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春秋左传正义 [book_author]孔颖达 [book_date]唐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儒理哲学,注释,史学,完结 [book_length]1360872 [book_dec]诗文注。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六十卷。丘明，鲁国太史。杜预(222—284)西晋政治家，儒学家。字元凯，京兆杜陵(今西安东南)人，历任尚书郎、相府参军等职，著有《左传集解》等。《左氏春秋》亦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三十卷，班固注作者“左丘明，鲁太史”。受经于孔子。魏晋以来儒者更无异议，至唐赵匡，始谓左氏非左丘明。后人争议颇多，《四库全书总目》定为左丘明作，概亦有战国时人附益。左氏鲁史用夏历，按鲁君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十二世次第记事。取材于诸国史籍、简册、旧文，所记各国政治、军事、文化、外交及其人物均翔实而生动。原春秋经文与左丘明之传各异，杜氏合而释之，则左传又自有经。杜氏专修左传，认为前儒大抵转相祖述，未尽通左氏学，尝杂引《公羊》、《榖梁》以释传，且自乱体系，于是杜氏合经传于一编，“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采刘歆、贾逵、许淑、颍客诸说之长以解经传、排斥服虔等人旧说，条分缕析，剖析精微，使《左传》旨义畅达。故孔疏采杜预注，认为《左传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所谓“子应乎母，以胶投漆，虽欲勿合，其可离乎?今校先儒优劣，杜为甲矣。”(孔颖达《序》)“然杜注多强经以就传，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刘(刘炫曾驳杜解，凡所驳正，皆以为非)，是皆笃信专门之过，不能不谓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后左氏之义明，左氏之义明，而后二百四十二年内善恶之迹一一有征。……故传与注疏均谓有大功于《春秋》也，(四库全书总目》)后世尊为文史名著。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 [book_img]Z_4974.jpg [book_title]卷一（春秋序） 《春秋左氏传》序（○陆曰：“此元凯所作。既以释经，故依例音之。本或题为‘春秋左传序’者。沈文何以为‘释例序’，今不用。”） [疏]正义曰：此序题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传序”，或云“春秋经传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传序”。案晋宋古本及今定本并云“春秋左氏传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释例序”，后人移之于此，且有题曰“春秋释例序”，置之《释例》之端。今所不用。晋大尉刘?与杜同时人也，宋大学博士贺道养去杜亦近，俱为此序作注，题并不言“释例序”，明非“释例序”也。又晋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晋世言五经音训，为此序作音。且此序称“分年相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是言为《集解》作序也。“又别集诸例，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异同之说，《释例》详之”。是其据《集解》而指《释例》，安得为“释例序”也？序与叙，音义同。《尔雅·释诂》云：“叙，绪也。”然则举其纲要，若茧之抽绪。孔子为《书》作《序》，为《易》作《序卦》，子夏为《诗》作《序》，故杜亦称《序》，序《春秋》名义、经传体例及已为解之意也。此序大略，凡有十一段，明义以“春秋”是此书大名，先解立名之由。自“春秋”至“所记之名也”，明史官记事之书、名曰“春秋”之义。自“周礼有史官”至“其实一也”。明天子诸侯皆有史官、必须记事之义。自“韩宣子?鲁”至“旧典礼经也”。言周史记事、褒贬得失、本有大法之意。自“周德既衰”至“从而明之”，言典礼废缺、善恶无章，故仲尼所以?此经之意。自“左丘明受经于仲尼”至“所?之要故也”，言丘明作传，务在解经，而有无传之意。自“身为国史”至“然后为得也”，言经旨之表不应，须传有通经之意。自“其发凡以言例”至“非例也”，言丘明传有三等之体。自“故发传之体有三”至“三叛人名之类是也”，言仲尼?经有五种之例。自“推此五体”至“人伦之纪备矣”，总言圣贤大趣足以周悉人道，所说经、传理毕，故以此言结之。自“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至“《释例》详之也”，言已异于先儒，自明作《集解》、《释例》之意。自“或曰《春秋》之作”下尽“亦无取焉”，大明《春秋》之早晚、始隐终麟、先儒错缪之意。贾逵《大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云：“鲁君子左丘明作传。”据刘向《别录》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此经既遭焚书而亦废灭。及鲁共王坏孔子旧宅，于壁中得古文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馀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汉武帝时，河间献《左氏》及古文《周官》。光武之世，议立《左氏》学，公羊之徒上书讼《公羊》抵《左氏》，《左氏》之学不立。成帝时，刘歆校秘书，见府中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释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梁在七十二弟子后，传闻之与亲见，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问向，向不能非也。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儒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于大常博士，责让之。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及歆创通大义奏上，《左氏》始得立学，遂行于世。至章帝时，贾逵上《春秋大义》四十条，以抵《公羊》、《?梁》，帝赐布五百匹。又与《左氏》作《长义》。至郑康成，箴《左氏膏肓》，发《公羊墨守》，起《?梁废疾》。自此以后，二传遂微，《左氏》学显矣。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 [疏]“春秋”至“名也”。○人臣奉主，品目不同。掌事曰司，掌书曰史。史官记事，为书立名，以“春秋”二字为记事之书名也。○正义曰：从此以下至“所记之名也”，明史官记事之书名曰“春秋”之意。“春秋”之名，经无所见，唯传记有之。昭二年，韩起聘鲁，称“见《鲁春秋》”。《外传·晋语》司马侯对晋悼公云“羊舌?习于《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礼·坊记》云：“《鲁春秋》记晋丧曰‘其君之子奚齐’。”又《经解》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诸文所说，皆在孔子之前，则知未修之时旧有“春秋”之目。其名起远，亦难得而详。《礼记·内则》称五帝有史官，既有史官，必应记事，但未必名为“春秋”耳。据周世法则，每国有史记，当同名“春秋”，独言“鲁史记”者，仲尼?鲁史所记，以为《春秋》，止解仲尼所修《春秋》，故指言鲁史，言?鲁史《春秋》以为褒贬之法也。 记事者，以事系日。（○系，工帝反。）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别，彼列反。） [疏]“记事”至“异也”。既辨“春秋”之名，又言记事之法。系者，以下缀上、以末连本之辞。言于此日而有此事，故以事系日；月统日，故以日系月；时统月，故以月系时；年统时，故以时系年：所以纪理年月远近，分别事之同异也。若“隐三年，春，王二月，已巳，日有食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类，是事之所系年时月日四者皆具文也。史之所记，皆应具文，而《春秋》之经文多不具，或时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系月、月而无时者。史之所记，日必系月，月必系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有日无月者十四，有月无时者二，或史文先阙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备文而后人脱误。四时必具，乃得成年，桓十七年五月，无夏；昭十年十二月，无冬：二者皆有月而无时。既得其月，时则可知，仲尼不应故阙其时，独书其月，当是仲尼之后写者脱漏。其日不系于月，或是史先阙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无月，而有壬申、丁丑，计一时之间再有此日，虽欲改正，何以可知？仲尼无以复知，当是本文自阙，不得不因其阙文，使有日而无月。如此之类，盖是史文先阙，未必后人脱误。其时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立文，亦互自有详略，何则？案经朝聘、侵伐、执杀大夫、土功之属，或时或月未有书日者；其要盟、战败、崩薨、卒葬之属，虽不尽书日，而书日者多，是其本有详略也。计记事之初日月应备，但国史总集其事，书之于策，简其精粗，合其同异，量事而制法，率意以约文，史非一人，辞无定式，故日月参差，不可齐等。及仲尼?故，因鲁史成文，史有详略，日有具否，不得不即因而用之。案经传书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书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书日者四百三十二。计年数略同，而日数向倍，此则久远遗落，不与近同；且他国之告有详有略，若告不以日，鲁史无由得其日而书之，如是，则当时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当时已自不具，仲尼从后?之，旧典参差，日月不等，仲尼安能尽得知其日月皆使齐同？去其日月，则或害事之先后；备其日月，则古史有所不载，自然须旧有日者因而详之，旧无日者因而略之，亦既自有详略，不可以为褒贬，故《春秋》诸事皆不以日月为例。其以日月为义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隐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师卒”。传曰“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丘明发传，唯此二条。明二条以外，皆无义例。既不以日为例，独于此二条见义者，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病则亲问，敛则亲与。卿佐之丧，公不与小敛，则知君之恩薄。但是事之小失，不足以贬人君。君自不临臣丧，亦非死者之罪，意欲垂戒于后，无辞可以寄文；而人臣轻贱，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见义也。日食者，天之变。甲乙者，历之纪。朔是日月之会，其食必在朔日，是故史书日食必记月朔。朔有甲乙，乃可推求，故日有食之，须书朔日。日与不日，唯此而已。月与不月，传本无义。《公羊》、《?梁》之书，道听涂说之学，或日或月，妄生褒贬。先儒溺于二传，横为《左氏》造日月褒贬之例，故杜于大夫卒例备详说之。仲尼刊定日无褒贬，而此序言史官记事必系日月时年者，自言记事之体须有所系，不言系之具否皆有义例也。《春秋·感精符》曰：“日者，阳之精，耀魄光明，所以察下也。”《淮南子》曰：“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刘熙《释名》曰：“日，实也，光明盛实。”是说日之义也。日之在天，随天转运，出则为昼，入则为夜，故每一出谓之一日。日之先后，无所分别，故圣人作甲乙以纪之。《世本》云：“容成造历，大桡作甲子。”宋忠注云：“皆黄帝史官也。”《感精符》曰：“月者，阴之精，地之理也”。《淮南子》曰：“积阴之寒气久者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刘熙《释名》曰：“月，阙也，满而阙也。”是说月之义也。月之行天，其疾于日十三倍有馀，积二十九日过半而行及日与月相会。张衡《灵宪》曰：“日譬火，月譬水，火外光，水含景，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明尽。”然则以明一尽谓之一月，所以总纪诸月也。三月乃为一时，四时乃为一年，故递相统摄，纪理庶事。“纪远近”者，前年远于后年，后月近于前月，异其年月，则远近明也。“别同异”者，共在月下，则同月之事；各系其月，则异月之事：观其月则异同别矣。若然，言正月二月则知是春，四月五月则知是夏，不须以月系时，足明远近同异。必须以月系时者，但以日月时年各有统属，史官记事，唯须顺叙，时既管月，不得不以月系时。案经未有重书月者，日则有之。桓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公会郑伯，盟于武父。丙戌，卫侯晋卒”。一日再书者，史本异文，仲尼从而不改，故杜云：“重书丙戌，非义例，因史成文也。” 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错，七各反，下皆同。） [疏]“故史”至“名也”。○将解名曰“春秋”之意，先说记事主记当时之事。事有先后，须显有事之年。表，显也。首，始也。事系日下，年是事端，故史之所记必先显其年，以为事之初始也。年有四时，不可遍举四字以为书号，故交错互举，取“春秋”二字，以为所记之名也。春先于夏，秋先于冬，举先可以及后，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见冬，故举二字以包四时也。“春秋”二字是此书之总名，虽举“春秋”二字，其实包冬夏四时之义。四时之内，一切万物生植孕育尽在其中。《春秋》之书，无物不包，无事不记，与四时义同，故谓此书为《春秋》。《孝经》云：“《春秋》祭祀，以时思之。”《诗·鲁颂》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郑笺云：“春秋，犹言四时也”。是举春秋足包四时之义。年、岁、载、祀，异代殊名，而其实一也。《尔雅·释天》云：“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李巡曰：“夏岁，商祀，周年，唐虞载，各自纪事，尧舜三代示不相袭也”。孙炎曰：“载，始也，取物终更始也。岁，取岁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时祭祀一讫也。年，取年?一熟也。”是其名别而实同也。此四者，虽代有所尚，而名兴自远，非夏代始有岁名，周时始有年称。何则？《尧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禹贡》“作十有三载，乃同”。是于唐虞之世，巳有年岁之言。记事者，则各从所尚，常语者，则通以为言，故虞亦称年，周亦称岁。周诗《唐风》称“百岁之后”，是周之称岁也。四时之名，春夏秋冬，皆以时物为之号也。《礼记·乡饮酒义》曰：“春之为言蠢也，夏之为言假也，秋之为言揪也。冬之为言中也。中者藏也。”《汉书·律历志》云：“春，蠢也，物蠢生也。夏，假也，物假太也。秋，[A270]（即由反）也，物[A270]敛也。冬，终也，物终藏之也。”是解四时异名之义也。史之记事，一月无事不空举月，一时无事必空举时者，盖以四时不具，不成为岁，故时虽无事，必虚录首月，其或不录，皆是史之阙文。隐六年空书“秋，七月”，注云：“虽无事而书首月，具四时以成岁。”桓四年不书秋冬，注云：“国史之记，必书年以集此公之事，书首时以成此年之岁，故《春秋》有空时而无事者。今不书秋冬首月，史阙文。”是其说也。然一时无事则书首月，庄二十二年书“夏，五月”者，杜虽于彼无注，《释例》以为阙谬。“春秋”之名，错举而已，后代儒者，妄为华叶。贾逵云“取法阴阳之中。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贺道养云“春贵阳之始，秋取阴之初”。计“春秋”之名，理包三统，据周以建子为正言之，则春非阳中，秋非阴中；据夏以建寅为正言之，则春非阳始，秋非阴初，乃是窍混沌而画蛇足，必将夭性命而失卮酒。 《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 [疏]“周礼”至“国史”。○既解名曰“春秋”之意，又显记事之人。春官宗伯之属有“大史下大夫二人”、“小史中士八人”、“内史中大夫一人”、“外史上士四人”、“御史中士八人”。虽复各有所职，俱是掌书之官。○正义曰：《周礼·春官·小史职》曰：“掌邦国之志。”《内史职》曰：“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外史职》曰：“掌四方之志，掌达书名于四方。”今杜氏序云“掌邦国四方之事”者，“掌邦国”取《小史职》文，“四方之事”取《内史职》文，杜总括两史，共成此语。诸侯官属虽难备知，要传记每说诸侯之史，知诸侯亦各有国史也。《周礼》言“邦国”者，乃谓畿外诸侯之国也。国在四表，故言“四方”。云“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者，谓四方有书来告，内史读以白王也。告王之后，则小史主掌之，故云“掌邦国之志”。内史虽云读四方之事书，其实国内史策，皆内史所掌，故其职掌八柄及策命之事也。然则内史、小史，既主国内，又主四方来告之事，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国史承告而书”是也。杜此序又云“达四方之志”，取《外史职》文。案《外史职》云“掌四方之志，掌达书名四方”，今移“达”字于“四方之志”上，如杜之意，外史达此国内之志，以告四方，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同盟然后告名，赴者之礼”是也。然则“掌邦国四方之事”者，据此承受他国之赴也；“达四方之志”者，据已国有事赴告他国也。《春秋》既有内外二种，故杜翦撮天子之史，取外史、内史两文。《周礼》诸史虽皆掌书，仍不知所记《春秋》定是何史。盖天子则内史主之，外史佐之，诸侯盖亦不异。但春秋之时不能依礼，诸侯史官多有废阙，或不置内史，其策命之事，多是大史，则大史主之，小史佐之。刘炫以为《尚书》周公封康叔，戒之《酒诰》，其经曰“大史友，内史友”。如彼言之，似诸侯有大史、内史矣。但遍检记传，诸侯无内史之文。何则？《周礼·内史职》曰“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僖二十八年传说襄王使“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是天子命臣，内史掌之。襄三十年传称郑“使大史命伯石为卿”，是诸侯命臣，大史掌之。诸侯大史当天子内史之职，以诸侯兼官无内史故也。郑公孙黑强与薰隧之盟，使大史书其名，齐大史书崔杼弑其君，晋大史书赵盾弑其君，是知诸侯大史主记事也。南史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当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年传称“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言外史，则似有内史矣。必言诸侯无内史者，闵二年传称史华龙滑与礼孔曰“我，大史也”，文十八年传称鲁有“大史克”，哀十四年传称齐有“大史子馀”，诸国皆言大史，安得有内史也？季孙召外史者，盖史官身居在外，季孙从内召之，故曰外史，犹史居在南，谓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戒。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虽左右所记二文相反，要此二者皆言左史右史。《周礼》无左右之名，得称左右者，直是时君之意，处之左右，则史掌之事因为立名，故传有“左史倚相”。掌记左事，谓之左史，左右非史官之名也。左是阳道，阳气施生，故令之记动。右是阴道，阴气安静，故使之记言。《艺文志》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误耳。上言“鲁史记”，则诸侯各有史可知，又言诸侯各有国史者，方说诸侯各有《春秋》，重详其文也。 大事书之于策，（○策，本又作“册”，亦作“?”，同，初革反。）小事简牍而已。（○牍，徒木反。） [疏]“大事”至“而已”。○既言尊卑皆有史官，又论所记简策之异。《释器》云“简谓之毕”，郭璞云“今简札也”。许慎《说文》曰：“简，牒也。牍，书版也。”蔡邕《独断》曰：“策者，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郑玄注《中庸》亦云“策，简也”。由此言之，则简、札、牒、毕，同物而异名。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故于文“策”或作“册”，象其编简之形。以其编简为策，故言策者简也。郑玄注《论语序》以《钩命决》云“《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故知六经之策皆称长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谓汉世天子策书所用，故与六经异也。简之所容，一行字耳。牍乃方版，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凡为书，字有多有少，一行可尽者，书之于简；数行乃尽者，书之于方；方所不容者，乃书于策。《聘礼记》曰：“若有故则加书将命，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郑玄云：“名，书文也，今谓之字。策，简也。方，版也。”是其字少则书简，字多则书策。此言大事小事，乃谓事有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大事者，谓君举告庙及邻国赴告，经之所书皆是也。小事者，谓物不为灾及言语文辞，传之所载皆是也。大事后虽在策，其初亦记于简。何则？弑君大事，南史欲书崔杼，执简而往，董狐既书赵盾，以示于朝，是执简而示之，非举策以示之，明大事皆先书于简，后乃定之于策也。其有小事，文辞或多，如吕相绝秦，声子说楚，字过数百，非一牍一简所能容者，则于众简牍以次存录也。杜所以知其然者，以隐十一年传例云“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明是大事来告，载之策书也。策书不载，丘明得之，明是小事传闻，记于简牍也。以此知仲尼?经皆约策书成文，丘明作传皆博采简牍众记。故隐十一年注云“承其告辞，史乃书之于策。若所传闻行言非将君命，则记在简牍而已，不得记于典策。此盖周礼之旧制”也。又庄二十六年经皆无传，传不解经，注云“此年经、传各自言其事者，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复申解”。是言经据策书，传冯简牍，经之所言其事大，传之所言其事小，故知小事在简，大事在策也。 《孟子》曰：楚谓之《?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孟子》，书名。姓孟，名轲，字子舆，鄹邑人。与齐宣王同时人。着此书。?，徒刀反。杌，五忽反。?杌，四凶之一。杜云“顽凶无俦匹之貌”。乘，绳证反，车乘也。一云兵乘。） [疏]“孟子曰”至“一也”。○既言简、策之异，又说诸国别名。孟子，姓孟，名轲，字子舆，邹邑人也。当六国之时，师事孔子之孙子思，?儒术之道，着书七篇。其第四《离娄》篇云：“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谓之‘乘’，楚谓之“?杌”，鲁谓之‘春秋’，一也。”其言与此小异，是杜足“其实”二字，使成文也。彼赵岐注云：“‘乘’者，兴于田赋乘马之事，因以为名。‘?杌’者，へ凶之类，兴于记恶之戒，因以为名。‘春秋’，以二始举四时，记万事之名。”是三者立名虽异，记事则同，故云“其实一也”。序发首云“‘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故引此以为证。且明诸侯之国各有史记，故鲁有《春秋》，仲尼得因而?之也。案《外传》：申叔时、司马侯乃是晋、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与“?杌”。然则“春秋”是其大名，晋、楚私立别号，鲁无别号，故守其本名。贾逵云“周礼尽在鲁矣，史法最备，故史记与周礼同名”。然则晋、楚岂当自知不备，故别立恶名？ 韩宣子?鲁，（○宣子，名起，晋大夫。?鲁，在昭二年。）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尽，津忍反，后放此。）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王，于况反，又如字。） [疏]“韩宣”至“以王”。○既言诸国有书，欲明鲁最兼备，故云此。○正义曰：此昭二年传文也。宣子，晋卿，名起，食邑于韩，因以为氏。谥曰宣子者，有德之称。为昭公新立，身新为政，故来聘鲁，因观书于大史氏，见此书而发言。杜注彼以为《易·象》即今《周易》上下经之《象》辞也，《鲁春秋》谓鲁史记之策书也。《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礼尽在鲁矣”。《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见《春秋》知周公之德，见《易·象》知周之所以王也。文王能制此典，即是身有圣德，圣不空生，必王天下。周室之王，文王之功，故观其书，知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也。文王身处王位，故以王言之。周公不王，故以德属之。人异，故文异。传言观书大史，则所观非一，而独言《易·象》、《鲁春秋》者，韩子主美文王、周公，故特言之。《易·象》，鲁无增改，故不言“鲁易象”。《春秋》虽是周法所记，乃是鲁事，故言“鲁春秋”也。《春秋》、《易·象》，晋应有之，韩子至鲁方乃发叹者，味其义，善其人，以其旧所未悟，故云今始知，示其叹美之深，非是素不见也。《易·下系辞》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当文王与纣之事。则谓《易·象》，爻彖之辞也。郑玄案据此文，以为《易》是文王所作。郑众、贾逵、虞翻、陆绩之徒，以《易》有“箕子之明夷”、“东邻杀牛”，皆以为《易》之爻辞周公所作。杜虽无明解，似同郑说。 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 [疏]“韩子”至“经也”。○序言史官所书，旧有成法，故引韩子之事，以此言结之。韩子所见《鲁春秋》者，盖是周之旧日正典、礼之大经也。韩子之言，并叹《易·象》，此之所见，唯谓《春秋》者，指说《春秋》，不须《易·象》故也。知是旧典礼经者，传于隐七年“书名”例云“谓之礼经”，十一年“不告”例云“不书于策”，明书于策必有常礼。未?之前，旧有此法。韩子所见而说之，即是周之旧典，以无正文，故言“盖”为疑辞也。制礼作乐，周公所为，明策书礼经亦周公所制，故下句每云周公，正谓五十发凡是周公旧制也。必知史官所记，有周公旧制者，以圣人所为，动皆有法，以能立官纪事，岂得全无宪章？定四年传称备物典策以赐伯禽，典策则史官记事之法也。若其所记无法，何足以赐诸侯？诸侯得之，何足以为光荣而子鱼称为美谈也？且仲尼?此《春秋》以为一经，若周公无法，史官妄说，仲尼何所可冯，斯文何足为典，得与诸《书》、《礼》、《乐》、《诗》、《易》并称经哉？以此知周公旧有定制，韩子所见是也。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告，古毒反，一音古报反。崩薨曰赴，祸福曰告。）诸所记注，（○注，张住反，字或作“讠主”。多违旧章。） [疏]“周德”至“旧章”。○正义曰：此明仲尼?《春秋》之由，先论史策失宜之意。计周公之垂法典策具存，岂假仲尼更加笔削？但为官失其守，褒贬失中，赴告策书，多违旧典，是故仲尼?成此法，垂示后昆。襄三十一年传称卿大夫“能守其官职”，昭二十年传曰“守道不如守官”，是言人臣为官，各有所守。周德既衰，邦国无法，群小在位，故官人失其所守也。虽广言众官失职，要其本意是言史官失其所掌也。昭三十一年传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春秋》昭明。”注云：“上之人谓在位者也。”彼谓贤德之人在天子诸侯之位，能使《春秋》褒贬劝戒昭明。周德既衰，主掌之官已失其守，在上之人又非贤圣，故不能使《春秋》褒贬劝戒昭明。致令赴告记注多违旧章也。文十四年传曰“崩薨不赴，祸福不告”，然则邻国相命，凶事谓之赴，他事谓之告，对文则别，散文则通。昭七年传“卫齐恶告丧于周”，则是凶亦称告也。赴告之中违旧章者，若隐三年，平王以壬戌崩，赴以庚戌；桓五年，陈侯鲍卒，再赴以甲戌己丑；及不同盟者而赴以名，同盟而赴不以名之类是也。策书记注多违旧章者，仲尼既巳?改，不可复知。正以仲尼?之，故知其多违也。 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 [疏]“仲尼”至“之法”。○此明仲尼所因并制作之意。所?之经，以鲁为主，是因鲁史策书成定之旧文也。“考”谓校勘，“志”谓记识。考其真伪，真者因之，伪者改之。志其典礼，合典法者褒之，违礼度者贬之。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使旧典更兴；下以明将来之法，令后世有则，以此故?《春秋》也。前代后代，事终一揆，所赏所罚，理必相符。仲尼定《春秋》之文，制治国之法，文之所褒，是可赏之徒；文之所贬，是可罚之类。后代人主，诚能观《春秋》之文，揆当代之事，辟所恶而行所善，顺褒贬而施赏罚，则法必明，而国必治，故云“下以明将来之法”也。不教当时而为将来制法者，孔子之时，道不见用，既知被屈，冀范将来。将来之与今时，其法亦何以异，但为时不见用，故指之将来，其实亦以教当代也。 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刊，苦干反，削也。）以示劝戒。 [疏]“其教”至“劝戒”。○此说仲尼改旧史之意。教之所存，谓名教善恶，义存于此事。若文无褒贬，无以惩劝，则是文之害教。若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传云：“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杜以晋文之意本欲尊周，将率诸侯共朝天子，自嫌︹大，不敢至周，喻王出狩，得尽臣礼。寻其踪绪，心是迹非。又昭十九年，“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传云：“许悼公疟。五月，戊辰，饮大子止之药，卒。书曰：‘弑其君。’君子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许止进药，不由于医，其父饮之，因兹而卒。名教善恶须存于此者也。不罪许止，不没晋文，无以息篡逆之端，劝事君之礼，故隐其召王之名，显称弑君之恶。如此之例，皆是文之害教，则刊削本策，改而正之，以示后人，使闻善而知劝，见恶而自戒。诸仲尼所改新意，皆是刊而正之也。 其馀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 [疏]“其馀”至“改也”。○此说仲尼不改旧史之意，“其馀”，谓新意之外皆即用旧史也。始隐终麟，二百馀载，史官迁代，其数甚多，人心不同，属辞必异，自然史官有文有质，致使其辞有详有略，既无所害，故不必改也。“史有文质”，谓居官之人。“辞有详略”，谓书策之文。史文则辞华，史质则辞直，华则多详，直则多略，故《春秋》之文详略不等也。螟螽蜚蜮，皆害物之?，蜚蜮言有，螟螽不言有；诸侯反国，或言自某归，或言归自某；晋伐鲜虞，吴入郢，直举国名，不言将帅；及郊与川郊皆无所发；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明是立文乖异，是其史旧有详略，义例不存于此，故不必皆改也。 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之？” [疏]“故传”至“?之”。○上传，昭三十一年，言《春秋》之书其是善志记也。下传，成十四年，言若非圣人，谁能?《春秋》，使成五例也。下传既非同年，而云“又”者，言又重上事之辞，止又其传，非又其年也。 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 [疏]“盖周”至“明之”。○既以“盖”为疑辞，而知事必然者，案传，君子论《春秋》之美而云“善志”。《春秋》既是旧名，明称旧记为善，故知上传之言盖，言周公之志也。?者，治旧之名。传善圣人而言?旧，明?前圣之道，故知下传之言盖，仲尼之明周公也。上已言“盖周之旧典礼经”，此复重云“盖周公之志”者，上明《春秋》记事之法旧史之遵周公也，此明仲尼因旧史之文还?周公之法，故重言盖。叙此以上论经，以下论传。 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先，悉荐反。）或后经以终义，（○后，户豆反。）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 [疏]“左丘”至“而发”。正义曰：丘明为经作传，故言受经于仲尼，未必面亲授受使之作传也。此说作传解经而传文不同之意丘明以为经者，圣人之所制是不可刊削之书也。非传所能乱之。假使传有先后，不畏经因错乱，故传或先经为文以始后经之事，或后经为文以终前经之义，或依经之言以辨此经之理，或错经为文以合此经之异，皆随义所在而为之发。传期于释尽经意而已，是故立文不同也。大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云：自孔子论史记，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各有妄其意，失其真，故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沈氏云：《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艺文志》云：“左丘明，鲁史也。”是言丘明为传，以其姓左，故号为《左氏传》也。先经者，若隐公不书即位，先发仲子归于我；卫州吁弑其君完，先发庄公娶于齐。如此之类，是先经以始事也。后经者，昭二十二年，王室乱，定八年，乃言刘子伐盂以定王室；哀二年，晋纳蒯聩于戚，哀十五年，乃言蒯聩自戚入卫。如此之类，是后经以终义也。依经者，经有其事，传辩其由。隐公不书即位，而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案其经文，明其归趣，如此之类，是依经以辩理也。错经者，若地有两名，经传互举，及经“侵”传“伐”，经“伐”传“侵”，于文虽异，于理则合。如此之类，是错经以合异也。传文虽多，不出四体，故以此四句明之也。 其例之所重，（○重，直用反，又直龙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之要故也。 [疏]“其例”至“故也”。○此说有经无传之意。例之所重者，若桓元年，“秋，大水”，传云“凡平原出水为大水”。庄七年，“秋，大水”。此则例之所重，皆是旧史遗馀策书之文。丘明略之，不复发传，非圣人所?之要故也。言遗者，旧史已没，策书遗留，故曰遗文。 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令，力呈反，下“令学者”同。要，于遥反。）寻其枝叶，究其所穷。（○究，久又反。） [疏]“身为”至“所穷”。○此说无经有传之意。○正义曰：《说文》云“籍，簿书也”。张衡《东京赋》曰“多识前世之载”，载亦书也。躬览载籍，所见者博，以义有所取，必广记而备言之。非直解经，故其文缓。遥明圣意，故其旨远。将令学者本原其事之始，要截其事之终，寻其枝叶，尽其根本，则圣人之趣虽远，其赜可得而见。是故经无其事，而传亦言之，为此也。原始要终及其旨，远并《易·下系辞》文也。寻其枝叶，以树木喻也。究亦穷也，言穷尽其所穷之处也。 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餍，于艳反。饫，于预反。）使自趋之。（○趋，七住反，又七俱反。）若江海之浸，（○浸，子鸩反。）膏泽之润，（○膏，古刀反。）涣然冰释，（○涣，呼乱反。）怡然理顺。（○怡，以之反。）然后为得也。 [疏]“优而柔之”至“然后为得也”。○此又申说无经之传有利益之意。“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礼·子张问入官》学之篇有此文也。其“餍而饫之”，则未知所出。优、柔，俱训为安，宽舒之意也。餍、饫，俱训为饱，饶裕之意也。谓丘明富博其文，优游学者之心，使自求索其高意精华；其大义饱足学者之好，使自奔趋其深致；言其广记备言，欲令使乐玩不倦也。江海以水深之故，所浸者远；膏泽以雨多之故，所润者博。以喻传之广记备言，亦欲浸润经文，使义理通洽。如是而求之，然后涣然解散，如春冰之释，怡然心说，而众理皆顺，然后为得其所也。江海，水之大者，故举以为喻。脂之泽者为膏，言雨之为润若脂膏然，故称膏泽也。 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之，以成一经之通体。 [疏]“其发”至“通体”。○正义曰：自此至“非例也”，辩说传之三体。此一段说旧发例也，言发凡五十皆是周公旧法。先儒之说《春秋》者多矣，皆云丘明以意作传，说仲尼之经，凡与不凡无新旧之例。杜所以知发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书旧章者，以诸所发凡皆是国之大典，非独经文之例。隐七年，始发凡例，特云“谓之礼经”；十一年，又云“不书于策”。建此二句于诸例之端，明书于策者，皆是经国之常制，非仲尼始造策书自制此礼也。何则？“夫灾，无牲”，“卒哭”，“作主”，“诸侯薨于朝会，加一等”，“夫人不薨于寝，则不致”，岂是仲尼加造此言也？公行告庙，侯伯分灾，二“凡”之末，皆云“礼也”，岂是丘明自制礼乎？又公女嫁之送人尊卑，哭诸侯之亲疏等级，王丧之称“小童”，分至之书“云物”，皆经无其事，传亦发凡。若丘明以意作传，主说仲尼之经，此既无经，何须发传？以是故知发凡言例，皆是周公垂法、史书旧章，仲尼从而?之，以成一经之通体也。国之有史，在于前代，非独周公立法，史始有章。而指言周公垂法者，以三代异物，节文不同，周公必因其常文而作，以正其变者，非是尽变其常也。但以一世大典，周公所定，故《春秋》之义，史必主于常法，而以周公正之。然凡是周公之礼经，今案《周礼》竟无凡例，为当礼外别自有凡，为当凡在礼内。今者所据，礼内有凡。知者，案《周礼·大宰职》于“八法”之内有“官成”、“官法”，郑众注云“官成者，谓官府之有成事品式。官法者，谓职所主之法度”。然则此凡者是史官之策书成事法式也。《释例·终篇》云：“称凡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盖以母、弟二凡，其义不异故也。计周公垂典，应每事设法，而据经有例，于传无凡多矣，《释例》四十部，无凡者十五。然则周公之立凡例，非徒五十而已。盖作传之时已有遗落，丘明采而不得故也。且凡虽旧例，亦非全语，丘明采合而用之耳。《终篇》云诸凡虽是周公之旧典，丘明撮其体义，约以为言，非纯写故典之文也。盖据古文覆逆而见之，此丘明会意之微致，是其说也。然丘明撮凡为言，体例不一，于一凡之内，事义不同，亦有因经所有，连释经之所无，如“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也。亦有略其经之所无，直释经之所有，如“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不言礻勺祀，以经无故也，如此之类是也。所以然者，盖以旧凡语少，经虽无事，则亦连文引之，所以兼引“王曰小童”。若旧凡语多，经无者则略之，经有者则载之，所以略其礻勺祀独举郊雩。故庄十一年“王师败绩于某”，杜注云“事列于经，则不得不因申其义”。是旧凡多者，唯举经文也。发凡之体，凡有二条：一是特为策书；一是兼载国事。特为策书者，凡告以名则书之类是也。兼载国事者，凡嫁女于敌国之类是也。虽为国事，但他书有者，亦不在凡例，如天子七月而葬，既于礼文备有，故丘明作传不在凡例也。此诸凡者自是天下大例，其言非独为鲁故。哭诸侯之条，既发凡例，乃云故鲁为诸姬，明知正凡所言，非止鲁事。且送女例云“于天子，则诸卿皆行”，鲁无嫁女于天子之理。祭祀例云“启蛰而郊”，自非鲁国不得有郊天之事，明是采合故典、裁约为文也。 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阐，昌善反，明也。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褒，保刀反。贬，彼检反，《字林》方犯反。） [疏]“其微”至“褒贬”。○此下尽“曲而畅之”，说新意也。“微显阐幽”，《易·下系辞》文也。微谓纤隐，阐谓着明。旧说云“下云‘经无义例’，此释经有义例”。谓孔子?经，微其显事，阐其幽理，裁节经之上下，以成义之般类。其善事显者，若秦穆悔过，贬四国大夫，以例称“人”，观文与常文无异。恶事显者，若诸侯城缘陵，叔孙豹违命，城缘陵依例称诸侯，与无罪文同，叔孙豹去氏，与未赐族者文同，皆是微其显事。阐幽者，谓阐其幽理，使之宣着。若晋赵盾、郑归生、楚比陈乞及许大子止，皆非亲弑其君，是其罪幽隐，孔子?经加“弑”，使罪状宣露，是阐幽也。诸《春秋》褒贬之例并是也。盖以为皆据旧例而发义。以下论丘明之传微显阐幽乃是经事，故贺沈诸儒皆悉同此。刘炫以微显阐幽皆说作传之意。经文显者，作传本其纤微；经文幽者，作传阐使明着。显者，若“天王狩于河阳”，观经文，足知王是天子，狩是出猎，但不知天子何故出畿外狩耳，故传发“晋侯召王”，是其微显也。幽者，若“郑伯克段于鄢”，观经不知段是何人，何故称克，故传发“武姜爱段”，是阐其幽也。丘明作传，其有微经之显、阐经之幽，以裁制成其义理比类者，皆据旧典凡例而起发经义，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经之褒贬，例称“得隽曰克”，传言“如二君，故曰克”，是其据旧例发义也；晋侯召王使狩，郑伯不教其弟，仲尼没其召王，显称郑伯，丘明正述其事，先解经文，是指其行事以正褒贬也。此二事尤明者耳，其馀皆是新意也。此序主论作传，而贺沈诸儒皆以为经解之，是不识文势而谬失杜旨。 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 [疏]“诸称”至“变例”。○上既言据旧例而发义，故更指发义之条，诸传之所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及“书曰”七者之类，皆所以起新旧之例，令人知发凡是旧，七者是新，发明经之大义，谓之变例。以“凡”是正例，故谓此为变例，犹《诗》之有变风变雅也。自杜以前，不知有新旧之异，今言“谓之变例”，是杜自明之以晓人也。称“书”者，若文二年“书士?，堪其事”；襄二十七年“书先晋，晋有信”，如此之类是也。“不书”者，若隐元年春“正月，不书即位，摄也”；“邾子克，未王命，故不书爵”，如此之类是也。“先书”者，若桓二年“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故先书弑其君”；僖二年，虞师晋师“灭下阳，先书虞，贿故也”，如此之类是也。“故书”者，隐三年，“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成八年“杞叔姬卒，来归自杞，故书”，如此之类是也。“不言”者，若隐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不言出奔，难之也”；庄十八年“公追戎于济西。不言其来，讳之也”，如此之类是也。“不称”者，若僖元年“不称即位，公出故也”；庄元年“不称姜氏，绝不为亲”，如此之类是也。“书曰”者，若隐元年“书曰郑伯克段于鄢”，隐四年‘书曰卫人立晋’，众也”，如此之类是也。案：襄元年“围宋彭城。非宋地，追书也”；隐元年“称郑伯，讥失教也”；昭三十一年“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也”。“先书”、“故书”既是新意，则“追书”亦是新意；“书”与“不书”俱是新意，则“称”与“不称”、“言”与“不言”亦俱是新意，岂得“不言”、“不称”独为新意，“言”也“称”也便即非乎？《释例·终篇》云“诸杂称二百八十有五”，止有其数，不言其目，就文而数，又复参差。窃谓“追书”也，“言”也，“称”也，亦是新意。序不言者，盖诸类之中足以包之故也。有田僧绍者，亦注此序，以为序言诸“称”，“称”亦即是新意，与下七者合为八名。斯不然矣。案“书”与“不书”，其文相次。若“称”字即是新意，但当言“称”与“不称”相次，何以分为别文？明知杜言诸“称”，自谓诸传所称，不以“称”为新意。但以理而论之，“称”亦当是新意耳。 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畅，敕亮反。） [疏]“然亦”至“之也”。○此说因旧为新也。仲尼?《春秋》者，欲以上遵周制，下明世教，其旧史错失，则得刊而正之，以为变例。其旧史不书，则无可刊正，故此又辩之。亦有史所不书，正合仲尼意者，仲尼即以为义。改其旧史及史所不书，此二者盖是《春秋》新意，故传亦不言凡，每事别释，曲而通畅之也。“此盖《春秋》新意”，其言总上，通变例与不别书也。举一凡而事同者，诸理尽见，是其直也；不言凡而每事发传，是其曲畅。畅训通，故言曲而畅之也。若然，隐公实不即位，史无由得书即位。邾克实未有爵，史无由得书其爵。然则传言不书，自是旧史不书。而以不书为仲尼新意者，《释例·终篇》杜自问而释之，云丘明之为传，所以释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旧史之策书，义之所在，则时加增损，或仍旧史之无，亦或改旧史之有。虽因旧文，固是仲尼之书也。丘明所发，固是仲尼之意也。虽是旧文不书，而事合仲尼之意，仲尼因而用之，即是仲尼新意。若宣十年“崔氏出奔卫”，传称“书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是告不以名，故知旧史无名，及仲尼?经，无罪见逐，例不书名，此旧史之文，?当孔子之意，不得不因而用之。因旧为新，皆此类也。然杜唯言史所不书，即以为义，不云史所书为义者，但夫子约史记而?《春秋》，史记之文，皆是旧史所书，因而褒贬，理在可见，不须更言，但恐旧史不书，而夫子不用，故特言之。 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趣，七住反。）非例也。 [疏]“其经”至“例也”。○此一段说经无义例者。国有大事，史必书之，其事既无得失，其文不着善恶，故传直言其指归趣向而已，非褒贬之例也。《春秋》此类最多，故隐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传曰“始通也”。杜注云“经无义例，故传直言其归而已。他皆放此”。是如彼之类，皆非例也。 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为音于伪反，又如字。） [疏]“故发”至“有五”。○正义曰：传体有三，即上文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是也。为例之情有五，则下文“五曰”是也。书经有此五情，缘经以求义为例，言传为经发例，其体有此五事。下文五句，成十四年传也。案彼传上文云“春秋之称”，下云“非圣人谁能?之？”圣人指谓孔子，美孔子所?，成此五事，五事所摄，诸例皆尽。下句释其显者以属之耳。此发传之体有三，上文三言“其”以别之，观文足可知耳。刘?分变例新意以为二事。《释例·终篇》曰“丘明之传有称周礼以正常者，诸称凡以发例者是也；有明经所立新意者，诸显义例而不称凡者是也”。称古典则立凡以显之，释变例则随辞以赞之。杜言甚明，尚不能悟，其为暗也，不亦甚乎！ 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见，贤遍反，下同。）“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舍音舍。） [疏]“一曰”至“是也”。○“文见于此”，谓彼注云“辞微而义显”也。“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成十四年传为叔孙侨如发也。经曰“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叔孙是其族也，褒赏称其族，贬责去其氏。衔君命出使称其族，所以为荣；与夫人俱还去其氏，所以为辱。出称叔孙，举其荣名，所以尊君命也；入舍叔孙，替其尊称，所以尊夫人也。族自卿家之族，称舍别有所尊。是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僖十九年经书“梁亡”，是秦亡之也。传曰“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僖十四年经书“诸侯城缘陵”，是齐率诸侯城之，以迁杞也。传曰“不书其人，有阙也”。秦人灭梁而曰“梁亡”，文见于此，“梁亡”见取者之无罪。齐桓城杞而书“诸侯城缘陵”，文见于此，“城缘陵”见诸侯之有阙。亦是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皆是辞微而义显，故以此三事属之。 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参，士南反，又音三。与音预。） [疏]“二曰”至“是也”。○彼注云“志，记也。晦，亦微也。谓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传例曰“特相会，往来称地，让事也。自参以上，则往称地，来称会，成事也”。其意言会必有主，二人共会，则莫肯为主，两相推让，会事不成，故以地致。三国以上，则一人为主，二人听命，会事有成，故以会致。宣七年“公会齐侯伐莱”。传例曰“凡师出，与谋曰及，不与谋曰会”。其意言同志之国，共行征伐，彼与我同谋计议，议成而后出师，则以相连及为文。彼不与我谋，不得已而往应命，则以相会合为文。此二事者，义之所异，在于一字。约少其言，以示法制，推寻其事，以知其例。是所记事有叙，而其文晦微也。 三曰“婉而成章”，（○婉，于阮反。）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辟，璧假许田之类是也。（○辟，本亦作“避”，音同，后放此，假，古雅反，后不音者同。） [疏]“三曰”至“是也”。彼注云“婉，曲也。谓屈曲其辞，有所辟讳，以示大顺，而成篇章”。言“诸所讳辟”者，其事非一，故言“诸”以总之也。若僖十六年，公会诸侯于淮，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十七年，九月，得释始归。讳执止之耻，辟而不言，经乃书“公至自会”。诸如此类，是讳辟之事也。诸侯有大功者，于京师受邑，为将朝而宿焉，谓之朝宿之邑。方岳之下，亦受田邑，为从巡守备汤水以共沐浴焉，谓之汤沐之邑。鲁以周公之故，受朝宿之邑于京师许田是也；郑以武公之勋，受汤沐之邑于泰山礻方田是也。隐桓之世，周德既衰，鲁不朝周，王不巡守，二邑皆无所用，因地势之便，欲相与易，礻方薄不足以当许，郑人加璧以易许田。诸侯不得专易天子之田，文讳其事。桓元年，经书“郑伯以璧假许田”，言若进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掩恶扬善，臣子之义，可以垂训于后。故此二事皆屈曲其辞从其义训，以示大顺之道。是其辞婉曲而成其篇章也。 四曰“尽而不?”，（○?，于俱反，曲也。）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楹音盈。刻音克。桷音角。捷，在妾反。） [疏]“四曰”至“是也”。○彼注云：“谓直言其事，尽其事实，无所?曲”。礼制，宫庙之饰，楹不丹，桷不刻。庄二十三年“秋，丹桓宫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宫桷”。礼，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礼，诸侯不相遗俘。庄三十一年“齐侯来献戎捷”。三者皆非礼而动，直书其事，不为之隐，具为其文，以见讥意。是其事实尽而不有?曲也。 五曰“惩恶而劝善”，（○惩，直升反。）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 [疏]“五曰”至“是也”。○彼注云“善名必书，恶名不灭，所以为惩劝”。昭二十年“盗杀卫侯之兄絷”，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滥来奔”，是谓盗与三叛人名也。齐豹，卫国之卿，《春秋》之例，卿皆书其名氏，齐豹忿卫侯之兄，起而杀之，欲求不畏︹御之名，《春秋》抑之，书曰“盗”。盗者，贱人有罪之称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小国之臣，并非命卿，其名于例不合见经，窃地出奔，求食而已，不欲求其名闻，《春秋》故书其名，使恶名不灭。若其为恶求名而有名章彻，则作难之士，谁或不为？若窃邑求利而名不闻，则贪冒之人，谁不盗窃？故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使其求名而名亡，欲盖而名章，所以惩创恶人，劝奖善人。昭三十一年传具说此事，其意然也。盗与三叛俱是恶人，书此二事，唯得惩恶耳，而言“劝善”者，恶惩则善劝，故连言之。 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长，丁丈反。）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 [疏]“推此”至“备矣”。○正义曰：上云“情有五”，此言“五体”者，言其意谓之情，指其状谓之体，体情一也，故互见之。一曰微而显者，是夫子?改旧文以成新意，所修《春秋》以新意为主，故为五例之首。二曰志而晦者，是周公旧凡，经国常制。三曰婉而成章者，夫子因旧史大顺，义存君亲，扬善掩恶，夫子因而不改。四曰尽而不?者，夫子亦因旧史，有正直之士，直言极谏，不掩君恶，欲成其美，夫子因而用之。此婉而成章，尽而不污，虽因旧史，夫子即以为义。总而言之，亦是新意之限，故传或言“书曰”或云“不书”。五曰惩恶而劝善者，与上微而显不异，但劝戒缓者，在微而显之条；贬责切者，在惩恶劝善之例，故微而显居五例之首，惩恶劝善在五例之末。五者《春秋》之要，故推此以寻经、传，触类而增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时人所行之事，观其善恶，用其褒贬，则王道之正法，人理之纪纲，皆得所备矣。从首至此，说经、传理毕，故以此言结之。“触类而长之”《易·上系辞》文也。二百四十二年，谓获麟以前也。以后经则鲁史旧文，传终说前事，辞无褒贬，故不数之也。触类而长之者，若隐四年经书“?帅师”，传称羽父固请，“故书曰‘?帅师’，疾之也”。十年经亦书“?帅师”，传虽不言“书曰”、“故书”，是知与上同为新意。又隐元年传“曰‘仪父’，贵之也”，则桓十七年云“仪父”，亦是贵之是也。 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传，直专反。） [疏]“或曰”至“其然”。○正义曰：自此至“释例详之”，言已为作注解之意。论经、传之下，即是自述已怀，于文不次，言无由发，故假称或问而答以释之。《春秋》之经，侵伐会盟及战败克取之类，文异而义殊，错文以见义。先儒知其如是，因谓苟有异文，莫不着义。杜以为仲尼所述，据史旧文，文害者，则刊而正之，不害者，因其详略。此其异于先儒，故或人据上文杜之异旨，执先儒以问曰：《春秋》以错文见义，其文异者，必应有义存焉。若如所论，辞有详略，不必改也，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意者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今何以独异？欲令杜自辩之。 答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数，色主反，下同。）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综，宗宋反。）固当依传以为断。（○断，丁乱反。） [疏]“答曰”至“为断”。○庄二十五年“陈侯使女叔来聘”，传曰“嘉之，故不名”。僖二十五年“卫侯毁灭刑”，传曰“同姓也，故名”。褒则书字，贬则称名，褒贬在于一字。褒贬虽在一字，不可单书一字以见褒贬，故答或人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皆须数句以成言语，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卦之爻也，一爻变，则成为一卦；经之字也，一字异，不得成为一义，故经必须数句以成言，义则待传而后晓，不可错综经文，以求义理，故当依传以为断。文异者，丘明不为发传，仲尼必无其义，安得传旨之表妄说经文？以此知经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者也。“数句”者，谓若隐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亘来归惠公仲子之?”及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虔于乾?”。此皆三句以上。《春秋》一部，未必皆然。杜欲盛破贾、服一字，故举多言之。或以为数其文句，义亦得通。“错综其数”，《易·上系辞》文，谓交错综理之。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 [疏]“古今”至“数家”。○《汉书·儒林传》云：“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人大刘公子皆?《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诂，授赵人贯公，公传子长卿，长卿传清河张禹，禹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丞相翟方进，方进授清河胡常，常授黎阳贾护，护授苍梧陈钦，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是前汉言《左氏》者也。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左氏》不得立于学官。至平帝时，王莽辅政，方始立之，后汉复废。虽然，学者浸多矣，中兴以后，陈元、郑众、贾逵、马融、延笃、彭仲博、许惠卿、服虔、颍容之徒，皆传《左氏春秋》。魏世则王肃、董遇为之注。此等比至杜时，或在或灭，不知杜之所见十数家定是何人也。 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梁》，（○肤，芳于反。?足自乱。） [疏]“大体”至“自乱”。○《礼记·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祖，始也，谓前人为始而述修之也。经之详略，本不着义，强为之说，理不可通，故“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于传之外，别立异端，故“退不守丘明之传”。传有不通，则没而不说，谓诸家之注多有此事。但诸注既亡，不可指摘。若观服虔、贾逵之注，皆没而不说者众矣，谓若文二年“作僖公主”，传于僖三十三年云“作主，非礼也。凡君薨，卒哭而?，?而作主”，及襄九年“闰月，戊寅，济于阴阪”之类是也。肤谓皮肤，言浅近引之也。《公羊》、《?梁》口相传授，因事起问意，与《左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左氏》，?足以自错乱也。 预今所以为异，专?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贯，古乱反。）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去，起吕反。）盖丘明之志也。 [疏]“预今所以”至“之志也”。○丘明与圣同时，为经作传，经有他义，无容不尽，故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也。作传解经，则经义在传，故“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也。发凡言例，则例必在凡，故“传之义例，总归诸凡”也。若有例无凡，则传有变例，如是则“推寻变例以正褒贬”。若《左氏》不解，二传有说，有是有非，可去可取，如是则简选二传，取其合义而去其异端。杜自言以此立说，盖是丘明之本意也。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齐”，传云“书曰‘北燕伯款出奔齐。’罪之也”。则知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亦是“罪之也”。《释例》曰：“朱虽无罪，据失位而出奔，亦其咎也”。宣十年“崔氏出奔卫”，传云“书曰：‘崔氏’，非其罪也”。不书名者非其罪，则书名者是罪也。襄二十一年“晋栾盈出奔楚”，杜注云：“称名，罪之。”如此之类，是推变例以正褒贬也。庄十九年“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杜注云“《公羊》、《?梁》皆以为鲁女媵陈侯之妇”。僖九年“伯姬卒”，杜注云“《公羊》、《?梁》曰‘未?人’，故不称国”。如此之类，是简二传也。先儒取二传多矣，杜不取者，是去异端也。 其有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 [疏]“其有”至“后贤”。○《集解》与《释例》每有论错阙疑之事，非一二也。《释例·终篇》云：“去圣久远，古文篆隶历代相变，自然当有错误，亦不可拘文以害意，故圣人贵闻一而知二，贤史之阙文也。今《左氏》有无传之经，亦有无经之传。无经之传，或可广文。无传之经，则不知其事。又有事由于鲁，鲁君亲之而复不书者，先儒或强为之说，或没而不说，疑在阙文，诚难以意理推之。”是备论阙之之事也。 然刘子骏创通大义，（○骏音俊。子骏，刘歆字。创，初亮反，《字林》作“创”。）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颍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复，扶又反，下同。）故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同异。（○见，贤遍反，下同。） [疏]“然刘”至“同异”。○《汉书·楚元王传》称，刘歆字子骏，刘德孙，刘向少子也。哀帝时，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经、传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是其创通大义也。后汉贾逵，字景伯，扶风人也。父徽，字元伯，授业于歆，作《春秋条例》。逵传父业，作《左氏传训诂》。许惠卿，名淑，魏郡人也。颍子严，名容，陈郡人也，比于刘、贾之徒，学识虽复浅近，然亦注述《春秋》，名为一家之学。杜以为先儒之内四家差长，故特举其违，以见异同。自馀服虔之徒，殊劣于此辈，故弃而不论也。 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比，毗志反。）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 [疏]“分经”至“集解”。○丘明作传，不敢与圣言相乱，故与经别行，何止丘明、公羊、?梁？及毛公、韩婴之为《诗》作传，莫不皆尔。经传异处，于省览为烦，故杜分年相附，别其经传，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谓聚集经传为之作解，何晏《论语集解》乃聚集诸家义理以解《论语》，言同而意异也。 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谱，本又作“讠并”，同布古反。数，所具反，后不音者皆同。）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 [疏]“又别”至“之也”。○《春秋》，记事之书。前人后人行事相类，书其行事，不得不有比例。而散在他年，非相比校，则善恶不章，褒贬不明，故杜别集诸例，从而释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察其同异，则于其学易明故也。言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三者，虽《春秋》之事，于经传无例者繁多，以特为篇卷，不与诸例相同，故言“及”也。事同则为部，小异则附出，孤经不及例者，聚于《终篇》，故言“相与为部”也。其四十部次第，从隐即位为首，先有其事，则先次之。唯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于后。《终篇》宜最处末，故次《终篇》之前，《终篇》处其终耳。土地之名起于宋卫“遇于垂”，世族谱起于“无骇卒”，“无骇卒”在遇垂之后，故地名在世族之前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梁》无明文，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春秋》，立素王。（○王，于况反，下“王鲁”“素王”同。）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黜，敕律反。）危行言孙，（○行，下孟反。孙音逊，本亦作逊。）以辟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 [疏]“或曰”至“所安”。○正义曰：上一问一答，说作注理毕，而更问《春秋》作之早晚及仲尼述作大意。先儒所说，并皆辟谬，须于此明之。亦以于文不次，故更假问答以明之。一问之间，凡有四意：其一，问作之早晚；其二，问先儒言孔子自为素王，其事虚实；其三，问《公羊》说孔子黜周王鲁，其言是非；其四，问《左氏》获麟之后乃有馀经，问杜于意安否？据杜云《左传》及《?梁》无明文，则指《公羊》有其显说。今验何休所注《公羊》，亦无作《春秋》之事。案：孔舒元《公羊传》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今麟非常之兽，其为非常之兽，奈何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然则孰为而至？为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传》及《?梁》则无明文，故说《左氏》者，言孔子“自卫反鲁”，则便撰述《春秋》，三年文成，乃致得麟。孔子既作此书，麟则为书来，应言麟为孔子至也。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说。言孔子自以身为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丘明自以身为素臣，故为素王作左氏之传。汉魏诸儒，皆为此说。董仲舒对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以万事，是素王之文焉。”贾逵《春秋序》云：“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郑玄《六艺论》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卢钦《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鲁史记而?《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语》称齐大史子馀叹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无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馀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号为素王。先儒盖因此而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丘明述仲尼之道，故复以为素臣。其言丘明为素臣，未知谁所说也。“言《公羊》者”，谓何休之辈。“黜周王鲁”，非《公羊》正文，说者推其意而致理耳。以杞是二王之后，本爵为上公，而经称“杞伯”，以为孔子黜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传》曰“外？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其意言周为王者之后，比宋为新。缘此故谓《春秋》?王于鲁，以周、宋为二王之后，黜杞同于庶国。何休隐元年注云：“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新王受命于鲁。”宣十六年注云“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黜周为王者之后，是“黜周王鲁”之说也。定元年《公羊传》曰“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已之有罪焉尔”。何休云“此假设而言之，主人谓定、哀也。习其经而读之，问其传解诂，则不知已之有罪于是。此孔子畏时君，上以讳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是其孙言辟害，微文隐义之说。“自卫反鲁”，“危行言孙”，皆《论语》文也。郑玄以为据时高言高行者皆见危，谓高行为危行也。何晏以危为厉，厉，言行不随俗也。未知二者谁当。杜旨《公羊》之经获麟即止，而《左氏》之经终于孔子卒。先儒或以为麟后之经亦是孔子所书，故问其意之所安也。 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出，如字，又尺遂反。）吾已矣夫！”（○夫音扶，下“若夫”同。）盖伤时王之政也。 [疏]“答曰”至“政也”。○此尽末以来，答上问四意。但所答或先或后，而其文不次，欲令先有案据，乃得递相发明，故不得以次而答问者，先问作之早晚，杜意定以获麟乃作，故从“仲尼曰”至“所以为终”，明作之时节，兼明白本意自欲制作，感麟方始为之，非是先作《春秋》，乃后致麟也。既言止麟之意，须说始隐之由，且欲取平王周正验其非“黜周王鲁”之证。但既言其终，倒言其始，则于文不次，故答前义未了，更起一问，自“曰然则”以下尽“此其义也”，明《春秋》始隐之意，答“黜周王鲁”之言。既言王鲁为非，遂并辩《公羊》之谬。自“若夫制作”尽“非隐之也”，答微文隐义之为非也。自“圣人包周身之防”尽“非所闻也”，答孙言辟害之为虚也。先儒以为未获麟而已作《春秋》，过获麟而经犹未止，故既答《公羊》之谬，然后却辩素王为虚，并说引经为妄。自“子路欲使门人”尽“又非通论也”，答素王素臣之问。自“先儒以为”尽“得其实”，答经止获麟之意。“至于反袂”以下，言其不可采用。此章分段大意，其文旨如此。问者以所闻而问，其“异乎余所闻”一句，叹其所据非理，故言“异乎余所闻”。“仲尼曰”与“叹曰”二者，皆《论语》文也。孔子过匡，匡人以兵遮而胁之，从者惊怖，故设此言以强之。文王虽身既没，其为文王之道，岂不在兹身乎？孔子自比其身，言己有文王之道也。其下文又云“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意言天若未丧文王之道，必将使我制作，匡人不能违天以害己。此言是有制作之本意也。圣人受命而王，则凤鸟至，河出图。仲尼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此言盖伤时王之政，不能致此瑞也。先有制作之意，而恨时无嘉瑞，明是既得嘉瑞，即便制作。杜欲明得麟乃作，故先表此二句。郑玄以为河图洛书，龟龙衔负而出，如《中候》所说，龙马衔甲，赤文绿色，甲似龟背，袤广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录纪兴亡之数是也。孔安国以为河图即八卦是也。未知二者谁当杜旨。 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瑞，垂伪反。）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应，应对之应。）此圣人所以为感也。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 [疏]“麟凤”至“终也”。○麟、凤与龟、龙、白虎五者，神灵之鸟兽，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于衰乱之世，是非其时也。上无明王，是虚其应也。为人所获，是失其归也。夫此圣人而生非其时，道无所行，功无所济，与麟相类，故所以为感也。先有制作之意，复为外物所感，既知道屈当时，欲使功被来世，由是所以作《春秋》。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麟是仲尼所感而书，为感麟而作，既以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答上《春秋》之作《左传》无明文之问，又言已所以为获麟乃作之意。独举“麟凤”而云“五灵”，知二兽以外为龟、龙、白虎者，以鸟兽而为瑞，不出五者，经传谶纬莫不尽然。《礼记·礼器》曰：“升中于天而凤皇降，龟龙假。”《诗序》曰“《麟趾》，《关雎》之应”，“《驺虞》，《鹊巢》之应”，驺虞即白虎也。是龟、龙、白虎并为瑞应。只言“麟凤”便言“五灵”者，举“凤”配“麟”，足以成句，略其三者，故曰“五灵”。其“五灵”之文出《尚书纬》也。《礼记·礼运》曰“麟凤龟龙，谓之四灵”。不言五者，彼称“四灵以为畜”，则“饮食有由也”。其意言四灵与羞物为群，四灵既扰，则羞物皆备。龙是鱼?有之长，凤是飞鸟之长，麟是走兽之长，龟是甲?之长。饮食所须，唯此四物。四物之内，各举一长。虎、麟皆是走兽，故略云“四灵”。杜欲遍举诸瑞，故备言“五灵”也。直云“绝笔获麟”，则文势巳足，而言“之一句”者，以《春秋》编年之书，必应尽年乃止。人年唯此一句，故显言之，以明一句是其所感也。 曰：然则《春秋》何始于鲁隐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祚，才路反。）胤，以刃反。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中，丁仲反。）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队，（○队，直类反。）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王，如字，又于况反。）垂法将来。 [疏]“曰然”至“将来”。○上既解终麟之意，未辩始隐之由，故又假问以释之。不言“或问”而直言“曰”者，以答前未了，须更起此问，若言问者犹是前人，且既解绝笔，即因问初起，以此不复言“或”，欲示二问共是一人故也。“然”者，然上语；“则”者，陈下事，乘前起后之势。问者言绝笔于获麟，既如前解，然则《春秋》初起，何独始于鲁隐公，不始于他国馀公，何也？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迁居洛邑，平王为首，是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于第当立，委位让桓，是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隐公，之初当平王之末，是相接也。“言乎其位则列国”，其爵为侯，其土则广，是大国也。“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鲁承周公之后，是其福祚之胤也。若使平王能抚养下民，求天长命，绍先王之烈，开中兴之功；隐公能大宣圣祖之业，光启周王之室，君臣同心，照临天下，如是则西周之美，犹或可寻，文武之迹，不坠于地。而平王、隐公居得致之地，有得致之资，而竟不能然，只为无法故也。仲尼愍其如是，为之作法，其意言若能用我道，岂致此乎？是故因其年月之历数，附其时人之行事，采周公之旧典，以会合成一王之大义，虽前事已往，不可复追，冀得垂法将来，使后人放习。以是之故，作此《春秋》。此序一段，大明作《春秋》之深意。问者不直云“隐公”而言“鲁隐公”者，言“鲁”决其不始于他国，言“隐”决其不始于馀公，挟此二意，故并鲁言之也。其答直言“隐公”不云“鲁”者，以鲁之《春秋》已为韩起所说可知故也。周自武王伐纣定天下，恒居镐地，是为西都。周公摄政，营洛邑于土中，谓之东都。成王虽暂至洛邑，还归镐京。为幽王灭于西周，平王东迁洛邑，因谓洛邑为东周，谓镐京为西周。平王始居东周，故云“东周之始王也”。平王四十九年而隐公即位，隐公三年而平王崩，是其相接也。《诗·既醉》云“永锡祚胤”，言福祚及后胤也。《尚书·召诰》云“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用善德治民得长命也。襄十年传曰“而以Τ阳光启寡君”，《论语》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是杜所用之文也。《春秋》据鲁而作，即是诸侯之法，而云“会成王义”者，《春秋》所书，尊卑尽备。王使来聘，锡命?含，有天子抚邦国之义。公如京师，拜赐会葬，有诸侯事王者之法。虽据鲁史为文，足成王者之义也。以其“会成王义”，故得“垂法将来”，将使天子法而用之，非独遗将来诸侯也。 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正音政，读者多音征。后皆放此；）所称之公，即鲁隐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其义也。 [疏]“所书”至“义也”。○既言作《春秋》之意，然后“答黜周王鲁”之言。经书“春王正月”，王即周平王也，月即周正也。“公及邾仪父”，公即鲁隐公也。鲁用周正，则鲁事周矣。天子称王，诸侯称公，鲁尚称公，则号不改矣。《春秋》之文，安在黜周王鲁乎？若黜周王鲁，则鲁宜称王，周宜称公。此言周王而鲁公，知非黜周而王鲁也。孔子之作《春秋》，本欲兴周，非黜周也，故引《论语》以明之。公山弗扰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说，夫子设此言以解之，其意言彼召我者，而岂空然哉？必谓我有贤能之德故也。既谓我有贤德，或将能用我言。如其能用我言者，吾其为东方之周乎！言将欲兴周道于东方也。原其此意，知非黜周，故云此其兴周之义也。注《论语》者，其意多然。唯郑玄独异，以东周为成周，则非杜所用也。 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 [疏]“若夫”至“之也”。○此一段答说《公羊》者言“微其文、隐其义”之意。“若夫”者，发端之辞。既答“王鲁”，更起言端，故云若夫圣人制作之文，所以章明已往，考校方来，欲使将来之人鉴见既往之事。圣人之情，见乎文辞。若使发语卑杂，则情趣琐近；立言高简，则旨意远大；章句烦多，则事情易显；文辞约少，则义趣微略。此乃理之常事，非故隐之也。文王演《易》，则亦文高旨远，辞约义微，岂复孙辞辟害？以彼无所辟，其文亦微，知理之常，非为所隐也。其章往考来，情见乎辞，皆《易·下系辞》之文。彼作“彰往而察来”，意不异耳。 圣人包周身之防，（○包，必交反。防，扶放反，又音房。）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辟患，非所闻也。 [疏]“圣人”至“闻也”。○此一段答孙言辟害之意。若成汤系于夏台，文王囚于?里，周公留滞于东都，孔子绝粮于陈蔡，自古圣人幽囚困厄，则尝有之，未闻有被杀害者也。包周身之防者，谓圣人防虑必周于身，自知无患方始作之。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辟患害，此事实非所闻也。云“非所闻”者，言前训未之有也。 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论，力顿反。） [疏]“子路”至“论也”。○此一段答素王素臣为非也。案《论语》称“孔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其意言子路以孔子将死，使门人为臣，欲令以臣礼葬君，冀其显荣夫子。夫子瘳而责之，我实无臣，何故而为有臣？吾之于人也，于谁尝欺？我尚不敢欺人，何故使吾欺天乎？子路使门人为臣，才僭大夫礼耳，孔子尚以为欺天，况神器之重，非人臣所议，而云“仲尼为素王，丘明为素臣”，又非通理之论也。圣人之生，与运隆替，运通则功济当时，运闭则道存身后。虽复富有天下，无益于尧舜；贱为匹庶，何损于仲尼？道为升降，自由圣与不圣；言之立否，乃关贤与不贤。非复假大位以宣风，藉虚名以范世，称王称臣，复何所取？若使无位无人，虚称王号，不爵不禄，妄窃臣名，是则羡富贵而耻贫贱，长僭逾而开乱逆，圣人立教，直当尔也！臧文仲山节藻?，谓之不知；管仲镂簋朱?，称其器小；见季氏舞八佾，云“孰不可忍”？若仲尼之窃王号，则罪不容诛。而言“素王”“素臣”，是诬大贤而负圣人也。呜呼！孔子被诬久矣，赖杜预方始雪之。 先儒以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巳妖妄。又引经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诬。（○近诬，如字，近，旧音附近之近；诬音无。） [疏]“先儒”至“近诬”。○此下至“为得其实”，皆明麟后之经非仲尼所?之意。直言“先儒”，无可寻检，未审是谁先生此意。案今《左氏》之经，仍终孔丘之卒。虽杜氏之注此经亦存，而尤责先儒引经至仲尼卒者，盖先儒以为夫子自卫反鲁即作《春秋》，作三年而后致麟，虽得麟而犹不止，比至孔丘之卒，皆是仲尼所?。以是辨之，谓之近诬，明先儒有此说也。服虔云：“夫子以哀十一年自卫反鲁而作《春秋》，约之以礼，故有麟应而至。”是其宗旧说也。服虔又云：“《春秋》终于获麟，故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也。弟子欲明夫子作《春秋》以显其师，故书小邾射以下至孔子卒。”案杜于此下及哀十四年注，皆取服义为说，则服氏于此一事巳改先儒矣。麟是王者之瑞，非为制作而来，而云仲尼致之，是其妖且妄也。经是鲁史之文，非仲尼之所述，而云仲尼?之，是其近诬罔也。言“近诬”者，心所不悟，非故诬之，故云“近诬”也。 据《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数，（○邾，张俱反。射音亦。）故余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于所起，为得其实。 [疏]“据公”至“其实”。○《?梁》之经亦止获麟，而独据《公羊》者，《春秋》之作《?梁》无明文。杜以获麟乃作，义取《公羊》，故独据之耳。小邾射以句绎来奔，与黑肱之徒义无以异。传称书三叛人名，不通数此人以为四叛，知其不入传例。麟下之经，传不入例，足知此经非复孔旨，故余以为感麟而作《春秋》，其意起于获麟，则文止于所起。自此而谈“为得其实”，重明经止获麟，并自成巳说，起麟之意也。 至于“反袂拭面”，（○袂，绵世反。拭音式。）称“吾道穷”，亦无取焉。 [疏]“至于”至“取焉”。○《公羊传》称“孔子闻获麟”，“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穷矣！”杜既取《公羊》经止获麟，而《公羊》获麟之下即有此传，嫌其并亦取之，故云“亦无取焉”。不取之者，以圣人尽性穷神，乐天知命，生而不喜，死而不戚，困于陈蔡，则援琴而歌；梦奠两楹，则负杖而咏，宁复畏惧死亡，下沾衿之泣，爱惜性命，发道穷之叹？若实如是，何异凡夫俗人，而得称为圣也！《公羊》之书，乡曲小辩，致远则泥，故无取焉。此则上文所谓“简二传而去异端”，岂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以虚而不经，故不取也。 [book_title]卷二（隐元年，尽二年） ◎隐公（○陆曰：“解，佳买反。旧夫子之经与丘明之传各卷，氏合而释之，故曰《经传集解》。隐公名息姑，惠公之子。母，声子。谥法：‘不尸其位曰隐。’‘第一’，此不题《左氏传》，《公羊》、《?梁》二传既显姓别之，此不言自见。”） [疏]正义曰：五经题篇，皆出注者之意，人各有心，故题无常准。此本经传别行，则经传各自有题注者，以意裁定其本，难可复知。据今服虔所注，题云“隐公左氏传解谊第一”，不题“春秋”二字，然则“春秋”二字，盖是经之题也；服言“左氏传”三字，盖本传之题也。杜既集解经传，《春秋》此书之大名，故以“春秋”冠其上。序说《左氏》言巳备悉，故略去“左氏”，而为此题焉。“经传集解”四字是杜所加，其馀皆旧本也。经者，常也，言事有典法可常遵用也。传者，传也，博释经意，传示后人。分年相附，集而解之，故谓之“经传集解”。隐公，鲁君，侯爵。杜君采《大史公书》、《世本》，旁引传记，以为《世族谱》，略记国之兴灭。《谱》云：“鲁，姬姓，文王子周公旦之后也。周公股肱周室，成王封其子伯禽于曲阜，为鲁侯，今鲁国是也。自哀以下，九世二百一十七年，而楚灭鲁。”依《鲁世家》，伯禽至隐公凡十三君，兄弟相及者五人。隐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孙，惠公弗皇子，声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即位，是岁岁在豕韦。《礼记·檀弓》曰：“死谥，周道也。”周法天子至于大夫既死，则累其德行而为之谥。《周书·谥法》云：“隐拂不成曰隐。”鲁实侯爵，而称公者，五等之爵虽尊卑殊号，臣子尊其君父，皆称为公，是礼之常也。字书云“第训次也”。一者，数之始。此卷于次第当其一也。 杜氏 [疏]正义曰：杜氏，名预，字元凯，畿之孙，恕之子也。陈寿《魏志》云：“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汉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后。文帝时为尚书仆射，封乐亭侯。试船溺死，追赠太仆，谥戴侯也。恕，字务伯，官至幽州刺史。预，司马宣王女婿也。王隐《晋书》云：预，知谋深博，明于治乱，当称德者非所企及，立言立功，预所庶几也。大观群典，谓《公羊》、《?梁》诡辩之言，又非先儒说《左氏》，未究丘明之意，横以二传乱之，乃错综微言，着《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为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至老乃成。预有大功名于晋室，位至征南大将军开府，封当阳侯，荆州刺史，食邑八千户。时人号为武库。不言名而言氏者，注述之人，义在谦退，不欲自言其名，故但言杜氏。毛君、孔安国、马融、王肃之徒，其所注书皆称为传，郑玄则谓之为注。而此于“杜氏”之下更无称谓者，以《集解》之名已题在上，故止云“杜氏”而已。刘炫云：“不言名而云氏者，汉承焚书之后，诸儒各载学名，不敢布于天下，但欲传之私族，自题其氏，为谦之辞。” 传惠公元妃孟子。（言“元妃”，明始?夫人也。子，宋姓。○惠公，名不皇。谥法爱人好与曰惠。”其子隐公，让国之君。元妃，芳非反。传曰“嘉耦曰妃”。?，本又作嫡，同，丁历反。） [疏]传“惠公元配孟子”。正义曰：惠公，名弗皇，孝公之子也。谥法：“爱民好与曰惠。”《释诂》云“元，始也。妃，匹也”。始匹者，言以前未曾娶，而此人始为匹，故注云：言元妃，明始?夫人也。妃者，名通?妾，故传云“陈哀公元妃郑姬生悼大子偃师，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胜”。元者，始也，长也。一元之字，兼始?两义，故云“始?夫人也”。然则有始而非?，若孟任之类是也。亦有?而非始，若哀姜之类是也。妃者配匹之言，非有尊卑之异。其尊卑殊称，则《曲礼》所云“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是也。郑玄以为后之言后，盖执治内事在夫之后也；夫之言扶，言能扶成人君之德也；孺之言属，言其系属人也；妇之言服，言其服事人也；妻之言齐，言与夫齐等也。庶人之贱，见其齐等也。以上因其爵之尊卑为立别号，其实皆配夫，通以妃为称。《少牢馈食礼》云“以某妃配某氏”，是大夫之妻亦称妃也。孟仲叔季兄弟姊妹，长幼之别字也。孟伯俱长也。《礼纬》云“庶长称孟”，然则?妻之子长者称伯，妾子长于妻子，则称为孟，所以别?庶也。故杜注文十五年及《释例》皆云：“庆父为长庶，故或称孟氏。”沈氏亦然。案传赵庄子之妻，晋景公之姊，则赵武?妻子也，而武称赵孟。荀偃之卒也，士モ请后，曰“郑甥可”，则荀吴妾子也，而吴称知伯。岂知氏常为?而称伯，赵氏恒为庶而称孟者也？盖以赵氏赵盾之后，盾为庶长，故子孙恒以孟言之，与庆父同也。推此言之，知知氏荀首之后，传云“中行伯之季弟”，则俱是?妻之子。但林父、荀首并得立家，故荀首子孙亦从?长称伯也。或可春秋之时不能如礼，孟伯之字无?庶之异，盖从心所欲而自称之耳。契姓子，宋是殷后，故子为宋姓。妇人以字配姓，故称孟子。 孟子卒，（不称薨，不成丧也。无谥，先夫死，不得从夫谥。○谥，实至反。） [疏]注“不称”至“夫谥”。○正义曰：鲁之夫人皆称薨举谥，此独无谥，公卒故特解之。定十五年“姒氏卒”，传曰“不成丧”，则知此不称薨，亦不成丧也。案传例“不赴则不称薨”，然则此云不成丧者，正谓不赴于诸侯也。《周礼·小史》“卿大夫之丧，赐谥，读诔”。止赐卿大夫，不赐妇人，则妇人法不当谥，故号当系夫。《释例》曰“谥者，兴于周之始王，变质从文，于是有讳焉”。传曰“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易之以谥。末世滋蔓，降及匹夫，爰暨妇人。妇人无外行，于礼当系夫之谥，以明所属。《诗》称庄姜、宣姜，即其义也。是言妇人于法无谥，故取其夫谥冠于姓之上。生以夫国冠之，韩?吉秦姬是也；死以夫谥冠之，庄姜定姒是也。直见此人是某公之妻，故从夫谥，此谥非妇人之行也。夫谥巳定，妻即从而称之。先夫而死，则夫未有谥，或随宜称字，故云“无谥”，言妇人法无谥也。“先夫死，不得从夫谥”，解其不称“惠”也。此言其正法耳。其末世滋蔓，则为之作谥。景王未崩，妻称穆后，如此之类，皆非礼也。重言孟子者，服虔云“嫌与惠公俱卒”，故重言之。下仲子亦然。 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声，谥也。盖孟子之侄娣也。诸侯始娶，则同姓之国以侄娣媵。元妃死，则次妃摄治内事，犹不得称夫人，故谓之继室。（○侄，直结反，《字林》文一反，兄女也。娣，大计反，女弟也。娶，七住反。媵，以证反，又绳证反。） [疏]注“声谥”至“继室”。正义曰：谥法不生其国曰声，是“声”为谥也。襄二十三年传称“臧宣叔娶于铸，生贾及为而死，继室以其侄”，则侄之与娣皆得继室。此既无文，故设疑辞云“盖孟子之侄娣也”。成八年传曰：“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庄十九年《公羊传》曰：“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壹聘九女。”然则诸侯娶于三国，国别各有三女。此言诸侯始娶，则同姓之国以侄娣媵者，欲言媵者亦有侄娣，省略为文耳。其实夫人与媵皆有侄娣。但声子或是孟子侄娣，或是同姓之国媵者侄娣，以其难明，故杜两解之。初云“孟子之侄娣”，又云“同姓之国以侄娣媵”是也。故《释例》曰“古者诸侯之娶，?夫人及左右媵各有侄娣，皆同姓之国，国三人，凡九女，参骨肉至亲，所以息阴讼。阴讼息，所以广继嗣”，是其义也。然宋之同姓国，依《世本》“子姓，殷、时、来、宋、空同、黎、比、髦、自夷、萧”，但《春秋》不载其国，未知宋之同姓者是何。《释言》云：“媵，送也。”言妾送?行，故夫人侄娣亦称媵也。经传之说诸侯，唯有继室之女，皆无重娶之礼，故知元妃死，则次妃摄治内事。次妃谓侄娣与媵诸妾之最贵者。《释例》曰“夫人薨，不更聘，必以侄娣媵继室”。是夫人之侄娣与二媵皆可以继室也。?庶交争，祸之大者，礼所以别嫌明疑、防微杜渐，故虽摄治内事，犹不得称夫人，又异于馀妾，故谓之继室。妻处夫之室，故书传通谓妻为室，言继续元妃在夫之室。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妇人谓嫁曰归。以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故嫁之于鲁。○妇人谓嫁曰归，本或无曰字。此依《公羊传》。） [疏]“宋武”至“于我”。正义曰：《宋国公爵谱》云：“宋，子姓，其先契，佐唐虞为司徒，封于商。成汤受命，王有天下。及纣无道，周武王灭之，而封其子武庚以绍殷后。武庚作乱，周公伐而诛之，更封纣兄帝乙之元子微子启为宋公，都商丘。今梁国雎阳县是也。微子卒，其弟微仲代立。穆公七年，鲁隐公之元年也。景公三十六，年鲁哀公之十四年，获麟之岁也。昭公得之元年，《春秋》之传终矣。其后五世百七十年，而齐魏楚共灭宋。”依《宋世家》微子至武公凡十二君，兄弟相及者二人，武公是微仲九世孙。谥法：“克定祸乱曰武”。○注“妇人”至“于鲁”。○正义曰：妇人谓嫁曰归。隐二年《公羊传》文也。以其手之文理自然成字，有若天之所命使为鲁夫人然，故嫁之于鲁也。成季、唐叔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曰”下不言“为”。此传言“为鲁夫人”者，以宋女而作他国之妻，故传加“为”以示异耳。非为手文有“为”字，故鲁夫人之上有“为”字也。仲子手有此文，自然成字，似其天命使然，故云有若天命也。隶书起于秦末，手文必非隶书。石经古文虞作{从从}，鲁作[B088]，手文容或似之。其“友”及“夫人”，固当有似之者也。传重言“仲子生”者，详言之，与上重言“孟子卒”其义同也。旧说云：“若河图洛书天神言语，真是天命。”此虽手有文理，更无灵验，又非梦天，故言有若。 生桓公而惠公薨，（言归鲁而生男，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 [疏]注“言归”至“年薨”。○正义曰：杜知不以桓生之年薨者，以元年传曰“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大子少，葬故有阙”。少者，未成人之辞，非新始生之称。又改葬惠公而隐公不临，使桓为主。若薨年生则才二岁，未堪为丧主。又羽父弑隐，与桓同谋。若年始十二，亦未堪定弑君之谋。以此知桓公之生非惠公薨之年也。年之长幼，理无所异，杜言此者，欲明庆父为庄公庶兄，故显言此以张本也。《释例》曰“今推案传之上下，羽父之弑隐公，皆谘谋于桓，然则桓公巳成人也。传云‘生桓公而惠公薨’，指明仲子唯有此男，非谓生在薨年也。桓巳成人而弑隐，即位乃娶于齐，自应有长庶，长庶，故氏曰孟”。是杜张本之意也。 是以隐公立而奉之。（隐公，继室之子，当嗣世，以祯祥之故，追成父志。为桓尚少，是以立为大子，帅国人奉之，为经“元年春”不书即位传。○祯音贞。为桓，于伪反。少，诗照反。大音泰。旧“太”字皆作“大”。后“大”字皆放此。为经，于伪反。后凡为经为传张本起本之例，皆放此，更不音。） [疏]注“隐公”至“位传”。○正义曰：继室虽非夫人，而贵于诸妾。惠公不立大子，母贵则宜为君。隐公当嗣父世，正以祯祥之故，仲子手有夫人之文，其父娶之，有以仲子为夫人之意，故追成父志，以位让桓。但为桓年少，未堪多难，是以立桓为太子，帅国人而奉之。已则且摄君位，待其年长，故于岁首不即君位。传于“元年”之前预发此语者，为经不书公“即位”传。是谓先经以始事也。凡称“传”者，皆是为经。唯文五年“霍伯臼季等卒”，注云“为六年?于夷传”者，以“?于夷”与此文次相接，故不得言张本也。或言张本，或言起本，或言起，检其上下，事同文异，疑杜随便而言也。郑众以为隐公摄立为君，奉桓为大子。案传言立而奉之是先“立后奉之”也。若隐公先立乃后奉桓，则隐立之时未有大子，隐之为君复何所摄？若先奉大子乃后摄立，不得云“立而奉之”。是郑之谬也。贾逵以为隐立桓为大子，奉以为君。隐虽不即位，称公改元，号令于臣子，朝正于宗庙，言立桓为大子可矣，安在其奉以为君乎？是贾之妄也。襄二十五年齐景公立，传云“崔杼立而相之”，以此知“立而奉之”谓立为大子，帅国人奉之，正谓奉之以为大子也。元年传曰“大子少”，是立为大子之文也。大子者，父在之称，今惠公巳薨而言立为大子者，以其未堪为君，仍处大子之位故也。《礼记·曾子问》曰“君薨而世子生”，是君薨之后仍可以称大子也。 经元年，春，王正月。（隐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隐虽不即位，然摄行君事，故亦朝庙告朔也。告朔朝正例在襄二十九年，即位例在隐、庄、闵、僖元年。○朝，直遥反。下同。） [疏]经“元年，春，王正月”。○正义曰：此“经”字并下“传”字亦杜氏所题，以分年相附。若不有“经”字，何以异传？不有“传”字，何以别经？又《公羊》、《?梁》二传，年上皆无“经”、“传”字，故知杜所题也。《释诂》云“元，始也”；“正，长也”。此公之始年，故称元年。此年之长月，故称正月。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变人视听。夏以建寅之月为正，殷以建丑之月为正，周以建子之月为正，三代异制，正朔不同，故《礼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郑康成依据纬候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变。如孔安国以自古皆用建寅为正，唯殷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无明说，未知所从。正是时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则春移，春非王所改，故“王”不先“春”。“王”必连月，故“王”处“春”下。周以建子为正，则周之二月三月皆是前世之正月也，故于春每月书“王”。王二月者，言是我王之二月，乃殷之正月也。王三月者，言是我王之三月，乃夏之正月也。既有正朔之异故每月称王以别之何休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圣，通三统，师法之义，恭让之礼。”服虔亦云“孔子作《春秋》，于春每月书‘王’，以统三王之正”。其意以为“王二月”、“王三月”，王是夏殷之王，谓大禹成汤也。为周室之臣民，尊夏殷之旧主，每月书“王”，敬奉前代，揆之人情，未见其可。杞、宋，二王之后，各行已祖正朔。宋不行夏，杞不行殷，而使天下诸侯遍视二代，考诸典籍，未之或闻。杞、宋不奉周正，周人悉尊夏殷，则是重过去而忽当今，尊亡国而慢时主，其为颠倒，不亦甚乎！且经之所言“王二月”、“王三月”，若是夏殷之王，当自皆言正月，何以言“王二月”、“王三月”乎？谓之二月三月，其王必是周王，安得以为夏殷王也？若如《公羊》之说，《春秋》黜周王鲁，则杞非王后，夏无可尊，复通夏正何也？但春之三月，不必月皆有事，若入年巳有“王正月”者，则二月不复书“王”；若巳有“王二月”者，则三月不复书“王”。以其上月巳是此王之月，则下月从而可知，故每年之春唯一言“王”耳。《春秋》之例，竟时无事，乃书首月以记时，此下二月有会盟之事，则不得空书首月也。正月无事而空书首月者，以人君于始年初月必朝庙告朔，因即人君之位，以继臣子之心，故君之始年必书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史策之正法也。隐公摄行君事，虽不即位，而亦改元朝庙，与人更始，异于常年之正月，故史特书其事，见此月公宜即位，而自不即位，庄、闵、僖元年，皆书“春王正月”，与此同也。定公元年不书正月者，正月之时定公未立，即位在于六月，岁首未得朝正，公之即位别见下文，正月无所可见，故不书也。然则定以六月即位，即位乃可改元。正月巳称元年者，未改之日，必乘前君之年；既改之后，方以元年纪事。及其史官定策，虽有一统，不可半年从前，半年从后，虽非年初，亦统此岁，故入年即称元也。《释例》曰：“‘癸亥，公之丧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丧在外，逾年乃入，故因五日改殡之节，国史用元年即位之礼，因以此年为元年也。”古法既然，故汉魏以来，虽秋冬改元，史于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于古也。受命之王必改正朔，继世之王奉而行之，每岁颁于诸侯，诸侯受王正朔，故言“春王正月”，王即当时之王。序云“所书之王即平王”，是其事也。《公羊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始改正朔，自是文王所为，颁于诸侯，非复文王之历，受今王之历，称文王之正，非其义也。○注“隐公”至“元年”。○正义曰：传云“王周正月”，知是周王之正月也。说《公羊》者云：“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春秋纬》称黄帝受图有五始，谓此五事也。杜于《左氏》之义，虽无此文，而五始之理，亦于杜无害。此非《左氏》褒贬之要，自是史官记事之体，故晋宋诸史皆言元年春王正月帝即位是也。元年正月，实是一年一月而别立名，故解之云“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言欲其体元以居正者，元正实是始长之义，但因名以广之，元者，气之本也，善之长也。人君执大本，长庶物，欲其与元同体，故年称元年。正者，直方之间语也，直其行，方其义。人君当执直心，杖大义，欲其常居正道，故月称正也。以其君之始年，岁之始月，故特假此名以示义。其馀皆即从其数，不复改也。《书》称“月正元日”，意同于此。又解无事而书正月之意。隐虽不即位，然摄行君事，而亦朝庙告朔，改元布政，故书首年始月，以明其应即位而不为也。天子之封诸侯也，割其土壤，分之臣民，使之专为已有，故诸侯于其封内各得改元。传说郑国之事云僖之元年，朝于晋。简之元年，士子孔卒，是诸侯皆改元。非独鲁也。刘炫为《规过》云“元正为取始长之义，不为体元居正”，规释杜云“欲其体元以居正”谓“人君体是元长以居正位，不欲在下陵夺，处位不终”。是刘妄解杜意，不为体其元善居于正道，以规杜氏，其理非也。刘炫又难何休云：“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若然，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鲁得称元，亦应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王于鲁，则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王改元，是妄说也。说《公羊》者云：“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春秋纬》云“黄帝坐于扈阁，凤皇衔书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谓此五事。何休又云：“公即位者一国之始，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者不奉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非比辞也。何休自云诸侯不得改元，则元者王之元年，非公之元年，公即位不在王之元年，安得同日并见其成体也？即以?王于鲁史之改元，元既为鲁所改，则政不由王出，安得以王之政正诸侯？元尊而王卑，年大而月小，年之有元，改而无忌，王之立政必云须奉，舍其大而事其细，敬所卑而慢所尊，以此立教，必不可行。圣人有作，岂当尔也？黄帝之作五始者，为天子法乎？为诸侯法乎？诸侯不得改元，必非诸侯法，若非诸侯法，安得有公即位乎？无公即位，则阙一始，何得为五始也？若是天子法，不得言王正月王即位。何休云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然王者岂复以已之政正已即位？不通若此，何以行之？言《左氏》者，或取为说，是逐狂东走也。隐、庄、闵、僖四公元年，传皆说不书即位之由，故指以为例。隐不行即位，又谦不告至，而岁首告朔朝正所以尊敬祖考也。若不行即位，又不朝正，则与臣子无别，不成为君，故告朔朝庙也。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称名。能自通于大国，继好息民，故书字贵之。名例在庄五年。邾，今鲁国邹县也。蔑，姑蔑，鲁地。鲁国卞县南有姑城。○父音甫。邾子之字。凡人名字皆仿此。蔑，亡结反。好，呼报反。邹，侧留反。卞，皮彦反，本或作弁。） [疏]“三月”至“于蔑”。○正义曰：公，隐公也。及，与也。与彼邾君字仪父者盟于蔑地。《谱》云：“邾，曹姓。颛顼之后有六，终产六子，其弟五子曰安，邾即安之后也。周武王封其苗裔邾侠为附庸，居邾。今鲁国邹县是也。自安至仪父十二世，始见《春秋》。齐桓行霸，仪父附从，进爵称子，文公徙于绎。桓公以下，《春秋》后八世而楚灭之。”诸侯俱受王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交邻国。天子不信诸侯，诸侯自不相信，则盟以要之。凡盟礼，杀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违，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曲礼》曰“约信曰誓，莅牲曰盟”。《周礼·天官·玉府》职曰“若合诸侯，则共珠?玉敦”，《夏官·戎右》职曰“盟则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赞牛耳、桃?”，《秋官·司盟》职曰“掌盟载之法，凡邦国有疑会同，则掌其盟约之载及其礼仪。北面诏明神”。郑玄以为?敦皆器名也，珠玉以为饰。合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敦以盛血，?以盛耳。将歃，则戎右执其器为众陈其载辞，使心皆开辟，司盟之官乃北面读其载书，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尊卑以次歃，戎右传敦血，以授当歃者，令含其血。既歃，乃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此则天子会诸侯，使诸侯聚盟之礼也。凡天子之盟诸侯十二岁于方岳之下，故传云：“再会而盟，以显昭明。”若王不巡守及诸侯有事朝王，即时见曰会，殷见曰同，亦为盟礼。其盟之法，案《觐礼》为“坛十有二寻，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设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东方圭”。朝诸侯于坛讫，乃加方明于坛而祀之。列诸侯于庭，玉府共珠?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赞牛耳桃?。司盟北面诏告明神，诸侯以次歃血。郑注《觐礼》云：“王之盟，其神主日；王官之伯盟，其神主月；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是盟礼之略也。若诸侯之盟亦有坛，知者故柯之盟，《公羊传》称曹子以手剑劫桓公于坛是也。其盟神则无复定限，故襄十一年传称“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是也。其盟用牛牲，故襄二十六年传云“歃用牲”，又哀十七年传云“诸侯盟，谁执牛耳”是也。其杀牛，必取血及耳，以手执玉敦之血进之于口，知者，定八年“涉佗扌?卫侯之手及腕”，又襄九年传云“与大国盟，口血未乾”是也。既盟之后，牲及馀血并盟载之书加于牲上，坎而埋之，故僖二十五年传云“宵，坎血加书”是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诸侯自相与盟，则大国制其言，小国尸其事，官虽小异，礼则大同。故《释例》曰：“盟者杀牲载书，大国制其言，小国尸其事，珠?玉敦，以奉流血而同歃。”是其事也。其盟载之辞，则传多有之。此时公求好于邾，邾君来至蔑地，公出与之盟。史书鲁事，以公为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据鲁为文也。桓十七年“公会邾仪父盟于<走隹>”，彼言“会”，此言“及”者，彼行会礼，此不行会礼故也。故刘炫云“策书之例，先会后盟”者，上言‘会’，下言‘盟’。唯盟不会者，直言‘及’”。此为不行会礼，故言“及”也。或可史异辞，非先会而盟，则称会。知者，文七年公会诸侯晋大夫盟于扈，传云“公后至”，则是不及其会，而经称“会”，故知盟称“会”者，未必先行会礼也。○注“附庸”至“姑城”。○正义曰：传言“未王命”，知是附庸也。庄五年“?阝犁来来朝”，传曰“未王命”，解其称“名”之意。是知附庸之君例称名也。《礼记·王制》云：“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郑玄云：“不合谓不朝会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国附于大国，未能以其名通。”是说附庸之义也。《王制》又云“天子之元士视附庸”，然则附庸贵贱与天子之元士同也。其礼则四命，知者，天子大夫视子男，卿视伯，三公视公侯，所视皆多一命，明知附庸多于元士一命。又诸侯世子未誓，执皮帛，视小国之君，公之孤四命亦执皮帛，及附庸亦执皮帛，故知四命也。然则天子大夫四命称字，附庸称名者，以王朝之臣故特尊之而称字。《释例》曰“名重于字，故君父之前自名，朋友之接自字，是以《春秋》之义，贬责书其名，斥所重也；褒厚显其字，辟所讳也”。然则应字而名则是贬，应名而字则是贵，故宰?亘书名以贬之，仪父书字以贵之。传文唯言“贵之”，不说可贵之状。贾、服以为仪父嘉隐公有至孝谦让之义而与结好，故贵而字之，善其慕贤说让。知不然者，案传云“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是公先求邾，非邾先慕公，复何足贵？且书曰“仪父”乃是新意，仲尼以事有可善乃得书字善之，不是缘鲁之意以为褒贬，安得以其慕贤便足贵之？又桓十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走隹>”，桓公不贤不让，彼经亦书“仪父”，故知“贵之”之言不为慕贤说让也。附庸不能自通，不与盟会，今能自通大国，继好息民，故知为此贵而字之，不贵来朝而贵其盟者，朝事大国，则附庸常道，齐盟结好，非附庸所能，故盟则贵之，朝从常法。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不称国讨而言郑伯，讥失教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郑伯虽失教而段亦凶逆。以君讨臣而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强大亻隽杰，据大都以耦国，所谓“得亻隽曰克”也。国讨例在庄二十二年，得亻隽例在庄十一年，母弟例在宣十七年。郑在荧阳宛陵县西南。鄢，今颍川鄢陵县。○段，徒乱反，郑伯弟名。鄢，于晚反，又于建反，又于然反，弟音悌，又如字。亻隽音俊。杰音桀。荧，户扃反，本或作荥，非。宛，于阮反，又于元反。） [疏]“夏五月”至“于鄢”。○正义曰：郑国，伯爵。《谱》云：“郑，姬姓，周厉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后也。宣王封友于郑，今京兆郑县是也。及幽王无道，方迁其民于虢郐，虢郐之君分其地，遂国焉。今河南新郑县是也。庄公二十二年，鲁隐公之元年也。声公二十年，获麟之岁也；二十三年而《春秋》之传终矣。声公三十七年卒。自声以下，五世八十七年，而韩灭郑”。此郑伯，庄公也。谥法：“胜敌克壮曰庄。”○注“不称”至“陵县”。○正义曰：国讨者，谓称国若人。称国称人，则明其为贼，言一国之人所欲讨也。今称郑伯，指言君自杀弟，若弟无罪然，讥其失兄之教，不肯早为之所，乃是养成其恶，及其作乱，则必欲杀之，故称“郑伯”，所以罪郑伯也。传例母弟称弟，段实母弟，以其不为弟行，故去弟以罪段也。两罪之者，明兄虽失教而段亦凶逆也。《释例》曰：“兄而害弟者，称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则去弟以罪弟身。统论其义，兄弟二人交相杀害，各有曲直，存弟则示兄曲也。郑伯既失教，若依例存弟，则嫌善段，故特去弟。”两见其义，是其说也。襄三十年“天王杀其弟佞夫”，传曰“罪在王”，则与郑伯同讥，而佞夫不去弟者，《释例》曰“佞夫称弟，不闻反谋也。郑段去弟，身为谋首也”。然则佞夫不与反谋，罪王而不罪佞夫，故称弟也。传例战败克取，两国之文，段实郑臣而言克段，故申明传意以解之。“得亻隽曰克”，庄十一年传例也。国讨例在庄二十二年者，彼经书“陈人杀其公子御寇”，实君杀大子，而称“陈人”者，陈人恶其杀大子之名，故不称君父，以国讨公子告也。传称“陈人杀其大子御寇”，以实言之，明经所书国讨之例也。彼无凡例而言例者，正以此传云“称郑伯，讥失教也”，言称是仲尼之变例也。称君为罪君，则知称人为国讨。序云“推变例以正褒贬”，即此类也。推以为例，故言例在彼年。诸注言“例在”者，未必皆有凡例也。《地理志》河南郡有宛陵、新郑，各自为县。晋世分河南而立荧阳，废新郑而入宛陵，故郑在宛陵西南也。又《地理志》颍川郡有鄢陵县。 秋，七月，天王使宰?亘来归惠公、仲子之?。（宰，官；?亘，名也。?亘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故贬而名之。此天子大夫称字之例。仲子者，桓公之母。妇人无谥，故以字配姓。来者，自外之文；归者，不反之辞。○?亘，吁阮反。?，芳凤反。） [疏]“秋七月”至“之?”。○正义曰：天王，周平王也。《谱》云：周，黄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后也。后稷封于邰。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失其官，窜于西戎。至大王，为狄所逼，去?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殷，而王有天下。幽王为犬戎所杀，平王迁都王城，今河南县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鲁隐公之元年也。敬王又迁成周，今洛阳是也。敬王三十九年，获麟之岁也。四十三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九年，《春秋》之传终矣。元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二十六年而周亡也。《周本纪》武王至平王凡十三王，兄弟相及者一人，平王是武王十一世孙也。”惠公薨在往年，明年仲子始薨，盖于时有疾，王闻其疾，谓之巳薨，故使大宰大夫名?亘者来至于鲁，并归惠公仲子之?。?者，助丧之物。文五年注云“车马曰?”。《士丧既夕礼》云“公?，玄?束帛两马”，士之制，只得驾两马，故云?两马。大夫以上，皆驾四马。此宰?亘来?，盖用四马也。《公羊传》曰“丧事有?，?者盖以马，以乘马束帛。车马曰?”，《?梁传》曰“乘马曰?”，皆谓宰?亘用乘马来也。惠公仲子不言及者，是并致二?，或是史异辞，盖二者各以乘马，不宜以一乘之马?二人也。服虔云“?，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案《士丧既夕礼》，兄弟所知悉，皆致?，非独君之?臣。以?为覆则可矣，其言“覆被臣子”则非也。何休亦云：“?，犹覆也。”盖谓覆被亡者耳。○注“宰官”至“之辞”。○正义曰：传言“缓，且子氏未薨，故名”。是不应名而名之也。贬乃书名，知法应书字，故云“此天子大夫称字之例”。传无明例，故推此以为例也。《周礼·天官》“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宰夫小宰皆是大夫，未知宰?亘是何宰也。《宰夫职》曰“凡邦之吊事，掌其戒令与其币器财用”。郑玄云“吊事，吊诸侯诸臣币所用赙也”。既掌吊事，或即充使，此盖宰夫也。仲子乃惠公妾耳，王使?之者，隐立桓为大子，成桓母为夫人，天王知其然，故遣?惠公，因即?之。杜言“仲子者桓公之母”，正见此意。不然，仲子为桓母，传有明文，不须解也。男子之有谥者，人君则配王、配公，大夫或配子，或配字，皆不以字配姓。妇人于法无谥，故以字配姓，言其正法然也。《释例》曰：“妇人无外行，于礼当系夫之谥，以明所属。”是言妇人不合谥也。系夫谥者，夫人而已，众妾不合系夫，正当以字配姓也。其声子、戴妫有谥者，皆越礼妄作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客主无名，皆微者也。宿，小国，东平无盐县也。凡盟以国地者，国主亦与盟，例在僖十九年。宋，今梁国雎阳县。○与音预，下同。雎音虽。） [疏]注“客主”至“阳县”。○正义曰：《春秋》之例，若是命卿，则名书于经。此盟客主无名，故知皆是微者。《公羊传》曰“孰及之？内之微者也”。《?梁传》曰“及者何？内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微，言非卿也。客谓宋，主谓鲁。直言“及”者，他国可言某人，鲁史不得自言鲁人，直言及彼，是鲁及可知。其微人与他国聚会，亦直言会，与此同也。会盟之地，地必有主。举地者，地主之国或与或否，故地主之国亦序于列。其经举国名以为盟地者，国主与在其中，不复序之于列，以其可知故也。例在僖十九年者。彼经书“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传曰“陈穆公请?好于诸侯，以无忘齐桓之德。冬，盟于齐，?桓公之好也”。言?桓公之好，齐人必与可知也。齐人不序于列而以齐为盟地，是其盟以国地者，国主与盟之例。此亦推以为例，非凡例也。然则桓十四年“公会郑伯于曹”，即亦是例，而远指僖十九年者，此既是盟，故取盟为例。其实会亦然也，故彼注云“以曹地，曹与会”是也。僖二十七年“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公会诸侯盟于宋”。宋不与盟亦地以宋者，彼注云“宋方见围，无嫌于与盟，故直以宋地”。然则宣十四年“楚子围宋”，十五年“公孙归父会楚子于宋”，亦是不嫌宋与，故地以宋也。《地理志》：“梁国雎阳县，故宋国，微子所封”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祭伯，诸侯为王卿士者。祭国，伯爵也。传曰“非王命也”。释其不称使。○祭，侧界反，国名。传祭仲同。使，如字，又所吏反。） [疏]注“祭伯”至“称使”。○正义曰：僖二十四年传富辰说周公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而云“邢茅胙祭”，则祭之初封畿外之国也。穆王之时有祭公谋父，今有祭伯，世仕王朝，盖本封绝灭，食采于王畿也。庄二十三年“祭叔来聘”，注“以为祭叔为祭公，来聘鲁。天子内臣，不得外交”。是祭于此时为畿内之国，仍有封爵，故言诸侯为王卿士也。《释例》曰：“王之公卿皆书爵，祭伯、凡伯是也；大夫称字，南季、荣叔是也；元士中士称名，刘夏、石尚是也；下士称人，‘公会王人于洮’是也。其或称祭公，举官而言之，此其定例也。”然春秋之世有王之卿士无采地者，若王叔、陈生、伯舆之属是也。但未知书经其称云何。杜既云公卿称爵，而王子虎及刘卷卒称名者，彼是天王为赴，以名告鲁，如诸侯之例，薨则称名；此云公卿称爵者，谓聘使往还，与彼为异也。又襄十五年注云“天子卿书字”者，以传云“刘夏逆王后于齐，卿不行，非礼也”。以刘夏非卿书名，若卿则应书字，以名字相对，故举以言焉。其实卿书爵也。此祭伯若王使来，当云天王使祭伯来聘，亦如天王使凡伯来聘。今以自来为文，明非王命而私行也。刘炫云“卿而无爵，或亦书字；大夫有爵，或亦书爵”。传称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俱是卿士，并不言爵。又滕侯之先为周卜正，《书》称齐侯吕?为虎贲氏，则大夫或有爵也。然则大夫有爵，不可舍爵而书字；卿而无爵，不可越字而书名。盖有卿士亦书字、大夫亦书爵也。王臣之见经者众，祭伯、凡伯、毛伯、单伯、召伯、君子、单子、刘子，其间未必无大夫。荣叔、南季、家父叔服，其间未必无卿。但无明证，故依例解之。襄十五年注云“天子卿书字”，是言天子卿有书字之理。 公子益师卒。（传例曰“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所以示厚薄也”。《春秋》不以日月为例，唯卿佐之丧独记日以见义者，事之得失，既未足以褒贬人君，然亦非死者之罪，无辞可以寄文，而人臣轻贱，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见义。○敛，力验反。见，贤遍反，下同。） [疏]注“传例”至“见义”。○正义曰：传文与上下作例者，注皆谓之传例。《释例》曰：“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疾则亲问焉，丧则亲与小敛大敛，慎终归厚之义也。”故仲尼?《春秋》，卿佐之丧，公不与小敛，则不书日，示厚薄戒将来也。即以新死小敛为文，则但临大敛及不临其丧，亦同不书日也。襄五年，冬，十二月，“辛未，季孙行父卒”。传曰“大夫入敛，公在位”。是公与小敛，则书日之事也。其?、柔、溺等生见经、传，死而不书卒者，皆不以卿礼终也。文十四年，秋，“九月，甲申，公孙敖卒于齐”。巳绝卿位，公不与小敛而书日卒者，《释例》曰“公孙敖纵情弃命，既巳绝位，非大夫也。而备书于经者，惠叔毁请于朝，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传曰‘为孟氏，且国故也’”。是言虽不与敛，恩实过厚，故书日也。庄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时公有疾。昭二十五年，“冬，十月，戊辰，叔孙?卒”；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诣卒”，时公孙在外。成十七年，冬，十一月，“壬申，公孙婴齐卒于??”，在外而卒，皆公不与敛而书日者。《释例》曰“其或公疾在外，大夫不卒于国，而犹存其日者，君子不责人以所不得备，非不欲临也”。然则为其有故，不得以责公，故皆书日也。公孙婴齐书所卒之地，馀皆不书地者，《释例》曰“鲁大夫卒其竟内，则不书地，传称‘季平子行东野，卒于房’是也”。而先儒以为虽以卿礼终，而不临其丧，皆没而不书。杜知不临其丧亦同不书日者，案庆父之死不以卿礼终，而经不书，足知唯据不以卿礼终者经始不书，明以卿礼终，虽全不临丧，亦同书卒，但不书日耳。《春秋》诸书日与不日，传皆不发，唯此发传，故特解之云：“《春秋》不以日月为例，唯卿佐之丧独?日以见义也。言事之得失未足以褒贬人君者，《春秋》之文，褒为厚赏，贬为大罚，君之于臣，有恩则常事不足以加赏，无恩则小失不足以致罚，故云“未足以褒贬”也。止欲贬责死者，君自无恩，然亦非死者之罪，意欲以为劝戒，无辞可以寄文，而人臣对君为轻贱，死日可略去，故于此一条特假日以见义，其馀则不以日月为例，故无传也。 【传】元年，春，王周正月。（言周以别夏殷。○别，彼列反。夏，户雅反。三代之号，可以意求。不书即位，摄也。假摄君政。不?即位之礼，故史不书于策，传所以见异于常。○见，贤遍反。） [疏]“不书即位，摄也”。○正义曰：摄训持也。隐以桓公幼少，且摄持国政，待其年长，所以不行即位之礼。史官不书即位，仲尼因而不改，故发传以解之。公实不即位，史本无可书。庄、闵、僖不书即位，义亦然也。旧说贾、服之徒以为四公皆实即位，孔子?经，乃有不书，故杜详辨之。《释例》曰：“遭丧继位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国史皆书即位于策以表之。隐既继室之子，于第应立，而寻父娶仲子之意，委位以让桓。天子既巳定之，诸侯既巳正之，国人既巳君之，而隐终有推国授桓之心，所以不行即位之礼也。隐、庄、闵、僖，虽居君位皆有故而不?即位之礼，或让而不为，或痛而不忍，或乱而不得，礼废事异，国史固无所书，非行其礼而不书于文也。”颍氏说，以为鲁十二公国史尽书即位，仲尼?之，乃有所不书。若实即位，则为隐公无让；若实有让，则史无缘虚书。是言实不即位，故史不书也。传于隐、闵云“不书即位”，于庄、僖云“不称即位”者，《释例》曰“丘明于四公发传，以‘不书’‘不称’起文，其义一也”。刘、贾、颍为传文生例云“恩深不忍，则传言‘不称’；恩浅可忍，则传言‘不书’”。博据传辞殊，多不通。案：杀栾盈则云“不言大夫”，杀良霄则云“不称大夫”，君氏卒则云“不曰薨”，“不言葬，不书姓”，郑伯克段则云“称郑伯”，此皆同意而别文之验也。传本意在解经，非曲文以生例，是言“不书”“不称”义同之意也。《膏肓》何休以为古制诸侯幼弱，天子命贤大夫辅相为政，无摄代之义。昔周公居摄，死不记崩；今隐公生称侯，死称薨，何因得为摄者？周公摄政，仍以成王为主，直摄其政事而已，所有大事王命以行之。致政之后乃死，故卒称薨，不称崩。隐公所摄则位亦摄之，以桓为大子，所有大事皆专命以行，摄位被杀，在君位而死，故生称公，死称薨，是与周公异也。且何休以为诸侯无摄。郑康成引《公羊》难云“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摄也！’以此言之，何得非《左氏》？”是郑意亦不从何说也。下传曰“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是位亦摄也。又曰“惠公之薨也”，“大子少”，是以桓为大子也。所以异于正君者，元年不即位，行还不告庙，不临惠公之葬，不成声子之丧，尊仲子为夫人，薨则赴于诸侯，又为之立庙，此是谦之实也。隐公让位贤君，故为《春秋》之首。所以不入颂者，鲁僖公之时，周王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季孙行父为之请于周，大史克为之作颂，故得入颂。隐公无人为请，故不入颂也。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克，仪父名。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王未赐命以为诸侯，其后仪父服事齐桓以奖王室，王命以为邾子，故庄十六年经书“邾子克卒”。○“故不书爵”，一本无“故”字。奖，将丈反。） [疏]注“王未”至“克卒”。○正义曰：庄十三年齐桓会诸国于北杏，邾人在焉。及十六年而书“邾子克卒”，故知由事齐桓乃得王命也。贾、服以为北杏之会时巳得王命，盖以北杏之会邾人在列，故谓其巳得命也。列与不列在于主会之意，不由有爵与否。襄二十七年宋之盟，齐人请邾，宋人请滕，邾、滕不列于会，故不书邾、滕。襄五年戚之会，穆叔以属曾阝为不利，使曾阝大夫听命于会，故经书“曾阝人”。然则为人私属则不列于会，不为人私属则列于会，不可据列会以否以明有爵也。昭四年申之会，淮夷列焉，未必有爵也。邾今无爵，得与鲁盟北杏，会齐何须有爵？庄十五年会于鄄，传曰“齐始霸”，则齐桓为霸自鄄会始耳。北杏之时，诸侯未从，霸功未立，桓尚未有殊勋，仪父何足可纪？且齐桓未有功于王，焉能使王命之？其得王命，必在北杏之后，但未知定是何年耳。服虔云：“爵者，醮也，所以醮尽其材也”。 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解所以与盟也。（○好，呼报反。与，如字，又音预。） 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费伯，鲁大夫。郎，鲁邑。高平方与县东南有郁郎亭。传曰“君举必书”，然则史之策书皆君命也。今不书于经，亦因史之旧法，故传释之。诸鲁事，传释不书，他皆仿此。○费音礻必。郁，于六反。仿，甫往反，后此例皆同。） [疏]注“费伯鲁大夫”至“仿此”。○正义曰：史之策书皆君命者，谓君所命为之事乃得书之于策，非谓君命遣书方始书也。又解史策不书经亦不书之意。仲尼书于经者，亦因史之旧法，旧史不书，则亦不书，故传发此事释经不书之意。“诸鲁事，传释不书，他皆仿此”，谓下“盟于翼”、“作南门”之类是也。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申国，今南阳宛县。○宛，于元反。娶，取住反。） [疏]“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正义曰：杜以为凡倒本其事者，皆言初也。贾逵云“凡言初者，隔其年，后有祸福，将终之，乃言初也”。○注“申国，今南阳宛县”。正义曰：《外传》说伯夷之后曰“申吕虽衰，齐许犹在”，则申吕与齐许俱出伯夷，同为姜姓也。《国语》曰“齐许申吕由大姜”，言由大姜而得封也。然则申之始封亦在周兴之初，其后中绝，至宣王之时，申伯以王舅改封于谢。《诗·大雅·崧高》之篇，美宣王褒赏申伯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是其事也。《地理志》“南阳郡宛县：故申伯国”。宛县者，谓宣王改封之后也。以前，则不知其地。 生庄公及共叔段。（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犹晋侯在鄂，谓之鄂侯。○共音恭。共，地名。凡国名、地名、人名、字、氏族、皆不重音，疑者复出，后仿此。鄂，五各反。） [疏]注“段出”至“鄂侯”。○正义曰：贾服以共为谥。谥法“敬长事上曰共”。作乱而出，非有共德可称，糊口四方，无人与之为谥，故知段出奔共故称共，犹下晋侯之称鄂侯也。 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寐寤而庄公巳生，故惊而恶之。○寤，五故反。恶，乌路反。注同。） [疏]“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正义曰：谓武姜寐时生庄公，至寤始觉其生，故杜云“寐寤而庄公巳生”。 爱共叔段，欲立之。（欲立以为太子。）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虢叔，东虢君也。恃制岩险而不?德，郑灭之。恐段复然，故开以佗邑。（虢国，今荧阳县。○亟，欺冀反，数也。为，于伪反。岩，五衔反，本又作岩。虢，瓜伯反，国名。复，扶又反。） [疏]注“虢叔”至“阳县”。○正义曰：僖五年传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晋语》称文王“敬友二虢”，则虢国本有二也。晋所灭者，其国在西，故谓此为东虢也。《郑语》：史伯为桓公诈谋云：“虢叔恃势，郐仲恃险，晋有骄侈怠慢之心。君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无不克矣。”桓公从之。是其恃险而不?德为郑灭之之事也。贾逵云“虢叔封西，虢仲封东”，而此云“虢叔，东虢君”者，言所灭之君字叔也。传云虢仲谮其大夫，谓叔之子孙字曰仲也。案传燕国有二，则一称北燕；邾国有二，则一称小邾。此虢国有二而经传不言东西者，于时东虢巳灭，故西虢不称西；其并存之日，亦应以东西别之。《地理志》云“河南郡荧阳县”。应劭云：故虢国，今虢亭是也。 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公顺姜请，使段居京，谓之“京城大叔”，言宠异于众臣。京，郑邑，今荧阳京县。○大音泰，注及下皆同。）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祭仲，郑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墙，长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径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过百雉。○过，古卧反后不音者皆同。堵，丁古反。长，直亮反，又如字。高，古报反，又如字。径，古定反。） [疏]注“祭仲”至“百雉”。○正义曰：注诸言“大夫”者，以其名氏显见于传，更无卑贱之验者，皆以大夫言之。其实是大夫以否，亦不可委知也。定十二年《公羊传》曰“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何休以为堵四十尺，雉二百尺。许慎《五经异义》、《戴礼》及《韩诗》说，八尺为板，五板为堵，五堵为雉。板广二尺，积高五板为一丈。五堵为雉，雉长四丈。古《周礼》及《左氏》说，一丈为板，板广二尺。五板为堵，一堵之墙，长丈高丈。三堵为雉，一雉之墙，长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长者用其长，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诸说不同，必以雉长三丈为正者，以郑是伯爵，城方五里，大都三国之二，其城不过百雉，则百雉是大都定制，因而三之，则侯伯之城当三百雉，计五里积千五百步，步长六尺，是九百丈也。以九百丈而为三百雉，则雉长三丈。贾逵、马融、郑玄、王肃之徒为古学者，皆云雉长三丈，故杜依用之。侯伯之城，方五里，亦无正文。《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谓天子之城。天子之城方九里，诸侯礼当降杀，则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以此为定说也。但《春官·典命职》乃称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命数为节。郑玄以为国家国之所居，谓城方也如《典命》之言，则公当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故郑玄两解之。其注《尚书大传》以天子九里为正说，又云或者天子之城方十二里。《诗·文王有声》笺言文王城，“方十里。大于诸侯，小于天子之制”。《论语》注以为公“大都之城方三里”，皆以为天子十二里，公九里也。其驳《异义》，又云“郑伯城方五里”。以《匠人》、《典命》俱是正文，因其不同故两申其说。今杜无二解，以侯伯五里为正者，盖以《典命》所云国家者，自谓国家所为之法，礼仪之度，未必以为城居也。 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三分国城之一。○参，七南反，又音三。）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不合法度，非先王制。 [疏]“大都”至“九之一”。○正义曰：定以王城方九里，依此数计之，则王城长五百四十雉。其大都方三里，长一百八十雉；中都方一里又二百四十步长，一百八雉也；小都方一里，长六十雉也。公城方七里，长四百二十雉。其大都方二里又一百步，长一百四十雉也；中都方一里又一百二十步，长八十四雉也；小都方二百三十三步二尺，长四十六雉又二丈也。侯伯城方五里，长三百雉。其大都方一里又二百步，长百雉也；中都比王之小都；其小都方一百六十六步四尺，长三十三雉又一丈也。子男城比王之大都。其大都比侯伯之中都；其中都方一百八十步，长三十六雉也；小都方百步，长二十雉也。《考工记》曰：“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然则王之都城隅高五丈，城盖高三丈；诸侯城隅高七丈，城盖高五丈也。三丈以下，不复成城，其都城盖亦高三丈也。周礼四县为都，周公之设法耳，但土地之形不可方平如图，其邑竟广狭无复定准，随人多少而制其都邑，故有大都小都焉。下邑谓之都，都亦一名邑。庄三十八年传曰“宗邑无主”，闵元年传曰“分之都城”，俱论曲沃，而都邑互言，是其名相通也。 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使得其所宜。○焉，于虔反。厌，于盐反。）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毙，踣也。姑，且也。○蔓音万。毙，婢世反，本又作{敝犬}，旧扶设反。踣，蒲北反。） [疏]“无使滋蔓”。○正义曰：此以草喻也。草之滋长引蔓，则难可芟除，喻段之威势稍大，难可图谋也。○注“毙，踣也”。○正义曰：《释言》文也。孙炎曰：“前覆曰踣”。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鄙，郑边邑。贰，两属。）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公子吕，郑大夫。） [疏]“国不堪贰”。○正义曰：两属，则赋役倍；赋役倍，则国人不堪也。 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叔久不除，则举国之民当生他心。）公曰：“无庸，将自及”。（言无用除之，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前两属者，今皆取以为己邑。）至于廪延。（言转侵多也。廪延，郑邑。陈留酸枣县北有延津。○廪，力锦反。）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子封，公子吕也。厚谓土地广大。）公曰：“不义不?匿，厚将崩。”（不义于君，不亲于兄，非众所附，虽厚必崩。○?匿，女乙反，亲也。） [疏]“厚将崩”。○正义曰：以墙屋喻也。厚而无基必自崩，喻众所不附将自败也。高大而坏谓之崩。 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完音桓。） [疏]注“完城郭，聚人民”。○正义曰：服虔以聚为聚禾黍也。段欲轻行袭郑，不作固守之资，故知聚为聚人，非聚粮也。完城者，谓聚人而完之，非欲守城也。 缮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车曰乘。○缮，市战反。卒，尊忽反，步兵也，注及下同。乘，绳证反，注及下同。）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启，开也。）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共国，今汲郡共县。○共音恭。汲，居及反。）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传言夫子作《春秋》，改旧史以明义。不早为之所，而养成其恶，故曰“失教”。段实出奔，而以“克”为文，明郑伯志在于杀，难言其奔。○不弟，大计反，又如字。难，乃旦反，注同。） [疏]“如二君，故曰克”。○正义曰：谓实非二君，俊杰︹盛如是二君，伐而胜之然后称“克”，非谓真是二君也。若真是二君，则以“战”、“袭”、“败”、“取”为文。然既非二君，而杜注经云：“以君讨臣而用二君之例”又似真二君者，但杜于彼应云“以君讨臣而用如二君之例”，略其“如”字，但云“而用二君”耳。准获麟之后史文，夫子未?之前，应云“郑伯之弟段出奔共，与秦伯之君针出奔晋同也”。以其不弟，故不言弟；志在于杀，故不言奔。然则郑伯亦是旧史之文而得为新意者。段以去弟为贬，宜以国讨为文。仍存郑伯，见其失教，其文虽是旧史，即是仲尼新意也。○注“传言”至“其奔”。○正义曰：经皆孔子所书，此事特言“书曰”，必是旧文。不然，夫子始改，故知传之此辞言夫子作《春秋》改旧史以明义也。“克”者，战胜获贼之名。公伐诸鄢，段即奔共，既不交战，亦不获段，段实出奔，而以“克”为文者，此非夫子之心，谓是郑伯本志，不欲言其出奔，难言其奔，志在于杀，故夫子承其本志而书“克”也。郑伯之于段也，以其母所锺爱，顺母私情，分之大邑，恣其荣宠，实其杀心。但大叔无义，恃宠骄盈，若微加裁贬，则恐伤母意，故祭仲欲早为之所，子封请往除之，公皆不许，是其无杀心也。言“必自毙”、“厚将崩”者，止谓自损其身，不言恶能害国。及其谋欲袭郑，祸将逼身，自念友爱之深，遂起初心之恨，由是志在必杀，难言出奔。此时始有杀心，往前则无杀意。传称“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诗序》曰：“不胜其母，以害其弟。”经曰：“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是迫于母命，不得裁之，非欲待其恶成，乃加诛戮也。服虔云：“公本欲养成其恶而加诛，使不得生出，此郑伯之志意也。”言郑伯本有杀意，故为养成其恶，斯不然矣。传曰“称郑伯，讥失教也”，止责郑伯失于教诲之道，不谓郑伯元有杀害之心。若从本以来即谋杀害，乃是故相屠灭，何止失教之有？且君之讨臣，遏其萌渐，恶虽未就，足得诛之，何须待其恶成，方始杀害？服言本意欲杀，乃是诬郑伯也。刘炫云：“以‘克’为文，非其实状，故传解之，谓之郑志。”言仲尼之意书“克”者，谓是郑伯本志也。注又申解传意，言郑伯志在于杀，心欲其克，难言其奔，故仲尼书“克”，不书奔，如郑伯之志为文，所以恶郑伯也。 遂?姜氏于城颍，（城颍，郑地。○?，之豉反，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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