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朱元璋传 [book_author]吴晗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传记,完结 [book_length]205950 [book_dec]明太祖朱元璋的传记性著作。吴晗著。本书原名《明太祖传》,1944年由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1949年改为《朱元璋传》,由三联书店出版。1965年经修改后由三联书店再版。吴晗(1909—1969),中国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史学系,历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系主任和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后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还著有《历史的镜子》、《史学与人物》、《读书札记》、《灯下集》、《春天集》、《投抢集》、《学习集》等。本书21万多字,前有朱元璋年表,正文分为流浪青年、开国皇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等8章。本书认为与历史上所有的封建帝王相比较,朱元璋是一个卓越的人物,其功绩在于结束战乱,统一全国,接受历史教训,对农民作出一些让步,允许垦荒,减少赋税,鼓励农业及手工业生产等,为明朝前期的繁荣安定奠定了基础。其缺点是镇压农民革命、组织特务机关、束缚政治革新、用八股文制度压制新思想、摧残科学和文化进步。他的功大于过,对社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历史人物。本书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的评价历史人物、尤其是封建帝王的传记著作中有代表性的作品,具有较大影响。 [book_img]Z_6446.jpg [book_chapter]第一章 流浪青年 [book_title]一、小行童 元顺帝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元顺帝妥懽帖木儿在位的第十二年）的上半年，淮河流域的人民遭受了严重的灾难，旱灾，蝗灾，还加上瘟疫。 好几个月没见过雨了，禾苗被晒得干瘪枯黄，田地裂成一条条龟缝，眼见得收成没有指望了，谁也想不出办法。到处在祈神求雨，祝告龙王爷显神通，老年人穿着白麻布短衫，光着头，跪在太阳地恭恭敬敬向龙王爷磕头许愿，孩子们脑瓜上戴着枯柳枝圈在庙里蹿出蹿进，唢呐、锣鼓吹打得震天价响，和尚们个个眉开眼笑。一连求了多少天，还是热辣辣的大太阳，连一丝儿乌云也没影子。农民们正像在热锅上蚂蚁转时，又来了漫天遍野的蝗虫，把穗上稀稀的几颗粟粒也吃得一干二净。地方上有年纪的人都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说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这样年景，这日子没法过了！ 地方官府呢？除了会向老百姓勒诈钱财，关老百姓坐班房，打板子追逼欠的钱粮以外，谁还管你天晴还是天阴！ 不料祸不单行，闹了天灾，又闹起瘟疫来了。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的人，接二连三地病倒。人们已经吃了好些日子草根树皮了[1]，一得病就挺不住，开头只觉得浑身无力气，发高热，接着便上吐下泻，不过两三天就断了气。起初人们还不十分理会，到了一个村子一天死去十几、几十个人，家家户户死人，天天死人的时候，才明白这是闹瘟病，不由得着慌起来，不管“在数的难逃”的老话，还是逃命要紧，各村庄的人携儿带女，像蚂蚁搬家似的投奔远处亲戚朋友家去了。不上十天工夫，太平乡数得出的十几个村子，闹得人烟寥落，鸡犬声稀，显出一片凄凉黯淡的景象。 孤庄村[2]朱五四一大家人，不到半个月时光，死了三口。朱五四老爹六十四岁了，四月初六故去，初九大儿子重四也死了，到二十二那一天五四的老伴陈二娘又死了。五四的二儿子重六和小儿子元璋（原名重八，后名兴宗[3]）眼看着大人一个个死去，请不起郎中，也抓不起药，只急得相对痛哭。[4]尤其为难的是家里停了几口尸，手头没有一贯钞，一钱银子，买不了棺木，老放着总不是归结，无论如何总得先找块地埋下才是。可是地呢？自己连一巴掌大的也没有。想来想去，只好去哀求田主刘德，想来作了几年的主客，从未欠过租，落过不是，到了这步田地，总该施舍施舍吧。谁知不但不答应，反而挨了一倾臭骂。[5]正没计较处，邻居刘大秀[6]、娄大娘老两口走上门来，埋怨元璋兄弟，怎么不找刘大伯，倒去找别人，白讨没趣。原来刘大秀的小儿子刘英和元璋常在一起玩耍，是好朋友，适才也在刘德家，看了元璋兄弟哭哭啼啼，心里十分难过，回家告诉爹妈，刘大秀和朱五四紧邻相住，同在一个社，又和五四年纪差不多，合得来，经常说个闲话儿。因此，刘英一说，两老一合计，就来找元璋兄弟了。[7]当下元璋两兄弟磕头谢过了，算是葬地有了着落。但是，衣衾呢，棺材呢，还是没办法，再也无处去求人，只好将就，把几件破衣衫包裹了，抬到刘家地上安葬。两兄弟一面抬，一面哭，好容易抬到山坡下，突然间风雨交加，雷轰电闪，整个天像塌下来似的，两兄弟躲在树下发抖。约够一顿饭时，雨过天晴，到山坡下一看，大吃一惊，尸首不见了，原来山坡土松，一阵山洪把坡上的土冲塌了，恰好埋了尸首，厚厚的一个土馒头，俗话叫做“天葬”。[8]三十五年后，朱元璋写《皇陵碑》时，还觉得伤心：“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元璋又吃了些日子草根树皮，邻居汪大娘娘儿俩看着他孤苦可怜，也不时招呼着吃一顿两顿，胡乱混了一阵。想想不是久计，只好挨村子找零活做。谁知大户人家都已逃荒避瘟走了，贫民小户自己都在挨饿，怎么雇得起人？一连奔波了好些天，到处碰壁。一天，从邻村找活回来，路过父母坟地，懒得回家了，蹲在坟边，沉思如何来打发日子，对付肚子。 他长得身材高大，黑黑的脸盘，高高的颧骨，大鼻子，大耳朵，粗眉毛，大眼睛，下巴比上颚长出好几分。整个脸型像一个横摆着立体形的山字，脑盖门上一块骨头突出，像个小山丘。样子虽不好看，却很匀称，显得威严而沉着，谁只要见他一面，再也忘不了他那个怪长相儿。 小时候替田主看牛放羊，最会出主意闹着玩，别的同年纪甚至大几岁的孩子都听他使唤。最常玩的游戏是装皇帝，你看，虽然光着脚，一身蓝布短衣裤全是窟窿补丁，破烂不堪，他却会把棕榈叶子撕成丝丝，扎在嘴上作胡须，找一块破水车板顶在头上算是平天冠，土堆上一坐，让孩子们一行行，一排排，毕恭毕敬，整整齐齐三跪九叩头，同声喊万岁。 又最有担当。有一天，忽然饿了，时候早又不敢回家，怕田主骂。同看牛的周德兴、汤和、徐达许多孩子也都说饿，大家越说饿，肚子里咕噜得越凶。这个说有一碗白面条吃才好，那个又说真想吃一块白切肉，又有人说肉是财主们吃的，不知道是什么味道。说得个个人的嘴都流涎了。猛然间元璋大喊有了，大家齐声问什么？元璋笑着说，现成的肉放在面前不吃，真是呆鸟！大家还不明白。元璋也不再作声，牵过一条花白小牛娃，放牛绳捆住前后腿，周德兴赶紧抄着斫柴斧子，当头就是一斧，汤和、徐达也来帮着剥皮割肉，别的孩子们拣些干柴枯树叶，就地架上几块石头，生起火来，一面烤，一面吞，个个眉飞色舞，兴高采烈。不一会儿，一条小牛娃只剩一张皮一堆骨头一根尾巴了。这时太阳已经落山，山脚下村庄里，炊烟袅袅，是该回家的时候了。蓦地有一个孩子省悟了，小牛吃了如何去见田主？大家面面相觑，想不出主意，互相埋怨，乱成一团。元璋一想，主意是自己出的，责任也该承担起来，不能连累别人。拍胸膛说我一个人认了，大家不要着急。也真亏他想得好主意，把小牛娃皮骨都埋了，拿土把血迹掩盖了，把小牛尾巴插在山上石头缝里，说是小牛钻进山洞里去了，怎样拉也拉不出来了。孩子们齐声说好。当晚元璋挨了田主刘德一顿毒打，被赶回家，虽然吃了苦，丢了饭碗，却由此深深得到伙伴们的信任，认为他敢作敢为，有事一身当，大家心甘情愿把他当作自己的头目。[9] 元璋是元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九月十八日未时生的，虚岁十七，实在还不满十六周岁。父亲是老实本分人，做了一辈子佃客，受了一辈子田主的气，头发胡子全花白了，还捞不着一巴掌地。搬了一辈子家，早年从泗州盱眙县（今安徽盱眙）迁到灵壁县（今安徽灵璧），又迁到虹县（今安徽泗县）。到五十岁时又迁到钟离东乡，种了十年地，被田主无故夺佃，没奈何又迁到西乡，四年前才搬到这孤庄村来[10]。你说朱五四没长性，喜爱搬家？那倒也不是。原来一百个田主大户竟有九十九个是黑良心的，穷人送上押佃钱，说尽好话才佃了几亩地，天不亮就起床，月亮出来还在地里作活，出气力，流汗水，一年忙碌到头，算算收成，十成里头竟有六成归了地主。佃户左施肥，右戽水，把地服侍得肥了一些，生地改成熟地，正好多收一点粮食的时候，田主立刻就加租，不肯加就退佃，划算一下，竟是白干活，一点粮食也剩不下，只好搬家另觅大户。忍下去吧，三两年后还是得被撵走。告官府吧，那里没有穷人的理可说。因之，朱五四虽然拖儿带女，在一个地方老是住不满十年，而且，老是替大户开生荒地，好容易收成多了一点，就得走路。他从不吝惜自己的力气，也省吃俭用，低头下气，却一辈子被田主作践欺侮，到死后连一片葬身之处也没有。 元璋想了又想，自己还是走父亲的老路，一辈子替田主做牛马，挨饿、受气、被撵、流浪？不行，不能再做牛马了！可是，不做佃户，要自己有地啊，没地，有力气也没处使。地从哪里来？买，没有钱。给，谁给你？想到这里，他又茫然了，没有别的出路。 朱五四儿女都拉扯大了。大哥二哥算是娶了媳妇，连花轿也请不起，喜酒也没一盅，娶的还不是一样佃客人家的女儿。三哥重七给人家招了上门女婿，得给人家种一辈子地。也好，家里省一张嘴。大哥有两个小子，二哥也养了一个男孩。大姊嫁给王七一，二姊远了，还是在盱眙时订的亲，男人叫李贞。[11]只有他自己没成家。要是平常年景一家子勤勤恳恳，佃上几十亩田地，男耕女织，养猪喂鸡，砍柴，拾粪，靠着人力多，节衣缩食，苦虽苦，总还活得下去。偏又连年荒旱，二嫂三嫂先后病死，大侄儿和二房的孩子都夭折了，王家也满门葬绝，嫁给李家的二姊也死了，二姊夫带着外甥保儿逃荒，不知去向。今年又是旱灾、蝗灾加上瘟病，一家子接连死了三口，偌大一家人家，只剩下大嫂王大娘和二侄文正，二哥重六和元璋自己四口人了。 元璋想了又想，过去凭着人力多，只要肯卖力气，总还饿不死。如今呢？能下地的只剩下两兄弟了，地干得比石头还硬，小河小溪都干得没一滴水，就下地又中什么用？ 一天两顿饭，存粮一颗也没有。地里的呢，收割时怕还不够交租，哪来吃的？大嫂还有娘家，总可以有些办法。二哥呢，这些天来也闹得软绵绵的，动弹不得。自己食量又大，粗重活计虽干得，却苦于这年头空有力气无处卖。小时候虽曾跟蒙馆老师上过几个月私塾，一来自己贪玩，二来农忙就得下地，哪曾好好念过一天书。纵然靠着记性好，认得几百个字，却又做不来文墨勾当，写不得书信文契。父亲搬到本村来，原是为了这一带生荒地多，人力少，日子可能好混些，没想到天下乌鸦一般黑，田主的田地越多，心也越狠，对佃户越刻薄，饶是三节送礼，按时交祖，赔着笑脸，他还是掂斤播两，嫌粮食水分大，嫌分量不够。这年头能欠交一点租就是天大人情了，还敢开口向他借渡荒粮？官府的赈济粮呢？不敢指望，即使有了，还不是落到县官的荷包里，送进大户的仓库里去，哪儿会有穷苦人的份？再说本家呢？伯父这一房还在泗州盱眙县，听说几个哥哥侄儿先后去世，只剩一个四嫂在守寡，看光景是投奔不得的。[12] 再往上，祖籍是句容（今江苏句容），朱家巷还有许多族人。祖父在元朝初年是淘金户，本地不出金子，官府不由分说按年照额定的数目摊派，只好拿粮食换钱钞，到远处买金子缴纳。后来实在赔纳不起，索性丢了房屋田地，进到泗州盱眙垦荒的。句容那边好几代没来往，情况不明。再老的祖籍是沛县（今江苏沛县），已经隔了几百年，越发不用说了。[13] 自己的本家门，近的远的，里里外外，想来想去，没有一处可以投奔的。到哪里去呢？ 舅家呢？外祖父陈公那一把大白胡子，惯常戴上细竹丝箬帽，披着法衣，仰着头，那扣齿念咒的神气，还依稀记得。想起来也真怪，只知道他叫外公，连什么名字也不知道。死的那年已经九十九岁了。母亲曾经翻来覆去地说外公的故事，这话已经有五六十年了。那时外公在宋朝大将张世杰部下当亲兵，蒙古兵打进来，宋朝的地方全被占了，文丞相也打了败仗，被蒙古兵俘虏了。张世杰忠心耿耿，和陆丞相保着宋朝小皇帝逃到崖山（在广东新会县南大海中），那年是己卯年（公元1279年）。二月间，张世杰集合了一千多条大船，和蒙古兵决战，不料崖山海口失守，斫柴取水的后路给切断了，大军只好吃干粮，口渴得忍不住，只好喝海水，弄得全军都呕吐病困。蒙古兵乘机进攻，宋军船大，又因为怕风浪大，都联在一起，无法转动。三军望绝死战，一霎时中军被突破了，陆丞相仗剑叫妻子儿女都跳下海去，自己背着六岁小皇帝也跳海自杀，宁死不屈。张世杰带了十几条船，冲出重围，打算重立赵家子孙，恢复国土，谁知船刚到平章山洋面上，一阵飓风把船吹翻，张世杰被淹死了。外公掉在海里，侥幸被人救起，吃了许多苦头才得回家。在本地怕又被抓去当兵，迁居到盱眙津里镇。他原来会巫术，就靠当巫师，画符念咒，看风水，合年庚八字过活。到老年常含着一泡眼泪说这一段伤心事，惹得听的人也听一遍哭一遍。外公只生了两个女儿，大的嫁给季家，小的就是母亲。外公收了季家大表兄做过继孙子。外公死后，因为隔得远，家里这多年也没有和季家来往，料想这年头，景况也不见得会好。[14] 元璋左想右想，竟是六亲俱断，天地虽宽，却无投奔之处。越想越烦闷，无精打采走回家来，蒙头便睡。 又挨过了一些日子，游魂似的晃来晃去，一点办法也没有。大嫂带着侄儿走娘家去了。常时在一起的几个朋友周德兴、汤和年纪都比自己大，有气力，有见识，又都出外谋生去了，无人可以商量。从四月一直待到九月，有半个年头了，还计较不出一条活路。和二哥商量，哭了半天，看来也只有远走他乡，各奔前程。兄弟舍不得分离，相抱痛哭，惊动了邻舍，隔壁汪大娘知道重六不放心小兄弟，就提起当年五四公在皇觉寺许愿，舍重八给高彬法师当徒弟的事，如今何不一径当和尚去，一来还了愿，二来有碗淡饭吃，总比饿死强，二哥同意了。[15] 原来元璋小的时候多病，才生下，三四天不会吃奶。[16]肚子胀得圆鼓鼓的，险些不救。朱五四着急得很，胡思乱想，做了一个梦，梦里觉得孩子不济事了，也许只有佛菩萨才救得下，索性舍给庙里吧。他立刻抱着孩子走进一个大庙，不知怎的，庙里和尚一个也不在，接不上头，只好又抱回来。忽然听到孩子哭声。梦醒了，孩子真的在哭，妈妈在喂奶，居然会吃奶了。过几天，肚胀也好了。长大后还是三天风，两天雨，啾啾唧唧，病总不离身。父母着了慌，想起当年的梦，真的到寺里许了愿，给元璋舍了身。[17] 汪大娘娘儿俩替元璋预备了香、烛，一点礼物，央告了高彬法师。九月里的一天，皇觉寺多了一个小行童。[18]朱元璋剃成光葫芦头，披上一件师兄穿烂的破衲衣，见人合十问讯，居然是佛门弟子了。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煮饭，洗衣，是日常功课。见庙里人叫师父、师兄、师娘，见俗人叫施主，连称呼也改了。早晚听着钟声，鼓声，木鱼声，念经声，想想自己，想想不久前热热闹闹的家，想想孤孤单单挨饿的二哥，想想四下里出外营生的那一伙朋友，心中无限激动。[19] [book_title]二、游方僧 皇觉寺原来叫于皇寺，坐落在孤庄村西南角山坡上。这个寺的规模相当大，一进山门，两边排列着四大金刚，横眉怒目，中间坐着大肚子弥勒佛，一脸笑容。背后韦驮菩萨拄着降魔宝杵，是个护法神。二进是大雄宝殿，坐着如来佛，两旁是十八罗汉。三进是禅堂。左边是伽蓝殿，右边是祖师殿。多年没修理，佛爷菩萨宝座的油漆已经剥落了，佛像金身也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殿瓦上长满焦黄的杂草，院子里铺的石板已坎坷不平，显出一副衰落样子。一二十个和尚，平时靠常住田租米过日子，加上替本乡死人念倒头经，做佛事，得一点衬钱。他们一不耕地，二不做买卖，日子却过得和地主们差不多。虽然吃不上大鱼大肉，却比当粗工，作佃户出气力安逸些。原来那时候出家当和尚也是一门行业，有的人很迷信，以为当了和尚真的可以成佛作祖，这类人很少；有的人做了坏事，躲进佛门修来生；有的人杀人放火，怕受官府刑法，剃了头穿了袈裟，王法就治不到了；更多的呢，是穷苦人家养不活孩子送来的。和尚吃十方，善男信女的布施吃不完，拿来开当铺，放印子钱。而且，寺院里的长老要人侍候，佛堂要经常打扫，零碎活也着实不少。多一个行童，强过雇长工，既省事，又得力，还不用付工钱。朱元璋年轻力壮，正是使气力的时候。高彬长老和主持德祝一商量，很划得来，便收留了他。[20] 元璋从小贪玩撒野，爱出主意，支使人。又是小儿子，父母哥嫂都宠着些。兼之有点小聪明，会思考，看事情比别人准，也来得快当，打定主意要做什么，一定要做到，也十有九次做到，伙伴们都服他，听他调度。可是一到皇觉寺，情形便全不相同了，不说师伯师叔师父师兄有一大堆，还有师娘师弟，原来高彬长老是有家小的[21]，个个都是长辈，是主人，就数他小、贱，他得低声下气，成天陪笑脸侍候。就连打水煮饭的长工，也还比小行童高一头，当他做二把手，支使着做这做那。这样一来，元璋不单是高彬长老一家子的小厮，还带着做全寺僧众的杂役，根本就是长工、打杂了。事情多，闲气也就多，日子长了，塞满一肚子冤枉气，时刻要发作，却使劲按住，为的是吃饭要紧，闹决裂了没处去。 对活人发作不了，有气无处出，只好对泥菩萨发作了。有一天，扫佛殿扫累了，扫到伽蓝殿，已是满肚子的气，不留神绊着伽蓝神的石座，跌了一大跤。气愤之极，顺手就用笤帚使劲打了伽蓝神一顿。又一天，大殿上供的大红蜡烛给老鼠啃坏了，长老数说了元璋一顿。元璋想伽蓝神是管殿宇的，当看家菩萨的不管老鼠，却害行童挨骂，新仇旧恨，越想越气，向师兄讨了管笔，在伽蓝神背上写“发配三千里”，罚菩萨到三千里外充军。这两件事都被长老看在眼里，因为朱元璋是不拿工钱的杂役，尽管淘气，打发走了，就缺人使唤，因此也不说话。[22] 皇觉寺是靠收租子过日子的，这一年灾情太大了，收不到租米，师父师叔成天轮班到佃户家催讨，吵架，侗吓，再不交就送到衙门坐班房，打板子，还是不中用。存的粮食眼看着吃不了多少天，嘴多耗费大，师婆出主意，先打发挂单的和尚走路，接着师伯师叔师兄们也都出门云游去了。朱元璋当行童才满五十天，末了一个被打发出门。没奈何，虽然不会念经，不会做佛事，也只好装着个和尚的样子，一顶破箬帽，一个木鱼，一个瓦钵，背上小包袱，拜别了师父和住持，硬着头皮，离开了家乡。 说“云游”“游方”是和尚们的话，也叫“化缘”。用社会上的话就是“叫化”，也就是讨口，要饭，找大户伸手要钱要米要饭吃。大户人家多半养条恶狗看门，狗有宗狗德性，专咬衣衫破烂的穷人，你越怕它就越凶，张牙舞爪咬得更厉害。游方僧为着不让狗咬，离大户家大门远远的便使劲敲木鱼，高唱佛号。大户的主人也和狗一样，专打穷人的算盘，可是有这么一点和狗有区别，那就是自己知道坏事做得太多，怕死后入地狱，上刀山，下油锅，就得发点“善心”，修修来世，求菩萨保佑。还盼望多生儿女，多发财，生生世世享福，不只这辈子做地主，下下辈子也做地主。要得到菩萨的保佑，就得对和尚客气一些，把从佃户身上榨取来的血汗，豁出一星星作布施，算是对菩萨的贿赂。这样，他们只要听见木鱼响，就知道是作“好事”修来生的机会到了。一勺米，几文钱，绝不吝惜。大户对和尚一客气，狗也落得大方了。要是大户不出来，只要有耐性，把木鱼敲得更响，佛号喊得更高声一些，迟早会有人出来打发。 元璋虽然只住了几十天和尚庙，却成天听的是这一套，见的也是这一套，不会也会了。既然非出去要饭不可，就找人商量，向哪儿走好，听人说往南往西一带年景比较好，反正只要讨得饭吃，活得了命，不管什么地方他都去。也没规定的日子，爱走多久就多久，走多远就多远。就一径往南，先到合肥（今安徽合肥），折向西，到固始（今河南固始），信阳（今河南信阳），又往北到汝州（今河南临汝），陈州（今河南淮阳），东经鹿邑（今河南鹿邑），亳州（今安徽亳县），到颍州（今安徽阜阳）。游来游去，只拣庄稼长得好有饭吃的地方走，穿城越村，对着大户人家敲木鱼。[23]软化硬讨，山栖野宿，受尽了风霜之苦，走遍了淮西一带的名都大邑。熟识了这片地区的河流、山脉、地理，尤其是这地区的人情、物产、风俗。见了世面，扩大了眼界，懂得了学会了许多事情，丰富了社会知识，也锻炼了坚强的体力。这时期的情况，他在后来回忆： 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穷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24] 身如蓬逐风，心似滚沸汤的生活，过了三年多。一直到至正八年，听说家乡一带很不安静，勾起了思乡的念头，依然和出来时一样，一顶破箬帽，一个木鱼，一个瓦钵，回到皇觉寺。 淮西在朱元璋游方的几年中，后来西系红军的开山祖师彭莹玉正在这一带潜伏活动，传布弥勒佛下生的教义，组织革命力量。彭莹玉也是游方和尚，朱元璋即使没有见过彭和尚，也必然和彭和尚的门徒有过接触。几年后，这地区又成为东系红军的根据地了，这种子是彭和尚撒下的。朱元璋在这个地区周游了三四年，生活在下层社会。他接受了新的宗教，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教育，加入了秘密组织。在智力和体力方面都已成熟了的行童，回到皇觉寺以后，开始交结朋友，物色有志气有胆量、敢作敢为的好汉，还不时进濠州城里探访消息，同时也下决心要多认识一些字，多读一些书，多懂一些道理，准备将来干出一番事业来。[25] 彭莹玉秘密传布的宗教是多元的，并且有外国来的成分。教徒主要的特征是烧香、诵偈，奉的神是弥勒佛和明王，诵读的主要经典有《弥勒下生经》《二宗三际经》《大小明王出世经》，等等。彭莹玉出家于袁州（今江西宜春），布教于淮西，可以说是南派。另一个系统是北派，头目是赵州栾城（今河北栾城）的韩家。韩家几代以来都是白莲教的教主，烧香结众，很得乡村农民的信仰，潜势力极大，张扬开了，被地方官寻个题目，谪徙到广平府永年县（今河北永年）居住。到韩山童接手当教主以后，便使人到处宣扬天下要大乱了，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组织力量，准备起义。这两派起兵以后，因为目标相同——都反对元朝，信仰相同——都宣传弥勒佛和明王，就混而为一了。起义的教徒都用红巾裹头，以区别于元朝的军队，当时人称之为红军、红巾或红巾军、香军；奉的是弥勒佛，也叫弥勒教；宣传明王出世，又叫作明教。[26] 明教的来源可以上溯到唐朝。原来叫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公元216—277年）所创。这个教是个大杂烩，掺和了基督教、祆教、佛教而成为一个新宗教。主要的教义是二宗三际：他们认为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力量，叫作明暗二宗，明是光明，是善，是理；暗是黑暗，是恶，是欲。这两种力量，对立斗争，经过三个阶段，叫初际、中际、后际。初际阶段，还没有天地，便已有了明暗，明性知慧，暗性痴愚，形成对立状态。中际阶段，暗的力量发展扩大，侵占了、压迫了明的力量，恣情驰逐，造成“大患”，这时明王就出世了，经过斗争，把黑暗赶走。后际阶段，明暗二宗，各复本位，明既归于大明，暗亦归于积暗。初际明暗对立，是过去；中际明暗斗争，是现在；后际明暗复位，是未来。明教的神叫明使，也叫明尊，明王。[27]唐武后延载元年（公元694年）传到唐朝，又传到回鹘，回鹘政府和百姓极为尊信。[28]明教教规不设偶像，不祟拜鬼神，吃斋，禁止杀生，教徒穿白衣服，戴白帽子，天黑了才吃饭。[29]回鹘当时帮唐朝打仗有功，因此，回鹘人崇信的明教，唐朝也加意保护。[30]到9世纪中期，回鹘内乱，为唐军所败。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禁止佛教，明教也被禁止了，教堂被封闭，不许传播。[31]从此明教便成为秘密宗教，暗地里在民间活动，吸收了佛教和道教许多东西，又渗入许多民间的原始信仰，成为杂七杂八的混合宗教了。 因为明教认为在现在阶段，虽然黑暗势力占优势，但是明王一定要出世，光明一定要战胜黑暗，鼓励革命，主张斗争，这种主张对于长期忍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缺乏科学知识的农民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和启发，因之，明教教义深入民间，是被压迫者、被剥削者的宗教，得到广大农民的信仰和支持，成为组织农民起义的力量。五代时明教徒首先在陈州武装起义，被政府军打垮了。[32]一部分教徒逃到福建。北宋时福建南部是明教最重要的教区。明教的一部分经典，编入道教的《道藏》，安置在亳州的明道宫。[33]又从福州传到浙江，光是温州（今浙江永嘉县和附近几个县）一地，就有明教斋堂四十多个，斋堂里的长老叫行者，执事有侍者、听者、姑婆、斋姊种种称呼。[34]到南宋初年，已经发展到遍及淮南、两浙、江东、江西一带地方了。[35]教徒严格执行在密日（日曜日）吃斋，神的画像是摩尼和夷数（耶稣），这两个神都是高鼻子，洼眼睛，黄头发，乡下人看了很稀奇，以为是魔鬼。以此，这教在教外人说起来是“吃菜事魔”，吃菜指的是吃斋，事魔指的是拜魔神，又叫作魔教。明教为了深入农村，广泛吸引农民参加，提倡素食，薄葬，节省消费，同教的人互相帮助，大家凑钱来帮助新参加的和穷苦的教友。每逢初一、十五，出四十九文铜钱，给教头烧香，钱汇齐后交给教主作教里的经费。一家有事，同教的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万一有人被捉去坐牢，也是大伙出钱帮着打官司。[36]做到了有组织，团结、互助和合作，又有一定的经费。贫苦的农民向来只有被官府、地主剥削、压迫，虐待、奴役的分儿，如今有了这么些和自己一样的人，穿一样的衣服，说一样的话，诚心诚意来帮助自己，而且团结组织起来了，日后还大有好处，又怎么会不参加？贫苦农民入教的愈来愈多，明教的教区也跟着扩大，明教的力量也就日渐强大起来了。暴动、武装起义，各种反抗地主和官府的行动，就愈来愈多了。从北宋末年起，睦州（今浙江建德和附近几个县）、台州（今浙江临海和附近几个县），衢州（今浙江衢县和附近几个县），东阳（今浙江东阳），信州（今江西上饶和附近几个县），泾县（今安徽泾县）等地，都曾发生过明教徒的武装革命斗争。[37] 但是，也正因为明教徒主张最后目标是明暗各复本位，互不侵扰，黑暗的力量在经过斗争后依然存在，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奴役的制度也依然存在，在领导思想上不但是折中的、妥协的、半途而废的，而且，流血牺牲的结果，依然是地主对农民的统治，依然是阶级对阶级的压迫，因之也就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取得彻底的完全的胜利。历史上所有这一类型的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 明教又和民间流行的弥勒教、白莲教两种宗教混合。弥勒教和白莲教都出于佛教的净土宗，一个叫弥勒净土，一个叫弥陀净土。弥勒佛是佛教里的著名人物。据佛教传说，弥勒过去为王，对百姓慈育，是一个好国王。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弥勒侍旁听法，是个好学生。释迦牟尼佛灭度（死）后五十六亿七千万岁，弥勒下降人世而成佛。[38]佛教诸经典都承认弥勒是遥远世代后继承释迦的佛。并且说释迦灭度后，世界变坏了，种种坏事，全都出现，不但气候坏，庄稼收成坏，连人心也坏了，人们的生活苦到不能再苦。幸得释迦牟尼佛在灭度前留下了话，再过若干年，弥勒佛就出世了，这个佛一出世，世界立刻变了样子，土地又宽大，又干净，刺人的荆棘不见了，青青的山，绿油油的水，满地铺着金沙，到处是清汪汪的水池，碧森森的树林，美丽的花朵，芬芳的香草，还有各种无名的宝贝。人心也变好了，抢着做好事，好事做多了，寿命也长了，太太平平过日子。人口一天天加多，城市越来越富庶了。种的稻、麦，下一次种子就有七次的收成，用不着拔草翻土，自会成熟。[39]自从出现这个美丽的神话故事以后，成千万的农民都在期望这一天的到来，几十年，几百年过去了，依然在等待，在期望。一听见什么地方有弥勒佛出世的话，就抢着去参加起义。从隋、唐一直到宋、元，七八百年来，历史上写满了弥勒教徒起义的记录。关于弥勒佛若干部经典的翻译，早在两晋时代已经开始，到南北朝时已发生很大影响。举例说，那时候的风气，和尚们化募了钱财，在山岩上挖洞雕刻佛像，一个山有好多洞，一个洞有好多大石佛，往往要费时几年以至几百年才能刻成。刻的佛像最多的就是弥勒佛和阿弥陀佛。经典的传播，佛像的礼拜，传说的鼓动，无数次弥勒佛降生的号召，使得这一神秘而又亲切的名字为朴素的农民所熟悉、信任，成为组织、发动反抗当时统治阶级的力量。信仰弥勒佛的人也穿白衣服，戴白帽子，也烧香。[40]也相信世界上有明和暗，好和坏两种力量，大体上和后起的明教类似，结果这两个教也就混合在一起了。 白莲社供养的是阿弥陀佛，劝人念佛修行，多做好事，死后便可以到西方净土白莲池上，过快活日子。这个团体创始于5世纪初年，到12世纪前期，又加进了天台宗的格言，忌葱乳，不杀，不饮酒，衍变成白莲教。因为仪式和戒条都和明教弥勒教相近，到14世纪前期这三个秘密宗教就自然而然混合为一了。[41] 明教和弥勒教都不满现状，都主张改变现状，都相信不久以后会有而且必然有更好或最好的世界出现。这幻想世界的出现有一个显明的标识，就是“明王”或“弥勒佛”出世。这样，明王或弥勒佛出世就成为煽动农民参加武装革命最通俗、最简明的号召了。这一号召有力地吸引了陷于贫困绝境的朴素、善良的农民，他们用竹竿、锄头武装自己，进行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反抗暴力压迫的正义斗争。虽然每一次的起义都被具有完善组织和强大威力的政府军队所镇压，他们失败了，但是，农民是永远不会屈服的，跌倒了，揩干净血迹，再爬起来，再反抗，永远反抗下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封建压迫存在一天，农民的各种形式的，特别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便永不中止。在广大被压迫、被奴役农民的思想深处，尽管不懂得阶级压迫的道理，却都痛恨地主、官僚的无情剥削、虐待，都憧憬着美丽而又富饶的远景，相信总有一天会翻身，“明王”“弥勒”会出世！ 远在朱元璋出生前三年，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六月，息州人赵丑厮、郭菩萨就宣传弥勒佛要来治理天下了。[42]十二年后，陈州人棒胡（闰儿）又宣称弥勒佛已经降生了，烧香会齐教友，在汝宁府、信阳州武装起义，打下归德府、鹿邑，烧了陈州（陈州正是四百多年前明教徒起义的根据地）。[43]这年，朱元璋已经十岁了。第二年，元顺帝至元四年戊寅（公元1338年）弥勒教徒周子旺在袁州起义。周子旺是袁州慈化寺和尚彭莹玉[44]（又叫彭翼，敌人叫他妖彭）的徒弟，他们劝人念弥勒佛号，每晚点着火炬，烧香礼拜，口宣佛偈，信从的极多。教徒约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起兵，参加的人背上都写一佛字，以为有佛爷保佑，刀兵都不能伤了。年月日时都凑齐了，周子旺自称周王，改了年号，率领五千人起事。这一支没有经过训练的农民军，刚一动手，就被地方军队残酷地镇压了，周子旺被杀。彭莹玉经常用矿泉水替附近农民治病，袁州老百姓当他是活神仙，争着荫蔽他。官府搜缉得紧，家乡待不下去了，他只好逃亡到淮西。淮西地区老百姓早知道彭祖师的名声，也抢着掩护他，便索性在淮西住下，秘密传教，组织更大力量，准备再干。 朱元璋这几年内所到的地方，息州、陈州、信阳和淮西流域，前三个是弥勒教徒起义失败的场所，淮西流域则是彭莹玉秘密传教的地区。[45] [book_title]三、红军起义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江淮流域各地区的贫苦农民——元朝蒙汉地主阶级所特别歧视的南人，短衣草履，头包红巾，擎着鲜红的大旗，扛着竹竿锄头，长枪板斧，杀官僚，占城邑，开仓散粮食，破牢放囚犯，自立名号，敲响了元朝政府的丧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红军起义。 红军的队伍，到处都是。拣重要的著名的说吧：东系在颍州发动的，头目是杜遵道、刘福通，占领了元朝的米仓朱皋（镇名，属河南光州固始县），开仓散米。一下子就发展到十几万人。攻下汝宁（今河南汝南）、光州、息州、信阳；芝麻李（李二）的队伍控制了徐州（今江苏铜山）和附近各县，以及宿州（今安徽宿县）、五河（今安徽五河）、虹县、丰（今江苏丰县）、沛、灵壁、南边到了安丰（今安徽寿县）、濠、泗（今安徽临淮）。西系起于蕲（今湖北蕲春）、黄（今湖北黄冈），由彭莹玉和尚组织，推徐真逸（寿辉）做头目，攻下德安（令湖北安陆）、沔阳（今湖北沔阳）、安陆（今湖北钟祥）、武昌（今湖北武昌）、江陵（今湖北江陵）、江西（今江西九江南昌一带）诸府。起于湘水、汉水流域的，推布王三、孟海马为头目：布王三的队伍叫北琐红军，占领了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南阳（今河南南阳），嵩（今河南嵩县）、汝、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及附近各县）；孟海马率领南琐红军，占领了均（今湖北均县）、房（今湖北房县）、襄阳（今湖北襄阳）、荆门（今湖北荆门）、归峡（今湖北秭归）。这几支红军都打着明王出世、弥勒佛降生的旗帜，前后不过几个月工夫，东边从淮水流域，西边到汉水流域，都插满了红旗，像腰斩似的把元皇朝拦腰切作两段。[46] 元朝政府的崩溃，是由于蒙汉官僚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残酷的剥削和无情的压迫，农民忍无可忍，被迫拿起武器，进行长期的壮烈的阶级斗争；是由于蒙古色目贵族对汉、南人的残酷粗暴的民族压迫、掠夺和戕害，广大人民挺身而起，进行长期的英勇的民族斗争；是由于蒙汉统治阶级的腐化和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分裂、对立，自相残杀，掘下自己的坟墓。斗争的开始是以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形式出现于历史舞台的，到后期，阶段斗争的实质因地主阶级的参加而被阉割了，突出地强调了民族斗争，朱元璋统一南北，建立了明朝。 蒙古灭金以后，圈占广大土地作为牧场，有的竟至千顷以至十万余顷。[47]灭宋以后，没收了宋朝的官田和一部分贵族的土地。蒙古诸王、后妃、公主和大官、将帅以及汉南人投降的文官武将，僧侣寺观，都以侵占或赏赐的方式占有大量土地，把原来耕种土地的农民抑为佃户。如诸王中晋王也孙帖木儿单是归还朝廷的地就有七千顷，没有归还的一定多于此数是没有问题的。[48]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有平江（今江苏吴县）赐田三百顷。[49]郯王彻彻秃有苏州赐田二百顷。[50]没收宋朝后妃的田地归太后所有，专设江淮财赋都总管府掌管。另一大批没收田地归皇后所有的，专设江浙财赋府掌管。[51]文宗时（公元1329—1332年）鲁国大长公主有平江等处赐田五百顷。[52]顺帝时公主奴伦引者思有地五千顷。[53]大臣如伯颜有河南赐田五千顷[54]和蓟州宝坻县稻田提举司所辖田土，[55]脱脱有松江等处稻田提领所的田土。[56]应该指出，江浙地区土地肥沃，人口稠密，几百顷就是了不起的大数目了。此外，金和宋的投降官僚不但保持有原来的田土，而且还乘机兼并，有的一年收租数量竟达到二三十万石，占有佃户二三千户之多。[57]他们和蒙古色目地主联合一起，奴役人民。由于元朝尊信宗教，寺观也往往占田几百顷、千顷，最多的如大承天护圣寺前后两次共赐田三十二万五千顷。[58]大护国仁王寺有水陆田地十万多顷，佃户三万七千五十九户。[59]白云宗和尚沈明仁强夺民田二万顷。[60]江南寺院佃户多到五十万户有余。[61]尽管上边这些土地占有情况不是同一个时候发生的，也不是这一大片土地在元朝整个历史时期都归最初占领的这一家一族所有的，但是，就凭这些材料，也可以看出元朝蒙汉地主阶级贪婪无厌的占有土地情况，大量的土地被高度集中的情况，佃户数目较过去历史时期大量增加的情况，也就是阶级斗争的日趋激烈的不可避免的情况。 蒙古诸王、后妃、大臣还有食邑，从几千户到几万户不等，也有从一县十几县到一路以至三路的。最多的如孛儿帖可敦有真定食邑八万户。[62]元成宗以安西、平江、吉州三路为皇太子的食邑。[63]食邑的地方官由领主推荐，农民要向领主缴纳五户丝和钞，还要向元朝政府缴纳赋税。[64] 就这样，土地大量集中在少数蒙汉贵族官僚手里，广大农民和中小地主失去土地，或者被迫降为佃户，或者被迫逃亡他乡。江南的佃户按地主定下的规矩和地主对半或者四六分收成，赶上青黄不接、水旱灾伤，不得已向地主借贷口粮，立下契约，连本带利，写上数目，候收割时验数归还。才到秋收，所收粮食，除交给地主一份以外，有的佃户把自己应得的一份全数拿来还债，还不够付清本利，被迫抵当人口，折合家具作数，甚至连锄头、镰刀也给折走了，活不下去，只好逃走。佃户逃亡的越多，田土荒废的也就多了，生产的粮食也就少了。[65]另一等佃户缴纳高额地租，还要承当地主家的杂泛差役，赤贫化的结果买不起农具、肥料，地里收成一少，就被地主夺佃，失去活路。即使家里人力多，侍候得地肥了些了，收成稍多，地主就要加租，交不起，还是种不成地。有些地方的佃户，生男供地主奴役，生女则为地主婢妾，甚至计口立契，随田地买卖下和买卖牲口一般。[66]北方的农民比南方的受苦也不轻，剥削的名目更多，种的桑枣禾稼经常被蒙古驻军和官僚地主的牧马作践，有的田地索性被占作牧场，靠近大都（今北京）的畿内一带地方，为了长马草，时常禁止农民秋耕。[67]农民养的马匹、耕牛一碰上有战争，就被官府抢走，有时给低价，有时不给一个钱。[68]淮河以北一带以至河南、河北的农民，千百成群地逃向南方，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一次逃亡的农民十五万户。[69]二十三年以汉民就食江南者多，特派使臣尽徙北还。还专派官员在黄河、淮河、长江的关卡津渡检查，凡汉民没有通行公文的，一律不许通过。又立下法令，逃民必须押解还乡，并禁止聚众到千人，犯禁的罚杖一百。[70]顺帝元统元年（公元1332年）京畿大水，饥民四十多万人。第二年江浙大饥，饥民五十九万多户。[71]地主阶级的剥削越重，农民的日子过得越苦。地主兼并土地的速度越快，农民反抗的手段——逃亡也就越多。田地荒废的数目越大，粮食的产量就越少，闹灾荒的次数、面积，越多越大，阶级矛盾就越发尖锐，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爆发了一次接着一次的农民革命战争。 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元朝政府也曾经使用减轻赋税，赈济，设立常平仓，派遣劝农官等办法，但是免赋只免到地主和自耕农，佃户还是得照样向地主交租。[72]赈济呢，佃户也还是轮不到。甚至像至元四年（公元1344年）河南北大饥，第二年又大疫，十成人死了五成那样大灾荒，朝廷说要赈济灾民，出卖官爵得了若干钞和粮食，但后来听说还有几成收成，就不赈济了，把赈款吞没了事。[73]常平仓呢，有仓无米。[74]即使有米，也还是落入大官、地主们手里，分配不到农民。[75]至于劝农官的设立，除了多设几个剥削掠夺的官僚以外，没有别的意义。 除了蒙汉地主阶级的阶级压迫以外，还有蒙古、色目人对汉、南人的民族压迫。 蒙古色目贵族为了便于巩固军事统治，永远剥削和奴役以汉族为主体的贫苦人民，把社会划分为四个阶层：蒙古人最贵，色目人第二，汉人第三，南人最下。蒙古军事贵族在灭金之前，已经征服了中亚细亚花剌子模诸国，统称这些国家的投降人口为色目人，被利用来压迫较后被征服的汉人。汉人指的是金朝统治下的汉人和女真、高丽、契丹等民族；南人指的是最后被征服的宋朝统治下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各族人民。为了分化汉族的团结，蒙古统治阶级稍微给北方汉族地主一些政治上的小好处，和南人有明显的区别。四等人的权利与义务，是极不平等的，对汉南人平民的防制，最为严苛，并贱称汉人为“汉子”，南人为“蛮子”。同时，在蒙古各族中，穷苦牧民也和汉南人中的贫苦农民一样，被迫自备马匹武器去当兵，受到统治阶级穷凶极恶的剥削。 应该指出，民族间的压迫是形式上的，是对没有政治地位的平民百姓的压迫。实质上，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对所有各族的贫苦人民，无例外地进行剥削、掠夺和奴役，归根到底，本质上仍然是阶级压迫。 蒙古统治者在灭金灭宋的战争中，除开攻城略地，大量屠杀以外，更掠夺人口，叫作驱口，地位和奴隶一样，所生子孙，永远世袭。[76]蒙古、色目、汉、南人官吏也多强占民户为奴隶。[77]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大都设有马市、牛市、羊市、人市，人畜同样买卖。江南贩卖人口之风更盛。主人怕驱口奴隶逃走，或饮以哑药，或用火烙足，驱使同畜牲一样。驱口和奴隶在法律上待遇同等，实际区别是在军前俘获称奴，掠卖人口称驱；奴不得自立门户，驱得自立门户，但不得自由迁徙。驱丁对朝廷每年纳丁税粟一石，对主人负耕田、供役、纳贡赋、代主人服兵役的义务，[78]如大将阿里海牙破湖南，没收降民三千八百户为家奴。[79]14世纪初年，江南官僚地主强占民户作奴隶动辄百千家，有多到万家的。[80]蒙古戍兵和平民生活穷困的，也被迫卖妻鬻子为奴婢。[81]元代官私奴隶在人口总数中占了很大的比例。[82]奴隶数量越多，佃户的数量就不能不相对地缩小了，这不只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也损害了各族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造成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在政治地位上，元朝中央政府各个机构的正长官，都是蒙古人做，一般汉人是不能做的。次要的官也大半是蒙古人和色目人。顺帝至元三年四月又再次规定，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访司及部府幕官之长，并用蒙古、色目人。[83]直到元朝末年，南人始终被排挤在中央政治领导的圈外。[84]兵权更不让汉人掌管。汉人虽也有做军政官的，但不能与闻军政，参与机密，阅兵籍，知兵数。[85]行省长官一般是蒙古人，其次是色目世臣，缺官才轮到色目和汉人。[86]地方官以汉人做总管，色目人做同知，但总揽实权的却是蒙古的监督“达鲁花赤”[87]。宫廷的卫队只用蒙古、色目人，不许汉人、南人投充。[88]蒙古贵族子弟从宫廷卫队出身做官，升迁很快。汉、南人则只能从科举或学校出身。科举也有民族差别，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蒙古、色目人考两场，汉、南人则须考三场；考试题目汉、南人比蒙古、色目人的难，及格授官的却又正好相反，蒙古、色目人比汉、南人高。[89]国立学校的学生名额，也是以种族作标准的，国子监生蒙古五十人，色目二十人，汉人三十人。考试蒙古生从宽，色目生稍加严，汉生考的内容最多。毕业后授官蒙古生六品，色目生正七品，汉人从七品。[90] 文武官员的荫叙和升迁的等级，也作了优待蒙古、色目人的规定。蒙古高于色目，色目又高于汉人和南人。[91]官员的惩罚，法令规定色目人和汉人不勤于职的，处死刑还要抄家，蒙古人则例外。[92] 除了政治地位不平等之外，元朝政府还特别制定了压迫汉族的法律，来保障和巩固自己的统治权。顺帝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下令蒙古贵族和色目人犯奸盗诈伪，由专管蒙古贵族的机关“大宗正府”处理，汉、南人犯法的归普通法庭判处。蒙古人官员犯法定罪行杖，必须由蒙古人判刑和监杖。[93]蒙古贵族和色目人不但受特殊法庭的保护，而且遇有重大刑事案件，最后裁决权属于蒙古大臣[94]，更加了一层保障。蒙古人打死汉人，只判处当兵出征和罚交烧埋银。[95]蒙古人员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只能指定证人到官府告状。反过来，如汉人打了或打死蒙古人，就要严刑断罪。[96]并禁止汉人聚众与蒙古人互殴。[97]汉、南人犯窃盗罪例须在脸上刺字，蒙古、色目人则免刺。[98] 对汉、南人地区用军事力量控制秩序，镇压起义。办法是解除汉、南人武装，由朝廷分兵驻防各地，建立社甲制度。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军入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后，就下令没收民间兵器。南人在军中的尺铁寸杖不得在手。[99]民户有铁尺、手挝和杖之藏刃的都要一律交官。[100]有马的拘入官。[101]私藏甲仗的处死。[102]把民间兵器最坏的销毁，稍好的给色目人，最好的收归武库，留作蒙古人用。汉人在出征时所用兵器，打完仗就要交官，完全解除汉、南人在军中的非战时武装。[103]甚至汉人将领非经特许也不许执持武器。[104]各路、府、州、县为了捕盗的需要，所用弓矢也严格限制为各路十副，府七副，县五副。[105]不许汉人打猎，[106]不许汉人学习武艺，[107]不许汉人集众祠祷[108]、祈赛神社、集场买卖。[109]甚至学习蒙古、色目文字，也不许可。[110] 驻防（镇戍）军以蒙古军和探马赤军（色目诸部族军）为主力，分屯河、洛、山东，以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宋的降兵）驻防淮水以南直到南海，都以蒙古宗王为大将。蒙古军就营地住家，其他军队按时换防，都有一定制度。江南三行省凡设戍兵六十三处，驻防地区几十年不改。[111]蒙汉地主政府用蒙古军镇压淮水以北金地的汉人，用诸部族军、汉军辅以宋的降兵镇压淮水、长江以南宋地的南人，利用种族矛盾来贯彻军事控制，运用军队力量来维护统治威权，加强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民族间的猜忌越大，仇恨也就越深。 和驻防军相结合的社甲制度，是蒙汉地主统治机构的基层组织。在灭宋以前，元世祖至元七年下令诸县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为一社，择年高晓农事的一人为社长，户数达到百家的增设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的与近村合为一社。[112]社原来是贫苦农民为了反抗封建压迫，自愿结合的一种组织形式，历代统治者曾屡次加以禁断，在禁断无效的时候，便利用原来基础，把它纳入政府系统，成为官办的社，通过这一组织，督促农民努力生产，达到增加税收、便于统治的目的。元朝政府继承了这一制度，目的是为了加强统治和搜括，但是，有了这个组织，也就赋予了广大农民为了反抗阶级压迫而建立的秘密组织以合法的形式，使得农民普遍组织起来，就有了强大的反抗力量了。三年以后，为了便于监视汉民，又令探马赤军随处入社与编民等。蒙古色目人虽然有随便居住各地的权利[113]，蒙古军却不与汉儿人户一处相合为社。[114]这是北方地区的情况。到灭宋后，把南方人民编二十家为甲，以蒙古人为甲主，对甲内编户有绝对的威权：“衣服饮食唯所欲，童男少女唯所命。”城乡到处编甲，甲主糟蹋掠夺平民妻女，谁也不敢说话。[115]甚至夜间禁止人民通行，以钟声为号：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违者笞二十七。只有在禁钟之前，晓钟之后，才许市井点灯做买卖，平民人家点灯读书、工作。[116]这虽然只是灭宋以后的初期情况，但给南方人民的惨酷印象却是世代难忘的。元朝蒙汉地主阶级透过社长甲主，向农民施行凶残的掠夺，在各种名目的苛捐杂徭下，到元朝中叶以后，每年田税赋役所征调的数量，比元初时增加到二十倍以上。[117]因而使全国农业生产下降，广大农民陷入破产的深渊。 从官书记载的户口数字来看，宋的户口，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户数一千二百六十七万，口数二千八百三十二万。金的户口，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户数七百六十八万四千，口数四千五百八十一万。两国合计有户约二千万，口约七千四百万。这个数字当然不包括蒙古色目的户口数字。可是到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全国合计户数只有一千三百二十万，口数五千八百八十三万，这个数字是应该包括蒙古色目的户口数在内的。两数比较，可以看出长期战争破坏的结果，户数减损了约七百万，口数减损了约一千五百万。到元文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全国户数还是一千三百四十万，和至元十八年的数字差不多，经过了五十年的漫长岁月，户数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基础上，尽管过去官书的户口数字是很不可靠的，但就这许多数字对比起来看，也可以说明这五十年间户口损耗情况，奴隶占有情况，这是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悲惨结果。 蒙古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和政治的腐化，是元朝政府崩溃的内因。 蒙古大汗国是由成吉思大汗子孙所分封的几个汗国组织成功的，以元朝皇帝的宫廷作中心。自从忽必烈大汗（元世祖）破坏了蒙古向来召开大会选举大汗的习俗，采用汉人封建制度立嫡长子为皇太子以后，帝位继承的争夺造成蒙古贵族上层矛盾的深化，政变、内乱，接连不断，削弱了元朝政府的统治力量，政治局面经常在不稳定之中。 事实上，蒙古大汗国的分裂是元世祖即位以前的事。蒙古人习惯于游牧生活，终年随水草转徙，没有一定住处，也没有城郭可以守护。如果没有强而有力善于指挥作战的军事领袖，在突然遭遇强敌袭击时，就会崩溃不可收拾。多少世代以来，在蒙古的部族社会组织里，所有关于各部族共同酋长——大汗的选举与罢免，对其他部族的战争，和应付严重的天灾和迁徙等大事，都由部族成员的全体大会——“库利尔台”来解决。原任大汗有提名继承人之权，但大会也可以另选他人。因之，各族中军力最强大的军事领袖，对选举的决定权也最大。遇有意见不一致，坚持的双方军事力量又不相上下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各自承认一个大汗，造成分裂以至用武力解决，陷于长期内战的境地。从成吉思大汗以来，历次大汗的选举都为几个强大的军事集团所操纵，发生了内战。长期内战的结果，蒙古大汗国瓦解了，元世祖和他的子孙所直接统治的只是中国这一部分土地。[118] 元世祖以后的元朝帝位的继承，不是宫廷阴谋，便是军事实力贵族的争夺战，大会通过只不过是照例文章罢了。[119]从元世祖死到元顺帝立（公元1294——1333年）四十年间，换了九个皇帝，政变不到四五年就爆发一次，特别是从公元1328年到1333年，六年之中竟换了六个皇帝。蒙古贵族上层内部的矛盾更加深化、激化了，自相残杀更厉害，政治局面变化更快，更不稳定，统治阶级的力量也就进一步更加削弱；皇朝权力愈弱，地方的权力也就愈重，内轻外重，政令不行，最后就造成了军事贵族混战，自掘坟墓的局面。 一面是统治阶级的争权夺利，自相残杀，一面是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堕落腐化。 元世祖从灭宋以后，为了积累更多财富，发动了多次海外侵略战争。至元十九年发兵十万打日本，遭飓风大败而回。又三次兴兵打安南（公元1284——1294年），两次打缅国（公元1282—1287年），打占城（公元1282——1284年），打爪哇（公元1292年），越打败仗，越不服气。军费的负担天天扩大，财政发生困难，只好任命一批刮钱能手的商人做大臣，专门搜括财富，增加赋税，卖官鬻爵，剥削人民，造成了贪污腐化的政治风气。[120] 巨额军费之外，还有对诸王贵族的巨额岁赐（定期赏赐），特赐（额外赏赐），朝会赏赐，库利尔台大会后的赏赐。岁赐如斡真那颜位银一百锭（五十两为锭），绢五千九十八匹，缎三百匹，诸物折中统钞一百二十锭，羊皮五百张，金一十六锭四十五两；特赐如中统四年（公元1263年）赐公主古巴银五万两；朝会赏赐如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定太祖位下金千两、银七万五千两，世祖位下金各五百两，银二万五千两等，成吉思大汗的子孙遍布欧亚两洲，元朝历年这笔开支该有多大？库利尔台大会尽管是个形式，但为了报答诸王贵族的支持，赏赐数目更是惊人，如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仁宗即位后的赏赐总数为金三万九千五百五十两，银一百八十四万九千五十两，钞二十万三千二百七十九锭，币帛四十七万二千四百八十八匹。这一年的额外赏赐是钞三百余万锭。往往开一次大会，把上都大都的库藏全部给光了还不够数。[121]这种种不同名目的赏赐，实质上都是为争取诸王贵族支持所付出的贿赂，来源就是汉、南人辛勤劳动所创造的财富。此外，还有供养僧侣的大量费用。因为要利用宗教麻醉人民，元朝对各种宗教都予以保护，历代皇帝都崇奉佛教，在即位前都先受佛戒，尊“番僧”为帝师、国师，穷极供奉。内廷做佛事，最多的一年达到五百多次。各寺做佛事，有的每天用羊一万头。[122]据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的统计，元朝政府经费用在寺院的占很大的比重。[123]至大四年的财政收支情况，岁出钞约二千万锭，岁入常赋却只有钞四百万锭，其中上缴到大都的只有二百八十万锭。赤字为岁收的七倍多。这一年十一月国库的现金只有钞十一万锭。[124]弥补赤字的办法是预卖盐引，加税加赋，甚至动用钞本（发行钞的准备金、银）。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的财政岁出入，亏空钞二百四十万锭。[125]元朝初年的钞法原来有相当完整的制度，发行有定额，可以随时兑取现金，和物价有一定的比例，通行全汗国，信誉极好。到了财政无办法时，把钞本都支用完了，变成不兑现纸币，加上无限制地发行，发行得越多，币值越跌，相对的物价就愈高，到了14世纪中期，整车整船运钞到前线，一贯钞还不值一文钱，纸币既失去效用，民间只好进行物物交换，皇朝财政和国民经济都接近崩溃的边缘了。[126] 政治方面的情况也和经济相适应。从元武宗以来，用人不问才力，只要得到皇帝欢心，就可做大官：一无所长的人有做到中书左丞、平章、参政的；国公、司徒、丞相也非常之多。诸王贵族随便杀人，随便荐人做官。地主豪民犯法该杀的，只要买通帝师、国师，就可以得到皇帝特赦。后来索性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了。[127]地方官吏贪污的情况，元朝末年浙江人叶子奇做了典型的刻画。他说，蒙古、色目的官吏，根本不知道有廉耻这回事，问人讨钱，各有名目，例如，下属来拜见有“拜见钱”，无事白要叫“撒花钱”，逢节要“节钱”，过生日要“生日钱”，管事要“常例钱”，送迎有“人情钱”，发传票拘票要“赍发钱”，打官司要“公事钱”。弄得钱多说是“得手”，除得美州县（肥缺）说是“好地分”，补得职近说是“好窠窟”。甚至监察官都可以用钱买，出钱多的得缺。肃政廉访司官巡察州县，各带库子（管钱的吏役），检钞秤银，争多论少，和做买卖一般。[128]大官吃小官，小官吃百姓。民间有诗嘲官道：“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129]地方官对百姓剥削得太穷凶极恶了，元朝政府怕百姓反抗，造成民变，有时也派大员到各地方宣抚，企图缓和一下官民之间的矛盾。宣抚刚出京时，地方官吏大为震动，谁知到了地方以后，还是一样要钱，大收贿赂，和地方官“官官相护”起来了。百姓也给他们编了几句顺口溜：“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又说：“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九重丹诏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回。”“奉使宣抚，问民疾苦。来若雷霆，去若败鼓。”[130]温州、台州一带的老百姓，在村子边树起旗子，上面写着：“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131]老百姓再不造反，就活不下去了。 军队从灭宋以后，驻防在内地繁华都市，日子久了，生活腐化，忘记了怎样打仗，也不愿意打仗了。军官们大都是世袭的贵族子弟，懂吃，懂喝，懂玩，会发脾气，会克扣军粮，会奴役虐待兵士，更会抢劫百姓，就是不会打仗。蒙古初起时的军事主力，勇敢剽悍健儿的子孙，已经完全变质了，失去战斗力量了。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山东“强盗”纵横至三百余处，七年蔓延到济宁、滕、邳、徐州等处。近畿的临清、广平、滦河也到处“盗”起。河南从至正七年“盗贼”出入不常，八年福建、海宁州、沐阳等处“盗”起。甚至每年运粮几百万石到大都的运河也被骑“盗”阻劫，至正六年三月骑“盗”四十人，劫船三百艘，元军不敢捕。至正七年十一月，海“盗”摽劫沿江江阴、通、泰、镇江、真州一带。海“盗”才三十六人，元军万数不能进讨，反为所败。通州在大都东面，至正七年“盗贼”蜂起。京畿从至元三年到至正六年都有“盗贼”四起。甚至连军事中心的大都，至正二年也闹到“强贼”四起了。[132]蒙古、色目统治阶级压迫汉南人的工具腐朽了，再也经不起红军雷霆万钧的打击了。 阶级的压迫，民族的压迫，重重叠叠压在汉、南各族的老百姓身上，压迫愈重，汉、南人的反抗力量也就越大。汉、南各族劳苦人民都反对阶级压迫、民族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武装斗争，前仆后继，从南宋灭亡，一直到红军大起义，这七十年中汉人，特别是南人的反抗，一直没有停止过。从可歌可泣的崖山之役，张世杰、陆秀夫壮烈牺牲以后，起兵抗元，几次失败，百折不回的文天祥终于在至元十九年十二月被杀于大都，成仁取义，发挥了民族正气，感动、号召了各族人民和后代子孙。文天祥死后的第二年，建宁路总管黄华起义，用宋祥兴年号。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西川赵和尚自称宋福王子，在广州起事。后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合州大足县县民韩法师起兵，自称南朝赵王，都用恢复赵宋作号召。此外如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广州的罗平国，漳、邕、宾、梧、韶、衡诸州（福建、广西、广东、湖南）的农民暴动，二十三年婺州（今浙江金华）永康县民陈巽四的起义，二十五年广东、浙江，二十七年江西，成宗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赣州的暴动，以至后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广州的大金国起义，都是南人各族人民英勇斗争的记录。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汉人也起义了，辽东锁火奴和辽阳兀颜拨鲁欢都自称大金子孙，反抗元朝。同时，各地区各族贫苦人民也先后起义，起了削弱元朝军力。瓦解元朝统治阶级政权的巨大作用。从至顺四年到至正十四年（公元1333—1354年）的二十年中，湖南、广西的瑶族人民不断起义，先后攻陷道州（今湖南道县）、贺州（今广西贺县）、连州（今广东连县）、桂州（今广西桂林）、靖州（今湖南靖县）、浔州（今广西桂平）、武冈（今湖南武冈）、沅州（今湖南芷江）、黔阳（今湖南黔阳）、宝庆（今湖南邵阳）、全州（今广西全县）、辰州（今湖南沅陵）、衡州（今湖南衡阳）等地。靖州瑶族领袖吴天保从至正六年到九年，四年中四陷武冈，五攻沅州，大量杀伤了元朝的军力。从至元元年到至正十四年（公元1335—1354年），西北的“西番族”到处起兵，阻断岭北释道，至正七年起兵的就有两百多处，攻陷哈剌火州（新疆土鲁番城东，今作哈剌和卓）。东北辽阳“吾者野人”和“水达达”也于至正六年起兵反抗。前面跌倒了，后面的跟上去，倒下一个两个，起来了百个千个。这许多次的反抗运动起因虽不完全相同，目标却只有一个，解除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汉、南人虽然同样被压迫奴役，但是，元朝的主要的强大的军事力量，用在控制以大都为中心的腹里地区，江南地区的军事控制力量相对是比较薄弱的，以此，南人的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就有可能一次接着一次爆发。到了元朝军事力量被无数次起义所日益削弱，汉人也有可能揭竿起义了。加上腹里地区“盗贼”四起，元朝军力分散，失去全面控制、镇压的能力，全面起义的条件便成熟了，至正十一年的红军大起义，正是这一系列反抗运动的延续和发展。 红军大起义的导火线是蒙汉统治阶级对汉南人的加强压迫和歧视。 元顺帝（妥懽帖木儿）以亲王的身份从广西进京做皇帝，河南行省平章伯颜率领部下蒙古汉军护送，太师燕帖木儿杀了元顺帝的父亲明宗，顺帝做了皇帝，他心怀疑惧，溺于酒色而死。伯颜升为承相。伯颜仗着功劳大，独擅朝权，贪污舞弊，弟侄都做了大官。他又仇恨汉人，反对蒙古人读汉人书，告诉元顺帝说：“陛下有太子，休教读汉儿人书。汉儿人读书好生欺负人，往时，我行有把马者，久不见，问之，曰：‘往应科举未回。’我不料科举都是这等人，得了！”就这样，把至元元年礼部科举停止了。更恨南人，为的是南人经常“作反”。养着一个“西番”师婆叫界界，常问她来年好歹，自己身后事如何？界界说当死于南人之手，因之益发忌恨。下令汉、南人不得持军器，凡有马的都拘收入官。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河南棒胡起义于汝宁信阳州，朱光卿、石昆山在广南惠州起义，李智甫、罗天麟在漳州起义，至元四年彭莹玉、周子旺在袁州起义，十一月河南赵孟端起义，伯颜益发气愤，说造反的全是汉人，汉人有在朝廷做官的，要提出诛捕造反汉人的办法，表明心迹。接着又荒唐地主张杀张、王、刘、李、赵五姓的汉、南人，因为这五姓人数最多，汉、南人杀了大半，自然造不了反了。五年四月又重申汉、南人执持军器的禁令，还颁布一条法令，蒙古、色目人殴打汉、南人，汉、南人只许挨打，不许还手。伯颜又和元顺帝发生矛盾，和皇太后计较，要把顺帝废掉。这话被伯颜的侄儿御史大夫脱脱知道了，脱脱暗地里告诉顺帝，做了准备，趁伯颜出城打猎，收回兵权，关上城门，贬伯颜外地安置。伯颜进退不得，只好自杀。伯颜的兄弟马札儿台继为丞相，又下令禁民间藏兵器。脱脱嫌他父亲挡住自己当权，劝他辞位，自己做了丞相。红军起义消息报到大都，中书省官员把报告加标题“谋反事”，脱脱看了，改题作“河南汉人谋反事”，把河南全部汉人都算作起义军了。[133]伯颜、脱脱一家人接着做首相，这一系列仇视、敌视汉、南人的政策，反映了蒙古统治阶级上层的脆弱和无知。这些疯狂的绝望的镇压措施，逼使汉、南人进一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逼使汉、南人非用武力反抗，非用自己的力量来解除阶级压迫、民族压迫不可。除此以外，是没有别的出路的。在这样紧张、对立的情况下，有人登高一呼，自然全国响应了。 至正三年五月，黄河在白茅口决口。四年五月大雨二十多天，黄河水暴溢，平地水深二丈，北决白茅堤，六月又北决金堤，曹、濮、济、兖诸州都遭了水灾。不但农田民居被淹，连盐场也极为危险，皇朝税收遭受很大损失。[134]有人建议堵口，脱脱派人勘察，回来报告说河工太大，开工有困难，而且河南一带遍处都有农民起义队伍，要开工，便要集合几十万河工，万一和起义军结合起来，无法收拾。脱脱不听，决意动工，派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河防使。至正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发汴梁大名十三路民夫十五万，庐州等地戍军二万兴工，从黄陵冈南到白茅口，西到阳青村。开河二百八十里，把黄河勒回旧道。韩山童得了消息，叫人四处散布童谣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暗地凿了一个石人，脸上只有一只眼睛，偷偷埋在黄陵冈当挖处。元朝政府发的河工经费，被修河官照例贪污，河工不能按时按数拿到钱，吃不饱，正在怨恨。[135]韩山童又打发几百个教徒去做挑河夫，宣传天下要大乱了，弥勒佛已经降生了，明王已经出世了。传来传去，不上几天工夫，河南、江淮一带的农民全知道了。韩山童和亲信刘福通、杜遵道商量，农民是起来了，还得念书的、做官的一起来干，力量就更大。至少也要做到让念书的、做官的同情反元，不站在敌人方面去。刘福通说过去许多农民起义队伍都打着赵宋的旗子，我们的祖先都是宋朝的老百姓，只要提出复宋的旗号，说得切实些，念书的、做官的不会不支持。韩山童很赞成，就按着这个意思做了部署。有一天，挑河夫挖到黄陵冈的一段，果然在一棵树下挖出一只眼的石人，一嚷嚷，看的人越来越多，几万挑河夫挤得水泄不通，骇得目瞪口呆，再加上韩山童派的教徒的鼓动，一霎时闹翻了天，人人口中念佛，三个一堆，五个一群，纷纷议论，大家心里明白，这是一个信号，要出头了，翻身的日子到了，是动手的时候了。 韩山童聚集了三千人在白鹿庄，斩白马乌牛，祭告天地，宣称韩山童是宋徽宗的第八代孙子，当为中国主。刘福通是宋朝大将刘光世的后人，该辅佐旧主起义，恢复天下。大家齐心推奉韩山童为明王，克定日子起兵。[136]四处派人通知，同时发动，以头裹红巾为记号。正在歃血立誓，分配任务，举杯庆祝，兴高采烈的时候，不料消息走漏了，永年县的县官带领马快弓手，冷不防团团围住白鹿庄，韩山童脱身不及，被擒去杀了。山童妻杨氏带着儿子林儿趁着慌乱，逃出重围，躲入武安山中，隐姓埋名，等候外边消息。刘福通苦战逃出，事已如此，等不得预定的起义日子，整顿了队伍，出敌人不意，攻占颍州、罗山、上蔡、正阳、霍山，分兵取舞阳、叶县等处。黄陵冈的挑河夫得到信号，呐喊一声，杀了监工的河官，头上包了红巾，漫山遍野一片红，一股红流和主力部队会合在一起，不上十天，红军已经是五六万人的大部队了。两淮、江东西的贫困农民、工匠、小商小贩、城市游民，已经等待了多少年月，这时昼夜不停地赶来入伍，到了队伍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红军声势一天比一天浩大，占领了汝宁、光、息，得到大量粮食，部队发展到几十万人。[137]各地红军闻风响应，半个中国照耀着红光。[138]各别攻城占地，开仓库，救穷人，建立政权，严守教规，不杀平民，不奸淫，不抢劫，越发得到广大人民拥护。[139]当时民间流传着一阕醉太平小令，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从大都一直到江南，到处唱着，词道： 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140] 另一首流传的歌谣： 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公平的人），不平人（被不公平对待的人）杀不平人（不公平的人），不平人（被不公平对待的人）杀不平者（不公平的人），杀尽不平（不公平的人）方太平。[141] 魔军指的是红军，红军信奉明教，明教在教外被称为魔教，他的军队当然是魔军了。 朱元璋在寺里接连不断得到外边的消息，前些日子红军占了襄阳，元兵死了多少；另一支占了南康，元兵不战而逃；芝麻李、赵社长八个人打扮成挑河夫，一晚上占了徐州。[142]说的人津津有味，听的人心花怒放。红军檄文指斥元朝罪状，最精彩、最打进人心坎里的话是“贫极江南，富夸塞北”。想着可不是种庄稼的一年到头劳碌辛苦，收了粮食，却吃草根树皮！什么好东西，粮食布帛，珍宝财富，都给括空了运到北边！种庄稼的为什么穷？为什么苦？一辈辈受熬煎呢？从他记得事情起，祖父是怎么过日子的，父母和哥哥是怎样死的，以前只怪穷人命苦，这两句话却明确指出穷、苦，辈辈子受熬煎的原因，敌人是谁，现在明白了。如要活命，就得改变这个局面，把吃人的朝廷推翻。隔几日，又听说徐寿辉已在蕲水建都，做了皇帝，国号天完，年号治平，拜邹普胜做太师，彭和尚、项奴儿带的一支军队已进了江西。元兵到处打败仗，好容易调了六千回回阿速军和几支汉军来进攻颍上红军，阿速军素号精悍，擅长骑射，只是纪律不好，到处抢劫。几个将军喝酒玩女人，昏头昏脑，刚和红军对阵，望见红军阵势大，吓得直发抖，主将急急扬鞭勒马往后跑，嘴里连叫“阿卜！阿卜！”“阿卜”是“走”的意思，全军立刻退却，红军往前直冲，元兵一败涂地。淮东西人把这一仗当作笑话，无人不晓。[143]又听说脱脱调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为知枢密院事，统三十万大军收复汝宁，一支前锋部队几万人屯在汝宁沙河岸边，将军们白天黑夜沉溺酒色，都醉倒了，红军黑夜偷营，元军大败，大将也不见了，第二天在死人堆里找到尸首。元兵一溃退就是几百里。[144]也先帖木儿亲自统军，才到汝宁城下，尚未交锋，见红军势盛，便跃马后退。地方官急了，挽住马缰不放，也先帖木儿更急，拔刀便斫，叫道：“我的不是性命！”飞马先逃，三十万大军跟着溃散，军资器械，扫数丢光。也先帖木儿只剩下万把人，踉踉跄跄溜回大都，仗着哥哥是丞相，不但没有罪责，还依旧做御史大夫。[145]蒙古、色目、汉军都不能打仗了，上阵就垮，真正和红军拼你死我活的是各地方官和大地主们募集的“义兵”和“民兵”，地方官怕被红军杀害，大地主要保家产，又怕农民报仇，出大价钱雇了城乡游民和盐丁，拼死顽抗，到底力量少，兵力又分散，面对着声势浩大的到处蜂起的红军，怎么也抗不住。“义兵”“民兵”为了和红军作对，穿戴着朝廷规定的服装，一色的青衣青帽，也叫青军。[146]到十二年二月底，又听说濠州也给红军占了，头目是郭子兴、孙德崖，和姓俞、姓曾、姓潘的一伙人。 郭子兴是定远县（今安徽定远）有名的土豪，原是曹州（今山东曹县）人。他父亲到定远卖卦相命，有一家地主的瞎女儿，嫁不出去，他父亲娶了，得了一份财产，生下三个儿子，子兴是老二。兄弟几个都会盘算生理，贱时买进，贵时卖出，买田地，开店铺，一二十年间居然盘剥成地方上数一数二的地主了。只是有一件懊恼事，门户低微，靠不上大官府，三天两头受地方官作践，地方上派捐款，出民兵钱，供应粮秣，总是头一户，连马快弓手也成天上门要这要那，稍不遂意，就瞪眼睛，拍桌子，好歹得花些钱打发。实在气愤不过，便入了弥勒教，索性使钱交结宾客，接纳江湖好汉，焚香密会，盘算有朝一日，要出这口气。红军大起义以后，钟离、定远的农民，背上锄头镐钯，一哄就会合起万数来人，地方官平时只会要钱，这时却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装不知道，惹不起，也犯不着多事。二月二十七日，郭子兴带了几千人，趁黑夜，里应外合，偷入濠州，半夜里一声号炮，闯入州官衙门，杀了州官，在先有过杜遵道的号令，五个头目都称濠州节制元帅。[147]元朝将军彻里不花远远隔濠州城南三十里扎营，怕红军厉害，不敢攻城。却派兵到各村庄骚扰，捉了壮丁，给包上红布，算是俘虏，向上官报功请赏。老百姓给元兵害苦了，村子里再也存不住身，呼亲唤旧，鱼贯入城，濠州声势越发壮大。 朱元璋盘算了又盘算，虽然相信彭莹玉的话，吃人的元朝政府一定可以推翻，穷苦人一定可以翻身，眼下就是出头的时候了，只有一条路，投奔濠州。但是，又听人说起，城里五个元帅各作主张，谁也不服谁，甚不和睦，跟着他们走，怕有风险，去不得。留在寺里呢，迟早给官军捆去请赏号，脑袋保不住，留不得。想了又想，委实决断不下。[148] 一天，有人从濠州捎来一封信，是汤和写的，他带了十几个壮士投奔红军，已经积功做到千户，催他快来入伍。背着人读了，越发一肚皮心事。在大殿上踱过来，踱过去，以口问心，以心问口，反复计较。猛然省悟，把信就着长明灯烧了，还是下不了决心。又过了几天，同房的师兄偷偷告诉他，前日那信有人知道了，要向官军告发，催他赶紧逃走。元璋急得无法，到村子里找着刚从外乡回来的周德兴，讨一个主意。周德兴寻思了好些时候，说只有投奔红军才能活命，劝他向菩萨讨一个卦，是吉是凶，决定去留。元璋心头忐忑不定，慢慢踱回寺里，还不到山门，就嗅到一股烟焰气味，大吃一惊，飞奔进去，只见东一堆瓦石，西一堆冒烟的梁柱，大殿只剩下半边，僧房斋堂全烧光了，只剩下伽蓝殿，隔着一片空地还完整。满院子堆着马粪，破衲衣，烂家具，僧众星散，不知去向。冷清清只剩下几尊搬不动烧不烂的铜菩萨。原来元朝军队以为僧寺里供着弥勒佛，红军念弥勒佛号，怕和尚给红军做间谍，把附近的寺庙都抢光烧光了，这一天轮到皇觉寺。元璋待了一阵，知道寺里再也停留不得了，下定决心到红军队伍里去，向伽蓝神磕了头，讨了卦。[149]二十六年后他写《皇陵碑》回忆这时候的心情道： 住（皇觉寺）方三载，而又雄者跳梁。初起汝、颍，次及凤阳之南厢。未几陷城，深高城隍，拒守不去，号令彰彰。友人寄书，云及趋降，既忧且惧，无可筹详。旁有觉者，将欲声扬。当此之际，遥迫而无已，试与知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罪，亦奋臂而相戕？知者为我画计，且默祷以阴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祥，神乃阴阴乎有警，其气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则不吉，将就凶而不妨。 友人寄信催他参加红军，可见他和红军是早有联系的，既忧且惧的心情也是真实的，决心是下定了，卜卦只是加强了决心。但是他在《皇陵碑》中却把自己的决心完全归功于神佛的启示，表明他的行动是受命于天的，弄神弄鬼，故作玄虚，这一段狡狯骗人的叙述和他一生利用佛道两教的政治作用是一致的。 第二天，他离开皇觉寺，参加红军去了。 这一年，朱元璋二十五岁。 [1]《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九：“洪武二年三月丙申，上以旱灾相仍，因念微时艰苦，乃祭告淳祖、淳后曰：因念微时皇考皇妣凶年艰食，取草之可茹者杂米以炊，艰难困苦，何敢忘也。” [2]《明太祖实录》卷一，《明太祖文集》卷十四《御制皇陵碑》，光绪《凤阳县志》卷十刘继祖，三书都作孤庄村。沈节甫《纪录汇编》本《天潢玉牒》作太平乡县庄村是错误的。 [3]宋元以来的封建社会，平民百姓没有职名的一般不起名字，只用行辈和父母年龄合算一个数目作为称呼。例如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五：“徐诚庵见德清《蔡氏家谱》有前辈书小字一行云：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此于《元史》无征。然证以明高皇所称其兄之名，正是如此，其为元时令甲无疑矣。见在绍兴乡间颇有以数目字为名者，如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五，生子或为五九，五九四十五也。以上并徐君说。余考明勋臣开平王常遇春曾祖四三，祖重五，父六六。东瓯王汤和曾祖五一，祖六一，父七一，亦以数目字为名，又考洪文敏《夷坚志》所载宋时杂事，如云兴国军民熊二，又云刘十二鄱阳城民也，又云南城田夫周三，又云鄱阳小民隗六，又云符离人从四，又云楚州山阳县渔者尹二，又云解州安邑池西乡民梁小二，又云董小七临川人，又云徽州婺源民张四，又云黄州市民李十六，其仆崔三，又云鄱阳乡民郑小五，又云金华孝顺镇农民陈二，诸如此类，不可胜举。又载阳武四将军事云，访渔之家，无有知之者，亦不曾询其经第，识者疑为神云。按言姓第，不言姓名。疑宋时里巷细民，固无名也。” 晗按：宋代平民姓第见于《清明集》户婚门的很多，如沈亿六秀，徐宗五秀，金百二秀，黎六九秀之类。《明太祖文集》卷五赐署令汪文、刘英勅：“今汪姓刘姓者见勤农于乡里，其人尚未立名，特赐之以名，曰文，曰英。”汪文、刘英的年龄假定和朱元璋相去不远，公元1344年约年十七八岁，到洪武初年已经四十多岁了，尚未立名。和俞樾所疑印证，可见宋元以来平民无职不起名字的情况。 据潘柽章《国史考异》卷一引承休端惠王《统宗绳贽录》，元璋的父亲五四名世珍，大哥重四名兴隆，二哥重六名兴盛，元璋重八，原名兴宗，这些名字大概都是后来追起的。 [4]《明太祖实录》卷一，卷十八。 [5]《明太祖文集》卷十四《御制皇陵碑》。晗按《皇陵碑》有二本，一危素撰，《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七：“洪武二年二月乙亥，诏立皇陵碑，先命翰林侍讲学士危素撰文，至是文成，命左丞相宜国公李善长诣陵文碑。”一为朱元璋自己写的：“洪武十一年四月，以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特述艰难，明昌运，俾世代见之。”一为散文，一为韵文。二文并见郎瑛《七修类稿》卷七，后文也收入沈节甫《纪录汇编》卷一。 [6]徐祯卿《翦胜野闻》作刘大秀，《天潢玉牒》及高岱《鸿猷录》作刘继祖。沈德符《野获编补遗》义惠侯条，刘继祖字大秀。 晗按：秀也是宋元以来的民间称谓，注三引《清明集》户婚门之外，如洪迈《夷坚甲志》十一：“……问之曰：五秀何为至此？原注：何第五秀者其人呼秀才云。”明初南京有沈万三秀。秀和郎有区别。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五：“江阴汤廷尉《公余日录》云：明初闾里称呼有二等，一曰秀，一曰郎。秀则故家右族，颖出之人，郎则微裔末流，群小之辈。称秀则曰某几秀，称郎则曰某几郎，人自分定，不相逾越。”光绪《凤阳府志》卷十：“继祖父学老，仕元为总管。“是故家右族，行一，故称大秀。 [7]《明太祖文集》卷一《追封义惠侯刘继祖诰》：“朕昔寒微，生者为衣食之苦，死者念无阴宅之难。吁，艰哉！尔刘继祖发仁惠之心，以己之沃壤慨然惠朕。朕得斯地，乐葬皇考妣于是，至今难忘。”光绪《凤阳县志》卷十《刘继祖》。 [8]徐祯卿《翦胜野闻》，王文禄《龙兴慈记》，王鸿绪《明史稿·太祖纪》。 [9]王文禄《龙兴慈记》。 [10]《明太祖实录》卷一《天潢玉牒》。 [11]《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潘柽章《国史考异》引《朱氏世德碑》，郎瑛《七修类稿》卷七。 [12]《朱氏世德碑》，《国史考异》引《统宗绳贽录》。 [13]《朱氏世德碑》，《国史考异》引《统宗绳贽录》。 [14]《明史》卷三百《外戚陈公传》。 [15]《御制皇陵碑》。 [16]高岱《鸿猷录》《龙飞淮甸》。 [17]《皇朝本纪》。 [18]光绪《凤阳县志》卷十四明太祖《御制龙兴寺碑》：“彼时朕年十有七岁，方为行童五十日，于教茫然。”行童是僧侣的仆人，《睽车志》：“朱三有子，年十三四，佣于应天寺僧为行童。” [19]《御制皇陵碑》，《天潢玉牒》，高岱《鸿猷录》《龙飞淮甸》。 [20]《御侧龙兴寺碑》，袁文新《凤阳新书》卷八。 [21]《元史》卷三十八《顺帝本纪》：“至元元年，凡有妻室之僧令还俗为民，既而复听为僧。”叶子奇《草木子杂姐篇》：“中原河北僧皆有妻，公然居佛殿两庑，赴斋称师娘，病则于佛前首鞠，许披袈裟三日，殆与常人无异，特无发耳。”《皇朝本纪》：“时师且有室家，所用弗济。”谈迁《枣林杂俎》《僧娶妻室》条：“凤阳大龙兴寺，即皇觉寺，一曰于皇寺。太祖《敕僧律》：‘有妻室僧人，除前辈老僧，盖因元末兵乱，流移他方，彼时皆有妻室，今已年老无论外，其后进僧人有妻室者，虽在长上辈、比肩及在下诸人，皆得凌辱，亦无罪责。’今僧俱婚娶，亦无差累。” [22]《龙兴慈记》。 [23]《明太祖实录》卷一，危素撰《皇陵碑》。 [24]《御制皇陵碑》。 [25]《天潢玉牒》，《皇朝本纪》。 [26]《明史》卷一百二十二《韩林儿传》：“时皆谓之红军，亦称香军。”参看《元史顺帝本纪》，陆深《平胡录》，何乔远《名山藏天因记》，高岱《鸿猷录》卷七《宋事始末》，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 [27]《摩尼教残经》《出家仪》第六。 [28]李文田《和林金石录九姓回鹘可汗碑》。 [29]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一，《册府元龟》卷九十九。 [30]《唐会要》卷十九。 [31]《新唐书》卷二一七下。 [32]《旧五代史》《梁书》《末帝纪》，《佛祖统纪》卷四十一。 [33]徐铉《稽神录》，洪迈《夷坚志》，何乔远《闽书》卷七《方域志》。 [34]《宋会要稿·刑法》。 [35]陆游《渭南文集》卷五。 [36]庄季裕《鸡肋编》中，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六。 [3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二、三十六、六十三、一百三十八、一百五十一、一百七十六。 [38]《净名疏》。 [39]《法住记》，《弥勒下生经》。 [40]《隋书》《炀帝本纪》，卷二十三《五行志》。 [41]《佛祖统纪》卷四十七。重松俊章《初期之白莲教》。 [42]《元史》《泰定帝纪》。 [43]《元史》《顺帝本纪》。 [44]彭莹玉的籍贯。 一、籍贯资料： （甲）袁州说 （一）权衡《庚申外史》卷上：“袁州妖僧彭莹玉徒弟周子旺以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反。……莹玉本南泉山慈化寺东邨庄民家子。” （二）《明太祖实录》卷八：“袁州慈化寺僧彭莹玉以妖术惑众，其徒周子旺因聚众为乱。” （三）《明史》卷一百二十三《陈友谅传》：“元末盗起，袁州僧彭莹玉以妖术与麻城邹普胜聚众为乱。” （乙）浏阳说 （一）叶子奇《草木子》：“先是浏阳有彭和尚能为偈颂，劝人念弥勒佛。” （二）陆深《平胡录》：“先是浏阳人彭和尚名翼，号妖彭，能为偈颂，劝人念弥勒佛。” 二、史源之比较： 权衡，吉安人。元末兵乱（至正十二年闰三月，徐寿辉红军陷吉安），避居彰德。明初归江西。 叶子奇，龙泉人。明初曾上书处州总制孙炎。 陆深，上海人。弘治乙丑（公元1505年）进士。 权衡为江西吉安人，和彭莹玉同时。《明实录》《明史》都据权衡说，今从之。（叶子奇也和彭同时，但他是浙江人。陆深则约后于彭莹玉一百五十年。） [45]吴晗《读史札记·明教与明朝》。 [46]权衡《庚申外史》上。 [47]《元史》卷一百三十四《和尚传》，卷一百三十五《塔里赤传》，卷一百五十四《郑制宜传》。 [48]《元史》卷二十七《英宗本纪》。 [49]《元史》卷三十二《文宗本纪》。 [50]《元史》卷三十九《顺帝本纪》。 [51]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元以江南田赐臣》下。 [52]《元史》卷三十四《文宗本纪》。 [53]《元史》卷三十九《顺帝本纪》。 [54]《元史》卷一百三十八《伯颜传》，卷三十九《顺帝本纪》。 [55]《元史》卷三十八《顺帝本纪》。 [56]《元史》卷四十一《顺帝本纪》。 [57]《元典章》新集《户部差发》，《元史》卷一百二十六《廉希宪传》，卷一百四十六《耶律楚材传》。 [58]《元史》卷四十一《顺帝本纪》：“至正七年十一月拨山东地土十六万二千余顷属大承天护圣寺。”赵翼《陔余丛考》卷十八《元时崇奉释教之滥》。 [59]程钜夫《雪楼文集》卷九《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 [60]《元史》卷二十六《仁宗本纪》。 [61]《通制条格》卷三《寺院佃户》。 [62]《元史》卷二《太宗本纪》，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五十六《阿里不哥传》。 [63]《元史》卷二十二《成宗本纪》。 [64]清华大学《社会科学》一卷三期吴晗《元代之社会》。 [65]《元典章》卷十九《户部》五《种佃》。 [66]《元典章》卷《圣政记》二《减私租》，卷五七《刑部》十九《禁典》，卷四十二《刑部》四。 [67]《元史》世祖、武宗、仁宗本纪。 [68]《元史》《世祖本纪》《大元马政记》。 [69]《元史》卷一百七十三《崔彧传》。 [70]《元史》卷十四《世祖本纪》，卷一百零三《忙或台传》，《元典章》卷六《台纲》二《体察》。 [71]《元史》卷三十八《顺帝本纪》。 [72]《元史》卷十八《成宗本纪》。 [73]余阙《青阳集》卷八书合鲁易之作颍川老翁歌后，《元史》卷四十一《顺帝本纪》。 [74]《元史》卷二百零五《卢世宋传》，《元文类》卷四十《经世大典序录》。 [75]《元史》卷九十六《食货志》。 [76]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七《奴牌》。 [77]《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 [78]《元史》卷一百六十二《李忽兰古传》，卷十《世祖本纪》，卷十九《成宗本纪》，《元典章》卷三十四《军役》。 [79]《元史》卷一百六十三《张雄飞传》。 [80]《元史》卷二十三《武宗本纪》。 [81]《元史》卷一百三十四《和尚传》，卷二十六《拜住传》，卷二十五《仁宗本纪》，《元典章》卷五十七《刑法》一九《禁典》《卖蒙古子女》。 [82]有高岩《元代奴隶考》。 [83]《元史》卷八十五《百官志序》，卷二十五《仁宗本纪》，卷三十九《顺帝本纪》，卷一百八十六《成遵传》，卷一百四十六《太平传》。 [84]《元史》卷一百九十二《王艮传》。 [85]《元史》卷一百八十四《王克敬传》，卷九十八《兵志》。 [86]《元史》卷十九《成宗本纪》，卷三十二《泰定帝纪》。 [87]《元史》卷六《世祖本纪》。 [88]《元史》卷一百零六《刑法志》《卫禁》。 [89]《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科举》。 [90]《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学校》。 [91]《元史》《成宗本纪》，卷八十二《选举志》。 [92]《元史》卷十《世祖本纪》。 [93]《元史》卷三十八《顺帝本纪》，卷一百零二《刑法志》《职制》。 [94]《元史》卷二百零五《帖木迭儿传》。 [95]《元史》卷一百零五《邢法志》《杀伤》。 [96]《元典章》卷四十四《刑部》六。 [97]《元史》卷七《世祖本纪》。 [98]《元史》卷三十八《顺帝本纪》。 [99]《元史》卷一百六十八《陈天祥传》。 [100]《元史》卷十四《世祖本纪》。 [101]《元史》卷三十九《顺帝本纪》。 [102]《元史》卷一百零五《邢法志》《禁令》。 [103]《元史》卷十《世祖本纪》，卷二十四《仁宗本纪》，卷二十九《泰定帝纪》，卷三十二《文宗本纪》。 [104]《元史》卷十五《世祖本纪》，卷四十三《顺帝本纪》。 [105]《元史》卷十四《世祖本纪》。 [106]《元史》卷十六《世祖本纪》。 [107]《元史》卷二十七《英宗本纪》。 [108]《元史》卷一百零五《刑法志》《禁令》。 [109]《元史》卷五十七《禁聚众》。 [110]《元史》卷三十九《顺帝本纪》。 [111]《元史》卷九十九《兵志》《镇戍》，《元文类》卷四十一《经世大典序录》《政典总序》。 [112]《元典章》卷二十三《户部》九《劝农入社事理》。 [113]《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色目人随便居住》。 [114]《元典章》卷二十三《户部》九《蒙古军人立社》。 [115]徐大焯《烬余录》。 [116]《元史》卷一百零五《刑法志》《禁令》。 [117]《元史》卷二百零五《帖木迭儿传》，柯绍忞《新元史》卷六十八《食货志序》。 [118]《二十二史札记》卷二十九《元代叛王》，《元史纪事本末》卷二《北边诸王之乱》，箭内互《蒙古库利尔台之研究》。 [119]《二十二史札记》卷二十九《元诸帝多由大臣拥立》，《元史纪事本末》卷十九至二十二。 [120]《元史》卷二百零五《奸臣传》，《元史纪事本末》卷七《阿合马桑卢之奸》，《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元世祖嗜利黩武》。 [121]《新元史》卷七十八《食货志》《赐赉》下，《元史》卷二十四《仁宗本纪》。 [122]陶宗仪《辍耕录》二《受佛戒》：“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受大宝，而近世陪位者九人或七人，译语谓之‘煖答世’，此国俗然也。”《元史》卷三十四《文宗本纪》：“至顺元年二月丁酉，帝及皇后燕王阿剌忒武纳答剌并受佛戒，己亥，命明宗皇子受佛戒，至顺三年十月甲子，皇弟燕帖古思受戒于西僧加儿麻哇剌。”《陔余丛考》卷十九《元时崇奉释教之滥》。 [123]张养浩《归田类稿》卷二《时政书》。 [124]《元史》卷二十四《仁宗本纪》，《新元史》卷六十八《食货志序》。 [125]《元史》卷一百八十四《陈思谦传》。 [126]吴晗《读史札记》《元代之钞法》。 [127]张养浩《归田类稿》卷二《时政书》。 [128]叶子奇《草木子》卷四《杂姐篇》。 [129]叶子奇《草木子》卷四《谈薮篇》。 [130]《辍耕录》卷十九《阑架上书》，《明太祖实录》卷六十。 [131]黄溥《闲中今古录》。 [132]《元史》《顺帝本纪》，《草木子》卷三《克谨篇》。 [133]《庚申外史》卷上。 [134]《元史》卷四十一《顺帝本纪》，卷六十六《河渠志》。 [135]《草木子》《克谨篇》，《庚申外史》卷上。 [136]何乔远《名山藏天因记》。 [137]《庚申外史》卷上，《明史》《韩林儿传》，陆深《平胡录》，高岱《鸿猷录·宋事始末》，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小明王。 [138]陆深《豫章漫钞》。 [139]《辍耕录》卷二十八《刑赏失宜》，《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小明王。 [140]《辍耕录》卷二十三《醉太平小令》。 [141]《辍耕录》卷二十七《扶箕诗》。 [142]《庚申外史》卷上。 [143]《庚申外史》卷上。 [144]《庚申外史》卷上。 [145]《草木子》卷三《克谨篇》。 [146]《元史》卷四十《顺帝本纪》：“至元五年十月壬辰，许男子裹青巾。” [147]《国初群雄事略》卷二《滁阳王》。 [148]沈节甫《纪录汇编》卷五明太祖《御制纪梦》。 [149]《纪录汇编》卷十一《皇朝本纪》。 [book_chapter]第二章 红军大帅 [book_title]一、九夫长 元至正十二年闰三月初一，朱元璋到了濠州城下。这时濠州仍然在元军包围中，元军虽然不敢攻城，远远地屯营对峙，城中红军还是不敢大意，城墙上布满了守兵，旌旗林立，城垛下堆满了擂石、石灰，守兵个个弓满弦，刀出鞘，巡逻哨探的更是川流不息。黎明时城门守兵挡住一个穿得极其破烂的和尚，盘问根脚，他只说是投军来的，更无别话，不由得引起了疑心，以为是元军的奸细，三言两语闹翻了，把和尚一索子捆了，派人报告郭元帅，请令旗要杀。郭子兴听了缘由，仔细一想，甚是可怪，若是奸细，怎能这般从容？也许真是来投顺的好汉，不要枉杀了好人。骑一匹快马赶到城门口，远远看见二三十个兵和老百姓围成一圈，人头攒动，指手画脚在骂着呢。连忙喝退众兵，只见一个个子高大，长得怪头怪脑的丑和尚，五花大绑，捆在拴马桩上。衣服虽然褴褛，露出的肌肉却很结实，眼睛里充满着火气，神色镇定，毫不害怕。子兴心里已有点喜欢，下马问明底细，知是孤庄村来的，入过教，是汤和写信叫他来的，和红军中好些弟兄都有来往，就喊人松了绑，收为步卒。[1] 元璋入了伍，参见了队长，逐日跟弟兄们上操，练习武艺。他体格好，记性强，才十几天工夫已是队里顶尖顶上的角色。几次出城哨探，他计谋多，有决断，态度沉着，临机应变，同队的都愿听他调度。每次出去，总是立了功，不损伤一人一卒，喜欢得连队长也遇事和他商量了。不知不觉过了两个多月。一日郭元帅带着亲兵出来巡查，经过元璋的营房，全队排成一字向主帅行礼，元璋身材高大，排在队头。子兴见了，记起那天的事，唤队长问这投效的心地和能耐如何，队长满口称赞，夸是千中选一的人才，子兴大喜，就吩咐升元璋做亲兵九夫长，调回帅府当差。[2] 元璋做事小心勤谨，又敢作敢为。得了命令，执行很快，办理得好。打仗时身先士卒，得到战利品，不管是金、银，是衣服，是牲口、粮食，扫数献给元帅。得了赏赐，又推说功劳是大伙儿的，公公平平分给同出去的战友。平时说话不多，却句句有斤两。又认得一些字，队伍上一有文墨的事情，元帅的命令，杜遵道、刘福通的文告，以至战友们的家信，伙伴们都找他解说。几个月后，不但在军中有了好名声：勇敢、能干、大方、有见识、讲义气、人缘好，甚至郭元帅也当他作心腹体己，不时和他商量事情，言听计从了。 郭元帅的第二夫人张氏，抚养了一个孤女，原是子兴的老友马公托付的。马公是宿州人，子兴起兵时，马公回到宿州，筹划起兵响应，不料回去不多久就死了。子兴十分感念，看待孤女甚好。子兴爱重元璋。要他出死力，和张夫人商量要招赘做上门女婿。张夫人也听说元璋才能出众，子兴脾气不好，和四个元帅都合不来，得有个细心能干的身边体己人帮着些，就一力撺掇，择日替两口子成婚。元璋平白地做了元帅娇客，前程有了靠山，更何况是元帅主婚，自然满口应承。从此军中就改称元璋为朱公子，有了身份了，起一个官名叫元璋，字国瑞。[3] 孙德崖一伙四个元帅，都是贫苦农民出身，性情直爽，有什么说什么，除了种庄稼，有力气以外，别的事情懂得少，也说不上来。军粮摊派，孙德崖一伙主张当然该多派地主，贫苦农民连饭都吃不饱，再派粮，不是要他们的命吗。郭子兴却有另一种主张，地主要少派些，横竖地面上只有数得出的几十家地主，派多了，地主吃不消，会逃跑，贫农小户虽然油水少，但是人数多，一家派一点，汇总起来就是一个大数目。两家里争来争去，子兴一张嘴吵不过四个人，心里很不服气。他又嫌他们一伙人粗里粗气，说话做事没个板眼，没个体统，虽然名位都在子兴之上，却看不上眼，相处久了，遇事就吵，益发嫌恶。两下里面和心不和，议事时孙德崖四个人一个见识，子兴总是摇头，拿话顶驳，有时还说些带刺的话伤人，使人不好受。孙德崖四人也讨厌郭子兴闹别扭，索性遇事都先商量好了，你不依也得依。每次议事，孙德崖四人按时来，子兴一肚子不高兴，总是迟到。谈不拢时，子兴发怒走开，四人也就把事办了，子兴越发不耐烦。有时几天才公会一次，子兴一来，四个人都瞪着眼睛看他。子兴觉着不对头，心里不安，也想不出主意，索性闲住在家，不管事了。五个元帅谁也管不了谁，谁也不服谁，各自发号施令，占了濠州大半年了，除了向四乡要粮秣、牲口以外，竟不能出濠州一步。子兴知道四个元帅合在一起对付他，这个亏吃定了，得有对付的主意才好，和元璋商量，元璋劝他打起精神，照常和四帅公会，商量办事，心一齐，力量就大，局面也就会好一些了。假如自己老不管事，却怪不得别人管事，凡是事总得有人管啊！因为不齐心，事情搞坏了，大家都得吃苦头，那时却也分不出你我了。子兴听了，第二天就出去公会，过不了三几天，又闹决裂了。两边的感情越搞越坏，都怕对方下毒手，互相猜忌提防。元璋劝说不动子兴，背地里向孙德崖赔小心，说好话，着意联络，以免真的闹翻了。[4] 九月间元丞相脱脱统“番”汉兵数十万攻徐州，招募了当地盐丁和趫勇健儿三万人，穿黄衣，戴黄帽，号为黄军，令做先锋。用巨石做炮，昼夜猛攻，城破，下令屠城，见人便杀，见屋便烧。芝麻李奋战逃出，被元兵逮住杀了。[5]彭大、赵均用率领残兵投奔濠州，脱脱命贾鲁领兵追击。[6]彭大、赵均用的兵势大，到了濠州以后，濠州五帅都受他们节制。彭大勇悍有胆略，有智数，敢作敢为，和郭子兴气味相投。赵均用出身社长，孙德崖一伙都向着他，两边明争暗斗，闹了好些日子。孙德崖想了个借刀杀人的法子，拿话来挑拨赵均用，说郭子兴眼皮浅，只认得彭将军，百般趋奉，对将军却白眼看待，瞧不起人。赵均用大怒，就派孙德崖即时率领亲兵，径来火并，在大街上冷不防把子兴俘虏了，毒打了一顿，锁闭在冷屋里。这时朱元璋正好出差在外，得信奔回，郭家大小正在着急忙乱，不知如何是好。元璋估计这桩祸事准是因为郭子兴厚彭薄赵，祸头是赵社长，要解这个结，非彭大出头不可。第二天他陪着小张夫人和子兴二子天叙、天爵，一径到彭大处央告，彭大听了，勃然大怒说：他们太胡闹了，有我在，谁敢害你家元帅！立刻喊左右点兵，元璋也全身盔甲，带兵团团围住孙家，掀开屋瓦，救出子兴。只见子兴项带木枷，脚带铁铐，浑身被打得稀烂。当时打开枷铐，背回私宅将息。赵均用知道彭大出头，怕伤了和气，只好隐忍着了事。[7] 贾鲁进围濠州，大敌当前，红军的头领们才着了慌，暂时放下嫌怨，一心一意坚守城池。从这年冬天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濠州整整被围了七个月，幸得城高濠深，粮食充足，元军不明城中虚实，以为只要围得水泄不通，断绝粮道、救兵，红军自然困死，不用损折兵将，便可取胜，因此两下相持，没有什么大战斗。一天，元将贾鲁病死，元军顿兵坚城之下，日久疲敝，军无斗志，主将一死，便解围他去。濠州方面，虽然松了一口气，也折损了不少人马，吃了大亏。 元璋奉命领兵攻五河，取定远。在元兵合围之前，又出兵攻怀远、安丰，招收壮丁。合围以后，又领奇兵突围出来，攻克含山县、灵璧县和虹县。 元兵他去，彭大、赵均用兴高采烈，彭大自称鲁淮王，赵均用自称永义王，郭子兴和孙德崖等五人仍然是节制元帅。[8] [book_title]二、小军官 濠州缺粮，兵力也缺。元璋想法子弄了几引盐，到怀远卖了，换了几十石粮食，献给子兴。[9]又回到钟离，竖起红军招兵大旗，少年伙伴和乡里徐达、周德兴、郭兴、郭英、张龙、张温、张兴、顾时、陈德、王志、唐胜宗、吴良、吴祯、费聚、唐铎、陆仲亨、郑遇春、曹震、张冀、丁德兴、孙兴祖、陈桓、孙恪、谢成、李新、何福、邵荣以及耿君用、炳文父子，李梦庚、郁新、郭景祥、胡泉、詹永亨等人，听说元璋做了红军头目，都来投效。其中徐达比元璋小三岁，生得长身高颧，性格刚毅武勇，和元璋十分契合。比元璋先来的汤和比元璋大三岁，身高七尺，倜傥有智谋，虽然已经做了军官，却对元璋格外尊重。邵荣打起仗来，英勇出众，和周德兴等人以后一直跟着元璋，冲锋陷阵，出生入死，成为元璋部下基本队伍。又都是淮西人，有着乡里、宗族关系，到了元璋的军事力量日益扩大的时候，这些淮西老将便都分别做了领兵将帅，成为军中的骨干。以后元璋做了皇帝，淮西诸将和幕府僚属都成了开国功臣，他们不但有汗马功劳，也有了政治地位，在明朝初年的政治局势中，淮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很突出的地位。 徐达等人投效红军以后，来投军的人便越发多了，不上十天工夫，招募了七百人，子兴大喜。至正十三年六月，升元璋做镇抚，从此，元璋就一跃成为带兵官了。[10]一年以后，又以军功升作总管。[11] 彭、赵二王的部队缺乏训练，纪律不好。元璋看出老是侷促待在濠州，不但不能发展力量，迟早还会闹事，便把新兵交代了，禀准主将，带领贴身伙伴徐达、费聚等二十四人，往南到定远掠地，又招收了一些人马。听说张家堡驴牌寨有“民兵”三千人，孤军无援，又断了粮，处境很困难。决定亲自去驴牌寨，那里的主帅原是郭子兴的相识，元璋告诉他，你孤军缺粮，附近有一支军队要来打你，你是顶不住的。为今之计，要就跟我们走，保全力量，否则就趁早转移，别的办法是没有的。那主帅答应了，说过几天就来。元璋留下骑士费聚等候。不料过了三天，费聚来报，变了卦了，他们要转移了。朱元璋立刻带了三百人又去，左说右说，不得要领，只好使计，派一个勇士去请那主帅议事。主帅刚一到，几百人就把他重重围住，边嚷嚷边走，走了十几里，再派人去传主帅的命令，就说是移营了，三千人就都跟着来了。朱元璋得到这支军队，就指挥它向东袭击横涧山。 横涧山有“民兵”二万，主帅是定远人缪大亨。他纠集了一大批地主武装力量，进攻濠州没有占到便宜，元兵溃走，他率众二万退守横涧山，元朝封为义兵元帅，派军官张知院监军。元璋令勇将花云带了队伍，趁黑夜敌人不防，四面包围，鼓声、呐喊声震天动地，张知院吓慌了，只身逃走。元璋部下有人和缪大亨交好，元璋派他劝缪大亨投降。缪大亨想想没有出路，只好答应。元璋得了当地七万人口，选出精壮二万，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队伍，用元璋自己的话来形容，真是：“赤帜蔽野而盈岗。”[12] 元璋得了这支生力军，立刻重新编制，加紧训练。他最看重纪律，在检阅新军时，特别指出这一点，恳切地训诫将士说：“你们原来是很大的部队，可是毫不费事就转到我这边来了。原因在哪里呢？一是将官没有纪律，二是士卒缺乏训练。现在我们必须建立严格的纪律，做到严格的训练，才能建功立业，大家都有好处。”三军听了，无不喜欢。[13]就这样，元璋不但有数量众多的骁将，也有了几万人的经过训练的大部队，为此后的军事活动打下了坚强的基础。 定远人冯国用、冯国胜（后来改名胜，又名宗异）两兄弟，家里有几百亩田地，几十家佃户，是个中小地主。两兄弟都喜欢读书，通兵法。国用深沉有计谋，国胜慓勇多智略。红军兵起，他们团结地方上的地主和乡民，结寨自保。只是力量单薄，怕被别的“民兵”大队伍吃掉。缪大亨一投降，越发自危，多方打听，知道元璋军队纪律好，便带领部队来投效，甚见亲信。元璋问以攻敌方向，国用以为建康（元集庆路，今南京）形势险要，古书上说是“龙盘虎踞”，是历代帝王建都的地方。如今应该先取作根据地，以后逐步发展，扩充地盘。不贪子女玉帛，多做好事，取得人民的支持，建功立业不是难事。元璋大喜，任用为幕府参谋。[14] 在南下攻滁州（今安徽滁县）的路上，定远人李善长到军门求见。善长是地方上有名人物，读书有智谋，善于料事，治法家学问。从他的经历，年轻时便能够一意读书，不必操心生活来看，出身于地主家庭是没有问题的。他和元璋谈得很投机。元璋问他四方兵起，什么时候才能太平？善长劝他学汉高祖，说汉高祖也是平民出身的，为人气量大，看得远，也看得宽。善于用人，也不乱杀人，五年工夫，便平定了天下。元朝不得人心，上下不和，已到土崩瓦解地步。濠州和沛相去不远，你如能学习这位同乡的长处，天下太平也就快了。元璋连声叫好，留下做幕府的掌书记（秘书长），嘱咐他：“如今群雄四起，天下糜烂，仗要打好，最要紧的是要有好参谋人员。我看群雄中管文书和做参谋的幕僚，总爱说左右将士的坏话，文武不团结，将士施展不了才能，自然非失败不可。将士垮了，好比鸟儿去了羽翼，主帅势孤力单，也非灭亡不可。你要替我做一个桥梁，调和和帮助将士，不要学那些幕僚的坏样子。”从这时候起，元璋心目中时时有个老百姓出身的皇帝同乡在做榜样，说话，办事，打仗，事事都刻心刻意向他学习。[15]善长也一心一意当好幕僚长，沟通将士、幕僚和主帅，以及将士间的意见。建议提拔有功和有能力的，处分不称职的将吏，使得部下都能人尽其才，安心做事。[16]但是，他也有致命的缺点，乡里观念是他很重的包袱。在战争年代，这个缺点还不很明显，到了南北统一以后，他对用人行政还是从淮西人的利害出发，朱元璋虽然倚靠淮西人的力量起家，却比李善长看得宽些、大些，他要倚靠全国各个地方可以倚靠的力量，因此，他们两人之间，在战争全局取得胜利之前，互相信任，利害是一致的，但在胜利以后，矛盾便逐步展开了，尽管关系很久很深，最后还是免不了彻底决裂。 滁州守军力量单弱，元璋的前锋长身黑面绰号黑先锋的花云单骑冲破敌阵，在如雷的战鼓声中，全军跟着进攻，把滁州占了。元璋亲侄文正、姐夫李贞带着外甥保儿（后起名文忠）得到消息，奔来投靠。说起家乡情况，才知道二哥三哥都已去世了，免不得大家哭了一场。又伤心又欢喜，伤心的是偌大一家人只剩了这几口，欢喜的是处在这样乱世，还能团聚。“一时会聚如再生，牵衣诉昔以难当。”[17]还有定远人沐英，父母都已死去，孤苦可怜。元璋把三个孩子都收养作义子，改姓为朱。原来收养义子是当时军队中流行的风气，带兵的将领要培养心腹干部人才，都喜欢收养俊秀勇猛的青年在身边，不但打仗时肯拼死命，在紧要关头，还可以用来监视诸将，起耳目心腹的作用。沐英在军中称为周舍，又叫沐舍，舍是舍人的简称（文武官员的儿子叫舍人）。元璋义子除朱文正、李文忠、沐英以外，还有二十几个，后来所占城池，专用义子做监军和将官同守：如得镇江用周舍，得宣州用道舍，得徽州用王附马，得严州用保儿，得婺州用马儿，得处州用柴舍、真童，得衢州用金刚奴、也先。此外还有买驴、泼儿、朱文逊等人。柴舍即朱文刚，后来在处州死难；道舍即何文辉，马儿即徐司马，保儿即平安，朱文逊小名失传，在太平阵亡，王驸马、真童、金刚奴、也先、买驴、泼儿、老儿，复姓后的姓名也都失传了。[18]至正十八年胡大海、李文忠占领严州后，两人意见不和，元璋派帐前都指挥使首领郭彦仁告诫李文忠说：“保指挥（保儿）我之亲男，胡大海我之心腹，前者曾闻二人不和。且保指挥我亲身也，胡院判（大海官衔行枢密院判官的简称）即我心腹也，身包其心，心得其安，心若定，身自然而定。汝必于我男处丁宁说知，将胡院判以真心待之，节制以守之，使我所图之易成。”李文忠代表元璋监视大将胡大海，并有节制之权。这一个例子说明了义子的作用，也说明了元璋驾驭将士的策略。[19] 除用义子监军以外，另一办法是规定将士家眷必须留在后方居住。这法子在刚渡江时便实行了。元璋统兵取集庆，马夫人和诸将家属留在和州（今安徽和县）[20]。取集庆后，定下制度：“与我取城子的总兵官，妻子俱要在京住坐，不许搬取出外。”“将官正妻留于京城居住，听于外处娶妾。”这样，将官顾虑妻子安全，自然不敢投敌以至反叛，平时征调差遣，也方便得多了。可是，也有相反的情况，后来骁将邵荣的怨望以至图谋暗杀朱元璋，正是因为常年征战，不能和家人团聚的缘故。 此外，他还提防将官和读书人勾结，规定：“所克城池，令将官守之，勿令儒者在左右议论古今，止设一吏，管办文书，有差失，罪独坐吏。”凡是元朝的官吏和儒士，都要由他自己选用，逃者处死，不许将官擅用。[21] 元璋进攻滁州时，彭大、赵均用率领濠州红军主力，攻下了盱眙泗州。两人为郭子兴的事结下怨恨，竟闹决裂了。均用和孙德崖四帅合成一伙，彭大孤立，手下得力的人也逐渐被均用收买过去，气闷不过，发病死了。他儿子早住接着也称鲁淮王，均用没把他看在眼里，倒也相安无事。郭子兴原来倚仗彭大做靠山，彭大一死，孙德崖几次寻题目要害子兴，碍着元璋在滁州有几万部队，投鼠忌器，不好下手，便撺掇均用下令牌调元璋来守盱眙，一箭双雕，一窝子收拾掉。元璋知道这是陷阱，委婉推辞，说是元军要来进攻，部队移动不得。又使钱买通均用左右得力人物，劝均用不要听小人挑拨是非，自剪羽翼，万一火并了，他部下不服，也不得安稳。说话的人又劝他好好地看待子兴，让他出气力，占地方，保疆土。成天有人在旁说好话，均用不由得不信，竟放子兴带本部人马到滁州。子兴一到，元璋交出兵权，三万多兵强马壮的队伍，旗积鲜明，军容整肃，子兴大喜。[22] 至正十四年十一月，元丞相脱脱统兵大败张士诚于高邮，分兵围六合。 张士诚原名九四，淮南泰州（今江苏泰县）白驹场人。泰州在海边，居民都靠晒盐过活，苦于官役过重，度日艰难，怨恨官府。士诚从小泼皮讲义气，有膂力，会武艺，和兄弟士义、士德、士信一家子都靠撑船贩私盐过日子，贩私盐利大，士诚轻财好赒济穷困，很得人心，私盐贩子推他做头目。当地地主拣便宜买私盐，又欺侮他们，有时赖账不给钱，也告不得状。弓兵丘义专和私盐贩子作对，受了士诚的贿赂，还不时寻事，三天两头拦截盐船。士诚气愤不过，趁各处兵起，带着兄弟和李伯升、潘原明、吕珍等十八壮士，杀了丘义和仇家地主们，一把火烧了房子。事情闹大了，索性招兵买马，盐丁们和无业游民、贫苦农民都来跟从，攻下泰州、高邮，占了三十六盐场，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年号为天祐。这是至正十四年正月间的事。[23] 元兵围六合，六合守将派人到郭子兴处求救。六合在滁州东面，是滁州屏障，要保滁州，就非守住六合不可。郭子兴和六合守将有嫌怨，不肯出兵，元璋费尽唇舌才说服了。元兵号称百万，诸将不敢去，推托求神不吉。子兴派元璋领兵出救。元兵排山倒海似地来攻，六合城防工事全被摧毁，守兵拼死抵住，赶修了堡垒，又给打平了。眼看抵挡不住，只好把老弱妇孺掩护撤退到滁州，元璋在中途设下埋伏，令耿再成佯装败阵逃走，元兵追击遇伏，滁州守军鼓噪迎击，元兵大败。元璋得了好多马匹，却顾虑到滁州孤城无援，恐元兵增兵围困，忍气打点牛酒，派地方父老把马匹送还，推说全是良民，团结守护，是为了防御寇盗，情愿供给大军军需给养，请并力去打高邮，饶了这一方老百姓吧。元兵打了败仗，丢失马匹，正没主张，怕受上官责备。一见来人说好话求情，马也送回来了，正好下场，就引兵他去，滁州算是保全了。[24] 元兵一退，郭子兴喜欢极了，打算在滁州称王。元璋劝他：滁州是山城，不通船只商贾，也没有险要地形可守。一称王目标大了，元兵再来怕保不住。子兴才放弃了做王爷的念头。[25] 脱脱大军用全力攻高邮，外城已被攻破，城中支持不住，想投降又怕不肯赦罪，正在两难间，张士诚急得唉声叹气，准备突围下海。突然间元顺帝颁下诏旨，责备脱脱，说他：“往年征滁州，仅复一城，不久又丢掉了。这回再当统帅，劳师费财，已经过了三个月，还无功效。可削去兵权，安置淮安路。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安置宁夏路。如胆敢抗拒，即时处死。”宣读后全军愤恨大哭，即时四散，一部分投入红军，红军越发强大。张士诚趁机出击，不但转危为安，而且从此基础巩固，地盘日渐扩大。 脱脱交出兵权，被押解西行，鸩死于吐蕃境上。[26] 这一变化，是蒙古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脱脱是蒙古贵族世臣，有能力，有办法，元顺帝极为信任，付以军政大权。从徐州攻下后，元顺帝就以为天下太平了，该好好享乐一番。宠臣哈麻背着人引进了会房中运气之术的西天僧，他能使人身之气，或消或胀，或伸或绷，号“演揲儿法”，也叫秘密佛法，多修法。顺帝大喜，封西天僧为司徒，大元国师。国师又荐了十个皇亲贵族会这佛法的，叫作十倚纳，内中有个叫老的沙的是顺帝的母舅。上都穆清阁修成，一溜儿几百间房子，千门万户，朝朝宴会，夜夜笙歌，君臣都玩昏了。哈麻的母亲是元宁宗的乳母。他出身宫廷禁卫，深得元顺帝宠爱，初时依附脱脱兄弟，做到中书右垂，有地位了，和脱脱的亲信闹意见，被调官为宣政院使，位居第三。哈麻恨极，向奇皇后和皇太子爱猷识里达腊挑拨，说立皇太子后好久没有行册命和告庙之礼，都是脱脱兄弟在阻挠，又诬告脱脱师老无功。脱脱出师在外，失去宫廷的支持，被贬毒死，哈麻代为丞相。 脱脱使计谋排斥伯父伯颜，取得相位，在对汉南人的政策上，却和伯颜一致。当红军初起时，凡议军事，不许汉南人参预。有一天，脱脱进宫报告军事，中书官（中书省的属官，机要秘书一类的官职）两人照例随后跟着，因为这两人是汉人，脱脱忙叫禁卫喝住，不许入内。又上奏本说，如今河南汉人造反，该出布告，一概剿捕汉人；诸蒙古色目犯罪贬谪在外的，都召回来，免得被汉人杀害。这榜文一出，不但河南，连河北汉人也不能不参加红军了，红军声势因之日益浩大。[27] 脱脱死后，元顺帝越发无所忌惮了，为所欲为。这时东南产米区常州、平江、湖州（今浙江吴兴）一带都被张士诚占领，浙江沿海地区被方国珍占领，往北运河沿线被红军控制，陆运和内河运输线全被切断了。另一粮食补给区湖广（湖南、湖北）也早已失去。南方的粮食不能北运，大都过百万军民立刻缺粮，闹粮荒，加上中原地区连年闹蝗灾、旱灾、兵灾，老百姓饿极只好吃蝗虫，大都的军民则连蝗虫也吃不上，饿死的不计其数，又闹瘟疫，惨到人吃人的地步。[28]在这样严重的境况中，元顺帝却毫不在意，在内苑造龙舟，亲自打图样，龙舟长一百二十尺，宽二十尺，驶动时龙的头眼口尾都跟着动，内有机括，龙爪自会拨水。元顺帝每登龙舟，还命盛妆彩女，两岸牵挽。[29]又自制宫漏，高约六七尺，宽三四尺，造木为柜，暗藏诸壶其中，运水上下。柜上设西方三圣殿，柜腰立玉女捧时刻筹，到时候自然浮水而上。左右站两金甲神，一悬钟，一悬钲，到夜里金甲神会按时敲打，不差分毫。当钟钲打响时，两旁的凤凰、狮子也会飞舞应和。柜的东西面有日月宫，飞仙六人立于宫前，到子、午时飞仙排队度仙桥到三圣殿，又退回原处。精巧准确，是空前的科学制品。[30]又喜欢搞建筑，自画屋样。爱造宫殿模型，高尺余，栋梁楹槛，样样具备，匠人按式制造，京师人叫他作鲁班天子。内侍们想得到新殿的金珠装饰，一造好就批评不够漂亮，说比某家的不如，他就马上拆毁重造，内侍们都发了财。[31]他爱好机械制造，爱好建筑艺术，爱好音乐歌舞，成天搞这祥，修那祥，就是懒得管政事，每日游船饮宴，打仗的事也不在意了。老百姓成批饿死，更是漠不关心。有限的一点存粮全运到女宠家里，百官俸禄只好折支茶纸杂物。宫廷里充满了腐臭淫乱的生活，表面上装点出一片繁丽升平的气氛。[32] 滁州在战乱后，突然增加几万大军，粮食不够吃，军心不安。元璋建议南取和州，移兵就食。虹县人胡大海生得高个子，黑脸膛，智力过人，带全家来归附。元璋就用他为前锋，一鼓攻克和州。至正十五年正月，子兴得到占领和州的捷报，派元璋做总兵官镇守。 元璋在子兴诸将中，名位不高，年纪又轻，奉命总兵，怕诸将不服。寻思了半天，想出主意。他叫人撤去大厅上主将的公座，只摆一条木凳子。次日五鼓，诸将先到，当时座位高低按蒙古习俗以右首为尊，元璋故意迟到，一看只留下左末一席，不作声就坐下了。到谈论公事时，诸将只会冲锋陷阵，要判断敌情，决定大事，却什么也说不出来，面面相觑。元璋随事提出办法，合情合理，有分寸，有决断，诸将才稍稍心服。末后议定为了更好地防御敌人进攻，要分工修理城池，各人认定地段长度，限三天完工。到期会同诸将查验工程，只有元璋认定的一段做完了，其余的全未修好。元璋沉下脸，摆公座朝南坐下，拿出子兴命令，对诸将说：“奉主帅令总兵，责任重大。修城要事，原先各人分别认定，就该如期完工。如今都延误了，一有敌情，这仗怎么打？军务紧急，竟这般不齐心，还有什么纪律？现在说明白，既往不咎，今后如再有不遵军令的，就要严格执行军法，可顾不得弟兄情分了！”一来确是子兴的令牌，元璋是和州的主将，违拗不得；二来诸将误了军机，理亏，作声不得。大家只好谢罪求饶。尽管如此，诸将还仗着是子兴老部下，面子上认输，心里仍然不服气。只有汤和小心谨慎，最听话，也最守纪律，做出一个榜样。李善长左右沟通，尽心调护，元璋的主将地位才逐渐巩固下来。从此，元璋又从总管升成总兵官，从带领几千人的小军官成为镇守一方的大将了。[33] 一天，元璋出外，有一小儿在门外啼哭。元璋问他为什么哭，说是等他父亲。问父在何处，说在官养马。母亲呢？说也在军营里，和父亲不敢相认，但以兄妹相呼。他不敢进去，只好在门外等着。原来子兴的部队数量发展大了，“民兵”“义兵”都成批地大量地掺杂进来。这些地主的武装队伍，成分复杂，流氓、地痞，什么样人都有。他们在攻破城池以后，就乱杀人，乱抢东西，俘虏壮丁，霸占妇女，闹得老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元璋认为情势严重，再这徉胡搞下去，军队是站不住脚的。立刻召集诸将，申明约束：“大军从滁州来此，人皆只身，并无妻小。入城后乱搞一起，虏人妻女，使老百姓夫妇离散。军队没有纪律，怎么能够安定地方？以后取城子，凡有所得妇人女子，唯无夫未嫁者许之，有夫的妇人不许擅有。”第二天召集全城男子妇女在衙前集会，让男子分列门外大街两旁，所虏妇女从门内一个接一个走出，下令是夫妇即便相认。一时夫妻父子纷纷互相叫唤，闹哄哄挤成一团，有哭的，有笑的，有先哭后笑的，也有又哭又笑的，一霎时有多少家庭团圆，也有不少孤儿寡妇在啜泣。原来惨惨凄凄路上断人行，商贾罢业的景象，登时改变了，和州城稍稍有了生气，不光是一座有驻军的城子，也是一座有人民的城子了。[34] 孙德崖因濠州缺粮，一径率领部队到和州就食。将领兵士携妻挈子，不由分说，占住和州四乡民家。德崖带了亲兵，进驻州衙。元璋无法阻拦，正在叫苦。郭子兴得了消息，也从滁州赶来，两个死对头挤在一处，多时积聚的怨恨集中爆发了。 子兴性情暴躁，耳朵软，容易听人闲话。开头有人说元璋多取妇女，强要三军财物，已是冒火。接着又听说孙德崖和元璋合伙去了，越发怒气冲天，也不预先通知，黑夜里突然来到。一进门，子兴满面怒容，好半晌不说话。元璋跪在下面，也不敢说话。突然子兴问你是谁，答说总兵朱元璋。子兴大喊：“你知罪吗？你逃得到哪里去！”元璋放低了声气说：“儿女有罪，又逃得到哪里去。家里的事迟早好说，外面的事要紧，得有个主张。”子兴忙问是什么事，元璋站起来，小声说：“孙德崖在此地，上回的事结了深仇。目前他的人，城里城外都挤满了，怕会出事。大人得当心，安排一下。”子兴一听，才明白元璋不是和孙德崖结成一伙，气就消了。 天还不亮，孙德崖派人来说：“你丈人来了，我得走了。”元璋知道不妙，连忙告诉郭子兴。又去劝孙德崖：“何必这样匆忙呢？”德崖说：“和你丈人相处不了。”元璋看德崖的神色，似乎不打算动武，就劝说两军同处一城，要走也得让部队先走，元帅殿后好镇压，免得临时出事故，伤了和气。德崖答应了。元璋放心不下，亲自替孙军送行，走了十多里，正要回来，后军传过话来，说是城里两军打起来了，死了许多人。元璋慌了，忙喊随从壮士耿炳文、吴祯靠近，飞马奔回。孙军抽刀拦住去路，揪住马缰绳，簇拥向前，见了许多将官，都是旧友，大家七嘴八舌，以为城内两军火并，元璋一定知情。元璋矢口分辩，边说边走，趁人不提防，勒马就往回逃。孙军的军官几十人策马迫赶，枪箭齐下，侥幸衣内穿了连环甲，伤不甚重。逃了一阵，马力乏了，追骑赶上，元璋中枪堕马，被用铁索锁住脖子。有人就要举刀砍杀，又有人劝住，说孙元帅现在城里，如此时杀了朱元璋，孙元帅也活不了。不如派人进城看明白再作道理。立时有一军官飞马进城，见孙德崖正锁着脖子，和郭子兴对面喝酒呢。郭子兴听说元璋被俘，也着慌了，情愿走马换将。可是两家都不肯先放，末后有人出个主意：郭子兴先派徐达到孙军作抵押，换回元璋，元璋回到城里再放孙德崖，孙德崖回去了，再放回徐达。元璋被孙军拘囚了三天，几次险遭毒手，亏得有熟人保护，才能平安脱身回来。[35] 元至正十五年（宋龙凤元年）二月，红军统帅刘福通派人在砀山（今江苏砀山）夹河访得韩林儿，接到亳州，立为皇帝。又号小明王，臣民称为主公。建国号为宋，年号龙凤。拆鹿邑太清宫木材，建立宫殿。小明王尊母杨氏为皇太后，以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刘福通、罗文素为平章政事，福通弟刘六为知枢密院事。军旗上写着鲜明的联语：“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上联声言要统一全国，下联说明这个政权是继承赵宋的。杜遵道的出身是元朝枢密院椽史，做了元相，得宠擅权。刘福通不服他，私下埋伏甲士，挝杀遵道，自为丞相。不久又改做太保。红军军政大权全部掌握在他一人手里。韩宋刚刚建立的新政权，还没有完备、巩固，内部就发生冲突，自相残杀，削弱了自己的力量。[36] 郭子兴恨死了孙德崖，逮住了正要杀害，出一口气，为了交换元璋，只好放走。心中怏怏不快，成天忧郁发闷，得了重病，三月间不治身死，葬在滁州。军中军务由子兴子天叙，妇弟张天祐和元璋共同掌管。正在发愁，主帅新死，万一元军来攻，孤军无援，又怕孙德崖乘机来接管兵权，无法应付。正好杜遵道派人来计较立帅，军中公推张天祐到亳都面议，不久就带回小明王命令，委任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军中文告都用龙凤年号。[37] [book_title]三、大元帅 和州都元帅府三个元帅，依军中阶级说，郭天叙是主帅，张天祐和朱元璋是副职，一切军务都应该由都元帅发号施令。但是，一来郭天叙年轻，没有军事经验，出不了主意，张天祐一勇之夫，逢事无决断；二来朱元璋不但有大批勇猛善战的贴身伙伴——徐达、邵荣、汤和等战将，更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系统的军队，这支军队占郭子兴军事力量的很大比重；第三，元璋处心积虑，要自立门户，又有李善长、冯国用等一帮弄文墨的做助手，越发施展得开。以此，元璋虽然在军中坐的是第三把交椅，却做得主，办得事，俨然是事实上的主帅。 虹县人邓愈，十六岁就跟父兄参加红军，父兄都阵亡了，邓愈带着部队，每战挺身当前，先登陷阵，军中都服其勇武。怀远人常遇春，勇猛过人，精于骑射，世乱没活路，跟人做了些时候强盗，眼看那些头目只会打家劫舍，没出息，不成气候，决心自找出路。两人都来投奔，邓愈有队伍，命为管军总管；常遇春以勇猛命做前锋。[38] 和州东南靠长江，城子小，屯驻的军队多。元兵几次围攻之后，虽然坚决顶住，却又闹粮荒了。跨过长江，正对面是太平（今安徽当涂）。太平南邻芜湖，东北达集庆（今江苏南京），东倚丹阳湖。湖周围的丹阳镇、高淳、溧水、宣城都是产米区。部队没饭吃，却眼看着对岸有成仓成库的粮食，只是被长江隔断了，怒涛汹涌，浪花起伏，没船只如何过得去？即使有船，少了也不济事，总得上千条才行，一时又怎么打造得起来？即使有了那么多船，没有水手又怎么驶得过去？元璋和文武将佐昼夜商量，也没个主意。 正好巢湖水军头目李扒头（国胜）派部将俞通海来商量军事。原来从颍上红军起义以后，巢湖周围地区彭莹玉的门徒金花小姐、赵普胜、李扒头等人纷起响应。至正十二年李扒头据无为州，双刀赵（普胜）据含山寨，联结各地起义头目俞廷玉、通海、通源、通渊父子，廖永安、永忠兄弟，赵仲中、仲庸兄弟，桑世杰、张德胜等人，和元军力战。在一次大战中，金花小姐战死，李扒头、双刀赵退屯巢湖，建立水砦，有一千多条大小船，万多人水军，因为都是彭莹玉的门徒，这水砦就称为彭祖家，也叫彭祖水寨。大伙推李扒头做大头目，双刀赵坐二把交椅。他们和庐州（今安徽合肥）头目左君弼结下怨仇，吃了好多回败仗，势孤力单，三次派人来求救兵。元璋大喜，亲自到巢湖连络，劝以与其死守挨打，不如两家合力，一起渡江，寻谋出路。正好五月间梅雨季节，一连下了二十几天雨，大小河流都涨满了水，毫不费事，船只鱼贯出了巢湖。双刀赵不愿和元璋合伙，半路上率领所部逃归彭莹玉，余下大小船只扫数到了和州。[39] 龙凤元年（元顺帝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六月初一日，元璋率领徐达、邵荣、冯国用、汤和、常遇春、邓愈、耿君用、毛广、廖永安、李善长诸将分领水陆大军乘风渡江，直达采石。常遇春跳上岸，挥戈奔向元军，诸军鼓勇续进，元兵惊溃，缘江堡垒，一齐归附。红军将士饿了多时，一见粮食牲口，欢天喜地，抢着搬运，打算搬回和州慢慢享用。元璋和徐达商量，退守和州，过些日子还得闹饥荒，不乘势打开局面，更待何时？决计乘胜直取太平。下令把船缆都砍断了，把船推入急流，霎时间大小船只顺流东下，江面上空空如也，片帆不见，诸军慌乱叫苦。元璋使人喊话，前面就是太平府，子女玉帛，无所不有，打下了随意搬回家。军士听了，饱餐后径奔太平城下，一鼓攻克。正要大杀大抢，元璋事先叫李善长写了禁约：“不许虏掠，违令按军法处置。”四处张贴，还派一班执法队沿街巡察。军士看了只得住手。有一小兵犯法，立时斩首。太平一路的百姓顿时安定下来。又怕军心不稳，勒令当地大财主献出些金银财帛，分赏将士，大小三军无不欢喜。[40] 从和州渡江是巢湖水军的功劳，李扒头起了野心，打算吞并元璋的军队，在船上摆酒庆功，阴谋杀害。桑世杰不以为然，劝阻不住，便暗地告知元璋，元璋推病不去。隔几天，元璋设宴回请，李扒头不防，被灌醉捆住手脚，丢在江里。扒头手下诸将，全部投降。元璋从此又有了水军。[41] 太平地方儒士李习、陶安率领地方父老出城迎接红军。陶安建议：“如今群雄并起，攻城夺邑，互相雄长。他们眼里只看见子女玉帛，烧杀抢掠，成不了气候。将军若能一反群雄所为，不杀人，不掳掠，不烧房子，东取集庆，据其形势，出兵以临四方，是可以平定天下的。”元璋很以为然，留陶安在元帅府做令史。下令改太平路为太平府，以李习为知府。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元璋自任元帅，以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潘庭坚为帅府教授，汪广洋为帅府令史。点乡下老百姓精壮的做民兵，居民积蓄扫数运进城来，命诸将分守各门，修城浚濠，准备固守。[42] 元兵分两路包围太平：水路以大船封锁采石，堵住红军的归路；陆路由“义兵”元帅陈埜先率军数万进攻，形势急迫。元璋亲自率领壮士拼命拒守。新讨的二夫人孙氏，劝他把府库的金银抬到城上，分给有功将卒，鼓舞士气。徐达别出一军、绕到敌人背后，前后夹击，元军大败，生擒陈埜先。元璋劝他投降，宰白马、乌牛祭告天地，结为兄弟。第二天埜先全军归降，合军进攻集庆。 埜先的妻子被留在太平做质，部下被张天祐领去攻集庆。他家是大地主，极恨红军，暗地里嘱咐部下，只装作打仗的样子，千万别认真打，三两日内自己脱了身，就回来打红军。七月间，红军进到集庆城下，元朝守将福寿力战，张天祐带的人只有小半人在打，大半人在看，结果吃了一个大败仗，回来好生没趣。 九月间，郭天叙、张天祐和陈埜先合军再攻集庆，把集庆团团围住，打了七天，埜先早已和元将福寿约好，城内外表里夹攻。他备宴请两个元帅吃酒，席间伏下壮士，生擒郭天叙、张天祐，送给福寿，即时杀了。元军乘机反攻，红军大败，死了两万多人。陈埜先一鼓作气，追击红军到溧阳，当地元朝“民兵”不明底细，只听说他投降了红军，设下埋伏，也把他杀了。部队由从子兆先接管。[43] 郭、张二帅死后，子兴的旧部就全归元璋指挥了。他现在是名实一致的都元帅，小明王麾下的大将。子兴的三子天爵，后来小明王命为中书右丞，在元璋底下做官，无兵无权，不免发牢骚，和子兴一部分老部下合谋，想除掉朱元璋，自立门户，被发觉后处死。[44] 元璋率领大军渡江，马夫人和将士的家眷仍留在和州。和州是后方基地，得有亲人镇守，将士家眷有人照看，也可以使将士安心作战。和州和太平的交通只有水路，虽然七八个月来，陆续占领了溧水、溧阳、句容、芜湖一些城子，集庆孤立，三面被包围，可是水路却被元军切断了，消息不通。一直到龙凤二年二月，元璋大败元水军，尽俘其舟舰以后，两地的交通才完全杨通，军心也安定了。 三月初一，元璋自太平亲率水陆大军并进，三攻集庆。城外屯兵陈兆先战败投降，得兵三万六千人。集庆城破，守将福寿战死，水寨元帅康茂才和军民五十余万归降。元璋入城后，召集官吏军民大会，剀切宣告：“元朝政治腐烂，到处起兵反对它，老百姓吃够了苦头。你们困处危城，成天担心害怕，生命没有保障。我带兵到这里是为你们除乱的。大家都要各安职业，不要疑惧；贤人君子愿意跟我建功立业的，以礼任用；做官的不许横暴，作践百姓；旧制度对百姓不好的立刻改掉。”一番话安定了人心，建立了正常的秩序。老百姓高兴极了，互相庆贺。当下改集庆路为应天府，设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以廖永安为统军元帅，以赵忠为兴国翼元帅守太平。儒士夏煜、孙炎、杨宪等十几人进见，先后录用。小明王得到捷报后，升元璋为枢密院同佥。不久又升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李善长为左右司郎中，以下诸将都升元帅。[45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