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书经稗疏 [book_author]王夫之 [book_date]清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儒理哲学,经学,完结 [book_length]95984 [book_dec]四卷。清王夫之撰。此书说解《尚书》,颇多精当见解,如谓《尚书》之“禋”非《周礼》之 “禋”,“类”非《周礼》之“类,五服、五章亦不以周制解虞制; 因《周礼》日月辰次,正《泰誓》十三年为辛卯;引《说文》、《大戴礼记》证蠙珠非蚌珠, 斥蔡沈不明古字通假; 引《左传》证奄与、淮夷为二; 引 《说文》“羑”字之说解以解“羑若”,驳苏轼、蔡沈之误,等等,其说确有根据,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书中穿凿、武断之处,偶亦有之,此其缺憾。现存版本有清王嘉恺抄本,作二卷,藏湖南省博物馆。此外尚有 《船山遗书》本。 [book_img]Z_4472.jpg [book_title]简明目录 《书经稗疏》四卷，国朝王夫之撰。其诠释名物，多出新意，虽醇驳相半，而纰缪者极纰缪，精核者亦极精核，不以瑕掩瑜也。 [book_title]总目提要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书经稗疏》四卷，国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录。是编诠释经文，亦多出新意。其间有失之太凿者，如谓《虞书》自“戛击鸣球”以下至“庶尹允谐”，皆《韶》乐之谱；“以咏”二字贯下“祖考来格”三句为升歌，以配笙瑟之诗；“鸟兽跄跄”为下管之所舞；“凤凰来仪”为第九成吹箫之所舞；“百兽率舞，庶尹允谐”为乐终击磬之所舞。又谓“作歌”“赓歌”即《大韶》升歌之遗音，夔以被之管弦者，故系之“庶尹允谐”之后；前数语不用韵，如乐府之有艳、有和、有唱，其三句一韵者，如乐府之有辞。其说附会支离，全无文义。其论《洛书》配九畴之数，以履一为五皇极，而以居中之五为一五行，虽推衍百端，画图立说，终于《经》文本数相戾。其于地理，至以昆仑为洮州胭脂岭，尤为武断。然如蔡传引《尔雅》“水北曰汭”，实无其文，世皆知之，夫之则推其致误之由，以为讹记孔安国“泾属渭油”之传；谓禋非《周礼》之禋，类非《周礼》之类，五服五章亦不可以周制解虞制，与陈第论周之五玉不可解虞之五玉者，同一为古人所未发，引矍相之射，证“侯以明之”，谓以与射不与射为荣辱，非以射中不射中为优劣，因《周礼》日月辰次，正《泰誓》十三年为辛卯；引《说文》《大戴礼记》，证蠙珠非蚌珠，蔡传不知古字假借；引《周礼》“玉府供王食玉”证玉食；引《左传》证奄与淮夷为二；引《丧大记》证狄人；引《说文》羑字之训以解“羑若”，驳苏轼传及蔡传之失，则大抵词有根据，不同游谈，虽醇疵互见，而可取者较多焉。 [book_title]书经稗疏卷一 虞书 尧典 中星 唐一行以尧演纪之岁冬至日在虚一度，推北正虚九度为秋分昏中，南正星七度为春分昏中，东正房二度为夏至中星，西正昴七度为冬至中星。以理数求之，有不然者。今以一行所测度量之：冬至日在虚一度，而中星在昴七度，则春分日当在胃十一度，夏至在柳十四度，秋分在氐九度。而虚一度之去昴七度，胃十一度之去星七度，柳十四度之去房二度，氐九度之去虚九度，其远近多寡之不齐，或差一度，或差二度，未有准也。若用郭守敬所测度数合之，则参差益甚。今大概而言：冬至日躔之次，与秋分昏中之星恒差一宿。虽二十八舍度数多寡之不同，而考之《月令》《月令》中星以节言，故曰：“仲冬昏东壁中”。历家则以中气言。 与此星鸟、星昴，则无有不然者。以秋分昏虚中求之，冬至之日，其躔于女必矣，故郭守敬推尧演纪日在女虚之交，以破从来躔虚之说，亦可于此征之也。日在女末而中星在昴，盖一行测度，不如守敬之精。虚实八度九十五分，而一行割女之一度零五分以为十度。且西至大梁四十四度三分，则固以昴六度强为中，而不在昴七度，则亦两端交缩，而日在女十一度，昏中昴六度，相去百度，亦与三仲之日躔昏中若合符契矣。若一行所云，冬至昏中实在胃二度，夏至昏中实在尾十一度，而昴七度冬至昏在午东十入度，房二度夏至昏在午西十八度，则晷之长短使然。而《经》所云者，以四序进退，不逾午正，非必以人间之昏旦为昏旦，此其说于理数皆合，不必如郑氏“坐北面南向明出治”之说，取必于所面之午也。今为考正日躔昏中星度于左。 冬至日在女十一度，西正大梁昴六度为中，以晷短，故昏中胃二度临午。春分日在胃十三度弱，昏中张二度合午。夏至日在柳十二度强，东正大火房二度为中；以晷长，故昏中尾十一度临午。秋分日在氐十度弱，昏中虚八度强合午。郭测虚实八度九十五分，无九度。 四岳 朱子言：四岳乃管领十二牧者。故通九官、十二牧为二十二人，《周官》言“内有百揆四岳”，则百揆是朝廷九官之长，四岳乃十二牧之长，尧“咨四岳巽朕位”，不成尧欲以天下与四人？其说本于苏氏《古史》，而蔡氏因之。 以实求之，四岳实四人，而非一也。十二牧分治诸侯，而统于一人，则此一人者，岂不代持天子之权哉？帝王命官，法函三为一之义。而以一统三，则以四统十二。主于一人，则公天下之心亦于是而可见矣。 九族 汉孔氏以高祖洎玄孙之亲为九族，蔡氏用之，林少颖以为如此止是一族，其说良然。且夫人即寿考，未有下见玄孙者。且以同出高祖三从之兄弟为高祖之族，则必以出于玄孙者为玄孙之族，愈亦远矣。若以与高祖、玄孙为等辈者谓之九族，则当云“世”，而不当言“族”。乃一家九辈，一时并存，亦世所少有。古所传张公艺之事，亦谓九代不析产，非一时同在之谓。况史臣所纪，在尧未耄期之时，其不得有玄孙之裔亦明矣。故少颖以父四、母三、妻二言之，而朱子亦以为然。其说本于《白虎通》与杜预《左传集解》。今考诸《尔雅》，有姑、王姑、曾祖王姑、高祖王姑、从祖姑、族祖姑，则是父族六也；母之考族妣族与从母，母族二也；妻则父母一族而已。其异于林说者，本族不与，至亲不可与他族齿也。无姊妹之夫，女子子之夫，姊妹年与己近，女小于己，尚未有族也。外王母之母族与妻母之母族不与者，族愈疏也。较之《白虎通》所说，于理为长。 日月星辰 《经》言“日月星辰”，系辰于星之后，则辰者，日月五星次舍之统词。其以治历，则今《七政历》所推日月及木火土金水所在之度是已。《国语》记武王伐纣之岁，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岁木 月日辰水 星土 者，言三辰也。鹑火张星柳 天驷房 析木箕尾 柄建 天鼋，皆辰也。而唐孔氏乃曰“举其人之所见谓之星，论其日月所会谓之辰”，则是以二十八宿为星，而非五星，合朔之舍为辰，而非日躔月离五星出入伏留之次，其疏可知。乃蔡氏因其说而曰“辰以日月所会，分周天之度为十二次”，则尤为不审。夫日躔与合朔之不齐，明矣。十二次者，孔颖达所谓正月会亥，辰为娵訾；二月戌，降娄；三月酉，大梁；四月申，实沈；五月未，鹑首；六月午，鹑火；七月巳，鹑尾；八月辰，寿星；九月卯，大火；十月寅，析木；十一月丑，星纪；十二月子，玄枵也。今按此十二辰者，日躔之次，而非与月会之次也。盖日，日行一度，则一月之日行三十度一千五百三十九分度之六百七十三分二秒，杪母六。 则所躔之次，沿一岁十二中，兼气盈而后可分为十二也。若月行度数，历家自有推月离之术，与日躔舛异。月，日行十三度有奇，其周天以二十七日有奇，而合朔以二十九日有奇。如尧时冬至日在女虚之交，非十一月之合朔亦在女末虚初也。以冬至日躔与十一月合朔勘之，如唐开元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癸未冬至，日在斗九度半，上推本月合朔，已相去二十七度，月之会日，当在尾十二度。又如隋开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午冬至，其时日在斗十二度，上溯本月合朔，已相去二十八度，则月之会日，当日躔尾十四度之时，而会于析木矣。倘以冬至后十二月合朔言之，如刘宋元嘉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乙巳冬至，下去合朔二十七日；陈太建十年十一月五日戊戌冬至，下去合朔二十五日。元嘉冬至日在斗十四度末，太建冬至日在斗十二度。太建十年十二月朔，日会月于女五度，元嘉十九年十二月朔，日月会于女初度，虽同在星纪，而相去已远。又如至元十七年庚辰岁十一月二十日己未冬至，日躔箕十度，为析木之次。而十一月合朔之日己亥，日尚在斗十五度，为星纪之次，则日躔与日月会次原不相侔。而己未冬至之日，去己亥合朔二十日其日夜半后六刻冬至 ，月去斗十五度二百六十七分度有奇，日在析木，月已在大梁矣。此固不可以十二次为日月相会之度，审矣。若云日躔者在此十二次，而日月会者亦不离此十二次，是十二次为虚设之词，何不竟言天而必曰辰邪？况夫五星次舍，亦可以十二次求之，岂必日月？然历家终不以十二次步月与星者，则以十二次之设，原因一岁十二中，而设分周天为十二，以纪一中三十日六百七十三分有奇日行之度；而闰积成月，则一年而日月之会有十三次者，不可以十二限之，况五星之疾迟不恒者乎？盖日有日之辰，月有月之辰，五星有五星之辰，而其相与为会者，又各有辰。十二次者，日躔之辰也，而非月与五星及其会合之辰也。抑孔氏所云：“正月会亥，辰为娵訾”，则又据汉太初讫唐开元冬至日在斗而言尔。若尧时冬至日在虚，则十一月在玄枵，十二月在娵訾，正月在降娄。迨至元丁丑，郭守敬推得日在箕十度，以六十七年岁差却一度求之，讫万历辛亥岁已差五度，计今冬至，太阳所躔已在箕四度，则十一月析木寅、十二月星纪丑、正月玄枵子，与尧时相去已二舍，而较孔颖达之时相去已一舍矣。然则颖达以李唐之日躔为陶唐之日躔，且以限将来之日躔，其亦未通矣。乃今之为六壬之说者，不知雨水日在子，犹以正月亥将推之，求其亿中也，不亦难乎！ 妫汭 蔡注引《尔雅》曰：“水北曰汭。”今按《尔雅》并无此文。盖孔氏“泾属渭汭”之《传》有此言，而蔡氏误识之也。《金史·地理志》蒲州有妫水、汭水。《汉郡国志》云：“南流者妫，北流者汭。异源同归，混流西注而入于河。”则是妫、汭固为二水也。又许慎说：“汭，水相入也。故言洛汭者，洛入河也；渭汭者，渭入河也。然则妫汭者，亦妫水入河之称。乃水之以汭名者，若《周礼》“其川泾汭”，亦以氵幵源之汭水、与泾并流而入渭，则雨水相入之间，中复有一水附入焉，则谓之汭。此亦妫水入河之介，别有一水从中附入而为汭也。蔡氏抑云：“妫水出河东历山，入海。”不知妫汭去海且数千里，由河达海，而非竟入于海。蔡氏生长东南，目所未见，更不留心参考，其鲁莽乃有如此者！又此“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于文似复。《尧典》文极严简，不当作此赘句。孔《传》谓舜能“以义礼下二女之心”，解殊迂谬。考之《后汉郡国志》，河东大阳吴山上有虞城，皇甫谧《世纪》曰：“舜嫔于虞，虞城是也。”大阳在今平陆县，直涑水之东南，而妫汭水自蒲州入河，在涑水之西北，相去盖三百余里。舜之室二女也，在平陆，而尧之降二女也，于蒲州。盖降者，犹“昌意降于若水”之降。尧以妫汭二水之地，为二女食邑，使即封于彼，而其归而为嫔，则在舜所复封先代虞幕之旧邑，平陆之虞城也。则所言“降于”“嫔于”，词意各别，不嫌赘矣。 舜典 四门大麓 孔传云：“诸侯来者，舜宾迎之。”朱子亦以为使为行人之职。而蔡氏乃谓：“兼四岳之官”，盖疑行人职卑，非百揆所宜下兼。今按古今官制之隆杀，因时为上下，不可以今例古。若《礼记》所云：“建天官六大”之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天子五官”之司士，在殷则与大宰、司徒、司马、司空并列，而周则下大夫之职。殷周相踵，其异已然，况唐虞乎！考舜所命之九官，当时之所重。而大司乐在周则中大夫，司服、司兵在周则中士，虞在周为中士，衡则下士，乃以命夔、垂、伯、益者，如彼其郑重。然则官之贵于虞而贱于周者，岂但行人？且周之大行人为中大夫，汉之谒者为九卿，而国初至列之杂职，其员至百余人，逮后屡升，不过从七品。以古况今，贵贱自殊。盖古者天子于诸侯敦舅父之谊，则往而礼宾者，所使必贵。觐礼使大行人劳、卿戒、大宗伯摈，固不如后世郡县建而天子尊，可抑行人而卑之也。是“宾四门”者，固无嫌其为大行人矣。倘以为四岳，则尧廷固有其人，“师锡帝尧”者是也。未闻旷职，胡为使舜兼之？而舜摄政之初，日觐四岳，又岂更有一人也邪？此蔡说之不可从者也。 若大麓之纳，古今积疑。以理求之，孔传所谓“大録万几之政”者是已。其以为主祭者，不知所主何祭？小祭祀之事，本有司之职。“纳”者，非所职而纳之谓，小祀不得言纳。若大祭祀，则惟天地之祭，不于庙中。按《礼》：郊祀社稷，在丧犹越绋而行事。天子岁一见帝，固不容摄。其有摄者，则后世一切苟简之为。尧未耄，舜未摄，即欲试舜，其奈何亵天地而趋苟简乎！以人事言之，则试舜为重，以事天较之，则试舜为轻矣。且麓者，山足也。圜丘方泽，坛皆在郊。郊者，坰之外也。“为高必因邱陵，为下必因川泽。”山既非下，足抑非高，安得即坡陀以为坛乎？王氏曰：“大麓，泰山之麓。”后世封禅之说，附会于此。封禅之说，虽出不经，然且陟泰山之巅，升中而告成，犹依附于本天亲上之义。奈何圣人之于大礼，反面高山而祀于其足邪？若司马迁、苏辙以为“入山林，相视原隰”，则于时鲧方治水，不当命舜侵官。使然，则鲧罪亦有所分，而羽山之殛独委之鲧，以冀天下之咸服，难矣！又天下之大，洪水之滥，禹八年而始得其条理。舜三年之中，最后纳麓，计其为期，不满一岁，安得尽穷原隰之形势？且洪水怀山，何有于麓？即云水所不至，而麓处势卑下，林木郁弇，所视不能及远，不登其巅，乃循其麓，曾何异于面墙？况乎遇烈风雷雨而惧者，圣人之所以敬天威也。若登高山，入深林，曾无惧于风雷者，血气之勇、矫饰之士皆能为之。蔡氏醇谨之儒，或所未辬，而谓“非聪明诚壹、确乎不乱者不能”，则夏侯玄胜于孔子，而唐庚贤于王吉矣。司马迁好言禨祥，而后世儒者又因六代闰主，假録尚书之名，文致其攘夺，因绌“大麓”而从山麓之说。不知尧且以天下与舜，而何有于大録？因惩篡夺者之逼上，并欲灭帝迁天下之迹，将后世有罗吉之钳网，遂谓孔子之不为司寇，有八王之擅争，遂谓周公之未辅成王，诛二叔？若遇风雷不迷，固不如孔传“阴阳和，风雨时”之说为得正，而无事以椒邱诉之勇，张绪之达，拟大舜之德也。 类上帝、遍群神 类之为祭，在周为祈。太祝掌六祈，一曰类，《诗》云“是类是祃”，《尔雅》曰“师祭”者，是已。又《小宗伯》“兆五帝于郊、四望、四类亦如之”，郑司农众以四类为“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郑康成以为日、月、星、辰，盖以事类祈告，而非岁事之经祀也。周之郊祀，一曰禋祀，以祀昊天上帝。蔡邕《独断》云：“《昊天有成命》，郊祀之所歌也，《桓》讲武，类、祃之所歌也。《时迈》，巡狩告祭，柴望之所歌也。”此周禋类告祭之别也。今考之经传，陶唐无郊祀之文，其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者，舜即位以后之事。摄政之初，自当一循尧制。故此于上帝言类，六宗言禋，然则周之禋非唐之禋，周之类亦非唐之类矣。“类于上帝”者，即陶唐郊祀之名，文质异制，名实异称。五礼之沿革，盖多有之，不但禋类为然也。虞之祭六宗者，周以祀上帝，则唐之祭上帝者，周以为师祭，亦不足疑。固不得泥类帝为巡狩之告祭也。类，似也，又聚也。古以类似为义，天神远，而求之仿佛。周以类聚为义，萃群神而合祈也。缘《经》文言“肆”者，承上言七政既齐之后，岁时有恒，因以定一岁之祀典，则上帝、六宗、山川、群神，次第举行，实非谓舜以摄政故告而祭之。下纪辑瑞、巡狩、封山、浚川、明五刑、放四罪，统此二十八载之政，而非一时之事。非一时之事，则类岂非岁事之常乎？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三者之异名，古今无易词也。“遍于群神”而言神，其为天神可知。孔氏乃云“邱陵坟衍，古之圣贤”，则乱示、鬼于神矣。群神者，风伯、雨师、司中、司命、司民、司禄、灵星、龙星之属，从乎天之类者也。示与鬼之不可言神，非但其名而已。燎、瘗、沈、埋，腥熟之物各异焉，周大祝之所为辨六号也。今乱地示、人鬼于一坛，反绌天神不使与，孔氏之谬，而蔡氏从之，亦未顾名而思义矣。苏氏《古史》乃以类、禋、望、遍合为一祭，神祇杂乱，地天交通，为风雨、见怪物之精灵，亦俨然与上帝《同》坛合享，乱而不经，莫此为甚。后世圜丘有列星从祀之坛，固不以地示、人鬼黩配上帝，识者犹讥其非礼，况于古之祀典，惟宗庙为有合食，而三辰四方群祀百物，各以其利见之时，坛于相称之位。物昭其德，礼杀其文，自非水旱兵戎，急遽疾告，断无越礼逾时之祭，而虽在六祈之造次者，犹必从其方位，各为营兆，安有如苏氏之乱而无别者乎？饮客者不以其类，则既醉而争，况圣人之以接天地鬼神者乎！“类于上帝”，周之禋祀也。“禋于六宗”，周之实柴也。“望于山川”，周之血祭沈埋也。“遍于群神”，周之炒燎也。坛异地，祭异时，一岁一遍，舜摄尧而定其典也。 巡守 巡守之不可一年而遍，势之必然，虽有给辨，无所取也。朱子以末载“归格于艺祖，用特”证其必然，遂以衡山为非今之衡山，而谓在嵩山之南。既惑于汉武易天柱为南岳之邪说，而不思《禹贡》“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地脉井井，不可乱也。嵩山之南，是为唐邓。冥厄以北，熊耳以东，一望平原，朱子欲指何者培蝼以配泰、华邪？且即移南岳而近之，乃由河东以至泰安，由泰安以至嵩县，由华州以至易北，皆千里而遥。吉行五十里，必三旬而后达。祁寒暑雨，登顿道路，天子即不恤己劳，亦何忍于劳人邪？往还之外，馆于方岳不过浃月，一方诸侯沓至，朝请唯日不给，况能详讨其所守而绌陟之乎？则亦急遽涂饰以塞责而已矣。《易》曰：“至日闭关，后不省方。”北岳之守，独非省方之谓与？此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其或然者，《周易》所云，商周之礼，唐虞则不以冬至省方为嫌，而一岁遍至四岳，则必其不尔。抑或五载之内，初年春东巡，次年夏南巡，又次年秋西巡，又次年冬北巡，而以其一年即冀州而治中国。其云“归格于艺祖，用特”者，举一以该三，系于北巡之后，于文宜省，可以例推也。《王制》亦有一岁四巡之说，要出于汉儒，不足深信。 百姓、遏密 孔传以百姓为百官，朱、蔡以为圻内之民。孔说是也。《论语》所云“百姓足”，自春秋时语，不可通于往古。春秋之始，无骇、挟、柔、溺皆仅称名，则大夫而有无姓者，非命官也，况于民乎！《尧典》以“百姓”“黎民”分言之，圻内之民，岂独不谓之黎民？“周余黎民”，圻内之民也，足知百姓非民也。众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其制始自黄帝。春秋之季，上下相僭，不赐而自为姓，或附姓于他族。附姓于他族者，《诗》所谓“谓他人父”是也。《仪礼》：“臣为君，诸侯为天子，斩衰；庶人为国君，齐衰三月。”唐虞丧礼，大略皆简于周。棺椁祭葬，古质后文，丧服不宜徒重。且庶人者在官之称，犹今律所谓无禄人也。春秋下士称人，人固别于民矣。庶人则服齐衰，黎民则否，周制且然，况唐虞乎？诸侯轩县，八音始备，大夫无备乐，士唯琴瑟，黎民不得有乐，非犹今之皂隶仆厮，凡婚葬而鼓吹竞奏，民无八音，而亦何所遏密？遏密者，诸侯也。以此知周之诸侯服天子斩衰，而唐虞不尔。诸侯之丧天子，止乐而已，不似王朝百官之如丧考妣也。至于黎民，则虞周固皆无服。是以《孟子》言“帅天下诸侯为尧三年丧”，而不及民。盖以义言之，卑不敢与至尊为礼；以情言之，生不服勤，不传贽不见，疾不养，死不临，则哀亦无从而生。倘以帝德广被，民报以厚，则是人用其私情之厚薄，以违礼而事主，民即欲行之，舜亦得而裁之。臣不得以非所得而加之君，此之谓也。黎民而为天子服，盖自秦始。秦强天下以不及情之哀，汉文知其失而不能为之等杀，概降为二十七日之丧，亲若子，贵若臣，而一与民同，其已悖矣。矫枉过正，则得枉。唯虞周之典，亲疏贵贱之间，一天秩也。 文祖 朱子谓尧庙当立于丹朱之国，“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今按：舜始摄政，“受终于文祖”。“受终”云者，受之于尧也，其不当于舜之私庙明矣。唐虞夏后之先，同出于黄帝。唐，玄嚣之族也。虞夏，颛顼之族也。故唐虞洎夏，皆以轩辕为祖。推本所同出，则此云“祖”者，盖黄帝之庙也，故虞夏皆禘黄帝。而《祭法》所谓“祖颛顼”者，则商均、夏启以后之事，观《祭法》言“宗禹”可见。黄帝始正姓氏，定昏姻，玄嚣、昌意各为一族。唐虞族别，故二女可嫔虞，而舜之“受终”也于黄帝。虞夏同为一族，故昏姻不通，而禹之受命也，不必于文祖，而仅于神宗。然则神宗者，其颛顼乎？若有虞之后，以尧为宗，则以虞氏衰微，待尧而兴，郑氏所谓“尚德”者是已。虞夏以黄帝为祖，而以颛顼为宗。宗者，即后世所谓大宗也。故舜娶尧女，不为无别，以其同出者在黄帝定姓氏之先，而受命之所格，追所同出，则以著“受终”之有本，斯以析群疑亡惑矣。 猾夏 猾无骨，展体见肉以诱虎，虎吞而不能啮，入虎腹中，自内噬，穴虎腹而出，俗谓之虎刺。《春秋·传》“无助狡猾”，此之谓也。此言“蛮夷”者，如《诗》言“蛮荆”，《禹贡》“岛夷”“莱夷”之属，非能称兵相向，但潜入腹里为奸窃如猾尔。故可以士师五刑流放治之，不劳征战。其有所犯而听之不以明允，则有如近者杨应龙之事，祸亦从此而长，与盗贼之积小致大者盖同，故舜于皋陶申戒焉。唐虞之世，未有荒远之夷窥犯边陲之事。盖中国、夷狄消长不同时，以皋陶为兼主兵者，失之。舜所命主兵之官，不见于史。其后命禹徂征，则六师或统于百揆。而《南齐·职官仪》云“虞、夏以弃居夏官司马之职”，未审所出，要非合兵刑而一之也。 伯与 《世本》：“伯余始作衣。”此伯与疑即伯余，余、与音同。然衣裳之制，始于黄帝，则《世本》所言伯余，当亦轩辕时人。乃古者以字为氏，如厉王时有家父，桓王时又有家父，则此伯与或始作衣者之苗裔，以孙而蒙祖号。又古善射者，唐有后羿，夏亦有后羿。习其技者可同其名，缝紩之工俱得名为伯余邪？殳斨主兵器，伯与主服。工以器服为重，唐虞之所尚也，故《易》曰：“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抑车室耒耜，沿流已熟，不待为之置官，人知为之乎？ 三十在位 舜历试三载，摄位二十八载，通三十年，下即续以“五十载，陟方乃死。”史称舜百有十岁，则尧崩之明年，舜即嗣为天子，未尝俟三年之丧毕也。孔子称“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为世及之嗣君而言。舜承尧位，自当有别。且云“听于冢宰”，则嗣子不言，冢宰代言。舜虽摄政，而居必有位，号必有官。既无二天子之理，又不应如王莽之称“摄皇帝”，为不正之名实。然则升闻之日位百揆，而通居摄之时，位亦止于百揆也。故受终之后，未尝以百揆命他人。而禹作司空，进位百揆，则在“格于文祖”之后。唐虞之有百揆，即周之冢宰。仲长统以冢宰为尧官，经传既无所征，又与百揆职位相嫌，统言盖妄。尧崩之时，舜实居冢宰之位，即元德显功如禹者，仅位司空，舜虽欲服丧不言，亦无可代己之官也。即使自舜以外，别有冢宰之可听，乃舜之于尧，臣也，冢宰之于尧，亦臣也，臣之服斩衰者均也，舜不言，而彼独可以言乎？舜受尧禅，未尝为尧后也。为尧后者，尧之子也。尧之子服子之服，则谅暗不言。舜服臣之服，非有谅暗及丧毕吉服之礼。且舜已摄，而又有摄舜者，亦危疑而靡定矣。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者，即尧崩之明年，而非三年丧毕之明年也。 逾年改元，始终之大义，苏氏《古史》之致疑于孔氏者，斯为当矣。臣为君，子为父，斩衰则同，而谅暗则异。至若《孟子》“避尧子”之说，固古今之积疑，要不可使三年之内，天下旷然无君。临川吴氏乃以三年之内舜未为天子，而史特以纪年属之。比诸汉王入关之明年，史称汉元，则曲为之说，而以扰攘拟清晏，其凿甚矣。 皋陶谟 五服五章 蔡元度以公九章，侯伯七、子男五、孤三、卿大夫一，为五服，蔡氏用之。今按：公之服自衮冕以下，至卿大夫服玄冕而下者，周制也。王之服，则有大裘而冕。《益稷》篇有十二章。盖日月星辰，自周以上登于衣裳，至周始画于旂为大常，殊天子以大裘，而不殊之以十二章也。若唐虞，则三辰在衣，其登降之数必有不同者。孔氏谓天子服日月而下，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自周以上，诸侯之爵三，大夫、士为二，故有十二牧、胤侯、崇伯之称。《周官》亦云：“外有州牧侯伯。”是无公与子男而有牧也。卿之号始见于《商书》，则九官者亦大夫而已。百僚、百工，则士也。以“降杀以两”之义度之，盖牧九章、侯七、伯五、大夫三、士二，而天子之升以三者，取其益隆也。若以“牧于天子降杀以三”准之，则牧九、侯六、伯三、大夫二、士一，卑者数而尊者疏也。二说既无可定，要必居一于此。两蔡以周例虞，不足为征。而孔氏以天子入五章之数，则命德讨罪，皆言天子制下之事，《经》有明文，固不得屈帝服以与其列。 益稷 四载 樏，旧谓樏以铁为之，形似锥，长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以理度之，盖非也。乘者，坐立而乘之。谓履下施锥，盖今屐类。不得谓之乘。且施半寸之锥于履下以登山，使为石山也，则其仆必矣；即使为土山也，锥深入而拔出亦难。且铁不能施于革上，必间之以木，层累高锐，足不与地谋，而徒加重焉，蹑此以登山，一步一蹉跌矣。谢安石登山以屐，彼固从容雅步，用远泥滓，非如禹之有事于相导。而安石所登，又皆修治之蹊途，若木未槎，道未通，屐且不可入，况施之以锥也？愚久居山中，每雨湿，屐行则喘息，奔急屡至踬蹶。传注家老死堂上，妄意履下施锥可以登涉，固其宜也。樏之为字，从木而不从金，则必以木为之。今其制不可考，大抵如诸葛木牛流马之类，有机以转运，前后互为首尾，施四轮而高庳各半，登则庳轮前而高轮后，降则庳轮后而高轮前。其上载人者，则亦舆而已。或以人，或以牛马，皆可推挽。禹自乘之，而槎木开道、从行之役人不与焉。禹位司空，即躬亲劳苦，亦不至与役人争道汗流，从事于坡陀。若役者之入山，则莫便于草履。何为违其所甚便，使蹑此痴重尖欹之履哉？《经》文云“予乘四载”，亦足知仅禹乘之矣。颜师古、洪迈谓禹山行所乘，即今之山轿。然人车自桀始，恐非禹制。 鲜食 鲜，当作上声读，少也。与“艰食”义相为类。通渔猎所得，非有耕获之艰难，而不能多获，故曰鲜。稼穑所敛，或粒米狼戾而不致鲜乏，然必终岁勤动而后有秋，故曰艰。肉曰鲜，粒曰艰，皆有郑重之意。古人命名不苟如是。若以为腥鲜之鲜，则以肉为粻者，必为腊为脯而后可继，安得比日而烹鲜哉？ 决九川 禹之治水，其事凡二。先儒多合而为一，故聚讼而无所折中。《尧典》所谓“洪水方割”者，大抵河水为害也。龙门未凿，河之上流壅滞于冀、雍之域。九河未宣，河之下流弥漫于兖、豫之野。而兖、豫之患为尤甚。盖河自出太行而东，南北两崖平衍沙壤，水无定居，随所奔注，辄成巨流。故禹既治壶口，分播九河，则水患息。孟子亦以疏九河，瀹济漯为首功者，此之谓也。大河既平，中原底定，人得平土而居之，此则治滔天之洚水者，其一也。若禹所自言“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者，则洪水既平之后，因以治天下之水为农计也。故曰“烝民乃粒”，又曰“荒度土功”，《论语》亦曰“尽力乎沟洫”。而《禹贡》所纪定田赋，六府孔修，庶土交正，不复以民免昏垫为言，此则遍履九州，画其疆场，作其沟浍，涝患可蠲，旱亦获济，故《诗》称之曰：“维禹甸之。”此以开三代井田之基者，又其一也。所以然者，当禹之时，大河北流，未与淮通，而南条诸水，限以冥厄、潜、霍、楚塞诸山，则势不得与江淮相接。至荆之南土，梁之西陲，较豫、兖之野，高下相去不知几百里。使浩浩滔天，漫及荆、梁，则兖、豫、青、扬深且无涯，久不复有人矣。若云大河、江、淮及诸小水同时各涨于其地，则必天下同时皆苦霪雨，而河源远出绝域，彼中晴雨必无一揆之理。江、汉之涨，则因雪液。河水莫大于矾水，在春夏之交。汉水盛于夏，江水盛于秋，其他小水多盛于春，此涨彼落，不能九州而同，况九年而如一日也？雍、梁、荆之地，山高岸峻，水即壅泛，不足为民患，何必措力于随盈随涸之流，以自劳而劳民也哉？然则九川之决，畎浍之浚，平土也；龙门之凿，九河之播，平水也。舜曰“汝平水土”，两纪其功也。先后异时，高下异地，浚治异术。合而为一，则紊矣。 侯以明之 “明”之为言辨也。“侯以明之”，当大射之时，差次其等，摈顽谗，使不得与，以明辨其不肖而辱之。如孔子矍相之射是已。射以观德者，所以纳君子于轨物。侯以明恶者，所以显小人之斥罚。倘如蔡氏所说，不先察其顽谗，而一取决于射，是略其已著之善恶，而征之于或然之得失。藉有养由之技，汉成之容，非比于礼乐之为难，遂谓其贤于羊叔子邪？“侯明”“挞记”，其义一也。“挞”以见及为辱，“侯”以不与为罚，皆先知其顽谗而以是惩之也。 搏拊琴瑟 句 以咏祖考来格 句 自“戛击鸣球”以下，至“庶尹允谐”，皆《韶》乐之谱也。“以咏”者，即以下三者为咏也。“祖考来格”，如《周颂》之咏“绥予孝子”也。“虞宾在位”，如《周颂》之咏“我客戾止”也。“群后德让”，犹《周颂》之咏“式序在位”也。此皆升歌以配磬瑟之诗，其辞不传，而大旨所咏，则不外此三者也。“鸟兽跄跄”，下管之所舞也。“凤凰来仪”，《韶》第九成吹箫之所舞也。“百兽率舞，庶尹允谐”，乐终击磬之所舞也。乐以昭德而象功。舜之德，格祖考，礼虞宾，感群后，谐庶尹；功则平水土，若鸟兽而致凤凰。故夔或以歌咏之，或以舞写之，犹《大武》之歌《武》《赉》《桓》，而舞则北出灭商，疆南国，分周、召，复缀以崇也。“跄跄”，趋貌。鸟兽之害人者消，趋而避之也。“率”，顺也。兽顺其道，而戢其搏噬，顺其步趋，有若舞也。“戛击鸣球，搏附琴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搏石拊石”者，八音之奏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者，诗歌之言也。“鸟兽跄跄，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庶尹允谐”者，九舞之容也。始乎人声，间以八音，成以舞箾，《韶》乐之美善虽不易知，而大概尽于此矣。 先儒以格祖、礼宾、群让、鸟跄、兽舞、凤仪、尹谐，为乐之应。夫祖考之格与否，既非人之所能知；虞宾则固已在位，不因乐感；庙中群后，各以其事为序，无所于争，则亦无所于让，不待闻乐而始加谦挹。若圣人尽鸟兽之性，亦惟使安于自然而已。以飞鸣攫拿之物，宜在郊野者，一旦翔舞于庙堂，是物违其性，亦为妖为怪，而不得为顺矣。匏巴鼓瑟，游鱼出听，师旷奏清角，玄鹤来集；南卓击羯鼓，群羊踯躅。言出稗官，不根而亡实。即令有之，一技之士固能之，而何待舜夔？且使淫夫酣歌于室，而鸨鸽不翔，凶人狂哮于衢，而虎狼不至，何徒《韶》奏于庭，能动兽心而不爽邪？凤凰感德而至，和之致祥，理有然者。乃谓其来在作乐之顷，则彼凤凰者，非素止于百里之内，安能遄飞速集而不爽其期？即其疾飞捷至，有逾凡鸟，亦不得有飞耳长目，能闻声见舞于千里之外，以遽然而整翮。不然，岂和气所蒸，旋结一凤鸟之形，如虹如电，而非有其真乎？孔子作《春秋》，而西狩获麟，获之于郊也，固不追随于子之室，而睥睨简册之间，则凤亦安能爰止于夔之侧，而错综干羽之列邪？鄂楼黄鹤，普贤白象，牛头衔花之鸟，介象盆水之鱼，仙释之幻谈，知不足为圣诬矣。若庶尹之谐，自舜之德教使然，尤不在作乐之一日。使待作乐而乃谐也，将前乎此与后乎此之遂不谐与？德不足及庶尹而恃乐，其亦末矣。德盛而乐至，故曰：乐其所自成，非德待乐而始成也。后人因乐之音容，以知古人之心迹，故曰“闻其乐而知其德”，非乐之即为德也。故童子“视端行徐”之说，亦出流俗所传，不足深信。童子之智，不应贤于魏文侯。古乐不能警文侯之卧，敬仲所传之《韶》其能感童子之眸乎？《韶》之为《韶》，非仲尼、季札有不能尽知者，岂尽当时之鸟兽而圣如仲尼、贤如季札哉？汉儒好为瑞应之言，宋儒乐道天人之际，惟怪与神，子所不语，学者所不当语也。 虞宾 前禹已言丹朱殄世，则此虞宾，非朱可知。旧注未之考也。丹朱不道，尧处之于丹渊。今淅川县。 而尧之别子，如《孟子》所言“九男”者，自绍唐封于平阳，以奉尧祀，范宣子所谓“自虞以上，为陶唐氏”是也。丹朱不但不有天下，并不得有其故国，而舜必无迁尧宗庙社稷于丹水之理。况舜之于朱，年齿亦应相上下，使朱且在位，而特继嗣未生，安知其不晚年得子，禹何逆料其殄世而豫诅之乎？且“殄世”云者，朱已身殂无子，而在位者其弟之为唐侯者也。亦犹商均受封于房，而夏之时又有虞思。至周徙唐于蓟，徙虞于陈，而后唐为叔虞之国，虞为虞叔之国矣。若唐之在夏为御龙氏，虞之在商封于遂者，又其支子，非虞宾、虞思之嫡裔，不可概而一之。 庸作歌飏言 “敕天之命”二句，“念哉”六句，击之“作歌”之下，而下文又有“乃歌”“乃赓”之文，盖前数语不用韵，如后世乐府有艳、有和、有唱。“股肱喜哉”云云，每三句一韵为一歌，则如乐府之有词也。此歌盖舜及陶所作，而夔以被之管弦，则亦《大韶》升歌之遗音，故系之“庶尹允谐”之后。功成乐作，而推本治原者，以此歌叹泳之，犹周乐之以《关睢》为乱也。孔传云：“用庶尹允谐之政，故作歌以戒。”陈氏曰：“用夔言功成乐作之意而用之歌。”皆泥于庸字之义，而不知史家记事之体也。班固《乐志》，前序汉乐而后载乐府辞，盖师此为之。 《书经稗疏》卷一终 [book_title]书经稗疏卷二 夏书 禹贡 既载壶口 先儒俱云禹治水始自壶口。朱、蔡独以为治水当先从低处下手，故先决九川之水使通于海，又浚畎浍之水使通于川，下流之水杀，则上流之水渐浅。以实求之，固不尔也。中国之形势，从西北而下，山势逶迤于东者散为数条。两山之间，中为平野，川于是流。在北，则巨鹿以至于天津。在中，则荥阳以至于淮安。在南，则洞庭以至于吴会。其相间之际，各有冈脊，两川之必不相通者，冈脊间之，非人之所能强也。洪水之患，河实为之，虽云“怀山襄陵”，亦必不能北逾井陉，南漫楚塞。是他川之涨落，固无与于河流之淤通矣。今帝都沦污，人民垫隘，乃欲远疏他州畎浍之水，待其渐归于海，而后治冀州之上流，此犹痈在头而刺其足，不亦慎乎？ 河之为洚水也，塞于吕梁，又障于龙门。其在上流，既漫入于汾、绛，为帝都之害；而其下流，又为太行诸山所厄，坌出水必且不循故道，蓄极横溢滥，灌于大名、曹、濮以及汴、宋之郊，非但治他州之川，漠不相与，即令治河下流，亦无与于龙门之阻。且弥漫四散，河身不现，智如神禹，当亦无从下力。而人治于下，水潴于上，蓄极必泄者沓至而日增。下淤渐去上溃，骤通，治水丁夫，即极数万夫之力，而此数万人者，分之则各以一身尔，长不满七尺，力不任百钧，就淤涨之下，横加疏凿，所凿既泄， 涌倾下，不转盼间而此数万人者皆鱼鳖矣。治之先自上者，以水治水也。先自下者，以人治水也。使以人治水，将所谓疏瀹者，如王安石之用济川杷为儿戏乎？亦将以 锸开高坚之地，勒水而强之上，如李昌言、贾鲁之为乎？乃昌言之回河，不十年而复决；贾鲁之挑黄陵冈，至洪武初而已绝，徒劳无益，弃地殃民，必非禹之所屑为而忍为者。且以人治水，由下及上，即有神术，能令水降而人不漂，乃下流之渠，浚治方净，而龙门、壶口、吕梁以西停积之水，乍然得通，其泥淤、浮沙、朽木、颓石，乘涨俱下，迨及山东平衍之地，势广安流，淤梗不行，则晋、冀之木石沙壤尽注于大伾之东，向之所开者有限，今之所淤者无穷，尽弃前功，而兖、豫仍为泽国矣。惟先上而后下，辟吕梁，凿龙门，使河之自保德、岢岚溢入汾、晋者，渐得其道，循孟门以出河曲，因积水浩瀚之力，推淤梗而漰湃以东。待之良久，积水既尽，则淤者成岸，激者成川，高下之形，大略已定。其有阻滞者，亦可施其分合疏通之力矣。得尺则尺，得寸则寸，渐东渐下，放于海而皆安流。故曰恶其凿而行所无事也。龙门之西，地形之高于九河者，不知其几百里。塞于千仞之下，安能使千仞之上泛滥横流？而况荆、扬之川，分阻汉东之山，梁州之川，尽绝剑阁、终南之险，其不相与为通塞也，皎若列眉，朱、蔡不知禹之治洪水与浚川浍者，各为一役，乃欲措百万生灵于建瓴累卵之下，以施迂阔徒劳之功，足知治水之智，自别有条理，非可坐筹之于几席也。乃《经》云“既载壶口”，大义炳然。犹立意见以破古人之成说，则非我之所敢知。 既修太原至于岳阳 蔡氏以此为治汾。乃汾水之所以待治者，河壅之也。河壅于孟门，则汾水无所宣，逆上北溢于太原。迨河既通，汾在河下，而浊河故淤留于汾岸，故因加修治之功，乃但自太原、岳阳而止。平阳以下，龙角、襄陵，群山所束，水落崖高，不待修也。冀州言修治而他州不言者，天子之都，一皆司空之所有事，若他州在侯封之内，大水既平，小有未修，一付之诸侯之自治，不待禹之遍治也。覃怀以东且在所略，况八州乎？于此亦可见禹之治水不先畎浍也。马碧梧谓“余州无事”，陈新安云“以例余州”，皆失之。 衡漳 孔氏曰：“漳水横流入河。”蔡氏因之。今按：河水自孟津至大伾，向海东北流。而浊漳水自壶关出伏牛山，南向阜城，亦东北流。其入河也，夹流俱下而相凑，非横入也。《水经》言：“浊漳水在冀州城西北，衡水入焉。”《信都记》云：“衡水历下博今深州 城北，而迤逦东北注，谓之九争曲，水味苦咸，俗称苦河，亦谓之黄漳河。”则衡、漳盖二水。言衡漳者，犹言妫汭、河洛，从其合流之地而纪之也。 衡漳、九河、恒卫、大陆、碣石 自周定王时，河徙砱砾，失禹故道，至汉夺漯水以南，自今利津县入海，其一枝夺济，南流入淮，而禹河故道，议者以无稽而争讼。乃考之于《经》文，参之以地势，则当禹之时，大河固夺漳水以流也，大河之东，自出河阴，入于沙衍之墟，土弱形夷，既无高岸以束之，其上流所迁，差以寻尺，则下流浸相悬远。而所趋之地必就低下，他水之流，先有川焉，是自然一定之低下，必见夺而与俱流者也。故或北或南，俱夺他水之流以入于海。而水所不流，故为崖岸，则必其高焉者，势不得舍其低下旧通之径，横激而上越陵阜，以复求低下于他所。故汉初夺漯而与俱行，其后夺济而与俱行，又其后夺淮而与俱行，宋夺大清河而与俱行，元夺会通河而与俱行，今则全注徐州，南夺淮而与俱行。自非溪涧小水，必不冒之以过，他水自纵而河自横也。禹河故道，既得漳水夺与俱行，必不能溢于漳北，明矣。凡大山大泽之势，高下之形，以山水为准。去山近，则其高也迤逦渐下，以至于川。去水近，则其下也迤逦渐高，以至于山。必无有山焉崛起污下而忽高之理。北条之山，沿大行而北而井陉，又北而恒山，又北而紫荆，又东北而居庸，东而天寿，又东而古北，又东而密云、遵化，又东而山海关，则《经》所谓“恒山至于碣石”者也。而凡此诸山之趾，必无忽然遽下之理。则保定以东，放于蓟州、永平之南境，皆山之趾，而高于大名、广、顺、深、冀、河间者也。漳水之流，东北经浚县，故《经》云“至于大伾”，又北过广平县，又东北过威县，又东过南宫县，又东北过冀州南，故《水经》云：“北过堂县、扶柳，东北过信都。”而蔡氏所引“古洚渎自唐贝州经城北入南宫，贯穿信都”，亦显与漳合，故《经》云“北过洚水”。而所谓大陆者，自当在景州、交河之境，固不当谓即巨鹿，亦不可谓在西山之麓也。浊漳水自清河、故城、景州，至交河而与清漳水合。自此而北，则天津、静海之南，其为九河之故道无疑矣。 禹之导河，自洛汭北流，经怀、孟、阳武，东至浚，又东北至内黄、魏县，得漳而夺与俱流。其合漳也，不于临漳，既以彰德地形，因林虑之余高为之阻隔，则程氏以孟康所云王莽河为禹河者，既不察于邺城高下之势。而既夺漳流以后，恒水自深州东来，与清漳合流而下，卫水自灵寿县与滹沱合流而下，至于交河，二水又合乎浊漳而与河俱行，故《经》云“恒、卫既从”，从者，河水在南，东北流，恒、卫在北，亦东北流，施道同行，至交河而随之以下也。河夺漳流，与至交河，则去海近矣。去海已近，地形必极乎下，故于此而东北播为九河，以达于海，此自然之势也。 天津之南，盐山、无棣、沾化、利津，九河之委流也。东光则有胡苏，沧州则有徒骇，乐陵则有鬲津，海丰则有马颊，渐次分疏，而非如指掌之平列。故许商云：“自南以北，相去二百里。”李垂云：“在平原而北。”赵称云：“自冀抵沧、棣，始播为九河。”盖其去天津密迩，河益大，地益平，非漳流之能胜，故因上流既治之后，推洗坌下，任其支分，而洪水略定，沙渚渐出，高者岸而下者河。已成九道，则下者阔之，高者培之，行所无事，而河已安流入海矣。 古迹俱存，众论固定。程氏无端矫立之说，而朱、蔡因之，以为九河在碣石入海，则当自交河而北，舍近下之径，逆挽而又北之，不然，则当自冀州而掘高坚之土，挽河而悬载之于保定，绝呕夷、桑乾、直沽、滦水、潢水，过乐亭，榆关，而以达于碣石。吾不知河之越此呕夷、桑乾、沽、滦、潢之五大水者，何以不随五水东下，而能凌空飞度以北也？且所经之地，皆滨海卤舄之土，禹何能遏之而使不通？如其筑海岸数百里之地，斸山麓数百仞之渎，塞五水入海之道，尽挽而北之，则河之为害，远之惟恐不速，乃业已近海，而又勒之以殃五百里之人民，即至愚者不为，而况神禹！矧筑海岸，塞大水，掘山麓，即役使鬼工，演幻术，而亦万无可成之理也哉！诸儒不察，乃信新莽佞臣王横之言，以尽反古今之成论，非予之所知也，且横之言曰：“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渐没九河之地。”今据北海曲岸之形势，自蒲台而东至于长芦，北抵直沽，则岸曲向东，历马城、乐亭、至山海关，而益以东矣。山海之东，北连宁、锦，陆地数千里，去海逾远。使九河而在碣石，必东南风吹簸登、莱以北之海水，溢于西北，而后九河以没。今云东北风海水西南溢，则碣石之水且随风南去，而沙汀以出，其受溢而渐没者，必天津以南之海岸可知已。是横固无以证九河之在碣石。其从而附会者，郦道元之过也。况乎当横之时，韩牧已知九河之有迹而未尝没乎？若《经》所云“夹右碣石入于河”者，以纪岛夷之贡道所经过之地，文从其略，言岛夷自北而来，夹碣石以渡大洋，达于天津，而后入于河也。碣石去河虽远，要可约略纪之。如扬州言“沿江、海，达淮、泗”，江、淮入海异道，不妨捷言之也。且所云岛夷者，辽水之东海、盖、金、复之地，欲至于天津，故径碣石。假令河水在永平之境，则径当从弓弦山渡洋为近，不必更绕碣石之左矣。《经》云“至于碣石”，本以纪山，而非以纪河也明甚。山自有山之条理，水则以下为趋。惟壶口、雷首、底柱，山夹河行，出山以后，河自南而山自北。河南而东，至天津之南。山北而东，至永平之北。河云“入于海”者，流之合也。山云“入于海”者，支之尽也。安得概以为一哉！ 《经》言“导水”，不言“载水”。《孟子》言“水由地中行”，不言“水由侧山行”。故曰“禹之治水，行其所无事也”。今乃云“载之高地”，又云“穿西山之趾”，则明异《经》文，而大背乎《孟子》之说。为此言者，不过见江南田野有壅水而载之山趾，以为堰灌田，而妄意河之亦可如此。不知禹将全堰大河之水，使过冀之北土，其亦如塞堰者收灌溉之利乎？且堰能分溪流，而不能回全溪以他往，况大河之莽莽者哉！西山之趾，其高过于魏、博、沧、瀛者，不知其几许。如必欲挽河使北，不知当掘最高之地深至几百仞，而后河流可通，计非八年之所能竟。且为此言者，使行冀北永平之地，求其故渠，将何所指以为是？岂禹运神力以开之，后复有神力以堙之者邪？且使禹不揣而掘山以载水使北矣，乃其在大伾之野，水有自然之低下之道其怒，即可保其穿山以后之束于岸而不溃。而当初北之地，虽横筑数十丈之堤，亦不足以当下流不快，上流日增之势，崩溃漂流，千里鱼鳖，惨哉！其背天常， 彝伦而圮族于无穷，曾谓禹之不仁不智，乃至此乎？ 《经》纪九河，在兖而不在冀，而与“雷夏既泽”之文相连。若碣石，则固系之冀矣。是河之入海，终始于兖，禹之不移兖害于冀也，亦以徒移害冀而终不能分兖之灾也。如云禹因河画州，天津、静海、顺天、永平之南境，皆为兖土，则又何以纪兖之贡道但及济、漯，而不纪滦、潢、直沽、桑乾、呕夷之五水也？以此考之，言禹载河于高地者，无一而可。乃宋人之为此言者，则有故矣。熙、丰间，王安石倡为回河之邪说，吕大防踵其误以敝宋，而始终力主顺河自流之议者，惟苏氏兄弟也。洛、闽诸贤迁蜀党之怒，暗中安石之毒而不察，乃欲诬禹以障水回川，逆天殃民之事，其所据为指证，若王横、郦道元之言，皆安石之所尸祝者也。使然，则吴安持之功不在禹下矣。藉令诸君子能公心宅物，不以人废言，而一存苏氏之说，则岂有此蔽哉？若南渡诸儒，画江以居，而不识兖、冀之事，又其偏信之病所自深也。 灉沮会同 蔡注以汴为灉，睢为沮。按《经》纪此二水于兖州。而汴水出荥阳县河南开封府 大同山，过中牟、祥符，故《水经》云“出阴沟于浚仪北”。东过宁陵，与睢水合。又东过亳州蒙城县，故《水经》云“东至梁郡蒙县为睢水”。又东至怀远县荆山口入淮，其与《水经》言“至彭城入泗”小异，则以为黄河所夺，挟之南下，淤其入泗之口也。睢水出睢州东北，经归德府东过宿州，故《水经》云：“出梁郡鄢县。又东过睢阳县。又东过故相县。当萧县南入于泗。”睢之或合于汴，或合于泗，古今小异。然其所自出，一在荥阳，一在睢州，则豫州之域；其合也于蒙城，其入也，于萧县，则徐州之域；不于兖土而会同也。沂在泗北，泗在睢北，睢在汴北，徐州之境北尽东平、巨野，东直费县、海州。安得兖土南侵徐、凤乎？则灉非汴、沮非睢可知。此纪灉、沮上连雷夏，下接桑土。雷夏既在濮州，桑土者，郑玄《诗谱》说为卫之东境，自濮以南则为曹、鲁之地，而桑土属卫，必在濮北，《后汉书》注引《博物志》云“桑土在濮阳”者是也。则灉、沮之会亦近是。《尔雅》“水自河出为灉，济为濋”。晁氏以沮有濋音，谓沮即濋。但言灉自河出，则凡河之枝流皆可谓灉，犹自江为沱，而成都之繁昌、荆州之枝江皆有沱水也。汉以后，河日南徙，故枝流亦在南。而汴谓之灉，禹之故道河在北，则灉亦在北也。禹河自大伾而北，夺漳渠以去，去济绝远。兖之贡道乃云“浮于济、漯，达于河”，则河之经流虽相去邈绝，而其枝流尚有会同之处。盖兖土卑下，斜出成川，旁午不一，非如峡岸之流，彼此无相合之势也。然则此灉水者，盖在大名、广平之交，河水旁出，南溢达于东郡濮阳之境，而沮者，则济水于曹州之北旁出，北流以与灉会于濮，以俱下而流于济南。其会同之处，固兖之西土也。济以达沮，沮以达灉，灉以达河，故曰“灉、沮会同”，言河、济之于此会同也。王氏炎曰“沮出濮阳，灉出曹州”，盖为近之。然濮在北，曹在南，河在北，济在南，则沮当在曹州而会灉于濮东。濮去禹河既远，不得有旁流之河。倘以为灉、沮非河、济之旁出者，则兖西为沙壤，无有水源，其不能别成一渠于曹、濮，而必因于河、济，亦明矣。若今无此二水者，以河、济迁则灉、沮竭，可以今之地理求，难以今之川泽求也。汴、睢云乎哉？经纪兖州之水，独详于曹、濮之间者，以此土北邻浚、魏，南距睢、归，河流其北，济绕其南，二渎交控，无高山广阜以限之，故易为灌漫而治水之功倍也。功倍则辞详矣。 草木 谷之产，因于地之宜。地之宜，验于草木之生。故《经》于辨土之后，纪其草木之别，所以物土宜而审播种也。南北异地，九土异质，风气异感，故草木异族，而百谷亦异产矣。 由、条、渐、包、夭、乔者，草木因土性之故别，非由治水而始然也。当洪水泛滥之时，草木畅茂，榛芜秽塞，土荒兽逼，故益焚山泽，务芟除，而不务蕰崇之。林氏乃谓洪水为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始遂其性，岂知草木之性遂，适以害嘉谷、塞途径、深沮洳、酿岚蛊、蕃禽兽，以与人争命乎！古之建国者，以拔木通道为事。《诗》所谓“拔柞械”、《春秋》所谓“启山林”是已。如以草木芜盛为平成之绩，则今猺之有峒，苗之有箐，其将平成于中土哉？则《经》纪草木，以物土而非序绩可知已。由，亭茂也，草之茎生者也。渐，进长也，进而渐长不已，草之蔓生者也。夭，少长也，草之台生者也。条，长也，细而长也。木之孤干独擢者也。包，丛也，木之科丛盘生者也。乔，高大也，木之枝干兼伟者也。三州所产，族类之不同如此。犹土有白黑，坟壤之异也。土不因水已治而改其质，草木亦不因水之治而异其状也。所以惟兖、徐、扬三州纪草木者，此三州平衍之区，无高山大谷，草木鲜生，可以区别，而六州之或山或谷，或原或泽，其地不齐，一州之间，各自殊别，不可定也。王氏炎曰：“南方地暖，草皆少长，而木多上竦。河朔地寒，虽合抱之木不能高也。”得之矣。 大野 蔡注引《地志》“在山阳巨野县北”，又云：“郓州中都西南，亦有大野陂。”中都，今汶上县。巨野之北，正值汶上之南，非有异也。大野于宋为梁山泊，汇南旺湖而为一。及永乐中，开运河，始画而为二。南旺之东又有蜀山湖，亦谓之南旺东湖。凡此三湖，弥漫三百六十里，皆大野之所潴也。大野之水，其源本于汶，而不因于济。济水自由张秋过寿张，掠湖而东北以注于济南。大野之水则南下鱼台而注于徐、邳。《山海经》云：“济水绝巨鹿泽。”郭注云：“今在高平。”绝者，绝而过之之谓，非言济水毕注于此。若《水经》所云：“济水至乘氏县南分为二，南为菏，北为济。”郦道元谓“一水东北流入巨野泽”，盖当后魏时，济水之枝流偶注焉。而桑钦所云“菏水”者，下又云“东过湖陆县今鱼台 入于泗”，则亦与汶俱流，至鱼台而南，未尝绝而无所往也。天下无绝而无所往之水，蔡氏以菏为巨野，既徇末失本，而又以为济水所绝，则尤不审于《山海经》“绝”字之义。若何承天云“北连清、济”，则连济而非原于济，承天初未有失，而济水掠大野之北，徐地尽于大野之南岸，徐终不得有济也。蔡氏生于东南，当山东沦陷之后，一惑于道元之说，虽以当时显著之梁山泊且不之察，而况其他乎！ 蠙珠 蠙，《说文》正作玭。宋弘云“淮水出玭珠”，即此。古之珠，皆以玉为之。后世南粤既通中国，合浦之珠始登服饰，而谓之真珠。“真”云者，言其不假琢而圆也。若以蚌甲为珠，则物贱而色黯，古谓之“蜃”，以饰器物，所在有之，不必淮夷。按《说文》，玭即瑀也。琢美石以为珠，赤者曰琚，白者曰瑀。《大戴礼》所谓“玭珠以纳其间”，盖佩玉之一也。佩以象德而有玭珠，岂佩蚌甲而可以象德乎？蠙珠之贡，盖以供佩。玭之为蠙者，借用也。若蠙字正音蒲边切，虱也。唐张蠙梦名虱，登第而改名蠙以应之，则蠙固非蚌，蔡氏之疏，两失之矣。 浮于淮泗 汳汴通 水至蒙为灉水。东入于泗者，汉河南徙之道也。泗入淮，故淮合泗。汶入泗，故泗合汶。汶在巨野，合济之支流。济合灉。灉源于河，则经所谓“浮于淮、泗，达于河”之道也。蔡氏两引许慎《说文》，未决所从。当以后说为定。盖禹河故道，自洛汭、孟津，北过怀庆，合卫河而入浚、魏。初未自河阴南下，经荥阳、祥符之境，则汴水、阴沟水皆无从得受河以成流。当禹之时无汴水。汉河南徙而濮州无灉，时异水迁，不可强同已。 三江 《经》于此言“三江”，后导汉云“北江”，导江云“中江”。传注家合二为一，故徒滋繁讼。以实求之，彼云“东为北江”，“东为中江”，自上游而言，浔阳以西之江也。此云“三江”者，自下游而言，芜湖以下之水也。知然者，以《经》云“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犹徐州所云“大野既潴，东原底平”。大野潴而东原平，大野者，东原之浸。三江入而震泽定，三江者，震泽之源与支流也。苏子瞻惟不知此，乃欲以味辨之，其亦细矣。 江水自芜湖而东，其下采石，过应天、仪真、镇江，至通州入海者，所谓扬子江，大江之经流也。乃海潮之上，直至小孤山，则小孤东北，水势已平漫，特江南有雁山、九华诸山麓以束之，江北有石镜、巢山诸山麓以束之，则岸高而不能旁泻。至牛渚之南，敬亭一带，山势已尽，采石北阻，不能尽纳大江之流，而芜湖东南地势污下，可容旁溢，故分水别注。 自高淳、溧阳抵于宜兴之南，所在潴积，为丹阳、固城、长荡诸湖，而注于太湖。其一则分自贵池、迳宁国县，由广德、长兴而注于太湖。《水经》所谓“东至石城县南，分为二。南江又东南径宣城之临城县，今青阳。 又东与桐水合，广德之桐池。 又东径宁国县南，又东北为长渎，东则松江出焉”者是已。是震泽，三江之首也。今其水之径溧阳者，中江之名固存也。而既入太湖以后，其经流上承中江径直之势，自鲇鱼口经苏州太仓入海者，一江也。今娄江。 其自吴县长桥东北，合庞山湖，过松江、上海之北入海者，一江也。今松江。 自大姚分支，过青浦之溆山湖，东至嘉定县界，合上海之黄浦，经嘉定、江湾，自上海之南入海者，一江也。今东江。 凡此三江，皆太湖之委也。委流顺，则从出之泽亦平。故三江入海，而震泽以定也。《史记正义》及《吴地记》之说，皆确有可据。要其上流则皆自芜湖东南分大江之支流者也。朱子以薛士龙之言为信，与蔡氏所引唐仲初之说，要为不诬。故《水经》亦云：“江水奇分谓之三江口。”其与后所纪之北江、中江，相去千余里，强而合之，则愈迷乱而不知所从矣。若大江自采石东下之经流，《经》不纪者，自然之渎，未之加治也。 九江孔殷 殷之为言，中也，盛也。物中则盛，故殷亦为盛也。“九江孔殷”者，言九江之流甚盛也。所以然者，以“江、汉朝宗，九江孔盛”文义相连，汉合于江，江行以缓，故九江为之盛也。 汉九江郡治在寿州，其地则今凤阳和州是已。至隋，始以寻阳为九江。而《汉地理志》云：“寻阳南有九江，东合为大江”者，则寻阳之小水也。汉寻阳县在江北，今之望江、宿松也。若今九江府之德化县，在汉为柴桑县，然则《汉志》之九江，盖皖水之源，其出有九。云“寻阳南”者，县在怀宁之南，望江之北，皖自其南而入江也。若《寻阳记》所称乌、蚌诸江，则洲渚之分，诚有如蔡氏所驳者。而晁公武乃云：“一江而称九江，犹太湖一湖而称五湖，昭余祁一泽而称九泽。”殊不知昭余祁者，九泽之一，或不审而名之曰九。湖之有五，则长荡湖、射贵湖、上湖、滆湖，与太湖而五，本非一也。湖本有五，泽别有八，而九江安得一也？乃朱、蔡以洞庭为九江，尤有疑者。《经》云“过九江，至于东陵”，东陵者，巴陵也。九江在巴陵之西，而为江水之所经过。若洞庭则在巴陵之南，江水未尝过之也。《水经》“九江在长沙下隽县西北”，下隽亦巴陵也。洞庭在巴陵之南，固不在其西北，亦明矣。《楚地记》曰“巴陵潇湘之渊，在九江之间”，初不言九江在巴陵潇湘之间。又《经》云：“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经文虽简，而衡山之于九江，九江之于敷浅原，虽限以大江，其山势必有相因者。洞庭之浦，东西相去四百余里，山形阔绝，不相连接。《经》盖言衡山自长沙岳麓而下，顺洞庭西岸，沿石门、慈利，滨江东北行，至荆江口，逾江而为蒲圻、兴国诸山，过德化以讫于庐阜。则过九江者，非过洞庭亦明矣。唐诗“落日九江秋”，注云：“江自荆南而合于汉沔间者有九：一曰川江，即大江；二曰清江，源出施州卫之西，至长阳入于江；三曰鲁洑江；四曰潜江，出自汉水而会于江；五曰沱江，夏水也；六曰漳江，出南漳，合于江；七曰沮江，出房县；八曰直江，公安之油水也；九曰汉江。”盖此九水，自长阳而东，渐合于江，至汉口而后江、汉水合。则汉阳以南，城陵矶以西，皆为九江合流之地，江势大盛，故曰“孔殷”也。而此上下三百里间，正在巴陵之西北，故《水经》云：“在下隽西北。”乃九江之首，起于长阳，故《经》云：“过九江至于东陵。”而湖北诸山，随江西下，放于江、汉之间，然后逾江而过武昌之南，岳州之北，于“导山”之文，亦无不合契者，斯以为《禹贡》九江之定论也。皖口、柴桑、洞庭之释，要于《经》文无取。 沱潜既道 “潍、淄其道”，潍水、淄水至寿光而合入于海也。道之为言通也。“沱、潜既道”，沱、潜合一而江、汉通也。沱者，今之夏水。楚庄王灭陈，乡取一人以归，谓之夏州，居之于此水之侧，故曰夏。夏水首出于江，在江陵县东南，东过华容今监利 ，至云杜县今潜江 入于沔。盖潜水分汉于潜江之南，而沱水自监利北注之。江、汉之支流，早已相通于汉口之上，特其岸狭渠小，故江、汉之经流必至于汉口而始大合，但有水可道，则漕贡之舟取其径直平夷，可以捷至汉水，而避自荆、岳达鄂，浮江溯汉七八百里迂险之冲，故下云“浮于江、沱、潜、汉”，此之谓也。 云梦 江北为云，江南为梦。盖平原大泽，地势相连，而江水分画其中也。其地在江南者为松滋、石首、公安、安乡，在江北者为监利以西至于江陵之东，跨江濒湖，南尽于澧而北尽于汉也。《汉地志》华容有云梦泽，华容至梁始徙县于南平郡之南安，则今县是。而故华容今为监利。故《水经》亦云：“云梦泽在华容县东。”而郭璞《尔雅注》以为巴邱湖者，今俗谓之西湖，其滨在江南之梦，而云在其北也。《子虚赋》所云“方八九百里”，虽为侈言，要尽汉南、湖北，亦几几近之矣。蔡氏所云“华容、枝江”者良是，而又云“江夏、安陆”，则跨江而东，逾汉而北，势已辽绝。且江夏有黄鹄、凤凰诸山峙立江岸，安陆居章山陪尾之麓，为原为阜，亦不得谓之为泽。德安之有云梦县，则西魏侵地汉上，欲夸其境土之远，而以江介泽薮之名被之于汉北。南北分争，侨置郡县，名实相谬，沿而不改，若此类者众矣。 杶干 蔡氏谓“杶木可为弓干”，而以杶干为一木，不知杶即椿也。其木脆而易折，不中弓干之用。人家田园所植，芽为人采，多不易长。深山所有者，或大至十余围，色赤而理坚，可锯为材用。性辟虱蚤，故今人以作床榻。茎叶固如蔡氏所云“似樗”者，贡之以为什器尔。此木惟荆土多有。闽、广人不食其芽，动见砍伐，固宜蔡氏之不识。而又当宋末武备弛废之时，抑不知弓干之不可以椿为。杶自杶，干自干。孔氏以干为柘，当之柘而云干者，犹《诗》言“伐檀”而云“伐轮”也。 伊 《山海经》言：“熊耳之山，伊水出焉。”郭璞注：“熊耳在上洛县南。”《汉地志》：“卢氏有熊耳山，伊水出。”蔡氏以郭说辨《地志》之非，不知弘农、商洛之间有三熊耳山。一在陕州之南，卢氏之北，达磨之所葬。蔡氏疑卢氏止有此熊耳，因谓伊水不出其下，固是。在商州之南，武关之西，与郭璞所云“在上洛县南”者相乱。蔡氏遂以为伊水出此，而疑其与卢氏相远，因以辟《地志》之非者也。南召之西，内乡之北，洛水之南，有熊耳山，与东关鸾堂毛葫卢之地相接，《水经》所云：“洛水东径熊耳山北”者，此则伊水所出，其地亦隶于卢氏，而斜系商州之东南，则郭璞所云，与《汉地志》本一而非二也。《水经》云“伊水出南阳县西蔓渠山。”今谓之闷顿岭，地隶卢氏。从此而东，过陆浑今嵩县 、新城、伊阙俱伊阳 以入于洛。盖《山海经》《汉地志》所言熊耳者，统纪其地。而《水经》之蔓渠，今之闷顿，则直溯其源也。要以伊水所自出在武关之东，而不在其西，系之商洛，则失其实矣。 荥波 荥、波言潴，必有聚水。盖济溢南流，至于荥阳之东，以地势平下而聚，则所谓荥泽是已。至汉已堙为平地，而不复有泽。波自洛出者，《水经》所谓“洛水径宜阳县故城南，又东北出散关南，又东，枝渎左出”者也。迹其下流，居宜阳之左，则必在洛汭之西而与河会，去荥绝远。乃《经》合荥言潴，又系于伊、洛、瀍、涧入河之后，其在洛东可知。固当以《山海经》之波水为正，盖洛东小水合于荥泽者也。 菏泽 导者，因势而下导之也。水之东流，水之势也。地之西高而东下，地之势也。蔡氏以曹州之荷水为此菏泽，则水本在东，逆西上而被孟潴，岂理也哉！菏泽者涡水也。许慎曰：“涡水受扶沟、浪 渠、东入淮。”《水经》云：“阴沟水出河南阳武县浪 渠，东南至沛为涡水。又东至下邳、淮陵县入于淮。”盖此菏泽由阳武东径祥符之铜瓦箱，东南过兰阳北，又东过仪封南，又东过睢州北，又东至虞城，被孟潴而过之，又东过夏邑，东南过丰县，东至沛州飞云桥，乃得“涡”名，东由徐达邳而入于淮。今其下流谓之涡，其上流谓之阴沟，亦云浪 ，而《经》则即浪 而予以菏泽之名尔。出于豫，经于豫，而入于徐。若曹州之菏东北会汶，与孟潴阔绝，且源出于徐，不宜纪于豫也。《汉志》：“睢水受浪 渠，东至取虑，音秋闾。入于泗。”则菏泽在汉盖与睢合，或自徐州小浮桥注于吕梁矣。虽古今迁徙于沙壤者流委不一，然孟潴为下流，菏为上流。源发于豫，不发于徐，则《经》文之不可易者。其为铜瓦箱所分之河渠，无疑矣。黄河南徙，则此菏泽为其经流也。蒗 渠之“菏”从草下河，曹州之“荷”，从草下何，《经》文自别。 嶓 东西二汉水，其下流皆名曰汉。其所出之山皆曰蟠冢。相承淆讹，合而为一者。缘《经》言“嶓冢导漾”，与《水经》以西汉水为漾、东汉水为沔，而云漾出蟠冢、沔出沮县东狼谷，遂使古今失据，合二汉水二嶓冢而一之也。 杜佑《通典》云：“蟠冢有二：一在天水，一在汉中。在天水者，西汉水之所出。在汉中者，东汉水之所出也。”以地考之，无有如佑之切者。《汉地志》：“汉阳郡西县故属陇西，有蟠冢山，西汉水。”此杜佑所谓“一在天水”者也。若《经》所云“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至大别入江”者，杜佑所谓“一在汉中”者也。盖西县天水今并入秦州，在南条山脊之北，于《禹贡》属雍而不属梁，则此“既艺”之蟠，其在天水之“嶓”可知。而天水嶓冢所出之西汉水，自秦州嶓冢之南，流经凤县大散关，南过略阳之西，又南过阶州之东，又南过昭化、剑州、广元、阆中，又东南过南充、邻水，又南至江津之北入于江。其始出也虽近于东汉，而其过汉中，既限以青泥、鸡头之阻，其入川北，又隔以金牛、衰斜之险，则终不得合。迨其下流，早已合岷江于重庆之西，不随东汉为沧浪，过三澨、至大别而后入江也。则《经》之言漾，非西汉之源，而《经》之言嶓，非秦州之嶓明矣。若东汉水之下流，既一一与《经》为合，而所出之嶓即此“既艺”之嶓，在梁而不在雍。其以东汉为沔、西汉为漾者，《水经》之失也。孔氏曰：“泉始出山为漾水，东流为沔水，至汉中东流为汉水。”如淳曰：“北人谓汉曰沔。”漾、沔、汉，盖东汉一水而三名，西汉不得谓漾也。 此之嶓冢，在今宁羌州之北，两当县之南，宋王仁裕放猿之地。两当在汉为武都，故《华阳国志》曰“东汉水出武都县”，固梁州之北境也。汉水始出为漾，南过宁羌，又南过略阳之东，始与沔合。沔水一曰河池水。略阳，汉沮县也。故《华阳国志》曰：“沮县，河池水所出东狼谷也。”桑钦之纪沔水，与《国志》同，特不知沔非东汉之源，东汉自出于宁羌之嶓冢，在略阳之北谓之漾，至略阳合沔水乃谓之沔，至沔县而东过汉中府，始名曰汉。《经》云“嶓冢导漾，东流为汉”者，此也。其不言沔者，沔入汉，而非汉之源也。桑钦不达于漾为东汉源，沔合于漾，而以漾名加之于西汉。郦道元乃昏于二汉之源流各别，乃云：“东西两川，俱出嶓冢，同为汉水。”桑钦知有秦州之嶓冢，而不知有《禹贡》所艺梁州、宁羌之嶓冢。郦道元遂合二嶓冢而为一，乃不知西汉之自雍南入梁而达于江，今谓之嘉陵江。东汉自梁之北境，东沿雍、梁之界入荆，而后达于江，今固谓之汉江也。蔡氏既知西汉水径葭萌入江矣。又惑于郦说，强二汉以同归，合两嶓而为一，而曰“嶓冢一山跨于两县”，不知秦州之去宁羌，相去三百余里，中隔西和、成县两邑二百余里之原隰，又有空同、天井、仇池、朱圉诸山之间隔，两县不相为接壤，而亦安得为“跨”乎？秦州之嶓冢，北连汧、陇，其为雍地无疑。宁羌之蟠冢，在汉中之西，与巴、蜀共为益州，共为华阳，则亦共为梁州也。 沱潜 水自江出者皆为沱。蔡氏以郫县、汶江皆有沱，而不知沱之大者在新繁也。盖江水始发，未为峡束，随平壤而四溢，沱不一矣。《水经》云“沱在湔口之东，都安之上”。湔口在石泉县。都安，今之灌县。沱之在郫西者也。《华阳国志》云：“大江自湔堰至犍为有五津：始曰白华津，二曰里津，三曰江首津，四曰涉头津，五曰江南津。”五津之地，上溯石泉，下汔井研，皆江、沱之道，旋出旋入，而共合于嘉定也。旧云水自汉出为潜，按《经》所纪汉，皆东汉也。东汉之潜，自在荆土。今此系之梁州，则此潜者，非自汉出，而即西汉之别名。西汉不见于《经》，盖在古谓之潜，而不谓之汉，《地志》所云“巴郡宕渠县西南，潜水入江”者是已。宕渠西南，今邻水县，嘉陵江之入江也于此。郦道元“潜水入大穴”之语，细碎而不经，盖不足信。唯西汉之即潜，故下云“逾于潜”者，言溯潜而上，至于略阳、凤县之间，西汉水与东汉水相去已近，而二水不相为通，则陆运至略阳之东，而后复浮于汉，亦可证《经》之不混二汉为一水矣。道元亦知西汉之即潜而非漾，故又曰“自西汉溯流而届于晋寿，界阻漾、枝津，南历冈北，迤逦接汉、沔”，则以明潜、漾之源委各别，不相通矣。而为说纷纭，自相矛盾，盖杂采他说以成书，得失并存而不知所裁。蔡氏惑其所失，而不考其所得，徒知沔、渭之间绝水百余里，乃不知东汉、西汉之间绝水亦百余里，乃以疑《经》“逾于沔”之文，不亦疏与。 和夷 和水出天全六番招讨地。天全六番，宋之和州也。和水下流注于青衣水。晁氏径以为清衣江者，误。晁氏又曰：“夷水出鱼复，至夷道入江。”此乃施州卫所出之清江，至长阳县入江者，与和川相去东西三千余里。和在梁而夷在荆，不得连类并纪，如“覃怀”“原隰”之文而属之“蔡、蒙旅平”之后。和夷者，和川之夷，犹言岛夷、莱夷。曾氏所云“严道有和川，夷人居之”是已。天全六番至西魏始入版图，禹因平蔡、蒙而及之，以循水之源而为治江水之资也。 西倾 西倾在洮州卫之南，与松潘接壤。“因桓是来”者，因于桓水而来贡也。桓水，今谓之羌水，自文县千户所绕南山、太白而入于西汉。《水经》以桓水入于南海者，误。羌水西南，正当坤维之脊，地势极高，而又有西番之亦思八思今河，董卜韩胡之乞里马出河，皆东流合于江。桓水安能缘之以南邪？西倾不属雍而属梁者，虽在岷、洮之西，而实与太白、剑门南北相值也。 渭汭 蔡氏云：“汧源县弦蒲薮有汭水，即《诗》之芮鞠。”今按《诗》言“芮鞠之即”纪公刘迁邠之事，芮自在邠，去陇州之弦蒲薮几四百里。公刘之国，其疆域不至汧西，则芮者乃邠州之小水，今所谓宜录川是已。若弦蒲薮所出之水，乃汧水也。汧自宝鸡入渭，而不与泾属。使以汧为汭，而汧不连泾，径达于谓，则当云“泾汭属渭”，不得言“泾属渭汭”也。汭在邠，而泾过邠东，汭水因东流注之，故曰“泾属汭”。宣言“泾属汭、渭”，乃先渭而后汭者，则以汭小而渭大尔。 漆沮 雍州有二漆水。其一出永寿县，东过同官北，至耀州，东合于沮。沮水出中部县，南过宜君，今子午水，东南至耀州，合于北洛水。此二水，皆非径入于河，而由北洛。北洛合二水直入于河，而不由渭以达河，蔡注云“入渭”者，误。乃《经》文云“既从”“攸同”，则皆主渭而言，而非以河言。然则此漆者，盖扶风、杜阳之漆水。而沮水无考，则或麟游、 水之类，古今异名也。晁氏之言，深为有据。乃程氏以《经》序渭水节次不合疑之，不知由泾而汭，由汭而漆、沮，由漆、沮而澧，自北迤南，以纪入渭之诸水，节次未有乱焉，何得屈由洛达河之漆、沮，强所本不然者而诬之入渭乎？《吉日》之诗曰“漆、沮之从”，盖亦谓此。朱子以北洛当之，周王不应度泾而北，从禽于三百里之外也。 原隰、猪野、三危、黑水 蔡注因《诗》以原隰为邠州之隰原，据《地志》以猪野为凉州之休屠泽，今按邠之去凉几三千里，而中又间之以泾、渭，限之以黄河，不得言“至于猪野”也。《经》所纪者，因近渐远，势必相邻，若覃怀之于衡漳是已。上志鸟鼠，下纪邠地，则既越陇坂之阻，逆回而东者千里，又遽北折而西，及于凉土，迂回辽阔，序次乖张。《禹贡》一篇，无此义例。则原隰、猪野，皆在鸟鼠之西南无疑已。“鸟鼠”以上纪洮东，“原隰”以下纪洮西，则此猪野，盖洮州卫之青海也。西宁亦有青海，俗呼之讹尔。 广平曰原，下湿曰隰，原隰所在而有，非有适名。冷地峪以西，临洮以南，滨河以至于青海，其地平下，皆原隰也。 三危山，《汉书》注，以为在沙州燉煌县，以地按之，盖亦失实。《后汉书》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经》之析支也。汉河关县属金城郡，今兰州。 后改属陇西郡，今巩昌。 今之河州卫是已。《地志》云：“积石山在河关西南，河水所出。”三危在河关之西，当与积石相近。以地度之，则其在河州之南，洮州之西，叠溪之北，滨于大河之东，而非在凉州，亦审矣。《水经》云“在敦煌县南”，远纪之也，实则有湟南湟北，河东河西之别，而相去几千里矣。意河西四郡，当禹之时未入中国，而雍、梁二州极西之地，止于积石，非能远至瓜、沙之境，故“导山”之文，始于 而卒于岷，北不逾湟水，而南不至越隽也。 黑水为梁、雍二州之界，而梁州断无跨河以北之理。云“导黑水至于三危”，则三危亦梁之西北而雍之西南，皆足征其为岷、洮之境也。旧志谓黑水在肃州者，其亦误耳。《山海经》之言黑水者屡矣。见于《西山经》者曰：“昆仑之邱，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郭云出山东北隅。 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杆。郭云出西北隅。 ”所谓昆仑邱者，去渤泽四百里也。泑泽亦青海。见于《海内经》者曰：“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又曰：“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生昌意，降若水，生韩流。”黑水既为后稷墓田，必不能远在嘉峪之西，而与若水相迩，则固在西南，而不在西北也。《王制》言：“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河者，同、韩之间，去流沙止千里而遥。黑水又在其东，则必非酒泉之黑水愈明。是以孔颖达亦以居延之流沙去中国太远，而辨《地志》之非。则黑水之更在流沙之东者，从可知矣。蔡氏不能为之折中，随其篇册，既登《水经》出张掖南至敦煌之说，又杂采《地志》出犍为、南广今叙州。 之文，或疑樊绰之指为丽江，而终取夫程氏西洱河之言以为定。不知在张掖肃州 则既不得为梁境，在犍为则去三危绝远，不能越峨眉、岷、嶓而挽之北行，且泸、叙不应为雍土，若丽江、洱河，其差弥远，又不待言矣。出南广者，泸水也。丽江者，出腾冲卫徼外茶山长官司，至云南巨津州为金沙江者也。西洱河者，出鹤庆府为样备江，至大理府为滇海者也。泸水入江，而不入南海。丽水、洱水虽由交趾达南海，而皆在梁州极南之境，去三苗所居之三危，山川修阻，几五千里。樊、程拘于“入南海”之文，而蔡氏生于宋季，云南不入版图，因以忖度滇北之连乎西羌，而不知其舛之甚矣！以实求之，黑水当在西倾、积石之间，或朋拶河、出河之类，又或其即为湟水，古今异名，遂无可考。其云“入于南海”者，因文字之讹，以入于“南河”为“南海”。河在积石之外，行于番夷，当中国之坤位，故曰“南河”。守文以核地，不如按地以定《经》。要以黑水既至于三危，则川、陕西陲近自岷山、瓦屋、大相、小相，远则大雪山，而极于于阗、天竺，崇高连亘，断无可至于南海之理。此《经》文之必当传疑，而不可强为迁就者也。以黑水在肃州，则洮河、积石、临洮、巩昌、甘、凉、西宁，俱应为梁州之地，而雍之西界，应在亦集乃，亦集乃，海名。 是雍不当有弱水、三危。以西河为黑水，则全川皆雍州之地，而大理以南始为梁州。凡此皆悖谬之尤，随文立诂而不相通也。奚可哉！以《后汉书》定三危之所在，而原隰、猪野，弱水、黑水、昆仑、析支，皆相栉比，不致滋古今之大惑矣。 昆仑 昆仑一山，古今积为夸远之说，倡始于汉之术士，而成于王嘉之诞说。蔡氏破群迷而曰“在临羌”者，定论也。临羌于汉属金城郡，在今金县之西，河州之东，与积石密迩。《山海经》所云“昆仑之邱，河水出焉”者，据其入中国之始。直谓之出，则以内夏外夷，而不必穷其源也。《经》以昆仑与析支、渠搜而并叙，亦知其为附徼西戎之地矣。桑钦惑于邪说，乃云“去嵩高五万里”。使其在五万里之外，安能与西戎同其就绪哉？司马迁不知近有昆仑在雍州之境，顾远征之张骞，而曰“乌睹所谓昆仑”，好奇之过，曾不察夫《禹贡》之本文，为罔而已。《山海经》之言昆仑者曰“邱”，非有崇高莫并之山也。必求其地，则临洮之胭脂岭，兰州之皋兰山，河州之普赞山，洮州之雪山，皆足以当之。古今异名，无从定耳。后人不察，乃指肃州玉门以西北狄之山为昆仑。胡元侈其境土之大，又以阿以伯站之赤耳麻卜莫刺山为昆仑，而昆仑之实愈晦。据《禹贡》之本文，守蔡氏之定说，以折妖妄之论，其尚求昆仑于河、洮之间哉！ 渠搜 蔡氏据《水经》谓渠搜地近朔方，不知朔方之渠搜在河湟、丰州之东，受降之南，于中国为北，于种类为狄。而下云“西戎即叙”，则与析支同为西戎，其非朔方之渠搜明矣。夷狄以部落显，不以地著，迁徙而仍其故号。或此戎当商、周之世徙于朔方，秦、汉有其地，因筑为城。抑或当秦之时，斥地河、湟，徙渠搜于北河之南，俱未可知。要当虞、夏之世，渠搜固在昆仑、析支之间也。析支西去河关千里，盖今邈川贵德之壤。渠搜非北近宗哥，则南濒朋拶，世移事易，名实互贸，我知其为西戎而已，其他阙疑可也。 导山 导山之说，王、郑以三条、四列分之。蔡氏辨其非，是也。而蔡氏南北二条复分为二，则亦与王、郑之说相去无几。盖以我测《经》，不若以《经》释《经》之为当。《经》云“九川涤源”者，一弱水，二黑水，三河，四漾，五江，六沇，七淮，八渭，九洛也。弱水，黑水，皆雍川也。河亘雍、豫、冀而濒于兖。漾出梁，濒雍而入荆。江出梁，过荆而入扬。淮出豫，过徐而入扬。渭在雍。洛在豫。非九州之各自为川。而青本无川，亦不能张皇小水以与大川亢衡。《禹贡》纪治水，因所涤以为川，不似《周礼》《职方》因已定之土，各立川浸，强小大而比之同。则“九山刊旅”亦非一州之各有一山，审矣。青、徐、扬、兖，下流平衍之区，一行所谓“四战之国”也。必欲于无山之州，立冈阜之雄者以敌崇高之峤，官天府地者之所不为也。 夫导者，有事之辞。水流而禹行之，云导可也。山峙而不行，奚云导哉？然则导者，为之道也。洪水被野，草木畅茂，下者沮洳猪停，轨迹不通，禹乃循山之麓，因其高燥，刊木治道，以通行旅。“刊”“旅”之云，正导之谓矣。青、兖、徐、扬，或本无山，即有山而亦为孤峦，不能取道。雍、冀、豫、梁、荆，则山相连属，附其麓而可届乎远。乃以崖壑崟欹，草木荒塞，振古而为荒术，禹乃刊除平夷，始成大道，由西迄东，其道凡九也。岍、岐、嶓冢言道，而他不言者，其故未有道，则禹导之，其故有道，因而修之者，不言导也，非自禹而导之也。 九山者：一，岍为首，而属岐、荆。二，壶口为首，而属雷首、太岳。三，底柱为首，而属析城、王屋、太行。四，恒山为首，而属碣石。五，西倾为首，而属朱圉、鸟鼠、大华。六，熊耳为首，而属外方、桐柏、陪尾。七，嶓冢为首，而属荆山。八，内方为首，而属大别。九，岷山为首，而属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者，九山之余也。近者详之，远者略之。恒山去碣石千余里，岷山至衡三千余里。中无所纪，略也。九江之东，纪以敷浅原，而匡庐东南不之纪者，非《禹贡》之幅员也。恒山西北飞狐、句注、五台、贺兰不之纪者，北塞而非旅道也。徐、扬之潜、霍，青之大岘、福山、成山，《经》之不及。兖之岱山，仅见于州壤，而不著于导山者，孤嶂不可为道也。梁之峨眉，荆之二酉、五岭不之纪者，南塞而非旅道也。若谓九山各于其州为旅祭告成之明祀，则当如《职方》所纪，随州分志，不应别纪三条、四列，而反遗九山之宜载见者矣。九山之次第，自西北而东南。均乎南北，则先西。均乎西，则先北。“导岍及岐，至于荆山。岍在陇州，视壶口底柱恒山则西，视西倾则北，自岍而西北，禹迹不至，地本狄戎，因此足见瓜、沙、甘、肃之弱水、黑水、三危、昆仑、猪野非禹甸，而后人蒙之以名也。导岍自陇坂，东至于岐，又东而至于富平之荆山，皆在渭北，虽间以泾水，而云阳之山与醴泉相接，故岍、岐、荆虽三山，而为渭北之道，一也。逾于河而山穷矣。导 之次，宜纪西倾，而及壶口者，因逾河之道，壶口与荆南北相值，即以顺而东也。始壶口河岸，自吉州、九原、玉壁而南，以至于雷首，虽间以汾水，而两岸相接，形势均高，则折而东北，沿羊角、三尧以至霍太山，其东北为太原平衍之区，水尝灌之矣。故壶口、雷首、太岳三山为河东之道，一也。由此而南，画之以安邑、平陆舄卤之地，山势既绝，中条初起，则底柱为河北诸山之首。由底柱循河岸而东北，至垣曲为析城，至阳城而王屋，至泽州而太行、轵关、天井，道以通焉。由此以东，至于彰、卫而山绝。故底柱、析城、王屋、太行四山而为河北之道，一也。于是而与岍，岐南北相值之山穷矣。魏、博、邢、赵、放乎山东平衍之区，水落则道出，而无所事于刊通矣。于是而北，则燕、赵迤北达于榆关者，以恒山为首。以东西计，宜后于西倾。以南北计，则先于西倾。且因太行之所绝，迤东而顺及之也。恒山以西，出倒马关，缘繁峙而抵乎岢岚、偏关以逾河，而放于延绥，非禹甸也。恒山而东北历飞狐、居庸、天寿、密云，逾滦以东尽于碣石，为舜幽州之境。绕塞以达岛夷，凡千余里而山相属，其为幽、燕之道，一也。“入于海”者，尽词也。逾陇而西，秦、徽、阶、文之间，重山叠嶂相仍，而西穷雍、梁之疆域所止，则西倾为之首，其西则戎也。从西倾而东，秦州则朱圉，北而临洮则鸟鼠，顺渭水之南，鸡头、空同、大散、斜谷、太白、甘泉、终南、子午，达临潼而出乎华岳，山麓相属。又东放乎崤函而山势尽。故西倾、朱圉、鸟鼠以达太华，丛山之以名著者四，而为关西、渭南之道，一也。出关而东，河、洛为水国，而抑为平壤，惟洛表为荆、豫之脊，则以熊耳为首。熊耳者，卢氏之熊耳，非永宁之熊耳。 熊耳以东，自陆浑以达偃师，虽间以伊水，而伊阙之山与偃师相接，循之以东，得嵩山为外方。嵩山之南，自女几沿汝水又南至宝丰，冈势未断，迤平氏而抵乎桐柏。若桐柏之东，裕州之野，汝宁之郊，皆平壤而山绝矣，不复东行，而为之南通楚塞，过平靖、应山以终乎德安之陪尾。泗水亦有陪尾，非此陪尾。 其南则江汉之泽国也。由此而东，穆陵、黄、土、潜、霍、司空，南尽于江，禹盖未之道也。熊耳、外方、桐柏、陪尾起豫抵荆，而为洛南楚塞之道，一也。西倾之东，梁北之山，嶓冢为首，以东西计，岷先于嶓。以南北计，嶓先于岷也。嶓冢东下为汉南，沿褒斜而东，自汉中放乎西乡、兴安、平利、白河，东达于均，或麓或谷，山道以通，循武当而尽乎南漳之荆山，故嶓、荆千余里，而为汉南、蜀北之道，一也。其为山势，至南漳而尽。东出襄阳，则又为平壤矣。内方之山，北界以襄、宜，不属于荆山，南界以荆门、长坂，不属于岷阳。故江北之山，以内方为首。内方、大别，相去无几，而得名一山者，江、汉下湿，赖此道以通荆土，故为汉南、江北之道，一也。“岷山之阳”云者，犹言岷阳也。山南曰阳。岷山按剑门以东下，其南麓自成都过重庆、广安、万州而抵夔州。乃归、巴、巫山之险不可逾，则避峡中之厄，自夔渡江，南过石柱，又南至铜仁，出辰、沅，东下宝庆以达于衡山，而为自梁入荆南之道焉。其间虽纡回数千里，而山势相接，有通谷巨壑以达之，其为川、湖之道，一也。重庆而南，放乎滇、黔，则固为禹甸之所不至，以此益知以丽江、洱海为黑水之非矣。若“过九江至于敷浅原”，则因衡山而纪荆州东北入扬之山道。以衡山之余，西绕湘西，连属不绝，故不得别纪一山以为首。而自衡山东北至长沙，则地势卑下，渐为泽国。故为依山开道，自湘乡而北至于常、澧，循洞庭之西岸，渡江至荆州，沿江而过云梦之北，复渡江以抵通山、大冶，而尽于柴桑。九江之过，虽无高山崇阜，而于江、汉之中为脊，则江、湘之水即泛，固可通也。乃自辰、沅径可达常、澧，不必南至衡山，则经本互文。自衡可循山至澧，而自辰亦可出澧而过九江，故为岐路之词，言自岷阳而东南可至衡，而东可过九江至于敷浅原也。乃其统为岷阳可通之道，则二而一也。若夫兗、青、徐、扬，地本卑湿，在治水之先，则于四载唯舟行；在水治之后，则平野而可容方轨。道不循山，无所事于刊除，虽有陵阜，不劳纪载矣。道山之说，必此为正。若夫三条、二条之说，则青鸟不经之论。禹非杨救贫、赖布衣之流，为人审龙以相宅阡葬，亦何用远捕沙水，若此之勤哉？何似即下文之九山，顺本文“至于”之次序，为分九旅旅犹馆驿也。 之得邪？ 敷浅原 鄱阳县在彭蠡之东，隔以太湖，山不相属。晁氏谓敷浅原在彼，其说固非。乃蔡氏以庐山当之，亦未为得。高平曰原。匡庐矗起壁立，不得谓之原也。《水经》云：“敷浅原在历陵县西南。”汉之历陵，今之德安。庐山在九江之东，德安在九江之西，敷浅原更在德安之西，则武宁、宁州之境矣。盖湖广武、岳之东北，兴国、大冶、九宫、钟台诸山，迤东而至于九江之西南，山势已尽，而垂乎德安之博阳。九江德安县有博阳山。 又东则章水之濒，复为泽国。其东北之为匡庐者，亦孤嶂濒湖而无所往也。蔡氏以庐阜最高，所当纪志，不知《经》之所详，非水所待治，则陆道所经，若非水陆之冲，则冀之五台，扬之黄山、白岳，雍之褒斜，梁之峨眉、巫峡，荆之武当，徐之天柱，俱不见于篇，一匡庐云乎哉！朱子谓“人过而非山过。道所不过，禹不之导”，则块然匡庐，亦何足以登于《经》？ 弱水合黎 甘州镇夷所有合黎山，旧云禹导弱水至此。《汉》《隋》《地志》皆云弱水出删丹县。今按：删丹在甘州东百二十里。合黎在甘州之西，“至于合黎”，合黎山下有水，即谓之合黎河。《一统志》乃谓合黎之水为黑水，而以瓜州之且乐水为合黎河，其谬甚矣。“余波入于流沙”者，《水经》“流沙在张掖居延县东北”，亦甘州也。弱水之经流，导之至镇夷所而止。镇夷而西，地属番夷，禹所不至，亦不问其何所归矣。余波则自删丹分支，导之至甘州而止。要以导弱水入夷地，绝其东流，毋滋河势。其下流所委，则一听之，不疲弊中国以治夷狄之水也。甘州虽在凉州之西，而于河、湟为近。禹因治黑水之便，渡湟治之。若西而酒泉、敦煌，地属西番，北而庄浪、宁夏，地属北狄，皆四载之未至。《隋志》谓“流沙在敦煌”，杜佑云“在沙州西八十里”，盖误以沙州之鸣沙山为流沙，其为荒远，不足信也。 同为逆河 “同”之为言皆也。“同为逆河”，言九河之皆为逆河也。凡水之行，以上流高而下流下，上流浅而下流深，上流狭而下流广为顺，反是为逆，水之入海，其从来虽陡速，而近海必平。且潮落则顺下，潮生则逆上。其随潮而逆上也，上流狭浅，则近海之地必且涌溢而漫流。故禹疏九河，于潮所可至之地，深阔其上流，以受潮之逆上，故曰“逆河”，所以救海滨之地岸，不为海蚀也。而九河之尾皆逆，非合而为一可知已。既播为九，以杀水势，复从而一之，一不足以纳九，则河以归墟不快，又泛滥旁溢以为害。且九河之地，南北相去三四百里，强九成一，则迂曲而必溃圮，欲并三四百里之地潴为一河，功既浩大而难施，且徒以召海水之入，而弃壤土于河，其于河之疏塞则固无益。即使尽壑冀、兖以为海，亦不足饱海之贪，而适以逆河之路，是平天成地者，适以裂地而滔天也。故《经》言“同”，而不言“会”，其亦九河皆为逆河而非一，亦审矣。云“为”者，人为之也。 东为北江入于海 郑樵以“东为北江入于海”为衍文，朱、蔡据以为是。今按江、汉之东下者，与《禹贡》正无少差。特《经》文错综，不易读晓，故穿凿者引水味以强分之，而泥著者不知通《经》文之变而诬为失也。《经》言：“东汇泽为彭蠡。”又云：“会于汇。”则汇者，他水之聚而非谓汉之潴也。“汇泽”云者，所以纪章江也。章江上流濒乎百粤，禹迹所不至，故不见于《经》，而就其下流入江之次纪之，曰“汇泽于彭蠡”，又曰“会于汇”，言章江之会江、汉也。乃本文之连江、汉而为词者，章江之不能自为彭蠡，犹潇湘之不能自为洞庭也。江水东出之势，扼潇湘而为洞庭。江、汉东下之流，至小孤为潮水所阻，屯壅以扼章江，而汇为彭蠡。则为彭蠡者章水，而使之为彭蠡者江、汉也。朱子曰：“彭蠡非有所仰于江、汉，而泉流之积，日遏月高，势已不复容江、汉之入。”是未详“会于汇”之文，初非谓汉之入为彭蠡，而抑不知小孤之潮，逐江、汉而却行，即时溢入彭蠡，亦势之所必有也。《经》云“南入于江”，则汉于此已为江所并，而汇泽之实，不复独归之汉矣。朱子曰：“汉果汇于彭蠡，则汉水入江之后，便须有一洲介于其间，以为江、汉之别。又当各分为二，以为出入之辨。”是又未详于《经》之本文，上言“入江”，下言“北江”，而不复系汉之旨也。《经》言“南人于江”，则纪汉之事已毕。而汉自入江以后，江不得独有其流，故自大别以东入海之水可名为江，亦可名为汉。则武昌以下，通州以上，水所经过，不妨见于“导漾”之下，故于汉有“入海”之文，于江又有“会于汇”之纪。互举而并存焉，以著江、汉之两大也，彭蠡之汇，可属于“导江”之下，亦何不可属于“导汉”之下？系汉则失江，系江则失汉。而汉在下流，故两存而详于所近出者，非谓仅一汉水入为彭蠡而复出为北江，而江不与也。其言“东为北江”者，南人通谓水为江，此又以著北江、中江之称，以明“地从主人”之义，言汉在略阳之北谓之漾，略阳以东谓之汉，均州以东谓之沧浪，汉口以东谓之北江，一水而四名也。《山海经》云：“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南江者，青衣江也。故《山海经》又云：“高山在成都西。”北江者，汉也。曼山或即嶓冢。大江者，中江也。溯其所出，则嶓在岷北，及其东下，则汉口在前江口之北，故汉曰北江。青衣江出于黎雅，其与江合在叙州，于江为南江。南江合中江于叙，及其东下，已并为一。而南江源小，不足亢江，故《经》但言中江，而不及南。江、汉合流以后，荆人之称之者，不复目言江、汉，而以汉为北江，江为中江。《经》于其下流，悉其异名，以著土人之称谓有然者。“为”之为言，谓也。犹言“为汉”“为沧浪”“为济”“为荥”之云，初不谓江、汉之各自成川于会汇之后也。其言“入于海”者，江入海，而汉与之俱入也。渭、洛纪入河，而不重言入海，河不与渭、洛敌也。漾、沇既入江入河，而重言入海，汉、济与江、河敌也。江与汉敌，故江、汉各立“入海”之文，而汉微逊于江，其东下又江先而汉后，故于汉水又著“入江”之目。使不先言“入江”，则失江、汉合流之实。不各言“入海”，则大别以东，扬子之水，汉实居半，义不得全属之江也。《经》文为起错举之例，两言而并著之。犹济之业已入河，其溢为荥者，河、济合溢也，乃不欲使济为河掩，且屈河之支流以从济况江、汉之絜大争雄，并纪南国者乎！特彼则河有经流，故独系荥于济之下，而于河不再见。此则江全合汉，故必再著于“会汇”“入海”之文。《经》之体物立义，其精如此。读者草次不察，欲擅大别以东之水全归之江，而诬《经》为衍文，然则《春秋》之会盟同地，而再言葵邱、首止，《诗》之“七月流火”，而一篇三及者，其又何以通之也邪？ 澧、九江、东陵 澧，谓洞庭之末流也。九江者，起清江至汉江，要其终于汉口而言之也。“过”者，言江水之经过，而因与之合也。东陵者，武昌以东，瑞昌以西，江之东岸诸山也。所以然者，蔡氏谓澧为山泽，既舍著明之水，别求无名之泽。胡、晁以九江为洞庭，不知江水实未尝经过洞庭，又有目者所共睹。若东陵之为巴陵，既无所考，且江亦何尝过洞庭，至巴陵而后东迤北也。《禹贡》之文，详内而略外，详近而略远。彭蠡源于章江，不言章江而言汇。洞庭实兼九水，西莫西于沅，南莫南于湘，不言洞庭、沅、湘而言澧，则以虔、吉为百粤之地，而当湖口者，我止知其为汇也。洞庭之纳九水，微者既不足纪，沅、湘出于黔、粤、苗、猺之地，而澧最居九水之末，则亦止知洞庭之为澧也。故王逸《离骚注》云：“洞庭谓之澧口。”犹河之所出，张骞所不能穷，而《禹贡》则断以积石为始，内中国故详，外夷狄故略，此圣人以义裁物之精意也。汇言彭蠡，而澧不言洞庭者，彭蠡湖濒于江，故湖水入江，水势平缓，泛江而下，过彭蠡，故彭蠡有与于江。洞庭自君山以北，不复为湖，高下殊势，故巴陵之水迅流以达于荆江口者四十余里。泛江顺下，不见洞庭，故割洞庭而无与于江也。《水经》云：“江水至长沙下隽县，澧水、沅水合，东流注之。湘水从南来注之。”盖水落洪出之后实有然者，而无所谓洞庭矣。洞庭者，夏秋则有，冬春则无，抑不如彭蠡之常为湖也。《水经》且不于江而著洞庭，况《经》之简核以立言者乎？朱子身游其地，乃不知江水之未过洞庭，屈从胡、晁之说，况蔡氏之遥为忖度，固守专家之学者哉！ 沇济 沇水出今泽州之阳城县析城山，下有神池，伏流地下，至怀庆府济源县复出为济，《水经》以为出垣县者，析城在汉隶于垣，今垣曲。 而后割入于阳城也。若其东至温县以后，则为河水所乱，古今差异，而不可刻舟以求剑矣。汉筑石门，而济随河合流，不入荥渎。王莽时大旱，济源枯绝，而不复有济。迨后复通流而为河所夺，则河之经流与济莫辨，虽荥泽再通，要不能析之为济矣。当宋之季，黄河南徙，济水径流，方回所云“清济贯浊河”，遂成虚论。宋、金之代则然。若今黄河之流虽南，而自温至汴，与济并流者数百里。禹河在北，南溢而为荥。今河徙南，北出而为仪封、曹城之小黄河。济为河水所挟以后，自张秋北去，经武定、滨州、利津，为今大清河以入海。今河南徙而势弱，则循禹故道，自华不注之北，径青州、博兴，为小清河以入海。要之，济小而河大，相去悬绝，为河所乱，则或南或北，亦不可复识其为济矣。《经》云“入于河”者，已明著济水之不能自达于海矣。其云“东溢为荥”，则以河东来，而济南出，适际其冲，与溢为荥泽相与比近，则河固溢而济亦溢，虽不可执荥为济之下流，亦不可径指为河之支流，故上冠以“入于河”，而下继以“溢为荥”。是河、济合溢，可以系之河，而亦可以系之济也。其不以系之河者，河大以经流为正，济小则溢流可存。可以系之济，固不必系之河矣。朱、蔡以苏子瞻“江、汉辨味”之说为童騃，而徒于济水之性求辨于劲疾，旁证于趵突，引验于阿胶，则犹夫苏之騃也。程大昌谓溢出者非济，而欲绝济于荥。蔡氏乃欲谓溢出者非河，而绝荥于河，程不知上固连济，蔡亦不知下已言入河也。盖自广武以东讫乎海，北至东昌，南至徐、寿，地既平衍，当洪荒之世，水初定位，即播为数渠。南起金末项城之河，北而正统间亳州之河，又北而梁靖口之河，又北而虞城之河，又北而曹州之小黄河，即荥。 又北而定陶之河，皆河所分。济亦时随之俱往。间或河移于温，而济水特达，要亦未能始终而与河离。 《孟子》曰：“疏九河，瀹济、漯。”九河为河下流之分支，济、漯为河上流分受之大渠。自非全河注荥，则荥虽兼受河、济，而岸狭水小，则河之浊者以渐就安流而向于清。今徐州、怀远以下，河之入淮者，亦不似汴、宋以西之混杂泥滓，亦犹江、汉之初出，乘涨混浊，至扬州、石头而泓然一碧也。故不必泥水之清者以为济矣。若阿胶之性劲重，则或驴鞟使然。而青州非济所经，所合白丸子，用彼中之水，亦与阿胶同功。要以地湿下而水咸则质重，不因济也。使济有疏痰之力，则何不于济源造胶，乘沇伏流之初出者，其效为尤大乎？此方技之卮言，不可荧听者也。漯受河，则济亦受河。荥受河，则亦受济。两水既合，谁与辨之？泥沙随瀑流而徙，且解散而四出，况其俱为水而同流邪？夫油轻而水重，水轻而泔重，此较然者。今以一瓮之油，一石之泔，投之溪流，不逾寻丈而已散乱，济独何能纪其类以自远于河哉？况济既劲下，则必趋其尤下者，乃舍大河经流之渎，而旁溢于支流，则必济水轻缓，为河所浮，若溪流之有芥羽，则集于洄也。若趋下，而清者之必不旁溢，亦审矣。画荥为济，非戏论与？《经》于此，一以志沇，一以志河之支流，故别其名曰荥，而不曰济。《禹贡》志约而义精，类如此。因以知禹河虽北，未尝不南。从古无纳黄河于一渎之理，则载河于山之说，益信其妄。若四渎之云，则以河分为二，在北合漳为河，在南入荥为济。通计中国之大川凡四，礼家谓之四窦，犹四窍也。刘熙曰：“渎，独也。”亦纤陋之见。 九泽 大陆一，雷夏二，大野三，彭蠡四，震泽五，云梦六，菏泽七，孟猪八，猪野九。凡此九泽，见于《经》文者，具为缕悉。扬、豫庳下平衍之地，本有二泽，不得故黜其一。青濒海地狭，源短流疾，梁处丛山亘峡之中，皆不容有泽，无容强而使有。与九川、九山不以州分者同。孔、蔡泥上九州之文，别著山泽。信《传》固不如信《经》也。 五服 《禹贡》之书，成于舜之中年。盖禹受命治水在舜殛鲧之后。八年之后，而兖州之作又十有三载矣。蔡氏以尧都冀州为五服之中者也。然舜都于蒲，其正北直大同，而正西直河州，临洮府属。 亦无二千五百里之远。若南抵衡山之阳，则且四千里矣。大同以北，沙漠之野，黄茅白苇，朔风飞雪，蒙古固有其地而不能耕，而洮、湟之外，河西四郡，其山川不见于《经》文，则非禹之所甸可知。盖中国之幅员，本非截然而四方，绝长补短，移彼就此，东西南北，原不相若，则五服之亦以大略言尔。且以王畿言之，而太康畋于洛表，则南赢而北缩，是甸服固有出于五百里之外者，亦可以纳米为之通例也。又先儒疑五千之服狭于周、汉，蔡氏又谓荒服之外别有区画，不知汉之以里计者道路，《禹贡》之以里计者土田。方五千里之田，方千里者二十五。以提封之井地计之，为亩者二百二十五亿万亩，较之《王制》八十一亿万亩为多三之二。或夏后氏之田一夫五十亩，方里之田四百五十亩，犹当一百一十二亿五千万亩，抵二百四十步之亩四十六亿八千七百五十万亩，而多于开元田数者尚三之一。又或古今步尺之长短有差，要以今六当古十，犹得二十八亿一千二百五十万亩，而多于开元十四亿万亩有奇者尚倍之，方疑禹甸之太遥，非唐全盛之所及。若汉之方田止于七亿万亩有奇者，又勿论已。或古之治道明而民情愿朴，汉唐则法圮民奸而多所隐射，要以世远而无从核实，乃禹甸之非狭而荒服之外无区画，则不足疑也。 甘誓 三正 三正者，子、丑、寅三统之正，而非但以岁首之建也。古者作历，必立历元，以为五星联珠、日月合璧之辰，而因推其数以定将来。自宋以上皆然，至郭守敬而后罢。以甲子岁仲冬甲子朔夜半冬至为元者，日月五星皆会于室，是谓天正。以甲寅岁孟春甲寅朔平旦冬至为元者，日月五星皆会于虚，是谓人正。后世盖两用之。惟地正后不复用，故亦无从而考。以二正推之，则当以刘歆《三统》之说自合于地统。地化自丑，毕于辰，而用甲辰岁孟春丙寅、前月季冬乙丑、甲辰朔鸡唱冬至为元，日月五星皆会于斗，为地正之元也。三元异建而历亦大同者，则亦人生之会上逮地辟，地辟之会上逮天开，岁差所积，日月五星之合，历一会而差一辰，揆之一元之全，则固合也。 颛顼之后，尧舜以前，帝喾之历，盖以甲子为元，天统也。尧以甲辰为元，地统也。三正异元，而授受有其合符。故古之帝王虽用一正，而不废二正，犹《春秋》以夏时冠周月，用子正而二三月皆称王也。舜承尧统，“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所以修明尧法，而甲辰之历未改，故曰“绍尧无为”。禹受终而易尧舜之历，用甲寅为元，以上同颛顼，为法以近而密，故孔子称“行夏之时”。禹之为功，平天成地。平天莫大于三正，成地莫大于五行。有扈氏之擅命不恭，生今反古，疑禹之革唐虞之正朔，不如舜之承尧，故不用夏政，威侮而怠弃之，以借口而生乱，当禹之时，慑不敢动。禹崩启立，称兵以与天子大战，固小人乘丧草窃之恒。其或如孔颖达所谓继父不服者，亦非臆度。由其不用夏后五行、三正之法，则以与子为称乱之名，亦其势也。蔡注于此大属未详。 攻左攻右 蔡氏曰：“攻，治也。”今按：车左之射，车右之刺，皆莅之平日，其治不治非待方战而始饬之。攻，击也。左之攻左、右之攻右，古战阵之法也。两车相当，我之左值敌之右，我之右值敌之左。相值而相攻，于势虽近，而执弓者左手握弓靶，左足必视所射者而斜向之，右手驱弦，必曲而之外。使以左射右，则左足既为左箱所蹙，右手向后而为车后蔽所迫矣。右之执矛，左手近锋，右手近錞。近錞之手，力所从发，必曲而向外，若正刺则向后而无力。近锋之手，必直而向前，若正刺则曲向内而不审。且击兵在手，七在外，一在握，二在内，顺之以向敌，则錞必碍胸，抑或转錞使左，而右手之力为虚设矣。故两车相值，势必错攻，而不正相值也。使敌车在左，其右为箱之所隐，则可射者惟左；敌车在右，其左为箱之所隐，则可刺者惟右。彼隐而不能攻我，我亦攻其所相为攻者而已。古之行阵，因其自然，而使得尽攻之用，既画为一定之法，特当车驰马突之际，则有不尽于攻者，然犹使之必此为法，盖不令仓猝或乱，致失己之长而轻攻以取败。若在追奔逐北之际，有必胜之势，可以因利乘便，而亦终不听其违法刺射，以滥杀而无已。斯左必攻左，右必攻右，古人立法之情，非后世恃勇野战之所及。犹御必马之正，不得邀利取径，则败不致于偾车，而胜不致于贪杀也。《春秋传》所记两将相敌，皆左射左而不射右，亦古法之仅存者也。 胤征 仲康肇位 肇，建始也。羿距太康，夏祀欲绝。仲康就大河之南，复正天位，中兴之业，同于创始，夏民惊喜。若非所得，且不承国于先君，故不可云“即位”，而云‘肇位”，史氏之例也。建始曰肇，以纪夏复兴之始。下云“胤后承王命徂征”，初不承“肇位”之文，则命胤侯掌六师者，在肇位之初，而承命徂征，则他年之事。蔡氏信虞广刂之说，以为仲康之元年，与《皇极经世》同，其实非也。《竹书纪年》一编，固多附会不经，而其纪甲子也，则精密而不可易。《皇极经世》以仲康元年为壬戌岁，上距尧元年甲辰一百九十九年，下距宣王元年甲戌一千三百三十三年。今以刘炫、一行、郭守敬历法参考之，仲康五年癸巳九月朔庚辰，日食于房二度，则知仲康元年岁在己丑，上距尧元年丙子一百九十四年，下距周宣元年甲戌《经世》与《竹书》至此始合。 一千一百二十六年。而历法所推，正得九月朔日食于房。是则《竹书》以尧元年为丙子，仲康元年为己丑，而记五年癸巳九月朔日食。仲康始命胤侯徂征义、和，其有征而非妄矣。《竹书》出于晋太康之世，非历家之言，而与刘炫、一行、郭守敬之法合符。则《皇极经世》以尧元年为甲辰、仲康元年为壬戌推之，无“日食于房”之事，其误审矣。盖尧用地正，以甲辰为历元。甲辰者，尧所推上古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之元，而非尧之元年也。注疏之精于历者，莫如刘炫。历之征今而信古者，莫如一行与守敬，三家合符以证《竹书》之确，贤于蔡之宗邵、邵之宗虞，其已远矣。谓尧以甲辰为元者，犹《颛顼历》之以甲寅为元，周历之以甲子为元也。而颛顼元年岁在乙卯，而非甲寅，且以颛顼元年乙卯，如《竹书》所纪，历一百四十一年正得丙子，又历一百九十四年正得己丑，又四年而正得癸巳，于法当以九月朔日食，则其编年之有所本也明矣。虞、邵之说，漫无征据，徒延其年岁以合于宣王元年之甲戌，遂使尧之元年丙子降二百一十三年，而为夏后相之二年，。仲康之元年己丑降二百有八年，而为夏王不降之二十九年；又四年而得癸巳，则为不降之三十三年，不知不降之二十九年己丑，日不以季秋食于房，则蔡氏之说为非。而《皇极经世》所纪仲康元年之壬戌，上差二百有八年，乃《竹书》尧未即位以前十四年之岁。自壬戌以至丙寅五年之九月，日亦不食于房二度，则以“辰弗集于房”，征胤征在仲康五年癸巳，以癸巳九月朔庚戌，日食限在房二度，征“辰弗集于房”之文，《竹书》之与《经》合，而可为《经》释也。观乎武王克商之岁在辛卯，《竹书》所纪与《国语》吻合，而一行、守敬之术亦相协无异，惟《皇极经世》以为己卯者，则与《国语》不合，知三代以上之编年纪事，惟《竹书》之为可信已。又孔氏谓仲康为羿所立，蔡氏从之，其说亦非。使然，则仲康得国于仇贼之手，亦安足纪！且羿岂肯以兵权授之胤后邪？刘炫谓仲康为五子之一，蹊于洛汭，太康不返而仲康立，其说是也。 《书经稗疏》卷二终 [book_title]书经稗疏卷三 商书 汤诰 商、亳 自契至汤号商，而八迁都亳。其名实淆乱，传注不能有画一之说。乃所谓商者有二：一曰商，今陕西之商州，舜封契之地也。故《诗》曰：“帝立子生商。”而郑康成云“商在太华之阳”是已。一曰商邱，则今为县，隶归德府，尧迁阏伯于此。至武王克殷，乃以其地封微子。故郑氏《诗谱》云：“武王伐纣，乃以陶唐氏火正阏伯之墟，封纣兄微子启为宋公。”而子产所言“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犹言唐人是因，故参为晋星。商，宋也。唐，晋也。此皆自周室分封而言，非谓殷、周以前也。其曰“以服侍夏、商”者，则专言唐而不言商。且谓服夏、商先代之祀事，非云在夏而有此侯服也。杜预泥于文句，因有“汤先相土封商邱”之说，《史记》亦惑焉。不知商在微子以前，实未尝一日立国于归德之商邱。盖商、洛之商，去归、睢远殆千里，而《诗》称“相土烈烈”，亦止颂其入为王官，出长侯伯，未尝如公刘、亶父有迁国之事。此以征相土无自商徙商邱之实矣。按《竹书》仲康七年，“世子相出居于商邱”，缘太康失河北，仲康居斟鄩，使世子处于商邱，渐西以图夏邑。乃“出”“土”相近，遂讹“出”为“土”，而云相土封商邱，不知商之为商，自契已然。何待相土而始受封邪？《竹书》攒饤失实，又惑于帝相十五年“立商侯相土迁于商邱”之文。夫商邱既为帝相之都矣，则相土又安得据天子之都而迁之？或即郑氏所谓“入为王官”者，当帝相之世，相土盖尝官于商邱，而其国则固在太华之阳也。八迁之地，既不可考，以地势度之，则亦西起武关，东尽成皋，北讫偃师，南极卢氏。要为洛表之国，不能东北远至睢归也。 若所谓亳者，固有三亳：北亳，考城也；南亳，亳州也；西亳，偃师也。《春秋》“会楚子于薄”，南亳也。知然者，以在盂与鹿上之南也。考城直亳州之北，故曰北亳。若汤所都，则西亳也。故椒举曰：“汤有景亳之命。”李善《文选注》云：“景山在缑氏县西南七里。”杜预亦云：“巩县西南有汤亭。”汤之居偃师也无疑。而或以为汤都在济阴之亳县，今曹州去考城为近，则是以北亳为汤都。又《汉书》注以景亳在蒙县，杜预亦云“薄县有汤冢”，抑以南亳为汤都，其误均矣。《诗》云：“景员维河。”夏、商之世，黄河北出，不合于济。蒙县安得有“维河”之景亳哉？《皇览》云：“偃师有汤亭、汤庙。”而伊尹自夏归商，会女鸠、女方于北门，使汤居南北二亳，则伊尹之归，当自西而不自北矣。汤之征也，尝伐有洛，灭温矣。温直偃师之北，有洛直偃师之南。盖远交近攻，必然之势。特《孟子》有亳与葛邻之说，而后人误以宁陵为不祀之葛，因疑考城、宁陵之相接壤。不知宁陵之葛，乃春秋同邾、牟觐鲁之葛人，周之葛，而非夏之葛也。然则与亳为邻之葛，盖亦温与有洛之俦与？ 以实求之，契封于商州，八迁而汤居偃师，迨后仲丁迁嚣。嚣，敖也，河阴之敖仓也。皆在河南。河亶甲渡河以北而居相。相，彰德也。祖乙迁耿。耿，河津之耿乡也。祖辛迁庇。庇，邶也，汲县之邶城也。皆在河北。南庚渡河以南而迁奄。奄，曲阜也。当殷之世，黄河循禹故道，自大伾北流，则曲阜固在河南。而或自东平南决，则奄亦被水害，故盘庚复渡河以北而迁殷。殷，淇县也。河在大伾以西，合济东流。则亦与今河大同，而淇、殷固在河北。故盘庚云：“惟涉河以民迁。”南涉而北，非北涉而南也。自盘庚以后至于纣，而未尝复迁于河南。至殷之亡，宋始受封于商邱。此自契至纣，商邑所都之大略，总未尝一日立国于南北二亳。北亳固帝喾之都，而非汤都。南亳于商、周之际，则淮夷之壤也。北亳自帝喾以后，为阏伯之封，至周而后为微子所有。南亳至春秋为吴、楚之争地，一曰城父。西亳则在周为王畿。井然自有其不易。昧于三亳之分，以乱二商之辨，又以周之葛为夏之葛，不祀之葛疑即长葛，或繻葛，皆郑地。 相沿积讹，岂有艾哉！ 伊训 祠于先王只见厥祖 孔氏以太甲元年汤崩逾月，太甲即位，奠殡而告为祠，居位主丧为见祖。其失也，蔡氏辨之详矣。而朱子徒守《皇极经世》之所纪，以为无外丙、仲壬嗣立之事，故于《孟子注》杂用程徽庵之说，以证太甲之嗣汤而非嗣仲壬。今按程氏之说，其谬实甚。商道亲亲，故立弟，《檀弓》所谓“微子舍其孙腯而立衍也。”春秋宋公之舍子立弟，亦不一而足。则外丙、仲壬虽幼，而殷礼不可乱，犹成王幼冲，而周道尊尊，必不可舍子而立弟也。《皇极经世》用虞邝不验之历，随意伸缩，以就尧元年之为甲辰，自不如《竹书》以丙子定尧元年之合于《胤征》《国语》。《竹书》所纪外丙元年乙亥，仲壬元年丁丑，太甲元年辛巳，合于日月五星之历数，昭然可据。而汤寿百岁，亦无既崩而有二岁、四岁之子。盖男子八八六十四而天壬竭，故古者六十而闭房。后世虽有耆艾生子之事，要君子之养性凝命者，自其不尔。而谓武王九十而生成王者，亦小戴征梦之驳说，实则武王未必有九十三龄之事也。蔡氏废邵、朱而从岐卿，其于理合矣。且在礼，三年丧毕，祔于庙，而后父称考，大父称祖。故丧礼卜葬命龟之词称父某甫，虞祔皆称尔。称父称尔而不称考，为不忍亡之之词。则亦知大父方殁，嫡孙为丧主，亦当称大父而不得称祖矣。此曰“只见厥祖”，知在成汤祔庙之后，三年丧毕之余矣。三年之丧不祭者，盖推父为嫡子服三年之义，以体祖考之心，仁慈其子孙之死，亦不忍闻乐而食旨，所谓事亡如事存也。陈大猷云：“不以凶服入宗庙。”盖亦未达礼意。今此仲壬之丧未及小祥，而祠于先王者，则以仲壬非嫡长，于汤之恩为杀。而殷道亲亲，兄终弟及，既为常典，则与周之嫡长嗣绝，其弟与从子以小宗继大宗，“为人后者为之子”，其义不同，而礼亦别。故太甲虽继仲壬以为君，实不嗣仲壬而为后。故居忧之制，虽从其隆，而不废吉祭，亦自别有其义，不得引《周礼》以证商制也。若太甲果以“为人后者为之子”之服仲壬，则不特亲祭不可，而尹之摄行亦未为得矣。《经》文曰“祠于先王”，奉太甲“只见厥祖”，同系于乙丑之日，则因祭而奉甲以见，亦太甲之主祭，而摄云乎哉？ 伊尹 旧说伊尹名挚，不知所出。蔡氏云：“伊，姓。尹，字。”则尤不典。尹之言于太甲者，一则曰“尹躬”，再则曰“尹躬”，岂人臣而以其字称于君前乎？生而字，死而谥，自是周礼，商以前无之。然一人而或有异名，吕尚之为太公望，皋陶之或为庭坚是也。则曰挚，曰尹，要皆名耳。屈大夫名平，而抑曰“名予以正则”，亦此类也。要不可以后人一定之名字为古人分限。 造攻自鸣条 孔氏曰：“始攻桀，伐无道。我始修德于亳。”朱子用之以注《孟子》。而蔡氏乃云：“造可攻之衅者，由桀积恶于鸣条。”夫上云“皇天降灾，假手于我有命”，则已言汤而不言桀矣。假手于汤，故汤伸天诛而往攻。造，往也，自当音七到反。自，于也。往攻于鸣条，天假之手也。若“朕哉自亳”，则以起下文“惟我商王”而别为一意，言我之始受天命于亳，则惟汤之昭圣武而怀兆民也。《孟子》偶断章取义，孔、蔡遂联为一节，则文义隔塞不谐。且上已云“子孙弗率”，不当复及于桀之造衅也。若孙莘老所云“造为攻伐，自放鸣条”，则尤不通。鸣条在安邑，夏之都也。使桀终老鸣条，固已保其国都矣，而何云放哉？ 太甲上 桐 桐宫密迩先王之墓，而远于亳。今偃师县有汤陵，盖非也。使汤墓在偃师，则太甲未尝一日去亳，但可云自野归庭，不得言归亳矣。成汤之墓实在山西荣河县，元癸未岁沦于河。今祀汤陵犹于此，而不于偃师。汤所以远葬于彼者，以汤既克夏，夏之王畿不以分封，而仍为商千里之邦畿。伊尹葬汤于彼，亦以镇抚夏民，即周公营洛之意。故后祖乙因之以迁耿。而太甲所徂之桐，则在今闻喜县，与荣河接壤。传注未为之考，固失之疏，而杜预以南亳有汤冢，尤为差忒。 盘庚 迁于殷 殷在盘庚以前称商，而不称殷。殷者，盘庚以所迁之邑为号也。殷墟之在淇县，见于经史者，班班可考。虽以姚馥老羌，亦知朝歌之为殷。而朱子曰“殷者，亳之别名”，蔡氏曰“殷在河南偃师”，何其疏而不察邪！殷之为字，本或作郼，音于机反。古者因、依声近，转借为殷。其地之在河北沫水之滨，罗长源考之已确。朱、蔡不审“涉河以民迁”之文，误以涉河而北为涉河而南，盖惑于《书序》“祖乙圮于耿”，连属“盘庚五迁”之上，乃不知有祖辛迁庇、南庚迁奄之事，而《盘庚》所云“我王来”者，谓南庚来奄，而非谓祖乙来耿也。大河在商，至大伾而北流。奄在河南，使盘庚迁亳，无事涉河矣。《序》云“盘庚五迁”，倘无奄、庇二都，不足五迁之数。孔氏以“汤居亳”“我往居亳”，当五迁之二，则汤固居亳，不得云迁。而盘庚誓众之日，尚未迁之于新邑，亦不得云“于今五邦”。缘祖辛、南庚虽迁而无诰众之书，故《书序》略而不纪。孔氏泥于《序》而屈《经》“五邦”之明文以从之，其亦陋矣。蔡氏亦疑盘庚之前当有五迁，而以《史记》“祖乙迁邢”当之。乃其以汤所旧居之亳为一迁，则弊与孔同。若《书序》谓之亳殷者，或亦承沩。而自盘庚迁殷之后，既未尝有再迁沫都之事，直至于纣，终始称殷。则纣所居，武王所克之殷，即盘庚所迁之殷可知已。且《经》之称述先王以警臣民者，不一而足，使返居汤之故都，则当昌言此为兴王之地，烈祖缔造之艰难，宜在光复，以为饬正浮言之大义，何乃幽质鬼神，而不一述旧德先畴也哉？况汤居亳而号商，盘庚反亳而践汤之迹，正不宜革故号以作民疑，惟殷本为郼，而地在沫邑，故可就新邑以立新名，而示更始。则殷在河南之说，其误明矣。 说命上 说筑傅岩之野 孔传谓：“傅氏之严，有涧水坏道，常使胥靡筑护之。说代胥靡筑以供食。”按自周以前，无有刑人筑作之法。《舜典》所谓“流宥五刑”“金作赎刑”者，流止于徒，赎止于金，迨周穆王而未有改也。《周礼》之被刑者，亦但使守而不使作。以刑人充作役，则汉城旦、鬼薪之律耳。且当高宗之世，商法未骫，信令刑人操筑，亦不当使得雇人代作。且说既贤者，纵令乏食，自可就佣民间，何至辱身毁体，代罪人以求食乎？是知孔说之妄也。 但《孟子》固云“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而蔡氏以筑为卜筑，则似过为说护困乏之短，而失其实矣。筑非居也。今人言卜筑者，亦谓作室之始，非言固居之也。赵岐曰：“傅说筑傅岩。”亦谓亲操畚筑，所以《孟子》云“劳其筋骨”。盖傅说方贫处，操筑室之事，适与武丁往求之人相遇，固不知其为自筑，或为人佣筑，或旧为营筑之匠，而要其舍畚杵而应弓旌，则同此一日之事也。若《史记》胥靡之说，则子长好奇之过，与孔氏同其失也。 又傅说之“说”，本当如字读，或读作悦者非。悦非美德，古人不以命名。唐张说字道济，取傅说济川之义，而亦作失爇其，其可证也。 说命中 大夫师长 《王制》《月令》《昏义》皆有九卿之文，郑氏以为夏、殷之制。《甘誓》称六卿。贾公彦云：“六卿并三孤而为九卿。”《白虎通》曰：“内爵公卿大夫，不变质文，内者为本，不改内也。”是殷之有卿明矣。殷有卿，而此不言卿，云“承以大夫”者，盖天子之卿或以诸侯入为之，或受地视侯而有百里之邦，则统谓之君公，而不谓之卿也。若诸侯之卿，自上大夫耳，不得称卿。后王有天下，君公有国，大夫有邑。有天下国者，建之邦。有邑者，设之都。卿或上视诸侯而有邦，或下视大夫而有都。卿为虚位，而无定禄，职守在廷之法纪，而不亲民事。故此言“建邦设都”“以乱民”，皆为有定土者言，上不及卿，而下不及士也。 师者官师，秩亚于上士，而为有邦者治下邑者也。长，室老也，秩亚于中士，而为有都者宰私邑者也。大小相承，总为亲民分土之官。则士之仕于廷者，宜不得与。卿虽贵，而亦可略而不举也。此与《虞书》所言“有邦”“有家”之义同，而非泛叙群爵。古人义例精严盖如此。 说命下 遁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 河云“入”，当是河内。亳云“徂”，亦以见小乙武丁之都于沫土，故居亳言往，而不言来也。高宗之所以遁者，以殷礼立弟。自祖丁之后，诸弟子争相代立，比九世乱。盘庚崩，弟小辛立。小辛崩，弟小乙立。小乙崩，子武丁立。以殷立弟以及嫡长子之序正之，则当立者盘庚之子，而非武丁也。所不当立而嫌于得立，故其在小乙存之时不能安于国，而必出遁以远嫌也。“入宅于河”，则渐逼矣。“自河徂亳”，则据先王之故都，而植之固矣。故小乙崩，得有所奉以入继，而废盘庚之子以立焉。《无逸》曰：“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即位而言“作”者，非所必承，作起而践大位也。故与祖甲之“不义惟王，旧为小人”同词，而非但如孔颖达所云：“其父欲使知民之艰苦。”盖亦分义与时势所迫，如汉孝宣、唐宣宗之事矣。小乙终废殷法，舍其兄之子而立其子，是谓私恩。若高宗所承之大宗，则终宜以盘庚为正。乃高宗过隆其父，居丧则亮阴，典祀则丰昵，其亦顾私恩而违公议。雉雊之变，实为之应。故祖乙亟以为不正，而亦有难于显言者。特戒之曰“罔非天胤”，则推崇盘庚以折高宗之邪心，亦可谓婉而至矣。高宗之颠末，见于《书》者极为详核，要其遁于荒野，则小乙之始念，束于家法与公议，且亦如宋缪公属国于与夷，而使其子冯出居于郑，特渐引之以入，而又树之于故都，则其父子之密谋，有不可掩者矣。《竹书》称小乙命世子武丁居于河，亦纪之失实，武丁固不得有世子之称也。而高宗于此追述已事，虽以自叹其失学，而殊有追憾已往、欣幸今日之意。且其在野、在河、在亳，密谋汲汲而无暇日，亦可想见其窥伺天位之实。则卜相而先佯为不言，又托之梦以服众，要亦其巧心之熟试也。周公以之与太戊、祖甲并称，而《易》讥之“惫”。高宗非三代之令主也。 惟贤非后不食 “食”，旧皆以为食禄之食。今按高宗即非令主，然何至以富贵骄人而嫚士如此。“食”之为言，用也，举也，举而起收用之，如六博之食子也。亦犹茹之释度，羞之释进也。后须贤以治，贤待后而羞其行，故相须之急焉。不然，“代食维好”，贤者岂忧终馁而以口腹仰人哉？ 西伯戡黎 西伯 吕伯恭诸儒皆以西伯为武王，朱、蔡以为不然，顾未有确证其非武王者。《竹书》记周之伐黎，在殷纣四十四年，为武王嗣位之三年，与《史记》异。顾《经》编《戡黎》于《微子》一篇之前。而祖伊所指陈纣之失德，亦未若微、箕所云之甚。使在文王既没之后，纣在位已久，恶已贯盈，而焚炙忠良、斫胫剖心之事，已习于毒，祖伊其能尽言不讳，而免于祸乎？且祖伊于纣末年而尚存，则武王克商，访箕子、式商容，而何不一及于伊邪？则祖伊已先殷亡而卒，非乘黎奔告之后，周师即至于牧野之西矣。况使武王因乘黎之势而师遂东，则下上党、出王屋、径按河北，又何迂道而渡孟津？则《竹书》之不足信，审矣。史以文王脱羑里专征伐之后，纣用费仲、恶来，诸侯益疏纣归周，西伯乃大举戡黎，在比干未死之先，而比干死于文王未薨之日，于《书》之次序为合，盖纣已释文王，赐之弓矢 钺，既置文王于膜外，而因诸侯归周，则又有忌周之心，故《序》曰：“殷始咎周。”而文王之伐黎，则以塞殷人西向之路，使不得由汾、晋而窥河右，盖亦以自固，而非以为取商之奇术，则亦不害其为至德矣。必谓文王不宜有伐黎之事，则密、崇之役，亦非敌国不相征之义，又将何以曲为之讳哉！ 《书经稗疏》卷三终 [book_title]书经稗疏卷四上 周书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 武王克商之岁日月时，先儒纷讼不一。其以为己卯岁者，刘歆《三统历》与邵子《皇极经世》也。其以为辛卯岁者，《竹书》与唐一行也。以为武王即位之三年者，孔安国也。以为十一年起兵而十二年克商者，《竹书》也。以为十二年起兵而十三年克商者，《泰誓》经文与《家语》《管子》也。孔氏通文王受命之岁而计之，其诬妄不经，宋儒辨之详矣。 天子受天命，侯伯受王命，盖曰“受命”。《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受于天也。文王受命专征伐，受于纣也。词同而事异，昧者因惑焉。其以为十二年伐商而十三年克之者，一行以为通成君之岁是也。文王薨于己卯，而克商以辛卯，历年十三。嗣子定位于初丧，逾年改元，或为周制。而武王初立，犹用殷制也。至于以甲子纪之，则为辛卯而非己卯。一行据《国语》“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上推千岁，合符不爽。建亥之月戊子日在箕十度，晨初月在房四度，建子月朔日庚寅，日月会南斗一度，辰星夕见斗二十度，惟辛卯岁为然。则一行之精密，非刘、邵之所能与矣。《三统历》以文王薨之己卯为克商之年，差十二年。而邵子以克商之辛卯为昭王之三年，乃以商武丁三年当王季即位之十七年。己卯岁为克商之年，其差七十二年，月不在房，辰不在斗，星不在天鼋，以岁差六十七年一度准之，日尚在斗杪，为星纪之初，而非析木之津也。则折中归一，其为武王逾年改元之十二年辛卯岁，定矣。朱子以四月有丁未推之，谓诸家历以此年二月有闰。不知所谓“此年”者，己卯乎？抑辛卯乎？如必辛卯而有闰，则非己卯亦审。闰之积差，未有相去七十三年，而同于建卯之后月无中气者也。文王薨以己卯，生以癸卯。武王崩以丙申，生以甲子。文王二十二而生武王，世传十三而举武王者，妄也。陈氏谓二十四而生武王者，亦误也。文王以己巳岁得太公以为师。其先囚于羑里，太公未尝归周也。以武王生于甲子计之，年已六十有五，而后邑姜归焉。既无莫年方娶之理，若以为继室，则礼无二嫡，诸侯固不再娶，斯《礼记》梦龄之说，固不足信。武王实不以甲子生，而亦无九十三年之寿也。 至于克商月日之差，《汲冢书》云：“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步自于周，伐商。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又曰：“维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以武王发周之日较之，《武成》亦异。今按《武成》所云一月者，建子之月也。以前建亥之月晦前一日戊子，月晨在房四度，周师初起，又五日而武王始出，知其为建子之月也。建子之月朔日庚寅，四日癸巳，王乃躬莅六师。其月二十九日戊午，渡河而北。建丑之月朔日庚申，五日甲子昧爽克商。建卯之月丁未祀于周庙，庚戌大告《武成》。甲子去丁未一百四日，建丑月五日去建卯月十九日止六十四日，而多四十日，则是年之闰，盖在周正三月之后，而不在夏正二月之后也，与朱子所引历家之言为殊。若如《汲冢书》之以丙辰为一月望后之一日，则云甲子八日，二月五日不得为甲子，而与其曰“既死魄，越五日甲子”者，自相背戾矣。其曰“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以一行所推，建卯之月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为旁生魄，六日而得庚戌为二十二日，则与《武成》合而不爽。今以一行之法，推《泰誓》《武成》之月日，则周师起于庚寅岁夏正十月之二十九日，或二十八日。 武王即戎于夏正十一月之四日，灭商于夏正十二月之五日，武王反丰以夏正二月之三日，祀庙于十九日，柴望于二十二日。而蔡氏以戊午为一月二十八日，甲子为二月四日，既用《三统历》所推辛卯为建寅月朔，后《一行历》一日，而谓建子之月为二月，则以商正纪事，而不知史成于有周受命之后，称年而不称祀，则其为周正无疑也。以周正纪事，四月为夏正之二月，则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亦以夏时冠周月。如《春秋》之所谓“春王正月”者，其实冬也。盖癸巳为建子月之四日，则甲子必为建丑月之五日。而林氏谓“日行三十里”，丰去孟津九百里，孟津县至西安府八百四十里。 凡三十日而自丰至孟津，程期吻合。使以夏正十一月四日自周于征，而次年二月五日乃至孟津，则在涂凡九十一日，师老粮匮于未见敌之地，太公不如是之拙。而况注已明言一月二十八日，则非夏正建卯之二月为已明，徒于春会孟津之下，力辨其为夏正之春，借注之矛，攻注之盾，而已足矣。《春秋》以夏时冠周月，朱子力辨胡氏之非，因疑春会于孟津之误，不知孔子宪章文、武，作《春秋》以尊王，固必以周之所谓春而为春，则朱子之未达，而胡氏创制之说亦非矣。《诗》曰：“四月维夏，六月徂暑。”言“维夏”则本非夏，而维时谓之夏也。“徂暑”者，往而向暑也。使为夏正之四月，则固然其夏，而不待曰“维夏”，六月暑已极，而不当言“徂暑”也。是周之纪四序，固一以建子为春矣。若《豳风·七月》之诗，以夏正纪时物，则以公刘迁豳在夏之世，承公刘而用夏尔。周师之起，以武王成君之十二年建亥月。武王于征，在其明年一月之四日，故谓之十有三年。若以夏正纪月，而用逾年改元之法纪岁，则孟津之会在武王十一年之十一月，而牧野之役在十二月。《序》用汉人已改夏正之时月，从周制逾年改元之典礼，谓之十一年亦可。此《经》文与《序》《竹书》与《唐历志》异说同揆，原不相悖也。而汉儒通算文王九年为武王之年，《经世》上涉武丁之己卯，《汲冢书》丙辰、丁巳之讹，则皆参差龃龉，其误易见，不劳辨而自破矣。上推往古之日月，是非固为难辨，诚有如朱子之疑。乃幸而有七政行度之可推，见于《国语》，则十三年春大会于孟津，实辛卯岁夏正十一月二十九日戊午。考于历而合，考于《经》而合，考于《国语》而合，斯可信已。 宜于冢土 注云：“冢土，大社也。”按天子为民立社曰大社，自立社曰王社。诸侯为民立社曰国社，自立社曰侯社。有大师则设军社。军社为军而设，不在大社、王社、国社、侯社之列。《绵》之诗曰“乃立冢土，戎丑攸行”，明军社之为戎行设也。盖二社为国所凭依，无可迁行之礼，故《春秋传》曰：“不有居者，谁守社稷？”则君行而社不与俱行矣。乃以大师所次，民聚而君在焉，则军舍而居然国容。以祈以报，不容无主，则别立冢土以为军行之社，师出则载以行。斯国社不移，而军自有社。故《诗》曰“戎丑攸行”，而礼谓之设，明其非大社矣。 周当太王之世，遵用殷礼，则预立冢土以待戎行，武王承之。至周公定礼，以冢土预立，无事则嫌于渎设，乃废预立之制。而有大师，则暂立焉，故小宗伯之职曰：“若大师，则帅有司而立军社。”肆师之职曰：“凡师甸用牲于社宗。”而郑玄曰：“社，军社也。”武王以前，冢土预立，则师将行而宜祭亦于此社，周公以后，军社不预立，则先宜于大社，而后立军社。故《周礼·大祝》曰：“大师宜于社，造于祖。”设军社先宜而后设，则所宜者非所设矣。而《春秋传》之“祓社衅鼓，祝奉以从”，祝为师祝，而社亦军社。其国社、侯社，固自若也。武王之所宜者，太王所立之军社。《周礼》所云“大师宜于社”者，自王畿之大社，既不可泥《礼》以说《书》，而太王为殷之侯国，有国社而无大社，则冢土不得有大社之名。《毛传》曰：“美太王之社，遂为大社。”则又泥《礼》以说《诗》，均于失已。 牧誓 庸、蜀、羌、髳、微、卢、彭、濮 按此八国，传注多有疏失。今考：庸，上庸也，在今郧阳竹溪县西。蜀国本在成都，帝喾支庶所封，世为侯国。羌者，参狼、白马之羌，汉为武都之羌道，今文县千户所其地也。髳，按《说文》云：“汉令有髳长。”大县曰令，小县曰长，今考《汉郡国志》无髳县，惟蜀郡属国有旄牛县，《华阳国志》云：“旄，地也。在今黎州安抚司。”微者，《华阳国志》：“上庸郡之微阳县也。”计其为国，当在竹山、房县之间。卢者，《汉郡国志》南郡有中卢县。《襄阳耆旧传》曰：“古卢戎也。”《春秋传》：“罗与卢戎两军之。”卢地近罗，罗在宜城西山中今南漳县地，则卢戎之国，当在谷城、保康之间矣。彭，苏氏以为武阳之彭亡聚，则是眉州之彭山县。《唐元和志》云：“周末彭祖居此而死。”《汉志》亦云“有彭祖冢”，乃彭祖为殷大夫，而殷固有彭国，不因彭祖得名，则苏说非也。又《一统志》以成都之彭县为古彭国，乃天彭门之号，创于李冰，亦非古国名，而《经》文与卢、濮并举，不与羌、蜀相连，则亦非也。《春秋传》云：“伐绞之役，楚师分涉于彭。”今酉阳平茶有彭水，于地太远。故杜预曰：“彭水在新城昌魏县。”昌魏在房县北，则彭之为国滨于彭水，当在上津县之南也。濮与麇为邻，故《春秋传》云：“麇人率百濮聚于选。”麇今郧阳府治，其东则楚也，其西则濮也。是濮之为国，夹汉水而处，居郧阳之上流，在白河之东南矣。在周之西南者，由庸而蜀，由蜀而羌，由羌而髳，皆以自东而西为序。在周之东南者：由微而卢，由卢而彭，由彭而濮，皆以自南而北为序。而庸、蜀、羌、髳亘处千里之外，微、卢、彭、濮聚于数百里之境，则大小远近固有不齐，要则《诗序》所谓“南国”也。庸宜连微、卢以纪，而连蜀者，或以其国之大而先之，或以庸居七国之中而为之统率也。传注谓微在巴蜀，彭在西北，濮在江、汉之南，羌为先零、 开、彭为彭亡聚，同归于误。 以役西土 四字，孔传义既不谐，蔡注谓“勿迎击之，以劳役我西土之人”，则不恤彼之见杀，而以举刃为劳，其言亦甚不仁矣。役，服役也。以，用也，以归也。言降者勿杀，当以之而归，使服役于西土也。《经》文本皎然可见，何必巧于立说，以为惨刻之言哉！ 武成 步自周 蔡注云：“周，镐京也。”今按：武王迁镐，在武成之后，《文王有声》之诗可考也。其诗之五章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言四方会同于丰，以臣服于周，而武王成其为君也。其八章曰：“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言武王之有事者，始基于丰也。其六章曰“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者，言武王迁镐，当天下大定之后，四方皆服，不但底定东土而已也。其七章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言武王已正号称王，而始卜宅也。则迁镐在武成之后明矣。且此篇下文云：“王来自商，至于丰。”其归也于丰，则其往也亦于丰。而蔡氏乃云：“文王旧都，周先王之庙在焉。”夫迁国者必迁其宗庙，武王居镐而庙在丰，将庙不与并迁，而镐无庙与？是弃其祖考而远之也。抑丰、镐之皆有庙与？此汉丰沛高庙、唐东都太庙之所以为失礼，而武王不宜尔也。且丰、镐而皆有庙，则自可告武成于镐庙，抑不当舍镐而至丰矣。蔡氏之云尔者，以《召诰》亦云“步自周”，疑其同为镐京，不知《召诰》在迁镐之后，自可谓镐为周，词同而实异也。盖周本以岐之周原为国号，都屡迁而号仍故，亦犹商之十三迁而仍商洛之名，则岐本周也，丰亦周也，镐亦周也，乃至东迁郏鄏而犹然周也。岂得以《召诰》步自之周，为此步自之周哉！ 放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