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朱子 [book_author]孙毓修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史学,完结 [book_length]39009 [book_dec]《少年丛书》之一，《少年丛书》最早于1908年冬天由张元济主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出版，又名《中外伟人的传略》。《少年丛书》共28册，分别讲述了28位中外名人的人生故事。《朱子》孙毓修著。 朱熹， 字之晦,一字仲晦,号 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江西)人。南宋 哲学家、教育家。曾任秘书阁修撰等职,并讲学庐山白鹿书院。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 《朱子语类》等多种。据清人梁章钜《楹联丛话 ·卷一》载:“《朱子全集》卷后所附载联语尚 多,谨摘录如左,以见南宋时楹帖盛行,虽大 贤亦复措意于此矣。”唯朱熹联语颇欠文采, 而多含道统。如“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 古人心。”等。 [book_img]Z_6447.jpg [book_title]第一章 总论 生民之初，治教皆统于圣王，故曰作之君、作之师（《尚书·泰誓》中语）。小民受成而已，故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见《庄子》）。至孔子时，世衰道微久矣，周天子不能兼君师之职，而师道属于孔子。内明学说，外阐王道，固已师表万世。自是以来，君师分权，大儒辈出，相与扶世道人心于不敝焉。 秦汉以来，诸儒于籍去书焚、师异指殊之后，急于考订文字，辨析名物，未暇讲明义理也。训诂明而义理出，义理出而圣人之道明。天若故留此事，以待后贤，而为哲学界中，放一异彩者。至宋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极关辅，千里之内，名贤接踵，声应气求，若合符节。曰极、曰诚、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气质、曰天理、曰人欲、曰阴阳鬼神，若此等类，凡皆圣门讲学之枢要。而千数百年，习浮踵陋莫知其说者，至是脱然如沈疴之忽起，大寐之遽醒，可谓快哉。而集大成者，朱文公也。 宋之理学大儒，前乎文公者，有周濂溪敦实（道州营道县人，字茂叔，原名敦实，后避英宗讳，改名字敦颐，学者称濂溪先生，谥元公）发明太极图。而箸通书有程明道颢（字伯淳，世居中山博野，后徙河南，为河南人，学者称明道先生，谥曰纯公）、伊川颐（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明道弟也，谥曰正公，世亦称明道为大程子、伊川为二程子，皆从周子学）上承师说，而下启来者。张横渠载（字子厚，其先大梁人，备凤翔县横渠镇之南，谥曰明。弟戬，字天祺，亦知名）著《西铭》，邵康节雍（字尧夫，其先范阳人，后徙为洛阳人，谥康节，子子文伯温能世其学）创《皇极经世》内外篇。之数子者，并能一扫宋以前墨守传注之陋习，另辟径路，卓然自立，而为格物穷理之魁杰。所谓曰极、曰诚、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气质、曰天理、曰人欲、曰阴阳鬼神者，切磋之，分别之，亦几无余蕴矣，然犹未能尽也。 朱文公出，强志博见，凌高厉空，自受延平李子（李侗，字愿中，剑浦人，世称延平先生，谥文靖），退然如将弗胜，于是敛华就实，反博归约。迨其蓄久而思浑，资深而行熟，则贯精粗，合外内，先贤之精蕴，百家之异议，毫分缕析，如视诸掌。同时张宣公（名栻，字敬夫，学者称为南轩先生，溪州县竹人，忠献浚之子也）、吕成公（名祖谦，字伯恭，浙江金华人，学者称为东莱先生，其先世莱州人，徙寿州。六世祖宰相夷简徙开封，祖好问随高宗南渡，仕至尚书右丞，卜居金华。自四世祖希哲从程颢游，以儒行名于世，故其家子孙有中原文献之传）同心协力，以闲先圣之道，而不永其年，论述靡竟，惟朱子巍然独存。中更学禁，自信益笃，盖自《易》《诗》《中庸》《大学》《论语》《孟子》，悉为之推明演绎，以至“三礼”、《孝经》，下迨屈韩之文、周程邵张之书、道家之言、司马公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为之论著。然后帝王经世之规，圣贤新民之学，粲然中兴。学者习其谈，惟其义，则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实不离乎匹夫匹妇之所知；大至于位天地育万物，而实不外乎暗室屋漏之无愧！呜呼至矣。 上古时期，国家的治理和教化全部由圣君明王负责，因此圣王是人民的领导、人民的老师（出自《尚书·泰誓》）。普通百姓只是享受圣王治理的成果而已，因此说百姓没有必要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只需要顺从帝王定下的规则就行了（参见《庄子》一书）。到孔子生活的时期，世风衰败，道德沦丧，周朝的天子很长一段时期都不再能扮演领导和老师的角色，教书育人的任务落到孔子头上。夫子在内追求修身的道理，对外阐述圣王之道，已经成为历代值得学习的榜样典范。从此之后，君主和老师的角色就分开了，学问渊博的儒者大量涌现，都致力于扭转世道人心沦落的局面。 从秦、汉以来，各位儒者在经历了秦朝焚书和汉朝罢黜百家、人们的学习遵从不同学派、有着不同追求之后，他们急迫地想要考证和修订典籍，辨析事物的名称和实体，还来不及阐述其中的义理。能够把字义和词义搞清楚，道理自然就明晰了；道理明晰了，那么圣人之道就明白了。上天好像是故意把这件事留着不做，以等待后世的贤人，从而在哲学界中产生一位能有突出成就之人。到宋朝鼎盛时期，南起湖南，北到黄河、洛河一带，西到陕西中部地区，千里之内，著名的贤人接连出现，志趣相投的人彼此应和，如同兵符一样完全吻合。其中有研究极、诚、仁、道、忠、恕、性命、气质、天理、人欲、阴阳、鬼神等等类似这样的问题，这些都是讲解圣人学问的关键问题。一千多年来，大家跟着错误的方向，没有人能深刻领会其学说旨意，到现在才忽然像是久治不愈的病一下子痊愈、睡了很久突然醒悟过来一样，真是大快人心。这其中有一位传统学术取得突出成就、吸纳百家之长的大家，就是朱文公。 宋朝理学界的大儒，在朱熹之前有濂溪先生周敦实（道州营道县人，字茂叔，原名周敦实，后来为了避宋英宗的名讳，改名为周敦颐，学者称他为濂溪先生，谥号元公），研究创制了太极图。撰写儒学通书的有明道先生程颢（程颢，字伯淳，世代居住在中山的博野县，后来迁居河南，为河南人，学者称他为明道先生，谥号纯公）、伊川先生程颐（程颐，字正叔，学者称他为伊川先生，他是明道先生的弟弟，谥号正公，世人也将明道先生称为大程子，伊川先生为二程子，他们都在周敦颐门下求学），他们继承了老师的学问，为后来人开辟了道路。横渠先生张载（字子厚，祖籍大梁人，后迁徙到凤翔县横渠镇南边，谥号明。他弟弟张戬，字天祺，也非常出名），创作了《西铭》。康节先生邵雍（字尧夫，他祖先是范阳人，后来迁到洛阳，谥号康节，他儿子邵伯温能够继承他的学说）创作了《皇极经世》内外篇。这些学者，都能够扫除宋朝以前拘泥于古人注解的陈规陋习，另找新的途径方法，并取得卓越的成就，自成一派，成为了穷究事物义理的杰出人物，跟那些研究极、诚、仁、道、忠、恕、性命、气质、天理、人欲、阴阳鬼神等学说的人，相互研讨勉励，分辨其中的不同，也基本上都将其中的道理呈现出来，然而仍然没有能够达到顶峰。 朱熹出现后，强于记忆，见识广博，目光高远，受学于延平先生李侗（李侗，字愿中，剑浦人，世人称他为延平先生，谥号文靖），谦卑之貌好像难以承受，于是收敛其外在光华，追求其内在实质，从广博归于简约。等到长期积累之后思想越发浑厚，阅历逐渐丰富，践行圣贤之道也更加娴熟，无论精细还是概略、无论是内修还是外治都能融会贯通，先贤的思想精髓，诸子百家的不同观点，都能够细致详尽地剖析，好像看自己的手掌一样清晰。同时期，还有张宣公（名张栻，字敬夫，学者称他为南轩先生，溪州县竹人，张忠献的儿子）、吕成公（名吕祖谦，字伯恭，浙江金华人，学者称他为东莱先生，祖籍在莱州，后迁入寿州，他六代前的祖先吕夷简曾官至宰相，迁居到北宋首都开封，曾祖父吕好问追随宋高宗南渡黄河，官至尚书右丞，择地居住在浙江金华，他的四世祖吕希哲与程颢交游，以儒行闻名于世，因此他家中子孙有中原文献古籍相传）志趣相同，致力于研究先圣之道，但两人年岁有限，相关著作没有完成就去世了，只有朱熹一人巍然存于世间。中年又遭受“庆元学禁”的迫害，让他对理学的追求更加坚定，从《易经》、《诗经》、《中庸》、《大学》、《论语》、《孟子》开始推演铺陈，延伸到《仪礼》、《周礼》、《礼记》及《孝经》，乃至屈原、韩愈的文章，周敦颐、二程、邵雍、张载的著作，道家的言论，司马迁的《史记》，前代贤人的言语行为，都分别进行了论述分析。然后先世帝王治理国家的做法、圣贤教化百姓的学说，由此开始辉煌灿烂，由衰转盛。学者研习他的言论、尊崇他的义理，由是知道天地人三才的根本是相同的，抽象道理与具体事物的核心是一致的。他的思想深邃到能够探求无极太极的奥妙，但是又不脱离普通百姓的认知水平；理论宏大到参究天地之间的万物规律，但又不外乎在暗室和隐秘处也不会有羞愧之心！真是达到极致啊！ [book_title]第二章 家学与师门 朱子，名熹，字仲晦，又字元晦。晚居建阳之考亭，学者称考亭先生，谥曰文（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又名五二），婺源松岩里人也。父松（字乔年）擢进士第，入官尚书郎，以不附秦桧和议去官，学者称为韦齐先生（松性卞急，因取古人佩韦之义，名其居曰韦齐，以自警焉），为建州政和县尉，遂寓建之崇安五夫里。而文公则生于南剑尤溪之寓舍云。 文公幼即颖异。生四岁，父指天示之曰：“天也。”问曰：“天之上何物？”韦齐异之。人必心有所疑，而后勉力乎学问，文公少即怀疑如此。五岁入小学，八岁读《孝经》，题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尝从群儿戏沙上，独端坐，以指画沙，视之，八卦也。初读《孟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贤可必至。韦齐在日，即受学于家庭。夫韦齐亦非常人也。伊洛之学，源于二程子，传之者杨文靖公，时世所称龟山先生者也（文靖，字中立，南剑州将乐人）。罗豫章（名字彦仲、仲素，南剑州人，学者称为豫章先生，谥文质）、李延平又从龟山学，而得其传。韦齐师事二人，而尤服膺龟山，痛自刻厉，刮浮华以趋本实，日诵《大学》《中庸》之书，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文公得名父之熏陶，其根器固已与人不同。绍兴（宋高宗年号）十三年癸亥春，韦齐疾革。时文公止十四岁，学业未成。韦齐弥留之际，所最恋恋而不能恝然者也。手自为书，属遗孤于刘屏山（名子翚，字彦冲，少传子羽之弟）、刘草堂（名勉之，字致中，白水人，学者称为草堂先生）、胡原仲（名宪，籍溪人）三先生之门，顾谓文公曰：“此三人者，吾友也，学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听。” 韦齐临殁，又以家事属屏山之兄子羽，子羽为筑室于其里第之傍，文公奉母夫人迁而居焉。乃遵遗训，承学于三君子之门。三君子抚教如子侄，草堂因以其女妻之。尝与屏山讲学武夷山，去家颇远，屏山于中途建歇马庄，以为休止之所。屏山身后，始以其田归之屏山之子。二刘早亡，亲炙甚少，独事籍溪胡公为最久。 【批评】 史言朱子幼即颖异，观其所为，诚哉其颖异也。然小时了了，大未必慧。盖天分如种子，种子虽美，又恃人之培植，未必种子好，就得佳果。 观韦齐之自待，甚不薄矣，教其子者，自不宜薄。临殁之日，不以家贫子幼为念，惟为择贤师友而托之，可谓知本矣。以此教子，君子知其后必大。二刘籍溪，受韦齐之托，便慨然引为己任，视故人子，无异子侄。子羽且为筑室里第之傍，以便护视，热肠古道，令人可歌可泣。韦齐可谓识人矣。 元晦之字，出于屏山，其词曰：“冠而钦名，粤惟古制。朱氏子熹，幼而腾异，友朋尚焉，请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义，木晦于根，春荣晔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昔者曾子，称其友曰，有若无，实若虚，不斥厥名，而传于书。虽百世之远也，揣其气象，知颜子如愚，迹参并游，英驱岂无他人，夫谁敢居。自诸子言志，回无欲无伐，一宣于声，终身勿越，陋巷暗然，其光烈烈。从事于斯，惟参也无惭，贯道惟一，省身则三。夹辅孔门，翱翔两骖，学的欲正，吾知斯之为指南。”期以颜曾，而不及其他，屏山可谓善颂。 先是韦齐尝过建阳，至考亭，爱之，书日记曰：考亭溪山清邃可以卜居。光宗绍熙二年，公自漳州归，迁居考亭，以成韦齐之志。孝子之用心，无微不至如此。 朱子，名熹，字仲晦，也字元晦。晚年居住在建阳一个叫考亭的地方，因此学者也称他为考亭先生，谥号为文（他小名叫做沈郎，小字季延，又叫做五二），祖籍在婺源县松岩里。他父亲是朱松（字乔年）通过了殿试成为进士，担任尚书郎一职，因为没有附和秦桧与金朝议和的主张被罢免官职，学者称他为韦齐先生（朱松性情急躁，因此借鉴古人佩戴熟皮用来自戒急躁，把他的居室命名为韦齐，从而自我警醒）。因为他担任建州政和县的县尉，于是在福建崇安的五夫里这个地方安居下来，朱熹就出生在南剑州尤溪县的住所里。 朱熹年幼的时候就聪明异常。四岁的时候，他父亲指着天上对他说：“这是天。”他问道：“在天的上面还有什么东西呢？”朱松惊讶不已。人必然是心中先存有疑惑好奇，然后才能尽力学习知识释疑解惑，朱熹年幼的时候就怀有这样的好奇之心。五岁的时候进学，八岁的时候就学习《孝经》，在书上做笔记说：“若不如此做，便不成人。”他曾和一群小孩儿在沙堆上玩耍，唯独他端坐着，用手指在沙上画，一看，他画的竟然是八卦图。他才开始学习《孟子》的时候，读到“圣人和我们是同一类人”这句话，就十分高兴，认为自己一定能做到圣贤那样。朱松还活着的时候，朱熹就在家里学习。朱松也不是一般人。伊洛理学，是由程颢和程颐创建的，这一学派的传承人是杨文靖公，就是人们传说的龟山先生（杨文靖，字中立，南剑州将乐人）。罗豫章（字彦仲、仲素，南剑州人，学者称他为豫章先生，谥号文质）和李延平又跟随龟山先生学习，从而得到真传。朱松拜两人为师，而且特别佩服龟山先生的学识，对自己要求苛刻严厉，去除表面上的虚浮，追求本源实质，每天读诵《大学》、《中庸》这类书，把功夫下在获取知识、使自己心志真诚上面。朱熹受到这样学识著名的父亲的濡染影响，他的品行器量自然就与常人不一样。绍兴（宋高宗的年号）十三年癸亥年的春天，朱松病重。当时朱熹才十四岁，学业还没有完成。朱松在病危将死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件事。于是他亲自写信，将朱熹托付给刘屏山（名子翚，字彦冲，刘少传、刘子羽的弟弟）、刘草堂（名勉之，字致中，白水人，学者称为草堂先生）、胡原仲（名宪，籍溪人）三位老师的门下，看着朱熹说：“这三个人，是我的好友，学问非常深邃，我对他们很敬重，我死了以后你就去把他们当做父亲一般侍奉，他们教导什么都要听从。” 朱松临近去世的时候，又把家中的事务交付给刘屏山的哥哥刘子羽，刘子羽在他家旁边为朱熹母子建了一间房子，朱熹侍奉着母亲迁居到这里，然后按照父亲的临终嘱咐，在这三位老师的门下接受教育。三位老师抚育教导朱熹如同对待自己的子侄一般，刘草堂还将他的女儿嫁给朱熹。朱熹曾经跟刘屏山到武夷山讲学，离家距离很远，刘屏山就在路途中间建造了一个歇马庄，用作讲学来回中途休息的场所。刘屏山死后，朱熹把他的田地给了刘屏山的儿子。刘草堂和刘屏山去世都比较早，朱熹受他们教导很少，唯独跟随绩溪胡原仲的时间最长。 【评论】 史书上说朱熹年幼时就聪明异于常人，看他的所做所为，确实是非常聪明过人。然而人少年时聪明，长大了未必就有才智。人的天分就像种子一样，种子虽然好但也要依靠人的栽培，不一定好的种子就会结出好的果实。 看朱松自己研究学问，自我要求极为严格，他教导他的儿子，自然不会放松要求。临死的时候，他不忧虑以后家中贫困、孩子尚且年幼，唯独将选择贤师良友这件事托付于人，可以说是抓住根本了。用这样的言行教导孩子，君子知道他的后代必然会有很大作为。刘屏山、刘草堂、胡原仲三人，受到朱松所托，慷慨地把所托之事当做自己的责任，对待故人的儿子，无异于对待自己的子侄。刘子羽甚至还在朱家附近为其母子建房居住，以方便照顾，这种待人厚道真诚的态度，让人感动流涕，朱松可算是有识人之明啊。 朱熹的字“元晦”，是出自刘屏山之手，取字时他做的词是：“成年加冠就取字，是遵循古代礼制。朱家后人朱熹，年幼就聪颖过人，和道德高尚的人交往。现在请求给他赐字，赐字叫元晦。这个字的含义是，树木的能量在根部，人的能量在修身，内心精神智慧将充实丰富。以前曾子称赞他的朋友说，有学问就像没学问一样，满腹知识却像一无所知一样，不排斥别人的意见看法，然后青史留名。虽然间隔的时代久远，揣摩圣贤们的气概，就知道颜渊好像很愚钝的样子，与曾参一起游学，孔子弟子中才能出类拔萃的人怎么会没有，但谁又敢列于颜渊之前呢。自从孔子让弟子各言其志，颜渊说自己没有过多的欲望、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之后，一说出这句话就能做到终身践行，从来没有逾越他的诺言，虽然居住的巷子昏暗简陋，但他的人格魅力却闪耀出耀眼的光芒。贯彻圣人之道在于专一，曾参每天三次反省自己。他们继承和传播孔子的学说，如同车前两侧的骏马一样驰骋。学问想要步入正道，我知道这些人可以作为努力的方向。”刘屏山期望朱熹成为颜回、曾子这样的人而不提其他圣贤之人，真是善于祝愿啊。 最初，朱松曾经经过建阳，到了考亭这个地方，非常喜欢，于是在日记中写道：考亭山清水秀，可以在这个地方选择一处居住。宋光宗绍熙二年，朱熹从漳州回老家后，就迁居到考亭，从而完成朱松的遗愿。作为一个孝子，朱熹孝敬父母的心思竟细心周到到这种程度啊。 [book_title]第三章 出试同安 宋世取士，亦行科举之法。文公以绍兴十七年，举建州乡贡。考官蔡兹谓人曰：“吾取中一后生，三篇策皆欲为朝廷措大事，他日必非常人。”明年春，登王佐榜进士，列第五甲第九十人，准剌赐同进士出身。二十一年春，诠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 学人常不胜吏事，文公则不然。在同安时，莅职勤敏，纤悉必亲，苟利于民，虽劳无惮。廨中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轩，以令甲所当为者大书楣间。每点追税，必先期晓示，出入之簿，逐日点对签押，以免吏人作弊。 同安有寇警，分守城之西北隅，循行所部，循勉慰饬，谕意吏士，士皆感奋为用。相城之隅，得隙地以为射圃，属其徒日射其间。其后盗虽溃去，而圃因不废，间往射如初。观此，则文公亦不忽武备。 宋时，主簿兼学事。文公之在同安也，选邑之秀民充弟子员，有本县进士徐应中议论纯正、王宾操履坚确，请赴学，待以宾客之礼，俾诸生有所矜式。又有柯君翰者，家居教授，常百余人，行峻不苟，遂请为学识。又以为治而防以法制，而义理不足以悦其心，则亦无以使之知所趋而兴于行，乃增修讲问之法，使职事诸生，相与渐摩，理义有以博其内，规矩有以约其外，学者翕然从之。 为同安诸生劝学文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孳孳焉。爱日不倦，而兢兢尺寸之阴也。今闻诸生晨起入学，未及日中，各已散去，岂爱日之意哉？”宋时，县学多有藏书，以便学者借阅，即今图书馆之权舆矣。然往往虚行故事，敝刓残脱，官不知理。文公尝奉檄至帅府，愿橅（同摹，谓就版摹印也）府中所有书以归，俾学者得肄习焉。帅即日属官工橅以予，归建经史阁以藏之。盖宋时州郡，皆有书版，即便流通，校雠精审，又足正坊本之失，意甚善也。 同安秩满，代者不至，申建宁府状云：“同安到任四年，省罢归乡，偶以亲老食贫，不能待缺。”遂弃官归，以奉亲讲学为急。其去也，士思其教，民怀其惠，相与立祠于学宫。 【批评】 科举以言取人，难得真才，前人论之详矣，今已废而不用。学校考试，虽以平日积分为主，而亦不能不弃文不论。盖文之所尚，惟在器识，搬演科学，即能及格，又何由知其所志乎？惟言心声，衡文巨眼，以此观人，百不失一，观蔡兹之取朱子，其可知也。 绍兴十八年登科录，以朱子之故，其书留传至今。《粤雅堂丛书》中有刻本，亦犹宝佑四年登科录之以文文山见重也。 学人不喜治事，身临民社，往往弹琴赋诗以鸣高，搜奇躭异以为乐。誉之者且以为真名士，且以为非俗吏。吏以治民为务，既不治事，不知国家要此官何用。 学非仅空言，必验之事而后见。既厌实事，则彼所孜孜矻矻，自以为学者，皆无用之学，程子所云玩物丧志而已。 学校但讲形式，则学者亦以形式应之，形式果足以造就人才乎？必如朱子之言“理义有以博其内，规矩有以约其外”，而后能收作人之效也。 宋代选拔官员，也是实行分科取士的办法。绍兴十七年，朱熹在建州乡试中考取贡生。考官蔡兹对别人说：“我评卷时取中一名后生，三篇策论都是要为朝廷谋划大事，以后必然会成为不同寻常之人。”第二年春天，中了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诏书授予他同进士出身（不是进士但是按进士出身对待）。绍兴二十一年春天，朱熹再次参加选拔考试，获得中等，被授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掌管文书的佐吏。 读书人多数不能胜任政事，但是朱熹则不这样。在同安县任职时，他在岗位工作上非常勤勉，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完成，只要对百姓有利的事，即使劳心费神也不退缩。朱熹办公的地方有一间休息的房间，他将其改名称作高士轩，把法令要求做的事用大字写在门楣上面。每次征收税赋，都要提前进行公示，收支的账本每天进行核对签字，避免差役从中做手脚。 同安县有贼寇之患，他负责带人巡守城中的西北角，深入所管辖队伍，勉励慰问将士，整顿军机，士兵们都深受感动，乐为所用。他在城角找了一个地方，辟建了一小块地作为射箭场所，朱熹带着他的属下每天在其中练习射箭。在此之后盗贼虽然散去，但射箭场所却没有被废除，还是像往常一样操练士兵。根据这件事，可以知道朱熹也不忽视武备。 宋朝的时候，主簿还兼任主管教育。朱熹在同安时，选拔城邑中有才华的百姓做学生弟子。同安县的进士徐应中评论事物真诚公正，王宾操守品行坚定，朱熹就邀请他们入学，用对待宾客的礼仪对待他们，使这些学生能够有楷模标准可以学习。还有一位柯君翰，在家中讲解传授经教，经常有一百多人求学，他品行高尚，毫不马虎，于是朱熹请他过来担任老师。朱熹又觉得靠规矩制度管束他们，如果所学的义理不能够让他们发自内心的喜欢，那么也没办法让他们知道学习的方向和自觉应用于日常行为，于是增加了修习讲问的教学方法，让这些学生相互探讨切磋，用义理来丰富他们的内心，用规矩来约束他们的行为，学习的人纷纷来跟他求学。 朱熹又劝导同安的学生们要努力学习说：“学习知识就像追赶不上那样，追赶上了又像会担心失去一样，这种对知识的强烈渴望是君子勤奋学习不知疲倦、珍惜利用点滴的光阴的原因。现在听说你们早晨起来上学，还没有到中午就都各自离开了，这哪里是珍惜光阴的做法呢？”宋朝时，县里的学馆多数都有藏书，从而方便学习的人借阅，即是现在所谓的图书馆的萌芽。然而学馆往往没有按照规定落实，书籍磨损残缺脱页了，官吏也不知道整理修缮。朱熹曾经带着公文到帅府，请求复印（橅，同摹，刻版进行复印）帅府中所藏有的书籍并拿回去，使学生能够有书学习。帅官当天就让下属将印刷的模板交给了朱熹，他回去后建设了经史阁用来收藏这些书籍模板。因为宋朝时候的州郡都有各自的印刷书版，方便在民间流通，文本校勘核对也比较精确，还能够修正民间书坊刻印书籍的谬误，这个主意非常好。 朱熹在同安县任职期满，继任者没有来。他向建宁府提出请示说：“我在同安县任职已经四年，应当辞去官职回家。我因为母亲年迈生活困难，不能够等待递补官职。”于是放弃官职回家，把侍奉亲长，讲授学问视为第一要务。他离开后，同安的士子思念他的教导，百姓怀念他的恩惠，共同在学宫为朱熹立祠。 【评论】 科举靠文章选拔人才，难以获得真正的人才，这个问题前人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现在科举已经废止不再实行。学校的考试，虽然以平时学习的积分作为主要参考依据，但也不能不完全放弃考察文章。因为文章所尊崇的是一个人的气度格局，演算科学算式即便能够及格，又从哪里能知道这个人的志向呢？只有文章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内心，依靠锐利的鉴别能力来品评文章，借此观察一个人，一百次中无一次失误，从蔡兹录取朱熹这件事就可以知道了。 绍兴十八年科举的登科榜因为朱熹的缘故，榜文到现在还留存着，《粤雅堂丛书》存有翻刻的版本，这跟宝佑四年的登科录因为文天祥状元及第而被重视的性质是一样的。 学者不喜欢具体的政务，虽然在基层政府供职，但往往通过弹琴赋诗来自命清高，以搜索传说奇异的东西作乐，赞誉他们的人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名士，而且觉得他们不是落入俗套的小吏。然而官吏的职责就是治理百姓，既然不理政务，不知道国家选拔任用这样的官员有什么用处。 学习不仅仅是空谈大论，必须通过具体实践来检验才能见证所学。既然都厌恶具体事务，那么他们勤勉不倦地学习，自认为是已经学到了知识，实际上都是没用的学问，这就是程颢所说的玩物丧志的表现。 学校只是讲授知识的表象，而学习的人也只是用表面的东西来应对，这种靠形式来传授知识的方法真的能够造就人才吗？前提是必须像朱熹所说的“用义理来丰富他们的内心，用规矩来约束他们的行为”，然后才能收到培养人才的效果。 [book_title]第四章 授延平之学 自科举盛而士非科举之学不治，自学校兴而士非学校之课不读。治科举者，以得科举为心，入学校者，以望毕业为志。所志既遂，宜若可以讲求切己之学、经世之图，为入仕之具。辄营营于功名利禄之途，不得于君则热中，谁复以学问为事者。 文公自释褐以至出仕，年未三十，以恒情言之，则正热心功名之日，乃其心未尝一日忘学，视富贵如敝屣之可弃、如烟云之过眼。惟读书做人，乃千古之事，而不敢忽。 初龟山杨氏倡道东南，从游甚众，语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者，罗公仲素一人而已。剑浦李延平为罗氏入室弟子，学成，屏居山田，结茆水竹之间，人罕知者。同学邓迪（字天启，沙县人）独曰：“愿中（延平字），如冰壶秋月，莹澈无瑕，非他人可及。”韦齐与延平，固同门友，深以迪为知言。文公少时，耳熟而心仪之久矣。 归自同安，不远数百里，往谒延平而受学焉。文公幼孤，尝从屏山学问。及壮，以父执事延平而已。至于论学，盖未之契，每自诵其所契于延平之前，延平亦莫之许也。延平之言曰：“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体认天理。久久用力于此，庶几渐明，讲学始有力。”常于静中，验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其造诣之深，亦可见矣。文公未能心折，殆所谓少年气盛者耶。后反复延平之言，若有所得，于是尽弃所学而师事焉。尝谓门人赵师夏曰：“余之始学，亦务为儱倥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于小。于延平之言，则以为何为多事若是，心疑而不服。今始知其不我欺矣。”文公为学，鞭辟入里，盖始于此。 文公既幡然一变，延平甚称之。与其友罗博文书云：“元晦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又云：“此人极颖悟，力行可畏，讲学极造其微处。”又云：“此人别无他事，一味潜心于此，初讲学时，颇为道理所缚，今渐能融释，于日用处一意用工夫。若于此渐熟，则体用合矣。”而文公亦云：“喜获从李先生游，每一去而复来，则所闻必益超绝。”盖师弟相得如此。 文公至延平，每寓西林院僧惟可之舍，以朝夕往来受教焉。日所闻者，夜间字字思量，如温故书。有疑，明日又问。 【批评】 学亦多术矣，古人皆有成名者。至义理之学，汉儒虽有精语（陈澧《汉儒通义》七卷载之甚详），宋儒始讲得明白，说得痛切。今人但求学问于校课之中，而不知真儒之学。或则空疎，或则务外，其弊与从前科举同，所谓何种甘蔗不成渣也。朱子所师事者，如屏山、草堂、籍溪、延平四先生，皆韦齐之友，而留以遗其子者也。世之为父者，第知积金遗子孙，乌知以贤师友遗子孙哉？ 朱子初见延平，不甚契合，后乃自悔其所见之浅，虚心受教。而延平亦不敢不尽，如与朱子书云：“某得早从罗先生游，自少时粗闻端绪。中年一无佽助，为世事淟汩者甚矣。所幸比年来得吾元晦，相与讲学于颓堕中。后此激发，恐庶几于晚境也，何慰如之。” 自从科举制度盛行以后，只要不是科举需要学习的内容，士子就不会研究；从学校兴起以后，只要不是学校教授的课程，士子就不会阅读。研究科举学问的人，以取得科举名次为目的；上学的人，以顺利毕业为目的。他们的目的实现后，理论上应当是深入研究追求修养自身的学问和经世济民的方法，作为担任官职的手段。但现在却是热衷于追逐功名利禄之事，如果得不到君王的恩泽就内心急躁，谁还会把做学问作为事业呢。 朱熹从科举及第到担任官职，还不满三十岁，以人之常情而论，这个年龄正是热衷于追求功名的时候，然而他内心之中没有一天忘记学习，把富贵看做可抛弃的破旧鞋子，看做过眼云烟。只有读书做人这件事，他认为是千古之事，丝毫不敢疏忽。 最初，龟山先生杨文靖在东南地区传授学问，追随他的人特别多，要说其中能够深入思考、竭力而行、造诣极深的人，只有罗仲素一个人而已。剑浦人李延平是罗仲素的亲传弟子，学业完成后，独居在山野之中，在水竹之间编茅为屋，世上很少有人知道他。与他一同求学的邓迪（字天启，沙县人）唯独评价他：“愿中（李延平的字）这个人，好像盛水的玉壶和中秋的月亮一样，晶莹剔透、洁白无瑕，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朱松和李延平原本是同师受业的朋友，把邓迪看做是自己的知音。朱熹小时候，经常听说李延平，内心仰慕他很久了。 从同安回去以后，朱熹不顾数百里之远，前往拜谒李延平并接受他的教导。朱熹从小就失去父亲，曾经跟刘屏山学习。长大后，便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李延平。至于论说学问，还没有契合，他每次在李延平面前朗诵称心的文章，李延平也没有表示肯定。李延平对他说：“做学问的方法，不在于话多，只要静坐使自己的内心澄澈，体会感受天理。长期坚持这么做，就可以逐渐明白，讲解阐述自己的学术理论才能让人信服。”朱熹常常在沉静之中，感受喜怒哀乐各种情绪产生前表现出的景象是怎样的，而追求所谓的中庸之道。朱熹境界水平之高，从这里也能看出来。朱熹对李延平的话不服，可能是年轻气盛的原因吧。后来反复体会李延平的话，好像有所领悟，于是他放弃了所有以前学的东西，拜李延平为师。朱熹曾对他的门生赵师夏说：“我开始学习的时候，也是追求空洞浮华的文辞，喜欢相同的观点而厌恶异端学说，喜欢宏大的论断而耻于细枝末节。对李延平的话认为何必这么费事，心中怀疑，感到不服。现在才知道他没有欺骗我。”朱熹的学问切实，是从这里开始的。 朱熹彻底地改变后，李延平特别赞赏他，在给他的朋友罗博文的书信中写道：“朱熹学习十分用功，乐于向善，怕失道义，我们这群人中很少有他这样的。”又说：“这个人悟性非常高，刻苦学习的劲头令人敬畏，阐述学问特别能探寻其中的微妙之处。”还说：“这个人没有别的追求，单纯的专心致志研究学问。一开始讲学的时候，很受道理束缚，现在逐渐能融会贯通，在日常事务中能够专心下功夫。如果在这上面渐渐纯熟，那么就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相融合。”而朱熹也说：“很高兴能够跟李延平老师交往，每次从他那里学习回来，所学到的都是更加高深的学问。”老师和徒弟互相投合达到这样的程度。 朱熹到李延平处求学，每次都住在西林院的僧人惟可的住所，方便早晚往来去求教。白天听闻的道理，晚上逐字逐句思考，就像是书上说的“温故知新”那样，有所疑惑则第二天再请教老师。 【评论】 学问也有很多种，古人在不同的学术领域都有很出名的。至于研究义理的学问，汉代儒学家虽然也有精辟的论述（清末陈澧撰写的《汉儒通义》七卷记载得非常详细），但到宋代的儒学家才分析得最清楚、论述得最透彻。现在的人只是在学校课堂中学习知识，却不知道真正的儒学。这些知识要么空洞浅薄，要么专注于表面，这个弊端和从前的科举制度一样，所谓的什么甘蔗最后都变成渣子。朱熹所拜的老师，像屏山、草堂、籍溪、延平四位学者，都是朱松的朋友，朱松把他们留给自己的儿子。世上当父亲的，只知道积攒金钱留给子孙，哪里知道把贤师良友留给子孙呢？ 朱熹才见到李延平的时候，不是非常合拍，最后才后悔自己的见识肤浅，从而虚心接受教育，李延平也倾尽所学教导朱熹。例如在给朱熹的书信中写道：“我早年跟随罗仲素老师学习，从年轻的时候就对学问有些粗略的认识，等到中年的时候毫无建树，被俗事缠身。幸运的是这些年遇到了朱熹，在颓废的境遇中一同研究阐述学问，如果不是受此激发，恐怕就要颓废终老吧，遇到朱熹是多么值得欣慰啊。” [book_title]第五章 廷对 方高宗之南渡也，中原失陷，父兄羁虏，虽有张浚、韩世忠、刘锜、岳飞为之将，而信用秦桧，抑战士之怒，不惜忍辱负耻，以与敌和。正人君子，始则力争之而不得，则相率归田里，而不复立于其朝。文公之父，亦以此而去。文公壮时，既志在求学，而未暇谈国家之大计，亦以朝政颠倒，尚非弹冠之时，宁沉沦于草野耳。幼学壮行之志，岂其一日忘哉。 绍兴三十二年，六月，高宗内禅。孝宗即位，诏求直言。朱子应诏上封事，略言： 圣躬虽未有阙失，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朝政虽未有阙遗，而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虽不可遍以疏举，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亲御简策，不过讽诵文辞，吟咏情性。比年以来，欲求大道之要，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记讼词藻，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夫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 中云：“今日之计，不过修政事、攘夷狄。然计不时定者，讲和之说疑之也。今敌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义理明矣。知义理之不可为，而犹为之，以有利而无害也。以臣策之，所谓和者，有百害而无一利，何苦而必为之？顾畴咨大臣，总揽群策，鉴失之之由，求应之之术，断以义理之公，参以利害之实，闭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纪纲，厉风俗，使吾修政事攘夷狄之外，孑然无一毫可恃，以为迁延中已之资，而不敢怀顷刻自安之意。然后将相军民，无不晓然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厉，以图事功。数年之外，志定气饱，国富兵强，视吾力之强弱，观彼衅之浅深，徐起而图之。中原故地，不为吾有，而将焉往？” 末云：“四海利病，系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系守令之贤否。监司者，守令之纲，朝廷者，监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陛下以为今日之监司，奸贼狼籍，群虐以病民者，谁则非宰政台谏之亲旧宾客乎？其已失势者，既按见其交私之状，而斥去之，尚在势者，岂无其人，顾陛下无自而知之耳。 孝宗隆兴元年，召赴行在（行在，谓临安也，亦曰行都），辞不获命。其年十一月，奏事垂拱殿。时宋遣王之望使金约和，未还，宰臣汤思退等，皆主和议，而近习曾觌、龙大渊招权。文公将趋朝命，问延平所宜言。延平以为今日三纲不立，义利不分，故中国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趋利不顾义，而主势孤。文公即用其说以对。第一札谓制治之原，莫急于讲学，略云： 陛下虽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尝随事以观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尝即理以应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举措之间，动涉疑贰，听纳之际，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 第二札谓经世之务，莫大于复仇，略云： 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发于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专出于一己之私。然则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 第三札谓德业成败则决于君子小人之用舍，略云： 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于威强，而在于德业，其备不在于边境，而在于朝廷，其具不在于号令，而在于纪纲。今日谏诤之用途尚壅，佞幸之势方张。爵赏易致，而威罚不行，民力已殚，而国用未节，则业未可谓修，朝廷未可谓正，纪纲未可谓立。凡古先圣王所以强本折衡，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谓备。 文公之言，可为至矣。孝宗闻第一奏，颜色温粹，酬答如响，闻第二第三奏，则默然不答。寻除武学博士，拜命而归。 【批评】 格物致知，世以为儒生之业，一日万几之帝王，何暇作此迂阔之谈。不知治天下者，此其本也。本之不立，虽有海军之强如英国，陆军之精如德国，工商之富如美国，而以雄才大略，如秦皇汉武者为之君，竭忠尽虑，如诸葛武侯者为之相，战必胜，攻必取，如孙吴卫霍者为之将，亦不能措国家于长治久安之途者也。 三札所陈，不出封事之意，而辞气则又剀切矣。朱子初无意于为文，而读其奏议，理明辞达，切至动人。学作文字者，须与于此等文求之。 朱子之谏孝宗，以讲学为制治之原，复仇为经世之要，退小人、进君子，为下手之方。呜呼，尽之矣！无论专制之朝，共和之世，未有如此而不兴，不如此而不亡者也。 朱子之学，受于延平，奏对之言，亦本于延平。延平沉沦草野，避世若浼，其致君泽民之意，发于门弟子，洵文中子（隋时，王通隐居河汾，唐初宰辅如魏征辈，皆其门人，著《文中子》）一流人物也。 宋高宗南渡的时候，中原地区沦陷，宋高宗的父亲宋徽宗和哥哥宋钦宗都被俘虏，虽然有张浚、韩世忠、刘锜、岳飞担任将领，但朝廷信任使用秦桧，压制战士们的丧国之怒，不惜忍受背负耻辱，和敌人议和。品行端正的人开始的时候竭力劝阻而无法实现，于是相继回家，不再担任朝中职务。朱熹的父亲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辞官。朱熹壮年的时候，立志于.探求学问，没有时间谈论国家大政方针，也是因为朝廷政治昏暗，还不是可以出仕的时候，所以宁愿流落在民间。但他幼时勤于学习、壮年施展抱负的志向，哪一天曾忘记？ 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宋高宗禅位于宋孝宗。孝宗即位后，下诏寻求正直的言论谏诤，朱熹按照皇帝的诏命上呈密封奏章。简要说明如下： 皇帝虽然没有过失，但如何做帝王的学问不能不熟悉，朝廷政事虽然没有疏忽，但是内修政教、外御强敌的战略不可以不趁早制定。各种利害关系，虽然不能够全部逐条列举，然而根本核心的东西，却不能够不留心注意。陛下在修养德性的初期，亲自批阅奏疏，不过是诵读诗文章句，通过吟咏文章提高品性修养。近年来，想要寻求治国理政的核心关键，但却又特别重视道家佛教的书籍，背诵经文词藻，这不是贯穿事物本末、建立大中至正之道的要领。帝王的学问，必须先穷究事物的本原而获得，以便透彻地认识事物的变化，使世间万物的道理，都能存在于心中，对事物的纤细微末之处全都看得透彻，就会自然意念真诚，心地端正，而可以治理好天下的事情了。 文章中间说：“当前的方针，不外乎修明朝政，抵御外敌，然而这个方针之所以不能及时制定，就是因为受主和言论的影响。金朝对宋朝，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双方不可能和议，这个道理明摆着。明白按道理不能做却偏要做，那是因为其中有利益而没有害处。在我看来，所谓的主和，对我们有百害而无一利，何苦一定要这么做？应当咨询访求大臣的意见，综合考虑所有计策，分析以前失败的缘由，而去寻找应对当前形势的方法。坚决果断按照公认的道理，结合利害关系的实际，封闭关隘，断绝和约，任用贤明能干的人才，确立国家法度，纯洁士风民俗，使我们在修明朝政、抵御外敌之外，其他的没有丝毫可以依赖作为拖延的资本，而不敢有一点自以为安的想法。然后将军宰相、士兵百姓，都明白陛下的志向，会更加相互激励来为国家建功立业。几年以后，国家上下意志坚定，气势饱满，国家富足，军队强大，再根据我国力量的强弱，观察敌人挑起争端的程度，慢慢积蓄力量设法打败他们。中原地区沦陷的土地，不回到我们国家，还能归到哪里去？” 文章最后说:“全国的利害，取决于百姓的快乐与否，百姓的安危忧乐，取决于地方官员是否贤明。负责监察辖区官吏的监司，是地方官员的表率，朝廷又是监司的根本所在。要让百姓得到恰当的安排，根本之所，是在于朝廷。陛下看现在的监司，那些狼狈为奸、贪赃枉法，大规模虐待伤害百姓的人，哪个不是宰相、台谏的亲戚、故旧、门客呢？他们中已失去权势的人，已经查出他们结党营私的实情，而罢黜了他们，但是还在当权的人，难道没有做出这样事的吗？只是陛下自己不知道罢了。” 宋孝宗隆兴元年，朝廷召令朱熹赶赴皇帝住所（行在，是指临安，也叫行都），朱熹推辞拒绝前往。当年十一月，朱熹受命在垂拱殿奏事。当时宋朝派遣王之望到金朝约定和议，还没有回来。宰相汤思退等人都主张和议，而君主宠爱的亲信曾觌、龙大渊等人正掌权。朱熹将入朝赴命之前，咨询老师李延平自己适合说什么。李延平认为当前纲常失序，公义和利益没有区别，所以宋朝的世道衰微，而夷狄的气势强盛，人们都追逐利益而不考虑忠义，皇上势单力薄。朱熹就按李延平的意思来上奏。第一篇文章说治理国家的根本，没有比讲学更急迫的，概述如下： 陛下虽然有生而知之的秉性、超乎世人的德性，然而没有根据事物来考究道理。因此，天下的道理，有很多还没有认识到，无法运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因此，天下的事，有很多没有搞明白，导致有些措施常常疑惑不定，听言纳谏的时候，难免会被欺骗蒙蔽，平定治理国家的效果因此没有显现出来。 第二篇文章叫做治理国事的要务，没有比复仇更重要的了，概述如下： 欺侮君王和父母的仇恨，不共戴天。只要存有君臣父子忠孝之情的人，就会产生无法自我控制的极大痛楚的相同感情，而不是仅出于个人的私情。然而现在所应当做的，除了主战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复仇，除了守住城池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取胜，这都是天理如此，而不是发自人欲的私怨。 第三篇文章叫做德行与功业的成败取决于是用君子还是小人，概述如下： 抵抗防御夷狄入侵的手段，根本不在于军事的强盛与否，而是在于德行功业，守备关键不在于边境，而在于朝廷，攻守器具不在于号令，而在于纲常秩序。如今谏言献策的途径仍被壅塞，佞臣小人的势力正不断壮大。爵位赏赐容易得到，但是惩罚却难以落实，民众的物力财力已经用完，但是国家的花费用度却不知节俭，那么德业不能算是修成了，朝廷不能算是持守正道了，纲纪不能算是树立起来了。那些古代圣贤君王制定的夯实国家基础、靠威力制衡夷狄的策略，都不算是周全完备。 朱熹的话，可以说是至理之言。宋孝宗听到第一篇奏章时面色温和，应答声音还很洪亮，听到第二、三篇奏章时则默默不语。不久提拔朱熹为武学博士，朱熹拜受诏命而回。 【评论】 格物致知，历代以来都是儒生研究的内容，每天日理万机的帝王，哪里有时间进行如此不切实际的谈论？不知道治理天下，这才是根本。根本没有树立起来，即使有英国那样强大的海军，德国那么精锐的陆军，美国那么富强的工商业，有像秦始皇、汉武帝那样的雄才大略担任君主，有像诸葛亮那样尽忠职守的人担任宰相，有像孙膑、吴起、卫青、霍去病那样战必胜攻必取的人担任将军，也不能把国家引导到长治久安的道路上啊。 三篇文章所陈述的，没有脱离密奏的意思，而同时修辞语气又切中事理，朱熹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在文章辞藻上刻意雕琢，但读他的奏议文章，道理清楚，语言通畅，深刻动人。学习写文章的人，必须要达到这种文章的标准。 朱熹谏言宋孝宗，将讲学作为治理国家的本源，将复仇作为治理国事的要务，将罢黜小人、擢用君子作为施政的切入点。这几篇文章把治国的道理都阐述全了，无论是专制体制的朝代还是共和体制的国家，没有这样做而不兴盛的，不这样做而不灭亡的啊。 朱熹的学问，受教于李延平，此番上奏的文章，也是源于李延平。他隐居民间，逃避恶俗如同污泥浊水，但其辅佐君主、造福百姓的想法通过门人弟子而得到阐发，实在是像文中子王通（隋朝时期，王通隐居河汾。唐朝初年的辅政大臣例如魏征等人都是他的门人，著有《文中子》一书）这样的一流人物。 [book_title]第六章 鹅湖之会 孝宗二年，延平卒，文公往哭之，比葬，复往会，语人曰：“熹少而鲁钝，百事不及人，独幸稍知有意于古人为己之学，而求之不得其要。晚亲有道，粗得其绪余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为之焉，则又未及卒业，而遽有山颓梁坏之叹。伥伥然如瞽之无目，擿埴索途，终日而莫知所适也。”时执政钱端礼等方主和议，遂不复出。 延平既逝，旧德无存，老成凋谢，而后起之秀，如张南轩讲学于潭州（今长沙府），吕东莱倡道于金华（浙江金华县），陆文安（名九渊，字子静，抚州金溪人，学者称为象山先生，谥文安）与兄子寿（名九龄）、子美（名九韶）聚徒于金溪。伊洛之学一时称盛，山川隔阂，各不相通。乾道元年，八月，文公奉府檄行视水灾。八月，过潭州，造南轩之庐而访焉。淳熙二年夏四月，东莱过访寒泉精舍。鹅湖（在江西铅山县）之会，象山兄弟，与清江刘清之偕来。辅仁之友，声气相通，攻错相资，而学愈进矣。 诸友中，南轩东莱，宗旨忻合，都无间言，惟象山则不尽合，所谓朱陆异同者，至今遂成理学中一重公案。文公欲今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其不同之点在此。东莱因两家之说，各尊所闻，各行所知，欲今归于一而定其所适，故有鹅湖之会。 学犹水然，水异派同趋于海，学异致而同归于道。朱子之说，脚踏实地，陆子之说迥绝恒蹊，皆无可轩轾。后儒笃守朱子之教，卓然名世者，世固多有。而绍陆子之说，如姚江一派（明王阳明学派也，以其为余姚人，故又称为姚江之学）亦于哲学史中，成为大宗也。故鹅湖会次，陆子之见虽未能融化，而朱子亦不加诋諆，惟云“子静脱略文字，直趋本根，不知其与中庸学问思辨，然后笃行之旨，又如何耳”。又云“子寿笃实孝友，兄弟皆有主，旧所学稍偏，近过此相聚累日，亦甚有问道四方之意”。 东莱深知两家之学，皆具根柢而非漫然者。朱子所主，虽稍近支离（当时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而平实无弊。所谓狂者循此而进取，狷者亦守此而有所勿为也。于答邢邦用书中，见其意云：“祖谦自春末为建宁之行，与朱元晦相聚四十余日，复同出至鹅湖，湖陆及子澄诸兄皆集，甚有讲论之益。前书所论甚当，近已当为子静详言之。讲贯诵绎，乃百代为学通法，学者缘此，支离泛滥，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见此而欲尽废之，正是因噎废食。然学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实，泛泛汨汨，无所底止，是又适所以坚彼之自信也。” 学业盛则精理日出，而派别亦因之以分，其中自不无精粗邪正之别，传者各尊师说，遂生入主出奴之见。文公生时，于东莱为至契，与象山亦相好，切磋琢磨，相与有成。惟于陈同甫（名亮，龙川人，以辟和议除名），则力辟之。然亦尽规劝之义耳，非绝之也。其后东莱之学，变而为永嘉，象山之学，变而为姚江，与传朱学者时相诟厉矣，此岂朱子之意也哉。 【批评】 人生师友之助，断乎不可少。闭户读书，而不寻贤师友以自辅，纵能言规行矩，亦不过成为一乡之善士而已，安能为世间之大儒哉？ 今观朱子，以韦齐为父，延平、白水、屏山、籍溪为师，南轩、东莱诸君子为友。其传道切磋之人，皆名世之大贤也。又禀颖敏之资，用辛苦之力，安得不成？尝自言曰：“某旧时用心甚苦，思量这道理，如过危木桥子，相去只在毫发之间，才失脚便跌下去。”可见用功之苦。然世固有不得高明之指导，误入歧趋，愈用功而离道愈远者，师友固可少乎哉？ 陆子之学所与朱子异者在穷理，朱子以学、问、思、辨为穷理，陆子以悟得本心为穷理，故颇蒙禅学之俏。然朱子亦未尝诋禅，其答汪应辰书云：“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后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后缓急之序，于是暂置其说，而从事于吾学。其始盖未尝一日不往来于心也，以为俟卒究吾说而后求之，未为甚晚耳，非敢遽绌绝之也。” 孝宗二年，李延平过世，朱熹前去哭丧，等到下葬的时候，朱熹再次去吊唁，他对别人说：“我年少的时候愚鲁迟钝，各种事都赶不上别人，唯独值得庆幸的是略知道向往古人注重个人修养的学问，但是寻求学问而没找到要领。后来亲近有道之人，大概能够理清一点学问的头绪，刚刚有幸找到方向而要为之努力，然而还没来得及完成学业，就突然有如山塌梁坏（意指李延平之死）这样的悲叹，内心沮丧如同盲人没有眼睛、以杖点地摸索道路，整天不知道何去何从。”当时，执掌朝政的钱端礼等人正主张和议，于是朱熹没有出仕为官。 李延平去逝后，过去德行高的人基本上都已过世，成熟稳重的人也越来越少，而后辈中的优秀人物，比如张南轩在潭州（现在的长沙）讲学，吕东莱在金华（浙江金华县）传授学问，陆文安（名九渊，字子静，抚州金溪人，学者称为象山先生，谥号文安）和他哥哥陆子寿（名九龄）、陆子美（名九韶）在金溪收徒教学。伊洛之学短时间内呈现出繁盛的景象。受大山大河等地理环境阻隔，他们之间相互没有交往。乾道元年八月，朱熹按照上级命令巡视水灾情况，八月份经过潭州，到张南轩家中去拜访他。淳熙二年夏天四月，吕东莱路过到访朱熹创办的寒泉精舍。鹅湖（在江西铅山县）聚会，陆九渊兄弟和清江人刘清之一同前来。以仁德为目标的友人，彼此沟通，相互取长补短，相辅相成，学术更加精进了。 这些友人中，张南轩和吕东莱的思想与朱熹比较一致，没什么异议。只有陆九渊的主张不完全相同，所谓的“朱陆异同”这个说法，到现在就成为了理学发展史中的一件重要事件。朱熹认为世人要先广泛涉猎浏览群书然后再归于精简，陆九渊、陆九龄则认为要先探求人的本心，然后再让他们博学多识，双方的不同点在这里。吕东莱因为两家学说各自遵奉自己的见闻见解，想要让他们达成一个共识，以确定选择哪一方学说，因此有鹅湖之会。 学问如同水，水来源不同但都流向大海，学问主张不同但都归结于道。朱熹的学说脚踏实地，陆九渊的学说超脱俗套，都无法分出高下。后代儒学家笃信遵守朱熹的教诲，取得卓越成就的，世上固然有很多人。而追随陆九渊的学说，比如姚江派（指明朝的王阳明学派，因为王阳明是余姚人，因此又被称为姚江之学）也在哲学史上成为一大流派。因此鹅湖聚会后，陆九渊的见解虽然没有做到融会贯通，而朱熹也没有对他进行贬低污蔑，只是说“陆九渊超脱文字章法，直接研究其中的根本，不知道他对儒家中庸学问中的提出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然后笃行的主张，是怎么看的”，又说“陆九龄忠厚老实，孝悌友爱，他们兄弟都很有主见，以前所学的东西有些偏颇，近日到这里聚会几天，很有一些问道四方的意思”。 吕东莱深知双方的学问，都有根基，而不是随便提出的。朱熹的主张虽然有些接近繁琐杂乱（当时朱熹认为陆九渊教育人过于简单，陆九渊认为朱熹教育人过于琐碎）但却平实没有错误。那些所谓志向高远的人可以遵循这个理论而有所收获，拘谨自守的人也可以恪守这个道理而有所不为。这在给邢邦用的书信中能够看到其中的意思，上面说道：“我从春末到建宁，和朱熹相聚四十多天，又一起到鹅湖聚会，湖陆及刘清之各兄弟都聚集在此，对讲论学问大有裨益。之前的信中评论非常恰当，近期会跟陆九渊详细交流。讲习诵读并探寻其含义，是历代以来做学问惯用的方法，求学的人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学习杂乱泛滥，应当是人的问题，而不是方法的问题。因为这样而要全部否定这种办法，正如同吃饭噎住了就索性连饭也不吃了一样。然而学习的人如果仅能说出其中的不对，而不能反过头来要求自己踏踏实实，流于平常肤浅，又没有尽头，这又恰好坚定了他们对自己观点的信心。” 学问研究兴盛，那么精微的义理就会逐渐明晰，而不同的派别也因此而产生，其中自然不会没有精深和粗浅、歪理和正道的区别，传播学问的人各自遵奉自己老师的学说，于是便产生了把前者奉为主人、把后者当作奴仆的宗派主义观念。朱熹在世时，和吕东莱关系密切，和陆九渊关系也不错，互相商量研究，取长补短，相互帮助有所成就。唯有对于陈同甫（名亮，龙川人，因为排斥和议而被罢职）则大力排斥，然而也是尽到了规劝他的义务，并非是与他绝交。后来吕东莱的学说演化为永嘉学派，陆九渊的学说演变为姚江学派，他们与传授朱熹学说的人时常相互诋毁，这哪里是朱熹的本意呢？ 【评论】 人生一世，老师和朋友的帮助，断然不能缺少。关门闭户读书而不寻找贤师良友来辅导自己，纵然能够做到言语行为符合规矩，也不过能成为一个小地方的善学之人而已，怎么可能成为世间的大儒呢？ 现在看朱熹，有朱松做父亲，李延平、刘草堂、刘屏山、胡原仲做老师，张南轩、吕东莱等君子作为朋友，他身边传授知识、交流学问的人，都是社会上著名的贤人。朱熹自己又有聪明敏锐的天分，下苦功夫求学，这样怎么可能没有成就？他曾经自己说：“我以前读书十分用心，思索道理就如同走用枯朽的木头搭建的桥，哪怕相差只有一丝一毫，一旦走错了也会跌下去。”由此可见朱熹用功的刻苦程度。然而世上固然有些学者得不到高明之人指导，在学问上误入歧途，越用功那么偏离正确的道路就会越远，但良师益友岂是能够缺少的吗？ 陆九渊的学说与朱熹的不同在于如何穷究事物之理，朱熹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作为穷究事物之理的途径，陆九渊以发觉本心作为穷究事物之理的途径，有些佛家禅学的意味。然而朱熹也未尝诋毁禅学，他在给汪应辰的回信中写道：“我对于佛家的学说，曾经拜佛门中人为老师，尊奉佛道，研究佛学也算是深入了，然而没有什么心得。后来因为老师和贤人的教导，考虑到做学问有先后缓急的顺序，于是暂缓搁置研究佛学，而专注于做好我自己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没有一天不在心里思考，认为等把我的学说研究透彻以后再探求佛学，也不算太晚，不敢仓猝就否定放弃它。” [book_title]第七章 著书 士不立于朝，则昌明学术，以待后之学者。而与其著书，不若订正前人之书，为免无知妄作之嫌也。文公为程门私淑弟子，于其遗书，殆无一字不精熟，知其中颇为后人窜易，非程子之本意。乃反复参订，以复其真。乾道四年书成，九年，又成外书。 横渠张子，关中大儒，士子宗师。尝于学堂双牖，左书《砭愚》，右书《订顽》。伊川改曰《东铭》、《西铭》，尝言《西铭》明理一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游其门者，必令看《大学》《西铭》。文公发明其义，成《西铭解义》。 濂溪周子，著《太极图》，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又著《通书》四十篇，发明太极之蕴，其言约而道大，文质而义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学者。世误以图为书之卒章，使周子立象尽意之微指，暗而不明。文公厘正其失，作《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义》《太极图说》二书，至晚年始出以授学者，盖慎之至也。 读近代文集及记事之书，所载宋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补于世教。然以其散出而无统也，既莫究其始终表里之会，而又汨于虚浮诡诞之说。于是采取其要，撰《名臣言行录》，盖与《伊洛渊源录》相表里云。 居母氏丧，则撰家礼，以复古制。顾吾人于朱子之书，所最不可一日废者，其《小学》《近思录》乎。《近思录》掇取周程张四子之言，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作后学入门之阶梯，总六百二十二条。助成之者，东莱吕子也。《小学》一书，做人样子，最为切要，自序云： 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之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今其全书虽不可见，而杂出于传记者亦多，读者往往直以古今异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无古今之异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颇搜辑以为此书，授之童蒙，资其讲习，庶几有补于风化之万一云尔。淳熙丁未三月朝旦晦庵题。 盖文公既发挥《大学》，以开悟学者，又惧其失序无本，而不能以有进也，乃辑此书，以训蒙士，使培其根以达其支。内篇四：曰立教，曰明伦，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善行。修身之事，此略备焉。 司马温公受诏编集《资治通鉴》，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语，别为目录三十卷。晚病本书太详，目录太简，更著《举要》历八十卷，以适厥中，而未成也。至绍兴初，南阳胡文定公始复因公遗稿，修成《举要补遗》若干卷，则其文愈约而事愈备矣。朱子犹病其识之弗强，不能有以领其要而及其详也，乃别为义例，增损隐括，而成《资治通鉴纲目》。法《春秋》，寓褒贬于书法之中，上下千有余年，乱臣贼子，真无所匿其形矣。 【批评】 世之汲汲求仕者，莫不曰为欲行所学也。使其果有实学，则吾身即不用，而讲学著书，亦未尝不可以行道。观朱子身虽在野，其学说足定一世之耳目，其遗书可正万代之人心，吾道岂非已大行乎？今人一出学堂，即想利禄，操教科报章之学，谓即可以治天下，学堂愈多而学风愈坏，学生日多而学人日少，言之慨然。 理学始于宋，而周程张四子为之魁，朱子于周子则解其《通书》与《太极图说》，于二程子则订其遗书，于张子则注其《西铭》，不愧集大成者也。 《五朝名臣言行录》十卷，《三朝名臣言行录》十四卷，皆朱子撰。五朝为开国至英宗，三朝则英宗以后至徽宗也。朋溪李士英又撰《皇朝名臣言行续录》八卷，《四朝名臣言行录》二十六卷，《皇朝道学名臣言行外录》十七卷。今有合刻本。 《近思录》有江永注本，《小学》注者不一家，近通行高愈本。同治间，湘乡罗忠节公泽南因朱子之书，撰《小学韵语》，简明易诵，有子弟者，不可不置一本也。有苏州书局刻本。 温公《资治通鉴》，上起战国，是明示人以继春秋之后矣，而不敢于书法寓褒贬，则温公之谦也。朱子改为纲目，与蔡季通书云，“通鉴节本，只名纲目，取一纲举众目张之义。”其实纲即拟经，目即拟传，最足正温公之书者，于三国之帝刘黜魏是也。 士子如果不在朝廷中做官那就研究阐述学问，以等待后来的学者。与其自己写书，不如修订矫正前人所写的书，以避免出现无知而任意胡为的嫌疑。朱熹对程氏敬仰而不能从学，自以为其弟子，对程氏的著书，没有一个字不研习精熟，知道这其中有一些被后人私自篡改，不是程氏的本来意思，于是多次修订他们的书，恢复其真实面貌。乾道四年修订完成《程氏遗书》，乾道九年补修成《程氏外书》。 横渠先生张载是关中地区的大儒、士子们的宗师，曾经在学堂的两个窗户上左边写《砭愚》一文，右边写《订顽》一文。伊川先生改称为《东铭》、《西铭》，曾说《西铭》是明确了理学根本是一样的但发散开来却各有不同，拓展了以前圣贤没有阐述的内容，和孟子的人性本善、保养元气的观点有同样的效果。对随他求学的人，一定会让其看《大学》、《西铭》两篇文章。朱熹阐述其中的义理编写成《西铭解义》。 濂溪先生周敦颐作《太极图》，明晰天理的根本，寻究世间万物的始终，又写了《通书》四十篇，阐述太极的内涵，语言简练而道理博大，文章朴实而义理精微，得到了孔子和孟子思想的根本宗旨，对学习的人非常有利。世人误认为《太极图》是整本书的结尾末节，使得周敦颐通过取法万物形象来表达思想的精深微妙的意旨，变得晦暗不明。朱熹纠正了这种错误，写了《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太极图说》这两本书等到朱熹晚年的时候才拿出来传授给别人，由此可见朱熹治学谨慎到极致。 他阅读近代的文集和记事的书，觉得记载宋代著名大臣言语行为的事迹，对社会教育很有补充作用。然而因为这些书籍出自不同人之手，没有统一整理。既无法追究其始终表里的来龙去脉，又陷于虚伪浮夸荒诞的学说。于是选取其中的纲要，撰写了《名臣言行录》，这与《伊洛渊源录》互相配合印证。 朱熹为母亲守丧期间，撰写了《家礼》，来恢复古代礼制。细数我们对于朱熹的著作之中，一天也不能荒废的就是《小学》和《近思录》。《近思录》摘取周敦颐、二程、张载四家的言论，主要是关乎圣贤大道且跟平时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作为后来学习之人入门的阶梯，一共有六百二十二条。帮助他写成此书的，是吕东莱。《小学》一书中，强调立身处世的规矩最为重要，朱熹自己作序说： 古代小学教导人洒水扫地、沟通交流、行为举止的节度，以及爱戴亲人、尊敬长辈、尊崇老师、亲近朋友的道理，这都是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一定要在孩子小的时候进行讲解练习，让孩子学习与智力一同增长，感化于善行并根植于内心，而不会产生抵触情绪和格格不入的隐患。现在前人所做的《小学》一书全文虽然看不到了，但在不同的传记中体现出的内容也很多，读者往往因为固执于古今礼法制度不同而不愿意学习，竟然不知道那些没有古今差异的，也未必不能够实行。现在搜集整理到一些内容编辑成此书，传授给儿童，作为给老师讲授之用，或许可以对风俗教育起到一点补充教育的作用吧。淳熙丁未三月朝旦，晦庵题。 朱熹把《大学》的意思充分表达出来，以使学习之人开智悟理后，又担心失去常规没有参照，不能找到进步的载体，于是编辑这本书，来教导幼童学者，使他们能够扎好根基以通达其枝节，内篇一共有四章，分别叫做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有两章，分别为嘉言和善行。修身的事，这里基本说的比较完备了。 司马光接受诏令编纂《资治通鉴》，完成以后又摘取其中精粹切要的内容，另行编写目录三十卷。晚年他不满《资治通鉴》原书太过于详细，目录太过于简练，又计划编写《举要》共八十卷，以符合中正之道，可惜没有完成。等到绍兴初年，南阳胡文定开始在司马光遗稿的基础上，修编成《举要补遗》若干卷，其文笔更加简约而叙事更加完备。朱熹仍然不满其见识不强，不能够领会原文的要旨、探及其详细含义，于是另外撰写阐明义理的事例，增加删减，矫正规范，著成《资治通鉴纲目》。该书效法《春秋》写作风格，将对人物的褒贬寄托在文章之中，文章上下横跨一千多年历史，乱臣贼子的所作所为都被记录下来，无法再隐匿其恶行。 【评论】 世上热衷于追求官职的人，无不说想要践行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假如他们果真有真才实学，那么即使我自己得不到任用，而去传道讲学写书，也未尝不能践行大道。看朱熹虽然身在民间，但他的学说足以决定一代人的见识，留下的著作可以端正万代人的心性，圣贤之道岂不是已经盛行起来了吗？现在的人刚迈出学校，就想着功名利禄，拿着教科书里文章的那点知识，就说可以治理天下了，学校越多学习风气反而越坏，学生日益增多但能踏实学习的人日益减少，说到这里不禁让人为之感慨啊。 理学研究开始于宋朝，周敦颐、二程、张载四位学者作为其中的魁首，对于周敦颐，朱熹解析了他写的《通书》和《太极图说》；对于二程，则修订了《程氏遗书》《程氏外书》；对于张载，则注解他写的《西铭》，朱熹不愧是理学集大成的学者。 《五朝名臣言行录》共十卷，《三朝名臣言行录》共十四卷，都是朱熹撰写的。五朝为宋朝开国以来到宋英宗，三朝是从宋英宗以后到宋徽宗。朋溪人李士英（李幼武）又撰写了《皇朝名臣言行续录》共八卷、《四朝名臣言行录》共二十六卷、《皇朝道学名臣言行外录》共十七卷，现在有合订本。 《近思录》有江永注解的版本，注解《小学》的不止一家，近年通行的版本是高愈注解本。清朝同治年间，湘乡罗忠节公（罗泽南）根据朱熹的《小学》，撰写了《小学韵语》，简单明了，容易朗诵，家中有上学的孩子的，不能不买一本使用。有苏州书局翻刻的版本。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事最早到战国时期，明确告诉世人这本书接着《春秋》记事时代之后的，不敢在《春秋》已经记载的事情上再做褒贬，这体现出司马光的谦虚。朱熹著书时改为《资治通鉴纲目》，在与蔡季通的书信中说“通鉴的节选版本，只取名叫做纲目，是取抓住事物的关键就可以带动其他环节的意思”。实际上“纲”就好比是简练的“经”，“目”就好比是内容丰富的“传”，最能够订正司马光这本书的，是在撰写三国时尊奉刘备为正统而贬低魏武帝。 [book_title]第八章 解经 自伊洛之说昌，而学说已焕然一新。至于经书，则仍以汉唐注疏立于学官。及朱子之《集注》出，注疏之学为之一变。元明以来，易、诗、书、礼、论语、孟子皆宗宋学，而汉唐注疏几乎不行，此亦可见文公学力之大矣。 诸经之中，论孟二书，最为精要。文公先编次《论孟精义》三十四卷，又作《训蒙口义》，既而约其精粹，妙得本旨者为《集注》，即今所行者是也。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为《论孟或问》三十四卷。 朱子自言于此二书，理会过四十年，字字为咀嚼过，所作集注，多一字不得，少一字不得。秦吕不韦撰《吕览》（亦名《吕氏春秋》），尝榜咸阳门曰“有能增损一字者与千金”，卒无有人能增损一字者。此畏其势耳，岂不能增损哉？朱子之书则庶几矣。 《大学》、《中庸》，本《礼记》中篇名。宋儒以《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中庸》为孔门传授心法，故抽出别行，以配论孟，总称四书。文公始为章句，较汉唐旧本，经文颇有移易，语孟早成，学庸至晚年始定。易箦之日，犹伏枕改大学诚意章曰，“此人鬼关也”。别有《大学或问》一卷、《中庸或问》一卷。 《诗经》自毛郑（诗有毛传郑笺，毛苌传之，郑元笺之也）以来，皆以小序为主（小序，序所以作诗之意冠各篇，或云子贡所作），其与经文舛戾，则穿凿为说以通之。郑樵（字渔仲，莆田人）撰诗辨妄，力诋其非。文公作《诗集传》，乃尽废小序，涵咏经文，而得其意，订其序之是非，别为一编，附置经后，以还其旧（今坊本每不刻次卷）。 《易》以卜筮之书，未遭秦火。汉兴，言易者六家，独费氏传古文易，而不立于学官。东汉之时，马融、郑玄皆为费氏学，其书始盛行。自康成（郑玄字）、辅嗣（王弼字，注《易经》）合彖象文言于经，学者遂不见古本。东莱吕子，因嵩山晁氏所编古《周易》，而重定之。朱子撰本义，谓象数乃作易根本，卜筮乃其用处之实。凡读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虚心以求其词义之所指，以为吉凶可否之决然，后求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者后推之于事（画卦揲蓍之法别有一书，摸印以传，名曰《易学启蒙》，署名云台真逸，即朱子别号也）。 《书》本行孔安国注，朱子命弟子蔡沈（字仲默，号九峰，建阳人）作集传。光宗绍熙元年冬，刊易、诗、书、春秋经义四子书于临漳。及其成也，为文以告先圣，有书临漳所刊四经后，书临漳所刊四子后文各一首，其论四子云： “圣人作经义诏后世，将使读者诵其文，思其义，有以知事理之当然，见道义之全体，而身力行之，以入圣贤之域也。其言虽约，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细靡不赅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为无所用心矣。然去圣既远，讲诵失传，自其象数、名物、训诂、凡例之间，老师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于新学小生骤而读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归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故今刻四古经，而遂及乎此四书者，以先后之，且考旧闻，为之音训，以便观者。又悉着凡程子之言及于次者，附于其后，以见读之之法，学者得以览焉。抑尝妄谓《中庸》虽七篇之所自出，然读者不先于《孟子》而遽及之，则亦非所以为入道之渐也。因窃并记于此云。” 文公于三礼，未及订注，第以《仪礼》授之黄干，成《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续二十九卷。于《孝经》有刊误，于《离骚》有集注，于韩文有考异，于道家言，如《参同契》《阴符经》，亦皆有撰述。盖无所不通云。 【批评】 汉唐笺注之学，详于名物，而略于义理，未免偏重。北宋诸儒，如司马温公、欧阳文忠公、苏文忠公皆兼以义理说经。伊洛继起，析理愈精，而圣人之道愈明矣。其后承学之士，尽废汉学，高谈义理，空疏无补，则其末流之失，而不可以并疵朱子，朱子固极博学者。善乎！清陈澧（字兰甫，番禺人，著《东塾读书记》等书）之言曰：“近儒考据之学，源出朱子，不可反诋朱子。” 朱子之学，细读《四书集注》，《大学》《中庸》章句，足以尽之矣。文集语录，共数百卷，人不能尽有，有之亦不能读，不如四子书之到处可得也。 朱子说《诗》，以孔子有“郑声淫”，《礼记》有“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等语，遂尽以郑卫为淫奔之诗，不知此指其声也，非指其诗也。 自从伊洛之学盛行以后，学术界面貌焕然一新。至于研习经书，在学校中则仍然是使用汉朝和唐朝的注解。等到朱熹的《四书集注》完成，注疏的学问因此发生巨大变革。元朝明朝以来，《易经》《诗经》《尚书》《礼记》《论语》《孟子》均推崇宋代注疏，汉唐时期的注疏几乎不再流行。这也可以看出朱熹学问的精深。 各类经书之中，《论语》和《孟子》两本最为精粹切要。朱熹先编纂了《论孟精义》三十四卷，又撰写了《训蒙口义》，然后凝练其中的精华，将能够反映《论语》《孟子》核心旨意的内容编成《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就是现在通行的版本。然后又解释所作注解取舍的原因，编成《论孟或问》三十四卷。 朱熹自己评价这两本书说，研究领会超过四十年，每个字都仔细推敲过，所作的集注，多一个字不行，少一个字也不行。秦朝吕不韦编纂《吕览》（也叫《吕氏春秋》），曾在咸阳城门口张榜公示说“如果有人能够增加或删改其中一个字的，就给他一千金”，最终没有人能增加删改一个字。这只是畏惧吕不韦的权势而已，哪里是不能删改？朱熹所作的集注则差不多接近无法删改。 《大学》《中庸》原本是《礼记》中的一部分，宋代儒学家将《大学》看作是初学者进入圣人品德修养境域的门路，《中庸》是孔门传授圣贤大道的心法，因此将这两篇文章抽出来另成书籍，配合《论语》《孟子》一起统称为“四书”。朱熹最初做书籍注释，跟汉唐的旧版本比较，经文有较大改动。《论语》和《孟子》注解完成较早，《大学》和《中庸》注解等到晚年才定稿。朱熹将要去世之前，仍然倚着枕头修改《大学·诚意章》，说“这是人与鬼的区别”。另外还著有《大学或问》一卷和《中庸或问》一卷。 《诗经》自从毛亨、毛苌和郑玄（《诗经》有毛传郑笺之说，毛苌所作的注解名叫《毛诗故训传》，郑玄又为“毛诗”作笺注名为《毛诗传笺》）以来，都以注解小序为主（小序，就是冠于《诗经》各篇之首解释主题的简短序言，有人说是子贡所写的），小序内容和对应的文章内容相悖谬，则把讲不通的硬要讲通。郑樵（字渔仲，莆田人）写文章辨明其中错误，有力地指明其中的不当。朱熹做的《诗集传》，于是全部废除小序，反复吟咏诗文意境，从而明确其含义，修订序言的对错，另外编成一书，附在《诗经》后面，以还原其本意（现在民间书坊的版本基本不刻印附件）。 《易经》因为是用来占卜的书籍，所以没有被秦朝焚毁。汉朝兴起后，研究易经的有六个派别。只有费氏传授古文的《易经》，没有被官方认可。东汉的时候，马融、郑玄都推崇费氏学说，然后费氏的书才开始盛行。自从康成（郑玄的字）辅嗣（王弼的字，注《易经》）将彖、象、文言与经合为一体，学者于是就看不到古本《易经》了。吕东莱，在嵩山晁氏所编写的古《周易》的基础上重新编订。朱熹撰写《周易本义》，指出象数才是创制易经的根本目的，占卜是易经实际运用。每分析一卦一爻，就如同占卜时得到的卦辞爻辞，虚心探求卦爻所要表达的意思，分析断定所占之事的吉凶可否，然后探求卦象为什么呈现出这样，探求其中的道理为什么是这样，然后将卦象与实际联系起来（画卦数蓍草的方法另外有一本书，刻板印刷流通，叫《易学启蒙》，书籍署名叫云台真逸，即朱熹的别称）。 《尚书》版本通行的是孔安国注解本，朱熹让弟子蔡沈（字仲默，号九峰，建阳人）作《尚书集传》。宋光宗绍熙元年冬天，在临漳刊印了《易经》《诗经》《尚书》《春秋经义》四部子集。等到完成后，作文来告慰先圣，分别在临漳刊印的四经后面和临漳刊印的四部子集后面分别作文一篇，论述四部子集说： “圣人作经义来诏示后世之人，为了使读者在诵读这些文章时，能够思考其中的义理，来知晓事理的本来状况，窥见道义的全部面貌，从而身体力行以达到圣贤的境界。文章虽然简练，但天下的缘故、无论有形和无形的、大的和小的都无不涵盖其中，想要追求得道而进入圣贤境界的人，不这样就没有地方用心了。然而现在离圣贤时代久远，讲解诵读方法没有流传下来，对于其中的象数、名物、训诂、凡例等内容，阅历丰富的老师和素有声望的博学之士尚且有不明白的地方，更何况是才入学的儿童很快就读这类书，怎么能够掌握文章的大旨要义呢？因此河南程颢教育人必须先让人在《大学》《论语》《中庸》《孟子》这几本书上下功夫，然后再学习六经，求学先易后难、先近后远、先小后大的顺序是固定的，不能够随意颠倒改变。因此现在刻印四本古文经书，然后才是这四本书，以区分先后之序，并且考证往昔的典籍，为其注音解义，方便阅读的人。又全部将程颢关于四书的言论附在书后，以使阅读的方法能够让学习的人得以看到。曾猜测《中庸》是《孟子》七篇中抽出的内容，但读者如果不在读《孟子》之前研习《中庸》，则也不符合圣贤之道循序渐进的要求。因此一并记录于此。” 对于《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朱熹还没来得及修订注解，先把《仪礼》传授给黄干，著成《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后又续二十九卷。针对《孝经》著成《孝经刊误》，针对《离骚》著成《离骚集注》，针对韩愈的文章写了《韩文考异》，对于道家的言论，比如《参同契》《阴符经》也都有著作论述，朱熹可谓没有什么不通晓的。 【评论】 汉唐以来的笺注之学，对于事物名称研究的比较详细，但对其中的义理分析有些简略，总体上未免有些轻重失衡。北宋的各个儒学家比如司马光、欧阳修、苏轼都结合义理来阐述经书。伊洛之学兴起之后，剖析义理更加精微，圣人之道更加明晰。在此之后继承他们学说的人，彻底抛弃汉代学说，围绕义理大发议论，空洞无用，但这只是末流学者的谬误，而不能借此来批评朱熹，朱熹确实是博大精深的学者。清朝陈澧（字兰甫，番禺人，著《东塾读书记》等书）有句话说的好：“近代儒学家的考据之学，起源于朱熹，不能反过来由此而诋毁朱熹。” 朱熹的学问，只要认真细致地阅读他写的《四书集注》《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就能够详尽地了解了。其他的文集语录，一共有数百卷之多，人们不可能全都有，即便是有也不可能全部读完，不像是四部子书到处都能得到。 朱熹解说《诗经》，因为孔子说过“郑声淫”，《礼记》中有“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等文字，就认为郑国、卫国的诗全部都是描写男子淫乱女子私奔的诗，却不知道这里说的是指郑卫的音乐，而不是指郑卫的诗。 [book_title]第九章 书院 史浩为相，必欲官文公，或言宜处以外郡。淳熙五年八月，差权发遣南康军（今四南江康县）事。东莱、南轩，皆谓须一出为善，遂赴召。 南康在庐山下，山中有白鹿洞者，故唐隐士李渤所居，当时学者多从之游，遂立黉舍。五代时，李氏为建书院，官师给赡田养，从众甚盛。宋太宗时，尝诏赐《九经》，而官其洞主。其后沦坏，日久莽为邱墟。朱子为访求遗址，属教授杨大法、星子县令王仲杰，重建书院于其地。落成之日，率宾佐合师生修释菜之礼，以告于先圣先师，又置田以赡学者。每休沐辄一至，诸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退则相与徜徉泉石间，竟日乃反。 白鹿洞书院学规，先立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尧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五者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其道。修身之要，曰“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庐山第一泉 又为之说曰：“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己浅矣，而其为学，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宋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渐而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师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当是时，士皆上质实下新奇，敦行义而不偷，守训诂而不凿，至于河南程氏、横渠张氏相与倡明正学。熙宁（神宗年号）初，明道在朝，建白学制，纲条甚悉，而为王安石所阻，至是始复书院。而学问之统纪，关洛之绪言，益以光大。其关系于学术民风者，至重且大。后至潭州又复岳麓书院，亦此意也。 官南康之明年，陆子静来访，此亦学术史上一佳话也。盖子静之见，本与朱子不同，今特造访，请书其兄子寿墓志，则其心折朱子而重视之也至矣。朱子见其至，如接大宾，率僚友诸生，与俱至白鹿洞书院，请升讲席。子静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见《论语》），朱子以为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盖听者莫不然动心焉，请书于简以谂同志。 【批评】 白鹿洞书院学规，要言不烦，窃谓大小学校中，皆应楷书一通，以提撕而警觉之也。 朱子在南康，时虽不久，而善政甚多。予尝游其地，越七百余年，其地之人，无不知有朱子，而太息斯人之不再作也。书院之风，始于白鹿。明之东林，至与强臣相对垒，节义文章，皆自白鹿启之也。 君子小人之分，在义利之途。君子无非为义，小人无非为利。其黠者且假仁义之迹，阴成其攘利之志。玩一喻字，夫子之言，可谓深切。陆子讲义，今有石刻，亦见《象山集》中。 史浩担任宰相，一定要给朱熹封官，有人建议说可以把朱熹放到外面的郡县做官。淳熙五年八月，朝廷任命朱熹南康（现在的四南江康县）军事。吕东莱和张南轩均劝说朱熹出仕为好，于是他奉命赴任。 南康位于庐山脚下，山上有个叫白鹿洞的地方，是以前唐朝的隐士李渤居住的地方，当时的很多学者和他交往，于是建了一个书院。五代时，李氏为了建设书院，请政府拨付田地供养，到此求学的人非常多。宋太宗时曾下诏赏赐给书院《九经》，并封白鹿洞山长官职。后来书院荒废了，时间一长变成了废墟。朱熹探寻到书院的遗址，责令教授杨大法、星子县令王仲杰在原址上重新建设书院。书院建成那天，朱熹带领幕宾佐吏及老师学生，举行祭祀先圣先师的释菜礼，以祭告先圣先师，又划拨田产以供养学者。每到休假时，朱熹就来到书院，学生有疑问和难题，则耐心教育引导而不知疲倦，讲解完后则与学生一起闲游山水之间，过一整天才返回。 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先要树立五伦的教育，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尧让契担任司徒，恭敬地推行五种教化，说的即是这五教。学习的人学的也就是这些而已，而用来学习圣贤学问的方法次序，也有五步，哪五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四个方面，是用来穷究道理的方法，至于笃行之事，从修养身心到处事、接物，都各有不同的道理。修养身心的关键是“言语忠诚老实，行为忠诚厚道而又严肃认真。克制愤怒，杜绝私欲，改正过失而趋向至善”。处理事务的关键是“言行合乎正义，不谋个人私利，宣明大道而不计较功利”。与人交往的关键是“自己不愿承受的事，也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 然后又解释说：“我私下里看古代的圣贤教导人们学习的原因，无非就是让人了解掌握义理，来修养身心，然后推之于别人，而不只是让人专门致力于背诵阅读和遣词造句，以钓取声望名声和功名利禄而已。现在研究学问的人，则是恰恰相反。然而圣贤用来教育人的方法，都存在于经书之中。立志学习的人，固然应当熟练诵读、深入思考，询问辨识其中的道理。如果知道其中的道理应当怎样，因而要求自己必须这样，那么所立的规矩禁忌又岂用得着他人约束，然后才有所遵循呢？近代在书院里所立的规矩，对于学习的人而言，对自己来说太肤浅，做学问又未必符合古人的意图。因此现在这些规矩不在这个学堂施行，而专门选取圣贤用来做学问的重要纲目，逐条列举如下，悬挂在门楣之上”。 宋朝初期，老百姓才摆脱五代十国的战乱之患，做学问的人还很少，渐渐地社会稳定下来，研究学问的风气日益兴起。儒者往往依附山林之中，在闲暇之中讲解传授学问，造诣高深的学者多到数十乃至上百人，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及白鹿洞书院尤为著名，世上称为四大书院。在那个时期，士子都注重本质和务实，轻视创新，勉力去做到义而不取巧，恪守训诂而不牵强附会。等到河南二程、张载一同倡导阐明理学，熙宁（宋神宗年号）初，程颢在朝中为官，建立白学制，纲领条目非常完备，但被王安石所阻挠，到此时才恢复书院，学问的头绪条理、伊洛之学已发而未尽的言论，日益得以发扬光大，影响民间教化风俗至为重要和深远，后来到潭州又恢复岳麓书院也是这个意思。 在南康做官的第二年，陆九渊来探访朱熹，这也是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陆九渊的观念，本来就与朱熹不一样，现在特意造访朱熹，请他为兄长陆子寿写墓志铭，可看出他内心已被朱熹折服，极为重视朱熹。朱熹看到他来了以后，如同迎接贵重的宾客，带着同僚和学生，与陆九渊一同到白鹿洞书院，请他登上讲经的席位讲经说法，陆九渊讲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见《论语》）。朱熹认为他讲的十分切合学习之人隐约细微的积习病根，聆听讲解的人无不触动内心，于是请陆九渊把他讲的内容写在书简上，以劝告同道之人。 【评论】 白鹿洞书院学规，简明扼要，我个人认为大小学校里，都应该抄写一遍，以教导提醒警觉学生。 朱熹在南康的时候，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好的政策措施却非常多。我曾经去过南康，历经七百多年，当地的人没有不知道朱熹的，对朱熹不存于世而感到叹息。兴办书院的风气，开始于白鹿洞，明朝的东林书院甚至与当朝权臣相抗衡，后世读书人的节操义行文章，都是从白鹿洞书院开启的。 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在于追求义还是利。君子是为了义，小人为了利。那些狡诈之人用假仁假义的行迹，暗中实现他们攫取利益的目的。玩味一个“喻”字，孔夫子的话可以说是深入透彻。陆九渊的讲义，现在有石刻本，《象山集》中也有收录。 [book_title]第十章 宦迹 文公晚年，孝宗颇向用之。南康任满，浙东大饥，除提举浙东常平茶监事，即日单车就道。即移书他郡募米商，蠲其征，面陈七事而行。比至部，米已辐辏。与僚属钩访民隐，至废寝食。行部乘轻车，简御徒，秋毫不及州县。虽深山穷谷，拊存不遗。贪吏有自劾去者，由是所部肃然。 宰相王淮闻之，赞于上曰：“熹之荒政，乃行其所学，民被实惠”。进直徽猷阁，会知台州唐仲友者，暴行不法，而与淮同里为姻家，业迁江西提刑矣。文公劾之。淮持章不下，疏十上愈力。淮不得已，下绍兴府鞫讯，狱具伏，则夺其新命，以授文公。乃太息曰：“是所谓蹊田而夺之牛也。”辞不拜。淮大恚，嗾御史郑丙、陈贾诋道学假名济伪，遂去职。 周必大为相，力荐文公。除江西提刑，促赴召。有要之路者，曰：“正心诚意之说，上所厌闻，毋以此入对”。文公曰：“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逆探上意，为面谩乎。”及奏对，反复于天理人欲之际甚力。帝称善数四，曰：“久不见卿，浙东事朕自知之。今当处以清要，不复劳卿州县”。除兵部郎。文公有得君之机，宜可大用，以行其道，而忌者已伺其后矣。兵部侍郎林栗先数日，与论《易》《西铭》不合，恚之，遂上疏丑诋，而帝意终向之。未踰月，复召为崇政殿说书。不赴，具封事投匦以进，反复数千言。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寝，亟起秉烛读之终篇。会执政有指道学为邪气者，深中之。除秘阁修撰，竟中沮，而孝宗亦内禅矣。 光宗即位，改知漳州。其敦俗训士，一如在南康时。除属县无名之赋七百万。差知潭州，力辞。有旨长沙巨屏，得贤为重，乃拜命。至镇，修武备，戢奸吏，抑豪民，而主于章教兴学。邻郡数百里毕来学，至坐不能容。 宁宗初在潜邸，闻文公名，每恨不得公为本宫讲官。及即位，首召奏事。帝开怀容纳，而韩侂胄寖用事，以内批罢宰臣台执。文公念国柄旁落，将自此始疏力争。侂胄大憾，深倾之，遂罢。 初，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领望治，公独以侂胄用事为深忧，数以手书启丞相，当厚赏酬其劳，勿使预政，汝愚方谓其甚眇易制。及文公去国，丞相逐而中外大权尽归侂胄矣。公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而罢。设行其言，则公虽罢而犹得为宋延国命也。至侂胄得志，国事益不可为矣。 汝愚去位，侂胄诬以不轨，欲诛之，举朝无敢为关说者。文公自以义不容默，则洒泣草疏万余言明其冤，辞旨痛切。诸生迭谏以为必贾祸。不听。请筮之，遇遯之同人，乃默然。取谏草焚之，自号遯翁。宁宗庆元六年三月卒，民国前七百十二年也，年七十一。子三人，塾、埜、在皆以荫补官。弟子极众，以蔡元定（字季通，建阳人，称西山先生）及其子沈（字仲默，元定仲子也，世称九峰先生，谥文正）、黄干（号直卿，闽县人，文公之婿也，世称勉斋先生）等为最著。 【批评】 文公卒，黄干为撰行状，曰：“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历圣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日中天。” 道统二字，始见于此。明潞人仇熙著《道统传》，清仪封张伯行因之而著《道统录》。一若孟子以后，惟周程张朱为知道，余子虽功名如何显，学问如何高，皆未足以言知道者。此易启门户之见，而衣钵相承，碍学术之进步。故不著之，而附辨于此。 朱熹晚年的时候，宋孝宗很想起用他。南康任期满后，恰逢浙东遭遇大饥荒，朱熹就被提拔为浙东常平茶监事，当天乘坐一辆车直接赴任。他立即给其他郡县的米商写信，让米商往浙东贩粮，免除他们的税赋，当面承诺了七件事就走了。等到了任上，粮食已经集中到浙东。朱熹和下属搜求察访民间隐情，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考察时行装简单，跟随的人少，对下面的州县丝毫不侵犯。虽然有些地方地处偏远，但他都一一安抚照顾，没有遗漏。贪官污吏有自己辞职的，从此朱熹的部下都很严肃谨慎。 宰相王淮听说后，在皇上面前称赞说：“朱熹在荒年时采取的救济措施，实践了他所学的圣贤道学，让百姓获得了实际的好处。”朱熹被提拔到徽猷阁值班供职，赶上台州知州唐仲友行径残暴，不守法纪，唐仲友和淮同里是联姻的亲家，淮同里已经提拔为江西提刑官。朱熹弹劾唐仲友，淮同里把弹劾的奏章压着不呈，朱熹上疏了十余次。淮同里没办法，将唐仲友收监审问，唐仲友在狱中认罪，于是剥夺了唐仲友的新任职务，并将其授予朱熹。淮同里叹息说：“这就是所谓的牛践踏了别人的田地，而被人抢走了，惩罚太重了。”朱熹推辞不受命。淮同里心里极为怨恨，唆使御史郑丙、陈贾诋毁道学是借助名望营私，朱熹于是就辞职了。 周必大担任宰相时，极力推荐朱熹。朱熹被任命为江西提刑官，并催促他赶快赴任。有人在路上拦住了朱熹，并对他说：“正心诚意之类的学说，皇上不喜欢听，千万不要用这些内容应答皇上。”朱熹说：“我一生所学习的只有这四个字，怎么能猜测皇上的心思，而当面欺蒙皇上呢？”等到在皇上面前回答问题的时候，他极力阐述其对于天理人欲的理念。皇帝几次称赞朱熹讲得好，说：“长时间没看见你，浙东的事我自己心里知道。现在你应当去一个清净紧要的位置，不再让你操劳于州县之事。”于是提拔他为兵部郎中。朱熹有君主赏识的机遇，本来可以委以重用，以使自己的学说得以施展，然而嫉妒他的人却已在背后等待时机中伤他。兵部侍郎林栗几天前，与朱熹谈论交流《周易》《西铭》意见不一致，内心憎恨他，于是给皇帝上疏用难听的话诋毁朱熹，然而皇帝本意还是偏向朱熹。不到一个月，皇帝又召朱熹到崇政殿担任讲官。朱熹没有赴任，通过密奏上疏的形式进言，反复阐述了数千字。奏章呈上时，计时用的夜漏已经下去七刻，皇帝已经躺下睡觉了，又急忙起来点着蜡烛将整篇文章读完。当时的执政大臣有指责道学是邪说的，深深中伤了他。朱熹拜受秘阁修撰，没想到中途受阻，而孝宗也将皇位禅让给了光宗。 光宗即位，朱熹改任漳州知州。他教化风俗，训导官吏完全跟在南康时一样。他免除了所属州县没有正当依据的税赋七百万。后来又被任命为潭州知州，但他坚决推辞不受。圣旨说长沙是朝廷强大的屏藩，需要有一名贤臣镇守，于是受命。到了长沙，他修整军备，约束枉法营私的官吏，打压豪强，重点发展教育兴办书院。周边郡县相隔数百里都来求学，以至于书院里都坐不下了。 宁宗在做太子时听说过朱熹的名声，常常遗憾不能让朱熹做自己的讲学官。等到宁宗即位，他首先就召朱熹奏议国事。皇帝畅开襟怀接纳建议，而韩侂胄专揽朝权，私自罢免朝中大臣。朱熹考虑到国家大权落到旁人手里，从此时开始就上疏竭力劝谏。韩侂胄感到非常忿恨，极力排挤朱熹，朱熹于是被罢免了。 当初，赵汝愚担任宰相后，招收聚集四方的名士。朝廷内外殷切期望国家大治，唯独朱熹对韩侂胄当权而深表忧虑，多次给赵汝愚亲笔写信，建议他应当对韩侂胄增加物质上的赏赐，而不要让韩侂胄干预政事，赵汝愚只认为韩侂胄地位低容易控制。等到朱熹离开朝廷，丞相被逐官，朝廷内外的大权全都落到韩侂胄手中。朱熹自从登科中举五十年间，在外地做官一共九年，在朝廷中才待了四十天就被罢免了。假如朱熹的主张能够实行，那么朱熹即使免官也仍然能够让宋朝延续国家命数啊。等到韩侂胄把持朝政后，对国家大事就更加无能为力了。 赵汝愚被免去职务后，韩侂胄以图谋不轨的罪名诬陷他，想要诛杀赵汝愚，满朝大臣没有敢替赵汝愚说情的。朱熹自认为按照道义自己不能沉默不语，于是挥泪草拟奏章一万多字，说明赵汝愚的冤屈，文辞悲痛而深切。门下的学生不断劝谏，认为朱熹这样做肯定会招致祸患。朱熹没有听从。学生恳请对这件事进行占卜，得出本卦为遯卦，变卦为同人卦，于是朱熹沉默不语。他把奏章拿出来烧掉，自称为遯翁。宁宗庆元六年三月，朱熹去世，也就是民国前七百一十二年，终年七十一岁。朱熹有三个儿子，朱塾、朱埜、朱在，他们都因为恩荫封官。朱熹弟子特别多，其中蔡元定（字季通，建阳人，称西山先生）及蔡元定的儿子蔡沈（字仲默，蔡元定二儿子，世称九峰先生，谥文正）黄干（号直卿，闽县人，朱熹的女婿，世称勉斋先生）等最为著名。 【评论】 朱熹去世了以后，黄干为他撰写行状，说：“我听说大道的正统，一定要等到合适的人出现才能承续。自从周朝以来，承担传播大道责任、得到嫡传学说的，不过几个人而已。在孔子之后，曾子和子思继承其学说精妙，等到孟子的时候才开始光大。孟子之后，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继承孔孟等以往的圣人不传的学问。朱熹出世后，周朝以来历代圣贤递相传授的大道，忽然豁然开朗，如同太阳正在上升，十分兴盛。” 道统这两个字，最早见于此。明朝潞县人仇熙著有《道统传》，清朝仪封人张伯行在此基础上撰写了《道统录》。他们一致认为自从孟子之后，只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算是研知大道的圣哲，其他的人无论功名多么显耀、学问多么高深，都不算称得上是懂得大道的。这容易导致学术界的门户偏见，而一味讲求衣钵相传也会阻碍学术进步，因此不写在正文之中，而是以附辨的形式说明。 [book_title]第十一章 结论 文公一生，集注诸经，订定周程张司马诸书，文集语录，又各数百卷，广博浩繁，固未易得其要领。简要言之，则不外主敬、穷理、反躬三者，主敬以定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 主敬、穷理、反躬言之虽若三事，实则一而已矣。致知不以敬，则昏且纷，知何由致？躬行不以敬，则怠且肆，行岂有当哉？故敬者，圣学成始成终之要。程子终身服膺“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二语（《礼记》文），良有以也。 文公尝曰：“盖天地皆物也，有是物必有是当然之则，是上帝所降之衷，生民所秉之彝也。近取之身，则心之为物，其体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性，浑然在中，随感而应，有则而不可乱也，所当格也。身之为物，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有亲爱、贱恶、畏敬、哀矜之施，有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伦，有则而不容己也，所当格也。外而观于人，则人之理，不异于己也。远而察乎物，则物之理，不异于人也。极其大，则天地之运，古今之变不能外。尽于小，则一尘之微，一息之顷，不能遗也。是所谓降衷秉彝，有物有则者也。学之为道，必存此心于齐庄静一之中，穷此理于学问思辨之际，自身心性情以达于人伦日用。由天地鬼神以极于草木鸟兽，皆有以见其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而反之于身，以践其实焉。此学所以析之极其精而不乱，合之尽其大而无余也。”此见文公《格物论》中。其造诣之精，示教之切，悉具于学者循其说而求之则得矣。 文公聚徒讲学之室，曰寒泉精舍，曰武夷精舍。公常泛舟涧溪，成《武夷棹歌》十首，以明性道，门人陈普（字惧齐）为之注。 宋儒之为学也，其初亦尝求之外道。及其既也，则用其方法，而不堕其理障，是可谓善学者也。如周子《太极图》，得之于陈抟，本道家之精微，而宋儒以之悟《易》。静坐之法，倡于释氏，而程子以此为入门工夫。他如“语录”“公案”“观心”等语，亦皆释子家言，而朱子亦公然用之。 文公平居，终日俨肃，如对神明，行舒而恭，坐端而直。日未明辄起，深衣幅巾方履，拜家庙及先圣。退坐一室，几案必正。寒暑造次，未之或间。家庭之内，斩斩如也，怡怡如也。自奉甚约，而奉觞荐俎，曲尽诚敬。其教人规模广大，而科级辨严，不容凌躐以进。虽疾病支离，而讲论率至于午夜。 韩侂胄当国，斥理学为伪学，禁其说，锢其人。文公与诸生讲学不辍，有请谢遣生徒者，文公笑而不答。有以书谏者，文公曰：“放流窜殛，久置度外。诸生远来，无可遣去之理。朝廷必有行遗，亦须符到奉行。若仰人鼻息为舒惨，则方寸之间长戚戚矣。” 朱熹的一生，对各种经书进行注解，修正校定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司马光等人的著作，他自己的文集和语录又分别有数百卷，博大繁多，固然不容易得到其关键要领。简单扼要的说，则不超过主敬、穷理、反躬三个方面，主敬是确立其根本，穷理是达到完善的理解，反躬是将所学融入实践。 主敬、穷理、反躬，说起来好像是三件事，但实际上只有一件而已。致知不依靠诚敬，则容易昏聩困惑而且杂乱无章，智慧怎么可以获得呢？躬行不依靠诚敬，则容易怠惰而且放纵任意，行为怎么可能恰当呢？因此诚敬这件事，是圣贤之学一以贯之的关键。程颢一生衷心信奉“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这两句话（出自《礼记·表记》，意思为君子能够时刻庄重恭敬，就会日渐长进，倘若安逸放纵，就会日趋苟且）是有原因的。 朱熹曾说：“天地都是物，有这样的物也就必然有这样理所当然的规则，这是上天所施降的福泽、百姓所持执的常道。以身边的事作为例子，心作为物，其最根本的是仁义礼智的特点，其外在表现出来的是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的特点，全然存在其中，随着感觉而有所反应，有规则就不会任意随便，这是应当要穷究的。身作为物，有口、鼻、耳、目四肢可以使用，有亲爱、贱恶、畏敬、哀矜的行为，有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的伦常纲纪，有规则而不能控制自己，这是应当要穷究的。对外观察别人，别人适用的道理跟自己的没有区别，再远一些观察物，物中蕴含的道理跟人的道理没有区别，将规则放大到极致，那么天地运动、古今变化也不能超乎其外。将规则缩小到极致，那么一粒微小的尘土、一次短暂的呼吸，都不会被遗漏。所谓上天赋予的人伦常道，就是事物的运行法则。学者追求道，必须要在严肃诚敬、镇定专一时存有这种心思。在学习追究思考分辨时推究这个道理，从身体、精神、性格、情感各个方面，以通达于人际关系的日常应用上。从天地鬼神推广到草木鸟兽，都要从中看到不受人为意志左右的当然之理，和为什么会这样的不可更易的道理，然后再回到自己身上，以践行其中的实质。这种学习方法，可以做到把学问分开到极为精细也不会杂乱，合到一起不管多大也不会有所遗漏。”这段文章出自朱熹的《格物论》，其学问程度的精深、显示教化的深切，全都表现在学习之人只要按照朱熹的学说去探寻，就一定会学有所得。 朱熹聚集弟子讲学的地方，一个叫寒泉精舍，一个叫武夷精舍。他经常在涧溪上乘船泛行，写了《武夷棹歌》十首，来阐明人性与天道，门人陈普（字惧齐）为其做过注解。 宋代儒学家做学问，开始的时候也借助于别的理论。等到学成后，就只使用外道的方法，而不陷入外道迷惑真知真见，这可以算是善于学习的人。比如周敦颐的《太极图》，是从陈抟那里得到的，本来是道家的精深微妙之学，但是宋代儒学家将它拿来参悟《易经》。静坐作为修养身心的方法，本来是起源于佛家，但是程颢将它作为进入学习门径的工夫。其他的像语录、公案、观心等内容，也都是佛家的语言，然而朱熹也毫无掩饰地使用。 朱熹平时在生活中，整天都很严肃，如同面对着神明，行为舒缓而恭敬，坐姿端正而直挺。天还没有亮就起床，穿着上衣和下裳连一起的深衣，用帛巾束首，脚穿方履，然后拜祭家中祖庙和孔圣。回到房间坐着时，桌子必须摆正。无论冬夏忙闲，没有一次间断过。家庭中也是整整齐齐、和顺安适。自己遵守规矩特别严格，祭祀时举杯敬酒、进献祭器的时候，竭尽做到诚恳恭敬。他教育的人数非常多，按照学习程度置办行装，不允许超出寻常顺序进学。即使生病憔悴衰弱，讲学时仍然带头坚持到半夜。 韩侂胄掌权时斥责理学是伪学，禁止理学学说，禁闭研究理学的人。朱熹跟学生仍然不停止研习学问。有人劝说他遣散学生，朱熹笑着没有回答。有人写书信劝谏他，朱熹回复说：“被流放和杀戮，我很久就不放在心上了。学生从远道而来，没有遣回他们的道理。朝廷一定要让我舍弃他们，也必须要等到命令下来以后再遵照执行。如果总依赖别人来决定自己的好坏，那么心中就会时常忧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