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春秋繁露译注 [book_author]董仲舒 [book_date]汉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儒理哲学,哲学,完结 [book_length]409678 [book_dec]十七卷,汉董仲舒著。《汉书·董仲舒》载其“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宋代有四种本子,多少不一。至明楼郁,乃定为十七卷,八十二篇,缺三篇,实七十九篇。颜师古注以《竹林》、《玉杯》、《蕃露》都是书名,而今《春秋繁露》中有《竹林》、《玉杯》,故《崇文总目》、程大昌等都有怀疑、攻驳之论。但大多数认为,其书基本可信是董仲舒所作。书中以孔子为素王,《春秋》为一王大法;提出三统、三世诸说;对《春秋》笔削褒贬,微言大义探讨极多;借阴阳五行论说《春秋》灾异,建构天人感应的学说;借解释“春王正月”,论证君权神授与大一统等等,较为全面论说了《公羊》学的基本理论。是汉代《公羊》学派的重要代表作,对其后的《公羊》学发展影响深远。 [book_img]Z_5007.jpg [book_title]楚庄王第一 【题解】 《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这里，《玉杯》、《竹林》是本书篇名，没有《闻举》、《蕃露》、《清明》等篇名，汉代只称“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没有《春秋繁露》书名。后人集董子文成书，以《吕氏春秋》、《晏子春秋》为例，署名《董子春秋》，而首篇名为《蕃露》，连起来变成：董子《春秋繁露》，这样，首篇便无篇名，抄写者就将首篇第一个词“楚庄王”作为篇名，而《蕃露》篇名从此消失。本篇主要探讨两个问题：一是从称呼、遣词用字等入手，阐明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一是议论“新王必改制”的说法，认为“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 楚庄王杀陈夏征舒(1)，《春秋》贬其文(2)，不予专讨也。灵王杀齐庆封(3)，而直称楚子，何也？曰：“庄王之行贤，而征舒之罪重(4)，以贤君讨重罪，其于人心善。若不贬，孰知其非正经(5)？《春秋》常于其嫌得者(6)，见其不得也。是故齐桓不予专地而封(7)，晋文不予致王而朝(8)，楚庄弗予专杀而讨。三者不得(9)，则诸侯之得殆此矣。此楚灵之所以称子而讨也。”《春秋》之辞多所况(10)，是文约而法明也。 【注释】 (1) 楚庄王杀陈夏征舒：楚庄王，芈（mǐ）姓，名旅，楚国国君，公元前613年—前591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夏征舒，陈国大夫。陈灵公与夏征舒的母亲夏姬相通，夏征舒杀了国君陈灵公。宣公十一年（前598）楚庄王杀了夏征舒。《春秋》书曰：“楚人杀陈夏征舒。” (2) 贬其文：行文上加以贬斥。《春秋》在称呼上很讲究，有爵位的称爵位，爵位分公、侯、伯、子、男；没有爵位的，最高的称“子”，其次称字、名、人、氏、国、州。楚庄王是子爵，应该称“楚子”，而《春秋》称“楚人”，包含有贬的意思。夏征舒作为臣子，杀死国君，是大逆不道，惩罚这种乱臣是正义之举。楚庄王的行为是正义的。但是，他是楚国国君，却越权擅自去惩治陈国大夫，这种行为叫“专（擅自）讨”。诸侯没有专讨的权力，因此《春秋》对楚庄王的行为从名义上还要加以贬抑，称他为“楚人”。 (3) 灵王杀齐庆封：灵王，即楚灵王，名围，公元前540年—前529年在位。庆封，齐国大夫。鲁昭公四年（前538），楚灵王联合蔡、陈、许等国伐吴，抓住庆封并处死。崔杼弑（shì）齐庄公，庆封是其同党。庆封先逃到鲁国，齐人责问鲁国。庆封又逃到吴国，吴国接纳了他，并把他封到防（《左传》作“朱方”，在今江苏镇江东）。楚灵王率领的盟军进攻防，抓逮并诛杀了庆封这个叛国乱臣。孔子对此表示赞成，所以称楚灵王为“楚子”。庆封已逃到吴国并受封，为什么还称“齐”庆封？孔子不承认诸侯专封，也表明楚子为齐国来讨伐叛逃的臣子。 (4) “庄王”二句：楚庄王率领诸侯伐陈，灭了陈国，把陈国变成楚国的一个县。申叔时说，伐陈是正义的行为，占领陈国则是不义的行为。楚庄王采纳了这个意见，恢复陈国，扶立陈灵公的太子为陈成公。孔子知道此事，称赞道：“贤哉楚庄王！”（《史记·陈杞世家》）夏征舒弑君，故罪重。 (5) 正经：正确的规则或原则。 (6) 嫌得者：好像正确的事情。嫌，怀疑。得，得理，得宜，正确。 (7) 齐桓不予专地而封：不赞成齐桓公擅自封赏。齐桓，指齐桓公，姜姓，名小白，公元前685年—前643年在位，春秋“五霸”之首。周时，土地和人民都属于天子，只有天子才有权把某地区的土地和人民封给臣子，诸侯无权把土地和人封给别人。但是，当“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的乱世时代，齐桓公有相当实力，能够救助弱国，保护小国，制止侵暴行为，稳定社会秩序。齐桓公的专封，从实际出发，可予承认。 (8) 晋文不予致王而朝：不赞成晋文公召唤天子。晋文，指晋文公，姬姓，名重耳，公元前636—前628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晋文公会诸侯于践土（郑地，在今河南原阳西），召周襄王参加会盟。周襄王是天子，晋文公是诸侯，臣召君不符合礼制。《春秋》记载这件事，写作“公朝于王所”。一般说诸侯到京师朝见天子，由于天子不在京师，被晋文公召到践土来，又不肯说明被召唤这样不礼貌的行为，所以用这种比较含蓄的笔法，这是《春秋》笔法。董仲舒认为，这样记载说明孔子不赞成作为诸侯的晋文公召唤天子周襄王。 (9) 得：通“德”，道德。 (10) 况：比较。 【译文】 楚庄王杀陈国大夫夏征舒，《春秋》行文上加以贬斥，不赞成诸侯擅自讨伐。楚灵王杀齐国大夫庆封，而春秋直接称他为“楚子”，为什么呢？回答是：“楚庄王是贤君，夏征舒罪重，以贤君讨伐重罪，大家都认为是应该的。如果不加以贬斥，谁能知道这种行为不符合正确的规则呢？《春秋》经常在好像正确的事情中揭示出不正确的内容。所以不赞成齐桓公擅自封赏，不赞成晋文公召唤天子，不赞成楚庄王擅自讨伐。三者都是不妥当的，那时诸侯的道德差不多都是这种水平。由于这种原因，所以楚灵王被称作‘楚子’而去讨伐。”《春秋》的说法多是相比较而言的，文字虽然简单，法则却很明确。 问者曰：“不予诸侯之专封，复见于陈、蔡之灭(1)；不予诸侯之专讨，独不复见于庆封之杀，何也？”曰：“《春秋》之用辞，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2)。今诸侯之不得专讨，固已明矣，而庆封之罪未有所见也，故称楚子以伯讨之(3)，著其罪之宜死，以为天下大禁(4)。”曰：“人臣之行，贬主之位，乱国之臣，虽不篡杀，其罪皆宜死，比于此其云尔也(5)。” 【注释】 (1) 陈、蔡之灭：楚灵王于公元前534年灭陈国，公元前531年灭蔡国。楚平王继位，于公元前529年又恢复陈、蔡二国。 (2) 著：彰明，阐述清楚。 (3) 故称楚子以伯讨之：此句是说，庆封是崔杼的同党，崔杼的罪行已经明白，而庆封有什么罪，并不清楚。称楚灵王为“楚子”，来讨伐庆封，表明庆封的罪行严重。伯，通“霸”，诸侯盟主。 (4) 天下大禁：天下最大的禁忌。天下最忌讳之事就是臣叛君。 (5) 比于此其云尔也：按这种说法作参照，《春秋》才有这些称“楚子”杀庆封的说法。比于此，以此为例。此，指乱国之臣有死罪。其，指《春秋》。云尔，指《春秋》所说庆封罪行。 【译文】 提问的人说：“不赞成诸侯擅自封国，已被灭了的陈、蔡两国又重新出现；不赞成诸侯擅自讨伐，却没看到对杀庆封一事的指责，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的说法，已经明白的不说，尚未明白的要说清楚。现今诸侯不能擅自讨伐，本来已经明白，庆封的罪行却没有被别人看见，所以称楚灵王为‘楚子’，以霸主的名义讨伐他，表明他的罪行是死罪，把这种罪行视为天下最大的禁忌。”所以说：“臣子的行为，贬斥了的国君的地位，乱了国家的臣子，即使没有篡权和弑君，他们的罪行也都应该是死罪，按这种说法作参照，《春秋》才有这些称‘楚子’杀庆封的说法。” 《春秋》曰：“晋伐鲜虞(1)。”奚恶乎晋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礼而重信。信重于地，礼尊于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疑礼而死于火(2)，齐桓公疑信而亏其地(3)，《春秋》贤而举之，以为天下法，曰礼而信。礼无不答，施无不报，天之数也(4)。今我君臣同姓适女(5)，女无良心，礼以不答(6)，有恐畏我(7)，何其不夷狄也(8)？公子庆父之乱(9)，鲁危殆亡，而齐桓安之。于彼无亲(10)，尚来忧我，如何与同姓而残贼遇我(11)？《诗》云(12)：‘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彼先人。明发不寐，有怀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晋不以同姓忧我，而强大厌我(13)，我心望焉(14)。故言之不好，谓之晋而已，是婉辞也(15)。” 【注释】 (1) 晋伐鲜虞：《春秋》昭公十二年载：“楚子伐徐，晋伐鲜虞。”文中对晋没称爵位，是把它视为夷狄。因鲜虞是姬姓国，与徐国都是中原国家，楚是夷狄，伐徐，晋没有去救援，却也去伐同姓的国，因此《春秋》把晋视同夷狄。 (2) 宋伯姬疑礼而死于火：宋国伯姬坚守礼节而死于火灾。宋伯姬，宋共公夫人。疑礼，坚守礼节。疑，同“凝”，凝滞不变。《春秋》对鲁国以外诸侯夫人葬礼一般不记载，而宋伯姬的葬礼却在襄公十三年（前543）作了记载。《公羊传》记载伯姬死的详情：宋国发生火灾，伯姬在宫中，有傅进来报告：火快烧到这里了，请赶快出去。伯姬说：不行，妇人不见傅和母，不能出门，只有傅来，还没见母来。结果伯姬在屋里被烧死了。《春秋》记载宋伯姬葬礼，是对她的死的肯定，也表明“礼尊于身”的观念。宁可烧死，也不能违礼。后儒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正与此相一致。 (3) 齐桓公疑信而亏其地：齐桓公坚守信用而损失土地。疑信，坚守信用。鲁庄公十三年（前681），齐桓公与鲁庄公在柯（齐邑，今山东阳谷阿城）会面，鲁庄公用武力胁迫齐桓公签订返回汶阳之田的盟约，齐桓公同意了，当胁迫解除后，齐桓公没有怨恨，没有毁约，交还汶阳之田，这是守信用而损失土地。 (4) 天之数：指天道，即客观规律，或客观必然性。 (5) 同姓适女：以同姓亲情归从你。同姓，鲜虞与晋国都是姬姓，故称。适，归从，亲近。女，同“汝”，指晋国。 (6) 以：通“已”，即“既”。 (7) 有：同“又”。 (8) 何其不夷狄也：怎么能不被视为夷狄呢？意思是说华夏为礼仪之邦，华夷之别不在于地域，而在于有没有礼。 (9) 公子庆父之乱：公元前662年，鲁庄公卒，子般立，庆父挑拨邓扈乐弑子般，立闵公；第二年，庆父又弑闵公。三年中接连死了三位国君，都是庆父作乱的结果，所以人称：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庆父，鲁桓公之子，鲁庄公之弟。 (10) 无亲：指齐、鲁异姓，没有亲戚关系。 (11) 如何：为什么。 (12) 《诗》云：下引诗见《诗经·小雅·小宛》。宛，小貌。鸣鸠，斑鸠。翰，羽毛。戾，至。先人，指祖先。明发，天快亮了。二人，指先人周文王、周武王。 (13) 厌：通“压”，欺压，压制。 (14) 望：犹“恨”，责怪，怨恨。 (15) 婉辞：委婉的贬斥，没有批评的语言。称晋是贬义，却没有贬词，所以是婉辞。是，苏本脱此字，今据宋本及钟肇鹏校释本补。 【译文】 《春秋》说：“晋讨伐鲜虞。”为什么讨厌晋国而把它视同夷狄呢？回答是：“《春秋》是尊重礼节又重视信用的。信用比土地更重要，礼节比身体更尊贵。怎么知道这个道理呢？宋国伯姬坚守礼节而死于火灾，齐桓公坚守信用而损失土地，《春秋》肯定这两种行为，推举出来作为天下普遍的法则，这就是礼节和信用。礼节没有不答谢的，施予没有不回报的，这是天然的道理。现在我们以同姓亲情归从你，你没有良心，既不以相同的礼节答谢，又恐吓威胁我们，怎么能不被视为夷狄呢？公子庆父作乱，鲁国危急快要灭亡，齐桓公使鲁国安定下来。不是他的亲戚，还能来为我们分忧，为什么与我们同姓的人却用暴力来对待我们呢？《诗经》上说：‘那只小斑鸠，羽毛飞上天。我心很忧伤，怀念那祖先。一夜没睡着，想着两伟人。’人都有这种想法呀。现在晋国不因为同姓而为我们分忧，还借着自己强大来欺压我们，我们都从心里怨恨它。因此说它不好，称‘晋’就完了，这是委婉的说法。” 问者曰：“晋恶而不可亲，公往而不敢至(1)，乃人情耳。君子何耻而称公有疾也(2)？”曰：“恶无故自来(3)，君子不耻，内省不疚，何忧何惧(4)，是已矣(5)。今《春秋》耻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于文而甚于昭(6)。公受乱陵夷(7)，而无惧惕之心(8)，嚣嚣然轻计妄讨(9)，犯大礼而取同姓(10)，接不义而重自轻也(11)。人之言曰：‘国家治，则四邻贺；国家乱，则四邻散。’是故季孙专其位(12)，而大国莫之正(13)。出走八年(14)，死乃得归。身亡子危(15)，困之至也。君子不耻其困，而耻其所以穷。昭公虽逢此时，苟不取同姓，讵至于是(16)。虽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辅，亦不至如是。时难而治简(17)，行枉而无救(18)，是其所以穷也。” 【注释】 (1) 公：指鲁昭公，名裯（dāo），公元前541年—前510年在位。鲁昭公二年、二十三年曾欲去晋国，没有到晋国就回来了，不敢去晋国，是由于听说晋国要抓他。 (2) 君子何耻而称公有疾也：《春秋》作者有什么羞耻须要隐晦，而称昭公有病呢？君子，指《春秋》作者。称公有疾，《春秋》昭公二十三年载：“冬，公如晋，至河，公有疾，乃复。”就是说，鲁昭公去晋国，到河边，有了疾病，所以回来了。实际是不敢去，而以疾病为托词。 (3) 恶无故自来：灾祸不是自己行为招来的。恶，指坏事。无故，没有原委。 (4) “内省”二句：出自《论语·颜渊》：“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说明灾祸不是自己行为招来的，则不感到羞耻，也不需要忧虑和惧怕。 (5) 是已矣：就这么回事而已。是，这样，这么回事。已，而已。 (6) 始于文而甚于昭：（臣不听命）从文公开始，到昭公时最为严重。文，鲁文公，名兴，公元前626年—前609年在位。文公、宣公、成公、襄公到昭公，共五代。 (7) 公受乱陵夷：鲁昭公承受了混乱局势，自己日渐卑下。公，指鲁昭公。受乱，遭受悖乱局面，指臣不听命于君。陵夷，日渐卑下。 (8) 惧惕：恐惧，警惕。 (9) 嚣嚣然轻计妄讨：随随便便就决定去讨伐季氏。嚣嚣，傲慢的神态。轻计，没有慎重考虑。妄讨，随便去讨伐。这是指公元前518年鲁昭公讨伐季孙氏，反被季孙氏打败。 (10) 取：通“娶”。古代认为娶同姓是违犯大礼。吴和鲁都是姬姓，鲁昭公娶了吴王长女，所以说他犯大礼。 (11) 接不义而重自轻也：一再地犯错误接近不义。接，接近。重自轻，加倍自轻。讨季氏，是自轻；又犯大礼，更加自轻。 (12) 季孙：鲁国大夫，鲁“三桓”之一。 (13) 正：纠正。 (14) 出走八年：鲁昭公伐季氏失败，逃到齐国，公元前510年死于晋国乾侯（今河北成安东南）。在外凡八年。 (15) 身亡子危：鲁昭公死亡，太子衍被废，季氏执政，立昭公弟公子宋。 (16) 讵：岂，哪会。 (17) 时难而治简：时期不好，又不认真治理。时难，所处时期不好。治简，治理国家过于简略，考虑不够周密。 (18) 行枉而无救：行为不正，又没有贤者匡救。行枉，行为不正，指娶同姓等。无救，周围没有贤人匡救。 【译文】 有人提问：“晋国很坏而不可亲近，昭公去晋国又不敢到晋国，这是人之常情。《春秋》作者有什么羞耻须要隐晦，而称昭公有病呢？”回答是：“灾祸不是自己行为招来的，君子不感到羞耻，问心无愧，有什么忧虑，有什么畏惧，就这么回事而已。现在《春秋》对这件事感到羞耻，是由于鲁昭公采取这种态度是有原因的。臣子凌驾于国君之上，从鲁文公时开始，到鲁昭公是特别严重。鲁昭公承受了混乱局势，自己日渐卑下，却没有畏惧、警惕的心理，随随便便就决定去讨伐季氏，娶同姓违犯了大礼，一再地犯错误接近不义。人们有这样的说法：‘国家治理得好，四邻都来庆贺；国家治理不好，四邻就都散去。’所以季孙专权，大国也不能给予纠正。鲁昭公逃亡在外八年，一直到死才得以归葬。自身死亡，儿子又处于危险境地，到了极端困厄的程度。君子不因困厄感到羞耻，而因导致困厄的行为感到羞耻。鲁昭公虽然遇到这种时代，如果不娶同姓，何至于这样。虽然娶了同姓，能够任用孔子辅助自己，也不至于这样。时期不好，又不认真治理，行为不正，又没有贤者匡救，这就是他遭受困厄的原因。”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1)：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2)，君子之所见也(3)；襄、成、宣、文(4)，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5)，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6)，所闻八十五年(7)，所传闻九十六年(8)。于所见，微其辞(9)；于所闻，痛其祸(10)；于传闻，杀其恩(11)，与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辞也(12)。子赤杀，弗忍言日，痛其祸也(13)。子般杀而书乙未，杀其恩也(14)。屈伸之志(15)，详略之文，皆应之。吾以其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也(16)，亦知其贵贵而贱贱，重重而轻轻也(17)。有知其厚厚而薄薄(18)，善善而恶恶也，有知其阳阳而阴阴，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19)。《诗》云(20)：“威仪抑抑，德音秩秩。无怨无恶，率由群匹。”此之谓也(21)。然则(22)，《春秋》义之大者也(23)。得一端而博达之(24)；观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25)；视其温辞(26)，可以知其塞怨(27)。是故于外，道而不显(28)；于内，讳而不隐(29)。于尊亦然，于贤亦然。此其别内外(30)、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31)。义不讪上(32)，智不危身(33)。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畏与义兼(34)，则世愈近而言愈谨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辞(35)。以故用则天下平，不用则安其身，《春秋》之道也(36)。 【注释】 (1)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春秋》把鲁国十二个世代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十二世，《春秋》所记鲁国的国君有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共十二代。三等，即把十二世分为三个阶段，指“见”（亲身经历）、“闻”（听亲身经历者介绍情况）、“传闻”（指经过两代以上传递的情况）三个时期。这一段话是通论《春秋》一书的，有的学者认为这应是《春秋繁露》第一篇《繁露》的篇首。而前几段则可能是《竹林》、《精华》等篇的内容。此说仅供参考，无确证之前，仍按原样为妥。 (2) 哀、定、昭：哀，鲁哀公，姬将，公元前494年—前467年在位。定，鲁定公，姬宋，公元前509年—前495年在位。昭，鲁昭公，姬裯，公元前541年—前510年在位。 (3) 君子：指《春秋》作者孔子。孔子亲身经历了哀公、定公、昭公三代。哀公最后，是从后往前推的顺序。 (4) 襄、成、宣、文：襄，鲁襄公，姬午，公元前572年—前542年在位。成，鲁成公，姬黑肱（ɡōnɡ），公元前590年—前573年在位。宣，鲁宣公，姬俀（tuǐ），公元前608年—前591年在位。文，鲁文公，姬兴，公元前626年—前609年在位。 (5) 僖、闵、庄、桓、隐：僖，鲁僖公，姬申，公元前659年—前627年在位。闵，鲁闵公，姬开，公元前661年—前660年在位。庄，鲁庄公，姬同，公元前693年—前662年在位。桓，鲁桓公，姬允，公元前711年—前694年在位。隐，鲁隐公，姬息姑，公元前722年—前712年在位。 (6) 所见六十一年：即孔子所亲见的三世：昭公32年、定公15年、哀公14年，共61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昭公元年（前542）时，孔子已十岁。没有包含孔子十岁以前生活的鲁襄公时代。 (7) 所闻八十五年：即孔子所闻的四世：文公18年，宣公18年，成公18年，襄公31年，共85年。 (8) 所传闻九十六年：即孔子所传闻的五世：隐公11年，桓公18年，庄公32年，闽公2年，僖公33年，共96年。 (9) “于所见”二句：对于所亲见的社会上的事情，用比较隐晦的笔法来记述。微其辞，隐微其言辞。对于自己亲身经历的所见之世，没有用明显的言辞来指责批评，一是表示为尊者讳，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迫害，明哲保身。当时国君有生杀之权，要小心谨慎对待，稍不留心，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10) “于所闻”二句：对于听说的世事，写到灾祸时特别痛心。所闻之世是父辈所经历的时代，这个时代离自己比较近，因此对于国家的灾祸特别痛心。 (11) “于传闻”二句：对于传说的时代，恩情淡薄了，就按实际情况来写。杀，中断。所传闻之世，离自己比较远，恩情比较淡薄，就按自己的志向来写。由于感情因素减少，内容就比较客观理性。与以上“微其辞”（有话不敢直说），“痛其祸”（带着浓厚的感情）两种情况不同，就是平心静气地明白地写出自己的想法。 (12) “逐季氏”二句：所以谋伐驱逐季氏，写作“再一次祭祀”，是把鲁昭公的错误掩隐了。又雩，《春秋》昭公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传》：“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众以逐季氏也。”一个月有三个带“辛”的日子，第一个叫“上辛”，最后一个叫“季辛”或“下辛”。王充《论衡·明雩》：“《春秋》鲁大雩，旱求雨之祭也。”雩是求雨的祭祀活动，规定在“辛”日、多半在“上辛”日举行。秋七月，上辛举行了雩祭，季辛又举行雩祭，为什么？实际上鲁昭公想用雩祭的办法把民众集中起来，然后把季氏杀了。季氏平时得民心，昭公不得民心，昭公想杀季氏，却被季氏打败，逃亡到齐国去。孔子知道鲁昭公不对，又不好指责国君，为尊者讳，只说“又雩”。这就是“微其辞”。 (13) “子赤”三句：写子赤被杀，不忍心记载那个灾祸的日子，是表明对灾祸的极端痛心。子赤，鲁文公之子，被襄仲杀死。《春秋》文公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公羊传》认为：子赤死了，为什么不写日期，是因为被杀。国君被杀，是极为痛心的事，不忍心再写那个日子。这表明孔子对国祸的痛心。那时代对孔子来说是近代史，是所闻世。 (14) “子般”二句：写子般被杀，却写明是在“乙未”那一天，对于久远的时代，感情已经淡漠了。子般，鲁庄公之子，被庆父杀死。《春秋》庄公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同样记载国君的死，为什么这里注明“乙未”（二日。《左传》作“己未”）日？因为年代久远，没有那种感情了。 (15) 屈伸之志：指孔子的感情变化。 (16) “吾以”二句：吾以其，或补“知”，作“吾以知其”，或改“见”，作“吾见其”，或不改，也通。“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前一“近”等为动词，后者为名词，指与自己有这种关系的对象。近与远，指离自己生活时代的远近，从血缘关系讲，就是亲疏的区别。 (17) “贵贵”二句：文法同上。 (18) 有：又。是对上述的推论。 (19) “百物皆有合偶”数句：这是对上述思想的理论概括。合、偶、仇（qiú）、匹，意思相同，即成对、对立、对偶、对待的意思。百物，即万物，一切事物。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对偶的东西。 (20) 《诗》云：下引诗见《诗经·大雅·假乐》。抑抑，指威仪美观壮丽。秩秩，指政令（德音）十分正常，没有令人反感的法令。无怨无恶，指人民没有怨恨和厌恶。率，都。群匹，符合大家的意愿。群，可以指群臣，也可以指人群、群众。 (21) “百物”到“此之谓也”数句：以孔子写《春秋》根据与自己生活时代的远近而有详略的不同，推论到一切事物都相对应的关系，再举《诗》句证明，政治清明，就是要使政令法制符合大众之心。董仲舒认为这是学习、研究《春秋》的方法。 (22) 然则：这样的话。 (23) 义之大者：就是大义的内容。这里不是指《春秋》有哪些大义，而是说学习《春秋》大义，应该如何学习。 (24) 得一端而博达之：得到一点就要推广、联系。得一端，得到一种思想或者一个观点。博达之，推广到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就是举一反三，意思进一步扩展。 (25) 正法：正确的法则。 (26) 温辞：即蕴辞，也就是微辞。 (27) 塞怨：闭塞怨恨。 (28) 道而不显：用婉辞记述，不采取明显的说法。 (29) 讳而不隐：对内为亲者讳，所以用文字的差别来表达，不能没有表示。 (30) 内外：指亲疏的区别。 (31) 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这就是使内外有别、贤与不肖有差别，尊卑有等级的意思。差贤不肖，指区别贤与不肖，为贤者讳。等尊卑，指以尊卑为等级，为尊者讳。 (32) 讪（shàn）上：指责上级。讪，诽谤，讥讽。上，上级。 (33) 智不危身：以智慧不让自身处于危险境地，相当于明哲保身。 (34) 畏与义兼：畏惧与道义两方面结合。畏，畏惧顶头上司的权势。义，不诽谤尊贵者。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成为《春秋》笔法的依据。 (35) 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辞：定公、哀公是孔子生活的时代，为了没有“讪上”的义，也为了避免“危身”，孔子写时，就特别隐晦，常用“微辞”。 (36) “以故”三句：《春秋》笔法被采用，对天下有好处，不被采用，也没有“讪上”的罪名，自身安全。这是孔子写《春秋》的原则。 【译文】 《春秋》把鲁国十二个世代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有亲见的，有听说的，有听传说的。亲见的有三世，听说的有四世，听传说的有五世。因此，哀公、定公、昭公是作者所亲见的；襄公、成公、宣公、文公是作者听说的；僖公、闵公、庄公、桓公、隐公是作者听传说的。作者所亲见的六十一年，听说的八十五年，听传说的九十六年。对于所亲见的社会上的事情，用比较隐晦的笔法来记述；对于听说的世事，写到灾祸时特别痛心；对于传说的时代，恩情淡薄了，就按实际情况来写。所以谋伐驱逐季氏，写作“再一次祭祀”，是把鲁昭公的错误掩隐了。写子赤被杀，不忍心记载那个灾祸的日子，是表明对灾祸的极端痛心。写子般被杀，却写明是在“乙未”那一天，对于久远的时代，感情已经淡漠了。作者对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感情，所记述的文字也有相应的详略差别。我根据《春秋》对待近事的亲近、远事的疏远，亲戚的亲切、疏客的疏离，也就知道它对尊贵的尊重、对卑贱的轻贱，对要事的重视、对小事的随便。又知道它对感情厚的热情，对感情薄的轻慢，对好人友好，对坏人厌恶。又知道它以阳对阳，以阴对阴，以白对白，以黑对黑。百物都有相应对偶的东西，用相应的态度分别对待不同事物，这就对了。《诗经》上说：“威仪壮观，政令顺畅，没有怨声反对，都因符合民心。”就是说的这些情况。这样的话，《春秋》的大义，得到一点就要推广、联系；考察其中的是非，可以得到正确的法则；看到隐晦的语言，可以知道深藏的怨恨。因此对于外国的坏事，说了又不显露；对于内部亲人的坏事，不说却有表示。对尊贵的人和贤人也都这样。这就是使内外有别、贤与不肖有差别，尊卑有等级的意思。义士不诽谤上级，智者不使自身危险。因此对久远的国君因为道义而为他讳过，对当世的国君出于明智的考虑而畏惧他。畏惧与道义两方面结合，那么时代越近，说话越要谨慎。这就是用微辞记述定公、哀公过错的原因。根据这个原因，用微词表述意见，如被采用则对天下稳定有贡献，不采用则能保证自身安全，这就是《春秋》的原则。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1)。是故虽有巧手，弗修规矩(2)，不能正方圆；虽有察耳，不吹六律(3)，不能定五音(4)；虽有知心(5)，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则先王之遗道(6)，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7)。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所闻天下无二道(8)，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 【注释】 (1) 奉天而法古：遵奉天命而效法古代。奉天，指奉天命。法古，效法古代圣王的做法。 (2) 弗修规矩：不按照圆规、曲尺。修，或作“循”，按照、根据。规矩，规和矩，校正圆形和方形的两种工具。 (3) 六律：定音调的乐器，即黄钟、太簇（còu）、姑洗、蕤（ruí）宾、夷则、无射（yì）。 (4) 五音：指宫、商、角（jué）、徵（zhǐ）、羽。 (5) 知心：指智慧之心，即聪明。 (6) 遗道：流传下来的治国法则。 (7) 大数：指基本法则。 (8) 所闻天下无二道：听说治理天下只有一个道理。所闻，听说的，不必从老师那里听来的。天下无二道，语出《荀子·解蔽》，意思是治国之道只有一个。道，指治国之道。 【译文】 《春秋》的原则，就是遵奉天命而效法古代。所以，即使有灵巧的双手，不比照圆规、曲尺，也画不出方形或圆形；纵然有聪灵的耳朵，不吹六律，也不能确定五音；纵然很聪明，不阅览先王的言论和行事，也不能治理天下。其实先王流传下来的治国法则，也就是治理天下的规矩和六律。因此，圣人效法天，贤者效法圣人，这是基本法则。遵循基本法则的就能安定天下，不遵循就会导致天下大乱，这就是安定与混乱的分别。听说治理天下只有一个道理，所以，圣人治理办法有不同，而道理却是一致的。古今是相通的，因此以前的贤者把先王的法则传授给后世。 《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1)，讥易常(2)，欲其法先王也(3)。然而介以一言曰(4)：“王者必改制(5)。”自僻者得此以为辞(6)，曰：“古苟可循(7)，先王之道，何莫相因(8)。”世迷是闻(9)，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闻诸侯之君射狸首之乐者(10)，于是自断狸首，县而射之(11)，曰：‘安在于乐也？’此闻其名，而不知其实者也。 【注释】 (1) 善复古：“善”是意动用法，即认为复古是好的。《公羊传》认为《春秋》是“善复古”的，董仲舒继承了这种思想。 (2) 讥易常：反对改革。讥，批评。易，改变。常，常规。 (3) 法先王：学习先王的治国之道。法，效法，学习。先王，指夏、商、周三代的圣王，主要指周文王。 (4) 介以一言：插入一句话。介，介入。 (5) 王者必改制：国王必定要进行制度改革。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它与上文的“善复古，讥易常”从表面上看是不一致的，因此，董仲舒把这种说法称为“介”入的，是不协调的意思。 (6) 自僻者得此以为辞：思想偏激的人就拿这一句话作为借口。自僻者，指思想邪僻的人，此言讲“王者必改制”这句话的人。辞，指理由、借口。 (7) 循：因循、继承的意思。夏、商、周的制度都有所改革，所以说都不是相因循的。 (8) 因：此处亦同“循”。 (9) 世迷是闻：世俗被这种说法所迷惑。世，世俗。迷，被迷惑。闻，说法。 (10) 狸（lí）首：《狸首》是逸诗《曾孙》的乐曲。诸侯国君相见时，奏这个乐曲，开始射箭，见《仪礼·大射》。 (11) 县（xuán）而射之：有人误解了“奏《狸首》以射”这句话，把狸猫的头割下来，挂在那里作为靶子，让人向它射箭。县，同“悬”，悬挂。 【译文】 《春秋》对于人世间的事情，提倡复古，反对改革，主张学习先王的治国之道。但是有一句话与此不一致，说是“王者必定要改变制度”。思想偏激的人就拿这一句话作为借口，说：“古代的制度如果都可以继承，那么先王的治国之道为什么都不一样？”世俗被这种说法所迷惑，从而怀疑正道却相信邪言，太可怕了。对那些人的回答是：“有人听说诸侯国王有射《狸首》的音乐，于是，就割下狸猫的头，悬挂起来，当做靶子，向它射箭。并且说：‘这有什么快乐！’这就是闻其名不知其实的典型例子。 “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1)，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2)，修故业，而无有所改(3)，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4)，事君者仪志(5)，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己(6)，物袭所代(7)，而率与同(8)，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9)，更称号(10)，改正朔(11)，易服色者(12)，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13)，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14)。孔子曰(15)：‘无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尧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与(16)！” 【注释】 (1) 易姓更王：易、更，都是改变的意思。由不同姓的人当王，说明不是继承先前的王位，而是受天命而当上新王，因此要有所改制。 (2) 一因前制：一切都因袭以前的制度。一，一切。因，因袭。 (3) 无有：有的版本没有“有”字。 (4) 承意：指孝子善于继承父亲的意志。 (5) 仪志：即以其志为仪。仪，准则。 (6) 天大显己：上天大显扬自己。己，指新王自己。 (7) 物袭所代：一切都沿袭已被取代的王朝。物，指正朔、服色这类象征物。袭，继承。所代，指被取代的王朝之物。 (8) 率（shuài）：都。 (9) 徙居处：指迁都。 (10) 更称号：改朝代名称。 (11) 改正朔（shuò）：改历法的正朔日子。这里“改正朔”是古代较为复杂的问题。正，正月，岁首。哪一月定为岁首，各代不同。夏建寅，以寅月为岁首，即农历一月。殷建丑，以丑月即农历十二月为岁首。周建子，以子月即十一月为岁首。秦建亥，以亥月即十月为岁首。汉初仍秦制，以冬十月为岁首，后改夏历，以正月为岁首，沿用至今。朔，指历法年开始的时刻。夏以平旦为朔，殷以鸡鸣为朔，周以夜半为朔。这就是“改正朔”的具体内容。汉以后以夏历正月为岁首，以周代的夜半为朔，没有再作改变。 (12) 易服色：变换服饰的颜色。 (13) 文义：指文字训诂。改朝换代，有改变的内容，如正朔、服色等，也有不改变的内容，如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 (14) 无易道之实：治道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 (15) 孔子曰：下引文见《论语·卫灵公》。 (16) 此非不易之效与：这难道不是不作改革的证据吗！不易，不作改革。效，证据。 【译文】 “现在所谓‘新王必改制’，并不是改变治国的道理，改变治国的法则。受了天命，另一姓当了新的王，并不是继承以前的王位而当了王，如果一切都因袭以前的制度，遵循着旧的业绩，没有什么改革，这跟继承先前的王位而当王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新受天命的王，是天命所作的巨大显现。对待父亲要继承父辈意愿，对待君王要以君王的志向为行事的准则，对待天也应该这样。现在，天大显扬自己，什么东西却都沿袭已被取代的王朝，与前代一样，那么与前代没有明显的区别，这不是天的意志。因此，新王要迁移居处（迁都），改变称号，变更正朔（历法），更改服装颜色，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不敢不顺从天的志向，以表明自己的显现。至于说治国的大原则，如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字都应照旧，有什么可以改的？所以，王者有改制的名义，没有改变治理国家的本质。孔子说：‘无为而治的人，大概就是舜吧！’是说他继承尧的治国之道而已，这难道不是不作改革的证据吗！” 问者曰(1)：“物改而天授(2)，显矣，其必更作乐，何也？”曰：“乐异乎是，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缘天下之所新乐(3)，而为之文曲(4)，且以和政，且以兴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乐者，盈于内而动发于外者也，应其治时，制礼作乐以成之。成者，本末质文皆以具矣(5)。是故作乐者，必反天下之所始，乐于己以为本(6)。舜时，民乐其绍尧之业也(7)，故《韶》，韶者，绍也；禹之时，民乐其三圣相继(8)，故《夏》，夏者，大也；汤之时，民乐其救之于患害也，故《頀》，頀者，救也(9)；文王之时，民乐其兴师征伐也，故《武》(10)，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乐之(11)，一也；其所同乐之端(12)，不可一也。作乐之法，必反本之所乐，所乐不同事，乐安得不世异！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汤作《頀》而文王作《武》，四乐殊名，则各顺其民始乐于己也，吾见其效矣。《诗》云(13)：‘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乐之风也(14)。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15)当是时，纣为无道，诸侯大乱，民乐文王之怒，而咏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为乐，谓之《大武》，言民所始乐者，武也云尔。故凡乐者，作之于终，而名之以始，重本之义也。由此观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应天，制礼作乐之异，人心之动也，二者离而复合(16)，所为一也。” 【注释】 (1) 问者曰：是设问的形式。 (2) 物改而天授：物改，指改正朔易服色之类。天授，天命所授予。 (3) 缘：根据。 (4) 文曲：文词，乐曲。 (5) “成者”二句：成功，是说政治和礼乐都已具备了。本末质文，政治是本是质，礼乐是末是文。成功要政治和礼乐都具备，也就是本末质文都具备。 (6) “是故”三句：作乐最初的根据是天下人都快乐。每个人快乐，根本是自己快乐。反，同“返”。 (7) 绍：继承。 (8) 三圣：指尧、舜、禹三个圣人。 (9) 頀（hù）者，救也：夏桀无道，人民苦难，商汤推翻夏桀，是救民脱离苦难。 (10) 《武》：商纣王无道，周文王、武王兴师讨伐，推翻商纣王的统治，人民高兴，所以这时的乐曲叫《武》。《白虎通义·礼乐》引《礼记》文：“黄帝乐曰《咸池》，颛（zhuān）顼（xū）乐曰《六茎》，帝喾（kù）乐曰《五英》，尧乐曰《大章》，舜乐曰《箫韶》，禹乐曰《大夏》，汤乐曰《大濩（hù）》，周乐曰《大武》《象》，周公之乐曰《酌合》、曰《大武》。” (11) 四者：指舜、禹、汤、文王。 (12) 端：事由，原委。 (13) 《诗》云：下引诗见《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之第二章（全诗八章）。崇，国名，其地在今陕西户县东。丰，周邑名，周攻占崇国后，迁都于此，改名为丰。 (14) 风：风教，教化。 (15) “王赫斯怒”二句：出自《诗经·大雅·皇矣》之第五章（全诗八章）。赫，盛怒貌。斯，语气助词。爰，于是。 (16) 二者离而复合：因改正朔，易服色在前，制礼作乐在后，二者虽不同时，但同归于应天顺人，故曰“离而复合”。 【译文】 有人问：“许多事物的改革，天命授予已经显现了，为什么还必定再作音乐呢？”回答是：“音乐跟那些礼制是不一样的。礼制是根据天命进行的改革，音乐则是根据人心来制作的，那个新王所受的天命，必定是人民所共同感到快乐的事。所以开初改制，是用来表明天命的变化；后来作音乐，是表示天命的成功。根据天下人民所快乐的事来制作音乐的词曲，一方面用来谐和政治，一方面用来倡导道德。天下若未完全和谐安宁，王者不妄作音乐。音乐，是涌满于内心而表现出来的，只有顺应政通人和的时代，才能制订礼仪和音乐来表现成功。成功，是说政治和礼乐都已具备了。所以制作音乐，必定要追溯天下人快乐的根源，以使自己快乐为根本。虞舜时期，人民喜欢虞舜继承唐尧的功业，所以乐曲叫《韶》，韶的意思就是‘绍’（继承）；夏禹时期，人民喜欢他们三个圣人先后相继，所以乐曲叫《夏》，夏的意思就是‘大’（伟大）；商汤时期，人民喜欢商汤救民于苦难之中，所以乐曲叫《頀》，頀的意思就是救护；周文王时期，人民喜欢文王兴兵征讨暴君，所以乐曲叫《武》，武的意思就是征伐。这四者是天下人所共同喜欢的，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其中的原因，却是不可能一样的。制作音乐的法则，必定要追溯人民所喜欢的根本大事，人民所喜欢的事不同，音乐又怎能不随时代而变化呢？所以虞舜作《韶》而夏禹作《夏》，商汤作《頀》而周文王作《武》，这四个乐曲名称不同，但各自都顺应了人民对他们的爱戴。我从中看到了音乐的功效。《诗经》说：‘文王接受天命，有了如此武功。既已讨伐崇国，又建京城于丰。’这说的就是音乐的教化。《诗经》又说：‘文王勃然大怒，于是调发他的军队。’在那时，殷纣王无道，诸侯大乱，人民喜欢文王的震怒而歌唱他。周王的德行已经润泽了天下，追本溯源谱制音乐，称它为《大武》，是说人民最初所喜欢的就是用武力除暴。因此，凡是音乐，虽是作于成功之后，但取名却用初始的含义，以表示重视根本。由此来看，历法、服色的改动，顺应天命制订礼乐的差异，都是源于人心的趋向，这两者有先有后但又殊途同归，因为它们的目的是相同的。” [book_title]玉杯第二 【题解】 《玉杯》是董仲舒著书的篇名，《汉书》提到这一篇名，不知此篇名取什么意义。本篇主要通过《春秋》所记载鲁文公、许止、赵盾、公子比等人的事，通过复杂的分析，认为《春秋》特别重视人的心志、办事的动机，这种重视没有明白说出，而是用曲折隐晦的笔法，即“微言”来表达的。本篇提出研究《春秋》的方法论问题。 《春秋》讥文公以丧取(1)。难者曰：“丧之法(2)，不过三年，三年之丧，二十五月。今按经：文公乃四十一月方取(3)，取时无丧，出其法也久矣(4)，何以谓之丧取？”曰：“《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5)。今取必纳币，纳币之月在丧分(6)，故谓之丧取也。且文公秋祫祭(7)，以冬纳币，皆失于太蚤(8)，《春秋》不讥其前(9)，而顾讥其后(10)，必以三年之丧，肌肤之情也(11)，虽从俗而不能终(12)，犹宜未平于心，今全无悼远之志(13)，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讥不出三年于首(14)，而已讥以丧取也。不别先后，贱其无人心也。” 【注释】 (1) 《春秋》讥文公以丧取：《春秋》批评鲁文公在丧期内娶亲。文公，即鲁文公，名兴，鲁僖公之子。取，同“娶”。古代规定守丧三年即二十五个月，在此期间不能进行娱乐活动，更不能娶亲。鲁文公违背了这个规定，《春秋》给予批评。 (2) 丧之法：守丧的法则。《论语·阳货》载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小孩三岁以后才脱离父母的怀抱，因此要守孝三年，是天下共同的守丧期限。 (3) 四十一月方取：鲁僖公于三十三年十二月卒，第二年就是鲁文公元年。鲁文公四年夏五月才去齐国迎亲，离鲁僖公逝世已经四十一个月，超过了规定的二十五个月期限。 (4) 出其法：超出法定的期限。 (5) 志：指办事的动机、志向。 (6) 纳币之月在丧分：纳币，婚娶前男方给女方送的彩礼、聘金。送彩礼表示有娶亲的意图，也是动机。文公二年冬纳币，纳币的月份在守丧的期限内，所以说文公“丧取”。 (7) 祫（xiá）祭：把远近祖先的牌位放在祖庙里一起祭祀，叫祫祭，即合祭。 (8) 失于太蚤：祫祭必须在丧期过后进行，即二十五个月后。文公于二年八月进行祫祭，离僖公卒才二十一个月，还差四个月，因此说“失于太蚤（通“早”）”。 (9) 前：指秋八月进行祫祭，《春秋》没有批评。 (10) 讥其后：指冬纳币。 (11) 肌肤之情：《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肌肤指父母生养之恩情。 (12) 终：即坚持三年丧期。鲁国旧风俗，丧期比较短，没有三年即二十五个月。 (13) 悼远：即慎终追远。 (14) 首：首恶，最坏的事。 【译文】 《春秋》批评鲁文公在丧期内娶亲。有人问：“丧期法定不过三年，三年丧期共二十五个月。现在从经书中看，鲁文公丧后四十一个月才娶亲，娶亲时已经不在丧期内，而且出丧期已经很久了，为什么还说他‘丧娶’呢？”回答说：“《春秋》评论事情，最重视办事的动机。娶亲必须先送聘金，送聘金的时间在丧期之内，所以说他‘丧娶’。而且，鲁文公在秋天举行合祭，冬天送去聘金，都是太早了。《春秋》为什么不批评秋天的合祭，只批评冬天的送聘金呢？一定要坚持三年的丧期，是父母养育的恩情所定的，即使随俗不能坚持到底，还应该从心里有怀念的意思。现在一点悼念的意思都没有，反而想念娶亲的事，这是《春秋》所特别反对的。因此批评不出三年的最坏的事，就是‘丧娶’。不分别先后，只是鄙视没有人情的事。” 缘此以论礼(1)，礼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节具(2)，则君子予之知礼；志和而音雅(3)，则君子予之知乐；志哀而居约(4)，则君子予之知丧。故曰“非虚加之”(5)，重志之谓也。志为质，物为文(6)，文着于质，质不居文(7)，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文质偏行(8)，不得有我尔之名。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虽弗予能礼，尚少善之，“介葛卢来”是也(9)。有文无质，非直不予，乃少恶之，谓“州公寔来”是也(10)。 【注释】 (1) 缘此：根据这个道理，指论事重志。 (2) 志敬而节具：志向端正，再加上节文（即适合的礼节）周全。 (3) 志和而音雅：心志平和，声音优美。 (4) 志哀而居约：内心悲哀，生活简约，没有排场和娱乐。 (5) 非虚加之：指《春秋》讥文公以丧娶。加，加责，给以批评、谴责。见《公羊传》文公二年：“非虚加之，以人心为皆有之。” (6) 文：文饰，形式。相对于本质、内容而言。 (7) 居：安置，容纳。 (8) 偏行：指文饰和本质两方面不全，或只有文饰，或只有本质。 (9) 介葛卢来：载《春秋》僖公二十九年。介，国名。葛卢，介国国君名。这是东夷一个小国，不懂华夏的礼节。缺少“文”，而愿意来礼仪之邦，说明心中有向往礼仪的志向，动机是善的，因此称他的名字。 (10) 州公寔（shì）来：州是国名，公是爵号，是很有社会地位的人物。州公去曹国，经过鲁国，没有去朝拜鲁公，是无礼的表现，因此，《春秋》桓公六年春正月载“寔来”。寔，通“是”，此，这。“寔来”意即这个人来。为什么不说来人的名字呢？这人就是“州公”，鄙视他没有礼貌，才这样称呼他。 【译文】 按照以上的说法来讨论礼，礼的最重要的方面在于志向、动机。志存敬意而又有周到的礼节，那么，君子承认他知道礼；心志平和，声音又优雅，那么君子就承认他知道音乐；心中悲哀，生活又简约，君子也就承认他知道哀丧。因此说“并不是无端加以谴责”这句话，正是说明应该重视志向的说法。心志是本质，事物是形式，形式是依附于本质的，本质若不容纳形式，形式怎么能附在本质上？本质和形式两方面都具备，然后形成礼制。形式或本质只有一个方面，那么，两方面都不能有礼的名称。不能具备两方面而只有一个方面时，宁可有本质而没有形式，虽然也称不上礼，还可以说比较好些，像“介葛卢来”，记载他的名字就是明显的例子。有形式而没有本质，不只不承认有礼，还认为是比较坏的，说州公来，记作“这个人来”，就是个典型例子。 然则《春秋》之序道也(1)，先质而后文，右志而左物(2)，故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3)推而前之(4)，亦宜曰：“朝云朝云，辞令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引而后之，亦宜曰：“丧云丧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5)，明其贵志以反和(6)，见其好诚以灭伪，其有继周之弊(7)，故若此也。 【注释】 (1) 序道：排序的原则。序，排顺序。道，法则。 (2) 右志：重视本质。古代尚右，认为“志”比“物”重要。 (3) “礼云礼云”二句：出自《论语·阳货》。意思是：礼呀礼呀，难道只是玉帛之类的礼器吗？ (4) 推而前之：往前类比推论。五礼之序，吉前凶后，故云推前引后。 (5) 孔子立新王之道：汉代人认为孔子为汉世创立新王的法则。 (6) 贵志以反和：重精神心志，轻物质之利。和，疑为“利”或“物”之误，指物质、物利。 (7) 继周之弊：周朝重文饰，周道衰微，孔子继周弊之后，所以提倡质。 【译文】 那么，《春秋》排序的原则是，先本质而后文饰，重志向而轻物质，所以说：“礼呀礼呀，难道只是玉帛之类的礼器吗？”向前推论，也可以说：“朝拜呀朝拜呀，难道只是那些外交辞令吗？音乐呀音乐呀，难道只是钟鼓这类乐器吗？”向后推论，也应该说：“丧礼呀丧礼呀，难道只是穿上丧服吗？”所以，孔子创新王的法则，表明贵志向而贱物利，好诚实而反对虚伪，这是由于继周代重文饰的弊端之后，才这么提倡的。 《春秋》之法：以人随君(1)，以君随天(2)。曰：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一日不可无君，而犹三年称子者(3)，为君心之未当立也，此非以人随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当，而逾年即位者，与天数俱终始也(4)，此非以君随天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5)。 【注释】 (1) 以人随君：人要服从国君。人，指万民，包括百官和各地方的诸侯王。随，依附，服从。 (2) 天：是虚悬的概念，董仲舒用儒家思想来解释天，天就成了儒学的代名词。 (3) 三年称子：国君死后，儿子继位，居丧三年，不称爵号，只称“子”，说明“子”有孝心，不忍当国君。 (4) “三年”三句：三年不当，为什么逾年就即位呢？这是为了与天数终始相一致。例如鲁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卒，鲁文公继位，第二年就是鲁文公元年。这样，年份连接才能严密，不出现旷年。 (5) “故屈”三句：屈伸之义，相对为言。屈民防止叛乱，巩固大一统政治局面；屈君防止肆行无忌惮，以免权力产生腐败，导致灭亡。两屈伸，董仲舒认为是《春秋》的大义，实是董仲舒天人感应和大一统论两大思想的集中表达，也是他的政治哲学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译文】 《春秋》的原则：人要服从国君，国君要服从天。可以这样说：按照人民的心愿，不能一天没有国君；不能一天没有国君，而国君继位三年都称子，这是由于国君心中悲哀不忍心当父位，这不是人民要服从国君吗？根据孝子之心，三年不当父位，但是，过一年就即位，是为了与天的年数相一致，这不是国君要服从天吗？因此，屈抑民众而伸展国君，屈抑国君而伸展上天，是《春秋》的要义。 《春秋》论十二世之事(1)，人道浃而王道备(2)，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3)，相为左右(4)，以成文采，其居参错(5)，非袭古也(6)。是故论《春秋》者，合而通之(7)，缘而求之(8)，五其比(9)，偶其类(10)，览其绪(11)，屠其赘(12)，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13)。以为不然，今夫天子逾年即位，诸侯于封内三年称子，皆不在经也(14)，而操之与在经无以异，非无其辨也(15)。有所见而经安受其赘也(16)，故能以比贯类(17)，以辨付赘者(18)，大得之矣。 【注释】 (1) 十二世：指鲁国国君十二代：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 (2) 人道浃（jiā）而王道备：人道和王道都很完备。人道，指处世之道。浃，完善，完备。王道，指治国之道。 (3) 二百四十二年：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计242年。 (4) 左右：互助配合。 (5) 参（cēn）错：参差交错。 (6) 非袭古：不是继承古代已有法制，而是创新的。袭，因袭。 (7) 合而通之：是将许多类似的事例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融会贯通，从而得出结论。这是董仲舒提出的研究《春秋》的方法。 (8) 缘而求之：由一个说法，深入探求更深一层的道路，意即深入研究。缘，根据。求，探求。 (9) 五其比：把类似的事例排列在一起，所谓同类项合并。五，通“伍”，队伍。比，类似。 (10) 偶其类：把同类的道理合并起来。偶，合并。类，同类。 (11) 览其绪：观看事情的端绪，掌握经书主要的根本精神。绪，端绪，头绪。 (12) 屠其赘：删除多余的不重要的内容。这是指当时经师繁琐解经的内容。屠，删除。赘，从属的、多余的内容。 (13) 王法：即王道，或指王道指导下产生的具体法则。 (14) 经：指《春秋》。《春秋》没有天子逾年即位，诸侯于封内三年称子这些内容。 (15) “而操”二句：操之，掌握理论，指不在经书中的说法。但是，这是需要根据的，不能将没有根据的说法也附会到经书上去，这是需要辨别的。当时大概已有一些经师把没有根据的说法附会于经书，后来发展为纬书迷信。 (16) 有所见而经安受其赘也：有新的正确创见，经书也乐意接受这种（附会的）发挥。有所见，有正确的创见。经，指经书。安受，乐意接受。赘，附会经书的内容。 (17) 以比贯类：通过并列事例的比较来理解同类的道理。比，并列。贯，贯通。类，同类的道理。 (18) 以辨付赘：通过分辨，确定哪些内容是经书上所没有的。 【译文】 《春秋》论鲁国十二代的事情，把人道和王道都说得很完备了。这些法则分布在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中，互相配合，形成文采，复杂的内容交织在一起，并不是因袭古代的说法。因此，研究《春秋》的人要融会贯通，深入探讨，排列事实，分门别类，把握纲领，排除附会，所以能理解人道并确立法则。如果认为不是这样，那么，现在“天子过一年才即位”，“诸侯在封地内三年只称子，不称爵号”，都没有写在经书里，人们把它当做写在经书里的说法一样看待，并非没有经过考辨。有新的正确创见，经书也乐意接受这种发挥，因此，能够融会贯通，通过考辨有所发挥，就真正领会了《春秋》的基本精神。 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1)，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2)，若形体之可肥臞(3)，而不可得革也(4)。是故虽有至贤，能为君亲含容其恶(5)，不能为君亲令无恶。《书》曰：“厥辟不辟，去厥祇。”(6)事亲亦然，皆忠孝之极也。非至贤安能如是？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耳(7)。 【注释】 (1) 善善恶恶：喜欢善良的，厌恶丑恶的。前“善”、“恶”均为动词，相当于喜欢与厌恶。 (2) 可豫而不可去：（恶的方面）可以预防，但不能除去。豫，预防，防备于未然。去，根除。 (3) 臞（qú）：瘦。 (4) 革：改变。 (5) 含容：包涵，容忍。 (6) “厥辟”二句：伪《古文尚书·太甲上》有“辟不辟，忝厥祖”句，《礼记·坊记》也载：“《书》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厥，其，他的。辟，国君。辟不辟，国君不像国君的样子，没有认真尽自己作为国君的职责。忝，辱没。厥祖，自己的祖先。董仲舒引文“去厥祇”，意思是除去他的毛病。祇（qí），通“疧（qí）”。 (7) “父不父”二句：父亲不像当父亲的那样慈爱子女，子女也不会像做子女的那样孝顺父亲。国君不像国君的样子尊重臣子，臣子也不会忠于国君。父子、君臣在儒家那里是对等的双向关系，双方都有权利和义务。 【译文】 人从天那里获得生命，有喜欢善良、厌恶丑恶的本性，性中善的方面可以培养而不能改变，恶的方面可以预防而不能除去，就像人的形体可以有肥瘦的不同，但不能改变一样。所以即使是最贤智的人，能够为国君或父亲包涵容忍某些恶性，但不能使国君和父亲没有恶性。《尚书》上说：“那个国君不像国君，要除去他的毛病。”侍奉父亲也应该这样，这都是忠孝的最高道德。不是最贤智的人哪能做到这个地步？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也就不像儿子了；国君不像国君，臣子也就不像臣子了。 文公不能服丧(1)，不时奉祭(2)，不以三年，又以丧取，取于大夫(3)，以卑宗庙(4)，乱其群祖，以逆先公(5)。小善无一，而大恶四五(6)，故诸侯弗予盟，命大夫弗为使，是恶恶之征(7)、不臣之效也(8)。出侮于外(9)，入夺于内(10)，无位之君也。孔子曰(11)：“政逮于大夫四世矣。”盖自文公以来之谓也。 【注释】 (1) 文公不能服丧：指鲁文公在丧期中给女方下聘礼，想到娶亲的事。 (2) 不时奉祭：祭祀没有按时进行。僖公丧期未满，文公就把僖公放入祖庙与祖先合祭，即祫祭，早了四个月。 (3) 取于大夫：文公四年，娶齐大夫之女，不是门当户对。按地位，他应娶齐侯之女。 (4) 卑宗庙：娶妻低贱，降低宗庙的名分。 (5) 以逆先公：违背了先祖的通例。逆，颠倒。先公，对诸侯祖先的尊称。僖公是闵公的庶兄，闵公在先，僖公在后。闵公时，僖公还是臣子，有君臣关系。文公把僖公弄到祖庙中，升在闵公之上。董仲舒认为，僖公虽为庶兄，但论任位先后，应排在闵公后面。升僖公于闵公之上，是乱了群祖的顺序，违反先公的通例。 (6) 大恶四五：指不能服丧、不时奉祭、娶于大夫、乱其群祖等。 (7) 恶（wù）恶（è）之征：《春秋》作者厌恶丑恶的表现。 (8) 不臣之效：大夫不肯出使，是臣子不像臣子的样子。 (9) 出侮于外：在外面受到轻视、侮辱，指诸侯不肯与鲁国结盟。 (10) 入夺于内：在国内权力被剥夺，指命大夫出使，大夫不肯听从。 (11) 孔子曰：下引文见《论语·季氏》。宣公死后，季文子驱逐东门氏，自此任正卿，掌握鲁国大权。自季氏掌权到孔子说话时，经历了文子、武子、平子、桓子四代，故称四世。 【译文】 鲁文公不能服丧，祭祀不准时，都没有超过三年丧期，而且丧期中娶妻，娶的又是大夫家的闺女，使宗庙卑贱，又把僖公放在闵公之上，乱了群祖的顺序，违背了先祖的通例。鲁文公没有做一件小善事，却做了四五件大坏事，因此诸侯不愿与他结盟，大夫不肯为他出使，这是《春秋》讨厌丑恶的表现，也证明了君不君就会臣不臣的结论。鲁文公在外受到侮辱，在内失去政权，是没有实权的国君。孔子说：“政权落到大夫手里，已经有四代了。”就是从鲁文公开始算起的。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1)。《诗》、《书》序其志(2)，《礼》、《乐》纯其美(3)，《易》、《春秋》明其知(4)。六学皆大(5)，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6)；《礼》制节，故长于文(7)；《乐》咏德，故长于风(8)；《书》著功，故长于事(9)；《易》本天地(10)，故长于数(11)；《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12)。能兼得其所长，而不能遍举其详也。故人主大节则知闇(13)，大博则业厌(14)，二者异失同贬(15)，其伤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为师者，既美其道(16)，有慎其行(17)，齐时早晚(18)，任多少(19)，适疾徐(20)，造而勿趋(21)，稽而勿苦(22)，省其所为(23)，而成其所湛(24)，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25)，吾取之(26)。 【注释】 (1) 简六艺以赡养之：选择“六艺”来培养人的德性。简，选择。六艺，即下文所言《诗》、《书》、《礼》、《乐》、《易》、《春秋》。赡养之，指涵养当政者个人的德性。赡，通“澹”。 (2) 《诗》、《书》序其志：《诗经》和《尚书》能够叙述心志。序，通“叙”，叙述，抒发。志，志向，情绪。 (3) 《礼》、《乐》纯其美：《礼经》和《乐经》能够净化心灵，陶冶情操。纯，净化。美，审美情趣。 (4) 《易》、《春秋》明其知：《易》讲万物的变化规律，《春秋》讲社会人事的是非原则，二者使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正确的认识，使人明白道理。 (5) 六学皆大：六艺的学问都很重要。六学，即六艺之学。大，重要，大法。 (6) 质：朴素的本质，没有伪装修饰的心理，是真实的思想。 (7) 文：文饰，形式。《礼》的种种规定都是为了节制欲望，所以有许多文饰的形式。礼是以统一的形式抑制个人不同的欲望。 (8) 长于风：《乐》是咏颂功德的，从而影响社会风气。音乐有感化性情的作用，所以“长于风”。 (9) 长于事：《书》记载历代帝王的功绩，所以保存了古代许多重大史事。 (10) 天地：自然界整体的代称。 (11) 长于数：《易》是关于天地阴阳的变化和事物相互关系的典籍，其卦与卦之间、爻之位次及奇偶变化，都常用数表示。 (12) 长于治人：《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记改编的，通过特殊的写法寓以褒贬、确定是非，因此此书成为指导政治活动的政治法典，故称“长于治人”。 (13) 人主大节则知闇（àn）：国君兴趣太少就孤陋寡闻。人主，国君。大，即“太”。节，节制。知闇，知识太少。闇，同“暗”。 (14) 大博则业厌：爱好太广泛就可能荒废政务。博，广博，爱好广泛。业，事业，职业。厌，抛弃，厌恶。 (15) 二者异失同贬：两个极端错误不同，受到同样的批评。二者，指“大节”和“大博”。异失，不同的错误。同贬，一样受到批评。 (16) 道：指六艺之学。 (17) 有：通“又”。 (18) 齐时早晚：在时间上能调剂早晚，即确定最适当的时刻，不早不晚。齐，通“剂”，即调剂。 (19) 任：胜任，担任。 (20) 适疾徐：快慢的速度适中。 (21) 造而勿趋：不断前进，能够达到目的地就可以了，不必急速跑步。造，到达。趋，急速，跑步。 (22) 稽而勿苦：需要休息整顿，却不能停顿。稽，滞留，休息。苦，停顿。 (23) 省其所为：少花力气。省，约省，少。为，做，功夫。 (24) 成其所湛：所成就的结果很丰富。成，成就。湛，丰富，深厚。 (25) 圣化：即指董仲舒所讲教师的最理想化的教化过程。 (26) 吾取之：是说董仲舒自己赞赏这种教学方法。 【译文】 君子知道当权者不能以恶服人，因此就选择“六艺”来培养人的德性。《诗经》和《尚书》能够叙述心志，《礼经》和《乐经》能够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周易》和《春秋》能够使人增长知识、知书达理。六艺的学问都很重要，又各有特长。《诗经》讲的是志向，所以它的特点是纯朴的素质；《礼经》是节制欲望的，所以它的特点在于文饰；《乐经》是歌颂功德的，所以它的特点在于创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尚书》记载历代功绩，所以它的特点在于记叙了古代的许多史事；《周易》依据自然界概括出变化的规律，所以它的特点在术数；《春秋》确定是非，所以它的特点在于政治。能够了解各书的特长，但不能一一列举各经的详细内容。因此国君兴趣太少就孤陋寡闻，爱好太泛就可能荒废政务，两个极端错误不同，受到同样的批评，二者必定会导致败亡，不可不细心考察。所以善于做教师的人，既能赞美六艺的道理，又能够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教学方法上，能适时教学，教多少，讲快慢，都有讲究，能达到目的就不必太快，安排休息又不能停顿，花的功夫少而收获又能达到最大，因此不用太劳累却能获得巨大的成功。这就叫“圣化”，我赞成这种教学方法。 《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1)。《春秋》修本末之义(2)，达变故之应(3)，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4)。是故君弑贼讨(5)，则善而书其诛(6)；若莫之讨，则君不书葬而贼不复见矣(7)。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贼不复见，以其宜灭绝也。今赵盾弑君(8)，四年之后，别牍复见(9)，非《春秋》之常辞也。古今之学者异而问之曰(10)：“是弑君，何以复见？”犹曰：“贼未讨，何以书葬？”(11)何以书葬者，不宜书葬也而书葬；何以复见者，亦不宜复见也而复见(12)。二者同贯(13)，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复见，直以起问而辨不亲弑(14)，非不当诛也(15)。则亦不得不谓悼公之书葬，直以起问而辨不成弑(16)，非不当罪也。若是，则《春秋》之说乱矣，岂可法哉？故贯比而论(17)，是非虽难悉得，其义一也。今诛盾有传，弗诛无传。以比言之，法论也(18)；无比而处之，诬辞也。今视其比，皆不当死，何以诛之？《春秋》起问数百，应问数千，同留经中。援比类(19)，以发其端(20)，卒无妄言，而得应于传者。今使外贼不可诛(21)，故皆复见，而问曰：“此复见何也？言莫妄于是，何以得应乎？”故吾以其得应，知其问之不妄，以其问之不妄，知盾之狱不可不察也(22)。夫名为弑父而实免罪者(23)，已有之矣。亦有名为弑君而罪不诛者。逆而罪之(24)，不若徐而味之(25)。且吾语盾有本(26)，《诗》云(27)：“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无邻(28)，察视其外(29)，可以见其内也(30)。今按盾事而观其心，愿而不刑(31)，合而信之，非篡弑之邻也。按盾辞号乎天(32)，苟内不诚，安能如是。故训其终始(33)，无弑之志，挂恶谋者(34)，过在不遂去(35)，罪在不讨贼而已(36)。臣之宜为君讨贼也，犹子之宜为父尝药也。子不尝药，故加之弑父(37)；臣不讨贼，故加之弑君，其义一也。所以示天下废臣子之节，其恶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讨贼，为弑君也，与止之不尝药为弑父，无以异。盾不宜诛，以此参之。 【注释】 (1) 《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春秋》喜欢使用微言与它重视志向相联系。微，隐蔽含蓄而有所寓托的记事方式。贵志，重视思想动机、志向。这一句话把“好微”和“贵志”相联系，可以说明，董仲舒认为《春秋》从笔法上说是“好微”的，从思想实质上说是“贵志”的，就是用隐晦的笔法来表达重视思想动机的态度。 (2) 修：有撰写著述之义，如修书。在这里，“修本末之义”有著述关于本末关系的道理的意思。先后、轻重、贵贱、农商、物志等都有本末关系。 (3) 变故：意外发生的事故或灾祸。 (4) 遂人道之极：达到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遂，成就。人道之极，指人生最崇高的精神境界。儒家以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为最高境界。 (5) 君弑贼讨：君被杀死，臣子应该去讨伐贼盗。这是义。 (6) 善而书其诛：《春秋》隐公四年二月“卫州吁（xū）弑其君完”，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pú）”。州吁弑了卫国国君，卫国人杀了州吁。为什么写“人”，表明人人都可以杀他，说明杀弑君的贼是善的行为。但是这里也表示是国人去讨贼，而当官的却没有去讨贼，犯了该诛的罪行。 (7) 不书葬：国君被弑，若臣子未去讨贼，《春秋》就不写安葬的事，也不写弑君者的名字。 (8) 赵盾：晋国正卿。公元前607年，赵盾族弟赵穿攻杀晋灵公，史官董狐认为赵盾负有责任，乃直书“赵盾弑其君”。 (9) 别牍（dú）：别的书简，指另外记载。赵盾弑君发生在宣公二年，而宣公六年又另出现记载，所以说“别牍复见”。 (10) 古今之学者：指通古达今的学者。 (11) “贼未讨”二句：《春秋》昭公十九年载：“冬，葬许悼公。”许悼公是饮了世子止的药而死的，属于被弑杀。按《春秋》之义，君弑贼不讨，不得书葬。此处书葬，表明世子止并未弑君，但亦难逃“过失杀人”之罪。 (12) 不宜复见也而复见：亲手弑杀晋灵公的是赵穿，赵盾只是作为臣子，没有讨贼，因此与弑君同罪。只在文字上或名义上谴责赵盾，所以赵盾可以再出现。而赵穿是弑君者，就没有再出现。 (13) 二者：指许世子弑其君与赵盾弑其君。 (14) 直以起问而辨不亲弑：只是由于发问而辨清他不是亲自弑君的。直以，只是由于。起问，发问。 (15) 诛：谴责。 (16) 不成弑：弑君不成立。 (17) 贯比而论：联系比较同类的事情，加以推论。贯，贯通。比，同类事联系比较。 (18) 法论：以法为根据来论定。法，法律。 (19) (fān）援：演绎引述。 (20) 以发其端：提出论题。发，引发。端，端绪。 (21) 外贼：弑君者逃到国外去，称为外贼。 (22) 狱：案件。 (23) 名为弑父：名义上称许世子“弑父”，而实际上又免了他的罪行。 (24) 逆而罪之：以叛逆来给他定罪。 (25) 徐而味之：慢慢体味其中的道理。 (26) 语盾有本：讲赵盾的事是有根据的。 (27) 《诗》云：下引诗见《诗经·小雅·巧言》。忖度，思考，猜测。 (28) 物莫无邻：事物都有相同类的。 (29) 外：指事物的外在形式，也指《春秋》微言。 (30) 内：指事物的内容和实质，也指《春秋》的大义。 (31) 愿而不刑：究其本心而不予刑罚。愿，同“原”。刑，刑罚。 (32) 辞号乎天：赵盾听说晋史写他弑君，他大声呼：“天乎无辜！吾不弑君，谁谓吾弑君者乎？”（《公羊传》宣公六年） (33) 训其终始：考察事件的前前后后。训，顺。 (34) 挂恶谋者：跟弑君有某种牵连。挂，挂牵，牵连。恶谋，指弑君。 (35) 不遂去：指赵盾“亡不越境”，逃亡没有逃到国外去。越境就不再追究。 (36) 不讨贼：赵盾逃亡，不久又返回，回来又不声讨弑君者，因此有罪，与弑君者似有某种牵连。《左传》宣公二年说赵盾“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与上说正相印证。 (37) “子不”二句：儿子不尝药，所以给他加上弑父的罪名。加，加责，给予谴责。《礼记·曲礼下》记载：“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许世子止给许悼公进药时没有先尝，致使许悼公饮药而死。《公羊传》认为许世子止没有尽孝道，谴责他“弑父”。 【译文】 《春秋》喜欢使用微言与它重视志向相联系。《春秋》明确本末的道理，通达应付意外变故的对策，理解生死的意义，达到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因此国君被弑而讨伐弑者，这是对的，把凶手被诛也写上了；如果没有人讨伐凶手，那么国君死了不写安葬，弑君的凶手的名字也不再出现。不写安葬，说明没有忠君的臣子；不再出现凶手的名字，以为他应该灭绝。现在赵盾弑君，四年以后，在别处再现赵盾的名字，这不是《春秋》通常的说法。博古通今的学者感到奇异而问道：“这个弑君者，为什么再现他的名字？”好比说：“没有讨贼，为什么写了安葬？”所谓为什么写安葬，意思是不应该写安葬而写了安葬；为什么重复出现，也是说不应该重复出现而重复出现。两者是一样的道理，不能不相似。赵盾名字的重复出现，只是由于发问而辨清他不是亲自弑君的，不是不应该受谴责的。那么也不得不说书写悼公安葬之事，只是由于发问而辨清许世子止弑君是不成立的，不是不应该承担罪过。如果这样，那么《春秋》的说法就全乱了套，怎么能作为法则呢？因此联系比较同类的事情而加以推论，可知是非问题虽然难以全部弄清，其中主要道理则是一致的。现在传中有谴责赵盾的内容，没有不谴责的说法。根据事实讨论，是有法则依据的论说；没有依据的处治，就是胡说八道。现在看那些事实，他们都不应当有罪，为什么要谴责他们？《春秋》发问几百处，答问的话有数千句，都保存在经书中。反复引用事实进行类比分析，提出论题，从来没有乱说，与传中所说都能相应。现在假如说逃到境外的弑君者不能谴责，所以都可以重复出现他们的名字，那么可以问：“这种情况为什么可以重复出现？没有比这种说法更荒谬的，怎么能跟传中说法相应呢？”因此我根据这种说法能与传中说法相应，知道这些发问并不荒谬，根据并不荒谬的发问，知道赵盾的弑君案不能不细心考察。名义上定为“弑君”而实际上又赦免了他的罪行，这是已有的事实。也有名义上为“弑君”而又不谴责他叛逆罪行的。以叛逆给他定罪，不如让他慢慢体味其中的道理。而且我讲赵盾是有事实根据的，《诗经》上说：“别人的想法，我要猜测它。”这就是说事物没有与什么都不相类似的，考察外在的形式，可以看到内在的实质。现在按照赵盾的事情来研究他的内心，究其本心而不予刑罚，综合起来可以相信，他不是篡弑的那一类人。按照赵盾曾向天呼号，如果内心不诚，哪能这样。因此考察事件的前前后后，赵盾没有弑君的想法，只是跟弑君有某种牵连，他的过失在于没有跑到境外去，回来又没有去讨伐凶手而已。臣子应该为国君报仇去讨伐国贼，也像儿子应该为父亲尝药那样。儿子不尝药，所以给他加上弑父的罪名；臣子不讨贼，所以给他加上弑君的罪名，道理是一致的。以此向天下人表示废除臣子的忠孝气节，罪恶是如此之大！因此赵盾不讨贼，就有弑君之罪，与许止不尝药就等于弑父，二者没有什么差异。赵盾不应该被谴责，以此作为参照。 问者曰：“夫谓之弑而有不诛(1)，其论难知，非蒙之所能见也(2)。故赦止之罪(3)，以传明之(4)。盾不诛，无传，何也？”曰：“世乱义废，背上不臣(5)，篡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恶之诛(6)，谁言其诛？故晋赵盾、楚公子比皆不诛之文(7)，而弗为传，弗欲明之心也。” 【注释】 (1) 有：通“又”。 (2) 蒙：问者自卑词，说自己无知。 (3) 止：人名，即许世子止。进药给父亲而没有尝，父服药而死，许止有弑父之罪。后又写“葬许悼公”，说明《春秋》赦了许止的罪，因为他的心志没有弑父的意向。 (4) 传：指《公羊传》。《公羊传》昭公十九年：“止进药而药杀，是以君子加弑焉尔。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是君子之听止也。‘葬许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辞也。”《公羊传》有赦止的明确记载。 (5) 背上不臣：背叛君上，不守臣节。 (6) 有明大恶之诛：连上下文，有点费解。卢文弨以为中脱“不宜”二字，此句应为“有明大恶之不宜诛”。“之”为“不”之误，也通。句为“有明大恶不诛”，与下文“皆不诛”正相应。有，通“又”。 (7) 楚公子比：楚共王之子，楚灵王之弟。公元前529年，公子比从晋国回到楚国，其弟弃疾逼他即位，并弑杀了楚灵王，随后又杀了公子比。公子比已立为王，《春秋》还称他为“公子”，表明他不应为王，也是对他弑君的“不诛”。 【译文】 有人问道：“说是弑君而又不给予谴责，这种说法不好理解，大概是我愚蠢所理解不了的。不谴责许止的罪行，《公羊传》上有明确的记载。赵盾不受谴责，传上没有记载，为什么呢？”回答是：“世界动乱、道义废弃，背叛君上、不守臣节，篡位弑君、颠覆政权的很多，而又说明大恶不受谴责，那么谁知道这些罪行应该谴责呢？因此晋国的赵盾、楚国的公子比都有不谴责的文字，而不在传中写下，是不想明白说出的意思。” 问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讨者(1)，非一国也。灵公弑，赵盾不在。不在之与在，恶有薄厚(2)。《春秋》责在而不讨贼者，弗系臣子尔也(3)；责不在而不讨贼者，乃加弑焉，何其责厚恶之薄、薄恶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视人所惑，为立说以大明之(4)。今赵盾贤而不遂于理(5)，皆见其善，莫知其罪(6)，故因其所贤，而加之大恶，系之重责，使人湛思(7)，而自省悟以反道(8)。曰：‘吁！君臣之大义，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恶薄而责之厚也。他国不讨贼者，诸斗筲之民(9)，何足数哉！弗系人数而已(10)，此所由恶厚而责薄也。’《传》曰：‘轻为重，重为轻。’(11)非是之谓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12)，赵盾嫌无臣责，许止嫌无子罪。《春秋》为人不知恶，而恬行不备也(13)，是故重累责之(14)，以矫枉世而直之(15)。矫者不过其正，弗能直，知此而义毕矣。” 【注释】 (1) 重卿：指国家重臣，掌握大权的重要官员。 (2) 恶有薄厚：国君被弑，重臣不讨贼，是恶的。灵公被弑的时候，赵盾在不在场，责任有大小的不同。在场责任大，即恶厚；不在场责任小，即恶薄。 (3) 弗系臣子：不算臣子，指不守臣节的人。 (4) 立说：立一种说法，建一个理论。 (5) 遂：通，顺。 (6) 罪：指“君弑不讨贼”之罪。 (7) 湛思：即深思。 (8) 反道：回到正道上来。 (9) 斗筲（shāo）之民：指小气量的人，没有作为的平庸之人。斗与筲都是小量器。 (10) 弗系人数：不在统计人数之中。 (11) 轻为重，重为轻：罪轻而责重，罪重而责轻。 (12) 公子比嫌可以立：公子比是否可以立，被迫而立，能否说明他弑君自立？嫌，疑虑，怀疑，难以分辨。 (13) 《春秋》为人不知恶，而恬行不备也：《春秋》因为人们不知哪些是恶的，安然施行而没有戒备。恬，安然。备，戒备。 (14) 重累责之：反复地用严厉语气批评这些罪过行为。重，加大，犹如重判。累，多次，再三。 (15) 枉世：世俗的错误观念。 【译文】 问的人说：“有人杀国君，重臣在场而不能讨伐，这种现象不止是一个国家存在。晋灵公被杀时，赵盾不在场。不在场与在场相比，罪恶应该有大小差别。《春秋》责备在场而不能讨贼的臣子，只是不算臣子而已；责备不在场而不讨贼的人，却加上‘弑君’的罪名，为什么对罪过大的责备轻、对罪过小的责备重？”回答是：“《春秋》的原则，针对人所容易迷惑的问题，提出说法使它是非特别明白。现在赵盾贤良而做了不合理的事，大家都看到他好的一面，就不知道他犯的罪行，因此借着大家所赞扬的人物，给加上大的罪过，加以严厉批评，使人深入思考，反省自己以回到正道上来。还有人感叹说：‘呀！君臣的大义，父子的关系，会是这样，就是依据罪过小而责备重。其他国家也有不讨贼的人，都是些平庸的人，不能算数！不统计在正式人数中，也是依据罪过大而责备轻。’《传》中说：‘罪轻而责备重，罪重而责备轻。’不是说的这个道理吗？因此公子比被迫当了国君，能不能说他夺权篡位？赵盾不在场而不讨贼，是否没有臣子的气节？许止没有尝药，能不能说他有不孝的罪名？《春秋》因为怕人们不知道这些罪过，继续安然沿用而不能警戒，所以反复地用严厉语气批评这些罪过行为，以矫正世俗的错误观念而使之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矫枉不过正，不能使它直，知道这个道理就全面了解了《春秋》的大义了。” [book_title]竹林第三 【题解】 篇名何意不详。苏舆注：“篇名未详。司马相如《上林赋》：‘览观《春秋》之林。’《文选》注：‘如淳曰：《春秋》义理繁茂，故比之于林薮也。’似足备一义。”本文主要论述两个问题：第一，关于辩证法的观念。通过“常辞”与“从变而移”的关系，以及有关战争问题的辨析，指出事情不能一概而论，只要掌握了精神实质，就不必拘泥于语言文字；在论述中，表明了反战、爱民的态度。第二，提出了君主的生死荣辱观和行为规范。分析齐顷公的骄纵和改过，阐明孟子“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观点；斥责齐顷公的受辱，说明逄丑父不知权，表达“杀身成仁”的观念；抨击郑襄公、郑悼公父子的过错，揭示君主敬事守信的重要性。 《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1)，而予中国为礼(2)，至邲之战(3)，偏然反之(4)，何也？曰：“《春秋》无通辞(5)，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6)，故移其辞以从其事。夫庄王之舍郑(7)，有可贵之美，晋人不知其善，而欲击之；所救已解，如挑与之战，此无善善之心，而轻救民之意也，是以贱之，而不使得与贤者为礼。秦穆侮蹇叔而大败(8)，郑文轻众而丧师(9)，《春秋》之敬贤重民如是。是故战攻侵伐(10)，虽数百起，必一二书(11)，伤其害所重也。”问者曰：“其书战伐甚谨，其恶战伐无辞，何也？”曰：“会同之事(12)，大者主小；战伐之事，后者主先，苟不恶，何为使起之者居下(13)？是其恶战伐之辞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14)，意在无苦民尔；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故曰：凶年修旧则讥，造邑则讳(15)，是害民之小者，恶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恶之大也。今战伐之于民，其为害几何！考意而观指(16)，则《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好者，设而勿用(17)，仁义以服之也。《诗》云(18)：‘弛其文德，洽此四国。’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断以战伐为之者(19)，此固《春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 【注释】 (1) 夷狄：泛指除华夏族以外的四方各族。古称东方为夷，北方为狄，南方为蛮，西方为戎。 (2) 予中国为礼：给予中原华夏族礼遇。中国，指居于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为礼，指有礼，意即以礼相待。 (3) 邲（bì）：郑地，在今河南郑州东。鲁宣公十二年（前597），楚军与晋军会战于邲，大败晋军，楚庄王因而成为霸主。 (4) 偏然反之：截然相反。邲之战，《春秋》载：“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公羊传》认为：“大夫不敌君，此其称名氏以敌楚子何？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 (5) 通辞：通常使用的固定书写方法。 (6) “今晋”二句：韩愈《原道》：“孔子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苏舆注：“以此见中国夷狄之判，圣人以其行不限以地，明矣。”韩愈、苏舆都明确表达了董仲舒所阐发的《春秋》大义。华夷之辨不局限于地域划分，主要从礼的文明程度来划分。 (7) 庄王之舍郑：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围攻郑国，郑国求和，庄王应允。当时有将军对此胜利后而不要战利品的做法不能理解。楚庄王作了解释：“君子笃于礼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庄王笃礼轻利，重民舍郑，这是仁爱的表现，很可贵。 (8) 秦穆侮蹇（jiǎn）叔而大败：秦穆公羞辱蹇叔而吃了大败仗。秦穆，秦穆公，姓嬴名任好，公元前659年—前621年在位。蹇叔，秦国大夫。公元前627年，蹇叔劝阻秦穆公派兵偷袭郑国，穆公非但不听，反而侮辱蹇叔说：“若尔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尔曷知？”（《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结果秦军大败于殽（xiáo），“匹马只轮无反者”。 (9) 郑文轻众而丧师：郑文公轻视民意而丧失了军队。郑文，郑文公，姓姬名踺（jiàn），公元前671年—前628年在位。《春秋》闵公二年：“郑弃其师。”《公羊传》：“郑弃其师者何？恶其将也。郑伯恶高克，使之将，逐而不纳，弃师之道也。” (10) 侵伐：伐是鸣钟鼓进攻，即正式宣战；侵是没有钟鼓，即不需任何理由的“不宣而战”。二者连用，泛指各式战争。 (11) 一二：犹言一一，所有战争都作详细记载，不遗漏。 (12) 会同：指诸侯的会谈、结成同盟。 (13) 使起之者居下：把挑起战争者放到后面。按《公羊传》义例：战争双方，战争发动者放在后面，表示贬抑。战争被动者、受到侵略的放在前面，表示赞同。这是《春秋》笔法，虽然不说战争是坏事，这样写法就表明反对战争。 (14) 凶年不修旧：《公羊传》认为灾年修建旧房子。这是为了减轻受灾年份人民的负担。 (15) 造邑则讳：修建新城就加以隐讳。《春秋》庄公二十八年：“冬，筑微，大无麦禾。”《公羊传》认为先记修筑微邑（今山东东平南），后记没有麦禾，这是用避讳的形式说在灾年建邑。 (16) 指：旨意，意向。 (17) 设而勿用：设置武力而最好不用。苏舆认为此句“上或有脱字”，并引《汉书·公孙弘传》及《盐铁论·世务》作证，认为脱字是“兵刑”之类。 (18) 《诗》云：下引诗见《诗经·大雅·江汉》（《诗经》“弛”作“矢”）。又《礼记·孔子闲居》引此二句，“洽”作“协”。 (19) 断断：专一。 【译文】 《春秋》的通常措辞，对夷狄部族不给礼遇，只给中原华夏族礼遇，到记载邲之战时，却反过来，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没有固定不变的措辞，随事情的变化而变化。邲之战，晋国的行为如同夷狄一样无礼，楚国的做法却像君子，所以改变了措辞来顺应这件事。楚庄王放弃了对郑国的占领，有可贵的美德，晋国却不懂得他的美善，想攻击楚国；晋国所要救援的郑国已经解围，却要向楚国挑战，这是没有以善待善的心意，而忽略救援民众的本意，所以《春秋》轻视晋国，不让他与贤者一样受到礼遇。秦穆公羞辱蹇叔而吃了大败仗，郑文公轻视民意而丧失了军队，《春秋》就是这样的敬贤重民。因此各类战争，虽然有几百起，必定一一记载下来，以哀伤战争对民众的严重伤害。”提问的人说：“《春秋》记载战争非常详细，里面却没有反战的言辞，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诸侯之间的谈判结盟，强大的排在弱小的之前；攻战侵伐的事情，被迫应战者则列在挑起者之前。如果不反对战争，为什么记载战争时要把挑起者放在后边？这就是表明反战的言辞！而且《春秋》的法则是灾年不修建旧房子，用意就在于不得劳苦人民；劳苦人民尚且要予以反对，更何况是伤害人民呢？伤害人民尚且要表示哀痛，更何况是杀害人民呢？所以说：灾年修建旧房子就给予批评，修筑新城就加以隐讳，这表明害民较轻的，痛恨得较轻；害民严重的，痛恨得就重。现在战争对于人民，危害是多么严重啊！考察其宗旨意向，《春秋》所痛恨的，是不用仁德而用暴力，驱使并残害人民；它所喜欢的，是设置武力最好不用，而用仁义去感化人民。《诗经》说：‘施行他的文德，和协四方诸国。’这是《春秋》所赞扬的。仁德不能够亲睦身边的人，礼乐教化不能够吸引远方的人，而专门用战争来达到目的，这当然是《春秋》所深恶痛绝的，都不是义的行为。” 难者曰：“《春秋》之书战伐也，有恶有善也，恶诈击而善偏战(1)，耻伐丧而荣复仇(2)。奈何以《春秋》为无义战而尽恶之也？”曰：“凡《春秋》之记灾异也，虽亩有数茎，犹谓之无麦苗也(3)；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4)，战攻侵伐，不可胜数，而复仇者有二焉(5)，是何以异于无麦苗之有数茎哉？不足以难之，故谓之无义战也。以无义战为不可，则无麦苗亦不可也；以无麦苗为可，则无义战亦可矣。若《春秋》之于偏战也，善其偏，不善其战，有以效其然也。《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君子奚说善杀其所爱哉(6)？故《春秋》之于偏战也，犹其于诸夏也(7)，引之鲁，则谓之外，引之夷狄，则谓之内；比之诈战，则谓之义，比之不战，则谓之不义。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谓善盟；战不如不战，然而有所谓善战。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辞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达思者，其孰能知之！《诗》云(8)：‘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孔子曰(9)：‘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由是观之，见其指者，不任其辞(10)；不任其辞，然后可与适道矣(11)。” 【注释】 (1) 恶诈击而善偏战：反对偷袭而赞同阵地战。诈击，用诈骗于战争，所谓“兵不厌诈”。偏战，约定时间和地点战争，指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今称阵地战。 (2) 耻伐丧而荣复仇：以侵伐服丧者为耻，以复仇战争为荣。耻伐丧，乘丧期发起攻击是可耻的。《公羊传》襄公二年：“虎牢者何？郑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则曷为不言取之？为中国讳也。曷为为中国讳？讳伐丧也。讳伐丧何？耻伐丧也。乘人之丧而伐之，非仁义之道。”荣复仇，为复仇而战是光荣的。《春秋》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公羊传》：“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襄公以复仇为贤，说明《春秋》以复仇为荣。 (3) 无麦苗：见《春秋》庄公七年。《汉书·食货志上》载：董仲舒说上曰：“《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 (4) 三百年：《春秋》计二百四十二年，三百是举其成数。 (5) 复仇者有二：一指鲁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公羊传》解释说：“大去”即亡国；是齐襄公灭了纪国，因齐襄公的九世祖齐哀公遭纪国先祖的谗言而被烹，故齐襄公为祖先复仇，《春秋》为贤者避讳。另一事指鲁庄公九年鲁国为复仇与齐国战于乾时（今山东桓台），鲁军失败。 (6) 说善：疑“说”字衍。或“说”通“悦”，“说善”即“悦善”，乃同义词。 (7) 诸夏：周代分封的中原各个诸侯国。《春秋》以鲁国为中心，称诸夏为“外”；当以诸夏为中心时，则夷狄即是“外”，所以《公羊传》成公十五年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 (8) 《诗》云：下引诗不见《诗经》，见《论语·子罕》，乃孔子摘引的逸诗。棠棣，亦作唐棣、常棣，是一种果树。华，即花。偏，同翩，随风翻动。而，语助词。一般树木开花都是先合后开，而棠棣开花却是先开后合，违反常规，故说“反而”。室，居住的地方。 (9) 孔子曰：下引文亦见《论语·子罕》。 (10) 任：用，听信。引申指拘泥。 (11) 适道：语出《论语·子罕》。适，往，达到。 【译文】 提问的人说：“《春秋》对所记载的战争，有反对的有赞同的，反对偷袭而赞同阵地战，以侵伐服丧者为耻，以复仇战争为荣。为什么认为《春秋》记载的都是没有正义的战争而一概反对呢？”回答说：“凡是《春秋》记录的灾异，虽然一亩地还有几棵麦苗，仍然称为‘无麦苗’；以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各种战争不可胜数，但复仇的战争只有两次，这与只有几棵麦苗说成‘无麦苗’又有什么差别呢？没有理由说这种说法不对，所以才称为没有正义的战争。如果认为说没有正义的战争是不对的，那么‘无麦苗’也是不对的；认为‘无麦苗’是对的，那么说没有正义的战争也就是对的了。就好像《春秋》对于阵地战，赞同的是它的堂堂正正，不赞同的是它的杀伐，这也可以验明其中的道理。《春秋》珍惜人，而战争杀害人，君子怎能赞同杀害他所珍惜的呢？所以《春秋》对于阵地战的看法，就如同对中原各诸侯国一样，站在鲁国的立场上，称中原各诸侯国是‘外’，相对周边异族，则称中原各诸侯国是‘内’；与偷袭相比，称阵地战是正义的，与不作战相比，则称它是非正义的。所以虽说订盟约不如不订盟约，但其中也有好的盟约；虽说进行战争不如不战，但其中也有相对好的战争。非正义之中有正义，正义之中有不正义。语词所不能表达的意思，都蕴含在要旨中，不是深思熟虑的人，谁能理解它的真意！《诗经》说：‘棠棣的花朵，摇摆着先开后合；难道我不思念你？是你住的太遥远了。’孔子说：‘没去真正思念他，否则还怕什么遥远！’由此来看，领会了《春秋》的精神实质，就不必拘泥它的言辞；不拘泥于它的言辞，这样才能通往正道。” “司马子反为君使，废君命，与敌情，从其所请，与宋平(1)，是内专政而外擅名也(2)。专政则轻君，擅名则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为其有惨怛之恩(3)，不忍饿一国之民，使之相食(4)。推恩者远之为大，为仁者自然为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无计其间(5)，故大之也。”难者曰：“《春秋》之法，卿不忧诸侯(6)，政不在大夫(7)。子反为楚臣而恤宋民，是忧诸侯也；不复其君而与敌平，是政在大夫也。湨梁之盟(8)，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为其夺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夺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间也(9)。且《春秋》之义，臣有恶擅名美(10)，故忠臣不显谏，欲其由君出也。《书》曰(11)：‘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此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复，庄王可见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国之难为不得已也，奈其夺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12)，非相妨也。今诸子所称，皆天下之常，雷同之义也(13)；子反之行，一曲之变(14)，独修之意也(15)。夫目惊而体失其容，心惊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于惊之情者，取其一美，不尽其失(16)。《诗》云(17)：‘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此之谓也。今子反往视宋，闻人相食，大惊而哀之，不意之至于此也，是以心骇目动而违常礼。礼者，庶于仁(18)，文质而成体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着其礼？方救其质，奚恤其文？故曰：‘当仁不让。’(19)此之谓也。《春秋》之辞，有所谓贱者，有贱乎贱者(20)；夫有贱乎贱者，则亦有贵乎贵者矣。今让者，《春秋》之所贵，虽然，见人相食，惊人相爨(21)，救之忘其让，君子之道，有贵于让者也。故说《春秋》者，无以平定之常义，疑变故之大，则义几可谕矣。” 【注释】 (1) “司马子反为君使”五句：《春秋》宣公十五年载：楚庄王围宋，军有七日之粮；宋国困厄，宋将华元夜见楚将子反，子反以楚军实情相告，订盟退军。司马子反，楚臣，名侧。平，国与国停战讲和。 (2) 擅名：为自己争取好名声。 (3) 惨怛（dá）：忧伤，悲痛。 (4) 使之相食：宋国被楚军包围，饥饿难忍，以至于易子而食、析骸而炊。 (5) 无计其间：不计较宋与楚的差别。间，间隔、差异。 (6) 卿不忧诸侯：《公羊传》襄公三十年：“此大事也，曷为使微者？卿也。卿则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卿不得忧诸侯也。”何休注：“明大夫之义得忧内，不得忧外，所以抑臣道也。” (7) 政不在大夫：《论语·季氏》载孔子说：“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 (8) 湨（jú）梁：湨水上的堤坝。湨水源出河南济源西，东流经孟县入黄河。梁，堤坝。疏：“然则以土石为堤，障绝水者名梁，虽所在多有，而无大于湨水之旁者。”湨梁当在今济源西。鲁襄公十六年（前557），鲁、晋、宋等国的大夫曾在此会盟。 (9) 间：差别。如《淮南子·俶真训》：“则美丑有间矣。”本文表示上下文不一致，前后有矛盾之处。 (10) 臣有恶擅名美：反对臣下夺占君主的美名。擅名美，就是抢君主的声誉。卢文弨校云：“《大典》本作‘臣有恶，君名美’。疑当作‘恶臣擅君名美’。” (11) 《书》曰：下引文见《尚书·君陈》，与《礼记·坊记》引同。猷（yóu）：同“谋”，计划，谋划。 (12) 各止其科：谓常与变各有适用的范围。科，分科别类的科。 (13) 雷同：随声附和，一致看法。 (14) 一曲：即一隅、一偏。《荀子·解蔽》：“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 (15) 独修：自修，谓独出新意。 (16) 不尽其失：不将他的错误全部摆出来，与“毋求备于一人”的意思接近。尽，竭也，悉也。《国语·周语》云“惟善人能受尽言”，一般人不能接受尽言，好尽言易招怨。 (17) 《诗》云：下引诗见《诗经·邶（bèi）风·谷风》。葑（fēnɡ），植物名，即芜菁。菲，萝卜一类的菜。二者的叶与根皆可食，但其根（即“下体”）有时略带苦味，勿因其苦而弃之。此处引此诗，谓勿以小过弃大善。《潜夫论·论荣》：“昔日周公不求备于一人……《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故苟有大美可尚于世，则虽细行小瑕曷足以为累乎？”郑注《坊记》云：“言人之交，当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备于一人。” (18) 庶：通“摭”，采集，聚合。 (19) 当仁不让：语出《论语·卫灵公》：“当仁不让于师。”此处指遇到应做的事即主动去做，不犹豫推诿。 (20) 贱乎贱者：《春秋》哀公四年：“盗杀蔡侯申。”《公羊传》以弑君之例，贱者称人，这里不称人而称盗，足见弑者是贱人中的贱人。 (21) 爨（cuàn）：齐地方言，即“炊”，烧火煮饭。 【译文】 “司马子反为他的国君出使到宋国，废弃了国君的命令，把实情告诉给敌国，答应了对方的请求，与宋国媾和，这是在国内专权而在国外擅取名声。专权就是轻慢国君，擅取名声就是不臣服的行为，但《春秋》却赞赏他，是什么缘由呢？”回答说：“因为他有恻隐之心，不忍心使一国的民众饿到人吃人的地步。推广恩德的人爱及邻国，这是高尚的；奉行仁爱的人发自内心，这是美善的。现在子反从个人的内心出发，同情宋国的百姓，不计较宋与楚的差别，所以《春秋》赞扬他。”提问的人说：“《春秋》的法则，卿士不应忧虑别国的诸侯，政事不决定于大夫。子反是楚臣却怜悯宋国百姓，这是忧虑别国诸侯；不禀告他的君主而与敌人媾和，这是政事决定于大夫。湨梁订盟的时候，盟约决定在大夫手中，《春秋》对此加以讥讽，因为大夫占了君主的尊贵地位；媾和的事决定于大夫，也是占了君主的尊贵地位，但《春秋》却予以赞扬，这是有矛盾的。而且《春秋》的义例，是反对臣下夺占君主的美名，所以忠臣不公开进谏，为的是让主意出自君主。《尚书》说：‘你有好的谋略，要入朝告诉你的君主，你在外边应合，说：这个谋略，体现了我们君主的美德。’这是做人臣的法则；古代贤良的大夫，他们都像这样侍奉君主。现在子反离君主很近却不去禀报，可以见到楚庄王却不告知，都以为他是为了解救两国的危难才不得不这么做，可是怎样解释他夺占君主的美名呢？这是令人迷惑的。”回答说：“《春秋》的原则，原本就有恒定性和变通性，变通用在变通性的场合，恒定用在恒定性的场合，各停留在自己的范围，不相妨碍。现在人们所说的，都是天下的恒定性，是随声附和的言论；子反的做法，是局部的变通，有独创的意向。触目受惊而全身失态，心中受惊而忘记要做的事，这是人之常情；通晓心灵受惊动的情理，应取其一方面的优点，不能全盘否定。《诗经》说：‘采芜菁采萝卜，不因根苦便丢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现在子反到宋国一看，听说饿得人吃人，大惊而哀怜他们，想不到宋国危难到这种地步，所以触目惊心而违背了正常的礼节。礼节，是聚合仁德，形式和实质内容共同构成其体系。假如让宋国饿得人吃人，就完全失去了仁德，哪能体现礼节呢？眼下解救的是实质性的困难，哪里还顾得上形式？所以说‘在仁德面前不要谦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春秋》的说法，有所谓的贱人，有贱人中的贱人；既然有贱人中的贱人，那么也就有贵人中的贵人了。现在谦让固然是《春秋》所看重的，但是看到人们易子而食的惨状，震惊于人们用人骨头烧饭，救助他们而忘了谦让，君子的原则有比谦让更可贵的。所以解说《春秋》的人，不用普通的常规，去怀疑变通的大法，差不多就能明白要义了。” 《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1)，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为大，弗察弗见，而况微眇者乎？故按《春秋》而適往事(2)，穷其端而视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3)。齐顷公亲齐桓公之孙(4)，国固广大，而地势便利矣，又得霸主之余尊，而志加于诸侯(5)。以此之故，难使会同，而易使骄奢。即位九年，未尝肯一与会同之事(6)，有怒鲁、卫之志，而不从诸侯于清丘、断道(7)。春往伐鲁，入其北郊，顾返伐卫，败之新筑(8)。当是时也，方乘胜而志广，大国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9)。晋、鲁俱怒，内悉其众，外得党与卫、曹，四国相辅，大困之鞍(10)，获齐顷公，斮逄丑父(11)。深本顷公之所以大辱身(12)，几亡国，为天下笑，其端乃从慑鲁胜卫起。伐鲁，鲁不敢出；击卫，大败之：因得气而无敌国以兴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之后，顷公恐惧，不听声乐，不饮酒食肉，内爱百姓，问疾吊丧，外敬诸侯，从会与盟，卒终其身，家国安宁。是福之本生于忧，而祸起于喜也。呜呼！物之所由然，其于人切近，可不省邪？ 【注释】 (1) 传：说，解说。 (2) 適（zhé）往事：精通历史。適，通。 (3) “穷其”四句：苏舆注：“《春秋》非一世之书也，所以绝乱萌于未然，示变事之所起，使人防患而复道，鉴往以惩来，故本书十指以‘见事变之所至’为一指。《二端》篇云：‘览求微细于无端之处，诚知小之将为大也，微之将为著也，吉凶未形，圣人所独立也。’此皆《春秋》之志也。夫患至而防，常苦不及，当其微眇，又复难察，大易忧盛，而《春秋》戒有喜，君子可知所从事矣。” (4) 齐顷公：姓姜，名无野，是齐桓公之子齐惠公的儿子，公元前598年—前582年在位。 (5) 志加于诸侯：苏舆注：“桓公以后，篡弑相寻，霸业替矣。顷公骄奢，自以为席余尊耳。” (6) 即位九年，未尝肯一与会同之事：董天工笺注：“鲁宣公十一年，顷公即位，十七年，晋使郤克征会于齐，弗与，使四大夫往会，致诸侯之怒。至鲁成公二年，伐鲁北鄙，正九年无与会同。” (7) 不从诸侯于清丘、断道：不随同诸侯在清丘、断道会盟。清丘，卫地，在今河南濮阳东南七十里。鲁宣公十二年（前597），晋、宋、卫、曹在此会盟，齐国未参加。断道，晋地。《春秋》宣公十七年：“己未，公会晋侯、卫侯、曹伯、邾娄子，同盟于断道。”鲁宣公十七年，鲁、晋、卫、曹、邾等国诸侯在此会盟，齐顷公未参加。《左传》：“十七年春，晋侯使郤克征会于齐。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郤子登，妇人笑于房。献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报，无能涉河！’” (8) “春往”四句：《春秋》成公二年：“春，齐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卫孙良夫帅师，及齐师战于新筑，卫师败绩。”新筑，卫国地名，在今河北魏县南。 (9) “当是”四句：《公羊传》成公二年：“晋郤克与臧孙许同时而聘于齐，萧同侄子者，齐君之母也。踊于棓而窥客，则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与踦闾而语，移日然后相去。齐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大国”就是晋与鲁，“使者”就是郤克与臧孙许。 (10) 鞍：齐地。在今山东济南东北。 (11) “获齐顷公”二句：《公羊传》成公二年：“逄丑父者，顷公之车右也。面目与顷公相似，衣服与顷公相似，代顷公当左，使顷公取饮。顷公操饮而至，曰：‘革取清者！’顷公用是佚而不反。逄丑父曰：‘吾赖社稷之神灵，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军者，其法奈何？’曰：‘法斮。’于是斮逄丑父。”斮（zhuó），斩。逄（pánɡ）丑父，齐顷公的卫士。鞍之战，齐军败，他假扮成齐顷公，解救了顷公而自己被俘杀（《左传》说郤克释放了逄丑父）。 (12) 深本：深入探究根本。或曰：深为探之误。探本，探讨本原。本，原。 【译文】 《春秋》记录天下的得失成败，并能显示其中的原因，它很隐晦而又很明确，没有解说却又很清楚，不能不仔细观察。泰山够大的了，不去观察就看不见，更何况是微渺的事呢？所以根据《春秋》去全面了解历史往事，追溯它的初始而观看它的结局，得志的君子和有喜事的人，是不能不谨慎的。齐顷公是齐桓公的亲孙子，国家本来就大，而且地势有利，又有齐桓公称霸后的余威，因而妄图凌驾于诸侯之上。由于这个原因，难以使他参加诸侯国的会盟，而容易使他骄傲奢侈。即位九年，从未参加过一次诸侯的会盟，却有惹怒鲁国、卫国的念头，因而不随同诸侯在清丘、断道会盟。春天去讨伐鲁国，攻入鲁国的北郊，回头又进攻卫国，在新筑打败卫军。在那个时候，他正乘胜而得意洋洋，大国来访问，他竟十分傲慢而不尊敬大国的使者。晋国、鲁国都被激怒了，对内尽数征发军队，对外联络曹国、卫国，四个国家联合起来，在鞍地大败齐军，活捉了齐顷公，斩杀了逄丑父。深究齐顷公之所以身遭大辱，几乎亡国，被天下人耻笑，其原因是从威胁鲁国、战胜卫国开始的。攻打鲁国，鲁国不敢出战；侵略卫国，大败卫国：于是趾高气扬而心中没有敌国以引起忧患意识。所以说：得志有喜事，是不能不戒惧的。这就是证明。从鞍之战以后，齐顷公恐惧不安，不听音乐，不饮酒吃肉，对内爱护百姓，慰问病人，祭奠死者；对外尊敬诸侯，参加会盟，一直到他临终，国家安宁。这说明福气的本源产生于忧患，而灾祸起始于骄纵。唉！事情都是这样的，它对于人来说更是如此，能不醒悟吗？ “逄丑父杀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谓知权？丑父欺晋，祭仲许宋(1)，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为，难于祭仲，祭仲见贤，而丑父犹见非，何也？”曰：“是非难别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2)，君子之所甚贵；获虏逃遁者(3)，君子之所甚贱。祭仲措其君于人所甚贵，以生其君，故《春秋》以为知权而贤之；丑父措其君于人所甚贱，以生其君，《春秋》以为不知权而简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荣之，与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为也，前枉而后义者，谓之中权，虽不能成，《春秋》善之，鲁隐公(4)、郑祭仲是也；前正而后有枉者，谓之邪道，虽能成之，《春秋》不爱，齐顷公、逄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无乐，故贤人不为也，而众人疑焉，《春秋》以为人之不知义而疑也，故示之以义，曰：‘国灭，君死之，正也。’(5)正也者，正于天之为人性命也。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6)，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顺人理(7)，以至尊为不可以加于至辱大羞，故获者绝之；以至辱为亦不可以加于至尊大位，故虽失位，弗君也。已反国，复在位矣，而《春秋》犹有不君之辞(8)，况其溷然方获而虏邪(9)！其于义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则丑父何权矣！故欺三军，为大罪于晋，其免顷公，为辱宗庙于齐，是以虽难，而《春秋》不爱。丑父大义，宜言于顷公曰：‘君慢侮而怒诸侯，是失礼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无耻也；而复重罪，请俱死，无辱宗庙，无羞社稷。’如此，虽陷其身，尚有廉名。当此之时，死贤于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正是之谓也。由法论之，则丑父欺而不中权，忠而不中义，以为不然，复察《春秋》，《春秋》之序辞也(10)，置‘王’于‘春’、‘正’之间，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后可以为王也云尔！今善善恶恶，好荣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听之(11)，则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有廉耻者，不生于大辱，大辱莫甚于去南面之位，而束获为虏也。曾子曰(12)：‘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视死如归。’谓如顷公者也。” 【注释】 (1) 祭（zhài）仲许宋：卢文弨认为“许”是“诈”之误。有“祭仲诈宋”之说。许，是答应，祭仲答应出忽立突，也可以成立。忽，郑庄公太子，姓姬名忽。突，郑庄公之子，忽之弟，名突。《公羊传》桓公十一年：“祭仲者何？郑相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祭仲？以为知权也。其为知权奈何？古者郑国处于留，先郑伯有善于郐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国而迁郑焉，而野留。庄公死已葬，祭仲将往省于留。途出于宋，宋人执之，谓之曰：‘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从其言，则君必死，国必亡；从其言，则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少辽缓之，则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则病，然后有郑国。古人之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 (2) 去位而避兄弟：指姬忽出奔卫，其弟姬突归郑即位。 (3) 获虏逃遁：指齐顷公被俘虏而后逃出来。 (4) 鲁隐公：鲁惠公的庶子。惠公死后，鲁人推隐公摄政当国，隐公欲待其弟姬允（桓公）年长后让位。公元前712年，公子翚（huī）谄媚隐公，欲杀姬允，隐公不许。公子翚惧怕阴谋泄露，转而求姬允。姬允令其杀了隐公。 (5) “国灭”三句：载《公羊传》襄公七年：“曷为不言莱君出奔？国灭，君死之，正也。”齐国灭了莱国，莱共公死，《公羊传》认为国灭君死，是人君的正道。 (6) “天之为人性命”两句：人能行仁义、羞可耻，是天赋予人的性命。 (7) 天施：天所施设，即自然之性、天性。 (8) 不君之辞：《春秋》庄公六年载“卫侯朔入于卫”，僖公二十八年载“卫侯郑归于卫”，哀公八年载“归邾娄子于邾娄”，都是直书诸侯的名字，表示他们虽恢复君位，但仍不算国君。 (9) 溷（hùn）：混浊。 (10) 序辞：指《春秋》开篇隐公元年之开头语：“元年春王正月。” (11) 听：审察，评判。 (12) 曾子曰：下引文见《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 【译文】 “逄丑父丢了自己的生命救活了他的君主，为什么不能称为懂得权变？逄丑父欺骗晋国，祭仲答应宋国，都是违反正道来保存他们的君主，但是逄丑父杀身的行为，难于自辱的祭仲，可是祭仲被赞扬而逄丑父遭到指责，为什么呢？”回答说：“是非难以区别就在这里，这是看起来相似但道理不同，不能不审察清楚。逃离君位而让位于兄弟，是君子很称赞的；被俘虏而逃生，是君子很轻蔑的。祭仲把他的君主置于人们很称赞的位置，从而救活了他的君主，所以《春秋》认为他懂得权变而予以赞扬；逄丑父把他的君主置于人们很轻蔑的位置，从而救活了他的君主，《春秋》认为他不懂得权变而加以谴责。他俩都违反正道而保存了君主，在这点上是相似的；他们一个使君主有荣耀，一个使君主受耻辱，这个道理就不同了。所以凡是人的行为，先违背义而结果是符合义的，称为权变，即使不能成功，《春秋》也加以称赞，鲁隐公、郑国的祭仲就是这样的人；先符合义而结果违背义的，称为邪道，即使能成功，《春秋》也不喜欢，齐顷公、逄丑父就是这类人。遭受奇耻大辱活着，心情不会快乐，所以贤人不这样做，而众人就有怀疑，《春秋》鉴于众人不懂正义而怀疑，所以指明正义，说：‘国家灭亡，君主殉死，这是正义。’正义，在于上天赋予人生命。上天赋予人生命，让人奉行仁义而羞做可耻的事，不像鸟兽那样，只是苟且偷生、只图财利而已。因此《春秋》推求天道而顺应人情，认为至尊的君主是不能遭受奇耻大辱的，所以绝对不能被人俘获；认为奇耻大辱是不能落于至尊大位的，所以即使是失去君位也不再当君主。对返国复位的君主，《春秋》尚且称他们不算君主，更何况齐顷公污秽到被人俘虏呢！按道理来说，那时的齐顷公肯定不是国君了；如果不是国君，那么逄丑父算什么权变呢！他欺骗三军，对晋国犯下大罪，他解救了齐顷公而羞辱了齐国的宗庙，因此杀身救君的行为纵然有难度，但《春秋》并不赞同。逄丑父如果懂得大义，应对顷公说：‘君主侮辱并惹怒了诸侯，这是很严重的失礼；现在遭到奇耻大辱而不能死，是无耻；又增加了罪过，请求我们一起死，不要辱没宗庙，不要羞辱社稷。’这样，即使死了，还有高洁的名声。在那个时候，死比活好，所以君子活着受辱，不如死了荣耀，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按照道理来说，逄丑父是欺诈而不属于权变，忠诚而不属于正义，如果认为不是这样，可以再认真阅读《春秋》，《春秋》开篇第一句话，把‘王’放在‘春’和‘正’之间，不是说对上奉行天性而在下端正做人，这样才能当王嘛！现在赞扬善良、厌恶邪恶，喜欢荣耀，憎恨耻辱，不是人能自发产生这些感情的，是上天赋予在人身上。君子按照这个道理来评判，逄丑父并不是忠臣。上天的意志体现在人身上，是使人有廉耻，有廉耻的人，不在奇耻大辱中求生，奇耻大辱没有比离开君位而被俘虏更严重的了。曾子说：‘耻辱如果可以躲避，避开就是了；如果无法躲避，君子就应该视死如归。’这说的就是像齐顷公那样的人。” “《春秋》曰：‘郑伐许。’(1)奚恶于郑而夷狄之也？”曰：“卫侯遬卒(2)，郑师侵之，是伐丧也。郑与诸侯盟于蜀(3)，以盟而归诸侯，于是伐许，是叛盟也。伐丧无义，叛盟无信，无信无义，故大恶之。”问者曰：“是君死(4)，其子未逾年(5)，有称伯不子(6)，法辞其罪何(7)？”曰：“先王之制，有大丧者，三年不呼其门，顺其志之不在事也。《书》云(8)：‘高宗谅闇，三年不言。’居丧之义也。今纵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逾年即以丧举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9)，故不复得称子，谓之郑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丧叛盟，得罪诸侯，诸侯怒之未解，恶之未已。继其业者，宜务善以覆之，今又重之，无故居丧以伐人。父伐人丧，子以丧伐人；父加不义于人，子施失恩于亲以犯中国，是父负故恶于前，己起大恶于后。诸侯果怒而憎之，率而俱至，谋共击之。郑乃恐惧，去楚而成虫牢之盟是也(10)。楚与中国侠而击之(11)，郑罢疲危亡，终身愁辜(12)。吾本其端，无义而败，由轻心然。孔子曰(13)：‘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知其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郑伯既无子恩，又不熟计，一举兵不当，被患不穷，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称子，去其义也；死不得书葬，见其穷也。曰：有国者视此，行身不放义(14)，兴事不审时，其何如此尔(15)。” 【注释】 (1) 郑伐许：此文载于《春秋》成公三年。 (2) 卫侯遬（sù）：卫穆侯姬遬，在位11年，公元前589年卒。 (3) 蜀：古地名。在今山东泰安西。鲁成公二年（前589），郑襄公与楚、秦、宋等诸侯会盟于此。 (4) 是君：指郑襄公，姓姬名坚，卒于鲁成公四年（前587）。 (5) 其子：指郑襄公之子郑悼公姬费。郑悼公在郑襄公死去的当年冬天就攻打了许国。 (6) 有称伯不子：又（对他）称“伯”而不称“子”。有，同“又”。称伯不子，《春秋》之例，旧君卒，不论已葬未葬，新君初立当年皆称子而逾年才称爵。《春秋》成公四年说“郑伯伐许”，这是在讥讽郑悼公。 (7) 法辞：谴责性的言辞。 (8) 《书》云：下引文源出《今文尚书·无逸》“乃或谅闇，三年不言”，引辞稍有不同。高宗，殷商帝王武丁。谅闇，或作谅阴，《礼记·丧服四制》云：“《书》云：‘高宗谅闇，三年不言。’善之也。”《论语·宪问》云：“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据郑玄注，此词指丧庐，为天子守孝之称。 (9) 施失：废弃，丧失。施，通“弛”，废。 (10) 去楚而成虫牢之盟：（郑悼公）背叛楚国而与中原诸国订立了虫牢之盟。去楚，背叛楚国。虫牢，地名。在今河南封丘北。鲁成公五年（前586），郑悼公与晋、齐、宋等诸侯会盟于此。 (11) 侠：同“夹”，夹击。 (12) 辜：即“苦”。 (13) 孔子曰：下引文见《论语·学而》。道，同“导”，治理。乘（shènɡ），古时一车四马叫做“乘”。 (14) 放：通“仿”，依照、仿效。 (15) 何：刘师培《春秋繁露斠补》云：“‘何’疑‘祸’讹。”苏舆注同。刘、苏之说近是。 【译文】 “《春秋》说：‘郑国攻打许国。’为什么厌恶郑国而把它视为夷狄呢？”回答说：“卫穆侯姬遬死了，郑国军队侵略卫国，这是攻打服丧的国家。郑国与诸侯在蜀订立盟约，缔约之后诸侯归去，郑国却去攻打许国，这是背叛盟约的行为。攻打服丧的国家是不道义的，背叛盟约是不讲信用的，没有信用和道义，因此《春秋》十分厌恶它。”提问的人说：“郑襄公这个国君死后，他的儿子郑悼公即位还没过一年，《春秋》又对他称‘伯’而不称‘子’，这种谴责性的说法表明了郑悼公有什么罪过呢？”回答说：“先王的制度，臣下有大丧的，君主三年不在他家门口叫他，为的是满足他的孝心而不让他任职办公。《尚书》说：‘高宗居庐守丧，三年不开口说话。’这是守丧的规矩。现在虽然不能像高宗那样，怎么能自己的父亲死去还没过一年便带丧举兵开战呢？《春秋》因为郑悼公寡情少恩，而且丧失了为子的孝心，所以不再称他为‘子’，而叫他‘郑伯’，以此来羞辱他。而且他的先君郑襄公攻打服丧的国家、背叛盟约，得罪了诸侯，诸侯对他怒气未消，憎恨不已。继承他的基业的人，应该好好行善来掩盖他的过错，现在却又重新犯错，无缘无故在服丧期间去攻打别国。父亲攻打服丧的国家，儿子服丧却去攻打别国；父亲对别国做了不义的事情，儿子丧失了对父亲的孝心而去进犯中原诸侯，这便是父亲先犯下了旧恶，儿子接着又干起了大坏事。诸侯终于愤怒了而憎恨郑悼公，全都会聚到一起，商议共同攻打他。郑悼公于是害怕起来，背叛了楚国而与中原诸侯订立了虫牢之盟。楚国与中原诸侯夹击郑国，郑悼公疲惫几近亡国，终身愁苦。我推究他的祸端，在于不守道义而失败，由轻率放纵而导致这样的结果。孔子说：‘治理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要认真办理政事而且坚守信用。’知道国君的得失关系重大，所以要严肃认真谨慎。现在‘郑伯’既没有做儿子的孝心，又不深思熟虑，一次用兵不当，遭受无穷的后患，这是咎由自取。所以在世时不称他为‘子’，是为了除去他当国君的名分；死后不记载他的丧葬，是为了显示他的罪过。可以说：治理国家的人如果像他这样，立身行事不遵照正道，做事不审时度势，就会罹患同样的灾祸。” [book_title]玉英第四 【题解】 “玉英”是宝物名，用作篇名。全篇集中讨论“经礼”和“变礼”，“正辞”和“诡辞”的辩证关系，注重挖掘《春秋》的微言大义，既充分肯定《春秋》的直笔、实录和原则性，又以大量避讳性的事例，剖析了《春秋》的曲笔、隐晦和灵活性。 谓一元者(1)，大始也(2)。知元年志者(3)，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轻。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名之正，兴五世，五传之外，美恶乃形，可谓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见(4)。 【注释】 (1) 元：开始。 (2) 大（tài）始：即“太始”，指宇宙最初状态。 (3) 元年：指君王即位的第一年。 (4) “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七句：苏舆认为自“是故”开始至此，与上下文不合，疑是《深察名号》篇中的文字错简在此。 【译文】 所谓“一元”，就是宇宙的初始。知道记载元年的本意，人君重视它，而小人却轻视它。所以治国的开始在于正名，名分端正了，就能兴旺五世，而且在五代之后，善恶才表现出来，这时候才能说得到名分真实情况，这不是子路那种人所能看到的。 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1)，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2)，不能遂其功(3)。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4)，元犹原也(5)，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惟有终始也，而生死必应四时之变(6)。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7)。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8)。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9)，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10)。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也，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11)。其道相与共功持业，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为于此(12)，恶施于人(13)？大其贯承意之理矣(14)。 【注释】 (1) “惟圣人”二句：说详《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解诂。属万物于一，指万物的统一性。属，统属、连属、归属。系之元，与元相联系。《春秋》以“元”统天地万物，首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元为万物之始，春为岁之始，王为治道受命之始，正月为王者所颁政教之始，即位为一国之始。此即公羊家所谓“五始”。五始先后统属，故以即位系于正月之下，以正月系于王，王系于春，春系于元，明《春秋》统属万物于一元。以元作为万物的统一物，万物统一于元，哲学上说，就是元一元论。 (2) 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刘师培云：“‘终’、‘本’对文，‘及’当作‘反’。《三代改制质文篇》曰‘穷则反本’，是其证。”刘说可从。承，顺承。 (3) 遂：成就，完成。 (4) 《春秋》变一谓之元：《春秋》把一变称作元。《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诂：“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 (5) 元犹原：《春秋》将一年记为元年，元就是源头，认为当政者要重视开头。原，本原、源头。 (6) 生死必应四时之变：“死”，旧本皆误作“不”，据惠栋校改。惠栋校注：“‘不’，当作‘死’。”或说“不”字疑衍，当作“生必应四时之变”。苏舆注：“人以生为始为元，犹王之以即位为元。‘不’疑当作‘死’，生应春，死应冬。惠栋《周易述》引亦作‘死’，注云：‘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苏说是。 (7) “故元者”二句：元为万物的本原，人为万物之一，故曰“人之元在焉”。康有为《春秋董氏学》曰：“元为万物之本，人与天同本于元。” (8) “安在乎”二句：董仲舒以“元”在天地之前，正是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之意。 (9) 与：亲附，亲近。 (10) “本天”二句：董仲舒认为，人由天命而生，人的一切自然也就由天和命所决定，而不能够违背天和命两者。 (11) “故春”三句：古代以神道设教，以天子受命于天，故天子的一切政教皆承天地之所为，是为了秉承天意去完成天交给的任务，故曰：“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春正月，这是周代的历制。古代纪月以十二支配十二月，周历以建子之月为一年中的第一个月。这里透显了“宗周”之意。 (12) 奚：为什么。 (13) 恶（wū）：同“乌”，如何、怎样。 (14) 大其贯承意之理矣：苏舆注：“自‘惟圣人’至此，《重政》篇文。钱云：‘……疑错简在彼，当归此篇。’今从之……两存其文。”《春秋繁露》流传甚广，错简脱讹甚多，至今董理尤难。暂从苏说，《玉英》、《重政》，两存其文，以俟后来者析辨。 【译文】 只有圣人能够把万物统一起来，并把它和“元”相联系，最终不返归本原而顺承它，就不能成就其功业。因此《春秋》把“一”变称为“元”，元就好比是本原，它的意义就是跟随天地相终始。人是有终始的，而人的生死必定与春夏秋冬的变化相顺应。所以元是万物的根本，而人的元也在那里。元在哪里呢？是存在于天地万物之前。所以人虽然生于天气并奉行天气，可是却不能亲附天元，秉承上天的运命，而共同违背了它的作为。因此“春正月”的意思，是说人秉承天地的作为，继续上天的作为并完成它。它的道理是说天与人相互保存所共建的功业，那怎么说是天地的本原呢？天地的本原怎么会在这里呢？怎样施加给人的呢？这是赞美圣人能够秉承天意的道理。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1)，正天之端(2)，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3)。五者俱正，而化大行(4)。 【注释】 (1) 元之深：即遥远的元。深，遥远的意思。 (2) 天之端：指四季之始，即春天。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合称“五始”。 (3) 竟：同“境”。 (4) 而化大行：苏舆注：“‘是故《春秋》之道’至此，《二端》篇文。钱云：‘移在此处，恰与下文相承接。此说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之义，即公羊家所谓五始也。’今从之……两存其文。”暂从苏说，《玉英》、《二端》，两存其文。 【译文】 所以《春秋》的法则，是用“元”年来端正天时的起始，用天时的起始来端正王者的政治，用王者的政治来端正诸侯的即位，用诸侯的即位来端正境内的治理。这五个方面都端正了，教化就能顺利施行了。 非其位而即之，虽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缪公是也(1)。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吴王僚是也(2)。虽然，苟能行善得众，《春秋》弗危，卫侯晋以立书葬是也(3)。俱不宜立，而宋缪受之先君而危，卫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见得众心之为大安也。故齐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4)，乃率弗宜为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恐惧，敬举贤人，而以自覆盖，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浣也(5)，遂为贤君，而霸诸侯。使齐桓被恶而无此美，得免杀灭乃幸已，何霸之有！鲁桓忘其忧而祸逮其身，齐桓忧其忧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忧而不知忧者凶，有忧而深忧之者吉。《易》曰(6)：“复自道，何其咎。”此之谓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难，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诗》云：“德如毛。”(7)言其易也。 【注释】 (1) 宋缪公：宋国国君，姓子名和，宋宣公之弟，公元前728年—前720年在位。宋宣公临终遗命不立其子与夷而立子和，是为宋缪公。宋缪公卒前又不立其子冯而传位给了与夷，结果子冯杀掉与夷自立执政，即为宋庄公。 (2) 吴王僚：吴国国君。吴王寿梦有四个儿子：诸樊、余祭、夷末、季札。寿梦想要立最小的儿子季札，季札让而不受，因此立长子诸樊为吴王。诸樊遗命兄终弟及，故而余祭继立，余祭卒而夷末继位。夷末卒当传季札，而季札逃走，于是夷末之子吴王僚继位。诸樊之子阖闾认为自己作为嫡长孙应当继承王位，于是遣刺客刺杀了吴王僚而自立执政。 (3) 卫侯晋：即卫宣公，姓姬名晋，卫桓公之弟，在位19年。桓公被弑，卫人立公子晋为卫君，是为卫宣公。《春秋》桓公十三年记载：“三月葬卫宣公。” (4) 齐桓非直弗受之先君：齐桓公非但没有接受先君的遗命。直，但。《春秋》庄公九年：“齐小白入于齐。”《公羊传》曰：“其言入何？篡辞也。”齐桓公之行事皆未受之先君之命，表明他是篡位，因此下文说其“罪亦重矣”。 (5) 知不背要盟以自湔（jiān）浣（huàn）也：懂得不背弃哪怕是被胁迫签订的盟约，来为自己洗刷过错。要盟，被胁迫签订的盟约。湔浣，洗刷、除去过错。 (6) 《易》曰：下引文见《易·小畜》初九爻辞。 (7) 德如毛：语出《诗经·大雅·烝民》。(yóu），轻。 【译文】 不该自己即位而即位，即使是接受先君的遗命，《春秋》也为之忧惧，宋缪公就是这样的。不该自己即位，又不是受自先君之命，而自己即位，《春秋》为之忧惧，吴王僚就是这样的。尽管如此，如果能做好事得民心，《春秋》就不忧惧，它记载卫宣公的即位和丧葬就是这样的。以上之人都不应该立，但宋缪公接受先君的遗命而忧惧不安，卫宣公不受自先君的遗命却没有忧惧，由此可见得民心就能太平无虑。所以齐桓公非但没有接受先君的遗命，而且是完全不应该即位为君的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