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宋代理学三书随扎 [book_author]钱穆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儒理哲学,理学,完结 [book_length]130619 [book_dec]《宋代理学三书随扎》为钱穆对宋代理学三书——元代刘因所编《朱子四书集义精要》、周濂溪《能书》及朱熹、吕东莱编《近思录》——所作的读书答记，以发挥理学家之共同要义为主，简明扼要地辨析了枕头代理学对传统孔孟儒家思想的阐释、继承和发展。书珍附有四篇论文，深入浅出地探计了中国文化、思想之大要、精义。 [book_img]Z_4777.jpg [book_chapter]序 [book_title]序 余自八十岁后，双目模糊，已不能再读书，但亦不忘时有所撰述。一九八一年之秋，迄于八二年之夏，为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诸生开讲周濂溪《易通书》及朱子吕东莱所合编之《近思录》。随讲随作箚记。又元代刘因所编《朱子四书集义精要》一书，字体大，略能诵读，亦写为箚记。合编为《理学三书随箚》。于余旧撰宋明理学概述，及所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自宋以下有关理学诸篇，以及《朱子新学案》一书，或有重复义，或有新出义，读者合而观之，亦可见余对理学见解之一斑。 余又同时有《论文化传统中之士》上下两篇，亦附编于本书之后。窃谓自战国以来，中国社会特有士，乃中国传统文化一大特征。两汉以来之儒林，宋明以下之道学，皆士也。即道释两家中亦多士。明于其所以为士，乃知其所以为学矣。亦合而观之，乃庶知中国学术之大统。再以会合之于中国历代之史实，则知凡学之成体，亦必兼有其用矣。其所为学之是非得失，高下大小，则必凭史实而衡定之。又略论朱子学之主要精神一文，为余应美国在夏威夷召开世界朱子哲学会议之邀，未克出席而作。时为一九八二年七月。又《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一文，为余应香港中文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学术讲演之邀而作。时为一九八三年四月。此两文亦并附于后。是为序。 一九八三年夏钱穆识于台北士林之外 双溪时为八十九年之诞辰 [book_title]《朱子四书集义精要》随箚 朱子成《论语孟子集注》，《大学中庸章句》，为其毕生瘁精尽力之作。而务求简明，下语不多。在其文集语类四书或问诸书中，逐章逐句，讨论发明，为集注章句所未及者，实繁有之。后人荟萃为《朱子四书集义》。元初刘因静修加以删节，为《朱子四书集义精要》。其书后世少流传。故宫博物院就元刊本重为印行。余自八十岁后，两目模糊，不能读书。惟此书字大逾恒，勉得诵览。又可遇倦即止，不须通篇读下。余八十七岁生辰之前，天暑蒸溽，偶取此书，晨夕伏案，藉资消遣。随有箚录，管窥蠡测，聊以成编。工毕于八一年八月之四日，在余八十七生辰后二十五日。先后亦几两月之久矣。耄老荒昧，仍复惜而存之，读者幸加鉴谅。 [book_chapter]《大学》 [book_title]（一） 朱子曰：“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故为学要先识其外面规模如此之大，而内用工夫以实之。”今按：程朱表章四书，其义在此。如《大学》一篇，明明德亲民以止于至善，此即其规模之大也。然尽在外面。至于舍此而仅求独善其身，则本末内外先后大小之辨，便已失之。近人疑程朱理学偏重内，可于此知其非矣。朱子又曰：“吾儒必读书，逐一就事物上穷理。异端之学，一切扫去，空空寂寂，然乃谓事已了。若将些子事付之，便都没奈何。”则谓程朱内究心性，看轻外面事物实用处，必误无疑。若以当前中西学术相比，则可谓西学重外，中学重内。中学内究心性，而西学不之及。此又所从言之各异，当加明辨。 [book_title]（二） 朱子曰：“虚灵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于中，无少欠阙，便是性。禅家则但以虚灵不昧者为性，而无具众理以下之事。”今按：中国传统文化可称为人本文化，以其一切以人为本。人间众事，是非得失，不衡量以人心，则何由而判。故曰，虚灵不昧，此理具足。万物各有理，岂能具足于人心。西方科学家各就物处求理，尽可与人无关。如生物学研究一切生物之理，钻寻无微不至，然与人生之理，则有相距甚远、渺不相关者。人生当何去何从，生物学家转置一旁，不加理会。亦可谓有得于物性，却无得于人性，此与禅家有何不同。 朱子曰：“人只一心为本，存得此心，于事物方知有脉络贯通处。”今按：人生以己之一心为本，此语无可怀疑。人心与外面事物之脉络相通处，中国人即谓之理。若略去人心，必从客观来外求物理，则原子弹可以多杀人，亦是物理。但人理中决不许其如此。今日西方文明多从物理来，但不求人理。原子弹发明，特其后起之一项而已。其他机械，有害人理者，多可类推。兹不详论。 [book_title]（三） 朱子曰：“悚然一念，自觉其非，便是明之之端。”今按：可见《大学》言明明德，乃指明人道，非是明物理。 又曰：“明德统言在己之德，本无瑕垢。至善指言理之极致，随事而在。”又曰：“善字轻，至字重。”今按：科学发明亦可谓是人之明德，亦未尝不有善。但不得谓其皆是至善。今日之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皆赖科学发明，其事岂尽属至善乎？中国人非反科学，但科学亦须止于至善始得耳。 [book_title]（四） 朱子曰：“静是就心上言，安是就身上言。静安颇相似，安盖深于静也。”今按：是心静了，还求能身安，则身之安更进于心之静。何得谓宋儒重言心，轻言身。理学家语语必归落到实际人生上，亦岂空作哲理高论，便算能事已尽。 又曰：“公但能守得块然黑底虚静，不曾守得那白底虚静，须将那黑底打成个白底，使其中东西南北玲珑透彻，虚明显敞，如此方是虚静。若但守得黑底虚静何用。”今按：朱子此处分别黑的虚静与白的虚静，可谓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道家好言虚静，庄子书中并屡引颜渊为说。周濂溪言，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颜子之学，先有外面一套规模。庄老道家亦不得谓其非有外面一套规模，则其言虚静亦应是白底非黑底。孔门四子言志，孔子有吾与点也之叹。亦因三子志于外，而曾点则有一番虚静之意。但曾点心中决不能如颜子般白。宋明儒中亦多重视与点一叹者，不先存黑白之辨，则终有病。西方人绝少言虚静，此亦中西文化一相异。 又曰：“定静安，是未有事时胸次洒然。虑是正与事接处对同勘合也。”今按：西方人只注意与事接处，事后乃觅一段休闲娱乐时间。然仍与事接，特转换一对象耳。不似中国人要一胸次洒然时。 又曰：“定静安虑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节目。定静安三字须分节次，其实知止后皆容易进。能虑能得最是难进处。多是至安处住了。能虑去能得地位虽甚近，然只是难进。挽弓到临满时，分外难开。”今按：近人好言进步，实是要先知止，始能进。否则今日进了，若见为昨日之未进，即是退。明日进了，又见为今日之未进，仍是退。岂不永求未来之进步即见为以往之退步，进退漫无标准而永无止境乎。又功效与工夫不同。朱子又说：“工夫全在知止，能字盖滔滔而去，自然如此者。”又说：“知止只是先知得事理如此。”今按：此处却是中国文化传统义利一大辨所在。所谓事理，乃指其事该如此。所谓得，乃指此事达到该如此地位，亦即所谓义。非是其事要达到我所欲的地位，此则为利。为父当知止于慈，为子当知止于孝。知一止处，自能定，能静，能安，能虑，而后能得。所得仍是此慈孝止处。而对如何慈如何孝的功效次第，则逐步有进了。此与近代西方科学进步的观念大不同。 [book_title]（五） 朱子曰：“譬如百寻之木，根本枝叶，生意无不在焉。但知所先后则近道耳。岂曰专用其本而直弃其末哉。”今按：今日号称为知识爆破时代。朱子则曰：“天下无一物非吾度内者，亦无一事非吾之所当为。”则知识爆破，亦非一害。但恨无人知其本末，审所先后，人各专家，惟我为是，则大病丛生矣。中国人言体统，能成体，斯有统。随时随地，各为所利，寻求知识，斯已失其大本，无体统可言，此则其病也。 又曰：“瑟僴赫喧，若有主于中，而不能发于外，不是至善。务饰于外，而无主于中，亦不是至善。”程明道言：“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今按：道家每多重内轻外。墨家兼爱，则饰于外，无主于中。明道之内外两忘，非主无内外，乃主不偏执一端以相争。如西方人，则专务外而忘内。 [book_title]（六） 朱子曰：“理不是在面前别为一物，即在吾心。人须是体察得此物诚实在我，方可。譬如修养家所谓铅汞龙虎，皆是我身内之物，非在外也。”今按：此说非忘内外，乃是合内外。心与理一即如此。然亦非谓心即理。 问：“物之无情者，亦有理否？”朱子曰：“如舟只可行之水，车只可行之于陆。天不曾生个笔，人把兔毫来做笔。才有笔，便有理。”今按：此处说有理不必兼有情，舟车与笔皆人做出。许多理不尽自天生，尽有由人做出。西方科学发明了许多物，即是发明了许多理。今人争，有了飞机才始有飞机之理。抑是先有了飞机之理，始有飞机。如朱子此条，是主有了飞机，始有飞机之理的。但须因于其他理，才发明出飞机之理来。不能违逆了其他理，来发明出飞机之理。则仍是理在先，物在后。天在先，人在后。近代科学家乃欲凭发明来反抗自然，征服自然，此恐与朱子此条义不同。而亦引生出种种意外，如水污染、空气污染之类。此亦自然之表示反抗也。但究竟将来自然征服了人生，抑又人生征服了自然，则有待科学家之继续发明。 又说：“表便是那外面，里便是就自家身上至亲至切，至隐至密，贴骨贴肉处。”今按：此条亦可来说科学发明。如创制出一飞机许多理，他人都知。但有些处，是发明家内心独运，他人知不到。中国古圣先贤发明许多人文至善处，亦如此。如父慈子孝，举世人心莫不皆然。又说：“颜渊说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博我以文，是要四面八方都见得周匝无遗，是之谓表。至于约我以礼，又要逼向身己上来，无一毫之不尽，是之谓里。”今按：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此乃大体言人类平等，彼可为我亦可为之意。但人类终有大慈至孝，非人所及者。科学只待专家去做，但亦有能与不能。朱子又说：“粗是那大纲，精是那里面曲折处。”其实科学亦只是外面大纲粗处，故可逐步推进。则科学亦等如博我以文。至要是在里面曲折处。须待人人时时地地去推极到至善处，乃是约我以礼。却无法说进步。如周公之孝，岂能说比舜之孝进步了。闵子骞之孝，又岂能说比周公又进步了。止于至善，是在精处，却不宜言进步。今人谓古人已过时，不及今人，是只知博文，未知约礼。但未细读《论语》，则于博文处仍为有憾。 [book_title]（七） 朱子曰：“心不可有一物，外面酬酢万变，都只是随其分限应去，都不关自家心事。才系于物，心便为其所动。其所以系于物者有三，或是事未来，自家先有个期待底心。或事已应过去了，又却长留在胸中，不能忘。或正应事之时，意有偏重，便只见那边重。都是为物所系缚。到别事来到面前，应之便差了。圣人之心，莹然虚明，无纤毫形迹，一看事物之来，若小若大，四方八面，莫不随事顺应。此心元不曾有个事。”今按：此条论忿懥好乐忧患恐惧诸情绪诸事，均不可留于心中。心空无物，才能应物得当。又说：“孔子畏匡，文王囚羑里，死生在前，圣人元不动心，处之怡然。”今按：孔子言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孟子言四十不动心。此心仍须学来。 朱子又说：“有心于好名，遇着近名底事，便愈好之。有心于为利，遇着近利底事，便贪欲。”今按：这便要看此心之志。故曰志于学，曰志于道。若只要心中无一事无一物，又差了。朱子又说：“此等处须是存养体验，自做得些工夫，当自见之。难以浅识悬断。”今按：中国学问，主要便在自做工夫上，却不宜专在文字上去求。西方科学家脱离不了一间实验室，中国人文之学则以人间世为其实验室，主要实验者，即是吾此心。 又说：“圣人之心周流应变而不穷，只为在内，而外物入不得。及其出而应事接物，又不陷于彼。”今按：孔子曰：“贫而乐，富而好礼。”贫富只是外面事变，只在物一边。遇贫当求心能乐，遇富当求心能好礼，所求都在自己心上。若贫必求富，则求在外面物上，不在自已心上，自己又如何作得主。却先把己心丢了。 又说：“忿懥之类，在心上理会。如亲爱之类，又在事上理会。心上理会者是见于念虑之偏，事上理会者是见于事为之失。”今按：西方人多用心在事上理会，却忽于心上理会。念虑偏了，事为自多失。故西方人亦多忿懥。不于心上理会，故少亲爱。中国人则多知忿懥在心上有差了，但更知亲爱在事上亦有差，此处更当学。 朱子曰：“彼之不可教，即我之不能教。可与能，彼此之辞也。”今按：人孰不亲爱其子女，但为父母者不能教，非子女之不可教。人又孰不亲爱其国，但非在下者之不可治，乃为之上者之不能治。明于此，彼此之间则无不可亲之家，无不可爱之国矣。今日国人不亲家，不爱国，而徒生忿懥，是皆不明于彼此之辨耳。孟子只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但未说人皆能为尧舜，此亦彼此之辞。 朱子又曰：“能使人兴起者，圣人之心也。能遂其人之兴起者，圣人之政事也。”今按：此惟中国人有此观念。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只论下一项，再不及上一项。朱子又曰：“只我能然，而人不能然，则不平矣。”今按：西方人则只在法律前求平等，不在人与人间求平等，此又是双方文化大相差异处。 [book_title]（八） 朱子曰：“吾儒唤醒此心，欲其照管许多道理。佛氏则空唤醒在此，无所作为。”今按：西方人尽忙在有所作为上。无所作为时，则不见有此心。 又曰：“圣贤说，行笃敬，执事敬。则敬字本不为默然无事时设。”今按：西方人终日忙于事，何以不言敬。此因中国人言行事，皆指在人群中与人相处，对方有人，故须言敬。如孝弟忠信，修齐治平，对方皆有人。西方人如经商，乃为牟利，非为对方。小心细心谨慎即可，不须有敬。如为政，能保持权位即可，亦不须言敬。如治学，如科学，对方尽是物，亦不须有敬。如哲学，乃从客观求真理，超一切人事上，亦不须言敬。只进教堂礼拜，对耶稣上帝须有敬，但亦对神，非对人。程子言：“写字时一心在写字上，非为要字好，只此是敬。”此乃为养此心之敬，非对字之有敬。若在西方，写字时一心在写字上，不为要字好，要写得快，勿写差，说不上敬之一字。 问：“理在气中发现处如何？”朱子曰：“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若气不结聚时，理亦无所附着。”今按：普通只言理寓气中，此条言气不结聚，理亦无所附着，此义似少注意。万物亦从气之结聚生。气不结聚，物也无法生，哪来有理。心属气，心不结聚，理亦无所附着了。敬只是心气结聚，故能见理。心不结聚，理于何见。家人相处，亦须其心结聚，乃见有家有理。家人心不相结聚，家亦不见，理于何存。朱子此条义，大值发挥。西方社会群奉个人主义，人心不结聚，惟赖法律为之维持。一集团即有一集团之法律，一厂家亦有一厂家之法律，甚至一个家庭一对夫妇亦然。倘无法律，人生便分散成个人的。中国人生则重礼不重法。此又是中西文化一大异。 朱子曰：“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其性其形，虽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若刘康公所谓天地之中所谓命者，理也，非气也。所谓人受以生，所谓动作威仪之则者性也，非形也。礼运之言，其曰天地之德者，理也。其曰阴阳之交，鬼神之会者，气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周子曰，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谓真者，理也。所谓精者，气也。所谓则者，性也。所谓物者，形也。上下千有余年之间，言者非一人，记者非一笔，而其说之同如合符契，非能牵联配合，而强使之齐也。此义理之原，学者不可不察。”今按：此为朱子答黄道夫书。谓其所持气与理之说，千有余年来，言者非一，如合符契。余近曾草为《质的世界与能的世界》一文，大体本朱子义，谓西方人重气重形重器重生之具，而不言理与道与性，故西方重视质世界，轻视能世界。重视具体，而不知抽象。亦可谓西方社会气不结聚。故中国人所言各项道理，在西方社会中亦无可附着。此乃双方思想体统上一大不同。不得谓凡属西方尽是进步，而中国则滞留不前。惟所言多不直引朱子语，读者试加参考。 问：“先有理后有气之说。”朱子曰：“不消如此说。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间，人物草木禽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不能无种，而白地生出一物，此皆气也。”今按：如此条，朱子并不坚持理先气后之说。前引余之《质世界与能世界》一文，辨质能，就近代西方发明电子，乃由质转能，明此世界一切万物皆由能来，不由质来，或更贴近。电子亦分阴阳，则理已在其中矣。此等处，或更可证成朱子此条所说。至朱子天地生物莫不有种之说，则西方生物学发明已有一规模，然亦正足证成万物之生各有其理，不能白地生出也。中国古人旧观念，当改从近代西方科学新发明另加阐申者，此则后人之责。不当专凭西方新发明来驳斥中国前人，则所失益远矣。 [book_title]（九） 朱子曰：“仁体刚而用柔，义体柔而用刚。盖仁有流动发越之意，而其用则慈柔。义有商量从宜之义，而其用则决裂也。”今按：仁义刚柔之辨，古已有之。朱子此条极允惬。《小戴礼》言，东方之人仁，西方之人义。今日中西文化正可以此说之。惟中国人重仁，又重刚，故闻朱子说而喜。西方人重义，亦重刚，则闻扬子云仁柔义刚之说而喜矣。但不了解仁的境界，便觉义即是刚。进而了解到仁的境界，则知义仍还是柔了。故持论者，不贵有先入之见，此则学者所宜注意也。 问：“妙众理而宰万物。”朱子曰：“道理固本有，用知方发得出来。若无知，道理何从而见。所以谓之妙众理，犹言能运用众理也。运用字有病，故下妙字。宰，宰制也。无所知觉，则不足以宰制万物。”今按：此条有两要义，一言理，须知方出。言运用理，有语病。如马克思在伦敦创为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不得谓其全无理。抑且彼乃根据当时英国之工厂及劳工制度，而发此理论。果使当时英国人能知觉，能接受，把其当时之工厂劳工制度能加改进，则资本主义不致继长增高。当时英国人所以对马氏理论无知觉，不接受，则实有一甚深道理。因西方人一切重运用，其寻求发现真理，亦为要运用真理。不知真理发现，惟当依循服从，此即中国一顺字。若求运用真理，便有私意存其间，已失却了真理之真。如中国人讲孝弟忠信，此乃人生真理，惟当顺而循之。若求加以运用，便非孝弟忠信之真了。孟子义利之辨即在此。但当时英国人若因马克思言来改革其工厂劳工法则，便会失却了资本主义之运用，于是遂对马氏所言一若毫无所知，毫不接受。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之为病于世界已曝露。若能因此改进，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不再起。但于帝国主义有何运用可言。于是祸因终不能革，转益加深。可见对真理不该存运用意，然后其理始见大用。朱子此条言运用字有语病，语气若甚平浅，而涵义之深，实属大可发挥。至如中国提出此理字，在西方人意识中，乃可若毫无知觉。此诚今日研讨人类文化问题者一大值注意之事件也。 朱子曰：“昔杨龟山问一学者曰，当见孺子入井时，其心怵惕恻隐，何故如此。学者曰，自然如此。龟山曰，安得只说自然了便休。须其知其所自来，则仁不远矣。此语极好。”今按：此条辨自然与所以然。自然指气，所以然则指理。朱子理先于气之说，即由此等处来。道家崇尚自然，却不好追问其所以然。故道家言天，只言其自然。而儒家言天，则必追问其所以然。老子太过崇尚自然了，凡属人文演进，老子意多鄙弃。不知人文演进亦从自然来。如老子言，“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不知原始人类本无所谓六亲之和，亦未有国之建设，六亲与国，已不是自然，早是演进之人文了。实乃是先有了孝慈，乃始有六亲之和。有了忠臣，乃始有国之建立。老子说得颠倒了。今试问人类何以有六亲之和，何以有国之建立，此在自然之中还有一所以然。孔孟高出庄老处，即能在自然之中又追问一所以然，却非不顾自然来空言一道理。惟孔孟所言道理主要是人本位的。西方人则忽视了人本位，只从非人文的自然中来寻求所以然，则又与人文不相干。耶稣从自然中寻出一上帝来，与西方希腊罗马传统不同，但亦与中国儒道观均异。今国人欲崇尚西化，却该从孔孟庄老所言指出其不是处，不该只根据西方人看法来加驳斥。 [book_title]（十） 朱子曰：“人知鸟喙不可食，断然终不食。是真知之也。知不善，而犹或为之，是特未能真知也。所以未能真知者，缘于道理上只就外面理会，里面却未理会得十分莹净，所以有此一点墨。这不是外面理会不得，只是里面骨子有些见未破。故大学之教，使人即事即物，就外面看教周匝，又须里面理会体验，教十分精切也。”今按：阳明言，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朱子已先言之。但如何去求真知，朱子分外里两面言。阳明太偏从里面了，斯失之。又若撇弃人事，专从外面去求事物之理，则其理易见。若从内面心性外面事物和合求之，则其理难见。故理会这事，须兼人文自然联合理会，使得莹净。苟若弃置外面于不顾，则里面亦不得莹净矣。 又曰：“见道理分晓，便处事不错。此与偶合者，天渊不同。如私欲气禀之累，若这边分明了，那边自然容着他不得。盖观理分明，便胜得他。”今按：此言事物理会得真知，则私欲气禀不为害。与言先求私欲气禀不为害，则事物之理自会知得，两义大不同。切须明辨。 又曰：“大学之道，必以格物致知为先。而于天下之理，天下之书，无不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以求造其义理之极。然后因吾日用之间，常行之道，省察践履，笃志力行，而所谓孝弟之至通乎神明，忠恕之道一以贯之，乃可言耳。盖其所谓孝弟忠恕，虽只是一事，然须见得天下义理表里通透，则此孝弟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死底孝弟忠恕，虽持守终身，不致失坠，亦不免为乡曲之常人，妇女之捡押而已。何足道战。”今按：此为朱子《答曾无疑书》。《论语》言，“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此为小学之教言。朱子此书，则言大学之道。陆王之徒，似有误以小学为大学之嫌。然而不以小学建基，狂言空论大学之道，则亦非朱子所许。 又曰：“理之所存，既非一物所能专，所格亦非一端而尽。”今按：近人或以西方科学来比拟朱子格物，读此条自见有差意。西方科学分门别类，由各家分任。朱子格物须一人会通。此其异。 又曰：“讲论文字，应接事物，各各体验，渐渐推广，自然宽阔。”今按：中国传统乃主人本位，故事物重在日常所应接者。而古人著作亦须讨论，故读书亦格物中之一项。此等皆须从自己文化传统着眼。 又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积习既多，自当脱然有贯通处。乃是零零碎碎凑合将来，不知不觉，自然醒悟。”今按：此条言零零碎碎凑合，却非无体统。其体统所在，即人本位是也。亦可谓之心本位己本位。故曰醒悟，亦即其一己内心之醒悟。西方知识求之外。中国人之人本位心本位己本位，又与西方个人主义大不同。此层须细参。前既说当察物理，不可专在性情上。至此又言，莫若得之于身为尤切。皆是互相发处。后人误解朱子，皆为其不知内外双方之须互相发来。 [book_chapter]《论语》 [book_title]（一）学而篇 其为人也孝弟章。 朱子曰：“人禀五行之秀以生，故其为心也，未发则具仁义礼智信之性以为之体。已发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诚实之情以为之用。”今按：朱子言心之全体大用，又言心兼性情，若依西方哲学应有详细证成。而中国学人于此等处，不详加讨论。实则格物致知，只在明得此心之全体大用而已。故在中国学问之方法上，颇近西方之科学。而其所欲证成者，则近西方之哲学。然果轻为比拟，则必两失之。 朱子又曰：“程子以孝弟为行仁之本，而又曰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何也。曰：仁之为性，爱之理也。其见于用，则事亲从兄，仁民爱物，皆其为之之事也。但事亲而孝，从兄而弟，乃爱之先见而尤切。君子以此为务而力行之，至于行成而德立，则自亲亲而仁民，自仁民而爱物，其爱有等差，其施有渐次，而为仁之道，生生而不穷矣。此孝弟所以为行仁之本也。曰：然则所谓性中但有仁义礼智而无孝弟者，又何耶。曰：此亦以为自性而言，则始有四者之名，而未有孝弟之目耳。非谓孝弟之理不本于性，而生于外也。曰：然则君子之务孝弟，特以为为仁之地也耶。曰：不然。仁者，天之所以与我，而不可不为之理也。孝弟者，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也。但人为物诱，而忘其所受乎天者，故于其不能不然者，或忽焉而不之务，则于其所不可不为者，亦无所本而不能以自行矣。故有子以孝弟为为仁之本，盖以为是皆吾心之所固有，吾事之所必然，但其理有本末之殊，而为之有先后之序，必此本先立，而后其末乃有自而生耳。非谓本欲为彼而姑先借此以为之地也。”今按：此条备见程朱与孔孟异同处。其实孟子已与孔子不同。《论语》少言性，故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至孟子乃特倡性善之论，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说此即仁义礼智之四端。程氏之说本之此。而朱子又婉曲阐发以求合于《论语》。朱子说，孝弟亦吾心之所固有，则乌得不谓之性。而其与仁义礼智别者，朱子乃分理与事说之。又谓是名与目之分。名者，可以兼包众目，如仁可包亲亲仁民爱物诸目，又可包义理智诸目。而孝弟则具体一事，但事必有理，故曰非谓孝弟之理不本于性。今人皆言孔孟程朱，但当知孔孟自有相异，程朱亦有相异，须能分，又能合，乃为得之。 又说：“孔门只说为仁，谢氏乃言知仁。其说一转而为张子韶，再转而为陆子静。”今按：朱子释《大学》格物致知，所谓知，非不近于谢上蔡之言知仁。但格物则又偏近为仁之义，是一种行为。中国古人主从人生日常事为中躬行实践以求知，非西方之哲学，亦非西方之科学。若单从心上求知，则近西方哲学。陆王较与西方哲学相近。而朱子格物，则近人颇以西方科学说之。不求之本，而以末相比附，宜失之矣。中国学术传统，非哲学，非科学，而与此二者皆得相通。须细参。 [book_title]（二）为政篇 温故而知新章。 问：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之说。朱子曰：“若徒温故而不能知新，则闻见虽富，诵说虽勤，而口耳文字之外，略无毫发意见。譬若无源之水，其出有穷，亦将何以待学者无已之求哉。”今按：学问以求知，知贵有源，其源则在心。而所知则贵贯通新旧。亦据是可知矣。 又曰：“程子晚而自言，吾年二十时，解释经义与今无异。然其意味，则今之视昔为不同矣。”今按：徒尚训诂，解释经义，则仅在文字间。意味则生于己之心，可见述而不作，其间亦有大进步处，学者宜自体会。又按孔门之教，博文约礼，博文即温故，约礼则知新。孔子所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其知于未来之新者，则本于其知于过去之旧。故中国文化，乃有传统可言。西方之学，重知新，不重温故。故亚里士多德言“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西方无师道，故虽一世之间，亦不可知。然西方人虽不重传统，而仍自有其传统。故治中国学问，亦可知西方。治西学，则无以知中国。 君子不器章。 朱子曰：“原宪只是一甘贫之人，邦有道，亦不能出而立事。邦无道，亦不能拨乱反正。”今按：宋儒论学有如此。今人亦以能甘贫来衡量宋儒，此大失之。 [book_title]（三）八佾篇 人而不仁如礼何章。 朱子曰：“程子说，仁者天下之正理，固好。但少疏。仁者，本心之全德。”今按：同说《论语》仁字，朱子较程说益精进。清儒少能窥及此。 问游氏言心，程子主理，李氏谓待人而后行。盖心具是理，而所以存是心者，则在乎人也。朱子曰：“得之。”今按：此条分理为第一层，心为第二层，人为第三层。李延平之言，兼人心己心，而以己心为主。中国人讲道理，必兼通理与心与人三层。西方哲学则己心所得之理，专由己创，不求通之人，但求己说能不受别人驳倒即是。故必为一专家，而亦无中国之师道可言。 与其媚于奥章。 朱子曰：“天即理。获罪于天，只是论理之可否，不是说祸福。”今按：孔子说获罪于天，当非说获罪于理。《论语》中天字，岂可一一以理释之。若以近代观念言，则宋儒之说，亦不得不谓其较先秦有进步处。即如此以理释天之类是也。苟既得罪于理，亦不得谓可无祸。此条只是说非有一昊昊在上之天以祸福之。但终与原义有差。如在西方，必该对孔子话加以一番明白的驳斥，宜乎中国古人尊圣尊贤之态度，终将为今日国人崇慕西化者所嗤。又按：孟子言，“莫之为而为者谓之天。”早与孔子得罪于天之天不同。《孟子》七篇，其言异于《论语》者何限，然孟子言，“乃我所愿，则学孔子。”程朱尊孔孟，其言异于孔孟者又何限。中国人此一番崇圣敬贤尊师重道之心情，与其自得自发之努力，互不相违。抑且相得益彰。孔子曰：“我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而省其私，亦足以发。”能发则所言不必尽依于前人，然而其尊师崇圣之心则益深益切。今人必以西方人意态来衡量中国以往之一切，则无怪以孔子拟之古希腊之苏格拉底。而其在中国两千年来至圣先师之地位，则无可理解耳。 [book_title]（四）里仁篇 里仁为美章。 问：里仁之说，孟子尝引以明择术之意矣。今直以择乡言之，何也。朱子曰：“恐圣人本意，止于如此。而孟子之言姑借此以明彼耳。”又曰：“如孟子说也无害。”，今按：此条指出孟子引《论语》有失孔子本意处。朱子又屡指出程子引《论语》失孔子本意处。但朱子又明言其无害。实则朱子说孔孟，宜亦有失孔孟本意处。读者能知此，又能知其无害，斯始可与论中国学术传统之深处。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章。 问：安仁利仁之可以久处约长处乐，何也。朱子曰：“胡氏于此发明，似得其本旨者。曰：舜之饭糗茹草，若将终身。衣袗鼓琴，若固有之，此安仁者之久处约长处乐也。原宪环堵，闵损汶上，鲁之季文子，齐之晏平仲，此利仁者之久处约长处乐也。”问：非颜闵以上不知此味。曰：“须知到颜闵地位，知得此味，犹未到安处也。”今按：此条若用西方哲学思辨方式来做发明，恐终难达。朱子引胡氏语，以舜至晏平仲诸人之具体行事说之，则本旨自显。又谓到颜闵地位，方知得此味，但又未到安处。则中国学人求知，亦显与西方哲学家求知有不同。到了知处，犹未到乐处，则又显与西方哲学境界有不同。故西方哲学与史学分，中国则绝无此分。而朱子主张格物穷理之精义，亦由此见。若定要把中国人所用道德二字，分立为道德哲学，则自见与中国传统意见大有乖离。 惟仁者能好人章。 问，公正之说。朱子曰：“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体用备矣。”又曰：“惟公然后能正。公是个广大无私意，正是个无所偏主处。”又曰：“以无私心解公字，好恶当于理解正字。有人好恶当于理，而未必无私心。有人无私心，而好恶又未必当于理。”今按：今人多连用公正二字，其实公自是公，正自是正，此两字有别，而相少不得。此条就公正二字，来分别心之体与理之用。分别得细，却更见其和合之深。阳明承象山意，争心与理一，又言知行合一，而教人于事上磨炼，似亦未失朱子大旨。然终不如朱子立言之周到。西方贵专门之学，心不能广大无私，而所主之理终亦不能无所偏。学如何从公正处人，又从公正处出，此是一大问题。 苟志于仁矣章。 问：过与恶何分。朱子曰：“恶是诚中形外，过是偶然过差。”又曰：“志于仁，则虽有差，不谓之恶。惟其不志于仁，是以至于有恶。此志字不可草草看。”今按：中国文化传统正是要教人一切志于仁，所以尽有过差，却不志于恶。西方人一切不求志于仁，虽富虽强，其善恶却难言。耶稣传教不得谓其非志于仁，一到欧洲人手里，则变了。即如十字军远征，亦不得谓非恶，终是与十字架精神不同。何以同信一上帝，定要对异教徒斩尽杀绝。则其非仁意，亦可知。 富与贵章。 朱子曰：“众人固欲富贵，然得位以行其道，亦君子之所欲也。众人固恶贫贱，然身困则道否，亦君子之所恶也。故欲富贵而恶贫贱，人之常情。君子小人未尝不同。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特以非义而得富贵则不处，不幸而得贫贱则不去耳。”又曰：“富与贵，贫与贱，方是就至粗处说。后面终食造次颠沛，方是说得来细密。然不先立得个至粗底根脚，则后面许多细密工夫更无安顿处。”今按：此引上一节乃合情合理之言。中国人于贫贱富贵之差，有好安排，有好指导。所欲有不处，所恶能不去，建群立国，已四五千年于兹。今国人乃弃置不加理会，一若论经济，非资本主义即共产主义。论政治，非自由民主即阶级集权。建群立国之大道，尽在人，不在己。风气已成，一时亦无奈之何。此引下一节根脚已差，工夫无安顿处，宜乎今日之一切难言矣。 我未见好仁者章。 朱子曰：“好仁者，是资性浑厚底，恶不仁者是资性刚毅底。好仁者恻隐之心较多，恶不仁者羞恶之心较多。”又曰：“好仁底较强些子，然好仁而未至，却不及那恶不仁之切底。盖恶不仁底，直是壁立千仞，滴水滴冻，做事得成。”今按：中国人讲道理，只从普通人日常人生处讲。如仁不仁，好人恶人，有此心，一切行处逃不离，一切道理亦尽在此上面。何如西方哲学所讲，都远超出了此等处，才有讲究。又西方人似乎恶甚于好，资性刚毅，但所恶乃是贫贱，不是不仁，故不得说他们是壁立千仞，做事得成。此处须细辨。孔子曰：“观过斯知仁矣。”中国文化中，自亦不能无过失，但观其过处，自知其用意之仁。近人尽量评斥古人，亦非无过。而其过处，却多陷于不仁，此不可不慎。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章。 朱子曰：“一是一心，贯是万物。不论何事，圣人只此一心应去。”今按：朱子说一贯，乃以一心应万物。如一堆散钱，将一条索子穿了，此其重心可知。但与西方哲学所主心一元论大不同。心一元论乃说万物分析到最后，只是一个心，此是向外求真。哲学上之唯心唯物，其实与自然科学同样是向外寻求。中国道理重在人生实际行为上，以己之内心去应万物，则心与物显属分了。故以西方哲学来说，朱子近似一二元论者。实则非二元，只能说是多元。亦非多元，朱子只就人的行为说，只能说是一人本位，或人生行为本位，始得之。故又曰：“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说来说去，合来合去，合成一个大物事。”此大物事亦仍是一人生，在人之内，不在人之外。西方哲学则要从外面合成一大物，或唯心，或唯物，或上帝，则宗教科学哲学，在西方实只是一个，只是向外寻求。而说来说去，合来合去，人心不同，乃合成三个，即宗教科学哲学是也。都由外面说，不着有己心，非孔子所谓之一贯。朱子又说：“譬如元气，八万四千毛孔，无不贯通。”此指人身之生命言。中国人生命，一身贯通，身与身又贯通，故得健康长寿，其民族生命之悠久举世无匹。朱子又说：“天道犹言体也，人道犹言用也。”是天人合一。人道即合于天道，犹吾身之元气与天地之元气亦无不贯通也。朱子又说：“某解此亦用力，一项说天命，一项说圣人，一项说学者。天是无心，圣人是无为，学者是着力。”今按：此着力与无为与无心，亦一以贯之。故孔子只说，吾道一以贯之，而曾子说之以忠恕。忠恕即学者之着力处。西方人则或着力在宗教，或着力在科学，或着力在哲学，皆注意在外，故其元气终不贯通。 君子喻于义章。 朱子曰：“小人之于利，计较精密，有非君子所能知者。缘其气禀中，元有鏖糟浊恶之物，所以才见此一物，而其中元有之物即出来应。君子之于义，亦如此。”今按：此条谓小人在其气禀中元有鏖糟浊恶之物，似近荀子论性恶。故理学家分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而主变化气质。可见理学家自有一套，不专以《论语》《孟子》为说，此即孔子所谓亦足以发也。中国古代与后代之学术思想，莫不各有异，而重要处，则在其仍能会通和合，成为一传统。西方则只言变，言进步，无传统可言。若有之，则亦惟在其求变求进步之一意上。如是则前面并未到家，后面又永不见到家时。中国人则自认为前面到家了，后面仍然会到家。纵不是说时时处处事事物物尽是到家了，但总有时有处有些事物，古圣先贤所行，及其一些观念与理论，则是到家了。今人则谓其只是守旧，一无变，亦未有进步处。此即近代国人与自己文化传统之主要相争处。 以约失之章。 朱子曰：“如老子之学，全是约。盖清虚寡欲是其好处。文景之治，汉曹参之治齐，便是用此。仁宗于元佑，亦是如此。事事不敢做，兵也不敢用，财也不敢用，然终是少失。如熙丰不如此，便多事。”今按：此条说约字全采老子，然并不以老子为全是，为极对。今人一意慕西化，西方亦自有可采处，以西化为全是极对，则大失之矣。或有以程朱既主张孔孟，又兼引老庄为非，则又失之。 [book_title]（五）公冶长篇 吾未见刚者章。 朱子曰：“谢氏说最好。为物掩之为欲，故常屈于万物之下。凡人才要贪这一件物事，便被这物事压得头底了。幸幸自好，只是客气，如此便有以意气加人之意。只此便是欲也。又曰，刚者外面退然自守，而其中不屈于欲。幸幸者，外面崛强，计较胜负。”今按：此条分析刚与欲。欲者，外面崛强，意气加人，计较胜负。刚者，外面退然自守，而中不屈。极值用为观察之资。又客气二字，当善体会。意气不本于内心自发，故谓之客气。若气由中发，即不为客气。发而合理，即正气。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章。 朱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未能忘我故也。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能忘我故也。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未能忘物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能忘物也。”今按：中国人讲一切道理，全本人之行事，及其内心感觉。而人品高下，亦由此见。西方人不讲究此等，只法律前人人平等而已。 夫子之文章章。 朱子曰：“这道理自是未消得理会，且就他威仪文辞处学去。这处熟，性天道自可晓。”今按：此条陈义甚深。何以在威仪文辞上学去，熟了，性天道自可晓，此层未加申说。须学者自加体会。今则威仪全不讲究，文辞则必全改，旧文辞全称为死底，而性与天道则从西方宗教科学上去理会，便与自己文化传统已成河汉之隔。 子路有闻章。 朱子曰：“子路不急于闻，而急于行。今人惟恐不闻，既闻得，写在册子上便了，不解自去着工夫。”今按：近人羡西化，更贵闻。既闻得，又急要把别人来改。改变别人，成为自己下工夫处。朱子更所不知了。 [book_title]（六）雍也篇 其心三月不违仁章。 或问仁人心也，则心与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违仁，则心之与仁，又若二物，何也。朱子曰：“孟子之言，非以仁训心，盖以仁为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则有是德。然私欲乱之，则或有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此众人之心，所以每至于违仁也。克己复礼，私欲不萌，则即是心而是德存焉。此颜子之心所以不违于仁也。故所谓违仁者，非有两物。深体而默识于言意之表，庶乎其得之矣。”又曰：“张子内外宾主之辩，盖三月不违者，我为主而常在内也。日月至焉者，我为客而常在外也。仁犹屋，心犹我。”又曰：“三月不违，则主有时而出。日月至焉，则宾有时而入。”今按：仁，人心也。乃孟子语。仁者心之德，乃朱子语。而语孟仁字之义，乃益显矣。横渠内外宾主之辩，备见切至。人之于道，当使已为主，常在于内而不去。不当使己为客，常离在外而偶至焉。宋儒发明孔孟之道，岂必以违孔孟自创道，乃始为贵乎。 贤哉回也章。 朱子曰：“向前见不得底，今见得。向前做不得底，今做得。所以乐不是说把这一个物事来恁地快活。”今按：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朱子此处则专论颜乐。大体说，一己知行有进，才是内心之真乐。近人则多想外面寻一个物事来快活，遂谓世界进步，自己生活亦进步。其实事物尽在外，寻不到快活处，即谓自己生活不进步。此亦横渠内外宾主之辩。今日世界物为主，人为宾，宜乎尽日只在物上用心思，转把自己身心放疏了。 问：伊川答鲜于侁，以道为乐，则非颜子。朱子曰：“颜子之乐，非是自家有个道，只管把来弄后乐。”又曰：“程子之言，但谓圣贤之心与道为一，故无适而不乐。若以道为一物而乐之，则心与道二，而非所以为颜子耳。某子云，心上一毫不留，若有心乐道，即有着矣。此乃佛老绪余，非程子本意也。”今按：此条所辨甚细，一是心以道为乐，一是心上一毫不留，一是心与道为一，此须一一从自己心上辨。近人则此心以物为乐，更复与此心以道为乐有不同。 朱子曰：“世之谈经者，往往本卑而抗之使高，本浅而凿之使深，本近而推之使远，本明而必使至晦。且伊尹耕于有莘之野，由是以乐尧舜之道，未尝以乐道为浅也。直谓颜子为乐道，有何不可。”今按：此条更直白。朱子本从二程以上寻孔孟之道，其言先后有不同，正见其数十年间，向学之殷，求道之诚，而亦多向前见不得今见得，向前做不得今做得底，此亦见朱子毕生乐处。教人读古人书，正为教他自己求道，岂为能找出古人一些漏洞，恣我批评，而亦以为道之在此乎。 问：颜子乐处。朱子曰：“此等处不可强说，且只看颜子如何做工夫。若学得他工夫，便见得他乐处。非思虑之所能及也。”今按：此条不言乐处先言工夫。工夫又非思虑之谓，寓意深矣。濂溪通书学颜子之所学，即教人学颜子工夫也。寻乐处与学工夫，则待学者自取。 问：不改其乐与乐在其中，二者轻重如何。朱子曰：“不要去孔颜身上问，只去自家身上讨。”今按：此条言简意深。又曰：“不改字上恐略，与圣人不相似。圣人自然是乐，颜子仅能不改，如云得与不失。不失亦是得，但说不失，则仅能不失耳。终不似得字是得的稳在。”今按：此条又从不改二字上细加分说，恐《论语》本文未必存有此义。《论语》仅言在箪食瓢饮陋巷中而不改，是颜子先已得此乐矣。是不改其乐，犹言乐在其中，亦即无适而不乐也。岂得以不改与在其中来分别孔颜乐处。然朱子所分析，亦仍有其义在。即就其义求之，于我有得，斯可矣。读书有当分别读之者，如此例是也。 樊迟问知章。 或问樊迟问知，而夫子告之以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何也。朱子曰：“人道之所宜，近而易知也，非达于事理，则必忽而不务，而反务其所不当务者矣。鬼神之理，幽而难测也，非达于事理，则其昧者必至于慢，惑者必至于渎矣。诚能专用其力于人道所宜而易知者，而不昧不惑于鬼神之难测者，是则所谓智也。”今按：中国乃一大陆农国，人道所宜易知。希腊乃一商业国，人道所宜似较难知。犹太民族播迁流徙，其最易亲且近者，乃惟上帝。不知孔子生于希腊犹太，其将何以为教。至今国人则惟宗教科学哲理是尚，读《论语》此条，则鲜不忽之矣。 又问：樊迟问仁，而夫子告之以先难而后获，何也。朱子曰：“为是事者必有是效，是亦天理之自然也。然或先计其效，而后为其事，则事虽公，而意则私。虽有成功，亦利仁之事而已。知循天理之自然，而无欲利之私心。董子所谓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正谓此尔。”今按：以此义语商业民族，似亦难。故希腊人求真理，必从科学哲学上求，不从实际人事上求，此亦有宜谅者。今日则凡所为，必先计其所获，其难其易，则一任各人之自由喜好，则孔子语樊迟以仁，其义将断不可通。至论智，则又断非孔子之所谓智，又无待言。 知者乐水章。 朱子曰：“看圣人之言，须知其味。今且以知者乐水言之，须要仔细看这水，到隈深处如何，到峻处时如何，到浅处时如何，到曲折处时如何。地有不同，而水随之以为态度，必至于达而后已。此可见知者处事处。仁者乐山，亦以此推之。”今按：今人只谓孔子朱子不生我时，哪知我所当处。我所知，亦即在此胜了孔子朱子之所不知。读此条，心中又觉如何。 朱子又曰：“仁者乐山一章，与樊迟问仁知章相连，自有互相发明处。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便是见得日用之间，流行运转，不容止息。胸中晓然无疑，这便是知者动处。心下专在此，都无别念虑系绊，见得都是合当做底事，只恁地做将去，这是先难后获，便是仁者静。”又曰：“自仁之静知之动而言，则是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自仁之动知之静而言，则是学不厌知也，教不倦仁也。”今按：朱子逐处体玩发明，皆自有味，读者其深会之。 齐一变章。 朱子曰：“变鲁只是扶衰振弱而已。恰似一间屋，鲁只如旧弊之屋，其规模只在。齐则已经拆坏了。”今按：此条论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大抵变，扶衰振弱则易，从头改造则难。朱子又说：“今日变时先变熙丰之政，以复祖宗忠厚之意，次变而复于三代也。”今按：善治春秋及宋史，则朱子之意可见。不问历史，仅言变，则第一当变者自为孔子，而朱子则可勿论。晚清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是亦视中国如一旧弊之屋。新文化运动以来，则欲将此屋拆去。不期五千年老屋尽拆不完，是亦出当时意料之外者。 君子博学于文章。 朱子曰：“博文约礼，圣门之要法。博文所以验诸事，约礼所以体诸身。”今按：二者仍是一本，即验诸事而已。又曰：“夫子教颜子，只是博文约礼两事。自尧舜以来，便自如此说。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约礼。”今按：此条阐说甚深。博文乃所以求精。朱子又曰：“博文则须多求，博取熟讲而精择之，然后可以浃洽而通贯。”约礼所以求一者，日用之间到得行时，却是一理是也。又曰：“知崇礼卑，博然后崇，卑然后约，物理穷尽，超然于事物之表，则所谓崇。戒慎恐惧于一动一举一言一行，则所谓卑。”又曰：“礼是归宿处。”今按：中国人讲学，只要归宿在一己日用之间，此非至卑乎。而凡所讲求，则穷尽物理，超然于事物之表，此又非至崇乎。今人讲学只求专，不求博，只精于一门，已非中国古人之所谓精矣。又不归宿在自己身上，只求把自己归宿在所从事之一项学问上，既不博文，亦不约礼，只把己约在文之一目中而已。看来像是多文，实在则属无己。博而非约，约而非博，在文字上论，虽可同用此博约二字，而内容意义则大不相侔矣。 如有博施于民章。 朱子曰：“博施济众是无尽地头，尧舜也做不了。盖仁者之心虽无穷，而仁者之事则有限，自无可了之理。若要就事上说，便尽无下手处。”今按：一项道理，有就心上说，有从事上说，有从理上说。如博施济众是仁，亦是理。但就事上说，便做不尽。纵如尧舜，具圣人之德，在天子之位，也做不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心上说，也是仁，从事上去做，亦可下手做得去。故中国人讲理，多要就事上讲，更要从心上讲。若离了事与心，专来讲理，便有时会成非理。但也不能离了理来讲事来讲心，那事与心也便多转入非理方面去。此乃中国人所谓之中道。从理上讲，则随时随地无穷无尽。从事上讲，则当前便可着手。从心上讲，则当从人心同然处，人人可以合作。中国人则贵在此三方面能同时顾到。 [book_title]（七）述而篇 述而不作章。 朱子曰：“张敬夫最不可得。听人说话，便肯改。如此章，他元说彼老彭何人哉，而反使吾夫子想像慕用。某与说，孔子贤于尧舜，非老彭之所及。人皆知之，自不须说。但其谦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其辞气极于逊让，而又出于诚实如此。此其所以为盛德之至也。为之说者，正当于此发其深微之意，使学者反复潜玩，识得圣人气象，而因以消其虚骄傲诞之习，乃为有力。今为此论，是乃圣人鞠躬逊避于前，吾党为之攘袂扼腕于后也。他闻说即改。”今按：朱子说《论语》，如此等处，洵可谓极平实，又极深沉之至矣。 甚矣吾衰也章。 问：梦周公涉于心动否。朱子曰：“心本是个动物，夜之梦犹昼之思也。梦但得其正，何害。心存这事，便梦这事。常人便胡梦了。老氏清净家爱说一般无梦底话。”今按：朱子于《论语》一辞一事，皆经熟虑精研。孔子梦周公，连程子也不信，朱子则谓：“此正是圣人至诚不息处。然时止时行，无所凝滞，亦未尝不洒落也。故及其衰，则不复梦。”此等述说圣人心理，又是何等深切。 用之则行章。 朱子曰：“如常人，用之则行，乃所愿。舍之则藏，非所欲。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不奈何。圣人无不得己不奈何意思，何待更言命。”又曰：“到无可奈何处始言命。如云，道之不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今按：道之行废可言命。如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此可谓之知命。至于我之用行舍藏，则即道所在，宁可有不得已无奈何之意存其间。今人多不好言命，乃反有不得已无奈何之感。 富而可求章。 朱子曰：“言义而不言命，圣贤之事也。其或为人言，则随其高下而设教，岂可以一律拘之哉。故此章之义，亦为中人而发耳。如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岂皆不言命乎。中人以下，其于义理，有未能安者，以是晓之，庶其易知而肯信耳。”今按：以此条通之前条，知中国人言义理，皆寓教导化育之意，有随人而异者。自与西方哲学发明一真理有不同。其果孰为真理乎，学者宜细参之。 饭疏食饮水章。 朱子曰：“乐亦在其中，此乐与贫富自不相干，是别有乐处。”又曰：“不知那乐是乐个什么物事，要人识得，这须是去做工夫，涵养得久，自然见得。”又曰：“正要理会圣人之心如何得恁地。”又曰：“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左来右去，尽是这天理，如何不快活。”今按：中国人言天理，重在日常人生之工夫上。不如西方哲学重在思辨方法上。如此条可见。今人既不在这上面来做工夫，则且莫在这上面滥肆批评。 子所雅言章。 朱子曰：“子所雅言，未及易。今人便先为一种玄妙之说。”又曰：“古之学者，只是习诗书礼乐。如易则掌于太卜，春秋掌于史官，学者兼通之，不是正业。”今按：朱子此处寥寥数言，已是深究了古代学术史而发。宁如近人治义理之学，则专归哲学一门。诗书礼乐尽置不顾。且谓讲孔子思想当治《易》，反不看重《论语》。至干历史则属另一门学问，可以全不顾及。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章。 朱子曰：“发愤便忘食，乐便忘忧，细看来，见得圣人超出乎万物之表。”又曰：“观天地之运，昼夜寒暑，无须臾停。圣人为学亦若是。从生至死，只是如此，无止法也。”今按：中国人言义理，主要在言人生。言人生，主要在言学问工夫。言学问工夫，主要在此一心。观此条，圣人有此心，我为何独不能有此心，主要学问工夫正在此。 子钓而不纲章。 或问此章之说。朱子曰：“张敬夫所论亦佳。曰，圣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皆是心之发也。然于物有祭祀之须，有奉养宾客之用，取之有不得免焉。于是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若夫子之不绝流，不射宿，则仁至义尽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则王政行焉，鸟兽鱼鳌咸若矣。若穷口腹以暴天物者，则固人欲之私也。而异端之教，遂至于禁杀茹蔬，殒身饲兽，而于其天性之亲，人伦之爱，反恝然其无情也。亦岂得为天理之公哉。”今按：此引张南轩之论天理人欲，亦可谓迥不寻常矣。今人治西方哲学，亦每论孔子言仁，宁有取材及此等处者。此亦居心之不同，而为学途径亦有不同，无可强为撮合也。 盖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朱子曰：“多闻多见二字，人多轻说过了，将以为偶然多闻多见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处。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皆欲求其多也。不然则见闻孤寡，不足以为学矣。”今按：朱子之学，见疑于陆王。如此条亦是一主要处。朱子又曰：“多闻择善，多见而识，须是自家本领正。到得看那许多，方有辨别。如程先生与禅子读碑，云，公所看都是字，某所看都是理。”今按：即同是看理，亦可有不同，还是要自家本领。今人对西方一切，是见闻多了，但不妨回头来对中国自己的，亦加些见闻。此亦是功夫，才见得有本领。 仁远乎哉章。 朱子曰：“人之为学也，是难。若不从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处。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论，不于身上着切体认，则又无益。且如说，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门许多弟子，圣人竟不曾以仁许之。虽以颜渊之贤，而尚违于三月之后。而圣人乃曰，我欲仁斯仁至。盍亦于自身体验，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若每日如此读书，庶几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为徒言也。”又曰：“读书须把自身来体取，做得去，方是无疑。若做不去，须要讲论。且如我欲仁斯仁至，如何恁地易。颜子三月不违仁，其余更不及此，又怎生得恁地难。论语似此有三四处，读论语须是恁地看方得。”今按：此条朱子教人读书为学，极亲切有味。若学西方哲学，读西方哲学书，须从其书中，字字句句，向外面去看，去求，此所谓客观。不得把自身来体取，便陷入了主观。所读书不同，所学又不同，若只把西方哲学观念来读论语，则所取处少，所舍处多。而孔子在哲学中之地位，亦未见其甚高，此亦不可不知。 文莫吾犹人章。 或问：文莫吾犹人章之说。朱子曰：“其文义集注备矣。若其所以然者，则未可以一言尽也。盖于文，言其可以及人，足见其不难。继之意，言其不能过人，又见其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观之，又见其虽不让其能，而亦不失其谦也。于行，言其未之有得，则见其实之难焉。见其必以得为效焉。见其汲汲于此，而不敢有毫发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旨意反复，更出互见，曲折渊永，至于如此，非圣人而能若是哉。”今按：近人好言哲学思想，使读《论语》如此章等，必加忽视，若无甚哲学思想可言也。而朱子于此章，乃委曲分析，不厌其烦，并谓非圣人乌能若是，其重视又如此。窃意此章文字，即子贡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以及孔子教颜子博文之文。孔子自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又自言“学不厌，教不倦”。则有关学文之事，孔子常以勉人，亦常以自许也。然为学不尽于博文，尚有约礼。颜子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己。”亦步亦趋，即莫吾犹人也。如有所立卓尔，然欲从之，末由也矣，此即行有未得也。则孔颜所言，如出一辙。《论语》开首第一句即曰，学而时习之。学在文，而习在行。孔子又曰：“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则孔子之教，固重在自己的一切行上。孔子又曰：“性相近，习相远。”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是其性之相近。不如丘之好学，则其习之相远。而此一境界，则可无所终了。而孔子亦不以此自足焉。西方人为学，毕生致力于哲学，则为一哲学家。其于科学文学亦皆然，此亦文之莫吾犹人也。但至于其人之行，则可绝不与其人之学相关，亦可置之不问。则孔子之不自足处，正今人认为可置不问处。孔子所自认之莫吾犹人处，即言他自己和人差不多处，则今人转轻其不如他人。即如他不能成一哲学专家。便认为孔子不如苏格拉底了。此处异同应另有一番真理，惜今人决不肯在此等处详发，则可憾耳。 若圣与仁章。 朱子曰：“不居仁圣，已为谦矣。以学不厌诲不倦为无有，又谦之谦也。至于事父母公卿一节，则又谦谦之谦也。盖圣人只见义理无穷，而自已有未到处，是以其言每下而益见其高也。”今按：朱子论此一章，正与上引论莫吾犹人章相发。孔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一边既认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另一边亦认必有好学而能知有未到处如我者。此即忠信之性，学而益深益厚之一表现也。但今人则谓义理只如我之所见，前人不足信，后生亦不足畏，义理已穷到尽如我所见，惟我独尊。人人如此，则人人不足信，人人不足畏，惟有一语，曰变曰进步。但尽变尽进步，斯亦见义理之无穷矣。而惟人之不足信，不足畏，则成一不能变不再进步处，是亦可叹矣。 [book_title]（八）泰伯篇 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朱子曰：“弘非止是容物，乃容得众理耳。今之学者执德不弘，才得些子道理，便自足。他说更入不得，如此则滞于一隅，如何得弘，如何胜得重任耶。”今按：西方学者崇尚专门，倘以中国语衡重，亦可谓其执德不弘。所以在西方史上，学者从不负政治重任，亦不负师道重任，其实则是不负人群大道之重任。不仅任不重，抑亦道不远。过些时，他那一套便须有另一人另一套来代替。所以我们要只说求变求新了。 兴于诗章。 朱子曰：“只是这一心。兴于诗，兴此心也。立于礼，立此心也。成于乐，成此心也。”又曰：“今岂特诗乐无，礼也无。而今只有义理在，且讲究分别是非邪正，到感慨处，必能兴起其善心，惩创其恶志，便是兴于诗之功。涵养德性无斯须不和不乐，便是成于乐之功。如礼，古人这身都只在礼之中，都不由得自家。今既无之，只得硬做些规矩，自恁地收敛。”今按：朱子此处语，也须放宽看。由屈原陶潜以下，也尽有诗。昭明《文选》及唐宋诸家集中诗，也有可兴，朱子也亲自在诗上幼年起即用着功。礼乐也非绝。朱子在后世礼上尽多讨究，并亲定了《家礼》一书。乐则最微，亦非无。朱子在此方面似用力最少。惟孔子先圣既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朱子所谓只有义理，则从先圣先贤心上来。故孔子教其子，学诗学礼。朱子教人，则读《论语》《孟子》。此非不是，亦并不与孔子意相违。四书之教先于五经，正是理学最着精神处。但并不是有了义理，不再要诗与礼乐了。后人误解理学家，每在此等处。今日则诗与礼乐三者真全废了，则朱子此条更值注意。今人亦有言复兴文化者，则当从义理大处来兴诗兴礼兴乐才是。 民可使由之章。 或问：子谓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者，何也。朱子曰：“理之所当然者，所谓民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也。圣人之为礼乐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则莫不原于天命之性，虽学者有未易得闻者，而况于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盖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也。”又曰：“不是愚黔首，是不可得而使之知也。”又曰：“由之而不知，不害其为循理。及其自觉此理而知之，则沛然矣。必使之知，则人求知之心胜，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复由，而惟知之为务，其害岂可胜言。大抵由之而自知，则随其浅深，自有安处。使之知，则知之必不至。至者亦过之，而与不及者无以异。”又曰：“某尝举张子韶之说以问李先生，曰，当事亲，便要体认取个仁。当事兄，便要体认取个义。如此则事亲事兄却是没紧要底事，且姑借此来体认取个仁义耳。李先生笑曰，不易。公看得好。或曰，王介甫以为不可使知，盖圣人愚民之意。曰，申韩黄老之说便是此意。”今按：说不可使知之非愚民，已极详尽。今人读《论语》此条，仍必主愚民说，不肯读书，亦无如之何矣。近世科学昌明，驾驶飞机者，岂尽知飞机制造之理。修理电灯者，岂尽知电灯制造之理。科学上之一事一物尚然，又何论于国家治平礼乐刑政之大。所以中国人论政，必兼言教，而又言不可使知，其理微矣。学者则不可不察。 好勇疾贫章。 或问：好勇疾贫之说。朱子曰：“胡氏曰，好勇而不疾贫，则不肯为乱。疾贫而不好勇，则不能为乱。自古乱民，皆其材力出众，而迫于饥寒者也。为人上者，其可不思制其产，厚其生乎。抑学者不幸而好勇，又不幸而贫，苟无道以持之，自行一不义，取非其有，日长月滋，其不流于跖也几希。此又学者所当自警也。”今按：近世资本主义盛行，必疾贫。又以帝国主义求为保持扩张，则必教民好勇。使国外受阻遏，则内乱必兴。又有好勇而疾贫之学者为之助长，其不致乱者几希。故中国为政者，必重制产厚生。而知仁勇三德，勇必随于知与仁之后也。今国人方慕西化，既教人疾贫，又教以好勇，其为危道亦可警矣。 大哉尧之为君章。 朱子曰：“非惟荡荡无能名也，亦有巍巍之成功可见，又有焕乎之文章可睹。”今按：庄老之论不如儒，即此一端可见。 [book_title]（九）子罕篇 太宰问于子贡章。 朱子曰：“太宰所云，是以多能为圣也。子贡所对，是以多能为余事也。夫子所言，是以圣为不在于多能也。三者之说不同。若要形容圣人地位，则子贡之言为尽。盖圣人主于德，固不在多能，然圣人未有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而尚德不尚艺之意。其实圣人未尝不多能也。”今按：近人多疑圣人尚德不多能，此条辨之，极是。又言多能不可以律人，能专一艺，能擅一长，即可。惟圣人多能又尚德，始为圣。孟子多从德上讲，荀子多从才能上讲，而朱子之意则深矣。学者不可不深考。 出则事公卿章。 朱子曰：“此说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无穷。故曰，知崇礼卑。又曰，崇德广业。盖德知虽高，然践履却只是卑，惟愈卑则愈广。”今按：此条言德知高，践履卑，道出了中国文化传统人生修养之理想境界。此惟知德兼崇，乃能有此境界。把知德分了，则尽人都在知上业上争崇恶卑。此一境界，就无可谈了。 子在川上章。 朱子曰：“川上之叹，圣人有感于道体之无穷，而语之以勉人，使汲汲于进学耳。”又曰：“此个道理，吾身在其中，万物在其中，天地亦在其中，同是一个物事，无障蔽，无遮碍。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圣人即川流而见之。但天命正而人心邪，天命公而人心私，天命大而人心小，所以与天地不相似。今讲学即欲去与天地不相似者，以与之相似尔。”又曰：“与道为体四字甚精。盖物生水流，非道之体，乃与道为体也。”又曰：“道无形体可见，却是这物事盛载那道出来，故可见这体字粗，只是形体之体。恐人说物自物，道自道，所以指物以见道。其实这许多物事凑合来，便都是道之体。道之体便在这许多物事上。只是水上较亲切易见。”又曰：“日往月来，寒往暑来，水流不息，物生不穷，未是道。然无这道，便无这个了。有这道，方始有这个。既有这个，就上面便可见得道，是与道做个骨子，故言与道为体也。”问东坡云，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代，而卒莫消长也。此语如何。朱子曰：“既不往来，不消长，却是个甚底物事。这个道理，其来无尽，其往无穷，圣人但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又曰：“逝者如斯，但说不已而已，未尝说不消长，不往来。渠本欲高其说，却不知说得不活矣。既是往者如斯，盈虚者如代，便是此理流行不已也。东坡之说便是肇法师四不迁之说也。”今按：此条指明道体，极平实亲切。老子言：“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此章只言用字，不言体字。因车与器与室，虽各有其体，而其用处则不在其体中之有处，而在其体中之无处。其无处即老子之所谓道也。今朱子言与道为体，亦即言道无体，而诸事物与之为体。亦即如言理即在气中，舍气即无理可见也。此与今俗言体用二字仍有辨，当细分别。其辨东坡说，则尤见儒释之异，学者所当细玩。此论道体，又与西方哲学辨唯心唯物，乃讨论天地万物最先如何，从哪里来不同。中国人只从那天地万物之流行变化上来讨论一道理，不问那一切流行变化从哪里来。西方宗教与科学，则都在讨论此天地万物从哪来，却并不着重对那当前的一切流行变化该如何办，这是大不同处。 朱子论此条又曰：“无天德，则是私意，是计较。后人多无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今按：如孝弟忠信，人人皆有其心，便是天德。中国人便只从此等天德上讲究进去。倘定要问天地如何成，万物如何生，从中国人意见讲，此等问题便多余了。不过要自逞聪明，自见智慧，却不免有私意夹杂其中。此乃少数人偶然事。中国的王道便从天德来。西方的宗教科学哲学都讲得太远，不切人事。科学走上了利用的路，是计较，非践履。宗教又把恺撒事交恺撒管，便多做不出王道来。故朱子又说：“天理流行之妙，若少有私欲以间之，便如水被些障塞，不得恁滔滔地流去。”今按：孔门言知，必兼言仁。仁即天德也。 未见好德如好色章。 朱子曰：“胡氏曰，色者，人之所同好，好而难疏。德亦人之所同好，好而难亲。知其病而痛药之，不使稂莠得害嘉谷，则志气清明，而独立乎万物之表矣。”今按：此条论好德与好色，语平意实。理学家意见，能从此等处参入，何尝有不近人情处。 譬如为山章。 朱子曰：“胡氏曰，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此吾往者也。冉有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此吾止者也。其进其止，皆非他人所能。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今按：此条亦如上条，语极平实，极亲切，由此即上了理学道路。 知者不惑章。 朱子曰：“仁者理即是心，心即是理。”今按：此理极简明，只有在仁上始见理即心心即理。又曰：“成德，以仁为先。进学，以知为先。此诚而明，明而诚也。”又曰：“有仁智而后有勇，然而仁智又少勇不得。”又曰：“仁者通体是理，无一毫私心。”今按：合此诸语，成德进学之道，昭示无遗矣。然知仁勇三德，知在最先，此则由明诚，人之道也。孔子必谓不如丘之好学，即此义。 [book_title]（十）先进篇 从我于陈蔡者章。 或问：四科之目，朱子曰：“德行者，潜心体道，默契于中，笃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语，善为辞令。政事，达于为国治民之事。文学，学于诗书礼乐之文，而能言其意。夫子教人各因其长，以入于道。然其序则必以德行为先，诚以躬行，实造具体。圣人学之所贵，尤在于此。非若三者各为一事之长而已也。”今按：西方学者，各为一事之长，宗教亦不例外。德行一科，似不注意。此为中西人文最要差异之所在。 季路问事鬼神章。 朱子曰：“气则二，理则一。”今按，朱子《大学补传》言：“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朱子言心与物，皆若气，其所到达始是理。依西方哲学术语言，朱子非主唯物一元，亦非主唯心一元，乃可谓主唯理一元。但格物穷理皆凭心，故心物并言，心尤重于物。此乃朱子论学大旨。 又曰：“不可将精神知觉做性字看。”又曰：“性者，理而已矣。乾坤变化，万物受命，虽所禀之在我，然其理则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谓反身而诚，盖谓尽其所得乎己之理，则知天下万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谓尽得我此知觉，则众人之知觉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气而已矣。所谓精神魂魄，有知有觉者，皆气之所为也。故聚则有，散则无。若理，则初不为聚散而有无也。但有是理，则有是气。苟气聚乎此，则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沤比。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谓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张子所谓二气之良能，皆非性之谓也。然气已散者，既化而无有矣。其根于理而日生者，则固浩然而无穷也。乾坤造化如大洪炉，人物生生，无少休息，是乃所谓实然之理，不忧其断灭也。今乃以一片大虚寂目之，而反认人物已死之知觉谓实然之理，岂不误哉。”今按：此依理气之辨而言。亦可谓朱子乃指性理一元论。但性与理又有别。精神知觉乃心非性，非有我之所得私。其言与一般理学家分说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乃由相同之思路来。而有发先秦孟荀诸家论性所未发，然亦不得谓其与孟荀论性有违。不得以西方哲学为例，以其言有不同，而转肆分别。如此之类，应为治中国思想史者所宜深思而熟玩。 子路曾皙四子言志章。 问：“夫子何以与点。”朱子曰：“方三子之竞言所志，点独鼓瑟，若无所闻。及夫子问之，乃徐舍瑟而对。其志之所存，未尝少出其位，澹然若将终身。此夫子所以与之也。”又曰：“曾皙以乐于今日者对，诸子以期于异日者对，诸子有安排期必，而曾皙无之。”问：“何以言其与天地万物各得其所。”朱子曰：“暮春之日，生物畅茂之时。春服既成，人体和适之候。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长少有序而和。沂上舞雩，鲁国之胜处。既浴而风，又咏而归，乐而得其所也。以所居之位而言，其乐虽若止于一身，以其心而论，则固蔼然天地生物之心，圣人对时育物之事也。又安有物我内外之间哉。”问：“便是尧舜气象。”朱子曰：“万物各遂其性，此句可见尧舜气象。暮春时，物态舒畅如此，曾点情思又如此，尧舜之心亦但欲万物皆如此尔。”或曰：“列子御风之事近之，其说然乎？”朱子曰：“圣贤之心所以异于佛老者，正以无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谓天地生物之心，对时育物之事，未始一息停止也。若但曰旷然无所倚着，则亦何以异于虚无寂灭之学乎。”又曰：“曾点意思与庄周相似，但不至跌荡尔。学者当循下学上达之序，庶几不差。若一向先求曾点见解，未有不入于佛老者。”又曰：“曾点意思若能体认分明，令人消得无限利禄鄙吝之心。”今按：上论与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以及尧舜气象两层，乃朱子发挥程子意。后言曾点意思与庄周相似，则朱子自发意。学者体认得朱子意，则程子语亦无谬。若不明朱子意，仅从程子语参入，则易滋误解。一般理学家有太重视孔子与点一叹者，多为忽略了朱子所言。朱子读《论语》则体会《论语》，读程子书则体会程子，于群书中求其通，又不忽其有异。此可为中国学人读书之榜样。 [book_title]（十一）颜渊篇 颜渊问仁章。 朱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义礼智之性具于其心。仁虽专主于爱，而实为心体之全德。礼则专主于敬，而实为天理之节文也。人有是身，则耳目口体之间不能无私欲之累，以违于礼而害夫仁。人而不仁，则其一身莫适为主，而事物之间，颠倒错乱，无所不至矣。圣门之学，所以汲汲于求仁。而颜子之问，夫子特以克己复礼告之，盖欲其克去有己之私欲，而复于天理之本然。则本心之全德，将无不尽也。已者，人欲之私。礼者，天理之公。一心之中，二者不容并立，而其相去之间，不能以毫发。其克与不克，复与不复，如手反复，如臂屈伸，诚欲为之，其机固亦在我而已。”今按：此条以天理之公与人欲之私对言，而谓二者之间不能以毫发。孔子又言，“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好德，乃天理之公。好色，乃人欲之私。然此二者皆人之性命禀赋，果使好德能如好色，则好色亦自有节度限制。夫妇为人伦之始，人欲之私亦即天理之公。即孔子所言未见好德如好色，亦未谓二者不能并存于吾心。朱子亦引他家之言以说之。后儒于此章克己二字与朱子持异解，然朱子亦已言克复之机亦在我，则克去己私之功夫亦即在己矣。清儒言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其实明其义理之大，则训诂小异，亦不值有大争议。此条论天理人欲公私之间，则义理之大者。谓其间不毫发，而其机则全在我，则亦言之已尽矣。后儒在此等处，与理学家争，似无值大争处。 仲弓问仁章。 朱子曰：“修己以敬，则私意无所萌矣。推己以恕，则私意无所施矣。如是则天理流行，内外一致，而仁在我矣。”今按：上章言克去己私，本章言修己以敬，推己以恕，则朱子意未尝轻己可知。故读古人书贵能通求其大义，逐字逐句，一枝一叶，纵所言小异，可无拘碍矣。 司马牛问仁章。 朱子曰：“孔子答问，但向如何行仁，但答如何可以至仁，未尝有问如何是仁者。观颜子仲弓司马牛樊迟之问答可见矣。”今按：如西方哲学，便该先知如何是仁，再有他问。此为中西双方思想学问一大不同处。但未见之行，又行所未至，又如何有知，此亦一大问题。中国古人言知之非艰，行之惟艰，阳明主知行合一，最近世孙中山又言知难行易，三说皆一贯而来。西方哲学乃称爱知之学，却不兼重行。故西方有各擅专门知识之学者，无中国人意想中知行并重之君子与圣人。 司马牛问君子章。 朱子曰：“所以不忧不惧，由于内省不疚。学者又须观所以内省不疚，又如何得之，然后可以进步。不然书自书，人自人。”今按：西方之学，著书立说，重在其书，不在其人。近日国人慕西化，亦如此。皆所谓书自书，人自人也。 子贡问政章。 朱子曰：“以序言之，则食为先。以理言之，则信为重。”又曰：“信是在人心，不容变者。有信则相守以死，无信则相欺相诈，臣弃其君，子弃其父，各自求生路去。”今按：身之所先为食，心之所重为信。食取于外以足其内，信生于内以安其外。朱子又言：“集注不若死之为安，安字极有味，宜玩之。”今按：今日举世不安，皆为无信。而世人则群认为是一经济问题。不知其内在深处本源，乃在心与心相互间一信上。疗治所急，则是一心理问题。西方学术史上讲心理，从来亦与中国不同。使孔子生今日，恐亦仍当为一人不知而不愠之君子而止。其答子贡之所问，诚难以语之今世矣。 樊迟从游章。 朱子曰：“人惟一心耳。既为其事，又有求得之心，即不专矣，安能有积累之功。此一条心路，只是一直去，更无他歧。才分成两途，便不可。且如今做一事，一心在此做，一心又去计功，则此事定不到头，亦不十分精致。”今按：此条近人读之必谓此是朱子一番思想，而颇具哲学意味。其实朱子只是在凭《论语》记孔子告樊迟语，申说孔子心意，亦所谓述而不作也。而孔子当时语樊迟，亦适如朱子所谓就事论理，非凭空自作一番哲学主张，如近人所意想。当孔子时，中国系一农工社会。农则为井田制，由公家授田，老而归还，不得占为私有。一心耕耘，非有他图。工亦由官受廪，凡其所成，尽以献于公，不得私自营利。即令其一心在此工上，不存他想，又必子孙世袭，累世一心，则其业自精。故中国古代百工皆成氏，如管仲鲍叔牙，即出管工鲍工之家。自幼即一心在其所治之业，出而从事政治，亦一心在其所从事之政治上，非有他途别计。为一器，则有一器之用。管仲为齐相，则尽其为齐相之职，一心为桓公。孔子称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使非一心为政，又焉得如是。而孔子又称管仲器小，则嫌其有三归，又分心于私生活之享受上，遂使其在当时政治上未能显出更大用场而已。至孔子，始知志于学，志在周公。亦一心在政治上期求有更大作用。故曰：“君子不器。”又以子贡为瑚琏之器，则藏在宗庙之贵器，亦不作其他用。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君子不器，非言无用，乃求其在人群社会政治阶层中，作出更广大更变通之大用而已。本章崇德之义即如此。亦非谓德乃无功无用。此条所谓做一事一心在此做，不可一心又去计功，此非谓不在事上计功，乃谓不在做事者自己私人心上计功，如此专心一志，乃谓心之德。义利之辨，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上一大意见，乃从中国社会自身情况来，亦即所谓就事论理也。而西方自古即为一工商社会，工商业正为经营此业者之自身私利着想，其所重视之工商业，则为一手段，非目的，其心便已分了，与中国古代人心情大不同。其他学业遂亦不得不受其影响。即论艺术，中国工业本身即成为一艺术，西方则工业与艺术分途。如雕刻一美人石像，必求取得众心喜悦，乃成一艺术品，而艺术家之生活，亦寄于此。如此条言，若去计功，则此事定不到头，亦不十分精致。此有甚深妙意，但就中国工业艺术言是如此。西方艺术正为其计功，才有他们的到头，他们的精致，与中国自不同。今人读古人书，当就自己文化传统之大义上去读，乃能得其书中之意。若依西方观念来读中国古人书，则自见其无当。又要从西方义理来尽改中国社会之种种，则更无当了。朱子解此章又说：“即于自己疏，而心亦粗矣。”此语真不虚也。 [book_title]（十二）子路篇 樊迟问仁章。 朱子曰：“孟子言存心养性，便说得虚。孔子教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等语，则就实行处做工夫，如此则存心养性自在。”今按：此条分说《论》《孟》极有味。《论语》言心，多归之行。《孟子》论行，多本之心。陆王家言多引《孟子》为据，而按之《论语》则易见其未是。西方心理学，只就一身之生理物理上求，最多只可谓是专于心以求心。何如中国人言心，必推极之于言语行为，及其对面接触之事物之为亲切而得实，扼要而有用乎。 又曰：“此章须反求诸已而思之。居处恭乎，执事敬乎，与人忠乎，又须思居处恭时如何，不恭时如何。执事敬时如何，不敬时如何。与人忠时如何，不忠时如何。方知须用恭敬与忠也。”今按：此条尤见亲切平实。人心必从事上物上见，而更要则在反求诸已。西方人一切重客观，研究心理学以洋老鼠小白兔为证，亦浅之乎其视人心矣。 子贡问如何斯可谓之士章。 朱子曰：“称孝称弟，是能守一夫之私行，不能广其固有之良心。”今按：此两语言简意深。有子以孝弟为仁之本。孝弟固即是仁，但仁即心体，其体广大，非孝弟可尽。舜与周公为大孝，斯为能广其心矣。故孔门言仁必兼言知，言行必兼言学。良知乃不学而知者。此条言良心，则虽天赋固有，必学而后能广能尽。阳明提倡良知，于学的方面，未免少用力提倡，流弊遂不胜言。 不得中行而与之章。 朱子曰：“中行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为精密。有狷者之节，不致过激。故极难得。”又曰：“狂者知之过，狷者行之过，二者皆谓过中。”今按：中国言知行，又言志节，不专向一偏，故有中行，亦称中道。但不能称中知。又言志于道，志于学，不专言立志。只就语言文字上细加体会，自可了解到中国之文化大传统。 君子和而不同章。 朱子曰：“二者外虽相似而内实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状之隐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轨。非圣人不能究极而发明之也。且以近代诸公论之，韩富范公，上前议论不同，或至失色，而卒未尝失和气。至王吕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恶相济。而其隙也，无所不至焉，亦足以验圣言之不可易矣。”今按：此条陈义极深。近代一世人，争言同，不言和。即以吾中国言，惟孙中山辛亥革命乃让位于袁世凯，及其创为三民主义，在广州自建政府，又北上与段祺瑞张作霖言和，却存有中国传统君子和而不同之遗风。读《论语》此章者，其试深思之，则为人处事之境界，亦庶有近乎胡五峰所谓天理人欲同行异情之所辨，而心知其然矣。 [book_title]（十三）宪问篇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章。 朱子曰：“程子之说甚精。然其曰当死而不死，则后虽有功，亦不复取，则未安耳。若曰不与其事桓则可，不取其功则不可。盖功自功，过自过，若过可以掩功，则功亦得以掩其过矣。”今按：此条论功过不相掩，若言之甚宽，实亦甚严。朱子在此明反程子，更见理学家论道之不苟。实则程子此番意见已明反了孔子。朱子论其未安，是也。而朱子之尊程子，则不以此改。实则如此等处，不仅朱子当尊，程子亦当尊。因程子亦不为此等见解稍改其尊孔之意态也。其他朱子说四书，纠正程子意尚多，不尽详举。 莫我知也夫章。 朱子曰：“其不怨不尤，则不责之人，而责之己。其下学，人事也，则又不求之远，而求之近。此固无与于人而不骇于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及其上达而与天为一焉，则又有非人之所及知者，而独于天理为相关尔。此所以人莫之知，两头蹉过，而天独知之也。曰下学而上达，言始也。下学而卒之上达云尔。程子以为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何耶？曰学者学夫人之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则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学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其形而上者焉，非达天理而何哉。”今按：中国学人不求人知，其义如此。朱子又曰：“下学只是下学，如何便解上达，自是言语形容不得。”今按：此条徐?记，乃朱子六十岁语。朱子又曰：“意在言表，谓因其言而知其意，便是下学上达。”又按：此条陈淳记，乃朱子七十岁语。则朱子对《论语》上达二字，始终未下切解。程子谓是上达天理，朱子承其说，终是增字诂经，故朱子亦不直引以为说，此可见朱子说经之慎。今以私意窥之，孔子所学，皆下学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皆孔子之上达境界也。此则出于孔子所自言。孔子又说：“若圣与仁，则我岂敢”，此虽孔子谦辞，亦言学之无止境，是孔子之下学上达皆在人事中。西方哲学中有形而上学，明超人事以为学。中国则形而上即在形而下之中，使无形而下又何来有形而上。又西方人为学，务求人知，骇俗之心终不能免。又一切每责之环境，则怨尤不能免。《论语》此章，从今世慕效西化言之，乃无一字之可矣。朱子又曰：“如释氏顿悟，则是上达而下学也。”今按：此或为今人所可首肯。西方哲学则惟求上达，更无所谓下学。则孔子之不为今人所知，亦宜矣。 公伯寮愬子路章。 或问命。朱子曰：“命者，天理流行，付与万物之谓也。然其形而上者谓之理，形而下者谓之气，自其理之体而言之，则元亨利贞之德，具于一时，而万古不易。自其气之运而言之，则消息盈虚之变，如循环之无端，而不可穷也。万物受命于天以生，而得其理之体，故仁义礼智之德根于心而为性。其既生也，则随其气之运，故废兴厚薄之变，惟所遇而莫逃。此章之所谓命，盖指气之所运为言。”今按：孔子言命，恐非朱子此段之义。然朱子特因孔子语而引申发挥之如此，非故欲违反孔子以自创新说也。今特当注意者，命中有废兴厚薄。故中国人遇衰世乱世仍能奋发向上，在变中知有常，此乃所谓知命。非安于衰乱之谓知命，亦非遇衰乱而必尽变其前之所为以求另创一新世界，而知命则为一种迷信，如今国人所想像。朱子此条，仍于吾近代国人有参考思虑之价值。此即朱子善发孔子之意之所在。 贤者辟世章。 或问：程伯子以事之大小言，或以人之高下言，二说不同。朱子曰：“以古圣贤之迹与随时之义考之，则程子得之。但辟世之士，或志量宏大，而不屑一国之事。或智识明达，而灼见天下之几，飘然事物之外，以没其身而不悔。此则仅能辟地。若辟人之士，犹颇有意于当世者，或有时而不能为耳。故程子所谓远照，故能辟一世事。其说亦为有理。”今按：如此说之，中国儒家绝无辟世意。孔子所谓我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也。耶稣以恺撒事交恺撒管，斯乃一种变相之辟世，与释迦牟尼相去乃五十步百步之间。孔子只言舍之则藏，此与耶释两家绝不相同。但与今人昌言革命意亦不同。惟老庄言辟世， 却有与孔子儒家有较近处。学者其细参之。又此段所言有与前段论知命有相发处，亦宜细参。 子击磬于卫章。 朱子曰：“荷蒉之徒高于子产晏平仲辈，而不及蘧伯玉。盖伯玉知为学者也。”今按：知人论学，此段之义深矣。何以子产晏平仲不如蘧伯玉，此是一问题，当深究。朱子又曰：“击磬之时，其心忧乎乐乎，此是一大题目，须细思之。”今按：寻孔颜乐处，亦当于如此章者求之。则忧以天下，乐以天下，乐中仍不害有忧，忧中亦不害有乐。当知孔颜乐处，乐中仍有忧，乃庶得之。 子路问君子章。 或问或以安人安百姓为扩而大之，或以为推而及物，而集注但谓以其充积之盛，自然及物，何哉？朱子曰：“所谓修己以敬，语虽至约，而所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举积诸此。修己以敬，而极其至，则心平气和，静虚动直，而所施为无不自然，各当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群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于修己以敬之一言，然非有待夫节节推之也，亦非待夫举此心以加诸彼也，亦谓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耳。”或曰：夫子之言，岂其略无大小远近之差乎。朱子曰：“虽若有大小远近之差，然皆不离于修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于扩之而后大，推之而后远也。”今按：此段陈义甚深。孔子讲学即其修己以敬之一具体表现也。其及门七十弟子，则亲炙于孔子之教诲，而心获安。数传之后，孟子亦私淑艾焉，而心获安。两千年来，不论世之盛衰治乱，苟能读《论语》一书而有得，亦获心安。则又岂待孔子之扩而大之推而远之乎。孔子用心不及于此，只在修己以敬，未尝有计较功效之心夹杂其中，而其自然功效有若是。中国古圣贤为学用心所在，为中国文化大传统之基本精神者，朱子此段发挥，可谓已得其要。诚学者所当深参也。 [book_title]（十四）卫灵公篇 卫灵公首章。 问：明日遂行，在陈绝粮，想孔子都不计较，所以绝粮。朱子曰：“若计较则不成行矣。”今按：圣人为学用心，固不存计较功效心，亦不存计较患难心。孔子之在陈绝粮，自近代人观念言之，固非孔子命该如此，乃是孔子猖狂妄行，自招来此许多磨难耳。岂其然乎。 无为而治章。 朱子曰：“老氏之所谓无为，简忽而已。如此所谓无为，是什么样本领，岂可与老氏同日而语。”今按：老子言无为，每常过重自然而简忽于人文。今人则以自然与人文分别看，求以自然来补益人文，甚至不惜违反自然，及此谓之有为。孔子之言无为，则自然与人文一以贯之，而达于人文之最高可能，是即无为以有为也。 子张问行章。 朱子曰：“言忠信，行笃敬，只说言行当如此。下一句蛮陌之邦行矣，未须理会。及其久也，只见得合如此言，合如此行，亦不知其为忠信笃敬，而忠信笃敬自在，方好。”今按：孟子行仁义与由仁义行之辨，行仁义亦当不知其为仁义，乃更高。此亦一无为也。在我则为天德，在我之外则为天命天理，而天人合一矣。 直哉史鱼章。 朱子曰：“学者当知伯玉所以如此，盖其德性深厚，循理而行，自然中节。初非规规然务为缄默，而预为可以卷怀之计也。”今按：此段涵义可与上引数段涵义互相发明。但朱子说此数条，每提到一理字。今人必先问此一理字究当作何解，则已离开了该当理会处，而于无可理会处作理会。则所加以理会者，亦惟在一些文字思辨而止，与上引诸段之真义则无关。如朱子言，“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又言，“礼者，天理之节文。”皆已解释明白，无可再作详解。若有不明，不如反就《论语》论仁及礼处解之。凡朱子在此数章所言理字，亦不如反就《论语》忠信笃敬仁义诸字解之。如此则朱子解《论语》，岂不等于无解，此亦所谓述而不作也。 今再浅白言之，上自孔子，下迄朱子，凡所思辨，都还是此一番道理，惟多用些语言文字来作申述而已。朱子以下，大体还如此。此之谓中国之传统文化。直至晚近而大变，此亦学者所不可不知。 志士仁人章。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而万理具焉。不合于理，则心不安，而害其德矣。顺此理而不违，则身虽可杀，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充塞天地之间，夫孰得而亡之。”又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不安不忍。所谓成仁者，亦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非欲全其所以生而后为之也。今解者每不以仁义忠孝为吾心之不能已，而以为畏天命谨天职，则是本心之外别有一念计及此等利害轻重而后为之也。诚便真能舍生取义，亦出于计较之私，而无悫实自尽之意矣。”今按：此条辨心与天，极精辟，极超卓。心是吾生吾身之最亲切最具体者，故人之一生最真实者惟此心。一切行为皆由心起，因其自然如此，故谓心亦天耳。人之具此心，即拥有天矣。今人必依西说，分心为情感理智意志三方面，以配合于中国自有之仁智勇三德。然则杀身成仁，岂只为情感方面事。朱子必言心之全德，其实则只此一心而已。中西双方，究孰为识此心体之真。抑且西方对自然界仅信一神，谓惟上帝可以宰制此世界，其他尽可任人驱使，供人利用。中国信多神，自天帝外，地上山川草木亦皆有神，可以影响人生。而认人生则有大生命，即心，普遍相通，流行常在。身为小生命，限于躯体，互不相通，依时死亡，不断变换。而西方人则惟重视其躯体，而主个人主义。双方又谁是谁非，谁得谁失，宁不当续加研寻乎。 吾尝终日不食章。 朱子曰：“劳心以必求，不如逊志而自得。思是硬要自去取。学是依本子去做，便要小着心，随顺个事理去做，软着心贴就他去做。”今按：《论语》每学思兼言，而重学更甚于重思。朱子此处把思与学分作软硬来说，思是硬着心要自己来取得。孔子所谓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便是硬着心之一例。学是依照前人旧本子，则自要小心随顺，便软着心了。西方人重思尤重于学，即如牛顿，从苹果落地想出地心引力万有引力的理论来，显是只在思，不在学。亦可谓西方人乃即思以为学。而中国人则学以有思。故西方人常见为硬心肠，而中国人则比较是软心肠。文化不同，亦从学与思之一轻一重来。朱子又曰：“逊志是卑逊其志，放退一着，宽广以求之，不恁地迫窄，要一思而得。”今按：中国学人先要卑逊其志，要懂退，要懂宽。西方学人则迫窄了，所以成其为专家之学，而又必要自创造自表现。中国则称通儒通学，乃通于师，通于友，非逊志不可。 [book_title]（十五）阳货篇 性相近也章。 朱子曰：“性即理一语，自孔子后，惟程子言之。此一语即千万世说性之根基。理者，公共之物，不会不善。”又曰：“孟子未尝言气质之性，程子言之。所以有功于名教者，以其发明气质之性。以气质论，则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释矣。”又曰：“气质之说起于程张，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自孔孟后，未尝有人说到此。如诸子说性恶，说善恶混，说三品，亦是。但不曾明其为气质之性耳。孟子说性善，但说得本原处，却不曾说得下面气质之性，所以亦费分疏。程张之说立，则诸子之说泯矣。程子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但言仁义礼智是性，孟子是也。只论气禀，不论一原处，荀杨以下是也。予于太极图解亦云，所谓太极不离乎阴阳而为言，亦不杂乎阴阳而为言。张子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人物得是气质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则谓之性。气质有偏正纯驳昏明厚薄之不齐，故性之在是者，其为品亦不一。然其本然之理，则粹然至善而已。”今按：子贡言夫子言性与天道未可得闻，此下遂有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及善恶混诸说。程张始言性即理，又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而朱子谓其原自濂溪《太极图说》，而创为理气论。此为有宋理学家在中国思想史上一大突破。朱子此处言之甚晰。朱子又曰：“性与气皆出于天，如天气之清明阴黯，可见气之美恶。然好者常少，而不好者常多。以一岁言之，晴和而不寒不暖者，能几时。而夏寒冬暖，愆阳伏阴者皆是也。虽一日之间亦然。盖其气错揉万变，不能均平，所以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又如颜夭而跖寿，尧舜与孔子福寿不同。”今按：如朱子此处，言气即言天，亦可有善有恶，及善恶混之分争矣。西方宗教认为善只在上帝，人世则原始罪恶，故有世界末日之主张。科学哲学全不理会善与恶之争，此是西方人心硬之表现。中国儒家，自孔子以下，大体主张偏向善。即庄老道家言自然，言气不言性，但亦有偏向善之倾向。此为中国人心软之表现。文化不同，本于人性有不同。程朱所言，仍亦无可非也。 惟上知与下愚不移章。 朱子曰：“不必求合，人所言各有地头。孔子说相近至不移，便定是不移。人之气质实有如此者。如何必说道变得，而其所以至此下愚者，便是气质之性。孔子说得都浑成了，程子此段却只说到七分，不说到底。孟子只说得性善，其所言地头各不同。”今按：此言地头不同，略如今人言立场不同。伊川言无不可移，此显与孔子言不合。孟子言人皆可以为尧舜，亦与孔子下愚不移之说不合。朱子则以气质之性来说孔子之不移，然于孟子伊川说皆不置辨，此见中国学者之气象宽厚处。象山阳明皆明言朱子不是。自朱子言之，此亦所言地头之不同矣。朱子又曰：“圣人之言，则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程子则曰，以其不肯移，而后不可移耳。盖圣人之言本，但以气质之禀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肯不可之辨也。程子之言则以人，责其不可移。而徐究其本，则以禀赋甚异而不肯移，非以其禀赋之异而不可移也。”今按：此条又在不移之上加了不可移与不肯移之两项。不可，即孟子之不能。不肯，即孟子之不为。然朱子谓以其禀赋之异而不肯移，则仍依孔子义，仍以气质之性说之。惟其气质之性使其自不肯移，此即下愚之所以不移也。而气质之说则本于程子，朱子之言亦可谓细而和，缓而尽矣。 或问游氏之言曰，夫道未始有名，感于物而出，则善之名立矣。托于物而生，则性之名立矣。善者，性之德。故庄子曰，物得以生谓之德。性者，善之资。故庄子曰，形体保神谓之性。盖道之在天地，则播五行于四时，百物生焉，无非善者无恶也。故曰，继之者善也。道之在人，则出作而入息，渴饮而饥食，无非性者无妄也。故曰，成之者，性也。何也？朱子曰：“道未始有名，善之名立，性之名立，此则老佛之言，而分道与善与性为三物矣。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虽出于庄周之言，然所谓仪则者，犹有儒者之意也。今引其言而特遗之，且独以出作入息，饥食渴饮为言，则是所谓性者无复仪则，专以佛者作用是性之言为主矣。是虽欲极其高妙而言，而不知其所指以为性者，反滞于精神魂魄之间也。此近世言性之大弊，学者不可以不辨。且所谓托于物而生者，是又以为先有是物，而性托之以生，如释氏授胎夺阴之说也。”今按：此条朱子又明辨之，力辨之，亦犹孟子之所谓不得已而辨者。游氏亦程门大弟子，朱子极尊二程，而于二程之言多有辨，于其弟子谢杨尹游亦各有辨，会合观之，乃可知中国学者之态度。 礼云礼云章。 或问：诸家言礼以敬，异乎程子，何也？朱子曰：“程子以理言，礼之体也。诸家以人言，礼之用也。”黄幹曰：“今集注与程子说不但敬与序之不同，虽言和则同，而所以为和亦不同。集注之敬与和主人心而言，程子之序与和主事理而言。然有人心之敬与和，则见于事理者，始有序而和矣。”今按：是则朱子释《论语》亦不守程子说，而朱子之重视于心，亦由此可见。故二程始提出理字，而朱子必挽回到心上来。如释仁曰心之德爱之理，是矣。惟象山说心，又过了朱子，则又多病。义理难辨如此。 [book_title]（十六）微子篇 殷有三仁章。 朱子曰：“以其皆无私而各当理也。无私，故得心之体而无违。当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其所以全心之德，而谓之仁欤。”今按：心，人人有之而相通，不限于身，故言心必言公。若限于其身，则为私心，失其心之体矣。心必见于行，行必见于事，事必当于理。朱子以无私当理两者说心，以为心之全德，则内外交尽矣。朱子又言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心之德言其无私，爱之理言其当理。食色性也，人于食色无不爱，然不能无私而当理，则每陷于不仁。故只可说食与色为人心，不可说是仁心。而仁心中亦并不要排除了食与色。程氏谓性即理则可，象山谓心即理则偏了。朱子此条分析得极扼要。 朱子又曰：“游氏谓，仁人之用心，惟仁所在则从之。似非知仁之言。仁者，心之德。有是心而不失其德，则谓之仁人。一时如此，一时之仁也。一事如此，一事之仁也。时与事虽有不同，而所谓仁者，则常在此而不在彼也。如游氏说，则人与仁自为二物。人常在此，仁常在彼，而以人往从乎仁也。”今按：今人每连言道德，实则道必本乎德。德乃人心之共有境界与最高自由。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吾心之自由无不当于人事之准则，斯孔子之所以为圣也。今人言道德则有似于游氏之所云。 柳下惠为士师章。 朱子曰：“尹氏曰柳下惠孟子所谓不屑去者也。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仕而不喜，黜而不愠，自知其直道而已。愚闻之师，柳下惠之直道，其自知甚审，其自信甚笃，所谓确乎其不可拔者也。盖与尹氏之意同。谢氏曰：用我亦可，舍我亦可，玩世不恭者之所为也。张敬夫谓其曰焉往而不三黜，则亦几于不恭矣。此与谢氏意亦相发。杨氏以孔子无可无不可为近于和，非也。无可者近于清，无不可者近于和，是以孔子之于夷惠，集其大成，而时出之，岂曰无可无不可，而反独近于一偏之和与。盖为是说者，其立心制行有近于柳下之风，故未察乎孔子之言而并以为亦若惠之为也。”今按：此条引尹氏谢氏杨氏，皆程门大弟子。朱子言闻之师，当指其师李延平，则为程门三传弟子。张敬夫则与朱子同辈行。为论柳下惠一人，二程以下积百年来，已有如许意见。若无此如许积累，恐亦出不得朱子。孔子以下，亦积四传而得孟子。中国学术思想之传统有如此。西方哲学乌有此例。是必有其相异所在，亦学者所当深究也。 子路从而后章。 朱子曰：“说圣人无忧世之心固不可，谓圣人视一世未治尝戚戚无聊，亦非也。须看圣人至诚恳切处，及洒然无累处。文中子说，天下皆忧吾独得不忧，天下皆疑吾独得不疑。又曰，穷理尽性吾何疑，乐天知命吾何忧。此说是。”今按：孔子在春秋末，竟何用于世。朱子当南宋中世，亦竟何用于世。今人则谓是中国人不懂得革命，故必待平民造反，世乃得变。文中子生当北朝之末，隋之初，身不见用，隐居著书，乃有此言。亦见中国人心情。似乎今之中国人宜亦有知于此始得，虽不能治，却亦免于乱，以待后起。若必事事而变，恐亦有欲速不达处。 [book_title]（十七）子张篇 执德不宏章。 朱子曰：“此以人之量言。总群言，该众理，而不自以为博。兼百善，具众美，而不自以为得。知足以周万物，而于天下之事有不深察。才足以济众务，而于天下之事有不屑为。恢恢乎其胸中常若有余地焉。非其量之大，则其执德孰能如是之宽广而不迫哉。易所谓宽以居之，而曾子所谓可以任天下之重者，正谓此耳。其量之小者，一善之得，则先为主，而若不可以有所容。一事之当，则喜自负，而若不可以有所加。小有知，则必欲用其知。小有才，则必欲试其才。所谓执德不弘者，盖如此。虽其所守之固，若不可夺，然亦安能为有无哉。”今按：朱子说《论语》及其说《孟子》《学》《庸》，主要都在发挥此心。而同时象山，尚嫌其未能用力于此心，亦似执德之未弘矣。今则西风方煽，人人以对外面一事一物寻求知识为已尽此心之能事，而弊病丛生，更待执德能弘者来为之作更高之领导与解放。 朱子又曰：“义理无穷，心体无限。若信道不笃，则容众太广后，随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笃而不弘，则是确信其一说，而或至于不通。”今按：今之宗教信仰者，每易陷于不通。科学哲学亦多不通。而笃信西方，则必认中国以往为不通。实则仅是中西双方之不相通而已。求其信道笃而执德弘，岂易言哉。 虽小道章。 朱子曰：“小者，对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专一家之业以治于人，道之小者。然皆有用于世而不可无。其始固皆圣人之作，而各有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观。然能于此者，或不能于彼，而皆不可以达于君子之大道。是以致远恐泥，而君子不为也。谢氏谓坦途之歧别，是矣。”今按：朱子以农圃医卜之属为小道，而谓固皆圣人之作。中国古史传统固如此。近世西方科学，以中国人观念言，亦皆有用而不可无，亦皆出于圣人，然非大道。而西方则自始即不讲治人之大道，亦可谓至今犹缺。大学中，政治系与化学系会计系等同列，肄业四年即毕业。民主政治仅尚多数，佐以法律，各自自由，非有道可言也。若宗教，则应属异端，非小道。恺撒事恺撒管，政教分，非异端乎。故中西文化相异，实难合而言之。 大德不逾闲章。 朱子曰：“大处既是，小处虽未尽善，亦不妨。可也，只是且恁地也得之意。”今按：中国古人，道分大小，德亦分大小。小道君子不为，小德则出人可也。只要择大道行，暂时有小差失，或走不到，尽可且恁地前去。此即义理与功利之辨。若论功利，只要有所成，即认为十分圆满了，则多走小道守小德亦便是。但大成小成之间，则人必有争。实则人世间哪有速成的事。西方人急功近利，但亦功成身退。希腊成了，来罗马。罗马成了，又来北方蛮族。直到当前，仍如此。中国讲大德大道，遂成一大传统。其实亦可谓至今无成，而败乱亦相寻。但只论该如何做而已。 子夏之门人小子章。 朱子曰：“洒扫应对，所以习夫形而下之事。精义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理则未尝有大小而无不在。君子之学不可不由其序，尽夫小者近者而后可以进夫远者大者。无大小，理也。有序，事也。由其序，则事之本末钜细无不各得其理。而理之无大小者，莫不随其所在而无所遗。不由其序，而舍近求远，处下窥高，而理之全体固已亏于切近细微之中矣。洒扫应对是小学事，精义入神是大学事。精究其义以入神，正大学用工以至于极致处也。虽尧舜孔子之圣，其自处亦常在下学处。下学便上达。”今按：《论语》言道有大小，德有大小。朱子此处则言理无大小，但事亦有大小。如洒扫事小，道小德亦小。但处事由人，人之处事之理则无大小也。今人洒扫有自来水，古人不知，今人尽谓是进步了。今人应对可用电话，古人不知，又尽谓是进步了。只在事上讲是如此。但人之处洒扫应对有一心，心对事便有理，此心则尽可无进步，反而退步了。要我来做尧舜，我不能要尧舜来做我。我如此般洒扫应对，尧舜怕也只得如我般洒扫应对。阳明便有如此说话。所以朱子要说理无大小。但人之立志，则立志向上，由我来做尧舜，不该向下自足，却问尧舜如何来做我。所以道有大小，德有大小，终不可以不辨。中国人在做人一套上尽有讲究，所以有此诸说法。西方人则尽在处事上着想，此诸说法便都说不上。 又依朱子此条所辨，形而上即在形而下之中。西方人尽注意在形而下处，因此又要另有一套形而上哲学。中国人则从洒扫应对形而下处，直通到精义入神之形而上处。所以说，理无大小，吾道一以贯之了。 [book_chapter]《孟子》 [book_title]（一）梁惠王篇 孟子见梁惠王章。 朱子曰：“程子谓处物为义。扬雄言义以宜之。韩愈言行而宜之之谓义。若只以义为宜，则义有在外意思。须如程子言，则处物者在心，而非外也。”今按：古人言仁义礼智信诸德，宋儒必引而内之，一归其本于心。此理学家之贡献。朱子之尊程亦在此。观此条自显。 齐人伐燕胜之章。 朱子曰：“须研究体味，见得圣人之心，脱落自在，无丝毫惹绊处，方见义理之精微，于日用之间，自然得力。所谓知至而意诚也。”今按：此条言为学之要，在见得圣人之心。而义理精微，则即在日用之间。近人则谓穷理必穷之于外，与此心无关。而义理精微则与人生日用毫不相干。知至与意诚又属两回事，说不上一气来。此皆今人意见与前人背驰处。不识得古人意，又如何来遽作批评。 [book_title]（二）公孙丑篇 夫子加齐之卿相章。 论告子与孟子不动心之不同。朱子曰：“孟子乃兼贯物我，举天下之言所以失者而知之，是以其心正理明而无疑于天下之故。由是以集义而无不慊于心。告子论性皆率然立论，辞穷即止，无复思惟论辩之意。所谓不得于言，不求于心。而所谓勿求者二，一以为无益有损而不可求，一以为理所必无而不必求。”今按：今日国人多于古人所言义理，置不再求，概不出此二义。 问：持志养气。朱子曰：“持志所以持其内。无暴其气，所以防于外。志正气自完，气完志益正。存养之功无一息之不存。孟子之不动心，知言以开其前，故无所疑。养气以培其后，故无所慑。”问：气之配义与道。朱子曰：“道，体也。义，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气，器也。形而下者。以本体言之，有是理然后有是气。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气以为质。以人言之，则必明道集义然后能生浩然之气。而义道又因是气而后得以行。盖三者虽有上下体用之殊，然其浑合而无间，乃如此。”今按：孔子只言道，庄周始言气，以为天地之体。孟子言气，则又与庄周不同。或有闻于庄周之说，而取以加之儒道中。朱子以理气对说，其言理即犹孔孟言道。此处言道体也，气器也，实合先秦儒道两家义而合言之。惟其端已启自易大传与中庸。宋代理学家承而不辨。体用二字连用，始见于晚汉参同契之书，亦道家言。而朱子亦尝致力于此书。象山反朱子，专言心即理，更不言气。后人疑朱子多在此。实则朱子兼采道家义，而更主孔孟，善加发明，后人亦无以上之。如此段说孟子极佳，当细参。 问：气配道义。朱子曰：“有理然后有气，故必明道集义，然后生浩然之气。”今按：庄周言气，理即在气中。《易传》言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气即道矣。又必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周易》六十四卦中，何尝有太极，只有乾坤两仪耳。此乃后增语。濂溪言，无极而太极，则于太极上仍不得不增上一无极字。朱子亦谓理必在气中，然又谓理生气。实则朱子用此理字，即从语孟道字转来。庄周道家重言自然，而孔孟儒义重言人文，惟在人文之上终不得置天地大自然于不问。朱子用心即在此，其思想贡献亦在此。陆王以下，清初王船山晚年思想颇主横渠《正蒙》，反程朱，实亦从庄周来。而必尊横渠，则亦以其尊孔孟，终不得专依庄周为说。 问：程子所谓活泼泼地。朱子曰：“此以形容天理流行自然之妙。盖无所事而忘，则人欲之私。作正焉而助之长，则用心之过，亦不免于人欲之私。故必绝是二者之累，而后天理自然之妙得以流行发见于日用之间。若鸢之飞而戾乎天，鱼之跃而出乎渊。若曾点之浴沂风雩而咏以归。活拨泼地者，盖以俗语明之，取其易知而已。或乃以此语为源于禅学则误。”今按：孔孟只言道，重在人文。而朱子以天理流行自然之妙说之，则重在自然。两者间，语义显有殊。故于鸢飞鱼跃外，只引曾点，而不能引颜渊为例，亦可见其涵义之不能不有殊矣。活泼泼地四字，用来形容天理流行自然之妙则可，用来形容孔子与颜孟之道则似隔一层，有欠贴切。故程朱理学，有些处可谓直得孔孟传统之正，有些处则似夹杂老释，不得不谓是孔孟传统之一支一派，未臻于孔孟大本大源之所在，观此段自显。 问：志至焉，气次焉。朱子曰：“志最紧要，气亦不可缓。持志即是养心，无暴其气只是不纵喜怒哀乐。须事事节约，莫教过当。”今按：此可见《孟子》此章气字，与庄老天地自然之气混言之。 朱子又曰：“配义与道，如人能宏道。若无此气，则道义亦不可见。集义与配义是相向说，初间其气由集义而生，后来道义却须那气相助。论集义所生，则义为主。论配义与道，则气为主。延平先生说，道义与气只是一滚发出来。”今按：依道家言，只一气字便够，不须更添道与义。依儒家言，则必分言道与气。故朱子理气论， 虽采道家言，终为儒家传统。今以自然与人文言，道家主自然，少取于人文。儒家则以人文为本，惟谓人文亦出于自然，而又可宏扬自然，但非反抗自然战胜自然之谓耳。 朱子又曰：“孟子之学，盖以穷理集义为始，不动心为效。唯穷理为能知言，唯集义为能养浩然之气。理明而无所疑，气充而无所惧，故能当大任而不动心。考于本章次第可见矣。”今按：如此说本章大义，简当无误。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朱子曰：“性之德无所不具，总之则惟仁义礼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所发，无所不通，总之则惟是四端而一以贯三者恻隐也。”又曰：“心统性情，故仁义礼智性也。四端情也。而皆得以心名之。舍心则无以见性，舍性又无以见心。心以性为体。在心曰性，在物曰理。天地以生物为心。天地包得许多气，别无作为，只知生物。亘古亘今，生生不穷。人物得此生物之心以为心，人便是个小胞，天地便是个大胞。天地生人物须是和气方生。人自和气中生，所以有不忍人之心。”朱子又曰：“天地只是一气，便自分阴阳。缘有阴阳二气相感，化生万物，故事物未尝无对。天对地，生对死，语默动静皆然。性是太极浑然之体，其中含具万理，大者有四，命之曰仁义礼智。孔门未尝备言，至孟子始备言之。苟但曰浑然全体，则恐其如无星之秤，无寸之尺，终不足以晓天下。于是别而言之，四端之说于是而立。四端之未发，性虽寂然不动，而其中自有条理，自有间架，不是儱侗都无一物。外边才感，中间便应。赤子入井之事感，则仁之理便应，恻隐之心于是乎形。过庙过朝之事感，则礼之理便应，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由其中间众理浑具，各各分明。故外边所遇，随感而应。四端之发，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为四，以示学者，使知浑然全体之中，而粲然有条若此。则性之善可知矣。而是理之可验，乃依然就他发处验得。性之理虽无形，而端绪之发最可验。故由其恻隐，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恶，必知其有义。使其本无是理于内，则何以有是四端于外。惟其有是四端于外，所以必知有是理于内。孟子言，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孟子之言性善，亦溯其情而逆知之尔。”又曰：“四端之中仁义是个对立底关键。礼则仁之著，智则义之藏。犹春夏秋冬虽为四时，春夏皆阳之属，秋冬皆阴之属。故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是知天地之道不两则不能以立。故端虽有四，而立之者则两耳。仁义虽对立而成两，然仁实贯通乎四者之中，故仁者本体。礼，仁之节文。义，仁之断制。智，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则生也。夏则春之长。秋则春之成。冬则春之藏。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是天地之理。仁包四端，而智者四端之末。盖冬者藏也，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者也。恻隐羞恶恭敬皆有可为之事，而智则无事可为，但分别其为是为非耳。又三者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则有两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故仁为四端之首，智则能成始能成终。盖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程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也。阴阳只一气，阳方长，阴方消，仁义亦然。如人呼吸。人但言孟子有辟杨墨之功，殊不知其就人心上发明，大功如此。” 今按：以上皆朱子发明《孟子》四端一章之义。有值注意者，朱子盛赞《孟子》此章就人心上发明之大功。而朱子毕生功力实亦多在人心上求发明。而其所谓心统性情，心具众理，仁包四德，及其论理与事与气诸端大意，具见于说《孟子》之此章。实可谓朱子未有创说，特于前人陈言作发明，而备受当时以及后世中国学人之崇仰，历七八百年之久而勿衰。以此求之西方之学术思想史，殆难觅其例。此其一。惟朱子解《孟子》此章，似乎或有失于孟子之本意。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本意，似说恻隐之心扩而充之斯为仁。端，是其开端义。亦可谓仁道乃本于人之恻隐之心。而朱子则谓仁者心之德，心体中早有仁，其发露之端倪则为恻隐之心。则仁是本，而恻隐之心成为末。此两义有大不同。故孟子言尽心知性，尽性知天，而朱子则似乎倒转说之，要成为尽性知心才是。此处宜可有大分辨。此其二。朱子又分别仁义礼智之先后次第，配合春夏秋冬四时说之。此则《孟子》书中所未见。《论语》多言仁与礼及仁与智，《孟子》始多言仁与义，朱子说《孟子》此章乃多采阴阳家言。先秦阴阳家始于邹衍，乃本儒家仁义而配合道家言自然。其影响力之大，在西汉时实有胜于孟子。其实《中庸》与《易传》皆杂阴阳家言，而朱子承之，故朱子虽反道家而实多采道家义。至朱子每言心体，此亦孟子乃及先秦儒所不言。体用之说，亦本于道家，而佛家如天台与禅，亦善言心体。朱子兼采佛老以说孔孟，而即以反佛老。此见义理研寻无穷，亦随于时而然，有其不得已与不自觉者。此亦为治中国学术思想史之先后演变所必当辨而不可忽者。此三也。孔子教颜渊以博文约礼，朱子博文功夫似胜于孟子，而其尊颜亦尤甚于尊孟。尝谓颜子细，孟子不免稍粗。于后儒中求博文之功，则朱子当首屈一指。故读朱子《四书集注章句》，必当兼读其《文集》《语类》，乃及其他著作，始见朱子博文之细，与其立说之所以然。此其四。又其言天对地，生对死，事物未尝无对。又言混然全体，生生不息。及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诸说皆极具深意，兹不一一详申。 又按：朱子此处分别仁义礼智，而言“恻隐羞恶恭敬皆有可为之事，而智则无可为，但分别其为是为非耳。又三者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则有两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故仁为四端之首，智则能成始能成终。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一条以智与仁分别说，谓如天地之一阴一阳，一动一静，故孔子以仁智兼言。孟子四德，始以仁，终以智。西方为学专重智，义与礼皆从智起，但不言仁。朱子谓恻隐羞恶恭敬皆有事为，智但分别是非，乃无事为可言。西方人则一以智作事为之本。凡所事为，皆以供人之欲给人之求。宗教信仰，灵魂死后上天堂，为人生最后一大欲。故其教，只教人爱上帝，不教人爱人类。恺撒事恺撒管，恺撒不仁，耶稣也上了十字架。又专尚智，则只见有是非，而常启争端。乃亦更无恻隐羞恶恭敬可言。大体言之，中国文化仁智兼重，西方则智而不仁。此实研讨人类文化，分别中西双方异同所在者，一大值注意之大纲大目所在矣。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或问：程张皆以为隘与不恭非夷惠之过，乃其流之弊。子说不然，何也。朱子曰：“诸先生意则厚矣，然以孟子言考之，恐其意未必果然。”又曰：“伯夷自有隘处，柳下惠自有不恭处，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分明是玩世。”今按：朱子尊程张，而为说异程张者何限。如此条，又是朱子是而程张非之尤易见者。朱子之为功于孔孟，即此可见。此亦其博文之细者。 [book_title]（三）滕文公篇 首章。 或问，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称尧舜。朱子曰：“孟子道性善以理言之。称尧舜，质其事以实之。所以互相发也。”又曰：“性命之理若究其所以然，则诚有不易言者。若其大体之已然，则学者固不可以不知。必知此，然后知天理人欲有宾主之分，趋善从恶有顺逆之殊。”今按：性命之理，究其所以然，有不易言者。西方哲学，则正从此等不易言处着力。其大体之已然，则人文历史之学，朱子所谓学者不可不知者，所谓天理人欲有宾主之分，趋善从恶有顺逆之殊，皆从人事之已然处加以分别也。若蔑视于人文历史之已然，而尽在其不易言之所以然处用心，此即子贡所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亦即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称尧舜之意也。今人称中国思想近于西方之经验论，实则中国所重非个人经验，而更重于历史经验。个人经验是私的，短暂而狭小。历史经验是公的，广大而悠久。中国人必分别天理与人欲，非本之哲学，乃本之史学耳。朱子此言，大可玩味。 滕文公问为国章。 朱子曰：“孟子之言虽推本三代之遗制，然常举其大，而不必尽于其细。师其意，不必泥于其文也。盖其疏通简易，自成一家，乃经论之活法，岂拘儒曲士牵制文义者之所能知。”今按。此乃中国传统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之分辨。今人又每以清儒言汉学考据为是，宋理学家言义理为非，斯又失之。理学家亦非不治考据之学，而朱子为独精，其所得有胜于清儒，此不详论。 有为神农之言者章。 或问：许行为神农之言。朱子曰：“当时民淳事简，容有如其说者，及乎世变风移，至于唐虞之际，则虽神农复生，亦当随时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旧矣。况许行乃欲以是而行于战国之时乎。”今按：近人多疑中国为守旧。唐何尝守两汉之旧，宋又何尝守唐之旧。稍读史书，秦以下两千年变化何穷。孔孟之书，又何尝有固守其旧之理论可资证引。而如朱子此等言论，亦仅可证近人之不读书而已。 墨者夷之章。 或问：夷之请见，孟子不许。朱子曰：“天之生物，有血气者本于父母，无血气者本于根荄，皆出于一。所以为爱有差，此儒者之道。所以亲亲仁民以至于爱物，而无不各得其所也。今夷之乃谓爱无等差，则是不知此身之所从出，而视其父母无以异于路人也。于亲而谓之施，则亦不知爱之所由立矣。”今按：今人于亲，能有施，是亦谓之知爱，亦谓之能孝矣。朱子若在今世发此辨，则可谓不知现代化而背时之甚矣。此孔子所以欲无言也。 景春曰章。 或问：大丈夫之说。朱子曰：“廓然大公，心不狭隘，则所居广。履绳蹈矩，身不苟安，则所立正。秉彝循理，事不苟从，则所行皆大道。得志则出而推此于人，不得志则退而乐此于己。如此则富贵岂能诱而淫其心，贫贱岂能挠而移其志，威武岂能胁而屈其节哉。”又曰：“今日读答景春章，直是痛快。三复令人胸中浩然，如濯江汉而暴秋阳也。”今按：古人读书精神有如此。何所发明，何所讲究，能心领神会，斯知古人读书精神处矣。 [book_title]（四）离娄篇 首章。 朱子曰：“我思古人，实获我心，言古人所为适与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后乎千百世之未来，只是此个道理。孟子所谓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正谓此尔。”今按：此条言之极直率，亦极亲切。中国人历代尊孔子正以此。今则无可辨，亦不胜辨。人心已变，读孔孟乃及看朱子此等语，皆觉于心不合，则又何从辨起。古人言正人心，又从何正起。近人又言复兴文化，恐人心仍是其中最大一问题。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章。 朱子曰：“大人之心，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赤子之心全无所知，全无所能。但大人之所以为大人，却缘他存得那赤子之心。而今不可将大人之心只作通达万变，赤子作纯一无伪。盖大人之心通达万变，而纯一无伪。赤子之心，未有所知，而纯一无伪。着个不失字，便是不同处。”今按：朱子只就《孟子》本文说孟子本意，只用不失字便是不同处，何等简净，何等明白。则大人之不同于赤子，只在其知上。今人看不起中国古人所谓之学问，认为只是寻求知识。又为寻求知识把自已本来面目全忘失了，此则两失之。 博学而详说之章。 朱子曰：“博者，所以极夫理之散殊。约则举是散殊之理而一贯之。是以既博学之，又详说之，而卒有以会于约。所谓博且详者，固未尝出于约之外。而所谓约，于其博且详者又未尝有所遗也。”今按：朱子此处说博约，精辟绝伦。约非博中一物，亦非博外一物。博未尝出于约，而约亦未尝遗其博。今世之学，各自先守一约，所谓专家。而约与约，专与专，又各不相通，而共同成为一智识爆破之时代，亦可谓既博学之，亦详说之矣。但又安得另有一约者来贯通此诸博且详者乎。此诚今世学术界一大主题，亦一大难题也。 [book_title]（五）万章篇 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章。 朱子曰：“魏惠襄哀之年，见于竹书，明甚。史记盖失其实。邵子之书乃从史记，而不取竹书，又安在其能不误耶。”今按：此条见《语类》陈文蔚所录。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始疑及梁惠襄年。余初谓，此后顾亭林《日知录》始再及之。余年三十左右，始因《史记》此失，详为考订，成《先秦诸子系年》一书。然初不知亭林前朱子已先及之。及晚年草为《朱子新学案》，自谓尝博稽朱子诸书，顾于此一节仍未知之。乃于论朱子精考据工夫一方面，亦未提及。今八十七岁矣，乃始注意及此条，则余往年之读书疏忽，岂不昭然，诚足以自惭。而前贤之为学精详，实有其不可骤企者。即此小节，亦可见矣。一事考据尚如此，何论义理之大乎。读者诚当虚心平气求之，乃庶有得耳。 [book_title]（六）告子篇 生之谓性章。 朱子曰：“告子不知理之为性，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觉运动者以当之，所谓生者是也。其以食色为言，盖犹生之云尔。生之谓气，生之理谓性。知觉正是气之虚灵处，与形器渣滓正作对。近世佛氏说，如何是佛，见性成佛。如何是性，作用是性。盖谓目之视，耳之听，手之提执，足之运奔，皆性也。此形而下者，人物同。集注谓以气言之，则人与物初不异。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又曰：“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相近而理绝不同。气之异者，粹驳之不齐。理之异者，偏全之或异。”今按：上引具见朱子论性要旨，端在分辨出人与禽兽之相异处。若谓生之谓性，谓食色性也，谓知觉作用是性，则人与禽兽同属有生，无大异。近代西方生物学家正把人与禽兽作同一研究，其心理学家亦常把禽兽如小白兔洋老鼠之类来研究人心。自朱子言之，此皆属气一边事，可谓是生之能，不可谓是生之理。如今人发明原子能，不可谓其无作用，亦不可谓其无能，抑不得谓其无理。原子能可以大量杀人，自可谓其有大量杀人之理。然自人生界言之，则大量杀人终当谓之非理。今朱子言生之理谓性，则人生之理乃得谓之人性，而仁义礼智则正是人生之理所在，故亦谓之是人性之正。张横渠言，学者先须立人之性，学所以学为人也。其实孟子主张人性善，亦正为教人做人耳。若必脱离了人生界来在自然界中论性论理，辨善辨恶，漫无标准，而欲求一纯客观之发现，则恐议论蜂起，非孟子及横渠朱子此上所论所能限，此实为一绝大异见，而终难定于一矣。 食色性也章。 朱子曰：“饮食男女固出于性，然告子以生为性，则以性为止于是矣。因此又生仁内义外之说，正与佛者言以作用为性义理为障者相类。孟子不攻其食色之云，使彼知义之非外，则性之不止于食色，其有以察之矣。”今按，此条即上引所谓偏全之异也。人苟知仁义之同为性，则以食色为性亦无害。又何尝要摒弃食色以见人性哉。窃谓朱子此一辨，亦可谓于发明孟子论性善有大功。至于仁义，则仅出于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亦皆无其他作用意在内。性非作用，亦即理非作用，此一义大值阐详。 公都子曰告子曰章。 朱子曰：“性之本体，理而已。情则性之动而有为，才则性之具而能为者。性无形象声臭之可形容，故孟子以情与才二者言之，诚知二者之本善，则性之为善必矣。”今按：中国人每以情理并言，曰人情天理，又曰合情合理。西方哲学绝不言及情，惟曰理智。情与理分，自当与中国观念大不同。至于才，则西方亦极重视。然西方人又不以才与性并言，乃惟以能标新立异争强取胜者为才。中国人言才，则贵其归于中和，斯又大异矣。 朱子曰：“周子出，始复推明太极阴阳五行之说，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则同，而气质之所从来，其变化错揉有如此之不齐。至于程子始明性之为理，而与张子皆有气质之说，然后性之为善无害于气质之有不善，气质之不善终亦不能乱性之必为善也。此其有功于圣门，而惠于后学也厚矣。道学不明，异端竞起，时变事异不得不然也。”今按：据此则濂溪二程横渠所言，乃多孔孟所未言者，朱子早已知之。谓其时变事异，有功圣门。治中国学术思想史者，于朱子此言，当加深思，不得专以辨同异为务。 朱子又曰：“荀扬韩氏之说，是皆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气为性者。独韩子以仁义礼智信为言，则固已优于二子。”今按：以仁义礼智信言性，最先始于韩退之。有宋理学家，少推尊及退之。及元初黄东发以朱学大儒，乃始推尊及退之。治中国学术思想史者，亦不当不知。 牛山之木尝美矣章。 或问：程子曰夜气之所存，良知良能也，何也。朱子曰：“程子意深约，予初读之，未觉其然。后因讽诵孟子本文，忽悟其意。然后求于程子之说，乃若有契于予心者。虽由予之愚暗，然亦可见读书之不可不熟，而前贤之说，其微辞奥义，又非一见之所能窥也。”今按：朱子此处，本程子语解释《孟子》文极长，不具引，姑以私意言之。夜气之所存，早昼又梏而亡之。据文义，所存不指夜气，应指心。心无存亡，故程子谓所指乃是心之良知良能。朱子又易以良心二字，谓早昼为物欲所诱，故失之。则以《孟子》本书，梏字可以推想。惟朱子谓读书不可不熟，前贤之微辞奥义，非一见之所能窥，则有深值今日我人之注意。今日我人晨起披阅报章，不啻即十万二十万字过目。又浏览新出版杂志杂书，亦只过目而已。其有关学术思想者，大抵不到万字即成一篇，数万字以上乃成一书。而中国古书则或几句成一章，或几章成一篇。所谓微辞奥旨，心习已成，哪肯反复玩诵，继以深思。惟求一窥而得，则宜其格格不相入矣。 朱子又曰：“心体固本静，然亦不能不动。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于不善。其动而流于不善者，固不可谓心体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谓之心也。”又曰：“心之体用始终，虽有真妄邪正之分，其实莫非神明不测之妙。虽皆神明不测之妙，而其真妄邪正又不可不分耳。”今按：古人仅言心，朱子则常言心体。用了心体二字，于古书中许多话可解释得更清楚更明白。既言心体、乃又言心之体用，此又古人所未及。然用了心体二字，实与古人仅言心字涵义有不同。如失了心体本然，仍不可不谓之心。既言心体本然，则又有始终之辨，此又非孔孟所及。今人必谓中国思想只守旧，无开新，固未是。又分理学与孔门截然为两派思想，则亦未是。其谓心之体用始终，有真妄邪正之分，莫非神明不测之妙，而真妄邪正又不可不分。此即事物必有对，而又是混然一体。其义深妙，宜细参。 仁，人心也章。 朱子曰：“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最为学者第一义。故程子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昨因病兀坐存息，遂觉有进步处。大抵人心流滥四极，何有定止。一日十二时中，有几时在躯壳内。与其四散闲走无所归着，何不收拾令在腔子中。且今纵其营营思虑，假饶求有所得。譬如无家之商，四方营求，得钱虽多，若无处安顿，亦是徒费心力。”又曰：“上有学问二字在，不只是求放心便休。”今按：放其心不从事于学问者，今不论。如今西方人从事学问，尽向外求，亦可谓只是放心。如牛顿见苹果落地，研究出万有引力的大道理来。但其养大小两猫，特于书室墙上开大小两洞，使其出入。其实只开一洞，容得大猫出入，小猫亦得在此洞出入，奈何牛顿并此不知。只得谓其心已全放在苹果落地一事上去了。牛顿为人，并无大差处，殆因其乃一宗教信徒之故。然而人人之聪明智慧尽如此不收拾，放了，人间修齐治平之大道无人理会，终是有失。如生物学家，不知费了几多心力来研究一应生物，如乌鸦，如白鼠，如海底鱼类，一切一切，或白鼠与人生关系较切，然凡生物家，乃及其他学者，各穷其毕生之力，在一专门目标上作研寻，终亦不得不谓之乃放心。即如西方资本家，岂不是四方营求，得钱虽多，而无处安顿。因其心不在家上，永不得一好家庭可使安心，遂尽放心在营求财富上去求心安。但整个人心流滥四极，何有定止，正如朱子之言。所以《孟子》此章自今人视之，若嫌迂腐，但实仍有讨论之价值。 朱子又曰：“有是四端于我，知皆扩而充之。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来，在内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书，皆是此意。”又曰：“世间只有个开阖内外。”今按：如此，则朱子意，《孟子》一书主要即在讨论此心之开阖内外而已。然否，须学者自向己身体会，却不要作一哲学问题放心向外去讨论。 [book_title]（七）尽心篇 首章。 朱子曰：“尽其心者，只为知其性。此句文势与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若未知性而径欲尽心，则悬空无下手处。”今按：《孟子》本文，尽心知性知天，分明作三阶层。若谓知性则尽心知天，与《孟子》原意不合。朱子此章误解，余已说之在上引心有四端一章中。又朱子谓此章所谓尽心乃物格知至之事，语亦欠明。恐孟子所谓尽性，只如四端之扩而充之，则为仁义礼智，只就此心在每一事之运用上言，此乃下学事。朱子则谓仁义礼智藏于心，微露其端为恻隐羞恶等，乃就无所不统之心体言，故必知性乃可尽心，此乃上达事。孟子意，则即此四端尽之，乃可知性。此乃下学而上达。朱子说此章，则成为上达而下学了。大抵朱子差处，在每言心体，故于此章又言心体无所不统，则奈何而尽之。故必自知性，始可下手。又谓尽者无余之义。实则尽即是扩而充之，即是下功夫处。朱子在此大题目上讲差了，但其讲《孟子》他章，实在头头是道，多发前人所未发。何以得如此，亦宜加细参。 朱子又曰：“无极而太极，不是有个物事光辉地在那里，只是说这理当初皆无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既有此理，便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