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新潮 [book_author]蒋梦麟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传记,完结 [book_length]22027 [book_dec]主要讲述中国文化在外来文化影响下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但因作者病逝而未能深入展开论述。本书的价值正如著名学者王德照所说：“他(蒋梦麟)所希望于读者的，要多少能从著者所记叙的身边琐事中，发现重大史实的意义，以正视展开在面前的新的时代和新的文化”。 [book_img]Z_6314.jpg [book_title]引言 这本书里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经验。经验是宝贵的；可是宝贵的经验是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个人的经验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经验，也是如此。 鸟兽能把经验传给他们自己的儿女，可是影响本能的变化是很有限的。 小松鼠在秋天会跟着它们的父母挖地穴藏果物，小鸡在老母鸡的教导下懂得怎样逃避在天空的飞鹰，这些知识固然是从仿效得来的，但大部分却是本能的动作。 学习的“习”字解释为“鸟数数飞”。不断地学飞叫做习。“学”字含有原理的意思多，“习”字含有仿效的意思多，所以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俗语通称“学习”，是含有两重意义的：一面根据思想而学，一面根据仿效而习。故人类的进步是靠学与习交互而行的。 学是学前人的经验，习是习前人的榜样。“以身作则”是说给人家可以练习的一个榜样。“格物致知”是指示一条求学的道路，在事事物物里求知识。 禽兽是靠本能生存的，而人类却能学能习，并将学到的和习成的经验传给后代。 我写这本书的用意，就是想把几十年的经验，传给现代的青年和后代的儿孙。我们这一代所经验的无限苦痛，希望可以为下一代的人们作指示和教训：当避免的要避免，当保存的要保存，当改进的要改进，当推翻的要推翻。 旧的忘不了，新的学不会，是我们过渡时代的人们的一个通病。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中也不是，是人们的一种痛苦。 我们受了西方来的狂潮的激荡以后，国内一切思想制度都起了莫大的变化，势如洪涛汹涌澎湃！我们叫这变化为“新潮”。 以前我用英文写的一本书，名为《西潮》，是战后在美国出版的，后来又在中国台湾发行了中文本。《西潮》是写由西方来的外力影响了内部的变动；《新潮》是写内部自力的变动而形成了一股巨大潮流。虽然这种新潮的勃起，也可以说是受了西潮的激动，不过并不完全是受外来的影响，而是由内部自己发展起来的。“五四”前后北京大学学生罗家伦、傅斯年等发刊一本杂志，也叫《新潮》，当时英文译为“The Renaissance”，就是代表我国文化复兴的意义。当然本书采用《新潮》为名，是受了那本杂志的启示的，而且这新潮之掀起，北京大学是很有关系的。 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最近十余年来，把“五四”运动所提倡的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从象牙之塔的学府里，移植于中国台湾广大的农村里，而得显著的实效，因此又得了不同的经验。 著者现在且把这几十年来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前后的经验写出来，希望供青年们参考和抉择。 青年们，不要想找万灵丹啊！因为世界上是没有服了能使百病消散的万灵丹的。我们要眼看天、脚踏地，看得远、站得稳，一步一步地前进、再前进！ [book_title]第一章　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 (1) 我国自1937年始，经八年之长期抗战，敌军铁骑所至，毁坏了广大乡村之生产组织，又因政府在西南、西北大后方区域内征兵征粮，窒息了人力和物力。战事终了后数年，中美两同盟国政府，想把萧条而生产落后之中国农村，用近代科学方法，重新建设起来，于是合组了一个委员会，叫做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们，为了要了解农村的实际状况和问题，便包了飞机，计划了一个旅程，以南京为中心，分向全国各地作穿梭似的飞行。在考察的过程中，我们经常碰见我的学生来帮我们的忙。 有一次我们的包机临时在汉中降落；汉中据汉水上游，是盆地中心，故物产丰富，昔汉高祖因之以成帝业。我们一时心血来潮，想在这里推行农村建设工作。站在机场中瞩目四望，但见阡陌纵横，麦浪迎风，极视线而无际。当年诸葛亮便是屯军于此，北伐中原的。 因为是临时降落，事先未曾与当局接洽。正在徘徊之际，有一妙龄女郎迎面走来问我： “校长，您为什么到这儿来？” “你是哪一位？我们要找胡宗南将军。” “我是您的学生，我们有好几个同学在机场里服务。听说胡宗南将军正在开军事会议，今天恐怕找不到他。” 于是有几位学生引导我们到一个小饭店。菜肴十分可口，餐后颇有齿颊留香之感。等到算账的时候，胡将军的副官已先付了账，使那几位学生因未做成东道主而大为扫兴。 饭后即直飞兰州，大家因目的未达，不免失望，以后胡将军虽曾派代表来广州请我们再去，但我们已鼓不起勇气，婉辞谢绝了。 农复会的同仁们，尤其是美国的朋友们，觉得很奇怪，何以一个当过校长的人，有这么多的学生，几乎在全国各地的城市或乡间到处都会碰到。 另一次在飞机上，一位美国朋友同我开玩笑说：“你在天空里难道还会碰见学生吗？” “那是不会有的了！”我回答。话未说完，有一位制服整洁，身材高大的飞行员，走来向我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军礼，对着我叫了一声“校长”。 “你是哪一位？”我问。 “我是您的学生啊！”他回答。 “你怎会在这里？” “我是副驾驶员。” “你是几时学了飞行的？” “是很早以前，校长保送我学航空的。” 这时我可抖了，我就很自豪地对机内同仁们说：“你们瞧，几十年苦校长不是白当的吧，苦有苦的报酬啊！” 谈笑间，飞机已接近中国台湾的上空了。 我们向窗外望去，但见海天一色，清波荡漾，云朵在晚霞中向后飞渡，使我不觉顺口吟出李商隐的两句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因为当时大陆情形，已够使人担心了！ 正在沉思的时候，在斜阳普照的一幅美景里，松山机场已经在望。映入眼帘的，一边是丛林蓊郁的山峦，一边是阡陌纵横的田垅。虽然眼前风景如画，但当时我们所想的只是如何工作的问题。美丽的宝岛风光，只有留待将来再欣赏了。 回溯抗战初期，从台湾松山机场起飞的日本木更津飞机队，曾到杭州轰炸苋桥飞机场。他们派去五架轰炸机，却没有驱逐机保护。到了杭州以后，我们苋桥的防御人员当即迎战。五架敌机，竟打下了四架，另一架狼狈逃去，飞到绍兴附近，终于坠毁。我曾经到那边去看过，见到那跳伞降落的日本飞行员。我问他，他不肯说什么。以后他才跟管理他的我方人员说了，当五架日机从台湾起飞的时候，日方的司令官说：“杭州方面没有高射炮，也没有驱逐机，你们放胆去炸好了。” 这时见到当年日军轰炸机基地的松山机场，不禁勾起我那段回忆；那时在杭州我还是第一次领教敌机轰炸的滋味，那恐怖的经验，竟使我永生难忘。 下机后，便有省政府派来接我们的人上前寒暄，然后登车驶入市区。我坐的那一部车子里，也有一位我以前的学生，他告诉我，这是省政府最好的一部汽车，专给我用的。他并很幽默地说：“这部汽车，是以前的省主席夫人的座车，我们把它保留起来，今天给校长坐。”我笑了笑说：“那位主席夫人是我的老朋友。”他听了谦恭地一笑，也便不讲什么话了。 汽车不久便到了圆山桥附近的一个政府招待所，我们就在那里安顿下来。当时已经有几位农业人员等在那里，报告台湾农业的近况，并讨论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推行工作。后来我们到省政府去见省主席陈辞修先生，我们对他说，农复会的工作方针是两方面的，好像一把两面快的剑，一面用之于社会，以推行公平的分配；一面则运用近代的科学方法来增产。因为我们相信，只讲生产而不讲公平的分配，那么增加生产以后，会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结果必会造成社会的纠纷，不但于事无补，恐怕对整个社会而论，反而有害。如果只讲公平分配而不讲生产呢？结果等于分贫或均贫，而不是均富。我们的目的是要均富，均富并不是说平均分配，而是公平分配，使大家得到合乎公道的一份，不是使人人得到大小一样，轻重相等的一份。我们一方面讲公道，一方面讲生产，这就是我们的两边锋利的一把宝剑。这个政策，经我代表农复会说明之后，辞修先生听了非常赞成，说：“好啊，我们很欢迎。” 我们又说，公平分配最要紧的是土地改革，那便是耕者有其田。要讲生产，就必须用近代的科学方法，否则生产量不会增加的。陈辞修先生说，他赞成这个办法，当他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时，也曾经作过土地改革，收效很大。所以他也想在台湾做。不过目前的台湾百废待举，单凭他一个人与政府的力量，恐不易做到。经费既不够，技术人才也不足，是不是农复会愿意帮忙？我当时就代表农复会说：“只要省政府有推行土地改革的决心，农复会一定尽量帮忙。”主席说：“好，我们就这样办吧！” 经我们在全国好多地方视察之后，深觉最重要的首推水利问题。土地必须有水，才能生产。至于其他各种生产方法，当然也应注意：台湾是亚热带地方，容易发生虫害，而且传布极速，应加强防治；还要注意肥料，改良旧品种，介绍新品种。不过，要增加生产，单靠技术和物质是不够的，组织农民也是不能忽视的一件事。我们曾经派人调查过，台湾有个日治时代留存的农会制度。不过这个农会掌握在地主手中，它的宗旨并非替农民谋福利，只是为以前的殖民政府在台湾调度粮食供给日本之用，实际上那只是政府收购粮食的一个机关。我们建议把这种农会改组，主席对我们的建议都很赞成。商讨结果，决定一方面将农会改组为真正农民的农会；一方面推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关于生产方面，则着重水利建设，注意施肥，因为台湾土地是没有大陆肥沃的。其余像防除病虫害，改良品种，以及各式各样的生产办法，我们都详尽地研究过，务求达到改善国民生活的目的。 离开省政府后，大家都觉得很愉快，感到这位省主席决断力很大，看来他的行政经验很丰富，我们可尽量和他合作，以推行土地改革和耕者有其田的计划。 由于这几个月的经验，我们深知政府方面如没有决心，那就什么事也不能做。现在省主席既然有如此重大决心，我们对于在台湾实行土地改革的计划和统筹的农业计划，都抱着很大的信心。 于是我们到各处调查了一下台湾的情形，又看了几个试验场，并与农业界人士会谈过，才乘飞机到了厦门。在鼓浪屿一个西式的旅馆里，我们开会讨论改进台湾农业与推行土地改革的办法。这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离厦门不远的龙岩县帮助土地改革的工作，已经有了相当的时间。据该县出来的人以及我们派去视察的人说，那里自土地改革以后，生产的能力增加了，农民的耕作兴趣也提高了，社会上忽然繁荣起来。因为人民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之后，都加倍努力耕作。农民们丰衣足食，显得很高兴，连土匪也没有了，熙熙攘攘的，很太平。从这小地方看来，台湾若能够把土地改革办成功，也会一样的安定而富庶。目前台湾农村的进步和农民的快乐，在当时的龙岩县就已经看见具体而微的一部分；也因此增强了我们当时主张土地改革的信心，知道土地改革的政策，对国民的水准的确可以提高。 我们在鼓浪屿开会后，正预备到龙岩去看一趟，在地方上发现“推行伪土地改革者，杀，杀，杀！”的标语。因为我们是一个国际团体，不得不终止前去。经开会讨论后，我们就飞往广州，又转飞成都，在那里研究四川土地改革的问题。当时的省主席王陵基先生，对于这件事情，也相当热心，赞成在那里进行土地改革。台湾做的是三七五减租，那儿做的是二五减租。二五减租与三七五减租，相差甚微。但今日台湾所实行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就比较减租还要进一步了。那时候会里有两种意见：一部分人主张非土地改革不能振兴农村，还有一部分人却不赞成用土地改革的方式来改良农村。彼此虽然并未公开辩论，但对于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却各有主张。至于美国委员方面的意见，似乎以为这个问题还是让中国委员们自己决定为是，故未公开表示赞成与否。不过在谈论之间，还是赞成土地改革的。中国委员们，虽然无人公开表示反对土地改革，但积极主张非如此不能复兴农村的却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大概这少数人在那时候的言论举动过于积极，所以有一位委员在背后批评我们说：“唉，那些人发神经病了，一天到晚，只知道讲土地改革。”后来在台湾时，有人对我说，因为我在广东中央政治会议中曾代表那少数人说过：“你们广东地主们，现在不肯推行土地改革，将来不但你们的土地被夺去，连你们的头也会被杀下来。”所以有某君批评我说：“糟了，这老头儿也变了。” 这老头儿的确是变了，他生长在拥有数百亩良田的小地主家庭里，1928年的时候，他在浙江就跟在人家后面推行“二五”减租运动了。变了，时代变了。 我们少数人那样疯疯癫癫的言论和举动，毕竟感动了全体委员，都愿合力来推动土地改革。于是我们就包了飞机，飞到重庆，谒见张岳军长官请他帮忙。继飞回成都，劝王陵基主席从速推行“二五”减租。 王主席慷慨地说：“好，我们就这样做罢，我先把我所有的一千多亩田，实行‘二五’减租，不过问题在某巨公，他有好几千亩田呢。”他想了一会儿，就继续说道：“有法子了，我自己实行后，就对他说：咱们先干了，老兄请你照办。不然，我就帮助你们的佃户，向你要求减租。他现在没有枪杆儿，不敢不赞成。”我们听了这番话，心里觉得好痛快。 有一天我们在四川乡下，坐了几顶轿子，视察农村情形。我和轿夫边走边谈。四川人都健谈，虽是贩夫走卒，也不例外，这就是所谓摆龙门阵。当时我问他们： “你们这里减租了没有？” “哦，听说有这回事，看见有告示，说要减租的。” “减了没有？” “啊！先生，政府的话，哪里靠得住？” “要是真能减租，好不好？” “那当然好极了！” 由于这一段短短的谈话，足证一般农民是多么拥护土地改革的政策！ 到达目的地时，我的耳朵里似乎充满了人民微弱的呼声——“那——好——极——了。”这使我立下了一个志愿，一定要贯彻我们少数人的意志，把“二五”减租做成功。 于是我们留下一部分人在成都计划减租的办法。我则乘飞机自成都经桂林、广州到香港，停了一晚，第二天便飞向台湾。 那时台湾的土地改革政策，已完成了立法的程序。陈主席对省议会说：“我一切事都听从民意，唯有这‘三七五’减租案及联带的法案，务必请大家帮忙通过。”当然，握军政大权的主席，说那些话，到底含有几分“先礼后兵”的意义。 于是，省议会果然好好地通过了主席的提案。十几年后，回想起来，这个法案真正带来了台湾的安定与繁荣。 我在农复会台湾办事处，曾亲自拟了一张电稿，给成都王主席。我记得稿里有“吾兄当不让辞修兄专美于前”的一句话。 这是一个“请将不如激将”的办法。 第二天成都回电来了，其中有“一切当遵命办理”的一句谦虚话。 天下事只有少数人肯发神经病，把一件事似疯如狂地向前推进，终有达到目的的一天！ ———————————————————— (1) 《新潮》部分章的标题为编者所加。——编者按 [book_title]第二章　改革方案的施行 前面所说的土地改革的情形，足证少数人疯狂似的热忱，是促使一件事情成功的重要关键。但专靠热忱仍旧不够，还要明白所做的事与历史的关系。历史是无形的，看不见的。但它对个人、家庭、社会、国家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要做一件事，尤其是比较重大的事情，一定要先弄清我们所负的使命是什么，看清楚这点，才不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我们对本身所担负的工作，先要有一种基本的看法，或者就应该根据一种基本的哲学。这就是全盘问题里最重要的原则。这样，不论工作或解决问题，均可循此原则进行。此外还要了解国际的大势，能看清这一点，那么你所做的一切，就不至于违反时代的精神。若反其道而行，就会和世界的趋势扞格难通的。 我们还该知道本身所处的环境其要求是什么？然后设法解决，而且要用科学的技术去解决它。谁都知道近世的进步与中古世纪的落后，其主因就是近世有科学技术。用科学技术，一两个人在短时间内便可完成古代千百人耗费长时期才能完成的工作。所以东方的某些科学落后的国家，实应努力发展科学技术始能赶上时代！ 除上述各点外，政府的态度，社会的舆论也是非常重要的。根据我这几年做事的经验，深感凡做一件事，如果得不到当局和社会上一般人的信任，即使成功，也是事倍功半的，反之必可事半功倍。这几年来，台湾农村建设的成功，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不过多产几十吨米，多养几百头猪，多出口几万斤橘子等等是看得见的有形的成绩；但在这些有形的成绩后面，还有许多看不见但更重要的因素，我将在这本书里，时时予以说明。 1948年夏的一天早晨，我在南京红十字总会办公室里办公时，来了一个电话，要我亲自接听。我拿起听筒先说道：“我是蒋某人，你是哪一位？”我讲的是绍兴国语。对方一听我的绍兴国语，便用他的宁波国语回答说：“这里是委员长公馆，委员长要请蒋先生中午来吃便饭。”绍兴官话和宁波官话大致相似，所以这几句话，彼此都听得很清楚，知道没有弄错。到了12点钟，我赴约前往。进了委员长公馆，招呼客人的就领我到一间饭厅里去。这里是我很熟悉的地方，因为委员长常在此约我们吃饭的。当时我看到桌上有两付碗筷，一个主座，一个客座，已经安排好了。不到几秒钟，委员长便走出来，说：“请坐，请坐，吃点便饭吧！”我就依言坐下去了。委员长接着说：“我有一件事情，要请你去担任。”我问：“什么事情啊？”他说：“现在有一个中美共同组织的开发农村的委员会，请你去担任这个会的主任委员。”我说：“委员长，我现在正在办行政院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这个机构很大，凡是联合国援助我国抗战后期所剩下来的钱和物资，都由这个委员会处理，这已经够忙了，而且都是关于工业方面的工作，范围很大，从上海到成都，从北方到广州都在其内。”委员长说：“这个我都知道，我要你担任这个农村工作，就是因为你担任工业工作的关系，农和工是不好分开的，我就是这个意思，你两个工作都要担任，这两个工作不能分离的。”我也没有客气，就说：“委员长要我担任，我就担任了。”他说：“你有什么意见没有？”我当即回答：“我有点意见。”于是我说道：“农村建设如果不从改革土地着手，只是维持现状，是不会成功的。”委员长点头道：“对了，你有什么办法？”我说：“我希望划出一个地区做试验，实行土地改革。”委员长问我：“你要划出什么地方？”我说：“我想划出无锡来，因为无锡是一个已经半工业化的县份，那个地方有资本家，有地主，而无锡的地主不一定靠土地生活，所以把他们的土地拿来做土地改革，他们也不至于激烈反对。”委员长马上同意地说：“哦！那可以的。”我又补充道：“我指定无锡，还有一个理由，因为土地改革是要地主拿出土地来的，虽然无锡已相当工业化，但要地主们拿出土地来，总好像是与虎谋皮，不是容易办到的事。那是可能要用兵力来打老虎。无锡与南京邻近，容易派兵，将来我们试验的时候，如果需用兵，不知委员长是不是可以派兵？”委员长果断地说：“可以，要用兵的时候，当然派兵。好了，就这样做吧！其余的事情慢慢地想。你去负责任，要什么人你去派，派了之后，你和行政院长商量好了，不必跟我说，我事情也忙，这件事情，就请你全权去办吧。” “全权去办”这几个字，今天回想起来，已经12年了。这12年之中，政府对于农复会的工作和一班负责工作的人，只有信任，没有一点怀疑。所以我说，得到政府的信任，是最重要的事。假如政府不信任，不但土地改革的问题不能解决，其他一切事情也都会办不通的。 读前文，足证促成农村建设成功的几个重要因素，其形成绝非偶然。我们参考着历史，根据基本哲学，采用近代的科学技术，再适应着社会的环境，随时随地的研究，时时与政府保持联络，12年来，没有一天间断过，松懈过。我在本书里，不但要写农复会在台湾的工作情形，同时还追溯一部分过去的事。这样写法，才能使读者明白我们工作的过程，以及农复会所负的使命。 农复会的基本哲学，前面已经说过，一方面要公平解决社会分配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社会公道的问题；一方面要采用近代的科学技术来解决各种生产问题。我们从事农村工作的目的，是为大多数人谋幸福，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这个想法从何而来呢？这也是一个偶然的事。往往有好多偶然的事，会发展为一个时代的历史。 1947年我在伦敦参加一个国际学会，有一天这会里推举两个人出来说话，一个代表西方的，就是现在很有名的英国历史家汤因比（Toynbee）；另一个代表东方说话的，他们推举了我。汤因比当时说的话，我现在还记得。他把俄国与美国作了比较，说：“现在世界上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社会公道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人民福利的问题；另一个是国防问题，也就是一个国家维持军备的费用问题。这两个问题常常互相冲突。如着重社会公道或社会福利，就得牺牲国防的经费。反之，如着重国防，就不能不牺牲多数人民的利益。”他并举了两个例子说：“一个是俄国，正在拼命地建设国防，所以不得不把人民的福利牺牲了，因此现在俄国的人民生活得很苦。可是美国就不同了，他们在大战以后，便解散了庞大的军队，积极建设起各种公共事业，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以彻底维持社会公道。”他又说：“现在这个世界好像一条沉下去的船，大家都想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立足。”这个意思很明白，船沉了，哪里都是不安全的。 汤因比讲完后便让我讲。我开头说，“如果世界像一条沉下去的船，那么中国就正在这只船的最不安全的一面。”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大家都很注意地听着。这话是我偶然冲口说出来的，事前并未细想。不过记得离开南京的时候，有一次我和陈果夫先生谈天时说过：“果夫先生啊！现在情形真不对了，这个政府要僵掉了，什么事情也办不通，我们要做一件事，真吃力啊！简直推不动。在行政院两年的经验，我真够苦了。我曾经和委员长说过，好多事情办不通，僵极了。他问我为什么僵极了，我一时又说不出来。只觉得僵得很厉害，简直不能动了！”后来果夫先生说：“唉！你这话是对的，我们大家再跟委员长去谈谈罢。”我说：“既然僵了，他也没有办法。不过我们再去谈谈，倒也不妨。”后来我即匆匆起程赴伦敦，并没有找委员长再谈过，但我心里总想着如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就会影响整个中国的问题，这形成一团阴影，一直存在我的潜意识里，所以当时轮到我说话的时候，便不自觉地冲口而出。 国防啊！社会公道啊！从此便常在我耳边无声地呼喊着，并不断地提醒着我。以后我就把“社会公道”保留了，而将“国防”改为“科学技术”生产。但是我没有把经过的原委向委员们说明。农复会的委员们接受了我的建议，遂定为农复会的基本政策——即一面讲公平分配，一面讲生产。 [book_title]第三章　土地问题 土地问题是我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汉唐宋元明清历代末期的变动，都是由农村问题引起的。最早的我不讲它了，让我从汉朝讲起。 汉太学生贾谊有几句话，说明当时土地与人民的关系。他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从这两句话里，可知当时田地都集中在豪富手里，真正耕种的农民，反而一点土地都没有。这种情形，到西汉末年尤为显著。王莽知道情势严重，便想把土地问题作个彻底的解决，于是拟定了一个土地政策，把天下所有的土地统统收归国有。但这种土地国有政策很糟，无论是大地主、小地主，以及佃农，群起反对，不满的情绪日益高涨，他们说我要地啊！土地被国家收去以后，人民全都没有地，是不智之举，所以后来人民终于起来反抗，结果造成了西汉末年的大乱。 后来到了北魏、唐，对于土地问题，有了一个相当好的解决办法，那就是所谓授田办法。一个人出生后，便授与一份田地，男女都有规定的数量。这样暂时算解决了问题。但是等到人口增多，土地就不敷分配了，等到国家已没有田再授给人民的时候，就只好让人民自由去买卖，结果又回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 我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家里有几百亩良田，虽然是祖宗积下来的，但是我们就靠祖宗的这点遗产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在这种土地制度之下，有些人弄点鸦片抽抽，有些人读读书，去参加科举考试，有些人游荡着无所事事。社会里有了一个不劳而获的阶级，就会造成人心的不平，又因要保存资本的安全，土地就变成一种资本，购买土地成了保存家产的一个最好办法。 列代的叛乱以及朝代的改变，大都是因土地问题引起的。洪杨之乱时，洪秀全的太平军有一个号召：“跟着来，大家有田了！”大家分到田，当然谁都高兴，于是大家都跟了去。不过等到大局安定了以后，土地问题就不谈了。这是什么缘故？因为起初一般百姓为了得到土地，跟了去。等到打进了城，放肆的机会来了，女子玉帛，任由大家抢掠一番。一抢就糟了，这班乡下来的人，从此再不肯回田间去了。他们心想，何必要种地呢，乡下老婆又丑又笨，城里人的老婆又美又伶俐，一抢就抢来了，只要当兵，女子玉帛都有了，还种什么地。而且每次朝代换了之后，人口减少，好多人被杀掉，地也就足够分配了。 据说，关于湖南湘绣的来历，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我们知道刺绣中最讲究的是江苏的苏绣。湘绣的得名是因战事而来的。太平天国的时候，政府军里多半是湖南人，所以后来有所谓“无湘不成军”的话。我们在大陆的时候，军队里也是湖南人多。刺绣这东西，本来是苏州人的特长，这班湖南人，脾气憨憨的，怎会刺绣呢？但这是有道理的。当战事结束，曾国藩把军队解散，这班三湘子弟也带了抢来或娶去的苏州老婆回去了。苏州老婆到了湖南，把苏绣传开来，便成了湘绣。 譬如在浙江於潜、昌化两地，在洪秀全战乱以后，土地没有人种。因为太平军到浙江来，是从於潜、昌化进来的。沿路的农民，被太平军掳的掳，杀的杀，以致过了好几十年，人口还是不够，土地因此也都荒废了。那时候政府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就是以田地分配给犯罪的人作为刑罚。譬如一个人犯了罪，县知事便判道：“好，你犯罪了，罚你领20亩地去。”这个乡下人说：“大老爷！求求你开恩，给我领两亩吧，我不要20亩啊！”大老爷说：“那么你拿10亩去！”这现象我们一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给了田人家不要呢？殊不知这个田要用本钱去开辟的。试想一二十年没有耕种过的田，已长满了野草，要开辟当然是非常困难的，同时人民死于战争太多，能出劳力的人手不够，何况有了田便要付税，这个税可受不了。土地问题本来是很复杂的，每次朝代变更之后，人们何以便把这个问题忘了呢？这是因为人口减少，本来要土地的人，好多已经死掉了。又等到太平若干年以后，人口日渐增多，土地的分配又发生了困难。所以农村问题，尤其是土地问题，永远是中国祸乱循环的原因。 中山先生倡耕者有其田，就是看到历史上这个重要问题的症结所在，想要解决它。起初我不明白中山先生为什么特别重视耕者有其田，后来我到广东去工作才明白了。中国土地制度之坏莫过于中山县。有一次我在广州碰到孙哲生先生，我说：“哲生兄！你老太爷中山先生提倡耕者有其田，可是你们中山县土地制度最坏了。普通的比较正常的办法所谓‘五五’，是地主得五成，佃农得五成。后来慢慢改为三七，地主得七成，佃农得三成，甚至一九都有，那就是地主得九成，佃农得一成。试问农民生活哪得不苦？他们住在茅屋里边，穷得连粥也没得喝，幸亏中山县渔产丰富，他们可以利用农闲时去捕鱼，否则叫他们怎么生活呢？”中山先生因为看见农民生活困苦，所以提倡耕者有其田，是有他的社会背景的。有一次中山先生问梁士诒先生：“燕荪先生，袁项城赞成土地改革是什么缘故？”梁士诒说：“那是当然的，因为北方土地生产力量差，而大多数农民都有他们自己的土地，所以人们认为耕者有其田是当然的。袁项城又怎么会反对呢？”我国南方和北方的情形不同，当我们到陕西、甘肃去做工作的时候，知道这两省本来就是耕者有其田，只有在南方土壤肥沃的地方，土地才成了买卖的商品和财富的资本。这已经不只是吃饭的问题，而且变为资本问题了。南北不同，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推行耕者有其田，首先着重南方。 中山先生有生之年，迄无机会实现他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只留下了一个主张，那是民生主义里最重要的一部分。我国第一次试验此一政策是北伐成功以后，在浙江开始的，那是民国十八年。当年试行二五减租由省党部和省政府联合推行。减租的结果，民间的经济，很快就繁荣起来了。我记得那一年过年的时候，爆竹声似乎格外热烈。农民吃得好，穿得漂亮，农村里洋溢着一片欢乐。但仅在浙江一省进行试验，当地的地主们当然不高兴。其所以能够推行，是因国民军到达杭州以后，政府的权力有了后盾，所以省政府和省党部决定要试办二五减租，当时是没有法定机关或民意机构可以反对的，像现在的台湾，那就要经省议会通过了。那时是革命军训政时代，只要党部与政府合作即可。所以一般地主即使要反对，也没有办法。不过他们心里是不愿意的，所以到后来，他们终于买通了职业凶手，把进行二五减租的一个领袖——沈玄庐刺死了。以后，二五减租虽还继续了一段时期，但是纠纷愈来愈多。地主想出种种的办法来阻挠，结果还是取消了。今天在台湾已由三七五减租改为耕者有其田。在推行过程中，政府方面要是没有相当的毅力是行不通的，我们在上面说过台湾的土地改革，是由政府竭力主张，经省议会通过后才办理的。而省议员们多是代表地主一方面的，所以要他们通过土地改革法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抗战期间，陈辞修先生任湖北省主席。因战时有安定社会的需要，他就在湖北推行减租，眼看减租以后，民间的经济状况果然好转起来了。经过这两次试验，并在前面说过龙岩的实例，证明减租确能够使社会经济繁荣，因此政府才决定在台湾推行。若没有湖北、浙江和龙岩的前例，或许大家还不会有这样的信心和热心。 有一年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道格拉士（Justice Douglas）到台湾来研究土地改革实况。他曾问我台湾实行土地改革有无困难？我说，要地主把地拿出来，当然经过了种种阻难。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所谓与虎谋皮，和老虎讲价钱要它把皮剥下来，你想老虎肯吗？后来我看见他所写的一本书里有一章叫做“与虎谋皮”，并未说出何人所讲，只说是在台湾时，听到一个人说的。 有一年陈果夫先生在南京和我说，他竭力主张要把南京城里的地，尤其是现在还没有造房子的地，统统由政府收购，来办土地改革。等到开会时，他把计划提出后，竟左右碰壁，大多数的人都不赞成。他不明白是什么缘故，后来才知道南京的地，多半早被政府里的大官用很便宜的价钱收买了。所以你要他们来通过他的计划，当然是很困难的。我那时与陈果夫先生说：“果夫先生啊！南京的地是老虎皮，你要用强力，才能把老虎打倒，剥下它的皮啊！你跟老虎商量，要想通过剥虎皮的法案，那是办不到的。”果夫先生说：“真的，起初我不懂，后来我才懂。” 1953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斯梯文生（Mr. Adlai E. Stevenson）来台湾，曾到农复会来讨论土地改革和农业生产问题。我代表农复会，作三分钟的致辞。在这短短时间内，要包括欢迎辞并说明建设农村的基本哲学。其意义与我们初到台湾时省主席所讲的大致相似。在此不妨译出来重述一遍。当我写讲辞时，曾经仔细考虑过，在极短的时间内对外国上宾讲话必须扼要中肯，精密简明才好。后来斯氏在美国讲演或写作，常常引用我这欢迎辞里的话，译文如下： 斯梯文生先生！ 这是您第一次到自由中国么？ （答“是”。） 但是我们对于您觉得有一种亲密感，这亲密感是以您在美国几篇著名的讲演中得来的。 您的讲演，能把美国人民的理想人格化，并超越党派，透过国界，将此宣示于全世界。 这种人格化的理想，如空谷传音，拨动了千千万万人民的心弦。 我们希望您能在这儿的农复会里，看见与您相等的精神，虽然看起来，不免渺小一点。 农复会的工作，是根据两个基本原则：（一）社会的公道，换言之为公平分配。（二）物质的福利，换言之为增加生产。 我们要想把这两者达成平衡的境界。单独地只讲社会公道或公平分配，其结果是均贫。反过来说，若只讲生产，其结果会使富者更富，贫者仍贫，贫富悬隔的鸿沟因此更为加深。 土地改革，为讲社会公道最要紧的工作。台湾的土地改革，在今年（1953）年底可完成。土地问题，自汉代以来，就是循环不已的人民叛变之源。好几个强大的朝代，为农民革命狂潮所卷去。 增产最基本的工作，是水利、肥料和病虫害之防治。很谨慎地能把分配与生产配合起来，在世界这角落里，是解决农村问题的一把钥匙。 我们的眼看着天上的星，我们的脚踏着地下的草根，我们从农民那里学习，不以我们的幻想去教农民。 我们的理想是很高的，我们的办法是很切实际的。 斯梯文生先生，我们想您会赞成的。 [book_title]第四章　大后方的民众生活 自从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我国大后方和沦陷区的一般民众，都相信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日本不自量力，居然和美国打上了，其结果一定会失败的，这是全国人民一致的看法。 人们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日本人看不到这一点，难道他们自己不觉得那样小的一个岛国，就能够打倒英美两国联军的势力？竟胆敢偷袭珍珠港呢？他们的理由是：如不把美国的海军毁掉，日本迟早要吃亏的，与其那时候被他们打，不如现在先打他们。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一方面采取了资本主义，一方面采取了帝国主义，双管齐下，同时向国外发展。他们为了争取国外市场和扩展国家的势力，不择手段，不顾信义地向他国侵略着，除非碰到强有力的阻止，他们是不会停止的。这就是日本突袭珍珠港的原因。只是他们军阀的眼光短浅，太高估自己的力量！ 自19世纪的中叶，以迄20世纪的中叶，这100年的期间，西洋发展了一种资本主义。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造成了一种向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日本就是因为采取了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而成为一个强国。我们呢，也想照日本的维新办法，富国强兵。日本用资本主义来发展产业，以充实国库，然后再用以强兵。富国强兵是给他们做成功了。那么我们呢？我们想富国，但是没有富国之道。因为我们中国人向来的思想，尤其是儒家，是讲不患寡而患不均，不主张私人资本主义。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富国政策，不是要发展私人资本，而是发展国家资本。如招商局、开滦煤矿，以及铁道、银行（如大清银行）等，都是国营的，私人资本向来不受重视，而且政府时时在设法阻止它的发展。因为大家相信个人资本的发达，会造成社会的不均的。这种思想实违背了19世纪发展工商业的基本条件——私人资本主义。因为国家资本所经营的工商业，没有同业间的竞争，则必然影响其进步与发达，国库也就因而不丰，当然没有钱来强兵。数十年来，我们一直希望国富兵强，而结果是国既愈搞愈穷，兵也愈养愈弱了。 珍珠港事件以后，大家都认为最后的胜利必属于联军，但是在中国大陆和欧洲战场，都还有一段艰苦的时间需要奋斗。那时候，我刚接任红十字会会长。由于职责的关系，我曾和一个学生，带了许多美国红会赠送的药品，坐了一部美国红会赠送的很漂亮的大救护车，到后方去视察红十字会的工作。我们从昆明到贵阳，再到桂林，然后转衡阳，再折回桂林，到湘西镇远，又回到贵阳，最后又到了重庆。因为我们红十字会的总会在重庆，在那里稍事勾留，即驶往昆明红十字会的办事处。由该地沿滇缅路西行，视察各地红十字会的工作，到保山为止。在这几个礼拜的视察途中，看到好多极其残酷的事，使我心悸神伤，迄今难忘。 当时我是以红十字会的会长资格，去视察各地壮丁收容所的。管收容所的人，见我带了药品，他们以为我是一位医生，因为里面生病的人很多，所以都让我进去了。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哪里来的？”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700人，可是现在只剩下17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下17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先生，没有人逃跑啊！老实说，能逃跑到哪里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连水都没有的喝。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的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听了这些话，我不禁为之悚然！当时那17人中有几个病了，有几个仍患痢疾，我便找医生给他们诊治。照那情形看来，我相信他们的确没有逃跑，像那荒凉的地方，不但没有饭吃，喝的又是有传染病菌的溪水，能逃到哪里去呢！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为的是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劣，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那侥幸未死的一些壮丁在兵营里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稳。这是因为长途跋涉，累乏过度，饮食又粗劣而不洁，体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恶性疟疾流行，因此一般壮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极了！ 押送壮丁的人，对于壮丁的死亡，似毫无同情心，可能因为看得太多，感觉也就麻木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它们常因抢夺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有的地方，壮丁们被埋起来，但埋得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条腿或一只脚在地面上，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搐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有一天晚上，贵州马场坪一个小市镇里，屋檐下的泥地上零零星星地躺着不少病倒的壮丁。我用手电筒向他们面部探照了一下，看见其中的一个奄奄一息。我问他怎样了？他的眼睛微微睁开，向电光注视片刻，只哼了一声，便又闭上，大概从此就长眠了。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输赢的数目很大，大堆的钞票放在桌上，大家赌得兴高采烈，根本不管那些已濒于死亡的壮丁。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事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我沿途看见的，都是这些残酷悲惨令人愤慨的事。办兵役的人这样缺乏同情心，可以说到处可见。 有一天我看见几百个人，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他们在山上，我们的车子在山下驰过。他们正在集体小便，好像天下雨，从屋檐流下来的水一样；他们连大便也是集体行动，到时候如果大便不出，也非大便不可。若错过这个机会，再要大便，是不许可的。 有好多话都是壮丁亲口告诉我的。因为他们不防备我会报告政府，所以我到各兵营里去，那些办兵役的人都不曾注意我。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1400万人。当然，曲江壮丁从700人死剩17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会多不会少。”可惜我把估计的方法忘记了。因为那时所根据的各项数字是军事秘密，我没有记录下来。现在事过境迁，为保留史实计，我在这里写出来，反正不是官方的公文，只可作为野史的记载看。 我在赴滇缅路视察以前，曾飞往重庆一次，把预备好的一篇致军事最高当局的函稿，面呈给陈辞修将军看了。他长叹了一声说：“我把你的信递上去吧。”我说：“不要，我自己会递的，何必让你得罪人呢？” 于是我亲自将信送到军事最高当局的收发室，取了收条，收藏起来。不料等了好久，迄无消息。我就去问辞修将军他处有无消息，他说没有。于是我们商量了一下，便去找陈布雷先生。布雷先生对此事也毫无所闻，但见许多查询。他知道此事重要，就面询军事最高当局，有没有看见红十字会会长某某先生的信？答说没有。查询起来，此信还搁置在管军事部门的秘书室里。最高当局看了信以后，就带一位极亲信的人，跑到重庆某壮丁营里，亲自去调查。想不到调查的结果，完全证实了我的报告，于是把主持役政的某大员，交付军事法庭。法庭不但查明了他的罪案，而且在他的住宅里搜出了大量金条和烟土，于是依法把他判处死刑而枪毙了。 当我从滇缅路视察完毕回昆明后，因恐第一个报告不会发生作用，又预备好第二个视察报告，正准备再递上去，杜聿明长官得到某大员被捕的消息，来通知我说：“你的报告已经发生效力，那位仁兄已被捕交给军事法庭了。”于是我就把预备好的第二报告烧了。 过了几天，军政部长行了一角公文，送到红十字会昆明办事处来，内有最高军事当局批示给军政部长的话。现在我所记得的为：“役政办法如此腐败，某之罪也。但该部所司何事，腐败一至于此，可叹可叹。”可笑的是，军政部的报告中竟说某处患病壮丁，已送医院治疗；某处被狗吃过的壮丁尸体，已饬掩埋。这些话真是牛头不对马嘴，壮丁早已死了，而且那地方并无医院，狗吃人肉早已吃完了，还要埋什么呢？这真是“科员政治”的彻底表现了。 天下竟有这么凑巧的事，战后还都以前，内子陶曾縠先飞南京去找住房。经市政府介绍了一所大宅子，她走进去一打听，才知道那正是被枪毙的那位仁兄的产业。我太太吓了一跳，拔脚就走，陪去的人莫名其妙，忙问其故，我太太说：“啊呀！这幢房子的原主要向我先生讨命的呀！” 平心而论，兵役办得这样糟糕，并非完全由于人事关系。即使主持人认真办理，好多缺点也没法补救：交通梗阻，徒步远行，体力消耗过甚；食物不够，且不合卫生，易起疾病；饮水含微生物，饮之易致腹泻；蚊子肆虐，疟疾为灾。凡此种种，苟无近代科学设施，虽有贤者负责，亦无重大改进之可能。后经中美当局之研究，从事有效之措施。其最大的改革，为分区设立若干小型飞机场，将附近若干里内之壮丁，集合于机场，飞往训练中心。自各村落至机场，沿途设有招呼站、卫生所，供给饮食医药。果然，此制度实行后，壮丁在途中死亡者百中不过一二而已。 附：1941年7月作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时一篇有关兵役状况的原视察报告 梦麟此次视察桂湘红十字会医务工作，道经贵阳至独山，计程230公里，再自贵阳至镇远，公路263公里，均东来壮丁必经之道。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踯躅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所见所闻，若隐蔽而不言，实有负钧座之知遇。谨举列上渎，幸赐垂鉴： （一）落伍壮丁手持竹杖，发长而矗立，形容枯槁，均向东行，盖其心必念家乡也，沿途所见者十余人。 （二）在马场坪见一落伍壮丁，年约二十左右，病卧街旁，询之，则以手划地作“吾伤风”三字，问其自何来，曰：“宣化。”继曰：“头痛眼看不见。”遂嘱同行医生以药物治之，并予以法币10元。翌晨，见其已能立起。同地又见落伍壮丁倒卧街旁，以电棒照之，但略举目，已不能言语，翌晨死矣。 （三）在离龙里县城一华里公路旁，午前10时左右，见一大黄狗在一死壮丁左臂大嚼。 （四）渝筑路上桐梓县，在寓所后面院子里见壮丁百数人正在训练中，面黄肌瘦，食时，见只给两中碗。旁观有中央军校毕业之李上校叹曰：“天哪！这种兵怎么打仗？唉！办兵役的人啊！” （五）据黄平县长云：“有一湘人挑布担过重安江时，遇解送壮丁队，被执，坚拒不肯去，被殴死。即掩埋路旁，露一足，乡人恐为犬所食，重埋之。湘人苏，送县署，询之，得知其实。” （六）黄平县长检得道旁卧病壮丁七人，送医院治之，死其六，其余一人病愈逸去。 （七）据马场坪医生云：“有湘人十余人，挑布担迤逦而行，近贵定县，遇解送队，数人被执，余者逃入县城报告。适一卡车至，持枪者拥湘人上车，向贵阳行驶。湘人赂之，被释。方下车时，以枪击毙之曰：彼辈乃逃兵也。” （八）据镇远红十字分会长云：“分会有掩埋队，见有死而暴露者，有半死而活埋者，有将死而击毙者。” （九）韶关解来壮丁300，至筑只剩270人。江西来1800人，至筑只剩150余人。而此百余人中，合格者仅及20％。龙潭区来1000人，至筑仅余100余人。以上所述，言之者有高级文武官吏医生教员，所言大致相同。 （十）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25％。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10％矣。 [book_title]第五章　中国文化 文化是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它会生长，会发展；也会衰老，会死亡。文化，如果能够不断吸收新的养分，经常保持新陈代谢的作用，则古旧的文化可以更新，即使衰老了，也还可以复兴。 历史上多少灿烂的文化，如巴比伦文化、迦太基文化、古埃及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都像昙花般一现就消歇了。但也有若干文化，绵延不断，历久弥新。其间盈虚消长，是值得我们深长思索的。 大凡文化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内在的，基于生活的需要。人类有种种生活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不得不想种种方法来创造，来发明。这是促进文化发展的一个动力。另一个是外来的，基于环境的变迁。环境变迁多半是受外来的影响。这是因为四周环境改变了，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就不得不采取新的适应方法。人类如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就不能在这环境里生存。我们从历史上看，这两个因素总是交互影响的。 中国文化是少数古文化现在还巍然屹立的一枝。它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能不断吸收新的文化与适应新的环境。历史上较早的较显著的一个例子发生在战国。 战国时候的赵武灵王为了国家的生存，不管王公大臣和国内人民的反对，毅然采取了匈奴的服装（胡服）和他们的骑射之术（骑在马上射箭）。胡服和骑射都是外国的东西。他的叔叔公子成对此大表反对。他说： 臣闻中国者，圣贤之所教也，礼乐之所用也，远方之所则效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道，逆人之心。臣愿王熟图之也。 赵武灵王听了这席话，便自己亲自去向他叔叔说明。他说： 吾国东有齐、中山，北有燕、东胡，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则何以守之哉。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略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微社稷之神灵，则鄗几于不守也。先君丑之。故寡人变服骑射，欲以备四境之难，报中山之怨。而叔顺中国之俗，恶变服之名，以忘鄗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 上面这段话，把公子成说服了。于是下令变服，习骑射。 胡服骑射的结果，中原出现了两种东西：一种是裤子，一种是骑射。中国人向来不穿裤子，裤子是从胡人那面学来的。我们推想大概在打仗的时候，要骑在马上射箭，没有裤子不大便当。骑射在战术上更是一个重大的改革。以前我们的箭是徒步的兵卒从地面发射的，也有站在战车上发射的。自从胡人那儿学得了骑射以后，战车便少用了，甚至于不用了。这是因为战车太笨重，在中原平地，没有山的地方，可以横行，可以打仗。但赵国（现在的山西）境内多山，战车在山里无法使用，所以非采取骑射不能抵抗敌人。从此以后，战争的方法起了革命性的改变，也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生存。 骑射引进以后，马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种工具，所以有“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之句。汉武帝在宫外好几千亩地里种了苜蓿。天马是指西域来的马。阿拉伯古称天方，从那边来的马称天马。马要用苜蓿来饲养，所以要引进马，同时还要引进苜蓿。这时战车不用了，原来徒步的兵卒，现在已成了马上的骑士。从此军队的活动范围变得既广且远，运用也迅速了，因此战术便整个变了。 虽然胡服骑射是外面来的，但进来以后，就慢慢地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东西了。我们内部长期发展和适应的结果，到汉武帝时，中国已经繁殖了不少的马，战术也变得高明了，所以能把匈奴逐出去。 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国君，他一面发展中国的文化，同时发展军略，改进战术，文治武功，都极一时之盛。凭了新发展的战术，引军西向，把匈奴赶得远远的。历史上说：“匈奴远行，不知去向。”现在我们知道他们跑到欧洲去了，他们骚扰欧洲400多年，结果把罗马帝国毁了。 所以外来的文化，如果能够采取适当，并适应本国的环境，是能够帮助解决本国问题的。进来之后，便成了我们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再经过相当时期的发展，便可以产生一种更高的新的文化。胡服骑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外来的文化，固然可以刺激本国文化的发展；而本国的文化，受了外来的影响，也可以更适应环境。如果食而不化，便不会产生像汉代一样灿烂的文化。所以最危险的事情是只以为我们自己的文化好，对外国来的瞧不上眼。这是很危险的事情，知识不够识见近，往往患这种毛病。譬如最近义和团的事情，西太后以至于北方一班老先生，恨外国的文化，用中国义和团的符咒、刀枪想打外国人，结果一败涂地。我们不是说外国来的都是好的。外国来的东西，如果不能适应中国的需要，当然不会采取。外国来的东西与中国有好处的，是拒绝不了的。 譬如我们的音乐，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国乐，大都是从西域外国来的。如琵琶、胡琴、羌笛，好多乐器，都是外国来的。中国原来的音乐，只能在孔庙里听见。许多人都不知我们现在所称的国乐，是受外国影响很大的。唐代的各种宫廷音乐，大都是西域来的。现在日本宫廷里还代我们保存了一部分。我们中国人并不都是守旧的，我们一向很愿意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我们这民族能够这样长久存在，原因就是愿意向外国学习。 又譬如佛教，是从东汉时起，慢慢地进来的，到唐朝大盛。从东汉到宋朝（从2世纪到11世纪）经过八九百年的功夫，佛教变成了中国自己的思想，与中国原有的儒道两家思想一直共存到现在。等到北宋的时候，宋儒起来了，宋儒是我们原有的儒家思想受佛教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新思想。它把中国自己原有的思想改变了，所以近人把宋儒叫新儒学。 现在我们讲新儒学。我们现在称宋儒明儒之学为新儒学。新儒学有两派：一派以我国原有思想为主，所受佛教思想影响较轻。这派叫做程朱学派。程指程颢、程颐兄弟，朱即朱熹。另一派以宋之陆象山、明之王阳明为领袖，所以称为陆王派。这派受佛教思想较重，所含我国原来的思想较轻。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陆王派对外来的佛教思想与中国本来的儒家思想是并重的。两派比较，则程朱一派较为侧重儒家思想一些，这是两派的分别。陆王一派到了明朝，佛教思想格外浓厚，这是受了禅宗思想的影响。陆王、程朱两派彼此互相诋毁，互相倾轧。陆象山曾作诗讥讽朱熹，他说：“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其实陆王与程朱两派，都同受佛教影响，不过轻重之分而已。 明朝末期，西洋耶稣会士来了，他们一面传布耶稣的教义，同时把西洋的科学也传了进来。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的传入，影响了清代的学风。有清一代，因为受科学的影响，考证之学便成了清代学术的中心。 近代西洋文化的输入，初期是由日本转译而来，稍后才直接从西洋输入。自西洋文化直接从欧洲输入，中国文化就开始发生大变动了。这个大变动可以五口通商、割让香港作起点。此后，外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都一起汹涌地进来了。中国所受影响，也愈来愈厉害。1898年戊戌政变，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想帮助光绪皇帝把中国彻底改革，实行西化。但因当时反动的力量太大，政变没有成功。到1900年（庚子年）的时候，忽然发生一项反西化的大反动——义和团之乱，他们想帮助清朝消灭外国人。所谓“扶清灭洋”，就是他们的口号。这事闯下了很大的乱子。从此以后，中国的国势，便一天不如一天了。 日本人趁这个机会，用西洋文化来打我们。起初是甲午战争，我们被打败以后，便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此后日本又继续不断向中国侵略。到第一次欧战时，日本人的侵略格外变本加厉，“二十一条”条件就是在这时候提出来的。后来凡尔赛和会想把青岛让给日本，消息传来，国内大表反对，学生反对得尤其厉害。这是一次纯粹的爱国运动。由这次爱国运动，导出了一次要求文化改革与社会改革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思想，便起了绝大的变动。日本人一连串的侵略，我们一连串的抵抗。后来革命军北伐，国民政府成立，与日本的冲突愈大，到1937年，日本开始大规模进军侵略我们。等到袭击珍珠港的时候，日本人把世界各国都打上了。一直等到中国八年血战，才在同盟国共同协力下，把这远东侵略国家打败。 所谓中华民族，本来由中国境内的各民族混合而成的。先秦记载，就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称。东部地方居住的叫夷，西部的叫戎，南部的叫蛮，北部的叫狄。这是我们历史上常常看见的名字，所谓蛮夷，所谓戎狄，都是外国人的通称。这种民族，不但散居我们国境四周，而且还杂处在我们国境之内。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只能以文化为中心，来教育他们同化他们。春秋时候，所谓“诸夏而夷狄者则夷狄之，夷狄而诸夏者则诸夏之”，就是这个意思。所谓夷狄，所谓诸夏，不是种族的差别，只是文化的异同。夷狄而接受诸夏文化的，则夷狄也是诸夏，诸夏而采取夷狄文化的，则诸夏也变为夷狄了。夷夏之分，本来如此。后来内部慢慢统一，就成了一个华夏大民族，一个中国统一的民族。 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称谓，是我们初期历史对外来民族的通称。到了汉朝，凡从外国来的就叫胡，或称夷了。到了唐朝，外面来的就叫做番了。所以我们常常称自己为汉人，称外国人为夷人。唐朝时自己称唐人，称外国为番子。后来我们把自己的国土称中国，旁的国家称外国。所以胡与汉，唐与番，中与外，都是中国与外国之别。 这些夷狄与中国本土民族相接触，外来的文化与原有的文化因接触而彼此吸收。外国文化，经过中国吸收，便变为中国文化了。我们前面讲赵武灵王吸收胡人的战术，胡人的骑射，到了汉朝便发展成功为一种新的战术。到了唐朝，吸收印度的文化，不但是佛教，还有从佛教带来的美术。印度美术含有希腊的成分，这是亚历山大（Alexander）征服印度边境时带来的。中国美术，尤其是雕刻内容都深受影响的。外来文化的进入有两个途径，其一是由冲突与战争而进来的，其一是由和平的交往而进来的。因为战斗而进来的像胡服骑射，因为文化交往而进来的像佛教、希腊的美术。中国吸收了外国文化以后，经过一个时期的融合，就成了中国文化了。中国文化受它的影响，从此发出光明灿烂的新的文化出来，在历史上斑斑可考。所以中华民族是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不是拒绝外来文化的民族。这是我们大家要知道的。能够吸收外来的文化，吸收得适当，而且能够把它适应于中国，这是中国文化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以前我写过《西潮》，那是讲外来的文化，所予我们中国的影响。现在我在这本《新潮》里，要讲的是中国文化因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自己所生的种种变化。我们从历史上知道每次外来文化输入以后，经过相当时间，一定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这就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