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书经衷论 【标点本】 [book_author]张英 [book_date]清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儒理哲学,经学,完结 [book_length]53281 [book_dec]四卷,清张英著。此书前有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进书的《原序》一篇。正文不全录经文。每篇各立标题,逐条解说。《虞书》有63条,《夏书》32条,《商书》52条,《周书》167条。该书说解，博采前人旧说，不为门户所拘，亦不专主一家，取舍之间，多以己意折衷之，持论较为平实、公允；旧说不足采者，则直抒己意、自为说解，见解颇为精当。《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此书“虽卷帙无多，而平正通达，胜支离蔓衍多矣。” [book_img]Z_4473.jpg [book_title]提要 臣等谨案：书经衷论四卷，国朝张英撰。英有易经衷论，已著录。此书不全载经文，但每篇各立标题，而逐条系说，亦如其说易之例。凡虞书六十三条，夏书三十二条，商书五十二条，周书一百六十七条。前有康熙二十一年正月进书原序一篇。时英方以翰林学士侍讲幄，故因事敷陈，颇类宋人讲义之体。其说多采录旧文而参新义。如益稷篇称其有「暨益稷」之文，故借此二字以名其篇，乃林希逸之说。甘誓篇称启未接行阵，而能素明军旅之事，足见古人学无不贯，乃吕祖谦之说。微子篇称比干答微子之言，当无异于箕子，故不复著，乃孔安国之说。君牙篇称古来制诰之辞，必自述祖功宗德，而因及其臣子之祖父，此立言之体，乃朱子语类之说。至以高宗肜日为祖己训祖庚之书，西伯戡黎为武王之事，皆不从蔡氏，而从金履祥通鉴前编，颇总括群言，不拘门户。其以牧誓「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为在友邦冢君外，举小国之君连及之，而不用蔡氏八国近周西都，陈氏举远槩近之说。以君奭为周公、召公共相勉励辅翼成王之言，而不用诸家「留之」、「慰之」之说，则皆所自创之解。核诸经义，亦较为精切。虽卷帙无多，而平正通达，胜支离曼衍者多矣。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 [book_title]书经衷论原序 臣窃惟人君之以道治天下，至尧、舜、禹、汤、文、武之盛而极矣；人臣之以道事其君，至皋、夔、伊、傅、旦、奭之盛而极矣。迄今相去数千载，当日之言论谋画，纲纪设施，与夫仁爱忠恳之心，谐弼绸缪之计，虽散见于六经，旁流于诸史，而宏纲巨节之所统会，则莫备于尚书。使后之人犹得于方策之中，想像唐虞三代之君臣，如见其形容，若聆其謦咳，而不觉有时代旷远之隔者，则由其文至古，其意至厚，其旨趣至宏远，流连往复而可以不穷也。臣自供奉内廷之初，正值我皇上讨论二典，讲贯三谟，穷究精研，无微不彻。由是而下逮商周誓诰之篇，靡不再四寻绎。凡昔人之所谓苦其奥博而难通者，皇上必深求义理之归，而亦不辞夫章句诵读之劳。二帝三王之言，与夫古贤臣之所以告其君者，朝夕浸灌，沦浃于圣心，至深且渥也。故以言乎典学，则高宗逊志之勤；以言乎服远，则虞廷干羽之格；以言乎六府三事，则九功之时叙；以言乎官人亮采，则九德之日严。 皇上以圣学之高深，发为治功之淳茂，岂仅稽古不倦而已哉！臣质愚学陋，寡识尠闻，每当讲筵余暇，退入直庐，伏读尚书，偶有一知半见，录以纪之，积久遂至成帙。非敢自持臆说，皆折衷于昔人之言，依篇章次第，分为「衷论」四卷。又以四年来在内廷编辑之书，不敢自覆其短，冒陈九重乙夜之览。伏念我皇上于尚书全编，心源脗合，精义默符，每发一义，远超汉、宋诸儒之说。臣忝侍左右，闻之熟矣。如臣谫陋肤言，类培𪣻伏于泰岱之前，爝火耀于日月之下，弥自增其悚惕云尔。 康熙二十一年正月，臣张英谨序。 [book_title]书经衷论卷一 大学士张英撰 虞书 尧典凡十条 尧典言圣人德业政事，最为浑沦，字字有太和元气。首节言天德之纯，次节言治功之盛。「乃命羲和」六节，敬天以勤民之事也，圣人之政莫大于法天而顺时。「畴咨若时登庸」二节，知人以勤民之事也，圣人之政莫大于任贤而共理。末二节，一则求治水之人，一则求禅位之人。当时急务，莫大于此二者，故并列之。圣心所涵，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近而在廷，远而继世，无不周详完备，而究不见其有经营之迹。此所以开万世之治统，冠三代之典谟，与天地并垂不朽也与？ 史臣赞尧之德，首曰「钦」，如万派之有源，众目之有纲，列宿之有枢极也。以之事天，则曰「钦」。若以之治民，则曰「敬授命」治水之臣，则曰「往钦哉」。命观刑之女，亦曰「钦哉」。直以心源相示，更不别置一辞，可见此为内圣外王之要领也。 「分命羲仲」四节，主于四仲之二分二至以立言。东南西北，所以定方位也。春分之出日，夏至之敬致，秋分之纳日，所以考日行也。作讹成易，所以授民事也。日中宵中，日永、日短，所以定日晷也。星鸟星火，星虚星昴，所以验中星也。析因夷墺，所以觇民气也。孳尾希革，毛毨氄毛，所以觇物变也。只此数语，而详密尽矣。后世月令历数诸书，繁文伙说，有能出其范围者乎？于此可见古人立法之密，亦可见古人文字之简。 春秋举二分，中气也。冬夏举二至，至，极也。一则极短，为冬之至；一则极永，为夏之至。日永日短不言宵者，举日之永短，而宵可知也。日中宵中，互言也。古人作历，以日法为主，故三言日而一言宵也。历既作矣，又验之于地，验之于日，验之于星，验之于民物，皆所以考其历之疏密，而惟恐其不与天合也。古人之谨于承天如是哉！「作讹成易」四字，民事也，而天道四时之变化在其中，此所谓「参天地、赞化育」也。 闰法以归四时之有余，岁差又以补闰法之不及，故蔡氏注岁差于闰法之后，所谓「因天以求合，无百年不变之法」者，此也。 治历之法，只用「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一句，不待分晰，而朔虚气盈，皆含蕴于其中矣。故下直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更不费辞，细绎真化工之笔。舜所诛之四凶，在尧时遂有三人在朝，如共工，如伯鲧，如𬴐兜。当时在廷交赞，或荐之若采，或荐之治水，尧虽知其不可，而卒未尝驱而去之。意三臣之才，实高出于当日之廷臣，尧能驾驭而用之。今观「僝功」「试可」之言，亦可以知其才之不凡矣。不然，何以当日三举廷臣，而四凶遂居其二哉？观「庸违象恭」及「方命圮族」之言，则知尧之知之者审矣。大约非才之不足，特恃才妄作之人。当尧之时，其恶未形，圣人如天地之覆载万物，苟未至于倾覆，则亦姑待之耳，何尝有心于其间哉！ 六经惟尚书最古，后世圣贤立论多夲之。言「心」，始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性」始于「若有恒性」；言「志」始于诗言「志」；言「学」，始于「学于古训乃有𫉬」，后人因而扩充之，以尽其蕴。如大学三纲领，「明德」则「克明峻德」之谓也；「新民」，则「平章百姓」之谓也。「止」字一见于益稷，一见于太甲。其曰「安汝止」者，为圣人言之也，自然之止也。其曰「钦厥止」者，为中材言之也，勉然之止也。「修齐治平」之说，𬄩括于「克明峻德」一节之内。皋陶谟所谓「慎厥身修思永，敦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修齐治平」之次第已尽矣。「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即所谓「天命之谓性」也。「若有恒性」，注：若，顺也。即所谓「率性之谓道」也。克绥厥猷惟后，即所谓修道之谓教也。 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即所谓戒惧慎独也。山川鬼神，亦莫不宁，暨鸟兽鱼鳖咸若，即所谓天地位，万物育也。子思、曾子盖即古人之说而贯串整齐之，其义不能外也。故曰：六经者，四书之渊源；四书者，六经之门户。后人由门户以陟堂奥，一以贯之，亦庶乎其豁然矣。 丹朱曰「启明」，是何等才辩，岂若后世庸愚之流，而尧却从才辩中见其嚚颂。共工曰「方鸠僝工」，是何等干理，岂若后世偷惰之徒，而尧却从干理中识其静言庸违。虞舜一侧陋之夫，尧独从其家庭蒸乂，而识其可以与天下。可见用人之道，宁德胜才，无才胜德。盖辨之于夲末、诚伪、纯驳之间，而后不为其所欺。只此数条，遂可为千古用人之法。舜典凡二十条。 舜典首节统论其德，「慎徽」以下，言历试之事。「正月上日」以下言摄位之事。「月正元日」以下言在位之事。「舜生」一节，总言帝之始终。摄位之事如观天。祭祀、朝觐巡狩、赏功罚罪，次第举行，声明文物，视尧典时又不侔矣。在位之事，询岳咨牧，行政之大者也。「咨四岳」以下，用人之大者也。百揆以纲之，纳言以维之，教养兵刑，工虞礼乐，灿然有章，秩然有序，慎简于其始，考绩于其终，一堂交让，君明臣良，其言古穆冲和，所谓大含元气，细入无间者也。 圣人之德，非明无以临下。惚穆既远，人情诈伪日滋，况居天位之尊，驭万方之众，非至明之极，何以烛其幽隐，决其壅蔽？故赞尧首曰「钦明」，赞舜首曰「濬哲」，明乎其所重也。圣人之德，无加于恭，故尧曰「允恭」，舜亦曰「温恭」。赞两圣人之德，词虽异而旨则一也。推之千百世圣人，亦无不一也。 尧舜之时，中天之时也。从前浑浑噩噩，熙熙攘攘，制作文章之事，待圣人而后兴。天时人事，俱不能安于简朴，故尧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三圣人不能违时而行，邃古之事亦可知矣，岂至周而始尚文哉？ 顽嚚蒸乂，二女观刑，试之于家也。慎徽五典，命之为司徒之官，纳于百揆，命之以百揆之长，宾于四门，兼之以四岳之任，试之于国也。尧之三载，试舜者如此。舜以匹夫登庸，视天下事砉然而解，无足为我难者。盛德大业，不异光被之体，所谓重华协于帝也。孟子曰：「饭糗茹草，若将终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盖亦神游于其气象，而不能名言其德也。夫 古人观人，未有不观其实事，而仅听其空言者。如尧之观舜曰：「乃言底可绩。」舜之观禹亦曰：「成允成功，惟汝贤。」皋陶之论亦曰：「载采采。」故「静言庸违」为圣人之大戒。后世观人之识，万不及古人，乃徒以一时之言语取之，其何以收人才之用哉？ 唐虞之圣人为治，皆取法于天，故尧典首言「钦若昊天」。舜摄位之初，首齐七政，经星之丽于天者，终古不易。历法之参差，仪器之转运，惟在日月五星耳，故七政齐而经星不必言也。 类帝禋宗，辑瑞颁瑞，示与天下更始，为神人之主也。律度量衡，五玉三帛，煌煌典礼，焕然一新，此之谓文明。「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恐只是告庙摄位之礼，而非致祭于群庙也。类上帝之后，礼宜禋祀祖考矣。舜自摄位以来，礼仪备举，文物焕然，未有独略于庙祀者，恐六宗正所谓三昭三穆也。蔡氏释宗为尊，其祀有六：曰时、曰寒暑、曰日、曰月、曰星、曰水旱。夫日月星宜从祀于类帝之时，余亦当在群神之列，不应特举而言之。胡五峰取张髦之说，恐未可尽非也。 「象以典刑」一句，五刑之正者也。「流宥五刑」一句，五刑之疑者也。鞭作官刑一句，五刑之外，又有此轻刑也。「金作赎刑」一句，轻刑之中，又有其当轻者也。「眚灾肆赦」二句，又原其情之故误，而权衡轻重于其间也。「钦哉」二句，总言慎刑之心，有加无已也。文止三十七字，而仁至义尽，曲折周详，不复不漏。后世刑书繁重，不能出其范围，洵化工之笔也。 询岳辟门，明目达聪，摄位三十年，何尝一日不如此，岂至即位后始然耶？治功盛矣，治化洽矣，犹恐幽隐未达，察之益加其详，访之益致其周也。「食哉惟时」，养也；「柔远能迩」，教也；「惇德允元」，赏善也；「而难任人」，惩恶也。尧、舜虽圣，岂能舍此而为治哉？ 「食哉惟时，柔远能迩」，安民也；「敦德允元，而难任人」，知人也。古帝之用心，不越此二者而已。 舜之言曰：「熙帝之载，时亮天工。」盖舜之有天下，上承之于天，前绍之于尧，故止曰天之事、尧之事而已，所谓「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者也。 观禹之让百揆，则在于稷、契、皋陶，其后受帝巽位之命，亦惟让于皋陶，则三臣之德之盛可知矣。舜之受禅也，在廷诸臣无有如舜之德之盛者。禹之受禅也，在廷诸臣如稷、契、皋陶，德皆足以相嫓，而无有如禹之功之盛者。故曰：舜之受禅也以德，禹之受禅也以功。是以匹夫履天位，而与者不疑，受者不愧，旁观者不忌，易姓改物，而天下安之。后世之禅代，以权谋诡谲，夺玺绶于妇人之手，出诏书于谋臣之笔，其何以厌服天下后世哉？虞廷命官，兵统于刑，故曰：「蛮夷猾夏。」又曰：「寇贼奸宄。」禹曰：「苗顽弗即工。」帝亦曰：「皋陶方施象刑，惟明。」盖古者寓兵于农，兵特刑之大者耳，不专设官也。有事则命在廷诸臣领之，故禹以百揆之任，受命而征有苖。夏之甘誓亦召六卿，谓六乡之卿也。至周始设司马，统六师，平邦国，盖前此尚未有专官也。 古之教人，强其志气，束其筋骨，莫大于礼；涵养其德器，充悦其性情，莫大于乐。礼乐并重，而乐之入人更微，故虞廷教胄子，专掌之典乐之官。周礼教人之官亦曰大司成、大乐正，学校曰瞽宗，成童之事，亦曰舞象、舞勺，盖以此为教人之大务。自朝廷以至里社，自少以至老，无日不沐浴沦洽于其中。后世以礼教者鲜矣，况以乐教者乎？所由雅乐亡而教化熄，两弊之道也。天之生材，亦未有无一善者，所谓直宽、刚简是也。直则不能温，宽则不能栗，刚则恒至于虐，简则恒至于傲。无教化以矫枉维持之，则日流于过而为不善矣。故曰：治性者，必审已之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教人者以此为准，庶几无弃材也欤？ 古人之诗，无不可被之金石。诗经三百篇，皆古乐章也。故命夔言乐始于诗。又曰「抟拊琴瑟以咏」，所咏者，即诗也。「工以纳言，时而飏之」，所纳所飏者，即诗也。劝之以九歌，俾勿坏，在治忽，以出纳五言者，皆诗也。惟其言志，故可以考人心之邪正，察风俗之贞淫，观国家之治乱。传所谓命师陈诗，以观国风者，此也。既有诗矣，又别其音调之长短高下，则为歌。然后和之以五声，吹之以十二管，播之以八音，此非因乐而有诗，实因诗而有乐，则诗乃乐之源也。后世雅乐失传，一代制作但求于管律之长短，钟磬之厚薄轻重，是古人作乐以人声为主，而后世以器为主，宜乎其纷纭聚讼，古乐之不复也欤。 十有二牧，亲民型方之官也，故教之以教养劝惩之事。百揆庶官之长，纲纪于上，故曰「奋庸熙载，亮采惠畴」。盖奋勉而熙广，亮明而惠顺，而百度之纲维举矣。养民曰时，因乎天也。教民曰敬曰宽，因乎人也。制刑曰「明」曰「允」，信乎法也。工虞曰「若」，所以顺万物之性也。典礼曰「寅」曰「清」，所以为事神祗之夲也。典乐曰「永」曰「依」曰「和」曰「谐」曰「伦」，乐书精语莫逾于此。出纳之司曰惟允，而总之曰「钦」。圣人于庶官之事，皆各得其精微简易之理而直示之，词约义该，为后世官箴诰令之祖。所谓「舜明于庶物」者，此也。 「陟方」但言升遐耳。禹此时摄位已久，舜所谓「耄期倦于勤」，岂更有巡方至苍梧之事？后世所谓湘君尧女，皆好事者为之耳。大禹谟凡十八条， 典、谟为唐、虞、夏三代圣人之书，而实皆虞廷之书也。尧典成于虞史，禹谟陈于虞廷，故皆统之于虞书。二典记尧舜为君之事，故称之为典。禹谟记大禹为人臣时之言，故称之为谟。而别禹贡为夏书，以明夏有天下之由也。 禹谟首节，史臣统言承谟之始。二节以下，承「克艰」之谟，帝不敢任，而归之于尧，益因帝言而又赞尧也。四节以下，禹承惠迪之谟，而益申言惠迪之条目也。于「帝念哉」之下，禹承善政养民之谟，而帝复归功于禹也。「格汝禹」以下，帝欲逊位于禹，而禹让于皋陶，帝因赞陶之功，皋陶不敢当，而归功于帝，帝复申赞之也。来禹以下，帝逊位于禹，而告以修身治民之要也。「枚卜」以下，禹辞而帝固命之也。「正月朔旦」以下，记禹摄位以及伐有苗之事也。前段记承谟之言，后段记巽位之事，当非一时之言，而史臣撮而书之耳。 承谟之首在「克艰」。天位之难履，谁不知之？而克之者几人朝乾夕惕，兢兢业业，无一念之敢弛，无一民之敢忽，而后谓之「克艰」。盖始勤而终怠，非克也；外严而内疏，非克也；敬于大而忽于小，非克也；谨凛于危乱而纵逸于治安，非克也；制之不得其方，操之不得其要，非克也。故舜且不敢居，而归之于尧，曰：「惟帝时克。」克艰且难，而况于易视之者乎？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夫子释之，以履帝位而不疚。噫！非帝位其孰如虎尾之危乎？ 惠迪之谟，修身之事也，故兼言吉凶。善政之谟，治人之事也，故兼言政教。圣人之政，始于农桑，而终于礼乐，故六府养民，而终之以九歌也。 儆戒无虞是纲，下八条是目。曰「罔」者五，曰「勿」者三，皆直切禁止之辞。任贤而贰，与勿任同。去邪而疑，则必终为其所惑。违道干誉，致与咈民从欲等。此所谓「王道荡荡」也。孟子论王道、霸道之界限甚严，全从此处分别耳。尝言六经皆治世之书，独诗以吟咏性情，美刺贞慝，似于治道为泛。观教胄子而始之以典乐，曰「诗言志」；观养民而终之以九歌，曰「俾勿壤」。然后知诗之为教极深远也。天地以雨露濡泽万物，日月照临万物，而非得风以动之，则万物不生。圣人之教，兴于诗，成于乐，所以使人鼓舞涵濡而不自知者，诗之为教也。故周至成康之时，而后雅颂兴，王泽既湮，颂声不作，诗岂易言者哉？必至于兔罝、芣苡，而后可以言风俗，必至于鹿鸣、天保，而后可以言君臣。皇华、采薇，君父代言其情；鱼丽、甘瓠，臣子亦且为客。蓼萧、湛露，联九土之势于一堂樽酒之上，盖至此而扞格束湿之风尽去矣。故曰言治至于诗，教始成矣。秦汉以来，维持上下于法制禁令之中，仅仅无失耳。乖心戾气隐伏于人心，而不能上通天地之和，时时溢为灾沴水旱，背畔盗贼，而无复太和元气者，职是故欤？ 古所谓「诗言志」，及所谓九歌，皆必实有其文，惜后世之不传。卿云、喜起之歌，殆即其遗响欤？厥后见于经者，惟五子之歌与皇极之敷言，是皆先三百篇而有者也。克艰之善归之于帝，九功之叙归之于禹，风动之化归之于皋陶。上则以让善于君，下则以让善于臣，此圣人之虚衷无我，所以称温恭也欤？ 「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圣人之善善长而恶恶短也。「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圣人之所以断疑狱也。天地以生物为德，圣人体天心而有好生之德，故于刑为慎。后世处疑狱不能决者，曷不以此四语为断，亦岂有滥刑乎？尧之言曰：「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舜之言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总朕师。」此所谓日昃之离，前明将尽，后明将来之时，求人以继其事，正所谓「鼓缶而歌，不为大耋之嗟」者也。尧舜忧天下之心，至深至切，脱使神仙可学，尧舜必将为天下久存于世，而不必如是之亟亟矣。六经中原有了生死之理，人自未察耳。惟危者，如覂驾之马，放溜之舟，此心一纵，顷刻千里。惟微者，如水中之星，风中之烛，旋明旋灭，不可捉摩。惟精者，审择之明，知也；惟一者，坚固之守，勇也。先言惟精，次言惟一，便是自明诚之学。 「可爱非君」，又曰：「慎乃有位。」圣人何尝不思永保天位为可乐哉？至桀纣而始不知君之可爱，位之当慎矣。敬修其可愿，即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也；至桀纣而始不知人之所愿，而咈民以从欲矣。性曰恒性，心曰人心、道心。盖性无善恶，所以为善为恶者，皆心为之也。故大学之教在正心，孟子之学在辨性。地平天成，禹之功也。有大功于天地，而能不矜不伐，禹之德之盛也。故曰：「予懋乃德， 朕志先定，询谋佥同。」此乃古人卜筮之法。盖卜筮止藉以证己之所见耳。志不先定，而惟鬼神之是从，人不协谋，而惟卜筮之是信，其何以断大事乎？ 三代誓师之词，始见于禹之征有苗，反道败德，天降之咎，正所谓「从逆凶」也。奉辞伐罪者，以此誓众之词，止于「一乃心力，其克有勋」而已。其与后世赏祖戮社，孥戮罔赦之辞，遂有今古之升降矣。 「诞敷文德，两阶舞羽」，此圣人之以文德怀天下也。七旬苗格，适当其时耳。岂因格苖而始敷文德乎？置梗化之人于度外，而不与之校，盛德之至也。如斗杓东指，天下皆春，苗民阻化之心，冻融冰解，且不自知，圣人宁有心乎？人世之最难格者，莫如家庭，尤莫如家庭之顽嚣。以其顽嚣也，则不可以理喻情感。以其家庭也，则不可以权格势禁。昵而亲之，不可也，推而远之，亦不可也。圣人处此，几于无术，惟有号泣而已矣，惟有至试而已矣，惟有负罪引慝而已矣。至于「蒸乂格奸」，则圣人之心已通幽隐，贯金石。舜之所以升闻者以此，舜之所以感神者亦以此。至禹伐有苖弗服，益犹举此以赞禹，洵乎圣人之绝德，而为古今之所不可及也哉！皋陶谟凡五条。 皋陶首陈迪德之谟，以起帝之问，而复详言之。「身修思永」，即修身正心之事也。「敦叙九族，庶明励翼」，即齐家治国之事也。「迩可远在兹」，即天下平之事也。大学八条，已具于此数句之内，后人特推衍而畅发之耳。 次陈知人安民之谟，而禹赞美之，下复详言其事也。知人安民，帝尧且难，况后世之君若臣乎？天下未有知其不肖而登用之者，所谓「亡国之君，莫不自贤其臣」者是也。小人之蔽君也有二：一则明知其非，而乐其从谀，可以恣已之欲，所谓姑将以为亲者是也；一则智术深而机变巧，使人主入其中而不觉，前后左右，援结深固，皆其延誉之人。人主一𫫾一笑，又代为伺察，故其所谋画，无不曲当人主之意。其或有忠鲠不阿者，则阴使之日远日疏。如唐德宗终身不知卢把之奸，明英宗终身不知王振之恶，虽身经祸败，犹不自觉。寇莱公不知丁谓，而反引荐之者，何可胜数？使当时之论人，皆如千载后之读史，黑白分明，贤奸朗然，则人亦何难知之有？天下亦岂有覆亡之事？不知身当其时者，如重云叠雾，前蔽后掩，至死不悟者，往往而是。小人有不虞之誉，君子当不韪之名，此古今之所深叹，惟帝其难，岂不然哉！皋陶谟中言治理极切实，只两端而已，曰知人安民。究之两端中，亦只是知人一事最难。不能知人而言安民，譬如婴儿赤子付之于狠妇悍婢之手，而望其饥饱时寝处安，长养成就，亦已难矣。人君者，天下之父母也。百姓之愚贱微弱，甚于赤子婴儿；长吏之酷虐贪残，倍于狠妇悍婢，无怪乎疵疠夭札，不得其所者众也。 不曰万事，而曰万几，盖朝堂之上，一念之动，而四方治乱捷于影响。其发也至微至隐，其应也至大至速，故曰几。易曰：「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人主诚见于此，敢以慢心处之哉？ 典、礼、命、讨四者，国家之大务，而一归之于天。天视、天听二者，人主之所凛，而一符之于民。彼愚贱其民者，其亦未之思乎？益稷凡十条 益稷一篇，皆禹之言，而篇末终之以皋、夔。其以益稷名篇者，因篇中有「暨益暨稷」之语，所以别于大禹谟也。首承孜孜之谟，言治水粒食之艰，而皋赞之。继承安止弼直之谟，帝因其言，念臣邻之重，而申警之。禹又因帝之言，进以德化之盛，欲其任德而不任刑也。治定功成而乐作焉，府事修和而咏歌兴焉。观明良喜起之歌，元首股肱之颂，一则曰「慎」，再则曰「钦」，可见唐虞之世，大化翔洽，百昌茂遂，而君臣交警，无怠无荒之心，始终贯注，万川同源，总不外于帝尧钦明之德而已。呜呼盛哉！ 「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浍距川」四语，是禹贡一篇大规模。所谓治水先下流，使水有所归，然后导其支流，使水有所泄也。「奏庶艰食」，即三壤成赋之义也。「懋迁有无」，即九土贡物之义也。禹贡中「导岍及岐」以下十余条，即所谓「决九川，距四海」也。其详于各州者，即所谓「濬畎浍距川」也。此言其用功之次第，故先大而后小。禹贡言其成功之次第，故先小而后大，其实一也。 圣人最重者几，故曰「一日二日万几」，曰「惟几惟康」，曰「维时维几」。天下治乱安危之关，人材邪正进退之介，在人主庙堂之上，不过几微念虑之间耳。失此不谨，遂至横决而不可收。故曰「知几者其神乎？」圣人举事，未有不顺乎人情者。虽不肯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然舜之言曰：「敬修其可愿。」禹之言曰：「丕应傒志。」盖圣人最谨于承天，天不可见，见之于民。逆乎人即逆乎天矣，岂圣人之所敢哉？ 唐虞之治，至于海隅光天，可谓盛矣。而当日始终强梗弗化者，莫过于有苗。观舜典之言曰：「分北三苖。」禹谟之言曰：「三旬，苗民逆命。」皋陶谟之言曰：「何迁乎有苖。」益稷之言曰：「苗顽弗即工。」禹贡之言曰：「三苖丕叙。」可见终尧、舜、禹三圣人之时，苖顽时叛时服。故当日庙堂之上，君臣之间，日以此相警戒于光天旭日之下，而犹有蠢顽不灵，自外于圣人之化者，虽尧舜亦无如之何矣。然则外患内忧，虽圣人亦不能无也，况后世之天下乎？丹朱之不肖，非无才之谓也，有才而不胜其德之谓也。故放齐称之曰「启明」，而尧曰「嚚讼」。禹之举丹朱以为戒也，曰「傲」、曰「虐」，曰「罔水行舟」，曰「朋淫于家」。由今思之，大约其人恃才妄作，而不安于义理之恒者，故尧知其不可以君天下。如鲧，如共工，如𬴐兜，皆当世所称有才人也。而天位之让，终归之斋栗之舜，平成之功，终归之勤俭之禹。自圣人如尧舜，尚不敢用有才之小人，而曰畏乎巧言令色如此，况后世之天下乎？ 虞廷之臣皆皋夔也，岂有面从后言之失？虞廷之君则大舜也，岂有丹朱傲虐之忧？而当日君臣之警戒若此。「丛脞隳惰」，尧舜之所不讳，而不累其为圣。「予雄予智」，桀纣之所日闻，而不掩其为愚。然则直言果奚损，谀言果奚益哉？ 「安止几康」，圣人之心法。止，即知止之谓也；几，即能虑之谓也；康，即能得之谓也。几者，意之诚；康者，心之正，身之修。特典谟之言浑融，未易寻其畦径次第。大学分而析之以示人，究其精义则一也。 上衣下裳之制，始于黄帝，想其时便有九章之饰，故曰予欲观古人之象，盖非始于舜也。五采，当是染五色之物，有此五种，故曰「以五采彰施于五色」。 玉磬琴瑟，人声列于堂上，管鼓笙镛列于堂下，乐中贵贱之等也。感神、感人、感物，皆乐和之所致。而神人属之堂上之乐，鸟兽属之堂下之乐，所以尊祖敬宾而分言之也。「箫韶九成，凤凰来仪」，是韶乐既成，曾有凤仪之瑞，故特举而言之也。乐中惟磬最难调，故夔两言之。诗云：「既和且平，依我磬声。」盖以磬为准则也。 书经衷论卷一 [book_title]书经衷论卷二 大学士张英撰 夏书 禹贡凡十四条 「奠高山大川」五字，一篇之纲也。此下或言「高山」，或言「大川」，大略不出此二者。次言九州，条分缕析而言之也。次言导山，又次言导水，合天下山𫝑水𫝑而言之也。「九州攸同」以下，总言经理之大。文简而事该，言约而旨明，错综变化，章法字法，真千古文字之宗。 河始入于冀，所谓「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是也，经于豫，所谓「伊、洛、瀍、涧，既入于河」是也，入海于兖，所谓「九河既道」是也。河之所由者，此三州也。 江、汉发源于梁，所谓「岷、嶓既艺，沱、潜既道」是也，会于荆，所谓「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是也，入海于掦，所谓「彭蠡既猪」，「三江既入」是也。江、汉之所经者，此三州也。济发源于豫，所谓「荥、波既猪」，「导菏泽，被孟猪」是也，入海于兖，所谓「雷夏既泽」是也。济之所由者，此二州也。淮虽发源于豫，而至徐始见，从徐入海，所谓「淮、沂其又，蒙、羽其艺」是也。淮之所见者，此一州也。 泾、渭、漆、沮、澧发源于雍，而即从雍入河。伊、洛、瀍、涧发源于豫，而即从豫入河。汾、漳、恒、卫发源于冀，而即从冀入河。小水之见于青者，潍、淄也；见于兖者，灉、沮也。文、𫝑虽错综变化，而水道之所由者，不外此数条耳。禹所谓「决九川，距四海」者，此也。 水发源于西北，西北高而多山，故于冀纪壶口、梁、岐，梁纪岷、嶓、蔡、蒙，雍纪荆、岐、终南、惇物、鸟鼠诸山，所以纪水之出也。水入海于东南，东南下而多泽，故于兖纪雷夏，徐纪大野，掦纪彭蠡、震泽，荆纪云梦，豫纪菏泽、孟猪诸泽，所以纪水之归也。 禹贡中多称「既」者，盖从水土既平之后，而历指之也。故曰「言成功之次第」，而非用功之次第。观先言「决九川，距四海」，后言「濬畎浍，距川」，知大禹施功，必先在下流，不然，下流无所泄，而先欲治其上流，虽神禹其安能与水争乎？ 禹贡八州之贡物，有称「厥贡」者，指通州之所贡而言也。有称「厥篚」者，是贡而加之以「篚」也。有称地而贡者，如岱畎之丝、枲、铅、松、怪石，羽畎之夏翟，峄阳之孤桐，泗滨之浮磬，三邦之箘、簬、楛，皆以产其地者为良，而非取于通州也。有必待锡命而后贡者，扬州之橘、柚，豫州之磬、错是也，不常用之物也。有有则纳锡于上者，九江之大龟是也，不常有之物也。其取于远方者，岛夷之「皮服」、「卉服」，莱夷之「檿丝」，淮夷之「𧏖珠暨鱼」，西戎之「织皮」，皆服食轻便之物，所以明人主不贵异物之意，亦止以示服远之威而已也。 分列九州，实以则壤成赋为重。其中叙述山川，乃言水患既除，而田始可耕治也。究竟治水次第，尽于「导岍及岐」数节，所谓总天下之大𫝑而言之也。禹贡贡道，冀州由海入河，所谓「夹右碣石入于河」是也。扬州由海入淮，所谓「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是也。可见海运自古不废。今荆扬之粟，北实天储者，独不可仿沿于江海之法，从天津入河，不犹然夹右碣石之故道乎？况海运之法，历元明行之，今亦可讲求遗法，以为漕运之一助也。「导岍及岐」四节虽曰导山，实则因山以导水，言山而水在其中矣。「导岍及岐，至于荆山」，是使三山之水流于渭，而入于河也。「导壶口、雷首，至于太岳」，是使河流北入于海，而汾水东入于河也。「导底柱、析城，至于王屋」，是使河水北入于海，而济水西南入河也。「导太行、恒山，至于碣石」，是使太行之水入河，恒水入滱，至碣石河口海滨之地而止焉。虽则导大河北境之山，实导大河北境之水也。 导西倾以及朱圉，使恒水入江，而东入海。导鸟鼠以至太华，使渭水入河，而北入海。导熊耳以及外方，使伊水入洛，而北入河。导桐柏以至陪尾，使淮水入河，而东入海。虽则导大河南境之山，实导大河南境之水也。嶓冢，梁州之山，汉水所出，余皆荆州山，又汉水所经，虽云导江汉北境之山，实则导汉水也。岷山，江水所出，衡山敷浅原，江水所经，虽云导江汉南境之山，实则导江水也。 王畿千里之地，所以供天子之赋税也。采邑尚在王畿之外，所以供天子之卿大夫也。外而五百里为侯服，小以附内，大以卫外。又外而五百里为绥服，文以安内，武以威外。又外而干里为要荒，君子治内，小人居外。先王经理天下，如指诸掌，宏阔精微，周慎完密，夐乎不可及矣。虽画疆分宇如此，而德教之沦洽，则无间于亲疏远迩，故曰东渐西被，朔南暨。然圣人初不敢恃德化之盛，而稍疏其大小相维之制，盖恐德化有时而衰，子孙循其制度，犹可安而守也。禹贡之密处，当与周礼参看，而后古圣人之用心始可得而见尔。甘誓凡四条。禹之伐有苗，仅曰：「三旬，苗民逆命。」至甘誓始有大战之文。有扈，天子之诸侯也，而敢于陈师鞠旅，与天子之六卿战。后世叛乱之端，实自有扈开之。君子于此可以观世变焉。 禹之伐有苗，曰：「天降之咎。」启之伐有扈也，曰：「天用勦绝其命。」帝王举事，未有不称天者，况兴师动众之大乎？今予惟恭行天之罚，正所谓天讨有罪也。天者何？理而已矣。古人最重天时，尧典首曰：「钦若昊天。」舜典首曰：「以齐七政。」今有扈之怠弃三正，乃不奉正朔，罪之大者。羲和之叛官离次，倜扰天纪，即有胤侯之征。故天子谨于承天，诸侯凛于从王，皆莫大乎正朔。 甘誓乃后世誓师之始也，赏祖戮社之文，肇见于此。至曰：「予则孥戮汝。」呜呼！甚矣。禹之誓师，不过曰：「其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如是而已。曾几何时，而风俗气象迥然不同乎？ 夏启继世而为天子，伯禽继世而为诸侯，未尝身经戡定，皆能素明军旅之事。如甘誓之言曰：「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是能真知行陈之道者。费誓之言军储纪律尤为详密，足见古人虽处崇高富贵，而学无不贯，不似后世之虚文无益也。五子之歌凡九条。 自古奸雄窃人家国，未有无所因者。物必先腐也，而后蠹生之，人必元气不固，而后风寒邪气得乘间而入。使人君励精于上，民心固结于下，虽有奸雄，其何所萌其觊觎乎？故五子之歌一则曰：「黎民咸贰」，再则曰因民弗忍，然后知有穷。虽有篡国之谋，实因民心而动也。故歌之首篇曰：「民惟邦夲，夲固邦宁。」正与前二句相发明。汉高因秦民之怨，唐宗因征辽之师，自古兴亡治乱，其孰能无所因？人君慎无以祖宗之赤子为奸雄之所凭藉哉！ 商周以前，人君以逸豫失国者，始于太康。今考其所由，大约外作禽荒是也。史臣记之曰：「田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内有强臣篡国，而乃躭于盘游如此。五子之中，仲康在焉。今观其言，知邦夲祖德之重，色荒禽荒之非，其能肇位四海也，宜矣。 歌五章之意，首言民心之不可恃，如朽索之驭六马，至危也。次言天位之不可恃，败德之事，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至决也。三言地𫝑之不可恃，同此冀方，陶唐由之而兴，今日由之而败。四言祖德之不可恃，烈祖为万邦之君，子孙有复宗之祸。五则致其感怨之意，亲亲之仁，爱君之义，皆有之矣。 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居人上者，最宜体察。人君之权一日未去，则万民之怨一日不知。故有毒恶流于四海，愤疾深于肌髓，而庙堂之上晏然而不之觉者，所谓敢怒而不敢言是也。明皇禄山之变，田间老人曰：「草野之臣知有今日久矣。」吁！天下之人知之，而明皇一人不知也。及乎天下之怨，人君得而明见之，则已权移𫝑去，虽欲极力拯救之而不能矣。不见是图，非清心寡欲，明目达聪，其能知之乎？ 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此四者非□足以亡国，但有一于此，则君志由之以荒，而小人因之以进。天下未有君志荒、小人进，其国不亡者。开元之治，可谓盛矣。当时止因内作色荒，而杨国忠之徒因之以进，遂使从前忧勤惕励之主，化而为荒躭丛错之君，衅孽潜滋，奸生肘腋而不觉。古人之言，宁不信哉！ 盖人君一心，万事之权衡也；人君一身，威福之大柄也。此心一有所著，则权衡之准渐失；此身一有所倚，则威福之柄渐移。天下小人尝多于君子，谗佞尝嫉夫正士，特人主秉心清明，持身坚固，则彼环而伺之者，无隙可入耳。四者之端一开，则因利乘便，引类呼群，一时并进矣。小人进，而君子始不敢居其国矣。千古危亡之阶，未有不由乎此。故曰：有一于此，未或不亡，非过也。 先儒有言曰：圣人言善恶成败，犹医师之辨药性。某物食之杀人，某物食之损人，而人卒未有犯之者。至色荒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昔王之垂诫，昭于日星，严于斧钺，人顾不惜而身试之。岂圣贤之典谟不确于神农夲草之书，而人之爱国家不如其养生也？特未之深思耳。 典则是举其大者而言之，钧石是举其小者而言之。言祖宗之法，所以贻谋后人者，小大具备，夲末无遗，特后人不能遵守，至于覆绝耳，岂前人之咎哉？ 「百姓仇予，予将畴依」，正与「民为邦夲，本固邦宁」相对。盖人未有无所托者，子托于父，妇托于夫，臣托于君，皆卑托乎尊。独人君托于万民之上，以成其尊。所以成其巍巍之𫝑者，皆由于芸芸之众。德则我后，而万方戴之；不德则我仇，而万方去之。故易曰：「君子以厚下安宅。」孟子曰「民为贵」之义如此。胤征凡五条 天子之权，莫大于征伐。今观书之言曰：「仲康肇位四海。」又曰：「胤侯命掌六师。」又曰：「尚弼予钦承天子威命。」此时仲康征伐之权，盖未尝失也。后人因仲康为羿所立，或疑羲、和为党羿，而仲康翦其羽翼；或疑羲、和贰于羿，羿特假天子之权而征之。于书皆未有明文。意当时羿因民弗忍，废太康而立仲康，亦如霍光之废昌邑立宣帝耳。此时篡夺未形，天子之大权未去，羲、和有罪而征之，未见其党羿，亦未见其贰于羿也。 古人凡得至于人君之前者，未尝不存规谏之义。官师相规，不待言矣。下至百工，犹执艺事以谏，其有敢以淫巧非度蛊惑君心者，鲜矣。唐弓人「木理不正」之对，柳公权「心正笔正」之语，柳柳州之梓人传、郭橐驼说，其犹执艺事以谏者欤？三代立法，皆有不谏之刑。见于夏书者曰：「其或不恭，邦有常刑。」见于商书者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所以惩阿谀而警唯诺者至矣。后世移其刑于谏者，而移其赏于不谏者，何怪乎治道之不古若也。自是谏官失职，不过取讥于士君子耳。呜呼！其有以辱台之罚罚之者乎？「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可谓极言用兵之害矣。古人之言曰：「非以胜之，将以安之。」又曰：「非害百姓也，去其害百姓者而已。」故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盖乱臣贼子，非人人而为之也，不过二三渠魁而已。有胁从者焉，有污染者焉，一则迫于其威，一则陷于其党。刑所当刑，而赦所当赦。一则体上天好生之德，一则安反侧疑畏之志，仁智兼尽之道也。后世得一城而屠之，以至乱定而株连无已，其与「咸与维新」之意大异矣。 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又曰：「宽以居之。」治体以宽为主，而济之以严。独胤征有「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之言，盖专为行师而言之也。行师之际，将用其死力，藉为腹心。姑息恣纵之弊，由此而起，骄悍猛鸷之气，以为固然。虽明知其淫焚杀掠，亦姑视为无可如何，不严加检束者有之矣。苏子曰：聚天下不仁之人，授之以不仁之器，教之以杀人之事，莫过于行师。古人凿凶门而出，良有以也。更少宽假焉，其为暴宁有纪极乎？传曰：「师出以律。」又曰：不用命者，杀无赦。然后知行师之道，以「威克厥爱」为至切当也。古人片言居要，莫过于此。 大禹之伐有苗，曰：「反道败德，天降之咎。」启之伐有扈，曰：「怠弃三正，天用勦绝其命。」仲康之伐羲和，曰：「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皆未尝明言其叛逆之罪，而但以得罪于天者言之，所以明其为天讨，非为一己之仇而讨之也。盖古人立言之旨如此，所谓奉辞伐罪也。或者遂疑失次之罪，不至于用兵，纷纷聚讼，亦未深究古人立言之义矣。商书汤誓凡四条。 汤誓者，成汤誓师于亳之辞也。其曰：「非予小子，敢行称乱。」又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何其词之恭也。故先儒谓汤之数桀也恭，武王之数纣也慢。今观泰誓之言，呜呼！何其尽哉！而所谓后世口实之惧，亦且无之矣。君子以此论商、周之际焉。 「予畏上帝」，汤之言也；「予弗顺天，厥罪惟均。」武王之言也，致开后世奸雄篡窃之渐。莽之言曰：「今予独迫于上天威命。」操之言曰：「果天命在我，吾其为周文王乎。」圣人举事，致使后世之人得藉之为口实，岂非圣人之不幸哉！合观尚书所载誓师之词，禹之词温，甘誓之词简，胤征之词烦，汤誓之词惧；泰誓之词慢，牧誓之词谨，费誓之词小，诸侯之体也。秦誓之词惭，霸王之略也。汤、文之时，亳都西土之民，日在圣人德泽之内，而未罹桀、纣之荼毒，如沍寒霜雪之中，而有畅和温燠之室。居此室之人，亦且忘之矣。故汤誓之言曰：「夏罪其如台。」又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周文王之诗曰：「王室如毁，父母孔迩。」盖小民之见狭隘，止知为其身谋而已。圣人以天下为心，一夫不𫉬，时予之辜。况天下之大，咸被一人之毒，虽违众而有所不恤矣。夏台之罚，与羑里之囚，先后如出一辙。不如此，则独夫之恶不极，而圣人救民之心不迫耳。仲虺之诰凡六条。 仲虺释汤之惭，但言天为民立君之意，而初不及君臣之义。盖明于天人之理，则其不得已之心自见，惭不待释而自释矣。曰：「惟天生民有欲，天生聪明时乂，天乃锡王勇智。」言天之爱民，民之待君，如是其切。天既为天下万民而生汤，即欲不捄民水火而不可得，此通篇之大关键也。生民有欲，无主乃乱，必得无欲之人，始可以立极而制防之。「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此正无欲之衷，可以为民极者也。无欲则其聪不蔽，其明不亏，而可以时乂。有欲则昏矣，此正昏明之别，亦即勇怯之关。三者固有一贯之理。然则智勇又时乂之夲，而无欲又智勇之夲与？六经言仁始于此。盖无欲即仁，此三达德之渊源也。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乂」，与「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袒聪明，作元后」之言，前后若合符节。两圣人惟见此理最真，民不可一日无主，天命所在不敢违，故敢于犯不韪之名，发大难之端，而为千古所谅。不然，其与后世之僭窃者，何以异哉？ 「日新」之言，始见于仲虺之诰。凡人志气奋发，精神振作，莫不有自新之一日。或隔日而故矣，或转念而故矣。平旦之气，一时之新也；日月之至，一日一月之新也。惟圣人彻首彻终，光明洞达，如新拭之镜，绝无纤尘，故曰日新。易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非刚健笃实，其能自强不息若此乎？ 以义制事，以礼制心，此圣人惟精惟一之心，传所谓「汤、武身之」者，此也。两「制」字，正古人陡截用力处，所以为裁度万变，总摄万念之准。欲败度，纵败礼，正与此反。此圣狂之分路也。 「惟王不迩声色」一段，美王已有之德也。佑贤辅德以下，迪王未尽之功也。始则释汤之惭，终则告以保治之道。简贤附𫝑，言桀必无容汤之理。葛伯仇饷，言民久有待汤之心。古人释惭之道，如是而已。至君臣大义，则不敢一言及之，亦所以存千古之大防也。汤诰凡四条。 虞、夏言天至上帝之称，始见于汤誓，曰：「予畏上帝。」再见于汤诰，曰：「维皇上帝。」又曰：「惟简在上帝之心。」千古言性，实始于此。禹之所谓「和衷」，汤之所谓「降衷」，皆性也。言天尚近于虚，至称为「上帝」，则若实有人尊居于上，有形声可见，有提命可奉者。所谓「顾𬤊天之明命」，亦于此可见矣。「维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即「天命之谓性」也。「若有恒性」，「若」者，顺也，即「率性之谓道」也。「克绥厥猷惟后」，绥者，安也，即「修道之谓教」也。中庸一书，全旨皆不出于此数语。信乎为圣人之格言也。 伊尹，耕莘之夫，汤三聘而起，尊之曰：「聿求元圣，以布告天下。」古人之尊礼其臣者如此。伊尹亦曰：「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古人之自任者如此。故曰：「伊尹，圣之任者也。」成汤既克夏至于商，此时天下大定矣。而汤发为诰诫之言，以与天下更始者，栗栗危惧，上援天命，下结人心，中引己过，遑遑乎如将或失之。其言曰：「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呜呼！何其辞之戚哉！武王克商之后，遂无此等气象矣。卒至四方多事，殷顽不靖，而后发为大诰、多士、多方之言，较古人更费词矣。君子以此观商、周之治乱焉。 成汤作君作师之道，及保邦致治之谟，俱见于汤诰一篇，精微宏阔，剀挚敬慎，商书严肃，此篇有焉。伊训凡四条。 太甲继成汤之后，其最可为鉴者，莫如夏之子孙，故言夏先后之懋德，其为皇天眷命者如此，而子孙弗率，皇天降灾者又如此，后嗣其可恃成汤之德，而不加警惧乎？周公洛诰诸篇，全摹仿此等处，所谓取鉴于近也。风愆之儆，最切于修身正家之要，惩忿窒欲之学。成汤既有天下，制为法度，以垂示子孙臣民，使有所遵守，而又立为臣下不匡之刑。其言曰：「有一于身，家必丧，国必亡。」与五子之歌所谓「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皆断然其言之。古人之见此至确，而戒此至厉，厥后之子孙，犹有以此亡其国者。 仲虺之诰曰：「缵禹旧服。」伊训之言曰：「肇修人纪。」所谓人纪，即唐、虞相传典礼秩叙之事，虞、夏皆以治继治，无所烦其修救也。至汤代夏以有天下，以乱继治，故曰：「肇修人纪。」五子之歌，其言色荒、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之戒至矣，即三风中之巫风、淫风也。至「汤又益之以乱风」四条。一曰侮圣言。圣贤典谟训诰之言，乃人主之律令格式，循之则治，悖之则乱，如菽粟之养人，鸩毒之伤生，确然而无可疑。其显而悖之者，侮也；即阳奉之而阴违之，或疑其未必然，或幸其偶不然，皆侮也。二曰逆忠直。天下忠直之人难，而忠直于人君之前者更难；忠直于圣明之朝者难，而忠直于浊乱之朝者尤难之难。此其人必不惜利害，不顾身家，卓然奇异，世不恒有之士。故后世人主失德之事甚多，而杀谏臣者必亡。此逆忠直之所以为大戒也。三曰远耆德。国家有耆乂老成，更事久而人望孚，所以为国之干，家之桢。平居有矜式之益，临事有紏绳之功。古人所谓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磐石之安者。人君疏远之，则新进喜事之人竞进，而聪明乱旧章之弊必生矣。此国家之大害也。四曰比顽童。狎昵小人，日损而不觉，古人比之如火销膏。此数条不独人君当铭于丹扆，即卿士大夫亦当勒于座右。伊尹之言，详明激厉，上智中材，尊卑贵贱，皆可守为法程，况有国有家者乎？ 太甲上、中、下凡十条， 三篇皆史臣记伊尹之言，故首篇多史臣叙事之笔。始曰不惠，继曰罔闻，终曰未克变。见伊尹谆谆教诫，至再至三，而嗣王之不惠者如故，不得已而有桐宫之迁。按伊尹之相太甲，异姓大臣，而能行放桐之事，至于改过迁善，而后有冕服之迎视，置君复辟，若其家事然。太甲不疑，举朝不忌，天下诸侯无有起而争之者。周公以叔父之尊，辅相成王，而流言起于家庭，漂摇及于王室，何伊尹为之而易，周公为之而难？尝思伊尹当日气象，从耕莘而来，天下望其风采，举世谅其生平，成汤称之为元圣，嗣王奉之为阿衡。太甲居桐三年，正居丧之三年也。古有冢宰总己之礼，故伊尹藉而行之。迄乎终丧改过，伊尹遂退归私邑。其德望素孚，而进退大节，复卓然不苟如此。故行非常之事，而人不知疑惧，岂后世奸雄之所得借口者哉？ 君相，相倚为治者也。有君而无相，则有丛脞废弛之忧；有相而无君，则有猜疑谗间之害。二者之弊，皆至于小人用事，危乱其国而后已。故伊尹湥知嗣王之不惠则己，必不能安其位，行其志，故先曰：「自周有终，相亦惟终。罔克有终，相亦罔终。」呜呼！君臣之际，非始之难，而终之为难。旨哉斯言！其于君臣遭遇之间，知之审矣，岂独责望其君之言哉？ 「俭德永图」，上篇告诫切要之语止是矣。所谓「钦厥止」者，正谓此也。盖亦知太甲之纵欲败度，必至于此，而预为戒之也。 皇天眷佑有商，只此三语，便使伊尹欢欣拥戴之意，千载如见。具此种忠爱真挚，而后放桐之举，不为人所疑，真化工之笔也。太甲悔过之言，亦可谓迫且切矣。非心知其前此之非，而能如是乎？故曰：「太甲悔过，自怨自艾。」尚书中言仁、言爱敬，言诚、言孝、言日新，言典学，言鬼神，皆始见于商书，遂开圣学万世之统。孔门之垂训于世者，大略皆不外乎此。其诚祖契之遗训，成汤与伊尹之家法欤？三代圣人，世祀至今不绝者，莫如契，岂非垂教人伦之功，与天壤无极也哉？ 「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始终慎厥与，惟明明后。」旨哉斯言。人君但以终日所行之事，平心易气，衡之于古，不存一毫自恕自覆之念。果此事为尧、为舜、为汤、为武，即欲不跻世于唐虞三代，不可得也。倘此事为秦皇、为汉武、为隋炀，即欲不同于秦、隋末季，不可得也。苟所行尽晚近世主之事，而自欲治登于三古，谀诵之者，至比于圣帝明王，岂非上下相蒙哉？ 后世人臣进说于君，类以失德为讳，以危亡为戒，侈陈祥瑞之言，绝口陨覆之语。今观伊尹之告太甲，危亡之言多，而治安之言少，此犹曰中材之主也。至舜、禹之圣，而犹有「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之戒。汉时章奏，尚有流涕痛哭之语。后世忌讳愈密，卒之福祚久远，亦万不逮古人，亦独何益哉？ 人君之大务，莫难于听言。凡天下是非邪正、爱憎毁誉，其交至于吾前者，皆言也。言夲万端，而此心少有所蔽，则顺逆之见横塞于中，益纷扰而无可纪极矣。惟一准之以道，如镜之明，如衡之平，持之极定，守之极坚。凡谀言之至，非不足欣悦也，而揆之以非道，则如鸩酒毒脯，远之惟恐不速，况敢溺其甘与谀乎？凡正言之至，非不足畏惮也，揆之以道，则如良药砭石，非此不足以愈吾疾，则就之惟恐不亲，况肯惮其逆已乎？提一「道」字为主，如昏暗之室，一灯独照；沧海之舟，一车指南。任彼尝之者万端，而我应之者至简，心平气和，理明识定，而天下无不可听之言矣。人君能味此数语，以察天下之人，则亦庶几其不惑矣。 上篇之大旨在俭德，中篇之大旨在法祖，下篇之意则详告以致治保位之道，听言谋事之方，末又引起己去位辞宠之意，然后知太甲自迁善以后，得为有商之令主者，伊尹之功居多也。称为「元圣」，岂偶然哉？ 天之所亲，民之所怀，鬼神之所享，则天位由此而安。天之所不亲，民之所不怀，鬼神之所不享，则天位由此而危。然天无常亲，民罔常怀，鬼神无常享，转移予夺，只在一念之间，故曰「天位艰哉」！咸有一德凡七条 中之名见于虞书，而「庸」之名见于一德篇，此「中庸」之名所由肇也。至后世圣人又畅言之曰：「庸言」、「庸行」、「庸德」。「庸」即「常」，「庸德」即「一德」也。天下之味有万，而莫庸于菽粟；天下之美有万，而莫庸于布帛。三纲五常，人生之布帛菽粟也。人生一日离布帛菽粟，则不可以生，乃以珍玩珠玉为「好」。人生一日离三纲五常，则不可以生，而乃以奇邪诡异为好，岂不愚且誖哉？ 「日新」之训，始见于汤铭，又见于仲虺，又见于伊尹之告太甲，然则「日新」之学，乃有商君臣之所世守服习者欤！「一」之名，始于「惟精惟一」之训，而畅发于咸有一德之篇。书之所谓一德，即大学之所谓至善，中庸之所谓一善至诚，皆此义也。故对二三而言，一则诚，二三则伪矣；一则纯，二三则杂矣。德无常师，主善为师。注谓「一夲散为万殊」，正唐虞之所谓惟精，舜之好问好察执两端，孔门之所谓择善，颜子之所谓博文也。「善无常主，协于克一。」注谓「万殊归于一夲」，正虞廷之所谓惟一，舜之用中，孔门之所谓固执，颜子之所谓约礼也。中庸全部之义，放之弥于六合，收之不盈一掬，或分或合，为隐为费，皆从此推出耳。 一德篇中，或言常德，或言庸德，或言「一德」，或言日新，或言「一心」，而总之以一为主，故曰「协于克一」也。 篇中一德为纲，而一德之中又有三义：「德无常师」一节，取善之道，修身之要也；「任官惟贤才」一节，用人之要也；无自广以狭人，听言之要也。三者备而人君之道全矣。大约语皆精微，较之太甲三篇更进一层。其难其慎，「惟和惟一」二语，足以尽千古任人之道。盖未用之前不可忽，既用之后不可疑。未用之前而忽之，恐小人足以混君子；既用之后而疑之，恐小人足以间君子。其难之义有二：既考其行事，复察其中藏。其慎之义亦有二：度其才之所宜，而不可误于委任；度其时之所宜，而不可躁于见功。惟和之义有二：优之以礼貌，宏之以听纳。惟一之义亦有二。待之以至诚，而内外如一；保之以有终，而久暂如一。能如此，当无用非其人，与用人而不能尽其才之患矣。 用人之道贵严，而听言之途贵宽，故曰「匹夫匹妇，不𫉬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正刍荛不弃之意也。后世滥于用人，而登进之途杂，严于听言，而献纳之途寡，殆与古人适相反矣。 盘庚上中、下凡七条 盘庚迁殷，当时小民非不愿从之，而特有累朝之世家大族，安土重迁，顾造为语言，以惑当时之愚民，百姓之中，有明于利害而欲迁者，则又阻塞其言而不使上达。故盘庚三篇之意，皆为有位者而发，其兼言民者，特并进于庭而连及之耳。且其人又皆世有功德于朝廷，为国家之旧臣，不可以刑格𫝑驱，乃反复晓譬，征色发声，动之以先王，动之以乃祖乃父，动之以祸福，动之以刑罚，词愈复而意愈厚，必欲使之悦于从已而后已。嗟乎！三代而后，秦为弃灰徙木，法在必行，至刑加于太子之师傅，而有所不恤。试与此参观，而知王道、霸道之分途矣。 迁都之意，非好为苟难，总不过求民之安耳。旧都将圮，新邑可怀，故后二篇一则曰「往哉生生」，再则曰「生生自庸」，虽其中言刑罚处甚多，要不过见之空言，而非忍实用之也。自秦汉以后，设为刑赏，不终朝而驱民之从已，宁若是之烦且重哉？圣人非不知此逸而彼劳，而宁为此不为彼者，以赤子待其民，而不以仇雠待其民也。后世奉天之诏，武夫悍卒闻而洒涕，其犹有此风也欤？若颠木之有由蘖，乃三篇之大旨，所谓「予迓续乃命于天」、「往哉生生」，皆此义也。傲上从康，有位之大戒。首篇之「猷黜乃心」，正窥见群臣之至隐而发其覆也。 自古言鬼神者，始于伊尹之告太甲，曰：「鬼神无常享。」又曰：「山川鬼神，亦莫不宁。」大约商人尚鬼，实由于此。故盘庚中篇历历言鬼神以警动其臣民，真觉洋洋如在。其后高宗尤崇尚祭祀，有以也夫。 三篇之中，未迁之词严，曰「今其有今罔后，汝何生在上」，又曰「用罪伐厥死」，又曰「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又曰「罚及尔身，弗可悔」，皆所以黜其傲上从康之心也。将迁之词裕，曰「今予将试以汝迁」，又曰「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所以作其迁徙之气也。既迁之词慰曰：罔罪尔众，尔无共怒，协比谗言予一人，又曰「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所以悯其去旧即新之劳也。一张一弛，或缓或急，古人其敢径情率意，以贵役贱，以智加愚乎？读盘庚三篇，不能不慨然于秦汉之间也。 盘庚中语极难解者，如「起」、「信」、「险」、「肤」、「吊」、「由」、「灵」、「敢」、「恭」、「生」、「生」、「叙」、「钦」之类，自是当日方言如此。要其文字之层峦叠嶂，往复留连，则所谓「咳罄如闻，形影如见」者也。 文字之佶屈聱牙者，无过于盘庚三篇。今读其言，缠绵往复，味之愈永，意厚而思深，故不觉其言之复也。 说命上中下凡九条。 说命三篇中，君臣多罕譬之语，实开后人喻言之体。如所谓「若金，用汝作砺」，是欲其磨砻德性也；「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是欲其宏济艰难也；「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是欲其膏泽万民也；「若作酒醴，尔为曲糱，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是欲其可否相济，调燮几务也。「股肱惟人」，是欲其君臣为一体也。取譬皆有意义，而明良相须之实尽于此矣。高宗真能明于元首股肱之义者哉！「若药弗暝眩，厥疾弗瘳」，知苦口之益也。「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知措履之难也。高宗于治道人情已极通晓，故傅说所告皆极精微，较之伊训太甲又不侔矣。惟木从绳则正，高宗以喻言启之，故传说亦遂以喩言答之也。 傅说居于版筑之间，今亦不知其所学何事，但观其对君之言，如「不惟逸豫，惟以乱民」，「惟天聪明，惟圣时宪」，真能通彻治道本原，而为万世不磨之论。如为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乃醇。然大儒之言，后世论、孟诸书，论学皆从此出，真古之善于立言者。先儒谓高宗旧劳于外，当必深知傅说之贤，后欲举而相之，恐无以服天下之心，而托之于天帝之梦赉，理或然也。但古人亦有因梦而得相，如黄帝之于风后、力牧者也；亦有因卜而得贤，如文王感非熊之占，而得太公望于渭滨是也。古来圣贤之遇合，原非可以常情测。史记云：「高宗得傅说，与之语，果圣人，于是立以为相。」盖必有深观于气象词语之间，果非常人，而后用之，非尽凭于渺茫不可知之数。春秋之时，尚有立谈数语而取卿相者，亦不必疑梦赉之事为尽无也。后世人主，既难于知人之明，而天下人情诈伪滋多，如古人度外之事，亦万不可学，不知历试瀳登之为当。王莽以图纬用将相，遂使屠沽贩负骤跻显仕，为千古所讥，固不足道矣。光武尚以纬书命三公，亦独何哉？ 高宗知天下之大非可以一君理，而人君之职莫大于择相，其勤求深念于宅忧恭默之中者至矣。精诚所格，志气所孚，鬼神通之，亦理之所有。不然，高宗亦何必托于帝赉之神奇，以慑俗而惊愚乎？况商俗尚鬼神，观盘庚屡举先王及群臣之祖父以立言，亦其风俗然也。观说命三篇，说所以望高宗者固殷，而高宗之所以待说者亦至。「启乃心，沃朕心」，非明主能为此言乎？人臣朝夕左右，贵明乎沃心之道，以理义悦心而不存乎形迹，以诚信感孚而不争于口舌。骤而语之不可也，贵需之以时日；迫而折之不可也，贵养之以从容。有时而巷遇，有时而牖纳，有时而主文诡谏，有时而因事进规。二事并论，则舍其小而趋其大，顺其美而覆其失，寄开导于弥缝之中，隐救正于将顺之内。不独天下之人不能知之，并人君亦不知也；不独君不知之，并己亦不知也。何有于智名勇功？何有于抗颜触忌？此之谓「启乃心，沃朕心」。噫！此岂一朝一夕之故，躁人浅夫之所能哉！ 说命三篇，上篇史臣记相说之由及命说之词也。中篇说所以告君者，首言天为民立君臣之意，「惟口起羞」一节，言治体之大也。「惟治乱在庶官」一节，言用人之要也。「虑善以动」三节，言饰几微，戒骄逸也。「无启宠」以下，修身之道也。「黩于祭祀」，时政之失也。而总之以「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所以告之以政体者至矣。下篇则因旧学之言，又告之以为学之道，学于古训乃有𫉬一篇之旨也。前后篇中，内圣外王之旨，列如指掌，非圣贤而能若是乎？故高宗直以伊尹之事业望之，曰：「罔俾阿衡专美有商。」而说亦直任之曰：「敢对扬天子之休命。」君臣之间，水乳融洽。盖由高宗天资学力俱到，只待傅说一加开导而言言有针芥之投，固宜其光于史册也。「无启宠纳侮」一语，最有深意。人君养尊处优，端拱渊默，孰敢有起而侮之者？惟是宠待小人，狎昵贱士，则蔽其聪明者有之矣，诱以匪彝者有之矣，窃其威柄者有之矣，假其𫫾笑者有之矣。亲之则无所忌惮，远之则肆为怨诽，是皆侮也，而谁其纳之？实自启宠纳之。古人𥊍御左右，必择端人正士。盖君子受恩则感，小人受恩则骄。君子重大义而忘小嫌，小人忘大恩而记小怨。君子之心，寡欲而易足，小人之心，无厌而不知止。故宠者侮之根也，侮者宠之报也。人君深念于此，能不憬然悟哉？无耻过作非。可见过本无非，惟耻之则愈加掩饰护匿而后成非。则其非也，耻过之心作之也。分过与非而为二，俱见立言之妙。 惟天聪明。此语习闻而实创。皋陶之言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尚言天以百姓为视听也。此则实言天有聪明之德，而人君当取法之，若人臣则但敬顺君之道而已。其言宏阔而精微，探原索夲之论也。赞汤之圣者，曰「从谏弗咈」。傅说之答其君，亦曰「后从谏则圣」。从来国有谏臣，皆是吉祥善事。主德愈明，谏者愈多；主德愈圣，谏者愈直。所谓圣朝无阙事而谏书稀者，慨世之无谏者也。人君当以有谏诤之臣为喜，以无谏诤之臣为忧。倘直言不闻，则当反而自思，或吾有咈谏之名。不然，决无有所行皆尽善，而无一可言之日也。如此，庶乎逆耳之言得闻于前矣。高宗肜日凡三条。高宗肜日篇，序谓高宗祀成汤之庙。成汤，远祖也，则与「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之言不合。蔡注谓高宗祀祢庙之时，有雉雊之异，似矣。但观祖己有「先格王，正厥事」之言，又曰「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恐高宗贤君，亦不待如此言之而后入。且观太甲盘庚之类，书中亦无以庙号名篇者，其称庙号，宜为高宗庙中肜祭之日。故通鉴前编因史记之言，系之于祖庚三祀，谓祖己训祖庚之书，与蔡注不同，似为得之。「惟先格王，正厥事」，乃大臣进规之道，此所谓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典祀丰昵之过，不过欲邀福于鬼神，以冀永年之心耳。故首以「天监下民，降年有永有不永」正之，使之明于降福自天，永年在义，孽祥可畏，渎祀无益，则其过不待正而自格矣。若源之不濬，但于事而争之，其能有济乎？ 「王司敬民」，正所谓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是也。盖天子何职？以敬民为职。天以民付之于君，祖宗以民付之后嗣，职守莫大于此。乃旷其职守，隳其统绪，虽日奉牲帛以见天，祖神不且吐之乎？故前以典义格其心，而后以敬民正其事。其言甚简约而义理完备，足见古大臣之学术矣。西伯戡黎凡三条。 「西伯戡黎」，注以为文王。宋儒谓武王亦称西伯，疑其为武王。今观其言曰「天既讫我殷命」，则其词何迫也。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亦无可如何之言也。当文王之时，商辛之恶方张，西周之𫝑未盛，羑里之囚，献地之请，皇皇畏罪之不暇，安有称兵于畿内之诸侯，而商之君臣如是其震动者乎？且文王崩，武王嗣立，十三年而始有盟津之举，亦安有情事若是之迫切，而纣犹能容之于十三年之久乎？祖伊之言，定当为陈师牧野之时，而非西伯专征之日可知也。通鉴前编系之于武王，允当矣。国家之败亡，其始必有水旱灾伤，使人民流离失所，皆放弃其良心，违越其典常，而后兵革随之，败亡因之。此皆由天心之厌弃，而后至于斯极也。故祖伊举此以明败亡之符，而绝不言及于戡黎之事，见兵戎之在外者易靖，而民生风俗之坏于内者，大可忧也。强国之凌逼者可挽，而天命之既去不可挽也。特因戡黎之时而痛切言之耳。 「我生不有命在天」，正所谓矫诬上天也。人主称天，以出治常也。兴朝之主称天，而失德之主亦称天。兴朝之主，畏天而称之也。失德之主恃天而称之也。畏天者天怀之。恃天者天覆之。千古至可信者此天，而至靡常者亦此天。譬如奸贪之吏，其所恃以侵夺百姓者，原恃人主之爵禄也。一旦罚及于身，则今日削夺刑戮之君命，非即前日宠荣瀳加之君命乎？吁！盖可类观矣。微子凡二条。 微子一篇，乃微子与箕子、比干相与忧乱之词。今读其书，但著微子、箕子之言，岂比干无所言哉？盖比干之以谏而死，其义易明，其答微子之言，当自无异于箕子，故可以不复著也。箕子之谏与比干之谏自同，特比干死而箕子偶不死耳。比干其初当亦无必死之心也。圣贤处人家国，必求其事之有济，与其道之所安，不苟为一死以塞责，如后世荀息之所为也。大约其时箕子、比干于商为元臣，故以臣之道自处。微子于商为宗子，故以子之道自尽。臣之道莫大于救危亡，子之道莫大于存宗祀。比干非狥名，微子非避难，三人之心，昭然如揭日月，故孔子曰：「殷有三仁」，皆从此章「人自献于先王」看出也。公孙杵臼谓程婴曰：「死易，立孤难，子勉为其难者。」公孙杵臼死，而程婴复死，遂开后人轻生狥名之弊，为圣贤所不道也。 从古政乱俗偷，则其国未有不危亡者。善医者不视人之肥瘠，而视人之脉理神气。脉理既乱，神气既耗，则虽壮盛，特需时耳。故纪纲风俗者，人身之脉理、神气也。微子与箕子之言，但曰：「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又曰：「今殷民乃攘窃神祗之牺牲牷。」其时民心之悖叛纷扰，盖可知矣。即以此为沦丧必至之𫝑，初未尝举敌国外患以为言也。其曰「我用沉酗于酒」，又曰「我其发出狂」，非止臣为君讳之文。大臣与国同休戚，与人君共腑膈，凡君之过，何莫非身之过乎？但视为不敢斥言，犹浅矣。 书经衷论卷二 [book_title]书经衷论卷三 大学士张英撰 周书 泰誓凡七条 汤、武当革命之初，故其誓师之言，皆首举天命立君之意。汤之言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武之言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袒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两圣人之言，若合符节，既明乎天所以生人之意，又明乎人所以奉君之意，自不以天位为可乐，而以百姓为可忧。圣人作而万物睹之气象，于此大可见矣。三代圣人皆真知此理，知天下芸芸万类，不可一日无元后父母之戴。故尧之皇皇而求舜，舜之皇皇而求禹，汤之不得已而伐夏，武之不得已而伐商，舍天下之至美而不惜，犯天下之不韪而不辞，伊、傅之所以匡君，孔、孟之所以忧世，皆明于天地生民之故，而不敢一日自暇逸也。汉、唐以后，易姓改物，角材而臣，惟力是视而已。高帝入关之言，首曰：「父老苦秦苛政久矣，犹有救民水火之意。」至于作君作师之大义，更有能举而明之者乎？ 「惟天地万物父母」一节，分明是太极图说一篇骨子。「妙合而凝」以上一段，便是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一段，便是惟人万物之灵。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以立人极一段，便是「袒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圣贤立言，皆非无所夲，特在扩而充之耳。西铭一篇，全从此数语衍出，故言虽宽而不觉其泛也。汤誓之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泰誓之言曰：「予弗顺天，厥罪惟钧。」圣人岂借口天命，而为此矫诬上帝之语哉？盖天生圣人之德，以为万民之主。汤、武既有其德矣，而又居诸侯之位，岂有目击桀、纣之荼毒其民，而漫无一动念者乎？汤之囚于夏台，文王之囚于羑里，当时必汤、文数谏而逢其怒，又忌二君之得民而欲剪灭之，如书所云「苖之有莠，粟之有秕」也。汤、武之言，皆若有所禀受于帝，承命于天，而为此断然不可已之词。圣人之自信，岂偶然哉？ 泰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作之君者，纪纲法度以整齐之是也。「作之师」者，修身遵礼以化导之是也。唐虞之所谓「于变时雍」，「四方风动，民协于中」，皆是以师道表率之。汤之所谓「表正万邦，式于九围」，「建中于民」，亦此义也。三代而后，凡所谓法令科指以求尽乎君道者，概未之备。即有英君谊辟出而经营天下，求详乎临御之道者，则有之矣。求如圣人之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师道自任者，盖未之闻焉。程子所谓「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规过而不知养德」，良有味乎其言之也。 人君之所以自托于天下者，天而已矣；所以自信为得天者，民而已矣。泰誓三篇，于天与民之际，独反复言之。首言：「惟天地万物父母。」又曰：「元后作民父母。」此探本言之也。又曰：「天佑下民，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其二篇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又曰：「天其以予乂民。」其数商纣之恶也，亦曰：「自绝于天，结怨于民。」又从而合论之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明乎人主无邀天之法，而止有乂民以格天之事，为人君者致思于此，其亦惕然不敢不敬百姓矣。 汤数夏桀之罪无费辞，但曰「夏王率遏众力，卒割夏邑」而已。至泰誓之数纣，何其辞之尽也。既曰「焚炙忠良」矣，又曰「播弃黎老」，又曰「剥丧元良，贼虐谏辅」，殆亦近于复矣。汤誓犹有「非予小子，敢行称乱」之言，武王直曰「取彼凶残，我伐用张牧野之师」，其与鸣条之役，气象盖大不侔矣。故汤武同以诛伐得天下，而苏子独论武而不及汤，有以夫！ 「于汤有光」，朱注但云：「比于汤之伐桀，犹有光焉。」蔡注则云：武之事，质之汤而无愧，汤之心，验之武而益显。是则伐商之举，岂不于汤为有光？其意盖谓桀无道而成汤放之，纣无道而武王伐之，皆以救天下为心。由武王今日之事观之，而成汤不得已之心，益显明于天下而无疑。其说近于委曲回护，且未有伐其人之子孙而反有光于其祖考者，不如朱子之说为显明平易也。牧誓凡三条。 先儒谓牧誓一篇，严肃而温厚，与汤誓诰相表里。盖谓其数商王之罪，但云「惟妇言是用，惟四方之多罪逋逃，崇长信使，俾暴虐于百姓」，未尝明言商纣之恶，故谓之温厚。「今予发」以下三节，戒其轻进妄杀、杀降，故谓之严肃。愚谓牧誓之言，特泰誓三篇之所未发者，举而言之耳。泰誓但云「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至此方云「惟妇言是用」也。泰誓但云「尚迪果毅」，至此乃将战之时，训之以步伐止齐之事，究竟与泰誓亦非有差别也。 庸、蜀、羌、髣、微、卢、彭、濮，蔡注谓八国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约束以战者。大全陈氏谓文王化行江汉，自此而南，故八国皆来助，举其远，则近者可知。二说不同。予观其文𫝑，盖在「友邦冢君」之外，举蛮夷小国之君而并及之耳。故于千夫长、「百夫长」之下，而以「及」字连络之，谓之曰「人」，所以别异于「友君」、「冢君」之称也。羌、髳、微在西，蜀在周千里之外，恐不可言近；庸、濮在江、汉之南，亦不可谓远也。 戊午河朔之师，重于数商之罪，盖以臣伐君，义近于不顺，非明于虐我则雠之义，则何以鼓友邦冢君之气，而坚微、卢、彭、濮之心？故泰誓三章，重在声罪致讨，援天命祖德以告之。至甲子商郊之陈，则师旅之气奋矣。故略于数商，而谨于自治。步伐止齐之法，一则欲其临事而知惧，告之以无敢易之心；一则恐其气奋而轻进多杀，告之以无敢肆之心。泰誓之言，靖暴之义也；牧誓之言，行师之勇，止戈之仁也。观周书而三者亦可见矣。武成凡八条， 观商、周革命之际，而知禹、汤之德之盛也。商之初曰：「缵禹旧服，兹率厥典。」周之初曰：「乃反商政，政由旧。」盖禹、汤之所服行，乃千古不易之道，特其子孙不能守，而陨越颠覆之耳。汤、武之奉若天道，即汤武之率由旧章，虽欲强而易之，不能也。此三代之所以一道同风，而非后世之所能及者与？ 武王之数纣也，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又曰：「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迹其行事，大约如后世吴王濞之所为者。纣既为天下主矣，所谓有罪逃匿之人，果何从来哉？愚窃意四方诸侯之臣，有奸邪侧媚、贪暴无行，得罪于其国之君民，而皆以纣为渊薮，诸侯莫敢过而问之者，是以为大夫卿士皆时必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而后世无从考也。 武成篇中读至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一时取天下气象，如日星之焕发，启蒙昧为昭明，时雨之滂沛，变枯槁为润泽，万物熙熙然而作睹。读至「偃武修文，示天下弗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敦信明义，崇德报功，定天下规模如泰山之巩固，磐石之四维。子孙有所凭藉，以为不拔之业；臣民有所信守，以为久安之计」。只是数语，包括一代大制作，可悟史笔之妙。 九年大统未集。先儒谓文王受命称王，九年而崩。武王嗣位，合居丧三年，共为十有三年而伐商。是文王不应称王而称王，不应改元而改元，武王应改元而不改元。欧阳子言之详矣。究竟书所谓九年者，不知何所指欤？通鉴前编谓：「此文王专征之九年也。」文王以己未年赐弓矢专征，至丁卯武王嗣位，是谓九年，故谓大统未集。至泰誓之十有三年，则专指武王之即位十有三年也。其说似较汉儒为长。此欧阳子之说，而今通鉴前编悉从之。 汤之放桀曰：「聿求元圣，与之戮力。」武之伐纣曰：「予小子既𫉬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何其言之合辙也。二君将举非常之事，犯千古不韪之名，非得贤人君子以为之辅，则上无以取信于天，中无以自决于己，下无以固结于民。故汤得伊尹而兴，武王得太公望而王业成。纲目书张良归汉，诸葛亮从先主，皆以为受命之所自，有以哉！ 人君之失人心，莫大于戕害正人，聚敛民财。二者纣皆为之，民怨亦已深矣。武王初得天下，恩泽未及于商，民急急焉，惟此二者为先务。盖崇贤礼忠，以快小民是非之正；散财发粟，以救小民剥肤之灾。但即纣之所行而反之，彼之所以失，即我之所以得。如秦民最苦苛法，而汉高首除之，关中之基，实定于此。以楚之强，终不能与之争，得民心故也。究之治天下、守天下之大端，亦不出此数事而已。 愚谨按：武成一篇，前四节总叙其伐商之始终，王若曰以下，皆诰诫诸侯之辞。篇名曰武成，夲非言用兵之事，乃武功既成，而大诰天下也。「王若曰」一节，言国家累世功德，为得天下之本。「底商」三节，皆述其告神之辞，言奉天伐暴，非己之所得私也，正与汤誓「予小子履」一节相似。「恭天成命」一节，言东征之时，民心向应如此，正与「葛伯仇饷」一节相似。「惟尔有神」一节，言伐商之事，见定天下之易，武功之所以成也。「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无作神羞」，正与汤诰「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之语相类。「列爵惟五」一节，末告以定天下之规模，正与汤诰「凡我造邦，无即匪彝，各守尔典，以承天休」同意，俱作诰诸侯之辞，犹觉完备。若依考定，武成以「王若曰」二节作诰诸侯之辞，止于自述先德，末节又以为史臣之辞，文意亦不相连束，且其间缺略多矣。愚意细绎，似不必改移。及观大全所载之说，朱子亦谓不必改移，亦自可读。又曰：「王若曰」以下，固是告群后之词，兼叙其致祷之辞，亦与汤诰相类，为之豁然。 一月壬辰既云初二日，则四月不应有丁未。朱子云：「考历数，是年当有闰月。」理或然也。日食尽曰食既，既生魄是言其魄之既足，晦日是也。若以为望日，当曰「哉生魄」，而不可言「既生魄」。以为晦日，则前后文义不舛。且由庙而郊，然后受命于周，当时次第或亦当如是也。洪范凡二十条。商自契为尧、舜掌教民之事，传数百年而生汤，继世贤圣之君六七作，其臣如伊尹、仲虺、傅说、甘盘，又皆能发明古先王之道，故凡后世所称道德学问之语，原始于商书者甚多。且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久而不坠，盖其道法之相传者久矣。武王定天下，首访于箕子，而箕子初不以王室之裔、胜国之老，更姓改物，稍以为讳。武王拜手而访之，箕子拜手而陈之，皆不以为嫌者，盖斯道在天壤间，如五岳之撑拄，四渎之流通，不可以一日废。道在箕子，而武王不询之者，非也；箕子不陈之者，亦非也。盖道者，天下之公，而非一身一家之所得而私也。箕子能为武王讳哉？厥后微子封于宋，数十传而生大圣人，迄今宇宙间世族可考者，由契而汤，由汤而微子，由微子而孔子，由孔子而今日，世受爵土与天无极者，惟此一氏一族而已。呜呼！岂非教思之遗泽独远哉？「天乃锡禹洪范九畴」，汉班固、刘歆辈遂谓「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皆龟背之文，此固断然知其为诞而不经，不可信矣。欧阳公谓河图洛书皆由后人之附会，则亦未取尽然也。大易明言「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岂可谓尽无其说，且亦不必谓其无也。愚谓九畴之理，原自涵于大禹之心，特偶因此一端触发而配之为九类耳。龟书之自一至九者，数也，乃当时天锡之瑞，以启圣人。洪范之一五行以至九福极者，理也，乃圣人所配之言以答天心。理自理而数自数，不必过为牵合。理因数显，圣心因天心而发，想河图衍易亦如是耳。正如孟子所云「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何必谓其无而辨之哉！大抵大圣人制作之初，观象于天文、山川、鸟兽者皆是也。河图列于东序者，后世因河图为圣世之瑞，故画之为宗器耳，何可疑哉！ 以洛书之位而言，自一至九而无五，五，虚位也，而皇极居焉。一之五行，四之五纪，七之稽疑，揬皇极之夲于天；二之五事，八之庶征，端皇极之修于已；三之八政，六之三德，九之五福六极，溥皇极之用于天下。一篇之中，言天、言身、言民，三者贯通无间，皆所以成皇极之体用于天下也。 五行有生之序，水、火、木、金、土是也；有生之性，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穑是也；有用之德，作咸，作苦，作酸，作辛、作甘是也。三者备，而五行之大者具是矣。五事有见之序，貌、言、视、听、思是也。有秉之德，恭、从、明、聪、睿是也。有发之用，肃、乂、哲、谋、圣是也。三者备，五事之要者具是矣。八政则但言其序，而先后之义已该。五纪则惟详其数，而大小之序自见。惟皇极无数可纪，而为诸畴之要，故详其辞。皇极之所以建，无可言也，于五事、三德尽之矣。但以民人之感应归极与否，验其极之建与不建而已。盖人君之德，非但自有诸身之为德，而合诸天下之为德也。「时雍于变」，即尧之德；「从欲风动」，即舜之德。故诗曰：「日用饮食，群黎百姓，徧为尔德。」脱使天下之大，四海之广，有一人不遵于极，为治之累，即为极之累。故曰会其有极，「归其有极」，而后谓之「建极」也。篇中三言「凡厥庶民」，盖反覆为此百姓耳。由建极以敛福，由敛福以锡福。有道之君，貌、言、视、听、思皆全乎恭、从、明、聪、睿之德，而协于雨、旸、寒、燠、风之应。故敛之于身者，有期颐之寿，有丰亨之富，有恬豫之康宁，有上圣之好德，有全归之考终，此所谓敛福也。由是世路清夷，风俗熙皞，无淫滥之刑，无兵革之祸，无夭扎疵疠之灾，而人皆寿而考终矣。无水旱之祲，无横暴之赋，无盗贼之扰，无侈靡之害财，无螟螣之害稼，而人皆富矣。无力役之劳其形，无忧患之惊其心，而民皆康宁矣。无莠民之诱其耳目，无乱政之眩其视听，无慆淫匪彝之汨没其良心，无僭赏滥罚之摇惑其心志，而民皆好德矣。此所谓锡福也。必如此而极始建，天子为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之责始尽。尧舜之世，民皆仁寿，成康之代，刑措不用，非锡极之效乎？不锡之以五福，即锡之以六极矣。极与福相反也，而正相待也，故继福而言「极」。于「皇极」但言「敛时五福」，而不言「极」，盖已在其言外矣。人生福德，相因并重，而人君尤甚，故「皇极」言「极」即言「福」。若桀、纣之君，先不能敛福于其身，又安能锡福于庶民乎？故欲锡福，先自敛福始。天保之祝君以福，即天保之祝君以德也。夫 洪范九畴，虽极有界限可寻，而其中言天道，言人事，言君德，言王道，浑沦融贯，不可分其畛域，要当合而观之。「敷锡厥庶民」，君锡福于民也。「于汝极」，锡汝保极，民又以其福上答于君也。君民共在于福之中，故曰：「敛福锡福，会极归极。」至治之世无佗，不过君与民如一父之子，一人之身，呼吸相通，海宇近于堂陛，赤子登于衽席而已。至乱之世无佗，不过君与民相视如路人，秦、越休戚不相关而已。故曰：「近天子之光。」皇极之大义如此。 观武王与箕子篇首问答之意，总在彝伦之攸叙而已。九畴虽该括，而大约以建极锡福为叙。彝伦之夲，五事所以建极也。三德则调剂乎此而已，稽疑、庶征则考验乎此而已，八政、五福则从此推之耳。圣人不强人以所不能，故曰：「惟厥正人，既富方谷，尔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五福之次曰富，周书曰：「资富能训，惟以永年。」天下未有生计不给而可与为善者。绝世之廉洁，圣人不以律人，故易曰：「苦节不可贞。」古人之虑此至审也。汉诏亦曰：「小吏禄薄，求其无侵渔百姓，难矣。」昔人养其廉，而犹不能禁人之贪，况明启以贪之路乎？信乎好于而家，乃为政之大节也。 「无偏无陂」一节，乃有韵之语，当是古帝立为敷言，以教天下之人，而箕子特引之以明皇极之义。其下又两举极之敷言，以见臣民训守之笃，以终皇极之义也。正直之用一，刚柔之用四。「疆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所以治之也。「沉潜刚克，高明柔克」，所以教之也。治之者，抑其有余；教之者，辅其不及。因天下有过不及之人，而圣人有刚柔之用，其要归于皇极而已。 威福，人君之所以驭天下；玉食，人君之所以享天下。驭天下者存乎权，享天下者存乎福。人臣而窃其权，觎其福，鲜未有不败者。害于而家，凶于而国，此古今不易之理。而奸雄跋扈之臣，至死而不悔者，何也？人君而至以威福让于臣下，其能不殆且亡者，几希矣？人君无所为威福，奉天之威福以施于天下，参之以人，则私矣。人臣无所为威福，奉君之威福以佐于天子，参之以己，则过矣。君臣之事，一天之事，故曰：「时亮天工。」人君且不敢以威福自专，况人臣乎？ 卜筮之用，主于衍忒决疑。至人生当为之事，无疑无忒，其何卜之有？古人之祸福缘是非而定，君子以是非为祸福。后人判是非与祸福为二，以卜筮为趋避之端，则失之远矣。人谋鬼谋，究竟以人谋为主，非舍卿士、庶民而专听命于龟筮也。 由貌、言、视、听、思，而有雨、旸、燠、寒、风之应，古之言灾祥征验者，始于此。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王与卿士、师尹，皆有天下国家之责，其举动皆有关于生民之休戚，故其气所蒸郁，能感召于庶征。非王与卿士、师尹之喜怒足动乎天地，乃生民之休戚有关于天地也。盈天地间者，更无佗物，生民而已。其休戚与天通，如婴儿之居母腹，呼吸相应者然。乃生民不能自为休戚，上而听于君，下而听于卿士，又下而听于师尹，此君与卿士、师尹所以感动乎天之故也，安得不兢兢哉？ 中庸之所谓「参天地，赞化育」，不过从五事庶征推衍之耳。信乎洪范一篇，为圣学之枢要也。猊，水也，故为雨之应。言，火也，故为旸之应。视，木也，故为燠之应。听，金也，故为寒之应。思，土也，故为风之应。貌润泽于外，故恭则时雨，狂则恒雨。言宣扬于外，故乂则时旸，僭则恒旸。视散布于外，故哲则时燠，豫则恒燠。听收敛于中，故谋则时寒，急则恒寒。思不寄于五官，而为主于中，无微不入，无远不届，如风之散于四时万物也，故「圣」则时风，「蒙」则恒风。「狂」与「恭」相反，「恭」则「动容必谨」，「狂」则「瞻顾失度」也。「僭」与「乂」相反，「乂」则「有伦有要」，「僭」则「悖理伤道」也。「豫」与「哲」相反，「哲」则「视远惟明」，「豫」则怠而为物所蔽也。「谋」与「急」相反，「谋」则「听德惟聪」，「急」则迫而为小人所中也。「圣」与「蒙」相反，「圣」则「表里洞达」，「蒙」则「憧憧往来」也。五行、五事、庶征，浑而为一，在天者赋于人，在人者感乎天。总之，人处天地间，为天地间之一物，其气一日不与天地通，则枯槁矣；其心一日不与天地顺，则悖逆矣。夲大也而自以为小，夲通也而自以为隔；夲神奇也，而自以为腐朽，亦独何哉？ 雨眻寒燠风，外咎之征，有关于一岁之得失者焉，有关于一月之得失者焉，有关于一日之得失者焉。关于一岁者，天子召之；关于一月一日者，卿大夫召之。天子有一统之义，卿大夫有分土之义也。故省之各有小大之差，究之君臣上下同一省也。「俊民用章」，正所谓「拔茅征吉」也。「俊民用微」，正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也。 盈天地间者，五行而已矣。雨旸寒燠风，天地所发五行之气也。貌言视听思，人生所得于天地五行之气也。外此而五味、五色、五音，与夫人之五脏，天之四时，干支生克制化之理，一五行之相为周流而已。故太极图生阴生阳之后，即继之曰「五气顺布」，然后知弥纶于天地古今者，莫非此五者之用。故洪范首节曰：「汨陈其五行」，「初一曰五行」，明乎五行，又为洪范之本也。 易之书本于河图，以阴阳为主；范之书本于洛书，以五行为主。故易之数主于「耦」，六爻、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六十四爻是也；范之数主于奇，九畴、五行、五事、五纪、三德、五福是也。洪范一书，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备具于此。盖皇极者，握大柄之一人，以其位之尊，故谓之「皇」；以其比天之枢纽，如北极然，故谓之「极」。五为九位之中，易之五爻皆言君道，故范之五位，皇极居焉。一人居中，以五行为根抵，以五事、三德为工夫，以五纪、庶征经纬乎天，以八政、五福、六极纲纪乎人，以稽疑契合乎鬼神，错综天人，镕铸造化，使三才皆入于陶冶之内，而惟吾之所欲为。其言宏阔而精微，尧、舜、禹、汤不言之秘，隐跃其中，信非浅学所能测也。旅獒凡三条。 旅獒中如「不役耳目，志以道宁，言以道接」，皆极精要之语。「志以道宁」一语，即摄程子四箴。「言以道接」，即伊尹所谓「有言逆于女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女志，必求诸非道」。觉此一语更为简括。「不役耳目」，即孟子所谓「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之意。此皆圣贤学问源流之旨也。玩物丧志，所包最广。举天下凡足以荒我之志者，皆物也。不独声色游畋、宫室玩好足以移人之性情，即文词诗赋之类，躭之不已，亦足以丧志。程子以为当远之，如淫声美色，盖恐靡曼之言足以柔人之正气，长人之逸志，导人之邪心，而且予小人竞进之媒，启风俗浮薄之渐。故先儒之论，似甚而实非过也。华靡巧丽之文，莫甚于六朝。考其人，如潘岳、陆衡、陆云、谢灵运之徒，皆失身匪人，不能保厥令终。求其文行并优，为端人正士者，盖亦少矣，不亦可永鉴哉？ 武王盛德大业，一獒之受，似为无损。召公以细行大德诫之，又以九仞一篑勉之。朱子谓其谆谆诰戒，如教后生小子者。然古人君臣之间，其勤恳固如是乎？金縢凡五条， 周书中惟金縢、洛诰、顾命三篇首尾皆史臣之文，金縢又前后数年之事，而合为一篇者。 气聚则生，气散则死，恶有死而可以他人代之者？如果有鬼神操生死之权，可以求而免，可以求而代，则凡为人之子若臣，孰不当为君父请命？虽至于耄耋，而可以无死。乃古今如此等事，又不多觏，何也？如谓圣人爱亲之心无已，亦但如是以求之而已，其应与否，不可得而必也。武王亦适然而愈末，必鬼神之许周公也。然则或有或不有之事，圣人亦行之乎？愚窃谓生死数也。孟子曰：「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易曰：「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此言人老耋而以寿终，虽孝子顺孙，不可得而留也。又见有愚夫愚妇刲股割肝，呼天抢地，而间可以延其父母数岁之命者，圣人虽不以立训垂世，亦不可谓其事之全无也。武王克商方二年，此天下何等时乎？故周公迫切诚恳，愿以身代。此固与寻常祷祠不同，而亦与寻常之考终不同。愚夫愚妇犹可以感格鬼神，况圣人之至诚迫切乎？朱子曰：「圣人为之，亦须有此理。」亦初不一笔抹杀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孔子以为致辟于管叔之辟。居东二年为东征。朱子亦曰：「金縢之作，在周公东征而归之后。」其注鸱鸮之诗亦曰：「周公东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诛之。而成王犹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诗以贻王。」注东山之诗则亦曰：「感风雷之变，始悟而迎公。于是周公东征已三年矣。」则朱子以「居东二年」为「东征」明矣。既以「居东」为「东征」，则所谓「我之弗辟」，其为伸大义诛管蔡也又明矣。蔡注乃谓「居东」为「居国之东」，而其后别有东征三年。夫当王室新造之时，群叔流言之日，正国家安危所系，周公可以避嫌而逊处于外乎？观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如此等事，周公直是至诚恻怛，亦不以小嫌自避者。天下「避嫌」二字，贤者不为，而谓周公为之乎？平居不为，而况当迫急时为之乎？罪人斯得，明是武庚、管、蔡之既诛，非可云始知流言之为管、蔡也。朱子亦曰：王室至亲，与诸侯连衡背叛，当国大臣岂有坐视不救之理？帅师征之，乃是正义，不待可与权者而后能也。若马、郑以为东行避谤，乃鄙生腐儒不达世务之说，可不辨而自明。愚终以孔安国及朱子之言为当也。 读鸱鸮之诗，其言取子毁室者，何若是之迫也？据蔡注，则以为此时武庚末叛，逮风雷告变之后，周公返国，管、蔡惧罪而后叛，周公始东征之。武庚、管、蔡既未叛，则诗中所云「取子毁室」者，何所谓也？细读「罪人斯得」，确是诛管、蔡、武庚后语难云，知罪之在二叔也。金縢前段言周公祷于三王，请以身代，而武王果瘳。后段言周公居东，成王未能明周公之心，而致风雷之异。两事皆极神奇，合为一书，以见圣人之心，无时不与天地相通也。盖尝论之，天下惟至诚可以格鬼神，惟滞结足以致灾异。以周公之忠诚，而犹不能见白于兄弟之间，明言于君臣之际，天下有滞结焉如是者乎？古以一愚夫妇之冤，而犹足致三年之旱、六月之霜者，况大圣人乎？由后风雷之警，以启金縢之书，而遂有反风禾起之异，则前此周公植璧秉圭之时，精诚上格，其为鬼神所孚依，又可知矣。故两事合为一书，正以前后相验也。大诰凡三条。 大诰一篇，首二节言国家当降割之时，而望臣工之助，己不敢闭于天降威用，乃一篇之旨也。「宁王遗我大宝龟」以下，言武庚之当伐，征诸卜而可信。当时臣工有言卜之当违者，不知宁王以卜而受命，天以卜而相民，如是其不可违也。王曰：尔惟旧人以下，言宁王之事，不可不图，而前宁人之功，亦不可弃，所以警动旧人之子若孙也。「王曰呜呼」以下，又言天命祖功之不可弃，而末归重于卜也。篇中词句古奥，而大义则朗如指掌。其孜孜以卜为言者，周室新造，嗣王新立，而忽从事于兴师动众之事，人情所难。且当时武庚以胜国之余，凭二叔王室之亲，其𫝑之盛，有不可遏者，非援天命以神之，何以使人心奋而祛其疑畏也。周公之反复其词，有以哉！周公当武庚二叔之畔，王室既摇，此时率众往征，声罪致讨，义何容辞？与盘庚当日迁都，时𫝑缓急迥异。而周公谆谆诰诫，通篇皆以卜吉为言，但惕之以旧人，愧之以民献，绝不动之以威，驱之以𫝑，与盘庚三篇同一缠緜恺切之意。固知圣贤举事，绝无有强人情而为之者也。 大诰但言「殷小腆」，而一语不及二叔，其隐跃之词，亦不过曰「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而已。甚矣，周公亲亲之心，初不忍斥言之也。微子之命凡三条， 武王代殷，即封纣子武庚。迨成王时，武庚叛，既诛，即封微子于宋。窃谓封武庚于伐商之后易，封微子于定乱之后难。况微子亲则殷王之元子，而且旧有令闻，非如武庚、禄父比。其时多方未靖，殷顽未殄，小腆初平，王室多故，乃封以东夏之土，建以上公之爵，略无嫌疑顾忌之心，足见成王、周公之至公无我，与后世取人家国而伤残其后裔者，其秉心盖天壤也。圣人不以虞诈而废忠厚长者之道，究何损于卜世、卜年之历也哉！ 封国者称邑，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举故爵，示不臣也。篇中惟称汤之德与微子之贤，及与国咸休之意，绝无一语及商纣之事，温厚恻怛，和平正大，可谓得词命之体矣。 篇首称「殷王元子」，又曰「作宾于王家」，古人于前代子孙，其崇礼之如此，正因其取天下之至公，而不存嫌疑之迹。后世篡夺于妇人孺子之手，惟恐天下有起而议之者，必至剪灭其子孙而后已。此仁与暴之分，实公与私之异也。康诰凡五条， 「明德」、「新民」出康诰。「止至善」，出「安汝止」，「钦厥止」之两言，遂为大学一书之纲领。可悟古人读经之法，博综而得其要领，遂可自为一书。窃谓大学中庸皆出于尚书者，此也。 「敬明乃罚」一节，不外虞典「宥过无大，刑故无小」之意，而文字繁简不同，则古今之异也。亦见古人定律，但制其大略，而轻重出入，则付之执法之人。后世任法而不任人，详审于故误之间者，盖亦鲜矣。 武王以大君锡命，康叔以介弟受封，当开国之初，处尊亲之位，最惧者骄淫，最易者满假。又治殷之故墟，犯法罹罪者多，故篇中诰戒之词，极言民社之艰难，如「恫瘝乃身，若有疾爽，惟天其罚殛我」等语，兢兢然若疾痛困苦之加于其身，尚何骄逸之敢作乎？人能常以此为念，自无贵而忘贱，尊而忘卑，视民草菅之患。篇中言用罚独详，其矜慎钦恤之意，盖与吕刑之言相表里也。从「凡民自得罪」，是言寇攘奸宄之当刑，所谓元恶大憝也。进此则「不友不弟」之刑，所以重人纪也。进此则有「弗念弗庸瘝厥君」之刑，所以励臣工也。然君身者，臣民之表帅，故又有「惟君惟长」一段，所以重身教也。其立言之序如此。 「明德谨罚」，乃一篇之纲领。篇中言慎罚之事详，而言明德之事简。盖明德之事可以一言尽之，其大要在于法古，故「绍闻衣德言」数语尽之矣。慎罚之事不可以一言尽，其难在于得人情，故「敬明乃罚」以下十二节，反复而不已，其委曲详审，莫如「汝陈时臬事」一节，其切要莫如文王之「敬忌」一言。敬则钦恤之本，忌则哀矜之实，祥刑之道，未有能逾斯语者。自「爽惟民」以下，又曰「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皆专重德而不重罚，则二者虽并举，而武王之意更可见矣。酒诰凡四条， 商纣之恶大约成于酒，所谓「纣据笪姬作长夜之饮」是也。观无逸之戒亦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可见饮酒之失，在当时为一大害。小雅宴乐之诗，多言饮酒，然每当宴饮之时，亦必曰「莫不令德」，「莫不令仪」，而抑戒一篇则专以此为训，可见古人之重以沉湎为虑矣。尝读郑氏家训，男子非三十，酒不入唇，其严也如此，故累世为孝义之门。又尝读汉诏，酒醪以縻谷者多，故古人重酒税，以其縻谷而抑之也。凶年禁民无得酿酒，亦爱惜物力之一端欤？ 人生嗜欲多端，必欲禁止痛绝之，逆而不顺，反致横流矣。故酒诰之言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臧。」此于其知识未开，即谨以父兄之教，易所谓「童牛之牿」也。若既长矣，先王必又有法以防范之，而不遽绝之，告之以孝子，告之以忠臣，告之以悌弟。天下有为忠臣、孝子、悌弟之人，而犹沉湎于酒以丧身败德者乎？且曰：「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又曰：「不惟不敢，亦不暇。」人能终日奋勉，谨于职业，则皇皇孜孜之不给，而尚有沉湎于酒者乎？此绝之以其道，易所谓「豮豕之牙」是也。圣人教人之法，大约不出此两端而已。 人家祖父，未有不训诫其子孙者，其如年少之人，侮厥耆旧，袖如充耳何？惟知爱惜土物，则其心质朴，其气谦和，其知识未雕，其良心未漓，一闻父祖之言，则顺而易入，故曰聪听也。周家以农事开基，故其言稼穑艰难之事，独亲切而有味如此。夫 天下惩忿窒欲之事，柔弱者不能胜，惟刚德足以制之。故酒诰之终篇，告之以禁止之法曰：「矧汝刚制于酒。」盖刚明之气，足以慑服群私，如一将当关，而贼自退避，稍一宽假，则向时熟径，又不觉失足于其间矣。天下凡事有明知其非，而乐于因循，惮于改作者，皆坐此失也，独戒饮云尔乎？梓材凡三条。诸侯有土之尊，下有臣民，上有天子，而身处乎上下之间者也。既处乎上下之间，贵有以连属而贯通之。以厥庶民暨厥臣达大家，而一国之情通矣。以厥臣达王，而天下之情通矣。先王所以建万国，亲诸侯，收四海于房闱，通万国如指臂者，此道得也。 篇中前后文义难通。蔡氏以谓前则尊谕卑之辞，后则臣告君之事，疑为错简。愚观章首「王曰」，中又曰「王启监」，第四节有「惟曰」，第五节「今王惟曰」，文意非不相属。所谓先王者，指文王而言，正稽田作室梓材之人也。「勤用明德，怀为夹」，先王以明德通天下之情也。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以终亩丹雘之事望后人也。「皇天」二节，言先王受命之隆，与后王缵服之大，亦未必非戒侯国之辞。「已若兹监」，终篇叮咛之辞，意若曰其可已，而不以此为鉴乎？康叔之子孙，即惟王之子孙也。「永保封域，以毗王室，为国懿亲，为国支庶，偕至万年」，即康诰「乃以殷民世享」之意。大约篇中语多难解，则有之矣。若以为绝不相类，另为一篇，则未必然也。按此篇本今文，出于伏生口授。伏生当书未残缺之时，未应此篇遂有错简。姑录于此，以俟定论。 此篇前段言有国者贵通上下之情，宽刑辟之用。「王启监」一节，言诸侯以养民为职，引养引恬，启监之意如此，而终之以「监罔攸辟」，即康诰慎罚之意也。惟「曰若稽田」一节，本是引起下文，若诗经之有兴体。先王既勤用明德，后王亦惟德用，康叔兼子臣之道，其可不以祖与君为法，而思终朕亩乎？此即康诰明德之旨也。观此益了然，可无错简之疑矣已。「若监」一节，兼承上慎罚、明德二端，而望其保世之永也。作一章看，亦自浑融。召诰凡五条， 自乙未告庙，以至于甲子用书。周公、召公之营洛，止三十日耳。中间行道之日月，祭告之礼仪，大而都邑之规模，小而卜筮之详密，无不备具。固周、召趋事之勤敏，亦可见成周之制度犹崇朴近古，不似秦汉以来宫室之侈大繁重，经数载而后成也。尝观殷世五迁其都，而国未甚病，使如后世宫殿、宗庙、城郭之高大，而一迁再迁，民何以堪，国何以支乎？由此言之，商、周之际，犹不改虞、夏以来土阶茅茨之风。今读公刘之诗曰：「削屡平平」，是以土筑墙，只如今庶民家耳，犹曰此草昧之初。读斯干、灵台之诗，其规模亦大略可见，但止于「风雨攸除，鸟鼠攸去」而已。至秦、楚时，始有章华、骊山之巨丽，汉、唐以来，渐就华侈耳。古人尚有「峻宇雕墙」之戒，何后人之日增月盛而未有已也？ 召诰首言：「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此言天命之不可恃也。下即举夏、商而畅言之，归重于顾畏民岩，末乃结之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此以𫍯民为永命之本，示以天人合一之理也。𫍯民之道若何？曰：「不可不敬德，王其疾敬德。」又曰「知今我初服」，此又以敬德为𫍯民永命之本也。言似叠出，而意则一贯，勤勤恳恳，如往如复，老臣诫主之诚如此。人主冲龄即位，易近群小而疏远老成，此正初服之当谨者，故召公告之曰：「今冲子嗣，则无遗寿耇。」盖欲其尊礼耆艾，以养成其德，不为左右便嬖佞谀喜事之人所迁惑，亦可谓端本澄源之论矣。 召诰、洛诰之文，周、召告君之言也，缠緜恺切，蕴蓄湥至，特其文古奥，非熟读静味，则古人之精神不出。若能于熟诵之后，往复再四，遂觉古人微气湥息，皆拂拂从言外遇之，真绝世文字也。召诰中言「敬」者七，言「祈天永命」者三，始终以此意组织成文。又其中言「坠厥命」者四，曰「民岩」，曰「雠民」，言天命民心之可畏如此，真老臣诫主之言。古人忠爱之忱，无时不然，因卜洛之初而偶发之耳。洛诰凡八条， 古人文字博奥，立乎百世之下，以己意注之，安能尽合？亦惟断之于理而已。如「复子明辟」，汉儒乃谓「还政复辟」。夫「明辟」何名，而谓可以取、可以复乎？伊尹当日亦不过曰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而已。周公以冢宰摄政，岂有侈然自为天子之理？况下节又言「其基作民明辟」，只是当日称谓如此耳。后世因汉儒之注，遂有周公复辟明农之语。至明英宗亦称「复辟」，不知此「复」字不过奉命营洛，反命于王之辞，得宋儒之论定，遂一正从前之误。周公因洛邑初成，将归政于成王，而告之以为治之道，不外「明作」、「敦大」二语。盖不明作则无以振励治功，而鼓天下之气；不惇大则无以宽裕政体而养天下之福。然明作妨于惇大，聪明用而易入于苛细也；惇大妨于明作，意度广而易至于弛废也。真明作者必惇大，宏纲举则众目斯张，必无毛举鸷击之弊。真惇大者必明作，王度恢而群工就理，必无丛脞尸位之忧。二者兼而治道之大，不外是矣。 周治畿内，其事简。当日之务，莫大于御诸侯。故周公特举之曰：「汝其敬识百辟亨。」盖三代之盛衰，全系于诸侯之叛服。享王之典，关于治道者最巨。惟敬以识之，而不在责其多仪。斯四海之广，联于指臂，王室有磐石之固矣。 周公归政，而有明农之请者，宠利不居之哲也。因王之留，而终任诞保之责者，乃心王室之忠也。以秬鬯而明禋休享者，尊贤之义也。不敢宿而禋于文王、武王者，宁亲之孝也。一篇之中，君臣之道备矣。 古人文字，有不可强解者，如「伻向即有僚旁作」「穆穆迓衡」诸语，或系当时方言，必欲逐字诠之，则凿而反失之远耳。 周公以君道望成王，曰「作周恭先」，盖人君之道，莫大于恭，欲成王以恭为后人之法也。以臣道自任，曰「作周孚先」，盖人臣之道，莫大于信，周公欲与当时之臣工，以忠为后人之法也。责难于君，自任者重，兼有之矣。 全篇记周公卜洛之后，而献其言，与留后治洛之事，故曰洛诰。「复子明辟」以下，献卜之言也。「王拜手稽首」一节，成王答公之言也。「王肇称殷礼」以下，周公告成王以治洛之道，首因祀于新邑而告之整齐百工，核实功载，治内之道也。后又教以御诸侯，养万民，治外之道也。末言己退休之意以终之。「公明保予冲子」以下，成王称周公德业之盛，反复言之，不听其去也。「王命予来」以下，是周公许王之留，而告以君臣之道也。「伻来毖殷」以下，是周公受成王秬鬯之礼，不敢自居，而禋于先王，并致其祷王之辞也。戊辰以下，是史臣记成王告庙之礼，所以重周公之留后也。末一节，是史臣记周公治洛之始终也。合此与金縢并观，则周公之纯忠笃孝，乃心王室也至矣。 「以功作元祀」，乃周家报劝大臣之礼，如后世之所谓从祀配享也。故成王曰：「未定于宗礼，亦未克敉公功。」言报功之礼尚未行也。「秬鬯二卣，曰明禋」，正所以定元祀之礼，而以神明奉之，非周公之盛德，其能当之不愧乎？多士凡五条。 多士发端曰：「用告商王士。」又曰：「非我小国敢弋殷命。」古圣人于胜国之遗民，词命之间，有体如此，所以柔其怨忿不平之气，而使之奔走臣顺于我也。首则曰：「旻天大降丧于殷」，又曰：「惟天明畏」，皆以天命临之，而使之不敢二耳。 革命之际，难言之矣。武庚、禄父之叛，类必举君臣大义以为言，故周公之告多士，屡举成汤为词。其言曰：「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又曰：「惟尔知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呜呼！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其亦深惧于此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犹不免于此，况后世之僭窃人国，暗干天命者乎？ 周公于殷多士，可谓告之谆复，而至于费辞矣。末复示以不忍重罚之意，而勉之以干年土田之乐，子孙百世之计。词烦而不杀，意恳而不穷，古人忠厚恻怛之意，盖可见矣。 「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此二语最有味。盖天心仁爱人君，作德日休，天未有不引之于安逸之地者。如崇高富厚之乐，丰亨豫大之象，天下臣民之所共戴，百世子孙之所常守，皆上帝之引逸也。乃昏暴之主，不知自爱，本安也，而自趋于危。本荣也，而自招其侮。本天下之爱戴也，忽转而为天下之仇雠；本万姓之共主也，忽变而为四海之独夫。此所谓不适逸也。譬如慈父母之于子，湥欲其安享成业，传之无穷。乃子孙自底于不肖之地，厥心疾狠，不克畏死，父母虽爱子，则亦如之何哉？此三季之君之所同也。「毖殷顽民，迁于洛邑。比事臣我宗，多逊。」此周公化导殷民之德意，盖亦鉴于武庚、禄父之叛，而为此收拾人心之具也。后世徙豪杰以实关中，亦师此意，但所以安辑化导之者，不及古人耳。 书经衷论卷三 [book_title]书经衷论卷四 大学士张英撰 周书 无逸凡六条 无逸一篇，凡七段文字，皆以「周公曰：呜呼」起之。首一段，言君子以无逸为本，而其所以无逸者，在知稼穑之艰难也。第二段，言商之贤君，皆以无逸而致寿，其后嗣王，以不知无逸而不克永年也。第三段，言我周文王，亦以无逸而致寿也。第四段，言今王当以文王为法，而以商纣为戒也。第五段，言诪张为幻之害。第六段，言当勿听诪张之言，而以商三宗、文王为法也。第七段，欲嗣王鉴于斯篇之意而不忘也。无逸是一篇之旨，而知小民稼穑之艰难，又无逸之要。末独举诪张为言者，盖人君以一人之身，给万民之求，天地之大，人犹有憾，暑雨祁寒，民犹怨咨，则小人之怨汝詈汝，当亦𫝑所不能无。而加以小人诪张为幻，欲激怒人主，何所不有？人主而以褊心遇之，未有不严刑峻罚，以滥及无辜者。故此一事，尤为继体冲龄之君所当深戒。弭之之道奈何？曰：宽绰厥心而已矣，皇自敬德而已矣。诚能宽绰厥心，则闻小民无知之言，止如赤子之呼其父母；闻小人无根之说，但如阳和之溃夫春冰，何嫌何疑、何芥何蒂之有？所以消怨气而召和气，莫善于此。此周公所以特举以系于无逸之末欤？ 天位至尊，四海至广，人君处此，苟意所欲为，何不可者？惟知艰难之人处之，则此心收敛而不敢肆。故曰：「先知稼穑之难，难乃逸」，商高宗之爰暨小人，作其即位；祖甲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是也。「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商后王之生则逸是也。后世继体之君，生于深宫之中，长于保傅之手，席丰履厚，其知艰难者少矣。惟当日以先正之格言，农夫之疾苦，四海之艰难，反复诰诫，庶其履天位而知惧，不致有生则逸之弊欤！ 人君一身崇高，富贵已极，所不可知者，寿耳。故无逸一篇，独举享国延促以为言，所谓动之以其至欲也。秦皇、汉武服药求长生，究不可得，特未讲于斯耳。 人皆知逸乐可以致寿，忧劳所以戕生，不知人情不能无欲，惟心有所谋，身有所事，孜孜硈硈于此，则贪嗜纵欲之事，自然而无。尝见田野之人，终岁蒙霜犯露，沾体涂足，食粗衣敝，而身体康强，多有大年者。富贵之子，席丰履厚，锦衣玉食，晏起蚤眠，四体安逸，而肌肤柔脆，精力虚耗，多有不𫉬享年者。一则身体劳，嗜欲不减而自减；一则身体逸，嗜欲不恣而自恣，故延促若斯之异也。无逸一篇，以无逸致寿，穷理格物，非周公大圣人不能为此言，不独人君当书之座右，以为养生之药石，即富贵子弟亦宜家写一通，日读一过，以为保身之良诀也。无逸言致寿之本，大抵不外一敬字。主静则悠远博厚，自强则坚实精明，操存则血气循轨而不乱，收敛则精神内固而不浮，凡此皆敬以致寿之实也。崇俭素，纳忠言，劳百姓，省厥过，宽厥心，使天下之怨不丛于一身，则自君身以及天下，皆浑然在太和𬘡缊之中，而无有邪厉之气以戕其生者，所谓化国之日舒以长也。其言最为周密精微，意若不相属，而脉络贯通，章法尤古雅有体。末节以「呜呼，嗣王其鉴于兹」收之，言有尽而意无穷，老臣之声容忾息，千载如将见之。 「民无或胥诪张为幻」，此民字兼臣民而言。紊乱是非，变易贤否，以有为无，以无为有，蔽塞聪明，摇惑心志，使人主之视听茫然无所主宰者，皆诪张为幻之说也。下文曰「小人怨汝詈汝」，正人臣诪张为幻之大者，可不谨以察之乎？君奭凡四条 君奭篇中文义多不可晓。孔氏主「召公不悦，周公慰之」为解；蔡传主「召公告老，周公留之」为解。细玩篇中「慰之」、「留之」，皆未见确据。大约是当日共相勉励，辅翼成王之言，其以「慰之」为解者，不过因在让后人于丕时一语。篇中如举商之六臣，周之五臣、四臣，以见同心辅治，功烈之盛如此。首言「天命之维艰」，中言「肆念天威」，末言「用闵于天越民」，其互相诫勉之意，可谓至矣，亦究未有召公欲去而周公留之之言，似专主此意为解，犹未见允当也。 篇中如「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朱子作一句读，「越」只是「及」，「罔尤违」是总说上天与民之意，犹云「不敢不永远念天与民之罔尤违」而已。末以「用闵于天越民」一句证之，尤易见。蔡注作「于我民罔怨尤背违之时」，语气似不如朱子所注之浑成，意味亦觉未深远也。总之，八诰篇中多长句，不可句读。若读断，反伤文气，并义理亦不明矣。 以徧覆言之谓之天，以主宰言之谓之帝，究之一天也。「格于皇天」，「格于上帝」，不过古人之变文耳。今蔡注乃谓有轻重浅深之不同，为诸臣之优劣。细味篇中本无此意。即「巫咸乂王家」一句，亦是叙次磊落处，乃云「精微之蕴，有愧二臣」，谓巫咸甘盘又次于巫咸，皆属增设之解，总非篇中意也。 多士多方大诰，皆周公治外之书也。洛诰君奭，周公治内之书也。篇中天命民心，谆谆诰诫，正如皋陶谟益稷诸篇，何等意味深长！若云召公欲去，而周公发此以留之，反觉意味稍浅矣。蔡仲之命凡四条。 周公于三叔之叛，有大不忍于中者，特以社稷安危所系，不得不以义断恩，而深幸蔡叔之有子，可以展其亲亲之谊，故于蔡仲之封，亟亟于叔卒之后也。仁至义尽，非大圣人其孰能之？ 「无作聪明乱旧章」，「无以侧言改厥度」，皆君国子民守成奉法之要道，故周公特举而告之。 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此乃千古之格言，足以知天下无不可为之善，无一可为之恶。善不以小而不为，恶不以小而为之，正从此篇勘出耳。篇中首二篇告以率德改行之要，「皇天无亲」二节告以治乱初终之理，「懋乃攸绩」二节告以谨度守法之事，末复致其叮咛之意。古人文字极有体裁处，已开后人制诰之体矣。多方凡五条。 夏、商文字简略，其治民之具，皆不可得而见矣。每读周之八诰，如多方中所言，委曲详尽，反复开导，大约示以天命之不可妄干，援夏、商以譬喻之，必使之心志开明，诚意悦服而后止。所谓至于再，至于三，盖不啻其流涕痛哭而言之矣。终不忍驱之以威，胁之以𫝑，惧之以刑。甚矣！周道之忠厚，于八诰见之矣，安能复望此于秦汉以后哉！乃谓作诰而民始叛，作誓而民始疑，殆非圣人之言也。 多方与多士之所言大略相同，皆始告以天命废兴之故，末引以生养安全之乐。多士之结语有又曰时予乃或言尔攸居。多方之结语亦有又曰时惟尔初，不克敬于和，则无我怨。古人于言之将终，必反复叮咛，致其属望之意，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此等笔法，皆与无逸篇末周公曰「呜呼！嗣王其监于兹」同一格局也。康诰、蔡仲之命皆用此体，益可无疑于梓材之末节矣。 经但言「慎厥丽乃劝」，丽注作依，谓君德之所依。注又增「仁」字，谓君德之所依在仁。「仁」字增来亦觉好，所谓元者善之长也，体仁足以长人之意。愚窃谓前言「不克开于民之丽」，谓民之所依，衣食农桑是也。此处丽字亦解作民依于慎字意既稔合前言夏桀不克开于民之丽，后言成汤能慎厥丽，不尤为相关合有根据乎？君之所丽在民，民之所丽在衣食，观此益知稼穑艰难之当慎矣。多士一篇，初观之，词语重复，头绪繁多，细味之，极有层次。首一段，「王若曰」是指夏商所以兴废，以「洪惟图天之命」一节为主。盖天命所在，以人图之，则私矣。「天惟时求民主，天惟求尔多方」，二求字正与「图」字相对，言有德则天方且求之，克以尔多方简，言有德则多方且简而从之，何用图天之命为哉？第二段，「王若曰」，申言天之所以废夏商者，非出于有心，以「非天庸」释有夏二句为主。「天惟求尔多方」二节，言天之养周，亦非出于有心也。「今我曷敢多诰」以后，申言我惟大降尔命之意，而言其反复叛乱之罪也。第三段「王曰」，是言其臣服我者已久，而劝之以修身齐家，以受爵服之荣也。第四段「王曰」，是恐其不劝忱我命，而警之以威也。末一段「王曰又曰」，是所诰已毕，更无佗语，惟反复叮咛，以致其无已之意也。「初」字是二节眼目，所谓与之更始也。由其文字纯古，意思深长，非往复于中，未易得其畦径耳。 大诰、 多士、多方大约皆周公之言，然周公不敢居也，不过奉王命出之耳，故皆用「王若曰」冠之。史恐后世之失实，而竟不知其为周公之言，故于多方一篇，特冠之以「周公曰王若曰」，明其言则周公之言，而命则成王之命也。此与周公位冢宰、正百官参看，则周公安得有摄行天子之事？而所谓「复子明辟」之解，亦不待辨而自明矣。此皆古人记事之微文，所当深心体察者也。立政凡十条。 立政终篇无一语及于政事，所反复倦倦者，惟以三事大臣为言。盖大臣不得其人，则无以为衡鉴百执事之本。大臣、百执事皆不得其人，虽治具毕张，纪纲粲设，而积弊丛奸，终至于蔑裂溃败而不可收拾，政何由而立乎？善乎先儒之言曰：「人君以辨君子小人为职，故周公所告诫，皆深达治体之言。 文王于庶言、庶狱、庶慎，罔攸兼，且罔攸知，何其逸也！」然则无逸所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晷，不遑暇食」，果何所为乎？文王之劳，劳于知人；文王之逸，逸于知人。然则当日所孜孜硈硈以劳天下者，无非为此三宅、三俊之知恤耳。故先儒曰：「无逸、立政相为表里，无逸为体，立政为用，体用相需之道也。」 周公以慎选左右𥊍御为辅幼君之本，即伊尹所谓「予不使狎于不顺」之义也。当日欲败度，纵败礼，几坠成汤之绪。成王冲龄嗣位，周公安得不兢兢哉？故立政言三事之外，特致谨于「缀衣、虎贲」以下，至于庶司百职，则所以养成君德者微矣。 立政一篇，不出知之明，用之当、任之专三者。所谓「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我其克灼知厥若」，皆知之明也。所谓「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严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丕乃俾乱」，相我受民，及「乃克宅之」，皆用之当也。「罔攸兼」及「罔攸知」，「时则勿有间之」，克由绎之，皆任之专也。三者有一不尽，皆终不足以得人才之用。人才之用不得，而能与于立政者，未之前闻也。「知恤」二字，乃一篇之纲，惟其知恤，所以不得不慎也。以三事为主，中虽言侍御之臣及都畿侯国王官，而前后归重于三事，盖三事得人，则其余可连茹而进矣。次言大禹之知恤，而夏桀不能也。又言成汤之知恤，而商纣不能也。于是始详言文、武立政用人之善，而又推原文王之所以能用人者，由于「罔攸兼罔攸知」也。「呜呼！孺子王矣」以下，始申诫成王，而注意于「时则罔有间」之一语。罔有立政，用𪫺人，正恐其间之也。前兼言「庶狱庶慎」，后专言「庶狱」者，狱者，人生死之所攸关，更不可不谨也。「诘尔戎兵」，兵者与狱相表里，又从狱而推广言之也。「呜呼！继乃今后王」，又戒成王之后王也。「常人」「吉士」，正与「𪫺人」相对，全章之意已尽矣。末则因「慎狱」而记周公命太史之言以终之也。篇中凡五，以「呜呼」引起，与无逸篇相类。古人文字，意溢于言外，不若后人之文一望而尽也。按「三事」之官，「常伯」为治民之长，故后曰「宅乃牧」，即当时之所谓「方伯」、「连帅」，后世之所谓「藩臬」也。「常任」为任事之长，故后曰「宅乃事」，即后世之所谓「六卿」也。「准人」为执法之官，即后世之所谓「御史」「大夫」也。国家立政之官，无逾此三事者。古人既重其选，以为致治之基，所谓「三宅」也。又储其才，以为异日之用，所谓「三俊」也。「兹惟后矣」，言非此则辟不辟也。「虎贲」、「缀衣」，当是近臣之长，不止职司一事者，故篇首特揭此五等之官而叹美之。慎简之于始，其难其慎之义也；专任之于后，惟和惟一之义也。古今治体，虽数圣人言之各有异词，而义本一贯耳。 庶言、庶狱、庶慎，文王罔攸兼，且罔攸知。以文王之明哲，兼之知之，岂遽至于过误，而犹且不敢者，盖虽圣人之聪明，兼治万事，不如其专治一事之为精。专治一事者，有司之牧夫是也。人君亦有专治之一事，知人善任而已。外此，则皆其出位之谋也。古人之言曰：「君明于音，臣恐其聋于官。」盖聪明有所用，则有所蔽。文王且不敢，况不及文王者乎？「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周公不敢自有其言，而曰「人之徽言」，又恐嗣王听之不审，而曰「咸告孺子王」矣。言明王致治之道，断不外此。王勿以为常言而忽之，又勿以为别有绪论而疑贰于其间也。忠爱至性，后世如将见之。 常人吉士，当思其气象何如，汉诏所谓「安静之吏，悃愊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者是也。𪫺人亦当思其举止何如，汉诏所谓「听其言论则悦耳，揆之阴阳则伤化」者是也。善乎宋儒之言曰：「常人之于国也，盖食之谷粟，衣之布帛，虽无异味异采，而有生者常用，不可一日易也。然每多重迟木讷，不能与小慧新进者争胜于颊舌之间，故世主惑于取舍，而治乱分焉。」此言深得周公立言之旨。 周公于立政一篇，终之以敬狱，又曰「兹式有慎」。盖敬慎一念，乃治狱之本。常存此念，安得有恣睢鍜炼、深文失入之事？周公之言「敬慎」，即「钦哉」之心法也。周官凡六条。周官一篇，首一节叙作书之由，「王曰」一节乃冒语。「唐虞稽古」，述古建官也。「今」，予小子自述也。次言公孤，次言六卿，复以数语总结之。内治既举，外政聿修。此一段言制度之大略也。「王曰」以下，训诫百官之辞。首一节言居官出令之当谨。二节、三节言学古立志之要，戒以蓄疑，勖以果断也。四节、五节言居宠利之道。六节又勉之以荐贤为国之忠。末复总结之。此一段言官守之要道也。通篇两大段文字，典重齐整，明白正大，乃后世制诰之权舆也。 立政与周官二篇相较，立政自是纯古之文，周官则言从字顺，明白易晓。细思三代时，如诗如易，文皆古奥如此，言从字顺者亦少。立政诸篇，虽佶屈聱牙，蹊径难寻，而意味深长，耐人绎玩。故愚每味尚书中，今文远胜古文。今文真三代之宝典，古文多杂秦汉以后之音，三代人语气似不如此。大全引新安陈氏注周官篇云：「脱佶屈聱牙而得此，犹刍豢之悦口。」是先辈犹以立政诸篇为佶屈聱牙，而未能深得其旨趣也。 前言「蓄疑败谋」，后言「惟克果断，乃罔后艰」，古人每以果断训人，得无疑其有径情直遂而致违戾乎？又曰：「学古入官，不学面墙。」盖学于古而行之以断，两者盖相成而不可废也。 「莅事惟烦」，「烦」字极有意味。古人云：天下之事当前，学者是应之一定之理，不学者是应之以一己之才。理则万变而不尽，才则有时而或穷。故当事务纷至，但觉其烦扰而无措者，此欲应之以才而不能应之以理也。心逸日休，心劳日拙，自是不刊之语。作伪者经营布置于前，遮盖掩饰于中，补苴救败于后，何其劳也！究之情见𫝑穷，全体皆见，岂非愈巧则愈拙乎？此语于当官者尤为药石之言。 或疑周官所言官制与周礼不同，公、孤之官不见于周礼。愚谓周官载六官而不及公、孤者，书明言「官不必备，惟其人」，则知公、孤不定设也。周公为师，召公为保，未闻更设太傅。周公既没，独召公为保。有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周之六卿也，皆未闻兼师、傅。盖六卿乃常设之官，而公、孤为特设之名，且以论道为职，而无所事事。故周礼不载者，尊之于六官之上也。若以师氏、保氏为公、孤，更失之远矣。君陈凡三条： 「尔惟风，下民惟草，违上所命，从厥攸好。」此皆治道之精语。风、草之喻，最得上下感应之理，可谓罕譬。违命从好，极中民情隐微，故论语及大学皆引用之，可悟古人读书之法。 「尔有嘉谋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谋斯猷，惟我后之德。」葛氏以为成王之失言，然哉！善之所在，何分人己？大舜之所以大，在善与人同，舍己从人而已，何必以让善责之于臣，而后为美哉？如尧典舜典所载嘉谋嘉猷，非必尽出之尧舜，大抵皆禹、皋之言耳。而千古之诵大知至神者，必推尧、舜。然则臣之善即君之善，此中稍分畛域，即非与人同善之大公矣。 克已者，君德之所难；自是者，人情之所匿。成王独能虑上意之未当，求立法之惟中。「予曰辟，尔惟勿辟；予曰宥，尔惟勿宥，惟厥中。」如此，则庶无以可济可，以否济否之患。盖人君之建立臣工，非以从欲苟同而已，将以绳愆紏缪，拾遗补过也。后世人臣不明斯义，以从欲为恭；人君亦不明斯义，以犯颜为讳，其不逮成王，岂不远哉！顾命凡三条，生死之际大矣。成王涵养有素，当弥留之际，出言有章。自乱威仪，修身之要也。冒贡非几，谨几之学也。内外交修，本末俱举，简而有则，非旷然于死生之故，而能若是乎？ 顾命一篇，首一节叙发命之由，第二节、三节叙发顾命时事也。「王曰呜呼」四节，称述文武之受命，而自言嗣受之艰难，欲垂示后嗣也。「柔远」二节，前言保万民、驭诸侯之道，后言修身慎几之道也。「兹既受命还」二节，言成王崩，康王嗣位也。「丁卯」以下十节，言丧间之制度、陈设、仪卫也。「王麻冕黼裳」四节，言召公传顾命，康王受顾命之仪也。「乃受同瑁」，是已受顾命而为君行告祭之礼也。观「诸侯出庙门俟」以下，接「王出在应门之内」，从今文作一章为是，不必别作康王之诰。观末节「王释冕反丧服」，正与上「王麻冕黼裳」相应，结搆最为完密。分为二篇，反觉首尾不相顾矣。 成王崩之后，周之君臣既成服矣，乃一旦释丧服，用吉服，受顾命，朝诸侯。苏氏以为礼之失曰：「三年之丧既成服，释之而即吉，无时而可者。」初意以为苏氏之论极当，细绎思之，成王崩于乙丑之日，至癸酉伯相命士须材之后，去乙丑九日，丧事已经理将毕，于是特设成王生前之几与其宝器于两阶，而受成王之顾命，所谓以生道事之也。宾阶，阼阶之上。毕门，应门之中。不可以丧服处。且见诸侯以正始，不可不临朝发命，而临朝又不可以丧服行也。盖天子以天下国家为重，受顾命，见诸侯，嗣君之事，无大于此者，故不得不变其礼仪。麻冕黼裳。麻冕蚁裳，非纯用吉服，吕氏以为酌吉凶之间者，最是。至太保承介圭，太宗奉同瑁，太史秉书，始不得不用彤裳，而卿士邦君皆不得而同之。此等处，古人何尝草草？且顾命前后仪节周详慎密，断无君臣不宜释服而遽从吉之礼。况太保召公，国之元老，更事多而虑事密，安有非礼如是而遽侈然行之乎？人君承祖宗之重，当正始之初，其礼有不得不变者，自与士庶人不同。朱子亦曰：「易世传授，国之大事，当严其礼。而王侯以国为家，虽先君之丧，犹以为己私服也。」细绎朱子之言，而知其论之审矣，未可轻訾古人也。康王之诰凡五条。 周之二伯，即虞廷之四岳，所以统率四方之诸侯，为方伯连属之长，而兼三公于朝者也。召公以太保率西方诸侯，毕公率东方诸侯，二伯分陜，周之制也。下言太保暨芮伯，太保率外之诸侯，芮伯率内之公卿，此时公卿诸侯咸在，专言太保、芮伯，而毕公在其中矣。 「诞受羑若」，「羑」字作「羑里」解，终未安，且与上言文、武未合。「羑若」当是「厥若」之讹。「若」，顺也，谓大受天之顺命也。观下文「用奉恤厥若」可见。 守成之主，所以仰承前烈，维持天下者，莫大于赏罚。故诵成王之功曰：「毕协赏罚，戡定厥功，而君道之大端举矣。」「毕协」者，尽当于理也。赏罚期于当理耳，不必以己意与之也。成、康之时，文、武之德犹在，所浸衰者，武备耳。周、召皆见于几先，故于此已鳃鳃然虑之。观周公之言曰：「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召公之言曰：「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盖承平之久，惮于兵戎，守文之君，弛于武备，从古皆然。二公老成谋国，预戒于事前，非若后世之好兵喜事者流，亦非如后世之积玩久而仓卒莫措者比也。 康王践祚之初，受命之始，臣戒君以缵述祖考，君望臣以乃心王室，无坏我高祖寡命，无遗鞠子羞。何其言之痛切也！成、康缵绪之盛，有以哉！毕命凡五条， 成王作洛之事，记之曰：「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今命毕公保厘东郊，而记之亦云然。盖毕公四世之臣，成王不敢遽命之，而托于先王之命，固所以敬保厘之任，亦所以尊礼老臣，不敢自专也。观其言曰：「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则其词之郑重亦可知矣。天下，大器也。上古圣人造此器者也，后世圣人整理此器者也，子孙用此器者也。自三代以来，一圣人出而整理于前，经子孙用之数百年，未有不窳且败者。唐虞以数圣人继世在位，故其器完整。而又当大禹忧勤胼胝之后，所谓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者，何其器之固哉！殆经数百年，至于桀而大坏矣。成汤为智勇之大匠，以不竞不絿、不刚不柔为𬙎冶而陶铸之。暨乎太甲以后，贤圣之君六七作，前者磨砻，后者保护，越数百年而其器不坠。至纣而又大坏极矣。盖积渐既久，朴者日漓，厚者日薄，拙者日巧，诚者日伪，荡检逾闲，至于怙侈灭义，骄淫矜夸者，种种而然。武王为敬胜之大匠，以燮伐为𬙎冶，加之以周召之辅弼，成康之惠和，陶染薰蒸，所谓既历三纪，世变风移，仅得以四方无虞，予一人以宁心力亦几乎瘁矣，然后其器始完整而可用。至周末而又坏极矣。秦始皇亦知其坏也，而以卤莽灭裂治之，是故始经手而破。自汉以后，整理之术亦渐疏矣。然犹陶铸于高祖，磨砻于文、景，陶铸于光武，磨砻于明、章。至六朝之君，不知陶冶，惟事补苴，故用之数十年而辙坏。唐之器，陶铸于太宗，而磨砻于开元之间。宋之器，陶铸于太祖，而磨砻于真、仁之代。当其敝坏之时，气化衰，人心漓，风俗偷，水旱为其斧析，盗贼为其螟螣。有一大匠者出，合天下为铜液而融化之，一呼一吸，一张一弛，或严或宽，或濡或烈，天下人蚩蚩然入其陶冶中而不自觉。久之而漓者还朴，薄者返厚，巧者复拙，伪者归诚，人心变于下，气化盛于上，岁丰而谷登，俗淳而盗止，天下为之一变。殆其子孙日剥月削，而又大坏矣。大抵陶铸之，磨砻之，则其器完整一新，而可以数百年。下而补苴之，则其器粗完，而亦可以百年、数十年。未有承前人之积敝，又益加剥削，而可以贻之子孙不坏者。大治之则大安，小治之则小安，不治之则不安。此今古天下因革得失，一定之理然也。三味毕命之篇，可以知古人之用心矣。大抵风俗之坏，必始于世家大族，而后浸淫及于小民。故教人者，必自世家大族始。所谓「鲜克由礼，席宠惟旧」者，由来久矣。今欲整齐而化导之，莫大于分别善恶，使知有所感动。所谓「不臧厥臧，民罔攸劝」，即古人挽维风俗之大关键也。 俗之敝，莫大于侈，侈之大，莫著于服饰。耗物力，启奇袤，紊等威，乱上下，长淫僻，贫富相耀，无有穷极。故周之大夫，重羔羊之节俭，刺赤芾之僭侈，毕命特举服美于人以为戒，其意深矣。后世有风俗之责者，慎勿以为细故而忽之也。 风俗之变，始之不可不浣涤袚濯，以严明刚果而振其自新之气，故曰：「周公克慎厥始。」然又不可以太迫也，既新之后，当优游渐积以涵养之，听其自化，故曰：「惟君陈克和厥中。」然虽收放心闲之维艰，又不可不底于纯粹而有成也，故曰：「惟公克成厥终。」观此而成周为治之序，亦大可见矣。君牙凡二条。 古来制诰之辞，必自述祖功宗德，而因以及其臣。子之祖父，必自言缵绪承业，而因教其臣，以率祖之攸行，此立言之体也。古者大司徒之职，兼教养之事，盖非兼也。教不外乎养，教亦养中之一事耳。故五典之后，即训以思艰图易，未有教而不先之以养者。水土未平，稼穑未播，圣人万事俱不能措手，槩可知矣。 思其艰者，无轻民事维难之意也。图其易者，圣人使菽粟如水火之道也。小民竭终岁之力，手足胼胝，火耕水耨，而后得数钟之粟，上以供公家，下以畜妻子，犹有半菽不饱，饥寒载路者，安得不思其艰？然人生一日不再食则饥，菽粟布帛，非如珠玉锦绣，可以听其有无。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计口而食，一夫不耕，则有受其饥者。必家给人足，遗柄滞穗，耕九余三，太仓之粟红朽而不可食，始可为水旱之备。不然，则国非其国，而民非其民，安得不图其易？有思艰之心，而后丰亨豫大，不生骄侈之心，易者可常保其易，则思艰又图易之本也。冏命凡二条。 自周公以缀衣、虎贲为重职，周家世重仆御之臣，盖以其近君侧也。典掌之事，虽不系于天下之治乱，而实关于君德之醇疵。醇疵者，治乱之本也。伯冏又仆御之长，故告之以「慎简乃僚」。仆臣之长正群仆当无有不正者，此又执简御烦之道得矣。 臣而以仆名，贱也，狎也。人贱则逢迎必工，人狎则𫫾笑易假。此地而容巧言令色、便辟侧媚之人，则亦何所不至哉？往往有英明之君，自恃其威断可以无所不察，而究不觉为此辈所蛊惑者。愈明愈威，则蔽之者愈巧，有终身为所误而不觉者。圣人不恃吾明足以防之，而必曰远佞人，舍远之一道，更无佗道也。往往有刚直之臣，或不自顾其身，排击此等之人，而反受其祸者。盖彼之丑类多而窥伺密，即一人屏退，而小人之交胶漆莫解。搆嫌启隙，出于佗人之口，吹毛索瘢，窥于色笑之微，则如鸩毒之深入而不可解矣。大抵天下君子寡，小人多；君子刚，小人柔；君子疏，小人密；君子难进，小人易亲；君子畏名义，小人嗜利便。真如冰炭之不同器，薰莸之不同味。君侧何地？侍御何人？耳目之官何职？而可以便辟侧媚之人杂于其间乎？周礼宰夫、内史，皆掌于冢宰之官，盖以严重大臣摄服参纬于其间，所以杜小人之萌，为成就君德之本也。汉以来，执戟、虎贲皆士君子为之，犹不失古人遗意。后世士大夫视此等官为贱而不屑为，天子复以优俳畜之。大臣隔于内外之分，曾不得过而闻其姓名，浸淫积渐，引类呼群，君德之累，往往由之。善乎古人之言曰：「潜移默夺于冥冥之中，而明争显谏于昭昭之地」，抑末矣。岂独国家不可有此等之人，即大臣之家亦宜检慎。美王祥者曰：「门无杂宾。」此辈在人左右，外则藉权𫝑以为自炫之媒，内则通货贿以为取媚之计，暗讦阴私，愚诱子弟，一旦权去𫝑穷，则争先而反噬之。即不然，倘有权𫝑更甚于此者，则藉之以为取悦之地。士大夫居官居家，当深恶而痛绝之，等于蛇蝎之螫毒、魑魅之媚惑而后可。若悦其小技，乐其和柔，以为此小人易制耳，鲜未有不受其损者。自古以来，高明之人，富贵之家，多坐此弊。何则？富贵为此辈所竞趋，而高明之人每以为不足畏而易制，曰：「彼所蛊惑者，乃庸庸之人耳，安能损我哉？」而不知其日渐月积，导淫侈，长骄纵，荡心志，耳目习染，闻见充塞，德器渐变而不自知。夫人日与直谅愿谨之人处，犹恐不能转移其浮嚣之习，况此辈乎？古人有言曰：「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芳；坐鲍鱼之肆，久而渐忘其臭。」盖与之俱化也。夫至渐忘而与之俱化，宁不可危之至哉？吕刑凡八条， 敬忌乃一篇之大旨，亦有周相传之家法也。康诰亦曰：「惟文王之敬忌，乃由裕民。」盖兵刑皆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故虞廷皆统于皋陶，所谓「蛮夷猾夏，寇贼奸宄」者是也。敬者，明允之本，非钦则安能恤？「忌」字意尤深，畏惮而不敢轻用，避讳而不忍轻言。见民之罹于刑，如赤子之蹈于汤火，入于蹈阱者。然为民父母，休戚疴痒相关，又安忍喜谈而乐道之哉？如得其情，哀矜勿喜者，民之未能免于刑，一则由于主德之未淳，一则由于民俗之不美，一则由于生业之未遂，一则由于耻心之不存。有此数者，上之人方且愧耻惭悚之未遑，而敢以得情为幸乎？故古人以刑措圄空为盛事，一郡一邑如此，则良有司之福也；天下如此，则天子之福也。后世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