾说：‘仁宗皇帝是在位最久的，得到人才最多，进士高科，逐步升为高官。’我朝理宗在位时长，和仁宗差不多（仁宗在位四十年，理宗在位也有二十八年，所以说差不多），但录取的读书人数，却又更多了。当时各地考试当选第一名的（褒然之选，指以第一名中选者），凡现在还在世的，没有不考中进士的。唯独你以有李密《陈情表》所说情形（晋朝李密，孝养祖母，不出仕做官，留有《陈情表》一文），表示要遵读礼之文（为人之子，父母去世，治办丧事，庐墓守孝，叫做读礼），因而停留在进士之门外，迟迟没有被任用。风如果积累得不大，那么其将无力让大鸟飞起来（大翼，谓大为也。语本《庄子》）。像你这样卓尔不凡的，并非特意取你为状元（高科，谓最高之科，即状元也）。如果再加以培养，那么你的成就之大，到时谁又能预测呢？”文天祥少年时便中了科第，本来早就可以发达，但因各种原因蹉跎不遇。诰辞中这样写，主要是慰藉他而已。他做官不久，便与贾似道意见不合，又辞官回乡了。他想在这个闲暇的时候，自我修养，于是便在文山建筑了很精雅的一所小室。文山在庐陵之南一百里，两山夹一溪流，溪中立着许多怪石，水从这些怪石中间曲折流过，由高处往下注泻，十分有趣。山下的石头尤其怪异，横跨溪水，绵延山谷，有低有高，各有天然情趣。从山上留下的泉水四处流淌，随意灌注，到处都是。山的最高峰，可以远望数百里，从山下望万壑起伏，云烟弥漫，真是奇观。他的小室便筑在山的南面，地势平坦广阔，地基长达一百多丈，宽深达三十多丈，溪水围绕屋前面。青翠的山峦耸立在背后，溪水从屋子下流过，风景极佳。文天祥在此读诗书，会友人，过着清雅绝俗的生活。后来成仁取义的大节，都是在这个地方养成的。 【评论】 文天祥出生时，他的祖父梦见他乘紫云而来，在《宋史》本传及胡广所撰写的传记中，都有记载。所做之梦的吉凶，固然不可信，但在古时候却是很相信的。周朝时特别设置了掌管推算梦兆的官员，为民众占梦。梦中的境界，果真能成为未来事情发生的先兆吗？西方的学者，刻意研究了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个确定的说法。 我国的乡贤祠，对于古人大多表现出了报功崇德的心情。这又足以让他的后人，观瞻他的神像，考究他的历史，抒发他们向往先贤的志气。而爱护乡里的心情，也因此油然而生。这一个举动便带来了众多好处，只是造祠还是比不上造像的好处多。神像竖在通衢大道边，人人都能看见，不像乡贤祠的门终年关闭，这是第一个好处。神像姿态逼真，不像乡贤祠中的木雕黯然无色，必须要识字的人才能辨别出其姓名，这是第二个好处。神像为金石所造，不像乡贤祠中木雕泥像那样易于毁坏，这是第三个好处。西方各国，之所以有神像而没有乡贤祠，是想教少年人，自己通过观看神像，使他们更易于觉悟。如果以后有人想做这事，不妨将乡贤祠改为神像吧。 在科举考试年代，同时登科的，称之为同年。每一次科举考试，都会建有登科录，详细记录同年人的姓名、籍贯和年龄。像这样的名录万无久传的道理，唯独宝祐四年的登科录，因为文天祥一人的缘故，自宋末到现在，藏书家还藏有抄录本。看了这之后，那么人就可以知晓自己所处的地位了。 一个人早年得志，必然会意气风发，认为自己好像是万能的，看天下之事没有不可以做到的。古代爱才若命的人，如果遇上了这样的人，必定会大力培养他，说是想让他将来成才。就像树木一样，还没有长成的时候砍伐了，那么其材比较小；如果等长大之后再砍伐，那么得到的木材就大。用了一个老字，实在有味。文天祥二十岁时便中举登科，飞扬腾达，似乎可以预期。然后事实正好相反，蹉跎了十年的岁月，不能够一展抱负。读他的《指南录自序》，发现他却并没有因此而产生怨尤，而是确信上天将让他磨练心性，增益他所不能做到的。这可以看出，他可谓是个能够自我克制的人了。 文天祥在仕途上功名不遂，因此回家读书以求他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就是大人物的作风。现在的人一从学堂毕业，就想求得利禄。如果求不到，也不肯自我反省，从自身求。这是因为功利学说，已经深入人心了。这实在不是社会的福音啊。明代的严嵩，虽然是一个被万世唾骂的人，然而在年少登第之后，他却是不肯就职当官的。他忍饥耐寒，在钤山（在今江西分宜县，严嵩本是分宜人）读了十年书，所以也不是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假如他能始终如一，那么与文天祥的志节又有什么区别呢？现在的人不肯立志，都只想着平时追求安逸，饮食上追求保暖，耐不得贫穷，所以竖不起志气。少年人想要担当天下大事，必须从吃苦做起。 [book_title]第三章 勤王 专制之弊，至宋季而极矣。神奸巨蠹，相望于朝。人君日日求治，而为此辈所蔽。虽欲求治，其可得乎？贾似道为断送南宋最后之一人。彼一日在位，正人君子，即一日不能相容，文山之所以高蹈而不顾也。夫抱热心救国之志，不得居乎朝市，而匿居于空山无人之中。其感喟不平之心为何如哉！ 临安之都，恃长江为屏蔽，而湖北之襄阳、樊城，扼水陆之冲。此而不守，则长江皆失其险矣。此地理上一定之形势也。元将围襄阳五年，守将吕文焕，百计御之，久困援绝。文焕每一巡城，南望恸哭，告急于朝，贾似道匿不以闻。先是元将阿尔哈雅（旧作阿里海牙，今依辽、金、元国语考改正）攻樊城，得西域人所献大炮，破樊城。至是移之以向襄阳，一炮中其谯楼，声如震雷，城中汹汹，势不能守。吕文焕遂以城降。元主拜文焕为襄汉大都督，长江诸郡大震。时则度宗十年也（咸淳十年）。 文山以度宗九年，起为湖南提刑，平邵永（邵阳、永州，皆今湖南地）巨寇，道路肃清。见故相江万里（字子远，都昌人，后殉国难）于长沙。万里素奇文山志节，语及国事，愀然曰：“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寥寥数言，而忧国之念，相赏之情，千载下如见其心，如闻其语。然此时贾似道犹当国，文山郁郁不得志，乞本省一郡，以便养母，遂知赣州。 元兵得襄阳，犹不能渡江，其将巴延急攻郢州（今湖北安陆县）。时张世杰（字君实范阳人）为郢州守，预在汉水南岸，横铁絙，锁战舰，密植桩木，水中夹以炮弩，其要津皆施杙（杙，音弋，小木桩也），设攻具。元军袭城，世杰力战，元军不能前。巴颜（巴颜，蒙古人，元平宋时唯一之功臣也。旧译作伯颜）潜兵入汉，屠沙洋（镇名，在荆门州柬南，临汉水上），袭青山（青山矶，在武昌东，北滨长江），乃渡江围汉阳，趋鄂州（今武昌府），权守张晏然遂以州军降。巴颜命阿尔哈赤以四万人守鄂，规取荆湖，而自率大军，与阿珠东下，直犯临安。至此而宋之国运，如大梦之乍醒。宋之弱点，如图穷而匕首见（荆轲刺秦王，藏匕首于地图之中。秦王览图翻至末叶，遂见匕首），虽欲更偷须臾之安，而不可得矣。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之景（金主临安之语），黯然而无色。芙蓉阁、香兰亭（理宗宠内侍，董宋臣巢筑芙蓉阁、香兰亭，玩倡优、傀儡，不以国事为意）、葛岭之楼台，多宝之玩好（贾似道造第于西湖之葛岭。宋人所谓春风杨柳太师桥者也。秋来兴群妾，踞地斗蟋蟀于其中，酷嗜宝玩，建多宝阁，日一登玩），皆有不能长保之势。 德祐元年（帝元年），诏天下勤王。文山本文臣耳，未尝身列行间，有兵事上之阅历也。既奉勤王之诏，忠义奋发，涕泣不能仰。乃发郡中豪杰，及吉州兵，士民皆响应，数日之间，已集万人。此皆非训练有素之师，徒以忠义号召也。其能与蒙古一战与否，尚未可知。不意朝中更有沮之，而使之不得一战者。 朝廷闻文山慷慨勤王，甚喜。命为江西安抚使，权兵部侍郎。盖左相王爚（字仲潜，新昌人）之力也。文山将率兵入卫，而右相陈宜中（字与权，永嘉人。宋亡，遁至暹罗，死于其地）殊不欲，王爚罢职。京中太学生上书讼宜中奸邪误国，亦无效。及留梦炎代宜中为相，有党于江西制置黄万石。梦炎奏召万石入卫，以文山移屯隆兴（今江西南昌府），经略九江（今江西九江府）。 未几，京师之情势益危。将亡之国，君昏于上，臣蔽于下。一旦事急，则如人之将死。苟可以免死者，无不欣然为之，而不复有所顾忌矣。于是急召文山，率兵至京。其友止之曰：“今元军逼京师，君以新募之兵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与猛虎斗哉。”文山曰：“吾岂不知。第以祖国亡在旦夕，而天下之兵，无一人一骑赴救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如此则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国可保也。” 军将行，粮饷无所出，文山尽以家资为军费。每与宾佐语及时事，辄流涕抚几言曰：“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闻者为之感动。时贾似道已遭斥罢，王爚、陈宜中为左右丞相，并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拜文山权兵部尚书。恭宗元年（德祐元年）七月七日，大兵发吉州。八月，至阙下，驻兵西湖上。九月，命知平江府事（平江今江苏吴县）。十月十五日，入府视事，遣军解常州（江苏今武进县）之围。政府以独松关急（独松关，在今杭县西北独松岭上，为江浙二省之要隘），趣师入卫，第吴门空虚，文山愿分兵戍守。乃朝旨一再敦促，卒弃平江，趋临安。去三日而平江为元所得。都人大骇，议文山不应弃平江。文山乃出两府决弃平江之札，榜示朝天门，谤议始息。 【批评】 火药大炮，不独元军有之，宋军亦有之。是火药之发明，固出于中国也，惟新式之炮创于西域耳。当时之所谓西域，即今之欧洲各国也。发明火药，约在民国前六百五十年。后来欧洲诸国，得其制造之法，发辉而光大之。至于今日，中国反仰其供给矣，是可叹也。 襄阳将破之前，李庭芝使统制张顺、张贵，将兵救之。其兵虽败，而二张冒险之精神，亦卓卓可传。记之如下： 李庭芝（字祥甫，随县人，为扬州制置使。益王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城亡死之）欲救襄阳（度宗六年，以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探知襄阳西北，有河曰清泥河，发源于城之西北，东流入汉。于其上流，暗中造小船百艘，以三舟为一联，中一舟装载，左右两舟，则虚其底而覆掩之。既成，乃出重赏募死士，得两湖民兵之勇敢善战者三千人；求将，得民兵部辖张顺、张贵，举之为都统。顺身材短小，而贵家有竹园，军中皆呼曰矮张贵，竹园张顺。二张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辈或非本心，宜急去，毋坏吾事。”三千人皆愿从。于是诸舟顺流而下。夜半，已入汉河。薄元军，以红灯为号，矮张先登，竹园张次之。乘风破浪，直犯重围，大败元兵。天明，抵襄阳城下。城中久不见救兵，闻顺等至，其欢喜之状，一时无可拟者。及收军，未亡一人，而独不见顺。过数日，乃见其尸，浮出水上，身中四枪六箭，怒气勃勃如生。贵入襄阳，守将吕文焕留之。贵恃其勇，仍欲冒险还郢（今湖北钟祥县）。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数日不食，持蜡书（以信封于蜡中，则水不能伤也），至郢乞范文虎来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连锁数十里，密插木桩，虽鱼虾亦不得过。二人携锯而行，遇桩即锯断之，竟达郢。范文虎许发兵五千，驻襄阳县东南之龙尾洲，以助夹击。刻日即定，张贵即别文焕东下。乃其事为元之侦候所知，先据龙尾洲，以逸待劳。贵与战而困，且出于不意，所部杀伤殆尽。贵身被数十创，力不能支，遂被执。元将欲降之，贵誓不屈，乃见杀。吕文焕为二张立庙于襄阳，号曰“双忠”。 樊城之战守，亦宋元间之大事也。樊城被围四年，守将范天顺（文虎之姪）、牛富（霍邱人）力战不为屈。富又数射书襄阳城中，约吕文焕相与固守，为唇齿。襄樊两城，相隔以汉水。文焕于汉水中造浮桥，以通援兵，樊城亦恃此为固。后元兵冒死烧浮桥，断襄樊之援，力攻樊城，城遂破。天顺仰天叹曰：“生为宋人，死为宋鬼。”自缢而死。牛富率兵巷战，元兵死伤者不可计。渴饮血水，然无退志。富身被重伤，遂死。裨将王福见富死，叹曰：“将军死国事，吾岂宜独生？”亦奋斗而死。 襄樊险要之地，以吕文焕、范天顺、牛富守之，诚得人矣。于时贾似道当国，两城死伤山积，日夜告急，而彼酣歌恒舞，不以为意。“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能不为之太息哉？ 吕文焕守襄阳，困守五年，非忠勇过人者不能。乃以恨贾似道奸邪之故，竟降于元，其后大为宋患。与文山相比，则一贤一不贤，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矣。 文山以新募之兵，入都勤王，其对客云云，即诸葛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覩”之意也，读之令人流涕。 专制之国，社会望治之心，皆注于皇帝一人，故皇帝为社会之中心。如皇帝亦以国民为中心，则天下治矣。无如皇帝之中心，则注于宫室服御之好，而不注于民。故一有危急，则外县可失，而京城不可失。如宋季之弃襄阳、樊城、平江，而独保临安是也。唇亡齿寒之道，固非彼所知矣。 专制的弊害，到宋朝时候，可谓达于极点。奸臣当道，相望于朝，蒙蔽皇上。皇上天天想着如何治国，却被这些人蒙蔽。虽想要求得天下大治，他能够实现吗？贾似道便是断送南宋的最后一个人。他在位一日，正人君子便一日不能被容纳。所以像文天祥那样有才干的人，也只好高蹈远避了。他抱着热心救国的志愿，不能施展于朝廷，而只能隐藏在空山无人的地方。他感慨不平的心，想想该是何等的强烈啊！ 临安的形势，是专靠长江做屏蔽的；而湖北的襄阳、樊城，是扼守水陆交通的要道。假如这个地方不能保守，长江的险要便都失去了。这是当时地理位置上的形势。那时元将围攻襄阳经过五年之久，襄阳守将吕文焕，百计抵御，才能勉强挣扎着而没有被攻破，但是久困在城中，外面没有救援，危险已极。吕文焕每次巡城，都是望着南方失声痛哭。他告急的文书，送到朝中，都被贾似道隐瞒着，没有奏知皇上。起初，元将阿尔哈雅（旧作阿里海牙，今依辽、金、元国语考改正）攻打樊城，凭借着西域人所造的大炮，攻破了樊城。至此，元将又把攻打樊城的大炮移来攻打襄阳，一炮击中城门上的鼓楼，声如震雷，吓得军民人等，心胆俱碎，全城汹汹，其势不能再守。吕文焕不得已，便献城投降了。元主便拜他为襄汉大都督，长江各郡都大震恐。其时正是度宗十年（咸淳十年）。 文天祥于度宗九年，出任为湖南提刑（官名），剿平了邵阳、永州（今湖南地方）地区的巨寇，肃清了来往道路，便利地方安靖。当时他在长沙见到了以前的丞相江万里（字子远，都昌人，后来死于国难）。江万里一直佩服文天祥的志节。他们谈及国事，江万里现出忧愁的颜色道：“我已经老了！照现今的天时人事看来，当有变故。我见过的人已经很多了，我看匡时救世的责任，还是在你身上啊！你勉力吧！”他这寥寥的几句话，把他的忧国之念和赏识文天祥之情，显然地表露出来了。但是这个时候，贾似道掌握着朝政，文天祥郁郁不得志，只得乞求朝廷给他到本省去做一个郡守，以便赡养老母，朝廷便派他做了赣州知府。 元兵攻下襄阳后，仍没有办法渡过长江，他们的将官巴延，便率军急攻郢州（今湖北安陆县）。那时张世杰（字君实，范阳人）为郢州太守，他预先在汉水的南岸，横系铁链，锁住战舰，又密集地打了一排排木桩，在水中夹放着炮弩，所有的要津，都打上了小木桩和攻击敌人的各种设备。元军攻城时，张世杰竭力应战，元军不能前进。元将巴颜（蒙古人，是元人得宋朝天下时的唯一功臣，旧译作伯颜）暗中派兵入汉水，屠杀了沙洋镇（镇名，在荆门州东南，临汉水上），袭取了青山矶（青山矶，在武昌东北，滨长江），随后便渡江围攻汉阳，逼鄂州（今武昌）。鄂州守张晏然率领州军投降。巴颜命阿尔哈赤以四万人守鄂州，谋划袭取荆湖。他自己统率大军与阿珠东下，直犯临安。至此，宋朝的国运，便如大梦初醒；宋朝的弱点，也如图穷而匕见（荆轲刺秦王，把匕首藏在地图中，秦王看地图翻到最后时，匕首便露出来了），即使还想要偷得片刻的安宁，却也不能够实现了。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美景（金主临安之语），已是黯然无色；芙蓉阁、香兰亭（理宗宠内侍，董宋臣巢筑芙蓉阁、香兰亭，玩倡优、傀儡，不把国家大事当回事）、葛岭的楼台，多宝亭的奇物珍宝（贾似道在西湖边上的葛岭建造府第，宋人称之为“春风杨柳太师桥”。秋天的时候，他率领一大群妻妾，在那里斗蟋蟀。他特别酷爱珍宝玩物，修建了多宝阁，每天都要来看看），都出现了不能长期保存的态势。 德祐元年（恭帝元年），恭帝下诏天下救援皇室（以兵救援王室叫勤王）。文天祥本是一个文臣，从来没有过军队的生活经历，更没有军事上的阅历。但是他奉了勤王的诏书之后，忠义奋发，痛哭流涕，便召集郡中的豪杰和吉州的兵士准备勤王，各处都纷纷响应，几日之间，便已经集合了万人。这班人，都不是经过训练的战士，不过是受忠义之心的号召而聚集的人。他们能否和蒙古军一战，还在不可知之数。不料朝中还有人阻挠他们，使他们连一战的机会都没有！ 朝廷听得文天祥慷慨勤王，很是喜悦，便命他做江西安抚使，暂兼兵部侍郎。这都是左丞相王爚（字仲潜，新昌人）的力量。文天祥准备率领兵士入朝护卫，不料右丞相陈宜中（字与权，永嘉人。宋朝灭亡后，逃遁到暹罗，后来死在那里）不想要他来，王爚因此而辞职。京中的太学生上书状告陈宜中奸邪误国，也是没有效果。等到留梦炎代替陈宜中为相，他与江西的制置（官名）黄万石私交甚好，因此他奏请召黄万石入京保卫，将文天祥的部队移驻隆兴（今江西南昌），治理九江（今江西九江府）。 没过多久，京师的情势便更加危急。一个将要灭亡的国家，国家君王昏庸无能，朝廷大臣则事事欺瞒不报。一旦事态恶化，大家便像快要死亡之人一般。如果可以免除死亡，他们没有不高兴去做的，而不再有一点点顾忌。于是恭帝急忙下令召文天祥，让他率兵至京护卫。他的朋友劝阻他说：“现在元军逼近了京师，而你以刚刚招募的新兵去保卫京城，这与驱赶群羊与猛虎战斗有什么区别呢。”文天祥回答说：“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些呢。但现在祖国灭亡就在旦夕之间，而天下的兵马，没有一人一骑赶赴救援的。我很痛恨这种行为，所以不自量力，而只能以身殉国。这样一来，天下的忠臣义士，就会有闻风而起的。正义凛然，谋划就能成立，人员众多功业就能圆满。这样国家就能够保住了。” 军队即将出行了，但粮饷却没有着落，文天祥于是将全部家产捐为军费。每次与幕宾佐吏谈及时事时，他便抚着几案，痛哭流涕道：“享受了人家的快乐，便要为别人分忧；吃了别人的东西，就要用生命去报答。”听了这话的人无不为之感动。当时贾似道已经遭受罢斥，王爚、陈宜中为左右丞相，并兼任枢密使，都督各路军马，拜文天祥为兵部尚书。恭宗元年（德祐元年）七月七日，文天祥率大军兵发吉州。八月，到了阙下，驻军于西湖上。九月，被任命为平江府知府（平江今江苏吴县）。十月十五日，他进入平江府视察履行职事，派遣军队解了常州（江苏今武进县）之围。当时政府认为独松关危急（独松关，在今杭县西北独松岭上，为江浙二省之要隘），催促文天祥率军救援，但是当时吴门也空虚。文天祥本想分兵戍守两地，但是朝廷旨意一再催促他，最终他放弃了平江，奔赴临安。离开三天后，平江便被元军所占。都城的人听后大惊，谤议文天祥不应放弃平江。文天祥于是拿出两府决定放弃平江的书札，张贴在朝天门示人，谤议才慢慢停息。 【评论】 火药大炮，不仅仅只有元军有，宋军也有。火药的发明，本来出自中国，只是新式的火炮是西域之人创造的。当时的所谓西域，便是指现在的欧洲各国。发明火药，大约是在民国前六百五十年。后来欧洲的各国，得到了火药的制造方法，并将其发扬光大。到了今天，中国的武器火药反而要仰仗欧洲的供给了，这真是可悲可叹啊。 在襄阳城快被攻破之前，李庭芝派遣统制张顺、张贵，率兵前往救援。后来虽然他们兵败，但二张的冒险精神，却是高超出众。可以传颂。现在他们的事迹记述如下： 李庭芝（字祥甫，随县人，是扬州制置使。益王派人以少保左丞相的职位召他，城破后殉难）想要救援襄阳（度宗六年，以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探知在襄阳西北，有条河流叫做清泥河，发源于襄阳城的西北，向东流入汉水。他便在清泥河的上流，暗中派人制造了百艘小船，以三艘舟为一联，中间的一艘舟用来装载人物，左右两侧的舟，底是空的，上面虚掩着。等船全部造好后，于是出重赏招募死士，得到两湖勇敢善战的民兵三千人；又访求将领，得到民兵部辖张顺、张贵二人，便举荐他们为都统。张顺身材短小，张贵家中有竹园，因此军中都叫张顺为矮张顺，叫张贵为竹园张贵。二张就职后，便出令道：“我们此去，是拼死命的。你们如果不是出于本心，可以赶快回去，不要在这里坏我们的事。”三千人都愿意跟从他们前去。于是大家乘着小船顺流而下，到半夜，已经进了汉河，直逼元军。他们以红灯为号，矮张在先，竹园张在后，乘风破浪，直犯重围，把元兵打得落花流水，大败奔逃。天明时，便抵达了襄阳城下。城中的人，很久没有见到救兵，听说二张等救兵到来，他们的喜欢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来形容。等到收兵的时候，查点人数，不伤一人，独不见张顺。过了几天，才看见他的尸首浮出水面，身上中了四枪六箭，怒气勃勃的样子仍如生前一样。张贵进了襄阳城，吕文焕留他暂住，他自恃勇敢，仍想冒险回郢（现在湖北的钟祥县），便募到两个善泅的人，能够在水中伏处几天。叫他带着蜡书（将信封在蜡当中，以免被水浸湿），到郢州求范文虎来救。元兵自从被二张打败后，增兵防守，比较以前更加严密，水路连锁数十里，密密地插着木桩，就是鱼虾也跑不过去。两个善泅的人带着锯子，遇着木桩，便把它锯断，经过无数的艰险，终于达到了郢州。范文虎允许发兵五千人驻扎襄阳县东南的龙尾洲帮助夹击。期限既经约定，张贵便辞别吕文焕东下。不料事机不密，竟被元兵的侦探知道了。元兵便先据龙尾洲，以逸待劳。张贵和元兵大战被困，他的部下差不多杀伤尽净。张贵身上受了十几处伤，力不能支，便被元兵捉住。元将看见他奋勇善战，很爱惜他，便劝他投降。他誓死不屈，于是被杀害了。吕文焕为二张在襄阳立了庙，称为“双忠”庙。 樊城的攻与守，对于宋和元来说也是大事。樊城被围困了四年，守将范天顺（文虎之姪）、牛富（霍邱人）力战元军而不屈。牛富又多次用箭将书信射入襄阳城中，与吕文焕约定一起固守，互为唇齿。襄、樊两城，相隔仅汉水。吕文焕在汉水中建造了浮桥，以相互通援兵，樊城也凭借此而防守更加牢固。后来元兵冒死烧毁了浮桥，断绝了襄樊的援助，并猛烈攻击樊城，樊城最终被攻破。范天顺因此仰天长叹道：“我生为宋人，死后也是宋鬼。”于是自缢而死。牛富率兵与元军展开巷战，元兵死伤者不可计数。他们渴了就饮血水，但没有一点退缩之意。牛富被重伤，最后因此而死。他的裨将王福见他死了，叹息道：“将军因国事而死，我又怎么能独活呢？”于是也力战而死。 襄、樊两城为险要之地，以吕文焕、范天顺、牛富来守卫，确实是用对了人。当时是贾似道在朝掌政，两城的死伤人员如山堆积，日夜告急，但贾似道却沉醉于歌舞，不以为意。正如高适在《燕歌行》中写的：“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能不为他们叹息吗？ 吕文焕守卫襄阳城，坚守了五年，这不是忠勇过人者所不能做到的。但他因为憎恨贾似道奸邪，最后竟然投降了元朝，成为了宋朝的大患。与文天祥相比，他们一贤一不贤，他们之间的差距简直无法计算。 文天祥以新募的兵勇，进入都城勤王。他对宾客们常流露出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覩”的意思，读了令人流泪。 在一个专制的国家，社会期待国家得到治理的愿望，都倾注在皇帝一人身上，所以皇帝是整个国家的中心。如果皇帝也以国家百姓为中心，那么天下就能得到治理了。如果皇帝没有以国家为中心，便会只专注于宫室之美、服饰之好，而不会关注民生。所以国家一有危急，便会认为外围的府县可以丢失，但京城是不可以丢失的。像宋朝末年丢弃襄阳、樊城、平江城，而独保临安城就是这样。唇亡齿寒的道理，不是他们这些人所能知晓的啊。 [book_title]第四章 入巴颜军 文山至临安，除知临安府，辞不拜。欲面见皇帝，陈安危大计，又不得见。第奉命守独松关而已，他事非所宜闻也。元兵日逼，宰相留梦炎惧而逃。此皆庸臣，可与共安乐而不可与共患难。爱国之士，一息尚存，此志不肯少懈。岁寒乃知松柏也。文山倡议四事如下： 一、安排吉王、信王（吉王，帝显之兄，名昰。信王，帝显之弟，名昺）离京，分赴闽广。万一国都有变，两王仍可在闽广重立。 二、以福王或沂王判临安，以系人望。而己为副，以辅之。 三、请帝后密移他邑，以免徽钦之辱（徽、钦二帝为金人所执）。 四、请将京师义士二十万，与城内外军数万人，隶于张世杰，与元兵决一死战。议上，政府采用其第一条，余皆不从。 恭宗二年（德祐二年）正月十八日，元将巴颜（旧作伯颜）至皋亭山（在今杭县东北），距临安只三十里。宰相陈宜中、张世杰又步留梦炎之后尘而逃。文山代宜中为右相，诸路军马，皆归其都督。此时也，身担军国之重任，指挥天下，宜可以奏其效，而惜乎见用之太晚也。 元兵屯榷木教场，城中兵将官，纷纷自往纳降。文山欲召富阳（今浙江富阳县）兵入城，已不及。帝后亲贵，百万生灵，立有鱼肉之忧。元人按兵不动，遣使约宋廷大臣相见。诸执政侍从，聚议终日，皆不知计之所出。文山念事已至此，不能爱一身，决计亲往巴颜处，掉三寸不烂之舌，如苏秦、张仪游说之故事，或足以延宋祚于一线。遂与吴坚同往。怀必死之心，入虎狼之地，无异荆卿之赴秦，虽白衣冠送之可也（燕太子丹使荆卿刺秦王，送之于易水之上，知其必死，皆着白衣冠送之）。 文山至元军，因说巴颜曰：“宋承帝王正统，非辽金比。今北朝将欲以为与国乎？将欲毁其宗社乎？若以为与国，则宜退兵平江或嘉兴，然后议岁币，金帛犒师，北朝全师以还，此不战而胜，策之上者也。若欲毁其宗社，则两淮、两浙、闽广，尚多未下。穷兵取之，利钝未可知。假能尽取，豪杰并起，兵连祸结，必自此始。” 巴颜动之以威，文山谓：“我是状元宰相，富贵已极，所欠者一死报国耳。国存与存，国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巴颜连呼好男子，因曰：“前日已遣程鹏飞诣宋太皇太后帘前，亲听处分。侯鹏飞至，即与丞相定议。” 巴颜见文山举动不常，疑有异志，留之军中，遣吴坚还。文山怒，数请归，曰：“我之此来，为两国大事，何故留我？”巴颜曰：“勿怒。君为宋大臣，责任非轻。今日之事，正当与我共之。”盖元人知宋延诸臣，皆碌碌不足畏，所足畏者文山，故不肯放还也。 是日，文山宿元营，关怀国事，忧心如焚。时正月下旬，寒威未解，昼短夜长。听牧马之悲鸣，数营门之更鼓，度一刻如一岁。鸣呼！一夜甚短也，而汉族之运命，已尽于此一夜中。明日，巴颜召文山至大营，则峨冠博带，济济一堂者，皆宋之大臣也。其人为吴坚、贾余庆、谢堂、家铉翁、刘岊、吕师孟。问其何事来此，则为奉降表而来也。文山知大事已去，自悔不应轻离朝廷，使逢迎畏死之徒，得乘隙而卖国。悲愤交加，早拼一死。于是痛责巴颜失信，又大骂吴坚辈，忘恩负义，慷慨激烈，闻者愧之。 巴颜遣人入临安，改临安为两浙大都督府。强令宋太后手写降书，又令其檄谕州县，同时迎降，不得抗拒；诸大臣皆署名，独家铉翁不肯（铉翁，眉州人，字则堂，宋亡居不仕）。巴颜尽驱帝后嫔妃北行，封府库，收图书，及百司符印、告敕；罢官府及侍卫军，解散勤王之师。南宋亡。其时为恭宗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即民国前六百三十七年。 【批评】 孟子曰：“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此言岂不信哉。南宋之季，外患日迫，虽以公忠体国之大臣当之，犹恐不胜。乃其当国者，非奸即庸，知有家而不知有国，知有私而不知有公。所以自伐其国者，至矣尽矣。及至祸悬眉睫，则一逃可也，一降可也，如留梦炎、陈宜中辈。岂不令人可恨？ 文山所陈四事，纵政府依之，亦恐无补于大局。事虽无聊，亦所谓我尽我心耳。 文山轻身入元军，实是失计。说者谓同朝诸臣，有意相陷，而公竟中其计也。小人之与君子，本不两立，不能谓同朝者之无比心。而文山亦有深意，此时和、战皆不可恃，意欲冒险一往，如能以口舌动之，则可达到缓兵之目的；即不能，亦得觇元人之虚实，归筹抵御之方。盖自与元交涉以来，元人未尝有羁留使臣之事。文山故恃此而无恐也，卒至羁留虏中，求死不得。虽智虑之未周，而其志固可与日月争光矣。 处恶社会之中，而能卓然自立，不随波逐流而去者，惟圣贤志士为然。下此者不能矣。有好社会，即有好人。此中之关系，犹农夫之种瓜自然得瓜，种豆自然得豆。朝政清明，奖善惩恶，则社会日趋于善矣。北宋真宗、仁宗之时，正人君子，相望于朝，祥光满天，如景星庆云。盖由于上有善政，故下有良俗，而朝野有善人也。至宋季则反是。此非个人之无良也。盖无论在朝在野，皆为恶社会所熏陶浸灌，则亦日趋于恶，而不自知矣。明乎此，则可不恨贾似道、陈宜中、吕文焕辈。有识者观今日之社会，更不暇为宋人忧也。 清蒋士诠作《冬青树传奇》，即记宋亡国之事。内有留营一出，即记文山之事。中描写降元诸臣丑态，虽近于谑，要足见若辈之心事也。 文天祥到了临安，朝廷授他为临安知府，他辞谢没有接受。他想要面见恭帝，陈奏国家安危的大计，又不得见。但奉命驻守独松关而已，其他的事不是他所能参与的了。那时元兵一天逼近一天，局势已经十分危急，宰相留梦炎竟吓得逃走了。可见庸碌之臣，只知道误国害民，只可与他共安乐而不可共患难。爱国之士，只要一息尚存，守卫国家的意愿就不会有一点点的松懈。真是“岁寒乃知松柏也”。当时文天祥便倡议四事如下： 一、安排吉王、信王（吉王，是恭帝之兄，名昰；信王，是恭帝之弟，名昺）离开京城，分赴闽广两地。万一国都有变，两王仍可在闽广重立。 二、以福王或沂王守临安府（以大兼小谓之判），以维系朝廷人望，而自己为副职，来辅佐福王。 三、请皇帝、皇后秘密移居别邑，以避免遭受徽、钦之辱（徽宗、钦宗为金人所捉，死于五国城）。 四、请求带领京师义士二十万人，与城内外军队数万人，隶属于张世杰统一指挥，与元兵决一死战。他这四条建议奏上去之后，政府只采用了第一条，其余的都置之不用。 恭宗二年（德祐二年）正月十八日，元将巴颜率大军到皋亭山（在今杭县东北），离临安只有三十里了。可笑宰相陈宜中和张世杰，又步留梦炎的后尘，弃职而逃。陈张既逃，于是文天祥才得着大用的机会，朝廷拜他代陈宜中为相，各路的军马，都归他节制指挥。此时，他身担军国的重任，指挥天下，本可以抵御元兵，但是大势已去，不可挽回，到这时才用他，已经太迟了！ 这时元兵屯扎在榷木教场，宋城中的将士和兵卒，都纷纷自己前去投降。文天祥想召集富阳（今浙江富阳县）的兵进城，已经来不及了。此时皇帝、后妃和一般亲贵以及百万生灵，都如釜中之鱼，顷刻就有生命的危险。元人却按兵不动，遣使约宋朝的大臣相见。一般执政的人和侍从，聚议终日，终想不出妥当的计策来。文天祥看见事情已弄到这种地步，不能再爱惜一身，便决计亲往巴颜处，想以三寸之舌，如从前苏秦、张仪游说各国一样，或者有延长宋朝江山的一线希望。便决定和吴坚同到元营。他们怀着必死之心，进入虎狼之地，无异于战国时荆轲赴秦，即使是身着白衣白冠，送他也是可以的（燕太子丹，派荆卿刺杀秦王，太子丹送他到易水之上，知道他一定会死，都身穿白衣白冠为他送行）。 文天祥到元军中后，便游说巴颜道：“宋朝秉承了帝王的正统，非辽、金可比。现在北朝（指元人）是想以宋为友善之国呢？还是想要毁灭他呢？若是想以宋为友善之国，那么应该退兵到平江或嘉兴，然后再议岁币（北宋时每年纳钱币于契丹国，谓之岁币）及犒赏军士的金帛，北朝全师而还。这是不战而胜，是计策中的上上之策；若是真个要毁灭宋朝，那么现在两淮、两浙及闽广等处，尚有许多地方没有攻下。假如你们穷兵黩武去略取，结果是利是害，还不可知，即使尽数取得，而天下的豪杰必定同时并起，从此兵连祸结，更不堪设想了。” 巴颜用威势来胁迫文天祥，文天祥道：“我是状元宰相，富贵已极，所欠缺的只是以一死来报国罢了。国存与存，国亡与亡。即使刀锯在前，鼎镬在后，也不是我所惧怕的。”巴颜连称好男子，并道：“前天我已经派遣程鹏飞到宋朝的太皇太后帘前，亲听处分。等鹏飞回来，再和丞相定议。” 巴颜看见文天祥举止不同寻常，疑心他怀有异志，便把他留在军中，只遣和他同来的吴坚回去。文天祥很生气，屡次要求回去，道：“我到这里来，为的是两国大事，为什么把我留在这里？”巴颜假意劝他：“请别发怒。您是宋朝大臣，责任不轻。今天的事，正应当与我一起担当。”依旧把他留在军中。因为元人知道宋朝的一班大臣，都是庸庸碌碌的人，不足畏惧，所可怕的只有文天祥一个人，所以不肯放他回去。 这一天文天祥便住宿在元营。他关怀国事，欲归不得，弄得他忧心如焚。这时正是正月下旬，寒威未解，昼短夜长，他身羁元营，听牧马的悲鸣，数营门的更鼓，过一刻如一年，他是多么的忧愤悲哀啊！一夜实在是很短的一刹那间，而汉族的命运，也就在于这一夜中了！第二天，巴颜召文天祥到大营，他看见峨冠博带济济一堂的，都是宋朝的大臣，如吴坚、贾余庆、谢堂、家铉翁、刘岊（音“节”）、吕师孟等，一班日日同朝的人，都在那里。问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却是为奉降表而来。文天祥知道大势已去，自悔不应该轻离朝廷，以致逢迎怕死之徒，得以乘此机会卖国。他悲愤填胸，早拼一死，于是痛骂巴颜失信，又大骂吴坚这一班卖国贼忘恩负义，慷慨激烈，使听的人惭愧得无地自容。 巴颜遣人到临安城，改临安为两浙大都督府。强迫宋太后手写降书，又逼她檄谕各州县，同时迎降，不得抗拒；各大臣都在降书上署名，独有家铉翁（家铉翁，眉州人，字则堂，宋朝亡后，他隐居不出）一个人不肯签名。巴颜把皇帝的后妃等，尽数押到北地。封了府库，收缴图书，以及百司的符印、告敕；罢官府及侍卫军，解散了勤王的军队。于是乎南宋亡了！其时是恭宗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即民国前六百三十七年。 【评论】 孟子曾说：“一个国家必定先种下了被伐的恶因，然后才会遭人来讨伐的结果。”这话怎么能不信呢。南宋末年，外患日益严重，即使以尽忠为国的大臣执政，犹恐不能挽救大局。何况当时的当权者，不是奸臣就是庸才，他们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只知有私而不知有公。所以，为国家造下恶因的人多的是，等到祸悬迫在眉睫了，则要么选择逃跑，要么选择投降，如留梦炎、陈宜中等人。这难道不令人可恨？ 文天祥所陈述的四件事，纵使政府全部采纳了，恐怕也无补于大局了。事情虽已没什么用，但也正所谓我尽我的心意罢了。 文天祥轻率亲身进入元军，实在是失策。有人说这是同朝的众多大臣，有意陷害他，而他竟然中了他们的计。小人之与君子，本就是对立的，不能说同朝为官之人没有结党的心。而文天祥决定去也有深意。此时对于宋来说，和与战都已不可倚恃，因此他想冒险前往，如果能以口舌说动巴颜，则可以达到缓兵的目的；即便不能，也能够偷偷察看元军的虚实，回来后可筹划抵御的方略。因为自从与元交涉以来，元人还没有过羁留使臣的事情。文天祥凭此而有恃无恐，最后导至被羁留在元军中，求死不得。虽然这是智虑不周全造成的，但他的志向却可与日月争辉了。 处在险恶的社会之中，能够卓然自立而不随波逐流的，只有圣贤志士，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人能够做到了。在良善的社会中，便会有良善之人。这其中的关系，就像农夫种瓜自然得瓜、种豆自然得豆一样。如果朝政清明，奖善惩恶，那么社会就会日趋于良善。北宋真宗、仁宗之时，正人君子，相望于朝，祥光满天，有如景星庆云。这是因为朝廷有善政，所以社会就会有好的风俗，而朝野也就会有善人。到宋末的时候则正好相反。这并不是个人没有好的德行。因为无论在朝廷还是在民间，都会被险恶社会的坏习俗所熏陶浸灌，也就会日趋于恶而不自知了。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就不必恨贾似道、陈宜中、吕文焕等人了。有识之士，看到现在的这个社会，就更没有时间去为宋人忧虑了。 清代的蒋士诠作了《冬青树传奇》，便是记载的宋朝亡国之事。其中有《留营》一出，便是记录文天祥事迹的。里面描写了投降元朝的众大臣的丑态。虽然这近于戏谑，但也足以体现他们这些人奴颜婢膝的心态了。 [book_title]第五章 京口之逃 天下之悲，孰有悲于国亡者？天下之恨，孰有恨于坐困者？激昂慷慨，国亡与亡，亦足快意。如文山者，身幽敌寨，国未亡，不能援手；国已亡，不能引决，其抑郁难言之苦，较之断头绝腕，为尤甚焉。逆知元既灭宋，则必驱己北上。与其受辱于敌人，不如先死。乃从容作家书，处置后事。时为二月朔日，距宋亡十日矣。 或劝文山曰：“今二王在外（谓吉王、信王，在闽广也），国事尚有望，可以无死。”文山乃止，随元军登舟北行。公前募富阳兵，令其守卫京师者，今已退趋婺（今安徽婺源县）、处（今浙江处州）等州，皆愿为效死，欲以道中劫公，而不得间。文山之从者，亦百计谋遁，皆不可。行行重行行，则去钱塘，过吴门。观禾黍之离离，顾云树之茫茫，大好江山，将一别而不可再见矣。立马踌躇，欲前反却。真所谓“此中日夕，惟有以泪洗面耳”（陈后主语）。 行十一日，至京口（公以德祐二年二月初八日在临安行十八日至京口。京口，今镇江）将渡江。时从行者十有二人。中有余元庆者，真州（今仪征县）人也。有一故人，为北军管船。贿银千二百两，令其觅一舟，其人曰：“吾为大宋脱一丞相，事成，岂止白金千两哉？”强委不受，为具舟以待。北军之监押文丞相者，为王千户，居河岸上沈颐家，坐以相随，顷刻不离。十九日之夕，从者托言“明日渡江，直达北庭。我辈南人，将永与故乡长别矣。不可不置酒为欢，以作纪念”。监者许之，因醉王千户及主人（即沈颐）。伺其熟寝，启门出。又从沈氏先识巡夜者杜某，强与之饮，而宿之酒楼，得其官灯。文山变服，一小卒提官灯导行，至半途，以银与小卒，令其回营，始以来日至某处来相候。遂至甘露寺下（在镇江城外北固山。清康熙帝南巡改名超岸寺），则有一小舟相待。既登舟，见北船运亘十数里，几为巡夜者所获。幸彼舟搁浅，逃舟风便幸脱，竟达真州城下。此三月朔日事也。 真州守将苗再成，延文山入城。此时交通不便，临安与真州，相去不过数百里，而临安亡已二月，真州犹未知也。文山至，始知近状，无不感愤流涕，皆谓两淮兵力，本可兴复。惜制使李庭芝，怯不敢进，与淮西夏贵，又有嫌隙，不能协力勤王。今丞相北来，幸得疏通情意，联为一气，不一月间，连兵大举，江南可传檄定也。文山问计将安出，再成曰：“为今之计，先约夏公，提兵出江边，如向建康（今江宁府）之状，以牵制敌人。此则以通泰（今江苏之南通、泰兴）军政攻湾头，以高邮、淮安、宝应军攻杨子桥，以扬州大军向瓜州；再成与刺史赵孟绵，以舟师直捣京口，同日并举，使敌人首尾不能兼顾。湾头扬子守兵，弱而无斗志，王师一到，必解甲来降。然后以淮东军入京口，淮西军入金陵。敌在两浙，无路可出，其大帅可坐致也。”文山闻之，称善者再。 文山出虎口，得投两淮，方幸兴复之机，尚未绝也。不意事变之来，又有未可知者。先是扬州有自元军逃归之卒，密言于李庭芝，谓元遣一丞相，往真州说降。庭芝亦疑文山并十二人，无得脱理，此必为元人赚城来也。因密谕苗再成，亟杀文山以自白。不然，将移兵击之。再成不忍，给文山出视城壕，使王陆二都统，导之出城，示以制司文书。文山方惊叹间，两都统急鞭焉入城，门已闭矣。此时四海虽宽，竟无容身之地；茫茫歧路，何处可归，其穷困为何如哉？ 从者亦悲愤交集，欲投城壕以死。忽有二人自城来，自言苗安抚遣送丞相者，且问所向。文山云：“今惟往扬州，见李制使，自白些心，庶几见信，共图恢复。否则从通州浮海归闽（时益王在闽也）。”二人故谓扬州欲杀丞相，丞相万不再往。文山决意不从。即云：“安抚已具船，今江行归扬州，或归通州，俱听丞相便。”文山至此，始恍然曰：“如此则安抚亦疑我矣。”二人方吐实云：“安抚犹在疑似之间，令某二人便宜从事。某见丞相忠义如此，何敢加害？既决欲往扬州，当相送。”于是遂行。 时江北随处有元兵驻守。行时，军弁遥指某处瓜州也，某处扬子桥也（二处皆已属元），相距不远。逼近扬州，所见敌骑益多。行至暮，彼二人者，先辞去，留二十卒送扬州。二十卒者，又行十数里，勒取白金，亦辞去不可挽。文山不识路，扬州有商贾，以马载物，夜窃行于途，曰马垛子。不得已乃随马垛子行。 【批评】 此一章书，记文山国亡后之冒险，处处惊涛骇浪，时时恨雨愁风，可谓极人世之不幸矣。愁肠寸结，精神未免不舒，虑事不能周密。而文山胸中，洒洒落落，一无杂念，惟有一片救国之心。方其趦趄于淮扬之时，喟然曰：“予之得至淮也，使予与两淮合。北虏悬军深入，犯兵家大忌，可以计擒，江南一举而定也。天时不济，人事好乖，一夫困顿不足道，而国事不竞，哀哉。”读此数言，可以见其浩然之气矣。 金宋相持之时，金将乌珠以舟师轻入，将犯临安。韩世忠、岳武穆扼之于京口，金人大败于黄天荡而返。可见北兵南下，当海道未通之时，必先得两淮，而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今元人冒险进师，虽得临安，亦不能守。以两淮尚为宋守，可以扼元人之吭，而断其归路也。文山逃至真州，本可资以兴复，以李庭芝之见疑，致失机会。自慨云云，自是当时实情，而非故作大言也。 人之上流与下流，当以人格定之，不当以职业定之。如北军管船人等，皆非士大夫。而危急之中，不为利动，奋身相救，过于宋季之宰相多矣。 宋廷大臣，为元军所迫，驱而至北者，不止丞相一人。及至京口，言笑自若，无一人与丞相同志者。冒死救国，惟见一人。此忠臣义士之所以可贵也。文山与诸人之至留远亭也，贾余庆辈，方约北帅，置酒为欢。余庆骂坐，毁本朝人物无遗者，以此献媚北庭。刘岊且挟村妇以为乐，吕文焕稍有天良，指两人曰：“国家将亡，生出此等人物。”呜呼，是可耻矣。 亡国，本就是天下最可悲的事情；坐困敌营，失去自由，尤其是天下最可恨的事情。如果真能慷慨激昂，与国同亡，倒也未尝不足以快意。但是文天祥身陷敌寨，国家未亡，却不能救援；国已亡时，又不能自杀，他心里的郁愤和难言之苦，真比断头绝腕，还要痛苦呢！他知道元既灭宋，必定要把自己押往北方，与其受敌人的侮辱，还不如先死了的爽快。于是从容不迫地写好家书，处置后事。其时为二月初一，距宋朝灭亡，已经十天了。 当文天祥正预备自杀的时候，有人劝他道：“现在二王（吉王、信王在闽广）在外，国事还有希望，可以不必死。”这几句话提醒了他，便暂时把自杀的念头搁起，跟着元军登舟北行。他从前所募集的守卫京师的富阳兵勇，其时已经退到婺源（今安徽婺源县）、处州（今浙江处州）等地，都情愿为他效死。他们想在路上劫取文天祥却没有机会。文天祥的随从，也千方百计地想逃走，都不能如愿。于是行行重行行，随着元兵离开了钱塘，经过了吴门，眼看着路旁的禾黍、天边的云树、大好山河，将从此一别而不能再见了。于是他立马踌躇，想向前却反而不由自主地后退着，真所谓是“此中日夕，惟有以泪洗面耳”（陈后主语）啊。 走了十一天，到了京口（京口即现在的镇江。文天祥于德祐二年二月初八日在临安起行，十八日到京口），此时从行的有十二人，将渡江的时候，从行的人中，有一个真州人名叫余元庆，他有一个朋友，为元军管船，他以白银一千二百两贿赂他，叫他代找一只船。这个人道：“我为大宋放脱一位丞相，事成之后，岂止白金千两呢？”强意委赠他却不肯受，却预备了一只船，在江边等侯他们。元军监押文天祥的人是王千户（千户，元时的官名），他押着文天祥住在河岸上一个人名叫沈颐的家里，坐卧相随，顷刻不离。十九日的晚上，文天祥的从人托辞“明天渡江之后，便可直接到达北朝。我们都是南方人，从此将和故乡长别了。不可不置酒为欢，以作纪念”。监押的人许可。他们便把王千户和主人沈颐都灌醉了，等他俩睡熟的时候，便开门出去。他们又从沈氏处认识巡夜的人杜某，也把他在酒楼中灌得烂醉如泥，睡在酒楼里，像死去一般，他们得着他的巡夜的官灯。文天祥改装变服，一个小卒提官灯在前引导。到半路上，给钱与小卒叫他回营，骗他明日到某处来等候。他便到了甘露寺下（在镇江城外北固山，清朝康熙皇帝南巡的时候，改名为超岸寺），果然有一只小船，在江边等待，他便上了小船。一望元军的兵船，互连十几里，他差点被巡夜的人捉住。幸而元军的船大水浅，行动迟缓，幸亏他的小船轻快，又是顺风，才得逃脱，一直到真州城下。这是三月初一日的事情。 真州的守将名苗再成，他把文天祥请进城去。这时交通不便，临安和真州相去不过几百里，而临安亡了将近两个月，真州竟还没有知道。文天祥到了，大家方才明白，个个都感愤流涕，说：“两淮的兵力，本可以恢复失地，只可惜李庭芝胆怯不敢进兵，而且他和淮西的夏贵有嫌隙，不能协力勤王。现在丞相北来，可以疏通情意，联为一气，不须一个月便连兵大举，江南不用攻战，但用文书传布各地，便可降城得地了。”文天祥问他们有什么好计。苗再成道：“为今之计，先约夏贵，带兵从江边走，假装向建康（前清江宁府）的样子，以牵制敌人。这里以通泰（今江苏之南通和泰兴）军攻湾头，以高邮、淮安、宝应军攻扬子桥，以扬州大军向瓜州；再成和刺史（官名）赵孟绵以水兵直捣京口，同日并举，使敌人首尾不能兼顾；湾头和扬子的守军，懦弱而无斗志，王师一到，必定解甲来降；然后以淮东军入京口，以淮西军入金陵，敌人在两浙无路可出，我们可以坐在这里把他们的大帅捉来。”文天祥听了他这个计划，连声称好。 文天祥得脱虎口而到两淮，才庆幸兴复宋室的机会还没有绝望，不料事情变化的发生，往往出人意外。当时有一个从元军逃归的小卒，秘密告诉李庭芝，说元人遣一丞相到真州去说降。李庭芝也疑心文天祥共有十二人之多，决不是逃脱出来的，这必定是元人用计骗城的了。因此他就秘密通知苗再成，叫他赶快把文天祥杀掉，以表自己清白，不然他就移兵来攻打他。苗再成不忍杀害文天祥，便骗他出去察看城壕，使王、陆两个都统引导他出城，然后把李庭芝的文书给他看。文天祥正在惊叹的时候，王、陆两都统已急急地驱马入城，把城门关闭了。这时天下虽大，竟无他容身之地。茫茫歧路，何处可归？当时文天祥的困苦艰辛，是多么的可悲啊！ 跟从他的人，也都悲愤交集，想投城壕自杀。这时忽然有两个人从城里出来，自己说是苗再成派来送文天祥的，问文天祥想到什么地方去。他道：“现在惟有亲身到扬州去见李制使（李庭芝），表明自己的心迹，希望他可以见信，共图恢复，不然便从通州浮海到闽。”二人听了故意说：“扬州要杀丞相，丞相万不能再去。”文天祥决计不从。于是二人又说道：“安抚已经预备了船，现在归扬州或归通州，全听丞相之便。”文天祥到这时才恍然大悟道：“这样看来，安抚也疑心我了！”二人这才吐实话道：“安抚还在疑似之间，叫我们二人便宜从事。我们看见丞相如此忠义，怎敢加害？丞相既决计要到扬州，我们便当送去。”于是大家一同向扬州进行。 这时江北方面，到处都有元兵驻守。走的时候，看见军弁们遥指远处道：“某处是瓜州，某处是扬子桥（二处都已属元）。”两地相距不远。愈走近扬州，所见敌骑愈多。走到傍晚，相送的二人先辞去，留下二十名兵卒送他到扬州。走了几十里，二十名兵卒勒索银钱，又都辞去了，不能挽留。文天祥不识路，不知道如何走法。当时扬州有商人以马载物，夜里偷偷地在路上走，叫做“马垛子”。文天祥无可奈何，只得跟着马垛子前行。 【评论】 这一章节，主要讲文天祥在宋亡之后的冒险，处处惊涛骇浪，时时恨雨愁风，可以说是遭受了人世间最不幸的事了。人在愁肠寸结时，精神可能会不济，考虑事情不能周密。但是文天祥的心中，却洒洒落落，没有一点杂念，只有一片救国之心。在他犹豫前往淮扬之时，他喟然长叹道：“如果我能到达淮扬，与两淮之军汇合，北虏元兵孤军深入，犯了兵家大忌，定可以用计擒获，从而使江南一举而定。然而天时不济，人事好乖，一人受困不足以称道，而国事不顺，真是悲哀呀。”读了他这几话，其浩然之气足可感受到了。 金宋相持之时，金将乌珠以舟师轻易入侵，将要侵犯临安。韩世忠、岳武穆等将他阻挡在京口，金人因此在黄天荡大败而归。可见北兵想要南下，当海道没畅通之时，必定得先夺取两淮，而后才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现在元人冒险进师，虽攻占了临安，也是无法守住的。因为两淮之地尚在宋军手中，可以扼制元人的咽喉，而断绝他们的归路。文天祥逃到真州，本来可借此机会兴复宋室，但因为被李庭芝怀疑，以致错失了机会。他的自我感慨之词，便也是当时的实情了，而不是他故意做作夸大。 区分人是否为上流人还是下流人，应当以人的人格来确定，不应当以职业来区分。如北军的管船人等，都不是士大夫，但在危急之中时，他们不为利动，能够奋不顾身相救，比南宋末年的那些宰相强多了。 南宋朝廷的大臣，被元军强迫到达北方敌国的，不止丞相文天祥一人。等到了京口后，他们言笑自若，竟然没有一人与丞相有相同的志向，想冒死救国的只有文天祥一人。这就是忠臣义士之所以可贵的原因吧。文天祥与众人至留远亭后，贾余庆等人刚约了北方敌军统帅，摆酒为欢。贾余庆乘酒性骂坐，将宋朝的众人骂了个遍，以此来计好献媚元朝。刘岊更是拉着村妇取乐。只有吕文焕稍有天良，指着两人道：“国家快亡时，竟然生出了你们这等人物。”呜呼，真是可耻啊。 [book_title]第六章 通州道中 文山阅无限之艰难，得至扬州城下。时方昏夜，风露凄然，四野无人，严城击柝，迥非承平时烟花三月、绿杨城郭之概矣（唐人诗“烟花三月下扬州”，清人诗“绿杨城郭是扬州”，皆言杨州之胜）。行至西门，惫甚。有一古庙，仅存墙阶，片瓦俱无。一行人皆藉地而卧。闻谯楼已三鼓，风寒露湿，愁绪万端。闻打四更，皆趋至郭外。兵民候启门者，无虑百数。当高声报名，而后得入。继见城门悬制使告示，捕丞相甚急。又闻逃人言，元人自失丞相，在京口、扬州、高邮、间大索，骑兵纵横，遍地皆是。此诚有满地江湖行不得之叹矣。 诸客之中，有谓扬州既不见信，入必死于城门矢石之下，不如至通州者。有谓此去通州，尚五百里，敌骑充斥，何由而达？与其死于途，不如死于扬者。从前说，则恐制臣见杀；从后说，则虑北骑见捕，莫知所决。时晓色渐分，文山去数步，则主前说者来追回；回数步，则主后说者来劝驾。事之难定，未有如此之甚者也。 趦趄之间，从者李茂、吴亮、萧发、余元庆四人，携所腰金各一百五十两而逃。文山外既困苦，内又饥渴，行数十步，喘甚不能进，倒荒草中。扶起又行，如此数十次而天晓矣。 时见扬州难入，决计舍之，而赴高邮。城外有半山，土围一所，马粪堆积，趋入稍息。扫净数尺地，以衣贴地而睡。四山閴然，无一人影，无米可饭，有米亦无烟火可炊，怀金亦无救于饥饿也。元人出兵巡哨，常以午前，午后收兵不出矣。是日已延至午后，未见追者，一行人皆欣然曰：“今日得命矣。”忽闻军马甚喧，自壁窥之，乃北骑数千，自东而西。于是不死于扬州城下，而被捕于敌骑之说验矣。皆傍壁深坐，无复人色。若一骑入墙，即无类。墙外马足与箭筒之声，历历在耳也。 此厄既过，遣人下山汲水，并市米菜，以救饥饿，则皆不能得矣。城外既尽逃亡，元兵数百骑。是日薄扬州西城，城门不开。诸人闻之，相与忍饥而已。来时，见山下有古庙，离此一里许，于是下山投宿。庙中已有丐妇数十满其中。坐未定，忽有携梃而至者。良久，三四人陆续来。文山恐甚。后乃知其人赴城中卖柴者，无恶意也。数人煑饭，黄梁未熟，而香味已透。此时虽铁石心肠之文丞相，亦不免有从漂母乞饭之思矣（本韩信事）。樵夫哀之，出余粒以相饷，从者犹不能遍及也。 文山见樵夫之意良厚，告以患难，以厚许报酬，使导往高邮。樵夫欣然见从，谓至贾家庄，当为籴米买肉以救饥。雇马办干粮，以备行役。如其言而行，盖枵腹已两昼夜矣。于贾家庄饱饭，雇骑以黑夜赶程。走四十里，至板桥，迷失道，行田亩中，不知东西。风露满身，人马饥乏。四山渐明，忽隐隐见北骑。道有竹林，急入避之。须臾，二十骑绕林呼噪。从者张庆，右目中一矢，项中二刀。王青缚去，杜浒与金应、林中被获，出所怀黄金赂之得免。文山藏匿处，距杜浒不远。北马入林，过其傍三四，皆不见。仆夫邹捷，卧业筱下，马过踏其足，至于流血，不敢动也。是役也，文山自分必死。当事急时，万窍怒号，风雨猝至，北骑匆匆而去，盖亦有天幸焉。事定之后，追思前路，又不胜日暮途穷之感。人生穷蹙，无以加此者矣。其事在宋亡之年，三月五日。 板桥之风波方定，明知前途万险，然决无中止之理。于是黾勉前驱。仓皇匍匐，力不能行。从者见事已绝望，多有恶声相向者。逡巡道路，益有同舟敌国之虑。遇乡人有掘土者，请其运送。文山则坐土箩中，六夫更迭，荷之而行。此诚仅见之代步法也。幸一路无惊，得达高邮，喘息稍定矣。高邮方在戒严中，往来之人，搜禁甚严。见文山以箩为轿，又张庆血流满面，衣衫皆污，人皆怜其为遇寇，不复以奸细疑。然闻扬州制使，有文书报诸郡，指文山为赚城者，令觉察关防。于是不欲入城，急买舟去。 先是二月六日，元将柳岳、洪雷震运辎重北归，高邮兵击之于城子河，元人大败。自元入江淮，宋兵之获胜者，惟此战耳。文山今过其战场，见河中积尸，上下几二十里，无间断。既动不忍之心，又慨两淮有可用之兵，而无藉手之缘也。舟行三百里，越十四日，竟至通州。此行也，元人水路有兵，显然追逐，屡濒于死，而又不死。文山思之，天其或者不忍亡宋，而留此一个孤忠将使有为也。则无穷之希望，又油然生矣。然回忆其事，未免惊心动魄，而不能忘。因曰：“死生昼夜事也。死则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因作《十五难》诗，以记其事。孤灯寒夜，一为讽诵，虽千载之下，犹令人悲其遇，崇其节焉（诗载《指南录》中）。 【批评】 人莫不畏难而苟安，贪生而恶死。故凡可以避难者无不为，可以苟生者无不为。然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往往所趋者不能至，而所避者反相逼而来。则何如依道而行，死生利害，置之度外之为愈也。观文山自京口至通州之事，人亦何苦不于死中求活哉？ 十五难者，一曰定计难，言定逃走之计也。二曰谋人难，言从者不守秘密，几至败事也。三曰踏路难，言幸得间道而出也。四曰得船难，言北船满江，无舟可载也。五曰治北难，言监守之严也。六曰定变难，言从者之机警也。七曰出门难，言酒醉王千户沈颐之事也。八曰出巷难，言赚得官灯，得以脱走也。九曰出隘难，言街巷有马拦路也。十曰候船难，言甘露寺下之船，几失约也。十一曰上江难，言江中北军，巡逻之严密也。十二曰得风难，言逃时遇顺风也。十三曰望城难，言至真州也。十四曰上举难，言至真州城外也。十五曰入城难，言真州守将之不见信也。自古惊心动魄之事，生平遇其一二，亦已足矣。遭逢不偶，未有如文山者也。 使文山一至真州，有苗再成之欢迎，无李庭芝之疑忌，岂不甚善。乃两淮到处见逐，元骑日夜严捕，仓皇穷蹙，水穷山尽。而文山则身可死，志不可死，身可辱，志不可辱，天其奈之何哉？非患难，不能显得志士。人生吃苦处，正是受用处也。 与文山共患难者，其姓名备见于邓光荐之“文丞相督府忠义传”，凡四十人。而从亡之中，文山最相契者，惟杜浒。浒字贵卿，号梅壑，天台人。文山与之有异姓兄弟之欢。 文天祥经过无限的艰难困苦，才得到扬州城下。这时正当昏夜，风露凄凉，四野没有人迹，城内外戒严，只听得巡逻击柝之声，远不是太平时候“烟花三月”“绿杨城郭”的景象了（唐人诗“烟花三月下扬州”，清人诗“绿杨城郭是扬州”，都是说扬州的胜景）。他走到西门，已经疲倦极了。那里有一座古庙，四面只剩得将倒的墙阶，屋上一片瓦也没有。他们一行人只得都睡在地上。听城楼上已经打三更了，当时风寒露湿，让人愁绪万端，真是度一刻如一年。好容易才听得城楼上打四更，他们便都跑到郭外，看见兵民人等在等着开城门的，何止几百人。各人都高声报名，然后才得进城。他看见在城门口悬挂着制使李庭芝的捕捉文丞相的告示，又听见自元军处逃出来的人说：“元人自从失掉丞相，便在京口、扬州、高邮之间大加搜索。骑兵纵横，遍地皆是。”这样，他真有“满地江湖行不得”之叹了。 在众多的随从中，有的人说，扬州既然已不能相信我们，如果进去，我们必定会死在城门矢石之下，不如到通州去吧。有的人说，这里到通州还有五百里，敌人的兵卒，在路上到处都是，怎能到达？不如死在扬州吧。听从前面之人说的，则怕制使见杀；听从后面之人说的，又恐怕被元兵捉去。大家进退两难，不能决定。其时天色已渐渐明亮了。文天祥向前走了几步，而主张到扬州的人，来追他回去；才回去几步，而主张到通州的人又来劝阻。弄得他无所适从，真不知究竟到什么地方去好。 正在进退无法决定的时候，他的随从人员李茂、吴亮、萧发、余元庆四个人，携带着他们各人腰间所带的一百五十两银子逃走了。文天祥到了这时，外既困苦，内又饥渴。走了几十步，气喘腿软，一步不能再移，倒在了荒草中。从人扶他起来再走，走了又倒，像这样的挣扎了几十次，而天也已经大明了。 他们看见扬州势难进去，便决计往高邮去。城外有半山，山间有土围一所，其中堆满了马粪。他们走进去，略作休息。扫净几尺地方，把衣服贴在地下而睡。四山寂静，没有一些人影。莫说无米可以做饭，就是有米，也没有烟火可以炊煮。身上虽还有银子，也救不得饥饿啊。幸而元人出兵巡哨都在午前，午后便收兵不出了。这一天已经延到午后，没有看见追兵，一行人都欣然道：“今天有命了！”正在私相庆幸的时候，忽然听见军马之声，甚为喧扰。他们忙从壁缝里张望，看见敌骑数千，自东而西。于是“不死于扬州而被捕于敌骑”的话实现了。大家都吓得面无人色，靠壁深坐，不敢稍动。只要一骑入墙，大家便一个不得活命。墙外马足和箭简之声，都历历在耳，真是危险极了。 他们渡过这重难关，便派人下山取水，买米和菜，准备一救饥饿，不料竟不能实施。因为城外的居民已经逃亡一空，只有数百骑元兵在巡逻。这一天进逼扬州西城，城门不开，什么都没有得买。于是各人只好忍饿了。他们来的时候，看见山下有一座古庙，此去不过一里多路，便下山投宿庙中。这时庙中已经有几十个丐妇坐满着。他们到庙还没有坐定，忽然有几个带着棍棒的人跑进来，一会儿又有三四个人进来了。文天祥很是惊恐。后来才知道这班人是到城中去卖柴的，并非是怀着恶意的。这几个人，在庙里煮饭，饭香充满着空中。这时即便是铁石心肠的文丞相，也不免有跟着漂母讨饭（西汉时韩信的故事）的思想了。樵夫可怜他，便把剩余的饭给了他，他的从人还是不能每个人都能吃着。 文天祥看见樵夫很厚道，便把自己的患难告诉他，又答应给他很厚的报酬，叫他引导到高邮去。樵夫很欢喜地答应了，并且说到了贾家庄之后，便代他们籴米买肉，以便充饥；雇马办干粮，以备上路。他们到贾家庄的时候，已经饿了两昼夜了。在贾家庄吃饱之后，便雇马于黑夜赶路，走了四十里，到了板桥却又迷了路，走在田亩之中，不辨东西。那时风露满身，人马饥乏，看看天已渐明，忽然隐隐地看见元骑，他们便避入路旁的竹林里。一会儿元骑已经赶到。二十骑围绕着竹林，大声呼噪。文天祥的从人中有一个叫张庆的，右眼中了一箭，脖子上中了两刀；一个叫王青的被元兵绑去；其余如杜浒、金应在林中都被元骑捉住，幸而他们把带着的黄金拿出来贿赂元兵，才得免祸。当时文天祥所躲的地方，距离杜浒很近，元兵骑马进入竹林，三四次经过他的旁边，都没有看见他。他的仆夫邹捷，躲卧在一丛细竹之下，元兵骑马经过，马蹄踏着他的脚，至于流血都不敢一动。这一次，文天祥自度必死，不料事急的时候，突然刮起了狂风，下起了大雨，元骑便匆匆而去。文天祥才侥幸得免于难。事定之后，想起将来的一切，真是“日暮途穷”。人生穷困到这个地步，可算是无以复加了。其时正是宋朝灭亡那一年的三月初五日。 板桥的风波才定，文天祥明知前途隐伏着万种危险，但决没有就此中止的道理。于是他们勉力向前进行，仓皇奔走，走到力不能支的时候，便连手带脚匍匐而行。随从人员见事情已绝望，有些便对他恶声相向。如果在路上徘徊不定，更有引起同舟敌国注意的忧虑。他们在途中遇着了几个掘土的乡人，便请他们运送，因为文天祥实在无法挣扎着再向前走了。他坐在盛泥的竹箩中，六个乡人交换着抬他向着高邮的路上前进。这的确是仅有的可以替代步伐的方法了。幸而一路没有发生变故，平安地达到高邮，喘息才算稍定。其时高邮正在戒严期中，往来的人，搜查得很严，看见文天祥以土箩为轿，又见张庆血流满面，衣衫污秽，都当他们是遇着寇盗，并不疑心他们是奸细。但是路上传闻扬州制使有文书到各郡县，指文天祥是赚骗城池的人，令各处查察关防。于是他们不愿进城，便急急买舟而去。 在之前二月初六日的那一天，元将柳岳、洪雷震运辎重北归，高邮的兵士在城子河大败元兵，自元人入江淮以来，宋兵打胜仗的只有这一次。文天祥经过战场，看见河中的积尸，上下几乎有二十里没有间断。他就生出不忍之心，又慨叹两淮本有可用之兵，而没有一用的机缘，使他对着满河的死尸，不住的痛心。船走了三百里，过了十四天，终于到了通州。这一条路上，元人水陆都有兵卒，他一路行来，常被他们追逐，屡次险些要死而又不死。文天祥心想：天或者不忍宋朝的灭亡，而留他这一个孤忠之臣，将使他努力有为呢？他想到这里，心中又生出了无穷的希望。但是一回想到过去的经历，又未免惊心动魄，永不能忘，便道：“死生本是早晚间的事情，死便死了，有何足惜。但是境界的危恶，层出不穷，非人世所能堪，痛定思痛，其痛何如！”因此便作了《十五难》诗，以记其事。孤灯寒夜时，诵读这些诗，虽过了千年，还是令人为其遭遇感到悲伤，为他的气节心生崇敬（诗载《指南录》中）。 【评论】 人没有不害怕艰难而想苟且偷安、贪图生命而厌恶死亡的。所以，凡是能够避开困难时没有不去做的，可以苟且偷生时没有不去做的。然而天下不如意的事常十有八九，往往是你追求的得不到，而你想回避的反相逼而来。这样还不如顺其自然，不管死生利害，置之度外反而可能会更好。从文天祥自京口至通州发生的事来看，人又何苦不从死中求活呢？ 他所谓十五难，一是定计难，是说确定逃走之计难；二是谋人难，是说随从人员不守秘密，几乎坏了大事；三是踏路难，是说侥幸而得着小道逃出；四是得船难，是说元人的兵船满江，没有船可以载渡；五叫治北难，是说监守的严密；六叫定变难，是说随从人员的机警；七是出门难，是说酒醉王千户和沈颐的事情；八叫出巷难，是说当时骗得官灯，得以脱身逃走之事；九叫出隘难，是说街巷有马拦路；十叫候船难，是说甘露寺下的船，几乎失约；十一叫上江难，是说江中元军巡逻严密；十二叫得风难，是说逃走的时候，遇着顺风；十三叫望城难，是说艰难到了真州；十四叫上举难，是说到了真州城外；十五叫入城难，是说真州守将不相信他。自古以来，像这种惊心动魄的事，生平能遇到一二件，已经很难应付了，而文天祥却一一经历。人生境遇的不幸，真没有再比他厉害的了。 如果文天祥一到真州，只有苗再成的欢迎，而没有被李庭芝怀疑猜忌，这不是很好吗？但他却在两淮间到处被驱逐，元军骑兵日夜严厉追捕，仓皇穷蹙，山穷水尽。然而文天祥身可死，志却不可死；身可辱，志却不可辱，老天又怎能奈何他呢？没有经过患难，不能显扬志士的精神。人生中吃苦的地方，正是让他受益的地方。 与文天祥共患难的，他们的姓名详细记载于邓光荐的“文丞相督府忠义传”中，共四十人。而随从中一起逃亡的，与文天祥最相契的，只有杜浒。杜浒字贵卿，号梅壑，天台人。文天祥与他有异姓兄弟的情谊。 [book_title]第七章 再缚 自温州奉书劝进，始以五月朔日，帝昰即位福州，改元景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以观文殿学士召文山。比至，除右丞相。时陈宜中复用事，文山辞不拜。未几，元兵入闽，降人并致书文山，说之来降。复书言候见老母，即从先帝地下，无可言者。盖国亡之后，江西不守，文山母弟妻子，亦流离迁徙，茫茫天涯，音问不通久矣。复梅州（今广东嘉庆县），始得相见，各诉生平，悲喜交集。 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文山入赣，经略江西。江西各郡，豪杰响应，号令通于江淮。不幸为元江西宣慰使李恒所败，文山兵溃，妻妾子女皆陷。赵时赏（宋宗室，和州人）被执，元兵问为谁。时赏曰：“我姓文。”众以为文山，擒之归。文山以此得逸去，与母曾夫人、子道生，俱奔汀州（今福建汀州）。明年，汀州亦不守。帝昰薨於海中（景炎元年，元将阿楼罕兵至建宁，陈宜中、张世杰备海舟，奉帝及衢王杨太妃等，航海止于潮州。三年四月，薨后葬于崖山，曰谥瑞宗），卫王炳立（改元祥兴，元至元十五年），驻驿崖山，授文山少保信国公，职任依旧。是年，太夫人弃养、长子复亡，家属几尽。其年闰十一月，屯于潮阳（今潮州），平剧盗陈懿、刘兴于潮。兴死，懿以海舟导元张弘范兵济潮阳。张弘范以轻兵至五坡岭（在今海丰县北），营中方宴客，步骑奄至，文山度不得脱，急取怀中脑子尽服之。脑子又名龙脑香，俗名冰片，多服能毒人至死。盖文山久怀死志，故常藏此，以备不时之需也。元人拥之上马，急索水狂饮，冀得速死。已而腹中暴下，竟不死。于是诸军皆溃，宋不可复救。自出师至此，用景炎正朔，止四十日耳。 夫文山自京口，间关至此，固将以复国也。一战再战，兵败被执，壮志未伸，英雄末路，其悲恨岂有穷哉。冀见张弘范，大骂求死。越七日，送至潮阳张弘范处，踊跃请就剑。弘范必欲以礼相见，左右命之拜。文山曰：“吾不能拜。吾尝见巴颜，惟张揖耳。今吾惟能死，不能拜。”相持至日昃，弘范竟不能强，遂以客礼相见。弘范送之登海艘，自海丰行至厓山。时张世杰、陆秀夫，拥祥兴帝，收拾余烬，崛强于海上。弘范命文山为书招世杰。文山曰：“己不能救国，又教人卖国，可乎？”逼之愈急，乃书《过零丁洋》一诗与之，末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范笑而置之。自此守护益谨，然礼貌益隆。 祥兴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二月六日，金山破。先是陆秀夫以枢密兼宰相。至是请于太妃曰：“临安母子已被辱（谓恭宗母子城亡不死，被缚至燕京事），殿下不宜再辱。”言讫，即自沉其妻孥冠裳，抱祥兴帝赴海死。太妃宫人以下，皆从之；将士官属，义不降元，蹈海而死者，数十万人。文山闻之，不胜忧愤，为长歌哀之。 张弘范平宋，于军中置酒大会，延文山入坐。举酒相属，从容谓之曰：“国亡矣，忠孝之事尽矣。丞相改心易虑，以事大宋者事大元。大元贤相，非公而谁？”文山流涕曰：“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逸其死，以二其心乎？”弘范又谓：“国亡矣，即死，谁复书之？”文山曰：“商亡，夷齐不食周粟，亦自尽其心耳！岂论书与不书？”弘范为之改容，遣使俱奏文山不屈之状。元世祖命送至京师，弘范以宋降臣邓光若等伴送之。 文山既俘，其夫人欧阳氏，为元之将校所得。将逼而辱之。夫人曰：“吾有死耳，义不以洁白之躯，辱于贱卒。夫吾天也。夫既执，尚安所顾藉哉？”遂自刎死。文山闻之，哭而祭之曰：“节妇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天地之间，惟我与汝。” 文山发广州，入江西界，始系头縶足。以江西为公本乡，虑有人劫夺也。文山自此绝粒不食，以为行至庐陵当得饿死，正合古人狐死邱首（礼记：狐死正丘首，仁也）之义。于是为文祭墓，为诗别诸友，遣人驰归。乃饿八日而精神愈奋，绝无死状。念委命荒丘，志节不白，不如光明磊落而死，于是强复饮食。 【批评】 文山战于江西，战于广东，皆未能奏绩。此时人心已去，虽有智者，不能为力，固不能以成败论之。然临安将亡之时，遣发二王之议，实倡于文山。海疆数载，犹延残喘，皆文山明烛机先之力。皋亭见元将时，元将问度宗几子，答曰：“三子。”问皇帝是第几子，答曰：“第二子，立嫡也。”问：“第一子、三子封王乎？”曰：“一吉王，一信王。”问：“今何在？”曰：“大臣护之去矣。”骇云：“去何处？”曰：“非闽则广，宋疆土万里，尽有世界在。”云：“既是一家，何必远去？”曰：“何为恁地说？宗庙社稷所关，岂是细事？北朝若待皇帝好，则二王为人臣；若待皇帝不是，即便别有一皇帝出来。”词锋咄咄可畏，后事皆不出其所料也。 宋之国破，文山之家亦亡。人以为文山既已绝望，则其忠义之心，亦可已矣。不知文山正因无所希望，无留恋之故而死生了然，不达其目的不止。语云：“视死如归。”文山当之矣。 忠臣义士，行其心之所安而已，岂为名乎？张弘范曰：“国亡矣，即死，谁复书之？”此诚以待小人者待忠臣义士矣。彼小人者，虽奖之以荣名，亦决不肯改志为忠臣义士。则忠臣义士，亦岂虑身后无名，而改节为小人也哉？ 欧阳夫人先公自刎死，见《张枢文丞相传补遗》，又汪水云《浮邱道人招魂歌》，其第五云：“有妻有妻不得顾，饥走荒山汗如雨。一朝中道逢狼虎，不肯俭生作人妇。左掖虞姬右陵母，一剑捐身刚自许。天上地下吾与汝，夫为忠臣妻烈女。”及陶九成作《辍耕录》，始言张千载于文山死后，寻访欧阳夫人于俘虏中。是皆当时降元诸臣，造此以污蔑之者；与文山自请黄冠归故乡之语，同一无稽，正刘须溪（宋末元初人）所谓“昔忌其生，今忌其死”者也。 文天祥从通州到温州后听说赵昰还没就帝位，便上书劝进。赵昱才于五月初一在福州即位，改元景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令文天祥做观文殿学士。文天祥既来，又拜他为右丞相。其时陈宜中又起用事，文天祥便辞右相不就。不久，元兵入闽，投降的人都致书文天祥，劝他来降。文天祥复书说：“等见着老母之后，马上就跟随先帝到地下，没有话可说了。”国亡之后，江西也失守，文天祥的母弟妻子，都流离迁徙，不知下落，收复梅州（今广东梅县）之后，才得相见，各诉别后情形，大家都是悲喜交集。 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文天祥入赣，经略江西，江西各郡的豪杰，都闻风响应，他的号令可以通于江淮。不幸后来被元朝的江西宣慰使李恒打败，他的兵士溃散，妻妾子女都陷于敌中。赵时赏（宋朝的宗室，和州人）被元兵捉住，元兵问他是谁，他说：“我姓文。”众人以为他是文天祥，便把他抓了回去。文天祥因此得以逃走，他和母亲曾夫人及儿子道生奔赴汀州（今福建汀州）。第二年，汀州也失守了，帝罡死在海中（景炎元年，元将阿楼罕率兵到建宁，陈宜中、张世杰，奉帝及杨太妃、卫王等，坐船停留在潮州。三年四月，帝薨，后葬于崖山，谥曰端宗），卫王昺立（改元祥兴，元至元十五年），驻守在崖山，授文天祥少保信国公，职任依旧和以前一样。这一年他的母亲曾夫人去世，而长子又死，家属几乎全没了。这年闰十一月，他屯兵潮阳，剿平了剧盗陈懿、刘兴。刘兴死了，而陈懿用海船引导元人张弘范带兵到了潮阳，张弘范又率轻兵到达了五坡岭（今海丰县北）。当时宋营正在宴客，元军步兵骑兵突然杀过来，文天祥料定自己不能脱身，便急忙取出怀中的脑子吃了下去。脑子又叫龙脑香，就是俗名说的冰片，吃多了能够把人毒死。原来文天祥早就抱有死志，所以常把此物藏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元兵拥他上马，他便要水狂饮，希望速死。不料后来腹中大泻，竟没有死。他被捉后，各军溃散，宋朝终不可再得挽救。自从出师之日起到现在，启用景炎正朔的年号，仅仅只有四十天。 文天祥自京口逃到这里，原抱着复国的大志。不料一战再战，兵败被执，壮志未伸，英雄末路，他心里的悲恨，是永远不会消灭的。他想要见张弘范，大骂求死。过了七天，元兵把他送到潮阳张弘范处，他请求张弘范拿剑来给他自杀。张弘范一定要以礼相见，左右的人都叫他拜，他说：“我不能拜，我曾经见过巴颜，不过长揖罢了。现在我只能死，不能拜。”相持到午后，张弘范终究没能相强，便以客礼相待。张弘范送他登海船，自海丰到厓山。当时张世杰、陆秀夫拥祥兴帝在海上收拾残余的力量以谋抵抗。弘范叫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说道：“自己不能救国，又教人卖国，哪里可以呢？”张弘范逼迫他很急，他便写了一首《过零丁洋》的诗给他，末后有两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便付之一笑。从此守护越发谨密，而礼貌也越发隆重。 祥兴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二月六日，金山被攻破。这时陆秀夫以枢密兼任宰相，他看见事已不可为，便请于太妃道：“临安母子已经被辱（是说恭帝母子城亡不死，被缚至燕京的事情），殿下不应该再加侮辱。”他说完，便把自己的妻子及衣冠都沉入海中，自己也抱着祥兴帝投海而死。太妃宫人以下，都跟着他跳海自杀；将士官属，不肯降元而投海的，有数十万人。文天祥听说后，不胜忧愤，便做了一首长歌来哀悼他们。 张弘范平定了宋朝后，在宫中置办了酒席召开庆功大会，邀请文天祥入座。他举起酒杯，从容地对文天祥道：“您的国家已经亡了，忠孝的事情总算已经尽了。请丞相把心思改变一下，拿事大宋的心来事大元。那么，大元的贤相，除了你还能有谁？”文天祥流涕道：“国亡了，做臣子的不能救，就是一死以报国，也还有罪。怎么还能再有二心，希图免死呢？”张弘范又道：“国既经灭亡，你就是死，又有谁代你把这事记录在史上？”文天祥道：“商朝亡了，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也不过是自尽其心而已。历史上记载与否，他们是不管的。”张弘范听了这番话，心中很为感动，对他更加恭敬，便派人将这些详细汇报给元帝，陈述文天祥不屈服的情形。元世祖命他把文天祥押送到京师，张弘范便叫宋朝的降臣邓光若等伴送他去。 文天祥被俘后，他的夫人欧阳氏，也被元人的将校抓获。将校逼迫并想侮辱她。夫人说：“我只有一死了，绝不让自己的清白之躯，受到贱卒的侮辱。丈夫是我的天。现在夫君已经被抓，还有什么需要顾虑的呢？”于是自刎而死。文天祥得到这个消息后，大哭并祭吊夫人道：“节妇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这个天地之间，只有我和你了！” 文天祥自广州动身北行，到了江西地界，才给他戴上枷索脚镣。因为江西是他的本乡，解送的人恐怕有人来劫夺他，便把他的颈和脚都捆绑起来。他从此绝食，自以为走到庐陵，一定会饿死了，这也正好合了古人所说“狐死后头部向着自己巢穴的山丘”的仁义之说。于是他作文祭墓，写诗别友，派人送回家里。不料饿了八天，却没有一点要死的状态。他想，就这样死在荒丘，自己的志节不能表白，不如光明磊落而死，于是他又勉强恢复了饮食。 【评论】 文天祥在江西与元军交战，在广东与元军交战，都未能取得胜绩。因为此时人心已去，即使是有智者，也无能为力，所以不能以战场的胜负来评论他。然而在临安即将灭亡之时，遣散二王的提议，确实是文天祥提出的；在沿海转移数年，犹延残喘，都是文天祥预知先机的功劳。在皋亭面见元将时，元将问他度宗有几个儿子，他答说：“三个儿子。”又问皇帝是第几子，他回答说：“第二子，是嫡出的。”又问：“第一子、三子封王了吗？”回答道：“一个为吉王，一个为信王。”又问：“现在他们在哪？”他答道：“由大臣护送他们离开了。”元将大惊，道：“去了哪里？”他回答道：“不是福建就是广州。宋朝的疆土几万里，总会有地方去。”又问：“既然是一家人，何必要远去？”他回答道：“为什么这样说？关乎国家宗庙社稷的事，怎么会是小事？北朝如果对待皇帝好，那么二王便是人臣；如果你们待皇帝不好，那么马上就会有另一个皇帝出来。”词锋令人感到畏惧、惊诧，而后面发生的事也都不出他的所料。 宋灭亡了，文天祥的家破灭了。很多人以为文天祥既已绝望，那么他的忠义之心，也可以停止了。没想到文天祥正因为无所希望、无所留恋的缘故，因而看透了生死，不达目的不罢休。有句话叫做“视死如归”，文天祥当称得上是了。 忠臣义士，只会做让自己能够心安的事，怎么会为了名利而肆意妄为呢？张弘范对文天祥说：“国家已经灭亡了，如果你为之死了，谁又会来为你书写呢？”他这是以待小人的心来待忠臣义士呀。小人，即使以荣名来褒奖他们，他们也决不肯改志向而成为忠臣义士的。而忠臣义士，又怎么会考虑让自己身后无名而改节成为小人呢？ 欧阳夫人先于文天祥自刎而死，这事记载在《张枢文丞相传补遗》中，另外汪水云作《浮邱道人招魂歌》，在其第五篇中唱道：“有妻有妻不得顾，饥走荒山汗如雨。一朝中道逢狼虎，不肯俭生作人妇。左掖虞姬右陵母，一剑捐身刚自许。天上地下吾与汝，夫为忠臣妻烈女。”到陶九成作《辍耕录》时，才说张千载在文天祥死后，在俘虏中寻访欧阳夫人。这都是当时投降了元的那些大臣，造谣来污蔑他们的。这与那些文天祥自己请求黄冠归故乡的传言，同样是无稽之谈，正如刘须溪（宋末元初人）所说的“昔忌其生，今忌其死”一样。 [book_title]第八章 幽囚 元世祖十六年十月，文山行至元都。供张甚盛，然义不寝食，坐以待旦。元人百计说降，虽许以官爵而不从。留梦炎（宋之降臣）说之，受其唾骂；瀛国公（宋帝孙也，元封为灜国公）往说之，一见，北面拜号，乞回圣驾。于是元人知不可动，移囚兵马司，枷项缚手，坐一空室，防卫甚严；日给钞一钱五分，以为饮食之需。居数日，始见元丞相博罗，平章张弘范，暨诸院官。通事命之跪，文山不可。左右曳之于地，或举颈，或拿手，或按足，或以膝倚其背，要之无非令其免作跪态而已。通事问“有何言”，文山曰：“自古有兴必有废。我为宋宰相，国亡，职当死。今日见囚，法当死，复何言？”博罗问曰：“自古尝有宰相以宗庙、城郭、土地与人，又遁去者否？”文山曰：“为宰相而奉国以与人者，卖国之臣也。卖国者必不去。去者，必非卖国之人。前予除宰相不拜，奉使巴颜军前，寻被拘留，不幸有贼臣卖国。国亡当死，但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东，老母在广，故去之耳。”问：“德祐非君乎？”曰：“吾君也。”曰：“弃嗣君而立二王，果忠臣乎？”曰：“德祐不幸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故从怀愍而北者非忠，从元帝为忠（晋怀帝、愍帝皆为汉主刘聪所复。西晋亡，元帝立于金陵，重兴晋室），从徽、钦而北者非忠，从高宗为忠。”（宋徽宗、钦宗皆见辱于金。北宋亡，高宗立于临安，号为中兴。）又问：“汝立二王，竟成何事？”曰：“立君以存国，臣子之责。若夫成功，则天也。父母有疾，虽不可为，无不用医药之理。不用医药者，非人子也。天祥今日，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从此在燕四年，元人不放亦不杀。此四年中，日日望死，刻刻求死，一腔感愤，无可发泄。则寄之于诗，手自编定遗稿，付与其弟壁，而附以书曰： “广州不死者，意江西可以去之。及出南安，系吾颈，絷吾足，于是不食，将谓及吉州则死，丘首之义也。乃五日过吉，又三日过丰城，无饭八日，不知饥。既过吉，思之无义，且尚在江南，或有生意。遂入建康，居七十余日，果有忠义人约夺我于江上，盖真州境也。及期失约，惘然北行。道中求死，无其间矣。入幽州，下之狴犴，枷颈锁手，节其饮食。吾舍生取义，无可全者。今千万寄此及诗，达吾弟。盖绝笔也。” 文璧本惠州守臣，宋亡即降。入觐元帝，右丞相帖木儿不花具奏，此人是文天祥弟。世祖问谁是文天祥，博罗奏即文丞相。世祖叹息久之，曰：“是忠臣也。”次问壁。右丞相奏是以惠州城归附者。上曰：“此大元之顺民也，是孝顺我者。”呜呼！手足之间，异趣至此！昔人所以有“南枝向暖北枝寒”之叹也。元陶宗仪作《辍耕录》，记文丞相有子出为郡教授，行数驿而卒，人皆作诗以悼之。闽人翁某有一联曰：“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间读史各君臣。”固知忠孝节义之事，各尽其责道。虽父子兄弟之间，有不能强者。狱中作《正气歌》以见其志。自序曰： “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簷阴新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还，腥臊污垢，时则为人气；成圊溷，或毁尸，或腐温，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 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历。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所养致然。然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吾善养吾浩气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批评】 文山在狱四年，其困苦之状，略见于弟书及《正气歌》自序中，在此待死而已。身体肤发之困苦，视如太空之浮云，若于己无与者。如不能耐此，则亦早降矣。公少年颇喜豪华，及临大节，乃能刻苦至此。 《文山集》中，有诗一首云：“悠悠成败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终。金马胜游成旧雨，铜驰遗恨付西风。黑头尓自夸江总，冷齿人能说褚公。龙首黄扉真一梦，梦回何面见江东。”即暗指留梦炎辈。 文山在狱中，手编其诗，尽辛巳岁为五卷；自谱其平生行事一卷；集杜甫五言句，为绝句二百首，号《集杜诗》；自广州至金陵所作为一卷；自吴门归临安，走淮至闽得诗三卷，号《指南录》。 日本伊藤博文当国时，吾国留学生毕业归国者，临行，至伊藤处走别，伊藤出《信国公文集》为赠曰：“此吾东方之宝也。诸君读之，一生受用不尽矣。”伊藤虽非圣贤，其言真有味也。《信国公集》具在，少年何不求之，以体会伊公之所谓受用者？ 元世祖十六年冬十月，文天祥到了元都。元人供奉极盛，但他不眠不休也不进食，夜间坐着等待天亮。元人千方百计游说他投降，许他以高官厚禄，但丝毫不能动摇他的一片忠义之心。留梦炎（宋降臣）去劝他，被他唾面大骂；瀛国公（即宋恭帝，元主封他为瀛国公）去劝他，他北面拜号，请恭帝回圣驾。于是元人知道他不可劝说，便把他囚在兵马司，枷项缚手，坐在一间空房里，防卫得异常严密。每日给他一钱五分的钞币，作为他饮食的费用。住了几天，才见到元朝的丞相博罗、平章（官名）张弘范及各官。通事命他下跪，他不肯，左右的人把他拖下地去，有的抬他的脖子，有的拿住他的手，有的按住他的脚，还有的用膝盖顶住他的后背，硬要使他作跪的状态。通事问他有什么话说，他道：“自古有兴必有废。我是大宋的宰相，国亡了，还有什么话说？”博罗问道：“自古有没有做宰相的，把宗庙、城郭、土地送给人，而又逃走的呢？”他说：“做宰相而把国家送人的，都是卖国之臣；卖国者必定不会逃，逃离的必定不是卖国的人。 从前我没有就宰相的职位，奉使到巴颜军前，被他拘留，不幸有贼臣卖国。国亡，便应该死。但是因为度宗皇帝的两个儿子在浙东，我的老母在广东，所以我才赶去的。”博罗又问道：“德祐（恭帝）不是皇帝么？”他道：“是我的皇帝。”问：“那么，你弃了他而另立二王，这算忠臣吗？”他答道：“德祐不幸失国，这个时候，国家为重，皇帝为轻。所以，随从怀、愍二帝而北去的不算忠臣，跟从元帝的才是忠臣（晋朝有怀帝、愍帝都被汉王刘聪捉去，西晋灭亡。元帝在金陵即位，重兴晋室）；跟随徽、钦二帝北去的不算忠臣，跟随高宗的才是忠臣（宋徽宗、钦宗都被金人捉去，北宋灭亡。高宗在临安自立，号为中兴）。”又问：“你立二王，成就了什么事？”他回答道：“立君以存国，这是臣子的责任。至于是否成功，那就全在上天了。父母有病，虽然明知已不可为，但绝没有不送医用药之理。不送医用药，那便不是人子了。我今天有死而已，何必多说。” 文天祥从此便被留在燕地过了四年，元人不放他也没有杀他。在这四年当中，他天天盼望着死，时刻请求死，一腔的感愤，却没有可以发泄的地方。于是他便写了许多诗，亲自编写稿本，写信寄给他的兄弟文璧，并附带书信道： “我在广州时没有求死，是想着到了江西后可以逃跑。等到出了南安，元人给我上了枷索，上了脚镣，于是我开始绝食，想着到了吉州时便会饿死，以成就丘首之义。于是五天后过了吉州，再三日后过了丰城，八天没有吃饭，却不知道饥饿。过了吉州后，我想着死已没有意义，况且还身处江南，或许会有逃生的机会。于是到了建康城，在这住了七十多天，果然有忠义人士相约在江上救我，这大概是在真州境内吧。到后来他们失约了，我惘然北行。道路途中我多次想寻死，但一直没有机会。进入幽州后，被囚禁在监狱，枷索铁镣加身，并减少了我的饮食。我虽然想要舍生取义，却没办法成全。现在千方百计送出了此信及写的诗到了我弟弟手上。这大概也是绝笔了。” 文璧本是惠州的守臣，在宋朝亡后，他便投降了元人。他入觐元帝的时候，元朝右丞相帖木儿不花详细奏道：“这是文天祥的兄弟。”元世祖问道：“谁是文天祥？”博罗奏道：“便是文丞相。”元世祖叹息了好一会，说道：“这人是忠臣啊！”后又问起文璧。右丞相奏道：“这人便是以惠州城来归附的。”世祖道：“这人是大元的顺民，是孝顺我的啊！”文天祥兄弟之间，人品竟这样大的不同！难怪过去的人所以有“南枝向暖北枝寒”的感叹。元代的陶宗仪写了《辍耕录》一书，记载了文天祥有个儿子当时被任命为郡教授，为传授奔行了数个驿站后而死，很多人为此作诗来哀悼他。福建人翁某作有一对联道：“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间读史各君臣。”由此可知忠孝节义之事，在于各自尽到自己的职责和道义。即使是父子、兄弟之间，也不能够勉强。文天祥在狱中作了《正气歌》一诗来表达自己的志愿，他自己在序言中说： “我被囚禁北方元朝都城，关在一间土牢内。土牢宽有八尺，深达四寻（八尺为寻）；唯一的牢门又低又小，窗户短而窄；地面脏且不平，光线幽黑。此时正是夏天，各种气味聚集在室内，大雨后积水汇集于牢内，以致床几都浮动了起来，这就是水气；雨后满室泥泞，经过半天的蒸泡后更加糜烂，这就是土气；天气忽然放晴而燥热，然而牢房却闭塞不通，这就是日气；在屋檐下升火烧饭，使室内更加炎热，这就是火气；仓库的米粮腐烂了，阵阵臭气四溢逼人，这就是米气；囚犯并肩挤在一起，身上污垢发出腥臊般的恶臭，这就是人气；有时从厕所、死尸、烂鼠等处，散发出混杂的恶臭，这就是秽气。这几种气味加起来，遇到的人很少有不病倒的。而我身体虚弱，生活在这里已经两年了，幸好没有生病，这大概是有所修养才能如此吧！但又怎知我所修养的是什么呢？孟子说：‘我擅于培养自身的浩然正气。’这土牢中有七种恶气，我的浩然正气只有一种，用一股正气抵抗那七种恶气，我还怕什么呢！何况这浩然之气是天地间的正气啊！于是作《正气歌》一首。” 【评论】 文天祥在狱中呆了四年，其困苦之状，在他写给弟弟的信以及《正气歌》的自序中略有描述。他在狱中只是等死而已，身体肤发上的困苦，他当作是天空中的浮云，好像和自己无关一样。如果不能忍耐这些，那么他早就投降了。他少年时比较讲究豪华，面临这种大节之时，他却能刻苦到这种地步。 在《文山集》中，有诗一首写道：“悠悠成败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终。金马胜游成旧雨，铜驰遗恨付西风。黑头尓自夸江总，冷齿人能说褚公。龙首黄扉真一梦，梦回何面见江东。”这是暗指的留梦炎等投降的人。 文天祥在狱中，自己亲手编订诗歌，辛巳年一年的全部编订为五卷；写自己平生事迹行为的编为一卷；汇集杜甫的五言句，为绝句的二百首，编为《集杜诗》；从广州到金陵一路所作的编为一卷；从吴门回临安，从淮到闽所作的诗编为三卷，起名为《指南录》。 日本伊藤博文当政之时，我国有留学生毕业回国的，临行时到伊藤博文那辞别，伊藤博文拿出《信国公文集》相赠，并说：“这是我们东方的瑰宝。诸位读了，将会一生受用不尽。”伊藤虽然不是圣贤，但他的话却是有道理的。《信国公集》现在都还存在，少年人为什么不找来看看，体会一下伊藤博文所说的受用呢？ [book_title]第九章 成仁 文山在狱中时，南北之人，无论知与不知，皆惜其死。元臣王积翁、谢昌元、程飞卿等十人，谋请释文山为民。留梦炎私语积翁曰：“文公赣州移檄之志，镇江脱身之心固在也。忽有妄作，我辈何以自解。”（意言文公见必复起兵。如此，则今为之请者，皆连累矣）遂不果。元世祖自开平还燕，问南北宰相疏贤，群臣皆曰：“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世祖将付以大任。积翁、昌元以书喻上意，文山复书云：“诸公义同鲍叔，天祥事异管仲。管仲不死，而功名显于天下；天祥不死，而尽弃其平生，遗臭于万年，将焉用之？” 王积翁又为奏请释文山而礼之，以为事君者劝。元祖语积翁，命兵马司好与饮食。积翁出语宰相，将行之，文山使人语积翁曰：“吾义不食官饭数年矣（文山狱中所食，皆平时朋好所捐金相济者）。今一旦饭于官，吾且不食。”积翁始不敢言。 百计以求文山不死之王积翁，文山反以为多事，而未当引之为知己。其可引为知己者，乃反是望其速死之王炎午（又名鼎翁，字梅边，庐陵人。有《吾汶稿》，与文山有旧）。 炎午闻文山再被执，未闻就义，因以疑之。与友人刘尧举对床谈及，尧举赋诗云：“天留中子坟孤寂，谁向西山饭伯夷？”伯夷、叔齐，商亡，不食周粟，饿死西山，意谓文山久而不死，必有饭之者矣，所以讽其即死也。炎午以寥寥短章，不足尽其情，乃作生祭文以劝之。其起语谓：“维年月日，里学生旧太学观化斋生王炎午，谨采西山之薇，酌汩罗之水，哭祭于丞相文先生未死之灵，而言曰。呜呼，大丞相可死矣。”云云。已而文山果死，炎午乃叹曰：“丞相得死矣。呜呼痛哉！”又为望祭文一首。此二文者，他人读之，当有感慨泣下者。文山读之，我知其必欢然一笑曰：“此诚如见我心者也。” 元世祖十九年（至元十九年），纲目大书“杀宋少保枢密使信国公文天祥。”数日前，世祖召文山入，谕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当以汝为相。”文山曰：“天祥为宋宰相，安能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帝犹未忍，左右力赞从其请，遂以十二月初九日，杀之。文山将出狱，即为绝笔自赞，系之衣带间。其词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过市意气扬扬自若，观者如堵，无不为之流涕。南人留燕者，悲歌慷慨相应和。死之日，年四十七也。故人张千载（字义甫，庐陵人）为收其骨，归葬故乡。当文山贵显时，屡欲官千载，皆不就。及文山就俘北上，道过吉州，千载诡姓名随行，至燕寓于兵马司侧，即文山羁囚之所也。日以美食奉之，三年无倦色。潜造一椟，文山就义后，即藏其首，负之而归，诚义士也。 谢翱（字皋羽，陵平人。有《晞发集》），文山之客也。闻公就义，思慕独深，每一动念，即于梦中寻之。或山水池榭，云岚草木，与所别处，及其时适相类，则徘徊顾盼，悲不自胜。文山死后三年，翱过姑苏。姑苏，文山初开府旧治也。望夫差之台而始哭公焉。又后四年，过浙江，上禹陵（在绍兴县会稽山），北向而哭之。又后五年，而哭之于子陵之台（东汉时严子陵之钓台也。在今浙江桐乡县）。来会者，吴思齐、冯桂芳、翁衡及翱也。共登西台，结位于荒亭，再拜跪伏，号而恸者三。此时也，江山满目，人物已非，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有云从西南来，渰浥渤郁（云飞扬之状也），气尊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击石作歌，为文山招魂。其词曰：“魂朝往兮何极，暮归来兮关水黑。化为朱鸟兮，有噣焉食。”歌讫，竹石俱碎。此一哭也，声满天地，义塞古今。亡国遗民之悲，于斯极矣。文山虽死，亦可不恨。 自古亡国之恨，殉国之烈，未有若宋元之间者也。元有天下累世，而东南遗老，犹匿迹于荒江野岸之间，结月泉吟社，祀楚屈原、晋陶潜以示不忘故国。至于感念文山，而为之左右奔走者，如王梅边、谢皋羽、唐玉潜诸人。或爱助之，而欲全其名节；或伤悼之，以招慰其精爽；或破家弃赀，以收拾其旧主之骸骨，而不顾于祸患。迹其所为，固有不同，然亦各尽其心而已。他若张毅甫之间关远道，而无死生之间；方韶卿之欷歔歌哭，而有《黍离》（《黍离》见《诗经·王风》，思念周亡而作）之思；吴子善甘于冻饿，而不肯再仕；龚圣予撰《二忠传》，而纪述甚详；汪大有之幽忧沉痛发诸诗，梁隆吉之守道安贫终其世，郑所南之劲节峻行，志向实过于王哀；林德旸之深居远遁，高洁可配乎渊明，其有关于世道人心，岂不大哉？谢枋得（弋阳人，字叠山，谥文节）以与文山同乡，谓文山死，而己不可不死，却聘绝粒，以遂其志。呜呼！可谓难已！天下节义道德之风，一人倡之，必有和之者。无文山之百折不回，气作山河，以为之倡，则亦安得有此？ 【批评】 文山死后，元《明人集》中，颇多遗闻逸事，要之皆涉于神怪，易启后人之惑。今故不录，是皆起于崇拜英雄心太盛故也，其辨已见少年丛书之“岳飞”中。 本文末节所引宋遗民，除王梅边、谢皋羽、张毅甫诸人行履，已见本文外，余人详之如左： 唐玉潜，名珏，绍兴人。元浮屠总统杨琏真伽掘宋诸陵，珏货家具，雇人以真骨藏之，易以牛羊诸骨，为改瘗兰亭山，上种一冬青树为识。 方韶卿，名凤，浦江人。宋亡，与二子隐居不仕，有《存雅堂稿》。 吴子善，名思齐，永康人。与方凤、谢翱为友。 龚圣予，名开，山阳人。熟于文丞相遗事，作文丞相及陆君实《二忠传》。 梁隆吉，名栋，武昌人。宋亡，入茅山为道士。 王元量，名大有，号水云，钱塘人。以善琴受知宋主。国亡，奉三宫留燕甚久。与文山狱中唱和，有《水云集》。 郑思肖，名所南，号忆翁，福州人。宋末太学生，善画菊。宋亡题诗于画菊云：“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有《谬余集》《自叙一百二十图诗》《心史》等书。 林德旸，名景曦，号霁山。有《霁山集》。当杨总统发掘诸陵寝时，林故为丐者，背竹箩，向西番僧乞得高宗、孝宗两腰骨，归葬于东嘉。 文天祥在监狱的时候，南北的人，无论识与不识，都替他可惜。元臣王积翁、谢昌元、程飞卿等十人，想方设法谋求让元世祖释放文天祥为民。留梦炎私下对王积翁说：“文公在赣州移檄的意志和在镇江逃脱的心思，到现在还没有消灭。倘若我们设法释放了他，他又乱动起来，岂不连累了我们？”（意思是文天祥脱身后必然会再起兵攻元。这样，现在为他求情的人都会被连累。）因此大家便不敢再提此议。元世祖自开平回到燕都，问起南北的宰相，谁最贤能。群臣都说：“北人没有再比耶律楚材贤的，南人没有再比文天祥贤的了。”元世祖便想重用文天祥。王积翁和谢昌元，把世祖的意思写信告诉了文天祥，文天祥回信道：“诸位的义气同鲍叔一样，但天祥的事与管仲不同。管仲不死，而功名天下人都知晓；天祥要是不死，而放弃自己平生的全部，将会遗臭于万年，又怎么能行呢？” 王积翁又奏请世祖释放文天祥，特别优待他，借此劝勉一般事君的人。世祖便告诉王积翁，让他命兵马司好好地给文天祥饮食。王积翁出来告诉宰相，将照圣旨实行。文天祥让人告诉积翁说：“我为节义不吃官饭已经几年了（文山在狱中所食，都是平时靠朋友捐赠的钱财接济的）。现在一旦让我吃官家的饭，我将绝食。”王积翁从此便不敢再说。 用尽种种方法想营救文天祥的王积翁，文天祥反以为他多事，不当他是知己。他所引为知己的，却是希望他速死的王炎午（又名鼎翁，字梅边，庐陵人。著有《吾汶稿》，和文天祥有旧交）。王炎午听说文天祥又被捉，而没有听见他被杀的消息，因此怀疑他的品行。他在与友人刘尧举隔床谈话时谈及此事，刘尧举因此赋诗道：“天留中子坟孤寂，谁向西山饭伯夷。”伯夷、叔齐，在商亡后，不愿吃周朝的粟粮，最后饿死于西山。刘尧举这诗的意思就是说文天祥被抓这么久了也没有死，必定是吃了官家的饭了，所以讽刺他应该马上去死。王炎午认为这寥寥几句话不足以完全表达他的意思，便作了一篇生祭文，劝文天祥速死。他这篇祭文的起语是：“某年某月某日，里学生旧太学观化斋生王炎午，谨采西山之薇，取汨罗之水，在丞相文先生未死之灵前哭祭道：唉，文丞相可以放心离去了……”等等。不久文天祥真被杀了，王炎午于是叹息道：“文丞相终于能够死了。呜呼！真让人心痛啊。”于是又作了《望祭文》一首。这二篇文章，别人读了，应当有感慨而流泪的；但如果是文天祥读了，我知道他必定会高兴地笑着说：“这确实就像看见了我的内心啊。” 元世祖十九年（至元十九年），元史官在纲目中用大字写道：“杀宋少保枢密使信国公文天祥。”几天前，世祖召文天祥入宫，劝他道：“你拿事奉宋的忠诚来事奉我，我当拜你为相。”文天祥道：“天祥为宋宰相，怎么能事奉两个朝廷？但请你赐我一死，便心满意足了。”元世祖还是不忍杀他，但是左右的人都赞成允许他的请求。于是文天祥于十二月初九日被杀。他将出狱的时候，便自己写了自赞的绝笔书，系在衣带间。绝笔书写道：“孔子和孟子都说要为了正义而牺牲生命。只有有了正义，仁心才能保全。我从小读圣贤书，又学会了什么呢？从今以后，大概没有什么可愧疚的了！”他被押经过市上时，意气扬扬，镇定自若，围观的人多得有如围墙，没有一个不为之流涕的。南方人身在燕京的，都悲歌慷慨，互相应和。他死的那一年，才四十七岁。他的故人张千载（字义甫，庐陵人）把他的尸骨收起，归葬于故乡。当文天祥显贵的时候，屡次想让张千载做官，他都没有接受。等到文天祥被俘北上，路过吉州时，张千载便改换姓名跟着他一路北行。到燕京之后，寓居于兵马司的旁边，就是文天祥被囚的地方。他每天以美食供奉文天祥，这样过了三年，没有倦色。他又暗中造了一只木椟，文天祥死后，他便把他的头藏在椟中，背着回到了故乡。这个人，真可算是义士了。 谢翱（字皋羽，陵平人。有《晞发集》），是文天祥的坐上宾客。他听到文天祥就义后，思慕之情最深，每次一动念，便会在梦中重温一次。有时遇到山水林池台榭及云霞草木，与他们分手时的情状恰巧相像时，就会令他徘徊流连仔细察看，悲痛异常而不能控制自己。文天祥死后的第三年，谢翱经过姑苏，这是文天祥第一次为官治理过的地方，看到夫差之台而第一次哭悼文公。又过了四年，他过浙江，上禹陵（在绍兴县会稽山），向朝北方而哭悼文公。后又过了五年，他到于子陵之台（东汉时严子陵的钓台，在今浙江桐乡县）哭悼文公。这次来哭悼的，有吴思齐、冯桂芳、翁衡及谢翱。他们一起登上西台，在荒亭中为文公设了灵位，多次伏首拜跪，悲恸哀号不止。此时，满目江山，已物是人非，想到悠悠天地的高远广袤，独自忧伤，让人禁不住泪流满面而沾湿了衣襟！当时有云从南边飘来，阴湿郁结，云气罩住了林木，好像是为了加重悲哀的气氛。他们用竹如意敲着石块，演奏楚歌来为文公招魂。歌词为：“魂灵啊你早上要飞往何方？晚上归来时关塞一片昏黑。你化为了朱鸟，虽然有嘴却能吃到什么？”歌毕，竹如意与石块俱已碎裂。他们的这一次哭祭，声满天地，义塞古今。亡国遗民的悲痛之情，这次可谓达到了极点。文天祥虽然死了，也可以不含恨九泉了。 自古以来，亡国之恨，殉国之烈，从没有像宋元之间这样强烈的。元朝历经天下几代了，而在东南沿海一带仍有前朝老人旧臣，还藏匿于荒江野岸之间，组成了月泉吟诗社，祭祀楚国的屈原、晋代的陶潜，以示不忘故国。至于感念文天祥，而为之左右奔走的，如王梅边、谢皋羽、唐玉潜等人。或是用爱来助他，因而想要保全他的名节；或是伤悼他，来招慰他的魂魄；或是变卖家资，来收拾旧主的骸骨，而不顾虑会因此招来祸患。各人所为，固然各有不同，但是也各自尽到了自己的心意。其他的像张毅甫的辗转各方，远道而行，而不顾死生；方韶卿为之欷歔歌哭，其情状有如《黍离》（《黍离》见《诗经·王风》，思念周亡而作）中悲悼故国之思；吴子善宁愿自己受冻挨饿，而不肯再出仕为官；龚圣予撰写了《二忠传》，其讲述很是详尽；汪大有为了他忧伤沉痛而作了众多诗歌；梁隆吉为了他而守道安贫，终其一生；郑所南为了他而保持着坚贞的节操，苛刻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其志向实际要超过了王哀；林德旸为了他深居远遁，高洁的品行可比陶渊明。他对于世道人心的影响，难道说不大吗？谢枋得（弋阳人，字叠山，谥文节）因为与文天祥是同乡，他说文天祥死了，因而自己不能不死，因此拒绝进食，以成全自己的心愿。呜呼！这可说是很难了！天下的节义道德之风，如有一人倡导，必定有相和的人。如没有文天祥的百折不回，气作山河，为之倡导，那么又怎会有现在这种结果呢？ 【评论】 文天祥死后，元《明人集》中，有很多遗闻逸事，总的来说都是关于神怪一类的，容易启发后人的惑想。现在特意不录这些，是出于崇拜英雄的愿望太盛的缘故，其原因已在《少年丛书·岳飞》一书中说明。 本文末节所引述的宋朝遗民，除了王梅边、谢皋羽、张毅甫等人的行迹，已在本文讲叙外，其余人的详细情况说明如下： 唐玉潜，名珏，绍兴人。元朝佛教都总统杨琏真伽挖掘了宋代皇室的陵墓后，唐珏变卖家产，雇人将宋代皇室成员的真骸骨收藏起来，而用牛羊骨头代替了真骨头，然后将宋代皇室成员的真骸骨改葬在兰亭山，并在墓上种了一棵冬青树为标识。 方韶卿，名凤，浦江人。宋亡后，与两个儿子隐居起来不愿做官，留有《存雅堂稿》。 吴子善，名思齐，永康人。与方凤、谢翱是朋友。 龚圣予，名开，山阳人。熟习文天祥丞相事迹，写了文丞相及陆君实的传记《二忠传》。 梁隆吉，名栋，武昌人。宋亡后，上茅山当了道士。 王元量，名大有，号水云，钱塘人。以善于弹琴而为宋主知晓。宋亡后，因侍奉三宫而留在燕都很长时间。他与文天祥在狱中相互唱和，有《水云集》存世。 郑思肖，名所南，号忆翁，福州人。宋代末的太学生。善于画菊。宋亡后他在画菊时题诗于画上道：“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著有《谬余集》《自叙一百二十图诗》《心史》等书。 林德旸，名景曦，号霁山。有《霁山集》。当杨琏真伽挖掘宋皇室的陵寝时，他故意化装成乞丐，背着竹箩，向西番僧求得高宗、孝宗的两截腰骨，归葬于东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