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中国史学名著 [book_author]钱穆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史学,学术,完结 [book_length]189690 [book_dec]钱穆著。1973年台北三民书局出版。该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主要历史著作,内容包括《尚书》、《春秋》、《春秋三传》、《左传》(附《国语》、《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综论东汉到隋的史学演进、《高僧传》、《水经注》、《世说新语》、刘知几《史通》、杜佑《通典》(附吴兢《贞观政要》)、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新唐书》、《资治通鉴》、《通鉴纲目》、《通鉴纪事本末》、《通志》、《文献通考》、《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文史通义》等书。作者主要叙述了这些书的内容、体例、写作方法,说明其精神与特点,兼及成书的时代背景和各史家治学的特殊成就。 [book_img]Z_5559.jpg [book_title]自序 我在一九六九至一九七〇、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這兩年間，曾為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學生開設「中國史學名著」一課程。第一年由聽講者隨堂筆記，意欲彙集各本成一講義，乃其事甚難。一則所記詳略互異，並有共同所缺，欲為補入，亦復追憶無從。第二年仍開此課，戴生景賢來旁聽，携一錄音機，堂下照收錄寫出，由我删潤，遂成此稿。故此稿乃一年之講堂實錄。每堂必標一講題，然亦有前講未畢，後講補述，此稿皆一仍其舊。亦有前後所講重複，並有一意反覆申明，辭繁不殺，此稿均不删削。亦多題外發揮，語多誡勸，此稿皆保留原語。雖非著述之體，然亦使讀者誦其辭，如相與謦欬於一堂之上。最先本有「通論讀書為學方法」一堂，戴生未加錄音，今亦不為補入。然各講時申此意，讀者可自參之。 一九七二年孫中山先生誕辰後一日錢穆識於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 [book_title]尙書 一 今天第一講是尙書。尙書可說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史學書，而且也可說是中國第一部古書。中國還沒有比尙書更古的書留到現在。中國古代，有兩部古書，有韻的稱詩，沒有韻的稱書。「尙」者，遠古、上古之意，尙書就是一部上古的史學文集。孔子以前，春秋時代，賢大夫多讀詩書，在左傳上可看到。孔子以詩書教弟子。孔子以後，像墨子、孟、荀，也都讀詩書。故可說尙書是中國古代一部大家都讀的書。但在今天來講，尙書已成了一部很難讀的書。 尙書分虞、夏、商、周四代。後人把夏、商、周稱三代，唐虞屬於五帝，因此尙書也可說是一部五帝三代之書。從唐虞到現在，該已四千多年；從四周以來，也有三千年以上；尙書眞該說是一部中國的遠古書。漢代太學設立五經博士，中有尙書。照現代話來講，尙書是那時一部國立大學規定的教科書。可是經過西漢到東漢四百年，這部尙書實在也並不能字字都講通。漢代去古未遠，但這部尙書已沒有能完全講通，當然以後會更講不通。唐代韓昌黎說過：「周誥殷盤，佶屈聱牙。」他亦說是難讀了。直到淸代，講經學最為有成績，訓詁、考據，工夫下的特別深；但淸代兩百幾十年，這部尙書還是沒有能一字字地講通了。民國初年的王國維，是當時同輩行中對古代經學最有工夫的人，但也就說尙書不能盡通。可見我們今天來讀尙書，只求得其大義便好，不可能逐字逐句都要講得通。 我有一位朋友顧頡剛，同在大陸的時候，他就想為尙書做一番現代白話文的註解和翻譯。我想這工作會是徒勞無功的。據說此刻他翻譯的尙書已經出版，但我沒有看過。無論如何，他不能把尙書裏難解的問題都解決了，是必然的。古書不易通，並不是說拿白話一翻就可通了。註解已難，拿白話文來翻譯古文，其事更難。並不是幾千年前人說的話，都能用今天的白話就能恰好翻得出。這些都是做學問走錯了路的。暫不講這一問題。 二 其次，我們要知尙書是一部多問題的書。文字問題外，便是本子問題，即是尙書的眞偽問題。尚書有兩種本子，一種叫今文尙書，一種叫古文尙書。今天我們只說今文尙書是眞的，而古文尙書則是假的。我今天且先把此問題簡單一講。 尙書究有多少篇？舊說有一百篇，此說不可靠。當秦始皇焚書時，有一博士伏生，他就收藏著一部尙書，回到家，裝進壁裏邊，偸偸地保留下來。秦亡漢興，重覓尙書，只知道有伏生的一部。那時伏生還在，快一百歲，老了。他是山東人，不能叫他從山東到長安去，因此政府特地派了一位有學問根柢的晁錯到他家去求此書。但伏生已經不大能講話，他和晁錯雙方口音有講不明白處，由伏生一女兒在旁作翻譯。這樣幾個月，晁錯就帶著這部尙書回到政府。這一部尙書此下稱做「伏生尙書」，因是從伏生家裏得到的。那時中國文字也不斷地在變，古代是寫篆體，秦代漢代普通都寫隸體。篆體寫的叫古文，拿那時通行的隸書寫的叫今文。伏生尙書本是一部篆體古文的，不易認識，伏生就告訴晁錯改寫成隸書，因此伏生尙書同時又稱「今文尙書」。漢廷把來設立博士，傳授學生，所以這部尙書我們也可為它定名稱作「博士官尚書」。此是當時尙書的第一種本子。 後來武帝時有魯共王，為蓋造房子，弄壞了孔子舊居的牆壁，在壁中發現了許多古書。大槪也是因秦代焚書，孔家後人就把很多書藏在壁裏。此刻發現了，當然為孔子後人所有，此人便是孔安國，在武帝朝做官。剛才講的晁錯到伏生家中求尙書，那是漢景帝時的事。此刻又出現這一部尙書，則稱作「孔壁尙書」，亦稱孔安國尚書，亦可名為古文尚書，因它都用戰國以前所用的篆體書寫，不像伏生尙書已經改寫成今文，所以這一部則稱做「古文尙書」。此書未立博士，即是當時朝廷博士官不用來教學生。 孔安國尙書和伏生尙書有什麼不同呢？伏生尙書只有二十八篇，而孔安國尙書多了十六篇，共四十四篇。其二十八篇中，文字亦略有不同。到了西漢末，劉歆移書上太常博士，曾請求把好幾部古書增列博士，其中就有古文尙書。當時沒有通過。直到東漢，這部尙書始終沒有列為學官的教本，只在學術界私下流行，並未在國立大學內成為一分正式的教科書。 漢末大亂，一切書籍多散失，此書也不見了。到了東晉，忽然有人獻上尙書，稱是孔安國本。大家說是古文尙書失而復得。以後便把尙書兩個本子今文、古文合而為一。如唐代初年孔穎達編五經正義中的尙書，就是今文、古文合而為一了。再以後直到南宋朱子，對此尙書發生了疑問。他說：「為何這部尙書中間伏生尙書都難懂，而孔安國尙書卻又都是容易明白的？」此中理由不可講，朱子遂發生了懷疑，不過朱子也沒有深進一步作研究。待到朱子學生蔡沈，寫了一部書集傳，和朱子自己寫的詩集傳，到了元代，成為科舉考試所必治之書。蔡沈書集傳裏面在尙書每一篇題目之下，都注明了「今文古文皆有」或「今文無古文有」字樣。「今文古文皆有」這就是今文尙書。「今文無古文有」的，這就是古文尙書。蔡沈乃承朱子意，把一部尙書重新分別開來，使人知道尙書裏有這古文的問題。於是下到元代吳澄，明代梅鷟，開始出來懷疑古文尚書是假的，靠不住。 這一問題要到淸代初年，閻若璩百詩才開始十足證明了從東晉以後的所謂古文尚書是一部假書，不是眞的孔安國尙書。他寫了一書名古文尙書疏證，「疏證」就是「辨偽」之義，此事才得成為定論。在他稍後有惠棟，也寫了一部古文尙書考，同辨古文尙書之偽。這是在近代學術史上所謂辨偽問題上一個極大的發現。這是中國學術史上一個驚天動地的大功績。 諸位不要認為自己學歷史，可以不學經學。或說學近代史，可以不學古代。或說學社會史、政治史，可以不治學術史。當知做學問人大家該知道的，我們總該知道。學術上驚天動地的大事件，大家都知，我獨不知，孤陋寡聞，總對自己研究有妨害。我們該知，尙書字句不能全通，此並無害。但前人辨今古文眞偽，已得結論，其大綱節所在，若亦全不理會，此大不可。諸位莫誤認為學問必待創闢，須能承續前人成績，此亦至要。 今天諸位做學問，都知看重材料考據。但一堆材料在這裹，怎樣去考，總該懂得一些艱苦門道的。如像古文尚書，諸位若把閻、惠的書拿來細翻一遍，便知牽涉太多，儘有麻煩。我們把前人已有定論的來潛心研求，自可長自己見識，訓練自己工夫。即如閻百詩寫此一書，同時便有毛奇齡寫了一本古文尙書寃詞來作駁議。毛氏著述極多，博學善辯，那究誰是誰非呢？此須把閻、毛兩家書合來細看。當然我們現在都信閻百詩是對了，但仍有許多話講錯。毛西河的話，當然不為後人所信，但此書至今尙存，仍可一讀。這裏面還有較複雜的問題存在，我所著近三百年學術史，曾對此事講了很多淸儒所未講到的話。可見學問實是無窮，已成定論的大問題之內，仍可有小問題。 現在我們對這問題暫停不論，只要知尚書有兩種本子，古文尙書是假的，便够。諸位若讀尙書，讀蔡沈集傳最容易了。史記上說伏生尙書二十八篇，古文比今文多十六篇，十六加二十八只有四十四篇，而現在的尙書是五十八篇，這裏又有問題。 以後我每次講一題目，只講一大槪，但諸位不能聽了便算。如此不僅記不得，絕對要忘，而且記得了也沒有用。當知做學問本來是要工夫的，沒有不花工夫的學問。諸位每做學問，好問方法；做學問最大第一個方法就是肯花工夫。一學者花十年二十年一輩子工夫來解決一問題，本是尋常本分之事。或許諸位現在沒有工夫，不妨留待完成碩士博士論文，職位解決了，再來讀書，再用工夫。 三 現在再回頭來講，尙書有今文、古文，古文尙書是假的，只有二十八篇今文尚書伏生傳下的是眞的。孔安國所傳本也是眞尚書，可是後來掉了。孔安國尙書並不假，只因為不立博士官，流傳不多，就亡失了。到東晉由梅赜所獻本，才是假尙書。 但我此刻要講另一問題，那今文尙書二十八篇也不完全是眞的。講到此，就要講到所謂辨古書之眞偽這一問題上去。古書有眞有偽，我們該懂得分辨。這不是今天的新問題，從來學者都注意此一問題。依照我們現在眼光來看，我們該進一步說，今文尙書也未必全是眞，也多假的。可惜當前沒有人能進一步來研究此問題。這因民初以來，一輩講學問的講過了頭。即如辨偽，像顧頡剛的古史辨，他認為夏禹也無此人，這太講過頭去了。 其實也不該專怪顧頡剛，在前淸末年早有講過了頭的，像康有為，著新學僞經考以及孔子改制考。照康有為講法，所謂經學漢學，其實只是新莽之學。新是王莽的朝代名。淸儒都講漢學，康有為卻說是「新學」，經則都是「偽經」，由劉歆替王莽偽造。此書出版，經淸政府下令禁了，把書銷毁，不准發行。但民国以來，大家喜歡講新，就看重了這部書。顧頡剛古史辨就是承此而來。後來康有為從事復辟，失敗了。但這只是康有為政治上的失敗。他在學術上並未失敗。他跑進北平東交民巷荷蘭公使館，就在裏面叫人再翻印他的新學偽經考，果然在北平市上還有很多人買他這書。他在學術思想上還是領導著一個新的方向。然而辨偽過了頭，其實是荒唐的。孔子改制考更荒唐，說孔子所說的以前古史，只是孔子「託古改制」；孔子自要創造一番新制度，而把來假託之於古代。這樣一講，全部中國歷史，第一個是孔子，第二個便是劉歆，卻都是造謠作假的。這樣的講下去，講到夏禹是一條蟲，才引起人家討厭。辨偽之學，便不再講了。 實際上，辨偽不該過分，但有許多眞偽還是該辨。如說尙書，我覺得即在今文二十八篇裏還有很，多不可信。如尙書第一篇堯典。近代有人寫文章，辯護堯典裏所講天文如「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等類，這些二十八宿中的鳥星、火星、虛星、昴星，它們在天上的位置是要轉移的。據現在天文學考據堯典所云，卻是中國古代堯舜時代的天文；至戰國時候，則並不然。據此證明堯典不假。大槪這一套學問，在日本比中國研究的人多。因一般的科學知識，日本比中國發達。中國學者在此方面還是根據日本人講法。可是在我認為，科學知識比較專門，中國古人稱之為「疇人之學」。譬如種田，父親種的田兒子繼續種下去。古人研究天文學曆法，此種學問，大槪都是世襲的專家之學，父親傳給兒子，故又稱為「疇人之學」。疇人之學也許可以是先生傳學生。堯舜時的天文，也可以是從古傳下，或在文字上，或在口傳上。我們不能只根據這一點知識便認堯典全篇可信，只能說堯典中這些話有來源；其他的話，並不一定全可信。 如堯傳天下於舜，舜命禹作司空，同時兼百揆，就是兼宰相之職；命棄作后稷，這就是農業大臣；命契掌五教，這是教育大臣；命皋陶做士，是司法大臣，也兼掌了兵；命垂作共工，是工業部大臣；命益做虞，是畜牧部大臣；命伯夷典禮，命夔典樂，命龍叫他做納言，掌皇帝命令。共凡九官。這一點便大大靠不住。首先是年代問題。禹是夏代之祖，契是商代之祖，棄是周代之祖，此刻都在舜下面變成同時的同僚。這且不講。特別重要的，舜時已有一個宰相，又有管土地、管農業、管教育、管司法、管工業、管畜牧、管樂、管納言的，共九職，此是中國古代一個極像樣、極有組織、有規模的行政院。倘使在堯時中國的中央政府已有那麼九部大臣，為何下面夏、商、周三代，乃至於春秋戰國下及秦漢都沒有？這不是歷史上一大退步嗎？舜時大臣分九職，為什麼下面從來沒有？單據這一點，從舜到秦兩千年的歷史，變成無法講，講不通。所以我只能說堯典是戰國人偽造，舜官九職，是戰國末年人一個理想政府。他們懂得政府裏該有管教育、管農業、管司法、管音樂的等等官，那是一番很高的理想。這正如康有為所說的「託古改制」。 不過康有為不能拿這話來講孔子，說孔子以前，根本沒有堯舜，沒有尙書，沒有周公。但託古改制確是有的，先秦諸子中多有，儒家中間也有，但不能說過了頭。諸位當知，讀史不能辨偽，便會有許多說不通處。但辨偽工夫中寓有甚深義理，不能輕易妄肆疑辨。如康有為、顧頡剛辨偽疑古過了頭，又更多說不通。 上面是說堯舜時代不能有這樣一個政府，像堯典中所說。這些材料不可信，只有說到中國古代的天文或可信。 我試再舉一小例，如堯典篇首有「玄德升聞」四字。舜之德被堯所知，但為什麼稱「玄德」呢？「玄德」兩字連用，在古書中極少有，只在老子書裏才說：「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這「玄德」二字，只可用老子書來講，不能用孔孟書來講。下面魏晉時代講莊老之學的就叫做「玄學」。為何在堯典裏用此「玄德」兩字，這便可疑是戰國末年人看過老子書，來偽撰堯典，才用了此「玄德」二字。我們可憑文字使用來衡定年代，如我們此刻好說「中国文化」字樣，但前淸末年人斷不會用此四字。 堯典以外，再講到禹貢。這是講中國古代地理一篇最重要的文章。其實也決不是出於夏禹時代的，而應是出於戰國時代的。如禹貢裏劃分荆州、兗州、豫州等九州，如何此「九州」字樣不見於夏代、商代、周代，直到春秋時代也沒有，到了戰國初期還沒有。什麼人把此禹分九州的制度廢掉的呢？為何有此九州而什麼書上從來沒有用這「九州」的字樣呢？那就又講不通。只舉此一例，便見禹貢不是一篇可靠的文章，它是一篇晚出書。我此刻不能詳講。 四 在我只認為尙書中最可靠的便是西周書，虞、夏、商書都有問題，只有西周書或許才是尙書的原始材料，原始成分。下到東周也有書，但也恐是後人添進。主要眞可信的是西周書。若使我們把一部尙書，即今文二十八篇，再分析到只剩十幾篇西周書了，那麼我們也須對此十幾篇文章有一個簡單而明晰的瞭解。我曾寫過一篇文章，題名西周書文體辨(1)，便是要把此來看中國最古歷史文體是怎樣寫出的。現在此一問題，我也不想同諸位詳講。但到此另有一重要問題，便是要講到書背後的人。 既然講到西周書，那麼西周書中顯見有一重要人物躍然欲出，那便是周公。西周書中有很多文章便是周公所作，或是周公同時人或其手下人所作。要之，在當時，周公在此集團中，並傳至此後，有大影響。孔子一生崇拜周公。而我們要來研究周公的思想理論及其政治設施，當然這十幾篇西周書成了主要材料。 我在上一堂已告訴諸位，做學問當從一項項的材料，進而研究到一部部的書。而在每一部書的背後，必然當注意到作者其人。倘使這部書眞有價値，不專是些材料的話，則書的背後一定會有一個人。此刻我們說中國第一部最早的史學名著就是西周書，而西周書的重要作者，即發明此體裁來寫出這東西的，就是周公。當然可以有幾個人，不專是周公一人。那諸位試拿此意見去讀西周書，看此許多篇書之內容是否一篇一篇的分裂著，各有不同的體裁、不同的意見和不同的言論，抑或可以看作是一套。 讓我姑舉西周書中召誥一段話來說。這顯然是召公說的，不是周公說的。它篇中說： 皇天上帝，改厥元子，玆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鳴呼！曷其奈何弗敬。 此是說皇天上帝把它元子改了一個，從前大國殷之命，現在給你成王的手了，商代變成了周代。好的固是沒有完，可憂的也同樣沒有完，你要當心呀。下文又云： 相古先民有夏，今時旣墜厥命；今相有殷，今時旣墜厥命。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玆二國命。 這是說古代中國有一夏朝，上帝不喜歡它了，它不能再做王朝共主。接著又有殷，現在也不能做這王朝共主。下面才接到我們了。我們獲得此天命，也正如夏、殷一般。那些話，在西周書裹屢見不已。首先可知中國古時有夏、商、周三代，那是眞歷史。現在我們雖因地下發掘得了商代的龜甲文，而沒有見到夏代的，卻不該說有沒有夏代成了問題。只能說我們沒見到夏代的文字，不能因此說沒有了夏代。西周初年，周公、召公就講過。我們固然承認龜甲文，但我們也須承認西周書。至於把王朝共主稱為「天子」，認為是上帝命他來作天下共主。這個天命不給一族一人，給了夏，夏不好，又給商；商不好，又給周；周再不好，當又另給別人。故說「無疆惟休」，亦是「無疆惟恤」。 當知我上引一段話，固是召公所說，其實乃是周公所說。在當時，周公可以涵攝召公，召公也有時可以代表周公。周公是當時一位名世的聖人。讀西周書，便該領略到西周精神，同時便該領略到周公精神。一段歷史的背後，必有一番精神。這一番精神，可以表現在一人或某幾人身上，由此一人或幾人提出而發皇，而又直傳到下代後世。孔子一生崇拜周公，主要應該在此等處認取。若我們只把十幾篇西周書當一堆材料看，不能看到整部書之結集和其背後之時代精神與人物精神，即是失卻了其意義和價値。 周公的「天命論」，周公的「共主論」，影響後世甚大。周公首先提出「天命無常」的觀點。從前天命在夏，夏人不要了，天命又在商，後來又給周。但天命給周是為文王，不為武王。天命所與，只在「文德」，不在武功。這一層在西周書裏也可看得明白。明明是周武王打了天下，但周公不那樣說，定說是上帝為周有了個文王，才給周以大命。可是周公這番思想和理論，其實也並沒有說錯，而且可以說在中國後代歷史上也一向發生了大影響。 因此可知我們研究歷史，更重要的在應懂得歷史裏邊的人。沒有人，不會有歷史。從前歷史留下一堆材料，都成為死歷史。今天諸位只看重歷史上一堆堆材料或一件件事，卻不看重歷史上一個個人，這將只看見了歷史遺骸，卻不見了歷史靈魂。 現在總結說，中國第一部大的史學名著應該是尙書。準確言之，應該是西周書。西周書的主要中心人物是周公，在中國歷史上影響著幾千年。 我今天所講，將到此為止。下面第二部史學名著我將講到孔子的春秋。孔子春秋精神便從周公與西周書中來。如此而下，周公、孔子不僅為中國史學主要的創始人，也為中國文化主要的創始人。 我不認為中國從唐虞時代就有了歷史書。下至商代，可能有，但如今文尙書中盤庚篇之類，還只能當史料看。若論中國像樣的史書，則應從西周開始，而且又是從周公開始。其餘有關尙書的，尙有些話，來不及講，應在下一堂補講。 ———————————————————— (1) 編者按：西周書文體辨一文現收入中國學衡思想史論叢（一）。 [book_title]春秋 一 上次講尙書，今天還有些話該補充。我曾吿訴諸位，書須懂得一部一部的讀。譬如書經，若能辨其眞偽，除去虞、夏、商書，特別注重西周書，這樣便易讀，對此書內容更易淸楚。其次，讀一部書，該要進一步了解此書的作者。從事學問，不能只看重材料。若只看重材料，便可不要一部一部地去讀。書不要讀，只須翻便是。若要一部書一部書的讀，便該了解這一作書之人。每一部書應作一全體看，不專是零碎材料的拼湊，不專為得些零碎知識而讀書。我們必須了解到每一書的作者，才懂得這一書中所涵蘊的一種活的精神。 即如我此刻講尙書，或許會和別人講法不同。此因講的人不同，所講內容及其精神便會不同。諸位不要認為學問則必是客觀的，其中也有做學問人之主觀存在。即科學亦復如是，文史之學更然。應知學問背後必然有一個「人」。自然科學背後也要一個人，只是其人之個性較不透現。如做一杯子，只是一杯子，此是兩手或機械所成，人性表現較少。文史之學背後，則每有一種藝術存在，或說精神存在。所以我們讀文史方面每一書，必定要讀到此書背後之人。 西周書並不是一人所寫，它是零碎許多篇文章之結合。但我們可以說這部西周書背後有一重要人物，就是周公。在孟子書裏有所謂「名世者」。在一個時代出這樣一個人，這個人就可用來代表此一時代，所以稱之為「名世者」。「名世」不是說在這個時代有名，乃是他可以代表這一時代。周公可以代表西周時代，代表此一時代之精神，代表此一時代的種種特殊點，或說是此時代之個性，故周公可說是當時之名世者。也可說從西周直到春秋末年孔子起來，周公就是一代表。孔子以後是新時代了，應稱為孔子時代，已不是周公時代了。因周公在此時代中已成過去。 今試問周公的思想，和其理論，和其對於當時人類社會所有的抱負，即周公這一個人和其精神，我們應從那裏去看？我想，也便可在西周書裏去看。我上一堂特別舉出幾句話，所舉並不是周公的話，然而同樣可以代表周公這一人的觀點和理想，也可說在大體上則是受了周公的影響。所以我們讀西周書，就該在書背後讀到周公這個人。 我上一堂講辨眞偽，不僅古文尙書是偽，今文尙書也有偽。但我今天要補充上一堂講法，偽書並不是說就沒有了價値。東晉時人偽造了一部古文尚書，為何直到南宋朱子，下及淸代諸儒，才能判定其偽？他用了什麼方法來欺騙一千年以上的讀書人？因尙書裏本有很多話，為古代人所常說，但後代是遺失了。東晉偽造尙書的人，把此許多遺失的話來做他作偽的材料，他都用來裝進他的偽古文尙書裏去。因此古文尙書雖偽，中間有很多材料並不偽。諸位若把閻百詩、惠定宇的辨偽的話拿來看，便知偽古文尙書裏有許多話見於先秦古籍。在此許多話裏，正有許多重要思想、重要觀念，有不少古代留下來的重要材料保留著。或許這些材料，還比我們現在所見的今文尙書裏的材料更重要。 可見辨眞偽是一件事，甄別使用材料又是一件事。如我們講中國古代天文，儘可使用今文尙書之堯典，但我們並不信堯典是堯時的眞書。我們不細讀古人書，便有很多材料不會用。如胡適之、馮友蘭寫中國哲學史，就只根據老子、論語以下；但在此前中國還有很多思想理論應該講，都不講了。倘使我們今天再要來編一部「中國古代思想史」，至少該從周公講起。周公以下很多人的思想，周公就是他們一個代表人。在孔子以前中國古人的一般觀點，學術思想上的一些大綱節目，至少可以從周公身上做一個扼要的敍述。 我在上次已說過，中國人在那時已經有一個世界一統的大觀念，普天之下有一共主。此一個共主，當時稱之為「天子」，即是上帝的兒子。亦稱「王」，王者往也，大家都嚮往他。中國古代有夏，夏王便是上帝的兒子，天下統一於夏王室之下。後來商、周迭起，可知周亦不能永此統治，將來還要有新王朝代之而起。中國古人此種觀念之偉大，實是歷久彌新。 今天我們人類已經可以上月球，世界交通便利，即如一家。然而在我們人的腦子裏，這世界究是支離破碎的，有耶教、有回教、有共產主義、有資本主義，四分五裂。若和中國古代人的世界觀來相比，這裏顯有不同。若使科學再發達，而終於沒有一個「天下一家」的觀念，那豈不更危險？縱使宗教復興，但以往各宗教信仰上對內對外各項鬥爭，也沒有統一過。只有中國，唐、虞、夏、商、周一路下來，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地廣人多，四千年到現在。推溯到我們古人早有此一種政治觀點，確是了不得。說來似平常，但從政治觀可推廣到整個人生觀，乃至整個宇宙觀，中國此下思想學術俱從此發端。今試問為何只有中國人很早便來講這一套？而這一套則正講在尙書裏，我們豈可把它忽略了！ 中國人必稱周公、孔子，那是有理由的。我們撇開周公來講中國思想，把戰國先秦來比擬希臘，眞所謂從何說起。我們講中國史，斷不該只從戰國講起。講中國思想，也斷不該只從老子、孔子講起。至少要追溯到西周，從西周書，從周公、召公講起。而這樣講的話，偽古文尙書裏也就有很多材料可用。 諸位不要說我不學思想史，這些和我無關。做學問的先把自己關在一小圈子裏，坐井觀天，所見自小。若說此刻沒有工夫，這卻不要緊，可慢慢來，此事不爭遲早。又如諸位認為我此刻講了題外之言，但題外或許更重要。我的講題是「歷代史學名著」，因此只在歷史系的人來聽，中文系、哲學系的人都不會來聽。在學問大範圍內，重重築關築牆，但關外牆外，自有天地；別要把我們的興趣、理想、抱負，都被關死。或許我這番話可幫諸位另開一條路，通到關牆以外去。 二 此刻接下講第二部書，孔子的春秋。 孔子春秋可說是中國第二部歷史書。實際上說，春秋乃是中國正式第一部歷史書。尙書各自分篇，只如保留著一些文件或檔案。試作一淺譬。如我們眼前有一個少年棒球七虎隊到美國去打了敗仗回來。各方歡迎講話，應有盡有。報紙上連篇累牘，剪報的貼在一起，標題「歡迎七虎隊回國」，卻只有他們打敗仗之詳情，不在這許多文件中。尚書有些處是如此。孔子春秋則不然，它是歷史書中之編年體，前後兩百四十二年，從魯隱公元年開始，照著年月日一年一年地順序編下。以後中國便不斷有編年體的史書，直到今天。只有春秋以下，通鑑開始，中間有七、八十年時間未編上。這事顧亭林日知錄裏曾說過。此下資治通鑑開始至今，一年也沒有斷。這樣沒有一年中斷的編年史，全世界怕也只有中國有。至於從春秋到通鑑，中間斷的八十年，在我的先秦諸子繫年裏，也逐年來把它審訂了。諸位或許又要認為只學歷史，不學諸子，看我書名便不想看。遇到學諸子學的，也只想在我那書裏找尋些對諸子有關材料。那我對此一方面的貢獻，也就全無可說了。 孔子春秋因是一部編年史，故其書取名春秋。每一年必有春、夏、秋、冬四季，標舉「春秋」兩字，便代表了每一年。又每年四季共十二月，每月三十日，逐年逐月逐日，有事即載，無事即闕，亦有一事而連續分載在幾天幾月幾年幾十年的。如是般的歷史記載，實在該當得我們把「偉大」二字來批評它。我們說孔子春秋是中國一部極偉大的歷史書，實也一些不過獎。但春秋實非孔子首創，孔子以前已有。左傳昭公二年載： 韓起聘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可見孔子以前，魯國早有春秋。墨子書裏也說： 吾見百國春秋。 則春秋各國皆有。但為何韓起到魯國始見春秋呢？孟子書裏說：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可見當時各國都有歷史記載，而書名不同。更應是史書的體裁也不同。魯春秋之體裁，或許更接近周王室之所規定，所以韓起見之，要說周禮在魯了。 孟子書裏又說：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這裏另有問題，該作一交代。上次講過，中國古代有詩書兩種，孔子教人也常詩書並舉。我們此刻講中國第一部古史是尙書，第二部是春秋，如何孟子卻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把詩和春秋合在一塊講，這是什麼意義呢？其實古人之史也不完全在書裏，而有在詩裏的。古詩三百首，其中歷史事蹟特別多。遠溯周代開始，后稷、公劉一路到文王，在詩經的大雅裏整整十篇十篇地詳細描述，反復歌頌；這些都是歷史。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歷史，或許比西周書裏的更重要。西周書裏僅是幾批檔案與文件，而詩經大雅把西周開國前後歷史，原原本本從頭訴說。今若說，那時更接近歷史記載的是詩不是書，此話也不為過。 周王室是天下之共主，周王是一位天子，一位王者，每到冬天，他所封出的四方諸侯都得跑到中央來朝貢。而周天子在那時祭其祖先，更主要的是祭文王。許多諸侯一同助祭，就在這廟裏舉行祭禮時唱詩舞蹈，唱的便是周文王一生的歷史功績。所謂雅、颂，便是如此般的用來作政治表揚。又如周天子有事派軍出征，在臨出以前有宴享，宴享時有歌舞。打了勝仗回來，歡迎凱旋，同樣再有宴享歌舞。此等歌詞或是策勵，或是慰勞，皆收在詩經裏。那時遇禮必有樂，而禮樂中亦必寓有史。這些都是周公制禮作樂精意所在。所以我們讀詩經，固然可說它是一部文學書，但同時也可說它是一部歷史記載。不僅雅、颂是史，即諷刺亦何嘗不是史。到後來，王者之迹熄了，諸侯不常到朝廷來，朝廷也沒有許多新的功德可以歌唱，專是些諷刺，那究不可為訓，所以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但究亡在什麼時候呢？照一般說法，這應在宣王以後至於平王東遷的一段時期中。 但是「詩亡而後春秋作」，此語又該有一交代。春秋是正式的歷史記載。那時四方諸侯來中央朝王的是少了，而周王室卻分派很多史官到諸侯各國去。這些證據，在先秦古籍裏尙可找。即如太史公史記，記他祖先也就由周王室轉到外面的。那時周王室派出的很多史官，他們雖在各國，而其身份則仍屬王室，不屬諸侯。如春秋載「晉趙盾弑其君」，「齊崔杼弑其君」，那時晉國、齊國的史官，下一個「其」字來稱齊君、晉君，可見趙盾、崔杼所弑，照名義上講，並不是晉史官、齊史官之君。史官由周天子派來，義不臣於諸侯。崔杼可以把當時齊史官殺了，但不能另派一人來做。於是齊史之弟便接其兄職再來照寫「崔杼弑其君」。崔杼再把他殺了，又有第三弟繼續照樣寫，崔杼沒奈何，只得不殺了。而在齊國南部尙有一位南史氏，聽了齊國史官記載「崔杼弑其君」，兄弟連被殺害，他捧著筆趕來齊國，預備續書此事；及聞齊史已定書其事，崔杼不再殺害而止。那眞是在中國歷史上，可以表示出中國人重視歷史精神的一項可歌可泣的偉大故事。 我們此刻在談中國史學名著，我想聯帶應該知道些中國歷來的史官制度，以及歷來中國人那一番重視歷史的傳統精神纔是。此下歷代史官制度，均有史籍可考，此處不提，只講孟子這兩句話。大槪在宣王時，或許周王室便早正式分派史官到各國去。其時周之王政一時中興，尙未到崩潰階段。此後「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而以前那些分派出外的史官卻大見功效，即是所謂「詩亡而後春秋作」了。 三 其時各地史官，各以其所在地發生事變呈報中央王室，並亦分別報之其他各國之史官，此之謂「赴吿」。大槪魯國守此制度未壞，各地史官赴吿材料均尙保持完整，因此韓起見了魯春秋而說周禮在魯。孔子則是根據此項材料來作春秋。當然並不是全部鈔撮，在孔子自有一個編纂的體例，和取捨的標準，及其特殊的寫法。所以說： 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當知史官分布，乃是周代一制度；而孔子作春秋，則是私家一著述。由「政治」轉歸了「學術」，遂開此下中國之史學。所以孟子說： 其文則史，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這是說春秋一書的底材，還是魯史舊文。但從孔子筆削以後，則此春秋既不是一部魯國史，也不是一部東周王室史，而成為一部諸夏的國際史，亦可稱為乃是那時的一部天下史或稱世界史。用那時的話來說，主要則是一部「諸夏覇政興衰史」。孔子為何要如此般來編寫此春秋，在孔子自有其道理，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由此一轉手，政府的官史，遂變成了民間的私史。所以孔子又說： 春秋，天子之事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在當時，周王室分派史官到各國，隨時報告所在各國之事變。此項制度，自有其意義與作用。但到平王東遷，此項制度作用已失，意義全非。孔子把來脫胎換骨，化臭腐為神奇，他的春秋所載，遂成為整個全中國、整個全天下的歷史。時代儘管雜亂，他所寫出的歷史，則是一個統一體。而且在此歷史之內，更寓有一番特殊精神之存在。所以孟子又說：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亂臣賊子則只是「時代性」的，而孔子春秋則成為「歷史性」的。春秋時代轉瞬即過，而中國歷史則屹然到今。時代的雜亂，一經歷史嚴肅之裁判，試問又那得不懼？孔子以前的亂臣賊子早已死了，那會有懼？但春秋已成，孔子以下歷史上的亂臣賊子，則自將由孔子之作春秋而知懼。 春秋在當時，已嶄然成為一新史。既不是王朝之官史，也不是諸侯間各自的國別史，而成為一部當時的大通史，亦可說是當時的世界史。有此人類，有此世界，即逃不掉歷史批判。所謂歷史批判，一部分是「自然的」，如此則得，如此則失；如此則是，如此則非，誰也逃不出歷史大自然之批判。而另一部分則是「道義的」，由自然中產生道義。自然勢力在外，道義覺醒則在內。孔子春秋則建立出此一大道義，明白教人如此則得，如此則失；如此則是，如此則非。此項道義，論其極致，乃與歷史自然合一，此亦可謂是「天人合一」。孔子春秋大義，應該著眼在此一點上去認識。 但今天我們中國的學者，怕不容易接受此觀點。今天的中國學者們，好像認為中國歷史就無資格，放進人類世界史中去，世界史之大條貫、大榜樣則只有西洋歷史。只可惜西洋人寫世界史太晚了，直到最近幾百年來才有。孔子春秋則確然是在他當時的一部世界史。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乃是說在其書中所表現的，乃是其時諸夏一部大整體的大全史，自然亦可說是人類當時文化一部大整體的大全史了。遠在兩千五百年前，孔子早已有此眼光，早已有此見解，正在全世界人類文化史、史學史上有它卓然無比的價値。 四 此刻另講一問題。孔子春秋既不是完全照著魯國史官舊史沒有更動，則試問他又如何般來改動舊史？此刻我們找不到魯國春秋之存本，此問題就無法講。孟子說「其文則史」，只是說大體上孔子春秋是依據魯國舊史的。但如在魯莊公七年公羊春秋說： 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 此一條雖偶然提及，但可知孔子對春秋舊文必有修正無疑。但所修者主要是其辭，非其事。由事來定辭，由辭來見事，辭與事本該合一不可分，所以說：「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但若說僅把舊史修改幾個字和幾句辭，如此寫下，此其價値究何在？此問題則成為自來治春秋者一大問題。 上一堂講過，尙書難讀，可是春秋更難讀。尙書難讀僅是字句不易通，而春秋難讀則並不在字句上。後人要在字句上來讀春秋，那是一條大錯的路。春秋須講大義。如孟子說：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所以孔子春秋誅亂臣，討賊子，這便是大義。又如說孔子春秋是： 內中國而外夷狄。 這在論語裏已有「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之語，夷夏之辨，這亦是大義。但所謂大義，亦不該求之過深，尊之過高。講大義若講過了頭，反會落入小節中去。中國古人尊經過甚，孔子春秋是一部經，於是有許多不必講的把來講得過了份。亦如今日我們尊洋過甚，西方比中國富了，強了，那都對；但月亮不會比我們的更圓。此雖笑話，卻寓眞理。 又如春秋記： 趙盾弑其君。 孔子本是依舊史原文。但左傳所載事實，則晉靈公非趙盾所殺。又添上一節說孔子惋惜趙盾，說他逃出了晉疆便可免弑君之名。不知正據左傳之事，即可見趙盾弑君之罪。左傳作者乃為趙盾求解脫。其稱孔子語，苟非偽造，即是道聽塗說，不足為據。又如春秋記： 許世子止弒其君。 此事左傳、公羊、穀梁三書所記各異。左傳說「飲太子藥」，這當然已很淸楚是兒子弑君了。而公羊傳記得更明白，說：「止進藥而藥殺其父。」這顯然不成問題了。但穀梁傳卻說：「父病，子當嘗藥。」許世子沒有懂得這禮，所以孔子責他弑君。「不嘗藥」與「飲太子藥」或說「進藥而殺其父」，這中間顯然有不同。穀梁傳無端加上一個不嘗藥之罪來講孔子春秋，這顯然是大錯。如此之類的問題，不知有多少。大家儘在此等處去講春秋，講得愈詳密，春秋大義便會愈失落，愈暗昧而不明。 最難講的便是春秋褒貶。若說孔子春秋沒有褒貶，此決不然。如「崔杼弑其君」「趙盾弑其君」「許世子止弑其君」，不就是貶嗎？然而褒貶只在他們的事情上，而孔子春秋又頗於事不詳。於是讀者遂來求孔子春秋之書法，又從書法中定出凡例。杜預注左傳，便定出孔子春秋五十凡例。這便愈講愈遠了。如春秋書「王正月」共九十二處，春不書「王」一百零八處，試問如何一次一次地來講求？當知春秋大問題，並不在這些上。現在我們脫離了經學窠臼，此等處皆可不理會。尤其如晚淸末年的公羊學派，所謂今文經學家，他們講孔子春秋，眞講得天花亂墜；像是大義微言，幾千年來被埋沒，由他們發現了。其實都是講不通。即如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以此來附會夏統、商統、周統，便是不通之一例。其實很簡單，正月有事，就書王正月。正月沒事，便書王二月。二月沒事，就書王三月。若整個春天全沒事，便只寫「春王正月」下接夏四月五月云云。因若更不寫一個王正月，恐人疑是史書有忘脫。故正月無事書二月，二月無事書三月，三月無事空寫一個王正月，下面再接上夏四月。全部春秋皆如此。這一體例在宋代的理學家已講正了，但淸代的考據學家又胡塗再來重講，反講到大錯特錯。 五 我們今天只且講一個結論。孔子春秋只是中國一部編年史的開始，又是在當時是創闢的一部民間的私家著作，而又是把天下一家的大一統觀點來寫的一部世界通史。我想只就這樣講就够了。直到此刻，全世界還沒有第二部這樣的書。中國人只為看慣了，把此大義迷失了。至少是忽略了。 或許諸位又會說，講史學又如何只講周公孔子？今天該講一番新史學纔是。但史學有新舊，歷史則只是歷史。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周公孔子，周公孔子又各有過他們的一套歷史著作直傳到今天，那我們不能不講。而且周公孔子都講的是大一統，而中國從秦漢以來便是一統到今天，那亦是千眞萬確的歷史。諸位不要儘想望西洋的新史學，而忽忘了中國的舊歷史。歷史亡了，史學又在何處栽根？ [book_title]春秋三傳 一 上一堂講的孔子春秋，今天講春秋的三傳：公羊傳、穀梁傳、左傳。在今天，我們是講中國史學名著。但在古人當時，不僅從周公到孔子，即下至戰國，秦漢，在中国人腦子裏，還無所謂「史學」一觀念。當時學術大分野，只有經學和子學。班固漢書藝文志根據劉向、劉歆的七略，稱之曰「王官學」與「百家言」。可見在西漢末年時，大學者如劉向、劉歆父子，他們便把中國古代學術分成為「王官學」與「百家言」之兩大別。何謂「王官學」？因其職掌在政府衙門裏。何謂「百家言」？因其只在民間私家傳述。用今天的話來講，也可說王官學就是一種貴族學，百家言則是一種平民學。 孔子以詩書教其弟子，尙書掌於政府中的史官，詩經掌於樂官，這本都是政府衙門裏的學問，所以稱之謂王官之學。中國那時是封建政體，卻和西洋歷史上他們中古時期的所謂封建社會有不同。西方的封建社會，上面沒有一個共同擁戴的最高機構。他們想要來一個神聖羅馬帝國，但亦沒有能做成。他們乃因蠻族入侵，羅馬帝國崩潰，一個統一的政治消失了，四分五裂，遂有封建社會之出現。中國古代的封建則是一種政治組織，由一個王室，如西周，來分封魯、齊、晉、衛諸國出去，上面有一個中央政府，有一個周天子。至少這點顯然與西方中古時期有不同。西方的封建，是一個四分五裂的社會形態；中國的封建，是一個大一統的政治體系。由天子分封公、侯、伯、子、男各等爵到外面去，回向中心共戴天子，成一政治組織。所以稱為「王官」者，王便是一個統一政府，此之謂「一王」。至於平民私人之學則不相統屬，故稱之曰「百家」。 又怎樣說王官之學流而為百家呢？這是說，古代衙門裏的貴族學流傳到社會，變成了平民私家言。如此般的流變，第一個最著的例就在孔子身上。在漢書藝文志裏第一部分叫做六藝略，那就是王官之學。第二部諸子略，那就是百家言。在古代第一個平民學者起來，便是孔子。孔子作春秋，他說：「春秋，天子之事也。」這因春秋記載掌於史官，史官分遣自中央周天子，所以說春秋是王官之學。那麼作春秋應該是史官之事。而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孔子私下採取了周天子分遣史官的陳文來寫春秋。所以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將來有人責備他，就因為他寫此一部春秋，以一平民身分而來做天子王官之事，豈不僭越可責？但若瞭解他，知道他的，也將在這一部春秋上。孔子不得已而來寫這一部春秋，正在「王官學」與「百家言」的交替間。後人推尊這部書，以之和從前周公傳下來的王官之學同等看重，乃有所謂五經，春秋亦列入其內。於是孔子春秋在漢書藝文志裏也被認為是王官之學，也在六藝略之內，成為五經之一，和周公時代的詩書同樣都看成為古代的經籍。經籍是為人看重的，便有人專來發揮它，於是有傳、有記、有說。孔子春秋後人共寫了三部傳，這是我今天要講的。 二 現在我且先講幾句題外的話。如莊子一書是百家言，由莊子自己撰寫。但莊子的學生與後學，也可寫幾篇，加幾句進去，不加分別，共稱莊子。今傳的莊子，已不復是莊子一人著作，儘有其學生乃至後來講莊子學問的人的文章添進去。孟子七篇，不像有別人的添進去；但此七篇，也是孟子和幾個學生如萬章、公孫丑等共同合作而成。又如荀子，他書中就可有很多他學生寫的文章，也總稱為荀子。如墨子，更見是很多墨學後人所作集在一起，而稱墨子。此等體裁，與後人著作不同。我們讀古書，對此層不可不知。淸代章學誠文史通義的言公篇，便是發明此義。 章氏所寫文史通義和校讎通義兩書，對古代學術頗多發明。根據漢書藝文志所謂王官學與百家言來講明古人著作多是集眾合成。王官學在同一衙門內，如西周書，並不是一人所成。詩經三百首，更不是一人乃至一個時代所成。平民社會裹的百家言亦是如此。古人認為立言是公事，不像後來看重私家的著作。這些雖是題外話，但在今天該當作是一種很重要的常識，不可不知。前人所創，後人應奉為常識的，舉不勝舉。如講古代學術史而不看漢書藝文志，不讀文史通義，那總是不對。 我先交代了此幾句，再來講孔子春秋的三傳。 因孔子春秋成了經，所以可以有傳。但一經為何有三傳？三傳異同又在那裏？宋代葉夢得講過： 左氏傳事不傳義，公、穀傳義不傳事。 孔子自己說： 春秋，其文則史，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某竊取之。 春秋既是一部歷史記載，當然有事，左氏傳即是傳它的事，即是把春秋裏的事，更詳備地傳下了。但孔子作春秋尙有一番大義，左氏傳不講，而公羊、穀梁則就是講此義，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的義。但公、穀又並沒有詳細講述春秋書中的事。後來朱子又說： 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 此與葉說大致相同。但此已是宋代人的話。可以把它作為三傳異同的一個大槪分別，但古人則並不如此，因古人並無史學、經學之分。如班固漢書藝文志，把太史公史記附在六藝略、春秋略之內，可見其時人觀念，尙只有經學，無史學。故宋代人講的話，並不能代表漢代人的意見。 漢人講經學，如尙書，有今文、古文之辨。我已講過。今文列為博士，也就是當時的官學。古文不立博士，則是當時的私家學。實際上只是一部尙書，只伏生傳下來的列為博士了，而孔安國傳下來的則未立博士。此刻講春秋三傳，同樣有今、古文之分。漢武初年春秋立為博士，那時就照公羊家一家講法，所以公羊春秋立為博士，即所謂「今文學」。後來到了漢宣帝，他在未做皇帝前，就喜歡穀梁春秋，待做了皇帝，在朝廷上開了幾次學術會議，把穀梁春秋也立做博士。所以公、穀同為今文。其實講來，此兩書在先本亦是古文，如伏生尙書其先亦是古文一般。漢成帝時，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他要爭立其他幾部古文書也立為博士，中間就有孔安國尙書，有左氏春秋，而這事沒有成。所以下到東漢，只有公羊、穀梁立為博士，而左氏傳則僅是一種民間私學，稱之曰「古文」。 當時人的爭論，便說「左氏不傳春秋」，傳孔子春秋的，大家公認只有公羊、穀梁二傳，左氏不得認為傳，因它並不是傳春秋的。這是漢代人的講法，和我剛才所舉兩個宋代人講法大不同。宋代人說「傳事不傳義」、「傳義不傳事」，那即是同傳春秋而所傳不同。 此一問題很複雜，諸位可看淸末皮錫瑞的經學通論和經學歷史。在我所著秦漢史裏，也詳述此事。我又有一書為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中間也講到此問題。做學問，便該求一個通。不能說我學史學，不問經學，那麼古代史學經學不分，只知有史不知有經，不通當時的經學，便不能講那時的史學。現在我們講春秋，就要兼講到三傳，而其間有經學問題；不能說我不歡喜經學，把此問題棄置不講。 三 孔子自己說過：「春秋天子之事也。」這句話便是說春秋在以前只是王官學，孔子才把它來變成百家言。孔子乃是把古代貴族學傳佈到民間，而開創出後代的私家自由思想百家言與平民學的。這是一件特別重要的事。到了漢代，董仲舒建議漢武帝，表章六經，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便是表章古代的王官學。罷黜百家，便是罷黜後起的平民學。漢武帝為何聽他話如此做？諸位或許會說，當然因為孔子儒家言便於帝王專制，漢武帝才採用了董仲舒之言。此說似乎已成為近代我們的常識，大家都這樣講了。但我要問，此說出在何書？有何根據？如講王官學、百家言，那是根據漢書藝文志，又經章學誠文史通義詳細發揮。我只根據章學誠的話，稍換講法，說王官學就是貴族學，百家言就是平民學。如今漢武帝要復興古代的貴族學，罷黜後代的平民學，是否為便於專制，誰能猜測到漢武帝的內心？又是根據何書？何人所說？總要有一個來歷。我從年輕時即注意到此，幾十年來就沒有找到這句話的來源。問之大家，大家都不管，像是已成定論。此刻我想另作一番推論。 據我所想，漢武帝十七歲便做了皇帝，他幼年宮中老師就是一儒生。他對儒家言有濡染，所以易聽董仲舒說。我對此事的詳細看法，在我的秦漢史中講到很多。當然以前的國學槪論、國史大綱也講到，而秦漢史裏講得比較更多些。我的話都是根據史記、漢書，明白有來歷。時代變了，社會變了，問題也變了，我們學術上的要求也變了。讀書人該可抱些新鮮想法，講些新鮮話。但究竟要有根據，不能廢書不看，信口開河。由我推測，或許「漢武帝表章五經為要便於專制」，此話乃從日本人那裏傳過來。但我也沒有為此去細找證據。諸位倘使高興學看日本書，便知在我們的近代有許多話都從日本人那裏抄來。這也是値得研究的。 至於董仲舒勸漢武帝表章五經、罷黜百家的話，在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裏說得很詳細。此三策收在漢書裏，儘可一讀。董仲舒勸武帝改制，是要改秦代的制度。又勸武帝復古，是要復秦代以前的古，那就是三代夏、商、周的古。當時一般人意見，認為秦不可學，二十幾年就亡了。我們該學周，緜延著八百年。董仲舒同時人抱此意見的也不少。因此他們要改革秦代的博士制度來罷黜百家專講五經，但並不說是要便於專制。 但究竟周公距離漢代遠了，漢代人要講五經，其實更側重的是講孔子，講春秋。他們說孔子春秋是「一王大法」，春秋有大法，乃是又是一個新王來了。古代的王就是夏、商、周三代。孔子那時，周之王業已經迹近衰亡。我們又要講到孟子的話：「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春秋正是要來一個新王。孔子也自己說：「我其為東周乎！」若孔子出來行道於天下，已不能像周公那時的西周了，只得要來一個東周。因此說春秋是一部一王大法。在史記裏有這樣一句話，說：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又說： 有國有家者，不可不知春秋。 春秋既是一王大法，要興一王之治，怎麼可以不懂春秋？漢代人再把這話變了，說孔子「為漢制法」，現在要改制，不能再照秦代。秦始皇專制，大家都能講；漢武帝正要一反秦始皇之所為，怎麼又說漢武帝表章五經為要便專制呢？漢武帝正要改正秦始皇之所為，而董仲舒首先提出此意見。 我不是要為漢武帝、董仲舒辯護，只是要講歷史眞相。講歷史則該有根據。大家又駡孔子春秋，認為書中都是誅心之論；但又說漢武帝表章六經為要便專制，豈不亦是一種誅心之論嗎？我們最好不要隨便批評古人，因古人已死久了，我們批評他，他也無奈何。我們該要懂得批評現代人。如我所寫秦漢史涉及此事的，中間那一句話講錯了，這儘可批評。不要認為近代人便不値批評，只去批評死了的。 四 漢代人要表章六經，就說孔子春秋是「為漢制法」，幫漢代人定了一個新王之法。要治天下，便該照孔子春秋。但孔子又那裏知道將來會有一個漢代要他老人家來替它立法呢？但漢代人既都如此講，因此漢代人表章五經，而其中所特別注重的則應是孔子春秋。董仲舒自己就是一個學春秋的。以後漢代朝廷上逢到大政事，頗多根據春秋來作裁判。如雋不疑，如蕭望之，都是極顯著極有味的例。他們碰到困難案子，根據春秋來判斷，別人也無法反對。若根據法律，有些事法律上沒有。而且法律是近代人定的，春秋則是古代聖人傳下大義。漢人不根據王法而來根據春秋，這就見王法不能專制。如漢武帝要打匈奴，有人反對，漢武帝卻說：公羊春秋裏就有九世復讎之義，可見孔子也贊成我們要復讎。當知漢代人所謂「通經致用」，派最大用場的正在政治上；而最有用的一部經便是孔子春秋，講孔子春秋大義的便是公羊傳。諸位這樣一想，就知公羊傳在當時的重大地位。 但我們要問公羊傳裏所講的是否就是孔子意思？是否我們要講春秋，便該一路照公羊傳講法？這裏就大有問題。諸位且先看皮錫瑞經學歷史、經學通論，我又另有一篇文章孔子與春秋講到此問題。此文亦收在我的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一書中。諸位要讀我此文，便該先知道一些經學史。此問題暫置不講，此刻再來講春秋三傳。 漢廷立博士的，公羊以外還有穀梁。究竟兩家說法有何異同？這在當時曾成一爭論。這裏便牽涉到齊學與魯學之辨。所謂「齊學」「魯學」，漢代第一個講公羊春秋的胡母生是齊國人，第一個講穀梁春秋的魯申公是魯國人，所以說公羊是齊學，穀梁是魯學。齊學、魯學之異同，此刻暫不講。總之公羊、穀梁都是傳義不傳事。 後來大家又逐漸看重了左氏傳。劉歆正式提出要立左氏博士，這因從前沒有人見過左傳。淸末康有為的新學僞經考，卻說左傳是劉歆假造，那又錯了。即如太史公作史記，引用許多材料，今亦同見左傳中。但太史公並未正式提及左傳一書名。可見太史公只見了左傳書中的史料，但並未見過左氏傳一部書。這問題不需詳講，太史公以前看見左傳書中材料的人還多，戰國時代便有人明明引到左傳中的材料。但到劉歆，才始見到左傳這部書。一時經學大師如鄭眾、賈逵，他們都認為「公羊義短，左傳義長」。到了三國時代，鍾繇曾說「左氏為太官家，公羊傳為賣餅家」。賈逵春秋序曾說「孔子立素王之法」。「素王」是一個無冕王；我們已經講過，春秋是一王大法，孔子是為漢制法。從前公羊家如此說，現在是治左傳的也如此說。下到晉代杜預注左傳，乃把左丘明稱為「素臣」，等於是孔子建立這新王朝中一大臣。下到東晉偽古文尙書出現，那時人已不爭漢人所謂的今古文分辨，所以唐初人作五經正義，偽古文尙書也在裏邊。唐太宗貞觀、高宗永徽時，奉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而配享先師的只有兩人，一是顏淵，一是左丘明，可見左傳之被重視。循此以下，諸位就可以想到宋代人意見，認為公羊傳義不傳事，左氏傳事不傳義，一是經學，一是史學，較之漢儒，可說是公平之見了。 下到淸代，尤其在晚淸道光以後，今文家獨盛；從龔定菴一路到康有為，遂拚命來捧何休。何休就是東漢人，作公羊傳注的。其實何休所講，並不即是董仲舒所講，其間乃大有區別。但晚淸以下大家都講今文家言，都講康有為的這一套，說劉歆偽造古學。這只是最近一百年來的錯講。諸位要知道這事情，我的近三百年學術史和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兩書可以參讀。 五 現在要問，這部左傳是不是左丘明所作？這裏也有問題。因為左丘明應該姓左丘，名明，如太史公說「左丘失明，乃著春秋」。這個「明」字是不是他的名，已不詳曉，可是他不能名「丘明」。則他的書應稱「左丘傳」，不該稱「左氏傳」。今明稱左氏傳，這裏便有了問題。論語上孔子說過：「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此左丘明不像是孔子學生，或許是孔子一位朋友。而今這部左傳所記事情，直到孔子死後。左丘明似乎不像比孔子更年輕，這裏便又有了問題。這就是左氏眞偽的問題。從前人只說左氏不傳春秋，並不曾說左傳是一部偽書。但其中實有問題，並已有很多人討論過，也不是到今天才產生的問題。我的先秦諸子繫年中，也曾集合了各家講法來討論這左氏的作者。 漢代人講左氏，有一個源流，由什麼人傳給什麼人，再傳給什麼人；和公羊、穀梁相似，同有源流。而在左氏源流中有個吳起，此人大値注意。怕這部左傳總該與吳起有關。吳起曾把左傳傳給他兒子，如此再傳下去。至少我們可信左傳作者一定看見當時各國的歷史，尤其是晉國、楚國此兩國事，左傳裏講得很詳細。公羊、穀梁皆不曾見各國史，所以他們書中所記事情很簡單，因他們沒有看到很多史料。而左傳則不同。要論同時看到晉、楚兩國雙方史料的，吳起是一個最適合的人。吳起先在魏，後去楚，而左傳裏特別對晉三家中之魏，總是講好話。又左傳裏很多講軍事，講得特別好，吳起是一個懂得軍事學的人。左傳裏又有很多預言，直講到魯哀公以後去，大體在秦孝公以前的都對，秦孝公以後便不對了；恰恰這年代也和吳起的年代差不遠。吳起本是一儒家傳統中人，所以這部書雖不能說是吳起一人所寫，或許起於吳起以前直到吳起以後。總之這部書與吳起有關。倘使沒有關係，後來講左傳源流的人，不會拉出吳起來。因吳起在後人觀念中，已遭看不起。因此我說左傳可能與吳起有關。 六 我今揷述一故事。胡適之先生寫了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有一天，我們兩人閒談，提到這部書。當然胡先生這部書開始便講老子，而我認為老子還在孔子之後。但此問題且不提。我問，此書提出一個主張，即講思想定要講到這思想的時代背景，在那一時代背景之下才有這一套思想。我說：老子在春秋時代，要分析當時的時代背景，便該根據左傳，為何卻據詩經？詩經裏當然也有歷史，可是和老子時代隔遠了。此書在詩經裏舉出當時有人是樂天派，有人是悲觀派，有人是懷疑派等，我說這不算是時代背景。拿一本唐詩三百首，中間也有樂天派、悲觀派、懷疑派。今天我們好幾人談天，便一定也有人是樂天派，有人是悲觀派。這不便是老子思想的時代背景。而且任何一個思想都該講其時代背景。孔子時代和孟子時代又不同，不能只在老子下面放個時代背景，此下便是思想接思想，更沒有時代了。胡先生沒有回覆我第二個問題，卻回覆了我第一個問題。他說：當然，因你的劉向歆父子年譜(1)還沒有發表，我不敢大膽引用左傳，因認左傳是一部偽書，所以避而不談。 我今天特地提出此番話告訴諸位，做學問應做「通學」，即所謂「通人之學」。講哲學也不能不稍曉得歷史。不知左傳眞偽，講那時人思想，也易有誤。後來梁任公先生在南京中央大學有過一段長期講演，講「中國政治思想史」。他是康有為學生，但他講春秋時代中國政治思想，便多根據左傳，這就比較切實。那時有人翻譯了一本瑞典漢學家的著作左傳眞僞考，一時極為流行。但講左傳眞偽的，如我先秦諸子繫年中所舉許多講法，一個外國人如何能知道？今天我們該多讀中國書才是。好多年前，有一美國學生要研究康有為思想，來和我討論。我說：你不通中國經學，不知公羊春秋，如何講康有為？ 我們此刻是要學歷史。講中國古代，至少該從左傳讀起。這一段兩百四十年事記載得詳細，為何放棄不讀啊？諸位學中國古代史，好像不通龜甲文便覺不好。但龜甲文究只是一些零碎史料，很完整很詳細的一部兩百四十年的編年史就是左傳。只就歷史眼光來講，左傳的價値還應在春秋之上。這話近人章太炎講過。他只要反對康有為，因此他只要講古文學，甚至說劉歆賢於孔子。這個也有些過分，劉歆怎能比孔子都賢了呢？從前人只推左丘明是「素臣」，那能比得「素王」？但至少左傳是一部史學上更進一步的編年史。孔子春秋只是開拓者，左傳才算是編年史的正式完成，接下來最著名的是資治通鑑。資治通鑑和左傳間缺了不到一百年，也有不少人補過，但都補得不好。若現在再要補，應看我先秦諸子繫年裏新的六國年表。我這先秦諸子繫年，也可說最大貢獻在對古代歷史上，尤其在從左傳接上戰國史中間這一段。但因我書名叫先秦諸子繫年，講思想史的人嫌我不在那裏詳細講思想；講史學的人說，這是有關諸子的，和他不相干，簡直便不看。但我的書不看還可，左傳總該讀。唐代劉知幾史通，他把古史舉出兩體：一是尙書，一是左傳。可見左傳為中國史學家所重視。下次我想再把左傳詳細多講一點，因此問題要講到春秋，講到經學，講到從漢到淸的種種爭論。 其實讀左傳也不要花很多時間。諸位不能只講現代史，限得時代太近，便講不準。如講一個人，最好定要從他小孩生下進幼稚園、小學、中學、到大學，從頭講起，大體應有個來源。若把前面的都忘了，如何講現在的！現代史當然非講不可，孔子春秋就是孔子那時的現代史，西周書就是周公那時的現代史。我們此刻所講，主要也該是講我們的現代史啊。我所講都針對著現代，那一句不是根據現代而講？我不是只根據康有為來講，更不是只根據朱子來講，或根據董仲舒來講，乃是根據我們現代來講，這是一般學術上的現代史。諸位生在現代，不能不懂現代，但要從現代往上推。當然也不是要諸位多來研究古代史，但古代史總要知道一點，那麼此下講話不致不通。古代到現代，如一條大水流切不斷的。至少我要告訴諸位，治學要求通。學史學不能不稍通經學，治近代史不能不稍懂古代。這也只要大槪知道一些便好。我今天且只講到這裏。 ———————————————————— (1) 編者按：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已收入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一書中。 [book_title]左傳（附國語、國策） 一 左傳在古代當它是一部經書，因春秋是六經之一，春秋有三傳，便也算是經。所以在九經、十三經之內都有左傳。從前人對左傳所討論的問題： 一、左傳是不是傳春秋？這是個大問題。漢代今文學家說左氏不傳春秋，因此它不立學官。 二、左傳是不是左丘明所作？左丘明是孔子同時人，若是左丘明作左傳，便是傳孔子的春秋。既說左氏不傳春秋，那便未必就是左丘明作。 這兩個問題，我們在上一堂都已講過。此刻我們認為左傳並不是左丘明作，左傳成書應在戰國，要到秦孝公時。距離孔子和左丘明時代已遠，而左傳或許和吳起有關係，這些都在上一堂講過。但我們也可照宋代人意見，認為左傳是傳的春秋之事，並不是傳春秋之義。中間如魯、齊、宋、鄭、晉、衛、楚、秦，各國的事都有，都包括在這部左傳裏。所以古代人乃至在民國以前人，只爭左傳是不是傳春秋，所謂左傳眞偽問題；僅是這一個問題，卻沒有懷疑到左傳裏所載的事，即左傳的內容，即是它的歷史價値，這個從來沒有人懷疑過。只爭左傳不是經學，並沒有爭左傳所載二百四十年的事是不是歷史。 如講天文曆法，左傳裏所記日蝕、月蝕種種，都是正確的。特別如左傳裏晉國的曆法和周王朝的曆法與春秋裏魯國的曆法錯了兩個月。在孟子書裏已說過。周代曆法是把現在的十一月當正月，夏曆是把現在的正月當正月。晉用夏曆，因此左傳裏講到晉國的事情和春秋錯了兩個月。有的春秋在下一年，而左傳還在上一年。晉國人的十一月，那已是周代和魯國的新年了。即此一點，就可證明左傳史料有來源，也可證明我們以前所講夏、商、周三代曆法不同，左傳裏便有明據。到秦代把十月當正月，更早了一個月。漢代以後才改過來，沿用夏曆。我們只就左傳，便知古代山西人的曆法，就是夏曆。因此我們在左傳裏可以研究很多古代的天文學。 第二：我們講到地理。中國歷史悠久，疆土廣大，地理沿革是一門特別重要的學問。普通認為禹貢是第一部講中國地理沿革的書，第二部是漢書地理志。可是禹貢實在是戰國時人所寫，而春秋、左傳裏的地理，因那時有一兩百個諸侯，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便舉了特別大的十二國。國以外還有邑。這些邑，就像後來水滸傳裏的史家莊、扈家莊、祝家莊之類。因其不是一個城，所以稱為「邑」。左傳裏所記邑更多，大的又稱「都」，都則又有城。若我們把左傳裏的諸侯和都邑各個地名都考究，那工作便很繁重。杜預注便成為後人講沿革地理一項重要的參考材料，此是一項專門學問。淸代人寫左傳地名考的就有好幾家。那麼我們可以說，要講中國的沿革地理，第一部書便該是左傳。地理是歷史的舞臺，歷史上一切活動都分布在地面上。我們只要看春秋時代的地名，就可想像到古代的中國已經相當的大，差不多黃河流域直到淮水流域乃至大江以北，中國大部分區域都已包括在內。 第三：我們要講到歷史裏的氏族。大家知道，春秋時代是中國貴族封建的時代。每一個國家，都由一氏族組成。魯、衛、齊、晉、宋、鄭各國，他們的氏族各不同。昔人有春秋氏族譜。我們要研究春秋時代的大家族，及當時的貴族生活，左傳裏講得很詳細。 第四：講到政治制度，左傳裹各國制度亦各不同。譬如官制即政府組織，兵制即軍隊組織，田制即賦稅制度等。此下歷史裏一應制度，官制、兵制、田制等，都有淵源；特別重要而且可考的，則在春秋時代。 第五：從西周周公一路傳下來的所謂朝聘盟會之制，這是列國與周天子乃至列國相互間的一種禮，現在我們也可稱之為制度，只是一種國際間的。在淸代末年曾有一本書，那是中國人到了外國去，研究了歐洲人的所謂「國際公法」，回頭來把左傳裏講的朝聘盟會種種不成文法，也當是當時的國際公法，寫了一本書稱春秋時代的國際公法。我在北平時曾看過這書，可惜現在丢了，那書的作者我也忘了。而那書流傳不多，也無從再覓。十年前我到美國，去舊金山，那裏有一位華僑，他特地同我談起，他正在要寫一本春秋時代的國際公法。我當時曾極力鼓勵他努力寫，至今已過十年，沒有同他通過信，不知他此書寫成沒有。可是這個題目卻極値得寫。就這一點，也可想像我們中國文化之偉大，在兩千五百多年前，中國已有一套很像樣的國際公法了。雖和後來歐洲人的國際公法不同，然而至少是各有長短，各有特色。下面我們講到左傳裏的人物。 左傳裏的人，稱呼極不同。有的稱名，有的稱號，有的稱官名，還有其他不同的稱呼。實際上不僅古代如此，如我們讀宋代的理學，每一理學家有幾個名字的，如程顥字伯淳號明道，至少有三個稱呼。又如朱熹，字晦庵號考亭，陸九淵字子靜號象山，每個人都有好幾個名稱。而中國人的名號，又都在訓詁上有配合。如三國時，諸葛亮字孔明，魯肅字子敬，名、字配合，這習慣就從春秋時代起。淸代就有人專門研究春秋時代人的名號，從這裏有很多的訓詁問題可以發現。尤其是當時各國的賢卿大夫，他們的言論行事，都値得我們研究。 下面再講大家知道的春秋時代左傳裏所記載的軍事。如晉、楚兩國三次大戰爭，城濮之戰、邲之戰、鄢陵之戰。又如晉和齊的鞍之戰，還有其他各種的大小戰爭。左傳裏記載戰爭的文章都寫得好，在軍事學上也有極大考究。 又如講到當時各國的外交辭令，左傳裏記下的，也都是了不起，常為後人傳誦。 再講到當時的各種禮俗、信仰，有關社會史方面的，也都重要。淸代有一學者汪中容甫，他有一本文集名述學，裏面有一篇講到春秋時代種種禮俗。如他們講的天道、鬼神、災祥即災異同祥瑞、卜筮、夢，其他，都是極有趣而且亦有參考之用。汪容甫根據左傳，說這些都是當時的實際情形，可見當時的社會風氣。到了戰國以後，中國社會大變，這許多所謂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夢等大批在左傳裏很多的記載，而戰國以後便慢慢少了。也可說是中國歷史文化上一大變遷，大進步。也可說是春秋當時中國社會的一個特殊形態，中國人心理上一些特殊信仰。 此外，左傳裏還講到春秋時代的一切食貨經濟、工商業情形。 其次，左傳裏又講到許多蠻、夷、戎、狄，後人所謂的「四裔」。 諸位當知，研究任何一代的歷史，都有這幾個項目，如天文，如地理，如家族氏姓，如制度，如人物，如軍事，如外交，如食貨經濟，社會禮俗，又如中國和四裔的關係等。這是歷史的一個大體段，而左傳都有了。所以左傳已經是中國一部很像樣的歷史書。 諸位倘使要研究這許多問題，淸初有顧棟高寫一書，名春秋大事表，這是指的春秋時代，所根據的就是左傳，他分門別類地各為製成一張一張的表，而加以敍述。這書極偉大，我們正可根據他的方法，來寫「宋代大事表」、「明代大事表」等。顧棟高是化了一輩子工夫在這兩百四十年的事情上來寫的。 二 我今試問諸位，那個人可能隨便來偽造一部左傳？他將如何般來憑空偽造？又偽造了有什麼作用？所以我說，左傳是中國最先第一部最詳密的編年史。專講歷史價値，就記載事實上講，孔子春秋可說還遠在左傳之下。若我們要研究春秋時代的歷史，而我們專來研究孔子春秋，將使我們根本不淸楚，所能曉得的將很簡單；所以我們一定要讀左傳。但如此講來，孔子春秋又有什麼價値啊？這已在上一堂講過。但上一堂所講，和此一堂所講，並不相衝突。我們此刻說，除非是一大史學家，將不能編出一部左傳，而左傳也確實是一部偉大的史學書。我認為我們要研究古代的中國史，我們便該拿這部左傳做我們研究的一個基準。即由此上來建立我們一個基本的標準的看法。 我們研究歷史，要懂得一個看法。我們研究中國古代史，五帝、堯舜、夏、商、周三代一路下來，我們該怎樣去看？我說：我們該先研究左傳。因左傳講的詳細。如諸位研究西周書，這裏周公講幾句，那裏召公講幾句，太簡單了。再往上去更簡單，我們把握不住，無法研究。而左傳是一部極精詳極完備的記載，我們能把這兩百四十年認識了，根據這認識往上推，我們便可研究中國古代史。 如我講今文尚書也有假的，堯典是假的，禹貢是假的。為何如此判斷？只要讀左傳，把左傳裏各國政府組織、官制等都弄淸楚，那麼怎能在兩千年前的中國早有了這樣進步如舜時代的政府組織呢？為什麼四千年前中國政府高明到那樣，在什麼時候又退步墮落下來，到春秋時代又是這個樣子的呢？我們應有一講法，即是說這堯典裏講的靠不住，堯典是戰國人的偽書。又如講禹貢，我們看過全部左傳裏的地理，怎麼那時人沒有禹貢九州觀念呢？我們便可判禹貢是偽書。 又如我們今天講，春秋時代是和西方中古時期一般的封建社會。這話便有些不通。諸位讀西洋史，他們的中古時期封建社會有沒有國家組織呢？那時還沒有像法國、英國等現代國家，但我們春秋時代有晉、齊、秦、楚許多國家了。西洋史上要封建社會過了才有現代國家興起，然而西洋的現代國家，直到今天，英國還是英國，法國還是法國，沒有更在上面的一個統一政府。西洋史上的統一政府，乃在他們封建社會以前的羅馬帝國。可是中國便不同。春秋時代已經有了很高明的國際公法，又有一個周天子在上面；那麼我們怎可說春秋時代是和西方中古時期一般的封建社會呢？所以我只講中國古代是有「封建政治」，而並非「封建社會」。西方人的封建社會，是在無政府狀態下的東西，和我們完全不同。我此刻這樣講，諸位不要認為很簡單，在此六十年來，似乎只我一人這樣講。在我認為講得很淸楚明白，只為我讀了一部左傳，左傳是我討論古史一個基準的觀點。 我再舉一書，諸位都知有郭沫若，他寫一書，名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他根據易經，根據龜甲文，說中國那時還是一個漁獵社會，正從漁獵社會漸進到畜牧社會去。在龜甲文裏，一次打獵捉到多少猪或多少羊，所以說那時主要生活還是在漁獵時代。但這話也有些講不通。社會從漁獵進化到畜牧，再從畜牧進化到耕稼，進化到有大貴族，有許多像樣的諸侯，有中央統一政府，那不是簡單一回事。請問中國人什麼時候才一下子一跳，而進步到左傳這個時代的呢？我們一方面要講中國人不進步，一方面卻把中國人的進步又看得太易太快，出乎這個世界人類歷史演進的常軌之外了。諸位儘看他引了許多龜甲文，許多易經上的話，看他有證有據，但拿一部左傳來一看，就知雙方不能相通。因此我們要研究中國古史，應該把左傳作一個我們對那時歷史的基本知識，即一個標準的看法。從此推到上邊去，可以不會大錯。 再講到下面，我可以告訴諸位，諸位定該研究一下古代史，才能懂得下面的歷史。古代史也可把來作研究下面歷史的一個基準觀點。我們此刻研究秦漢以後，也多有看錯的。毛病在那裏？因為在上面沒有弄淸楚。要弄淸楚上面，最好還是讀左傳。我們要研究古史，研究西周，研究商和夏，先要有個準備工作，有一個靠得住的基礎和標準，那麼一定要看左傳。 諸位要讀二十四史，通常我們說，先讀史記、漢書，或者再加上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四史。先把四史熟了，下邊有辦法。但左傳又是讀四史之基準。諸位莫說我要研究宋史，先去讀左傳有什麼用？但研究宋史也要有個基準，從上向下。如諸位要進我這個客廳來聽課，定要從大門進來，不能說這和我不相干。我們今天的錯誤，在我們先沒有一個做學問的「基準」或說「立腳點」。 三 此下我繼續提出兩書，一是國語，一是戰國策。 前人多謂國語和左傳同出左丘明，故左傳稱「內傳」，國語稱「外傳」。此說殊不可信。國語分國記載，如後代十六國春秋之類，和左傳編年體裁大不相同。故讀國語亦應分國來讀。如魯語和齊語不同。大抵鄒、魯儒家多拘謹保守，遵依前規。而齊語則如孟子所說：「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今齊語只講管仲，多與管子書裏材料相通。晉語則出三晉之士，韓、趙、魏三家，比較上重功利法制與縱橫思想。最早當淵源於子夏，後來演變出吳起。當然不能說子夏便是法家、縱橫家之祖，可是三晉雖則多產法家、縱橫家，而論其最先原始，則起於儒家。那裏的儒家所講，則比較更近於史學。亦可說孔子的七十弟子後學在鄒、魯本鄕的，還都是儒家傳統；而他們慢慢的傳到三晉，就漸變為功利法制，乃至縱橫這幾派。 其時如宋國，又和其他國家不同。宋是商代之後，春秋時有一個宋襄公，想把講仁義來霸諸侯，被楚國打敗。後來又有一個向戌，召開弭兵大會，來求當時的世界和平。那些都是宋國人搞的花樣。更後來有墨子，他亦應是商代之後，他思想亦較特別。古人說「商尙鬼」，商代人是帶有一種宗教迷信的。墨子書裏便有天志、明鬼諸篇，不脫商代人色彩。孔子之偉大，正因他是商代之後而到了魯國。「周尙文」，孔子崇拜周公，遂集古代商、周兩代大成而又上通之於虞、夏。 還有楚國，和北方諸夏又稍不同。天文學在楚國很盛。中國古代天文學上用的名詞都很特別，我懷疑它和楚國有關係。特別如楚辭，其中如屈原的離騷、天問，那裏面講的中國古史非常多。他們又是一套。 恰如我們講現代歐洲，意大利人同英國人不同，英國人同法國人不同，法國人同德國、奧國人又不同。地域不同，傳統不同。中國在春秋時代也有很多的不同。諸位讀國語，讀魯語就多儒家言；齊語就只講管仲，多法家言；晉語更較近讀歷史；楚語又是另外一種。在國語裏有一篇鄭語，其實這一篇鄭語只就是從楚語中分出來。又如吳語、越語，吳語也只是從越語中分出，只講范蠡、文種，講的是權謀權術。這些在春秋時代還沒有，是後來新興的，而把來假託在范蠡身上。 倘使我們這樣來看國語，便知國語材料也並非不可靠，但決不是說編左傳餘下來的材料便成國語。國語應是由另一人來編集，這些材料也是從各國來，但未能像左傳這樣彙在一塊而把來融鑄了。而且這些材料，時代先後各有不同。像魯語，便多是後起儒家借著古代某人某事，添油添醬，潤飾成篇。如此之例，左傳中也有。在左傳中的記事部分，決非偽造。但左傳中記言部分，便有些不可靠。若我們要取材左傳來寫一部春秋時代人之思想史，那在運用材料上便得小心。齊語中的管子，則決非春秋時代之眞管子。而晉語則比較是記事部分多，或許會有更早於左傳中的材料也不可知。 我們隨著講到戰國策。國策裏有大部分材料盡是縱橫家之言，都出三晉之士。然而國策中如魏策、趙策等，有一部分材料卻很近國語中的晉語。可見當時歷史材料三晉為多，有很可信的，也有很不可信的，那便是縱橫家言了。 我在先秦諸子繫年裏講左傳，就連帶講到國語。主要把國語分國看，認為國語這書是雜拼的，只把很多材料拼在一起。有的材料早，有的材料遲。齊國人的話，魯國人的話，晉國人的話，楚國人的話，越國人的話，都不相同。再把這看法來看國策，近乎國語的是一部分，三晉縱橫之士的說話又是一部分。 四 講到這裏，我要提出一個極大的問題，就是中國古代人對歷史記載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所謂「記言」「記事」之分。諸位都說歷史是記事的，但中國古人看重歷史，不僅看重其事，還更看重講話。從前人認為尙書是記言的，如誓、誥、謨、訓，不都是講話嗎？我第一次講尙書，提出召誥篇，那就是召公同人講話。國語、國策裏很多只是講話，一段一段保留在那裏，亦就是歷史。而左傳中主要的，乃是兩百四十年的事情放在那裏。便顯然見得一是記言，一是記事了。 我們再進一步講。固沒有在事情中沒有講話，也沒有講話而不牽涉到事情的，這裏我們不能太嚴格的分。我有一篇西周書文體辨，就說講話裏必兼記事，而左傳亦在記事裏就連帶記著很多的講話。我們只能說中國古代「言」與「事」並重，說話同行事一樣看重，但並不能說中國古代人把話和事分別開。如說：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又如說：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一個天子的行動，由左史寫下來；他的講話，由右史寫下來。此和說「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恰相反對。又且在古書裏可找到許多史官名，而並無所謂「左史」與「右史」的分別。所以我疑心這些話靠不住。可是中國古代人對於歷史既看重事情又看重講話，那是一定的。 現在我們再講到記言。這個「言」字也和我們現在人所講「思想」有一些不同。當然講話都由思想來，可是說中國歷史裏看重講話，不能便說是看重思想。思想二字乃是我們的現代觀念。而且我們今天所講的思想，也和西方人講「哲學」有不同。我曾寫了一本中國思想史，但並沒有稱它為「中國哲學史」。「言」和「思想」和「哲學」，這三者可說是稍有不同。言和事緊密相連，但並不即是思想。思想可和事分開，但並不即是哲學。哲學乃是思想之有特殊結構的。如縱橫家言，我們最多只能說那時有一套縱橫思想，但並不能說那時有一套縱橫家的哲學。 從另一方面講，言一定是思想，哲學也一定是思想。我們可以這樣說，隨便的說話就是言，這些說話用特殊的某一種的說法來說，就變成了哲學。這不是說話不同，而是思想方法之不同。思想一定要成一個體系，非如胡思亂想。但這個體系，又可分兩種。一種是「生命體」，一種是「機械體」。怎叫生命體呢？如盆裏這一枝花，這是有生命的。怎叫機械體呢？如這張桌子，它是一個機械體。我們思想的發展，都應有一個生命。思想發展就有許多話。話多了，遂成為一個結構。而那結構太固定性了，便好像機械似的，那就成為了一套哲學。中國人思想偏近生命性的，它的發展仍只應稱之曰「言」。如孔子講話，自然從他的思想來。但我們今天，每有人說孔子的思想沒有組織，不成為一套哲學。組織也只是一套結構，但結構得太嚴密，或說是太形式化了，便成為機械化，便會減少或損失了它的生命性。 孔子以前有一位叔孫豹，他講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暫不講立德。立功、立言不就是言與事並重嗎？叔孫豹那句話，兩千五百年到今天，我們中國人還在這樣講，這不是他的立言不朽嗎？但這只是一句話，並不成一套哲學。西方一位哲學家講話，它往往不是在講一句話，而往往是在寫一本書。有組織，有結構，講到最後，自成一套理論。中國人的理論，往往脫口而出，只是說話。好像沒有系統，沒有組織，一個人在那裏平白出口講，不成哲學。可是它確是一番思想啊！雖然由他一個人隨口講，竟可跑到我們全世界人的心裏，大家認為對，那就是「立言」。 又如說馬克斯，他著的資本論，若說資本家怎樣賺錢，論到資本的利潤，說這是剝削勞工階級；這是馬克斯住在倫敦天天看報與訪問調查各個新興廠家，有根有據，才提出這些話。這些話確是對，但在中國人簡單一句話就講明白了，這稱作「為富不仁」。要賺錢發財，總是有點不很仁道。在我們只是一句話，在馬克斯則成了一套哲學。若馬克斯這套哲學只講到這裏，那麼今天就會有人駁他，說今天如美國人工資這樣高，而且一個大資本家的工廠公開發賣股票，工人也可買，賺來的錢還要抽很高的所得稅，所以美國人今天已不能叫做資本主義的社會，已經是共產主義的社會了。可是這句話最多只能駁馬克斯，不能駁中國人「為富不仁」的話。資本主義還是為富不仁。這且不講。馬克斯因要講經濟利潤，慢慢講到階級鬥爭。再講上去，講歷史哲學，講唯物史觀，講存在決定意識，這就成了一套哲學。這一套哲學可就害人不淺。但他的資本論，千門萬戶有一個大的結構；急切要駁倒它，便不易。他的一套哲學，已成了一套機械。中國人一句話脫口而出就是一句話，可是這句話也可顚撲不破。此所謂「立言」。 故我們中國人的思想是生命性的，一句話就是一個思想之菁華，像一棵樹從根慢慢長出枝，開花結果，有生命。西方人的一句話，往往成為思想的一塊化石。如馬克斯說：「存在決定意識。」你要問這句話怎麼來，他便原原本本有一套哲學慢慢兒地同你講。可是這句話實際上是死的。而中國人一句話，總要求其是活的。 如孔子講「仁」，今天我們都要學西洋人講哲學的方法，來講孔子的「仁」。那麼如論語裏孔子說： 剛毅木訥近仁。 這話意義無窮，可是當下則只是一句話。又如說： 仁者其言也訒。 或者說： 仁者先難而後獲。 如此之類，若我們把論語裏孔子論仁，依照西洋人的哲學來重作一篇文章，加以組織，成為結構，這些話怕會一句都用不上，或者說這些話都變成不重要的了。我們要知中國人所謂的「言」，不能以看西方人哲學的眼光來看。我們今天要把西方人的哲學來發揮中國人的「言」，而不悟這裏有一個不同。如叔孫豹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這話就不朽了。但若講哲學，這話便成無頭無尾，沒有結構，沒有系統，沒有組織。照西方人的哲學著作，也有許多是多餘的，講了一本書，最後也只是一句話。你說「存在決定意識」，我說不對，也就完了。讀中國史，不便要兼通哲學。但中國史裏言事並重，如縱橫家言，也是一套話，卻又不能說它是立言不朽。可見治中國學問，還是有中國的一套，不能不另有講究。 五 現在說中國史學有記言、記事兩條大路。像國語、國策都是記言的，遠從尚書一路下來。但到孔子時代，記言又走了另外一條路，那就是「百家言」。孔子、孟子、荀子是儒家，莊子、老子是道家，各自著書。如論語、老子等書，各自發展成一條大路，中國人叫它作「子書」。中國人從經學裏發展出史學，我們已經講過；尙書、春秋便都在經學裏的。但史學又發展出了一套子學，子學則只是記言的，從其所言可來研究他們的思想。我們要研究中國思想，從周公開始，周公以前則難講了。近則從春秋開始，如看一部左傳，它裏面所載賢卿大夫種種講話，不曉得有多少。但此許多講話，有可信，有不可信。有有價値的，有無價値的。要講史學，便又該講到孟子所謂的「知言」之學。又當知一書有一書之體製，中國書有中國書的體製。 今天諸位讀書，主要在找材料。但如諸位講中國思想，儘向論語、孟子、莊子，老子書中找材料，卻不找到左傳，認為左傳是一部歷史書。不知左傳裏就有很多偉大思想在其內。我寫中國思想史，從左傳裏就舉出兩人，一是子產，一是叔孫豹。叔孫豹講三不朽，這時孔子已經三歲。子產在左傳裏有一段話講鬼神，講得非常有意義，那時孔子已經十七歲。又過了十四年，子產又講： 天道遠，人道邇。 這一句話只六個字，似乎不成一套哲學，可是孔子論語就是講人道不講天道，根據子產這句話的思想發展而來。我講中國思想，在春秋時代舉出兩人，都在孔子已生以後，孔子怎會不受他們影響？可是今天，把這部左傳擱在一旁不理了，便會使古代史無法講，而下邊歷史也都無法講。講中國思想，講來講去，從老子開始呢？還是從孔子開始？只講諸子、講經史，把中國史從腰切斷了。若我們把此兩百四十年春秋時代人的思想，見在左傳裏的，再接上尙書裏的思想；便如偽古文尚書裹也還有很多材料；這些中國古代思想，怕會化去諸位一輩子工夫去研究。所以我說左傳是一部研究中國古史的「基準觀點」所在。我前面講左傳舉了十項大事，而思想一項沒有舉在裏面。 現在我再講一件，如孔子說： 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成。 這可見中國人看重講話，看得非常重要。近人都看不起孔子的「正名」主義，駡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一套封建思想。但孔子所謂「必也正名」，是說每一句話中總有一個名；名不正了，就言不順；言不順的，該無法做成事。中國史學，「言」與「事」並重，這是中國人的一套歷史哲學，所謂「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如近人好言和平，而不重正義，這便是言之不可行了。 中國人看重左傳，不看重國語、國策，正因為左傳裏有許多賢卿大夫之言，不同國語晉語裏所載有許多後代迂儒之偽言，乃至如國策裏的許多縱橫家言，儘有要不得，乃至不値重視的。若諸位沒有知言工夫，只把中國歷史當作記事一邊去看，便失掉了中國史學中重要的一部分。 [book_title]史記（上） 一 我們講過了尙書、春秋、三傳，附帶提到國語、國策，差不多秦以前主要史籍，都簡單地講了。秦以後，漢代有司馬遷的史記，為中國第一部正史，一路下來，直到淸末共有二十五史。以後我們不知，但秦漢以來二千年，則只是一部史記作標準。我們講歷史，每把秦以前和秦以後分成兩個很顯然的段落。秦以前唐、虞、夏、商、周三代，可以稱作「上古史」。秦以後，倘使我們學西方名稱，亦可叫作「中古史」。現在我們上古段落已經講完，接下要講中古。 我想我們該再回頭來重看一下。此是做學問一很重要方法。像走路，不能兩眼只看著腳下一步步往前；走到某一階段，該要抬起頭看看四面。又像爬山，不能一路往上爬，總要爬一段回頭來四面望一下。特別跑到山頂，當然不看腳下，要看四面。上了一峯又一峯，每上一峯必該一望，這是必然的。諸位讀一部書，不能一條條盡作材料看，要懂得綜看此一部書，又該懂得合看其他諸部書，有一番登高遠矚的景象。 從西周書到戰國策，古代史籍，我們都該通讀一下。現在要講漢代，該回頭來凌空一望，我們該望到那沒有書沒有字的地方去。諸位不要認為西周書、春秋、三傳、國語、國策都講過，此外便是不很重要，該聽漢代了。等於跑上一峯，又跑一峯，兩眼儘在腳下，這等於沒有上。現在古代已完，可說是中國上古的史學，或說是中國上古的幾部史學名著，都在眼前了，我們該要自己放開眼睛來一看。看些什麼呢？此諸書是都看完了，正如兩腳著地跑，已上了巔峯。現在該要一番掩卷深思。這是做學問千萬要記得的一個習慣，或說一番工夫。能學到這一點，做學問一項很大法門已開在這裏了。 如何深思呢？這該我們自己發問。所以叫「學問」。讀書就是學，到了發問，是第二階段。無師可問，則且各自問自己。故說做學問要「會疑」。「會」者「能」義，我們要能疑，懂得疑。現在只說「懷疑」，要你不信，常懷著疑；如此又那肯拼命讀書呀！讀了書要會疑，不是要不信，儘疑著，又何必去讀？「會疑」是要懂得疑。疑了自會發問。 我今告訴諸位，中國有一部司馬遷的史記，到現在已兩千年。但在司馬遷史記以前，從尙書、春秋、三傳、國語、國策到司馬遷也有一千年。西周到現在已有三千年，西周以前還有唐、虞、夏、商，還有上面的，最少說也該兩千年，或還不止。諸位聽了這幾次講，自己心裏該來一問題，為什麼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要到西周初年才有史學，才有尙書？這問題沒有書本詳講過，可是我們心裏應該有疑。好像我們到了這山望前山，前山那面又是什麼？我們應該問：為何有了尚書，隔了五百年又有孔子的春秋？為何又隔了五百年有司馬遷太史公的史記呢？這裏至少是一番中國史學之演進。中國歷史到了西周初年才有西周書，到春秋末年才有孔子春秋，要到漢初七十年代才有司馬遷之史記。 倘使照我上面講，西周書重要的在周公，春秋背後當然是孔子。中國人尊經，但為什麼後起的史學，不尊尚書，不尊春秋，不尊周公、孔子，而尊司馬遷的史記呢？為什麼尙書、春秋都不為正史，此下的正史只是跟著司馬遷史記這個系統呢？這是不是開新？抑仍為是守舊呢？儻說是開新，為甚麼依然要尊尙書、春秋為守舊呢？這問題値得研究。但實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諸位都說中國人只懂得尊孔子、尊六經，但寫史便尊司馬遷，寫文章又有屈原離騷一路到漢賦、文選，這些都不關孔子。這些也都是問題。而這些問題則在書本之外，是憑空的，要讀書的人自己懂得發問。若論答案，則成為一討論文化傳統的新問題。而果欲討論文化傳統的新問題，則不得不依循這些問題為根據，但卻不一定能平易找到答案。問題不能不有，答案不一定能有。 諸位且莫要急功近利，有了一個疑問便立刻要一個答案，這是一種功利主義，急著要成果。今且不要著急，問題不能立刻就解決。倘使拿不到結果，那些問題就不發生，如此一來，則成為「淺見薄識」，便是不會疑，更不會深一層疑，就沒有大見解。見識則必求深厚，深厚始成重要，要在自己能問。好學深思，使此問題存在，存在於自己腦子裏。 諸位儻學科學，科學上很多大發現，便都從一個小問題上慢慢地花了一輩子乃至幾輩子工夫來解答這一個問題。如蘋果為什麼不往天上掉，往地下落？當然立刻無法回答，書本上也沒有回答，而此問題發生了，亦終於解答了。到今天，在很多科學家的腦子裏，總存有很多很多問題，無答案，慢慢兒在那裏研究。大答案研究不出，先研究小答案。大問題擱在一旁，在大問題中再舉出幾個小問題。如說：我們人為什麼要老？這在醫學上也是一大問題，不曉得有多少科學家在從各方面研究，但至今沒有確切答案。 諸位做學問，要有像此一般的精神，或者可說這即是做學問者之生命所在。要有問題而不急求答案，書能一本本一部部地讀，埋頭讀。有尙書，讀尙書。有春秋，讀春秋。有左傳，讀左傳。現下又有史記，我便讀史記。埋著頭跑向前，但跑到一地方，該要放開眼睛四邊看，學了要懂得問。所謂「高瞻遠矚」，又說是「博覽綜觀」，要綜合起來，向高遠處看。如我剛才所講，中國人有了歷史文化兩千年，才有周公的西周書。再進五百年，才有孔子春秋。再進五百年，才有司馬遷史記。再進兩千年到今天，當然下面的問題不再是史記了，但又是些甚麼呢？ 這問題我曾問過章太炎先生，我說：現在是二十五史，下邊寫新國史該怎樣？他沒有能回答我。此一問題，我仍留在腦子裏。諸位千萬不要當我是在空談，諸位要學史學，便該學到這個地方去。我不教諸位做學問的方法要憑空瞎想，或胡思亂想。只是講過了這幾堂課，便該總結起來說，中國有歷史以來兩千年，有周公的詩經和尙書；中間又經過五百年，而有孔子春秋；又經過一千年，而有太史公史記。太史公史記到今兩千年。這些話千眞萬確，沒有一個字落虛。但為什麼如此？那是一大問題。下邊我們該怎樣？又是一大問題。諸位做學問能到這地方，諸位胸襟自寬，抱負自大，但包袱也就重了。雖有個遠大前途在你前面，但也不一定達得到。這樣一來，至少使你做學問可以不厭不倦。 二 我且說詩經和尙書、春秋和左傳、史記，這是中國史書中三個階段，也有三種以上的體裁。如做一件袍子，或條褲子，怎麼裁？諸位現在只知要材料，要的是布。但有了布，應要懂得剪裁。這便是創造，或說是製作。袍子、馬褂、短衫、褲子，各從其便。詩經、尙書、春秋、左傳和史記，雖然都是寫的歷史，而其體裁各不同。此層前人都講過。詩經是詩體，尙書是記事的，春秋、左傳是編年的，而史記是傳人的，中國歷史體裁不外此幾種：事情、年代、人物分別為主。一切歷史總逃不過此三項。尙書是一件一件事的寫，春秋與左傳是一年年地記載，而太史公史記，就一人一人地寫下。但列傳體中有編年，編年體中有記事。為甚麼新的起了，舊的還存在？又為甚麼舊的存在，新的還起來？西方人只看重新的，不再看重舊的，因此他們根本就沒有歷史。他們的歷史是最近始有的。但新與舊是比較而來的。果使沒有舊的，也就沒有新的。所以西方人縱使一意求新，而終亦不成其為新。西方文化乃至如最近般，將只見失敗，不見有成功了。 這裏卻有一件要特別提出的，我已在上一堂講過，即是中國人事中極看重講話。中國人說「言行」，講話也在事之中。其實講話當然也是一件事，如我今天上課，即是一件事。但此事特別重要的在講，講這一堂課，就是一件事。中國古人有記言、記事之分，但不能拘泥看。如我今天講這句話，諸位回去記下，某月某日某先生講此，這是記言，同時亦即是記事。尙書中詔、誥、命、謨，言中均有事，事中均有言。如左傳記叔孫豹講三不朽，鄭子產講鬼神，何時向何人所講，是事。然而此兩番講話，實像與事無關。既不是外交，也不是軍事，更不是法律，又不是政治和經濟，什麼都不是。那只是記言，記他講過了這樣一番話。而在中國歷史裏，記言的地位和份量很重，可能超於記事之上。 為何中國人更看重言？那得重新討論。諸位當知，事有輕重大小，寫歷史者不能拿一切事都記下，便只有選擇。如十位新聞記者訪問同一件事，記下十篇文字，可能各不同，此因選擇不同。如我今天這番話，諸位每人寫一篇報告，也可寫來都不同。或你看重在此，他看重在彼，仍是選擇不同。如擴大寫一篇聽某人講中國上古史學名著，諸位把今天以前聽過的各記一篇，這將是不同更大。你所聽經你選擇，此外的忘了。有的沒有忘，認為不重要也不記下。可見本領在挑選。如寫「中國開國六十年紀」，各人一篇，限五萬到十萬字，寫來還是各不同。亦有人根本不能寫歷史。寫史須有見識、有選擇、有組織，不能老是要參考材料。六十年的大事，只把許多材料湊配，寫史卻變成了一工具。做學問該以自己為主，做那使用材料的人，不是為材料所用的一個工具。 三 我們要問，周公當時為何會有一部西周書？諸位把西周書十幾篇文章都看過，便見那裏記言重於記事。這至少有周公的選擇。諸位當知，在周公時，中國古代本沒有所謂歷史。「史學」的觀點，連周公腦子裏也還沒有，直到司馬遷時，中國還沒有所謂史學。不僅如此，在周公時也沒有所謂「經學」。孔子作春秋，孔子腦子裏也何嘗有所謂經學，更不論史學。後來人崇重他的春秋，奉之為六經之一，但孔子春秋卻是中國第一部編年史，變成史學了。但在孔子腦子裏，也沒有如我們所謂「編年史」三字。但又為何寫出了一部編年史，寫出了在他腦子裏所沒有的東西來？在周公腦子裏，也沒有所謂記言、記事的分別，但卻編出一部西周書。諸位當知，學貴創作，如是才是眞創作。我們強說要學創作，卻只是假創作。要別人給我一題來找材料，這怎麼能算是創作？創作既有眞假，也有高級與低級。講到這裏，我們就該懂得做學問用心之所在，來怎樣用我們自己的心。書大家會看，文章大家會寫，材料大家會用，但這裏有一甚深妙義，則在各人的「心」。當時周公如何般用心？周公久已死了，也更沒有人來講這些。我今提出此問題，說周公當時心裏怎麼樣？其實完全為的是當年的政治，全是一套周公當年的政治措施。像詩經，古人謂之制禮作樂。這「制禮作樂」四字，諸位都知道，這是舊話；我們該以新義來翻譯舊話。諸位不能儘查書，說禮是什麼，樂是什麼。禮樂只是當時周公拿來治國平天下的一套政治措施。在這一套政治措施的背後，便有周公的一套政治思想和理論。 講到此處，諸位當知，中國歷史演進和西方有不同。諸位讀希臘史，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都有他們一套政治思想寫在書上，但他們沒有在實際政治上做過事。周公是中國一位大政治家，難道他沒有一套政治思想嗎？然而沒有著作，沒有一部周公的政治理論的書。諸位假使能看西周書，來寫一篇「周公的政治思想和理論」，這不是個大題目嗎？要講中國政治思想史，先從周公寫起，把西周書做材料。如我上一堂所舉，周公只講文王不講武王，武王明是用兵得了天下，為什麼周公反而不講他？這裏便見周公在政治上看重「文治」，不看重「武功」，重「德」更過於重「事」。周公制禮作樂，主要在祭文王，因文王有功德。而文王這些功德，則寫在詩經大雅文王之什裏，這就接上了歷史。周公講了文王，還要講上去，講后稷、公劉，那麼周代一路下來的歷史在詩經裏全有了。孔子懂得周公，論語中稱文王也比武王偉大。中國人此一套精神直傳到今天，為西方人所不懂。經濟、武力，羣相講究，像周文王便打不進近代人心裹去。 今再問：周公為何把此許多事都寫在詩裏，而不寫在書裏呢？我上面已講過，周代的歷史不僅在書，還在詩。這裏卻有一個比較小的新問題，即是文學與史學的問題。而且在古代，似乎運用韻文還比運用散文來得較省力，詩經比尙書反易讀。只因詩用韻文寫的是人的心，散文寫的只是人的事。中國人重心不重事，這就韻文更重過散文了。「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大家會讀。只十幾個字，一講通便能讀。而尙書就難。為何韻文易讀，散文難讀？亦可說散文講事運用難，韻文講心運用易。 四 這裏我試牽涉出去講得遠一點。正因中國是象形文字，西方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只拿字拼出他們的講話來。本來西方如埃及，文字開始也是象形，但後來這條路走不通，只能改成拼音了。在地中海周圍做生意人，相互講話，只用文字拼音。而中國人能從象形文字跳出，有象意、象事、象聲、轉注、假借共六書。這樣一來，中國文字就變成全世界唯一的一種文字，可同口語脫離。把文字上的話同口裏的話脫離，好讓兩條路進行。當然這兩條路還是有關係，還是時常糾合在一起，但我們還可以說它分著兩路進行。若單就一面講，在同一時代裏，詩經中韻文流利反而勝過了書經中之散文艱澀。中國古代散文，直從龜甲文到鐘鼎文，尙書裏的字法句法一路而下；要到孔子春秋，才是中國散文字法句法上一個大進步。 試舉一諸位易懂之例。如春秋用「崩」「薨」「卒」「死」這四字，其實只一「死」字就得。但天子死稱「崩」，諸侯死稱「薨」，卿大夫死稱「卒」，而庶人之死才稱「死」。孔子春秋裏便把這崩、薨、卒、死四字分淸楚。因此春秋不書死，因庶人死了跑不進歷史。孔子之死也稱卒，因孔子也是魯國的大夫。今試問孔子為何牢守此分別？我們今天稱之為封建頭腦。這是今人對古人硬下批評。這中間本無學問可講，至少做學問不該先駡人。孟子明明說：「其文則史。」孔子春秋裏的文字，大體根據周史官，則天子稱「崩」、諸侯稱「薨」，那是遠有來歷的。我想周宣王派出史官就有這一套，而這一套也就是周公制禮作樂裏的一番禮。它自有階級觀，這是當時政治上的一套。而這崩、薨、卒、死四字，便成為當時的一種官用話。至於死了就叫死，這是民間話。如孔子在論語裏說：「予將死於道路乎？」用的是死字，並沒有用卒字。又如說：「顏淵死，子哭之慟。」也沒有叫「顏淵卒」。莊子說：「老聃死。」也只用死字。文字流用到民間，此在孔子以後事；而後崩、薨、卒這些字眼再不需用。又如尙書堯典稱「涉方乃死」，只這一字，我便覺得尙書堯典是後人作品。想必到了論語、孟子以後，大家只用一死字也用慣了，所以偽造堯典的作者也隨手用了死字；而孔子春秋則依然用了崩、薨、卒諸字。孟子似乎早知道我們今天會羣起詬駡孔子，故早為之解釋曰「其文則史」。但試問：只用崩、薨、卒諸字，又於事何補？所以又繼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有些處，我們且莫先駡古人無知，該自責備自己讀書不細心纔是。 我再推想到一部說文，中間有很多花樣還値得研究。如馬，可因顏色不同，而造字不同。有黑馬、有黃馬，便有各別的字。此可見中國古人把文字和語言分開。如說「驪」，諸位要問這是什麼顏色？驪馬和黃馬不同何在？我們只有查字典，查說文了。但到今可謂此「驪」字已廢不再用，這是一匹黃黑色的馬，拿口語來寫下便是。如此之類，說文裏有極多字現在都廢，用口語代替了。在沒有廢這些字以前，可知古人看了這字就懂得，可用一字來代替一句話。這樣的文字運用實還不够進步，後來才又進步到多用口語而省去了異字。 今試再舉一例，此是春秋中最出名的例。有「隕石于宋五」與「六鷁退飛過宋都」這兩條。「石」同「鷁」是名詞。「隕」是動詞，「飛」是動詞。可是「隕」放在石前，「飛」放在鷁後。「五」、「六」是形容詞，但又稱石五、六鷁。豈不很複雜？公羊春秋講此極好，他說： 石記聞，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六鷁退飛記見，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 穀梁說： 先隕而後石，隕而後石也。後數，散辭也，耳治也。六鷁退飛，先數，聚辭也，目治也。 這裏就顯見是穀梁後起，知道了公羊說法而改變其辭。簡單說，這只是文法問題。後代顧亭林日知錄據此取笑公、穀，認為行文造句自當如此，不値大驚小怪。但在後代散文文法進步以後，固極簡單。在古代，孔子春秋以前，如此簡潔明淨的句法，實也少見。韓昌黎所謂「文從字順各識職」，春秋此兩條正可為例。公、穀縱是村學究，對此兩條用力發揮，說：「君子於物無所苟，石鷁猶且盡其辭，而況於人。」正見當時人對文字文法上之欣賞。實足證明孔子春秋時代，散文有新的開始；文字的運用，文法的組織，都大見進步。西周時代這五百年中，正是中國散文文學一大進步的時代。若使周公當時早有孔子春秋時代般的文字文法，便也不會有像西周書艱澀文體之出現。 這些都是隨便講，我們是在講史學，但諸位若有人對文學有興趣，這也是個大題目，裏邊有很多東西可以研究。我不過舉一個例。若論材料，則很簡單，不多幾部書，一翻便完；但這裏大有文章。我們研究說文，研究龜甲，只跟前人走一條路，不開新路，總嫌太狹。如做菜，最先只懂放鹽，後來才懂放醬油、放油、放糖、放醋，還要放點辣，或許還要放牛奶，放別的；菜愈做愈好了，總不能單純一味。做學問也千萬不該做一味一色的學問。諸位儘說是專門，但一味總是太單調了，先把自己聰明阻塞了。我們定該把自己聰明活潑而廣大化，不要死限在一區域，一格局。 五 現在我再進一步講孔子春秋為什麼來一個編年史？剛才講的是為什麼周公來個西周書？我話並不曾講完，也不能儘在這上講，且由諸位慢慢去想。今要講孔子春秋為什麼來編年？今天諸位讀西洋史僅是記事，而記言在記事裏的份量又來得少。西周書專重記言，已可異；春秋編年，更値得當一個問題。近代科學大部分主要的方法在能觀察。觀察所得，要懂記錄。如天文氣象報告，雨量啊，風向啊，溫度啊，一切都得經過觀察與記錄。中國人對於人事上的觀察與記錄，從古就注意到，那就是「歷史」。中國人對於人事特別看重本、末、常、變四個字。人事有本有末，又有常有變。能把一件事分著年記載下，一年中又分著時、月、日記載下，這才可以記載出這件事情演變的眞象。前人如何做學問，也不易知，但有個簡單方法，便是讀他的年譜。他怎樣開始做學問？怎麼想到著作？又怎樣寫出？後來怎樣寫成的？一年一年看下，便可懂得。又如研究一人思想，也該讀其年譜。如王陽明怎會發明良知之學？讀陽明年譜較易見。寫歷史能寫到編年史，那麼本、末、常、變都在裏面。 如中國人八年抗戰，日本人打進中國，而止於無條件投降，此事並不簡單。要從蘆溝橋事變起一路看下，這八年中國人打得眞辛苦，一路失敗，到最後始獲得了勝利。所以我們要懂一件事，定該把這事分開看。一人幾十年做學問，我們也要把它分成一段一段看。如我們來臺灣二十年了，下邊怎樣？我們不知。前面呢？該懂得講究。不能待我們反攻勝利了，再來寫臺灣二十年歷史，那多半將成假歷史，靠不住。最好是從初到臺灣就有人寫，直到最後，年年寫下，才是眞歷史。我們今天不曉得明天事，且先把今天事寫下，不要到了明天再來追記今天，這裏就易出問題。事情的複雜性，變化性，定要從編年裏去看，才懂得這事之本末與常變。何況孔子春秋已經是列國紛爭的時代，所以這時的歷史有晉國的、有齊國的、有楚國的、有魯國的，更非編年不行。回顧周公時代只隔五百年，但變化相距已很遠。在周公時代寫史還不需要編年，而孔子時代寫史，則正貴有編年。 但為何又從孔子春秋變成了史記？太史公也不是忽發奇想心裏來一個直覺。他不照孔子編年，而分為一個一個人來寫。他這一套，正又是從孔子以下五百年中間慢慢兒造成出。這是時代演進，不是太史公的私心創造。在太史公以前，已經有一個來源遠遠在那裏。諸位且先想一想，怎麼從孔子「編年」到太史公「列傳」？有沒有些痕跡機緣，我們可以拿來講太史公史記的來歷？列傳體怎麼來？如此般的講，固然是講周公，講孔子，講司馬遷；然而也即是在講時代、講演進，看重它的一層又一層般地演進。 我雖極崇拜孔子，但並不是說今天我們只要學孔子。縱是學孔子，而我們此下儘不妨有一個新天地新創造。我們的史學也不必定要學司馬遷，我們下邊的新歷史，也還有新創造。只要我們把上邊弄淸楚，下邊就能來。上邊的弄不淸楚，諸位說：這二十五史全已過了，現在該要新歷史了。但新歷史究在那裏呢？讓我說穿一句，諸位只想一意學西洋，但西洋這一套還比中國落後得多。而且西洋也有西洋的來歷，這非一言可盡。我今天且只講到這裏。 [book_title]史記（中） 一 今天講司馬遷史記。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所謂的「正史」，此下接著還有二十四史。 在司馬遷當時，大家只知有經學、子學、文學這些觀念，而沒有「史學」的獨立觀念。所以漢書藝文志裏，只有六藝略、諸子略、辭賦略，而司馬遷的史記則附在六藝略春秋門。可見當時學術分類，史學還是包括在經學中，並未獨立成一門學問。但司馬遷卻能創造出第一部「正史」，為以後幾乎兩千年所沿用；這不是一個極値得注意討論的問題嗎？依照現在人講法，司馬遷史記可說是一個大創造。司馬遷如何能完成這創造，這是一個大問題。 上一堂講，中國歷史有三種體裁： 第一：是重事的，一件一件事分別記下，像西周書。 第二：是注重年代的，每一事都按著年代先後來編排，這是孔子春秋。 第三：注重人物，歷史上一切動力發生在人，人是歷史的中心，歷史的主腦，這一觀念應說是從太史公史記開始。所以史記是一種「列傳體」，一人一人分著立傳，就是以人物為中心而寫下的歷史。 我那年在美國耶魯講中國史，曾說歷史應把人物作中心，沒有人怎麼會有歷史？歷史記載的是人事，人的事應以人為主，事為副，事情只是由人所表演出來的。有一位史學教授特地和我討論，他說：歷史應該以人物為中心，為主腦，這層很有意思。但這人沒有事情表現，便跑不上歷史。我說：在這上，乃是中西方學術上一很大不同之點。在中國歷史上，有很多並無歷史事件的表現而成為重要人物的。諸位試把此觀點去讀二十四史，這樣的人不知有多少。譬如左傳兩百四十二年，裏面就沒有顏淵。豈不因他沒有歷史事件表現，就不上歷史。但顏淵這一人在歷史上有他不可磨滅的地位，東漢以下人就特別看重顏淵。宋明時代人講理學，也特別看重顏淵。怎能說顏淵不是一歷史人物呢？既是一歷史人物，就該上歷史。所以司馬遷以人物來作歷史中心，創為「列傳體」，那是中國史學上一極大創造。 直到今天，西方人寫歷史，仍都像中國尙書的體裁，以事為主，忽略了人。今天我們寫歷史，也跟著西方化，如我寫的國史大綱，也就分年分事，而又以事為主。但此為求簡便則可。若進一層講，也可說西洋史學還停留在我們周公西周書的階段，還沒有一個大的著作能像孔子春秋，乃至於如左傳般一年一月這樣分寫的；當然更沒有像史記之列傳體。這是史學上一極大問題。 淸代乾嘉時，章實齋著文史通義，他講中國史學上盛行的是左傳與史記，分年分人；將來該發展尙書體，把事情作主要單位。那時西方新學還沒有來中國。道光以後，慢慢地來了，中國人讀他們的歷史，就覺得章學誠已先見到了，西方的史學就是這樣，所以特別在淸末民初，大家認章學誠是中國史學一大師。但我們還得進一步講，這問題並不這樣簡單。在我看法，中國人從尙書演進到春秋、左傳，又演進到史記，這是中國史學上的大進步。並不能說中國的春秋、左傳到史記都不如西方把事情作中心的歷史體裁。這問題我雖今天只提起這樣一句話，不擬詳細講，但這話殊値諸位注意。 二 今天我要講的是司馬遷怎樣會創造出這一種新的歷史體裁，就是列傳體來？他怎樣會提出一個新觀點、新主張，把人物為歷史中心？諸位今天不是大家做學問總喜歡要能創造，能開新嗎？那麼太史公史記在史學著作上，他是一個極大的創造，開了一條極新的路，使得人都跟他這條路跑，繼續有二十五史到今天。請問司馬遷怎麼樣走上這條路？我們能不能在這裏用心研究一下呢？ 諸位要知道，我已經講過，做學問要懂得發生問題，這就是所謂「會疑」。有了問題才要求解決。諸位不願意摹倣，要創造，那應先懂得別人怎樣創造的。這問題不是一凌空的問題。司馬遷怎會能創造出史學上的新體裁？我們上面已講過，西周書和周公有關係，春秋則是孔子所作，即是孔子的創造。孔子最佩服周公，然而他來寫歷史，卻是一個新創造。孔子為什麼來寫這部春秋？為什麼要來一個新創造？我亦曾根據孟子書裏的幾句話來發揮孔子作春秋的大義。現在到了司馬遷，他作史記，他自己曾有一番詳細講法，在他史記的自序裏。諸位要懂得，讀一部書，先該注意讀這書的作者自序。這也就是一個新體。孔子春秋沒有序，序是後來新興的。如莊子天下篇，敍述莊子為什麼要講這樣一套思想，作這樣一套學術？也就是莊子書的自序。但此序不是莊子自己所寫。又如孟子七篇，最後一段就等於是孟子的自序。所以太史公自序這一體例，在孟子、莊子書中已經有了。以後人寫序，不放在最後，而放到最前來。這不是一重要問題。那麼我們要讀一人的著作，最好應該注意先讀他的序，他自己說怎樣、又為什麼來寫這一部書，應有一講法；這部書的價値就在這地方。有的序只短短幾句。如顧亭林日知錄、黃梨洲明儒學案開頭都有一篇序，都很重要。至於我們寫了書請人家來寫序，這又另當別論了。 今天我就根據史記太史公自序來講史記。或許諸位已經讀過這序，但此文不易讀。最好是讀了太史公自序，便去讀史記；待讀了史記，再來讀自序，庶乎易於明白。當知讀一篇文章大不易。但只要能讀一篇，就能讀一切篇。這一篇不能讀，別篇也一樣不能讀。今天大家讀白話文，在學術上够標準的著作不多，大家只是隨便翻，不懂得用心，都是一目十行地看過去，我們稱之曰翻書，又或說查書；所查又稱是參考書，沒有說讀書。這樣總不行。 照太史公自序講，他們這個司馬氏家是「世典周史」的，他的祖宗就掌管周史，做歷史官。到了春秋時代，周惠王、襄王時，司馬氏跑到晉國，那時周朝已衰。到了晉國後，司馬氏一家又分散到魏國、趙國，又到秦國。司馬遷就生在黃河的西岸，陝西的龍門。他父親司馬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他雖是一史官，也學天文、曆法、學易、學莊老。曾寫有一篇論六家要指，討論戰國諸子各家大義。這文章寫得極好，他分別著戰國時六大家思想，各自長處在那裏？短處在那裹？他自然寫到儒家。當時的易經就算儒家了，但實際上易經就近於道家，所以司馬談的最後結論是佩服道家的。他在漢朝是做的太史令，但他不僅通經學，又通百家言，而推尊的是黃老。漢武帝去封禪泰山，司馬談同其他一般方士講封禪的意見不同，漢武帝就不要司馬談跟著去，司馬談就留在洛陽。他兒子司馬遷到外邊去遊歷，那時還很年輕。回來時，他父親在洛陽病了，就對司馬遷說：「若使我死後你再做史官，不要忘了我所要討論的很多事，你須把它寫出來。」所以我們說太史公寫史記是承他父親遺命。這些或許諸位都知道。 而太史公自序裏講他父親的話，更重要的在下面，讀太史公自序的人或許會不注意。太史公自序又記他父親說： 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 他說：我們到現在為什麼大家推尊周公？這因周公作了詩經之雅、頌、二南，而雅頌二南就是周人的歷史，從后稷下來，一路到文、武、周、召。周朝人的歷史，由周公寫出。我也根據孟子說「詩亡而後春秋作」，來證明詩經跟歷史有關係，一部周代的開國史盡在詩經。不過我們今天來講中國史學名著，照一般講法，只講尙書，不講詩經。其實司馬談就以史學眼光來看重周公的詩經。而周公詩經的貢獻，依照這話講，便在它能宣揚周代開國的歷史。所以又有一句話： 湯武之隆，詩人歌之。 這是說詩人所歌的便是歷史了。後來直到唐代，韓昌黎平淮西碑，李義山詩極稱之，謂其： 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淸廟生民詩。 這就是把尙書和詩經並提。當然我們不能根據李義山來講堯典、舜典是眞尙書，但可講詩經也就是歷史。這裏便見各人讀書，可以有見識不同。諸位不要認為一句書只有一條路講。我此所說，從古代直到唐時人，像李義山是一個詩人，他也懂得詩、書兩經都同史學有關係。周公為什麼被人稱重？由司馬談講，是因他在宣揚史學上有了貢獻。周代到了幽、厲之後： 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 這就是孟子所說「詩亡而後春秋作」了。諸位至此應知，我此刻講中國史學名著，從周公西周書講到孔子春秋，接著講太史公史記，其實太史公父親就已這樣講。他又說： 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 他是說：我做漢朝的太史官，我沒有能把漢代這些事情好好兒記下，那麼這個天下的史文不是在我手裏廢了嗎？這幾句話，就是我上面所引「無忘吾所欲論者」的話。而後來讀太史公自序的人，只注意了上一段，不注意到下一段。甚至於說，司馬談因漢武帝沒有要他跟著上泰山，他氣出病來，對他兒子說：等我死了，你做太史官，你該把許多事情寫出來。於是遂說太史公史記是一部「謗書」，來謗毀漢武帝這個朝廷的。他父親一口怨氣死了，所以司馬遷史記就是要寫封禪書。請問這樣，一部史記尙有何價値可言？太史公父親司馬談就因做了漢朝太史官，而沒有為漢朝寫下一部歷史，所以遺命司馬遷要完成父志。今試問寫歷史從那裏來？豈不是從周公、孔子來？那豈不是歷史應以人物為中心，也就躍然紙上了嗎？ 諸位聽著我前面幾堂講，便知讀書不易。讀了孟子「詩亡而後春秋作」，不是不懂這句話怎講麼？讀了太史公自序，恰恰有如孟子「詩亡而後春秋作」的注腳。你能說司馬談沒有讀過孟子嗎？諸位只有翻書的習慣，史記太史公自序是翻得到的，孟子這句話便不易翻到。讀到太史公這裏，孟子這句話便有用了。此是書之不易讀。而太史公自序記他父親司馬談講話，大家又只讀了上一截不再讀下一截，不是不曾讀，乃是讀了仍如不曾讀。此是讀書不易之又一例。 司馬談死了三年，果然司馬遷接他父親做太史官了。司馬遷接著說： 先人有言曰：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他說他父親講過，周公卒後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這個作史責任，便在我的身上了。所以他來寫史記，是跟著周公、孔子而寫的。五百年前有周公，五百年後有孔子，再後五百年有他。諸位試把此一番話去讀孟子最後一章，孟子也就是這麼講。堯舜後多少年有湯武，湯武後多少年有孔子，孔子後多少年該有人出來才是。可見司馬談、司馬遷父子都曾讀過孟子，都有他們的學術傳統。司馬遷又說：有人能紹續這明世，出來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而此易傳、春秋、詩書禮樂，在他那時都是經，還沒有史學。不過他是個歷史官，該要寫歷史，而所寫出來的則還是經學。我們也可說，這是太史公司馬遷理想中的新經學。 諸位今天認為中國舊史學全可不要，要學西洋新的。這也不錯。但西洋史學也應有本有原，從頭直下，怎麼來而到今天。你須先知道，才能繼續下去。做學問不能只叫自己做一個跑龍套。不做主角，也得做一個配角，有些表演。即做一個跑龍套，也須約略知得全本戲了才去做。要講西洋史學，也須知道有一整套西洋的史學史，然後回頭來寫中國歷史，可以周公、孔子、司馬遷、班固都不要。我們說：我要寫的是中國的新歷史呀！諸位，這責任又是何等般的大！現在有個大問題。今天以後寫歷史，固是再不會有二十六史了，那麼下邊該怎麼？這不是個大問題嗎？ 三 原來講了半天，要講太史公的創作，但他仍是繼續的舊傳統，周公、孔子一路而來，他自己講得很明白。而太史公史記所特別用心的，乃是要學孔子。自序下面有一段太史公講孔子春秋的話。我們上面都依照孟子來講春秋，現在要講司馬遷講春秋是如何般講。諸位且不要自己講春秋，且聽從前人講春秋。孔子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從前人這麼講，我且也這麼講。當然孟子、太史公以下，還有別人講春秋，但我們總得有個挑選。如下面我們將講到劉知幾怎樣講春秋，譬如近代康有為、章太炎怎樣講春秋？但這是在我們不要講的範圍之內了。諸位莫說康有為、章太炎是近代大人物，孟子、太史公太是古代了。但當知再過五百年、一千年，孟子、太史公還存在，還是個大人物；至於章太炎、康有為是否還是個大人物，便有問題。如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新學僞經考，是否都能存在？或是只存在於圖書館，給人家繙查批駁，只當一份材料就是？那就在未可知之列。 有一位太史公的朋友問太史公：孔子為什麼寫春秋？太史公說「余聞之董生曰」以下云云。董生便是董先生董仲舒，學公羊春秋，主張表彰六經排黜百家的便是他。太史公說： 佘聞之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 周道衰微，正是「王者之迹熄而春秋作」。孔子就在這二百四十二年中間，來講它的是是非非，要為天下立下一個標準，所以他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這樣可把理想上的王者之事表達出來。這是司馬遷引述董仲舒講孔子春秋的話。太史公史記是學孔子春秋的，那麼在史記裏偶然講到漢高祖、漢武帝，有些處近似春秋貶天子，而後人偏認他為父親洩寃氣，作謗書，那怎麼能來講太史公的史記？史記不僅是要寫下漢代初年很多事情，還要在這很多事情中有一個「是非」標準。他說： 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空講幾句話，不如在實際的事上來講，可以很深切、很著明。又說： 春秋，王道之大者也。 孔子要講天下之道，孔子說我若空講一番話，不如在過去的事上把我的意見來表現出，這樣不對，這樣才對。所以曰： 春秋以道義。 孔子春秋只講個義不義，而在已往二百四十年的事情背後來表達。故又說：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一部春秋裏，「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至於其他許多諸侯跑來跑去不能保其社稷的，不曉得多少。為什麼弄到這樣？所以說： 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 又說： 春秋禮義之大宗。 這些話，太史公都是引的董仲舒。可是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裏沒有這樣的話。其實春秋繁露也不一定是董仲舒自己的書。連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裏也不見這些話。太史公自序中說這幾句話，是他親聞之於董仲舒講孔子何為而作春秋。這一段話非常重要。至於太史公自己講，卻說：我的史記不能同春秋相比，我只是把故事稍加整理，記下就是。這是太史公之自謙。而且他並不能自己說：我也要來貶天子、退諸侯。既然不敢，何以又在自序裏把董仲舒的話詳細寫下？這篇自序實在是一篇極好的大文章。此刻我來講史記，其實只抄此一篇太史公自序，直從周公、孔子到太史公，都已講在裏面了。 現在我們接到剛才所講，太史公怎麼來創造出他的一部史記，他的大創作。諸位不是大家要創作，不要守舊，不要摹倣，不要跟著別人嗎？但太史公卻只是跟著周公、孔子。他的創作，就從模倣中來。不然又怎麼叫所謂「學問」呢？ 第二點我們要講的，太史公史記創作，特別重要的是在體裁方面。我已講過，西周書以事為主，春秋、左傳是分著年講的，而太史公史記則分著人講。太史公為何在這分事、分年之外，特別重視人呢？其實這些我們已不用講，太史公自序裏已詳細交代過，他就是要學周公、孔子，那不就是以人為重嗎？今天我們學西方人講法，史學該講事，而中國古人則從頭下來重在人。我們也可說，至少從孔子春秋以下，早都是以人為主了。如說「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不是在事情背後一定講到人的嗎？太史公又說： 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他寫這文章時，已經不做太史官了。但他曾經做過漢朝的太史官。那麼這些明聖盛德，我不能廢而不載。這些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我不能廢而不述。那是他父親告訴他要講的。他若不論著，那是「罪莫大焉」。所以他寫史記，乃求勿「墮先人所言」，又曰「無忘吾所欲論著。」自從那時起到今天，寫歷史已經莫不以人物為中心。事情背後有一個「禮義」，我剛才說過，「春秋，禮義之大宗也」，而禮義則在人不在事。 若使我們今天立下一個題目要來研究中國史學觀點中何以要特重人物的一個來源，這可以從中國古書一路寫下，直到太史公史記，遠有淵源。我想這是我們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大觀點，也可說是中國一番絕大的歷史哲學，而且亦是中國傳統學問中一絕大精神。即照太史公自序，他就是看重一個周公、一個孔子，一千五百年直到他當時。這不就是歷史應以人物為重的一番最大精神已經表現無遺了嗎？ 四 我今天講太史公史記，主要就講到這裏。下邊還有關於太史公史記裏很多問題，暫可按下不講。我再重複一遍，今天講的，接著上一堂講中國史學演進之三階段。第一階段是紀事，第二是分年，第三是分人立傳。至於這三大階段中有很多問題，諸位可以自用思想，自用智慧，自具見識來發揮。但諸位千萬不能隨便空想。一定要有書本，有證據。如我講中國古代，只講周公、孔子，講尙書。既然古文尙書是假的，今文尚書也不可靠，可靠的只是西周書，而西周書一定與周公有關。我講孔子春秋，下面接著是左傳、公羊、穀梁，而講到史記。我這一大段講法，至少太史公自序中的話，句句可做我講演的證據。我們只要把那些有證有據的四面會通起來，直覺得我讀到古人書，卻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般，這在我們是學問上的一種快樂。 至於從前人講話有不對的，我們也該能下判斷。如說史記是一部謗書，因史記中如封禪書，乃是特別為他父親遺命而寫下。這些都是讀了上文，不讀下文，這即是不通。諸位只要能把太史公自序讀一遍，兩千年來講史記的很多話，有眞有不眞，有對有不對，自能批評。所以讀書貴能熟，且莫多看，莫亂繙，更不要急速自己發揮意見。 近人做學問便不然。不仔細讀書，卻急欲找材料，發意見。要講史記，凡屬講史記的先抄。所抄材料愈多，自己的聰明反而模糊阻塞，而史記一書之眞相，也終於捉摸不到。若先只讀太史公自序，愈讀愈會有興趣；有了興趣，自會有聰明有見解。其他的話，我們也自會批評。這是今天我藉此機會來告訴諸位一個讀書做學問的方法。 我此一堂課，只如上國文課，只在講太史公自序，把太史公自己的話來講他作史記的緣起。那我也只是來講歷史，並無自己主張。若諸位說：我是讀通了太史公自序那一篇文章，我已經感到很滿意。諸位且不要先把自己看到比司馬遷要高，看得自己太重要，便不肯再來向古人學問。諸位說：人類是進化的。但進化有一段長遠的過程，一兩百年往往不見有很大的進步。而且更不能說我們比周公、孔子、司馬遷都進步了。今天雲太多，光明不出來，若我們能坐架飛機跑到上空，雲都在下面，上面是很乾浄的一片天空。諸位能讀一部春秋、一部史記讀通了的話，就如坐飛機到了雲的上層去，那時自能重見光明。若講材料，一年一年的積下，孔子春秋中材料，就不如左傳多。左傳裏材料是記載得多，但左傳比不上孔子春秋。諸位讀史記，先該懂得這道理，不能拿著一部史記，從頭到尾把事情記得一淸二楚；這是你不會讀史記。太史公史記明明是學孔子春秋，我之很欣賞史記的，在其記載事情之上，還有他一套。 諸位更不要說：我學近代史，學唐、宋史，史記和我無關。讀史記可長一套聰明，一套見識。實際上，我並不是要學史記，乃是要學司馬遷。你有了這一套聰明和見識，隨便學那一段時代的歷史，總是有辦法。所以我告訴諸位，做學問該要讀一部書，或幾部書。讀此幾部書，該要讀到此幾部書背後的人。史記背後有司馬遷其人，他一輩子就只寫一部史記。他自父親死了，隔三年，他就做歷史官。此下化他二十年精力寫一部史記。又如司馬溫公化了十九年寫一部資治通鑑，歐陽修修新唐書化了十七年，李延壽寫南北史也寫了十七年，班固漢書不知他化了幾十年，又是父子相傳下那工夫。我們只要懂得前人這番功力，也就好了！我今天只講到這裏。 [book_title]史記（下） 一 今天再接講史記。我們講過中國歷史分成三種體裁：一是記事，二是編年，三是傳人。在記事中又兼帶著記言。 尙書是第一種體裁，以記事記言為主。 春秋、左傳是第二種體裁，以編年為主。但是在編年中又包括了記事和記言，即在記言記事之上再添上了編年。 太史公史記以人為主，把人物作中心，但在傳記的體裁之內，同樣包括著記事和編年。即是說，記事和編年這兩體，已在太史公史記以人物為中心的列傳體之內包融了。 所以我們可說，中國史書有了此三層的大進步。 今天我們有一個欠正確的觀念，認為進步便可不要舊的了。不曉得進步是增有了新的，而在此新的中間還是包容著舊的。這才是進步，而不是改造。改造未必是進步。進步必是由舊的中間再增加上新的，新的中間依然保留著舊的，那麼這個新的當然比舊的是進步了。 太史公史記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在此一百三十篇中，有十二篇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共五類。本紀就是全書之大綱，是編年的。如五帝本紀，夏、商、周本紀，秦本紀，秦始皇本紀，一路下來到漢朝，一個皇帝一篇本紀，如漢高祖、漢惠帝，拿他個人做皇帝時從頭到尾的大事都是提綱挈領寫在裏面；所以本紀是編年的，就如史記裏的春秋。 世家是分國的。春秋時代就有十二個較大的諸侯，一路到戰國，如魯世家、齊世家、晉世家、楚世家。這些分國史當然也照年代排下，但和國語、國策不同。國語、國策是一種國別史，而且以記言為主。而史記世家則主要還是記事，但是一部通史，與國語、國策終有不同。 此下是七十篇列傳，為史記中最主要部分，是太史公獨創的一個體例。但在史記以前，人物的重要地位，已經一天天地表現出來了。像論語、孟子、墨子、莊子都是一部書裏記載著一個人的事與言。論語記言也記事，莊子、孟子等亦然。如「孟子見梁惠王」此是事，「王何必曰利」則是言。可見記事、記言不能嚴格分別。而記言，則就特別看重到人。當時有像晏子春秋，也就是把晏子一生言行寫成了一部書。管子雖不稱管子春秋，也只是講管子的思想和行事。所以史記裏的列傳，深入說來，也不能說是太史公首創，以前早就有在歷史中特別看重各個人的事實，只不過太史公把來變通而成為列傳而已。 除卻本紀、世家、列傳之外，又有表。這也不是太史公開始，以前也早有此體裁。這是全書中最重要的筋節。如三代世家，因古代夏、商、周事情疏略，不能一年一年詳細編排，所以只作世表。春秋戰國事情詳細了，所以有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分國分年作表，所謂橫行斜上，全部春秋戰國裏的事情，是在這一年或在那一年；晉國這一年的某事和楚國這一年的某事，在同年或隔年；這都淸淸楚楚，一覽無遺。到了秦漢之際，秦二世以後，楚霸王、漢高祖以前這一段就做月表，一月一月的記。史記中這十張表，由於事情不同而分配著來做表，眞是如網在綱，一目瞭然。 最後有八書，那是尙書體例，專為一件事而特作一篇書。如記夏禹治水，尙書裏有禹貢。漢代也有水利問題，太史公就作河渠書。如此者凡八篇。 因此，太史公史記，實是把太史公以前史學上的各種體裁包括會通，而合來完成這樣一部書。此眞所謂「體大思精」。直從唐、虞、夏、商、周一路到他這時代，兩千年以上的歷史，全部包羅胸中，從而把來隨宜表達，便有了他這樣許多的體裁。 二 我曾告訴諸位，讀書該一部一部地讀。當然寫史也決不止一種死寫法，尙書是一個寫法，春秋、左傳又是一個寫法，此下儘可有種種新寫法。我們此刻來講史學名著，主要就要諸位懂得如何來寫歷史的這一番大學問。有了此學問，就可自己寫歷史。 我們講史學有三種： 一是「考史」，遇到不淸楚的便要考。 一是「論史」，史事利害得失，該有一個評判。 一是「著史」，歷史要能有人寫出來。 今天諸位治史，只做考史工夫，而不能論史。如說太史公史記，什麼時候所寫？到什麼時候而成？中間共分多少篇？這些都可考。但這些只關材料問題，諸位卻不懂得把來討論。如史記和左傳不同在那裏？其間高下得失須有論。我該取法左傳的那些長處？史記的那些長處？再加上此刻之所需要來創造，然後能著史。今天我們都不再寫歷史了，明天的人考些什麼呢？豈不連考都沒有了？我們的歷史豈不要從此中斷了？民國以來六十年的歷史就快沒有了，因沒有人來原原本本地寫，或寫其全體，或寫其一部分，或者寫人，或者寫事；若都沒有，大家不會寫，豈不成了大脫空。所以我們平常做學問，不能只看重找材料，應該要懂得怎麼樣去著書，怎麼寫史？ 像西周書，像春秋、左傳，像史記，這都有一個間架。像造房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