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 [book_author]李季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儒理哲学,哲学,完结 [book_length]90017 [book_dec]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12月初版，1932年10月再版。本书系作者自传《我的生平》一书部分章节的单行本。作者曾以论文形式在杂志上发表此文，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因此后来神州国光社决定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在书中作者主要对胡适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的实验主义方法作了批判。并对胡著中的某些论断诸如春秋战国的时代性及其产业发展的情形，中国哲学发生时代的时势及其思潮，诸于哲学勃兴的原因，老子、扬朱、庄子、孟子、苟子、墨子、别墨、法家、及前三世的哲学思潮的理解和评价、古代哲学中绝的原因等问题，均提出了不同看法。书前有著者自序；再版时改名为《批判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全书分为12篇。 [book_img]Z_5275.jpg [book_title]序言 近十几年来，中国著述界发见一部万人赞赏的“大著作”，即胡适博士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书的价值到底怎样，除梁启超一篇几千字的评论外，简直没有人做过有系统的详细的估计，所谓“万人赞赏”不过像戏院中捧场的朋友们，提起嗓子，一唱百合地叫几声“好，好，好”罢了！ 中国的所谓学者，尤其是所谓哲学家，对于这样一部风行全国和影响最大的著作，仅止于简单的叫好，而无详尽的批评，这不独对不起一般读者，并且也对不起作者，不独会使一般读者发生盲从的倾向，并且也会使作者发生矜夸的倾向，于是学术因磨砺而愈益进步的现象从此消灭了。现在专就作者而论，只要看看他在一九二七年《整理国故与打鬼》中所说的一段话，就可以知道它因批评界的溺职，呈出一种何等骄傲自满的态度： “西滢先生批评我的作品，单取我的《文存》，不取我的《哲学史》。西滢究竟是一个文人；以文章论，《文存》自然远胜《哲学史》，但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这段话的最后几句，即使出于读者之口，已不免是没有分寸的拍马，至出于作者之口，那简直是信口开河的吹牛了！当我看到这里时，不禁为萎靡不振惨淡无光的中国学术界抽一口冷气，觉得批评事业是目前最切要的企图，比其他一切译著都来的重要；因为批评，尤其是对于一部最有权威著作的批评，在积极方面可以促进学术的发扬与进步，在消极方面可以阻止读者盲从和作者矜夸的倾向（更可以阻止世人的滥作滥译）。可是我为生计所迫，仍操我向来的笔墨生涯，因循复因循，未遑及此。直至去年冬季，作《我的生平》一书（共三十余万言），回顾留德时代的学业，才用一专章（第十二章）写出我对于胡博士这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的大著的批评。然批评此书何以适在那个时期呢？因为我在德国留学，获得一种唯物史观的观点与辩证的方法，特在回忆中介绍出来，并以之和欧美资产阶级最时髦的实验主义作个比较（第十一章，约九万字，内中有五万多字是批评这种主义的）；接着又叙述我当时利用新获的武器，向友人口头批评《哲学史大纲》，指出应用实验主义的方法著书，可以产生怎样谬误的结果。现《我的生平》虽正在付排，但此项专门著作实有另印单行本的必要，因为这一章不独对于胡博士的《哲学史》从头至尾，加以解剖，且处处提出我自己的见解，与之对抗。所以这不仅是一种消极的批评，并且还是一种积极的主张，尤其是对于春秋战国诸子的阶级性，都有一种明白的分析，使他们学说的背景显露无余，为中国著作界的创举，可以供全国人士的参考。故特将此章的开端略加修改，目录中的小题重行增订，先与世相见；并希望胡博士和读者不吝指教，共同起来作一番热烈的论战，则中国学术界的前途，也许能因此放一线光明了。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日作者识。 [book_title]一 《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根本缺点 （一）鸡生蛋蛋生鸡一般的见解！（二）实验主义的唯心论和多元论的作怪 （三）中国近七十年来的工业资本主义只是复古！（四）对于封建制度的另一种见解 “哲学家不是像菌一样突然从地下生长出来的，他们是自己时代，自己民族的结果，这种民族最微妙的，最可贵的和最难看见的精华表现于哲学的观念中。这种精神在哲学家的脑袋中建筑哲学体系，同一精神又用工人的手建筑铁路。哲学不是立于世界以外，好像脑袋不是立于人以外一样。……” 当胡博士著《中国哲学史大纲》时，对于德国最有名的哲学家卡尔这几句话的道理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开宗明义就说： “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如果能仔细研究，定可寻出那种学说有许多前因。……这个前因，所含不止一事。第一是那时代政治社会的状态。第二是那时代的思想潮流。这两种前因，时势和思潮，很难分别。因为这两事又是互相为因果的。有时是先有那时势，才生出那思潮来；有了那种思潮，时势受了思潮的影响，一定有大变动；所以时势生思潮，思潮又生时势，时势又生新思潮。所以这学术史上寻因求果的研究，是很不容易的。” 这一段话表见他对于时势和思潮的因果关系，弄不清楚，正和世人对于鸡生蛋，蛋生鸡的见解一样，以为是互相循环不知到底是谁先谁后？！实则“学术史上寻因求果的研究”虽“很不容易”，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人类能够争取权势，并从事于政治，宗教，哲学等等之前，必须有衣食住，必须作工”（引弗里德里希语），因为“事实先于观念，理想——像普鲁东说得一样——不过是一朵花，而物质的生存却构成它的根。”（引巴枯宁语）所以思潮无论怎样影响时势，究其根源，不过是物质生活的反映。胡博士对于这种十分显明的事实盲目不见，竟在“先有那时势，才生出那思潮来”的上面加上”有时“两字，表示那不是经常的状况，这正是他的实验主义的唯心论和多元论在那里作祟！梁启超认这部书专从实验主义方面提倡，系”救世良药“（见《梁任公学术讲演》第一辑《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文），我以为此书的根本缺陷就在应用实验主义作为叙述和评判的方法，以致弄出大批的错误。 例如他所谓时势是指一个“时代政治社会的状态”，所谓社会状态又包括经济在里面。他不独把政治和经济并列起来，并且把政治放在经济的上面，这表见他不懂得历史的原动力是什么。还有一层，他对于所谓“中国哲学的怀胎时代”，即“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西历纪元前八○○年至五○○年）的社会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完全不明了。据他说： “那时诸侯互相侵略，灭国破家的不计其数。古代封建制度的种种社会阶级都渐渐的消灭了。” “封建时代的阶级虽然渐渐消灭了，却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那时社会渐渐成了一个贫富很不平均的社会。富贵的太富贵了，贫苦的太贫苦了。 他于征引《大东》，《葛屦》两篇诗作为“贫富太不平均的”证据后，即批评道： “这两篇竟像英国虎德（Thomas Hood）的‘《缝衣歌》’的节本。写的是那时代的资本家雇用女工，把那‘掺掺女手’的血汗工夫，来做他们发财的门径。” 他又于征引《伐檀》一篇诗作为“更动人的”证据后，说道： “这竟是近时社会党攻击资本家不该安享别人辛苦得来的利益的话了！” 照他这几段话看来，当老孔以前的三百年间，中国已经不是封建时代（梁启超也具有同样见解，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认西周约有三百年为封建期，周东迁后至孔子出生前二百年为霸政期），而是资本主义时代，并且完全和现代一样，有“资本家雇用女工”，有“社会党攻击资本家不该安享别人辛苦得来的利益”。既是这样，中国近七十年来所发生的工业资本主义并非自西洋输入，不过是复古罢了！ 在另一方面，某君于一九三○年刊布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说中国由原始土地公有变为奴隶制，“在殷周之际达到完成”，再变为封建制，“在东周以后”才完成，一直到清朝末年相沿未变，因为“秦以后虽然号称为郡县制，但汉有诸王，唐有藩镇，明末有三藩，清初有年羹尧，就是一般的行省总督都号称为‘封疆天子’，并不是就不是封建制度”。这和胡博士的见解极端相反。这两方面的见解到底谁是谁非，值得我们严重的讨论，因为胡博士所谓哲学怀胎时代和出生时代的社会，是他的哲学史的背景，分析这种社会的性质，，是他做哲学史的先决条件，这一点如弄得不清楚，看得不正确，则以后的一切叙述评判也必然不会清楚正确。因此我对于这个问题不得不多说几句，作为我的批评的根据。 [book_title]二 春秋战国的时代性及其产业发展的情形 （一）中国封建制度的时期 （二）封建制度的特点 （三）殷周的耕种方法 （四）铁制耕具和工具的应用 （五）铜器和铁器应用的先后问题 （六）春秋战国时代的商品和商人 （七）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开端及其特点 （八）古代与近代不同之点 依我的考查，中国的封建制度实始于周朝。武王克殷，大封先王的后裔和功臣谋士，“周公吊二叔之不咸，乃众建亲贤以屏藩周”，成康继之，时有增加。《吕览·观世篇》称“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称“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国”，《荀子·效儒篇》称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真可谓盛极一时了。迄周室东迁，王纲不振，封建制度日见崩溃，春秋时已有郡县，战国时更多；不过要到秦始皇废封建为郡县，这种制度的寿命才正式告终。所以我们在一方面不能承认胡博士等的中国封建制度在老孔以前的二三百年间即已结束的见解，在另一方面也不同意于某君的“周代的上半期正是奴隶制度”，和东周以后才完成封建制度的说法。今特别指出这种制度的特点，使大家心目中有一个标准，容易下正确的判断。关于这个问题说得简单明了的，在中国要算春秋时的芋尹无宇，在西洋就是卡尔。芋氏说： “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 卡尔对于欧洲的中古时代说道： “我们在此所看见的不是独立的人，而是隶属的人——即农奴与地主，奴仆与宗主，俗人与教士。个人的倚赖构成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特点，恰和它构成那站在这种生产上的其它生活方面的特点一样。可是个人的倚赖关系既构成社会的基础，劳动和生产物便用不着取一种异于自己实质的虚幻形态。它们是以自然的劳务（Naturaldienste）和自然的报效（Naturalleistangen）而加入社会的行动中。” 这两段话说明封建制度底下的等级制和劳役形态，正切合周代的情形。据梁启超的推定，周代“诸国与中央之关系，大略分为甸侯卫荒四种。甸为王畿内之采邑，侯即诸侯，卫盖旧部落之为附庸者，荒则封建所不及之边地也”。（见《先秦政治思想史》）孟子所谓“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也是诸国中的等级，所谓“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就是自然的劳务和自然的报酬之一例。 周代既确立封建制度，何以在东周以后逐渐崩溃而终于消灭呢？事实告诉我们，这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工商业的发达。古代的史家绝不注意于经济事项，因此不能供给后代以种种应有的材料；不过我们从古书的一鳞半爪中仍可寻出一些蛛丝马迹。据《氾胜之书》所载，伊尹作区田，教民粪除，无论此说是否假托，然区田必为殷周两代的耕种方法。梅文鼎以为区田是空一行种一田（即所种的田四周都荒废不种，令其长草作为肥料），《农政全书》以为区田是二分种一，我想两说可以并存，并且是由前者展进到后者的（这两者也许是商周的耕种方法不同之点）。关于此事我虽没有获得直接的证据，但欧洲古代和中古的二田经济（Zweifelderwirtschaft）与三田经济（Dreifelderwirttschaft）确能作为一种旁证。所谓二田经济是将土地划为二区，每年轮流种一区，荒一区，所谓三田经济是将土地划为三区，每年轮流于夏季种一区，冬季种一区，荒废一区，而三田经济出现于德，俄，法，瑞典，丹麦等国，直至十八九世纪为止。中国在春秋战国之际，农业生产力大为发展，观于李悝尽地力，商鞅开阡陌（此事与所谓“废井田”没有关系），孟子所谓：“深耕易耨”，“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庄子·则阳篇》所谓“深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管子·小匡篇》所谓“深耕均种疾耰”，都是一些最显明的证据。照这种情形看，当时似乎超过了区田或二田，三田经济而达到一田经济（Einfelderwirtschaft）,就是每年对于土地施以肥料，不再令其荒废一部分，以为培养之计。即使各国未必一律如此，有许多国一定是这样，因为《货殖传》明明告诉我们，“楚越之地，地广人希，……或火耕而水耨”，所谓火耕水耨，是烧草下水种稻，又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而稻独长。在“地广人希”的“楚越之地”尚且没有区田，在“地小人众”的区域更是如此，所以《管子·八观篇》有“彼野悉辟而民无积者，国地小而食地浅也”的话。又商鞅治秦，弃灰有罚，大概是因灰可以肥田，弃之可惜，不独以其妨害行人，才加处罚。古代实行区田或二田，三田经济，为的是缺乏肥料，不得不荒废一部分土地以舒地力，秦既发见灰可作为肥料，每年正用不着荒废如许土地。《管子·揆度篇》说，“上农挟五，中农挟四，下农挟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孟子·万章篇》说：“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按孟子所说的井田虽不可靠，此处言农夫的收获必有相当的根据，与当时的实在情形或相差无几。）可见农工的劳动生产力实在是很发达了。 我们现在又要问：春秋战国时的农工业生产力何以突然提高了？其主要的原因是在铁的工具的应用。据德国经济学者西摩勒耳（Gustav Sohmoller 1838—1917）说，铁的制造系于纪元前二千三百年由蒙古条耳诸族（Mongolisch-turanischs Stämme）传入中国，这是可以证实的（见西氏《国民经济纲要》第一卷，Grundriss der allgamainen Volkswirtschaftsiehre）。纪元前二千三百年正当唐尧帝的时候，中国就能发见铁矿而学习制铁，这似乎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因为就历代出土的几千件器具看来，关于殷周两代的，只有铜器，绝无铁器，可见当时犹是铜器时代，在前乎此的唐代自不应有铁器。不过董作宾在一九二八年冬从殷墟的发掘中，于“骨贝制器，玉器，石器，各种兽类之骨角爪牙及铜”外，还有“铁，瓦，瓷，炭，土之类”，这里所谓“铁”如果不是由殷以后的铁混入的，也许和蒙古条耳诸族传铁入中国有些关系。但无论如何，中国铁器的盛行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如孟子说“许子……以铁耕乎？“《管子·小匡篇》说：“美金以铸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鉏夷锯钃，试诸土木。”美金是金银铜之类，恶金就是铁。所以《海王篇》说，“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行服连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轻重篇》更说：“一农之事必有一耒，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釭，一钻，一凿，一銶，一轲，然后成为车。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箴，一鉥，然后成为女。”可见铁制工具的种类已经不少。此外，江淹《铜剑钻》的序上说：“古者以铜为兵，春秋迄于战国，战国迄于秦时，攻争纷乱，兵革互兴，铜既不克给，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又墨子书中言守城备敌，有应用铁器之处，而《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篇》更有“夫矢来有乡〔方也〕，则积铁以备一乡！矢来无乡，则为铁室以尽备之”等语，足证铁的应用已经由农工业的工器扩充到兵器了。 古代器具的应用是铜器在先，还是铁器在先，西洋的考古著作至今尚正争持中。有许多人以为粗笨的铁器比铜器更古，因为铁矿在摄氏七○○度即可熔化，而铜矿要到摄氏一一○○度才能熔化，所谓“铸铜既难，求铁甚易”，确是实情。不过中国是由铜器时代而转入铁器时代巳有什物和历史证明，用不着争论了。还有一层，铜虽较铁更难铸，而铁的功用远非铜所能及。如战国时燕，赵，秦各国因北方的山险，筑长城以备胡戎，至秦始皇，更遣蒙恬发兵三十万，将此项长城首尾联缀起来，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又“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并“穿治郦山，……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见《史记》）——像这样伟大的建筑工程，如果没有铁器，如果没有极进步的手工业，是绝对办不到的。所以美国有名的《古代社会》（Ancient Eociety）的作者摩尔根（Lawis Henry Morgan 1818—1881）说，铁的生产在人类经验上是一切转变点中的转变点；没有能够和它相等的。 春秋战国时既因铁器的应用而农工两业大为发展，出产品的种类也日见增加。《史记·货殖传》说： “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柟，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 “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 “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番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以上不过是略引数节以见一般。农工业的生产品这样发达的结果，商业自然要跟着兴盛。周初所谓城市不过是封建诸侯的堡垒，不过是农业城市，至春秋时，逐渐发展为工商集中地，到了战国多变为商业的重镇，如临淄，邯郸，咸阳，洛阳，南阳，大梁，寿春，番禺等等是其中最著的。 商业一经发达，富商大贾便应运而生。据《货殖传》所载： 陶朱公“治产积居，与时逐，……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后年衰……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贳贷行贾遍郡国。” “齐俗贱奴虏，而刁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相守，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这一大批例子表现春秋战国时商业的利润是怎样丰厚，商人的势力是怎样伟大。此外，如郑弦高的犒秦师，吕不韦的“移绅鼎”，竟以商人而操纵政治了。这种新兴的商人变成了时代的骄儿，他们的资本（这是货币，晚周有蚁鼻钱，又《管子》说：先王以珠玉为上币，黄金峪中币，刀布为下币。刀布就是铜钱）和商业的发达“使到处呈出生产交换价值的倾向，增加这种生产的容量，并加以垄断。……所以商业对于生产的组织到处总是发生一种解体的影响。（引卡尔语） 可是“这种解体的进程将向何方展进，换言之，那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将起来代替旧的生产方法，这不以商业为转移，而以旧生产方法自身的特质为转移。在古代世界，商业的效力和商人资本的发达常产生奴隶经济；否则随转变点之所至，结果只是由一种生产直接生活品的家长式奴隶制（Ap. Triarebasiave syhsytem）而变为一种生产剩余价值的家长式奴隶制。然到了近世，它便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引卡尔语）春秋战国时代商业的效力和商人资本的发达对于封建制度的生产组织确发生了一种解体的影响，而新起来生产方法一直到前清咸丰年间为止（即一八六一年为止，自此以后，中国发生机器工业，才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既不是奴隶制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前资本主义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中是商业统制工业。”（引卡尔语）中国当先秦时代，正是如此，所以太史公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 现在总括起来说，中国在春秋战国之际，由铜器时代而转变为铁器时代，农业和手工业因技术的进步，大为发展，因此引起商业的兴盛，城市的繁荣，（如苏秦说：“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就是一例。）促成封建生产方法的崩溃，而达到前资本主义的阶段；自此以后，封建残余虽保存得不少，但封建制度却因秦始皇确立郡县制，受着最终的制命的打击，商人资本在产业的发展中便取得优越的地位了。不过萨微阿里（Joseph Salvioli）在他的“《古代资本主义》”（Der Kapitliasmus im Altertum）中说得对： “近代与古代不同之点，是工业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是资本主义；资本与劳动的分离以及生产工具的垄断所给予现今历史的程途是古代不能达到的。古人从没有超过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阶段。亚里士多德以为商业构成财富最重要的基础，这句话可适用于整个的古代。商业在当时所占的主要地位，和工业在现代所占的一样。” 我们既经知道，无中无外，古代没有现今的资本主义，也就可以断定古代的争斗不在胡博士所谓“那时代的资本家”及其“雇用”的“掺掺女手”的“女工”之间，而是在地主与无土地的农民，商人与工农，富人与贫民，债权者与债务者之间。此事是非常重要的，要懂得这一点，才能够明了先秦时代争斗的内容，才算是找着当时哲学的渊源了。 我为着批评《中国哲学史大纲》，先做了这样详细的经济史的考证，胡博士恐怕要笑我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实则这个先决问题如果不弄清楚，则先秦哲学的发生，发达和消灭都无从说明。大家如不相信此话，就请看下面各条的批评罢。 [book_title]三 对于所谓中国哲学发生时代的时势和思潮的批评 （一）暴力是新社会的接生婆 （二）战争为资本原始蓄积的工具 （三）阶级与阀阅的区别 （四）一个人构成一个“社会阶级”！ （五）士的阀阅 （六）试问“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是什么阶级？ （七）春秋战国时代的主要阶级 （八）政治黑暗怎样算作哲学结胎的四大原因之一？ （九）梁启超受了骗 （一○）哪有这许多派别！ 第一，胡博士“把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当作中国哲学的怀胎时代”，首辟一章，加以讨论，而其错误与肤浅，在此书中要算首屈一指。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他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毫无所知，以致误认当时已有工业资本家和被雇用的女工的争斗。不仅是这样。他因缺乏经济学的知识，对于这个时期的战争，只感觉到它的消极作用，看不出它的积极效果，所以第一条说：“这长期的战争闹得国中的百姓死亡丧乱，流离失所，痛苦不堪。”其实“暴力对于每个怀孕新社会的旧社会是一个接生婆。暴力自身是一种经济的势力。”（引卡尔语）暴力中最重要的一种，不用说，是战争，战争是资本原始蓄积的工具。因此在近世资本主义的曙光时期，“欧洲诸民族的商业战争便以地球为舞台。这种战争始于尼德兰（Netherland）对西班牙的背叛，在英国反雅各宾党（Anti-Jacobin）战争中且占一种巨大范围，至中英鸦片战争等等犹继续表演下去。”（引卡尔语）不独近世的西洋是如此，即古代的西洋也无不如此。“罗马人以一批显赫的战争叩开非亚两洲的关门，此后的财富便达到最高的发展。亚洲是美术和工业的仙境，奇技淫巧的学府，征税人和署都护（Prokonsul）受贿的不竭的泉源，〔罗马人〕用最残酷的暴力，特别从此处榨取大批的金银。”（见萨氏《古代资本主义》）中国春秋时代战争的结果，使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逐渐与中原同化（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方面讲，前者包括整个的生产范围及其技术的和经济的关系，后者包括言语，思想，道德，美术等等，即全部意识形态）。战国时代战争的结果除同化作用外，还发生资本原始的蓄积，当时的秦在这一方面和西洋古代的罗马很有几分相似（如“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也不失为资本原始蓄积的一种手段）。所以春秋战国的时代战争在消极方面固然使“百姓死亡丧乱，流离失所，痛苦不堪”，在积极方面却使中原的文化向四境发展，分立的小国被兼并，封建的地主被推翻，新兴的地主获得土地（详情见后），而超国界的商业遂愈形发达，渐成为社会的中心势力。胡博士对于当时农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封建的生产方法的崩溃既未曾梦想到，自然看不出战争深一层的原因，对于战争本身的积极和消极两种作用，又只知其一，复贸然列为哲学怀胎时代的时势第一种情形，无怪乎梁启超要说：“胡先生说哲学勃兴的原因，就只为当时长期战争，人民痛苦，这种论断可谓很浅薄而且无稽”了。 第二，胡博士“仔细研究……那时代的时势”第二种情形是： “古代封建制度的种种社会阶级都渐渐的消灭了。就是那些不曾消灭的阶级也渐渐可以互相交通了。……古代社会的阶级约有五等： 一，王（天子）， 二，诸侯（公侯伯子男）， 三，大夫， 四，士， 五，庶人（皁舆隶僚仆台）。 胡博士这里所说的事实虽不算错，可是所用的术语却超出现代科学的常识以外，不免闹一大笑话。因为他所要说是阀阅或等级（即德文的Stand，按阀阅不应专指巨室，可兼指在法律上有特别权利或义务的人类集团讲，不过如有人嫌其内容过狭，可用等级两字），而他所用的术语竟是阶级（Klass）。中国从前虽也用阶级两字表示官的品位，如《三国志》所谓“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阶级逾邈”是，然等级两字似乎还应用在先，观于《韩非子·外储说左篇》说：”晋国之法，上大夫二舆二乘，中大夫二舆一乘，下大夫专乘，此明等级也”，就可以知道。到了学术发达的现代，特别是因受了西洋社会学的影响，阶级这个名词更不这样混用。现在所谓阶级是一种经济的社会的区别，所谓阀阅或等级是一种政治的社会的区别。如果认这种说法过于简略，我可介绍布哈林《历史唯物论的学说》中一段话如下： “所谓阶级是指一种在生产进程中由共同任务结合起来的人群，此中的每一人对于生产进程中其他的参加者大概都站在同等的位置上。所谓阀阅是指一种在法律的社会制度中由共同地位结合起来的人群。大地主是一个阶级。贵族却构成一个阀阅。为什么呢？因为大地主据有一定的经济的生产标记，而贵族却没有。贵族据有一定的法律上的——即由国家法律许可的——权利和特权。但在经济方面，他也许没有一点根基；他也许是一个流氓无产阶级的人，不过讲到阀阅，始终是一个贵族。” 所以阶级和阀阅是两个不同的人群，它们在内容上既不相等，在名称上自不能任意混淆。胡博士竟把王，诸侯，大夫，士，庶人列为五个“社会阶级”，未免太怪诞了！ 此处所谓怪诞不仅是指他误阀阅为阶级，还是指他的分类太不得当。凡稍微治过西洋史的人都知道在资产阶级革命出现以前（自此以后便只有阶级，没有阀阅了），有三个阀阅，第一为贵族，第二为教士，第三为平民。胡博士所列出的王，诸侯和大夫只是一个贵族阀，并不是什么三个独立的阀阅，因为他们的品位虽有大小之分（西洋也有大贵族和小贵族的区别），而在法律上则因为一个享特权的集团（中国的贵族和西洋的贵族一样，可免一切徭赋，《韩非子·诡使篇》“士卒之逃事状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一语就是一个反证）。这和西洋所谓第一阀完全相同。胡博士虽也读过西洋史，却不懂得这一点，以致将一个阀阅分作三个“社会阶级”！最好笑的，是王的这个“社会阶级”，当西周只有一个王的时候，岂不是一个人就构成一个“阶级”么？即依照他的说法，诸侯“也可称王”，然充其量不过几个人，试问三五个人构成一个“阶级”，如何说得过去？！ 中国所谓士，和西洋的教士阀虽不甚相同，但也有些相似之处，的确构成一个独立的阀阅。关于这个阀阅的意义，胡博士并不懂得，他的哲学史上也没有表现出来，因此我们要在此略说几句，弄出个头绪，兼作为以后批评孔□的张本。 中国的士和西洋从前的教士一样，系社会中的智识分子（不同的地方就在士不是唯一的智识分子），为古代职官的来源。孟子讲周室班爵禄，君与卿大夫之下就是士，计分三等，食有一定的田租。他又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可见古代的职官是由有智识的士来包办的，士和官几乎是不可分离。所以“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这并不是他老先生完全忠君的表示，实在是因几个月不过官瘾，有些难熬。 然所谓士。不仅是文的，还有武的，这是战争中军官的来源。如《商子》所称的“农战之士”，《韩非子》所称的“耕战之士”，都是武士，都是军官。 讲到士的等次，是在贵族之下，庶人之上，恰和日本的“士族”是在“华族”之下，平民之上一样。他所享的权利虽无从详考，然观于孟子所谓招“庶人以旃，士以旗，大夫以旌”，“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岂敢往哉？”《管子·立政篇》所谓“士止于带缘散，民不敢服杂采，百工商贾不得服长卷貂”，《入国篇》所谓“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问之。九十以上，日一问；八十以上，二日一问；七十以上三日一问。众庶五日一问”，足证士的身分比庶人高得多，所以经传中总是以大夫士与庶人对举。 至于庶人，也和西洋的第三阀相当，他们在法律上多半只有义务，绝少权利的。由这些事实看来，中国古代明明也只有三个阀阅，胡博士偏将它们分作五个“社会阶级”，社会科学的常识不是成为问题么？！ 胡博士误阀阅为阶级，以及任意分为多数社会阶级一事，骤然看来，似乎仅系一种小节，值不得我这样严重地批评。其实这话出自“‘学问成家数’的胡先生”（引梁启超语）的尊口即可以形成一种谬说，令人辗转相传，贻误青年学子。例如梁启超便接受这种意见，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于引用芋尹无宇“人有十等”的一段话后说道：“其言若可信，则古代阶级可谓极复杂。”既是这样，我就不能不“辞而辟之”，以免这种谬说再蔓延下去。 第三，胡博士对于阀阅和阶级既弄不清楚，浑为一谈，到了第三项，复想勉强加以区别，于是说道：“封建时代的阶级虽然渐渐消灭了，却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那时社会渐渐成了一个贫富很不平均的社会，富贵的太富贵了，贫苦的太贫苦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不独“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正是封建时代，即战国仍是封建时代，不过这种制度正在崩溃中罢了。此处指明封建时代已经过去，实属大错。至于所谓“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不知是什么阶级，所谓“一种”是指一个还是指数个？胡博士不肯——不如说不能——明白指示出来，可见他自己也有些莫明其妙。然就他下面“那时代的资本家雇用女工，把那‘掺掺女手’的血汗工夫来做他们发财的门径”这些话看来，所谓“生计上的阶级”一定是资产阶级，一定是工人阶级。实则当时和战国时代决没有现今垄断生产工具的资产阶级，也决没有现今一无所有，专卖劳动力的工人阶级，其理由已详上文，此处不用重说。 然当时以及战国时代的主要阶级究竟是那些呢？依我看来， 一是封建的地主（即贵族），新兴的地主（即士，说详后）与小农（自耕农佃农之类）贫民雇工。如《管子·山国轨篇》所谓“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董仲舒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就是指这几种人。 二是债权者与债务者。如《左传》昭公三年，晏婴所谓“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战国策》所载孟尝君令冯谖“收责（即债）于薛”，《管子·问篇》所谓“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贫士之受责于大夫者几何人”，《史记·货殖传》所言”子贷金钱千贯”，和曹邴“贳贷行贾遍郡国”，都是债权者（即盘剥重利者）和债务者存在的证据。 三是商人与手工业者及农民。除上面所举《史记·货殖传》的大批事实外，如《平准书》所载：“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战国策》顿子所谓“有其实而无其名者商人是也，无把铫推耨之势，而有积粟之实。……无其实而有其名者农夫是也，解冻而耕，暴背而耨，无积粟之实”，就是商人宰制工农的明证。（富至巨万的庶人有一部分当为地主。）因为古代不独工农两业没有完全分离独立，有许多商品且为农产物，故操奇计羸的商人总是本着多财善贾的手段，来压迫工农。 还有一层，“从封建的生产方法过渡出来有两条路。即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或商人直接操纵生产。”（引卡尔语）当战国时，这两条路都是有人走的：如《货殖传》说，白圭治生产，“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与之食。……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蜀卓氏……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富至僮千人”，他们取的是第一条路；又说，“桀黠奴，人所之患也，唯刁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这取的是第二条路。这两种人都广蓄奴仆，以自封殖。此外，《商君传》言商鞅定变法之令，“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奴孥。”当时的奴仆恐怕也不在少数。 总之，先秦的阶级争斗是在地主，小农，贫农，雇工（这是农业中或家用的雇工，不是胡博士所指的替工业资本家服务的工人），债权者，债务者，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和奴仆这几种人中进行的。胡博士不知道将他们加以分析给大家看，仅说了一句“却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求免太笼统太敷衍了事罢了！ 第四，他所列举那时代的时势第四种情形是：“那时的政治除了几国之外大概都是很黑暗，很腐败的。”这真是牵强附会，不成理由。政治的黑暗腐败几乎是中国几千年来经常的现象，未闻即因此产生各种各样的哲学。况且那时还有几国可以除外，所谓政治的黑暗腐败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何以独能为诸子哲学结胎的四大原因之一？胡博士对于这一问题将无词以对了！ 现在总括起来说：这一章对于中国哲学怀胎时代举出四种现象，即“（一）战祸连年百姓痛苦；（二）社会阶级渐渐消灭；（三）生计现象贫富不均；（四）政治黑暗百姓愁怨”，都是消极的，肤浅的，或错误的。梁启超反问道：“除却第二种稍带点那时代的特色外，其余三种可算得几千年来中国史通有的现象，为什么别的时代都不结哲学胎，单在这时代结胎呢？”这一问是极有理由的，不过他说“第二种稍带点那时代的特色”，显系受了胡博士的骗，误阀阅为阶级，把阀阅内部等次的消灭当作阶级的消灭。实则当时的阶级不独没有减少，并且还正在增加，因为封建地主阶级虽“渐渐消灭”，然新兴的地主阶级又起而代之，新兴的债权者，商人，债务者和手工业者又接踵而至，即胡博士本人也明白承认“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所以他作出这一章说明哲学结胎的原因，都是牛头不对马嘴，都是白费气力！ 第五，上面第一章既全无是处，下面的第二章仍是错误肤浅。他把那个时代的思潮分作五派： 第一忧时派， 第二厌世派， 第三乐天安命派， 第四纵欲自恣派， 第五愤世派（激烈派）。 他在每一派之下引几首诗作为例子，却不甚正确，如《北门》的“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明明是怨天，他却指为“乐天安命派”，《北山》一诗是人臣服役劳苦不均的怨声，《伐檀》《硕鼠》两诗是被压迫农民对地主的愤恨，两者在表面上虽好像相似，但性质绝不相同，将它们列在一起，目为愤世派或激烈派，实在有些不伦不类。 然这还不算一回事，本章最大的缺点是不从阶级的观点去分析各派，以致弄得极为混沌，使著者自己也有些莫明其妙，不得不很惊异地说道： “请看这些思潮没有一派不是消极的。到了《伐檀》和《硕鼠》的诗人已渐渐有了一点勃勃的独立精神。你看那《伐檀》的诗人对于那时的‘君子’何等冷嘲热骂！又看那《硕鼠》的诗人气愤极了，把国也不要了，去寻他自己的乐土乐园。” 其实前四派（就当时的实际情形看，并没有这许多派，四者只能算作一个颓废派）是属于统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因为阶级的地位发生摇动，找不着出路，所以有忧时，厌世，安命，恣欲的种种表现。后一派是属于被压迫阶级的，虽因力量薄弱，不能作积极的反抗，但却敢于“冷嘲热骂”，具有“一点勃勃的独立精神”了。要这样解释，才切合实际情形，才算十分显明，否则于“没有一派不是消极的”之后，忽然“有了一点勃勃的独立精神”，不免有些神秘，不能不令人说一声“奇怪”了！ [book_title]四 介绍梁启超所说的诸子哲学勃兴的原因并加以批评 （一）梁启超的缺望 （二）十件环境的原因和两件心理的原因 （三）依照他质问胡博士的方式去质问他 （四）诸子哲学勃兴的真正原因 （五）春秋战国时代在历史上的对比 第六，胡博士紧接着上面几句话又说道： “到了这时代，思想界中已下了革命的种子了。这些革命种子发生出来，便成了老子孔子的时代。” 这就是他所谓“哲学发生时代”的结论，以后专论各哲学家的事实和学说等等。老子孔子的思想是否即这个“革命种子”的发芽，留在后面去讨论，现在应当指出的是：他对于“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的时势和思潮作了两章，对于他们和诸子时代的背景反不提及，这种作法也实在特别。怪不得梁启超要说： “但我所不解者，出胎时代的背景自然比怀胎时代尤为紧要，为什么把次要的说了一大堆，那最要的倒不说了呢？怀胎一直怀了两三百年，为什么老产生不下来？两三百年后，为什么忽然便会产生呢？这都是史学上机要关键，胡先生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我们不能不觖望。” 梁氏于觖望之余，使用了大气力，“研究当时社会背景，推求诸子勃兴的原因”，结果举出十二条于下： “‘（1）自周初封建以来，社会上智识阶级积有宏富的素养，经四五百年到春秋战国之交，有文化大发展之可能性。 （2）西周时代，凡百集中王室；春秋以后，渐为地方的分化发展，文化变成多元的。 （3）境内之夷蛮戎狄次第被灭或被同化，民族之外延益扩大，内容益复杂，思想当然应起一种变化。 （4）兼并之结果由百余国合为数十国；国土既大，取精用宏，容得起高等文化的发育。 （5）覇政确立之后，社会秩序比较的安宁，人民得安心从事学问；加以会盟征伐，常常都有，交通频繁，各地方人交换智识的机会渐多。 （6）从事学问，为贵族阶级所专有；因兼并争乱之结果，阶级渐混合：例如黎侯之赋式微，栾却胥原之降为皁隶，平民阶级中，智识分子渐多；即如孔子本宋之贵族，入鲁已为平民；学问自然解放且普及。 以上春秋时代的背景，到战国，这种背景越发扩大且生变化，如下： （7）战国时，兼并更烈，合为七国，而且大都会发生，有荟萃人文的渊薮，加以纵横捭阖盛行，交通益频数；所以前列第45两种原因，循加速率的法则进行。 （8）战国时贵族政治消灭殆尽，智识分子全散在平民中：所以前列第6种原因，也循加速率的进行。 （9）因为列国并立，竞争人才，于是处士的声价日增，思想言论的自由，也随着发展。 （10）因为钞书的方法渐通行，书籍渐富，所以墨子南游，载书甚多，苏秦发书，陈箧数十；传达智识的媒介工具，普及利用，学术自然骤进。 以上十件都是环境的原因，还有两件心理的原因，是： （11）因社会变迁剧急，人人都起一种惊异；便把研求真理的念头刺激起来，各各建设新人生观。 （12）对于社会现状，都怀抱一种不安不满感情；所以社会问题，成了各家研究的焦点。” 梁氏上面所举十条环境的原因，虽是当时的实情，然当时代愈向前推进，则（一）智识的素养愈宏富，文化大发展的可能性应愈大，（二）地方分化发展进步，文化应愈为多元的，（三）民族的外延愈扩大，内容愈复杂，思想应愈起一种变化，（四）国家愈统一，国土愈大，取精用宏，应愈容得起高等文化的发育，（五）社会秩序比较安宁的日子愈多，人民应愈得安心从事学问，交通也愈频繁，各地方人交换智识的机会应愈多，（六）平民中的智识分子愈多，学问自然应愈解放且普及，（十）不独抄书的方法愈通行，而印书的方法也愈推广，因此传达智识的媒介工具愈普及利用，学术自然应愈益增进。观于他在第七八两条指明四，五，六三种原因，至战国时，“循加速的法则进行”，就是一个明证。（其实一，二，三，三种原因何尝不如此了！）可是失望的很，春秋战国以后两千多年，并没有产生各种各样的哲学。因此我们对于以上的十条，也可以依照他质问胡博士的方式质问他道： 除却第九条稍带点那时代的特色外，其余七条可算得几千年来中国史？ 通有的现象，为什么别的时代都不出哲学胎，单在这时代出胎呢？ 他倘若还存在的话，也一样没有法子回答这个问题。这十个“环境的原因”既非常枝节而肤浅，则他所举十一，十二两种心理上的原因便不能建筑在这上面了。 然春秋战国诸子哲学的勃兴，其真正的原因究竟在那里呢？我以为就在本章开始批评前所详细描写的一件事上。现在为求明了连贯起见，可概括说明于下： 当春秋战国之际，农工业的生产力因技术的进步——铁器的应用——而大为发展，因此引起商业的兴盛，城市的繁荣，促成封建生产方法的崩溃，而达到前资本主义的阶级。这是一个社会革命的时期。当封建的经济基础一经变动，于是站在这种基础上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由这种经济和制度所决定的社会心理以及反映这种心理特质的各种社会意识都或迟或缓地跟着变动。诸子哲学是当时社会意识的一种，它所以五花八门，光怪陆离，正是这个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与冲突中应有的表现（详情见后），一点也不足奇怪。 要这样去说明先秦诸子的时代背景才算是对的。梁启超说： “春秋战国之交是我们民族大混合大醇化时代，是我们社会大蜕变大革新时代；在历史上求它的对比，除非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或者比得上。在这种时代之下，自然应该是民族的活精神尽情发露，自然应该有光怪陆离的学术思想。” 他将当时的民族大混合大醇化看做一桩极端重要的事，自然不对，因为这不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有文化的民族的“大混合大淳化”，只是“夷而进于中国也”的勾当，没有什么了不得，而他所谓“自然应该是”和“自然应该有”，更是说不出理由的臆断话。不过除去这两点不计，这几句话恰恰证明我上面一段话是完全正确。怎样讲呢？春秋战国之交正是封建的生产方法崩溃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勃兴的时代，故学术思想呈出一大变动，自此以后，两千年来，中国总是停滞在这种生产方法中，故学术思想也没有变动，无论它们怎样发展，无论它们怎样和外来的精神文化（如印度的佛教）结合，终不能跳出先秦哲学的范围。但自一八六○年代起，西洋的机器工业移植于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开始萌芽，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发生摇动与崩溃，于是学术思想又呈出一大变动。所以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比得上春秋战国时代，原因全在于此。这样对比一下，更可以显出那时诸子哲学勃兴的渊源了。 [book_title]五 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老子杨朱庄子的批评 （一）十个阶级 （二）亲口承认古代学术的阶级性 （三）又只认派别不认阶级 （四）老子出生的时代问题 （五）反革命的老子 （六）老子的“最大功劳”！ （七）弥缝工作中的漏洞 （八）又用照例的方法对付杨朱 （九）“打蛇打在七寸上” （一○）庄子反对摇动封建制度的工商业 （一一）庄子为什么是“守旧党的祖师”？ （一二）“哲学史……变成灵异记”！ （一三）“马生人”是“中紧理论”么？ （一四）为什么抛弃第二种佐证？ （一五）庄子的名学怎能与黑格尔的思想方式相比拟？ 第七，胡博士论“孔子老子以前二三百年”的思潮既不从阶级的观点出发，而他论孔老和诸子的哲学更是如此。可是他不独没有否认阶级的存在，而他所说出的阶级比国内任何人要多上几倍。例如他在《哲学史》中说古代有五种社会阶级，即王，诸侯，大夫，士，庶人；在《白话文学史》中又新提出五个（自然是不成话），即 清客阶级， 文人阶级， 绅士阶级， 智识阶级， 和尚阶级。 当他讲杜威的教育哲学（见《胡适文存》卷二）时且说： “古代的社会有贵贱，上下，劳心与劳力，治人与被治种种阶级。古代的知识论和道德论都受有这种阶级制度的影响，所以论知识便有心与身，灵魂与肉体，心与物，经验与理性等等分别。论道德便有内与外，动机与结果，义与利，责任与兴趣等等分别。教育学说也受了这种影响，把知与行，道德与智慧，学校内的功课与学校外的生活等等，都看作两截不相联贯的事。 他既明知道古代（其实何止古代）一切学术思想都受阶级的影响，而他在《哲学史》中不独提及阶级两字至十六次之多，并且承认当时“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那么，讲诸子哲学时，便应当将他们的阶级性弄清楚，说明白，才算得源源本本，有条不紊。不意关于这一点，他完全没有做到，不，完全没有企图这样去做。 他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不外又是几派。当他讲孔子的时代时，说“那时代的反动大约有三种”： 第一，极端的破坏派，如老子邓析是。 第二，极端的厌世派，如晨门，荷蒉，丈人，长沮，桀溺是。 第三，积极的救世派，如孔子是。 什么是“破坏派”，“厌世派”，“救世派”，究竟是隶属于那几个阶级呢？划分阶级最多，并明知哲学不过是一种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胡博士便缄口不言。单是这一点已足证明他的《哲学史大纲》的肤浅，这样一部书要想“使中国哲学史变色，岂非痴人说梦！ 第八，《哲学史大纲》用两章叙述中国哲学怀胎时代的时势和思潮，而其所怀的第一胎是老子。梁启超以为“《老子》这部书的著作年代是在战国之末”，因举出六个可疑之点：（一）照《史记》的说法，老子既为孔子先辈，他的儿子宗即不能捱得到做魏将（因魏列为诸国，在孔子卒后六七十年），当汉景武时，他的八代孙即不能和孔子的十三代孙同时；（二）孔子，墨子孟子始终没有提及老子；（三）就令承认孔子会向老聃这个人问过礼，然照《礼记·曾子问篇》看，此人是一个拘谨守礼的人，和五千言的精神相反；（四）《史记》关于老子的纪述，什有八九是从庄子中《天道》，《天运》，《外物》三篇杂凑而成，那些故事有些说是属于老聃，有些属于老莱子，连主名都没有确定；（五）老子“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是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一类的话太自由，太激烈，不像春秋时人说的；（六）老子书中所用“侯王”，“王侯”，“王公”，“万乘之君”，“取天下”一类成语，不像春秋时人所有；“仁义”两字对举，这本是孟子的专卖品；又“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一类的话，像是经过马陵，长平等战役的人的感觉；还有“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系战国时的官名。他后来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又补充一点，说《老子》“书中有‘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等文，似是难儒家；有‘不尚贤，使民不争，’等文，似是难墨家；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等文，似是难法家。” 我以为这些理由都是很充足的，尽可依照梁氏的话，确定《老子》一书为战国末年的作品。因为除这大批的证据外，我们还可补充几点：（一）这寥寥五千言的《道德经》两言“不贵难得之货”，又说“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身与货孰多”？所谓货就是商品，这种再三鄙视商品的话应是针对着商业发达的战国说的；（二）所有“民多利器，……人多伎巧……法令滋彰”，等语应是技术进步，法令繁多的战国时代的写照；（三）书中的词句简练，易于记诵，应为盛行作经（如，《韩非子·内储说》，《外储说》等经和《墨经》之类）的战国末期的产物。由此看来，胡博士所说的古代哲学的第一胎，“中国哲学的始祖”，便没有一点真实性了。 即抛开这一点不讲，专就他所描写的老子考究一下，也全失去这位“老太爷”的本来面目。他在“革命家之老子”一个标题下说道： “上篇说老子以前的时势和那种时势所发生的思潮。老子亲见那种时势，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响，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个时代的产儿。” 他于是引出老子一批话和《伐檀》，《硕鼠》，《苕之华》等诗去对比，自以为是源流分明。其实老子是旧统治阶级（即封建地主）和旧贵族的代表，完全反对危害封建制度的。所以他是一个反动分子而非革命家。他代表统治阶级最明显的说法是： “……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城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他为着拥护封建贵族的利益，极力反对工商业，甚至于不惜主张回到封建最初自给自足的形态上去，所以说：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乘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试问像这样旧制度的反动代表和革命的《伐檀》，《硕鼠》两诗有什么渊源？！他所谓“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和“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并不是替被压迫的人民主张利益，不过眼见商人的兼并，新地主的鲸吞（详情见后），予旧贵族和封建地主以莫大的打击，而当局复好作好为，征取浩繁，不能像封建盛世一样轻徭薄税，使人民得安居乐业，不起为乱，摇动封建制度的基础，特发几句牢骚，这与《伐檀》，《硕鼠》的抗议完全不同。至于他所谓“民不畏死”和“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是看见人民已经置生死于度外，要起来革命，特警告当局勿一味惨杀，免得火上加油，引起更大的风波，所以有“奈何以死惧之”的痛言，这与《苕之华》的“知我如此，不如无生，”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因为这篇诗是破落的贵族极端厌世的消极表现，与被压迫的人民造反作乱的具有积极精神截然不同。可是我们的胡博士竟东拉西扯，牵强附会，将它们各各配合起来，作为互相影响的证据，本领固然不小，只是不值读者一粲！ 老子的政治学说是反动的（我所谓反动是开倒车的意思，胡博士所谓反动仅指一种反响讲，所以他一方面称老子“创为一种革命的政治哲学”，一方面又称“他的思想……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反动”。这样用法，殊嫌混淆），他的哲学是绝对的唯心论，什么“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什么“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都是没有根据，玄之义玄的把戏，和客观的真理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可是把戏映入胡博士的眼中，便变成稀世之宝，所以说： “老子的最大功劳在于超出天地万物之外，别假设一个‘道’。这个道的性质是无声无形；有单独不变的存在，又周行天地万物之中；生于天地万物之先，又却是天地万物的本源。” 宣言“我们人类所要的知识并不是那绝对存立的‘道’”，又承认“那绝对博真理是悬空的，是抽象的，是笼统的，是没有凭据的，是不能证实的”的大的士对于老子所假设的这个“抽象的观念”的“道”不知道为什么又这样热心称赞，许为他的“最大功劳”？这是不是自相矛盾了？ 此外，老子所谓“天地不仁”，所谓“无名之朴”，所谓“无为”，所谓“不争”，都是反映着一个垂死的封建地主阶级和贵族的愤恨，反动，消极，软弱的意识，没有什么微妙的大道理在里面。可是胡博士因为不从阶级的观点出发，不明白老子立论的来源，遂用自己的意思代为解释，什么“打破古代天人同类的谬说，立下后来自然哲学的基础”呀，什么“那个绳绳不可名的混沌状态”呀，什么“极端放任无为的政策”呀，什么“狂风吹不断柳絮，齿落而舌长存”呀，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可惜一个不小心，漏出一个大破绽，就是： “老子对于社会政治有两种学说：一是毁坏一切文物制度，一是主强极端放任无为的政策。” 胡博士应当知道，这两种学说是绝不兼容的：要毁掉一切已经存在的文物制度，须用极严厉的干涉政策，经过长久的时间，才办得到（其实这种开倒车的干法，虽有极严厉的干涉政策，也不会成功），这和极端放任无为的政策恰恰相反。所以要实现第一种学说，便当抛弃第二种学说，反之，要实现第二种学说，便当抛弃第一种学说。即此一端，已足表现老子的种种说法只是一些泄愤或无聊的话，本来没有精密的系统，虽有胡博士为之穿凿附会，极力弥缝，也终不能掩其大漏洞了。 第九，战国时封建制度的破灭既成已定之局，无可挽回，则旧贵族和封建地主自然要因找不着出路而趋于悲观厌世。杨朱就是一个好例。孟子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的学说所以能盛行一时，正因其能代表破落贵族的心理，故人争归之。不过他的著作没有传世，《列子》书中虽有《杨朱篇》，但这是东晋晚出的伪书，因此此篇也有些成问题。胡博士根据《杨朱篇》来讲杨朱的哲学，照例又说，这“也是那个时势的产儿。当时的社会政治都是很纷乱的。战事连年不休，人民痛苦不堪。这种时代发生一种极端消极的哲学，是很自然的事。”其实若不将阶级关系弄清楚，专用“纷乱”，“战争”，“痛苦”，等字眼去说明这个“时势的产儿”的背景，决不会达到目的，因为这些字眼可以应用于当时每个哲学家的身上，然绝对不能说明，同样的“纷乱”，“战争”，“痛苦”，何以使老子，杨朱，庄子等成为反动派（某君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认为“老子……杨子……庄子……的思想多少都是向着革命性，殊欠正确），孔子，墨子等成为改进派，陈仲子，许行等成为革命派。惟有从阶级的观点着眼，便可以明白个中的真相，因为第一种人是代表旧贵族和旧统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当旧制度日趋崩溃而不可救药时，他们只有出于反动，厌世，或出世一途；第二种人中的孔子是代表士和新兴的地主阶级，墨子是代表小有产的农工阶级的（详情见后），当新势力日形发展时，他们的改造论便愈谈得起劲；第三种人是代表最下层的无产阶级（当然和现在所谓无产阶级不同，说详后）的，当这种人民的痛苦日深时，他们的刻苦自励也日进。要这样去分析，才算是“打蛇打在七寸上”，如果照胡博士的办法，那就无异“隔靴搔痒”！ 又《哲学史大纲》讲杨朱的一篇夹在墨子和别墨两篇之间，使派别紊乱，系统不明，是编制上的一种错误，应将此篇改在别墨一篇之后和庄子一篇之前，才算妥当。 第十，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庄子和老子杨朱一样，是代表贵族和旧统治阶级的。所以在一方面他拥护君主，并要求回转到最初的封建时代，《天地篇》说： “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人卒虽众，其主君也。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观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亲，而万物之应备。……故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 在另一方面他反对摇动封建制度的工商业，《德充符》说： “故圣人有所游，而知为孽，约为胶，德为接，工为商。圣人不谋，恶用知？不斵，恶用胶？无丧，恶用德？不货，恶用商？” 《胠箧篇》说： “擿玉毁珠，小盗不起。……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庄子既隶属于反动派，所以对于改进派的儒墨两家，施行攻击，斥为“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在宥篇》）同时他自己因为找不到出路，遂趋于所谓“出世主义”。他便 “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奇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天下篇》） 胡博士批评庄子的学说，一则曰“这种极端‘不谴是非’的达观主义，即是极端的守旧主义”，再则曰“他虽说天道进化，却实在是守旧党的祖师。他的学说实在是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的大阻力”，这是对的。但他不从阶级的观点立论，故只能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换句话说，他只知道庄子抱一种“极端守旧主义”，是“守旧党的祖师”，而不知道庄子为什么抱一种“极端守旧主义”，为什么是“守旧党的祖师”，所以他的持论是十分肤浅的。 其次他解释《庄子·寓言篇》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这几句话，也完全是牵强附会的。他以为：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的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的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禅’。” 这和从前的中国人把孔子“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的几句话比拟达尔文的自然淘汰说一样，都是犯了神经过敏的毛病。其实高唱唯心论的孔子庄子那里能真正转入唯物论，来体会“自然淘汰”和”物种由来”啊？即此一点，已足打破这些比附说而有余；况且在一切科学都不发达，只晓得讲什么“道”的古代，谁也不会注意到生物进化论，这是很自然的。否则拿胡博士自己的话来说：“哲学史便无学说先后演进的次序，竟变成了灵异记，神秘记了！” 然他把《寓言篇》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解释得和达尔文的“物种由来”说一样，是以《至乐篇》的末章作为佐证的，就是： “种有几，得水则为继，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干余骨。干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笋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胡博士不征引这一段话则已，一征引这一段话，便将他所附会的话，一齐推翻了。他说“这些种子，得着水，……一层一层的进化，一直进到最高等的人类。这节文中所举的植物动物的名字，如今虽不可细考了，但是这个中坚理论是显而易见，毫无可疑的。”这一节所举的植物动物的名字诚然不可细考，但马和人是不用细考可以确切认识的，试问“马生人”成其为“中坚理论”么？这样远于事实的胡说竟劳我们的大博士为之发挥光大，其用心良苦，不过是徒劳无功罢了！ 但说到这里，我应当再声明一句。高唱“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的庄子，决不肯正正经经，精精细细讲什么“生物进化论”，而他上面什么“为”，什么“生”，也决不是“生物进化论”，只是他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他这些话如果够得上“生物进化论”的资格，那他的《逍遥游》中“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变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一段，也是绝好的“生物进化论”。胡博士为什么不一块儿征引出来，作为第二个佐证呢？就实际情形讲，庄子中这一类的说法不过是一些信手拈来的游戏文章。我们的大博士像煞有介事地称之为“生物进化论”，用全力加以发挥，实在是自己上了当啊！ 此外，他以为庄子说的“彼〔即非是〕出于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等语和黑格尔（即《哲学史》所指的海智尔）思想进化的正反合三重进程式相符，更属奇谈。因为庄子的说法明明是指是非系相对的，原来没有一定，而黑氏的三重进程序则代表一种进步的，发展的观念，和前者相较，不独没有共同之点，并且还是完全相反的。我不懂胡博士何以具有一种比拟癖，好把一些不伦不类的事硬撮合在一块？！ [book_title]六 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孔子孟子荀子的批评 （一）孔子“处处要保存那纸上的封建阶级”！ （二）梁启超口中孔子的阶级性 （三）孔子要用士阀去推翻贵族阀 （四）孔子是春秋时新兴的非封建的地主阶级的代表 （五）士是地主的证据 （六）孔子的政治哲学 （七）“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是“(一)易，（二）象，（三）辞”！ （八）必须进一步追问孔子何以有那样的“正辞”或“正名” （九）替“未必件件都合着历史的事实”加一重保证 （一○）不懂得“他老人家气的胡子发抖”的缘故！ （一一）孔子的岂肯恢复封建制度？（一二）“孔子‘学’只是读书”！（一三）孟子拥护地主阶级得闲的证据 （一四）“孟子……受了杨墨两家的影响”！ (一五)孟子为什么大谈“‘衣帛食肉’的政治”? （一六）荀子为什么要“明贵贱”？ （一七）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的批评 第十一，胡博士做《哲学史》，不从阶级的观点着眼，惟划分许多派别，这是我们已经领教过的。但他讲到孔子，除列入“积极的救世派”，称为“许多‘有心人’”中之一外，又说： “孔子虽明知一时做不到那‘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制度，他却处处要保存那纸上的封建阶级。” 此处所谓“封建阶级”，自然不成名词，然观于下文“《春秋》于吴楚之君只称‘子’，齐晋只称‘侯’，宋虽弱小，却称‘公’等语，可见他所要说的是贵族的等级，照上面“处处要保存”的字眼看来，他当然承认孔子为贵族阀的拥护者和代表。贵族阀与封建地主阶级虽不是同一物，但大部分的贵族总是有土地的，因此他又不能不承认孔子为这个阶级的拥护者和代表。关于孔子的阶级性问题，是值得我们从长讨论的，因为他支配中国的思想界至二千余年，我们若不看清楚他代表那一个阶级，便不能真正懂得他的学说。因此我对于此事又要多说几句。 就一般讲起来，在阶级制的社会中，一个人无论是圣人也好，凡人也好，君子也好，小人也好，善人也好，恶人也好，他总是隶属于某个阶级，他的一切思想行动无论为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总是拥护并代表这个阶级。我们要注意，在这样的社会中，决没有超阶级的人。而我们的孔二先生更不能例外。 关于此事，不独素来不愿谈到阶级的胡博士（要他谈阶级，除非是在不表现阶级争斗和不关痛痒的时候，如“和尚阶级”之类），已于无意中流露出来了，就是宣言阶级制度在我国“已成二千年僵石”的梁启超也明白承认孔子一批人的阶级性。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说： “儒家虽‘保民而王’，言‘得乎邱民而为天子’，要之以民为受治之客体，非能治之主体也？……然则儒家果尽然将国人分为能治与受治之两阶级乎？曰，是殆然，是又殆不然。儒家有所谓能治的阶级乎？曰，有之；其名曰‘君子’。一切政治由‘君子’出，此儒家唯一的标帜，遍征诸儒书而可信者也。故所最当注意者：‘君子’非表示地位之名词，乃表示品格之名词。……地位有固定，品格不能有固定。儒教最终之目的在：‘教化流行，德泽大洽，使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春秋繁露·俞序篇》夫天下人人皆成为‘君子’，则儒家‘全民政治’实现之时矣。” 梁氏这一段话毛病很多。第一，“能治阶级”与“受治阶级”不成名词。应改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第二，所谓“‘君子’非表示地位之名词，乃表示品格之名词”，殊不尽然，如孟子说的“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都是指地位讲，不是指品格讲。此处所谓“君子”正是统治阶级的公仆。第三，从前统治阶级的代表在理论上大概不肯赤条条地主张本阶级的利益，总要拿全体人民来做一个幌子，尤其是关于将来的理想，乐得如此。如法国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明明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但革命的口号偏偏标出“自由，平等，博爱”来，声声口口替全体人民谋幸福。儒家的把戏也是一样。如以为依照它的“人人皆成为‘君子’的鬼话（这等于胡博士所谓美国“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即可以实现什么‘全民政治’，借此去混淆它的阶级性，那就是“非愚即妄”！然无论如何，这一段话总算明白承认了孔子一批人是站在统治阶级的地位上，他们的下面还有一个被统治阶级——这是确定的事实。 我国资产阶级两个最有权威并极力讳言阶级制的学者既已或明或暗地承认了孔子的阶级性，我现在进而鉴定他到底属于那一个阶级，总不能说是武断罢。 据胡博士的意思，孔子是要替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保镖，即日本的学者中也有怀抱这种意见的。这是一种绝大的错误。孔子在鲁国虽是一个士阀出身，然他的祖父孔父却系宋国的贵族，因此他带有好些贵族的色采，并同情于旧制度中若干成分的保存，这是不能否认的。不过他并不是这个行将死灭的贵族和旧统治阶级的代表。恰恰相反，他是要推倒这个贵族而代以士阀，关于《春秋》讥世卿，和“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雍也，可使南面”等说法，就可以知道（孟子更明白说出“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所谓“仁者”，不用说，就是士阀出身的大圣人之类）。 孔子为士的代表，这是几千年来全国人所公认的，丝毫不成问题。可是大家既承认这一点，就必须接着承认他是《春秋》时新兴的非封建的地主阶级的代表。我想不独熟读《论语》“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和孟子“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一类话的穷措大忽然听见这种议论要大吃一惊，就是习闻“儒家的系统……是封建制度的极完整的支配理论”的青年学子也会认为谬说。其实何止这两种人，凡属智识分子大概想不到满口仁义道德的孔二先生和所谓非封建的新兴地主阶级有什么关。可是莫忙，听我举出证据来：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贵族阀与封建地主阶级虽不是同一物，但大部分的贵族总是有土地的。”士对于新兴地主阶级的关系，正和此相同。所以士阀与新与地主阶级虽不是同一物，但一部分的士是有土地的。（在最初恐怕是最大部分的士都有土地，到了春秋时代，士的数量大增，单是孔子就有弟子三千；至战国则士多如鲫，如齐的孟尝君，赵的平原君，楚的春申君，魏的信陵君养士各数千人，于是“穷光蛋”的士占大多数。）孟子谈“周室班爵禄”，说天子的“元士受地视子男”，其余“大国”“次固”“小国”的“上士”“中士”都有一定的土田，这当然是事实，不可和他的井田说等量齐观。因为我们还可以从当时其他的书中找出士有田的证据。例如《管子·问篇》说： “余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几何人？……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几何人？……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问士之有田宅身在陈列者几何人？” 所谓“士之有田而不使”，“士之有田而不耕”，就是士为地主的铁证。至于所谓“士之有田宅，身在陈列”，就是指武士。这种武士也是新兴地主的一个大来源，应当略加说明如下： 当春秋战国时，战争频繁，需要很多的军官，于是武士应运而起。到了战胜以后，被兼并的国家的土地变成胜利品而归战胜的君主支配了，《韩非子·有度篇》载： “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 《十过篇》载： “秦穆公……兼国十二，开地千里。” 这里所谓“开”和“启”并不是开荒，只是将原来封建地主的土地（也许有非封建的地主杂在其中）剥夺过来。这种土地总有一大部分是赐给战士的，所以《诡使篇》又说： “夫陈善田利宅，所以战士卒也。” 《显学篇》也说： “夫上所似陈良田大泽，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 《管子八观篇》也给我们一个反证，就是： “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 这寥寥的几桩事已经充分告诉我们，封建地主是怎样的崩溃，新兴地主是怎样的起源了。（此等事在孔子前二三百年间即已发生，《诗经》上的《秦风》，《权舆》,《小雅》，《正月》，《大雅》，《瞻卭》等篇表现得很清楚，这里所说，当然是部分的，并非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崩溃和整个新兴地主阶级的起源都是如此。）这一点值得我们绝大的注意，故不得不大书而特书。 春秋战国时的士多系新兴的地主，既有证据，则代表士阀的孔子同时又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正和代表贵族的老子庄子等同时又代表封建地主阶级一样，这是很自然的事。孔二先生虽是手段高明，对于拥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没有露骨的表示，但全部《论语》仍留下不少的痕迹。例如： “道千乘之国，……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这里所谓“使民以时”，就是不违农时，排斥聚敛，就是不要向地主苛索，“富之”，就是增进地主的财富。因为这种重农的主张，其最大部分的利益当然是归于地主而不归于真正耕种土地的农民。【注】所以孔子为新兴的地主阶级的拥护者和代表，是毫无疑义了。 【附注】法国十八世纪的重农学派虽注意农民的利益，并认农民和渔业矿业者为唯一生产阶级，却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它的格言“农民贫则国贫；国贫则王贫。”——“Poor Peasants，Poor Kingdom；Poor Kingdom，Poor King”——和有若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荀子·富国篇》所谓“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完全是一样的意思。可见口头上尽管说什么农民，人民，百姓，或下，而实际上的着重点仍在地主阶级，无中无外，正是一套把戏。 孔子既代表一个新兴的地主阶级，所以他在政治上要求一个统一江山的天子君临天下，作为这个阶级的保护主，使不受向来一切封建主的剥削。他替鲁国作《春秋》的第一句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正是这个意思的表现。因此他的政治哲学直截了当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使国与家直接联系起来，将封建制度中一切等差一扫而空。就是他晚年赞《周易》，也不过是本着唯心论，随自己的意思，极力称颂庖牺，神农，黄帝，尧，舜这些大部落的首长（即所谓元后）为怎样的大圣人，为怎样可崇拜的偶像，因以建立他的中央集权的天子制（“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去适应这个新兴阶级的利益。 所以孔子的学说能支配中国至二千余年之久，正因为这个长时期中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近十几年来，他的学说完全失去向来的威权，正因为地主阶级的势力早已下降，丧失以前统治的地位，由新兴的资产阶级起而代之了。 关于孔子的阶级性问题从来没有人细心精密地分析过，以致大家对于他的认识，都十分肤浅而模糊，丝毫不懂中国经济发展的胡博士更不会注意到这一点，因此他所讲的孔子的学说是很浅薄而支离的。今试略举数点如下： （一）我们在上面已经隐约指出，孔子是已经具有一种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统一帝国的中心思想才去修《春秋》赞《周易》的，所以他的议论无不归结于此，观于寐秋《春秋》书“初税亩”（宣公十五年）和“用田赋”（哀公十二年）以示讥，《易传》称远古代的元后，即可以知道。胡博士不懂得这一点，便反转来说： “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都在一部《易经》。” 于是特辟专章，大谈“《易经》的哲学”，说全书有三个“基本观念”： “第一，万物的变动不穷，都是由简易的变作繁赜的。第二，人类社会的种种器物制度都有一个极简易的原起，这个原起便是‘象’。人类的文明史只是这些‘法象’实现为制度文物的历史。第三，这种种‘意象’变动作用时，有种种吉凶悔吝的趋向，都可用‘辞’表示出来，使人动作都有依法标准，使人明知利害，不敢为非。” 他以为“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都在一部《易经》”而“《易经》的精华就是“（一）易，（二）象，（三）辞”，换句话说，“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就是“（一）易，（二）象，（三）辞。”这种说法丝毫没有发现孔子哲学的特点，因为所谓万物变化由简而繁，制度文物趋于意象，都是中国古代唯心哲学的通则，【注】至于“使人入动作都有依法标准，使人明知利害，不敢为非”的辞更是每个哲学家所不可少的工具。试问他举出这三种很普通的东西作为“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到底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 【附注】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万物变化，由简而繁的意思；又说“道之为物，惟忧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即制度文物起于意象的意思。 所以用易象辞去说明孔子的哲学，或“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是绝对不会成功的。我们必须进一步问孔子何以恰恰是他那样的“正辞”或“正名”。而不是别种样式的“正辞”或“正名”。要追问到这一点，才可以达到“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才可以表现他的哲学的特点。举个例来说，孔子何以恰恰要说：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他为什么不像老子一样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再举个例来说，孔子何以恰恰要说；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他为什么不像芋尹无字一样说：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我们对于第一个例的答案是：孔子为新兴的前资本主义时代地主阶级的代表，富于朝气，勇于进取，正在以造成本阶级的统治地位为前提，故有生，位，人，财，义的说法，绝不能和日趋崩溃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老子一样，说出一些不仁，刍狗和绝弃的反动话。对于第二个例的答案是：他在政治组织上所要的，大的是国，小的是家，故只简简单单讲君臣父子之道，不复需要封建时代的十等了。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要讲哲学，必须以阶级为根据，否则无论自以为见解怎样迈越前古，总是浅薄无聊的！（胡博士说：“《易经》这一部书，古今来多少学者做了几屋子的书，也还讲不明白。”又说：“古今说《易》的人不懂此理〔指象〕……，所以越讲越不通了。”他的言外之意，是自以为有独到的见解！） （二）胡博士又很郑重地介绍《系辞传》的一大段，并加以详细的解释，我现在为便于批评起见，仍然要将这一段话列在后面：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斵木为耜，揉木为耒，……盖取诸益。”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盖取诸涣。” “服牛乘马，引重致远，……盖取诸随。”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盖取诸小过。”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盖取诸睽。”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这一大段话的出发点是八卦。从前日本的幸德秋水倡言基督教的十字架是男子生殖器崇拜的孑遗，近来中国也有人觉得“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时代的东西；‘乾’‘坤’二卦即是两性底生殖器底记号。”（见顾颉刚编著的《古史辩》中玄同的信。此外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卷上，某君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都有同样的意见。）我以为此说是很有理由的，因此，孔圣人这一段话的第一节“近取诸身”四字是其实不虚的，至于”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远取诸物”等等，原始人虽也办得到，不免带一点铺张的色采。然这一条至少可以表现八卦的起源本来是唯物的。不意被孔二先生一赞，它竟由唯物而变唯心的了。于是我们的初民从实际经验中所发明的工具和所创造的事业，被他倒果为因，一起归住“盖取诸离，益，噬嗑，乾坤，涣，随，豫，小过，睽，大壮，大过，夬”几个卦上，并一起归在庖牺，神农，黄帝，尧，舜这几个所谓圣人的身上。像这样的说法原不过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勾当，与上古实在的情形没有什么关系。 胡博士不明白这种情形，竟于解释上述一大段话之后，说道： “以上所说古代器物制度的原起未必件件都合着历史的事实。” 观他的言外之意，是明明承认内中有几件——不过不是“件件”——是“合着历史的事实”。现在如果请他具体地指出到底是那几件，我想他没有办法做得到，否则就会跳出常识的范围了。著哲学史的人对于这种完全显明的骗局不独不予以指摘，并且还详为解释，还于模棱两可的批评中代为加上一种保证，这是极不应该的。 （三）胡博士用一专章讨论《易》既是十分浅薄，而他用一专章讨论“正名主义”也是一丘之貉。他说： “孔子当日眼见那些‘邪说暴行’，……以为天下的病根在于思想界没有公认的是非真伪的标准。……他的中心问题只是要建设一种公认的是非真伪的标准。建设下手的方法便是‘正名’。……一部《春秋》便是孔子实行正名的方法。” 以上所说的原是事实。不过他一提及孔子在《春秋》上正名的主旨就完全弄错了。他说： “那时的周天子久已不算什么东西。楚吴都已称王，此外各国也多拓地灭国，各自称雄。孔子眼见那纷争无主的现象，回想那封建制度最盛时代，井井有条的阶级社会，真有去古日远的感慨。所以《论语》说：‘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读这两句，可见他老人家气得胡子发抖的神气！《论语》又说：“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孔子虽明知一时做不到那‘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制度，他却处处要保存那纸上的封建阶级。所以《春秋》于吴楚之君只称‘子’，齐晋只称‘侯’，宋虽弱小，却称‘公’。践土之会，明是晋文公祀周天子叫来，《春秋》却说是“天王狩于河阳”。周天子的号令，久不行了，《春秋》每年仍旧大书‘春王正月’。这都是‘正名分’的微旨。”。 当我们论孔子的阶级性时，对于这一段话已经征引过几句，并发了好些议论，现在仍然要从另一方面再说几句，因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值得反复讨论的。 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也”，他老先生虽不限定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但却是眼光锐利，善观时变。《中庸》虽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他虽自称为“信而好古”，但遇事自有斟酌，并不迷信古代的任何种制度。颜渊问为邦，他答道： “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 又说： “麻冕，礼也；今也纯，俭，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秦也。——虽违众，吾从下。” 可见他的心中自有主宰，不肯受古代文物制度的拘束。要懂得这一点，才会看出他对于季氏僭用八佾，“气得胡子发抖”，对于三家者以《雍》彻”，大肆讥评，《春秋》对于吴，楚，齐，晋，之君称“子”称“侯”，以及大书“天王狩于河阳”和“春王正月”，并不是因为他“回想那封建制度时代井井有条的阶级社会，真有去古日远的感慨”，便“处处要保存那纸上的封建阶级”，而是他看见当时的诸侯大夫互相侵伐僭窃，扰攘不宁，要借此裁制他们，确立一种中央集权的天子制，去适应他所代表的士和新兴阶级的利益。（这种天子不限定就是周天子，只要当时的诸侯能以“德”——不以力——服人，和汤武一样，起来统一“天下”，他也是赞成的。）我说这句话，绝不是随意推测，而是有真凭实据的。今试分述如下： （1）梁启超说得对，当封建时代，“天子与诸侯俱南面而治，有不纯臣之义（《公羊傅》注文）。各侯国所有行政机关大略与天子相同，所差者规模稍有广狭耳。天子不干涉侯国内政，各侯国在方百里或方数百里内充分行使其自治权。”所以“封建制度最盛时代”的周天子也不过是在名义做一个共戴之主，并没有孔子心目中的天子那样的威权（胡博士对于我说的孔子主张中央集权的天子制一点，当然同意，因为他也有“重君权的儒家”的说法），故孔子的目的实不在恢复封建制度。 （2）封建制度最重阀阅，不得互相逾越。孔子及其弟子都是士阀或庶人阀出身，并非贵族。（《尸子·劝学篇》“子路，卡之野人，子贡，卫之贾人，颜涿聚，盗也，颛孙师，驵也，孔子教之，皆为显士。”）就阀阅制讲，他们应本“思不出其位”的主张，始终安于士阀，不得有非分的希冀。然在事实上，孔子对于“千乘之国，……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此三年，可使足民”，以及赤也“愿为小相焉”的说法，不独没有贬词，自己且公然宣言“雍也可使南面”。啊，不仅如此，孔子做过鲁国的司空和司寇，子贡为齐鲁聘吴越，职居卿位，宰予仕齐，也是卿，他们师弟简直闯入贵族阀了。这是“那封建制度最盛时代井井有条的阶级社会”所许可的么？所以如就他“处处要保存那纸上的封建阶级”（应当说阀阅）而论，“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吴，楚，齐，晋的僭号，晋文公的“叫来”周天子，固然是不对，但他们师弟日日打主意，想爬入并且实行爬入贵族阀，甚至于还想南面称王，又何尝是对？他的最有名的私淑弟子孟先生宣言“惟仁者宜在高位”，心目中完全没有封建制度中的共主周天子，（所以有人嘲笑孟子，说：“而今尚有周天子，口口声声说王齐。”）又何尝是对？因为像胡博士所说的一样，“孔子的人生哲学极注重行为的‘居心’和‘动机’”，他既明斥贵族的躐等行为，自己一系更不应当有躐等的念头和行动，否则不免厚于责人而薄于责己，简直不成其为大圣人了。 我们根据以上的两种理由，可以断然宣布胡博士所主张的孔子“定名分”是“处处要保存那纸上的封建阶级”，为一种皮相之谈。 （四）《哲学史》讲孔子的学说篇幅最多，而毛病也真是不少；我们无睱一一提出来讨论与批评，今只再将一个较重要之点略说几句作为收束，孔子论学本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学包括遇事观察，即物穷理，身体力行，学文读书。如《论语》所谓：“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都是指广义的学，狭义的学专指学文读书讲，如“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好古敏以求之”，“博学于文”是。胡博士在“一以贯之”一章竟说： “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过来的学问。” 这种说法未免太小视了孔子，像他那样“集大成”的人，或用胡博士自己的话来说，像他那样“气象阔大的人物”，何至于把个“学”专限在读书上？我们从推理上也可以断定他不致于那样浅薄无聊，何况还有上面所举两个“好学”及其他无数证据呢？梁启超说，看见胡博士这段话，对于他的“武断，真不能不吃一大惊”！这一大惊倒是应当的。 不过胡博士的武断还不止此。他于作出上项结论之后，并且公然宣布孔二先生的罪状，说： “可惜他把‘学’字看作读书的学问，后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受这种学说的影响，造成一国的‘书生’废物，这便是他的流弊了。” 孔子所谓“学”并不全是狭义的，我们已经说过了。即再退一步，假定他所谓“学”“只是读书”，也不能把后来“造成一国的‘书生’废物”归咎于他，因为他老先生所教的科目除“书”外，还有“礼乐射御数”，故《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门有六艺，而后世只取一艺——书——他对于此事应负责任么？凡稍有常识的人总不能以此相诘责。可是胡博士为实验主义所蒙蔽，处处吹毛求疵地去“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种影响效果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以致弄出这种笑话！我说他此书的根本缺点是在应用实验主义的方法，这也是一个明证。 第十二，孔子为新兴的地主阶级的代表已如上所述，孟子更是如此。的确，书中拥护农业的话很多，如“不违农时”，“薄税敛”，“民事不可缓也”，“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之类是。但有人以为孟子明明代表一殷农民的利益，主张井田制，怎好说他是拥挤地主阶级呢？其实所谓“五亩他宅”，“百亩之田”，只是他一种温情主义的口头禅，和西洋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偶言替工人阶级谋利益一样，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当时既有地主阶级的存在，而他又力倡 “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这就是承认一个统治阶级和一个被统治阶级的说法，在事实上，前者为地主，后者为农民，这还用得着怀疑吗？ 可是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就是他所说的： “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 所谓“巨室”并不是朱熹所想象的“世臣大家”，只是墨子所说的“大家”（参看《墨子·天志》上中两篇），管子所说的“巨家”（参看《山国轨篇》），只是大地主。（同样上面的“君子”和“劳心者”也不仅指正位的官吏，是包括整个统治的地主阶级在内。）至于“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天下慕之”，就是卡尔所谓“支配一个时代的观念常不过是统治阶级的观念”。这种巨室从孟子的时代起一直到最近二十年前是中国的统治者，而历朝的帝王就是他们的首领。 胡博士没有看清这一点，遂于讲孟子的政治哲学时说道： “孟子生在孔子之后一百多年，受了杨墨两家的影响，故不但尊重个人，尊重百姓过于君主；还要使百姓享受乐利。” 这种说法是十分浅薄而错误的。我们在反驳之前，要再进一步，问杨墨又是受了谁的影响？胡博士回答道： “孔门有一派把一个‘孝’字看得太重了，后来的结果便把个人埋没在家庭伦理之中。……这种家庭伦理的结果，自然生出两种反动。一种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如杨朱的为我主义。……一种是极端的为人主义，如墨家的兼爱主义。……” 孔门的“‘孝’字”派这样影响杨朱，杨朱又这样影响孟子，互相交错，煞是好看！不过我们要再问胡博士，“‘孝’字”派的家庭伦理为什么不能直接影响孔门的其他各派，而另外激成杨朱的为我主义和墨子的兼爱主义？杨朱的为我主义和墨子的兼爱主义为什么又不能继续发展下去，而另外造成孟子的“民权”论与“乐利主义”？我想他对于这种兜圈子的顽意儿没有法子能够给予一种满意的解答。因为杨朱，墨子，孟子学说的动力本来不在这里，如靠这一着去解释，真有“此路不通”之叹！ 关于杨朱的为我主义的背景前面已经讲过，关于墨子的兼爱主义的背景可待下面去讲，我们现在专讲孟子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话并不是受了什么杨墨的影响，而是因为当时的地主阶级已经壮大，内中有些且变成“巨室”可以和政府对抗，使为政者不敢得罪他们，——这种情形反映到孟子的心目中，他才有胆量说出一些重民轻君的话。胡博士不知道从这种具体的事实中去找线索，专凭着唯心的实验主义的方法，从杨墨方面打主意，殊不知这是很渺茫的事，即使属实不虚，也当然是枝节的而非根本的了。 他又说，孔子的政治哲学是“爸爸政策”，孟子的是“妈妈政策”。“爸爸政策要人正经规矩，要人有道德；妈妈政策要人快活安乐，要人享受幸福”。故孟子所说如“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这一类“‘衣帛食肉’的政治，简直是妈妈的政治。……后人不知道这个区别代表一百多年儒家政治学说的进化，所以爸爸妈妈的分不清楚。……”他自以为懂得这种区别，见识高人一等。但孟子的嘴上为什么挂着“‘衣帛食肉’的政治”，他就说不出来。这也是要从事实中去找线索，不能专在想象上着眼的，就是，当时生产力的发展较春秋时又进一步，反映到孟子的脑袋中，才发生那样虚悬一格的议论来。 第十三，胡博士所讲的孟子性善论，留在荀子的批评中一起来估量，现在且先描写荀子的阶级性。他和孟子一样，明白主张要有一个统治阶级和一个被统治阶级，所以说：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异之也。故使或美或恶，（杨倞注；“美谓褒宠，恶为形戮”）或厚或薄，或佚或乐，或劬或劳。”（《富国篇》。） 至于这个统治阶级，不用说，也是地主阶级。所以他在同篇中又说：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 此处所“民”和“下”，并不是指一般农民，而是指地主，一则可以从“民富”两字看出来，二则本篇的下文又明言“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多则必以法数制之。“可见他讲什么富，什么礼，只是为地主阶级说法。 儒家既是一脉相传，代表前资本主义阶段中的地主阶级，对于手工业者和商人到底持一种什么态度呢？孔孟对于商人都具一种轻视的心理，至荀子则更因工商业的发达而公然排斥工商，所以《富国篇》主张“省商贾之数”，因为“工商众则国贫”，而《君道篇》更要“省工贾，重农夫”，这就是表示不准工商侵夺地主阶级的利益了。 胡博士不知道从这种根本地方着眼，所以描写荀子，处处只能说出一个当然，而不能说出一个所以然。例如他讲荀子的名学占去本篇三分之一的篇幅，但不能告诉我们荀氏为什么有那样的名学。他说： “墨家论‘名’只有别同异一种用处。儒家却于‘别同异’之外添出‘明贵贱’一种用处。‘明贵贱’即是‘寓褒贬，别善恶’之意。荀子受了当时科学家的影响，不能不说名有别同异之用。但他依然把‘明贵贱’看得比‘别同异’更为重要。” 荀子为什么“把‘明贵贱’看得比‘别同异’更为重要”呢？哲学史的作者绝不能解答这个问题。但自我们看来，却十分显明，就是：荀氏为统治阶级的代表，最注意的是下面有一个被统治阶级，并且弄得“秩序”井然，所以他特别重视“明贵贱”。至于说“‘明贵贱’即是‘寓褒贬，别善恶’之意”，简直又是闹笑话，因为果如所言，贵即是褒是善，贱即是贬是恶，再明白些说，统治阶级即是当褒，即是善，被统治阶级即是当贬，即是恶，这还了得？！所以他至多只能说：“明贵贱”和“寓褒贬，别善恶”具有同样的用意。 他介绍孟子的性善论，占孟子一章篇幅的半数，在荀子一篇中又将两人的论性比较一番，说： “孟子把‘性’字来包含一切‘善端’，如恻隐之心之类，故说性是善的。荀子把‘性’来包含一切‘恶端’，如好利之心，耳目之欲之类，故说性是恶的。这都由于根本观点不同之故。孟子又以为人性含有‘良知良能’，故说性善。荀子又不认此说。他说人人虽有一种‘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但是‘可以知’未必就知，‘可以能’未必就能。” 不过说来说去，只勉强做到他所谓“述学”两个字，一向侈谈生物进化论的大博士竟不能利用生物学中的遗传说来判断他们学说的是非真伪，借以履行他自己所揭橥的“评判”的职务。自然，这是一个很重大而且困难的问题，不容易寻得一种正确的解决；但因此便缄口不言（仅在后面讲宋子的时候，附带说一句，“儒家的孟子一派要人为善，遂说性本是善的，同是偏执之见”），总不能算是尽了哲学史的作者的责任，尤其是以“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自夸的人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不可不发表一点意见。 可是他既默不作声，我们站在批评地位的人，不能依样葫芦，正不妨本着自己的认识，来谈几句。我以为孟子的言性善，和荀子的言性恶，都是一种唯心论，都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没有经过细密考察的。他们一讲到性，多不从一般人的性上去加以个别的分析，偏好引一些似是而非的比喻来作性善或性恶的说明。例如正一方面孟子就说：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在另一方面，荀子却说： “隐栝之生为枸木也。绳墨之起为不直也。立君上，明礼义，为性恶也。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他们就是讲到性的本身，也不外几句空空洞洞的话，（如孟子所谓人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荀子所谓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疾恶，耳目之欲，声色之好是）绝不能作为解决问题的根据，因此我们应当另寻门径。 在阶级制的社会中，所谓善恶的问题，本因阶级立场的标准。现在即退一步，假定已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标准，然环境的影响对于性的善恶有极大的作用。孟子所谓“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原因即在于此。（自暴自弃也包括正内）这是第一点。 其次，依照遗传学看来，举凡先天的性质（即从祖先传下来的）和后天的性质（即本人出生后所获得的），大概可以遗传，不过前者是一代传一代，后者是隔一代或几代而相传的。（参看赫克尔《自然创造史》第九讲《遗传律与遗传》——（Ernst Haeckel；Natürliche Seböpfungs-Geschichte,1923,）既是这样，一个人的善性或恶性当然可以遗传给他的子孙。如“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这种事实如果的确，而又不是受了环境的影响，那一定是出于遗传。大家听了这句话，不免要奇怪起来，因为所谓遗传应当是善传善，恶传恶，不能有恰恰相反的现象出现，和尧与丹朱，瞽瞍与舜，舜与商均一样。实则瞽瞍之于商均，正合于赫克尔所举出的隔一代相传的规律，（其公式为A＝C＝E，而B＝D＝F）而丹朱的例子如果不能从他的祖父母找到解释，也是可以从尧的身上说明的。卡墨列的《遗之传谜》（原文见本书第十一章）论天才的第二，三，四条可以供我们的应用，他说； “二，天才在精神方面十分显赫，在体质方面常是不成功的。……由过度工作的脑筋中流入胚胎的疲劳质（Ermüdungsstgoffe）也许和发作中的毒药一样发生效力：倾向受刺戟，而授胎的效果缩小了，或变坏了。因此就常规讲，天才差不多总是产生很少价值或没有价值的后裔。 三，还有一种原因也助成这种很少价值的状况。……凡光明多的地方，黑暗也多；黑暗多的地方，光明也多。天才与癫狂，天才与暴戾常为比邻。……天才于光明显赫的性质外，还具有不惬人意和卑劣的怪癖。曾经提及的分殖律对于儿童的分配既不平均，又不公道；它予一个孩子以最有价值的性质，予另一个孩子以很少价值的性质。而此等很少价值的性质常具有校强的遗传的伸张力；所以有价值的后裔是否出生，还是一个疑问。 四，我们不要忘记，（恰恰是关于遗传的）生一个小孩子是要两个人合作的。男的如果具有才能，女的就未必如此，女的如果具有才能，男的也未必如此。可是平均总占优胜；在遗传的影响上非天才的生产者容易胜过天才的生产者。哥尔通以为我们的遗传质料有四分之一得之于父毋，十六分之一得之于祖父母，六十四分之一得之于曾祖父母等等，他的学说虽未尝证实，但他对于减弱的遗传所引起的倾向的危险，已经使人注意了。” 我们把这三段话看一下，便知道书本子上那样的尧生出书本子上那样的丹朱，是很可能的。 现在总括起来说：在充满了矛盾，对抗和争斗的阶级制社会中，以及遗传的关系，我们在一方面不承认孟子的人性皆善说，在另一方面，也不同意于荀子的人性皆恶说；我们承认，因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的缘故，人的性是有善的有恶的，不可一概而论。这就是我们对于孟子荀子两种相反的性论的批评，这也许不完全正确，也许还要受他人的指摘，但总比费尽气力描写他们的学说而不能得到一种结论的胡博士进了一步。 [book_title]七 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墨子和别墨的批评 （一）把墨学的发生完全归在对儒家的反响上！ （二）春秋战国时农民困苦的一斑 （三）墨子是代表小有产的农工阶级 （四）墨子提倡兼爱的原因 （五）墨子的“明鬼”论何尝起于反对儒家的不信鬼？ （六）墨子的“非命”论何尝起于反对儒家的信天命？ （七）墨子的“节葬”论何尝起于反对儒家的厚葬久丧？ （八）墨子的“非乐”论何尝起于反对儒家的重礼乐？（九）“生来是一个苦行救世的宗教家”！ （一○）拿这句话来批评实验主义倒是对的！ （一一）抛弃“非攻”论的精华了！ （一二）一批讲墨子哲学的学者所同犯的错误 （一三）不懂得“中国古代的第一奇书”是怎样发生的 （一四）介绍《庄子•天下篇》的二十一事 （一五）造成四项大帽子戴在二十事的头上 （一六）由小变大由实变虚由动变静等等的戏法 （一七）借“共相”“自相”的花样为诡辩作护符 （一八）“自相”绝对不能推翻“共相” （一九）引《墨辩》和《公孙龙子》说法反暴露了诡辩的真相 （二○）还可说卵有头尾翼足感情和意志！ （二一）何必从马的老祖宗方面打主意？ （二二）“人有尾”和“龟大于象” （二三）“火如冰”与“目可触” （二四）“黄马骊牛一”！（二五）“胡博士三手”！ （二六）本体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么？ （二七）翁仲能为仲翁么？ （二八）瑰胡两位大师都不注意“未尝有”三个字！ （二九）实验主义的破产已赤裸裸的暴露出来了！ （三○）章行严的《名墨訾应考》与胡博士的错解《墨辩》 （三一）介绍并批评墨学灭亡的原因的三种说法 （三二）墨学灭亡的真正原因 第十四，梁启超说，胡博士“这部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他所讲的“最好”的荀子，我们已经领教过，现在再来看他所讲的“最好”的墨子罢。 自我看来，胡博士所讲的墨子并不比他所讲的孔子，庄子为好，因为我们到处找不到“石破天惊的伟论”，内中“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最可笑的是他把墨学的发生完全归在对儒家的反响一点上。他说： “儒家自孔子死后，那一班孔门弟子不能传孔子学说的大端，都去讲究那丧葬小节。请看《礼记·檀弓篇》所记孔门大弟子子游曾子的种种故事，那一桩不是争一个极小琐碎的礼节？……再看一部《仪礼》那种繁琐的礼仪，真可令今人骇怪。墨子生在鲁国，眼见这种怪现状，怪不得他要反对儒家，自创一种新学派。墨子攻击儒家的坏处约有四端：……因为儒家不信鬼，……所以墨子倡‘明鬼’论。因为儒家厚葬久丧，所以墨子倡‘节葬’论。因为儒家重礼乐，所以墨子倡‘非乐’论。因为儒家信天命，……所以墨子倡‘非命’论。” 墨子攻击儒家，处处和它对抗，这是事实；但把他“反对儒家”看做因，把他“自创一种新学派”看做果，便是绝大的错误。因为墨学的起源是由于阶级的观点和儒家不同，我们要想彻底了解这“一种新学派”，当从分析墨子的阶级性入手。 当春秋战国之际，农业的生产力虽日益提高，而农民的困苦却不曾减少。《管子·治国篇》说： “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十疋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什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四养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常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孰也，四种而五获。（四时皆种，五谷皆宜也）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今也仓稟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 这一段话描写一般农民的被剥削，受痛苦，至为明显，一个农夫在中平的年岁产粟二百石，还要将自己的儿子出卖去维持生活，这是何等悲惨的事！我们细心翻阅墨子的书，就可以看出他是代表这种农民和手艺工人的。（所谓手艺工人，有一部分固为独立的手工业者，但有一大部分仍是农家的妇女，因此可以说，他是代表农民阶级。）他的书中言及农工的事比老庄孔孟荀等的著作要多得多。《尚贤》中篇说： “……王公大人明乎尚贤使能为政，是以民无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者。故古圣王以审以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于天；虽天亦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 这几句空空洞洞的话好像不能表现墨子的阶级性，实则不然。试看儒家的孟子只会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荀子只会说“或佚或乐，戒劬或劳”，视被压迫阶级的劳动为当然的义务，不注意于这种阶级的劳苦情形。（他们两人虽都有“九亩之宅百亩之田”的说法，但也不过是一种理想上的花样罢了。）墨子却完全相反，他的心思才力专注于此，所以在《非命》下篇又托为“古圣王”的事迹道：“昔者禹，汤，文，武方为致乎天下之时，曰，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他既代表一般平民的利益，便一洗儒家贵贵亲亲的议论，主张完全由平民来组织政府，所以要“选择天下贤良圣智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选择赞阅贤良圣智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尚同》中），“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尚贤》上）。我们将这些事件参合起来看，就可以知道墨子所代表的正是农工阶级。 还有一层，他在《天志》诸篇，《兼爱》下篇和《非乐》上篇中或再三申明“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或宣言“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或慨叹于”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动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一本作傲）贱”。这里所谓“大家”（与孟子所称的“巨室”有些相似），“强者”，“贵者”，“多诈者”，不用说，是统治阶级的人，大部分必为地主（内中当然仍有贵族）；所谓“小家”，弱者，贱者，愚者，不用说，是被统治阶级的人，大部分必为农工。墨子既拥护小家，弱者，贱者，愚者的利益，则他代表农工阶级，更显而易见了。 不过现在又发生一个问题，墨子既代表被压迫的农工，为什么不领导他们从事争斗，反而大谈其兼爱主义呢？其实此事并不足奇，凡研究过西洋各国初期农工运动史的人即能遇着这种现象，因为在这个时期中农工的阶级意识十分暗昧，争斗的力量更为薄弱，对于压迫阶级不能不取一种友善的态度，希望借此调和双方的对抗，减轻自己的痛苦。墨子的主张兼爱，原因正在于此，所以《兼爱》中说： “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必诈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足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决易之’。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誉之。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 墨子兼爱的主旨及其阶级的背景，这一段话表现得最为明白。胡博士介绍他这种学说，不知道征引此节，偏将《兼爱》上一段比较空洞而且次要的话抄录出来，以致不能完全表现兼爱说的真相，更绝对没有说明他为什么要倡此说，真是浅薄极了。 我们对于墨子的阶级性，既经认识清楚，便容易说明他为什么有“明鬼”，“非命”，“节葬”，“非乐”的议论，更容易说明他为什么要攻击儒家的不信鬼而信天命，厚葬久丧而又重礼乐四点。他的立论完全是由他的阶级观点出发的，今试分述于下： （一）凡智识浅薄的人对于宗教的迷信非常坚强，智识较高的人则反是，这是古今中外共同的现象（就个别讲，自然不能一概而论）。噩子的信鬼和儒家的不甚信鬼，都含有阶级的意识在里面，前者所代表的为智识浅薄的农工阶级，后者所代表的为智识较高的地主阶级，故彼此所表现的态度各不相同，而前者对后者施行攻击。然墨子的“明鬼”除掉阐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教人不要恃”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以相侵凌外，还有一层意义，《明鬼篇》说： “今絜为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诚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饮食之也，岂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诚亡，是乃费其所为酒醴粢盛之财耳。自夫费之，特注之汙壑而弃之也，内者宗族，外者乡里，皆得如具饮食之。虽使鬼神诚亡，此犹可以合欢聚众，取亲于乡里。今执无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诚无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牺牲之财。吾非乃今爱其酒醴粢盛牺牲之财乎？其所得者臣（一本无此字）将何哉？此上逆圣王之书，内逆民人孝子之行。……” 这一段话不独表见墨子要借明鬼去“合欢聚众，取亲于乡里”，处处注重民众的利益，并且还可表见他的主张不是对儒家而发，因为儒家最重祭祀，如有人不供酒醴粢盛牺牲之财，也就是它的死敌。墨子固常攻击儒家，说：“儒以天为不明，以为鬼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然我们绝不可像胡博士一样，因此断定：“因为儒家不信鬼，所以墨子倡‘明鬼’论。”这完全是一种倒因为果的谬论，与实际情形一点也不相符合。 （二）墨子的“非命”论也是从国家和农工的利益上出发的，所以《非命》下说： “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听狱治政，终朝均分而不敢息（一本无此字）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知，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升粟而不敢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纴，多治麻统葛绪捆布縿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今虽毋在乎王公大夫蒉（此贵字假音），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纴矣。王公大夫怠乎听狱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则我以为天下必乱矣！农夫怠乎耕稼树艺，妇人怠乎纺绩织纴，则我以为天下衣食之财必将不足矣！” 由此可见墨子是熟计了本阶级的实际利害，才有“非命”论的主张。儒家因为代表一个地主阶级，故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说，使农民乐贫安命，服服帖帖地供地主的剥削。但墨子看见这种情形，却忍不住要批评几句道：儒“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公孟篇》）“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贱天下之人者也。”（《非儒》下）胡博士没看清此中的源委，便根据这几句话，贸然宣言“因为儒家信天命，所以墨子倡‘非命’论”，也未免太粗心了。 （三）墨子的“非命”论既是从国家和农工的利益出发，他的节葬短丧说也是事同一律。他以为王公大人之死不独需要华丽的衣衾棺椁，和许多金玉，珠玑，戈剑，羽旄，齿革，车马等物去陪葬，并且还要杀殉；就是贱人之死，也将倾家荡产，这是一种害处。至于居丧三年，寢苫枕块，忍饥受寒，使人面目陷𨼥，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强劲，必扶而后能起，杖而后行，更是没有道理。 “使王公大夫行此，则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同闢）草木，实仓廪。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早出夜入，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细计厚葬为多埋赋之财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财以（同已）成者扶而埋之，后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犹禁耕而求穗也！”(《节葬下》) 我们看了这些话，就知道墨子的反对厚葬久丧，是因此事对于农工的利益太不相容，故不得不提出“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节葬下》)，和“三日之丧”（《公孟篇》的办法。至于儒家代表一个地主阶级，尽有财力替死人装门面，尽有时间对世人顽花样，虽受墨子严厉的批评，也是悍然不顾的。胡博士不懂两者中间的阶级关系，不好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不说：“因为儒家厚葬久丧，所以墨子倡‘节葬’论”，就说：“墨子深恨儒家一面不信鬼神，一面却又在死人身上做出许多虚文仪节。所以他对于鬼神只注重精神上的信仰，不注重形式上的虚文”。前几句话和一二两项中所举的例子同一谬误，用不着再驳，后几句话连一种当然的情形还没有描写清楚，（墨子的节葬短丧并不是只注重精神的信仰，不注重形式上的仪文，而是他的仪文另系一种）更谈不到所以然的道理了。 （四）墨子的学说固处处表现他的阶级性，但无论何处，总赶不上“非乐”论中那样深切著明。他并不是不懂得乐的好处，只因这种东西不独与贫苦的农工无缘，并且直接妨害他们的利益，所以为阶级的利害计，断然取一种反对的态度。《非乐》上说： “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一本无此字）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灸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以为事乎国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垣而为之也，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譬之若圣王之为舟车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圣王亦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舟车。既以成矣，曰：吾将恶许用之？曰：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万民出财，赍而予之，不敢以为慼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则乐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则当用乐器，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今王公大人唯毋处高台厚榭之上而视之，钟犹是延鼎也。弗撞击，将何乐得焉哉？……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 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故国家乱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是故仓廪府库不实。今惟毋在乎农夫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是故菽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妇人说乐而听之，即不必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綑布縿；是故布縿不兴。” 《非乐》一篇的好材料实在太多了，我不愿割爱，故引了这许多。最后这一段话阐明劳动（即所谓“力”）为人类生存的唯一要素，这只有代表农工阶级的人才能够领略得到，并说得出，决非统治阶级的人所能想像的。墨子明明知道乐足以安身，甘口，美目，乐耳，而偏持一种非乐论，正是反映着当时贫苦农工的一种意识，因为他们在饿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的当儿，一切音乐的功用完全谈不到。他是一个唯物论者，他的非乐论是从民众的物质生活中发挥出来的。坐在安乐椅上著《哲学史》的胡博士自然不会懂得这一点，于是应用唯心的实验主义的方法，振笔直书道： “墨子生来是一个苦行救世的宗教家，性有所偏，想不到音乐的功用上去”，这便是他的非乐论到的流弊了。” “生来是一个苦行救世的宗教家”，好神秘的句法！“想不到音乐的功用上去”，好武断的批评！自己找不出墨子立说的原因，即冠以“宗教家”三字的头衔，使他神秘起来，加以“想不到”三字的评语，使他愚蠢起来，用这种方法做哲学史固然便当，其如非真相何？！算了罢，像这样的名句到处都是，实在驳不胜驳，我们现在来讲墨子因此反对儒家的问题。 代表地主阶级的儒家在本阶级优美和坐食的生活条件之下，注重礼乐，是必然的现象。它这一套东西是本阶级的专利品，不准其他阶级僭用，所以《曲礼》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荀子·富国篇》说：“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可是自墨子看来，在当时的农工贫苦状况之下，对于什么礼呀乐呀，不独没有僭用的可能，并且也没有僭用的必要，所以老实不客气地加以排斥。《非儒篇》有晏子批评孔二先生的一段话，无论有无其事，要可表见地主阶级的堂堂一表人物，和墨者的不能满意他的原因： “孔丘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劝众。儒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惑也）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当为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 试问拿锄头，刀锤，针线的朋友们那里用得着这些顽意儿？墨子要出来反对，正是当然的事。可是胡博士不知道细心观察他立言的背景，硬说“因为儒家重礼乐，所以墨子倡‘非乐’论”，这样一来，把他的非乐论的真正原因完全抹杀了。 此外，如墨子的三表法完全是站在本阶级的观点和利益上的一种实际应用的工具。我们如果要批评它的得失，当从当时具体的事实和状况立论，才昭平允。但胡博士却只知道用实验主义的死法子，来对付三表法。他对于第三表批评道： “这一条最大的流弊在于把‘用’字‘利’字解得太狭了。往往有许多事的用处或在几百年后，始可看出；或者虽用在现在，它的真用处不在表面上，却在骨子里。” 我以为后面这一句话拿来批评他自己的实验主义倒是对的，把它加在墨子的第三表上，真是不知所云？！怎样见得呢？因为实验主义立下一个抽象的原则，处处要拿一桩事的有用或效果去评判它的价值，既是“往往有许多事的用处或在几百年后，始可看出”，那么，应用这种方法的人在这几百年中对于这许多事，只好置诸不议不论之列，待它们的用处表现出来，切合实验主义所定的标准，然后才下批评。万一实验主义的信徒中有些性子急躁，不愿师弟或父子相传，静心等待几百年的，那就只好直截了当地认这许多事没有用处，一律宣告它们为无价值。在这种局势之下，实验主义者不出于此，必出于彼，没有其他途径可寻。即此一端，已足表现这种方法是一种玄学方法而非科学方法了。至于墨子所谓“用”和“利”都是就本阶级的立场，举出具体的事实，论世知人，我们不能妄加訾议。胡博士既已承认他没有“定下一条‘施诸四海而皆准，行诸百世而不悖’的公式”，便不应当从他的书中抽出一个“用”字和一个“利”字，用自己的阶级观点，加以抽象的批评，说它们是“解得太狭了”。（胡氏在上列一段话后，虽接着就说：“譬如墨子非乐，说音乐无用”，作为实在的例子，然这不是就墨子的立场下批评，而是就他自己的阶级——资产阶级——立场下批评的。） 又如墨子的非攻也完全是站在农工的利益上立论的。《耕柱》批评： “大国之攻小国，譬犹童子之为马（竹马）。童子之为马，足用而劳。今大国之攻小国也，攻者（即所攻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守为事。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 《非攻中》和《非攻下》说： “今师徒唯毋兴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 师徒之兴，“久则数岁，速者数月。是上不暇听治，士不暇治其官府，农夫不暇稼穑，妇人不暇纺绩织纴。则是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也。” 胡博士介绍墨子的非攻论，对于这些最重要的和根本的议论，一字不提，偏将好些次要的和比较空洞的话引出来，并且批评道： “墨子说‘义便是利’。……义是名，利是实。义是利的美名，利是义的实用。兼爱是‘义的’，攻国是‘不义的’，因为兼爱是有利于天鬼国家百姓的，攻国是有害于天鬼国家百姓的。所以《非攻》上只说得攻国的‘不义’，《非攻》中下只说得攻国的‘不利’，因为不利所以不义。……可见墨子说的‘利’不是自私自利的‘利’，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是兼爱的真义，也便是‘非攻’的本意。” 试问胡博士不将墨子非攻的主旨弄清楚，这样义呀利呀，不义呀不利呀，来一大段，有什么用处？他最后虽说“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是“非攻”的本意，仍旧是不着边际，因为拿边沁（J. Bentham）的话来说明墨子的“非攻”，实在不中肯綮。 统观以上所征引的墨子学说，以及我们的说明和批评，可以知道他的根本思想是在谋农工阶级的利益，所有兼爱，明鬼，非命，节葬，非乐，非攻以及节用，尚贤，尚同，天志等等，无不以此为出发点。也无不归宿于此。唯心派的实验主义的信徒胡博士永远不会懂这一点，他讲哲学总是从唯心论出发：从前既说过，“老子哲学的根本观念是他的天道观念”，“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是“（一）易（二）象（三）辞”，所以此时也说，“墨子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只在于他的‘应用主义’。”“这和梁启超认墨子的根本思想为兼爱（见梁著《墨子学案》），夏曾佑认墨子的根本思想为明鬼（见夏著《中国历史》），李石岑认墨子的根本思想为非乐（见李著《人生哲学》），胡朴安认墨子的根本思想为非攻（见胡著《墨子学说》），同是犯了认枝节为根本的错误。胡博士是被认为国内三个哲学家之一，并且以善讲墨子著名，不独至今犹受国内一班胡涂的大学文学哲学教授的拥戴，并且早已为梁启超所推崇，宣言“除了赞叹之外，几乎没有别的说”。可是专就这一篇（第六章）讲，大部分是完全错误，即偶有比较正确的，也和梁氏批评他所讲的孔子一样，“只是弃菁华而取糟粕”。中国古代农工阶级一个唯一的代表被他这样糟塌了，真是一件大不幸的事！ 第十五，《墨子》一篇的成绩既这样坏，而《别墨》一篇也不见得高明。胡博士认《墨辩》六篇非墨子所作，我们可以同意，但因此要将它们送给惠施，公孙龙这些诡辩家，便没有理由。（说见下文）他说及此书的性质，连《小取篇》的九节一起列举出来，介绍辩的七法，为之逐条举例说明，因此占去很多的篇幅，和全书的分量殊不相称。至于两言《墨辩》为“中国古代的第一奇书”，在一方面固然表见他对此书的重视，在另一方面却暴露“他莫明其妙的心情。区区六篇书，里面名学也有，算学，形学也有，光学，力学也有，心理学，人生哲学也有，政治学，经济学也有。为什么这样丰富，为什么远非庄老孔孟等人的著作所能企及呢？他不能明白告诉我们。实则一切科学都起于社会的劳动（有两方面，一为技术的进程，一为经济的进程，即人与物，和人与人的关系）中实际的应用，并不是由任何人凭空想像出来的。墨子既是农工阶级的代表，“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篇》）相勖，他的门徒因参加生产或接近农工而获得种种经验，创造种种科学，这是理所当然，丝毫不足奇怪。我以为著哲学史的人对于这种重要关节提纲挈领地说三四段，和专用三四十大页去介绍那“奇书”中的一种学说（名学）相较，至少具有同等的价值。 然第八篇最大的弱点还在替惠施，公孙龙等的诡辩作辩护士并征引《墨辩》去加以附会两项，今试先介绍他们所讨论的二十一事，然后来谈这两顷。 （1）卵有毛。 （2）鸡三足。 （3）郢有天下。 （4）犬可以为羊。 （5）马有卵。 （6）丁子有尾。 （7）火不热。 （8）山出口。 （9）轮不蹍地。 （10）日不见。 （11）指不至，至不绝。 （12）龟长于蛇。 （13）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 （14）凿不围枘。 （15）飞鸟之影未尝动也。 （16）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 （17）狗非犬。 （18）黄马，骊牛，三。 （19）白狗黑。 （20）孤驹未尝有母。 （21）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他开宗明义说：“这些学说前人往往用‘诡辩’两字一笔抹杀。近人如章太炎极推崇惠施，却不重这二十一事。”于是征引章氏的一段评语，而指为“有点冤枉这些辩者”，自己遂将二十一事分为四组，说每组是讨论一个大问题，就是： “第一，论空间时间一切区别都非实有。（3）（9）(15）（16）（21） 第二，论一切同异都非绝对的。这一组又分两层 （甲）从“自相”上看来，万物毕异。（13）（14）（17） （乙）从“共相”上看来，万物毕同。（1）（5）（6）（12） 第三，论知识。（2）（7）（10）（11）（18） 第四，论名。（4）（19）（20）” 胡博士自造成这四顶大帽子加在二十事（第八条未列入）上面之后，即开始他的十二大页的辩护。我们为阻止这种诡辩和诡辩的辩护词流毒思想界起见，也当分作四项来逐条加以驳斥。 一，空间时间的一切区别都非实有，我们是承认的，但惠施等的三，九，十五，十六，二十一各条不独不足以说明此事，并且凭白加上一种颠倒错乱的纠纷。就第三条讲，郢是一部，天下是全体，一部分怎能大于或同于全体，而说“郢有天下”？胡博士不从这上面着眼，反引庄子“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的开顽笑的话作比校，并解释道： “郢虽小，天下虽大，比起那无穷无极的空间来，两者都无甚分别，故可说“郢有天下”。” 拿郢和天下去同“那无穷无极的空间”相比，作出“两者都无甚分别”的结论，已经是十分勉强，不能自圆其说；由“两者都无甚分别”的结论忽变为大有分别，即极小的郢包含着一个极大的天下，胡博士真会帮着变戏法！ 第三条的戏法是由小变大，第九条的戏法便是由实变虚，因为他的辩护词是：“从‘势’一方面看来，车轮转时，并不蹍地。”实则当车轮在地上行动时，总有一点着地，一点既去，次点复来，点点相连，轮便旋转，怎能说“并不蹍地”？ 第十五条的戏法是由动变静。胡博士引《经下》“景不徙，说在改为”一条作为第十五条的注释（其实是错解《经下》一条的意思，参看《东方杂志》二十一卷第二章行严《名墨訾应考》），并解说道： “影处处改换，后影已非前影。前影虽看不见，其实只在原处。若用照相快镜一步一步的照下来，便知前影与后影都不曾动。” 我们现在先要问影从何来，自然是来自飞鸟。鸟既飞动，影也随之而动，这还用得着怀疑么？！胡博士不管这一点，竟把随鸟移动而不可划分的鸟影强分割为判然各别的什么“前影与后影”，已属可笑；又叫人们“用照相快镜一步一步的照下来”，作为实证，我劝他过是自己或请人照一照去证实自己的幻想罢！ 第十六条的把戏和第十五条是同性质的。胡博士最得意的辩护词是： “今假定箭射过百步需要三秒钟。可见它每过一点，需要三秒之几分之几。既然每过一点必需时若干，可见它每过一点必停止若干时。司马彪说：‘形分止，势分行。形分明者行迟，势分明者行速。’从前的‘势’看去，箭是‘不止’的。从‘形’看去，箭是‘不行’的。譬如我们看电影戏，见人马飞动；其实只是一张一张不动的影片，看影戏时，只见‘势’，不见‘形’，故觉得人马飞动，男女跳舞。影戏完了，再见那取下的影片，只见‘形’，不见‘势’，姑知全都是节节分断，不连络不活动的片段。” 胡博士口口声声说实验主义承认世间的一切是变化的，运动的，但遇着一枝正在变化和运动中的箭反依照诡辩的方法，解作不变化不运动，即此一端已足表见他的自相矛盾和这种主义的纷乱了。他把箭“每过一点，需时三秒之几分之几”，作为箭在这一点上“停止若干时”的证据，完全超出现代科学常识之外。因为依照牛顿的第一运动定律，凡物体不受外界的压力，则静的常静，不能自动，动的常动，不能自静；箭既因外力而动，除空气的阻力足以减少其速度，并使之终于停止外，在中途决不能“停止若干时”。况且胡博士自己明明说出箭“每过一点”的话，“过”是动象，下面忽接“必停止若干时”，真是不通！ 至于他征引司马彪“形分止，势分行”的胡说作为基本理论，把电影戏中“节节分断，不连络，不活动的片段”作为例子，更不值识者一粲。从前的电影术本是将不动的人物摄成各种姿势的影片，然后加以剪裁连络，利用人的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