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新人生观 [book_author]罗家伦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儒理哲学,哲学,完结 [book_length]95014 [book_dec]罗家伦著,1942年在重庆出版,到1944年,在重庆、上海等由商务印书馆承印,和在天津、青岛翻版共27版,影响极大。1960年9月在台北出版,1989年11月又由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2万字。全书共分十六讲,作者并未照传统写法分门别类论列人生各部分,而是把中国民族思想和生命中缺少或贫乏的部分,特别提出来探讨、发挥而自成一体。作者认为,建立新人生观,就是建立新的人生哲学,它是对于人生意义的观察、生命价值的探讨。随着人们宗教信仰的动摇,重估生命价值,以建立新的人生哲学便是非常必要了。新人生哲学与旧人生哲学不同,它不是专讲“应该”,而是要讲“不行”;不是专恃权威或传统,而是要以理智来审察现代的要求和生存的条件;它不讲“明心见性”,更不涉善恶之论,而是主张整个人生及其性格与风度的养成,从知识中探讨生命的奥秘,并从经验与习惯中培养理想的生活;它不把行为的标准建立在冥思幻想上,同时也不把它建立在冲动欲望上,而要从民族和人类的历史和文化里,寻出人与人相处、人与自然相处的关系,以决定个人所应养成的性格与风度。依据上述态度,应建立三种新的人生观:即动的人生观、创造的人生观和大我的人生观。 [book_img]Z_4917.jpg [book_title]自序 浩荡成江的鲜血，滂沱如雨的炸片，时代掀起的亘古未有之洪涛，能不使我们，站在存亡绝续关口的我们，对于整个的人生问题，有一度新的审察和领悟？ 我们要生存，我们更要有意义的生存，所以我们那能不追求生存的意义，和达到这有意义之生存的方式？ 在这真实空时构成的创造的宇宙里，我们的生命是动的、真实的、更是创造的。我们的思想不能开倒车。我们不能背著时代后退，我们也不能随著时代前滚，我们要把握住时代的巨轮，有意识的推动它进向我们光辉的理想。 我们要挥著慧剑，割去陈腐。我们要廓清因循、颓废、软弱、倚赖、卑怯，和一切时代错误的思想──生命的毒菌。不但是打扫地方为了培养新的肌肉，而且是期待长成新的骨干。 这伟大的时代需要我们有力的思想，有力的行为，有力的生命。 自从神圣抗战发动以来，我就开始想做一点积极的思想工作。我写这部新人生观的时候，不想照传统的写法，分门别类的论列人生哲学的各部分。我祇想把中国民族思想和生命中，我认为缺少或贫乏的部分，特别提出来探讨、来发挥。但是写成以后，也自成一个系统。 讲人生哲学，要是使他理论的基础稳固的话，不能不有他在玄学──形而上学──上的根据。这一点我那里敢忽视。 这部书里的十六章，本是我于中央大学西迁以后，对全校的一套系统演讲。也曾在刊物上登载过几篇。现在重新写定，成为专书。我断不敢希冀前哲在围城中讲学的高风，但是这十六章却章章都是讲完和写完在敌机威胁的期间，有时还在四周围火光熊熊之中。 我断不敢说这部书是表现一种有力的思想，我祇敢说这是我个人用过气力去思想的一点结果。我是根据自己知道的深信，以充分的热忱写出来的，自然我也希望国人能得到同样的深信。 这一件不是泛泛的礼物，敬以献给有肩膊、有脊骨、有心胸、有眼光而有热忱的中华儿女，尤其是青年。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元旦，陪都重陵，罗家伦。 [book_title]台版自序 新人生观这本书于民国三十一年对日抗战最艰苦的期间，在重庆出版。每次重印出书，常在两三星期后读者即无法可以买到。到胜利后一年止，计在重庆、赣州、上海由商务印书馆承印的，和在青岛、天津翻版的，共达二十七版。当王云五先生尚主持商务时，曾经说过，这本书的销路，打破了商务四十多年来，除教科书和字典而外，任何书籍的纪录。我对读者给我这种热忱的鼓励，祇有深深的感激。 尤其使我感动的是宁夏省贺兰山以北的一位小学教员，和在贵州西部一位服务于军队中的人员，因为无法得到这部书，各自手抄一部。我看到抄本之后，不禁愧汗淋漓。 到台湾以来，还有好些朋友们向我问起这部书；更有些是素不相识的青年朋友们写信来问的。现在大陆上的商务印书馆“靠拢”了，自然不会再印我的书；以前版税的契约，在上海没有沦陷前约一年对方即未曾履行，我自然对他更无任何义务。现在我自己筹印自己的书，或是处分这些书的承印权，是名正言顺无可怀疑的事。 我趁这次重印的时候，将本书第一章大体写过了一遍。其馀还有几处错误和不经心的地方，经朋友们指出后，予以修改。谨在此向他们致谢！ 中华民国四十年九月九日，台北，罗家伦。 [book_title]第一章　建立新人生观 建立新人生观，就是建立新的人生哲学。他是对于人生意义的观察，生命价值的探讨，要深入的透亲人生的内涵，遥远的笼罩人生的全景。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在世上有什么价值？我们如何能得到富有意义和价值的生命？我们的前途又是怎样？这些不断的和类似的问题，我们今天不想到，明天不一定会想到；一个月不想到一次，一年不一定会想到一次；在红尘滚滚，头昏脑涨的时候纵然不想到，但在值晓风残月，清明在躬的时候，不定也会想到。想到而不能作合理的解答，便是面临人生极大的危机。若果有永远不想到的人，那真不愧为醉生梦死，虚度一生的糊涂虫了。想到而又能运用智慧，以求解答，那他已踏进了人生哲学的范围。我们本来先有人生后有人生哲学，正如先有饮食而后有营养学。但是既有了人生哲学来帮我们探讨，和解答这些与生命不可分离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研究？何况这种探讨和解答，曾经透过了多少先哲的脑汁与心灵，是他们智慧的结晶，我们更为什么不研究？ “牧童呵！你有不有哲学？”这是西洋自古流传的一句问话。是的，牧童何曾不可有哲学，更可能有他的人生哲学，若是我们采取哲姆士（William James）宽大的胸襟，认为哲学乃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可是态度有正的、有偏的、有健全的、有不健全的，有经得起理智和经验考验的，有经不起理智和经验考验的。不但人生的苦乐，在此分路，即人生的有价值和无价值，也在此分路。所以人生哲学的研究，愈加不可忽略。乡间的老农老圃常常要寻求，而且常常能把握住一两句先民的遗训，父老的名言，以为一生做人处世的准则，安身立命的基础：这正是他生命合理的要求。何况知识与理智发展到相当高度，而又急切要追究人生意义的人们，尤其是青年？ 在现时代，人生哲学更有他重要的意义和使命。因为在这时代，旧道德标准都已动摇，而新的道德标准尚未确立，一般青年都觉得徬徨，都觉得迷惑，往往进退失据，而陷于烦闷和苦恼的深渊。在中国有此情形，在西洋也是一样。西方国家从前靠宗教以给人们内心的安宁，以维持社会善良的秩序，到现在则旧的宗教信仰已经动摇，而新的信仰中心尚未树立，在这青黄不接的时代，更出现许多迷路的羔羊。读李勃曼（Walter Lippmann）道德序言（Preface to Morals）一书，便知中外都有同感。因此在这个时代，更有重新估定生命的价值表，以建立新的人生哲学之必要；否则长久在烦闷苦恼之中，情绪日渐萎缩，意志日渐颓唐，生活自然也日渐低落。结果青年们的心理中第一步是动摇，第二步是追求，第三步便是幻灭：这是何等悲惨的状态！有知识责任的人，对于这种为“生民立命”的工作，能够袖手旁观吗？ 要建立新的人生哲学，首先要明白他与旧的人生哲学，在态度上至少有三种不同。以这不同的态度，才能重行估定新的生命价值表。 首先要认定的是新的人生哲学不是专讲“应该”（ought），而是要讲“不行”（cannot）。旧的人生哲学常以为一切道德的标准，都是先天的畴范，人生祇应该填塞进去。新的人生哲学则不持先天畴范之说，而祇认为这是事实的需要，经验的结晶，经过思考后的判断。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较空，成不成、要得要不得的问题更切。拏文法的定律来做譬喻，本来是先有文字而后有文法，文法祇是从文字归纳出来的。文法的定律并不要逼人去遵守他，但是你如果不遵守他，你就不能表白意思，使人了解。你自己用文字来达意表情的目的，竟由你自己因此而打消。所以这是不成的，就是要不得的，也就是所谓“不行”的。 其次，新的人生哲学不专恃权威（authority）或传统（tradition），乃要以理智来审察现代的要求和生存的条件。权威和传统并不是都要不得，祇是不必盲目的全部接受。我们要以理智和经验去审察他，看他合于现代生命的愿望、目的，以及求生的动机与否。这不是抹煞旧的，而是要重新审定旧的、解释旧的。旧的是历史，历史是潜伏在每人的生命意识之内，不但不能抹煞，而且想丢也是丢不掉的；但是生命之流前进了，每个时间阶段都有他的特质。镕铸过去，使他成为活动的过去，为新生命中的一部分，才能适合并提高现在生存的要求。 还有一层，新的人生哲学不讲“明心见性”之学，更不涉性善性恶之论。他是主张整个人生及其性格与风度的养成，从知识中探讨生命的秘奥，并从经验与习惯中培养理想的生活。他否认先天原始的罪恶，他也不凭借直觉来判断是非，他不知什么叫“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自然他更不懂得什么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的禅理。他不把行为的标准建立在冥思幻想上面，同时也不把他建立在冲动欲望上面。他要从民族和人类的历史和文化里，寻出人与人相处，人与自然相与的关系，以决定个人所应该养成的性格和风度。他是要从个人高尚生命的现实中，去增进整个的社会生活与人类幸福。觉得如此，方不落空。 新的人生哲学，祇是根据这三种态度以重定生命的价值表，以建立新的人生观。他并不否认旧的一切价值，有时不过加以必要的改变与修正。他把旧的价值，重新估计以后，仍然编入新的价值标准表内，以求其更有意义的实现，更丰富和美满的实现。这才是真正“价值的转格”（die Umwertung aller Werte）。 我们不祇是求人生更丰富更美满的实现，我们还要把人生提高。平庸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我们要运用我们的生力，朝著我们的理想，不但使我们的生命格外的崇高伟大，庄严壮丽，而且要以我们的生命来领导，带起一般的人，使他们的生命也格外的崇高伟大，庄严壮丽。因此我们要根据新的人生哲学态度，建立三种新的人生观。 第一是动的人生观──宇宙是动的，是进行不息的；人在宇宙之间，自然也是在动的，进行不息的。希腊哲学家海瑞克莱图斯（Heracletus）说：“你不能两次站在同一条河里。”孔子在川上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都是解释这个道理。何况近代物理学家更告诉我们，不但天空星球在运行，即在原子的内部，每个电子都绕著原子核不断的在转呢！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里，把人生动的方面，束缚太多了。尤其是宋儒偏重“主静主敬”的学说，把活活泼泼的一个人，弄得动弹不得。颜习斋把真正孔子主持的礼、乐、射、御、书、数的教育，和宋儒峨冠博带对谈静敬的教育，形容成为一幅怵目惊心，绝对相反的图画。他慨然道：“……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尧、孔，六七禹、颜；后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尧、孔，六七禹、颜。而乃前有数十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两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与豫矣！后有数十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两手以少帝付海，玉玺与元矣！多圣多贤之世，而乃如此乎？噫！”（颜习斋存学编性理评。）这番话真是力行的精义！在今天的时势，尤其可以发人深省。其实若干宋儒的学说，已经被渗入某种印度哲学的成分，和孔、墨力行的主旨，早已违背了。 我们要提倡动的人生观，可是同时得充分注意到动之中有两种不同的动：一是有意识的动，一是无意识的动。有意识的动是主动、自动。无意识的动是“机械的动”，也是被动、盲动。自然界许多动的现象，都是属于后者，如行星绕日，循著轨道，千百年不差分毫，就是一例。若干动物的行动，何独不然？你不见灯蛾扑火，驼鸟钻沙吗？其实有些人的行动，也不曾幸免。譬如冲动，往往由于来了某种刺激，使神经或血液循环系统起了某种反应和变化，来不及考虑思索，骤然发出某种急剧的行动；这还不是生理上的机械的动吗？这种的动在本质上不但无意识而且无意义。幸而人的行动，决不都是如此；这一隅并不能以喻全局，否则全部的历史，都是机械的、盲目的，无意义的了。人是有意识的、有灵感的、有智慧的，所以他有思想的自由，有选择的自由，他可以凭他的判断来指挥他的动态。人生值得一活，世事值得努力，历史值得创造，正是为此。（详细的理论，见下面悲观与乐观及扭开命定论与机械论的锁链两章。）那把人生和历史硬看做机器上的轮齿一样，按照他们假想的公式，认为祇是不能不动而动的说法，不但是妄自菲薄，而且是诬蔑人类。 第二是创造的人生观──我们要动，而我们的动并不是机械的，乃是有意识的，也就是可以凭意识来指挥的，那我们就应当把我们的动力，发挥到创造性的事业方面去。我们不祇是凭自力创造，而且要运用自力，以发动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来创造。我们不仅仅要驱使无限的电力为人类服务，我想不久的将来，更能解放宇宙间无限的原子能，成为被管制的动力，以为人类的幸福，另辟一个新纪元。这就要靠创造的智力（creative intelligence）了。人类之有今日，是历代先哲创造的智力所积成的。我们不能发挥创造的智力，不但对不起自己的人生，而且对不起先哲心血积成的遗留。保守成功吗？保守就是消耗、衰落、停滞、腐烂与毁灭。举例来说，前代的文化创造品，是有伟大的、特出的。设如你不把他吸收孕育，再来努力创造，而专门保存旧的，那不仅旧的不能成为新人生的一部分，（我们至多不过享受而已）而且新的伟大的文化作品永远不会出来。何况那伟大的创作，永久是前人的创作，前时代的创作，有限的创作；而不是本人的创作，现时代的创作，无限的创作。我们不但要“继往”，更加要“开来”！ 第三是大我的人生观──我们不要看得人生太小了、太窄了。太小太窄的人生是发挥不出来的。他一定像没有雨露的花苞，不但开不出来，而且一定萎落，一定僵死。我们所以有现在，是多少人的汗血心血培成的。就物质而言，则我们吃的、穿的、走的、住的，那一件不是农夫、工人、商人、工程师、发明家这一般广大的人群所贡献？就精神的粮食而言，那一项伟大崇高的哲学思想，美丽谐和的音乐美术，心动神怡的文学作品，透辟忠诚的历史记载：凡是涵煦覆育著我们心灵生活的，不是哲人杰士的遗留？我们负于大社会的债务太多了。祇有凭著他们方能充实形成小我。反过来也祇有极力发挥小我，扩充小我，才能实现大我。为小我而生存，这生存太无光辉、太无兴趣、太无意义。必须小我与大我合而为一，才能领会到生存的意义。必须将小我来提高大我，推进大我，人群才能向上；不然小我也不过是洪流巨浸中的一个小小水泡，还有什么价值？这就是大我人生观的真义！ 人生观不是空虚，是要藉生活来实现的。不是身体力行，断不能领会到这种人生观的意味，维持他的崇高。所以要实现这三个基本的人生观，必要靠以下三种的生活方式。 第一是生力饱满的生活──生命的存在，固然要靠生力（vitality），生命的发展尤其要靠生力。生力是生命里面蕴藏著的无限生机，把生命不断向上向外推进和扩大的动力。他虽是一粒小小的种子，却可以长成参天拂云的大树；他虽是一架壁炉里的炉火，却可以吸收很高很远的空气中的氧气，使其发光发热，满室生春。他使人生不停顿、不板滞、不腐蚀，能活泼、能进取、能发扬。有生力的人生是朝气勃勃的，无生力的人生是气息奄奄的。在这两种人生的十字路口，你愿意选择那种？生力固常因愈发挥而愈增加；但有定向的人生却也应当将其培养和储蓄，不让他随意发泄，以备他积成雄厚的力量，写出更有意义的人生。 第二是意志的生活──在这沉迷沦陷于物质生活的人群中，有几人能实行意志的生活？能领会这种生活的乐趣？不说超人，恐怕要等那特立独行的人罢！非是坚苦卓绝的人，怎配过意旨的生活？因为这生活不是肉感的、享受的。生命的扩大，那能不受障碍，障碍就是意志的试验。意志薄弱的见了困难就逃了。祇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运用生力征服过去。经过痛苦是常事。祇有痛苦以后的甜蜜，才是真有兴趣的甜蜜。但是平庸的人能了解吗？意志坚强的人，绝对不怕毁灭，而且自己能够毁灭，毁灭以后，自己更能有伟大的创造，所以战争是意志的试金石。我常论战争说：开战以前计较的是利害的轻重，开战以后计较的是意志的强弱。这就是胜负的关键！不但是有形的军队战争如此，一切生存的战争也是如此。平庸的、退却的、是失败的锁链，祇有坚强的意志才能扭开。 第三是强者的生活──能凭借意志去运用生力以征服困难的生活，非强者的生活而何？我所谓强，是“强而不暴”的强，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强。强的对面是弱。摇尾乞怜，自己认为不行，便是弱者的象征。强者的象征就是能在危险中过生活。他不但不怕危险，而且乐于接受危险。他知道战争是不能躲避的，所以欢乐的高歌而上战场。他的道德信条是强健、勇猛、无畏、正直、威严、心胸广大、精神奋发。他最鄙视的是软弱、柔靡、恐惧、倚赖、狭小、欺骗、无耻。他因为乐于危险的生活，所以他不求安全。古人说“磐石之安”，但是磐石不是有生命的。无生命的生活，过一万年有什么意思？况且求安全是不可能的事。安全由于平衡，生命那有固定的平衡？因为你发展，人家也发展，祇有以你自己的发展，来均衡人家的发展，才能得比较的安全。若能如此，才能操之在我。所以他永远是主人，不是奴隶。 以上三种生活方式，乃是真正有意义的人生的基础。但是这三种生活方式，必须要连贯起来，好好的调剂和运用，方能达到完善理想的人生。说到此地，我们不能不更进一步，去认识三个精莹而又伟大的力量了。 （一）理想──理想（ideal）是人类对于宇宙和人生所能想像得到的完善的意境。他尤其是人生的启示，也就是悬在人生前面的灯火，照耀在人生努力的过程上的光明。他不是空想，更不是幻想，因为他的产生是由精辟的思维和伟大的智慧磨荡孕育而来，并且是曾经严格的理则的考验，和丰富的经验的体会过的。人生最容易困顿在现实的溷潴中间，不能振拔，是很危险的事。权审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就是沉沦在现实里面可怕的心理。但是尤其可怕的是近年来青年心理中的所谓“现实主义”。共产党以不择手段的方式，利用青年求得一时满足的心理弱点，到处鼓动一种“现实主义”。弄到青年不顾宿舍里共同的幸福，一转眼就把木床劈来烧开水；不顾实验材料的极度困难，而把实验室的酒精灯点来煮鸡蛋；甚至于烧到教室里的桌凳而弄到大家站著听讲！把求知的工具毁了，入学的目的丢了，祇为了一时的快意和满足！那些遗害青年的毒辣煽动，造成这样可怕的变态心理！这种变态心理的蔓延，最后到了一般的社会，造成一种所谓“吃光运动”！当民国三十七八年间，尤其是在南京上海一带，许多人如疯如狂的把储蓄著可吃的东西吃了不算，还把可卖的东西卖了，由甲地坐火车到乙地，尽量的享受一下。享受过后，并不能“寿终正寝”，于是再来叹气和怨恨。共产党企图颠覆政府，破坏后方的目的是达到了，可是被鼓动到如饮狂泉的人们，却是封锁在铁幕后面过饥饿和奴役的生活了！至于在社会道德上所留的馀毒，更是难于估计。受到这种恶果之后，我们还能不觉悟吗？我们要恢复人性，提高人生，不能不有理想。我们要建设国家，重定世界秩序，更不能不有理想。理想是我们的远景，也就是使我们兴奋而努力的目标。理想是随著时代的进步而舒展的，所以最后的理想总是不能达到；可是正是因为如此，人生的继续，才更有意味。 （二）智慧──智慧（wisdom）是人生的透视，是一种微妙的颖悟，同时也是这颖悟的结晶。他能笼罩和体会著理性和经验，而从这中间悟到某项的真理。智慧与智力很难严格的划分。智慧常常凭借智力做基础，可是到某一阶段，或某种关系上，他能别有会心。他的效能的发挥，往往在人与人间的关系上，所以历代哲人遗留下来的智珠，也常常是人生哲学里的珍藏。拏当前的问题来作譬喻，制造原子弹是要靠高度的智力，而如何运用原子弹，则需要很大的智慧。在两军相战的时候，可充分运用智力以取得胜利；但是胜利以后，如何可以运用战利的成果，来调整各种国家民族间的关系，以建立世界新的秩序，长期的和平，却更需要很大的智慧。在人事的，尤其是有历史性的重大决定中，有无智慧的成分，关系极为重大，因为许多后果，祇有历史才能证明。智慧在历史上发生的影响尚且如此，在个人生命过程中的重要抉择上，何独不然？ （三）人格──人格是衡量个人一生生命价值的标准，是某一个人之所以异于他人的特征，也就是某一个人生命连续的维持力，尤其是他道德的生命。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全靠人与人间的信任。信任的基础在于彼此间最低限度的人格的认识。飘忽无定，变化莫测的生活形态，祇见之于小说里的鬼狐，而不当以此衡量人类。摇身一变，朝秦暮楚的人，决不能说是有人格。人之所以为人，就祇靠肉体，仅认躯壳吗？那么，生理学家和化学家可以坦白的告诉你，你的全身祇不过是若干氢、氧、炭、钙等等原子所组成；他们更化身为无数的细胞，这细胞每天的新陈代谢，又以千百万的单位来计算；一死之后，则整个躯体，又大大的解放，还到氢、氧、炭、钙等等原子的原形。这样说来，人固不成人，我也不成我，那还要讲什么做人，更何需什么人的努力？这是唯物史观必有的结论，这也是十九世纪后期许多人祇看见物质科学发达，而受震炫后所得到的感觉。就是梁任公初闻此说，也受震炫。遂有“不惜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的言论。那知道人生并不是这样片面的、惨酷的、无意义的。人的组合不是片面的，所以肉体之外，还有心灵；形貌之外，还有做人的典型；他整个的生命固然在宇宙的时空系统中有他的真实性，而他生命留下来的事功，更可以长期留传下去，不断的发生辐射性的放射作用，波动和蕴积成为绝大的影响。而人格对于整个生命发生的联系和连续作用，尤为巨大。生命的价值也靠他衡量。说到人格维持生命的连续，使我不能不提到一个不可磨灭的故事，来作说明，当明末松山之役败后，洪承畴也经过一个不屈时期而后降清，嗣受清廷的重用，任为经略。后来黄道周在安霉兵败被俘，绝食七天不死，解到江宁。洪与黄为同乡，想保全他的生命。“使人来言曰：‘公毋自苦，吾将保公不死。’公骂曰：‘承畴之死也久矣！松山之败，先帝痛其死，躬亲祭之，焉得尚存？’”至今黄道周虽死而他的人格尚放光芒，洪承畴降后虽然偷生，但当时他有价值的生命已经中断，因为他早已把自己的人格毁了！ 当然人格是道德的名词。须知价值也是道德的名词。哲学里全部的价值论，就带著道德的含义。尽管有人不喜欢他，要否定他，可是毁灭了他，则整个的人类也随之毁灭，人类的生命也同归于尽。这世界祇有让禽兽和昆虫来住，自不必再有人生哲学了！ 要发挥新人生观以创造新生命、新秩序，必须要先创造一种新的空气，这就要靠开风气之先，和转移一世风气的人。社会的演进，本不是靠多数沉溺于现在的溷潴的人去振拔的，而是靠少数特立独行出类拔萃的人去超度的。后一种的人对于这种遗大投艰的工作，不祇是要用思想去领导，而且要以实行的榜样去领导。看遍历史，都是这样；所尊孔、墨乃是力行的先哲。明季的颜习斋李恕谷一般人更主张极端的力行。就拏近代的曾国藩来说，他帮清廷来平太平天国，我们并不赞成；但是当吏偷民惰，政治社会腐败达于极点的时候，他能转移一时风气，化乱世而致小康，也颇有人所难能的地方。他批评当时的吏治是：“大率以畏葸为慎，以萎靡为恭。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畏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所以当时到了“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的局面。他论当时的军事，引郑公子突的话，说是“胜不相让，败不相救，轻而不整，贪而不亲。”他感慨当时的世道人心是“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唯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殊堪浩叹。”他并不如一般人所想像，以为是一个很谨愿的人，反之他是一个很聪明而很有才气的人；不过他硬把他的聪明才气内敛，成为一种坚韧的毅力，而表面看过去像是一个忠厚长者。他凭借罗泽南在湖南讲学的一个底子，又凭自己躬行实践号召的力量，结合一班湖南的书生，居然能转移风气，克定大难，为满清延长了几十年生命。（他转移军队风气的一个例子，很值得注意。他不是说当时军队“败不相救”吗？他以“千里相救”为湘军“家法”，所以常常打胜仗。）一个曾国藩在专制政体的旧观念之下，还能以躬行实践，号召一时，何况我们具有新的哲学深信，当著这国家民族生存战争的重大关头？ 在这伟大的时代，也是颠播最剧烈的时代，确定新的人生观，实现新的生活方式，是最迫切而重要的事。方东美先生说：“中国先哲遭遇民族的大难，总是要发挥伟大深厚的思想，培养溥博沉雄的情绪，促使我们振作精神，努力提高品德。他们抵死推敲生命意义，确定生命价值，使我们脚跟站得住。”当拿破仑战争时代，德国的哲学家菲希特（Fichte）讲学，发表告德意志民族一书，也是这个意思。现在有如孤舟在大海一样，虽然黑云四布，风浪掀天，船身摇动，船上的人衣服透湿，痛苦不堪；祇要我们在舵楼上脚跟站稳，望著前面灯塔的光明，沉著的英勇的鼓著时代的巨轮前进，终能平安的扁舟稳渡。这一点小小的恶作剧，不过是大海航程中应有的风波！ [book_title]第二章　道德的勇气 要建立新人生观，第一必须养成道德的勇气（moral courage）。道德的勇气是和通常所谓勇（bravery）有区别的。通常所谓勇不免偏重体力的勇，或是血气的勇；而道德的勇气，乃是人生精神力量最好的表现，“匹夫之勇”与“好勇闘狠”的勇，那能相提并论？ 什么是道德的勇气？要知道什么是道德的勇气，就要先知道什么不是道德的勇气。第一、冲动不属于道德的勇气。衙动的行为是感情的，不是理智的；是一时的，不是持久的。他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审慎的计划，所以不免“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他的表现是暴烈（violence），暴烈是与坚毅（tenacity）成反比例的。暴烈愈甚，坚毅愈差。细察社会运动的现象，历历不爽。第二、虚矫也不属于道德的勇气。虚矫的人，决不能成大事。所谓“举趾高，心不固矣。”我们所要的不是这一套，我们所要的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对事非经实在考虑以后，决不轻易接受，而一经接受，就要咬紧牙根，以全力干到底。他所有的勇气，都是经内心锻炼过的力量，以有程序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举一例来说明罢，我有一次在美国费勒得菲亚（Philadelphia）城，看一出英国文学家君格瓦特尔（John Drinkwater）的历史名剧，叫做林肯（Abraham Lincoln）当林肯被共和党推为候选大总统的时候，该党代表团来见他，并且说明因为民主党内部的分裂，共和党的候选人是一定当选的。他听到这个消息，沉默半晌，方才答应。等代表团走了以后，他又一声不响的凝视壁上挂的一幅美国地图。看了许久，他严肃地独自跪在地图前面祈祷。我看完以后，非常感动，回到寄住的人家来，半夜不能睡觉。心里想假如一般中国人听到自己能当选为大总统的消息，岂不要眉飞色舞，立刻去请客开跳舞会吗？中国名剧牡丹亭中，写一位教书先生陈最良科举中了，口里念到：“先师孔夫子，犹未见周王，老夫陈最良，得见圣天子，岂偶然哉！岂偶然哉！”于是高兴得满地打滚。但是林肯知道可以当选为大总统的时候，就感觉到国家重大的责任落在他双肩上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可快乐的事。凝视国家的地图，继之以跪下来祈祷。这是何等相反的写照！ 道德的勇气是要经过长期锻炼才会养成的。但是要养成道德的勇气，必定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天性的敦厚，第二是体魄的雄健。就第一个条件说，一个人有无作为，先要看他的天性是否敦厚。不要说看人能否担当国家大事，就是我们结交朋友，也要先认定他天性是敦厚还是凉薄，才可以判断他能不能共患难。凡对自己的亲属都刻薄寡恩的人，是决不会对于朋友笃厚忠诚的。自然这样的人，也决不会对于国家特别维护，特别爱戴的；所以古来许多大政治家用人的标准，是宁取笨重，而不取小巧。倒是乡间的农夫，看来虽似愚笨，却很淳朴诚恳，到患难的时候讲朋友。祇有那戴尖顶小帽，口齿伶俐，举动漂亮的人，虽然一时讨人欢喜，却除了做“小官僚”，做“洋行小鬼”而外，别无可靠之处。就第二个条件说，则体力与胆量关系，实在密切极了。二著之间，系数极大。体力好的人不一定胆子大；体力差的人，却常常易于胆子小。一遇危难，仓皇失措，往往是体力虚弱，不能支持的结果。左传形容郑国的小驷上阵，是“张脉奋兴，阴血周作，进退不可，周旋不能，”所以把战事弄糟了；用他们驾战车上阵的国王，也就误在这些马的身上。马犹如此，人岂不然。我相信胆子是可以练得大的，但是体魄是胆子的基本。担当大事的人可以少得了他吗？ 具备这两个先决条件，然后才可以谈到如何修养道德的勇气。修养就是把原来的质素加以有意识的锻炼。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正是对于修养工作最好的说明。从这种修养锻炼之中，才可以养成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一种“泰山崩于前色而不沮，黄河决于侧而神不惊”的从容态度；修养到了这个地步，道德的勇气才可以说是完成。但是有什么具体的办法，来从事于这种修养呢？ （一）知识的陶镕──真正道德的勇气，是从知识里面产生出来的，因为经过知识的磨炼而产生的道德的勇气，才是有意识的，而不是专恃直觉的。固然“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这还是指本性的、直觉的方面而言。在现代人事复杂的社会里，一定要经过知识的陶镕，才能真正辨别是非，才能树立“知识的深信”（intellectual conviction）。知识的深信，是一切勇气的来源，唯有经过严格知识的训练的人，才能发为有系统、有计划、有远见的行动。他不是不知道打算盘，祇是他把算盘看透了！ （二）生活的素养──仅有知识的陶镕还不够，必须更有生活的素养。西洋哲学家把简单的生活和高超的思想（〝simple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联在一起时，实在很有道理。没有简单的生活，高超的思想是不能充分发挥的。社会上有些坏人，并不是他们自己甘心要坏的，乃是他的生活享受的标准，一时降不下来，以致心有所蔽而行有所亏。那占有欲（possessive instinct）的作祟，更是一个重大原因。明末李自成破北京的时候，有两个大臣相约殉国。两个人说好了，一个正要辞别回家，这位主人送客出门，客还没有走，就问自己的用人喂了猪没有。那位客人听了，就长叹一声，断定他这位朋友不会殉国。他的理由是世间岂有猪都舍不得而肯自己殉国之理，后来果然如此。中国还有一个故事，说一个贪官死去，阎王审问他的时候说：“你太贪了，来生罚你变狗。”他求阎王道：“求阎王罚我变母狗，不要变公狗。”阎王说：“你这人真没出息，罚你变狗你还要变母狗，这是什么道理？”他说：“我是读过礼记的。礼记上说：临财母狗得，临难母狗免，所以我要变母狗。”原来他把原文的“毋苟”二字读“母狗”，以为既可得财，又可免难。这虽是一个笑话，却是对于“心有所蔽”而不能抑制占有欲者一个最好形容。须知一个人的行动，必须心无所蔽，然后在最后关头，方可发挥他的伟大。这种伟大就是得之于平日生活修养之中的。 （三）意志的锻炼──普通的生活是感觉的生活（life of senses），是属于声色香味的生活，而不是意志的生活（life of will）。意志的生活，是另一种境界，祇有特立独行的人才能过得了的。他有百折不回的意志，坚韧不拔的操行，所以“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他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所以悠悠之口，不足以动摇他的信念。他能以最大的决心，去贯彻他的主张。他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他不但“不挟长，不挟贵，”而在这个年头，更能不挟群众，而且也不为群众所挟。他是坚强的，不是脆弱的。所以他的遭遇愈困难，而他的精神愈奋发，意志愈坚强，体力愈充盈，生活愈紧张。凡是脆弱的人，最后都是要失败的。辛亥革命的时候，民立报的一位编辑徐血儿，以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做了七血篇，慷慨激昂，风动一时。等到二次革命失败，他便以为天下事不可为了，终日花天酒地，吐血而死，成为真正的“血儿”。这就是意志薄弱，缺乏修养的结果。至于曾国藩一生却是一个坚强意志的表现。他辛辛苦苦，接连干了十几年。虽然最初因军事败衄要自杀两次，但是他后来知道困难是不可避免的，唯有以坚强的意志去征服困难，才有办法，所以决不灰心，继续干下去。等到他做到了“韧”的功夫，他才有成就。 （四）临危的训练──一个伟大的领袖和他伟大的人格，祇有到临危的时候，才容易表现出来。世界上那一个伟大的人物，不是经过多少的危险困难，不为所屈，而后能够产生的？俗语说：“老和尚成佛，要千修百炼。”修炼的时候，是很苦的。时而水火，时而刀兵，时而美女，一件一件的来逼迫他、引诱他。要他不为所屈，不为所动，而后可以成佛。这种传说，很可以形容一个伟大人物的产生。从前全国人对于委员长蒋先生还不能有深刻的认识，等到西安事变发生，他在极度危险的环境当中，依然保持他的尊严与气度，然后大家才都能真正认识他、信仰他、崇拜他。甚至连反对他的人也都受了感动，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了。因为在这样九死一生的危险时机，他的伟大的人格和精神，都充分的表现出来。中国人常说：“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张睢阳临刑前说：“南八，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这种临危的精神，是不因为他死而毁灭的。黄黎洲先生在他的补历代史表序上有一段文章说：“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恩寺，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不闻素有一词之赞。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众矣，顾独藉一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这段沉痛的文字，岂仅指危素而言，也同时是为钱谦益辈而发。要知不能临危不变的人，必定是怯者、是懦夫。祇有强者才不怕危险，不但不怕危险，而且爱危险，因为在危险当中，才能完成他人格充分的发挥。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伟大的人物，如文天祥史可法等，是可以积极表现道德的勇气的。十年以前，我和蒋先生闲谈。我说，我们在开国的时候，何必多提倡亡国成仁的人物，和文天祥史可法诸位呢？蒋先生沉默了一会，他说：“文天祥不可以成败论，其百折不回，从容就义的精神，真是伟大！”我想文天祥的人格、行为，及其留下的教训，现在很有重新认识的必要。他最初不见用于乱世，等到大局不可收拾的时候，才带新兵二万入卫，元朝伯颜丞相兵薄临安，宋朝又逼他做使臣去“讲解”。他以抗争不屈而被拘留。他的随从义士杜浒等设计使他逃出，准备在真州起两淮之兵，又遭心怀疑贰的骄兵悍将所扼，几乎性命不保，逃至扬州，旋逃通州。路遇伏兵，饥饿得不能走了；杜浒等募两个樵夫，把他装在挑土的竹篮中抬出。航海到温州起兵；转到汀州、漳州，经广东梅州而进兵规复江西。汉奸吴浚来说降他，他把吴浚杀了。江西的会昌、雩都、兴国、抚州、吉安，和庐陵的东固镇都有他的战绩。他的声势，一度振于赣北和鄂南。兵败了，妻子都失陷了，他又重新逃回到汀州，再在闽粤之间起兵；又由海丰、南嵚打出来，在五坡岭被执。自杀不死，路过庐陵家乡绝食不死；解到燕京，元人起初待以上宾之礼说降他，以丞相的地位引诱他，他总是不屈，要求元朝杀他。若是不杀他，他逃出来，还是要起兵的。元朝也为这个理由，把他杀了。他在狱中除作了正气歌之外，还集杜诗二百首，这是何等的镇静！何等的从容！他就刑的时候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几句话，不独留下千秋万世的光铓，也是他一生修养成功的“道德的勇气”的充分表现。他本来生活是很豪华的，经国难举兵以后，一变其生活的故态。他的行为，有两件特别可注意的事。第一是他常是打败仗而决不灰心。当然他是文人，兵又是乌合之众的义兵，打败仗是意想得到的。但是常打胜仗，间有失败而不灰心还容易；常打败仗而还不灰心，实在更困难。这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第二是他常逃，他逃了好几次；但是他逃了不是去偷生苟活，他逃了还是去举兵抗战的。这种百折不回的精神，是表现什么一种勇气？做事祇要是对的，成败有什么关系？“若夫成功则天也”，也是他最后引以自慰的一句话。文天祥出来太晚了！文天祥太少了！若是当时人人都能如此，元朝岂能亡宋？所以文天祥不但是志士仁人，而且是民族对外抗战的模范人物！ 必须有准备殉国成仁的精神，才能做建国开基的事业。进一步说，若是真有准备殉国成仁的精神，一定能完成建国开基的事业！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book_title]第三章　知识的责任 要建立新人生观，除了养成道德的勇气而外，还要能负起知识的责任（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本来责任是人人都有的，无论是耕田的、做工的、从军的，或者是任政府官吏的，都各有各的责任。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出“知识的责任”来讲？知识是人类最高智力发展的结晶，是人类经验中最可珍贵的宝藏，不是人人都能取得、都能具备的；因此凡有求得知识机会的人，都可说是得天独厚，享受人间特惠的人，所以都应该负一种特殊的责任。而且知识是精神生活的要素，是指挥物质生活的原动力，是我们一切行为的最高标准。倘使有知识的人不能负起他特殊的责任，那他的知识就是无用的，不但无用，并且受了糟塌。糟塌知识是人间的罪恶，因为这是阻碍或停滞人类文化的发达和进步。所以知识的责任问题，值得我们加以严重的注意。我们忝属于所谓知识分子，尤其觉得这是一个切身问题。 所谓知识的责任，包含三层意义： 第一是要有负责的思想。思想不是空想、不是幻想、不是梦想，而是搜集各种事实的根据，加以严格逻辑的审核，而后构成的一种有周密系统的精神结晶。所以一知半解，不足以称为成熟的思想：强不加以为知，更不能称为成熟的思想。思想是不容易成立的；必须要经过逻辑的陶镕，科学的锻炼。凡是思想家，都是不断的劳苦工作者。“焚膏油以继晷，恒矻矻以穷年。”他求知的活动，是一刻不停的，所以他才能孕育出伟大成熟的思想，以领导一世的思想。思想家都是从艰难困苦中奋闘出来的。他们为求真理而蒙受的牺牲，决不亚于在战场上鏖战的牺牲。拏科学的实验来说，譬如在实验室里试验炸药的人，被炸伤或炸死者，不知多少；又如到荒僻的地方调查地质、生物、人种的人，或遇天灾而死，或染疾病而死，或遭盗匪蛮族杀害而死的，也不知多少。他们从这种艰苦危难之中得来的思想，自然更觉得亲切而可以负责。西洋学者发表一篇学术报告或论文，都要自己签字，这正是负责的表现。 其次是除有负责的思想而外，还要能对负责的思想去负责。思想既是不易得到的真理，则一旦得到以后，就应该负一种推进和扩充的责任。真理是不应埋没的，是要发表的。在发表以前，固应首先考虑他是不是真理，可不可以发表；但是既已考虑发表以后，苟无新事实新理论的发现和修正，或是为他人更精辟的学说所折服，那就应当本著大无畏的精神把他更尖锐地推进，更广大地扩充。我们读西洋科学史，都知道科学家为真理的推进和扩充而奋闘牺牲的事迹，真是“史不绝书”。譬如哥白尼（Copernicus）最先发现地动学说，说太阳是不动的，地球及其他行星都在他的周围运行，他就因此受了教会多少的阻碍。后来白兰罗（Bruno）出来，继续研究，承认了这个真理，极力传播，弄到触犯了教会的大怒，不仅是被捕入狱，而且被“点天灯”而死。盖律雷（Galileo）继起，更加以物理学的证明，去阐扬这种学说，到老年还铁锁琅当，饱受铁窗的风味。他们虽受尽压迫和困辱，但始终都坚持原来的信仰，有“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的态度。他们虽因此而牺牲，但是科学上的真理，却因为他们的牺牲而确定。像这种对于思想负责的精神，才真正是推动人类文化的伟大动力。 再进一层说，知识分子既然得天独厚，受了人间的特惠，就应该对于国家民族社会人群负起更重大的责任来。世间亦唯有知识分子才有机会去发掘人类文化的宝藏，才有特权去承受过去时代留下最好的精神遗产。知识分子是民族最优秀的分子，同时也是国家最幸运的宠儿。如果不比常人负更重大的责任，如何对得起自己天然的秉赋？如何对得起国家民族的赐予？又如何对得起历代先哲的伟大遗留？知识分子在中国向称为“士”。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身为知识分子，就应该抱一种舍我其谁至死无悔的态度，去担当领导群伦继往开来的责任。当民族生存存亡的紧急关头，知识分子的责任尤为重大。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必须有这种抱负，才配做知识分子。他的“胸中十万甲兵”，也是由此而来的。 提起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很觉痛心。中国社会一般的通病，就是不负责任，而以行政的部分为尤甚（这当然是指行政的一部分而言）。从前的公文程式，是不用引号的；办稿的时候，引到来文不必照抄，祇写“云云”二字，让书吏照原文补写进去。传说沈葆桢做某省巡抚，发现某县的来文上，书吏照抄云云二字，不曾将原引来文补入，该县各级负责人员，也不曾察觉。于是他很幽默的批道：“吏云云，幕云云，官亦云云，想该县所辨之事，不过云云而已。”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很足以形容中国官僚政治的精神。中国老官僚办公事的秘诀，是不负责任，推诿责任。所以上级官厅对下的公事，是把责任推到下面去去；下级官厅对上的公事，是把责任推到上面去。责任是一个皮球，上下交踢。踢来踢去的结果，竟和火线中间，有一段“无人之境”（no man's land）一样。这是行政界的通病，难道知识界就没有互相推诿不负责任的情形吗？有几多人挺身而出，本著自己的深信，拏出自己的担当来说，这是我研究的真理，这是我服务的责任，我不退缩，我不推诿？这种不负责任的病根，诊断起来，由于下列各点： 第一是缺少思想的训练──他的思想不曾经过严格的纪律，因此已有的思想固不能发挥，新鲜的思想也无从产生。外国的思想家常提倡一种严正而有纪律的思想（rigorous thinking），就是一种用逻辑的烈火来锻炼过的思想。正确的思想是不容易获得的，必须经过长期的痛苦，严格的训练，然后才能为我所有。思想的训练，是教育上的重大问题。历次世界教育会议，对于这个问题，都曾加以讨论。有人主张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他得学高深的数学，不是因为他用得著这些数学，乃是因为这种数学是他思想的训练。思想是要有纪律的。思想的纪律，决不是去束缚思想，而是去引申思想、发展思想。中国知识界现在就正缺少这种思想上的锻炼。 第二是容易接受思想──中国人向来很少人坚持他特有的思想，所以最容易接受他人的思想。有人说中国人在思想上最为宽大，最能容忍，这是美德，不是毛病。但是思想这件事，是就是，非就是非，谈不到什么宽大和容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哥白尼主张地动说，固然自己深信是对的；就是白兰罗和盖律雷研究这个学说认为他是对的以后，也就坚决地相信他、拥护他，至死至终不改变。试看西洋科学与宗教战争史中，为这学说奋闘不懈，牺牲生命的人，曾有多少。这才是对真理应有的态度。中国人向来本相信天圆地方，“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但是西洋的地动学说一传到中国，中国人立刻就说地是圆的，马上接受，从未发生过流血的惨剧。又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也是经过多少年宗教的反对，从苦闘中才挣扎出来的。直至一九一一年，德国还有一位大学教授，因讲进化论而被辞退；甚至到了一九二一年，美国坦尼西（Tennessee）州，还有一位中学教员因讲进化论而遭诉讼。这虽然可以说是他们守旧势力的顽固，但是也可表现西洋人对于新思想的接受不是轻易的。可是在中国却不然。中国人本来相信盘古用金斧头开天辟地。“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不是多少小说书上都有的吗？但是后来进化论一传进来，也就立刻说起天演，物兢天择，和人类是猴子变来的。（其实人类是猴子的“老表”。）人家是经过生物的实验而后相信的。我们呢？我们祇是因为严复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文章做得极好，吴挚甫恭维他“骎骎乎周秦诸子矣”一来，于是全国风从了。像这样容易接受思想，祇足以表示我们的不认真、不考虑，那里是我们的美德？容易得，也就容易失；容易接受思想，也就容易把他丢掉。这正是中国知识界最显著的病态。现在中国愈是中学生，愈是一知半解的人，愈好谈主义，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是混沌的思想──既没有思想的训练，又容易接受外来的思想，其当然的结果，就是思想的混沌。混沌云者，就是混合不清。况且这种混合是物理上的混合，而不是化学上的化合。上下古今，不分皂白，搅在一起，这就是中国思想混合的方式。我不是深闭固拒，不赞成采取他人好的思想，祇是采取他人的思想，必须加以自己的锻炼，才能构成自己思想的系统。这才真是化学的化合呢！西洋人也有主张调和的，但是调和要融合（harmony）才对，不然祇是迁就（compromise）；真理是不能迁就的。我常怪中国的思想中，“杂家”最有势力。如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极端力行的墨，虚寂无为的老，都是各树一帜，思想上的分野是很清楚。等到战国收场的时候，却有吕氏春秋出现，混合各派，成为一个“杂家”。汉朝斥百家而尊儒孔，实际上却尚黄老，结果淮南子得势，混合儒道，又是一个杂家。这种混杂的情形，直至今日，仍相沿未改。二十年前我造了一个“古今中外派”的名词，就是形容这种思想混杂的人。丈夫信仰基督教，妻子不妨念佛，儿子病了还要请道士“解太岁”。这是何等的容忍！容忍到北平大出丧，一班和尚、一班道士、一班喇嘛、一班军乐队，同时并列，真是蔚为奇观！这真是中国人思想的缩影！ 第四是散漫的思想──这是指片断的、琐碎的、无组织的思想。散漫的思想固然由于思想无严格的训练，但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懒。这思想的方式常靠触机，祇是灵机一来，思想就在这机来的一刹那停止了，不追求下去了。这如何能发生系统的思想，精密的思想？于是成了“万物皆出于几，万物皆入于几”的现象。他祇是让他的思想，像电光石火一样的一阵阵的过去。有时候他的思想未始不聪明，不过他的聪明就止于此。六朝人的隽语，是由此而来的。世说新语的代代风行也是如此。中国人的善于“玩字”，没有其他的理由。因此系统的精密的专门哲学，在中国很难产生。因此中国文学里很少有西洋式如弥尔敦的天国云亡，哥德的浮士德那般成本的长诗。因此笔记小说为文人学士消闲的无上神品。现在还有人提倡沈三白浮生六记，和小品文艺，正是这种思想的斜晖落照！不把思想的懒根性丢掉，系统的伟大思想是不会产生的。 第五是颓废的思想──颓废的思想是思想界的鸦片烟，是民族的催眠术──并且由催眠术而进为催命符。颓废的思想就是没有气力的思想，没有生力的思想。什么东西一经过他思想的沙滤缸，都是懒洋洋的。颓废的思想所发生的影响，就是颓废的行为。以现在的文艺品来说罢，有许多是供闺秀们消闲的，是供老年人娱晚景的。有钱的人消闲可以，这是一格；但是我们全民族是在没有饭吃的时候，没有生存馀地的时候呀！老年人消闲可以，因为他的日子是屈指可算的，但是给青年人读可为害不浅了。而现在喜欢读这些刊物的反而是青年人！文人喜欢诗酒怡情，而以李太白为护符。是的，李太白是喜欢喝酒。“李白斗酒诗百篇”。你酒是喝了，但是像李太白那样的一百篇诗呢？我们学李太白更不要忘记他是“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人呀！你呢？颓废的思想不除，民族的生力不能恢复。 第六不能从力行中体会思想──更可思想证诸力行，中国的文人，中国的“士”，是最长于清谈的，最长于享受的。在魏晋六朝是“清谈”，在以后蜕化而为“清议”。清谈清议是最不负责任的思想的表现。南宋是清议最盛的时代，所以弄到“议未定而金兵已渡河”。明末也是清议最盛的时代，所以弄到忠臣义士，凡事不能作有计划的进行，逼得除了一死之外，无以报国。“清议可畏”，真是可畏极了！横竖自己不干，人家干总是可以说风凉话了。自己叹叹气，享享乐罢。“且以喜乐，且以永日，我躬不阅，遑恤我后。”老实说，现在我们国内的知识分子，也不免宋明的清议风气，祇是把享乐换了一套近代化的方式。我九年前到北平去，看见几位知识界的朋友们，自己都有精致的客厅，优美的庭园，莳著名卉异草；认为不足的时候，还可到北海公园去散散步，我当时带笑的说道，现在大家是“花萼夹城通御气”，恐怕不久要“芙蓉小院入边愁”。现在回想起来，字字都是伤心之泪。这不仅是北平如此，他处又何独不然？我们还知道近年来通都大邑有“沙龙”的风气吗？“我们太太的沙龙”是见诸时人小说的。很好，有空闲的下午，在精致的客厅里找几位时髦的女士在一道，谈谈文艺，谈谈不负责任的政治。是的，这是法国的风气，巴黎有不少的沙龙，但是法国当年还靠著莱茵河那边绵延几百里的马奇诺防线呀！那知道纸醉金迷的结果，铜墙铁壁的马奇诺竟全不可靠。色当一役，使堂堂不可一世的头等强国，重蹈拿破仑第三时代的覆辙，夷为奴隶牛马，这是历史上何等的悲剧？我不否认享乐是人生应有的一部分，祇是要看环境和时代。我们的苦还没有动头呢！我们不愿意苦，敌人也还是要逼得我们苦的。“来日大难”，现在就是，何待来日？我们现在都应忏悔。我们且先从坚苦卓绝的力行里体会我们的思想，同时把我们坚强而有深信的思想，放射到力行里面去。 以上的话，是我们互责的话，也是我们互勉的话。因为如果我脑筋里还有一格兰姆知识的话，我或者也可以忝附于知识分子之列。我所犯的毛病，同样的也太多了，不过我们要改造民族的思想的话，必定先要自己负起知识的责任来。尤其是在现在，知识分子对于青年的暗示太大了。我们对于青年现在最不可使他们失望，使他们丧失民族的自信心。我们稍见挫折，便对青年表示无办法，是最不可以的事。领导青年的知识分子尚且如此，试问青年心理的反应何如？我们要告诉他们世界上没有办法的事，民族断无绝路，祇要我们自己的脑筋不糊涂！知识是要解决问题的。知识不怕困难，知识就是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如此之大，凡是物质的力量透不进去的地方，知识的力量可以先透进去。知识的力量透过去之后，物质的力量就会跟著透过去。全部的人类文化史，可以说明我这句话。我们祇要忠诚的负起知识的责任来，什么困难危险都可以征服！ 顾亭林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知识分子？他又说：“有亡国者，有亡天下者，”他所谓“亡国”是指朝代的更换，他所谓“亡天下”是指民族的灭亡。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要挽回亡天下，亡民族的大劫。在这时候，知识分子如不负起这特别重大的责任来，还有谁负？我觉得我们知识分子今后在学术方面要有创作、有贡献；在事业方面要有改革、有建树。我们不但要研究真理，并且要对真理负责。我们尤其要先努力把国家民族渡过这个难关。不然，我们知识分子一定要先受淘汰，连我也要咒诅我们知识分子的灭亡！ [book_title]第四章　弱是罪恶，强而不暴是美 近百年来中国成为一个弱国，这是事实。以往还有人把我们自称为“弱小民族”，我极不赞同，我以为中国“弱”是真的，但不是“弱小”，而是“弱大”。“大”而“弱”是矛盾的现象，是最大的羞耻，但事实如此，不必讳言。为什么会弱？为什么会大而弱？弱就根本不应该。我们要把甘心做弱者的观念改变过来，要真正认识弱是羞耻、是罪恶，祇有强而不暴才是美。让我们来歌颂强和美罢！ 怎么叫做强？我所谓强，不是指比武角力，好勇闘狠的强，乃是指一个人全部的机能、品性，以及其他一切的天赋，在每一个自然的阶段，都能尽善尽美的发展，而达到笃实光辉的地步，才算是强。多少哲学家常讲生命的完美发展与活动（the perfect development and exercise of life）。生命是要发展的，是要向最善最美的理想发展的；生命是要活动的，是要不断的活动的。亚里士多德说橡树的种子虽小，可是他一点一点不断的发展起来，就可成为伟大葱茏的橡树。这才可以说是尽了橡树之性。这也就是生命的象征。达尔文研究生物，认为最适于生存的生物，乃是健康充实而一切机能都完备的个体；这种个体，在他生长的某一个阶段，必须把他所有的天赋，都发展到尽善尽美的地步，生命才能维持。这就是强的效果。所以强者是一定能生存的，一定能站得住的。 弱就是强的反面。弱是贼天之性，就是不能把固有的天赋充分发展，反而戕害他、斵伤他，使他萎谢凋零，停滞腐朽。所以弱者的结果一定是自趋崩溃，自取灭亡。 你看一朵花，是长得充分饱满的美呢？还是萎谢不堪的美呢？孟子说：“充实之为美，充实而有光辉之为大，”惟有充实、饱满、雄健、才是美，才是伟大！西洋哲学家如莱伯尼兹（Leibnitz）斯宾诺沙（Spinoza）都曾说过：“天赋各部分机能和力量的和谐发展，是人生的定律，也是宇宙的定律。”（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capacities and powers is the law of man as of the universe）。和谐的发展，都是美的。音乐是和谐的，有最高的香，有最低的香，各有他适当的地位，最好的节奏，所以音乐是美的。强正是和谐的发展，所以强也是美的。 然而强要不暴，强而暴就失去强的意义，就不美了。强是人人欢喜的。假定你是女子，你愿意和生肺痨病到第三期的人一道在街上走呢？还是喜欢和精神饱满雄纠纠的青年一道在街上走呢？英勇豪迈为国家干城的军人，是美的；但如日本军人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那祇是兽性的暴露，就谈不上美了。一条酒醉大汉，在街上横冲直撞，逢人便打，算是美吗？曹孟德是杰出的人材，而中国人骂他，正是因为他“欺人孤儿寡妇”。这正是中国优美民族性的表现。我从前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在电车上常常让座位给日本女子，有些同学不以我为然。我说我们有本领，可以和她们的男子在战场上比较，又何必欺人家的“孤儿寡妇”，即非孤儿寡妇，也是此时无抵抗的人。 我说强是美，弱是罪恶。或者有人要说我这话是很危险的。如果说弱是罪恶，小孩子是弱者，难道小孩子有罪恶吗？我可以答复他说：小孩子并不是弱者。如果在他小孩子的阶段，能充分发展他的生机，发挥他所有的天赋，他正是最强的强者。当然小孩子生下来，也有残疾不健全的，这多半是先天的罪恶，祇是这个罪恶是他的父母负的，不是他自己的责任。 何以弱是罪恶？我以为弱的罪恶有三，第一就是贼天之性，对不起天赋的一切。第二就是连累他人。弱者要人照顾他、当心他，把许多向上有为的强者都拉下来。他不但自己不能创造，而且阻止别人的创造；不但自己不能生产，而且消耗别人的生产。第三就是纵容强者作恶。假使大家都是强者，罪恶就可减少。世界上多少罪恶，都是弱者纵容强者的结果。打了你的左颊，你再敬以右颊，使人家养成骄横作恶的习惯，不是罪恶还是什么？中国自己不争气，不但害了自己，而且害了人家。日本今天如此凶横残暴，毋宁说是我们把他惯出来的。这次中日大战结束以后，我们首先要痛哭自己──哭我们自己不争气、不振作，害死了许多英勇有为的民族壮士，民族精华！其次就要痛哭日本──哭他因为我们的不争气、不振作，而骄纵到走上自取灭亡的道路！ 我们现在应该建立一种强者的哲学。但是我的强者的哲学，和尼采所谓“超人哲学”有两点不同：第一尼朵的“超人”观念，是主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所以要自摒于常人之外。我所谓强者的哲学，乃是要覆育人类、提高人类的。第二尼采所谓“超人”，是生物上所产生的一种人类，而我所谓强者，乃是能够发挥他所有的天赋的人，是人人都有资格做的，不是什么特殊的新人类。 怎样才能称为强者？强者有三个基本的条件：第一要有最野蛮的身体。我们的体力生力，断不可使其退化，而且要充分的发扬。我们现在太享受了、太安逸了，因为劳力减少，抵抗力也薄弱了。想起我们的祖先，在森林原野，高山大谷中生活，披荆斩棘，征服自然，多么值得羡慕、值得崇拜！我们要恢复我们祖先一样最野蛮的身体。我宁愿看见青年男女，不穿衣服，拏著亮晃晃的刀枪，在深山里驰骋打猎，而不愿看见他们在纸醉金迷的红绿灯下唱歌跳舞！其次，只有最野蛮的身体还不够，还要有最文明的头脑。身体尽管最野蛮，头脑却要最文明。我们要利用自然、征服自然，就非靠文明的头脑不可。荀子讲“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若制天命而用之。”倍根（Francis Bacon）讲“戡天主义”。试问没有最高的智力，那里能“制天命”与“戡天”，运用自然的能力，而创造人类的文明？再次，还要有不可征服的精神，强者一定要有坚决的意志，能过意志的生活。他不求享受，不求安逸，但是他的生力却要求解放、要求发表。所以他不顾利害，在生命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奋闘，以求得他精神上最大的快乐。他把他整个的生命放在大众里面，来提高大众，而不是压倒大众。他要自己向上，同时也带大家上去，而不把别人拉下来。他以个人的生命，放射于整个的历史里面，使历史更为丰富、更有光辉。 弱者和强者恰恰相反。弱者是衰颓、屈服、自欺、欺人；他不能想，更不能有力的想。所以弱者的哲学是永远的否定（everlasting no），决不能产生永远的肯定（everlasting yes）。他认为人生和宇宙都是否定的，因为他没有勇气去肯定一切。他也许和佛家一样，有“悲天悯人”的胸怀，但他看见恒河的水泛滥起来，溺死了多少人，却不能像荷兰人一样筑堤防堵。他虽然看见毒蛇猛兽啮死了多少人，但也不能像“益烈山泽而焚之”，使“禽兽逃匿”，人人得有乐土安居。印度人常喜欢表示没有办法，他表示没办法的时候，就把两手一伸。有一位在印度多年的外国朋友曾对我说：“若是我能做印度狄克推多的话，我首先要把这伸出来表示没办法的手砍下！”这种否定的态度，结果必归于“涅槃”，以为自己解脱了就可以解脱一切；这是消极的态度，不是积极的态度。 强者的哲学，第一是接受生命、接受现实。生命是前进的、有生机的。保守无从保守，否定除非自杀──但自杀是最懦弱的行为。强者接受生命，把天赋的生命发展到最完美的地步，无所谓悲观。徒然乐观而不努力，乐观是不可靠的；徒然悲观，除非毁灭生命，否则就想悲观也悲观不了。所以强者对于人生是不断的改进，对于宇宙是不断的创造。现实里面自然有许多困苦艰难的事，但他接受现实；不但接受，而且更能不为现实所限制。他不祇看见“现在”，而且看见“未来”，用英文来说罢，他不祇看见〝is〞，而且更看见。〝to be〞，他要能根据现实的材料，去不断创造将来无限的光荣。 第二是不倚赖。他不但不倚赖人，而且也不倚赖神。他受人爱，但不受人怜。他有特立独行的精神，所谓“饥不食嗟来之食，渴不饮盗泉之水。”他先从自己磨炼起、检讨起、奋发起。有了这种精神，他才有资格向上帝祷告──如果他信仰上帝的话。不然上帝要用脚尖把他踢著，微笑的对他说道：“孩子，你还是起来罢，先做个像样的人再说！” 第三是接受痛苦，而且欢乐的接受痛苦。痛苦是生命的一部分。真正的快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挣扎中产生的。在挣扎的过程中，自然痛苦，却也有快乐，等到成功以后，则甜蜜的回忆，更是最大的快乐。好比爬山，山坡陡险，山路崎岖，喘气流汗，费尽气力，但等爬到山顶，放眼四顾，那时的快乐，决非从飞机上用降落伞下来的人所能领略的。女子生产的时候，是极痛苦的，但是婴儿的生命，母爱的寄托，民族的前途，都是从这痛苦中得来的。强者接受生命，生命自然伴著痛苦，但痛苦乃是快乐的母亲，是黎明以前的黑暗。生命的奇葩，民族的光明，都从这痛苦中产生。所以强者不求现成的享乐，而是承认痛苦，接受痛苦，欢乐的接受痛苦，要从痛苦中去寻求快乐，产生快乐。人生固然要快乐，但安稳的快乐，不但没有，而且是不值得享受的。 第四是勇敢的在危险中过生活。在危险中生活才能得到真正的乐趣。困难的挫折和危险的震荡，正是磨炼伟大人格的最好机会。狮子在非洲撒哈拉大沙漠里，虽然不容易找到水喝，找到东西吃，但这种最困难的境地，却使他能完成狮子的本性。假如把他养在动物园的笼子里，天天给他几磅牛肉，让他舒服的生活著，他安稳的生活是解决了，但是他狮子的本性也就丧失了。我常说要讲澈底的唯物主义，最好是做军阀的姨太太，有洋房可住，汽车可坐，一切摩登的设备，件件都有，但这是人生最高的生活理想吗？如果说是，那我当然无话可说。讲快乐可以量计的英国哲学家穆勒（J.S.Mill）也曾说过：“做一个不满足的人，好过做一只满足的猪。”（It is better to be a human being disatisfied than a pig satisfied）世界上绝对没有受到阻力便能成功，恐怖的袭击是常有的。惟有强者才不怕恐怖的袭击，能勇敢的在危险中生活，以危险的生活去达到生活的理想。 第五是威严的生，正义的怒。做人要有一种威严；走这种威严的标准之下的事，是不干的。“生、人之所欲也，所欲有甚于生者；死、人之所恶也，所恶有甚于死者。”祇有能威严的生，才能被人看得起。从前英国人往往欺负印度人，现在好多了，至少在英国本部看不出来了。过去英国人上火车没有座位的时候，印度人是要起来让座位的。有个故事，说有次一个英国人上火车，没有座位了，要求一个印度人让座位；这个印度人不但不让，而且上前去打了他一个耳光。但是奇怪的事，这个英国人却不发怒，且对他说：“你的行为倒像一个人”（You behave like a man.）。让他打了算了。可见祇有保持这种威严的态度，人家才会尊重。嘻嘻哈哈鬼混胡调的人，是不值得生存的。强者不但要有威严的生，还要有正义的怒。所谓正义的怒，不是今天骂人，明天打人；这祇是匹夫之勇而已。正义的怒，是含蓄在内，要在适当的时机，正义受厄的关头，才作郑重的表现的。所以可以“一怒而安天下”。 第六是殉道的精神。强者能为理想而牺牲，为正义而牺牲，把自己的生命当做历史。祇有这样的人愈多，历史才更丰富、更有意义。这种人祇知价值（value），而不知价钱（price），所以能牺牲自己去超度别人。他不是压迫别人，而是提高别人。像这样的人，才可称为时代的命运之儿。 综合起来说，强者的生活，是完整的生活。不但他自己的生命是丰富的，他还从丰富自己的生命去丰富民族的生命。他是整个民族历史生命的继承者，也是创造者。他能爱，也能被爱；他能令，也能受命；他能胜利，也能失败；他能想，更能有力的想；他能做梦，更能实现他的梦。他不但能创制乐谱，他还能以热烈的感情，奏出他的乐谱。他能顺著自然的程序，充分发展一切自然的赋予，到最善最美的境地。他的发展是整个的、和谐的，也是美的。他能保持这种美的本质，才能以强制暴，而不会有“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兮”的流弊。所以强者乃是完整的人（The strong man is the complete man.），强者的哲学，也就是美的哲学。 [book_title]第五章　恢复唐以前形体美的标准 美学是哲学的一部分，美的生活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审美的标准就是人类生活最高尚最优美的一种理想。美学的重要，不但在他把人生的形态和社会的观念哲学化、艺术化、文学化，而尤其在他确立一种生活的理想，使人人于不知不觉中提高生活，一齐朝著这个理想走去。 形体美是美学中最普遍的观念，也是最难表现的观念。西洋形体美的表现方法，有雕刻、图画、文学等等。在希腊时代，雕刻已经发达到登峰造极的地位，不但表现是希腊民族美的典型，而且至今还令我们赞叹欣赏。中国的雕刻比较不很发达，如云岗龙门的造像，是不可多得的。至于古画存留的，历经丧乱，也渐减少，最古的画恐怕就要算晋朝顾恺之的了，但是也多凭后人的鉴定。因此我们要说明中国历代形体美的标准，祇有注重文学方面，尤其是诗歌方面。况且文学诗歌，实最足以代表某一个时代的心理和风尚。 中国民族的体格，本来是雄健优美的，不幸后来渐渐退化，渐渐颓唐。不要说我们的远祖“穴居野处，茹毛饮血，”战胜自然的环境，开辟锦绣的河山，都是靠著伟大坚强的体格，就据有史以后的记载而言，汤高九尺，文王十尺，孔子九尺六寸，那个不是堂堂正正魁梧威严的仪表？（就说商周尺比现在的小，无论怎样折合起来，也一定比今人高多了。）至于说到中国的文学，最早的要算诗经。诗经里面，形容男女形体美的地方非常之多。诗经里面的漂准男子，可以公叔段为代表。他是怎样的美呢？“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襢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无狃，戒其伤女。”这种力大身强，乘乘飞舞的男子，是当时公认为最美的典型男子，所以大家对他的赞扬是“叔于田，巷无居人；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我们要注意这最后一句，是明明的标出美字来的。诗经里面的标准女子，可推庄姜。她的美又是怎样呢？“硕人其颀，衣锦褧衣；”“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华彼秾矣，颜如桃李。”可见她不是娇小玲珑，也不是瘦弱柔靡；而是健伟丰满，端庄流丽的。诗经里面的表情诗，描写男女爱情想像中的人物是“有美一人，硕大且卷，寤寐无为，中心悁悁。”“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寤寐无为，辗转伏枕。”这种抒情恋爱的诗章所表现的，也莫不是伟大壮严的姿态。 这种审美的观念，直到汉朝，都是维持著的。汉武帝的李夫人，将要病死的时候，却不要武帝去看他，原因是她不愿武帝看见她的病容。汉之外戚，名将很多，如西汉的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东汉的窦宪等，都是横征沙漠，威震殊方的勇士，则他们家庭遗传的体魄，可想而见。东汉的审美的标准，并未降低。陇西行中形容的女子是：“好妇出门迎，颜色正敷愉。”所谓“敷愉”正是丰润和悦的象征。汉末魏初也是一样。曹子建的洛神赋中寄托的美人是“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容曜秋菊，华茂春松。”惊鸿游龙是何等活泼！秋菊春松是何等饱满！晋朝顾恺之所画女史箴卷子里的人物，也都充分表现著健康、硕大、庄重。甚至到了东晋南北朝，标准仍还未变。云岗遗像，是北魏伟大的遗留，表现当时形体的标准。“羊侃侍儿能走马，李波小妹解弯弓，”都是这时代女子的风尚。就是北齐亡国的君主所眷恋的女子，还是“倾城最在著戎衣”，而与君王能再射猎一围的女子。 唐朝是中国的鼎盛时代。那英明神武手创天下的唐高祖唐太宗，其体格之雄健，不问可知。唐朝的标准美人，是文学上形容最多的杨太真。白居易描写杨太真的美是“芙蓉如面柳如眉”。“环肥”之美是赞颂她身体丰满的健美。“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金门，”他的姊妹进宫是骑马的，不是坐轿子，坐滑竿儿的。不但后妃贵戚如此，宫女也是一样。王建的宫词形容唐朝的宫庭生活最多。他就写道：“射生宫女宿红妆，把得新弓各自张。”这种尚武的精神，已成为一时的风气。一个国家在强盛兴旺的时期，不但武功发达，就是民族的体格，也是沉雄壮健，堂皇高大，不是鬼鬼祟祟的样子。 中国民族的衰落，可以说是从宋朝，尤其是从南宋起，特别看得出来。这在文学的表现中，最为明显。宋初的花蕊夫人说孟蜀的灭亡是“十四万军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为什么大军的战士，都不成其为男儿呢？南唐二主的词，更充分表现出当时精神的萎靡与颓唐。李后主的名句是：“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这种生活情趣，无怪他要“沈腰潘鬓销磨”了。所以他“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被掳辞庙的日子，不对祖宗牌位痛哭，而反对著宫娥垂泪，不能不佩服他的闲情逸致！到了北宋徽钦二宗，徽宗字虽写得秀劲，画虽画得出色，但是他们体格不等到五国城的日子，已经是不行了。北宋晚年秦少游“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的女儿诗句，很可作为当时文人的写照。北宋如此，南宋尤甚。文学的作品中，充满了颓废的意味。当时诗人里面，最不受时代空气笼罩的，要推陆放翁。他说：“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已经不勉强作豪语。他是最热烈爱国的人，但是他最后也成为“心如老骥常千里，身似春蚕已再眠；”终究是“关河历历功名晚，岁月悠悠老病侵。”至于宋代的女子呢？中国最大的女词人李清照，对于女子的描写，是“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过那聂胜琼所形容的“枕前泪共堦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的生活。这真是脆弱愁病到不堪设想的地步了！元是外族，本很强悍，但是强悍的是元朝游牧人种，而不是中原人士。降及明朝，更是不成话说。杨升庵夫人形容的女子，是“眼重眉褪，胆颤心惊，粉香处弱态伶仃”的女子；是“柳腰肢刚一把”的女子；是“多病多愁，相思衣带缓”的女子。至于到“倒金瓶凤头，捧琼浆玉瓯，蹙金莲凤头，颤凌波玉钩，整金钗凤头，露春尖玉手”的时候，这简直是把自己雕琢成男子玩弄的工具了！标准女子是如此，标准的男子呢？她的形容就是“盈盈太瘦生！”这种颓废萎靡的风尚，传到明末，更是变本加厉。中国著名的诗史作家吴梅村形容明季的临淮将军刘泽清说：“临淮游侠起山东，帐下银筝小队红，”又说：“纵为房老腰支在，若论军容粉黛工。”这正是所谓“不闘身强闘歌舞”的情形，还打什么仗？“男儿作健酣杯酒，女子无愁发曼声，”这样的社会状况，焉得而不亡国？到了清初，更不必说了。红楼梦是形容清初鼎盛时代的家庭生活的一部名著，他里面的标准女子，是大家知道的林黛玉。他美到极顶的地方，就是吐绿痰，可怜肺病害到第三期，这美的标准也就完成了！到清末政治当局和文人的身体，正如梁任公所说：“皤皤老成，尸居馀气，翩翩年少，弱不禁风。”难道大家能发现还有再好的形容吗？ 现在我们一般的体格之坏，真足惊人！举一个特殊的例罢。东四省为什么这样容易失掉？就是因为当时的封疆大员，“不闘身强闘歌舞。”高级将领如此，所以听说下面有一个旅长，每早洗脸，要用八盆脸水，因为不但作种种修饰，还要擦雪花膏。以致师长不敢见旅长，旅长不敢见团长，团长不敢见营长，营长不敢见士兵。“羯竖竟教登玉座，侬家从此阙金瓯”的局面是这样造成的。到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方面统帅还在北平中和园看梅兰芳的“宇宙锋”，左右不敢通报，看完以后还去跳舞。这些事实是历史家不会忘记，也不该忘记的。清朝人咏吴王台的诗云：“台畔卧薪台上舞，可知同是不眠人。”是的，大家都是不睡觉的人，但人家不睡觉在生聚教训，而我们不睡觉却在跳舞呀！东四省怎得不丢？国家焉得不受重大的痛苦？ 体格的衰落，自然反映为精神的颓唐。唐朝的文学，气势是多么旺盛！所谓“文起八代之衰”，也是有由来的。宋朝就差得远了。当时能独立不拔，不为时代的风气所转移的，恐怕祇有首推陆放翁的诗和辛稼轩的词罢。后来中国人体格之所以衰弱，原因自然很多，如几次异族的压迫，和一千多年来八股的戕害，小脚的摧残，都是其中最重大的。近百年还有鸦片烟呵！体格衰弱了，精神就跟著堕落。我们现在要振作精神，就非恢复我们唐以前的体格不可，非恢复我们唐以前形体美的标准不可！ 一个朝代的盛衰，和当局体格的强弱，很有关系。你如不信，就请你看看当年北平古物陈列所影印的一部历代帝王画像。凡是开国的帝王，都是身材雄健，气宇轩昂的：看见一代一代的瘦弱下去，到了小白脸出现，那就是末代子孙了。朝代的灭亡，也就在这个时候。汉高祖是隆准龙颜，体格之好不必说；武帝的身体，当然不差。到了成帝就服慎恤膏了。哀帝、平帝才都是羸弱的病鬼。东汉光武和明帝或是百战出身，或是万几不倦。到了冲帝、质帝、桓帝、灵帝、献帝都和孩提一般，焉得不受宦官的戏弄？焉得不使曹氏父子有取而代之之心？唐高祖和太宗的体魄何等雄健，但到了懿宗、怀宗、昭宗便显见衰颓。南唐二主不必说。宋朝太祖、太宗都是武功过于文事的，到了哲宗、徽宗、钦宗就不对了。至于南宋的理宗、度宗都真是可怜虫！元太祖、太宗都是开疆拓土的刚强铁汉，到了泰定帝、文宗、顺帝也和历朝的帝王一样，清秀柔弱起来，所以一举而被明祖逐诸漠北。明太祖是草莽英雄，成祖是亲提大兵北伐的伟大人物。到了神宗、光宗熹宗就堕落下去了。福王、唐王值得一说吗？清本游牧民族，天命天聪不说，康熙几次亲率大军北征沙漠，如果身体不好，定难做到。但到同治、光绪以至现在的亨利溥仪，个个都是萎靡瘦弱的白面书生，清廷那得不亡？王荆公曾嘅叹的咏道：“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设如他看见这本历代帝王画像，就可以在里面得到最好的解答。一朝君主体格的好坏，可以象征一个朝代的隆替。难道整个民族身体的强弱，不可以象征一个民族的盛衰？我们要恢复我们民族过去的光荣，首先要恢复我们民族在唐以前形体美的标准！ 人家国力之强，是有来由的。我从前在德国大学的时候，常和德国学生在一道生活。有一次我看见他们在大学的地室里，把啤酒瓶子在桌上一顿，就击剑比武起来。其中一人，猝不及防把鼻尖削了下来，但他一点不慌，立刻把鼻尖含在口里，去找医生缝起来。第二天他的鼻子把白钞布蒙了，仍然照常到校听课，毫无痛苦的表情。这真是所谓古日耳曼（Ur─Germania）的精神！是尼不龙根（Nieblungen）古英雄诗中的气概！所以我常说我情愿看见青年们重披著树叶子的衣服，明晃晃的刀枪骑著光马，髣髴像我们祖宗一样的在森林原野中驰骋打猎，而不愿看见他们头上滑得倒苍蝇，脚上穿著黑漆皮鞋，再加上一脸的雪花膏，面容惨白的在五光十色的霓虹光下跳舞鬼混！早送自己进坟墓，连带的送民族到衰亡！ [book_title]第六章　侠出于伟大的同情 我所谓侠，乃是“豪侠”“任侠”之侠，我所谓“侠气”，就是豪侠任侠之气。中国历史上向来认为侠是一种美德，但同时也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侠是一般浪人，不务正业，专管闲事，为人家报仇，打抱不平，甚至去作奸犯科。韩非子就曾说过：“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认为两者都不对。可是我们要知道，这祇是侠的流弊，这在社会没有纲纪，政治不上轨道的时候才会发生的；这种侠祇是一种所谓“游侠”，然而侠不必就是“游侠”。何况就在这种“游侠”里面，也未始没有一种天地间的正气存在。所以太史公作史记，特撰游侠列传一篇，并举出朱家郭解等人，来表扬他们特立独行的地方，不是没有道理的。 为什么我提倡尚侠？我们要确定一个观念，建立一个主张，必须先考察我们民族的弱点，社会的病象，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发生实效。现在中国的社会已经堕落到一个残酷的社会，一个最缺少侠气的社会。中国人常讲“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而事实上的表现却正相反。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第一是同情心的缺乏。中国人论交，有所谓“患难之交”；这是最可宝贵的，就因为讲“患难之交”的人太少了。中国社会有一种最凉薄的现象，就是看见别人在患难之中，不但不表示同情，而反高兴快乐。比方有人在街上跌了一交，假如在英美各国，大家一定要抢著去把他扶起，甚至送他到医院去，如果他跌伤了的话。而在中国，大家看见了，往往还拍掌大笑。民国二十四年我因事到重庆来，因为不认识路，从一个书店乘洋车回旅馆，半路上洋车翻了。奇怪得很，因为重量偶然的平衡，我没有向后翻出去，洋车夫也双脚悬起来，于是人力车成了自动车，向一个很高的坡度开下去，开了二十几丈。当时我看见前面有军用卡车要撞来了，叫路旁的人把洋车拉住一把，但是沿路的人祇有笑的，没有拉的。我还有一次，在武汉轮渡上，看见一个人掉入水中，船上许多人不但没有一个人去救他，反满不在乎似的以笑谈出之。我当年在欧洲的时候，知道有一次火车出事，开车的人因为酒醉跌出去了，火车自动进行，无法停止，于是有一个大学生在前站的铁桥上，奋不顾身的跳上车头，将车闸住，自己一个手臂撞断了，一车的人却是救住了。这件事各处报纸大载特载，奉这位青年以英雄的徽号，真是他应得的称誉。这较之中国人在急难时看人冷眼的何如？前一向卫生署一位负责当局告诉我一件事，说他亲眼看见一个人病得快要死了，抬到重庆某个教会医院门口，但是因为找不到保人，付不出一个月的住院金，医院不许他进去，他祇有躺在医院外面死去。这种见死不救的现象，在慈善性质的机关门口实现，是何等骇人听闻的事，我还听说有些当军医的人往往发财，这是何等的残忍，何等没有心肝！前些时候，重庆临江门外一场大火，烧去四千馀家，若是在外国，这还得了，恐怕要全市动员来募款救济了，但是此地却也平平淡淡的过去！ 最近潘光旦先生介绍美国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所著中国人的特性一书，其中有一篇题名是无同情心的中国人，我看了非常难过；但他所举的都是事实，我也无法否认。不但明恩溥的观察如此，就是最恭维中国文化的罗素，著书时也提出中国人残忍而缺少同情心这点。譬如死了人是人家一件最不幸的事，但是中国一家死了人，别人对于这件不幸的事是不同情的。我初到法国的时候，在电车里，看见同车的许多人，忽然都脱帽致敬，很以为奇怪；原来是车旁有人家在出殡，这是表示对死者的同情。不要说普通人遇著出殡是如此表示，就是总统出来遇著出殡，也是脱帽的。中国人却不然，看见死者亲属的“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就是吊者也会大悦起来！乡村人家甚至还希望别人家有人死，可以去喝酒吃肉，饱啖一顿；城市里不是万人空巷的去看大出丧吗？明恩溥特别举出中国人对于残疾的人，没有同情。出过天花的人，到药店去买药，药店的人常常要问他：“麻大哥！你是那一个村子里来的呀！”看见斜眼的人，便要说：“眼睛斜，心地歪，”来取笑他、挖苦他。普通以为残疾的人都是坏人，譬如“十个麻子九个坏”，“天怕六丁六甲，人怕斜眼蹩脚，”这类尖刻无稽的话是很流行的。其实肢体略有损坏的人，那里就是坏人。如果其中有坏的，也大都是社会逼成的，因为社会对他太歧视了，使他感觉人人都苛待他，他也自然不得不存心防范，或设法对付人了。再还有对于年幼孤弱的人，也是同样的不加爱护。童养媳受虐待，是普遍的现象；打丫头，虐奴婢更不必说了。所以同情心的缺乏，是现在中国社会最显著的一种病态。 因为同情心的缺乏，于是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以为事不干己，绝对不管，因而社会上无公是公非可言，也缺少急公好义之人。是非的观念，不但需要政治去培养，而且需要社会去扶植。有社会的奖励和社会的制裁，然后才有公是公非产生。例子很多，不胜枚举。社会的进步，不但要有是非的标准，而且要有人肯自己牺牲，去维持这是非的标准。但中国传统的哲学，祇教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须知达固且要兼善天下，穷也不应独善其身，至少也要兼善其瞵罢。中国人受这种传统哲学的毒太深了。人人都想独善其身，所以不但同情心不能发达，而且公是公非也无从树立。 因为同情心的缺乏，所以牺牲精神也就堕落。侠者最好讲“千里赴义”。设如没有牺牲的精神，如何能去赴义？我们应该“见义勇为”；“见义不为无勇也”。是的，闲事不管，可以省多少麻烦。但正当的闲事，那能不管，而且愈能多管愈好。英美法律上规定的陪审制度（Jury system），不但鼓励，而且逼迫人家管闲事。不过没有牺牲精神的人，是不配管闲事的。若是自己不肯牺牲，不要说千里之义不能赴，就是隔壁人家出了事，也是不配问。上海人家被盗时，决不能喊“捉强盗”，而祇能叫“起火”，因为隔壁人家听到“捉强盗”，必不敢出来，恐怕自己会吃亏，而听到“起火”，因为怕自己的屋子烧起来，也就不得不出来了。这些冷酷懦怯的事实，正是现在中国社会病象的表现。 这种病象，可说有两个来源：第一是生活。在贫苦的社会里，生存竞争，非常激烈。“要解衣衣人，推食食人，”是不可能的。漂母饭韩信，也要她自己有一饭才行。我们常常看见，有些贫苦的人，为争一两毛钱，而打得头破血流，甚至打出人命事来。轮船将靠岸的时候，那些脚伕不等船靠妥，就抢著向船上乱跳，稍不当心，就扑通下水。他们自己的生活，尚且无法解决，那里谈得上对人的同情？第二是思想。中国多少年来的教训，是“明哲保身”，也就是俗语所谓“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结果就是人人怕管闲事，怕惹祸上身。“路见不平，拔剑相助”的风气，现在已沦落下去了。其实世界上绝对的个人主义，也是行不通的，正如绝对的兼爱主义行不通一样。你看见邻居人家生了瘟疫，你如果袖手旁观，就不免被传染。尤其在现代的大社会里，人与人息息相关，谁能过孤独的生活？“穷则独善其身。”哼！要想独善那里是可能的事？ 或者有人以为上述的种种社会病态，说是由于生活的贫困还可以，说是由于思想的影响便不对。但我以为思想的影响，也是极大的。比方上面所举的一个例，药店的人要称呼出天花的人为“麻大哥”，这难道也是生活使然吗？思想与生活，要同时改进，社会的病态，才能根本清除。 在世衰道微的时代，因为同情心的缺乏，是非观念的不明，赴难精神的低落，才往往使有心人不得已而提倡“任侠”。太史公在游侠列传中，曾嘅乎言之的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他又说：“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所以“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他提出朱家郭解，说朱家是“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郭解是“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我上面说过，这种游侠是社会不纲政治黑暗时代的产物；我们不一定要提倡游侠，但这种侠气是应该推广的，并且要藉政治的力量来推广的。不以私人的力量去报仇雪恨，而以政治的力量作大规模的改良策进，才能把同情心推广到“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而使天下之人，都各得其所。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侠者，不是朱家，也不是郭解，而是墨翟。他不主张拏刀去行刺暗杀，去报仇打不平，而是从大规模的政治改革著眼的。他说侠有三个条件：第一是大仁，第二是大义，第三是大勇。怎样才是大仁？他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大害。然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下之害也。又与人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与今人之贱人，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此又天下之害也。”（墨子如在，必称侵略者为贱人了！）他对于政治的主张，以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诸加费不加民和者，圣人弗为。”这是充分的同情心的表现。他主张充实内部而不主张侵略人家，增加土地。所以他有“非外取地也”的主张。有人以为墨子既主张兼爱，一定也主张非战；如管子就曾说：“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其实不然。他是反对侵略的战争，并不反对自卫的战争──不但不反对，而且他帮助自卫的战争。楚欲攻宋，公输般为造云梯，墨子听到就往见公输般。他“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和公输般闘法，公输般九次的攻城计划，都被他破了。楚王要杀他，他说他有三百弟子已经在保卫宋国，杀了他也没有用。楚王没有办法，祇好软化下来说：“善哉！吾请无攻宋矣！”从这段史实，我们可以看出几点：第一、墨子能赴人国家之难，协助自卫战争；第二、他有技术的能力，以协助他人；第三、墨家是有组织的团体，能作有纪律的行动。这些都是说明大仁的意义。侠与义是相连。墨子虽主兼爱，但非滥爱，而主张以义为衡。“墨者之法，杀人者刑……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这是吕氏春秋记腹䵍之语。腹氏是墨子学派的人，他的儿子杀人，秦王赦之，而腹氏自己主张杀之。可见以墨为法，可无作奸犯科的流弊。这就是大义的表现。不但如此，墨子不但提倡大仁大义，而且能以最大的牺牲精神去求其实现、求其贯澈。“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正是充分的牺牲精神，是“大勇”的表现。所以墨子的精神，是并具大仁、大义、大勇的精神，是侠的精神，也就是革命的精神。 中山先生说“革命是打抱不平”。他打抱不平的方法，也和墨子一样，不是为私人报复的，更不是快意恩仇的，是要以大仁大义大勇的精神，去改革政治，解决民生的。没有伟大同情心的人，就是没有革命精神的人。他就不配从事政治，也就不配谈革命！必定大家充分培养推广这种伟大的同情，恢复中国民族固有的侠气，政治才有改革的希望！ 再进一步说到国际的形势。像现在国际间强凌弱众暴寡的情形，何曾不是侠气沦丧的结果。阿比西尼亚亡了，那国拔剑相助？捷克分割了，大家还庆幸一时的苟安。中国无辜受侵略了，那国在自己被攻击以前，为正义人道来和我们并肩作战？国际间的紊乱无秩序，都是丧失了侠者的精神之所致。 众人所弃，我必守之。我们不可丧失自信了？我们要抱定侠者的精神，以整饬我们的内部，以扫荡我们的外寇。要是我们成功的话，我们还应当秉著这种精神，以奠定国际的新秩序！ [book_title]第七章　荣誉与爱荣誉 我所提出的“荣誉”就是指英文的〝honour〞或德文的〝Ehrlichkeit〞这两个外国字，本都含有人格的意义，在中文方面，很难找到适当的译名，我现在译作“荣誉”。 人生的目的不仅是为生活，而且还需要荣誉的生存。荣誉是人格光辉的表现，也是整个人生不可分解的一部分。没有荣誉心的人，就谈不上人格；漆黑黯淡的过一世，这种生存有何意义？ 西洋人很重视荣誉；他们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更重要。假如你说某人无荣誉，他一定认为这是对于他最大的侮辱。为了荣誉问题而实行决闘，也是常见的事。这种决闘办法的对不对，是另一问题，但他们对于荣誉的尊重，却不可小看。英国人对于身兼枢密大臣的内阁阁员，称作：The Right Honourable〞，不是恭维他是最高贵的，而是恭维他是最荣誉的。美国西点（West Point）陆军军官学校的校训是三个字，就是“国家、责任、荣誉”（Country，Duty，Honour）；这是他们在军人精神教育上对于荣誉的重视。欧美许多学校的考试，还有所谓“荣誉制度”（Honour system）：就是教员于出题以后，立刻退出教室，并不监考；他祇在黑板上写一个大字，就是〝Honour〞（荣誉）。于是学生懔然于荣誉的观念，不敢作弊。万一有人作弊，不但学校立刻把他开除，而且这个人从此不齿于同学。（最近西点学生同时是全美冠军足球队队员九十人，因考试抄袭而全体开除，任何人不能挽回，就是一例。四十年九月九日补注。） 荣誉的观念，在中国社会，却太不发达了。为唤起一般人对于荣誉的认识和尊重起见，所以我特别提出“荣誉与爱荣誉”的问题来讨论。 说到荣誉，往往就要联想到“名誉”。但是荣誉和名誉不同，荣誉不就是名誉。“名誉”在英文里面是另一个字，即〝reputation〞。名誉是外加的，而荣誉却是内足的。更明白一点说，名誉祇是外界的称许，而荣誉则是内部发出来的光荣──也可说是光辉──与外界所加上的名誉相合而成的。所以荣誉具有内心的价值，较名誉还要可贵。西洋虽有名誉为第二生命的话，但荣誉却简直是第一生命，或是第一生命的一部分。不过，名誉和荣誉也有关联。人是社会的动物，多少都需要外界的刺激，外界的鼓励，外界的承认，才格外能自发的向上，自觉的求进步；所以人大都是要名誉的。“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好名誉不一定就是坏事。苏联就常常采取以名誉来鼓励人努力工作的方法。所以他选择工作最努力的工人为“工人英雄”；用这工人的名字去名工厂，去名制度。对于到北极探险的人，也常常加以“英雄”的徽号；这都是用名誉来鼓励人奋发有为的证据。这并没有害，而且有益。中国的老子曾经问过一句话：“名与身孰亲？”我想许多西洋人的回答一定是“名亲”！ 荣誉不是名誉，更不是“虚荣”。“虚荣”在英文里面是〝vanity〞，也可译为浮名。虚荣乃求他人一时之好尚，或是庸俗的称颂，而即沾沾自喜，以为满足的。虚荣的表现，就是好炫耀、好夸大，借此以传得他人对自己的称赞。譬如女子常欢喜穿华美鲜艳的衣服，以引人的注意；男子则好出风头，往往做了一次什么会的主席，便自以为了不得，自以为是这小世界里的“小英雄”。这都是虚荣在作祟。虚荣是从错觉（illusion）来的。错觉是虚荣的粮食，虚荣全靠他培养大的。所以错觉一旦幻灭，虚荣也就随之消散。荣誉则不然。他不是求之于外的，而是求之于内的，所以他可以自持、可以永久。西洋人说虚荣是女性的──但他不是优美的女性，是堕落的女性。男子何曾不好虚荣，不过女人较甚一点。普通女子都欢喜别人恭维他、捧他。如果男子要向女子求婚，最好多称赞她几声“安琪儿”或是“天仙化人”，那她便很容易落到情网里去了！这种虚荣，岂能和荣誉相提并论？ 荣誉不但和“名誉”“虚荣”不同，而且和“野心”不同。“野心”在英文为〝ambition〞，他可说是一种男性的虚荣。男子大都好求自己政治的名誉，权力、地位、官阶，以作个人自私的满足。这种野心有时也能推动人去做有益的事，但动机仍是自私，所以很容易发生不良的结果。有些人野心一旦发作，便往往不问自己的能力如何，竟为所欲为，以求徼幸的成功。“小人行险以徼幸”，其结果鲜有不将自己的荣誉甚至身体埋葬于野心的灰烬之中。如果说野心是荣誉，那他祇是堕落的荣誉。 至于所谓“门第”“头衔”“豪富”，那是更说不上荣誉了。这些都可叫做“荣宠”，而决不是“荣誉”。不过也有一种荣宠，是靠自己努力的成绩换来的，不可一概厚非。譬如外国有些科学家，对于科学有重大贡献，政府特赐他一个荣誉的头衔，如德国大学教授得“政府枢密顾问”的头衔一样。这确是一种比较高贵的荣宠，虽然不是真正的荣誉。 荣誉既不是名誉，又不是虚荣，更不是野心或荣宠，那么真正的荣誉是什么呢？我以为真正的荣誉，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必须能维持生命的庄严。“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有荣誉心的人，必定有不可侮的身体，不可侮的精神，不可侮的行为──简单说有不可侮的生命。他的生命是完整的，不容稍有玷污。所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他的理想的生命，是崇高，伟大，正直、坚强，所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他的生命是高贵的、庄严的，所谓“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所以别人尊重他，而不敢轻视他；爱敬他，而不敢亵渎他。 第二必须能有所不为。有所不为，是人生最不容易做到的。“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所以有荣誉心的人，对于标准以下的事，是绝对不干的。至于那一切欺骗、狭小、鄙吝、偷惰，和其他种种“挖墙脚”的事，他更是不屑干的。这正是孟子所谓：“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大人的对面是小人，是小丈夫，是贱丈夫。有荣誉心的人，是以“大人”自许的。 第三必须是自足的，也是求诸己的。外界的称许，如系实至名归，也所不辞；譬如以科学上重大的贡献而得诺贝尔奖金的人，若是他配得的话，当然可以安心接受，何用推却？但凡事应该求诸自己，尽其在我，不必分心去猎取流俗的恭维。流俗的恭维，不但靠不住，而且在有荣誉心的人看来，反为一种侮辱。名画家的画，并不在乎有多少外行的人赞美，而贵乎能得一个真正内行的人来批评。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就是这个道理。即使内行的人也不称许，自己仍可得到安慰。因为自己的天才得到发挥，在自己的努力中，就有乐趣存在。古今中外许多大艺术家，都是死后得名的。科学家也是如此。大科学家盖白勒（Kepler）在他一部名著《Weltharmonik》序上说道：“你的宽恕我引以自娱，你的忿怒我也忍受；此地我的骰子掷下来，我写成这本书给人读，是同时的人读或后代的人读，我管他干么？几千年以后有人来读，我也可以等，上帝也等六千年以后才有人来臆度他的工作。”这种特立独行的精神，也可说是一种孤寂的骄傲，但是这决不是骄傲。翻开一部科学史来看，古今多少科学家，在生前享国际大名的，除了牛顿和爱因斯坦以外，还有几人呢？造化弄人，奇怪得很，生前最不求虚名者，往往死后最能得名。如果自己对人类真有贡献，即使名不可得，又有何妨？世间真正的价值，常埋藏在无名者之中。许多汲汲求名的人，实在可以休矣。 第四必须自尊而能尊人。真正有荣誉心的人，不但爱自己的荣誉，而且也爱他人的荣誉。荣誉不是傲慢，乃是自尊而能尊人。“子以国士待我，我亦以国士报之。”其实毁灭了他人的荣誉，自己的荣誉，也就建设不起来，在侏儒国里，就算自己是长子，又有什么意思？要做长子，就要到长子国里去做，不要在侏儒国里做！有荣誉心的人，一定能尊人、能下人。他承认人的能力，赞叹人的特长，尊敬人的善处。能适当的自尊，也能适当的低头。上谄下骄的事，绝不在他的行动意识里面。 总而言之，荣誉就是人格，是人格最光荣的完成！ 爱荣誉乃是一种意志的倾向，行为的动态，是要以忠诚纯洁的行为，去得到依于德性合于美感的承认的，德国的哲学家包尔森（Friedrich Paulsen）说：“我们不能想像没有强烈的对荣誉之爱，而伟大的事业可以表现。”社会的向上靠此，人类的改善靠此，历史的转变也靠此。 我们今日不但要提倡个人的荣誉心，和对于荣誉的强度的爱，而且要提倡集体的荣誉观念。集体的荣誉观念，就是个人对团体的荣誉之爱。譬如一个家庭，凡是家庭的各分子，都要努力保持一家的“家风”或“家声”，不能做有辱门楣的事。又如一个商店，不肯卖坏东西，诚恐坏了他的牌子，也是出于爱护集体荣誉的观念。再如一个学校，无论是教职员或学生，人人都应该知道学校荣誉的重要，不能随便塌学校的台。实验室里未成熟或不真确的报告，不可轻易发表；因为这对于个人的责任的关系还小，对于整个学校的荣誉却太大了。不独以“长胜军”或“铁军”著称的军队，全部队的长官和兵士，要爱惜他本部队历史之光荣；凡是“国军”，谁不应该勇猛奋发，维护国家军队的光荣。扩而大之，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不没落和毁灭，必须由构成他的分子，共同努力维持和增进他集体的荣誉！ 人生是需要有荣誉的。不荣誉的人生，是黑漆漆的，无声无臭的。有荣誉的人生，是高贵向上的；无荣誉的人生，是卑污低下的。禽兽才祇要生存，不要荣誉，也无荣誉的观念。人应该是理智感情和品格发展到最高程度的动物；人不祇要生存，而且要荣誉。荣誉也可说是人类的专有品。所以英国的诗人拜伦（Lord Byrom）有两句诗道：“情愿把光荣加冕在一天，不情愿无声无臭的过一世！” [book_title]第八章　运动家的风度 从前文惠君赞美庖丁解牛的技术，庖丁回的话是“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这话可以解释近代运动的精神。 提倡运动的人，以为运动可以增进个人和民族体力的健康。是的，健康的体力，是一生努力成功的基础；大家体力不发展，民族的生力也就衰弱下去。 古代希腊人以为“健全的心灵，寓于健全的身体。”这也是深刻的理论。身体不健康，心灵容易生病态。历史上，传记里，和心理学中的例证太多了。 近代美国大学里，认为运动在竞赛的时候，可以发展大家对于自己学校的感情和忠心，培养团体内部的共同意识和生活。这理论已经是较狭小而次一等了。有比这更扩大一些的，就是都市与都市间的运动竞赛，国家与国家间的运动竞赛。自从十九世纪末叶以来，西洋复活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风气，产生了多少国际运动会，也是为此。 其实就从无所为的眼光来看，从纯美的观点来看，于美景良辰，化日光天之下，多少健美的男女，表现他们发展得很充实的形体，经过训练的姿势，如龙跃天门，虎卧凤阁似的飞扬炫耀于广大热烈的观众之前，也可以发生一种自然的美感。 这些都是对的，但是运动的精义，还不祇此。他更有道德的意义，就是在运动场上养成人生的正大态度，政治的光明修养，以陶铸优良的民族性。这就是我所谓“运动家的风度”。 养成运动家的风良（sportsmanship），首先要认识“君子之争”。“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这是何等的光明，何等的雍容。英文中〝fairplay〞这个字，最好恐怕祇有译作“君子之争。”他的起源也是出于运动；但其含义则推用到一切立身处世，接物待人的方式。运动是要守著一定的规律，在万目睽睽的监视之下，从公开竞争而求得胜利的；所以一切不光明的态度，暗箭伤人的举动，和背地里占小便宜的心理，都当排斥。犯规的行动，虽然可因此得胜，且未被裁判者所觉察，然而这是有风度的运动家所引为耻辱而不屑采取的。当年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读书的时候，看过一次普林斯顿大学与耶鲁大学盛大的足球赛。这是美国东部大学运动界的一件大事。双方都是强劲的队伍，胜败为全美所属目。他们在基督教的国家里，于比赛前一晚举行“誓师”大典时有一次祷告。普林斯顿球队的祷告词中有一句话：“我们祈求胜利，但是我们更祈求能够保持清白的动作。”这句话当时我很受感动。 有风度的运动家，要有服输的精神。“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运动家正是这种君子。按照正道做，输了有何怨尤。我输了祇怪我自己不行；等我充实改进以后，下次再来过。人家胜了，是他本事好，我祇有佩服他；骂他不但是无聊，而且是无耻。欧美先进国家的人民，因为受了运动场上的训练，服输的精神，是很丰富的。这种精神，当从体育的运动场上，带进了政治的运动场上。譬如这次罗斯福与威尔基竞选。在竞选的时候，虽然互相批评；但是选举揭晓以后，罗斯福收到第一个贺电，就是威尔基发的。这贺电的大意是：我们的政策，公诸国民之前，现在国民选择你的，我竭诚的贺你成功。（其实每届选举完毕，失败者都是这样做。而胜败之间有无问题，也每以失败方面的贺电为断。）这和网球结局以后，胜利者和失败者隔网握手的精神一样。此次威尔基失败以后，还帮助罗斯福作种种外交活动，一切以国家为前提。这也是值得赞许的。在中国的政治失败者，则以为“连老子都会失败，大家瞎了眼睛。不请教我，天下事尚可有为？” 有风度的运动家不但有服输的精神，而且更有超越胜败的心胸。来竞争当然要求胜利，来比赛当然想开记录。但是有修养的运动家，必定要达到得失无动于中的境地。“人人赛跑，祇有一个第一，”这是保罗的话。记录不过用以试验人力可能达到的限度。不说欧文斯（Owens）十秒点三跑一百公尺的记录，和他跳远到八公尺点二三的记录，就是请希腊神话里的英雄亚基里斯（Achilles）出来，他每小时经过的距离，能超过火车、汽车，或现在每小时飞行在四百英里以上的喷火式驱逐机吗？可见人力是很有限度的，而我们所重，并不在此。运动所重视，乃在运动的精神。“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正是重要的运动精神之一。否则要变“悻悻然”的小人了！运动家当然明白运动是义务的表演；既知如此，还得拼命去干，也是难能可贵的精神。 有风度的运动家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人。运动会要举行宣誓，意即在此。临阵脱逃，半途而废，都不是运动家所应有的。“任重而道远”和“贯澈始终”的精神，应由运动家表现，所以赛跑落后，无希望得奖，还要努力跑到的人，乃是有毅力的人。大家鼓励之不暇，决不能有中国运动场上习见的“喝倒采”。 “橘移淮北化为枳。”许多西洋东西到中国来会变质，运动也不是例外。运动风气在中国开始不过三四十年，较盛不过近十几年，这种风气对于青年的健康与体力，很有帮助，祇可惜他还没有超过学校青年的范围。但是运动的精神，在中国不祇没有发达，且常不被了解，甚至于被误解。比球的时候，看准对方的健将，设法将其先行踢伤，再图一逞。输了以后不服输，说是评判员不公，乃蜂拥殴打。这种事虽逐渐减少，也时不绝闻。我记得民国初年上海有某某两大学因比球而成了“世仇”。其中有一位校长是讲国学的老先生，修养很好；祇当比球的时候，火气特盛：本校球队在他处开始比赛的时候，他就拏一张椅子，坐在电话旁边，（那时候还没有办公桌上的话机，）派人在球场附近不断的用电话来报告。电话里说是胜了一球，他独自笑不可抑；说是输了一球，他就痛哭流涕。两校学生都于开赛以前，各自身边藏著“呜呼某校”的小旗；对方一经失败，就把这小旗抽出来狂叫；己方失败，则垂头丧气，仍然暗地里带著这不争气的小旗归来。若是对方来本校比赛失败后，则以爆竹和军乐队讽刺似的送他们出去。若是对方胜了，则送以愤恨嫉妒的嘶声。双方都如此，没有例外。运动演变至此，运动的精神扫地已尽了。 运动职业化的风气，在欧美也有，教育家常加批评，引为深戒。这风气在美国较盛。如棒球专家鲁士（Babe Ruth）竟成为全国一个大人物（〝big man〞）。大学里的球教师薪水之大，超过任何教授；这薪水往往是由入场卷收入或毕业同学会捐款支付的。这种在西洋正待纠正的现象，却很容易的传染到中国来。以前有过学校长期豢养几个球员。这就是最初的“选手制”。球员在饭厅里有特别的餐桌和饭菜。有一个“运动家”接连留了六年级，也不会照章开除，因他能“为校争光”！后来这位留级六次的“运动家”，沦落到在上海跑马厅做马师，骑了马供人做香槟赌博。这是必然的结果。这不但丧失了运动的意义，并且丧失了整个的教育意义，这与西班牙闘牛有何分别？ 试问这种的风气和训练，带到政治社会里来，是什么影响，我不说中国政治社会里暗中倾轧，愤恨妒嫉的现象，是这萌芽时期的运动所造成的，这是很不公平的话。我们更不可因噎废食。我举出这些不幸的例子，是希望大家一同来纠正错误的观念，积极的从运动场上来培养民族的政治道德！ 国难发生以后，有些人或是从“国粹”的观点上，或是从“经济”的观点上，反对近代式的运动，尽力提倡“国术”。现在学校里的运动，太费钱了，太贵族化了，不如打打拳罢。这类的话常常听见，但是我不敢赞同。何则，因为中国的拳术，根本与近代运动的精神相违反，与国家要走上的近代化道路相背驰。我承认中国拳术可以锻炼身体，很有用处。年龄较大或身体稍弱的人不能作剧烈运动，打一套太极拳，活动活动筋骨和血脉，很可增进健康，自然无所用其反对。若是要把拳术提倡得成为国民普遍体育训练，就有问题，因为他是缺少群性的，他是个人的运动。至多不过打“对子”，玩“推手”。我幼年看过不少的技击小说，知道许多“江湖大侠”之所以取胜，全在于“暗算”。打擂台的时候，常是乘人不备，一个“飞脚”，踢碎了对方的护心镜，又是两脚，结果了对方的性命。外国的拳师打擂台，也是野蛮的举动，我断不赞成。但是人家把对方打倒以后，就应立即停止，让裁判者连数十下，到第十下还爬不起来的时候，就算输了。断无打倒以后，还在小肚子上加踢一脚之理。中国技击小说上，据我所记得的，恐怕祇有一个人还有点运动家的风度，这就是施公案里的白面狻猊甘亮。甘亮金标的技术好极了，百发百中，所以他标上有三个小铃，刻上自己的名字，表示我打你一标，还让你先知道。做小说的人也很提倡他，说他这光明的态度，使他后来成为地仙。至于所谓“内功”“柔道”的拳术呢？除了他炼气等等神秘的一套不说，他的基本精神是阴柔。他给你的基本观念，就是如何趋避，如何取巧，不要你有攻击精神，而教你如何使对方的力量落空。他也有一套理论，近似黄老哲学。但是请问这种理论，适合于养成刚强进取的群性青年吗？还有一层，中国技击的精神，是与近代建军运动不相合的。近代化的军队，要相信科学武器的能力，要注重各方面配合协调的运动，那有教人独自盘旋作势之理？自从喜峰口黑夜摸营的动作，有些斩获以后，于是许多鼓词式的作家，拼命提倡大刀队，仿佛大刀队可以打飞机、当大炮。流风所及，火车站上也常看见有人拏了大刀在飞舞。这风气带不少的危险性，可使许多人回到“铁布衫”“义和拳”的观念上去。这几年来对敌抗战之血的教训，我想应当把这种反时代的观念打破了罢！有次我们在重庆商量夏令营课程，陈辞修将军把“国术”一项勾去。当时他说：“国家要建军，这个科目的性质是与他不相容的。”我认为这是合于近代精神的话。 我不说西洋各项运动都是好的，都可以采取的。决不是，决不是。如打“洋擂台”的办法，我就认为野蛮。我以为西洋运动在中国最应当提倡的，就是英国式的足球，也就是在中国已经流行的足球。他的好处很多，最重要的是他最讲究协调动作而富有群性。每一边十一人，各有岗位，但是动作起来，却成为不可分解的整个。成功是全体的成功，失败是全体的失败。不然，守球门的人真冤极了，攻进敌人球门时是前锋出风头，与他无涉；自己球门被攻进，他却要负责任。世界上那有这冤的事，不知最好的前锋，也不是自己把球盘了不放，一直打进敌人球门的。最好的球员，要善于传递，不惜让人家攻进去。这是“成功不必自我”的精神，这也是最可贵的运动家的风度！ 各国政府与教育家努力提倡运动，不是无意义的。他们要在运动场上增强民族体魄，提高国民道德，陶铸健全的民族性。因为运动场是一个自动的教育场所。他能使人于不知不觉之中，把整个的肉体和灵魂贡献出来，接受教育的洗礼。“他不但补充，而且扩大近代的教育。” 主张近代运动的理由，除了前面所说到的而外，还有许多。运动可以培养冒险的精神，鼓铸热烈的感情，解放剩馀的精力，而同时代替了不良的嗜欲，这也都是对的。但是从人生哲学看来，运动家的风度，才是运动由技而进的道。 运动家的风度表现在人生上，是一个庄严公正协调进取的人生。有运动家风度的人，宁可有光明的失败，决不要不荣誉的成功！ [book_title]第九章　悲观与乐观 我们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应都有一整个的认识，根本的态度。这种认识和态度，就是我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和指南。否则今天一件事可以使你悲伤失望到自杀，明天一件事可以使你快乐得意到发狂，天天生活都在震荡不定之中。何况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悲喜交集的时代，如果对于人生无正确的认识，而又不幸带上颜色眼镜，则更易酿成生命的大危机。德国哲学家常在讲宇宙观之后，就接著讲人生观，实在很有道理。 悲观与乐观，都是个人的感觉，是随时可以发生的。尤其一个人在困苦艰难的时候，更容易引起这种疑问：我活在世上，究竟有什么意义？仰望天空，天空是布满了无数的星辰；据天文学家猜测，在某些行星上，也许还有生物存在。这一个小星球中的一种生物的一分子，真是“渺乎小矣”。这生命值得活吗？况且人生一世，不过数十寒暑，生老病死，无非痛苦烦恼。生命太无常了，何必奋闘，自讨苦吃？这种情绪不见得会天天有，但如假定有了，而无法解决这生命之谜，危险也随著发生了。 悲观和乐观，本来都起于个人的感觉，而且常是偏重主观的感觉；可是他对于发生这感觉的人，却具有支配的力量。若是再把他演化为一种学理，那就更不限于感觉的范围，而成为一个理智上的问题了。我现在就想从理智上来讨论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派学说。 在西洋思想史上，悲观主义有三大派别。第一是享乐派。希腊德谟克利图斯（Democritus）倡原子论（atomism），谓宇宙是由无数的原子组合而成。稍后伊壁鸠鲁（Epicurus）即根据这种原子的唯物论，否认宇宙有所谓目的和道德；认为快乐就是善，痛苦就是恶。人生应该充分享受，充分求乐，不必奋闘，不必劳苦。“且以喜乐，且以永日，我躬不阅，遑恤我后！”这正是为享乐派说法。而中国魏晋六朝的清谈派，对于人生也有同样的态度。这一派理论的错误，在认为苦乐可以比较。要求得苦乐多寡的比较，还须求之于计算；但是苦乐的计算，是不可能的。我们能不能模仿商店，开一个资产负债表，把快乐和痛苦分项记入，作一平衡？第一个困难是快乐和痛苦，用什么单位来比较？假如我昨晚睡得好，是快乐，应作几个单位？假如失眠，便是痛苦，又应作几个单位？这种单位固不能定，而这种单位计算法更不适于人生。第二个困难，是快乐和痛苦，常系于个人的态度。有人以受恭维为得意，有人则安贫乐道，以不为流俗所称许自豪：寂寞中的骄傲，自有高人领略其滋味。这两种人何从比起？（黄仲则“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一诗，颇足表示寂寞中骄傲的情绪。）还有，这派学说，往往以为快乐是消极的，是负号的，快乐就是“脱离痛苦”（freedom from pain）；那痛苦便是积极的，是正号的。如此则快乐项下，更无帐可记了。快乐和痛苦，既然都是感觉，为什么一种是假的，而另一种是真的？可见这一派理论经不起批评的地方太多了。 第二是意志派。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Schopenhauer），就是此派的主要人物。叔本华认为宇宙和人生的一切行动，背后都有个意志在支配。他逼迫人无目的地活动，无目的地前进。人不是自己要生活，而是意志逼你不得不生活。但意志无满足之时，纵然满足，也祇是一时的，转瞬即归消灭。生命全体是盲目的、空虚的，是为不可挽回的失败而奋闘。所以人生是充满了失望、无聊和苦恼。要解脱人生的苦恼，只有两种方法：一是从艺术中来求消散、来求寄托；一是他认为最根本的方法，就是为逃脱意志的逼迫而入于“涅槃”。这种学说的错误，在以生命为另一目的（意志）的机能，而不知意志乃是生命的机能；他是附丽生命而共存共荣的，不是藏在生命后面来盲目鞭策的。（这是我主张的意志说，与叔本华的意志说根本不同之点。）他认为生命是意志的手段，不是目的，殊不知生命本身就是目的。生命看来似永久为一过程，然而他的目的就不断的在这过程中实现。譬如游山，不必说一定到了某个寺庙、某个古迹，才算游山；善于游山的人，走一段，就可欣赏一段的风景。他游山的目的，就在这整个旅程之中。他随时有亲切的乐趣，充分的满足，这些对他何曾不真，又何所用其悲观失望？叔本华的学说，颇受他自己生活的影响。他一生很不得意，常发牢骚。他认为社会对人的待遇，太不公道。他不结婚，所以老年孤独，无人照顾，以至于恨女人。他祇看到人生的一部分，而没有看到人生的全部分。他祇看到影子的方面，而没有看到灯光的方面。所以发出那样失望悲观的论调。须知天地间固然有冰雹霜雪，但也有雨露春阳。 第三是历史派。此派以为社会的进化，是善恶并长，而恶过于善。最初犹太人就有这种观念，以为文明愈进步，道德愈沦丧，人类是逐渐堕落的，所以原始的快乐也逐渐丧失。卢骚主张“回到自然”（return to nature），以为古代才是黄金时代，从古代演化到现代，是从黄金时代堕入黑暗时代。人是从爱登花园里掉下来的，所以日日翘首企足，祷告要求回去。考察这派的悲观思想，由以下四个论点出发。第一、他以为进化愈趋复杂，则人性对于痛苦的感觉愈灵敏。因为欲望愈多，则愁苦也愈多，失望也愈多。所以生命愈发展，痛苦愈增加。但不知生命发展的结果，欲望固愈增，同时满足欲望的方法和能力也愈增，因此快乐也愈增。快乐是随工作及其结果而俱来的。尤其痛苦以后的快乐，更是莫大的快乐。英国诗人德莱敦（Dryden）说：“甜蜜是痛苦以后的快乐”，（Sweet is pleasure after pain）。这句诗很有深长的意味。许多艰苦出身的名人欢喜写自传，有一种心理是因为他们经过奋闘的痛苦，以后痛苦忘了，痛苦后的快乐仍然存在。在生命的历程中，即使不能证明快乐多于痛苦，但谁能证明痛苦多于快乐？第二、以为智慧愈发展，则对于将来的认识愈透澈。人和一般动物不同，一般动物的痛苦，是一时的，而人的痛苦却是永久的。人是有远见的，一到中年时代，更常常想到生老病死，而对于将来起一种恐惧。“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种身世飘零之感，是会不期然而然发生的。不过智慧发展的结果，虽然因想望将来而恐惧愈多，但希望也同时愈增。希望给人以一种预期的快乐。人对于恐惧感觉的灵敏，远不如对于希望感觉的灵敏，所以快乐仍然是有的。况且纵有痛苦，也能以文学艺术种种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减去不少。第三、以为人除现实的生命之外，还有理想的生命；除现实生命的痛苦以外，还有理想生命的痛苦。而且追求理想生命的痛苦，尤较现实生命的痛苦为大。理想愈高，挫折愈多。事业的打击，爱情的失望，能不使人痛苦？但不知理想之中，也有很大的乐趣存在。人类最高的发展，那件不是从对于理想的追求而来？只有不随俗浮沉，追求理想实现的人，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也才能感到别人所感不到的乐趣。理想实现时，倘能得到别人的承认，故可增加自己的快乐，即使别人忽略或竟认为不值一顾，然而我自己的自尊之心，也足以医治自己的痛苦。第四、以为生命愈扩大，则受创痕的机会也愈多。同时因同情心的发展，使别人的痛苦，成为自己的痛苦。因此自己所感受的痛苦也愈增加。但是同情虽能予人以痛苦，却也予人以快乐。自己的痛苦可因别人的分担而减，自己的快乐也可因别人的分担而增。所以德国有句话：“分担的痛苦是一半的痛苦，分担的快乐却是双倍的快乐。”（〝Geteilter Schmerz ist halber Schmerz，geteilte Freude ist doppelte Freude〞）随著社会文明的增进，痛苦虽可以加强，但快乐也可以加强。由此可见以上四个论点，虽似言之成理，但皆见一体而未见全身。 总而言之，社会的文明愈进步，苦乐的强度也愈增加。悲观主义者不能证明痛苦一定多。他至少也曾尝过橄榄的滋味罢！况以常识判断，有许多痛苦，确是文明可以征服的。譬如近代的医药科学及生产技能，都能减少人生的痛苦，而增加人生的幸福。文明的痛苦，需要更进步的文明去治疗。而且进一步说，悲观是表现生活的疲乏、松弛和退却；悲观到最高的顶点，就是“涅槃”。但“涅槃”能解脱痛苦么？不能！“涅槃”仍旧是一种死境，他不过是死的别名。再进一步说，我们有现成丰富的自然产物和人力创造，供我们享受；有美丽雄壮的诗歌音乐，供我们娱乐；有伟大生动的雕刻绘画，供我们欣赏；有无数哲人杰士用心血孕育出来的伟大思想，优美的文化，供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悲观？我们自己如不努力发展生命，继续创造，配不配谈悲观？ 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不同；他给人以和悦快乐向上的情绪，确比悲观主义好得多了。不过乐观主义也须有正确的信念做基础，才没有流弊。我虽然赞成乐观，但不赞成盲目的乐观。 在西洋思想史上，乐观主义也可以分为三派：第一是宗教的乐观派。西洋宗教是比较抱乐观态度的。其根本观念，是以为宇宙有一个全美全能的主宰。人生下来本有罪恶，但只要赎罪以后，就可达到最完善的境界。“原始罪恶”（original sin）的观念，本始自希伯来人。赎罪的观念，对于软弱的灵魂，有愧的良心，是一种安慰，一种希望。但把理智来省察，却难自圆其说。假定世界为全善全能的主宰所创造，他既为全善，又何为造恶？既然有恶，则全善之说，何能成立？既为全能，为何不能把恶去掉？如谓恶是安排好了来磨炼人的，意在使人去恶为善，但何不痛痛快快将恶去掉，又何必绕一大圈子，来和人开玩笑？至于“原始罪恶”之说，尤使人生一种恐怖和抱怨祖宗的心理。我们很难了解小孩子生下来有什么罪恶？如果说这罪恶是从亚当夏娃偷吃了一个苹果传下来的，那也太残酷了。难道父母是犯人，子子孙孙都是犯人？这真是一种可怕的罪恶遗传论。鼓励有罪的人忏悔，本是一种很好的意思。佛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说，也是鼓励人家改过。但是决不能把宗教的忏悔，看作一步登天的捷径。欧洲中古时代僧侣借此敛钱的事很多。中国社会里一面念经，一面作恶的事，大家睁开眼睛就看得见。中国不少军阀在位时杀人放火，一下野就长斋礼佛，等到有机会上台还是照旧的杀人放火。这都是仗著宗教的忏悔，为恣意作恶的保证。为求人类沉著的进步，不必有事前的恐怖，也不必存容易的乐观。 第二是理性主义的乐观派。这派以为世界是合理的，甚至于是理性的构成。因为恶是不合理的，所以不承认恶的存在，所以恶是不真的（not real）。这种观念，推论下去，真是危险。恶如不真，何必还要和恶奋闘？“无的放矢”，岂非多事？把恶看得太轻，便是松懈自己。恶的真与不真，应依客观的情态来决定。自然界中善与恶都是实在有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固然是真，但是洪水猛兽，狂风暴雨，又何尝不真？我们不必否认恶的存在，我们应该将恶征服。人的努力，就在于此。恶是完美人生的阻碍，但人类一切的工作，一切的文明，都由于征服这些阻碍。若是田中自有收成，树林自有果实，就用不著农艺园艺的工作；若是气候绝对宜人，风雨毫不为害，就用不著各种起居的设备；若是树上会长衣帽鞋袜用具，就用不著工商业。遍地都是鲜花，满溪流著牛奶，海水变为柠檬露，祇不过是带诗意的幻想。因为恶的存在，使我们成就了许多事业。人类不但能将恶征服，而且能转恶为善。水可以泛滥，也可以灌溉，祇看转变的力量如何。我们需要阻力，我们接受障碍；没有无阻力的成功，没有无障碍的快乐。我们不敢说整个的世界是理性的构造，我们却可以希望从我们的努力，可以把世界改造得更为接近理性。 第三是生物进化论的乐观派。这派还是代表初期进化论的乐观论调，也可以说是幼稚观念。他以为算起总帐来世界总是进化的，于是在逻辑上跳了一大跳，以为算起总帐来世界总是进步的。他把进化与进步论两个观念混淆了。进化祇是变，变好变坏是不一定的，所以进化决不等于进步。当黄金时代在远古的观念，盛行于西洋的时候，进步的观念自属薄弱。到了十七十八世纪之间，义大利人魏柯（Vico）以历史哲学证明世界进步；十八世纪初叶法人圣比耶（Abbe de Saint─Pierre）认为进步是真实的；德国哲学家赫尔德（Herder）居然从历史和文学方面，规定了“进步的定律”。但是这些大都还是富于浪漫式热忱的期望。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成立以后，思想界为之震动，于是进化论的范围，扩大到生物科学以外，连天体星辰的进化，也讲起来了。从进化的迹象之中，发现了许多进步的事实；当时的人又震慑于自然科学和工业文明的进步，于是不知不觉之中，常把进化与进步混为一谈，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的进步观念，曾经给予近代文明以不少的鼓励；祇是把他当作盲目接受的教条，把进步认为必然的现象，那就大大不安。这不但不能使人奋发，而且可以使人懈惰。须知世界上进步的现象固有，退步的现象也有。生物的种类有发展的，也有消灭的；人类的种族，有继续繁盛的，也有祇馀遗迹，供他人凭吊的；中道崩殂的文化与文明，不知道有多少。就是现在存在著的人类及其文化与文明，若是不用智慧去指导他的方向，而恣意摧毁，或是停滞不前，也终久免不了被时间卷去的劫运。况且按逻辑的道理来讲，进步是必须先假定一个目标，朝著他前进，那进步这个名词的意义，才能成立。否则譬如循著一个铁环在转圈子，从这方看是进步，从那方看是退步。又譬如养猪，将一个猪种改良，可以把三四百斤一头的猪养到七八百斤；在研究畜牧的人看来，肥猪可以多供给肉量，是进步了；若是猪而有知，能够说话的话，他能同意吗？进步必先有定向（direction），这是逻辑的先假，这道理十分明显。还有进化论里的“适应”二字，也常被滥用而易起误会。适应不祇是被动的，最高生物─人类，─的适应，是自动的、是积极的、是带创造性的，“适应”决不是将就。我们接受环境的现实，但是决不陷没在环境里面；最能适应的人是最能改造环境的人。“随遇而安，”是缺少创造精神的生活。 根据以上对于悲观与乐观两大壁垒的讨论和批评，我们正确的人生态度，可以决定了。我们用不著悲观，因为除了毁灭自己的生命而外，悲观毫无是处。我们要乐观才能提得起我们做人的兴致，但是我们决不能存过分的，盲目的乐观，因为他可以造成人生的倚赖性和惰性。世界上同时有可悲可乐的事实，我们不必否认。我们的悲要当作慈悲的悲。要以“悲天悯人”的情绪，去积极奋闘，拯救人类的痛苦。我们的乐要认为是“乐以忘忧”的乐，从乐里去解除工作的疲乏和苦闷，去求得精神的安慰和振作。“苦中作乐”不是一件坏事。要面带笑容上火线的战士，才能打胜仗。（三十一年一月六日中央社记者长沙来电，谓于长沙最危急之时，记者在街上见守城士卒，当休息的机会，还弄丝竹。他们有这种的精神，所以能奏第三次的湘北大捷。）不但前方应当如此，当长期抗战，生活困难的期间，后方更应当如此。终日愁眉不展，怨天尤人的人，不但不能帮助国家打胜仗，反而颓废精神，沮丧士气。为了不做奴隶而牺牲，就是喝碗稀饭，也应当快快活活的喝下去。 我所主张的是不断的、积极的、原动的改造主义（创译一个英文名词是dynamic reconst─ructionism）。我们不能抹煞历史、抹煞环境，这在宇宙的系统里都是真实的。人类生命的系统，在宇宙的系统里也是同样真实的。但是这个生命的系统，与其他宇宙间的系统，有一点不同的地方──这是生命的特性──就是他有智慧去指导他的命运，有意志去贯澈他的主张，有生力去推动他的工作。他和炉火一样，就把他放在壁炉里，他也可以吸收满屋的氧气，以发挥他的火焰，增加他的热度，使四座生温。他可以吸收宇宙的生机，增加自己的生机；吸收宇宙的生命，扩大自己的生命。所以他接受现实而不为现实所囿。他认识理想，但是他知道理想是不断推进的，所以他不断的动，不断的向前。他不失望，他不怨恨。他不但勇敢地接受生命，而且快乐地创造生命。他把古往今来，四方八面的原料，运用他的生力，沉著地来改造这生命更接近于他的理想。 十世纪波斯诗人莪玛开颜（Omar Khayyam）有一节名诗，我冠以“心愿”的题目，翻译在后面： “要是我能同你， 爱呵，秘密的， 和造化小儿定计； 抓住这苦恼的宇宙安排， 一把搦的粉碎！ 可能依咱俩的铺排， 重造得更称我们的心意！” [book_title]第十章　扭开命定论与机械论的锁链 人生是自由的还是机械的？是自主的还是被动的？这是人生哲学里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他和道德的责任问题有密切的关系。 你如果说人生是机械的、是被动的，那么人的责任从何而生？既然人生原不自由，他还应该负什么责任？机械是不自由的，所以机械本身就没有责任。风雨仪能预告阴晴，避免危险，是航行上所不可缺少的机器；但是他一旦坏了，你能责备他，说他不负责任吗？ 你如果说人生是自由的、是自主的，那么人生下来，能绝对的自由吗？我们知道任何人一生下来，除受物质环境的限制外，还要受人事关系的种种限制。即如他所在的家庭、学校、社会、国家，都能影响他、支配他、约束他，他那里能有绝对自由？大而言之，宇宙间也没有所谓“无法律的自由”（lawless freedom）；不然的话，行星都要互撞起来了，还谈什么人生。 说人生无自由，则人生就不应负责；说人生有自由，则绝对的自由又不可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能否有合理的解答，来作人生的标准？ 从思想史上看，历来就有两种对人生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命定论（determinism），谓宇宙和人生都预先有一定的安排，不是人的意志力量所能支配的。这种情形，无论你怎么形容──你说是“神”也好，说是“自然”也好，就说是“机械的自动”也好──人总是被决定了的，是没有自由意志的。另一种是“自由意志论”（free will）。如哲学家康德，就承认现象的世界（phonomenal world）里，没有自由意志，但是他又舍不得他珍重的道德责任，不让他无处安放，于是想出了一个超越自然的世界（supernatural world），其中安居了绝对的自由意志。在这超越自然的世界里，人的自由意志，与上帝的合而为一，这就是道德的先天必然性。 普通所谓命定论起源甚早。初民时代就有占星学（astrology），主张人生是受神的主宰；神有绝对的权力，要人怎样就得怎样。这也可称为“神定论”，或是“运定论”（fatalism）。我们在儿时常听到老年人说，天上的星都是代表人的，每人有一颗星，星暗则人倒楣，星坠则人死。大星落于五丈原头，于是诸葛亮归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