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李宗仁回忆录 [book_author]李宗仁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传记 [book_length]443590 [book_dec]自传体回忆录。作者李宗仁。此书是作者寄居美国期间,于1958年至1962年写成的。1980年广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校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56万字,规模宏大,内容丰富。记叙了李宗仁自童年时代直到出任国民党政府总统这数十年的亲身经历。作者回顾了统一广西、讨袁护国战争、北伐战争、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矛盾。是一部有重大参考价值的史料。作者还通过其切身体验,对国民党在大陆的大溃败作了深刻的历史的分析。作品采用整齐规则的带有文言色彩的语句写成,简洁利落。 [book_img]Z_6451.jpg [book_chapter]序 [book_title]推荐《李宗仁回忆录》 李敖李宗仁是现代中国的传奇人物，他生在清朝光绪十七年（1891年），是广西桂林人。他小时候在家乡半耕半读，后来进入陆军小学堂，加入同盟会。再入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从下级军官干起，从护国战争到护法战争，无役不与，骁勇善战。1923年加入国民党，统一广西后，参加北伐，任第七军军长，有大功于北伐。此后与蒋介石分分合合，到抗战时，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台儿庄一役，名扬中外。在他指挥下，中国抗战的能打肯打，给世人以深刻的印象，而其中的牺牲精神，如张自忠死事之勇，尤属英烈千秋。但这些杂牌军的战绩，却因此更遭黄埔系之忌。抗战胜利后，李宗仁出任北平行辕主任，后来竞选副总统，打败蒋介石支持的孙科，自此与蒋介石的关系更为尖锐。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依法实为总统。在国民党被打出大陆时，远赴美国。十六年后，回归大陆。1969年死在北京，活了七十九岁。 李宗仁一生的最大特色，就是他以杂牌军的军头地位，与黄埔系一路分分合合二十多年，而始终没被“吃”掉。他与蒋介石一路纠缠，但在翻云覆雨之中，蒋介石始终未能完全斗垮他，他们最后在“国破山河在”时劳燕分飞。他在生命晚年，还以两件“武器”发挥了“恨别鸟惊心”的作用：一件是回归大陆，把他的“剩余价值”别有所赠；一件是藏诸名山，把他的《李宗仁回忆录》完成出版。这两件“武器”，是他一生最好的收尾，真令人拍案叫绝。 《李宗仁回忆录》的得以完成，除李宗仁本人外，有一位关键性人物，就是唐德刚先生。唐德刚先生是现代中国最活泼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他说动李宗仁，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之请，开始口述回忆录。但是李宗仁记忆有限、见解未周，回忆的内容与结构，必有待于高明之士的指引与协助，才能问世；而高明之士，天生一位唐德刚先生正在身旁。就在这样的绝配下，最后由唐德刚先生撰写完成这一名著。 这一名著的版本颇多，有英文本，有大陆不公开发行本，有1980年广西人民出版社本，有1986年香港南粤出版社本，此外还有其他多种盗印本。今年6月6日，唐德刚先生从美国来，由陈宏正先生陪同来到我家。我向他说：“你的《李宗仁回忆录》，台湾市面上有好多种盗印本，删得七零八落，印得乱七八糟，实在太对不起这部好书了。我看还是由我的出版社重排，出一部最完全的新版本吧！”唐德刚先生气宇宏大，对我信任，想都不想，就跟我签起约来，授权由我出版，并要我贡献出我收藏的图片，以期使这一新版本比任何其他的版本都丰富。我感于唐德刚先生的好意，也就不敢自珍，决定把独藏之秘，用铜版纸印出，以为锦上之添也。 唐德刚先生生于1920年，安徽合肥人。毕业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二十八岁赴美留学，进哥伦比亚大学治西洋史，得欧洲史硕士学位、美国史博士学位。后来留在母校，一留二十五年。1972年转到纽约市立大学，任亚洲学系主任。他除精通中西历史外，还兼及写小说、写剧本、写诗，才气之高，举国罕匹。承他不弃，在我冤狱之时，远道前来探监；在我出狱之后，一再莅舍把晤。今得以新印《李宗仁回忆录》修此因缘，成笔墨之幸会，亦可喜哉！ 1988年12月13日 [book_title]序言（唐德刚） 这本书是李宗仁先生不平凡的一生事业的最完备的记录，又是李氏一生各阶段心路历程的最忠实的写照。 这本书也是我个人已出版的著作中，用功最深、费力最大、遭遇困难最多的一部有原始性的史书。 李宗仁先生用了七十多年的岁月，始制造出本书中许多惊人的故事。我则用了将近六年的光阴——平生治学生产力最旺盛的六年光阴——才把它用中、英双语记录下来。 本书原只是一部中文“草稿”，借助翻译之用。按照李氏与原资助单位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所订的合约和撰述计划，是在本书英文版发行之后，始能加以整理、润色，然后以中文版面世的。不意本书英文版尚有待杀青之时，李氏忽于1965年夏，秘密离美，以致本书中文版的整理工作，便无法着手——盖格于学术界的规律，李氏这位“口述者”一去，我这位“执笔者”，纵在词句上亦不应易其一字，所以本书只能以原“草稿”付梓了。“草稿”毕竟是“草稿”，其不完备之处，就毋待多赘了，只祈读者知而谅之。 这本书的作者，虽只限于李公和我二人，但它毕竟是一部长达五十万言的“巨著”。“口述者”和“执笔者”之外，其他有关各项杂务，牵涉的范围之大，实是一言难尽；正因其如此，则“执笔人”之协调多方，呕心沥血之情，也是说不尽的。其中一部分辛酸历程，我会另有文字记录，聊备鸿爪；至于撰写期间所遭遇的学术性的困难，我在本书英文版序言中，也略有交代。总之，本书自动议磋商到付梓发行历时逾二十年的一系列过程中，它嵌在我个人生命史上的痕迹，是苦是甜，也是终生不灭的。它今日之终能以现在形式出版，也可说是“执笔人”的一部“发愤之作”吧。 可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不管它曾给予我多少困扰，今日回思，我仍觉得我当年不顾一切，坚持把这份中文稿——这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学部所完成的唯一一份汉、英双语稿——写下去、留下来的决定，是正确的；其正确性则反映在当代史籍上所发生的效果——它保存了李宗仁在中国历史上的真面目。 李宗仁先生毕竟是在中国历史上做过“一朝天子”的人物，他也是“近代中国”这座高楼大厦中的一根主要支柱。没有这根柱子，则今日这座大厦，可能又是另外一栋不同的建筑了。 李宗仁是怎样在“近代中国”发生其支柱作用的呢？我们试翻史册，就不难一目了然了。 中国之所以形成当今这个局面——不管是好是坏——国民党当年的“北伐”（1926——1928年），实是当代中国一切发展的根源，而北伐的基础则又建立在“两广统一”这个历史事实之上。但是撑起“两广统一”（1924——1925年）这半边天的，则是广西的统一（广西统一较广东为早）。 广西于1925年秋季统一之后，在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这三位青年将领的领导之下，竟一反当时各省割据自雄的时势，而投入蜗居广东的国民党之怀抱来“共同革命”。在那个个人行为足以影响一个国家政治发展方向的时代，他们这三位青年将领——所谓“广西三杰”——的胸襟和气度，是十分不平凡的。他们这一决定，才能使“北伐”从构想成为事实。而在他们这三人之中，李宗仁实是决定性的人物。他们可以无“黄”，也可以无“白”，却不可无“李”。 广西的统一和两广的合作，实系于李宗仁的一念之间。李氏如一念及邪，则那个风雨飘摇的广东地方势力，所谓“大元帅府”，是经不起吴佩孚、唐继尧、陈炯明三面夹攻的。 再谈谈“北伐”的本身吧。 北伐中最大的暗潮是国共之争。共乎？国乎？汪乎？蒋乎？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李宗仁那支“第七军”，实是势足扭转乾坤的中间力量。他袒汪则无蒋；袒蒋则无汪。容共则共存；反共则共灭。 这支中间力量的如何使用，实凭其指挥者的个人意志之用藏取舍，而李宗仁所做的拥蒋的个人决定，也支配了当时中国历史所走的方向。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时代如日中天之时，实是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之日。不论治绩如何，维持东亚大陆之统一，毕竟是任何形式的中国中央政府推行各项设施的先决条件。 孰知舍此路而不由，国民党于1928年统一大陆之后，竟于同一幅“青天白日”旗帜之下，来个“同党操戈”，打了三整年前所未有的血腥内战，终于在东北边陲打出个“伪满洲国”；在长江沃壤的核心，打出个“苏维埃”政权。从此国民党的统一大业，便成为泡影，永不再来。 这桩历时三载（1929——1931年）的蒋、李、冯、阎“同党操戈”的孰是孰非，历史学家言人人殊。这个“言人人殊”的争辩，今后恐将延续一千年，而终无结论。 但是历史学家如姑置是非于不论，只谈事实，则这桩国民党党军自相砍杀的内战，实导源于1929年初之“武汉事变”。其后接踵而来的“中原大战”和“扩大会议”（1930年），实是“武汉事变”所触发的连锁作用，而李宗仁正是这“事变”的两造之一——也可说他是始作俑者，甚至可说是罪魁祸首。1929年，如果没有这一役“讨桂”之战，则后半世纪的中国，该又是另外一个局面了。 李宗仁个人的态度，对1933年的“闽变”、1934年的红军长征、1936年夏季的“六一事变”和是年冬的“双十二事变”，都有其决定性的影响。 其原因便是抗战前与南京中央抗衡的地方势力，如盘踞闽、粤的旧“四军”诸将领，以及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湖南的何键，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西北的诸马，他们对南京的态度，多半是以广西的李、白马首是瞻的，而他们二人毕竟是这家挂着“青天白日”商标的老店中，最早、最有功勋、最有声望，也最有实力的股东。 桂系在当年的地方势力之中，是有其“带头作用”的。它与南京“中央”，不但渊源最深，它在地方建设上的成绩，也足为各省模范。李、白二人如拥护中央、服从政令，则举国大小诸侯，多会闻风景从。他二人如背叛中央、带头造反，则各地地方势力，也会作或明或暗的响应。“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和平解决，李、白二人态度之审慎，不能说对张学良最后之“忏悔”，没有其一定的影响。 “抗战”开始之后，桂系之尽释前嫌，无条件地“共赴国难”，实是抗战初期举国军民最大的兴奋剂和定心丸。当时名学者傅斯年便曾说，广西的全省动员，该打“一百分”。老实说，没有这个一百分，则抗战开始之后，可能就难以为继。 但是我们亦不能否认，所谓“桂系”，在抗战后期与重庆中央貌合神离，在地方政权中，贪污腐化、拥兵自重，也是国民党政权军令、政令始终不能如臂使指、绝对统一的最大障碍。相反，当时“桂系”与“中央”，如能精诚团结，整饬贪污，提高效能，则国民政府治下的一切内部问题——如政治经济的改革，半独立性的地方政治和军事体制（所谓“杂牌”问题）的整顿等，均可迎刃而解。 “一党专政”不是当时中国政治问题的核心；专政而无能才是政治问题的症结所在。左丘明记臧哀伯之言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左传·桓公二年》）国民党当年的问题，便是“官邪”的问题。“官邪”之所以不能解决，实是派系倾轧的结果。 国民党当年的“派系倾轧”，原不限于“桂系”与“中央”。“中央”系统之内的派系，亦倾轧无已时。是非虽不易谈，而事实则至明显。李宗仁所领导的这个“桂系”，实是当年国民党“派系斗争”中，仅次于“中央”的实力派。在整个国民党崩溃的体系之中，相与争权攘利、贪污腐化，结果覆巢之下，终无完卵，也是他罪有应得的。 国民党在抗战之后，把辛辛苦苦自倭寇手中夺回的大好河山，拱手让贤，乃派系自残之结果。 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反共抗俄”不成，本可（如马歇尔之建议）退保华北；华北不守，亦可割江而治。1949年以前，全国精华所在的“长江以南”，原无共军的一兵一卒，而当时对世界共产革命有“一言九鼎”之力的斯大林，亦尝有力阻中共渡江之令。据当年美军名将魏德迈之观察，国民党如尚余“一把扫帚”，便足以阻止中共打过长江，而况当时国民党尚有百万哀兵、艨艟巨舰、铁翼连云！有本钱若此，竟至天堑弃守，任共产党的军队席卷华南，如秋风之扫落叶，读史者今日回头，固知国民党当年之溃败，经济、军事皆非主因，症结所在，仍系于派系自残之间也。 李宗仁事后向笔者力辩，渠当年绝无“逼宫”之事。白崇禧斯时密劝黄埔将领促蒋公下野，亦可能出诸“善意”。无奈“中央”与“桂系”积隙已深，神离而貌亦不合。蒋氏引退，则李氏岂能无“彼可取而代也”之心。蒋公擅权谋，怀德报怨，自有其“宁赠朋友，不予家奴”之愤。由于他二人不顾大局的私斗，终使国民党在反共内战中，太阿倒持，蹈“南明”覆辙，几至使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国民党，全党为之殉葬。 读史者如暂时撇开历史制造者的事功不谈，而从其个人之品德出发，作诛心之论，则李宗仁亦颇有足述者。 司马光曰：“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资治通鉴·周纪一》） 专就李宗仁个人治国用兵的能力来说，他应该说是位不世之“才”。他于青壮年时期，便能雄踞八桂，军而不阀。全省励精图治，举国有口皆碑。其才足以牧民，其德亦足以服众。所以他才能稳坐“桂系”第一把交椅数十年而不倾。最后还要做一任“假皇帝”始收场，凡此皆足以表示李氏有不羁之“才”，有可歌之“德”，他的成就，不是一位普通人可以幸致的。 李宗仁当然基本上是个军人。其将兵之才，自应超过他搞行政的本领。早在青年期中，他已是位披坚执锐的猛将。成熟之后，更是一位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主帅。论谋略，论险诈——走偏锋，则李不如白；然御百万之众、进退有度、师克在和、将士归心，则白不如李。 写历史的人，如把国民党政权中数十员翎顶辉煌的“上将”，以传统所谓“将才”标准来排排队，则桂系这两位首领，实应分居第一、二位。“小诸葛”白崇禧，在海内外享有盛名已数十年。不过纵是真诸葛当年亦不过是羽扇纶巾的戎幕之才。若论威镇三军之“主帅”的风范，则李宗仁还应居首位，非白参谋长所能企望也。 抑有进者。论将兵、将将，则李氏的本领亦非他的上级蒋中正所能及。蒋公熟读《孙子》，细玩《国策》。驭人每重权谋；将兵时轻喜怒。在疆场之上率数万之众，亲冒矢石，冲锋陷阵，于攻惠州、打棉湖等小战役中，亦不失为一员猛将；然统大军百十万，转战千里，进攻退守，如在棋局之上，则蒋氏便不逮李、白远矣。 但是，尽管李宗仁在军政两行，皆有其超人之处，可惜的是他生非其时。他如生于农业社会的传统帝王时代，则做主帅，做贤相，甚至做明君，他均可勉为其难。 不幸的是，他却生在这个传统东方社会逐渐向西式——着重“西式”二字——工商业社会发展的转移时代。东方的旧传统与“西式”的新社会是凿枘不投的。如何调和鼎鼐，兼取中西之长，使古老的中国文明和传统的政治、社会制度，通过此“二千年未有之变局”（梁启超语），逐渐走向“超西方”（Post-Western）的新时代和新文明，则李宗仁（亦如蒋介石）在其泯然不自觉的传统文化和习俗的熏染之中，他所受的有限的“现代知识”的训练，就不足以承担这项雷霆万钧的“天降大任”了。身“在其位”，而识见不能“谋其政”，那就注定李宗仁（乃至蒋氏）一生事业的悲剧收场了。 当然，李宗仁在中国历史上，不论为善或作恶，都是不能和蒋氏并驾齐驱的。 李宗仁是赤足牧童出身，为人浑厚，有着中国传统农村中村夫老农淳朴的美德。为人处世，他不是个反反复复、纵横捭阖、见利忘义的党棍官僚或市侩小人。等到他时来运转、风云际会，享荣华、受富贵之时，得意而未忘形，当官而未流于无赖。遇僚属不易其宽厚平易之本色；主国政亦不忘相与为善之大体。以此与一般出将入相的官僚相比较，都是难能可贵的。诛心以论之，则李宗仁在中国历史上，也该算个德胜于才的君子。 可是话说回头，吃他那行饭的人，是不能做太多的“正人君子”和“好好先生”的。他在“君子”和“好人”之外，也还有其“政客”的一面，否则他在国民党那种风云诡谲的政海之中，也早已灭顶了。 昔司马迁评与他同时的汉朝第一位“布衣宰相”公孙弘，说他“为人意忌，外宽内深”（《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公孙弘以“牧豕”之童出身，终至拜相封侯。一生经历除才遇双全之外，他那“外宽内深”的习性，也是他功成名就的主要条件之一。 民国初年，胡汉民随孙中山游武汉，见当时武汉的当权派首领黎元洪“浑浑而有机心”（见《胡汉民自传》）。黎元洪以一个小小的清军协统（旅长），为革命党人所挟持而赴义，不期年便备位“储贰”（饶汉祥语），未几竟两任民国“大总统”（1916——1917年，1922——1923年）。对他这项功业上的成就，他外表的“浑浑”和内蕴的“机心”，二者都是缺一不可的。 笔者为李宗仁先生耗时六年，著书五十五万言，全篇立说主旨，一切均以李氏意志为依归，未掺杂我个人半句褒贬之辞。如果一位治史者，在推敲五十万言之后，必须对他笔下的英雄略申月旦之评的话，那我也可说：李德公于“名将”之外，也是一位容貌宽厚而心志精明的政坛高手。论人品，论事功，他和“外宽内深”的公孙弘，与“浑浑而有机心”的黎元洪，大致是同一流的历史人物吧。 国族不幸，于新旧交递时代，历史进化失调。一部中国近代史，直是一部民国“相斫书”。时贤中名将太多，名相太少。民国史上的英雄，因亦以相斫人为第一。德邻李宗仁先生当然是相斫英雄中之佼佼者。 笔者有幸，竟能参与执笔，钩沉探隐，略叙近百年来国人自我相斫与联合御寇之实情，合李公传记与自传于一书。本篇虽为民国信史中不可分割之一章，势必永传后世，然回顾我国近百年来，天灾人祸，更迭相寻，尸填沟壑、生民涂炭之惨痛历史，吾人著书海外，掷笔沉思，叹息流涕之外，他何足言？ 但愿我华族自此以后，重睹太平盛世，国人不再以相斫为荣，则幸甚矣。 贤明读者，细阅我书，想或有同感焉。 是为序。 [book_chapter]第一编 少年时期 [book_title]第一章 时代、故乡、家世 一 近百年来的中国，实为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惨烈悲壮的一段。而逊清末叶内忧外患的情形，在这段史实中，比之其他时期，则尤为沉痛。 自满人入主中原以后，经过两百年的专横统治，到嘉庆、道光时代，国势日衰。就在这衰势初起时期，新兴的外族遂乘机侵入。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鸦片战争实开其端。由那时起，清朝的弱点全部暴露。外族嚣张，烟毒横流；国日贫，民日弱，遂至于不可收拾。 正当这外患日趋严重的时候，国内由于长期腐化统治的结果，官逼民反，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爆发了洪杨革命。时历十余年，蔓延十余省，伏尸千余万，这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大事件。从此，国家元气大伤，外祸乃益发猖獗。其后，不特西方列强纷起谋我，即新兴的日本也接踵效尤。同治、光绪时，我国四周藩篱尽撤，中华本土也早晚有被瓜分的危险。数千年锦绣河山，至是竟沦为列强共有的殖民地。我华族只是苟延国脉于列强均势之下而已。 国是危险万分了，而清廷的昏聩反有增无已。朝廷中竟有“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荒谬言论；而地方官吏更是贿赂公行，横征暴敛，以致饥民遍野，盗匪如毛。加以外货倾销，国民经济彻底崩溃，人民的贫困，举世罕有其匹。因而有远见的士大夫和富于民族思想的秘密会党，遂纷起图谋挽救。有主张变法维新的；有主张伸张王权、扶清灭洋的；而图谋揭竿起义、实行民族革命的，更遍地皆是。 广西地邻边陲，对外族侵凌本有切肤之痛。又是洪杨革命的策源地，一般人民的民族思想极为浓厚，对专制、腐化统治所发生的反抗情绪，尤为炽烈。因此在这种时代背景中出生和成长的血性男子，极易受革命风气及抗暴精神的感召，而发为慷慨悲歌的言行！ 先祖如玺公、先父春荣公都生活在这国脉民命不绝如缕的时代。对外族的横蛮侵凌，清吏的贪婪苛虐，都曾亲身体验，耳熟能详。平时抑郁之余，也每以叹息悲愤的语调，和家人亲友痛论时事。因此，我家的孩子还未启蒙，便有机会在众人中，旁听乡国沉沦的各种惨痛故事，油然而生革命抗暴的心理。我便是在这种时代背景和家庭环境中，于清朝光绪十七年辛卯阴历七月初九（1891年8月13日）出生于广西省临桂县西乡的。 二 广西当年的政治区划分为十一府和若干直属州、厅。桂林府原居十一府之首，而临桂县则是桂林府的首县。所以临桂县治便是桂林府的府城，同时也是广西省的省会，为清代广西巡抚驻节的地方。 桂林府位于广西的东北境，和湖南毗邻。府内共包括七个县、两个州和一个厅。全境是一片山环水绕、川谷交错的区域。地当南岭干脉的南边，五岭中有名的越城岭居其北，都庞岭在其东，五岭支脉却盘旋境内。桂林的山多系砂岩和石灰岩所构成，久经风雨侵蚀，峰峦耸峭，岩穴深邃。所以在一片原野中，往往平地风波，异峰突起，秀丽无匹。而岩石下边，石灰质为地下水所浸，也往往蚀成奇穴，深不可测，钟乳倒悬，蔚为奇观。如桂林城东门外的七星岩、月牙山，北门内的风洞山、叠彩山，丽泽门外的老君洞，城中心的独秀峰，南门外的象鼻山，都是名闻海内的名胜。 就在这山野间，自北而南，穿桂林府全境蜿蜒而过的，便是西江支流、桂江上游的漓水。溯漓水而上，到兴安县城的东侧，可通湖南的湘江。这便是我国地理上有名的“湘漓同源”。据史书所载，湘、漓原不相通。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便利漕运，曾遣史禄入桂林郡掘陡河以沟通二水。自此两水相通，而水流则背道而下，同源相离，可能便是湘、漓二水得名的由来。在这湘、漓分流处，河床和两岸俱系用重数吨的方块大石砌成，经两千年未尝稍损，工程的浩大，实可称为奇迹，足与四川的都江堰媲美。 由漓水上游顺流而下（桂林以下曰桂江），至苍梧与西江汇合处，又名鸳鸯江（因两水一清一浊得名），东向直达广东。溯漓水而上转入湘水，再顺流而下，可经长沙入洞庭而通长江。所以在我国古代，桂林可说是四达之区，蔚为中国西南部军事、政治的重心。 这湘、漓二水都蜿蜒于奇峰原野间，平时江水碧清见底，游鱼可数。有时水流缓慢，山光水影，一平如镜，显得秀美绝伦。偶逢峰回江转，顷刻间又波翻湍啸，水陟滩高——自桂林到梧州号称三百六十五滩——却又显得雄峻险绝。木船通行其中，两岸猿啼，江山如绘，真使人如置身画图中，所以就风景来说，桂林府的全境都可说是山明水秀，而省会所在地的桂林城区，更是自古就以“桂林山水甲天下”一语而闻名海内。 以前游桂林的人更有许多特别欣赏阳朔县的风景的，因而又有“阳朔山水甲桂林”的佳话。其实桂林城郊和阳朔的风景远较我乡为逊色。因为阳朔山水固称奇特美丽，可是峰峦过于密集，而乏阡陌桑田及纵横河流的陪衬，正如一个少女生得五官毕聚，纵然明眸皓齿，也难免美中不足。所以就风景优美而论，桂林、阳朔均不如临桂县西乡的秾纤适度，只可惜该处地非要津，旅客少到，不为外人所知，所以就不如桂林、阳朔那么享盛名了。 在临桂县的西乡，离桂林城约六十里处，有一小镇曰两江墟。墟内约有数百户居民。再由此小镇向西行七里便是我们李姓聚居的（làng）头村。两江墟周围二三十里，土壤膏腴，人口稠密，村庄棋布，鸡犬之声相闻。举目展望，远近都是一片良田。就在这平旷的田野中，小山峰稀疏罗列，峻峭秀美，姿态各异，胜过一幅美丽的画图。这些村落各有其不同的村名。或因其地势风景得名，或别有其命名的历史渊源。如白洞村和白崖村即因其村旁有白色的崖洞得名；如大浪坪却以其地势平坦而得名；中宝村相传其村侧的岩洞中贮有宝藏；军营村则为古代军屯的遗址。我家祖居的村子名曰头村。“”字原义为树木茂盛下垂貌，因以树林茂盛得名。我外公刘家所住的古定村，也曾为古代屯军的地方。 就在我们这座村落西边约二十里，便是平地崛起、高耸入云的一系列崇山峻岭。其中柴草、野生花果和山猪、麋鹿之属是取之不尽的。这是我们附近一带数十村庄居民的公产，为居民们农隙时采樵畋猎的处所。 我乡的农业出产以谷米为大宗，桐油、茶叶次之，各项药材又次之，居民颇能安居乐业。然平时除至戚近邻外，彼此间却大有老死不相往来的光景。 虽然当时我乡农民未受教育的多至六成，然多数男子在童年都曾启蒙识字，少的数月，多的三年五载不等。唯女子除少数富户外都无识字机会，这是传统习俗重男轻女的缘故。所以大致说来，我乡居民多数是半耕半读、自给自足的自耕农，贫富悬殊不大。大地主可说绝无仅有，小地主也为数不多。历来民风淳朴，逊清一代，文风极盛，雍正年间的陈宏谋，便以进士及第，历任巡抚、总督，拜东阁大学士，为朝野所称羡，其后代也有名儒，科甲鼎盛。所以在科举时代，我们广西有句谚语说：“广西考桂林，桂林考两江。”意思是科举考试中，桂林实为全省第一，而两江又为桂林第一。所谓两江，即是我的故乡两江墟一带。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这些仕宦之家，原多来自农村，深知民隐，因此，贤官良吏颇能下体民情，知所兴革。据说陈宏谋即是厨师出身，后为某塾师所赏识，蓄意栽培，才使他直步青云的。不过这些官宦之家，一旦发迹以后，便逐渐和农村群众脱离了。因为他们做了官，为着生活享受，都迁入城里居住，衣锦食肉，对家乡的民间疾苦，便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乡正因为文风极盛，故一般习俗比较重文轻武。这种现象亦有其历史渊源。我国专制时代的传统政策，原即重文轻武。其重要缘故，是文人长期伏案，每每形成手无缚鸡之力、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易于驾驭；而武人却恃强好斗，容易造反。故俗谚有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刘项从来不读书，反可横行天下。所以我国专制帝王特厚咿唔诵读，而薄好勇斗狠。再就我乡的情形来说，人民想从武事求上进也很不易。因为专制时代，武人出身只有两途可循：其一系科甲出身，从武童生考武秀才，然后逐步上进，以至于武举人、武进士，甚至于武状元。但是这种考试实非一般乡民的财力所能胜任。武考不比文考，应武考要练刀、弓、石，习骑射，制装备，吃补品，这种种均非清贫农家所能负担。不若“三更灯火五更鸡”式的苦读较为易办。 武人的另一种出身便是行伍。但行伍却要离乡别井，冒险犯难。而我乡农民多半能温饱自给，故亦不愿出此。太平天国时代，洪杨围攻桂林不下，屯兵我乡，居民为其裹胁者虽多，然终乘机逃亡，卒无一人随洪杨远征以至建功发迹的。因此，我乡一向就没有当兵吃粮的风气。在我本人以前，我乡未尝出过一个知名的武将。而我本人的厕身戎旅，却系军校出身，和上述两种方式都有不同，故也另当别论。 三 我们在头村聚居的李姓族人，男女约有二百丁口。相传我们祖先原是陇西人。历经数代，迁徙数千里才定居在广西的。最早的传说是说我们的先人是秦时南迁的。始皇凿陡河以通湘、漓时，随史禄而来的，据说有李姓将军二人。这二人便是我们南迁的始祖。秦辟广西为桂林郡，我们的远祖便在这新辟的桂林郡落户了。另一传说则谓我们的远祖最初自陇西迁入关东（即今河南省），再迁湖南，三迁而入广西定居的。至于其年代，一说在汉朝，一说在唐朝，或者即是历经汉唐两代才迁入广西亦未可知。总之，我们李姓聚居在桂林的两江墟 头村，其最初迁来的年份虽谱牒无考，然至少也有将近千年甚或千年以上的历史了。经千余年的繁衍，由于农村经济的破产，历代兵灾匪祸的浩劫，以及若干族人迁往外乡谋生，所以人丁迄今仍只有二百余人。 至于我家这一房，则自高曾以上，历代均是单传。至先祖如玺公才生二子——先父春荣公（字培英）和先叔春华公，其后丁口始盛。我家是所谓耕读传家的，历代都是半耕半读。先祖以上，我家尚称小康，加以几代单传，故生活颇为优裕。到了咸丰初年，洪杨围攻桂林很久，故乡迭遭兵燹，于是盗贼蜂起，我家故宅致被焚毁，曾祖又曾被绑票勒赎，因此家道中落，房屋也无力重建。后来故宅的废墟被辟为菜圃，而四周的墙基犹存，忆我幼时，在菜圃内玩耍，曾在这些墙基上爬上爬下，于今记忆犹新。 我家既是且耕且读，所以历代先人都具有农村社会中诚实慈祥的美德。加以几代单传，时虞绝嗣，所以先人更加乐善好施，希望广积阴功，为子孙祈福，因而颇为乡里所称道。所以我们历代都可说是积善之家。 先祖如玺公不但乐善好施，而且豪侠好义，专喜结交各方豪杰。中年时曾往四方游历。下三湘，渡洞庭，远至武汉访察长江形势、中原民俗。后又越南岭下广州，在珠海留连。晚年研究医术，精于小儿科。其时因我家尚称宽裕，不靠行医过活，所以先祖为人治病都是义务性质，为我乡的一位知名的儒医。 先祖少年时，曾被过境的清兵拉夫，中途急智逃脱，几为追者所获，所以他毕生对清朝的苛政和军队的扰民最为痛恨。加以目睹乡间土豪劣绅鱼肉小民，使他头脑里充满了抗暴的思想。在他的晚年正值清廷最弱、外祸最烈的时期，中法之战、中日之战、八国联军、日俄之战接踵而来。越南原为我藩属，与广西唇齿相依，当光绪十年（1884年）法人侵占越南时，广西全省震动。先祖耳闻目睹，至为真切。因之，他对清廷的颟顸、洋人的猖獗，深为痛心疾首。他老人家晚年吸食鸦片，这或许是因为他无从发泄他的愤懑，故借此以吐胸中积愤。烟毒在中国为害已久，同治、光绪年间，为祸尤烈。因当时清廷连年用兵，军饷无着，竟公然将鸦片弛禁，以烟税充军饷。云贵一带本是盛产鸦片区域，故烟毒在广西流传更深。 吸鸦片的人多半喜清谈，好宾客。烟枪在手，亲朋满座，谈风便愈健。我祖父也常在烟榻上把他当年的遭遇以及所见所闻令人愤慨的故事，说给客人和我们孩子们听。因为这些都是实人实事，说来感人极深。我小时乃至我的一生，受这些故事的影响极大，至今不忘。 [book_title]第二章 父母之教与童年生活 一先父培英公生我兄弟姊妹共十一人。早夭的三人，成长的有五男三女。我家祖产本甚有限，祖父晚年析产时共有田地六十多亩。祖父母保留十余亩为养老之资，我父与春华叔各得二十余亩。我们这一房十口之家的生活费便全靠这二十余亩的田地，家用自感十分拮据。幸赖我母克勤克俭，抚养我兄妹八人至于成立，劬劳之情，有笔难宣。 培英公承先祖家教，也是一位个性倔强、任侠好义的人。先父不但豪爽，同时也极端勤勉好学。他生在文风极盛的临桂西乡，耳濡目染已足胜人一筹，而他又投拜于名师门下，进步自更不待言。 先父的老师李小甫先生，与我们同姓不同宗，也是当时的奇士。他是我乡的一位名举人，然自中举后，即无意科场，隐居故乡，终身不仕。他的同寅中有官至高位的，曾保荐他做知县，而小甫先生力拒不受。或问其故，他说他不愿为腐败无能的清廷作鹰犬，更不愿与捐班出身的贪婪官吏为伍，其友人也不能相强。小甫先生因此以高风亮节闻名乡里。先父慕其名而义其行，遂拜小甫先生为师，就读门下。其一生为人行事，都以小甫先生作模范；淡泊名利，无心仕途，都是受小甫先生的影响。 小甫先生不但无心功名，其思想也极为新颖。在家乡竭力破除迷信，主张兴学堂，办实业，为地方兴利除弊。他因深知科举制度当废，乃亲自将其四子中行二、行三的送往上海进教会学堂。其后行三的德晋考取官费留学美国，学习土木工程，和中国最早的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先后同学。这位早期留美的李老师的儿子，有件趣事值得一提：李君赴美以后，受到西洋文化的洗礼，对中国盲婚的习俗起了反抗的心理。他写信回家，要求和他才三四岁时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订下的未婚妻解约。女家父母却认为无故退婚，有辱门楣，乃严词拒绝。这事闹得满城风雨，远近皆知，乡民不知真相，传说纷纭。有的甚至说李君在美国已被彼邦巫医，为取睾丸配制药丸，将其阉割，致失去性机能，不得已而要求退亲云云。辗转相传，似乎煞有介事，由此可见当时新旧习俗是如何地格格不入，以及民众排外情绪的炽烈了。李举人既是位名儒，先父又极勤勉好学，所以先父在当时科第中，很有前途。然他老人家原不以功名为意。一试未酬之后，又值先祖母和先祖父去世，前后丁忧六年，因守制下场，遂未再试。从此也就无心仕途，以其余生在家设馆授徒。 在先父壮年时期的中国，已与祖父当年迥然不同。清廷腐败日甚，外患有增无已，瓜分大祸迫在眉睫。这时革命热流已极澎湃，戊戌前后的维新思潮尤风靡一时。在这种风气激荡之下，培英公也成为我乡革命派激烈分子领袖之一。尤其是他的破除迷信、毁庙宇、兴学堂的主张，引起了当地守旧派的剧烈反对。那种主张在当时是件很不平凡的事。旧时代的农村社会原极迷信，更加以统治者的提倡，欲使人民易于就范。于是人民不但认为富贵荣华是由神鬼在冥冥中作主；而疾病荒歉，也由于魑魅从中作祟。平时求神拜佛，烧香还愿，都习以为常。若逢祈雨驱鬼等大事，且由专业此道的道士主持。这种道士，有事相召时即来设坛作求神、驱鬼等各种法事，无事时彼等也另有职业。为首的虽或以道士为专业，但其门徒却都系普通农民。 这种道士有时亦确有些巫术。我乡的道士有时为病人驱鬼时所表演的巫术亦颇足惊人。有些道士在地下挖一长坑，在坑内烧炭，当炭火熊熊时，渠即喃喃念咒语，然后将农家所畜的鸭一只，驱其踏火而过，而羽毛足爪毫无损伤。他更能策病人全家踏火而过不被灼伤。这或系一种魔术，然而乡村愚夫愚妇便以为道士确是法力无边了。故在专制时代，朝廷严禁和尚、道士入场考试，以示其人格在社会上低人一等。为的是怕他们凭借邪术，煽惑民心，与统治者争夺天下。 我乡还有许多其他迷信，也很可笑。如祈雨游行时，不许人戴草帽或持洋伞。“洋伞”为东洋舶来品，因“洋”“阳”同音，故被认为有触禁忌。过路行人，如有犯的，常被群众追逐、殴打。必至将伞帽撕毁才罢手。所以每当祈雨行列经过时，行人都要在骄阳下把草帽洋伞收藏起来，而观者更四处寻觅追逐戴草帽、持洋伞的人以为笑乐。然戴斗笠、持纸雨伞的则不在此例，因斗笠和雨伞都是下雨的象征。 先母也信鬼神。某次我父病势危急时，她也请了道士来家“驱鬼”，但不让父亲知道。当父亲在病榻上听到外面的嘈杂声，问是什么事，我们都设题骗他。若他知道了，是要大发雷霆的。 我们邻近各村，每年秋收以后，或逢农历新年，农民们都要演戏酬神。若不演真人戏，便演木偶戏，也十分热闹，但是我父从不参加，他对迷信总归是深恶痛绝的。他这种态度的养成，可能是受小甫先生和当时维新风气的影响。不过他对于求雨一道似不如对他项迷信反对得激烈。求雨时，各村每家至少出一人参加游行，我有时要求前去参与热闹，我父并不加以阻止。 培英公在乡间，因为思想较新，加以为人正直，所以常受到地方上恶势力的攻击，而先父对他们亦不稍让。我乡当时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散兵游勇鱼肉人民的情形，随时都有，而先父和他们冲突的情形，我今日回忆起来，犹历历如见。这对我童年心理的影响，决定了我后来统兵治政的整个作风。我本人是曾经身受其中痛苦的人，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我后来约束官兵、告诫部曲的一句重要格言。同时希望使我幼年间耳闻目睹的事，永不复现于中国。 培英公是一位能力甚强、富于冒险精神的人，不甘以一位三家村的塾师终其生，因而他时时想远走高飞，创立一番事业。光绪三十年（1904年）时，他忽然听说洋人在香港招募华工出洋工作，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到海外游历，闯闯世界。于是他就结束了教馆生涯，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去香港应募，当了华工，随即出洋到了马来西亚。培英公想出洋的目的，多少受了些海客谈瀛的影响，以为海外浪阔天高，大可振翮翱翔，一展平生抱负。谁知一到马来西亚，始发现为洋人所骗。华工的生活惨于牛马，而洋人的虐待工人，更是怵目惊心。不久便发生了当地华工团结抗暴的运动。先父因为是个读书人，所以被推举为华工代表，与资方的英国人实行斗争。经过年余的奋斗和交涉，被资方解雇，遣回香港，乃结束了他的一场海外历险记。因此他后来一提到英国资本家便咬牙切齿，痛恨入骨。 先父体格素健，但他毕竟是个书生，体力劳动非其所长。他在马来西亚做工时，多半时间也是以他的文墨工作——如替人写家信，或其他笔札方面的事——和他人交换体力劳动。在家乡时，他也因为终日教馆，无暇下田工作。 我家所有的田地，都由我们自己耕种。我父既少下田，一切劳动遂由我母担任，我们弟兄不过从旁协助而已。农忙时我们偶尔也雇请短工，但那是极少的例外。提起我乡妇女的勤劳，举世实罕有其匹。广西妇女多不缠足。举凡男人能做的劳动，如上山采樵、下田割禾等，妇女都和男子一样地操作，从无稍异。然男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工作有定时。妇女则不然，白天她们和丈夫、儿子一同下田耕作；入晚回家，她们还要煮饭、洗涤、纺织、缝纫和哺乳幼儿，工作倍于男子。生活的痛苦劳瘁，实非常人所能想象。我的母亲刘太夫人就是这样一位勤劳的妇女，更因父亲教馆，不能操作，母亲难免分外辛劳。 当我七岁时，我家便已析产分居。而我房人口逐渐增多，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家庭经济总是入不敷出。每年都要借债，甚或卖去一两亩田地。那时我们唯一可以借贷的地方，便是我外祖父刘家。 我外祖父家亦系克勤克俭以兴家的。每年都有余粮，以高利贷出营利（这时乡村贷款的利率，有时高至百分之百）。因而每年青黄不接时，母亲便去外公家借贷，我外公和两位舅舅为人甚为宽厚，外公尤其是忠厚长者，对我们极愿帮助。无奈我外婆，虽然聪明干练，但生性极为吝啬，自不愿常把粮食无利贷与我们。我幼时常跟随母亲挑了担子去外婆家借贷，有时借得少许，有时甚至红着眼睛，空担而回。 记得有一年粮食歉收，新谷登场尚需月余，而家里谷仓颗粒无存，米罐子又已见底，情形严重极了。于是母亲要我也挑了箩筐和她同去外婆家借谷。去后，外公外婆留我们午餐，却故意装作不知来意的样子。饭后，我们应该回家了，母亲才不得已说出想借粮食的事。外婆脸上顿时就有不愉快的表情，并埋怨我们不该常来借贷。她说现在市上利息很高，借给我们的当然不好意思要息，不过损失未免太大了。母亲却说，每年不够吃，实因食口太多，非好吃懒做所致。外婆和母亲因为是亲生母女，说话当然不太避忌，互不相让，遂吵起嘴来。母亲一气之下，便流着眼泪，索性不借了。我们母子两人挑着空担子回家，当时母亲心头的辛酸，实无法形容。在路上，她勉励我长大后必须努力做事，不可依赖别人。她说自己亲生爹娘尚且不能借贷济急，何况他人。言下实有无限的感慨。这年，我们终于典掉两亩田，才把难关渡过。计当时一担（一百二十斤）谷子，价值不过两块毫洋，而且有借有还，竟弄得母女反目，真可一叹。 当时我们的家庭经济虽全靠母亲一人操心维持，但她总能辛辛苦苦地使我们兄弟姐妹有衣有食，不虞冻馁。母亲虽未受过什么教育，但是宽厚仁慈，能忍能让。当我家析产时，祖父母所给资财，由我父和春华叔两房平分。祖父母因体念我房小孩众多，故特地多分给木凳数条，给我们孩子们使用，但母亲竟婉辞不收。因她知道春华婶嘴尖心狭，看到我房多得几条板凳，心头将有不快，所以母亲不愿收这几件额外的家具，以安春华婶的心。 还有一事也可表现母亲的为人。有一年秋收时，母亲带了我们在田内割禾，我们已将谷子打好装入箩筐。时已黄昏，遂逐筐向家中搬运，这块田离我家约半里路，往返需时。当我们搬了一转回来时，发现留在田中尚未运走的箩筐，每筐谷子都浅了数寸。显然是邻近同在收禾的人，趁我们离开时，将每筐偷了些去。我们兄妹们发现谷子被窃，自然大嚷起来。母亲立刻制止我们，并说：“算了，算了，值不了多少。”她的意思是嚷也无益，使人听了，徒增邻人的难堪而招致怨恨。以后我们对那家偷窃的邻人仍谈笑如恒，相处怡然。诸如此类，母亲对人处世的贤良宽厚，我想都是生性使然，后天的教育和环境似居其次。 嗣后我们兄弟都长大了，我供职军旅，有薪饷可以接济家庭，母亲才稍释重负。她晚年乡居，附近老幼残疾都络绎于门乞求救济，凡真正是鳏寡孤独、残废无依的，母亲总是经常帮助他们。若是少壮贫困的，母亲济其急外，并勉励他们努力工作，以图温饱。凡有向母亲借贷的，她总说：“你将来如有了便还我，如还不出，就算了吧……我知道穷人借贷的日子是不好过的。”母亲直至晚年，生活仍极勤俭。在我后来统一广西，完成北伐，参加抗日战争，率数十万众，身经百战，而全国知名时，乡里邻人对我家自亦难免另眼相看，而母亲居处简朴，谦诚和蔼，与往日初无稍异。我弟兄幼时，母亲只勉励我们勤耕苦读，做个诚实忠厚、自食其力的人，绝无心要我们为将为相。后来她老人家年老了，亦绝不因为有儿子为将为相而稍易她简朴忠厚的家风。某次，我回家省亲，我的三个胞妹向我说：“哥哥，你做了这样大的官，而我们仍旧耕田种地，你不怕邻里耻笑你吗？”我回答说：“在劳工神圣的今日，耕田种地是可骄傲的。”母亲也很以为然。 其后，我因职务关系长住通都大邑，每思迎养，而母亲总不肯离开乡间，情愿过其极简朴的农村生活。而我乡的老弱残疾则因之得其周济。所以母亲暮年时，善名播于四方。到她老人家于1942年寿终时，远近乡人多有泣不成声的。我今日回想我家从前衣食的艰难，以及母亲抚育我兄弟姐妹的辛劳，真是“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二我是我父母的第三子。然因长兄早夭，所以我实行二。唯据族谱凡属本房男性，我又列行九。至村上邻里的人多喊我为老九，而不称呼名号，骤听虽不大顺耳，但“老”字的含义已属尊称，例如：老夫子、老先生、老兄等。今年逾七十，家中侄辈尚喊九叔，倒觉亲切，不以为忤。哥哥德明长我两岁，我之下还有三个弟弟——文卿、德辉、松龄——和三个妹妹。在我七岁以前，我们过的是大家庭生活，和祖父母及春华叔婶都住在一起。祖父十分好客，所以我家那时常常宾客满堂。祖父尤喜堪舆之学，朋友中很多是看风水的专家。我们弟兄幼时即常在祖父烟榻旁听他们讲故事。 我家既是历代务农，所以我兄弟们都是地道的农家子弟。我学步未久，就跟着母亲下田去玩。经常与日光和新鲜空气接触。虽然晒得皮肤黝黑，但是身体却十分健壮。我们因为经常要下田工作，所以除在书房和过年外，我们都喜欢赤足。纵在碎石锋利的山路上，因习惯成自然，亦如履平地，不觉刺痛。 我们因是农家子弟，长辈虽也要我们“开蒙”读书，但是他们的意思无非要我们稍知诗书，明白事理，将来能承继且耕且读的家风，做一个诚朴纯良的农民而已，绝无意要我们以诗书作晋身之阶。母亲偶然也喜欢念几句《幼学诗》上的话给我们听，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丹桂有根，独长诗书门第；黄金无种，偏生勤俭人家”一类的话。但她的意思亦只是勉励我们而已，并非真希望我们能折丹桂，积黄金。 记得我幼时，有一次在田里帮助拔黄豆，母亲问我和德明二哥将来长大了希望做什么。二哥说他要做个米贩子。我们农村里唯一大宗出产的便是谷子。有些农人利用农暇，买了谷子回家，碾成白米，挑到市场上去卖。这样可以赚得些微利息，碾米而得的米糠又可饲养家畜，这种人叫作米贩子。二哥羡慕他们长年有猪宰杀，所以他长大了也要做个米贩子。 母亲问我，我说我要做个“养鸭的”。我乡养鸭的人，的确对我们孩子们的引诱很大。养鸭也在农忙之后，那时各处田内收获后所掉下的谷子，正是饲鸭的最好食料。一个养鸭的可养两三百只鸭子。鸭子在四处田塘河沟内觅食，故不需太大的本钱。在我们小孩子想来，鸭生蛋，蛋变鸭，十分可羡。所以我说我长大了做个养鸭的汉子罢了。当时母亲很满意我们的志向和想法，可见我们自幼就只希望将来做个诚朴的农夫，胼手胝足，以求温饱。及后稍长，我们就帮助母亲做一切田间工作和家里杂务。诸凡插秧、割稻、打柴、喂猪、切猪菜、舂米、织草席等无所不做。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大概孔子少时，也能做这类粗重的事。 但是我家既然历代不曾废读，祖父和父亲对我们兄弟的教育当然也不会忽视。因此在我六岁那年父亲就让我“开蒙”了。所谓“开蒙”，就是举行一个小小的祭孔仪式，让孩子们正式开始上学读书。在清朝，开蒙是一个家庭内的大事，仪式甚为隆重。我记得在我开蒙那一天，家中备了三牲——猪、鸡、鸭——和一些水果，为我祭告孔子。我那时什么都不懂，只觉得很好玩，向那个红纸做的“先师”牌位叩头，却不知是什么东西。 开蒙后，我就正式入塾读书了。我的塾师，就是我的父亲。我最初的学业是认方块字，并学习写字。写字的最初步骤是“描红”。即先生写了红字，我们用墨笔跟着在上面“描”，这就叫作“描红”。在我识了一千多个字以后，我就正式开始读书了。我最早的课本是《三字经》、《百家姓》和《幼学诗》；接着便开始读“四书”和“五经”。那时我国的教育方法，不知由浅入深，一开始便是很艰深的课业。经书不必说了，即使《三字经》也不是启蒙年龄的儿童所能了解的。我读书的天资本是平平，没有太高的悟性，故读起来就颇觉吃力。 那时的私塾，今日想起来也是十分奇特的。每一私塾约有二十来个学童。大家挤在一间斗室里，每两个共享一张长方书桌，先生却独用一张方桌，放在最易监视全体学生动静的位置。塾师多半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样子十分严肃。他们大多数丝毫不懂儿童的心理，对学生管理的严格实非现在的人所能想象。教授法也极笨拙，往往不替学生讲解书义，只叫学生死命地念，以能背得滚瓜烂熟为度。先生规定某部书从第几章起逐日背诵，自一本积至十余本，都要从头背诵下去。学生如背诵欠熟，先生就将整沓的书甩到地上，待读熟后再一一从头背起。至于书中的意义，学生是不甚了解的。 先生的桌上必备有一块长方形木板，叫作“戒方”。学生如不守规矩，或背书不出，先生就用戒方打头或手心，打破打肿，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有时，先生的桌子旁边甚至放着一根丈把长的竹竿。如果学生妄言妄动，先生不需离开座位，就可拿起竹竿，当头打去。屋子小而竹竿长，所以书房内每个学生的头，他都鞭长可及。 从前学生的家长们都有个错误的观念，认为严师出高徒。先生愈严，学生的进步愈快，因而做先生的也以作严师自豪。于是学生对老师，怕和恨之外，简直无情感之可言。这种教法，自今日眼光看来，不特不能启发学生的智能，适足以得相反的结果。卒至一般学生都视书房为畏途，提起老师，都是谈“虎”色变的。我们的私塾也不能例外，我父亲尤其是秉性刚直，责功心切。同学中被斥责、被罚跪，事极寻常。我那时宁愿上山打柴，也不愿在书房内受苦。 学生们被关在书房里念书，每日多至十余小时。唯一可以溜出书房、闲散片刻的机会，便是借口小便或出恭。这是先生无法管束的。因而书房内，出去“小便”与“出恭”的学生总是川流不息的，造成公开欺骗的习惯，影响儿童心理很大。今日回想当年的情形，实属幼稚可笑之极。 我在父亲的私塾内读了约三年的书，父亲便不教了。我乃转入另一私塾，随塾师龙均时先生又读了两年。嗣后，父亲受外婆的聘，到她家古定村设馆，我才又回到父亲的私塾内在外婆家继续读书。那时我乡私塾设立的惯例，是由一位比较富有的人家出面请师设塾，课其子弟。左右邻舍的学童也来入塾读书。这位塾师的薪金（其时尊称曰“束脩”）都是由学生的家长分别以米或银钱付给的。而敦请塾师的“东家”，在束脩外，并供给书房、塾师的住房以及日常所用的油盐和柴炭。这次外婆既是我父亲的“东家”，她循例要供给这些日用品，我也常奉父命往外婆处领取。外婆生性勤俭吝啬，平时与乡人买卖东西，总是锱铢必较，从不稍让。我那时虽才十一二岁，却已深知外婆的个性，所以我每次向外婆领取油盐时，总是踌躇不敢放胆前去。有一天放学之后，父亲在厨房内预备炒菜吃晚餐，锅子已烧着火，才发觉没有半滴油，父亲便急忙叫我到下屋外婆处索取。我执着油壶三跃两跳已看见外婆坐在厨房那一副冷酷的面孔，便有点胆怯，停止在厨房外的墙边，徘徊不敢进去。这时父亲因为烧红了锅子也不见我回来，就走来找我。他看我不声不响地靠在外婆厨房门口——父亲是个急性人，又因等了许久——不由得火上心头，一把将油壶从我手中夺去，狠命地打了我两巴掌。外婆见了，才对父亲说她看见我拿着油壶站在外边，不知是来做什么的。父亲取了油就回头走，我在后面跟着，想哭也不敢哭。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但是知道外婆分明晓得我来取油的，只是父亲不明白我站着不进去的原因，冤枉地打了我一顿，使我感到有冤无处申诉，又不便说破外婆吝啬的情形。这也是我在外婆家读书时的一件趣事。 [book_chapter]第二编 陆军教育时期 [book_title]第三章 陆军小学的教育 一 我之所以能够进广西陆军小学，实出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而这个机会的促成，却不能不归功于先父的挚友——湖南邵阳人李植甫先生。先父和李先生订交，也有一段传奇式的故事。 我乡农民都喜欢练武术。各个农村往往请了拳师主持教练。我村近邻的西岭村，在光绪末季也请了一位拳师。这位拳师名唐四标，湖南人，教武术之外，兼卖跌打损伤膏药。他生得十分健壮，打得一手好“花拳”，除了在西岭村教拳，也挑了他的膏药担子到两江墟上叫卖。他在卖膏药前，往往先表演一套拳术，以吸引观众，然后又作江湖上的自我宣传，大有“拳打三山好汉，脚踢五岳英雄”的气概。因为他生得身材魁梧，又练得一副蛮劲，故盛气凌人，而无人敢与之较量比武。有一次在两江墟上，唐四标表演拳术之后，正在自吹自夸之时，观众中忽然站出一位读书人模样、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长得很结实，也操着湖南口音，向唐四标说道：“听你老兄的口音，我知道你也是外路人。做客异乡的人，总应该谦虚礼貌一点，不应该在当地人的面前夸下偌大海口，目空一切……”他还未说完，唐四标已恼怒了起来，捏起拳头，朝这人脸上一晃，说：“你是何等人，也敢来教训我！”他接着更提高了嗓子，大声喝道：“你是过路的人，不该干涉别人的私事，难道你要打破我的饭碗吗？有胆量就过来比个高低，死伤各听天命。”于是那人也脱了长衫，在众人围观拍掌之下，和唐四标交起手来。彼此拳来脚去打了不多几个回合，已见唐四标渐渐不支，最后被逼到墙脚下，无可再退了。这人举起拳头，告诉唐四标说：“老弟，你现在该要说话了，否则我怕你要受伤！”唐四标至此觉得实在无法反击了，只得说：“好汉住手！”才结束了这一场拳斗。 唐四标被击败后，自觉没趣，乃收拾了膏药担子，垂头丧气，径自去了。然而这场拳斗的新闻却立刻不胫而走，轰动了全市赶墟的人。西岭村当然也得到了这消息，唐四标既不辞而行，遂决定请这位新英雄来递补唐的遗缺，他也就答应了，就此在西岭村住下。这位击败唐四标的新拳师便是李植甫先生。李先生也是一位性喜结交的人。他在西岭村住下了，便打听当地豪侠好义之士。他听到先父培英公的名字，特来登门拜访。先父与他一见如故，谈得极为投契。 李先生不但武功好，而且写得一手好字，能诗能词，风格的豪迈，略似石达开。因与先父时相唱和，酒酣耳热，每有慷慨悲歌之作，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植甫先生经常是我家的座上客。 植甫先生曾秘密告诉先父，他是一名犯了杀人罪、曾为湖南官厅缉捕的要犯。他原是湖南邵阳县的一名秀才。某次进长沙省城做客，听说城内有一位恶少，是某大官的儿子，仗着父亲的权势，无恶不作，时人莫敢谁何。植甫听了心抱不平，便决心要碰他一下。后来他打听出这位少爷在某妓院内有一位宠妓，视若禁脔，不许任何人染指。一日，植甫到那妓院，指名叫那妓女陪侍。未几这位贵公子来了，他故意不让开，因此和这位少爷的保镖打起架来。保镖不敌，这位恶少乃亲自上前呵斥，不意被植甫三拳两脚打死了。植甫既闯下大祸，乃化名易姓，逃出长沙。但是官厅追捕甚急，湖南无法存身，又逃到桂林。因顾虑城里耳目众多，遂下乡躲避于两江墟。 植甫在西岭村教了些时，我村也把他请来，教馆半年。我便是奉先父之命，泡茶拿烟，洒扫炊煮，专门招待他的人。而他对我这个结实爽快的小伙计，也着实爱护备至。 当时广西兵备处总办是蔡锷，总办以下，乃至陆军小学里的各级办事人员，多半是湖南人，植甫先生的同乡。所以他对该校的情形非常清楚。因此在我从习艺厂毕业回家，无适当职业的时候，植甫先生便力劝先父，送我去应考新成立的陆军小学。 关于投考陆军小学，我母亲并不热心。她认为像我这样一个勤劳的青年，与其去投考那不可知的陆军小学，倒不如留在家里，帮忙操作为佳。后来因为植甫先生一再劝告，先父才决意要我认真地准备功课，以便应考。所以当父亲应聘到姑父家设塾时，仍携我同往。他那时便认真督责我的课业，不让我轻易离开书房做其他事务。经过充分的准备，我乃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冬季，进城参加陆军小学第二期的招生考试。 二 广西陆军小学是推行“新政”的设施之一。清廷自庚子八国联军之后，维新派人士策动推行新政，预备立宪，同时停止科举，兴办学堂。广西遂也在这风气下实行起新政来。那时的广西巡抚张鸣岐，是一位年轻有为、好大喜功的人。他锐意延揽新政人才，推广新政。为此，当时政府行政部门中也添了些新机构，如管教育的提学使，司警政的巡警道，管工商的劝业道。为训练新军，又设立督练公所，下分兵备、参谋、教练三处。 在这些新的机构之下，又先后成立了各种新式的学堂，如法政学堂、典狱学堂、农林学堂、优级师范、普通中小学、警察学堂、警察督练所、陆军小学堂、陆军干部学堂、陆军测量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又成立了咨议局，为省级民意机关。 为了充实这些新成立的机构，巡抚张鸣岐又四处张罗新政人才，一时讲时务而富有革命思想的人物如庄蕴宽、钮永建、王孝缜、李书城、孙孟戟、蔡锷、尹昌衡、耿毅等，以及留日返国的学生如孔庚、赵恒惕、蒋尊簋、雷寿荣等都先后到了桂林，分担各项职位。如成立最早的兵备处，即由庄蕴宽任总办，钮永建任帮办。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庄、钮因与张鸣岐不洽，自请外调，张鸣岐乃调南宁讲武堂总办蔡锷接替庄氏。 广西陆军小学堂直辖于兵备处，乃清末军制上一种全国性的设施。这是模仿当时德国和日本的军制。由各省办陆军小学，就基本学术科训练三年，毕业后升入陆军预备中学；两年后毕业，再行送入国立保定军官学堂分科受训两年；毕业后派充各军下级干部。这三级学堂内部的组织和设备，均极完善，而训练和管教的严格与认真，实为民国以后的中央或各省军官学校所望尘莫及的。 广西陆军小学堂成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堂址在桂林南门外大校场的旧营房。是年招收第一期新生。蔡锷任陆小总办，雷飙任监督（也就是后来的教育长）。其后蔡离职，蒋尊簋（伯器）继任总办。宣统元年（1909年）蒋调任参谋处总办，陆小总办改由钮永建继任。 我参加陆军小学的第二届招生考试时，桂林文昌门外的陆小新校舍正在建筑中，第一期学生在南门外大校场的兵营内上课，第二期的招考地点则在城内的旧考棚。陆小因为是新创办的官费学堂，待遇甚优。学生除供膳食、服装、靴鞋、书籍、文具外，每月尚有津贴以供零用。加以将来升学就业都有保障，所以投考的青年极为踊跃。报名的不下千余人，而录取的名额只有一百三四十人，竞争性是极大的。 考试完毕，已近岁暮，我就回家了，托了邻村经常去桂林贩卖货物的商人代为看榜。一天我正自山上砍完柴挑了回家，路上遇见一位赶墟回来的邻村人，他告诉我说陆小第二期招生已发榜了，正取共一百三十名，备取十名，我是第一名备取，准可入学无疑。这也可算是“金榜题名”吧！我立刻敏感到当时压在肩膀上的扁担，今后可以甩掉了，实有说不出的高兴。 在学堂规定报到的日期，我辞别父母，挑了简单的行李，便到桂林去上学了。那时乡下人是不常进城的，有时逢年过节，偶尔应城内亲友之约，去看舞龙跳狮，才进城住三数天。所以进城对我们原是件不寻常的事。我们平时为着工作方便，都是短衣赤足的。要进城，首先就要预备一套干净的长衫和鞋袜，打了个包袱，背在背上。走到离城约数里的地方，才在河边洗了脚，把鞋袜穿好，换上长衫，然后摇摇摆摆学了假斯文，走进城去。穿鞋袜和长衫，我们原都不大习惯，一旦换上新服装，走起路来，觉得周身受着拘束，异常的不舒服。加上我们那副面目黧黑、粗手粗脚的样子，和白嫩斯文的城里人比起来，自然如驴入羊群，显而易见。临时雇了一名挑夫，替我挑了行李，然后进城。先在西门内大街上找个伙铺，将行李安顿好，才到陆小去报到。谁知事出意外，校方拒绝我报到，理由是我迟到了十来分钟，报到时限已过。那时陆小重要负责人都是刚自日本回国的留学生，办事认真，执法如山。而乡间出来的青年，既无钟表，对时间的观念自甚模糊。于是我就以十分钟之差，失去了入学的资格。垂头丧气的情形，不言可喻。不过校方负责人勉励我下期再来投考，并说我录取的希望很大，因为我这次体格检查被列入甲等，这在应考的青年中是不多的。 三 我怅然归来之后，父亲命我继续随他到黄姓姑丈家去读书，准备来年再试。于是我又在姑丈家用功地读了一年。至翌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季，陆小招考第三期学生时，我再度前往投考。这一次投考生增至三千余人，而录取名额仍只百余人。榜发，我竟被录入正取。按时报到，因而我进了广西陆军小学堂的第三期。 这时陆小在文昌门外的新校舍已全部竣工。全校有新式楼房十余幢，另有礼堂一所。学生的宿舍和课堂分建在大操场的两侧，学堂办公厅和礼堂则建于操场的两端，十分庄严宽敞。当时校方的教官和各部门主持人，多半是新自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留学生。他们都穿着非常整洁鲜明、绣有金色花纹的蓝呢制服，足上穿着长统皮靴，光可鉴人。腰间更挂着一柄明亮的指挥刀，在校内走动时，这柄刀总是拖在地上。因而他们走起路来，刀声靴声，铿锵悦耳，威风凛凛，使我们刚自乡下出来的农家子弟看到了真是羡慕万分。我们的总办蔡锷将军有时来校视察，我们对他更是敬若神明。蔡氏那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可称文武双全，仪表堂堂。他骑马时，不一定自马的侧面攀鞍而上，他常喜欢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数步时，蔡氏始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着马臀，一纵而上。这匹昂首大马，看来已够威风，而蔡氏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尤足惊人。我们当时仰看马上的蔡将军，真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所以我能够当陆小学生，已经十分满意。只希望将来毕业后，能当一名中上尉阶级的队副和队长，平生之愿已足。至于像蔡锷那样飞将军式的人物和地位，我是做梦也没有想过的。后来我读古今名人传记，时常看到“自幼异于群儿”、“少有大志”、“以天下为己任”一类的话，总觉得这些或是作者杜撰的话。我幼年时，智力才能，不过中人。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向无恓恓惶惶急功好利之心，只是平时对人处世，诚恳笃实，有所为亦有所不为而已。 陆小的训练，分学、术两科，完全是模仿日本式的，十分严格。学科的程度相当于旧制中学，除国文史地外，还有各门科学和外国语，教学都很认真。即就国文一科来说，我们的国文教师都是些举人或秀才出身，国学造诣极深，而同学中也不乏文人学士。当宣统元年，广西举行最后一次拔贡考试时，我们学堂里面两位第一期同学，竟暗中报名投考为人枪替而被列入优等。拔贡在清代考试制度上是高出秀才一等的，能枪替考拔贡而被列入优等，其国学程度，亦可想而知了。 就各门科学来说，陆小对数理特别注重。当我进入第三年度时，我们的数学已学到小代数的二次方程式了。 至于外国语则为选修科，于日语、法语、英语、德语、俄语中任择其一。因广西和法属安南接壤，法语被认为比较重要，所以我就选修了法语，教师是位法国人，名白利。可是我的个性和语言一道不大接近，同时我知道一旦离校便无进修的机会，也没有应用的机会，日久就会全部忘记。因此我在课堂上学习，也只是应付考试，图个及格而已。所以我跟那位法国教师学了三年法文，至今已一句不会说了，把所学的，全部还给了先生。同班中虽不乏孜孜研读外国文的同学，成绩极好，但是毕业后，果如我所料，也于几年之内忘得一干二净。 我们的术科课程并不十分注重，每天只有一小时的时间，初期训练包括徒手与持枪的制式教练，逐渐到班、排、连的密集队伍教练。此外尚有器械体操和劈刺等课目。 我当时身体非常健壮，锻炼又勤，所以器械操中的双杠、单杠、木马等有风险的玩意儿，都可做极精彩的表演，一般同学跟我比起来，实逊色多了。至于劈刺，尤为我的拿手本领。在比赛中，许多比我高大而结实的同学，都非我的敌手。第一是因我的技巧纯熟，以前李植甫先生在我村教武术时，我虽未正式学过，但平时观摩所得，亦颇能得其三昧。第二则是我的动作敏捷勇猛，一交手就取攻势，每使对方胆怯，因此我在同学中有个诨名叫作“李猛仔”，这就由劈刺比赛得来。 陆小既是个军事学校，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极有规律。早起晚睡，出操上课等，都有极严格的规定，动作确切而敏捷。稍有不慎，便要受警告或处罚。处罚的方式有立正、禁闭或假期“禁足”（不许外出）等。我在陆小三年，幸未受过处罚，所以校内上下对我印象极佳。 学生中也有托病请假，不出操或不上讲堂的。因为一个学生如经医生证明有病，便可请准“半休”（不出操）或“全休”的假期。那时的医学知识和设备都很简陋，不易查出一个人是否真正生病，所以请假比较容易。然而我在陆小三年，连一次“半休”也未请过，足以证明我身体的健壮。 陆军小学教育因为是国家陆军军官训练的基础，所以在创办之初，便十分认真。经费也比较充足。我们一日三餐，都是八人一桌，每桌四菜一汤。四菜之中有三荤一素。我们的制服全是呢料子，还有一套哔叽的。冬季则有呢大衣。每人每学期发两双皮鞋，后来经费稍感困难，然每人每年仍可领到三双。当时我们的服饰是十分别致的，学生多数拖着一条长辫子，却穿着现代式的陆军制服和皮鞋。今日回想起来，虽有不调和之感，但在那时是觉得十分神气美观的。我们的留日返国的教官，以及少数得风气之先的梧州籍同学，间或有将辫子剪去的，也有少数将后脑剃光或剪短，把前面的头发编成辫子，再把辫子盘成一个饼贴在头顶上，然后戴上军帽的。但他们在寝室内或操场上脱掉军帽时，却备觉难看。 衣食之外，每人每月尚发有零用钱。一年级新生每月领八钱银子的补助金，成绩优异的可增至一两，考上最优等的可得一两二钱。二年级生每月例发零用银一两，成绩优秀的可得一两二钱，最上等的可得一两四钱。三年级生每月例发一两二钱，成绩优异的可增至一两四钱，乃至一两八钱。当时桂林物价极低，所以这些零用钱是每月都有剩余的。我记得那时一两银子，至少可兑换制钱一千四五百文，而一碗叉烧面不过制钱十文，物价之廉，由此可以类推了。 清朝末年，广西在一些新人物的励精图治之下，颇有朝气勃勃的现象。在这种风气熏陶下的陆小学生，尤其表现得年轻有为。陆小的校风是极为严肃笃实的，全校上下可说绝无狎娼、赌博情事发生。学生日常言谈行动，都表现得极有纪律。即使星期假日在街上行走，也都是挺胸阔步，绝少顾盼嬉笑、行动失仪的事。甚至学生在校外提取行李等物，校方亦规定不许负荷太多，以免有失青年军人的仪表。当然也难免有犯规或行为失检的学生，然究属例外。学生在这种风气笼罩之下，学术训练和德性熏陶的进步，可说是一日千里，非一般文科学堂所能及。不幸在我入校后第二年，校内一连发生了两次风潮，学风遂渐不如前。辛亥之后，陆小改为陆军速成学堂，学风更是每况愈下了。 四 陆小的两次风潮，一是“驱蔡”，一是“倒蒋”。“驱蔡”是驱逐蔡锷（松坡）离桂。“倒蒋”则是和蒋尊簋（伯器）为难。 蔡锷原为南宁讲武堂总办。由张鸣岐调来桂林，任兵备处总办，后又兼任参谋处总办，统率所有新军及训练新军的机构，权倾一时。但是蔡锷是湖南人。在逊清末叶，湘人居桂的极多，湖南因为交通比较方便，一般人——尤其是寄居广西的湖南人的文化水准，平均较广西人为高。这样本已招广西人的嫉忌；加以他们人多势大，又盘踞要津，也难免有跋扈情事，再加上我国人特有的乡土畛域之见，遂更易闹事。再者，办新政的新人物中间，也不无派别、省界之分。甚至同为同盟会员，亦往往因工作秘密，声气不通而自相倾轧。蔡锷原为同盟会员，和当时革命领袖黄兴、赵声等，都有秘密往还。但是蔡锷或许因为时机尚未成熟，不愿暴露身份，所以和桂林极为活跃的同盟会会员没有联络。因而风潮一起，连同盟会会员也群起参加驱蔡运动了，遂使这风潮带着浓厚的革命气氛。 驱蔡的风潮最初发源于干部学堂。原来广西在清末训练新军时，拟编练一镇一协，所以为培养这一镇一协新军的军官而设的干部学堂，招收了两百余名新生，其中湘桂籍均有。因那时下级干部缺乏，需才孔急。后因经费不敷，新军只编一混成协。如此则干部学堂所培养的两百余名军官亦嫌太多。蔡锷时为兵备处总办，乃令干部学堂举行甄别考试，以期裁减该校学生，并以国文程度为取舍标准。当时湘籍学生的国文水准一般地较桂籍学生为高。因而甄别结果，获留校的一百二十人中，湘籍的占九十多人，而淘汰出校的则几乎全是广西学生。于是桂人大哗，认为蔡锷袒护同乡，有失公允，遂群起作驱蔡运动。而同盟会分子对蔡也有严重的误会，驱蔡尤为积极。 干部学堂驱蔡运动一发生，瞬即波及校外各机关。湘桂交恶已久，此次乘机发作，作为民意机关的咨议局也被卷入。始则若干议员为袒护其本省籍被淘汰的学生而弹劾蔡氏，继则全会一致驱蔡。于是在咨议局的掩护下，风潮日益扩大，甚至全省罢市罢课，要求蔡锷离桂。 在这风潮扩大时，陆军小学也全体参加，学生整队到抚台衙门请愿，集合在抚台衙门外照壁墙前，守住不去。抚台派人来温言抚慰，要我们回校，我们不理。最后他又派了一个文案之类的职员出来威胁众人说，如果不服从命令，大家都有杀头的危险。当他提到“杀头”两字时，我们队伍中忽有人领导大呼“不怕”，众人也跟着乱嚷一阵。今日回想起来，实在觉得当时的无知与可笑。 在广西各界胁迫之下，蔡锷终于被迫离桂赴滇，谁知这一调动对蔡氏正是塞翁失马。因为云南政治局面比较单纯，蔡氏很快地便脱颖而出，至辛亥革命时遂被举为云南都督。后来又因云南讲武堂出身的滇军将校都是蔡氏的旧属或学生，使滇军成蔡氏的子弟兵。袁世凯称帝时，蔡氏微服出京到云南，振臂一呼而全国景从。袁氏被迫取消帝制；蔡氏竟因云南起义的首功，获再造民国的盛誉。如其留在广西，蔡锷或不致如是功业彪炳而名垂青史吧！ 在蔡锷被迫离桂后不久，我校又发生了倒蒋的风潮。陆小学生的国文程度很高，而校方的教学也以学科为主，术科为辅。但是任管理人员及术科教练等工作的助教们，却多半是弁目训练班一类出身、略识之无的老粗。学生难免有些瞧不起他们，然而他们是管理人员，学生的日常生活由他们来管理，请假等事也由他们来批示决定。他们因为受教育有限，批出来的文字，往往别字连篇。有一次就因为学生讥笑他们的批示而起了纠纷。作“批”的助教，或许是恼羞成怒，而触犯他的学生也不肯低头认错。正在两造纠缠难解难分时，一部分旁观学生一阵喊打，把事情闹大了，直闹到总办蒋尊簋那里。蒋氏为维持军风纪，养成学生服从习惯，乃下令将闹事学生开除，学生当然不服，风潮便扩大了。 陆小在驱蔡运动之后，人事本已有些变动，学风亦渐不如前，此次风潮中尤表现得十分嚣张。有些人竟以为那炙手可热的蔡锷将军尚且被赶走，何况蒋尊簋。大家要求总办收回成命，并惩罚侮辱学生的助教，但是校方不允许，双方坚持甚久。学生又设法把风潮扩大到校外去，然一般人士对这风潮极少同情。因而到最后还是学生屈服，肇事的学生卒被开除，而风潮平息。 陆小既经两次风潮，学风遂有江河日下之势。到宣统三年（1911年），离我毕业之期只有三个月了，武昌城内一声炮响，发生了辛亥革命。广西响应之后，一部分学生组织敢死队，从军北伐，学校无形停闭，遂结束了我三年的陆军小学的教育。 [book_title]第四章 广西青年与辛亥革命 一我在陆小的最后两年时，革命的爆发已有山雨欲来之势。各地的革命党人都在密谋起事。革命领袖如黄兴等都盘桓于香港、安南之间，与内地党员声气相通。两广地处边陲，遂成为革命志士聚集的区域。 革命党在广西的活动本有悠久的历史。因广西是洪杨起义的故乡，人民的民族意识极为浓厚，更兼民风强悍，富于冒险犯难的精神。所以革命党人注重广西，自系其具有特殊背景的缘故。而当时广西的新机构，如陆军小学、干部学堂、学兵营等，都是革命党人所盘踞的机关。 在张鸣岐抚桂的初期，革命党人的活动可说是肆无忌惮，有时简直可以说是嚣张。张鸣岐当时以新人物自命。同时为了禄位着想，他更不敢滥事镇压革命党，以免激成大变。洪杨故事不远，张氏是聪明人，自不愿再蹈覆辙，所以他对革命党的活动装聋作哑，曲予优容。因此广西同盟会的活动，简直成了公开的秘密。在上的领导人，最先有庄蕴宽、钮永建等。后来庄、钮自请外调，然同盟会的人数已多，基础已固。所以同盟会分子如王孝缜（勇公）、何遂、尹昌衡、耿毅、冷遹等都极为活跃。某次张氏宴客，尹昌衡酒醉之后，竟宣称清廷不能存在。同时王勇公闹酒，竟以张氏所佩手枪，自室内向外射击，致击碎窗上玻璃。由此可见当时青年革命志士气焰的一斑。后来张氏深恐同盟会势大不可收拾，乃设法压抑。不过张鸣岐不久即调升两广总督赴粤，遗缺由沈秉堃继任，于是革命的风气复振。同盟会广西支部乃于宣统二年（1910年）正式成立，并发行《南报》（后改为《南风报》），以鼓吹民族革命。 陆军小学在创办之初即为革命党人的巢穴。它虽是清廷的陆军基干训练机关，但校内平时极少提到“忠君”一类的话。有之，则为敷衍远道前来视察校务的钦差而说的。同盟会支部成立之后，我校革命空气遂益形浓厚，成为广西同盟会活动的中心。会中干部并在陆小附近租屋成立“军事指针社”，专门在陆小学生中吸收同志。他们所选择的对象当然是成绩优异而有血性的青年。因此他们就来吸收我加入同盟会。 同盟会是一个秘密的革命机关，它要听命于海外总部而随时发难。在清朝，搞革命的都被视为“叛逆”，随时可能有杀身之祸。为表示死而无悔的革命精神，入会时都要填具志愿书，歃血为誓，示无反悔。我校入会的三期学生共有五十余人，并租有民房三间，每月聚会两次。记得我们在该处入会，用钢针在指头上歃血作誓。我只把针向手指上一戳，血便出来了，并不觉得痛。而胆小的同学，不敢遽戳，把针在指头上挑来挑去，挑得痛极了，仍然没有血出来，颇令人发笑。这也是一件趣事。 二大约在我加入同盟会之后半年光景，广州便发生了七十二烈士进攻督署失败而壮烈成仁的大事。当时我们都跃跃欲试，唯以事出仓促，未及响应。再过半年，武昌起义便在旧历八月十九日爆发了。首义的分子便是驻在武昌城内的“新军”和陆军第三预备中学的学生。消息传来，人心振奋。就在广西的新军（混成协）和陆小学生预备起事之时，桂抚沈秉堃和藩台王芝祥等见清廷大势已去，乃与咨议局议长等合议响应武昌起义。广西遂于宣统三年农历九月十七日（1911年11月7日）宣布独立。同时由咨议局推举沈秉堃为广西都督，王芝祥和时任广西提督的陆荣廷为副都督。革命的地方政府乃正式成立，并定期开庆祝光复大会。谁知就在这庆祝会中，发生了一部分巡防营“旧军”叛变的怪事。 广西的“新军”与“陆小”初成立时，已为“旧军”巡防营所嫉视。这新旧两派军人，因思想、作风的不同和利害的冲突，早有水火之势。而旧军恃其资格老、历史深，对这一新兴力量的成长，尤视为眼中钉。加以新军和陆小在当时都被看成革命党，我们自己也以革命党自居，今番革命成功，又难免趾高气扬；而一向反对新军和反对革命的旧军，对这一变革更不愿附和。因而在开庆祝大会这一天，一部分巡防营旧军乃发动叛变，目的是抢劫政府金银、现钞所在的“藩库”和银行。 庆祝会是决定下午八时在桂林皇城内咨议局前面的广场上举行的。这天下午七时，我们陆小学生每人提了一个写着庆祝标语的灯笼，整队进城参加大会，并预备在会后提灯游行，所以整个队伍都是徒手的。当我们的队伍自文昌门入城，转入南门大街到鼓楼底时，驻在鼓楼上的巡防营士兵，突然向与会群众开枪，一时枪声劈啪，秩序大乱。我们的队伍乃调转头来准备冲出文昌门去。这时人声鼎沸，步伍杂沓，各人所持灯笼，互相撞击，发出勃勃之声，使本已慌乱的场面，益增紧张空气。当我们队伍只有一半逃出文昌门时，驻城楼上的巡防营突然将城门关闭，一部分同学乃陷在城内。我们逃回学堂，喘息方定，听见城内只有稀疏的枪声，仍不知真情实况，大家猜想是巡防营兵变。 这天因为是假期，学堂各级长官早已出去观看热闹。只留两位队长各自率领两期同学进城。所以我们逃回学堂之后，成为群龙无首的状态。幸而不久总值日官爬城脱险回来，集合全体讲话，并问学生关于应付这一事变的意见。当时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和旧军早已有隙，现在旧军叛变，一定要向我们进攻无疑，我们应准备自卫。于是，总值日官打开弹药库，将我们平时打靶用的子弹分给众人，每人各得子弹十颗。这时局势紧张，我们人数既不足，子弹又不多，若巡防营真来进攻，恐不足以抵御。大家乃决议开往新军混成协的驻地李家村，以便和新军一致行动。李家村距我校有二十里路，这时已是深夜，夜间警戒行军，必须搜索前进。在讨论这问题时，同学中有人大呼：“请调李猛仔当前卫搜索组组长！”在大家的呼喊下，我也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总值日官在大队中又挑选了数名身强力壮而有胆量的同学来辅助我，我便带着这几位同学，荷枪实弹，在夜色茫茫中，走在大队的前面，担任搜索任务，向李家村进发。 这是我们第一次战备行军，大家知道这不是演习，所以都难免有点紧张。我们几个担任搜索的同学，自然更为警惕。当我们出门不远，前面忽然有一个黑影跃起，跳入路旁草丛里。有一个胆小的同学，一时沉不住气，举起枪来，便向那黑影连发两响。这一支没有作战经验的队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时颇为慌张。迨真相弄明白了，才知道那黑影是一只狗，见到大队人群走来，向草中逃避而已。大家这才安心继续前进。因夜间警戒行军行动缓慢，将近天亮，才抵达了李家村。 当我们到达就地休息之时，混成协的新军正在鸣号集合，整顿器械马匹，准备出发桂林，进剿叛军。我们这一百多名陆小学生的到来，甚出他们意料之外。他们对于剿灭叛军，似有成竹在胸，不需我们参加，双方磋商之后，我们的总值日官和他们的负责官长向我们表示，凡愿留在新军营盘内的，可以暂住营内；家在附近，可暂时回家的，不妨暂时返家，到叛乱平息后，再回校归队。我就决定回家暂避。 李家村在桂林之南，我家头村在桂林之西，两地相去百余里，步行要一天多才可以到。我既决定回家，便带了自己的六八步枪，自李家村向两江墟走去。边走边问，路虽不熟，但是方向是不错的。走了半天之后，饥肠辘辘，想找点食物充饥，途中经过一大村庄，我便停下来休息。但是这村庄上却没有卖食物的店铺。最后有一间小店内的几位壮年人答应替我去买几个鸡蛋，要我稍等一下。我等了一阵，未见他们回来，而其他留下的几个人则交头接耳，神色有异。我顿时觉得有点奇怪，提起枪来，就继续上路。刚走出村庄一两百码，忽然发现后面有人赶将上来，其中有人竟拿着鸟枪和刀棒。他们追近了我，便吆喝：“站住！”我度其来意不善，也连忙将刺刀装上，问他何事，他们便支吾其词，但是仍向我走来。我便警告他们不许接近，否则我要开枪了。他们知我有备，同时他们的武器也远没有我的钢枪厉害，所以他们只得懊丧地退回去了。我也急忙赶路回家。 其后，陆小附近一家餐馆内，有位和我很熟的工友黄老二，他告诉我一个故事。黄老二便是上述那村里的人。他说有一个陆小学生携枪经过他的村庄时，被村里的几个匪徒看见。这些匪徒专做打劫行旅、杀人越货的勾当。他们一见这位陆小学生有支钢枪，立生杀机，想趁其不备把他杀了，夺取他的枪支，然后把尸骸用猪笼装着，沉入河底灭迹。幸而这位学生机警，乘机离去，未遭毒手，好不危险云云。我听了不禁毛骨悚然，说道：“那位陆小学生就是我！”黄老二大惊失色，连声说我“福气大”，这也是我在辛亥革命期中的一件插曲。 在我遇险之后，天色渐黑，四顾苍茫。其时我乡有狼患，常有行人被狼咬伤或咬死。我深恐为狼群所袭击，乃横持着枪，两边摆动，使野兽有所畏惧，不敢偷袭。离两江墟渐近时，见沿途村落中，人影浮动，有的打着火把，挑着行李，似乎是上山躲难的样子。途经单桥村，我便走了进去，见一家大门洞开，正在忙着搬杂物，忽然看见我士兵装束，提着钢枪，登堂入室，顿时惊慌失措，相顾愕然。好在我立刻说明原委，他们才化惊为喜。原来他们也听到城内兵变，恐被波及，所以纷纷逃难。他们听说我刚从城里来，都来问长问短。我也略说城中叛乱情形，唯后来只闻稀疏枪声，至实情则无从知悉。这时我已饥饿不堪，想向他们买点食物。那家主人说，这年头还分什么彼此，有鸡尽管杀好了。说着，他们就杀了两只肥鸡，招待我大嚼一顿。乡人知道实情不至恶化，相谈甚欢。他们并招待我住宿一宵，翌日我才回到自己家里。 我在家里住了半个月，听说城里兵变已经平息，陆小可能复课，所以我又回到桂林。到省城之后，才知道兵变情形并不严重。藩库因有备，未遭抢劫，城内除富家略有被掠的外，别无其他杀伤和焚燹情事。变兵瞬即被镇压缴械。不过此时广西政局却有了极大的转变。都督沈秉堃，因自觉非广西人，不足以表率群伦，已经辞职，由副都督陆荣廷继任都督。 三这位后来统治广西十年，威震西南数省，号称“南中国第一人”的陆荣廷，亦是位传奇式的人物。陆是广西武缘县（后改武鸣县）人。咸丰八年（1858年）出生于一个无赖的家庭。其父不务正业，沦为小偷，被其族人拘入祠堂吊死。其母因贫病交加，不久又去世。这时陆荣廷才十四五岁，无处藏身，遂流浪到南宁，在鸦片烟馆及赌场里向人乞怜讨钱过活。稍长之后，在龙州县署内当差。龙州地邻安南，故该地法籍天主教传教士的势力极大。其时正是庚子之后，中国政府畏洋人如虎，而传教士亦借其本国政府声势，横行一方，莫敢谁何。这时龙州有一位法籍传教士，畜有警犬一头，十分凶猛，附近妇孺时有被咬伤情事。因官民畏惧教士，均不敢投诉，然私下愤恨之心，与日俱增。一日，这位教士往访龙州州官，把狗系在衙门头进大堂的柱上。荣廷因事走过，该犬狺狺相向，陆氏一怒之下，用木棍将狗打死了。这一死不打紧，教士就向中国官厅要狗。地方官恐开罪洋人，乃缉捕陆氏。荣廷一时藏身无处，不得已，逃入盗薮，落草为寇。陆氏本是一位重义气、有领导天才的人物，逼上梁山之后不久就成为盗魁。率领喽啰百数十人，打家劫舍，出没于中法属地。不过陆氏做强盗却专以抢法国人和安南人为务，而中法两国官兵对他竟无可奈何。据说，有一次官居“七划”（所谓“七划”，是法国军官袖口上所绣金色条纹的数目，中国乡民遂以此来称呼他们）的法军指挥官亲自出马，来剿陆氏，追到崎岖的山路中，忽见树干上贴着一字条，原来是陆氏所留，上说：“如你不停止前进，将有杀身之祸。今先一试小技，射你的右臂而不伤骨。”这“七划”方将条子看完，忽然山林内一声枪响，“七划”果然受伤如条子所写，丝毫不差。“七划”大惊失色，遂不敢再向山中搜索，沮丧而返。这故事的真实性可能很小，但陆氏的枪法，确实非常准确，后来他身为广西都督时，偶施小技，也足使市民咋舌称叹。 陆氏在中越边境横行数年，法方无计可施。最后，驻越南法督恃强逼迫中国官厅限期剿灭。驻龙州提督苏元春宫保不得已，乃改剿为抚，许陆以高位。荣廷乃率其党羽就抚，任管带之职。嗣后以剿匪有功，逐年升迁，至辛亥年，已官至广西提督。广西独立时，为咨议局公推和王芝祥同为副都督，到沈秉堃、王芝祥去桂，乃继任都督，是为陆荣廷统治广西的开始。陆氏由南宁来到桂林时，全城各学堂、机关和人民团体一齐赴南门外将军桥欢迎，军乐与鞭炮之声不绝，场面的热闹实为前所罕见。 我回到陆小，见校中并未复课。留校同学中的一部分正在组织学生军，预备随军北伐。因这时武昌的革命军和清军正相持不下，故檄调各地的革命军增援。这时广西的新军和旧军仍时生摩擦，所以沈秉堃、王芝祥均力主调新军北伐。一则可消弭新旧军间的冲突，二可减轻广西的负担，三可增加北伐的声势，实属一举数得。沈自愿以湘桂联军总司令名义亲自统率先行北上。王芝祥待陆荣廷将到桂林时，也率旧军六大队赴鄂。沈、王的原意，除调协两军的冲突外，亦欲乘机离桂以自保。是为广西北伐军的由来。 广西学生所组之北伐敢死队除陆小学生外，文科学堂学生参加的也非常踊跃。全队共约百余人，由前陆小“学长”梁史（润轩）任队长，克日北上参战。 我回陆小之日，正是学生敢死队组织就绪之时，我立刻前往报名参加，谁知为时已晚。因为经费和弹械所限，仅能容纳一百余人，后来的都被婉拒。那时抱向隅之叹的青年，正不知有数十百人，我也只有徒呼负负了。 [book_title]第五章 从陆军速成学堂到将校讲习所 一在北伐军离桂之后，陆小遂正式改为陆军速成学堂（后改“堂”为“校”），林秉彝为监督。林氏出身南宁讲武堂，系陆荣廷的参谋长林绍斐（号竹筠）的长子。竹筠初为陆氏办文案，荣廷逐年升迁，竹筠也随着水涨船高，累迁至广西都督府参谋长，也是当时的风云人物。林秉彝原无资历，因其父关系出任陆军速成学堂监督。 速成学堂成立时有学生三百余人，其中大半数为自陆小改编而来的；另一小半则系另招的新生。速成学堂于辛亥年底筹备成立，民国元年（1912年）乃正式开学上课。从前陆军小学的教学，以学科为主，术科方面的军事操等每天只有一小时。至速成学堂则完全不同，因它是一所纯粹的军事教育机构，故其训练以术科为主。教授法与进度约与保定军官学校相等。我们一进学校便开始分科教练。三百名学生分为三队。第一队半数为炮科。我属于第二队，步科。最初的三个月是士兵个别教练，第四月起则受军士班教练，其后按级递进，由排教练而连教练，最后到一个营、团的战斗教练。这时在操场上的制式教练和野外演习俱极认真。此外马术、器械操、劈刺等技术训练亦极严格。我们的教官多半是南宁讲武堂一类的中国军事学堂出身，极少留学生，但总教官中村孝文则是日本人。他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日俄战争时曾任大尉连长，立有战功。陆荣廷聘他来任陆氏总顾问和速成学堂总教练兼战术教官。他并娶了一位广西女子为妻。其人做事认真，毫不马虎，颇为学生所敬重。因他不谙华语，教练时由一浙江籍译员翻译。 我们在讲堂里的学科，都是与军事有关的科目。至一般的学科如国文、史地、外国语等一概豁免。军事学科包括步兵操典、野外勤务、四大教程和其他几门与军事有关的科目。我在陆小时最感头痛的便是外国文。现在外国文没有了，而各门学科都是我所喜欢的，所以我非常用功，每次考试总在前三名之内。在速成学校两年和在陆小三年一样，我从未请过一次假。这颇能助长我做事认真、不苟且、不偷懒的习惯，而为师友所推重。同时，我和教官同学间相处亦极融洽，极少龃龉。古人说：“师克在和。”我在速成学校两年，很能体会袍泽间融和合作的乐趣。 就一般生活和教育情形来说，速成学校的管教远不若陆小的严肃，学风也不若陆小的淳朴。例如我们在陆小时代，全校上下可说绝无“吃花酒”或狎妓情事。可是速成学校内却常有教官前往桂林的“花区”所在地訾洲的妓院内宴客和“吃花酒”。俗话说得好：“上梁不正下梁歪。”于是同学中也有于假期内易服狎游的。这种现象固然是由于办学的人的作风不同，但也是因整个政治社会风气的颓废。当清末厉行新政时，朝廷中一部分大员和各省少数封疆大吏，可能是敷衍门面，缓和舆情；然下级办新政的人物，都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人，的确生气勃勃，有一番新气象。不意在革命之后，这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反而消失。以前的所谓新人物，现在大半变成旧官僚；以前的新政机构，现在又都变成敷衍公事的衙门。加以革命后崛起的人物如陆荣廷等，究竟新知识有限，对于革新之道懂得不多，因而造成江河日下的现象。速成学校和陆小学风的迥异，仅是这种普遍存在的颓风中的一环而已。 二按照陆军速成学校的规定，训练期本为一年半，然我们陆小留下来的学生，实际上受教育两年。因为我们在新生入学前已开始上课，迨新生正式开课时，我们已上课数月了。我是在宣统三年（1911年）岁暮入校，1913年秋季毕业的。毕业后，速成学校即告结束，并把校里的一切设备，移交给新开办的“将校讲习所”应用。因陆荣廷自1912年继任广西都督（1914年改称将军）以后，深感广西旧军有整顿的必要。而旧军将校大半是行伍出身，或者也同他本人一样是绿林出身的。这些将校积习极深。平时扰民有余，而对现代化军事训练则完全是门外汉。所以陆氏要办一个“将校讲习所”，把旧军中各级将领分期调到所里来施以短期的现代化军事教育。所长即由前速成学校监督林秉彝充任。所内的低级军官则由速成学校毕业的优秀学生中选任。这样我就获选为将校讲习所的准尉见习官。 将校讲习所设在南宁东门外大校场（又名标营）。南宁是广西的新省会。广西省会的迁治，早在宣统年间即有人提起。因为桂林偏处广西东北部，对全省省政的处理，不若南宁的适中和方便；加以陆氏的家乡又近南宁，所以力促其实现，乃于1912年秋正式自桂林迁往南宁。我们速成学校毕业生，被派往将校讲习所的，自然也随省治西迁。我们一行数十人，由校方雇大号民船十余艘，满载器械装备，由桂林顺桂江下至梧州。在梧州另雇数艘小汽轮拖曳，溯浔江而上，直达南宁。 在这筹备迁移期间，我们仍住在速成学校内。这时校内有马数十匹。我性喜驰骋，闲来无事，便以练习骑马为乐。我们在速成学校肄业期间，本有马术一科，我因身体健壮，胆大敏捷，所以在同学中，我的马术实首屈一指。我能够当马疾驰时，据鞍跃下跃上，往复十余次而不倦。这一项马术，全凭身体灵活，臂力过人，才能胜任。当我做这种表演时，师友均叹为观止，我亦颇以此自豪。 这时速成学校内有好马数十匹，而其中有一匹“马头”，高大雄壮，确是名驹，但一向没有人敢骑。所谓“马头”，也是一桩很有趣的故事。我们南方的军用马，多购自内、外蒙古或西北各省。在这成群买来的数百匹乃至一千匹里，经常有两三匹马头随行。马头事实上就是群马的领袖。它生得特别高大雄壮，遍体乃至腿的下部，生满长毛。这种马头，力可敌虎。它有管理马群的天赋能力。当草原上万马奔腾时，如有少数马匹偶然落伍或离群，这马头会疾驰而去，把它们赶回队伍里来。因而每次当政府在蒙古购买大批的马时，总少不了有马头随之俱来。那时养在我们校内的便有这样一匹马头。这马头除专门饲养它的饲养兵外，别人亲近不得，更不要说骑了。走近了，它就乱踢乱咬，而它又力大无比，无人可以制服。它原为前混成协所有，因它不服驾驭，才交我校饲养。 一日，我为好奇心所驱使，要求管它的饲养头目，替它扎起马鞍子来，让我试骑一下。最初，他们都有难色，说：“老爷（马夫叫学生为老爷），马头是骑不得的！”然而我一再地要求，并且他们也知道我的马术超人一等，所以答应让我试试。次日，他们在马栏内慢慢设法把鞍子扎好，由三个饲养兵牵了出来。我隐蔽在操场正面学校办公厅后走廊边的大柱子之后，居高临下，等他们把马头拉近大柱旁边时，我纵身跃上马背，提过缰绳，准备它跳跃。谁知它一动也不动，若无其事地向前走数十米。我正有点诧异时，它突然把头和身子向操场左边一摆一蹿，势如疾风暴雨，那三个牵着它的饲养兵，未及叫喊便被摔倒在地；它再纵身一跳，三个人便被拖成一团，全都撒了手。这时，马头便疯狂地跳跃起来，我用尽平生之力也勒它不住。它最后一跃跃上走廊，当它两前足踏到走廊边缘长方石块上时，这石块被压翻了下去，因此它虽冲上走廊，却失去了重心，也随之倒下。我见情势危急，连忙把右腿提上马背，跟它倒下，被摔在一边。这时马又跃起，冲向一小门，门狭马大，用力过猛，竟将新的皮马鞍撞毁脱落。它然后逃回马房里去了。这时旁观的群众都捏着把汗围拢来看我，发现我并未受重伤，只是擦破了手背，而地上则鲜血淋漓，原来马头撞掉了一颗牙齿，还落在地上。大家不免埋怨我不该冒此大险，并赞叹我马术好，福气大。因为这马如不把石块踏翻跌倒，把我摔开，我一定在门上撞死。如果马跌倒时，我未能沉着应付，或动作稍欠敏捷，我的右腿一定被马身压断。又如果我两脚夹着马身不够紧，或未将身子贴在马背上，我一定被摔在墙根上，弄得脑浆迸裂。我那时真是生死间不容发，不特旁观的同学、夫役等怪我鲁莽轻生，我现在想来也觉那时太年轻气盛，视生命如儿戏了。这也是我五年军事教育结束时一件惊险的轶事。 后来速成学校结束，一切设备器械及马匹等，都运往南宁移交给新办的将校讲习所。那时这匹马头已不知去向。当时桂林人嗜食马肉，马肉米粉为一道著名小食，这马头可能已入马肉米粉铺，也未可知。 三我到南宁将校讲习所报到，是1913年的秋冬之交。我被派为准尉见习，事实上是队上的助教；月薪十四元。开学后，任少尉队副，事实上即排长，月薪三十二元，未几又晋升中尉。这是我生平第一个军职。讲习所内的学生都是旧军里的中、下级带兵官，年龄大约在五十岁以上，官阶高的有位至统领的上校乃至少将。有臃肿的大胖子，也有瘦削的矮子；有礼貌周到的君子，也有抽鸦片、逛妓寮的腐败分子。至于他们出身的复杂，更不必提了。有一部分固然出身于武考或行伍，然不少是由绿林招安而来的。因为广西在清末，是盗匪如毛，而全省皆山，剿平不易，所以当时有“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的谚语。 这种匪风的养成，据说是由于道光年间的官吏纵盗养奸所致。洪、杨以后，盗风更炽，官吏怕事，不敢认真剿除，反而以高位重赏来招抚匪首。这样一来，许多不安分的野心分子都视做贼为晋身之阶。由匪首可一跃而为哨官或管带（约等于尉官、校官的阶级），如想从行伍升迁，恐毕生也无此希望。这种化匪为官的风气在清末盛极一时。远如官至提督、因“追剿”太平军战死在南京城外、清廷赐谥“忠武”的张国梁，近如广西都督陆荣廷，都是由匪变官的最显明的例子。这种风气当然不只广西一省，北方的张作霖、张作相、张宗昌等也都是绿林出身。所以我们讲习所内，也有若干人是土匪头目起家的，习惯恶劣，不守纪律。他们都保持着原有的官阶和厚禄，拖家带眷前来受训，当然不把我们这些小队副们放在眼里。故此驾驭他们也像试骑马头，殊非易事。 我们的第二队一百三四十人中，便有位至少将统领的高景纯君在内。我管教他们的态度是公私分明，不卑不亢。在开学后不久，他们也开始对我表示好感和敬畏。我逐渐以新式的军事知识灌输他们，使他们的兴趣提高而乐于接受。那大胖子高景纯统领和其他素无训练的军官，有时在出操时体力不支，我就叫他们站在一边，看同学操练，而我自己则丝毫不苟且。他们在我以身作则的感化之下，也都自愿前来练习、操演，一反他们旧军本来散漫和不振作的习气。后来也颇能觉今是而昨非，完全服从新学术的教导，使全体上下和睦，精神焕发。等到一年受训期满毕业时，他们对我都有依依不舍之情，并联合起来送了我一件很名贵的纪念品，使我深为感动。 讲习所于试办一年之后，本拟扩大组织，继续更番调训各级旧式军官，故省方派所长林秉彝携带巨款前往上海购置新式装备。谁知林氏爱好排场，喜欢应酬，到了那十里洋场，为声色犬马所诱惑，乃大肆挥霍。不数月，所携公帑被用一空之后，他又打电报回省，诳称款项不足，要求补汇。于是陆荣廷左右不满林氏父子的人，乃大肆攻击林秉彝浪费公帑，主张停办将校讲习所。这时省府亦确实不愿再汇巨金给林秉彝，遂明令把讲习所停办。我们这些教职员，文的被遣散，武的则只有在南宁听候派遣工作了。 [book_chapter]第三编 初期军中生活 [book_title]第六章 护国军中的青年军官 一 在将校讲习所停办之后，我们这批无职军官，奉令听候另派工作。明知等来等去总不会有结果的，因旧军各有其系统，门户之见甚深，我们不易插足，且我们新式军人也不愿置身其间。而新军究属有限，更无余额可以容纳我们。所以当我的同事们纷纷搬进城里住下候差时，我就不愿浪费时间和金钱，决定返乡务农了。我家原是耕读之家，因此我觉得在外无职，回家务农是很正当的事，就在1914年的秋季，回到临桂县的祖籍。 我对于稼穑是个熟手，体力又强，所以我和一般农夫做着完全一样的工作。而他们对我则有些诧异，认为我是一个读书人，在外面求学的洋学生，居然也能和他们一起下田工作。有些不明大体的人则认为我在外面做事无出路，被迫返乡种田，难免有絮絮闲言。我听了也处之泰然，并不介意。本以为可在家乡长期务农，谁知我在桂林的一些朋友认为我在家种田太可惜了，于是便约我到桂林去教书。 桂林有许多新式学校，教授的都是新式课程，因而师资便有供不应求之势，而其中最感缺乏的便是军事和体育教员。我国的传统，读书人都文弱不堪，手无缚鸡之力。一旦要找一个能担任各种军事教育和体育运动的人，实非易事。这些学校虽先后请过几位军训和体操教员，结果不是他们的学术科不行，为学生所不满，就是教导无方，或人缘不好，而自动或被迫离职，故各校当局为这项课程，颇感头痛。所以当我的朋友们知道我赋闲乡居时，他们便认为我是这项职务最适当的人选，而向各校推荐。1915年的春天，省立模范小学首先送来了聘书，我当然也乐于接受，就摒挡一切到了桂林，做了省立小学高级班的军训教官兼体操教员。军训是我的本行，器械操更是我的拿手本领，时常在操场上做惊险的表演给学生们看。他们对我那种马戏班式的技术，佩服得五体投地。加以我的人缘一向是好的，校方同事对我均极推重。所以我就职不久，便声誉鹊起，全桂林的学校都知道了。不久，县立桂山中学也送来了聘书，要我去兼课，我推辞不了，也就兼了。所幸这两校距离不远，而同事和学生都对我极好。学生们敬我如父兄，学校当局则视我若贵宾，优礼有加。合计两校给我的薪金，比上尉官俸还多四十元，在那时确实是个很可观的数目。我因而有余钱接济家用，剩余的尚可购置些田地。精神上与物质上的生活都很惬意。 不过我终究是个职业军人，教文科学堂自非我的素志。所以我时时在想重返军界。就在我在桂林任教将满一年时，我的一位朋友冼伯平君是我将校讲习所早期的同事，他现在滇军张开儒第三师，已任至营长，承他的器重，邀我到他那里去当连长。因为这时正值袁世凯称帝，西南政要群起兴师讨袁。滇桂各军都在扩充，号称护国军，干部需要人，像我这样一个经过长期训练的青年职业军人，自然就在他们罗致之列。我当然也乐于应召。所以我就向学校当局辞职，以应冼君之约加入护国军讨袁。 二 冼营长翰熙（伯平）是广西宁明人，广西干部学堂步科毕业。我们在将校讲习所共事时，他是第三队的队长，我是第二队的队副。冼君在当时同事中是一位年轻而佼佼不群的新军人。衣履非常整洁，随身有自备的帆布行军床，日常生活极有规律，而且注意卫生。总之，他一切都很洋化，和普通军官迥然有别。其后，他加入滇军，当李烈钧的护国军由蒙自开到南宁时，冼伯平正任滇军第三师张开儒部三十一团第二营营长。当时的第三十一团团长便是在抗日时期曾任江西省省主席的曹浩森。 冼君对我的邀请，可以说正合我心。因此我就复电冼君，表示接受新职。谁知道我向学校辞职的消息一出，两校师生一致挽留。终因我去意甚坚，他们也不好过分勉强。在我临行之时，学校当局一再表示惋惜，并谓值此动乱时代，各方职位变动甚多，现在姑且请人为我代课，如果我觉得在外边不妥，他们随时都欢迎我返校任教。几番惜别，互道珍重之后，我才离开了桂林。 这时正值暮春季节，风和日暖，我自桂林顺漓江而下，直达梧州。梧州本是西江上游的大城市，这时更值护国军兴，运输频繁。各军都在向肇庆集中。时滇军第四师方声涛部适开抵梧州，故沿江码头附近设有第四师的招待所。当我乘的船靠岸时，只见码头上下，军民杂沓，熙熙攘攘。我正预备上岸找旅馆，再候船去南宁，忽然在人丛中瞥见前陆小第一期同学朱良祺、梁伯山和谢绍安。梁、谢二君且是我两江小同乡。旧雨相逢，惊喜交集。互道别后之情，才知道朱良祺现任滇军第四师步兵第三十四团第一营营长。梁为该营营副，谢为第一连连长。当朱知道我正打算去南宁担任连长时，便决意留我在他本营充当连长。我告诉他说曾与冼君有约在先，未便失信。良祺说，大家同属一军，分什么彼此。不容分说，便招呼勤务兵，把我的行李搬到第四师招待所安置下来。并立刻呈请委派我为第一营第三连连长。在良祺的强制执行之下，我无法脱身，只好写信给冼君请辞，并陈述不得已的苦衷。 这时第四师的兵额尚不足，正在梧州一带加紧招募。我们在梧州住了十多天，我的委任状由上峰批了下来，所报连长不准，但准以中尉排长任用。这对我当然是一个小小的挫折，不过我也并不介意。于是我就在第四师内当了一名排长，随军开拔到护国军都司令部所在地肇庆。谁知道这时滇军第三师也开抵肇庆。我忽然间又碰到了冼营长。他因责我为何爽约，未去南宁。原来因为戎马倥偬，我在梧州所寄的信，他没有收到。当我解释清楚被朱良祺等挽留的经过，以及现在当排长的情况，冼君大为不平。因为他已替我请准了当连长，我不到差，却在良祺这里“炒排骨”（那时军队中把当排长叫作“炒排骨”，连长叫作“莲子羹”）。他要我回第三师去。我觉得此事很难开口，所以没有答应他。不意有一天营长们在一起吃花酒，我也奉陪末座，大家又提起了关于我的事。因为大家都是老朋友，伯平便责备良祺不该把我中途拉夫抢了过去。伯平说：“你把他抢了过去也罢了，但是你没有机会让他当连长，却叫他在你那儿‘炒排骨’。”两人说到最后竟吵了起来，再加上几分酒意，彼此甚至拔出手枪来。这事一下闹大了。我夹在中间觉得非常为难，为免使朋友们因我而伤感情，我想还是辞职不干的好。承朋友们推爱，觉得我李某为人做事诚实可靠，都要来争取我。我现在只有两边都不做，方可维持朋友间的感情。于是我就决心辞职搬到端州旅馆暂住。 这端州旅馆是肇庆当时最大的旅馆，里面住的客人极为复杂，但多半是与反对帝制运动有相当关系的，或在候差，或是有事与都司令部接洽。我在端州旅馆也遇到几位以前将校讲习所的学生。他们知道我赋闲无事，曾有意介绍我去参加他们的朋友所编的地方民军。他们说如果我肯去，他们可以推荐我以校官阶级任用。因为这时各地都在成立民军，或是收编土匪，纷纷请求都司令部给以番号，官阶极为混杂。“关内侯，烂羊头”，故校官也可随便委派。我自思是一个正式军校出身的军官，殊不应与这些乌合之众的民军为伍，所以他们的好意我都一概谢绝了。但是长期赋闲，也不是办法。正在进退维谷之时，我忽然发现了前陆军小学同学李其昭。 其昭毕业于陆军小学第二期，后又转入干部学堂，他且是我临桂县的小同乡，平时过从极密。他这时是护国军第六军总司令部林虎的部属——步兵第七旅第十三团第二营的连长。他一见到我便问我现隶何部，我当然据实以告。其昭便说如果我不嫌弃的话，何妨到他的连里去“炒炒排骨”呢。我说反正是闲着，如果他那里有缺，我当然很愿意追随。其昭说，等他向他的上峰报告一声，我就可以搬到他部队里去了。 其昭的上司第十三团团长周毅夫和第二营营长黄勉都是广西人，广西干部学堂毕业的，和冼伯平、朱良祺都很熟。第二天，其昭带我去见黄营长，黄一见面便跷起大拇指，说我是“大大有名的”，原来他早已知道冼、朱两营长为我而拔枪相向的故事了。他一再地说：“欢迎！欢迎！”这样，我在当天便搬入林军第二营，当了一名中尉排长。这就是我参加护国军终于隶属于林虎先生部下的经过。 [book_title]第七章 讨龙之役与初次负伤 一林虎先生，别字隐青，广西陆川人。毕业于江西武备学堂。岑春煊任两广总督时，林仅二十岁。初任哨官，驻桂林。旋位至管带（校官阶级）入粤驻防钦、廉。辛亥武昌起义，升为团长，率所部参加北伐，进驻南京。1913年二次革命时，江西都督李烈钧起义独立，林氏时为李的混成旅旅长，踞守马当、湖口、九江等要塞地区。袁世凯派李纯统率大军南下，进击李、林等部，久攻不克，后来绕至上游，由武穴偷渡长江，经南昌截断南浔铁路，才将林部重重包围。悬赏以缉林虎，生死不拘。此时，南昌省垣忽生兵变，李烈钧微服出走，大势已去。林氏乃率部突出重围，到达湖南醴陵县。自动解除武装，将枪械弹药送予素与革命党人有默契的谭延闿都督。林氏本人则潜逃海外，度其亡命生活。时人曾誉之为彪虎将军。 到袁世凯阴谋称帝之时，林氏即潜回广西，策动广西耀武上将军陆荣廷揭橥义旗，响应云南独立，而护国战役中南北优劣之局，因此顿形改观。此举实为洪宪帝制覆亡、护国运动胜利的关键。因此当时为讨袁而设的军务院中诸领袖如岑春煊、陆荣廷等对林虎先生极为器重，故特畀予护国军第六军总司令的要职。我幸能投到他的麾下充当一名排长，虽位卑人微，无关轻重，但每思飞鸟尚知择木而栖，人固宜择善而事，私衷亦颇欣慰。至于林虎先生的勇敢善战，出处磊落光明，廉洁自守，用人不疑，此种作风感人尤深，影响我一生做人处世，实至巨大。可惜当时中国政治未能进入法治常规，内战频仍，致使他常陷逆境，为时代的牺牲者，然吾人固亦不宜以成败来论英雄。林先生晚年曾于柳州经营一小农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推为人民政协委员，亦不幸中之大幸。 本团团长周毅夫先生，广西恭城县人，也系早期同盟会革命党人。营长黄勉，连长李其昭以及全团上尉以上官佐，十之八九出身干部学堂，士兵则概由广西各县招募而来，所以皆系本省人民。我至连上到差时，他们在肇庆集中徒手训练了还不到两个月，新兵基本教育尚未完成，也无枪械。在我报到后五天，才由日本运到一批六五口径的村田枪发给士兵，方开始实施持枪教练，这批枪支在日本人心目中早已成为过时的废物，不堪用来作战了。唯当中国军队获得此项武器，确已心满意足。不意当我军正在积极训练，秣马厉兵，准备北伐讨袁时，袁世凯忽于6月6日暴卒。袁氏既死，副总统黎元洪正式“接任”总统，以段祺瑞为内阁总理，通电全国息兵，这样护国军也失去了作战目标。军务院和都司令部乃准备解散，所辖各军也听候编遣。谁知袁氏死后，北洋军阀的重心随之解纽，逐渐形成各系——皖系、直系、奉系——军阀割据之局。南方各省的军事领袖如云南的唐继尧、广西的陆荣廷与广东的龙济光也互不相让。因此袁氏死后南北大战的危机虽可避免，而各区争权夺利的小内战反因此加剧。就南方来说，首先变成各方讨伐对象的便是粤督龙济光。 龙济光是云南土著的彝人，原为土司，后以襄赞清廷剿灭云南彝乱有功，逐步升迁，光绪末季，由岑春煊荐为广西右江道。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署广西提督，宣统元年真除。辛亥革命前数月，率军入粤为镇抚使。至1913年，二次革命解体后，广东都督胡汉民被迫去职，龙氏因效忠袁世凯，受任为粤督。1914年6月，都督府裁撤，济光乃以振武上将军名义，督理广东军务。袁氏称帝时，曾封龙为一等公，旋加郡王衔。 至1916年4月，西南各省以兵威胁，龙氏宣布独立，并按护国军例改回民元旧制，称广东都督。但是龙氏参加军务院而为抚军之一，不特非其本意，且处处与护国军为难，阻挠滇军、桂军假道广东北上。那时滇军护国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都司令岑春煊和广西都督陆荣廷（时陆已率师入湘），都争于北伐，不愿与其破裂，而虚与委蛇。几经交涉，济光始允李烈钧部滇军假道，自三水趋粤汉路，经韶关，袁世凯忽然病故，都司令乃令李氏暂停北进，就地待命。 孰意袁氏病故后四日，龙济光未得军务院同意，单独取消广东独立，宣布听命中央。这当然引起护国各军的不满，加以滇军假道广东北进时，龙氏曾令地方官不与过境军队合作，甚至多方留难。当李烈钧屯兵韶关待命时，韶州镇守使朱福全竟关闭城门，并断绝商民贩卖食品，以困滇军。滇军在城外露宿数宵，适值大雨，全军困乏，商之于朱，朱仍闭门不纳，两军遂于6月19日发生冲突，城上龙军竟发炮向滇军轰击，大战遂起。广东各地的龙军（时称“济军”）与护国军随之皆有接触。一时各地枪声劈啪，函电纷飞，莫衷一是，是为粤中讨龙战争的序幕。 二讨龙战争发生后，我们的护国第六军在粤汉路南段沿线一带与龙军也发生接触。这时我们的第十三团正在肇庆训练，村田枪刚发下，士兵持枪各个教练的基本训练都还没有完成。但是前方战况紧急，我们遂奉令向前方增援。全团自肇庆乘船出发，到芦包上岸，步行兼程前进。第十三团的士兵训练很差，如何作战呢？唯一补救的办法只有在行军休息的时候，练习一些基本动作，如射击、卧倒，利用地形、地物等。我连的士兵中亦间有持枪、瞄准熟练的，我起初很诧异，后来由他们的伙伴说出，原来这些人都是当过土匪的，其中有三个班长且做过土匪小头目，后来受招抚才改邪归正的。因此我就特别注意他们的生活和行动。出乎我的意料，我发现他们每次战斗，不只勇敢善战，而且极重义气，毫无欺善怕恶的习气，较其他的士兵反而容易管教。古语说：“盗亦有道。”这确是我宝贵的经验。 我们一路经炭步向高塘火车站进发，望见粤汉路上的火车南北疾驰，听到车声辘辘，心情顿觉开敞。一个生长在山国的人，从未越出省门一步，此次因投入军队，方远行至珠江下游，见轮船火车往来行驶，热闹非常，虽离乡背井，不无思乡之苦，但也因见到新的天地而异常兴奋。军行抵高塘车站，略事休息，并各自整理队伍。此地距战地约三十里，前线战事正紧，催我军开去增援，于是立即整队开拔，用快步前进。我连士兵除极少数出身绿林，与官兵打过游击战外，其他都未上过战场，内心不免感觉紧张。走了十余里，隆隆的炮声和犹如鞭炮的枪声，响彻云霄。我当然未便询问别人此时的感觉如何，但我自己内心忐忑，神经紧张，脚步轻浮，呼吸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我深信我的爱国热忱与人无殊，而视死如归、不避艰险的胆量，尤不在他人之下，何以一听到枪炮声，情绪就如此紧张，连自己也莫名其妙。反观路旁耕种的农民，反而神态自若，令我暗中吃惊，惭愧万分。原来此地民风强悍，族与族或村与村之间，每因争夺牧场和水利灌溉而发生械斗，情况的激烈有如两军对阵，必须政府派军队弹压方才停止，所以他们视战争等于家常便饭。 我们的部队赶到前线时，已近黄昏。这时火线上枪声正密。我以为战场上一定死伤枕藉，血肉模糊。谁知在我们进入总预备队阵地之后，枪炮声便寂静下来，我们发现并无太大的死伤。此时天已全黑，为调整各营连位置，我团担任左翼，派步哨及联络兵搜索前进。黑夜之中，部队缺乏训练，自不易确实掌握，因之指挥失灵，弄得方向不辨，敌我不分。一时枪声大作，混战了一番之后，才发现原无敌人，而是自己的部队在互相射击。今日思之，实觉得当时部队的荒唐和作战的儿戏。 经过半夜的紧张和恐怖，我们的连长李其昭，开始有点胆怯，他不等向营长报告及批准，假托腹痛须返后方休息，便擅自将他的连长职权委托于我，他就退到后方去了。我便代理连长职务，指挥部队。次日拂晓，我们便向左翼延伸，加入前线作战，发现敌军正向我方前进，开始其拂晓攻击。我们尚未挖掘壕沟，仅仅凭借地形，与敌人遥相射击。经过数十分钟的战斗，在敌人冲锋之下，我们的阵地开始有动摇迹象。这时我想，我们如果不能立即将敌人的攻势阻截，全军很快便会溃不成军。根据军事学，要阻止敌人进攻，必须向他们逆袭。这时我们和各方都已失去联系，营长也不知去向。我只好命令掌旗兵，举起我们的连旗，准备着随我冲锋。我随即大声号令全连官兵，冲向前去。这时，一则因为部队训练不够，命令不易贯彻，再则因为枪声正急，我呼喊的命令未为全连官兵所听到。所以当我向前冲了约二三百米时，回顾士兵随我而来的，零零落落，为数不多。这时枪弹横飞，已颇有伤亡，我正预备转身督促部队前进，而右侧树林已为敌人所占据，正向我们所前进的部队射击。在一阵密集的枪声中，我突觉头壳猛震了一下，立刻右腮上血如泉涌，满嘴都是碎牙。我马上把牙齿吐出，用手在右颊一摸，方知道子弹自我右颊射入上颚骨。我再一摸左颊，则并无伤痕，我想子弹一定停留在上颚。这时血流如注，头昏目眩，我知道不能继续指挥，乃招呼一排长代行我连长职权。我告诉他，我暂时退下包扎，如情形不太严重，我仍当回来继续指挥。我连本有勤务兵三人，但是因为李连长带走了一人，余二人又未可分身。我本可带一二枪兵，以备使唤，然深恐因此减少我连的战斗力，所以便独自一人退出阵地。步行未几，遇着了一个挂着红十字的军医。他在为我略事检验之后，便说：“恭喜！恭喜！子弹并没有留在你的头部，它已从左鼻孔出去了。”大概这颗子弹受了皮帽勒和我的上颚骨牙根的阻力，转了个弯，自左鼻孔出去了。 听了军医的话，我暗自庆幸。因为子弹如留在面部，必须开刀才可取出。且不说开刀的危险，即使能顺利地将子弹取出，面部破了相，岂不难看。我正在伤脑筋时，经他这一说，心中颇为宽慰。他替我稍事包扎后，我便继续前行。将近黄昏时候，我走到了高塘镇的临时后方医院。这医院设在一所祠堂里面，伤兵充塞，满地呻吟而无人过问。 这时我已困乏之至，想找一点食物和一席安身之地而不可得。厨房里空空如也，水浆全无。最后实在因为困乏太甚，我自外面捡了两块砖头，在伤兵群中找得一席空地，将砖作枕，躺了下来。头方落枕，便蒙眬睡去。一觉醒来，已是午夜，饥饿不堪，而口渴尤甚。乃起来走到厨房，想找点食物充饥，但是厨房里非但无半碗冷饭，甚至滴水全无。这时我实在口渴难熬，遍找之下，竟发现一只木盆，靠在厨房的墙角里，里面还剩有些没有泼完的水。这水可能是洗菜剩下的，也可能是洗脚剩下的。我也管不得许多了，弯下身去，一饮而尽。琼浆玉液，稍润枯喉。喝完之后，我又回去睡下，虽然饥肠辘辘，仍旧闭眼睡去。 睡下不久，医院里忽然骚动起来，把我惊醒。据说是前方战事失利，敌人追兵已近。龙济光军在那时是有名的不守纪律和残酷的部队，不但虐待俘虏，就是俘获的受伤官兵也无幸免，有的伤兵甚至被活活烧死。因此前线失利的消息一出，后方，尤其是伤兵医院内，更是惊慌失措，大家匆忙逃走。那些伤残不能行动的士兵，尤感恐慌，哀号乞助之声，惨绝人寰，但在兵荒马乱之时，各人逃命还不及，谁能相顾？ 我们自医院仓皇出走，向北撤退。这时高塘全镇居民也都为兵败消息所惊醒，扶老携幼，纷纷向北逃避。一时军民杂沓，势如潮涌，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夹在人群中，循铁路线向后方走去。面部伤口肿痛，十分难受。但心中却自庆为不幸中之大幸，假如我伤在别处，不能走动，被追兵捕获，岂不可悲。约两句钟，瞭望东方即呈现一片白色和红霞，一轮火红太阳顷刻东升，天已大亮。 我沿着铁路线走了约二十余华里，便到了新街车站。此地有一设备较好的后方医院，我就住了进去。其中医生护士照顾俱甚周到。这时方知道前方战事已趋稳定，我方并未失利，龙军更没有追来，前次慌乱，只是一场虚惊。所以我就在这所医院中，静心养伤。翌日，我的部队中又派来了勤务兵一名，供我使唤，并将我的日用品送来，因此生活颇为安适。 这所新街后方医院是设在一座大庙里面，院子里有葵叶搭成的遮阳天棚，在夏日炎炎时，庙内仍是清风习习，凉爽之至。庙前广场上有大榕树两株，枝干参天，绿荫如盖。广场前面是一条小河，泉声潺潺，水清见底。日长无事，坐在榕树下的石凳上纳凉，遥看河畔洗衣妇女，燕瘦环肥，各有风韵。因此，一些负轻伤的官佐，便整日徜徉榕树底下，评头论足，颇为逍遥自在。 我入院之初，伤势颇重，脸部肿如皮球，十分痛苦，尚无此闲情逸致。后来伤势渐减，也时常参加榕树下的“谈论会”。伤兵见有官长在此，都悄悄离开，不来扰闹。我们几个下级军官坐谈树下，无忧无虑，清闲得有世外桃源之感。就在这宜人的环境之中，我一下便住了四十余日。 三我住入新街后方医院不久，讨龙战争便结束了。我军已自石马战地开往仁和墟附近的鸭湖整训。我进医院后尚不足二十天，伤势稍退，营长黄勉已两度派营副唐隶生来催我早日出院归队。原因是我连的李其昭连长临阵畏缩，为士兵所轻，到停战后回到连上已无法约束士兵，已经请准辞职，遗缺由我递补，要我早日接任。我又住了二十天左右，正式接任本连连长。 我连是驻在鸭湖的一所祠堂之内，时常给养不继，军纪松弛，处境万般困苦。回顾本人统兵数十年，而鸭湖整训这一段时期，实是我所见军队生活中最艰苦的。当护国战役初起之时，各地民军蜂起，各有其盘踞的地盘。经都司令部给予番号之后，均于当地税捐中扣除军饷，自行维持。我们护国军第六军是直属于都司令部的正规军，并无地盘可踞，军费薪饷来源，全凭上级发放。最初由都司令部核发，都司令部撤销后，我军改隶于广东督军陆荣廷，我们的薪饷遂由督军署核发。然此时战事初定，省级经费也十分困难，我军欠薪欠饷，自不待言。有时不特薪饷全无，甚至伙食亦无法维持。有时全军竟日枵腹，饿至深夜才有少许糙米送来，沙石稗谷掺杂其间，煮熟亦难下咽。 至于士兵的服装，则更不堪一提。我军在肇庆建军时，曾发下质料窳劣的军服，每人一套。经过一场战争和数月溽暑天气，已经朽烂。士兵不特无衣可以换洗，简直是衣不蔽体，褴褛不堪。有的士兵，衣裤破烂至遮羞无计时，竟用草茎将破处扎起，更显得狼狈不堪。这时正是盛夏，炎热难当，而蚊虫之多，尤不堪想象。每当黄昏或拂晓，蚊虫活动最剧之时，嗡嗡之声令人心烦，随处用手一挥，即可扑落数只。我连士兵又全无蚊帐，我和三位排长虽各有一顶，然为与士兵共甘苦，我劝告各排长，一律藏而不用。入晚之后，我们的血肉之躯不堪蚊虫吮啄，均不能入睡，但闻蕉扇驱蚊发出啪啪之声，通宵达旦。士卒生活如此之苦，当然谈不到训练。幸而我团士兵多系新募乡农，对长官尚知敬畏。加以我们官长以身作则，和士兵寝食相同，甘苦与共，士兵也颇为感动。以此我的命令尚无人敢违抗，纪律差可维持。平时虽不常出操，却时常集合作“精神讲话”。我军原为反袁护国而成立，精神讲话的题材，自以维护民国、反对帝制为主。不过我们那时对民主、议会政治这一套，自己也很茫然，士兵当然更莫名其妙。所以我们的精神讲话，言者既不谆谆，听者更是藐藐。官长训话时，有些士兵交头接耳，有些随便嬉笑，我们官长也只好装聋作哑。幸好士兵之中绝少“兵油子”，否则纪律更不易维持了。 这时我团内官长们的生活虽较士兵略胜一筹，仍然很苦。薪饷累欠不发，制服又无着落。我们军校出身的军官多穿旧日校中发给的制服，有的甚至穿起当时广东夏季盛行的香云纱便服来。偶尔，我们也三五成群至鸭湖镇上茶楼内，啜茗聊天。但是我们都是宦囊久空，既不能吃大鱼大肉，一杯清茶，久坐不去，自然不为堂倌们所欢迎。他们常常以怠工来作消极抗议。他们每见我们来了，都窃窃私议说“电灯胆”又来了。“电灯胆”的意思是不通气。不通气者，即不知体察他人脸色之谓也。我们也佯作不知，来去如恒。 所以此时我军和当地居民的感情，可以说是极不融洽。此地居民习于械斗，对我们这样衣不蔽体的部队，当然不放在眼里，而身量二尺五的士兵们，亦不愿向老百姓低头，因而军民之间的小冲突时常发生。加以仁和墟上私赌之风甚炽，有少数好事士兵前去抓赌，偶有被殴伤情事。全团士兵积怨在心，时思借机报复，更有好事者暗中煽动。某日中午，全团士兵忽然哄动起来。我为喧哗声所惊动，忙问何事，有些士兵便说：“连长，我们要上仁和墟里去报仇，那里的人欺人太甚了。”我喝道：“不许胡闹！”但是他们和其他各连士兵早已暗中决定一致行动，已不听我的命令了。当时全团士兵千余人，一哄而起，冲向仁和墟去。此时团长周毅夫、营长黄勉俱在省城未回，第一、三两营营长和我们各连连长也无法制止形同哗变的士兵。幸而我们的驻地和仁和墟距离三四华里，且有一小河相隔，商民闻变，立把船只全部靠到对岸去。士兵无船可渡，乃隔岸鼓噪，声震田野。更有士兵，乱放冷枪，使事态更形严重。仁和墟的居民亦惊惶莫知所措。当地绅商，乃派人过河来说好话，赔不是，我们连长们也乘机向士兵劝说。最初他们坚持不从，必欲摧毁仁和墟而后快。 我对本连士兵如哄小孩子一般，苦口婆心地劝说。第一，我说，你们这种举动形同兵变，为军法所不容，坚持不回营，上级一定要调兵前来弹压，结果将不堪设想；再者，纵使你们真的成为兵变，变了亦无处可去。本团士兵多系广西人，客居广东，如零星逃亡，必为广东民团个别捕杀无疑。况此地民风强悍，民团器械精良，纵使我们整团兵变，也有弹尽援绝之时，何况零星逃散，大家如果真哗变，前途是不堪想象的。其他各连连长亦以同样方式向士兵劝慰。最后，士兵们总算答应让仁和墟的商民放爆竹赔礼。于是，仁和墟的商会购了整箩筐的爆竹，一筐又一筐地在对岸燃放，士兵嫌少，商民便遵命多放。爆竹响处，士兵隔河欢呼胜利，拍手跳跃，声闻远近，热闹非凡。商民赔礼毕，士兵才纷纷返营，结束了这一幕喜剧。 这鸭湖镇一带的居民是十分强悍的。不特男子对驻军不稍戒惧，纵是青年女子，对军队亦初无回避、畏怯之心。一日上午，我在驻地的祠堂门前闲眺，偶见门前左侧大路上，有一青年女子姗姗而来，当她渐渐走近祠堂时，我因身为长官，未便注视一过路女子，乃掉身回归房内。未几，忽闻士兵嘈杂，和一女子喧嚷怒骂之声。我忙走出去一看究竟。原来这喧嚷的女子已闯进祠堂里来，正是我刚才所见的。她一见我出来，知道我是位官长，便立刻向我叫起来。 她说：“你们这里的士兵，太不规矩，为什么调戏过路女子？” 我说：“少奶奶，我的士兵怎样冒犯你了，我查出一定重办！” 她说：“我从你们祠堂旁边经过，有两个士兵跑到我身边，动手动脚！” 我说：“少奶奶，你能不能认出这两个士兵呢？”说着，我便自衣袋里取出哨子，吹了几下，全连士兵闻声便在院子里集合起来，请她指认。 最初她很自信，以为可以立刻指出。谁知她对这一百多人注视了一会，她的自信心开始动摇了：这一百多位都是一样年轻力壮的穿着二尺五的丘八，她也认不出究竟是哪两个刚才摸了她一把。认了半天，她勉强指出两位来，而这两个士兵却坚决否认。 我因而告诉她说：“少奶奶，请你务必当心，不能冤枉人家啦。调戏妇女，按军法报上去，可能枪毙的。事关人命，请你千万不要认错了人！”我这么一说，她更觉怀疑，便在士兵中又指认了两人，一共四人。 我说：“少奶奶，刚才调戏你是两人，现在为何变成四人啦？” 她说：“就是这四人中的两人。”究竟是哪两人，她仍无法判明，我自亦未便乱加处罚。为免使她下不去，我便当她面，将全连士兵训诫一番。她也觉得很够面子，才向我道谢而去。 [book_title]第八章 护法战争 一我们在鸭湖驻扎不久，粤局已获适当解决。南北虽因黎元洪继任总统的法律根据问题尚在争辩，大规模的战争终于避免了。黎氏上任后，仍以段祺瑞为内阁总理。7月6日北京政府明令改革地方军政制度。独立时期的军务院、都督府等固然取消了，即旧有的将军和巡按使制度也一律废止。各省统军的长官改称各省督军，民政最高长官仍称省长。理论上是实行军政分治的。为统军方便计，督军之上，又视各地情形分设巡阅使。例如在两广有两广巡阅使，在华中则有长江巡阅使，在北方则有直鲁豫巡阅使等。 督军之下，按地方情形置护军使或镇守使，以统驭驻军兼以维持地方治安。1916年7月14日，军务院正式结束。当时北京政府拟派岑春煊为广东督军，而岑氏因有“袁死，己即引退”的诺言在先，谦辞不就，乃改派陆荣廷督粤。龙济光被调往琼州（海南岛）任矿务督办，率军离广州。陆氏部将陈炳焜（陈原为苏元春的差官，陆荣廷就抚时，和陆结为兄弟，其后一直为陆氏的左右手）却奉派督桂。到1917年4月10日，陆氏升任两广巡阅使，遂荐其部将陈炳焜、谭浩明（谭系陆氏妻弟）分督粤、桂，自此以后，两广遂成陆氏的地盘，与云南督军唐继尧、贵州督军刘显世形成粤、桂、滇、黔犄角之势，而和正在分裂中的北方皖、直、奉各系军阀相抗衡。 龙去陆来之后，我们前护国军林虎的总司令部乃奉调入广州。我们十三团移防广三铁路的西南。林虎旋即受命为高雷镇守使，率所部前往高雷驻防，清剿当地土匪。我们全军乃又自黄埔搭海轮分途开往高雷。这是我第一次乘海轮。我们广西是遍地皆山的，很少看到平原。当我顺西江东下，地势逐渐平旷，已觉眼界不同，至此初入大海，浪阔天高，一望无际，心胸更觉十分舒畅。 雷州位于广东省西南部雷州半岛之上，隔海与海南岛对峙。此地居民多系讲黎话的汉人，所说黎话和广州话完全不同。其风俗极端保守，时已1916年，全国各地男子都已剪去辫发，而雷州男人仍留着辫子，使我们初到的人感觉惊异。雷州人多务农为业，然而地邻海滨，土壤中盐质极重，不宜耕种，故人民生活极苦，文化水平也较广东其他各地为低。然雷州民风强悍，勇敢善战。 我们部队开抵雷州的海康县时，正是中秋前后，秋高气爽，这时驻在高雷一带的部队车驾龙部，是临时招募的地方民军和土匪，纪律极坏。 车驾龙，号云六，广东茂名县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当护国军初起时在高雷一带招募了大批民军，经呈准都司令部编为第六师，以车氏为师长兼高雷镇守使。迨都司令部撤销，第六师原应遣散，讵车驾龙拒不受命，所以林虎在广州受命为高雷镇守使时，即奉有密令，就地解决车驾龙。等我们部队开到海康县部署就绪，林虎的高雷镇守使任命才由广州明令宣布。于是，林虎假名交接，设宴招待车氏。这是一场鸿门宴。事先由林氏秘密计划当酒酣耳热之时，发炮为号，即席逮捕车氏，并缴其部的枪械。我这一连因为原已部署进驻海康县，故奉命收缴县里的武器。海康是雷州的首县，县长兼任车部军职，有军队二三百人，实力似在我连之上，如措置不慎，则危险之至。因此我决定擒贼先擒王，精选敢死队数十人，听到一声炮响，即率队直冲县长办公室，将县长逮捕。 这位县长似乎是位文人，当我持着驳壳枪冲入他的办公室时，他似乎很惶恐。我说：“我现在奉命来缴你们的枪，希望你不要抵抗，否则玉石俱焚！”这县长乃连忙招呼他的左右，不许抵抗，说：“我们公事公办，不许抵抗。”于是我们草木不惊地便把县署内的枪支缴了。车驾龙同时亦被逮捕，未作抵抗。解决车部之后，我们在雷州住了二十多天，便开往高州剿匪。高州与广西接壤。我们在高州过了年，在粤桂边境剿了半年多匪。这时南北政要又发生了所谓“护法”的争端，内战再起，段祺瑞派兵入湘窥粤，南方各省乃组“军政府”与“护法军”，以桂督谭浩明为总司令，北上援湘。我们这一团中先后被抽调两营北上，任护法军右翼，入湘作战。因此我们在1917年秋季，遂由高州防地调回省城，然后奉命北上参加护法战争。 二谭浩明为广西龙州人，农家出身，系陆荣廷的内弟。相传陆氏某次搭乘谭浩明父亲的篷船赴龙州，因而认识了谭浩明的姐姐，两人竟私订终身，约为夫妇。其后，陆氏被迫为匪，而谭浩明之姐矢志不嫁以待陆。迨陆氏受抚，此一对情人始成眷属，所以陆谭的姻娅关系实非泛泛的。护法之战既起，陆氏以两广巡阅使身份坐镇南宁，而谭氏则以总司令身份统率粤桂军，分三路入湘增援，并相机北伐。军政府特派老革命党人钮永建为联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我们的中路约万余人，由谭浩明直接指挥，自桂入湘，攻长沙，窥岳州。左翼主力为湘军，约两万余人，由程潜、刘建藩、赵恒惕等指挥，自宝庆北上。右翼约六七千人，为广东护国第一军，归马济指挥，由广州经曲江入湖南的郴州，北指醴陵，为中路军的侧翼，并可东窥江西。马部人数不多，因马和林虎为莫逆之交，故调我们第十三团第一、二两营归其节制。 我们的团长原为周毅夫。到达醴陵后，不知何故被免职，由中校团副何文圻升任团长。营长原为黄勉，于团长更换后自请调差，乃由中校团副冼伯平调任营长。冼氏原在滇军任营长，都司令改组时，冼乃脱离滇军，到我们第二军任团副，至是，又调任营长，成为我的直接上司。 我们北上时正值秋冬之交，自省城乘粤汉路火车至韶州（曲江），然后步行经乐昌到湘粤交界的坪石。这一带正是骑田岭的主脉所在，我们在崇山峻岭之中前进，所行俱系羊肠小道，然风景绝佳。山中常有小溪，水清见底，路的左侧，有河流一道，蜿蜒而东，和广东的北江会合。乡民用两头翘起的小船作交通工具，顺流而下，行驶如飞。 坪石镇位于湘粤交界处，一半属湘，一半属粤。过此便入湘东平原。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入湘。湘粤两省虽属毗邻，然我们一入湘境，便觉别有天地。就气候说，古人所谓岭南的梅因向阳而先开，岭北的梅却因春到较迟而后开，就是说明岭南的广东和岭北的湖南气候的差异。就风土人情来说，湘粤也有显著的不同。在我们到坪石之前，所见两广妇女概是天足，操作勤劳，与男子等同。但一过坪石，妇女都缠足，脚细如笋，行动婀娜，凡田野间及家庭中的笨重工作，悉由男子担任。其他差异之处很多，不暇细述。 我们部队自坪石北上，经宜章、郴州、永兴、安仁、攸县，直趋醴陵。除在攸县城外二十里处的黄土岭和北军小有接触外，未发生其他战事。 过攸县后，便进入湘江流域富庶之区，人民比较安乐，妇女的服装和打扮尤为入时，男女的交际很是开通。沿途所见所闻，对我们都很新奇。自坪石至醴陵约五百余里，也多趣事可述。这一段商旅频繁，沿途都有小客栈，当地人叫“伙铺”，大小可容数人或数十人不等。逆旅主人为招徕顾客计，往往雇用青年姑娘们，盛装坐在门前做针线。来往客商常为她们的美色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