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大学衍义补 [book_author]邱濬 [book_date]明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儒理哲学,经学,完结 [book_length]1178264 [book_dec]《大学衍义补》是一部论述封建统治政术的重要著作,丘浚著。明邱濬著。一百六十卷。南宋真德秀《大学衍义》刊行后,邱氏认为真书重在阐发修身、齐家、格物、正心之理,而对治国平天下没有涉及,故广采经、史、子、集诸书中的治平事迹,引申推衍,编为十二目,以补充真书。除此,作者也有供朝廷资治,矫正时弊之意。因为是补《大学衍义》之作,所以将书名定为《大学衍义补》。本书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呈,奉行刊刻。万历三十三年(1605)神宗重刻本书. [book_img]Z_4704.jpg [book_title]提要 《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明邱濬撰。濬有《家礼仪节》，已著录。濬以宋真德秀《大学衍义》止於格致诚正修齐，而阙治国平天下之事。虽所著《读书乙记》，采录史事，称为是书之下编，然多录名臣事迹，无与政典，又草创未完。乃采经传子史，辑成是书，附以己见，分为十有二目，於孝宗初奏上之。有诏嘉奖，命录副本付书坊刊行。濬又自言：《衍义补》所载，皆可见之行事，请摘其要者下内阁议行。帝亦报可。至神宗复命梓行，亲为制序。盖皆甚重其书也。特濬闻见甚富，议论不能甚醇。故王鏊《震泽纪闻》称其学问该洽，尤熟於国家掌故，议论高奇，务於矫俗，能以辨博济其说。如讥范仲淹多事，秦桧有再造功，评骘皆乖正理。又力主举行海运，平时屡以为言，此书更力申其说。所列从前海运抵京之数，谓省内河挽运之资，即可抵洋面漂亡之粟，似乎言之成理。然一舟覆没，舟人不下百馀。粮可抵以转输之费，人命以何为抵乎？其后万恭著议，谓为有大害而无微利，至以好事斥之，非苛论也。又明之中叶，正阉竖恣肆之时，濬既欲陈诲纳忠，则此条尤属书中要旨，乃独无一语及宦寺。张志淳《南园漫录》诋其有所避而不书，殆亦深窥其隐。以视真氏原书，殊未免瑕瑜互见。然治平之道，其理虽具於修齐，其事则各有制置。此犹土可生禾，禾可生穀，谷可为米，米可为饭，本属相因。然土不耕则禾不长，禾不获则穀不登，穀不舂则米不成，米不炊则饭不熟，不能递溯其本，谓土可为饭也。真氏原本实属阙遗，濬博综旁搜，以补所未备，兼资体用，实足以羽翼而行。且濬学本淹通，又习知旧典，故所条列，元元本本，贯串古今，亦复具有根柢。其人虽不足重，其书要不为无用也。 御制序 朕惟帝王之学有体有用，自仲尼作《大学》一经，曾子分释其义以为十传，其纲明德、新民、止至善，其目格、致、诚、正、修、齐、治、平，阐、尧、舜、禹、汤、文、武之正传，立万世帝王天德王道之标准。宋儒真德秀因为《大学衍义》，掇取经传子史之言以实之，顾所衍者止于格致、诚正、修齐，而治平犹阙。逮我孝宗敬皇帝时，大学士丘浚乃继续引伸，广取未备，为《大学衍义补》。揭治国平天下新民之要，以收明德之功；采古今嘉言善行之遗，以发经传之指。而后体用具备，成真氏之完书，为孔曾之羽翼，有功于《大学》不浅。是以孝庙嘉其考据精详，论述该博，有补政治，特命刊而播之。朕践祚以来，稽古正学，经史诸书博涉殆遍，因念真氏《衍义》我圣祖大书于庑壁，累朝列圣置之经筵，肃宗听讲之余，赋《翊学》诗以纪之。朕爰命儒臣日以进讲，更数寒暑，至于终篇。然欲因体究用，而此书尤补《衍义》之阙，朕将绎绎玩味，见诸施行，上溯祖宗圣学之渊源，且欲俾天下家喻户晓，用臻治平，昭示朕明德、新民、图治之意。爰命重梓以广其传，而为之叙如此云。 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御制 自序 臣惟《大学》一书，儒者全体大用之学也。原于一人之心，该夫万事之理而关系乎亿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则在乎家也，其功用极于天下之大也。圣人立之以为教，人君本之以为治，士子业之以为学而用以辅君，是盖六经之总要，万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来传心经世之遗法也。孔子承帝王之传以开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为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万年所以为学为教为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亲受其教，既总述其言，又分释其义，以为《大学》一篇。汉儒杂之《礼记》中，至宋，河南程颢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为之《章句》《或问》，建安真德秀又剟取经传子史之言以填实之，各因其言以推广其义，名曰《大学衍义》。献之时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为治之则，将以垂之后世以为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然其所衍者止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盖即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举此而措之于国天下耳。 臣窃以谓儒者之学有体有用，体虽本乎一理，用则散于万事，要必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是以大学之教既举其纲领之大，复列其条目之详，而其条目之中又各有条理节目者焉。其序不可乱，其功不可阙，阙其一功则少其一事，欠其一节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体之为体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为大者，非合众小，又岂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小之积也，譬则网焉，网固不止乎一目，然一目或解则网有不张；譬则室焉，室固不止乎一榱，然一榱或亏则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愚陋，窃仿真氏所衍之义，而于齐家之下又补以“治国平天下之要”也。其为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其目六）、曰正百官（其目十有一）、曰固邦本（其目十有一）、曰制国用（其目十有一）、曰明礼乐（其目六）、曰秩祭祀（其目七）、曰崇教化（其目十有一）、曰备规制（其目十有六）、曰慎刑宪（其目十有四）、曰严武备（其目十有六）、曰驭夷狄（其目九）、曰成功化（其目一）。先其本而后末，繇乎内以及外，而终归于“圣神功化之极”，所以兼本末、合内外以成夫全体大用之极功也。真氏前书本之身家以达之天下，臣为此编则又将以致夫治平之效，以收夫格致、诚正、修齐之功，因其所余而推广之，补其略以成其全，故题其书曰《大学衍义补》云，非敢并驾先贤以犯不韪之罪也。 臣尝读真氏之序有曰“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学》”，而继之以“为人君而不知《大学》，无以尽正君之法”，是盖就其本体而言尔，若即其功用而究竟之，君臣所当知者则固有在也。粤自古昔圣贤为学之道、帝王为治之序，皆必先知而后行，知之必明其义，行之必举其要，是以欲行其要者必先知其义，苟不知其义之所在，安能得其要而行之哉？故臣之此编始而学之则为格物致知之方，终而行之则为治国平天下之要。宫阙高深，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边鄙之情状；草泽幽遐，不履城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务。非独举其要，资出治者以御世抚民之具；亦所以明其义，广正君者以辅世泽民之术。譬之医书，其前编则黄帝之《素问》、越人之《难经》，后编则张仲景《金匮》之论、孙思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疗一证，随其方以已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书主于理而此则主乎事，真氏所述者虽皆前言往事，而实专主于启发当代之君，亦犹孔孟告鲁、卫、齐、梁之君而因以垂后世之训。臣之此编较之前书，文虽不类，意则贯通，第文兼雅俗，事杂儒吏，其意盖主于众人易晓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类多重复，所修之辞不能雅驯，弗暇计也。 臣远方下士，叨官禁近。当先皇帝在御之日开经筵，即缀班行之末，亲睹儒臣以真氏之书进讲；陛下毓德青宫，又见宫臣之执经者日以是书进焉。臣于是时盖已有志于是，既而出教大学，暇日因采六经诸史百氏之阙也，缮写适完而陛下嗣登大宝，盖若有待言者。臣学不足以适用、文不足以达意，偶因所见而妄有所陈，区区一得之愚固无足取，而惓惓一念之忠傥为圣明所不弃焉，未必无少补于初政之万一。臣浚谨序 进《大学衍义补》表 国子监掌监事礼部右侍郎臣丘浚，诚惶诚惧，稽首顿首，上言： 伏以持世立教在六经而撮其要于《大学》，明德新民有八目而收其功于治平，举德义而措之于事为，酌古道而施之于今政，衍先儒之余义，补圣治之极功，惟知罄献芹之诚，罔暇顾续貂之诮。原夫一经十传乃圣人全体大用之书，分为三纲八条实学者修己治人之要，《章句》既有以大明圣蕴，《衍义》又所以上格君心。书虽成于前朝，道则行于今代。惟太祖之建极，尝大书于殿壁之间；暨列圣之绍基，屡听讲于经筵之上。既已致夫雍熙太和之治，一皆本乎躬行心得之余，善推所为者固无俟乎尽言，欲全其功者亦须补其阙略。 窃观《衍义》之四要尚遗治平之二条，虽曰举而措之为无难，不若成而全之为尽善，况有其体则有其用，既成乎己，当成乎人，理固无一之可遗，功岂有一之可阙？善法不能以徒举，本末则贵乎兼该。每当翻阅之时，辄起编劘之念，顾一人之见闻有限而天下之事体多端，居一室而料度乎四方，据己私而折衷乎众务，亦固知其不可犹强为其所难，是盖一念区区报国之忠，抑亦平生孜孜为学之志。是以顿忘下贱，僭效前修，岂不知妄拟非伦，窃亦欲薄陈所见。念惟天下之大，其本在于一身。人心之微，其用散于万事。一物有一物之用、一方之宜，所以化之者固本于身，所以处之者各有其道。事皆有理必事事皆得其宜，人各有心须人人不拂所欲，伊欲处之适当其可，必先讲之务尽其详。考古以证今，随时而应用，积小以成其大，补偏以足其全。巨细精粗而曲折周详，前后左右而均齐方正。于以衍治国平均天下之义，用以收格致诚正修齐之功。举本末而有始有终，合内外而无余无欠。期必底于圣神功化之极，庶以见夫《大学》体用之全。体例悉准于前书，楷范用垂于后学，稽圣经、订贤传，剟取无遗；纪善行、述嘉言，搜求罔弃。附以管中之所见，觊于日下之可行，俯竭涓尘之微，仰裨海岳之大。兹盖伏遇皇帝陛下睿智有临，刚明不惑，学古训而获大道，慎俭德以怀永图。蚤毓德于青宫，服膺大训；时潜心于黄卷，玩味圣经。开导尽忠益之言，体验极扩充之力，每躬行而实践，恒日就以月将。仁孝之德孚于宫闱，元良之声播于函夏，一旦承天而践阼，万邦仰德以归心。大志夙成，适符汉宣登极之岁；小毖求助，肇周成访落之心。首深究于大猷，亟恢弘于至治。凡新政之大有建置，皆旧学之素所讲明，广充格致诚正之功，用臻修齐治平之效，太平之治端可计日而待也。 臣浚下愚陋质，荒陬孤生。生世无寸长，颇留心于扶世；读书有一得，辄妄意以著书。固非虞卿之穷愁，亦匪真氏之去位。猥以官居三品，惭厚禄以何裨；年近七旬，惜余龄之无几。一年仕宦，不出国门，六转官阶，皆司文墨，莫试莅政临民之技，徒怀爱君忧国之心。竭平生之精力，始克成编；恐无用之陈言，终将覆瓿。幸际朝廷更化，中外肃清，总揽权纲，一新政务。傥得彻九重之听，取以备乙夜之观，采于十百之中，用其二三之策，未必无补于当世，亦或有取于后人，民物于是乎一新，世道兹焉乎复古。好所好、恶所恶，一人永子，育乎兆民；贤其贤、亲其亲，四海咸尊，戴于万世。臣干冒天威，无任激切屏营之至。臣所撰到《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补前书一卷，并目录三卷，共成四十帙，谨奉表随进以闻。 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国子监掌监事礼部右侍郎臣丘浚谨上表 [book_title]卷首 ○诚意正心之要 △审几微（补）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学衍义》于“诚意正心之要”立为二目，曰崇敬畏、曰戒逸欲，其于诚意正心之事盖云备矣。然臣读朱熹诚意章解，窃有见于审几之一言。盖天下之理二，善与恶而已矣，善者天理之本然，恶者人欲之邪秽。所谓崇敬畏者，存天理之谓也；戒逸欲者，遏人欲之谓也。然用功于事为之著，不若审察于几微之初尤易为力焉。臣不揆愚陋，窃原朱氏之意补“审几微”一节于二目之后，极知僭逾无所逃罪，然一得之愚或有可取，谨剟诸书之言有及于几微者于左。 ▲谨理欲之初分 《大学》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谦读为慊）。 朱熹曰：“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辞。自欺云者，知为善以去恶而心之所发有未实也。谦，快也，足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 臣按：诚意一章乃《大学》一书自修之首，而慎独一言又诚意一章用功之始。《章句》谓“谨之于此以审其几”，所谓此者指独而言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盖以学者用功于致知之际，则固己知其心之所发有善有恶矣，亦固己知其善之当为而恶之当去矣。然其一念始发于心，须臾之顷、端绪之初，有实焉有不实焉，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所独知者，是则所谓独也。是乃人心念虑初萌动之端，善恶、诚伪所由分之始，甚细微而幽隐也。学者必审察于斯，以实为善而去恶，譬如人之行路，于其分岐之处举足不差，自此而行必由乎正道，否则，差毫厘而缪千里矣。《大学》释诚意指出慎独一言，示万世学者以诚意之方；《章句》论慎独指出几之一言，示万世学者以慎独之要。人能于此几微之初，致审察之力，体认真的，发端不差，则《大学》一书所谓八条目者皆将为己有矣。不然，头绪茫茫竟无下手之处，各随所至而用功，待其既著而致力，则亦泛而不切、劳而少效矣。臣谨补入“审几微”一节，以为九重献。伏惟宫闱深邃之中，心气清明之际，澄神定虑，反己静观，察天理人欲之分，致扩充遏绝之力，则敬畏于是乎崇、逸欲于是乎戒。由是以制事，由是以用人，由是以临民，尧舜之君复见于今，泰和之治不在于古矣。臣不胜惓惓。 《中庸》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朱熹曰：“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着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潜滋暗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 臣按：《大学》《中庸》二书皆以慎独为言，朱氏《章句》于《大学》慎独曰“审其几”，《中庸》慎独曰“几则已动”，先儒谓一几字是吃紧为人处也。夫所谓独者，岂出于隐微之外哉？隐微是人之所不睹不闻而我所独睹独闻之处也。向也戒惧乎己之所不睹不闻，是时犹未有其几也，虽有其几未动也。今则人虽不睹不闻而己则有所睹有所闻矣，己所独睹独闻者岂非其几乎？几已动矣而人犹未之知，人虽未知而我已知之，则固已甚见而甚显矣，此正善恶之几也。于其几动之处而致其谨焉，戒慎乎其所初睹，恐惧乎其所初闻，方其欲动不动之间、已萌始萌之际，审而别之，去其恶而存其善，慎而守之，必使吾方寸之间、念虑之际，绝无一毫人欲之萌而纯乎义理之发，则道不须臾离于我矣。 《易》曰：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汉书》“吉之”之间有“凶”字，今从之）。 程颐曰：“所谓几者始动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见而未著者也。” 臣按：《大易》“几者动之微”一言，乃万世训几字之始。盖事理之在人心有动有静，静则未形也，动则已形也。几则是动而未形，在乎有无之间，最微细而难见，故曰“动之微”，虽动而未离于静，微而未至于著者也。此是人心理欲初分之处，吉凶先见之兆，先儒所谓万事根源、日用第一亲切工夫者此也，大舜精以察之、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皆于此着力焉。方其一念初萌之始，即豫有以知其善恶之几。知其为善也，善者吉之兆，断乎可为则为之必果；知其为恶也，恶者凶之兆，断乎不可为则去之不疑。则其所存、所行皆善而无恶，而推之天下国家，成事务而立治功，罔有所失矣。 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朱熹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端，绪也。因其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犹有物在中而绪见于外也。四端在我，随处发见，即此推广而充满其本然之量，则其日新又新，将有不能自已者矣。” 又曰：“四端是始发处。端训始字尤切，如发端、履端、开端之类皆始也。凡有四端，若火始然、泉始达，始然便是火之端，始达便是水之端。” 臣按：人心初动处便有善恶之分。然人心本善，终是善念先生，少涉于情然后方有恶念耳，是以见孺子入井者即有怵惕之心，见人蒙不洁者即有憎恶之心，二者皆是情也，而实由乎其中有仁义之性，故其始初端绪发见于外，自然如此也。四端在人者随处发见，人能因其发念之始，几微才见、端绪略露即加研审体察，以知此念是仁、此念是义、此念是礼或是智，于是扩而充之，由恻隐之端而充之以为不忍人之仁，由羞恶之端而充之以为不胜用之义，与夫辞让、是非皆然，则凡所为者溥博渊泉而时出之矣。孟子所谓端与《大易》所谓几，皆是念虑初生之处，但《易》兼言善恶，孟子就性善处言尔。是故几在乎审，端在乎知，既知矣，又在乎能扩而充之，知而不充则是徒知而已。然非知之于先，又曷以知其为善端而充之哉？此君子所以贵乎穷理也。 《通书》曰：几善恶。又曰：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 又曰：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凶之机也。 朱熹曰：“几者动之微，善恶之所由分也。盖动于人心之微，则天理固当发见，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间矣。”或问几如何是动静之间？曰：“似有而未有之时，在人识之尔。” 又曰：“一念起处，万事根源，尤更紧切。” 又曰：“几有善恶之分，于此之时宜常穷察，识得是非。其初乃毫忽之微，至其穷察之久，渐见充越之大，天然有个道理开裂在这里，此几微之决善恶之分也。若于此分明，则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诚，意诚而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自己不得止不住。” 又曰：“几是动之微，是欲动未动之间，便有善恶，须就这处理会。若至于发著之甚，则亦不济事矣。所以圣贤说‘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又说‘慎其独’，都是要就这几微处理会，几微之际大是切要。” 又曰：“微动之初，是非善恶于此可见。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恶。” 又曰：“几微之间，善者便是天理，恶者便是人欲，才觉如此，存其善去其恶可也。” 又曰：“周子极力说个几字，尽有警发人处。近则公私、邪正，远则废兴、存亡，只于此处看破便斡转了。此是日用第一亲切工夫，精粗、隐显一时穿透，尧、舜所谓‘惟精惟一’，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便是此事。食芹而美，甚欲献之吾君。” 又曰：“天理人欲之分，只争这些子故。周子只管说几字，然辨之不可不早，故横渠每说豫字。” 臣按：宋儒周惇颐因《易》“几者动之微”一言而著之《通书》者为详，朱熹因周氏之言而发明之者尤为透彻。即此数说观之，则几之义无余蕴矣。至其用功之要，则惇颐所谓思，张载所谓豫，熹于《大学章句》所谓审者，尤为着力处也。诚能于其独知之地，察其端绪之微而分别之，扩充其善而遏绝其恶，则治平之本于是乎立，作圣之功于是乎在矣。 以上谨理欲之初分 ▲察事几之萌动 《易》曰：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研犹审也）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 臣按：《周易》此言虽为《易》书而发，然于人君图治之道实切要焉。盖事几之在天下无处无之，而在人君者，一日二日之间其多乃盈于万，是所以研审其几微之兆以成天下之务者，岂他可比哉？先儒朱熹谓，深就心上说，几就事上说，深在心甚玄奥，几在事半微半显。请即君身言之，人君一心渊奥静深，诚有不可测者，然其中事事皆备焉。事之具也各有其理，事之发也必有其端，人君诚能于其方动未形之初，察于有无之间，审于隐显之际，端倪始露豫致其研究之功，萌芽始生即加夫审察之力，由是以厘天下之务、御天下之人、应天下之变，审察于其先，图谋于其易，天下之务岂有难成也哉？ 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 程颐曰：“见事之几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于谄、下交不至于渎者，盖知几也，不知几则至于过而不已。交于上以恭巽，故过则为谄；交于下以和易，故过则为渎。君子见于几微，故不至于过也。所谓几者，始动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见而未著者也。” 臣按：先儒朱熹谓，事未至而空言，其理也易见。事已至而理之显然者，亦易见。惟事之方萌而动之微处，此最难见。噫，此知几者所以惟神明不测者能之也欤？君子交于上则不谄，所以不谄者，知谄之流弊必至于屈辱也；交于下则不渎，所以不渎者，知渎之末流必至于欺侮也。故于其初动未形之时而审之，则知上交者不可谄、下交者不可渎也。在人君者虽无上交，然人臣有谄谀之态，则于其初见之始即抑绝之，不待其著见也。至于交接臣下之际，尤当严重，稍有一毫狎渎之意，则已毅然戒绝之，是亦知几者矣。 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程颐曰：“君子明哲，见事之几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坚则不惑，而明见几而动，岂俟终日也？断，别也。其判别可见矣。微与彰、柔与刚，相对者也。君子见微则知彰矣，见柔则知刚矣，知几如是，众所仰也，故曰‘万夫之望’。” 胡寅曰：“阴阳之运，天地之化，物理、人事之始终，皆自茫忽毫厘至于不可御，故修德者矜细行，图治者忧未然，尧舜君臣反复警省，未尝不以几为戒。故折句萌则百寻之木不能成矣，忽蚁穴则千丈之堤不能固矣，君子所以贵于见几而作也。” 臣按：天下之事莫不有几，惟其知之豫也，然后能戒之于早，而不至于暴著而不可遏。苟在已者见道有未明，立志有不坚，临事而不暇致思，虽思而不能审处，故几未至也则暗昧而不知，几既见也则迟疑而不决，是以君子贵乎明哲而定静。明哲则中心无所惑，而灼有所见于善恶未分之初；定静则外物不能动，而确有所守于是非初分之际。见微而知其彰，不待其昭著也；见柔而知其刚，不待其坚凝也。所以然者，亦惟在乎格物以致其知，知止而后有定，定而静，静而安，安而虑，虑而至于能得。如此则无不知之几，不俟终日而判断矣。然此非特可为万夫之望，则虽如神之圣殆亦可几也乎！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程颐曰：“天上水下相违而行，二体违戾，讼之由也。若上下相顺，讼何由兴？君子观象，知人情有争讼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谋其始。”朱熹曰：“作事谋始，讼端绝矣。” 项安世曰：“干阳生于坎水，坎水生于天一，干、坎本同气而生者也，一动之后相背而行，遂有天渊之隔。由是观之，天下之事不可以细微而不谨也，不可以亲昵而不敬也，祸乱之端，夫岂在大？曹、刘共饭，地分于匕箸之间；苏、史灭宗，忿起于笑谈之顷。谋始之诲，岂不深切着明乎？” 都洁曰：“天为三才之始，水为五行之始，君子法之，作事谋始。” 臣按：先儒谓天左旋而水东注，违行也。作事至于违行而后谋之，则无及矣。是故君子体《易》之象，凡有兴作必谋其始焉。何则？理在天地间，大中至正，无有偏枉，从之而行则上下相顺，违之而行则彼此交逆。是以君子一言之将发也，一行之将动也，一事功之将施行也，则反之于己、体之于人，揆之于心、绎之于理，顺乎逆乎？顺则徐为之，逆则亟止之，不待发于声、征于色、见于施为，以作过取愆、启争构讼而贻异时之悔，是则所谓谋始也。谋之又谋，必事于理不相悖，人与我不相妨，前与后不相衡决，上与下不相龃龉，然后作之，则所行者无违背之事矣。事无违行，则凡所云为、举错者皆合于天理、顺于人心，又安有纷纷之口语、狺狺之讼言乎？或曰，兴讼构狱，官府之事也，朝廷之于民直驱之而已，彼将谁讼乎？吁！上之于下，势不同而理同，下之于上不敢言而敢怒，民之讼于心也甚于其讼于口也，民之讼于天也甚于其讼于官也。仁智之君诚畏天谴、畏民怒，凡有兴作，恶可不谋于始乎？ 《虞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 蔡沈曰：“几，微也。《易》曰：‘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盖祸乱之几藏于细微，而非常人之所豫见，及其著也则虽智者不能善其后。故圣人于几则兢业以图之，所谓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者，此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浅。万几者，言其几事之至多也。盖一日二日之间，事几之来且至万焉，是可一日而纵欲乎？” 臣按：天下之事必有所始，其始也则甚细微而难见焉，是之谓几。非但祸乱有其几也，而凡天下万事万物莫不有焉。人君于其几而审之事之未来而豫有以知其所将然、事之将来而豫有以知其所必然，于其几微之始致其审察之功，果善欤则推而大之，果恶欤则遏而绝之，则善端于是而扩充，恶念于是乎消殄，逸欲无自而生，祸乱无由而起。夫如是，吾身之不修、国家之不治，理未之有也。苟不先审其微，待其暴著而后致力焉，则亦无及矣。此古之帝王所以兢兢业业，致审于万事几微之初也欤！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几惟康。” 蔡沈曰：“天位惟艰，一念不谨或以贻四海之忧，一日不谨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谨在位之意，曰安汝止也。止者，心之所止也。安之云者，顺适乎道心之正而不陷于人欲之危也。惟几所以审其事之发，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 臣按：几者动之微，动者几之著。方其静而未动也，未有几也，几既动而后事始萌，由是渐见于形象而事成焉。苟于几微之初不知所审，而欲其事为之著得其安妥，难矣！臣愚以为，惟几者又惟康之本也，人君慎其在位而必欲得其庶事之康，非审于事几发动之初，曷由得哉？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 蔡沈曰：“敕，戒敕也。几，事之微也。惟时者，无时而不戒敕也。惟几者，无事而不戒敕也。盖天命无常，理乱、安危相为倚伏，今虽治定功成，礼备乐和，然顷刻谨畏之不存则怠荒之所自起，毫发几微之不察则祸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 臣按：此章帝舜将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歌之序意在乎戒天命而谨时几。时以天时言，几以人事言。无一时而不戒敕，以无一时而非天命之所寓也；无一事而不戒敕，以无一事而非天命之所存也。然谓之事可也，而谓之几者何哉？先儒谓，几者事之微也，方其事之始萌欲动未动之际，方是之时，善恶之形未分也而豫察其关兆，是非之情未著也而豫审其几微，毫末方起已存戒谨之心，萌芽始茁已致防范之意，不待其滋长显露而后图之也。古之帝王所以戒敕天命也如此，其至所以祸乱不兴而永保天命也欤。后世人主不知戒敕天命，故虽事几暴著犹不知省及，至祸机激发始思所以图之，亦末如之何矣。噫，几之一言，虞廷君臣累累言之，是诚万世人君敕天命、保至治之枢要也，惟明主留意。 《周书》：嗣若功，王乃初服。呜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朱熹曰：“王之初服不可不谨其习，犹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初所教。盖习于上则智，习于下则愚矣。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时，敬德则哲、则吉、则历年，不敬则愚、则凶、则短折也。” 蔡沈曰：“嗣其有功者，谓继其能敬德而历年者也。况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又叹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无不在于初生习为善则善矣，自贻其哲命。为政之道，亦犹是也。” 陈栎曰：“明哲之性与生俱生，初生之时习于善则明可作哲，习于恶则靡哲不愚。哲则为天所命，愚则天不命焉。是自贻哲命，如所谓自求多福。此所谓无不在其初生时自贻哲命者，王之初服亦犹是也。王乃初服之时，天命之或吉或凶判于此，王德之或敬或否判于此，敬则能祈天永命，不敬则不能祈天永命。召公欲王乘此一初之机而疾敬德，疾之云者，欲其乘此机而速勉之，有今罔后之谓也。” 臣按：天下之事莫不有其初，家之立教在子生之初，国之端本在君立之初。盖事必有所从起之处，于所从起之处而豫为之区处，则本原正而支派顺矣。所从起之处即所谓初也，有一事即有一初，是以周公告成王以宅新邑为服行教化之初也。虽然，岂但宅邑一事哉？周公偶因所遭以告其君耳。是故人君知事之皆必有其初也，于其所服行之始而审其所发动之几，当其端绪肇启之时豫为终竟据守之地，即其始以占其终，即其微而究其著，即其近以虑其远，即其易以图其难，兢兢焉惟德之是敬，汲汲焉惟日之不足。是则所以自贻厥命者，于德为明哲，于事为吉祥，在身有寿考之征，在国有过历之祚。孰谓人君为治不本于一初，而其所以谨于其初者，又岂外于一敬哉？ 《诗鹤鸣》首章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又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 朱熹曰：“鹤之鸣高亮，闻八九里。皋，泽中水溢出所为坎。从外数至九，喻深远也。鹤鸣于九皋而声闻于野，言诚之不可掩也。” 臣按：本朝学士朱善曰：“知诚之不可掩，则知念虑方萌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掩而肺肝已见，所以不可无诚身之功也。”臣以是知天下万事万物之理不出乎一诚。诚者何？实理也。实有是形则实有是影，实有是器则实有是声，如此，《诗》言鹤之鸣也在乎九折之泽至深至远之处，而其声也乃闻于郊野虚空至高至大之间，如人之有为也在乎幽深隐僻之地，宜若人不知矣，然其发扬昭著于外者，乃无远而不至焉。是何也？有是实事于中则有是实声于外，诚之不可掩也。世之人主每于深宫之中有所施为，亦自知其理之非也，不胜其私欲之蔽乃至冒昧为之，遮藏引避，惟恐事情之彰闻，戒左右之漏泄，忌言者之讽谏，申之以切戒，禁之以严刑，卒不能使之不昭灼者，此盖实理之自然，不得不然如鹤鸣而声自闻也。嗟乎，天下之事有可为者、有不可为者，可为者必可言也，不可言者必不可为也，可为而不可言则非可为者矣。人君于此，凡其一念之兴、几微方动则必反思于心，曰吾之为此事可以对人言否乎？可以与人言则为之，不可与人言则不为，则所为者无非可言之事。若然，则吾所为者惟恐人传播之不远矣，尚何事于箝人口而罪人之议己也哉？ 《礼记》曰：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缪以千里。”此之谓也（引《易》今经文无之）。 叶梦得曰：“微者形而未大也，教以使人效，化以使人迁，故从善而不自知。未形者有形之兆也，止邪于将兆，则人知舍彼以就此，故远罪而不自知。” 吴澂曰：“礼之导人为善每在善几方动之初，其禁人为恶亦在恶几未见之时，非若其他法令刑罚之属，待其显见而后劝率惩遏之也。又引《易》以证之，始谓其初未显、未见之时，慎谓宜及此时以礼导其善、防其恶，不可失此几也。傥或不然，不于其始而教之止之，其差虽若毫发之近，至于既显既见而后教之止之，则难为力，其缪乃有千里之远，言其缪甚大也。” 臣按：先王为治而必隆重于礼者，盖以礼为教化之本，所以遏民恶念而启其善端，约之于仁义、道德之中，而使其不荡于规制法度之外，以至于犯戒令罹刑宪马，自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则其为教化也不亦微乎？微者，几之初动未大者也。君子于其几微方动未形之始而慎之，慎之何如？亦隆礼而已矣。是故知男女之有欲也，则制婚礼以止其淫辟之行于情窦未开之先；知饮食之易争也，则制乡饮以止其争斗之狱于朵颐未动之始；制丧祭之礼以止其倍死忘生之念于哭临奠献之际，制聘觐之礼以止其倍畔侵陵之患于玉帛俎豆之间，是皆不待欲动情胜之时而自有潜销速化之妙，纵有过差不远，而复尚何差缪而至于千里之辽绝乎？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朱熹曰：“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审处之辞也。不如是而妄行，虽圣人亦无如之何矣。” 臣按：先儒有言，善为天下国家者，谨于微而已矣。谨微之道在于能思，是以欲兴一念、作一事、取一物、用一人，必于未行之先、欲作之始，反之于心，反复绎至再至三，虑其有意外之变，恐其有必至之忧，如何而处之则可以尽善，如何而处之则可以无弊，如何而处之则可以善后而久远，皆于念虑初萌之先、事几未著之始，思之必极其熟、处之必极其审，然后行之，如此则不至于倒行逆施而收万全之功矣。苟为不然，率意妄行，徒取一时之快而不为异日之图，一旦驯致于覆败祸乱无可奈何之地，虽圣人亦将奈之何哉。是故君子之行事也，欲防微而杜渐，必熟思而审处。 司马光曰：“《书》曰‘一日二日万几’，何谓万几？几之为言微也，言戒惧万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没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灭，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于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治之于盛则用力多而功寡，是故圣帝明王皆销患于未萌、弭祸于未形，天下阴被其德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又曰：“未然之言常见弃忽，及其已然又无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发奢泰之端，甘言悲词启侥幸之涂，附耳屏语开谗贼之门，不惜名器导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夺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睹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则用力百倍矣。” 臣按：宋仁宗时司马光上五规，其四曰重微，其中引孔子告鲁君之语，谓昧爽夙兴正其衣冠，平旦视朝虑其危难，一物失理，乱亡之端，以此思忧则忧可知矣。盖人君惟不知忧也，故不知所虑。当夫安逸之时知有乱亡之祸，则必忧之矣。忧之则虑之，虑之于无事之时而寻其端绪之所自起、究其流弊之所必至，如光所言之六事者，触类而长之，随机而应之，逆料其未然之害，远探其将至之患，千里之外如在目前，百年之远如在旦夕，事事而思之惟恐一物之失理，汲汲而已之惟恐须臾之尚在，不玩狎而因循，不苟且而姑息，惕然而常警于心，毅然而必致其决，凛然而深惧其危。如此则修之于庙堂而德冒四海，治之于今日而福流万世。诚有如光之所以期其君者，尚何危难之有哉？ 以上察事几之萌动 ▲防奸萌之渐长 《坤》：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如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文言》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顺当作慎）。 程颐曰：“阴之始凝而为霜，履霜则当知阴渐盛而至坚冰矣。犹小人始虽甚微，不可使长，长则至于盛也。” 又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积而成，家之所积者善则福庆及于子孙，所积不善则灾殃流于后世，其大至于弑逆之祸，皆因积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则知渐不可长，小积成大，辩之于早不使顺长，故天下之恶无由而成，乃知坚冰之戒也。” 臣按：辩之于早即所谓审微也。《坤》卦此爻阴始生于下，其端甚微，而其势必至于盛，其象如人之初履霜也，则知其为阴气之凝。夫阴气之始凝也但结为微薄之霜耳，驯而至于极盛且将为坚厚之冰焉。大凡国家祸乱之变、弑逆之故，其原皆起于小人，诚能辩之于早、慎之于微，微见其萌芽之生、端绪之露，即有以抑遏壅绝之，不使其有滋长积累之渐，以驯致夫深固坚牢之势，则用力少而祸乱不作矣。圣人作《易》以此垂戒，示人以扶阳抑阴之意。盖阳为君子、阴为小人，小人之初用也未必见其有害，然其质本阴柔，用之之久，驯致之祸有不能免者。人君知其为小人也，则于初进之际窥见其微即抑之黜之，不使其日见亲用，则未萌之祸消矣。夫然，又安有权奸窃柄之祸、佞幸蛊心之害哉？ 《大畜》：六四，童牛之牿，元吉（童者未角之称，牿施横木于牛角以防其触者也）。六五，豮豕之牙，吉（攻其特而去之曰剟，所以去其势也）。 程颐曰：“初居最下，阳之微者。微而畜之则易制，犹童牛而加牿，大善而吉也。盖人之恶止于初则易，既盛而后禁则扞格而难胜，莫若止之于初也。”又曰：“豕刚躁之物而牙为猛利，若强制其牙则用力劳而不能止其躁猛，若豮去其势则牙虽存而刚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法豮豕之义，知天下之恶不可以力制也，则察其机、持其要，塞绝其本原，故不假刑罚严峻而恶自止也。” 臣按：《易》之《大畜》此二爻诚人君制恶之要术也。人君之于小人，诚能察之于其微，知其不可用，制之于早使其不敢肆，操之有要使彼自戢止，则天下国家又安得有莽、懿之祸，览、节之患哉？君子所以贵乎炳几先也，不然则无以知其为小人，将驯致于权不可收、势不可遏之地矣，可不戒哉！ 《后》：初六，系于金柅（柅，止车之物。止之以坚强之金柅），贞吉（静正则吉）。有攸往，见凶（往而进，见之则凶），羸豕孚蹢躅（羸弱之豕，中心之诚在乎蹢躅跳踯也）。 程颐曰：“《后》阴始生而将长之卦，一阴生则长而渐盛，阴长则阳消，小人道长也。制之当于其微而未盛之时。君子、小人异道，小人虽微弱之时未尝无害，君子之心防于微则无能为矣。” 又曰：“如李德裕处置近幸，徒知其帖息畏伏，而忽于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则失其几也。” 臣按：先儒有言豕方羸时力未能动，然至诚在于蹢躅，得伸则伸矣。如唐武宗时李德裕为相，君臣契合莫能间之，近幸帖息畏伏，诚若无能为者，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其后继嗣重事卒定于其手而德裕逐矣，几微之间所当深察。虽然，《易》之言又不特为君子、小人设也，吾心天理、人欲之几亦若是焉。人欲之萌，盖有甚于羸豕之可畏者，能于此而止之而不使其滋长，则善矣。臣愚以为，吾心私欲窃伏之几，尤甚于小人帖息求逞之几，必先有以防乎已然，后可以防乎人也。此又卦爻言外之意。 《诗小弁》：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 朱熹曰：“山极高矣而或陟其巅，泉极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于其言，恐耳属于垣者，有所观望左右而生谗谮也。” 吕祖谦曰：“唐德宗将废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谏之，且曰：‘愿陛下还宫勿露此意，左右闻之将树功于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之谓也。” 臣按：李泌谏德宗曰“勿露此意”，所谓此意之露，即是几微初动之处也。意在言前，又不但若《诗》所谓“无易由言”而已也。小人非惟听吾言之所发有所观望而生谗谮，亦且伺吾意之所向有所予夺而窃权柄，是以人君于凡施为举动，如命官、讨罪之类，皆当谨之于几微之先，不可轻露其意，使小人得以窥测之。苟或一露其几，则将有贪天功以为己，私假上权以张己威，树功于人收恩于己者矣，不独如李泌所谓建储一事也。 《通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司马光曰：“事未有不始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 胡寅曰：“善为天下国家者，谨于微而已矣。卑宫恶服，虑侈汰也；不遑暇食，防逸豫也；栗栗危惧，戒骄溢也；动守宪度，虞祸乱也。不为嗜欲则娱乐之言无自进，不好功利则兴作之计无自生，颦笑不苟谁敢矫假，八柄在己谁擅威福。诚如是，虽使六卿复起，三家辈作，操（曹操）、懿（司马懿）、莽（王莽）、温（朱温）接踵于朝，方且效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于他志。是故韩、赵、魏之为诸侯，孔子所谓吾末如之何者，人君监此亦谨于微而已矣。” 臣按：三晋欲剖分宗国非一日矣，至是魏斯、赵籍、韩虔始自裂土而南面焉。周虽不命，其能禁其自侯哉？原其所起之由，先儒谓始自悼公委盟会于大夫，平公受货赂于崔杼，荀跞出会三臣内叛，阴凝冰坚，垂及百年矣。是以君子临事贵于见几，作事贵于谋始，为大于其细，图难于其易。勿谓无害，其祸将大；勿谓无伤，其祸将长。 以上防奸萌之渐长 ▲炳治乱之几先 《五子之歌》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 臣按：蔡沈谓，民心怨背岂待其彰著而后知之，当于事几未形之时而图之也。嗟乎，使世之居人上者皆能图无形之怨，则天下岂有乱亡之祸哉！惟其不能图也，耳目蔽于左右，心志隔于上下，见者尚不能图，况不见乎？明者尚不能知，况未明乎？图之之道奈何？曰民之所好者逸乐也，吾役而劳之，民虽未怼也，吾则思曰力穷则怼民之情也，豫于事役将兴之初，度其缓急而张弛焉，不待其形于言也；民之所急者衣食也，吾征而取之，民虽未怨也，吾则思曰财穷则怨民之心也，豫于税敛于民之始，量其有无而取舍焉，不待其征于色也。凡有兴作莫不皆然，则民无怨背之心而爱戴其上如父母矣。噫，察民怨也于冥冥之中，弭民怨也于涓涓之始，古之帝王所以得民心而保天下者如此，后世人君则不然，视民如暗见如不见，此其所以上下相戕而祸乱相仍也欤。 《周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 臣按：大猷谓大道之世也。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乱、未危之前，所以常治而常安也。若待其既乱、既危而后制之、保之，则已无及矣。然则其道何由？亦曰审几而已矣。盖天下国家有治则有乱，有安则有危，然乱不生于乱而常生于治之时，危不起于危而常起于安之日，惟人君恃其久安而狃于常治也，不思所以制之、保之，于是乱生而危至矣。人君诚能于国家无事之时审其几先，兢兢然、业业然，恒以治乱、安危为念，谋之必周，虑之必远，未乱也而豫图制乱之术，未危也而豫求扶危之人，则国家常治而不乱，君位常安而不危矣。蔡沈解此，谓所以制治、保邦者即下文“明王立政”是也，而臣以审几为言者，窃以谓人君能于未乱、未危之前，审其事几之所始以防其末流之所终，则永无危乱之祸矣。其于制治、保邦之道似为切要，惟圣明留意。 《易》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思之于后）患而豫（为之于前）防之。 《唐书》：玄宗天宝末，安禄山反入关，帝独与贵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孙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至咸阳望贤宫，日向中，帝犹未食，民献粝饭，杂以麦豆，皇孙辈争以手掬食之，须臾而尽。有老父郭从谨进言曰：“在廷之臣以言为讳，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严邃，区区之心无路上达。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诉之乎？”帝曰：“朕之不明，悔无所及。”慰谕而遣之，命军士散诣村落求食。夜将半，乃至金城县，县民皆走，驿中无灯火，人相枕藉而寝，贵贱无以复辨。宋儒范祖禹曰：“上下之等，以势相扶而已矣，天子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合而从之则为君，离而去之则为匹夫。明皇享国几五十年，一旦失国出奔，不四十里而已无食，天子之贵、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德宗建中四年，泾原兵过京师作乱，帝召禁兵御贼，无一人至者，乃与太子、诸王、公主自苑北门出，宦官左右从者仅百人，后宫诸王、公主不及从者什七八，遂幸奉天。贼登含元殿，争入府库，运金帛。时朱泚闲居，贼迎入宫，僭号称大秦皇帝。帝时在奉天经月，城中资粮俱尽，尝遣健步出城觇贼，其人恳以苦寒乞一襦袴，帝为求之不获，竟悯默而遣之。时供御才有粝米二斛，每伺贼间，夜缒人于城外采芜菁根而进之。 《宋史》：徽宗末年，金人分道南侵，将逼京师，乃传位钦宗。靖康元年，金人自真定趋汴，屯于城下，京师遂陷。金人欲邀徽宗出郊，钦宗乃代其往，遂如青城。金人索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于是大括金银。金人逼钦宗易服，既而又欲徽宗至青城面议，且以内侍所具诸王、皇孙、妃、主名尽取之。徽宗即与其后同如青城，郓王楷及诸妃、公主、驸马及六宫有位号者皆从。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冠服，礼器、法物、八宝、九鼎等物，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倡优，府库蓄积为之一空。 臣按：程颐有言：“时当既济，惟虑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于患也。自古天下既济而致祸乱者，盖不能思患而豫防也，何也？盖物极则反，势至则危，理极则变，有必然之理也。人君于此思其未萌之患，虑其末流之祸，展转于心胸之间，图谋于思虑之际，审之于未然，遏之于将长，曲尽其防闲之术，旁求夫消弭之方，毋使一旦底于不可救药、无可奈何之地，则祸患不作而常保安荣矣。”先儒有言成汤之危惧、成王之毖，皆思患豫防之谓也。后世人主若唐玄宗、德宗、宋之徽宗皆恃其富盛而不谨于几微，遂驯致于祸乱而不可支持之地，谨剟于篇以垂世戒。若夫叔季之君，未致于既济之时而罹祸乱者，则不载云。臣尝因是而通论之，自古祸乱之兴未有不由微而至著者也，人君惟不谨于细微之初，所以驯致于大乱极弊之地，彼其积弊之后，衰季之世固其宜也。若夫当承平熙洽之余，享丰亨豫大之奉，肆其胸臆信任匪人，穷奢极欲无所不至，一旦失其富贵尊荣之势而为流离困厄之归，是岂无故而然哉？其所由来必有其渐，良由不能慎之于始，审之于微，思其所必至之患，而豫先有以防之也。此三君者皆有过人之才，当既济之时不能防微谨始，思患而豫防之，以驯致夫困苦流离之极，有不忍言者。吁，可不戒哉，可不戒哉！臣故因《大易》思患豫防之象而引三君之事以实之，而著于审几微之末，以垂万世之戒，后世人主尚鉴于兹，兢兢业业，谨之于微，毋使一旦不幸而蹈其覆辙焉。岂彼一时一人之幸，其实千万世、亿兆之人之幸也。 以上炳治乱之几先 [book_title]卷一 ○治国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总论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学衍义》“格物致知之要”既有所谓“审治体”者矣，而此“治国平天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总论朝廷之政”何也？盖前之所审者治平之体，言其理也；此之所论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于知，一主于行，盖必知于前而后能行于后，后之行者即所以实其前之知者也。理与事、知与行，其实互相焉。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朱熹曰：“天地以生物为心。盖天地之间品物万形，各有所事，唯天则确然于上，地则然于下，一无所为，只以生物为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郭雍曰：“天地以生物为德，故人以大德归之。圣人得崇高之位，然后成位乎中而赞化育，故以位为大宝也。大宝者，亦非圣人自以为宝也，天下有生幸圣人之得位以蒙其泽，故天下以为宝也。” 苏辙曰：“人之所同好者生也，所同贵者位也，所同欲者财也，天下之大情尽于此矣。此三者常相为用，生者人之本也，无财则无以生，无位则无以养生而理财。作《易》者盖知此矣，既言三者而参之以仁义，其旨盖有在矣。” 吴澂曰：“生生不已者天地之大德，然天地生物、生人，又生与天地合德之圣人，命之居君师之位，为人物之主，而后能使天地之所生得以各遂其生也。苟或但有其德而无其位，则亦不能相天地而遂人物之生，故位为圣人之大宝。大宝谓大可贵重，守谓保有之。” 臣按：人君所居之位极崇高而至贵重，天下臣民莫不尊戴，譬则至大之宝也。人君居圣人大宝之位，当体天地生生之大德，以育天地所生之人民，使之得所生聚，然后有以保守其莫大之位焉。然人之所以生，必有所以养而后可以聚之，又在乎生天下之财，使百物足以给其用，有以为聚居衣食之资而无离散失所之患，则吾大宝之位可以长保而有之矣。然有财而不能理，则民亦不得而有之。所谓理财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各有其有而不相侵夺，各用其用而无有亏欠，则财得其理而聚矣。所谓正辞者，辨其名实，明其等级，是是非非而有所分别，上上下下而无有混淆，则辞得其顺而正矣。既理财正辞而民有趋于利而背于义者，又必宪法令致刑罚以禁之，使其于财也，彼此有无之间不得以非义相侵夺，其于辞也，名号称谓之际不得以非义相紊乱，与凡贵贱、长幼、多寡、取予之类莫不各得其宜焉，是则所谓义也。吁，圣人体天地生生之仁，尽教养斯民之义，孰有加于此哉？先儒谓《易》之事业尽于此三言者，臣愚以为人君受天地之命，居君师之位，所以体天地而施仁立义以守其位者，诚不外乎此三者而已。谨载《大易》此言于总论朝廷之政之首，以为大宝之献。 《书舜典》：询（谋也）于四岳（四岳，官名，一人而总四方诸侯之事），辟（开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 朱熹曰（《书传》虽蔡沈作，然二《典》《禹谟》皆其师朱熹是正，今仿真氏《读书记》标其师名）：“舜既告庙即位，乃谋治于四岳之官，开四方之门以来天下之贤俊，广四方之视听以决天下之壅蔽。” 臣按：人君以一人之身居四方之中，东西南北咸于此焉取正者也。一身之精神有限，耳目之见闻不周，人不能尽识也，事不能尽知也，故必择大臣而信任之，俾其搜访人才，疏通壅蔽，时加询谋以求治焉。夫朝廷之政，其弊端之最大者莫大乎壅蔽。所谓壅蔽者，贤才无路以自达，下情不能以上通是也。贤才无路以自达则国家政事无与共理、天下人民无与共治，下情不能以上通则民间利病无由而知、官吏臧否无由而闻，天下日趋于乱矣。昔唐玄宗用李林甫为相，天下举人至京师者，林甫恐其攻己短，请试之一无所取，乃以野无遗贤为贺。杨国忠为相，南诏用兵，败死者数万人，更以捷闻。此后世人主用非其人，不能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之明效也，遂致天宝之乱，唐室自此不振，以至于亡。臣愚窃以谓，治乱之原固在乎壅蔽，而所以致壅蔽者尤以委任之非其人也。谚有之曰：“一指在前，泰山不见。”奸臣在天子之左右，其所以蒙蔽之者岂但一指若哉？有一于此，则凡布列之在近见闻之可及者且不能以自通矣，况夫疏远之侧、微遐僻之幽隐而欲自通于九重之上，难矣。噫，帝舜此四言真万世帝王治天下之药石也，循之则治，违之则乱，惟明主留神省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起也）庸（事功也）熙（广也）帝（尧也）之载（事也），使宅（居也）百揆（如宰相之职），亮（明也）采（庶事）惠（顺成）畴（庶类）？”佥（众也）曰：“伯禹作司空（佥言伯禹作司空可宅百揆）。”帝曰：“俞（然也），咨禹，汝平水土（行司空之事），惟时懋（勉也）哉（勉以宅百揆之事）。” 帝曰：“弃（姓姬氏），黎民阻（厄也）饥，汝后稷（田正官）播（布也）时百谷。” 帝曰：“契（姓子氏），百姓不亲（不相亲睦），五品（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级）不逊（顺也），汝作司徒，敬（敬其事也）敷五教（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当然之理而为教令也），在宽（谓宽裕以待之）。” 帝曰：“皋陶（亦臣名），蛮夷猾（乱也）夏（华夏），寇（劫人曰寇）贼（杀人曰贼）奸（在外曰奸）宄（在内曰宄），汝作士（理官也）。” 帝曰：“畴（谁也）若（顺也）予工？”佥曰：“垂（臣名有巧思）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帝曰：“畴若予上下（上下，山林泽薮也）草木鸟兽？”佥曰：“益（亦臣名）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虞，掌山泽之官）。”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祗）？”佥曰：“伯夷（姜姓）。”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主叙次百神之官）。” 帝曰：“夔（臣名），命汝典乐教胄（长子）子。”帝曰：“龙（臣名），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共二十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 曾巩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命伯夷咨四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泛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龙因人之让不咨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后可宅百揆，知礼而后可典三礼，知道、知礼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于四岳。若予工、若上下草木鸟兽，则非此之比，故泛咨而已。礼乐命令其体虽不若百揆之大，若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岳之举而当秩宗之任，则其所让之人必其中于典乐、纳言之选可知，故不咨而命之也。若稷、契、皋陶之不咨者，申命其旧职而已。” 陈雅言曰：“二十有二人之职皆天之职也，典天叙、礼天秩、服天命、刑天讨，无一事之不本于天，天有是事则人有是官，天不自为而人代之。帝舜于此语以钦哉、亮天功者，欲使知所敬也。” 臣按：朝廷之上有百揆以统内之庶官，有四岳以统外之州牧，既分命之又总命之，人必称其官，官必尽其职，此帝世之治，所以后世不能及也。诚以帝世之用人也，或帝心之简在，或公庭之佥举，或询之大臣，或得之推让，非若后世有由旁蹊奥援阿私而幸进者也。不问其人之能与否，不论其职之称与否，是以用各违其才，人不称其官，官既不称则朝廷之政何由而举，政既不举则天下之民何由得安，此后世所以不古若也。臣尝因是而论之，帝舜初咨四岳以求宅百揆也，不曰熙舜之载而曰熙尧之载，盖以我今日所治之事非我之事，尧之事也；总咨二十二人以各敬其职也，不曰亮舜之功而曰亮天之功，盖以我今日所治之功非我之功，天之功也。为人君者诚知人臣所熙之事皆祖宗之事，所亮之功皆上天之功，则决不肯徇私意以用人、用匪人以废事，则朝廷之政得人修举，天下之民由是乂安矣。噫，彼其以祖宗之官爵为己之私物，以上天之事功行人之私意，岂不有以负祖宗之付托、上天之建立哉？识治体者尚鉴于兹。 《大禹谟》（虞书）：嘉（善也）言罔攸（所也）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 朱熹曰：“舜然禹之言，以为信能如此，则必有以广延众论、悉致群贤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泽，无不得其所矣。” 臣按：朝廷为治之道固非一端，而其要在取人之善，用人之能而已。夫人莫不各有所知，亦莫不各有所能，心有所知也发以为言，己有所能也用以为才。言有善否，人君则惟其善而取之，不使有所伏藏于下；才有大小，人君则随其才而用之，不使有所遗漏于外。则凡朝廷之上见于施行者无非嘉善之言，列于庶位者无非贤俊之士，天下其有不安也哉？苟或不然，所闻者皆卑冗顺旨之言，言之善者以为不善，不善者反以为善；所用者皆庸下谄谀之人，人之贤者以为不贤，不贤者反以为贤。如是则善言不闻，贤才远遁，欲事之理、民之安，难矣。是以古之圣帝明王必广开言路，包容以纳之，大辟贤门，多方以来之，虽以帝舜之为君、大禹之为臣，犹必以此为君臣克艰之效，后世君臣可不以之为法则乎！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朱熹曰：“德非徒善而已，惟当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养其民。下文六府（水、火、金、木、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即养民之政也。” 臣按：朝廷之上，人君修德以善其政，不过为养民而已。诚以民之为民也，有血气之躯不可以无所养，有心知之性不可以无所养，有血属之亲不可以无所养，有衣食之资不可以无所养，有用度之费不可以无所养，一失其养则无以为生矣。是以自古圣帝明王知天为民以立君也，必奉天以养民，凡其所以修德以为政，立政以为治，孜孜焉一以养民为务。诚以一物不修则民失一物之用，一物失其用则民所以养生之具缺其一矣。是故修水之政以疏凿，修火之政以钻灼，修金木之政以锻铸、刻削，修土谷之政以耕垦、播种，使民于日用之间得以为生养之具。然犹未也，又必设学校、明伦理以正其德，作什器、通货财以利其用，足衣食、备盖藏以厚其生，何者而非养民之政乎？吁，自古帝王莫不以养民为先务，秦汉以来世主但知厉民以养己，而不知立政以养民，此其所以治不古若也欤。 《洪范》（箕子所陈以告武王者）：次三（此《洪范》九畴之次三畴）曰农用八政。 三，八政：一曰食（务农重谷之政），二曰货（阜通货财之政），三曰祀（报本反始之政），四曰司空（掌度土居民之政），五曰司徒（掌敬敷五教之政），六曰司寇（掌立法惩奸之政），七曰宾（怀柔宾客之政），八曰师（除残禁暴之政）。 蔡沈曰：“八政曰农所以厚生也。” 史渐曰：“政莫大于是。舜总之九官，周分之六卿，箕子裂而为八，名虽异实无殊也。” 臣按：《洪范》九畴，次三曰农用八政。其目凡八，所谓食、所谓货谓之农可也，而祀以行礼、宾以待客、师以用兵，与夫三官所掌之事皆谓之农何哉？盖天之立君凡以为民而已，而民之中农以业稼穑，乃人所以生生之本，尤为重焉。故凡朝廷之上政之所行，建官以莅事，行礼以报本，怀柔以通远人，兴师以禁暴乱，何者而非为民使之得以安其居、尽其力、足其食而厚其所以生哉？是则上天所以立君而俾之立政之本意，而为治者不可不知者也。后世朝廷之所施行，宫闱之事则有之，国都之事则有之，官府之事则有之，边鄙之事则有之，而颛颛及于农民之事者盖鲜矣。间虽有之而不知其本意之出于为农，泛然而施之，漫然而处之，往往反因之以戕民生、废农业，是皆昧于《洪范》农用八政之本旨也。 《周礼》：惟王建国（周王建立国都），辨方（辨别四方）正位（正祖社、朝市之位），体国（营国家如身有体）经野（画郊野如织有纬），设官（如冢宰、司徒之类）分职（如掌治掌教之类），以为民极（以为斯民至极之标准）。 叶时曰：“圣人以中道立标准于天下，而使天下之人取中焉。武王访洪范于箕子，以叙彝伦而五以皇极居中，古今未有舍皇极而能立国者。今以《周礼》考之，土圭测景以求地中，建国也；面朝后市，左祖、右社，辨方也；朝分内外，位别东西，正位也；公五百里至男百里，体国也；九夫为井至四县为都，经野也；一曰天官至六曰冬官，设官也；一曰治职至六曰事职，分职也，而周公则总之以为民极焉。极也者，‘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如尧之立民是也；‘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如周之敷言是也。今周公所以为民立极者，惟在王畿、方位、国野、官职之中，盖王畿立而后根本定，方位设而后等级明，国野分而后疆理正，官职举而后纲目张。民极之立，孰有大于此者？故周公不惟于天官言之，而五官各引之以冠其篇首，丁宁训告若是谆复，则是三百六十余官事事物物皆有极，何往而非斯民之标准欤？盖极之所在，所以习民于尊卑等级之中而导民于礼乐教化之内，销其亡等冒上之念而敛其安分知足之心，斯民入则会其有极，出则归其有极，经制乌乎而不定，风俗乌乎而不淳？” 太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 吴澂曰：“治典者，理之使不易其常，然治必先官府而推以纪万民，则错综不遗于经为详。教典者，导之使不拂其常，然教必先官府而推以扰万民，则驯习不违于安为详。礼典者，交好常有以相亲，统百官而推以谐万民，则相信不乖而和。政典者，分守常有以相制，正百官而推以均万民，则至公无私而平。刑典者，辞命常有以相戒，儆百官而推以纠万民，则纤悉不差而诘矣。事典者，财利常有以相资，任百官而推以生万民，则惠养不穷而富矣。” 臣按：上天立君，使之统邦国、建官府以安民庶，所以纲维于上而颁布于下者有六典焉，治也、教也、礼也、政也、刑也、事也。分之虽有六名，合之则归一治，故曰“太宰掌建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吁，散之有统，操之有要，朝廷之政无不举矣。 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扰邦国。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 乃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乃立秋官司寇，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 乃立冬官司空，使帅其属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国（冬官亡，以元吴澂说补之）。 郑玄曰：“六官司徒、司马、司空皆云司，以其各能一官，不兼群职。太宰不言司者，以其总御众官，不主一官之事。宗伯亦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鬼神非人所主故也。” 臣按：此即周官六卿所分之职也。唐虞之世有九官，至周始分职为六卿。周公作《周礼》，以此为太宰建邦之六典，至成王训迪百官，又复申明焉。盖天下之事统于朝廷，朝廷之政统于六典，所谓治、所谓教与夫礼、政、刑、工，天下事尽于此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革前代中书省而设六部，罢丞相而设尚书、侍郎以分掌朝廷之政，盖得周公之心于千载之上，举明王之典于三代之前，可谓卓冠百王而足以垂法于万世矣。臣故举此以为总论朝廷之政，盖以遵圣祖之制，以见今日朝廷为政之大要，其纲领在此也。伏愿皇上重六部之职，简卿佐之任，以为朝廷出政之本。其未用也慎于选择，不胜任也亟罢之，其既任也专于委注，能举职也久任之，则治古之治不难复矣。臣不胜惓惓。 《礼记》：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又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臣按：礼乐者刑政之本，刑政者礼乐之辅，古之帝王所以同民心、出治道，使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者，不过举此四者措之而已，是则所谓修道之教，王者之道，治天下之大经、大法者也。夫有大中之制以节民之心志，有至和之节以和民之声音，行此礼乐之道则有法制、禁令，防此礼乐之失则有刑罚、宪度。始也治道由此而出，终也王道因此而备。礼也，乐也，政与刑也，其用在天下，其本在朝廷，后之有天下国家者其尚端出治之本、备王道之制，而又为维持防范之具，使之四达于当时，通行于天下，其为治也孰加焉？ 《论语》：子曰：“道（犹引导，谓先之也）之以政（谓法制、禁令），齐（所以一之也）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谓苟免刑罚，无所羞愧）。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谓制度、品节），有耻且格（格，致也，谓民耻于不善而又有以至于善）。” 朱熹曰：“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谓政刑），又当深探其本（谓德礼）也。” 臣按：德礼政刑四者，凡经书所论为治之道皆不外乎此。孔子分政刑德礼以为二，而言其效有浅深；朱熹则合德礼政刑为一，而言其事相为终始，要之，圣贤之言互相发也。夫人君为治固在修德以为化民之本，然人非一人、地非一地，人所禀有偏全，地所至有远近。既化以德而有不一者，须必有礼以一之，然后吾之德化可行焉；苟导之而不从、化之而不齐，非有法制、禁令又不可也。法制以示之于前，禁令以约之于后，彼犹悖礼而梗化，则刑罚之加乌可少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有政刑而无德礼，是谓徒法；有德礼而无政刑，是谓徒善。为政之道于斯四者，诚不可以缺一者也。孔子论治之言散见于经籍者多矣，总论为治之要皆莫出于斯。 宋朱熹告其君曰：“四海之利病系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系守令（今之知府、知州、知县）之贤否，然而监司者（今之布政、按察司官）守令之纲也，朝廷者监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人君欲监司之皆得其人，事之利病所以为民之休戚者皆得上闻，惟以正朝廷为先务，而正朝廷之具岂有大于用贤才也，然其才之所长者不同，则任之所宜者亦异。愿陛下于其大者使之赞元经体以亮天工，于其细者使之居官任职以熙庶绩，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干方之责，明治体者使备拾遗补过之官，又使之各举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图天下之事。使疏而贤者虽远不遗，亲而否者虽迩必弃，毋主先入以致偏听独任之讥，毋笃私恩以犯示人不广之戒，进退取舍惟公论之所在是稽，则朝廷正而内外远近莫敢不一于正矣。监司得其人而后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后属县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责其成，举其善而惩其恶，夫如是，则事之所谓利、民之所谓休将无所不举，事之所谓病、民之所谓戚将无所不除。” 臣按：朱熹此言虽为当时时君而发，然其所谓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在乎朝廷，而以用贤才为正朝廷之具，必使内外大小之职进退取舍惟公论之所在是稽，则朝廷正而内外远近莫敢不一于正，其言详悉周备。其间所谓稽公论一语尤为切要，伏愿圣明留意。 以上总论朝廷之政。臣闻宋儒朱熹有言，天子至尊无上，其居处则内有六寝、六宫，外有三朝、五门，其嫔御、侍卫、饮食、衣服、货贿之官皆领于冢宰，其冕弁、车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领于宗伯，有师以道之教训，有傅以傅其德义，有保以保其身体，有师氏以美诏之，有保氏以谏其恶，前有疑后有丞，左有辅右有弼，其侍御、仆从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钦，发号施令罔有不臧，在舆有旅贲之规（旅贲，勇士，掌执戈盾夹车而趋），位宁有官师之典（门屏之间谓之宁），倚几有训诵之谏（工师所诵之词书之于几也），居寝有暬御之规（｛执曰｝，近也），临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师之诵，史为书（太史君举则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旅，陈也），百工献艺（献其技艺以喻政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御瞽几声之上下（几，察也，谓察乐声），不幸而至于有过，则又有争臣七人面折廷争以正救之。盖所以养之之备至于如此，是以恭己南面，中心无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肃，言之从足以作乂，视之明足以作哲，听之聪足以作谋，思之睿足以作圣，然后能以八柄驭群臣（一曰爵，二曰禄，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夺，七曰废，八曰诛），以八统驭万民（一曰亲亲，二曰敬故，三曰进贤，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贵，七曰达吏，八曰礼宾），而赏无不庆、刑无不威、远无不至、迩无不服。传说所谓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武王所谓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箕子所谓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董子所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者，正谓此也。熹之兹言，所以论人君为治之道无复余蕴，凡夫愚臣所辑“正朝廷”六条之事皆备其中，谨备载于篇以献。伏惟圣明留神观省，先正朝廷以为治平之根本，然后推类以尽其余，臣不胜大愿。 ▲正纲纪之常 《礼记》曰：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 汉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此纪纲之首、王教之端也。” 《白虎通》曰：三纲，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纲张也，纪理也，大纲小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详见前编）。 臣按：纲纪二字并言始见于《五子之歌》，再见于《诗棫朴》《假乐》之篇。大约以网罟为喻，纲谓网之大绳，纪谓网中丝缕之目，张其大者是之谓纲，理其小者是之谓纪，譬则朝廷之行事，举其大者则小者自随，贵乎能振肃之而已，不然则有废而不举之处，一切颓堕而不可为矣，是则纪纲之喻也。然所谓纲纪者盖亦多端，而在人伦者尤为重焉。是故人君为治，欲正天下之纪纲先正一家之纪纲，家之纪纲伦理是也，伦理既正则天下之事如挈纲然，一纲既张而万目之井然者各得其理矣。臣于“正朝廷”下举家之伦理以为纪纲之首者，原其本也。 《书五子之歌》（太康逸游失其国，其弟五人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三曰：惟彼陶唐（帝尧也），有此冀方（尧所都），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 蔡沈曰：“尧、舜、禹相授一道以有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乱其纪纲，以致灭亡也。” 臣按：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理，大中至正之极。尧传之舜，舜传之禹，禹传之启，以诒厥子孙者也。太康以逸豫灭厥德，则失其祖父所传之道，所传之道既失，则凡其政令之所行大之为纲、小之为纪者咸紊乱矣，纪纲既乱则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其底于灭亡也。宜哉，先儒有言，道者君天下之本，纪纲者维持天下之具。臣窃以为，所以立道而维持其纪纲者，修德又其本也。人君诚能修德以立道，立道以正天下之纪纲，则可以保祖宗之基业，诒子孙之远谋矣。 《诗大雅棫朴》之篇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 朱熹曰：“凡网罟张之为纲，理之为纪，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纲纪，天下之人而人归之。”又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都在他线索内，牵着便动。” 臣按：此诗乃周人咏歌文王能振作人才之意。上文有曰“周王寿考，遐不作人”，先儒谓纲纪即作人之意也。商之末世士气卑弱甚矣，文王以寿考之年鼓舞振动之于上，使之奋发踊跃之于下，于是四方之人彬彬济济，咸在乎文王变化鼓舞之中，有如举网之纲众目自随之而振动，是则所谓勉勉不已之我王，有以为四方人才之纲纪也。是以卑弱之气变而盛大，颓靡之势起而植立，贤才于是乎奋庸，政事于是乎修举。由是以观，可见人君为治之道在立纪纲，立纪纲在作人才，人才作于国中则纲纪张于四外，此人君为治所以贵乎勉勉不已也。 《假乐》之诗曰：威仪抑抑（密也），德音秩秩（有常也）。无怨无恶，率由群匹（类也，谓尽用众贤）。受福无疆（成王在上，受福无已），四方之纲（总持四方之大纲）。之纲（谓大纲）之纪（谓小纪），燕（安也）及朋友（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百辟卿士（内之百辟，外之卿士），媚于天子（皆尽媚爱天子之心）。不解于位（不敢懈怠于职位），民之攸暨（暨，息也）。 朱熹曰：“言有威仪声誉之美，又能无私怨恶以任众贤，是以能受无疆之福，为四方之纲。又言人君能纲纪四方，而臣下赖之以安，则百辟、卿士媚而爱之，维欲不解于位以为民所安息也。” 又曰：“四方之纲即继之曰之纲之纪，盖张之为纲、理之为纪，下面百辟、卿士至于庶民皆赖君以为纲。所谓不解于位者，盖欲纲常张而不弛也。” 黄<禾熏>曰：“上四句即所以为纲之道也。是故元气不存，虽盛且壮不足为一身之福；纲纪不立，虽强且富不足为人君之福。诗人以无疆之福祝其子孙而继之曰四方之纲，又继之曰之纲之纪，其意不亦渊乎。” 臣按：先儒谓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为泰之时也。所以然者，其道本诸身、征诸庶民，永终誉于天下而无厌无斁，所持循者率皆匹类之所同然，是以德备诸己而福集厥躬，标准立于上，法则示乎下，而有以为四方之纲，而东西南北之人莫不于是总摄维系之，而皆归附趣向之不容涣散矣。然不徒其大者有以为大事之纲，而其小者亦有以为小事之纪，张之理之，无或缓弛，无或涣散，皆足以垂宪而作则焉。纲纪既立，自然德泽礼节，有以延及夫群匹庶类，凡夫心志同而意气合者皆赖之以得其安矣。既赖之以得其安，则所安者心孚而意契，感恩而思报，咸知所以媚爱于上，上下之情绸缪如一，有如《易》所谓上下交而志同者，岂非地天交泰之时乎。夫既泰矣，然又何忧之有哉？忧乎怠荒而已。此所以终于“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也。盖不解于位则其纲常张而不弛，非特百辟、卿士赖以为安，群黎百姓亦得以休息而福之，在君身者且将永永有无疆之休矣。由是观之，德之在身为威仪，发于外为声誉，德乎德乎，其立纪纲之根本，而所谓不解者又其保纪纲之节度乎。 唐韩愈曰：“善医者不视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计天下者不视天下之安危，察其纪纲之理乱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纪纲者脉也，脉不病虽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于此说者，其知所以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诸侯作而战伐日行矣，传数十王而天下不倾者，纪纲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无分势于诸侯，聚兵而焚之，传二世而天下倾者，纪纲亡焉耳。是故四肢虽无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虽无事不足矜也，纪纲而已矣。” 宋儒朱熹告其君曰：“四海之广，兆民至众，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为治者乃能总摄而整齐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则以先有纲纪以持之于上也。何谓纲纪？辨贤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赏罚之施也。然纲纪之所以振，则以宰执秉持而不敢失、台谏补察而无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于上而照临之，是以贤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刑，而万事之统无所阙也。纪纲既正，则天下之人各自矜奋，更相劝勉以去恶而从善，盖不待黜陟、赏罚一一加于其身而礼义之风、廉耻之俗已丕变矣。惟至公之道不行于上，是以宰执、台谏有不得人，黜陟、刑赏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于靡然，不知名节行检之可贵，而惟阿谀软熟、奔竞交结之为务，一有端言正色于其间，则群讥众排必使无所容于斯世而后已。苟非断自圣志、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举其职以明黜陟、以信刑赏，则何以振已颓之纲纪哉？” 又曰：“人君为治之本在乎正心术以立纪纲。所谓纲者犹网之有纲也，所谓纪者犹丝之有纪也（朱子此解纪字与《诗集传》诚不同），网无纲则不能以自张，丝无纪则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则有一家之纲纪，一国则有一国之纲纪，若乃乡总于县，县总于州，州总于诸路，诸路总于台省，台省总于宰相，而宰相兼统众职，以与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则天下之纲纪也。然而纲纪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纲纪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也。” 又曰：“一二近习之臣，上则蛊惑陛下之心志，使其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悦于功利之卑说，不乐庄士之谠言而安于私甗之鄙态；下则招集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所喜则阴为引援、擢寘清显，所恶则密行訾毁、公肆挤排。交通货赂，所盗者皆陛下之财；命卿置将，所窃者皆陛下之柄。宰相、师保、宾友、谏诤之臣或反出入其门墙、承望其风旨，势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号令、黜陟不复出于朝廷而出于此一二人之门，名为陛下之独断，而实此一二人者阴执其柄，盖其所坏非独坏陛下之纪纲而已，乃并与陛下所以立纲纪者而坏之焉。” 臣按：自古儒臣论为治之纲纪，莫切于唐韩愈、宋朱熹，而熹之所以告其君者尤为切至焉。伏望明主留神省察，奋发刚断，一正宸心，斥远奸邪，建立纲纪以幸四海困穷之民，如熹之所以望其君者，臣尤不胜大愿。 以上正纲纪之常 ▲定名分之等 《易履》大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 程颐曰：“天在上、泽在下，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当如是。君子观《履》之象以辩别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后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后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时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称其德，终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称德则君举而进之士，修其学，学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预于己也。农、工、商、贾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后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荣，农工商贾日志于富侈，亿兆之心交骛于利，天下纷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乱难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观《履》之象而分辩上下，使各当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书说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建诸侯之邦于外）设都（设天子之都于内），树后王（天子）君公（诸侯），承以大夫师长。 臣按：名分之等乃天下自然之理，高卑有不易之位，上下有一定之分，皆非人力私意之所为者也。观《易》之辩上下、定民志法乎上天下泽自然之象，《书》之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由于明王奉顺上天之道，是则尊之临卑、下之奉上，一惟法天地自然之数、顺天道自然之常而已。彼负其强乃欲以卑而逆尊，恃其贵乃欲以上而陵下，皆逆天道而不知上天下泽之理者也。 《礼记大传》曰：名著而男女有别。又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无慎乎？ 臣按：所谓名者非止于位分之谓，凡有所称呼者皆名也；所谓分者非止于等级之谓，凡有所分别者皆分也。是以不但朝廷之上、位署之间有之，则凡一家之内、亲属之中皆有所谓名与分焉。名分之在人家者尤严于男女之际，妇人尊卑大小本无定位，随其夫以为尊卑大小，其名分显著灼然知其为尊为卑、为昭为穆，以之定昏姻、别内外而淫乱贼逆之祸不作矣。此名所以为人治之大，而不可不慎者也。 《论语》：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曰：“卫君（卫国之君，名辄）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谢良佐曰：“正名虽为卫君而言，然为政之道皆当以此为先。” 臣按：卫辄不父其父而祢其祖，父子之名实紊矣，故孔子为政必以正名为先焉。然凡事皆有名，非特父子为然也。盖有实斯有名，名者实之宾也，名既不正，则凡见于言论之际、称谓之间皆有所疑惑窒碍，非徒不可行，且不可言，播告之修必有所回护，条教之布必有所妨碍，彼或执词以致诘我，将无辞以质对，此言不顺所以事不成，事不成而礼乐不兴、刑罚不中，而流弊至于民无所措其手足也。然则正名之道奈何？曰务其实而已矣。必有此实然后予之以此名，既有此名必当副以此实，如此则称谓之间端然其正，言论之际怡然其顺矣。名正言顺，尚何事之不可为，何政之不可成哉？ 《左传》：桓公十年，虢叔（周襄王卿士）谮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辞（詹父有自直之辞诉于王），以王师伐虢。 吕祖谦曰：“屈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非善持名分者也。虢叔谮其大夫詹父于桓王，詹父有辞，王为之伐虢而出虢公。数传而至于襄王，晋文公以元咺执卫侯而请杀之，襄王曰：‘君臣无狱。今元咺虽直，不可听也。’襄王之意岂非矫桓王之失乎？所谓君臣无狱者，固可以为万世训，至若‘元咺虽直’之一语，犹未免世俗之见也。苟如襄王之说，是元咺之理未尝不直，所以不可听者，恐乱君臣之分耳。有所谓理，又有所谓分，是理与分判然二物也。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理与分得则俱得、失则俱失。臣之诉君者先有诉君之曲，不必问其所诉之辞也。当詹父、元咺未诉君之时其理固直，既启诉君之口则己陷于滔天之恶矣。君臣之际本非较曲直之地，后之为治者非合分与理为治，亦安能洗犯上之习而还于古哉？” 臣按：吕氏谓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得则俱得、失则俱失，君臣上下夫岂较是非争曲直之所在哉？此非特名分所拘，而理固当如是也。 庄公十八年，虢公、晋侯朝王（周惠王新即位，虢公与晋献公来朝），王飨醴（飨以醴酒），命之宥（以币物宥之），皆赐玉五瑴（双玉为瑴）、马三匹，非礼也。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晋侯与虢公同赐，是以礼假人也）。 吕祖谦曰：“为天守名分者君也，周惠王误视为己物轻以假人，当虢公、晋侯之来朝，等其玉、马之数不为之隆杀。殊不知天秩有礼，多多寡寡不可乱也，人心无厌，侯而可假公之礼，则公亦思假王之礼，王既假晋侯以公礼矣，后数十年而晋文有请隧之举，果欲假王之礼。非惠王启其僭心，晋文遽敢尔邪？圣人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谨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卫其上也。” 臣按：吕氏谓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谨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卫其上也。斯言也真诚谨始审几之要，居人上者在所当知。 成公二年，卫新筑人仲叔于奚（新筑，地名，仲叔守其地）救孙桓子（名良夫），桓子是以免。既，卫人赏之以邑，辞（不受）。请曲县（曲县，轩县也，诸侯之乐）、繁缨（诸侯马饰）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车服之器、爵号之名）不可以假人（轻假借于人），君之所司也（此器与名乃人君之所司主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若以器名假借于人），与人政也（是以国家之政与人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 臣按：人君之所以为君、所以砺天下之人而使之与我共国家之政而治天下之民者，爵号之名、车服之器而已，非有功者不可与，非有德者不可与，非有劳者不可与，非有才者不可与。为人君者谨司其出纳之权，不轻以假借于人焉，必有功德才能者然后与之，与之名与器即与之以政也，使人闻吾爵号之名即知所敬服，见吾车服之器即知所尊让，如是则吾之政令行矣。苟有财者可以财，求有势者可以势，得有亲昵夤缘者皆可以幸而致之，则名与器不足贵矣。名与器不足贵，得者不以为荣，见者不知其为尊，则人君失其所司之柄矣。失其所司之柄则亡其为政之体，亡其为政之体则失其为君之道，国家将何所恃以自立哉？ 《通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司马光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而君臣之分犹天地之不可易，然后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然礼非名不著，非器不行，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故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盖事未有不始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呜呼，周道之衰，纲纪散坏，礼之大体十丧七八，然犹历数百年宗主天下，徒以名分尚存故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亲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得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臣按：司马氏编历代史而托始于周威烈王始命三晋为诸侯，故为此名分之论而统其宗于礼，其示后世人主以谨微之意至矣。 唐肃宗时，平卢节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中使往抚慰将士，就察军中所欲立者授以旌节。李怀玉杀玄志之子，推侯希逸为军使，朝廷因以希逸为节度副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 司马光曰：“民生有欲，无主乃乱，故圣人制礼以治之，所以辩上下、定民志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八柄存乎己也，苟或舍之，则彼此势均，何以使其下哉？肃宗遭唐中衰，幸而复国，宜正上下之礼以纲纪四方，而偷取一时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无问贤愚，惟其所欲，积习为常，谓之姑息，乃至偏裨杀逐主帅亦不治罪，因而授之。然则爵赏废置、杀生与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乱之生也庸有极乎？古者治军必本于礼，今唐蔑之，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则将帅陵天子自然之势也。” 臣按：名分生于上下之际，名分一定则下之于上有顺而无逆、有令而无违，上得以率于下，下不得以犯乎上，一有犯焉则刑戮加之矣。犯且不可，况敢废立之哉？此人君为治所以必谨于礼以正名分，而防其陵替之渐也。 以上定名分之等 [book_title]卷三 ▲公賞罰之施 《皋陶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五等之服。章，顯也）。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五刑，五等之人）。政事懋（勉也）哉懋哉。 蔡沈曰：“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 臣按：先儒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全是衷者為德，是不失天之所賦也，故天命之，君必體福善之天，製五等之服以彰其德；戾是衷者為罪，是失天之所賦也，故天討之，君必體禍淫之天，用五等之刑以威其罪。爵賞、刑罰乃政事之大者，當勉勉而不可怠也。由是以觀，則知人君之爵賞、刑罰皆承天以從事，非我有之得私也。後世人主不知出此，往往以己心之喜怒、私意之好惡輒加賞罰於人，則失天命、天討之旨矣。 《詩商頌殷武》篇曰：天命降監（視也），下民有嚴（威也）。不僭（僭賞之差也）不濫（刑之過也），不敢怠遑（暇也）。命於下國，封（大也）建厥福。 朱熹曰：“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臣按：先儒謂此章言商高宗所以致中興之道，曰天雖高而實下其監視，甚可畏也；民雖卑而天實以為視聽，其威嚴不可忽也。惟高宗上畏天、下敬民，而見於刑賞者未嚐有僭濫之失，存於中心者不敢有怠遑之意，故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由是觀之，則人君之刑賞非一己之刑賞，乃上天之刑賞；非上天之刑賞，乃民心之刑賞也。是故賞一人也必眾心之所同喜，刑一人也必眾心之所同怒，民心之所同即天意之所在也。如或不然，拂民心而逆天意，如紂之任惡來、飛廉，殺王子比幹，則天命去之矣，尚何福之有哉？ 《周禮天官》：太宰以八則（法也）治都（王子弟食邑）鄙（公卿食邑），其七曰刑（刑以懲惡）賞（賞以勸善）以馭其威（明其刑賞以示勸懲）。 劉彝曰：“刑以誅惡，賞以勸善，其威柄皆出於朝廷。” 以八柄（所秉節以起事者）詔（告也）王馭（凡言馭者驅而納之於善）群臣，一曰爵（謂內則公、卿、大夫、士，外則公、侯、伯、子、男），以馭其貴（有爵則貴）；二曰祿（祿仕者之俸），以馭其富；三曰予（予之以財），以馭其幸（出於恩賜）；四曰置（置之於位），以馭其行（謂有賢行）；五曰生（生猶養也），以馭其福（福及子孫）；六曰奪（臣有罪而奪之），以馭其貧（奪其所有）；七曰廢（放之於遠），以馭其罪；八曰誅（謂以言責讓之），以馭其過（謂有過失）。 林椅曰：“必言詔王者，賞罰、誅廢非臣下所得專也。蓋八柄之重，所以定群臣之邪正，一予奪之間又將以服天下之心而定夫君子、小人消長之勢也，此非人君曉然自有見於中，則馭臣之柄吾未見其可。”又曰：“爵祿者，厲世磨鈍之具也。古人製爵必以德，製祿必以功，所以抑夫人僥求幸得之心而作其進德興功之誌，固不容以濫受也。今八柄爵祿之外又有予以馭其幸，豈人主或得以行其私恩而啟人之幸心耶？大抵有所謂當然之報，有所謂特厚之恩。當然之報人以為宜得，而或視以為常而無激昂自奮之意，故於人之有超異者施之以特厚之恩，所以鼓舞之使之奔走於事功也，此則八柄予以馭幸之深意。” 歲終，則令百官府（遍敕百官之府）各正其治（各使之自正其治），受其會（受其一歲功德之事），聽其政事（聽其所致以告之政事）而詔王廢置（告於王而廢之置之）。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 臣按：人君為治之大柄曰慶賞刑罰而已，《周禮》大宰以八則治都鄙，既有曰刑賞以馭其威矣，而又有八柄詔王以馭群臣，內史所掌之法以詔治者亦同焉。所謂爵、賞、予、置、生五者賞之類也，奪、誅、廢三者罰之類也，是八者之柄皆掌之天官。天官者象天所立也，天有春生、秋殺然後以成天之道，君有慶賞、刑罰然後以成君之道。人君持其柄於上以馭乎下，大臣計其治於下以輔乎上，則綱紀立而主威不至於下移，誅賞行而人心不敢以懈怠，人君君國馭眾之大權誠莫有先於此者矣。 《禮記》：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 臣按：爵人於朝所以勸君子，士之所共樂也，故於朝，朝者君子之所會也；刑人於市所以懲小人，眾之所共惡也，故於市，市者眾人之所聚也。以此見人君之刑賞非一人喜怒之私，乃眾人好惡之公焉。後世人主往往賜人爵位乃自內降而出，不欲其公庭顯謝；人臣有罪或至加以鴆毒，惟恐外聞，此皆非天命、天討之至公也。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蔡聲子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臣按：刑賞貴乎得中，固不可以僭濫也。所謂“寧僭無濫”，與《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意同。昭公五年：周人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臣按：此言人君賞罰當合天下之公論，不可徇一己之私心。 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 朱熹曰：“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然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臣按：人君用舍人才而加以賞罰，固不可不參之於眾，既參於眾，尤不可不察之於獨也。參之於眾也詳而察之於獨也審，則用舍刑賞皆得其當矣。而或不然，聽一人之言遽以為賢否而用舍之，甚而加刑賞焉，不複參詳致察，此朱熹所謂名曰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也歟。 《通鑒》：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貪餒，趙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嚐譽者，於是群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強於天下。 臣按：齊威王之於阿大夫也，非惟烹之而又及於左右之嚐譽者；其於即墨大夫也，非惟封之而又及於左右之嚐毀者。若威王者，可謂能操賞罰之權而不為左右所惑者矣。後世人主不知出此，往往溺於左右之偏私，輕信其言不複致察，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者多矣，幸而覺悟，又或置而不複詰問，世之小人所以往往得誌而賢人君子恒有擯棄沈鬱之患者，此也，其視威王不亦可愧也哉！ 漢高祖以項籍將季布數窘辱之，籍滅，購求布急，滕公言於上以為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人臣無效丁公也。 司馬光曰：“高祖網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海內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人，使為臣者人懷二心以儌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 臣按：高帝之斬丁公、赦季布、封雍齒，是皆有公天下之意，百世帝王所當法者也。 宣帝厲精為治，信賞必罰，見於詔令者有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 臣按：唐虞之世舉十六相、去四凶，大功二十為天子，是帝王之所以致雍熙泰和之治，亦不能外刑賞以為治也，誠有如宣帝詔書之所雲者矣。然是詔也乃為膠東相王成勞來不倦，流民自占八百餘口，賜之以關內侯爵而下，抑孰知其所賞者乃偽增戶口者邪？不特此也，趙蓋、韓楊之不得其死，弘恭、石顯之委任非人，所謂厲精為治、信賞必罰，亦虛言爾！ 唐太宗嚐謂房玄齡曰：“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盡力以修職業。” 臣按：太宗此言可謂得馭臣之道矣。觀其斥封德彝以明天下之義，用魏徵而忘平日之仇，裴寂貨賂公行雖故舊亦行貶斥，蕭瑀劾李靖之過乃錄其功而賞之，刑賞如是，則臣下孰敢不竭心盡力以修職業哉？然以讖言而誅李君羨，以譖言而殺劉洎，以外戚而封長孫無忌，以受賂而賜長孫順德，則又不能盡出於公也，惜哉！ 宋朱熹曰：“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發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者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不外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製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亦不能無少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嚐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 臣按：朱熹此言推本之論。 以上論公賞罰之施 ▲謹號令之頒 《易後》卦大象曰：天下有風，後（遇也）。後（人君也）以施命誥四方。 程頤曰：“風行天下無所不周，為君後者觀其周遍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 臣按：昔人有言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風自天而下無物不遇，而君之命令實似之。人君尊居九重，與下民本無相遇之理，惟王言一布則萬民爭先快睹，莫不鼓舞於其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由是觀之，人君命令之頒所以布君之德、感民之心，其機括之大、轉移之妙有如此者，可不謹哉！ 《巽》之彖曰：重巽以申命。 程頤曰：“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順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順從，上下皆順重，《巽》之象也。君子體重巽之義，以申複其命令。申，重複也，丁寧之謂也。” 臣按：《巽》之卦象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於肌膚、浹於骨髓，亦如風之動物也。人君體《巽》之象，順人心以行事，重複而丁寧之，必須上下皆以為順而不拂逆人心，然後行之，則德之入人也深而澤之及人也厚矣。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程頤曰：“兩風相重，隨風也。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臣按：先儒謂巽為風，而風者所以發揚天之號令，風隨風而不逆，此重巽之象也。在上之君子體隨風之巽出而發號施令，凡事必申複詳審，一再命之然後見之行事，則四方風動，順而易入。申命者所以致其戒於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踐其言於申命之後。由是觀之，人君詔令之出不可不詳審於未頒之前，尤不可不踐行於既頒之後。審之於前，不可行者則不言也，踐之於後，既言之矣則不可不行也。後世之詔惟其失於詳審，輕為條款，故既行之後往往杌棿齟齬，有所牽製妨礙而不可行焉。此其詔令所以不見信於臣民，有所頒布人率以虛言視之，國家猝有急切之事因之而失機敗事者多矣。 《渙》：九五，渙汗其大號。 程頤曰：“君臣合德，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唯在浹洽於人心則順從也。當使號令洽於民心，如人身之汗浹於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濟天下之渙。” 朱熹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則可以濟渙而無咎矣。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 又曰：“渙汗其大號，號令當教如汗之出千毛百竅中迸散出來，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無不被而及之，亦猶人身之汗出乎中而浹於四體也。” 臣按：人君當人心渙散之時而欲收之，非有大號令不可也。故當渙之時，必有號令之頒如身之出汗，無處而不浹洽，然後可以免咎也。觀唐德宗奉天、宋高宗中興二詔可驗矣。 《書多方》：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 呂祖謙曰：“先曰‘周公曰’而複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遍告四方者何也？殷奄（即淮夷之一種）屢叛，驅扇者廣，今雖平殄，譬諸餘邪遺疾猶或在肺腑間，恐或有時而發也，故渙發大號，曆敘天命之功、前代之事、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方鹹與聞之，大破群疑，深絕亂根，蓋本於是。兵寢刑措者四十餘年，其亦訓誥之助歟。” 臣按：後世人臣代傳王言蓋本諸此。國家不幸而有刑討征誅之事，在可否之間、涉形似之疑者，必須明白詳悉頒布天下，使人心曉然知吾意向之所在，因其情而定其罪，隨其罪而加以刑，蓋有不得已焉者。如此則群疑釋而人心服，亂根永絕而國是明著矣。 《周官》：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蔡沈曰：“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 臣按：令之大者固出於君，而百司庶府下其教條於其屬亦令也。故成王既訓迪百官，而又合其尊卑大小而同訓之焉。夫朝廷之政由上而行之於下，由內而行之於外，必假命令以達之，於其未出之前必須謹審詳度，知其必可行而無弊然後出之。既出之後必欲其通行而無礙，不至於壅塞而反逆可也。然其所出之令一惟以公理而滅私情，然後可行而不反，苟或私勝而公微，則將反逆而不可行矣，又何以使民鹹敬信而懷服也哉？ 《詩大雅抑》之篇曰：訏（大也）謨（謀也）定命（號令也），遠猶（圖也）辰（時也）告。 朱熹曰：“訏謨，大謀也。大謀，謂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遠謀，謂不為一時之計而為長久之規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 臣按：人君欲示訓於四方也，必廣大其謀謨，不為一身而必為天下無終窮之慮；審定其號令，不敢輕易而必為一定不可易之製。於是乎長慮卻顧，深思遠圖，稽其所終所蔽，益之損之，與時宜之，必可為久遠之規，然後以時而播告之焉。如此，則夫號令之頒、圖惟之事永永無弊，施之於一時者可以為法於百世矣。後世世主淺謀輕舉，容易發為號令，可言而不可行者多矣，縱有可行，亦惟可用於一時，不可詒之於久遠。於是朝更夕改，民不知所遵守，是以號令之頒，民視之以為泛常，一旦遇夫倉猝之變，有所補偏救急，而下人不知其所以而往往至於不可救藥。籲，可不謹哉！ 《春秋穀梁傳》曰：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臣按：君代天出命者也，臣代君行命者也。君出命固不可違天之道，臣行命亦不可侵君之事。苟臣侵君之事則君失其命矣，君失其命則不足以繼天而君非君矣，臣侵君命則不知以事君而臣非臣矣。人君繼天以出治，恒必兢兢業業，敬以存心，明以燭理，剛以製欲，則臣下知所凜畏而不敢侵吾之事，而吾所以繼天道而主天下者，其威命不至旁落而下移矣。 《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臣按：王者之言，其在中也惟細如絲而已，及其出也乃如宛轉繩之大焉；其初出也僅大如綸而已，及其出而益遠也，乃如引棺之大索焉。所以然者，良以人君居九重之上為萬方之主，一言一話在人君雖若甚微者，及其施之於外，天下之人仰之如日星之明、畏之如雷霆之震，去之愈遠而見之愈大焉，然則人君號令之頒，其可以不謹哉！ 漢賈山言於文帝曰：“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 臣按：司馬遷作《史記》，於《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而他紀則不然，蓋以見文帝之詔皆出於帝之實意也。上以實感，故下以實應，一見其詔書之下，欣欣然相率以聽，意必其真有此實惠，然後為此實言也。後世詔書之下率出於詞臣之視草、有司之議擬，皆按故事而舉之，未必皆出於上心也。是以有其言無其事，有其事無其效，許人以直言不加罪而罪之愈甚，許民以欠負不複征而征之如故。是故上之言不信於民，民之心不孚於上，此德化之成所以有歉於文帝歟。 光武時天下已定，務用安靜，以手跡賜萬國者一劄下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天下。 唐陸贄從德宗幸奉天，嚐奏曰：“今乘輿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德宗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驕將悍卒莫不揮涕激發。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 臣按：感人之易者莫易於言，故人君一言之善，雖於深宮之中、九重之上，四海之遠莫不應之，況以德音之宣布、詔令之頒行於郡國者哉！夫上有由中之誠，下必有感孚之效，不徒然也，觀光武勤約之風行於天下、德宗引過之詔感夫士卒可見矣。人君誠能誠實其心，審定其命，擇視草之臣，守渙汗之信，則雖蠢愚之夫、驕悍之卒亦無不感動者，而況愚直之民、循良之吏乎？ 唐太宗謂侍臣曰：“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奸詐盡生。《周易》稱‘渙汗其大號’，施令若汗出於體，一出而不複也。又《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且漢祖日不暇給，蕭何起於小吏，製法之後猶稱畫一。今宜詳思此義，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為永式。” 臣按：太宗此言，則凡號令之頒不但詔告天下而已，凡夫一事之施、一令之布皆不可輕出，必委曲審定以為久遠之規焉。 宋劉安世言於其君（哲宗）曰：“臣嚐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世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謹重之意也。今朝廷命令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期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來頒後令蠲除者，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求其弊原，蓋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故一人言之而遽為之紛更也。方平安無事之時，輕慢多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伏望深鑒前古之戒，謹為今日之慮，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協謀，博詢利病，廣攬詳擇，務當義理，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襲，故庶幾政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至反汗。” 臣按：安世斯言切中古今之弊，有誌於天下國家者，其於命令之頒要當以為鑒戒。 範成大曰：“人君所以為國者，恃其命令足以鼓舞群下而已。命令重則其政舉，命令輕則其事隳，人臣敬君之命如雷霆之不敢侮，蓋以吾君之所以為國者在焉，故《曲禮》序尊敬君命之說為尤詳。人君深居九重之中而化萬裏之外，命令所至奔走奉承，其震動如此。是以聖王兢兢業業不敢忽於出令，審之而勿輕發，守之而勿輕變，使天下致敬而取，則觀聽不惑，而後治功可成也。” 臣按：範成大此言所以解《曲禮》曰“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也。《曲禮》之言為臣而發，範氏之言為君而發，臣必敬君命之施，君必謹己命之發。命之發也不輕，禮之敬也不忽。古之帝王所以言不妄發，發而人必信之；事不妄舉，舉而人必從之，此其治功之成所以易易也歟。 以上論謹號令之頒 [book_title]卷四 ▲广陈言之路 《书益稷》：帝曰：“来，禹。汝亦昌言。”蔡沈曰：“昌言，盛德之言。” 陈栎曰：“舜、禹好善之心无穷，当时昌言满前，舜犹渴闻不倦，方使禹亦如皋陶之昌言，此舜好善无穷之心也。” 臣按：帝舜以皋陶既陈知人安民之谟，因呼禹使陈其善言。此可见圣人之心，未尝自圣，世虽已治而犹有愿治之心，言虽毕陈而恒有渴闻之念，此帝世所以君无失德、事无过举而民无失所者欤。 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 蔡沈曰：“违，戾也。言我有违戾于道，尔当弼正其失，尔无面谀以为是而背毁以为非。” 吕祖谦曰：“舜非有慊而畏人之后言，非容受未至而致人之后言，禹又非欺君而为面是背非者。圣人畏敬无已，惟恐过之不闻、言之不尽，故其求之之切如此。” 臣按：帝舜之德、有虞之治，万世不可加焉者也，舜之所行岂有背于道者哉？而犹求臣下之弼正，尤恐其面前或相从顺而既退之后又复有言也。后世人主无帝舜万分之一，己有过失惟恐臣下之有言，一有面折廷诤者斥责辄加之，宁受人之面谀而不恤人之背言，此其过恶所以益彰而治效所以不古若欤。 《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朱熹曰：“舜之所以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诸人也。迩言者浅近之言，犹必察焉，其无遗善可知。然于其言之未善者则隐而不宣，其善者则播而不匿，其广大光明又如此，则人孰不乐告以善哉？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小大、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 孟子曰：“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 朱熹曰：“禹拜昌言，盖不待有过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舜之所为又有大于禹者，善与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为私也，己未善则无所系吝而舍以从人，人有善则不待勉强而取之于己，此善与人同之目也。” 臣按：圣人之所以圣者，以其生禀聪明，能知人之所不能知；备有众善，能有人之所不能有者也。帝舜不恃其知而好问察于众人，舍己之善而乐取善于众人，是盖能以天下之知为知、众人之善为善者也。惟其知众人之知，是故其知愈大；有众人之善，是故其善愈备。知大而善备，此圣人所以益圣，而舜所以为百王之盛帝也欤。 《书胤征》曰：每岁孟春，遒人（宣令之官）以木铎（金口木舌，施政于时警众之器）徇于路，官（以职言）师（以道言）相规（规正人君之得失），工（工，百工也）执艺事（技艺之事）以谏，其或不恭（不能规谏是谓不恭），邦有常刑。 臣按：三代盛时，人君为治惟恐一行之不或谨，一事之不或举，一臣之或非其人，鳃鳃焉以求诲于其下，非徒朝廷之上、辅弼之臣朝夕纳诲、随时规谏而已也，又于每岁孟春之月使宣令之官振木铎以徇于道路之间，使夫官之有职任者、师之有道德者咸相规正，胥教诲于其君焉。不特此也，于凡百工之人莫不使之执其技艺之事以谏诤于其君，如伶州鸠谏周景王之匮财罢民、匠师庆谏鲁庄公之丹楹刻桷是已，盖百工技艺之事至理存焉，理无往而不在，故言无微而可忽也。 《说命》：爰立作相，王置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纳诲，以辅台（我也）德。” 蔡沈曰：“此下命说之辞。朝夕纳诲者，无时不进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与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说，处之以师傅之职，而又命之朝夕纳诲，以辅台德，可谓知所本矣。” 吕祖谦曰：“高宗见道明，故知顷刻不可无贤人之言。” 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三日雨为霖）。 蔡沈曰：“高宗托物以喻望说纳诲之切，三语虽若一意，然一节深一节也。”王安石曰：“作砺使成己，舟楫使济难，霖雨使泽民。”启（开也）乃心，沃（灌溉也）朕心。 蔡沈曰：“启乃心者，开其心而无隐；沃朕心者，溉我心而厌饫。” 若药弗瞑眩（饮药而毒谓之瞑眩），厥疾弗瘳（愈也）；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 蔡沈曰：“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视地，喻我之行无所见也。” 王炎曰：“己之有失，非说之苦口不能药；己之不明，非说之开导不能行。” 臣按：高宗爰立傅说作相，置诸其左右，未遑他事，首命之以朝夕纳诲以辅己德，可谓知所本矣。置之于左右，是欲说无处而不在也；诲之于朝夕，是欲说无时而不言也。望之切至，喻之以金之砺、川之舟楫、大旱之霖雨，以见己之必资于相臣之纳诲，其切有如此者。然犹以物为比也，至若譬之以苦口之药、跣足之行，则又以身之所病、足之所伤者为喻，其望于说者益切矣。然犹以形言也，至其所谓启心、沃心之言，是欲君臣之间心心相契，有如土壤之焦而受江河之润，其渐涵浸渍而入，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高宗求诲于相臣其切如此，此其所以嘉靖殷邦而为三代之令王也欤。 说复于王曰：“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后克圣，臣不命其承，畴（谁也）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蔡沈曰：“木从绳喻后从谏，明谏之决不可不受也。然高宗当求受言于己，不必责进言于臣。君果从谏，臣虽不命犹且承之，况命之如此，谁敢不敬顺其美命乎？” 臣按：此乃傅说答高宗纳诲之命言之也。先儒有言，从谏者人君作圣之功、人臣进言之机也。高宗欲资之于人，故以纳诲责其臣；傅说使反求诸己，故以从谏之道望其君。纳诲者相臣之职，从谏者人君之道也。 王曰：“旨哉，说。乃言惟服（行也），乃不良于言，予罔闻于行。” 蔡沈曰：“古人于饮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盖有味其言也。高宗赞美说之所言，谓可服行，使汝不善于言则我无所闻而行之也。” 说拜稽首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王忱不艰，允协于先王成德，惟说不言有厥咎（罪也）。” 蔡沈曰：“高宗方味说之所言，而说以为得于耳者非难，行于身者为难。王忱信之亦不为难，信可合成汤之成德。说于是而犹有所不言，则有其罪矣。” 臣按：高宗望傅说以有言，而说劝高宗以力行。说之意以为，王能行而说不言则咎在说，说能言而王不行则咎在王不在说也。呜呼，若高宗者可谓切于求谏，而傅说者可谓忠于事君者矣。故备载其君臣相与之辞以示万世之法。 《诗小雅雨无正》其第三章曰：如何昊天（呼天而诉之也），辟言（法言也）不信。如彼行迈（往也），则靡所臻。 苏轼曰：“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终莫肯信者，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 辅广曰：“法度之言听而行之，则绩效随见，有所底止。今既不听法度之言，则如猖狂妄行者亦将何所底止哉？” 其四章曰：戎（兵也）成不退，饥成不遂（进也）。曾我甗御（近侍也），憯憯（忧貌）日瘁（病也）。凡百君子，莫肯用讯（告也）。听言则答，谮言则退。 朱熹曰：“言兵寇已成而王之为恶不退，饥馑已成而王之迁善不遂，使我甗御之臣忧之而惨惨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虽王有问而欲听其言则亦答之而已，不敢尽言也。一有谮言及己则皆退而离居，莫肯夙夜朝夕于王矣。其意若曰，王虽不善，而君臣之义岂可若是恝（无忧貌）乎？” 朱善曰：“听言则答谓告君不尽其诚也，谮言则退谓隐身远避其祸也。斯人也，爱君不如爱身之厚，忧国不如忧家之深，其自为计则得矣，而以君臣之大义责之能无愧乎？” 其五章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维躬是瘁（病也）。哿（可也）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 朱熹曰：“言之忠者，当世之所谓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诸口而适以瘁其躬。佞人之言，当世所谓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无所凝滞而使其身处于安乐之地。盖乱世昏主，恶忠言而好谀佞类如此。” 臣按：此诗，先儒谓正大夫离居之后，抃御之臣（若今之近侍）在君左右而不得尽言亲见，当时之为公、卿、大夫者可以言而不肯言，而为之君者非徒不责其言，有所言者反以之为病，言才出诸口，罪已加其身。彼夫缄默以保禄位者，当言者不能直言，不当言者乃巧为之辞说，以取容自处其身于安佚之地，其自为计则得矣，如吾君何？此诗所以作也。人君居清燕之时，试因诗言以察时事，反而求诸朝廷之间、臣僚之内，其肯尽言为国者谁欤？诗所谓“听言则答，谮言则退”，无乃今日臣僚中亦有类此者欤？所谓“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维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在吾今日亦有此等情态否欤？吾之臣子无乃亦有出言以为病而受祸患者欤？其间亦或有不肯出言而自处其身于休逸之地者欤？凡其终日剟剟于吾殿陛之前得于闻听者，安知其所以应对承顺者，非诗人所谓巧言如流者欤？有一于此，则必反其所为，使凡内而抃御、外而公、卿与夫百官、庶姓皆得以尽言，言者有赏而得以处休，不言者有罪而维躬是瘁，毋使一旦驯致夫衰乱之世，如成周之季，然则朝廷无壅蔽之患而宗社免危亡之祸矣。 《大雅板》之篇曰：先民（古之贤人也）有言，询于刍荛（采薪者）。 臣按：古人所以询问及于刍荛者，诚以浅近之言至理存焉，不可以其浅近而忽之也。吁，以采薪之夫而其言犹在所不弃，况公、卿百执事乎？ 《桑柔》第十章曰：维此圣人，瞻言百里。维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朱熹曰：“圣人炳于几先，所视而言者，无远而不察。愚人不知祸之将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盖如此。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谏也。” 臣按：祸乱之至必有几先，苟有智勇者皆能知之于未形之先，人君容受直言，彼有见者皆得以言之于上，使其知所以预备而早防之，则祸乱不作矣。为人上者，其尚毋使一世之人畏忌而不敢言哉。孟子曰：“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吁，不仁而可与言，尚免亡败之祸，况未至于不仁者哉？ 《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卿佐），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贰宗（宗子之副贰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补其愆过）察（察其得失）其政。史为书（谓太史君举则书），瞽为诗，工（乐人）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有遒人徇路之事）。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也。” 臣按：师旷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终曰“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由是言观之，可见人之生也虽有贵贱，皆禀天地之性，然人人不能皆循其所固有而或至于失之，是以上天于众人之中立其一人以为万民之牧，使不失其性焉。非固假是崇高富贵之位以畀之，使其恣肆于民上以快其所欲也，若是则是弃天地之性矣。天意岂若是哉？是以受天命居民上者，兢兢业业惟民失其性是惧，孜孜汲汲以求善言，随时随处而资规诲、箴谏之益，惟恐弃天地生人之性，负天命立君之意，悖上天爱民之心。 《国语》：周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卫国之巫），使监（察也）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不敢发言，以目相视而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防也）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诗以讽之），瞽（无目者）献典（乐典也），史（掌书者）献书，师（小师也）箴（箴刺缺失），瞍（无眸子曰瞍）赋（赋公、卿、列士所献之诗），阇（有眸子而无见者）诵（弦歌讽诵箴谏之语），百工谏（百工各执其技事以谏），庶人传语（庶人卑不能直达，传其语以达王也），近臣尽规（近侍之臣尽其规正），亲戚补察（父兄、宗属补察其过），瞽（乐师也）、史（太史也）教诲，耆、艾修之（耆、艾，老者，师傅之属），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臣按：召公之所以为厉王告者，是即三代盛王所以求言纳谏之实迹也。三代之王未必人人皆贤圣也，而其所以为治后世辄推之以为不可及者，诚以当是之时人人得言，左右前后无非敢言之人，词章曲艺无非规正之具，善则劝之以必行，否则沮之而必止。几方萌而已遏，过不著而外闻，是以政无悖事、国无谤言而天下享和平之治，有以也夫。 汉文帝二年，诏曰：“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惟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丐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臣按：此后世人主以灾异求言之始。自文帝因日食下此诏，后凡遇日食与夫地震、山崩、水旱、疾疫之类，皆下诏求言，遂为故事。此亦人君克谨天戒之一端。天下国家之事，每因灾害皆许人指言得失，则人君时时得以闻过失与其知见之所不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则天下国家其有不治也哉？ 文帝每朝，郎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尝不称善。 臣按：三代以下，称帝王之贤者文帝也。帝之善政非止一端，而好言纳谏尤其盛德焉。后世人主于封章之入固有未尝一经目者，况敢犯其行辇而欲其止而受之乎？可用者未必肯用，不可用者辄加之罪，心知其善而口非之者亦有矣，况本不善而称其善乎。吁，若文帝者，可谓百世帝王之师矣。 帝又尝下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 胡寅曰：“妖言令之始设也，必谓其摇民惑众，有奸宄贼乱之意。及其失也，则暴君、权臣假此名以警惧中外，塞言路也。故贾谊论秦曰：‘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夫忠臣为上尽忠深计，其言必剀切君身，探未然之事，陈危亡之戒，不止于近在目前者。自小人观之曰：‘是特扬君过以卖直，其未然之事、危亡之形，汝安得知之？殆诽谤妖言耳。’此策既行，使中外之人钳口结舌，人君不闻其过，沦于危亡而不悟。夫既以忠谏深计为诽谤妖言，则指鹿为马、指野鸟为鸾，蝗生则曰不食嘉谷，岁饥则曰路无饿殍，凡贤否是非、治乱得失，一切反理诡道，倒言而逆说之，欺惑世主，使沦于危亡，其罪岂特诽谤之比，其为妖也不亦大乎？呜呼，文帝除此令，其享国长世宜哉。” 臣按：秦法有诽谤妖言之禁，至是文帝始除之。吁，文帝既除之矣，后世人臣上言而乃犹坐以诽谤妖言之罪，何哉？是袭亡秦之迹也。 十五年，诏曰：“昔者大禹勤求贤士，施及方外，四极之内，舟车所至、人迹所及靡不闻命，以辅其不逮。近者献其明，远者通厥聪，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长咺。高皇帝亲除大害、去乱从，并建豪英以为官师，为谏争辅天子之阙而翼戴汉宗也。今朕获执天下之正，以承宗庙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着闻也，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将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当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亲谕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万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臣按：此后世人主发策策士求言之始。自文帝下此诏后，后世临轩策士盖本诸此，是亦人主求言之一端也。然惟应故事而已，求其真能明国家之大体、通人事之始终及能直言极谏，疏君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如此诏者，盖鲜矣。万一有之，能听纳其言而见之于施行者尤为鲜焉。甚者反因其言之切直而黜退之，如唐文宗之于刘綖者焉。惟宋仁宗时，考官以苏辙对策切直欲黜之，仁宗曰：“朕以直言取人而以直言弃之，人其谓我何？”斯言也，可以为后世人主策士求言之法（此因策士求言）。 唐高祖时，孙伏伽诣阙以三事上谏。帝大悦，因谓裴寂曰：“隋末无道，上下相蒙，主则骄矜，臣惟谄佞，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至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拨乱反正，念在安人，比每虚心接待，冀闻谠言，然惟李纲差尽忠款，伏伽可谓诚直，余人犹踵弊风，俯首而已，岂朕所望哉？” 臣按：高祖创业之君，故知前代所以致亡之道。所谓上下相蒙，主骄矜而臣谄佞，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至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此数言者切中末世君臣之弊，读之使人凛然，有天下国家者可不念哉！ 太宗谓侍臣曰：“夫人臣之对帝王多顺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发问欲闻己过，卿等须言朕愆失。”长孙无忌等咸曰：“陛下圣化致太平，臣等不见其失。”刘洎曰：“陛下化高万古，诚如无忌等言，然顷上书有不称旨者，或面加穷诘，无不惭退，非奖进言者之路。”帝曰：“卿言是也，当为卿改之。” 臣按：人之常情，少有过失恒惧人言，稍涉疑似辄加怪责，况万乘之君乎？太宗发问欲知己过，责臣下言其愆失，可以为百世帝王之法矣。厥后继体之君高宗亦谓其臣曰：“往日侍奉膝下，见五品以上论事或有仗下，面奏或有进状，论者终日不绝，岂今时无事，公等何不言也？自今以后宜数论事，若不能面奏，任各进状。”宪宗亦谓其臣曰：“朕读《贞观政要》，以太宗神武，每有一事少涉过差，群臣进谏者往复数四，况朕寡昧，自今每有事不得中者，卿须十论，不得一二而已。”吁，二帝之言若此，岂非太宗诒谋之善，故其子若孙得于观感而兴起效法也哉？ 太宗问魏徵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共、鲧、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 臣按：三代以下，好谏之君以唐太宗为称首。陆贽尝举以告其君曰：“太宗以虚受为治本，以直言为国华，有面折廷诤者必为霁雷霆之威而明言奖纳，有上封献议者必为黜心意之欲而手敕褒扬，故得有过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没齐尧舜之名。此后世人主所当取法者。” 太宗神采英毅，群臣进见皆失举措，太宗知之，每见人奏事必假以辞色，冀开规谏。尝谓公卿曰：“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谏自贤，其臣阿谀顺旨，君既失国，臣岂能自全？如虞世基等谄事炀帝以保富贵，炀帝既弑，世基亦诛。公辈宜用为戒，事有得失无惜尽言。” 臣按：贾山告汉文帝有曰：“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又况于纵欲恣暴，恶闻其过乎？震之以威，压之以重，则虽有尧舜之智、孟贲之勇，岂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则人主不得闻其过，社稷危矣。”今观太宗每于臣下奏事而假以辞色，使之得以尽言而无惧，盖有合于贾山之说，其视后世人主恐臣下尽言厉色严威以临之者，盖霄壤矣。中举末世君臣为戒，欲其臣下遇有得失毋惜尽言，其言儆切，可为世戒。 陆贽言于其君（德宗）曰：“古语有之，顺旨者爱所由来，逆意者恶所从至，故人臣皆争顺旨而避逆意，非忘家为国、捐身成君者，谁能犯颜色、触忌讳，建一言、开一说哉？是以哲后兴王知其若此，求谏如不及，纳善如转圜，谅直者嘉之，讦犯者义之，愚浅者恕之，狂诞者容之。仍虑骄汰之易滋而忠实之不闻也，于是置敢谏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戒慎之鼗、立司过之士。犹惧其未也，又设官制以言为常，由是有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尚恐其怠也，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而振警之，官司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圣德不能求过行，招直则其智弥大，求过则其德弥光。惟衰乱之朝、暗惑之主，则必讳其过行、忿其直言，以阿谀为纳忠，以谏诤为扬恶，怨溢于下国而耳不欲闻，腥德达于上天而心不求悟，迨乎颠覆犹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于是，故明者广纳以成德，暗者独用而败身，成败之途千古相袭，与败同辙者罔不覆，与成同轨者罔不昌，自当矫夏癸、殷辛拒谏饰非之慝，协大禹、成汤拜言改过之诚，士无贤愚咸宜录用，言无大小皆务招延，固不可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众智为智，以众心为心，恒恐一夫不尽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访纳，惟善是求，岂但从谏不咈而已哉，乃至求谤言、听舆诵。葑菲不以下体而不采，故英华靡遗；刍荛不以贱品而不询，故幽隐必达。晋文听舆人之诵而霸业兴，虞舜设诽谤之木而帝德广，斯实圣贤之高躅，陛下何疾焉？”又曰：“虞舜察迩言故能成圣化，晋文听舆诵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询于刍荛之言，《洪范》有谋及庶人之义，是则圣贤为理，务询众心，不敢忽细微，不敢侮鳏寡。侈言无验不必用，质言当理不必违，逊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异于人者不必是，同于众者不必非，辞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实、虑之以终，其用无他，惟善所在，则可以尽天下之理、见天下之心。臣每读史书，见乱多治少，因怀感叹，尝试思之，窃谓为下者莫不愿忠，为上者莫不求治，然而下每苦上之不治，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两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谓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辨给、炫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忄耎，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胜必甘于佞辞，上耻过必忌于直谏，如是，则下之谄谀者顺旨而忠实之语不闻矣；上骋辨给必剿说而折人以言，上衔聪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诈，如是，则下之顾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辞不尽矣；上厉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规，如是，则下之畏忄耎者避罪而情理之说不申矣。夫以区域之广大、生灵之众多、宫阙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献而上获睹至尊之光景者逾亿兆而无一焉，就获睹之中得接言议者又千万无一，幸而得接者犹有九弊居其间，则上下之情所通鲜矣。” 臣按：后世人臣之善谏其君者无如贽，贽之此疏论人君听言纳谏之道无余蕴矣。臣谨详载于篇，伏睹其篇末，又曰：“理乱之戒，前哲备言之矣；安危之效，历代尝试之矣。旧典尽在，殷鉴足征，其于措置施为，在陛下明识所择耳。伏愿广接下之道，开奖善之门，弘纳谏之怀，励推诚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礼，煦之以和，虚心以尽其言，端意以详其理，不御人以给，不自炫以明，不以先觉为能，不以臆度为智，不形好恶以招谄，不大声色以示威。”又曰：“其纳谏也，以补过为心，以求过为急，以能改其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故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容；谏者之狂诬，明我之能恕；谏者之漏泄，彰我之能从。有一于斯，皆为盛德。”斯言也诚万世人君听言纳谏之龟鉴，臣不复他有所言，请即是以为九重献。 宋太祖建隆二年，诏令每月内殿起居百官以次转对，并指陈时政得失，事有急切，许非时入阁上章，不候次对。 高宗诏：“自今后，行在百官日轮一员面对，朕当虚宁以听其言。” 臣按：唐人有转对之制，宋太祖因之许令百官以次转对，遂为一代之法。终宋之世，君得以亲其臣，臣得以近其君，言论之间得以相接，上下之情得以交通，非惟得以周知天下之事、下民之情，而凡臣下才器之高下、学识之浅深、心术之邪正亦终于是得以见焉。 哲宗初即位，首召司马光，至告其君曰：“《周易》天地交则为《泰》，不交则为《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访问，臣竭诚以献替，则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恶逆耳之言，臣营便身之计，则下情壅蔽，众心离叛。近年士大夫以偷安苟容为智，危言正论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达，闾阎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忧勤宵衣旰食而下无所诉。公私两困，盗贼已繁，犹赖上帝垂休，岁不大饥，祖宗贻谋，人无异志，不然则天下之势可不为之寒心乎？臣愚以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之人，应有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极言。在京则于鼓院投下，画时进入；在外则于州军投下，附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