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诗无邪 [book_author]傅斯年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儒理哲学,经学,完结 [book_length]132246 [book_dec]“诗三百，诗无邪”，《诗经》，一部国学经典，数千年来诵读至今，各种研究和解读亦汗牛充栋。《诗无邪》系傅斯年先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任中山大学教授时，讲授《诗经》的讲义。作者以深厚的史学功底，提出许多新的《诗经》研究方法、理念和观点，是一部系统、全面研究《诗经》的经典之作。 [book_img]Z_5354.jpg [book_title]泛论《诗经》学 《诗经》是古代传流下来的一个绝好宝贝，它的文学的价值有些顶超越的质素。自晋人以来纯粹欣赏它的文辞的颇多，但由古到今，关于它的议论非常复杂，我们在自己动手研究它以前，且看两千多年中议论它的大体上有多少类，哪些意见可以供我们自己研究时参考？ 春秋时人对于诗的观念：“诗三百”中最后的诗所论事有到宋襄公者，在《商颂》；有到陈灵公者，在《陈风》；若“胡为乎株林从夏南”为后人之歌，则这篇诗尤后，几乎过了春秋中期，到后期啦。最早的诗不容易分别出，《周颂》中无韵者大约甚早，但《周颂》断不是全部分早，里边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的话。传说则《时迈》《武》《桓》《赉》诸篇都是武王克商后周文公作（《国语》《左传》），但这样传说，和奚斯作《鲁颂》，正考父作《商颂》，都靠不住；不过《雅》《颂》中总有不少西周的东西，其中也许有几篇很早的罢了。 风一种体裁是很难断定时代的，因为民间歌词可以流传很久，经好多变化，才著竹帛：譬如现在人所写下的歌谣，许多是很长久的物事，只是写下的事在后罢了。《豳风·七月》是一篇封建制度下农民的岁歌，这样传来传去的东西都是最难断定它的源流的。 《风》中一切情诗，有些或可考时代者，无非在语言和称谓的分别之中，但语言之记录或经后人改写（如“吾车既工”之吾改为我，石鼓文可证，吾我两字大有别）。称谓之差别又没有别的同时书可以参映，而亚当夏娃以来的故事和情感，又不是分什么周汉唐来的，所以这些东西的时代岂不太难断定吗？不过《国风》中除豳、南以外所举人名都是春秋时人，大约总是春秋时诗最多，若列国之分，乃反用些殷代周初的名称，如邶鄘卫唐等名，则辞虽甚后，而各国风之自为其风必有甚早的历史了。 约而言之，“诗三百”之时代一部分在西周之下半，一部分在春秋之初期中期。这话至少目前可以如此假定。那么，如果春秋时遗文尚多可见者，则这些事不难考定，可惜记春秋时书只有《国语》一部宝贝，而这个宝贝不幸又到汉末为人割裂成两部书，添了许多有意作伪的东西，以致我们现在不得随便使用。但我们现在若求知《诗》在春秋时的作用，还不能不靠这部书，只是在用它的材料时要留心罢了。 我想，有这样一个标准可以供我们引《左传》《国语》中论《诗》材料之用：凡《左传》《国语》和《毛义》相合者，置之，怕得是他们中间有狼狈作用，是西汉末治古文学者所加所改的；凡《左传》《国语》和《毛义》不合者便是很有价值的材料，因为这显然不是治古文学者所加，而是幸免于被人改削的旧材料。 我们读古书之难，难在真假混着，真书中有假材料，例如《史记》；假书中有真材料，例如《周礼》；真书中有假面目，例如《左传》《国语》；假书中有真面目，例如东晋伪《古文尚书》。正若世事之难，难在好人坏人非常难分，“泾以渭浊”，论世读书从此麻烦。 言归正传，拿着《左传》《国语》的材料求《诗》在春秋时之用，现在未作此工夫不能预断有几多结果，但凭一时记忆所及，《左传》中引《诗》之用已和《论语》中《诗》之用不两样了。一、《诗》是列国士大夫所习，以成辞令之有文；二、《诗》是所谓“君子”所修养，以为知人论世议政述风之资。 说到《诗》和孔丘的关系，第一便要问“孔丘究竟删诗不？”说删诗最明白者是《史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这话和《论语》本身显然不合。“诗三百”一辞，《论语》中数见，则此词在当时已经是现成名词了。如果删诗三千以为三百是孔子的事，孔子不便把这个名词用得这么现成。且看《论语》所引诗和今所见只有小异。不会当时有三千之多，遑有删诗之说，《论语》、孟、荀书中俱不见，若孔子删诗的话，郑卫桑间如何还能在其中？所以太史公此言，当是汉儒造作之论。 现在把《论语》中论《诗》引《诗》的话抄在下面。 《学而》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为政》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泰伯》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子罕》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先进》 南客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子路》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卫灵公》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季氏》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诚不以富，亦祗以异，”其斯之谓与？（此处朱注所校定之错简）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阳货》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从此文我们可以归纳出下列几层意思： 第一，以《诗》学为修养之用； 第二，以《诗》学为言辞之用； 第三，以《诗》学为从政之用，以《诗》学为识人论世之印证； 第四，由《诗》引兴，别成会悟； 第五，对《诗》有道德化的要求，故既曰“思无邪”，又曰“放郑声”； 第六，孔子于乐颇有相当的制作，于《诗》虽曰放郑声，郑声却在“三百篇”中。 以《诗三百》为修养，为辞令，是孔子对于诗的观念。大约孔子前若干年，《诗三百》已经从各方集合在一起，成当时一般的教育。孔子曾编过里面的《雅》《颂》（不知专指乐或并指文，亦不知今见《雅》《颂》之次序有无孔子动手处），却不曾达到《诗三百》中放郑声的要求。 西汉《诗》学 从孟子起，《诗经》超过了孔子的“小学教育”而入儒家的政治哲学。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简直是汉初年儒者的话了。孟子论《诗》甚泰甚侈，全不是学《诗》以为言，以为兴，又比附上些历史事件，并不合实在，如“戎狄是膺，荆舒是惩”附合到周公身上。这种风气战国汉初人极多，《三百篇诗》作者找出了好多人来，如周公、奚斯、正考父等，今可于《吕览》《礼记》《汉经说遗》文中求之。于是一部绝美的文学书成了一部庞大的伦理学。 汉初《诗》分三家，《鲁诗》自鲁申公，《齐诗》自齐辕固生，《韩诗》自燕太傅韩婴，而《鲁诗》《齐诗》尤为显学。 《鲁诗》要义有所谓四始者，太史公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又以《关雎》《鹿鸣》都为刺诗，太史公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凌迟，《鹿鸣》刺焉。”其后竟以“三百篇”当谏书。这虽于解《诗》上甚荒谬，然可使《诗经》因此不佚。 《齐诗》《韩诗》在释经上恐没有大异于《鲁诗》处，三家之异当在引经文以释政治伦理。齐学宗旨本异鲁学，甚杂五行，故《齐诗》有五际之论。《韩诗》大约去泰去甚，而于经文颇有确见，如《殷武》之指宋襄公，即宋代人依《史记》从《韩诗》，以恢复之者。今以近人所辑齐鲁韩各家说看去，大约齐多侈言，韩能收敛，鲁介二者之间，然皆是与伏生书、《公羊春秋》相印证，以造成汉博士之政治哲学者。 《毛诗》 《毛诗》起于西汉晚年，通达于王莽，盛行于东汉，成就于郑笺，从此三家衰微，毛遂为《诗》学之专宗。 毛之所以战胜三家者，原因甚多，不尽由于宫廷之偏好和政治之力量去培植它。 第一，申公、辕固生虽行品为开代宗师，然总是政治的哲学太重，解《诗》义未必尽惬人心，而三家博士随时抑扬，一切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必甚多，虽可动听一时，久远未免为人所厌。而《齐诗》杂五行，作侈论，恐怕有识解者更不信它。则汉末出了一个比较上算是去泰去甚的《诗》学，解《诗》义多，作空谈少，也许是一个“应运而生”者。 第二，一套古文经出来，《周礼》《左氏》动荡一时，造来和它们互相发明的《毛诗》，更可借古文学一般的势力去伸张。凡为《左传》文词所动《周官》系统所吸者，不由不在《诗》学上信毛舍三家。 第三，东汉大儒舍家学而就通学，三家之孤陋寡闻，更诚然敌不过刘子骏天才的制作，王莽百多个博士的搜罗；子是三家之分三家，不能归一处，便给东京通学一个爱好《毛诗》的机会。郑康成礼学压倒一时，于《诗》取毛，以他的礼学润色之，《毛诗》便借了郑氏之系统经学而造成根据，经魏晋六朝直到唐代，成了唯一的《诗》学了。 《毛诗》起源很不明显，子夏、荀卿之传授，全是假话。大约是武帝后一个治三家《诗》而未能显达者造作的，想闹着立学官（分家立博士，大开利禄之源，引起这些造作不少，尤其在《书》学中多）。其初没有人采他，刘子骏以多闻多见，多才多艺，想推翻十四博士的经学，遂把它拿来利用了。加上些和从《国语》中搜出来造作成的《左传》相印证的话，加上些和《诗》本文意思相近的话，以折三家，才成动人听闻的一家之学。试看《毛传》《毛序》里边有些极不通极陋的话，如“不显显也”，“不时时也”之类，同时又有些甚清楚甚能见闻杂博的话，其非出于同在一等的人才之手可知。 现在三家遗说不能存千百于十一，我们没法比较《毛诗》对于三家总改革了多少，然就所得见的传说论，《毛诗》有些地方去三家之泰甚，又有些地方，颇能就《诗》的本文作义，不若三家全凭臆造。所以《毛诗》在历史的意义上是作伪，在《诗》学的意义上是进步；《毛诗》虽出身不高，来路不明，然颇有自奋出来的点东西。 宋代《诗》学 经学到了六朝人的义疏，唐人的正义，实在比八股时代的高头讲章差不多了，实在不比明人大全之学高明了。自古学在北宋复兴后，人们很能放胆想去，一切传说中的不通，每不能逃过宋人的眼。 欧阳永叔实是一个大发难端的人，他在史学、文学和经学上一面发达些很旧的观点，一面引进了很多新观点，摇动后人（别详）。他开始不信《诗序》。北宋末几朝已经很多人在那里论《诗序》的价值和诗义的折中了。但迂儒如程子反把《毛诗序》抬得更高，而王荆公谓诗人自己作叙。直到郑夹漈所叙之论得一圆满的否定，颠覆了自郑玄以来的传统。 朱紫阳做了一部《诗集传》，更能发挥这个新义，拿着《诗经》的本文去解释新义，于是一切不通之美刺说扫地以尽，而《国风》之为风，因以大明。紫阳书实是一部集成书，韵取吴才老《叶韵》之说，《叶韵》自陈顾以来的眼光看去，实在是可笑了，但在古韵观念未出之前，这正是古韵观念一个胎形。训诂多采毛、郑兼及三家遗文，而又通于礼学（看王伯厚论他的话）。其以赋比兴三体散入虽系创见，却实不外《毛诗》独标兴体之义。 紫阳被人骂最大者是由于这一部书，理学、汉学一齐攻之，然这部书却是文公在经学上最大一个贡献，拿着本文解《诗》义，一些陋说不能附会，而文学的作用赤裸裸地重露出来。只可惜文公仍是道学，看出这些《诗》的作用来，却把这些情诗呼作淫奔，又只敢这样子对付所谓变风，不敢这样子对付大、小《雅》《周南》《召南》《豳风》，走得最是的路。偏又不敢尽量地走去，这也是时代为之，不足大怪。 现在我们就朱彝尊的《经义考》看去，已经可以觉得宋朝人经学思想之解放，眼光之明锐，自然一切妄论谬说层出不穷，然跳梁狐鸣，其中也有可以创业重统者。（文公对于文学的观念每每非常透彻，如他论《楚辞》、陶诗、李、杜诗常有很精辟的话，不仅说《三百篇》有创见） 又宋代人因不安于《毛诗》学，博学者遂搜罗三家遗说。例如罗泌不是一个能考六艺的人，然他发挥《商颂》为《宋颂》，《殷武》为颂襄公，本之《韩诗》（《韩诗》最后佚），而能得确证。 宋末有一伟大的学者王伯厚，开近代三百年朴学之源，现在试把《玉海》附刻各经及《困学纪闻》等一看，已经全是顾亭林、阎百诗以来所做的题目。他在《诗经》学上有《诗考》，考四家诗；有《诗地理考》，已不凭借郑谱。虽然搜罗不多，但创始的困难每每这样子的。这实在都是《诗》学上最大的题目，比起清儒拘《郑笺》、拘《毛传》者，他真能见其大处。 明季以来的《诗》学 明季以来《诗》学最大的贡献是古韵和训诂两事，这都是语言学上的事，若在《诗》之作用上反而泥古，不及宋人。 陈季立（第）顾宁人（炎武）始为系统的古韵学，以后各家继起，自成一统系者十人以上，而江、戴、孔、段、王发明独多。 训诂方而，专治《诗》训诂者如陈奂、马瑞辰、胡承珙诸家，在训诂学第二流人物中；其疏通诸经以成训诂公谊者，如惠、戴、段、二王、郝、俞、章等，不以《诗》学专门，而在诸经学之贡献独大。 但谈古音的人每不能审音，又少充分的认识方言之差别，聚周代汉初之韵以为一事，其结果分类之外，不能指实；而训诂学亦以受音韵学发达之限制，未能建立出一个有本有源的系统来。这是待从今以后的人，用新材料，借新观点去制造的。 话虽这样，诸代人对于《诗经》中训诂的贡献是极大的，至于名物礼制，既有的材料太紊乱，新得的材料又不多，所以聚讼去，聚讼来，总不得结论。 从孔巽轩、庄存与诸君发挥公羊学后，今文经学一时震荡全国，今文经学家之治《诗》者，不幸不是那位学博识锐的刘申受，而是那位志大才疏的魏默深。魏氏根本是个文士，好谈功名，考证之学不合他的性质。他做《诗古微》，只是要发挥他所见的齐、鲁、韩《诗》论而已，这去客观《诗》学远着多呢！陈恭甫（寿祺）朴园（乔枞）父子收集了极多好材料，但尚未整理出头绪来，这些材料都是供我们用的。 我们怎样研究《诗经》 我们去研究《诗经》应当有三个态度，一、欣赏他的文辞；二、拿他当一堆极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去整理；三、拿他当一部极有价值的古代言语学材料书。但欣赏文辞之先，总要先去搜寻他究竟是怎样一部书，所以言语学、考证学的工夫乃是基本工夫。 我们承受近代大师给我们训诂学上的解决，充分的用朱文公等就本文以求本义之态度，于《毛序》《毛传》《郑笺》中寻求今本《诗经》之原始，于三家《诗》之遗说、遗文中得知早年《诗经》学之面目，探出些有价值的早年传说来，而一切以文本为断，只拿他当做古代留遗的文辞，既不涉伦理，也不谈政治，这样才可以济事。约之为纲如下： （一）先在《诗》本文中求《诗》义。 （二）一切传说自《左传》《论语》起，不管三家《毛诗》，或宋儒近儒说，均须以本文折之。其与本文合者，从之；不合者，舍之；暂若不相干者，存之。 （三）声音、训诂、语词、名物之学，继近儒之工作而努力，以求奠《诗经》学之真根基。 （四）礼乐制度，因《仪礼》《礼记》《周礼》等书，现在全未以科学方法整理过，诸子传说，亦未分析清楚，此等题目目下少谈为妙，留待后来。 匆匆拟《诗经》研究题目十事，备诸君有意作此工作者留意。 （一）古代《诗》异文辑 宋刻本异文，诸家校勘记已详；石经异文，亦若考尽；四家异文，陈氏父子所辑略尽；然经传引《诗经》处，参差最多，此乃最有价值之参差，但目下尚无辑之者。又汉儒写经，多以当时书改之，而古文学又属“向壁虚造”，若能据金石刻文校出若干原字，乃一最佳之工作。例如今本《小雅》中“我车既攻”，《石鼓文》作“吾车既攻”，吾、我两字作用全不同，胡珂各有考证。而工字加了偏旁。汉儒加偏旁以分字，所分未必是，故依之每致误会。 （二）三家《诗》通谊说 三家《诗》正如《公羊春秋》，乃系统的政治伦理学，如不寻其通谊，如孔庄诸君出于《公羊》学，便不得知三家《诗》在汉世之作用。陈恭甫父子所辑材料，既可备用，参以汉时政刑礼乐之论，容可得其一二纲领，这是经学史上一大题目。魏默深在此题中之工作，粗疏主观，多不足据。 （三）毛《诗》说旁证 依毛《诗》为注者，多为《毛序》《毛传》《郑笺》考信，此是家法之陋，非我等今日客观以治历史语言材料之术。毛氏说如何与古文经若《左传》《周礼》《尔雅》等印证，寻其端绪之后，或可定《毛诗》如何成立，古文学在汉末新朝如何演成。我等今日岂可再为“毛、郑功臣”？然后代经学史之大题，颇可为研究之科目。 （四）宋代论《诗》新说述类 宋代新《诗》说有极精辟者，清儒不逮，删《序》诸说，风义刺义诸论，能见其大。若将自欧阳永叔以来之说辑之，必更有胜义，可以拾检，而宋人思想亦可暂得其一部。 （五）毛公独标兴体说 六诗之说，纯是《周官》作祟，举不相涉之六事，合成之以成秦汉之神圣数（始皇始改数用六）。赋当即屈、宋、荀、陆之赋，比当即辩（章太炎君说），若兴乃所谓起兴，以原调中现成的开头一两句为起兴，其下乃是新辞，汉乐府至现代歌谣均仍存此体，顾颉刚先生曾为一论甚精。今可取《毛传》所标兴体与后代文词校之，当得见此体之作用。 （六）证《诗三百》篇中有无方言的差别？如有之，其差别若何？ 历来论古昔者，不以方音为观点之一，故每混乱。我们现在有珂罗倔伦君整理出来的一部《广韵》，有若干名家整理的《诗经韵》，两个中间差一千年；若就扬子云《方言》为其中间之阶，看《诗经》用韵有循列国方言为变化者否？此功若成，所得必大。 （七）《诗》地理考证补 王伯厚考《诗》地理，所据不丰；然我等今日工作，所据材料较前多矣，必有增于前人之功者。《诗》学最大题目为地理与时代，康成见及此，故作《诗谱》，其叙云：“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其上下而有之（此以国别）；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旁行而观之（此以时分）：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结果则不可。康成实不知地理，不能考时代，此乃我等今日之工作耳。从《水经注》入手，当是善法，丁山先生云。 （八）《诗经》中语词研究 《诗经》中语词最有研究之价值，然王氏父子但知其合，不求其分。如语词之“言”，有在动词上者，有在动词下者，有与其他语词合者。如证其如何分，乃知其如何用。 （九）《诗》中成语研究 即海宁王静安氏所举之题。《诗》中成语多，如“亦孔子”“不显”（即丕显）等。但就单词释诂训者，所失多矣。 （十）《诗》中晦语研究 《诗》中有若干字至今尚全未得其着落者，如时字之在“时夏”“时周”“不时”，及《论语》之“时哉时哉”，此与时常训全不相干，当含美善之义，而不得其确切。读《诗》时宜随时记下，以备考核。 （十一）抄出《诗》三百五篇中史料 《书经》是史而多诬，《诗经》非史而包含史之真材料，如尽抄出之，必可资考定。 [book_title]《周颂》 《周颂》大别分两类：一、无韵的，二、有韵的。无韵的如《清庙》《维天之命》《维清》（此篇之祯字本祺字，故亦非韵），《昊天有成命》《时迈》《武》《赉》《般》皆是，半无韵的如《我将》《桓》是，此外都是有韵的。这些无韵半无韵的，文辞体裁和有韵的绝然不同，有韵的中间很多近于《大雅》《小雅》的，若这些无韵的乃是《诗三百》中孤伶仃的一类。大约这是《诗经》中最早的成分了。 《国语》以其中之《时迈》为周文公作，大约不对，《昊天有成命》一篇已出来了成王。但这些和那些有韵的《周颂》及《大雅》总要差着些时期。近写《周颂》说一篇，即取以代讲义。 《周颂说》（附论鲁南两地与《诗》《书》之来源） 凡是一种可以流行在民间的文学，每每可以保存长久，因为若果一处丧失了，别处还可保存；写下的尽丧失了，口中还可保存。所以有些并没有文字的民族，它的文学，每每流传好几百年下去，再书写下来，其间并不至于遗失。至于那些不能在民间流行的文字，例如藏在政府的，仅仅行于一个阶级中的，一经政治的剧烈变化，每每丧失得剩不下什么。这层事实很明显，不用举例。照这层意思看《诗》《书》，《诗》应比《书》的保存可能性大。 若专就《诗》论，我们也当觉得最不容易受政治大变动而消失或散乱者，是《国风》；最容易受政治大变动而消失或散乱者，是《颂》。诚然不错，在口中流传并不若于竹帛之文词，容易改变，但难得因一个政治大变化丧失得干净；若保存在官府的事物，流动改变固难，一下子掉了却很容易。 《周书》《周诗》现在的样子好不奇怪！《周书》出于伏生者，只有号为“武王伐纣”的两篇，即《牧誓》《洪范》，和关于周公的十多篇，从《金縢》到《立政》，成王终康王即位的二篇，以下还只有涉及甫侯的一篇是西周，此外皆东周了。何以周公的分量占这么大？宗周百年中《书》的分配这么不平均？ 再看《周诗》，《大雅》《小雅》《颂》中两个大题目是颂美文武，称道南国，二南更不必说。何以南国的分量占这么多？宗周百年中《诗》的分配这么不平均？这都不能没有缘故吧？或者宗周的《诗》《书》经政治的大变动而大亡佚，在南、鲁两处，文之守献之存独多些，故现在我们看见《诗》《书》显出这个面目来？ 现在且就《周颂》说。《周颂》有两件在《诗经》各篇中较不同的事：一、不尽用韵，二、不分章。王静安君以此两事为颂声之缓，皆揣想之词，无证据可言。且《鲁颂》有摹《周颂》处，《商颂》（实《宋颂》）更有摹《鲁颂》《周颂》处。 《鲁颂》《商颂》皆用韵，是“颂”之一体可韵可不韵。大约韵之在《诗》中发达，由少到多。《周颂》最先，故少韵；《鲁颂》《商颂》甚后，用韵一事乃普遍，便和《风》《雅》没有分别了。又《鲁颂》《商颂》皆分章，且甚整齐，如《大雅》《小雅》；是《周颂》之不分章，恐另有一番缘故。若如王君声缓之说，《鲁颂》《商颂》之长又要怎么办？ 王君意在驳仪征阮君之释颂义，所以把这两事这样解了，其实阮君释颂不特“本义至确”（王君语），即他谓三颂各章皆是舞容，亦甚是。王君之四证中，三证皆悬想，无事实；一证引《燕礼记·大射仪》，也不是证据，只是凭着推论去，拿他所谓礼文之繁证其声缓。《仪礼》各仪因说得每每最繁，不止于这一事，且由礼繁亦不能断其声缓，盖《时迈》一章奏时无论如何缓，难得延长三十四节，若必有这么一回事，必是夹在中间，或首末奏之。又由声缓亦不能断定它不属于舞诗。 阮君把颂皆看做舞诗，我们现在虽不能篇篇找到它是舞诗之证据，但以阮君解释之透彻，在我们得不到相反的证据时，我们不便不从他。因为颂字即是容字，舞乃有容，乐并无容，何缘最早之“颂”即出于本义之外？所以若从阮君释颂之义，便应从阮君释颂之用，两件事本是一件事，至少在《周颂》中，即颂体之开始中，不应有“觚不觚”之感。 现在细看《周颂》，实和《大雅》不同，《大雅》多叙述，《周颂》只是些发扬蹈厉之言，只到《鲁颂》《商颂》才有像《大雅》的。金奏可以叙述，舞容必取蹈厉。若是《周颂》和《大雅》在用处上没有一个根本的分别，断乎不会有这现象的。 《周颂》在用韵上和《鲁》《商》两颂的分别应该由于先后的不同，《周颂》在词语上和《大雅》的分别应该由于用处的不同，若《周颂》的不分章又该是由于甚么缘故呢？我想《周颂》并非不分章。自汉以来所见其所以不分章者，乃是旧章乱了，传经者整齐不来，所以才有现在这一面目。 有三证：《左传》宣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本年。’” 我们用《左传》证《诗》有个大危险，即《左传》之由《国语》出来本是西汉晚年的事，作这一番工作者，即是作《古礼》《古文尚书》《毛诗》《周官》之说者，其有意把它们互相沟通，自是当然。但《国语》原书中当然有些论《诗》《书》的，未必于一成《左传》之后，一律改完，所以凡《左传》和《毛诗》《周官》等相发明者，应该不取，因为这许是后来有意造作加入的材料；凡《左传》和《毛诗》《周官》等相异或竟相反者，应该必取，因为这当是原有的成分，经改乱而未失落的。 宣十二年这一段话和《毛义》不同，这当然不是后来造作以散入者。这一段指明《武》之卒章、三章、六章，此是一证。 现在看《周颂》各篇文义，都像不完全的，《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或及《烈文》合起来像一事，合起来才和《顾命》所说的情节相合，此种嗣王践阼之仪，不应零碎如现在所见《周颂》本各章独立的样子。又《载芟》《良耜》《丝衣》三篇也像一事，《载芟》是耕耘，《良耜》乃收获，《丝衣》则收获后燕享。三篇合起有如《七月》，《丝衣》一章恰像《七月》之乱，不过《七月》是民歌，此应是稷田之舞。又《清庙》以下数章，尤其现出不完全的样子，只是它们应该如何凑起来，颇不易寻到端绪。此是二证。 《鲁颂》《商颂》虽然有演变，然究竟应该是继续《周颂》者，果然《鲁颂》《商颂》无不是长篇者，若把它们也弄得散乱了，便恰是现在所见《周颂》的面目。此是三证。 外证有《左传》宣十二年所记，内证有文义上之当然，旁证有《鲁颂》之体裁，则《周颂》之本来分章，当无疑问。舞为事节最繁者，节多则章亦应多，乃反比金奏为短，不分章节，似乎没有这个道理。至于在《诗三百》中《周颂》何以独零乱得失了节章，当因《颂》只是保存于朝廷的，不是能“下于大夫”的，一朝国家亡乱，或政治衰败，都可散失的。《国风》固全和这事相反，即《大雅》《小雅》也不像这样专靠朝廷保存它的面目的。 如上所说，《周颂》不分章由于旧章已乱，传它的人没法再分出来，然则我们现在在《周颂》中可能找出几件东西的头绪来？可能知道现在三十一章原来是些什么东西零乱成的？答曰：《周颂》零乱了，可以有三件事发生：一、错乱，即句中之错乱，及不同在一章之句之错乱；二、次序之颠倒；三、章节之亡失。孟子引《诗》，“立我烝民，莫匪尔极”之下，尚有“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今此语见《大雅·思文》篇中，“莫匪尔极”下乃“贻我来牟，帝命率育”两句，不知谁是错乱者，或俱是经过错乱的。 宣十二年传，《武》之三章有“敷时绎思，我徂惟求定”，《武》之六章有“绥万邦，屡丰年”，今《桓》在《赉》之前。至于各章不尽在三十一章，别有遗失，恐怕更不能免的了。所以若求在这三十一章中寻出几个整篇来，是做不到的。但究竟是哪些篇杂错在这三十一章中，还有几个端绪可寻。 其一曰《肆夏》。《左传》宣十二年：“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今在《时迈》，他章无可考。后来乐名《夏》或《大夏》者，恐是由此名流演。 其二曰《武》，或曰《大武》。《左传》宣十二年记其卒章、三章、六章中语，今在《武》《赉》《桓》三章中，他章无可考。据《左传》宣十二年语，《武》乃克殷后作，所纪念者为武成之义，故庄王于此推论出《武》之七德来——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 《武》为儒者所称道，在儒家的礼乐及政治的理论中据甚高的地位。王静安君据《乐记》所记之舞容，从《毛诗》之次叙，把《大武》六章作成一表，其说实无证据，现在先录其表如下： 一成 再成 三成 四成 五成 六成 所象之事 北出 灭商 南国是疆 分周公左召公右 复缀以崇 舞容 总干山立 发扬蹈厉 分夹而进 武乱皆坐 舞诗篇名 《武宿夜》 《武》 《酌》 《桓》 《赉》 《般》 舞诗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 於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遇遏刘，耆定尔功。 於铄王师，遵养时晦。时纯熙矣，是用大介。我龙受之，王之造。载用有嗣，实维尔公允师。 绥万邦，屡丰年，天命匪懈。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间之。 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敷肘绎思，我徂维求定。时周之命，於绎思！ 於皇时周，涉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 他事不必论，即就舞容与舞诗比较一看，无一成合者，王君于六成之数每成之容，是从《乐记》的，于次叙是后《毛诗》的，但《毛诗》《周颂》之次叙如可从，何以王君明指之六篇别在三处，相隔极远？故《毛诗》次序如可从，王说即不成立，《乐记》的话如可据，则《武》之原样作《乐记》者已不可闻，他明明白白说：“有司失其传。” 现在抄下《乐记》此一节语，一览即知其不可据。 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已入，何也？”对曰：“病不得其众也。”（《武》谓周舞也，备戒击鼓警众，病犹忧也，以不得众心为忧，忧其难也。）“咏叹之，淫液之，何也？”对曰：“恐不逮事也。”（咏叹淫液，歌迟之也。逮，及也。事，戎事也。）“发扬蹈厉之已蚤，何也？”对曰：“及时事也。”（时至《武》，事当施也。）“《武》坐致右，宪左，何也？”对曰：“非《武》坐也。”（言《武》之事无坐也。致，谓膝至地也。宪，读为轩，声之误。）“声淫及商，何也？”对曰：“非《武》音也。”（言《武》歌在正其军，不贪商也。时人或说其义为贪商也。）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也？”对曰：“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有司，典乐者也。传，犹说也。荒，老耄也。言典乐者失其说也，而时人妄说也。《书》曰，王耄荒。）子曰：“唯。丘之闻诸苌弘，亦若吾子之言也。”（苌弘，周大夫。） 宾牟贾起，免席而请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则既闻命矣，敢问迟之迟而又久，何也？”（迟之迟，谓久立于缀。）子曰：“居，吾语女。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居，犹安坐也。成，谓已成之事也。总干，持盾也。山立，犹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诸侯也。发扬蹈厉，所以象武时也。武舞，象战斗也。乱，谓失行列也。失行列则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成，犹奏也，每奏武曲一终为一成。始奏象观兵盟津时也，再奏象克殷时也，三奏象克殿有余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蛮之国复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职而治也，六奏象兵还振旅也。复缀，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乐也。）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夹振之者，王与大将夹舞者振铎以为节也。驷当为四，声之误也。武舞，战象也。每奏四伐，一击一刺为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过四伐五伐。”）分夹而进，事蚤济也；（分，犹部曲也。事，犹为也。济，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象用兵务于早成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象武王伐纣，待诸候也。）且女独未闻牧野之语乎？（欲语以作武乐之意。）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济河而西，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将帅之士，使为诸侯，名之曰‘建櫜’。然后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反商，当为及，字之误也。及商，谓至纣都也。牧誓曰：“至于商郊，牧野。”封，谓故无土地者也。投，举徒之辞也。时武王封纣子武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后周公更封而大之。积土为封，封比干墓，崇贤也。行，犹视也；使箕子视商礼乐之官贤者所处，皆令反其居也。弛政，去其纣时苛政也。倍禄，复其纣时薄者也。散，犹放也。桃林，在华山傍。甲，铠也。衅，釁字也。兵甲之衣曰櫜，键櫜，言闭藏兵甲也。《诗》曰：“载櫜弓矢。”《春秋》传曰：“垂櫜而入。”《周札》曰：“櫜之欲其约也。”蓟或为续，祝或为铸。）散军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贲之士说剑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觐，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后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郊射，为射官于郊也。左，东学也，右，西学也。《狸首》《驺虞》所以歌为节也。贯革，射穿甲革也。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衮之属也。搢，犹插也。贲，愤怒也。文王之庙为明堂制。耕藉，藉田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弟也。（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而总干，亲在舞位也。周名大学曰东胶。）若此，则周道四达，礼乐交道，则夫《武》之迟久，不亦宜乎？” 此节明明是汉初儒者自己演习武舞之评语。《牧誓》虽比《周诰》像晚出，却还没有这一套战国晚年的话，后来竟说到“食三老五更于大学”，秦爵三老五更都出来了，则这一篇所述武容之叙，即使不全是空话，至少亦不过汉初年儒者之武。且里边所举各事，如“声淫及商”，可于《大雅》之《大明》《荡》中求之；“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在《大明》里；“北出”在《笃公刘》《文王有声》里；“南国是式”在《崧高》里，其余词皆抽象，不难在《大雅》中寻其类似。这样的一篇《大武》，竟像一部《大雅》的集合，全不合《周颂》的文词了。大约汉初儒者做他的理想的《大武》，把《大雅》的意思或及文词拿进去，《乐记》所论就是这。不然，《武》为克殷之容，而“南国是式”，远在成康以后，何以也搬进去呢？ 其三曰勺。现在《毛诗》里还有《酌》一篇。酌本即勺字之后文，犹裸之本作果，醴之本作丰，汉儒好加偏旁，义解反乱。《酌》篇即《勺》，历来法家用之，勺字见《仪礼·燕礼》“若舞则勺”，《礼记·内则》有“十三年学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则御”，熊安生谓即《勺》篇。 勺、韶两字在声音上古可通。勺与今在平声之韶同纽，与在去声之召小差，而此差只是由到，珂罗倔伦君证此差通例在古代无有。勺以k收声，韶以u，汉语及西洋语为例不少，珂罗倔伦君亦曾证宵药等部乃去入之对转（见他所著《汉语分析字典序》），我们试看以勺为形声之字，多数在入，而约钓尥诸字在去声，约且在《广韵》与召同部。召与勺在声音上既可同源，我们现在可假设召、勺之分由方言出，因韶之错乱，而勺韶在后来遂为实有小异之名，盖同源异流，因流而变，而儒者不之知也。 今先看古书中韶、勺相连处，《荀子·乐论》：“舞韶歌舞。”孔子时尚未以歌舞为《武》《韶》之对待。（乐则韶舞四句，乃后人三代损益之说，决非《论语》旧文，别处详论之。）而后人谓勺乃但云舞，是舞韶者舞勺也。又《春秋繁露·质文篇》，以《勺》为周文公颂克殷之事，显见《勺》与《武》关系之密切，惟《韶》可如此来源。与《武》为比，若果如《内则》所记为小舞，则不当尸此大用。又《汉书·董仲舒传》引武帝诏，以为在虞莫盛于《韶》，在周莫盛于《勺》，此虽言其异，实是言其同类。大约《召》乐在鲁地者，失而为不完之《勺》，遂有小实，然仍不忘其为周物，其流行故虞地者，仍用“召”名，遂与虞舜之传说牵连，然仍可见其与《勺》同类，此例实证其通也。 再看其相异：《周礼》韶、勺并举，然《周礼》举事物尽是把些不同类且相出入的事凑成者，如六书六诗，原是不别择的大综合，则一物在后来以方言而有二名，二名亦因殊方不尽同实者，被它当做两事，初不奇怪。《荀子·礼论》亦杂举韶、武、勺、濩、象、箭及八种乐器，然《荀子·礼论》类汉儒敷论，故多举名物，不若《乐论》纯是攻墨者之言，较为近古。《吕氏春秋·古乐》《音始》两篇举乐舞之名繁多，独不及《勺》，而举九招之名。如此看去，由召流为勺看，在鲁失其用而有大号，由召流入虞者，仍用韶名，乐舞唐大，而被远称。这个设定似乎可以成立。加偏旁既多是汉儒事，则韶之原字必为召，招更是后起之假借字了。此说如实，则今《诗》中至少尚有《韶》之一章。 召字为乐之称，准以夏颂文王，武颂武王，舞名皆是专名之例，得名当和召公为一事。孔子对于《韶》《武》觉得《韶》能尽美尽善，《武》却只能尽美，未能尽善，当是由于《韶》之作在《武》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且《武》纪灭商，陈义总多是些征伐四国、戎商必克的话，《韶》之作乃在周室最盛的时候，当是较和平的舞乐，用不着甚多的干戈戚斧。《内则》郑注：“先学勺，后学象，文武之次也。”孔疏：“舞《勺》者，熊氏云，言十三之时，学此舞《勺》之文舞也。成童舞象者，成童谓十五以上，舞象谓舞武也。熊氏云，谓用干戈之小舞也，以其年尚幼，故用文武之小舞也。”孔子对此文舞遂称曰尽善，对彼武舞还以为不能尽善。 《雅》《颂》在孔子时之鲁国本已乱了，大约由于丧失、改作及借用。《论语》：“子曰，吾自卫及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则必以先已经不得其所。又，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则已把《周颂》借用到他事。《韶》并已亡于鲁，《论语》：“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适齐在年三十五以后，见《孔子世家》，若《韶》还存在鲁国，孔子不会到了齐始闻到，乐得那样。 《韶》之大体及本体虽早亡，但从这一个名字流行下来的却不少。在鲁儒家有《勺》舞，在齐有《徵招》《角招》之乐，《孟子·梁惠王下》：“景公说，大成于国，出舍于郊，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乐之乐，美《徵招》《角招》是也。”《韶》如是称道召公，则此处《徵招》《角招》为君臣相乐之乐，去初义还不远。召公之后召虎戡定南国，《韶》乐当可行于南国，后来《韶》既与南国有相干，则南国或有此名之遗留；果然《楚辞》中存《招魂》《大招》两篇。这里这个招字当即是《徵招》《角招》的招字，《大招》不如此解乃不词。《招魂·叙》上有“乃下召曰”，遂把《招魂》之招作为动字，不知《叙》和《招魂》本文全不相干，且矛盾，《招魂》本文劝魂归家，东西南北俱不可止，《叙》乃言下召之使上天，明是有人将这一篇固有之礼魂之歌，硬加在屈原身上，遂造作这一段故事作叙（楚赋中如此例者不一，《高唐》《神女》之叙与本文都不相干）。《吕览·古乐篇》《周礼·春官·大司乐》，皆载《九招》之名，是由召而出；以招名者，在战国至汉初年多得很了。至于后人何以把《韶》加在虞身上，大约由于虞地行《韶》之一种流变，遂以为是出自虞地之先人者。李斯《上秦王书》“郑卫桑间，韶虞舞象者，异国之乐也”，指明了它的流行地了。 其四曰象舞，《毛诗序》在《颂》一部分，虽然说得不大明晰，但还没有甚支离的话，且颇顾到诗本文，或者其中保存早年师说尚多，不便以其晚出及其为古文学一套中物而抹杀（《毛诗》实是古文之最近情理者，不泰不甚，或本有渊源，为古文学者窃取加人其系统内，说别详）。我们如用毛说，则《维清》为象舞之一章。《吕览·古乐篇》：“成王立，殷民反，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舞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商地本出象舞，近人已得证据，象舞应是商国之旧，或者周初借用商文化时取之，熊安生以为即在《武》中，未必有本。又春秋时有万舞，《左传》记其行于楚：“子反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倜，而振万焉。”《诗经·邶风·简兮》记其行于卫：“简兮简兮，方将万舞。”《商颂》记其行于商：“万舞有奕。”或亦是商国之书，远及南服，未知和象舞有关系否？ 其五曰嗣王践阼之舞，此舞之名今不知，或可于传记中得到。《闵予》《访落》《敬之》三篇及《烈文》，均应是这个作用。我不是说这四篇应该合起来属一篇，但这四篇中必有如何关系，这四篇都不是单独看便能完全了意思的。现在把《书·顾命》及《诗·闵予小子》《访落》《小毖》《烈文》《敬之》抄在下面，一校便知嗣王践祚之容，当甚繁长。 惟四月，哉生霸，王不怿……王曰：“乌乎，疾大渐惟几，病日臻，既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兹予审训命女：昔君文王武王，宜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在后之侗，敬御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兴弗悟，尔尚明时朕言，用敬保元子钊，弘济于艰难，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乱于威仪，尔无以钊冒赣于非几。”兹既受命，还出，缀衣于庭。越翌日，乙丑，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官髦、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千戈，虎贲百人，送子钊于南门之外。……越七日，癸酉……王麻冕服裳，由宾阶跻。……太史秉书由宾阶跻，御王册命。曰：“皇后凭玉几，道扬末命，命女嗣训，临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扬文武之光训。”王再拜兴，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乱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宅，上宗曰飨，大保受同，降盥，以异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哜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大保降，收，诸侯出庙门俟。王出在应门之内，大保率四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皆布乘黄朱，宾称奉圭兼币。曰：“一二臣卫，敢执壤奠。”皆再拜稽首。王义嗣德，答拜，大保及芮伯成进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诞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毕协赏罚，戡定厥功，用敷遗后人休。今王敬之哉。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 以下《康王之诰》（《康王之诰》是报书，然词义同上）。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卫，惟予一人钊报告，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务咎，底至齐，信用昭明于天下，则亦有熊罴之士，不二之臣，保义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树屏，在我后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顾绥，尔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无遗鞠子羞。”群公既皆听命，相揖趋出。王释冕，反丧服。 闵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兹皇祖，陟降庭止，维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继序思不忘。 访予落止，率时昭考，于乎悠哉，朕未有艾。将予就之，继犹判涣，维予小子，未堪家多难。绍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明保其身。 予其惩而毖后患。莫予荓峰，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虫，拚飞维鸟，未堪家多难，予又集于蓼。 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惠我无疆，子孙保之。无封靡于国邦，维王其崇之，念兹戎功，继序其皇之。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予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 以上的排列，并非说《周颂》这几篇便是可以释《顾命》的，也不是说这几篇是和《顾命》同一事，也不是说《周颂》这几篇原来是一件，不过把这两事列在一起看，《周颂》这几篇的作用才更明白。 其五曰稷田之舞。《载芟》《良耜》《丝农》三篇属之。《丝衣》一篇尤像《豳风·七月》末章。稷田是当时的大事，自可附以丰长之舞容。 此外必尚有其他残篇在《周颂》内，只是此时，或者永远，寻不出头绪来了。 约上文而言之，《周颂》不分章非原不分章，乃是“不得其所”之后零乱得不分章。其所以在《三百篇）中独遭这个厄运者，由于这些事物的本体原是靠政府保存的，政治大变动便大受影响。只剩了些用旧名而变更成了新体的各种舞乐在民间了。东汉末年文化远高于西周末年，然灵帝以后之大乱，弄得中原众乐沦亡，魏武平荆州，获杜夔，善八音，常为汉雅乐郎，尤悉乐事。于是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东汉之乱尚至如此，遑论西周之亡？ 大约《周颂》可分三类，一无韵者，二有韵之短章，三有韵之长章，文辞各不同。 上文中涉及两事，心中寻绎起来觉得关涉颇大者：一、西周亡时是怎么个样子？二、《风》《雅》《颂》中关系南者何以这样大？西周亡时，大约是把文物亡得几乎光光净净。因亡国而迁都，都不是能搬着文物走的，永嘉之乱，没有搬出什么东西到建业来；靖康南渡，没有搬出什么东西到临安来。东晋文化只靠吴国的底子。南宋文化只靠江南诸军内的底子。照例推去，则宗周之亡，至少应该一样损失文献，遑论平王以杀父之嫌，申侯以弑君之罪，自取灭亡之后，更不能服人的。 《小雅·正月》《雨无正》两篇，记载周既东之初年景况，一望而知当时的周王竟成流离之子，则《诗》《书》《礼》《乐》带不出来，是当然的。而据周故地者，先是野蛮的犬戎，后是称中国为蛮夏的戎秦，其少保存胜国文物更不必说。 所以现在所见《诗》《书》关于西周者，应该别有来源处，断不能于既东之周室求之。那么。来源处在哪里？我想，一是南国，二是鲁。 先说南国。照上文说，韶乐与召公当有一种关系，如《武》之于武王。 《颂》中既有勺一章，则《颂》和南国当不是没有关系的。 就《小雅》论，说到地名人名，涉及南国者不少。《出车》所记是北伐，而北伐之人是南仲，此诗是“狁于夷”后“薄言旋归”者，仿佛当时移镇南之师以为北征。《六月》之尹吉甫不知即是《大雅·常武》之尹否，若是，则伐狁至于太原之人，也曾有事于东南。方叔之方应在西周境内，故狁来侵，则侵镐及方，薄伐狁，则往城于方；《采芑》中以方叔南征，又若移直北之师以为平南。《四月》所记又是“滔滔江汉”，《瞻彼洛矣》亦是东都之诗，《鼓钟》又有“淮水湝湝”之语，《鱼藻》有“王在在镇”之文，然这可是遥祝之语。《小雅》中有地方性之诗，只伐狁涉及西周，其余皆在南国，或东周区域之内；所记之事，除燕享相见的礼仪外，几乎大多数是当周室之衰，士大夫感于散亡离乱之词。 《大雅》称述周先德及克殷功烈者颇多，但除去涉及文、武者外，所指地名人名都关涉南国及东周诸侯者。《崧高》之中伯，《江汉》之召虎，《常武》之南仲，乃及《烝民》中“城彼东方”之仲山甫，皆是南国重要人物；即《韩奕》之韩侯，虽未记其涉南国事，但韩亦近洛，只到《召旻》，宗周既亡，所思亦是召公之烈。《大雅》自《烝民》以下无不涉南国者。 如此看来，《大雅》《小雅》之流传和南国当有一段因缘。 《大雅》《小雅》不尽是西周诗，有确切之内证。《正月》“赫赫宗周，褒姒灭之”；《雨无正》“周宗既灭”，犹云宗周既灭；《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从此可知《大雅》《小雅》决不是全数出自西周的。 又如上节所举事实，南国成分占这么多，若是出于西周，不会如此偏重南国。宗周三百年间文献，为什么要偏于厉、宣两朝之一隅？又《大雅》《小雅》之记丧乱，就辞义看去，许多已是“亡国之音哀以思”，至少也是出于两代的政景，故这些虽未指明南地的，也只能出于南国或东周之初。 从这些事实上我们可以断定《大雅》中总有不少一部分是由南国传下的。至于《大雅》之述先烈，《小雅》之记礼乐，也许是从南国出来，也许是从东周保存故周礼乐最多的鲁国出来，也许春秋初其他列国中还有些保存的，现在未能决定；不过《鼓钟》明言“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雅南配合在一起，则其中关系之大，恐有过于我们上文所叙者。 《大雅》《小雅》各篇，以时代论，集在宣、幽、平时代如此多；以地方论，集在南国徐、淮如此多；以事迹论，集在南国拓土上如此多；以感情论，集在政乱国破上如此多，若把这么一套作为宗周遗物，则由文王算起，大约宗周有三百年，即令前半诗体不发达，也何至有这样的分配？若看做大部分自南国出，这样时代地方事迹分配不平之怪状，都可释然了。 《风》中之《周南》《召南》同明指南地，且看它是何时诗，何地诗。 二《南》中之地名，有河、汝、江、汉，南不逾江，北不逾河，西不涉岐周任何地名，当是黄河南，长江北，今河南中部至湖北中部一带。 二《南》中之时代，有《何彼秾矣》篇中“平王之孙”一语，证其下及春秋初世；有《甘棠》一篇中“召伯所茇”一语，证其后于《召虎》多少年，这一篇恐正如《大雅》之《召旻》，因丧乱而思先烈；又《汝坟》一篇也言“王室如毁”，恰是在《风》中对待在《雅》中《正月》《十月》《雨无正》等篇者。 《南》《雅》之相对已如此合符，至于词句中相同处更多，不待尽举，且有连着几句同者，如“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同见《小雅·出车》《召南·草虫》。 又《毛序》论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实在只有在二《南》可通，邶、鄘、卫、王、郑、齐、陈都包括很多并没有节制的情诗。 二《南》之作用实和其他《国风》有些不同：第一，二《南》的情诗除《野有死麕》一篇都是有节制的；第二，二《南》中不像是些全在庶人中的诗，已经上及士大夫的环境和理想；第三，二《南》各篇，如《关雎》为结婚之乐，《樛木》《螽斯》为祝福之词，《桃夭》《鹊巢》为送嫁之词，皆和当时体制有亲切关系，不类其他《国风》咏歌情意之诗，多并不涉于礼乐。 《小雅》的礼乐在燕享相见成室称祝等。二《南》的礼乐在婚姻备祀（《采蘩》《采苹》）成室称祝等，礼乐有大小，而同是礼乐。《南》之不同于《风》而同于《雅》者既如此多，则说《南》《雅》当是出于一地之风气，可以信得过去了。 说到此，不由不问南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周室之兴，第一步是征服了西方，所谓伐密伐崇戡黎者。这时候文王对于诸夏，仅做到断虞芮之讼而已。第二步是东出，武王只做到了诛纣，禄父还是为商主，只把管蔡重兵监着罢了。到周公乃真灭商，以封曹、卫、鲁、燕等国。成王时又北出灭唐，以封唐叔。 记南国开辟事最早见者是“昭王南征不复”，其前在成康时如何形状，现在全无明文可见。《大雅》《小雅》开辟南国各诗，《毛序》皆归之宣王时，但《国语》载宣王事多非善歌，既败于姜氏之戎，又丧南国之师，又兴鲁难。厉王和幽王并称，当是战国时事，厉王只是严厉，为国人所逐，彼时之周尚强大，能将熊渠之王号去之，或南征各篇上及厉王，也甚可能者。 周之开南国当是很长久的事，南至江汉，封建诸姬，至楚兴乃尽灭之（《左传》：汉阳诸姬，楚实尽之），这样子决不是一时的事。 在周朝最盛的时代开辟了一片新疆土，成了殖民行军的重地，又接近成周，自然可以发达文化。这一片地有直属于王室者，有分封诸侯者，直属于王室者曰周南，分封诸侯统于召伯者曰召南，在这一片地殖民之士大夫所用礼乐，自然可以来自宗周，也可出于诸夏，也不免有些自己的制作。 及宗周政变，这些地方大约也很受些影响，平王带着弑父弑君的罪名来居雒，实在做不出共主的局面来，这些文物的南国，当不能如厉、宣时之盛。不过在楚未大时，尚能保持其文物，至周庄王末年，楚始强大，伐申成随，弄得周人戍申责随，从此不久，楚武文两世几乎把南国尽灭了，江汉间姬姓的势力完全失了。 成随后四五十年间，楚逼中国之势更大，齐桓公遂称伯伐楚，宋襄、鲁僖、晋文继续对付南来之逼迫，为春秋之最大事件，晋两次受伯，一次以义和辅周之东迁，一次以重耳城濮之败楚，两事在周史上重要相等。 周之宗亡于犬戎，周所封建之南国灭于楚，所谓南国之寿命大约从西周的下半到平王都洛后六七十年间，总也有百多年至百五十多年的历史。 以上一段不是牵引的话，乃就《史记·周本纪》《楚世家》《十二诸侯表》《左传》《国语》及《诗》之本文辑合起来的。南国之解既稍清楚，有一谬说可借以扫除者，即周、召分伯一左一右陕西陕东之论。 周公称王灭殷，在武王成王间，其时之召公奭只是一个大臣，虽《君奭》篇中亦不见它和南国有何相干。开辟南国是后起事，那时召伯虎为南国之伯，去召公奭不知有几世了。周室既乱，南国既亡，召伯之遗爱犹在，南国之衰历历在《周南》《召南》、大、小《雅》中见之。亡于楚后，南人文化尤为中原所称，如《论语》：“南人有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信夫。”又如《中庸》：“南方之强也，而君于居之。”到孟子时才以南为楚而诋之，忘其为文物之遗，犹之东晋人仍谓中原人士为“先帝遗民”，宋齐以后并北地汉人亦称为索虏矣。南国之孑遗，他的功烈也在人口及诗中。秦时始以陕分中国为二。儒者忘了历史，遂把召公奭、召伯虎混为一人，以至于东征之周公，平南之召伯，作为同时，更从秦人关内关外之观念，以陕分二伯。汉初儒者实不知史事，司马迁说：“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西周东周且不知，自然会把召公奭、召伯虎混了的。又战国人造《牧誓》，把一切西方南方蛮族加入师中，不知周人自赞他的文王之诗，也不敢说这些大话，只举他伐崇怀虞芮而已。 《书》中有《甫刑》一篇，和其他周书都不是一类，且时代前边接不上周公成王那一大堆，后边接不上文侯之命，来源颇可疑。《诗》中有“生甫及申”语，皆“南国是式”者，《甫侯》既是南国之一，《甫刑》又记苗事，当亦是南国典书之孑遗者。 南国而外，《诗》《书》从鲁国出来的必很多。鲁国和儒者的关系，儒者和六艺的关系，是不能再密切的了。战国初年的儒学，多是由所谓七十子之徒向四方散布，汉初年的儒学，几乎全是从齐鲁出来，这些显然的事实还都是后来的。 我们且去看《诗》《书》在早年如何流行。 《左传》昭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句话里有一矛盾处，《书》之用为泛名，《经》传皆曰书，是甚后的事，襄昭之世尚不至此。《论语》中尚且以《书》为今所谓《尚书》之专名，则观《书》只能观出所谓《周书》者来，不能观出《易象》与《鲁春秋》来。又《易》和儒学、鲁国之关系最浅，《论语》不曾提及《易》一字（今流行本“五十以学易”，本是古文所改，原作亦，从下读，引见《经典释文》），而《易》之传授见于《儒林传》者，和《易》之作用见于《左传》等者，均不和儒家相涉。是《易》之入儒当为汉代事（另论），和周公无干。《春秋》比附于周公，又是古文学之伪说，前人辨之已详。此处“见《易象》与《鲁春秋》”，显是为古文学者从《国语》里造出《左传》来的时侯添的，以证其古文说，而不知和上文观《书》之书字矛盾。这样看来，见《易象》与《鲁春秋》，应是为古文学者加入者，原文只是观《书》于太史氏，遂感于《周礼》尽在矣。 伏生所传《周书》有《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雒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各篇。《牧誓》《洪范》出来应甚后，文词甚不合，《牧誓》已是吊民伐罪之思想，和《诗》所记殷周之际事全不同，《义解》当和《汤誓》《甘誓》同出战国，为三代造三誓以申其吊民伐罪之论。《洪范》更是一套杂学，有若《吕氏春秋》之目录。《周书》的前端两篇如此，后端则《费誓》已经余永粱先生考证其非伯禽时物，应和《鲁颂》同涉僖公；《吕刑》一篇，上文已说其可出于南国；《文侯之命》《秦誓》已是春秋时物，当另有来源。且以秦之介乎蛮夷间，断难流传其文书于河山以东，恐怕这是伏生故为秦博士，由他传《书》的痕迹。至于中间由《金縢》《大诰》至《立政》十二篇，都是说周公成王间事，诚可由此感觉到“《周礼》在鲁，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然则韩宣子之言，即《周书》大部分出于鲁国之证。又《大诰》乃周公称王东征之始，《立政》乃周公将老归政成王之书，周公占这么大的成分，《周诰》几乎全成了周公之诰，《周书》几乎全成了周公之书。《周书》中这样德重周公，何以《雅》《颂》中不及周公一字，《诗》《书》相反若此？且《金縢》里边的话，只有周公之党与裔可以这样说，宗周三百年中尤其不能独有周公居东数年的话语为大典章，则今伏生所传《周书》之不能出于宗周，可以无疑；而伏生所传《周书》大部出于鲁，即出于周公之党与裔，亦可信矣。然则《周书》只是鲁书，入战国而首尾附益了几篇，有来自别一源者，有是儒者造作者，以成伏生入汉所传。 《诗》中可疑为鲁者，为《豳风》。我一向相信豳应在岐周，但现在有三事使我不得不改信《豳风》是鲁传出。 一、《金縢》既不能不信其为鲁国所出了，偏偏《金縢》中有一解释《鸱鸮》之文，异常不通。《鸱鸮》本是学鸟语的一首诗，在中国文学中有独无偶，而《金縢》中偏把它解作周公管蔡间事，必是《鸱鸮》之歌流行之地与《金縢》篇产生之地有一种符合，然后才可生这样造作成的“本事”。 二、《左传》襄二十九：“吴公子札来聘……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果然周公之名在诗中只见于此处，而《东山》征戍之叹音，“无使我公归兮”之欲愿，皆和周公之东情景符合。至于《七月》中词句事节颇同《雅》《颂》，亦可缘鲁本是周在东方殖民之国，其保有周之故风，应为情理之常。 三、《吕氏春秋·音初》篇：“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今《破斧》正在《豳风》，虽附丽之事，不与《吕览》所记者同，然调子却是那个调子。 有此三证，则《豳风》非出于豳，乃出于宗周在东方殖民之新豳，当是可以成立的了。至于《雅》《颂》中有专自鲁国出来者否，未可知。 除南鲁两地而外，为《诗》《书》之出产地者，尚有宋。 箕子之守朝鲜，实以相土时即有辽东（《商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故宗周虽亡，犹可保守东疆，如晋宋南迁，只以辽东文化不发达，后来乃忘了这一段故实。微子朝周，实等于刘姓宗室向王莽献符命，所谓殷有三仁之中，竟有他来陪衬比干箕子，当是他的后代宋国的话。殷在亡国时，疆土大，势力也大，牧野之战，“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虽把纣杀了，武庚犹在商国。及周公居东，三年经营，才能灭商。迁商顽民，到底不能绝殷祀，并用些恭维话，称商之德，安诸夏之心。 宋不用姓，亦无封爵之号。周朝的习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然子并非姓，宋国女子以子为号，与箕子之子，公子之子，当是同源。至于公之一辞，本是诸侯及周室大夫之泛称，《诗》《书》所记都这样，侯伯子男乃是封建之号（此一说别详）。所以宋在立国上本有些不同于诸侯者，在遗训上当有些承受自前者，然商之文物，数次被周人扫荡一空，宋在初年当没有若何的事物可记。到春秋时，中国之局面大变，周室等于亡国，中原无有力之共主，而戎狄南侵，至于郑卫，荆楚北窥，尽有南国，诸夏文化几乎又要遭一场大厄，齐桓拿这些号召做了一番霸业，宋襄公跟着又恢复他的国族主义了。《商颂》即成于此时，若末篇《殷武》，直说襄公伐楚的事业，这本是三家旧说，赵宋人有信之者，而罗泌考证，以荆楚一词并非商旧，更是明切。 《商颂》既为《宋颂》，则《商颂》必自宋出，若《书》中之宋国成分，则当于《商书》中求之。《汤誓》疑是战国时为吊民伐罪论者做的，可别论；《盘庚》三篇文词不如《周诰》古，而比其他虞夏商周书都古，疑是西周末宋人所追记前代之典。若《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三篇，以文词论，当更后。高宗是儒者所称“三年之丧”一义之偶像，西伯之称当是宋人之称文王者，周人自称曰文王，商宋人称他曰西伯，《诗》《雅》《颂》绝未提及西伯一名，且周人断无称他这一号之理，犹满州决不会称他的先世为建州卫都指挥。殷周之际恐很像大明与清廷之关系，明已亡其半，犹对清说：“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宁不闻乎？”（《史阁部答多尔衮书》）清虏在初步虽和中国已动干戈，还并不敢对明有贬词（《皇太极侵明告示》中可见），直到其帝玄晔才为诡辩，说“得国之正无过本朝”，谓本是异国也。此可解释文王西伯之称，实因周宋而异，然则《西伯戡黎》又是《宋书》了，《微子》一篇说得微子不是降周为山阳公，崇礼侯，而是遁世，这也很像宋人曲为其建国之君讳者。就这些看，至少可以假定《商书》大都分是《宋书》。 此外尚有一国恐怕和儒者所传之《诗》《书》有不小关系者，即卫国。卫国所据本纣之都，其地的文化必高，又是周之宗盟中大国。《论语》：“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或者孔子时代鲁国人造作得很自由，“三家者以雍彻”，竟须借卫国所存以正鲁国了。《风》中亦以卫诗为最多，而《卫风》即是北音。《吕览·音始》篇，北音之始为燕燕往飞，今燕燕于飞，在《邶》《鄘》《卫》。 西周亡，文物随着亡，南亡而“《周礼》尽在鲁矣”。“诗三百”，孔子时已经成了一个现成名词，则其成立必在孔子前。 “三百”之名称虽成，然孔子所见《诗》和我们所见还有些甚不同处，“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已不在《诗经》，犹可说孔子嫌它不通，“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而删去了。然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今见《硕人》，下边并没有“索以为绚兮”，这是孔子注意的话，也不在了。 《左传》襄二十九年所记吴季札语，不知有没有古文学者改动，若不是改动过的，则魏文侯时，《诗》之次叙已和现在所见者大都同了。《孟子》《荀子》《礼记》引《诗》分合处常和现在所见者不同，又有些篇目不见者，不知是名称和今见《毛诗》不同或是遗失。 《大戴记·投壶》：“凡《雅》二十六篇，共八篇可歌，歌《鹿鸣》《狸首》《鹊巢》《采蘩》《采苹》《伐檀》《白驹》《驺虞》。”好几篇今在二《南》者，放在《雅》中；《伐檀》一篇，又在《魏风》，甚可怪。王静安先生以为《诗》《乐》早已分传，恐是。果然这样，则《雅》《南》关系之切，上文所举外，又得一证。 总而言之，《诗》各部分之集合，应当成于孔子之前，雅、颂、南、郑之名均见《论语》，其后流传上大同小异，入汉才有现在所见的“定本”呵。 《论语》说《书》处较少，恐怕孔子所见只是些鲁国所传的周公之书，也许有些宋国所传殷家之书，“谅?三年”，“孝乎惟孝”，恐皆出自《商书》。战国时大约《尚书》大扩充了一下子，虞夏传说，吊民伐罪，各种理想，一齐搬进。《大誓》总是战国时儒者所传一篇重要书。入汉而伏生为二十八篇之定本；然真书假书永是闹个不已，只闹到齐梁人大航头上二十八字。 《诗》之集合在孔子前，孔子以后不过是些少出入，《书》之集合在孔子后，众来闹着大变动，《诗》《书》在传授的生命上是大不同的。我们上文所叙可供人设想《诗》《书》的成分如何因地分析，以证其时代，我也断定儒者所传六艺都是和十二诸侯年表一样，不上于共和的。杞不足征夏，宋不足征殷，雒京不足征周。 附记：以上匆匆论《诗》《书》之成分，只谈到轮廓，其详细的问题待继续考核材料，搜集证据。我的朋友余永粱先生近谓方言颇和《诗》《书》中语有可比较处，正作这番工夫。若成，必得若干比上文所叙确实得多的知识。 [book_title]《大雅》 雅之训恐已不能得其确义 自汉儒以来释“雅”一字之义者，很多异说。但都不能使人心上感觉到涣然冰释。章太炎先生作《〈大雅〉、〈小雅〉说》，取《毛序》“雅者政也”之义，本《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说，以为雅字即是迹字，虽有若干言语学上的牵引，但究竟说不出断然的证据来。又章君说下篇引一说曰： 《诗谱》云：“迩及商王，不风不雅。”然则称雅者放自周。周秦同地，李斯曰：“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呼乌乌快耳者，真秦声也。”杨恽曰：“家本秦也，能为秦声，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说文》：“雅，楚乌也。”雅乌古同声，若雁与，凫与鹜矣！大、小雅者，其初秦声乌乌，虽文以节族，不变其名，作雅者非其本也。 此说恐是比较上最有意思的一说（此说出于何人，今未遑考得）。《小雅·鼓钟》，“以雅以南”，这一篇诗应该是南国所歌，南是地名，或雅之一词也有地方性，或者雍州之声流入南国因而光大者称雅，南国之乐，普及民间者称南，也未可知。不过现在我们未找到确切不移的证据，且把雅字这个解释存以待考好了。（《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之雅字，作何解，亦未易晓。） 《大雅》的时代 《大雅》的时代有个强固的内证。吉甫是和仲山甫、申伯、甫侯同时的，这可以《崧高》《烝民》为证。《崧高》是吉甫作来美申伯的，其卒章曰：“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烝民》是吉甫作来美仲山甫的，其卒章曰：“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而仲山甫是何时人，则《烝民》中又得说清楚：“四牡彭彭，八鸾锵锵。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四牡骙骙，八鸾喈喈。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史记·齐世家》： 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按年应作岁，傅说谓大公卒时百有余岁也），子丁公吕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按，哀公以前齐侯谥用殷制，则《檀弓》五世反莽于周之说，未可信也）。哀公时纪侯潛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淄。九年，献公卒，子武公寿立。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于彘，十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厉公无忌立。厉公暴虐，故胡公子复入齐，齐人欲立之，乃与攻杀厉公，胡公子亦战死。齐人乃立厉公子赤为君，是为文公，而诛杀厉公者七十人。 按，厉王立三十余年，然后出奔彘，次年为共和元年。献公九年，加武公九年为十八年，则献公元年乃在厉王之世，而胡公徙都薄姑，在夷王时，或厉王之初，未尝不合。周立胡公，胡公徙都薄姑；则仲山甫徂齐以城东方，当在此时，即为此事。至献公徙临菑，乃杀周所立之胡公，周未必更转为之城临菑。《毛传》以“城彼东方”为“去薄姑而迁于临菑”，实不如以为徙都薄姑。然此两事亦甚近，不在夷王时，即在厉王之初，此外齐无迁都事，即不能更以他事当仲山甫之城齐。这样看来，仲山甫为厉王时人，彰彰明显。 《国语》记鲁武公以括与戏见宣王，王立戏，仲山甫谏。懿公戏之立，在宣王十三年，王立戏为鲁嗣必在其前，是仲山甫及宣王初年为老臣也。（仲山甫又谏宣王料民，今本《国语》未纪年。）仲山甫为何时人既明，与仲山甫同参朝列的吉甫、申伯之时代亦明，而这一类当时称颂的诗，亦当在夷王厉王时矣。 这一类诗全不是追记，就文义及作用上可以断言。《烝民》一诗是送仲山甫之齐行，故曰：“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这真是我们及见之最早赠答诗了。 吉甫和仲山甫同时，吉甫又和申伯同时，申伯又和甫侯一时并称，又和召虎同受王命（皆见《崧高》），则这一些诗上及厉，下及宣，这一些人大约都是共和行政之大臣。即穆公虎在彘之乱曾藏宣王于其宫，以其子代死，时代更显然了。 所以《江汉》一篇，可在厉代，可当宣世，其中之王，可为厉王，可为宣王。厉王曾把楚之王号去了，则南征北伐，城齐城朔，薄伐狁，淮夷来辅，固无不可属之厉王，宣王反而是败绩于姜氏之戎，又丧南国之人。 大、小《雅》中那些耀武扬威的诗，有些可在宣时，有些定在厉时，有些或者是在夷王时的，既如此明显，何以《毛叙》一律加在宣王身上？曰这都由于太把《诗》之流传次序看重了：把前面伤时的归之厉王，后面伤时的归之幽王，中间一大段耀武扬威的归之宣王。不知厉王时王室虽乱周势不衰，今所见《诗》之次序，是绝不可全依的。即如《小雅·正月》中言“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十月》中言“周宗既灭”，此两诗在篇次中颇前，于是一部《小雅》，多半变做刺幽王的，把一切歌乐的诗、祝福之词，都当做了刺幽王的。照例古书每被人移前些，而大、小《雅》的一部被人移后了些，这都由于误以《诗》之次序为全合时代的次序。 《大雅》之终始 《大雅》始于《文王》，终于《瞻卬》《召旻》。 《瞻卬》是言幽王之乱，《召旻》是言疆土日蹙而思召公开辟南服之盛，这两篇的时代是显然的。这一类的诗是不能追记的。 至于《文王》《大明》《绵》《思齐》《皇矣》《下武》《文王有声》《生民》《公刘》若干篇，有些显然是追记的。有些虽不显然是追记，然和《周颂》中不用韵的一部之文辞比较一下，便知《大雅》中这些篇章必甚后于《周颂》中那些篇章。如《大武》《清庙》诸篇能上及成康，则《大雅》这些诗至早也要到西周中季。 《大雅》中已称商为大商，且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全不是《周颂》中“遵养时晦”（即“兼弱取昧”义）的话，乃和平地与诸夏共生趣了。又周母来自殷商，殷士裸祭于周，俱引以为荣，则与康之敌意已全不见。至《荡》之一篇，实在说来鉴戒自己的，末一句已自说明了。 《大雅》不始于西周初年，却终于西周初亡之世，多数是西周下一半的篇章。《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话如把《国风》算进去是不合的；然若但就《大雅》《小雅》论，此正所谓王者之迹者，却实在不错。 《大雅》结束在平王时，其中有平王的诗，而《春秋》始于鲁隐公元年，正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大雅》之类别 《大雅》本是做来作乐用的，则《大雅》各篇之类别，应以乐之类别而定，我们现在是不知道这些类别的了。若以文词的性质去作乐章的类别，恐怕是不能通达的。但现在无可奈何，且就所说的物事之不同，分析《大雅》有几类，也许可借以醒眉目。 甲、述德 《文王》《大明》《绵》《思齐》《皇矣》《下武》《文王有声》《生民》《公刘》九篇，皆述周之祖德。这不能是些很早的文章，章句整齐，文词不艰，比起《周颂》来，顿觉时代的不同。又称道商国，全无敌意，且自引为商室之甥，以为荣幸，这必在平定中国既久，与诸夏完全同化之后。此类述祖德词中每含些儆戒的意思，如《文王》。又《皇矣上帝》一篇，文王在那里见神见鬼，是“受命”一个思想之最充满述说者，俨然一篇自犹太《旧约》中出的文字。 乙、成礼 成礼之辞，《小雅》中最多，在《大雅》中有《棫朴》《旱麓》《灵台》《行苇》《既醉》《凫鹥》《假乐》《洞酌》《卷阿》九篇。 丙、儆戒 《民劳》《板》《荡》《抑》四篇。此类不必皆在周室既乱之后，《周诰》各篇固无一不是儆戒之辞。 丁、称伐 《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常武》五篇皆发扬蹈厉，述功称伐者，只《常武》一篇称周王，余皆诵周大臣者。 戊、丧乱之音 《桑柔》《云汉》《瞻卬》《召旻》四篇，皆丧乱之辞。其中《召旻》显是东迁以后语，日蹙国百里矣。《瞻卬》应是幽王时诗，故曰“哲妇倾城”，词中只言政乱，未及国亡。《桑柔》一篇，《左传》以为芮伯刺厉王者，当是刘歆所加。曰“靡国不泯”，曰“灭我立王”，皆幽王末平王初政象，厉王虽出奔，王室犹强；共和行政，不闻丧乱，犬戎灭周，然后可云靡国不泯耳。《云汉》一篇，恐亦是东迁后语，大兵之后，继以凶年，故曰：“天降丧乱，饥馑荐臻。”《小雅·十月之交》明言宗周已灭，其中又言“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故《云汉》或与《十月之交》为同时诗。 [book_title]《小雅》 《小雅》《大雅》何以异 《小雅》《大雅》之不在一类，汉初诗学中甚显，故言四始不言三始，而《鹿鸣》《文王》分为《小雅》《大雅》之始。但春秋孔子时每统言曰《雅》，不分大小，如《诗·鼓钟》“以雅以南”，《论语》“雅颂各得其所”，都以雅为一个名词的。即如甚后出的《大戴礼记·投壶篇》所指可歌之《雅》，有在《南》中者，而大、小《雅》之分，寂然无闻。 我们现在所见大、小《雅》之别，以《左传》襄二十九年吴季札观乐一节所指为最早，而《史记》引鲁诗四始之说，始陈其义。我们不知《左传》中这一节是《国语》中之旧材料或是后来改了的。我们亦不及知《雅》之分小大究始于何时，何缘而作此分别？ 大约《雅》可分为小大，或由于下列二事：一、乐之不同；二、用之不同。其实此两事正可为一事，乐之不同每缘所用之处不同，而所用之处既不同，则乐必不能尽同也。 我们现在对于《诗三百》中乐之情状，所知无多，则此问题正不能解决，姑就文词以作类别，当可见到《小雅》《大雅》虽有若干论及同类事者，而不同者亦多。 《颂》《大雅》《小雅》《风》四者之间，界限并不严整，《大雅》一小部分似《颂》，《小雅》一小部分似《大雅》，《国风》一小部分似《小雅》。取其大体而论，则《风》《小雅》《大雅》《颂》各别；核其篇章而观，则《风》（特别是二《南》）与《小雅》有出入，《小雅》与《大雅》有出入，《大雅》与《周颂》有出入，而二《南》与《大雅》或《小雅》与《周颂》，则全无出入矣。此正所谓“连环式的分配”，图之如下： 今试以所用之处为标，可得下列之图，但此意仅就大体，其详未必尽合也。 故略其不齐，综其大体，我们可说《风》为民间之乐章，《小雅》为周室大夫士阶级之乐章，《大雅》为朝廷之乐章，《颂》为宗庙之乐章。 《小雅》之词类 《小雅》各篇所叙何事，今以类相从，制为一表，上与《大雅》比，下与二《南》《豳风》比，亦可证上文“连环式的分配”之一说。《国风》中只取二《南》及《豳》者，因《雅》是周室所出，二《南》亦周室所出，《豳》则“周之既东”，其他国风属于别个方土民俗，不能和《雅》配合在一域之内。 表中类别之词，恐有类似于《文选》之分诗赋者，此实无可如何事，欲见其用，遂不免于作这个模样的分别了。 大雅 小雅 周南召南 豳风 述祖德 文王，大明，绵，思齐，皇矣，下武，文王有声，生民，公刘。 成礼 棫朴，旱麓，灵台，行苇，既醉，凫鹭，假乐，泂酌，卷阿。 称伐 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常武。 儆戒 民劳，板，荡。 丧乱 桑柔，云汉，瞻卬，召旻。 宴享相见称福之辞 一、宴享 鹿鸣，彤弓（以上宾客）。常棣，弁（以上兄弟）。伐木（友生）。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湛露，瓠叶（以上未指明宴享者）。 二、相见 蓼萧，菁菁者莪，庭燎，瞻彼洛矣，裳裳者华，隰桑，采菽（此是朝王之诗）。 三、称福 天保，桑扈，鸳鸯，斯干（成室之诵），无羊（诵富），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以上恰是雅中之对待七月者）。鱼藻（遥祝五福）。 以上三类但示大别，实不能尽分也。 四、戎猎 车攻，吉日。 五、婚乐 车。 诵功 六月，采芑，黍苗。 怨诗 一、伤乱政 沔水，节南山，巧言，何人斯，巷伯，青蝇（以上四诗刺谗佞）。角弓（刺不亲亲），菀柳（？）。 二、悲丧亡 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小弁。 三、感愤 祈父，黄鸟，我行其野，苕之华，无将大车。 樛木，螽斯， 麟趾。 驺虞。 关雎，桃夭， 鹊巢。 甘棠，汝坟。 七月。 大雅 小雅 周南召南 豳风 四、不平 大东（颇似伐檀），四月，北山。 以上一与二，三与四。姑假定其分，实不能固以求之。 行役及伤离 四牡，皇皇者华，采薇，出车，杕杜，鸿雁，小明，鼓钟，渐渐之石。何草不黄。 杂诗 一、弃妇词 谷风（恰类邶之谷风），白华。 二、思亲之词 蓼莪。 三、怨旷词 采绿。 四、思女子之辞 都人士。 五、行路难 绵蛮。 六、未解者 鹤鸣，白驹。 小星。 草虫。 卷耳，殷其雷。 以礼为防之诗 汉广，行露。 爱情诗 摽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麕。 妇事及妇词 葛覃，采蘩，采苹，苤苢。 状诗 兔罝，羔羊，何彼秾矣。 东山， 破斧。 伐柯。 九罭，狼跋。 作鸟语诗 鸱鸮。 “雅者政也” 《毛诗·卫序》云：“雅者政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这句话大意不差，然担当不住一一比按。《六月》《采芑》诸篇所论，何尝比《韩奕》《崧高》为小？《瞻卬》《召旻》又何尝比《正月》《十月》为大？不过就全体论，《大雅》所论者大，《小雅》所论者较小罢了。《雅》与《风》之绝不同处，即在《风》之为纯粹的抒情诗（这也是就大体论），《雅》乃是有作用的诗，所以就文词的发扬论，《风》不如《雅》，就感觉的委曲亲切论，《雅》亦有时不如《风》。 《雅》之文体 《雅》之体裁，对于《国风》甚不同处有三：第一，篇幅较长；第二，章句整齐；第三，铺张甚丰。这正是由于《风》是自由发展的歌谣，《雅》是有意制作的诗体。故《雅》中诗境或不如《风》多，《风》中文辞或不如《雅》之修饰。恐这个关系颇有类于《九章》《九辩》与《汉赋》之相对待处。以体裁之发展而论定时代，或者我们要觉得《国风》之大部应在《雅》之大部之先，而事实恰相反。这因为《国风》中各章成词虽后，而其体则流传已久；《雅》中各章出年虽早，而实是当年一时间之发展而已。楚国诗体已进化至屈宋丰长之赋，而《垓下》《大风》犹是不整之散章，与《风》《雅》之关系同一道理。 [book_title]《鲁颂》《商颂》述 解释《诗三百》之争论，以关于《鲁颂》者为最少。以为《鲁颂》是僖公时诗，三家及《毛诗》一样，这正因为《诗》本文中已有“周公之孙，庄公之子”，“令妻寿母”（从朱于读）的话，即使想作异说，也不可能。但三家诗以《鲁颂》为僖公时公子奚斯所作，恐无证据。《宫》卒章说“寝庙奕奕，奚斯所作”，是《鲁颂》颂奚斯，不是奚斯作《鲁颂》。三家虽得其时代，而强指名作者，亦为失之。 《诗三百》中，除《陈风》外，恐无后于《鲁颂》者（《商颂》时代不远），《鲁颂》亦最为丰长。《商颂》既为襄公时物，宋襄卒于鲁僖卒前十年，则《鲁颂》《商颂》同代，而《鲁颂》稍后也。 《鲁颂》拟《大雅》的痕迹显然，反与《周颂》不相干，此亦可证《大雅》与《周颂》文词之异，由于时代之不同，《鲁颂》之时代近于《大雅》，故拟其近者；否则《鲁颂》以体裁论，固应拟《周颂》不应偏拟《大雅》。 《商颂》之时代，三家说同；《史记·宋世家》：“宋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韩诗薛君章句》亦然（《后汉书·曹褒传》注引）。独《毛传》立异说，以为“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父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 这一说与《鲁语》合。《鲁语》：“闵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这话是非常离奇的：第一，汉以前不闻有校书之事；第二，《国语》中无端出这一段《商颂》源流说，我们感觉不类。欲断此文之为伪加，应先辨者三事。 《商颂》是宋诗 宋人自称商，金文中已有成例（见《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左传》中此称尤多（详见阎百诗所考）。至于《商颂》之不能为商时物，必为宋时物者，王静安论之甚详，王君说： 《殷武》之卒章曰：“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毛郑于景山均无说。《鲁颂》拟此章则云：“徂徕之松，新甫之柏。”则古自以景山为山名，不当如《鄘风·定之方中》传大山之说也。按，左氏传商汤有景亳之命，《水经注·济水篇》：黄沟枝流“北迳已氏县故城西，又北迳景山东”，此山离汤所都之北亳不远，商丘蒙亳以北惟有此山，《商颂》所咏，当即是矣。而商自盘庚至于帝乙，居殷墟，纣居朝歌，皆在河北；则造高宗寝庙，不得远伐河南景山之木；惟宋居商丘，距景山仅百数十里，又周围数百里内别无名山，则伐景山之木以造宗庙，于事为宜，此《商颂》当为宋诗不为商诗之一证也。 又自其文辞观之，则《殷虚卜辞》所纪祭礼与制度文物，于《商颂》中无一可寻，其所见之人、地名与殷时之称不类，而反与周时之称相类，所用之成语并不与周初类，而与宗周中叶以后相类，此尤不可不察也。《卜辞》称国都曰商，不曰殷，而《颂》则殷商错出；《卜辞》称汤曰大乙，不曰汤，而《颂》则曰汤，曰烈祖，曰武王，此称名之异也。其语句中亦多与周诗相袭，如《那》之“猗那”，即《桧风·隰有苌楚》之“阿傩”，《小雅·隰桑》之“阿难”，《石鼓文》之“亚箬”也；《长发》之“昭假迟迟”，即《云汉》之“昭假无赢”，《烝民》之“昭假于下”也；《殷武》之“有截其所”，即《常武》之“截彼淮浦，王师之所”也。又如《烈祖》之“时靡有争”，与《江汉》句同；“约错衡，八鸾鸧鸧”，与《采芑》句同。凡所同者，皆宗周中叶以后之诗，而《烝民》《江汉》《常武》，《序》皆以为尹吉甫所作，扬雄谓“正考父晞尹吉甫”，或非无据矣。 按王君此说有三证：一、景山在宋；二、《商颂》中称谓与《殷卜辞》不同；三、《商颂》中词句与宗周中叶以后诗之词句同。二、三两证断无可疑，一证则无力。盖《鄘诗·定之方中》亦有“景山与京”之语，此诗乃卫文公成是丘时诗也。恐景山即是大山之义，未必是专名，虽此证未必有着落，然二、三两证已足证《商颂》为宋诗而有余矣。 《商颂》所称不及宋襄公 王君断定《商颂》为宋诗固是精确不移之论，然又以为是宗周中叶之时，以求合《鲁语》正考父校于周太史之说，则由王君一往不取孔广森、刘逢禄以来辨析古文经作伪之义，故有所蔽，不敢尽从韩义，不免曲为《鲁语》说也。请申韩说。《殷武》初章、二章曰：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荆蛮称楚，绝不见于《诗三百》，西周诗中称伐荆蛮者数次，皆不称楚，则荆楚之称乃春秋时事，此是一证。 西周之世，王室犹强，礼乐征伐，自王朝出，《大雅》《小雅》所叙各种战伐事可以为例，断不容先朝之遗，自整武威；故宋在西周，无伐楚使之来享于宋来王于商之可能：此是二证。 《史记·楚世家》： 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小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后为熊毋康，毋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挚红立。挚红卒，其弟弑商代立，曰熊延。熊廷生熊勇。……熊勇十年卒，弟熊严为后。……熊严卒，长子伯霜代立……熊霜六年卒……而小弟季徇立，是为熊徇……熊徇卒，子熊咢立。熊咢九年卒，子熊仪立，是为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为犬戎所弑。……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为霄敢。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为蚡冒。蚡冒……二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商代立，是为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随侯，数以立楚为王。楚怒，以随背己，伐随，武王卒师中，而兵罢。子文王熊赀立，始都郢。 文王二年，伐申。……六年伐蔡。……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十一年，齐桓公始伯，楚亦始大。十二年，伐邓，灭之。十三年，卒，子熊囏立，是为杜敖。杜敖五年，欲杀其弟熊恽，恽奔随，与随袭弑杜敖，代立，是为成王。 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齐桓公以兵侵楚，至陉山，楚成王使将军屈完以兵御之，与桓公盟。桓公数以周之赋不入王室，楚许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许，许君肉袒谢，乃释之。二十二年，伐黄。二十六年，灭英。三十三年，宋襄公欲为盟会，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将好往，袭辱之。”遂行，至盂，遂执辱宋公，已而归之。三十四年，郑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败之泓，射伤宋襄公，襄公遂病创死。三十九年……晋果败子玉于城濮。 由这一段看去，楚在周夷王时曾强大，后以厉王故，削其王号。大、小《雅》中所记“蠢尔蛮荆”“荆蛮来威”等语，皆是指厉王、宣王对荆用兵事。此后荆蛮颇衰，兄弟争乱，幽王之乱，不曾乘势以攻东周。数代之故，经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见《左传》宣公十二年），至于熊通（武王），然后又北向以窥中国，历剪南国，亡绝江汉旧封。至于晋文之世，息以周姻之侯，申以方伯之遗，竟为楚之戎卒，北战晋宋矣。厉宣时之伐荆，既非宋之得而参与，而楚在武王文王前，亦无与宋接触之可能，则宋之伐荆楚者，必为襄公，历检《春秋左氏》《史记》，断断乎无第二人也。此是三证。 总之，西周荆不称楚，西周伐荆乃王室事，周既东迁之后，宋楚接触，至襄公始有之，是《韩诗》以《商颂》为襄公时作，太史公述《鲁诗》亦然，皆不诬也。 或疑《殷武》之词甚泰，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若核以《左氏》《史记》所载，宋襄公固未胜楚，霍之盟辱身，泓之战丧师，几乎亡国，晋文救之，然后不亡。若此汤孙为襄公，何至厚颜如此？答之曰：《诗》之语夸，一往皆然，即以《周诗》论，狁侵镐，至于陉阳，临渭滨矣（从王静安所考，陉阳为秦之陉阳，非汉之陉阳）；徐淮侵周，迫雒京矣。而《周诗》所记南征北伐，只记反攻之盛，不言入寇之强。且《殷武》固一面之词，《左氏》所记亦一面之词。 旧来《国语》应是晋三家将为诸侯或已为诸侯时之人所集，以晋楚等传说为资料而成者。今如统计《国语》《左传》时记事，晋最多，楚次之，鲁又次之（《左传》中关涉鲁者甚多，然皆敷衍经文语，当非原有），晋楚间小国如周郑等又次之，宋甚少，齐尤小。且《左氏》称晋楚多善言，记鲁国多乱政，从此可知原本《国语》之成分，来自晋楚者多，宋齐事恐皆是附见他国者，楚人记宋襄公必另是一面之词也。 今试看《春秋》所记，葵丘之会，襄公与焉；咸之会，牡丘之会，淮之会，皆与焉。齐桓甫死，襄公即以曹卫邾莒之师伐齐，胜鲁而定齐难，于是乎继齐桓之伯。次年（僖十九年）执胜子婴齐，与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逾二年（僖二十一年）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大国之盟，宋人为先，俨然盟主也。其年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霍”，襄公然后为楚所欺，乘车之会，楚人伐兵执襄公。次年，“宋公、卫侯、许男、縢子伐郑”，其年冬十一月，然后败于泓。由是而论，襄公固曾主霸，只是断烂朝报之《春秋》，所记不详耳。襄公曾致楚人来，盟之而为主霸，泓之战前，未必对楚无小胜也。且若合襄公前后两世看之，宋在当时关系实大。僖四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僖六年夏，“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伐郑，围新城。秋，楚人围许，诸侯遂救许”。七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世子款、郑世子华盟于宁母”。八年“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于款、郑世子华盟于洮，郑伯乞盟”。是齐桓敌楚诸役，襄公之父桓公皆与焉。（当时郑已臣服于楚，故齐恒诸会，子华听命，郑伯不来。其后宋襄公时伐郑，亦以楚故。楚胜宋，郑文夫人芈氏姜氏劳楚子，取郑二姬而归。）襄公卒后，楚势大张，伐陈灭夔，数次伐宋，几至入其国，诸侯以宋故盟于宋。至僖公二十八年，晋文败楚于城濮，然后中国不为楚灭。是则晋文定功，亦缘宋之故也。齐桓晋文之间，宋襄虽小霸而不卒，然齐桓晋文御南蛮之事业，宋公三世（桓襄成）皆参与之。则“奋伐荆楚”之语，括召陵之盟以言可也。 若《殷武》作于襄公卒后，括城濮之役以言亦可也。《殷武》固只言战荆而胜之，未言荆楚来享。总之，《楚语》以楚为本，一种说法，《殷武》以宋为本，又是一种说法。其详则“书阙有间”，不可考矣。 就《殷武》看，宋之民族思想在春秋中世又大发达，所谓“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者，乃指周之先世臣服于商。姜为周所自出，《大雅》“厥初生民，实为姜嫄”，《鲁颂》“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至于氐，疑即狄之异文。 《商颂》非考父作 正考父相传为孔父嘉之父，孔父嘉与殇公同为华父督所杀（桓王十年，西历前710年），下逮襄公之立（襄王二年，西历前650年），已六十年，时代不相接。故《史记》《韩诗》以《商颂》为襄公时者则是，以为即是正考父作者则非。战国末汉初人好为诗寻作者，故以《周颂》一部分为周文公作（已见《国语》），《鲁颂》为奚斯作，《商颂》为正考父作，无非于其国中时代差近之闻人，择一以当之。此是说诗者之附会，不暇详考年代者也。 宋襄公之为如何人物，《春秋》家与《国语》《左氏》所记绝异。 泓之战，《公羊传》以为“虽文王之师不为过”。凡记襄公事，无不称之，襄公受窘，无不讳之。《公羊》于齐桓称之甚矣，亦未至如此。故宋襄公者，《公羊》家之第一偶像。 《论语》《孟子》无谈及襄公者。然以孔子之称管仲齐桓，孟子之论《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又曰“戎狄是膺”，诸义衡之，宋襄自是历来儒家所传之贤圣，为中国文化奋斗者也。 儒与宋颇有关系，《国语》则出自晋，不与宋相涉，又非儒家之义，故其记襄公与《诗经》《春秋》有异。刘子骏刺取《国语》材料以为《春秋左氏传》，凡《公羊》之义彼可得而反者，无不设法尽力反之。《公羊》义之甚重者，如新周、故宋、王鲁，《左氏传》则全无以鲁为王之义，而改《公羊》春王正月之王谓文王一义曰“王周正月”，更以周为绝对者，非溯统而述文王。至其抑宋，更不待说矣。 故《商颂》为宋襄公之颂，儒者所传故说，与事实相合者也。引申而有正考父作之论，传《诗》者之小附会也。改正考父之作为校，而曰是商代之诗，刘子骏作伪时所取义，以抑宋之地位，以与三家诗立异，以与《春秋》家立异，于《鲁语》中羼入一种不伦不类之言，以证其说者也。刘子骏盖以自己校书之事加之古人，而忘时代之异，《商颂》说之三段迁移如此。 综观《鲁颂》《商颂》，齐桓管仲事业之盛可见，宋襄鲁僖皆叨桓公之光者耳。齐桓之伯，北伐山戎，以救邢封卫，南伐楚，陈诸侯之兵于召陵，楚既受责，略东夷淮徐以归。方厉宣之世，狁临渭，徐淮犯雒，南北交侵中国，宣王能自保未能大定也，故幽王遂亡于犬戎。周既东之后，楚又张大，申息随邓江汉诸姬，无不剪灭，进迫河洛之间。齐桓遂于北方功定之后，率诸侯之师以威之，虽未能战而胜楚，楚不敢不受盟也。鲁僖实躬与桓公历年之盟会，伐楚之役，与师往焉，东略而归，遵徐淮而反。 疑《鲁颂》中所言淮夷来同，徐方来同者，未必非由召陵班师之役，桓公助之开始经营。桓公晚年，徐从诸夏，楚伐之，诸夏救之。桓公一死而宋鲁閧，宋纳齐孝公，鲁亦纳公子无亏，宋败鲁。从此宋东联东夷，主诸夏之盟，以斗楚，鲁则折而为楚（僖十九年，鲁与楚盟。鲁之折而为楚者，疑由子志切略地徐方，故远交楚而近攻徐。徐在桓公末年，已折为中夏，楚伐之，同时楚人入舒，舒亦淮上国也。楚鲁夹攻徐，则鲁之拓地徐方自易。鲁僖为自己之利，忘诸夏之义矣）。宋襄之主盟不成者，恐亦由于恢夏殷商之观念甚炽，姬姓诸国所极不愿，然毅然抗楚之北上，为齐桓之所不敢为，继齐桓之志，开晋文之业，诚春秋前半之最大事件。若鲁僖则始追齐桓之后，继背诸复而为楚，终乃于泓之战后受楚之献宋俘。乃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亦颜之厚矣。若《商颂》之语，虽为辞近，就感情论，及诚真无隐。 宋人质直，故谈愚人每曰宋人（《庄子》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孟子》宋人有悯其苗之不长而揠之等），而大史公评鲁公“揖让之礼则从矣，而行事何其戾也！”礼云礼云，乐云乐云，鲁道之交，如是而已。 [book_title]《国风》 “国风”一词起来甚后 “雅颂”均是春秋时已经用了的名词，而风之一词出来甚后。 《论语》上只有“南”“郑”等称，无“国风”一个统称。《诗经》自己文句中有“以雅以南”，也不提及风字，其提及风字者，乃反不在风中，如“吉甫作诵，其风肆好”在《大雅》。 《左传·襄二十九年》，载吴季札观乐语，亦不及风字，直曰周南、召南、邶、鄘、卫等等而已。汉儒董仲舒又以《大雅·文王》受命为“乐之风也”。汉儒制作的《礼记》各篇中，才有国风这个名词。 现在《国风》各部分都是当时列国的通信歌乐，统言曰诗（与雅颂同），析言则曰周南、召南，曰邶、鄘、卫，曰王，曰郑等，必曰风，风乃该雅。山川有异，建国各殊，风土不同，感觉不一，春秋时有人集合之，大体上如我们今日所见，但当时歌诗决不止此，恐和汉魏乐府，唐五季北宋词一样，流传世间者万千中之十一耳。 始也风可该雅，继则以风对雅，言风雅犹今言雅俗，后来风雅成一名词，如杜子美时“别裁伪体亲风雅”，风雅即等于雅，犹之乎吉凶皆是德矣。 四方之音 既如上所述，则论国风必以其为四方不齐之音，然后可以感觉其间之差别。《吕氏春秋·音始篇》，为四方之音各造一段半神话的来源，这样神话全无一点历史价值，然其分别四方之音，可据之以见战国时犹感觉各方声音异派。且此地所论四方恰和《国风》有若干符合，请分别述之。 甲、南音 禹行功，见涂山氏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侯禹于涂川之阳，女乃作歌。歌曰：“侯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以“侯人兮”起兴之诗，今不见于二《南》。然吕不韦时人尚知二《南》为南方之音，与北风对待，所以有这样的南音原始说。二《南》之为南音，许是由南国俗乐所出（周殖民于南国者，用了当地的俗乐），也许战国时南方各音由二《南》一流之声乐出，《吕览》乃由当时情事推得反转了，但这话是无法考核的。 乙、北音 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遗二卵，北飞，遂不返。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以“燕燕于飞”（即燕燕往飞）起兴之诗，今犹在《邶》《鄘》《卫》中（凡以一调与起为新词者，新词与旧调，应同在一声范域之中，否则势不可歌。起兴为诗，实即填词之初步，诗填词法严，起兴自由耳）。是《诗》之《邶》《鄘》《卫》为北音。又《说苑·修文篇》，“纣为北鄙之声，其亡也忽焉”，《卫》正是故殷朝歌。至于《邶》《鄘》所在，王静安君论之最确，抄录如下： 郑氏诗谱曰，邶鄘卫者，商纣畿内方千里之地，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以邶为近畿之地。《续汉书·郡国志》，径于河内郡朝歌下曰，北有邶国，则以邶为在朝歌境内矣。彝器中多北伯北子器，不知出于何所。光绪庚寅直隶涞水县张伯泾又出北伯器数种，余所见拓本，有鼎一，卣一，《鼎文》云，北伯作鼎；《卣文》云，北伯作宾尊彝。北即古之邶也。此北伯诸器与易州所出祖父兄三戈，足征涞易之间，尚为商邦畿之地，而其制度文物全与商同。 观于周初箕子朝鲜之封，成王肃慎之令，知商之声灵固远及东北，则邶之为国自当远在殷北，不能于朝歇左右求之矣。邶既远在殷北，则鄘亦不当求诸殷之境内，余谓鄘与奄声相近，《书·雒诰》“无若火始焰焰”，《汉书·梅福传》引作“毋若火始庸庸”；左文十八年传“阎职”，《史记·齐太公世家》《说苑·复思篇》并作“庸职”，奄之为鄘，犹阎之为庸矣。奄地在鲁，左襄二十五年，“齐鲁之间有弇中”。汉初古文礼经出于鲁淹中，皆其证。 邶鄘去殷虽稍远，然皆殷之故地。《大荒东经》言“王亥托于有易”，而泰山之下亦有相土之东都，自殷未有天下时已入封域，又《尚书疏》及《史记集解索隐》皆引汲冢古文“盘庚自奄迁于殷”，则奄又尝为殷都，故其后皆为大国。武庚之叛，奄助之尤力，及成王克殷践奄，乃封康叔于卫，周公子伯禽于鲁，召公子于燕，而太师采《诗》之目尚仍其故名，谓之邶鄘，然皆有目无诗。季札观鲁乐，为之歌邶鄘卫，时尚未分为三；后人以卫诗独多，遂分隶之于邶鄘，因于殷之左右求邶鄘二国，斯失之矣。 丙、西音 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蔡公抎之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于西河，实为长公（周公旦如何可及昭王时，此后人半神话）。殷整甲徙宅西河，犹思故处，实始作为西音，长公继是音以处西山，秦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 然则《秦风》即是西音，不知李斯所谓“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者，即《秦风》之乐否。《唐风》在文词上看来和《秦风》近，和《郑》《王》《陈》《卫》迥异，不知也在西音之内否。 丁、东音 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山，天大风，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胜也，之子是必有殃。”乃取其子以归，曰：“以为余子，谁敢殃之？”子长成人，幕动坼橑斧斫斩其足，遂为守门者。孔甲曰：“呜呼，有疾，命矣夫！”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 今以《破斧》起兴论周公之诗，在豳，恐《豳风》为周公向东殖民以后，鲁人用周旧词，采庸奄土乐之诗（已在《周颂》中论之）。 从上文看，那些神话因不可靠，然可见邶南豳秦方土不同，音声亦异，战国人遂以之为异源。 戊、郑声 《论语》言放郑声，可见当时郑声流行的势力。李斯《上秦王书》：“郑卫桑间……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缶而就郑卫。”不知郑是由卫出否？秦始皇时郑声势力尚如此大，刘季称帝，“风变于楚”，上好下甚，想郑声由此而微。至于哀帝之放郑声，恐怕已经不是战国的郑声了。 己、齐声 齐人好宗教（看《汉书·郊祀志》），作侈言（看《史记·孟子驺子列传》），能论政（看管晏诸书），“泱泱乎大国”，且齐以多乐名。然《诗·风》所存齐诗不多，若干情诗以外，即是论桓姜事者；恐此不足代表齐诗。 “诸夏”和《国风》 “诸夏”一个名词是古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且试求诸夏是些什么，在哪一带地域。《诗·周颂》：“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 又：“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 《论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左传》：“任宿句，风姓也，实司太皡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 《荀子》：“君子居楚而楚，居夏而夏。” 历来相传夏商周为三代，商周两世的历史，我们晓得的还多，夏世则太少了。不知太史公据世本以成的《夏本纪》在世次上有多少根据，但“启”之一词，已经等于始祖，其上乃更有禹与尧舜之传说生关系者，大约总是后来人所加。启之母为涂山氏女，或即和周之姜嫄，殷之有娀为同类之传说，而启之开夏或即由于灭甘乃大（《甘誓》已言五行，出必甚后，当在战国末矣）。 夏之世系大约已不完全，相传夏故域在汾水流域，而其后代之祀在壅丘，当黄河之南，去殷商不远。又在陈者有夏氏，疑夏在盛时之疆域，北包晋唐，东至山东境，南及于江汉，此区域中文明古国至多，到春秋时这些痕迹犹在。国为南汤践灭，而文物犹在，故这一带地方的列国叫做诸夏。 商虽灭夏，然以取夏文化之故，或者也以诸夏自居，犹之乎满洲人入了山海关，便也自称中国，称人蛮夷了。周人入了中国，把中国“周化”得很利害，封建制度即是扩大周化的，而周行周道周宗周京一齐周起来，而文化的中国之名仍泛用夏。 《周颂》中那几篇无韵的文辞甚古，说到夏者两处，在有韵的《周颂》及大、小《雅》中夏之称不见了，《周颂》中说到夏的几句话。大意是谓武成功立，藏起干戈弓矢来，与诸夏相安，这很像克服了中国与人休息的话。这样看来，诸夏在西周之初是很常用的名词。 直到战国末年，还以楚对夏，大约由于楚向北发展，诸夏又受了一回震动，诸夏之一部分遗留，即为周之南国者，为楚所并，而楚风变夏。然楚夏对当之称犹在民间。夏一个字在商周千多年中的命运，仿佛像汉一个字在魏晋以后至于现在的命运一样。那么晋之南，汉之北，一切小国，在势力上几乎都是四邻大邦的附庸，在文化上却有很长的遗留，或者郑魏陈桧以至于曹，以至于唐，一切不同的列国之风，就音乐论也许保留了些诸夏之旧。发扬蹈厉每是新国之容，濮上桑间，玉树后庭，乃歌胜国之文华也。 起兴 六诗之说始于周官。《毛诗叙》说：“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自秦始皇数用六以后，汉儒凡事都以六为纪，不可以五，不可以七，六艺六书皆不恰恰是六。六在汉代犹之七在佛经上，成了一种“圣数”啦！所以六诗一说，本不必拘泥求之。 大约说六诗者有两类：一、以六诗皆是诗体之称，如《郑志》；二、以风雅颂为体，赋比兴为用，如《朱传》。 近人章炳麟先生谓赋比兴为诗体，为孔子所删。赋比兴之本为诗体，其说不可易，至读《诗三百》中无赋比兴者，乃孔子所删，则不解删诗之说，本后起之论，宋儒辨之已详也。章君又谓赋即屈荀之所作体，其言差信，谓比即辩亦通，独谓兴为挽歌，乃甚不妥。强引周官以论兴，说得使人心上不能释然。寻绎《毛传》独标兴体，必有缘故。 前见顾颉刚先生一文论此，谓兴体即后人所谓起兴，汉乐府以至于现行歌谣犹多如此。据原有歌中首句或首两句，下文乃是自己的，故毛公所据兴体，每每上两句与后来若相干若不相干。此论至不可易。 起兴之用，有时若是标调，所起同者，若有多少关系。例如《邶》之“习习谷风”和《小雅》之“习习谷风”，长短有别，皆是弃妇词。“关关雎鸠”和“雝雝鸣雁”相类，皆是结婚词。“燕燕于飞，泄泄其羽”，和“雄雉于飞，泄泄其羽”相等，皆是伤别词。即《吕氏春秋》所记“燕燕往飞”也是感别，《破斧》之音也是人事艰屯。那么起兴同而辞异者，或者是一调之变化吗？ [book_title]《国风》分叙 周南、召南 《周南》《召南》都是南国的诗，并没有岐周的诗。南国者，自河而南，至于江汉之域，在西周下一半文化非常的高，周室在那里建设了好多国。在周邦之内者曰周南，在周畿外之诸侯统于方伯者曰召南。 南国称召，以召伯虎之故。召伯虎是厉王时方伯，共和行政时之大臣，庇护宣王而立之之人，曾有一番轰轰烈烈的功业，“日辟国百里”。这一带地方虽是周室殖民地，但以地方富庶之故，又当西周声教最盛之时，竟成了文化中心点，宗周的诸侯每在南国受封邑。其地的人文很优美，直到后来为荆蛮残灭之后，还保存些有学有文的风气。 孔子说“南人有言……”，又在陈蔡楚一带地遇到些有思想而悲观的人。《中庸》上亦记载“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而君子居之”。这些南国负荷宗周时代文化之最高点，本来那时候崤函以西的周疆是不及崤函以东大的（宣王时周室还很盛，然渭北已是狁出没地，而渭南的矢，在今盩厔县，逼近镐京，已称王了。不知在汉中有没有疆土，在巴蜀当然是没有的。若关东则北有河东，南涉江汉，南北达两千里）。 我们尤感觉南国在西周晚年最繁盛，南国的一部本是诸夏之域，新民族（周）到了旧文化区域（诸夏）之膏沃千里中（河南江北淮西汉东）更缘边启些新土宇（如大、小《雅》所记拓土南服），自然发生一种卓异的文化，所以其地士大夫家庭生活，“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周南》《召南》是这一带的诗，《大雅》《小雅》也是这一带的诗，至少也是由这一带传出，其上层之诗为《雅》，其下层之诗号《南》。南国盛于西周之末，故《雅》《南》之诗多数属于夷厉宣幽，南国为荆楚剪灭于鲁桓庄之世，故《雅》《南》之诗不少一部分属于东周之始。已是周室丧乱，哀以思之音。 二《南》有和他《国风》绝然不同的一点，二《南》文采不艳，而颇涉礼乐：男女情诗多有节制（《野有死麕》一篇除外），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者，只在二《南》里适用，其他《国风》全与礼乐无涉（《定之方中》除外），只是些感情的动荡，一往无节。 《周南》《召南》是一题，不应分为两事，犹之乎《邶》《鄘》《卫》之不可分，《左传》襄二十九，吴季札观乐于鲁，“为之歌《周南》《召南》”，固是不分的。 现在把《周南》《召南》中各篇的意思，凭一时猜想，写在下面。限于时间和篇幅，考证不详，又不能申长叙论，所以只举大义。以下《国风》皆放此。其中必有不少错误，诸君应详细覆案，若有所疑，便即讨论。 《关雎》 叙述由“单相思”至结婚，所以是结婚时用的乐章。 《葛覃》 这是女子之辞，首章叙景物，次章叙女工，卒章言归宁。 《卷耳》 女子思其丈夫行役在外之辞。但首章是女子口气，下三章乃若行役在外者之辞，恐有错乱。 《樛木》 祝福之辞，《小雅》中这一类甚多。 《螽斯》 祝福之辞，祝其子孙。 《桃夭》 送女子出嫁之辞。 《兔罝》 称美武士之辞。 《芣苢》 女子成群，采芣苢于田野，随采随歌之调。 《汉广》 此诗颇费解，既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又曰“之子于归，言秣其马”，像是矛盾。欧阳永叔以为“言秣其马者”，所谓“虽为之执鞭所欣慕焉”之意，这话有趣，然亦未必切合。这样民歌每每没有整齐的逻辑，遂心所适而言，所以不可固以求其意。此诗初章言不可求，次章卒章言已及会晤，送之而归，江汉茫茫，依旧不可得。 《汝坟》 妇思其夫行役在外，未见时，“惄如调饥”；“既归”则曰“不我遐弃”。卒章叹息时艰，曰“王室如毁”，则已是幽王丧乱后诗。 《麟趾》 称颂之辞，以麟为喻，颂公姓盛美。 《鹊巢》 送嫁之辞，与《桃夭》同。 《采蘩》 女子之辞。首章次章言自己采蘩，末章言其丈夫早出迟归，以从公室之事。 《草虫》 女子思其丈夫行役在外，未见则忧，既归则悦，与《汝坟》同。 《采苹》 女子采苹之辞，与《采蘩》同。 《甘棠》 周衰楚盛，召伯虎之功不得保持，国人思之。 《行露》 此诗难解，聚讼已多。疑是一女子矢志不嫁一男子之辞。 《羔羊》 形容仕于公者盛服返家。 《殷其雷》 丈夫行役在外，其妻思之旋归。 《摽有梅》 此是女子求男子之辞，乃是一篇《关雎》别面。初章曰及吉而嫁，次章曰及今而嫁，卒章曰语之即嫁。 《小星》 仕宦者夙夜在公，感其劳苦而歌。 《江有汜》 女子为人所弃而歌。首章言虽弃我而后必悔，次章言虽弃我亦即安之，卒章言虽弃我我自乐，《郑风》所谓“子不我思，岂无他人”也。 《野有死麕》 男女相悦，卒章虽《郑风》不是过。 《何彼秾矣》 歌王姬下嫁之盛，既曰平王之孙，则明是东迁后多年之诗。 《驺虞》 此是猎歌。 邶鄘卫 邶鄘卫乃一体，不可分，误为人分为三。《左传》襄二十九，吴季札闻乐于鲁，尚不分。邶鄘卫篇章皆是卫诗，而蒙以邶鄘故名者，明音之所自；此是北风，以对南音（详上章）。 《柏舟》 女子不见爱于其夫，困于群妾，作此劳歌。 《绿衣》 此亦悲歌，但所悲何事未明。此是兴体，朱子误以为比。女子制衣，且制且欢。 《燕燕》 相传为庄姜送戴妫归之词。然陈女妫姓，并非任姓，“仲氏任只”，犹《大雅》“挚仲氏任”，虽非一人而同名。若大任之名，后来为人借用以呼一切贤善女子，则此诗可为涉庄姜戴妫者，否则名姓不同，必另是一事。此为送别之悲歌则无疑。 《日月》 妇见弃于夫之哀歌。 《终风》 妇不见爱于其夫，其夫“谑浪笑敖”以待之，伤而歌此。 以上四诗，《毛诗》以为庄姜传，《鲁诗》遗说可考者，则以《柏舟》为寡姜诗，《燕燕》为定姜诗（《韩诗》同），《日月》为宣姜诗，其实皆无征，但为妇人见弃之词耳。 《击鼓》 丈夫行役于外念及室家，思其旧盟，而为哀歌。“平陈与宋”，或云是州吁联合宋、陈、蔡以伐郑纳太叔段事（此事记载《史记》《左传》各不同），不可详考。 《凯风》 孝子之辞，自怨自艾，谓母氏圣善，而已无令德。《毛诗序》以为其母有七子而不安其室，恐怕说得太多了。 《雄雉》 妇思其夫行役在外，悲其不能来，德音慰之。 《匏有苦叶》 义未详，四章不接，恐已错乱。 《谷风》 妇人为夫所弃，为此悲痛之歌。 《式微》 《列女传》（刘向传《鲁诗》）以为是蔡庄夫人与其傅之辟。《毛诗序》以为蔡侯失国久寓于卫，其臣劝之归。毛说较通，然未必有据。 《旄丘》 行役在外之人辗转无定，怨其叔伯不致之归。 《简兮》 形容万舞之士而美之。 《泉水》 卫女出嫁诸侯，思归宁而不可屡归。初章言思归，次章三章言归宁之行，末章是后来又思归宁也。 《北门》 士不得志，穷而且劳。 《北风》 男女相爱，同行同归。 《静女》 此亦同上，为男女相爱之辞。 《新台》 本事已亡，诗义不详。《毛诗序》以为剌宣公诗，甚觉不切。此篇与下篇之毛义，朱子皆疑之。 《二子乘舟》 鲁说以为伋、寿二子傅母作，毛以为国人伤伋、寿之死而作，然诗中无可证此义者。 《柏舟》 母氏欲其嫁一人，而自愿别嫁一人，以死矢之。 《墙有茨》 言卫宫淫乱。 《君子偕老》 美君夫人之辞，全无剌义。“不淑”即“不吊”，王引之吴大澂已证之。 《桑中》 男女相爱之诗。 《鹑之奔奔》 刺其上之词。 《定之方中》 《左传》《史记》皆载卫懿公灭于狄事。懿公战死，“宋桓公逆诸河……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漕。齐侯使公子无亏率车二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戴公元年卒，齐桓公以卫数乱，乃率诸侯伐狄，为卫筑楚丘，立戴公弟毁为卫君，是为文公”。“文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受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此诗中言“作于楚宫”，“作于楚室”，“以望楚矣”，其为卫文公营楚丘诗甚明。末云“牝三千”，生息已繁矣。 《蝃》 义不详。初二章言行远父母，卒章言无信不知命，当有错乱。 《相鼠》 剌无礼。 《干旄》 此诗本事已亡，义不能详。 《载驰》 此许穆夫人诗。《列女传》三：“许穆夫人者，卫懿公之女，许穆公之夫人也。初，许求之，齐亦求之，懿公将与许。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系援于大国也。今者许小而远，齐大而近，若今之世，强者为雄，如使边境有寇我之事，维有四方之故，赴告大国，妾在不犹愈乎？今舍近而就远，离大而附小，一旦有车驰之难，孰可与立社稷？’卫侯不听，而嫁之于许。其后翟人攻卫，大破之，而许不能救卫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齐侯往而存之，遂城楚且以居卫侯，于是悔不用其言。当败之时，许人驰驱而吊唁卫侯，因疾之而作诗云……君子善其慈惠而远识也。”按此段所记与《左传》《史记》皆不合，许穆夫人为懿公之妹，非其女。且懿公被杀，国亡，齐先立戴公，以城于漕，次立文公，以城楚丘。《列女传》当是本之《鲁诗》说，未采《左传》《史记》。《毛诗》：“序《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按此说本之《鲁诗》而稍改善，犹有不妥处，即谓许穆夫人思归而不得；诗文中则许穆夫人固已“言至于漕”矣。 解此诗最善者，无过朱子。从朱子之解，诗中文义可通。盖许穆夫人已至于漕，而许大夫追之使反，愤而为此诗。朱说易见，且文繁，故不录。 《淇澳》 自《鲁诗》以来相传以为美卫武公之作。诗本文无证，要之为美“君子”之时则然也。 《考槃》 隐居不仕者之诗。 《硕人》 自《鲁诗》以来，相传以为为庄姜作。以诗本文论，此说是也。此诗鲁以为刺，毛以为悯，其实不含刺悯，但形容庄姜容貌意态之美耳。盖庄姜初由齐至卫，卫人惊其美而有仪，乃作此歌。故先叙其家世，末叙其媵从也。此与《召南》之《何彼秾矣》，《大雅》之《韩奕》，皆歌初嫁之诗。《左传》“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此乃发明《毛传》所谓悯者，诗文全不涉及“无子”。《左传》中论诗义者多刘歆诸人羼入，成其古文学之系统，前人论之详矣。 《氓》 妇人为夫所弃之劳歌，与《谷风》同。 《竹竿》 诸侯女嫁于卫，思归宁而不得之辞（非卫女嫁于侯者之辞）。 《芄兰》 所谓不详。 《河广》 《毛序》以为宋桓夫人作。“宋桓夫人，卫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义不可往，故作是诗以自止。”不知此说是否，其为思宋之诗则无疑。 《伯兮》 丈夫行役在外，其妻思之。 《有狐》 丈夫行役在外，其妻虑其无衣无裳。 《木瓜》 男女相好之辞。 王 《王风》是周朝东迁以后在王城一带的民间诗。《王风》与二《南》不同者，二《南》虽涉东周之初，犹是西周之遗风，所以并不是乱世之音；《王风》则在东迁之后，疆土日蹙，民生日困，所以全是些乱离的话。 《黍离》 行迈之人悲愤作歌。《毛序》谓“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然诗中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与此情景颇不切合。 《君子于役》 丈夫行役于外，其妻思之。 《君子阳阳》 室家和乐之诗。 《扬之水》 戍人思归之诗。东迁之后，既亡四疆，而南国又迫于楚。周室当散亡之后，尚须为南国戍。申甫许皆受迫害，而周更大困矣。此桓庄时诗，桓庄以前，申甫未被迫，桓庄已后，申甫已灭于楚。 《中谷有蓷》 女子嫁人不淑之悲诗。 《兔爰》 遭时艰难，感觉到生不如死。此《诗三百》中最悲愤之歌。 《葛藟》 政衰世乱，人民流散，求寄生于人家，而人不收。 《采葛》 男女相思之歌。 《大车》 男女相爱，不敢同奔，矢以同死。 《丘中有麻》 男女约期之词。 郑 《缁衣》 义不详，《毛序》以为美武公，不知何据。 《将仲子》 一女爱一男子，而畏父母宗族，辞以绝之。 《叔于田》 郑人爱大叔段，而称美之。 《大叔于田》 同上。 《清人》 此诗之本事，毛氏《左传》相表里为一辞。《毛序》：“清人，剌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顾其君，文公恶而欲远之，不能，使高克将兵而御狄于竟。陈其师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众散而归。高克奔陈。公子素恶高克进之不以礼，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国亡师之本，故作是诗也。”《春秋·闵元》“郑弃其师”。《左传》：“郑人恶高克，使率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此为《左传》之最不似《国语》处，亦即最显然敷衍经文处。此古文学之系统的印证，最不足信者，此诗本事竟不可考。 《羔裘》 美君子。而此君子为何人，则本事已亡。 《遵大路》 男女相爱者中道乖违，于路旁作别，仍愿留之。 《女曰鸡鸣》 此亦相悦者之辞。 《有女同车》 美其所爱之女子之辞。 《山有扶苏》 相爱者之戏语。 《萚兮》 此诗无义，只是说你唱我和，当是一种极寻常的歌词，如《周南》之《芣苢》。 《狡童》 一女子为其所爱者所弃，至于不能餐息。 《褰裳》 女子戏语其所爱者之辞。 《丰》 一女子悔未偕迎之者俱去，而言欲与之归。 《东门之》 上章言室迩人远，下章言思之而不来。盖爱而不晤者之辞。 《风雨》 相爱者晤于风雨鸡鸣中。 《子衿》 爱而不晤，责其所爱者何以不来也。 《扬之水》 相爱者闻人言而疑，其一慰其他曰：“终鲜兄弟，维予与女。无信人之言，人实迋女。” 《出其东门》 一人自言其所爱之专一。 《野有蔓草》 男女相遇而相爱，自言适愿。 《溱洧》 相爱者偕游之辞。 《论语》有“郑声淫”“放郑声”之说，直到李斯时，“郑卫桑间”，尚成乐中一势力。今就《三百篇》中《郑诗》看，二十一篇中，十五篇言涉男女情爱事，《萚兮》一篇，或亦为此用。是《郑诗》多言男女，诗中固为显证，不必以“郑声淫”但指声言不指诗言也。此亦足证孔子固未删《诗》，《诗》若由孔子删者，必无此样《郑风》。 齐 《鸡鸣》 妃戒其君以应早朝。 《还》 一女子自言逢一男子，其人爱而揖之。 《著》 男子期女子于其家，而见其盛装也。 《东方之日》 此应为女子之言，朱子误以为男子之言。“彼姝者子”，固可为称男者。此诗之义自显。（如“孑孑干旌”之“彼姝者子”，非指女人。） 《东方未明》 从仕于公者，感于辰夜劳苦，其君兴居不时，与《南》中之《小星》同。 《南山》 《毛义》以为言齐襄公鲁文姜事，与诗本文甚合。 《甫田》 大夫行役在外，其妻思之。 《卢令》 称美猎者。 《敝笱》 形容齐女出嫁。《毛义》以为指鲁桓夫人文姜（同《南山》），未知有据否。 《载驱》 叙述齐女嫁于鲁事，并无剌语。鲁娶于齐事不一，未必指文姜也。 《猗嗟》 称美齐之甥形容修好，舞射俱臧。鲁庄公固为齐甥，然不知此诗是否指之。 如《南山》《敝笱》《载驱》《猗嗟》为一时之诗，则应是尽叙文姜鲁庄者。 按，齐有泱泱大国风之誉，《诗三百》中殊不足以见此。疑《诗三百》之集合受齐影响少，齐诗多不入内，入内者固不足代表齐也。 魏 《魏诗》是否即《晋诗》之一部，未能决。但唐魏之关系决不与邶鄘卫同。邶鄘卫者实是一事，皆是卫诗，而实以北庸以记音之系统。此为北声，用对南音也。至于魏，或为魏亡前之诗，如此则为《魏诗》；或为魏亡后诗，如此则为《晋诗》。要之出于魏故地。今以唐魏相校，诗意多不同风，《魏诗》悲悯，《唐诗》言及时行乐，容非一体。 《纠纠》 女子为其丈夫制履制服，而其丈夫性褊急，歌以剌之。 《汾沮洳》 疑是言一寻常百姓之子，美如玉英，贵族不及。 《园有桃》 心有忧者，“居则忽忽若有所亡，行则不知其所往”。愤人之不知，而弃捐不道。 《陟岵》 行役在外者，思其父母兄在家思之归。 《十亩之间》 男女相悦，而言同归。 《伐檀》 民剌其上不猎不稼，有貆有禾。 《硕鼠》 民苦于重征厚敛，以硕鼠比其上，而云将适异国。 唐 《蟋蟀》 言人应及时行乐，否则时日不我与。末又诵云：“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山有枢》 此亦言及时行乐，而多含悲痛之意。 《扬之水》 《毛序》云：“剌晋昭公也。昭公分国以封沃，沃盛强，昭公微弱，国人将叛而归沃焉。”按首章云：“从子于沃。”卒章云：“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恐是曲沃谋翼事。 《椒聊》 疑是称美人之子孙蕃衍。犹《南》之《螽斯》。 《绸缪》 男女相遇，而为戏语。或谓此是婚娶时夫妇相谓之语。 《杕杜》 飘流之人，感在外之艰难，而思他人不如同父同姓也。 《羔裘》 不详。 《鸨羽》 行役在外，不遑事父母，而为哀歌。 《无衣》 言我固有衣，然不如服子之衣，更为安吉。《毛诗》以为是曲沃武公并晋始受王七命事，恐是附会。 《有杕之杜》 思君子，欲其来，而言“中心好之，曷饮食之”。 《葛生》 此是怨旷之词。妇人感其夫在外，无与息与居者，更不知其何日来，而作沉痛语曰“百岁之后，归于其居”，言其不能待而先死也。 《采苓》 此劝人勿轻信谗言之辞。 秦 秦与周同地，虽异世而有同者，《秦风》词句每有似《小雅》处。 《车邻》 此亦及时行乐之意。 《驷》 此猎歌，其用于公室者，如《石鼓文》；其流行在民间者，如此类。 《小戎》 丈夫出征，其妻思之。 《蒹葭》 此亦相爱者之词。辛稼轩《元夕词》云：“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与此诗情景同。 《终南》 秦人美其君之辞。 《黄鸟》 秦穆公卒，以三良为殉，国人哀之，而歌此诗。三家毛义同，事见《左传》。 《晨风》 丈夫在外，其妻思之。 《无衣》 秦武士出征时，相语之壮辞。 《渭阳》 《列女传》（传《鲁诗》）《毛序》皆以为秦康公送其舅氏晋公子重耳入国之辞。 《权舆》 言为礼不卒，后不承先，但不知如何人之歌也。 陈 《宛丘》 形容舞者之辞。 《东门之枌》 朱子云：“男女聚会歌舞，而赋其事以相乐。”按此说是也。 《衡门》 朱子云：“此隐居自乐而无求者之词。”按此说是也。 《东门之池》 思女子之辞。 《东门之杨》 男女相期于昏，而明星煌煌，犹未至也。 《墓门》 妇不得志于其夫之悲歌，与《邶诗·终风》同义。颠倒思予，乃文法之倒转，即予思颠倒。 《防有鹊巢》 朱子云“此男女之有私，而忧或间之之辞”。 《月出》 朱子云“此亦男女相悦而相念之辞”。 《株林》 人民歌陈灵公君臣从夏姬游事，事见《左传》《国语》。 《泽陂》 此亦思女子之辞。 按，《陈风》所歌之事，最近于郑。 桧 《羔裘》 不详。毛义不通。 《素冠》 亦男女相爱之辞。女子见其所爱者遭丧，仍欲速嫁之也。 《隰有苌楚》 感于人生艰难，不如草木之无知。 《匪风》 悲诗。 按《桧诗》之体，以“兮”为结，甚似《郑风·缁衣》，故《郑》《桧》恐是一地之诗。桧于西周时，即为郑灭。 曹 《蜉蝣》 悲诗。 《候人》 言在朝者不称其位，无已，退与季女游乐。 《鸤鸠》 颂美其上之辞。 《下泉》 伤时衰世乱，而念昔之盛世。 按曹叔振铎，文之昭也。周初所褒大封，后乃畏服于强邻。故《鸬鸠》之辞，稍似《小雅》；《下泉》之辞，有类亡国之音哀以思者，盖曹在初年必为大国，后乃衰微不承权舆耳。 豳 《七月》 封建制下农民之岁歌。 《鸱鸮》 作鸟语者。此类人作鸟兽语之诗，古代中国只有此一首遗后来。 《东山》 士卒东征者，既感行役之劳，返其家室，与妇相语。 《破斧》 周公东征，虽功烈甚大。而民亦劳苦。此实哀诗，如依四家美剌之义以为序，此真“剌周公也”。 《伐柯》 此疑是婚诗。 《九罭》 就卒章看。或是徂东兵士，不愿周公西归之歌。 《狼跋》 美公孙，然不知此公孙是何人，其非周公则甚明。 《豳风》虽涉周公事，然决非周公时诗之原面目，恐口头流传二三百年后而为此语言。其源虽始于周公时，其文乃递变而成于后也。不然，《周颂》一部分如彼之简直，《豳风》如此之晓畅，若同一世，于理不允。 [book_title]《诗》时代 研究《诗三百》的时代，似乎应当依下列的几条道路。 一、先把那些可以确定时代者，考定清楚，以为标准。 二、那些时代不能确定者，应折中于时代能确定者，以名的同异，语法之演进，章法之差别，定他对于能确定时代之若干篇之时代的关系。 三、凡是泛泛关涉礼乐的文词，在最初创始及历次变化中，每可经甚长的时候，故只能断定其大致，不能确指为何时。 四、在一切民间的歌谣中，每有纠缠不清的关系。乙歌由甲歌出，而乙歌又可递变为丙；一歌自最初成词，至后来谱于乐章，著于竹篇，可经很多的变化。即如《小雅》之“习习谷风”，与《鄘风》之“习习谷风”，起兴同，所叙之事同，意思同，显是一调之变化。起兴很可助我们寻求一调之源流的。在这情形之下，一个歌谣可以有数百年的历史，决不宜指定其为何朝者。 故由此看去，不特我们现在已经不能为《诗三百篇》篇篇认定时代，且正亦不可如此作，如此作则不免于凿。康成《诗谱》为每一篇中找好了一个时代，既诬且愚也。 周诗系统 《周颂》　《周颂》中大别可分为两类：一、无韵者；二、有韵又甚丰长者；其间还有些介物。那些无韵的时代在前，有韵又甚丰长者在后，有韵而不整齐丰长者在中间，此是文体之自然演化。今以其有韵又甚丰长者，与大、小《雅》中可定为厉宣时诗者比较，则觉难《周颂》之最后者，犹与厉宣时诗甚不同，则《周颂》当是成康以来下至懿孝间诗，无韵者在先，有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