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读书与做人 [book_author]胡适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儒理哲学,哲学,完结 [book_length]120322 [book_dec]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字适之，徽州绩溪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他的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新旧文学的区别，提倡新文学创作，翻译法国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读书与做人》选编胡适关于读书、治学、为人、处世方面反响较大的27篇杂文，包括读书、为什么读书、找书的快乐、读书的习惯重于方法、青年人的苦闷、一个问题、信心与反省、易卜生注意、治学的方法等。大师已逝，经典仍存。 [book_img]Z_5390.jpg [book_title]读书 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 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 无目的读书是散步而不是学习。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读书”这个题，似乎很平常，也很容易。然而我却觉得这个题目很不好讲。据我所知，“读书”可以有三种说法： （1）要读何书。 关于这个问题，《京报副刊》上已经登了许多时候的“青年必读书”；但是这个问题，殊不易解决，因为个人的见解不同，个性不同。各人所选只能代表各人的嗜好，没有多大的标准作用。所以我不讲这一类的问题。 （2）读书的功用。 从前有人作“读书乐”，说什么“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现在我们不说这些话了。要说，读书是求智识，智识就是权力。这些话都是大家会说的，所以我也不必讲。 （3）读书的方法。 我今天是要想根据个人的经验，同诸位谈谈读书的方法。我的第一句话是很平常的，就是说，读书有两个要素：第一要精；第二要博。 现在先说什么叫“精”。 我们小的时候读书，差不多每个小孩都有一条书签，上面写十个字，这十个字最普遍的就是“读书三到：眼到，口到，心到”。现在这种书签虽不用，三到的读书法却依然存在。不过我以为读书三到是不够的；须有四到，是：“眼到，口到，心到，手到”。我就拿它来说一说。 眼到是要个个字认得，不可随便放过。这句话起初看去似乎很容易，其实很不容易。读中国书时，每个字的一笔一画都不放过。近人费许多功夫在校勘学上，都因古人忽略一笔一画而已。读外国书要把a，b，c，d等字母弄得清清楚楚。所以说这是很难的。如有人翻译英文，把“port”看作“pork”，把“oats”看作“oaks”，于是葡萄酒一变而为猪肉，小草变成了大树。说起来这种例子很多，这都是眼睛不精细的结果。书是文字做成的，不肯仔细认字，就不必读书。眼到对于读书的关系很大，一时眼不到，贻害很大，并且眼到能养成好习惯，养成不苟且的人格。 口到是一句一句要念出来。前人说口到是要念到烂熟背得出来。我们现在虽不提倡背书，但有几类的书，仍旧有熟读的必要，如心爱的诗歌，如精彩的文章，熟读多些，于自己的作品上也有良好的影响。读此外的书，虽不须念熟，也要一句一句念出来，中国书如此，外国书更要如此。念书的功用是能使我们格外明了每一句的构造，句中各部分的关系。往往一遍念不通，要念两遍以上，方才能明白的。读好的小说尚且要如此，何况读关于思想学问的书呢？ 心到是每章每句每字意义如何？何以如是？这样用心考究。但是用心不是叫人枯坐冥想，是要靠外面的设备及思想的方法的帮助。要做到这一点，须要有几个条件： （1）字典，辞典，参考书等工具要完备。这几样工具虽不能办到，也当到图书馆去看。我个人的意见是奉劝大家，当衣服，卖田地，至少要置备一点好的工具。比如买一本韦氏大字典，胜于请几个先生。这种先生终身跟着你，终身享受不尽。 （2）要作文法上的分析。用文法的知识，作文法上的分析，要懂得文法构造，方才懂得它的意义。 （3）有时要比较参考，有时要融会贯通，方能了解。不可单看字面。一个字往往有许多意义，读者容易上当。 例如“turn”这字：作外动字解有十五解，作内动字解有十三解，作名词解有二十六解，共五十四解，而成语不算。 又如“strike”：作外动字解有三十一解，作内动字解有十六解，作名词解有十八解，共六十五解。 又如“go”字最容易了，然而这个字：作内动字解有二十二解，作外动字解有三解，作名词解有九解，共三十四解。 以上是英文字须要加以考究的例。英文字典是完备的；但是某一字在某一句究竟用第几个意义呢？这就非比较上下文，或贯串全篇，不能懂了。 中文较英文更难，现在举几个例： 祭文中第一句“维某年月日”之“维”字，究作何解？字典上说它是虚字。《诗经》里“维”字有二百多，必需细细比较研究，然后知道这个字有种种意义。 又《诗经》之“于”字，“之子于归”“凤凰于飞”等句，“于”字究作何解？非仔细考究是不懂的。又“言”字，人人知道，但在《诗经》中就发生问题，必须比较，然后知“言”字为联接字。诸如此例甚多。中国古书很难读，古字典又不适用，非是用比较归纳的研究方法，我们如何懂得呢？ 总之，读书要会疑，忽略过去，不会有问题，便没有进益。 宋儒张载说：“读书先要会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他又说：“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又说：“学贵心悟，守旧无功。” 宋儒程颐说：“学原于思。” 这样看起来，读书要求心到；不要怕疑难，只怕没有疑难。工具要完备，思想要精密，就不怕疑难了。 现在要说手到。手到就是要劳动劳动你的贵手。读书单靠眼到，口到，心到，还不够的；必须还得自己动动手，才有所得。例如： （1）标点分段，是要动手的。 （2）翻查字典及参考书，是要动手的。 （3）做读书札记，是要动手的。 札记又可分四类： （1）抄录备忘。 （2）作提要，节要。 （3）自己记录心得。张载说：“心中苟有所开，即便札记。不则还塞之矣。” （4）参考诸书，融会贯通，作有系统的著作。 手到的功用。我常说：发表是吸收智识和思想的绝妙方法。吸收进来的智识思想，无论是看书来的，或是听讲来的，都只是模糊零碎，都算不得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必须做一番手脚，或做提要，或做说明，或做讨论，自己重新组织过，申叙过，用自己的语言记述过——那种智识思想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 我可以举一个例。你也会说“进化”，他也会谈“进化”，但你对于“进化”这个观念的见解未必是很正确的，未必是很清楚的；也许只是一种“道听途说”，也许只是一种时髦的口号。这种知识算不得知识，更算不得是“你的”知识。假使你听了我这句话，不服气，今晚回去就去遍翻各种书籍，仔细研究进化论的科学上的根据；假使你翻了几天书之后，发愤动手，把你研究所得写成一篇读书札记；假使你真动手写了这么一篇《我为什么相信进化论》的札记列举了： 一，生物学上的证据；二，比较解剖学上的证据；三，比较胚胎学上的证据；四，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上的证据；五，考古学上的证据；六，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证据。 到这个时候，你所有关于“进化论”的知识，经过了一番组织安排，经过了自己的去取叙述，这时候这些知识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所以我说，发表是吸收的利器；又可以说，手到是心到的法门。 至于动手标点，动手翻字典，动手查书，都是极要紧的读书秘诀，诸位千万不要轻轻放过。内中自己动手翻书一项尤为要紧。我记得前几年我曾劝顾颉刚先生标点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当初我知道他的生活困难，希望他标点一部书付印，卖几个钱。那部书是很薄的一本，我以为他一两个星期就可以标点完了。那知顾先生一去半年，还不曾交卷。原来他于每条引的书，都去翻查原书，仔细校对，注明出处，注明原书卷第，注明删节之处。他动手半年之后，来对我说，《古今伪书考》不必付印了，他现在要编辑一部疑古的丛书，叫做“辨伪丛刊”。我很赞成他这个计划，让他去动手。他动手了一两年之后，更进步了，又超过那“辨伪丛刊”的计划了，他要自己创作了。他前年以来，对于中国古史，做了许多辨伪的文字；他眼前的成绩早已超过崔述了，更不要说姚际恒了。顾先生将来在中国史学界的贡献一定不可限量，但我们要知道他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他的手到的工夫勤而且精。我们可以说，没有动手不勤快而能读书的，没有手不到而能成学者的。 第二要讲什么叫“博”。 什么书都要读，就是博。古人说：“开卷有益”，我也主张这个意思，所以说读书第一要精，第二要博。我们主张“博”有两个意思： 第一，为预备参考资料计，不可不博。 第二，为做一个有用的人计，不可不博。 第一，为预备参考资料计。 在座的人，大多数是戴眼镜的。诸位为什么要戴眼镜？岂不是因为戴了眼镜，从前看不见的，现在看得见了；从前很小的，现在看得很大了；从前看不分明的，现在看得清楚分明了？王荆公说得最好： 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也。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答曾子固》） 他说：“致其知而后读。”又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即如《墨子》一书在一百年前，清朝的学者懂得此书还不多。到了近来，有人知道光学，几何学，力学，工程学……一看《墨子》，才知道其中有许多部分是必须用这些科学的知识方才能懂的。后来有人知道了伦理学，心理学……懂得《墨子》更多了。读别种书愈多，《墨子》愈懂得多。 所以我们也说，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多读书，然后可以专读一书。譬如读《诗经》，你若先读了北大出版的《歌谣周刊》，便觉得《诗经》好懂的多了；你若先读过社会学，人类学，你懂得更多了；你若先读过文字学，古音韵学，你懂得更多了；你若读过考古学，比较宗教学等，你懂得的更多了。 你要想读佛家唯识宗的书吗？最好多读点伦理学、心理学、比较宗教学、变态心理学。无论读什么书总要多配几副好眼镜。 你们记得达尔文研究生物进化的故事吗？达尔文研究生物演变的现状，前后凡三十多年，积了无数材料，想不出一个简单贯串的说明。有一天他无意中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忽然大悟生存竞争的原则，于是得着物竞天择的道理，遂成一部破天荒的名著，给后世思想界打开一个新纪元。 所以要博学者，只是要加添参考的材料，要使我们读书时容易得“暗示”；遇着疑难时，东一个暗示，西一个暗示，就不至于呆读死书了。这叫做“致其知而后读”。 第二，为做人计。 专工一技一艺的人，只知一样，除此之外，一无所知。这一类的人，影响于社会很少。好有一比，比一根旗杆，只是一根孤拐，孤单可怜。 又有些人广泛博览，而一无所专长，虽可以到处受一班贱人的欢迎，其实也是一种废物。这一类人，也好有一比，比一张很大的薄纸，禁不起风吹雨打。 在社会上，这两种人都是没有什么大影响，为个人计，也很少乐趣。 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的方面，是他的专门学问。博大的方面，是他的旁搜博览。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惟他独尊，无人能及。他用他的专门学问做中心，次及于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不很相关的各种学问，以次及毫不相关的各种泛览。这样的学者，也有一比，比埃及的金字三角塔。那金字塔（据最近《东方杂志》第22卷第6号，147页）高四百八十英尺（约150米），底边各边长七百六十四英尺（约233米）。塔的最高度代表最精深的专门学问；从此点依次递减，代表那旁收博览的各种相关或不相关的学问。塔底的面积代表博大的范围，精深的造诣，博大的同情心。这样的人，对社会是极有用的人才，对自己也能充分享受人生的趣味。宋儒程颢说的好： 须是大其心使开阔：譬如为九层之台，须大做脚始得。 博学正所以“大其心使开阔”。我曾把这番意思编成两句粗浅的口号，现在拿出来贡献给诸位朋友，作为读书的目标： 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 原载于1925年4月18日《京报副刊》 [book_title]为什么读书 青年会叫我在未离南方赴北方之前在这里谈谈，我很高兴，题目是为什么读书。现在读书运动大会开始，青年会拣定了三个演讲题目。我看第二题目怎样读书很有兴味，第三题目读什么书更有兴味，第一题目无法讲，为什么读书，连小孩子都知道，讲起来很难为情，而且也讲不好。所以我今天讲这个题目，不免要侵犯其余两个题目的范围，不过我仍旧要为其余两位演讲的人留一些余地。现在我就把这个题目来试一下看。我从前也有过一次关于读书的演讲，后来我把那篇演讲录略事修改，编入三集《文存》里面，那篇文章题目叫做《读书》，其内容性质较近于第二题目，诸位可以拿来参考。今天我就来试试为什么读书这个题目。 从前有一位大哲学家做了一篇《读书乐》，说到读书的好处，他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意思就是说，读了书可以做大官，获厚禄，可以不至于住茅草房子，可以娶得年轻的漂亮太太（台下哄笑）。诸位听了笑起来，足见诸位对于这位哲学家所说的话不十分满意，现在我就讲之所以要读书的别的原因。 为什么要读书？有三点可以讲：第一，因为书是过去已经知道的智识学问和经验的一种记录，我们读书便是要接受这人类的遗产；第二，为要读书而读书，读了书便可以多读书；第三，读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应付环境，并可获得思想材料的来源。我一踏进青年会的大门，就看见许多关于读书的标语。为什么读书？大概诸位看了这些标语就都已知道了，现在我就把以上三点更详细的说一说。 第一，因为书是代表人类老祖宗传给我们的智识的遗产，我们接受了这遗产，以此为基础，可以继续发扬光大，更在这基础之上，建立更高深更伟大的智识。人类之所以与别的动物不同，就是因为人有语言文字，可以把智识传给别人，又传至后人，再加以印刷术的发明，许多书报便印了出来。人的脑很大，与猴不同，人能造出语言，后来更进一步而有文字，又能刻木刻字；所以人最大的贡献就是（留下）过去的智识和经验，使后人可以节省许多脑力。非洲野蛮人在山野中遇见鹿，他们就画了一个人和一只鹿以代信，给后面的人叫他们勿追。但是把智识和经验遗给儿孙有什么用处呢？这是有用处的，因为这是前人很好的教训。现在学校里各种教科书，如物理、化学、历史，等等，都是根据几千年来进步的智识编纂成书的，一年，两年，或者三年，教完一科。自小学、中学，而至大学毕业，这十六年中所受的教育，都是代表我们老祖宗几千年来得来的智识学问和经验，所谓进化，就是叫人节省劳力，蜜蜂虽能筑巢，能发明，但传下来就只有这一点智识，没有继续去改革改良，以应付环境，没有做格外进一步的工作。人呢，达不到目的，就再去求进步，而以前人的智识学问和经验作参考。如果每样东西，要个个人从头学起，而不去利用过去的智识，那不是太麻烦吗？所以人有了这智识的遗产，就可以自己去成家立业，就可以缩短工作，有余力做别的事。 第二点稍复杂，就是为读书而读书。读书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不读书不能读书，要能读书才能多读书。好比戴了眼镜，小的可以放大，糊涂的可以看得清楚，远的可以变为近。读书也要戴眼镜。眼镜越好，读书的了解力也越大。王安石对曾子固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所以他对于本草，内经，小说，无所不读，这样对于经才可以明白一些。王安石说：“致其知而后读。” 请你们注意，他不说读书以致知，却说，先致知而后读书。读书固然可以扩充知识；但知识越扩充了，读书的能力也越大。这便是“为读书而读书”的意义。 试举《诗经》作一个例子。从前的学者把《诗经》看作“美”“刺”的圣书，越讲越不通。现在的人应该多预备几副好眼镜，人类学的眼镜，考古学的眼镜，文法学的眼镜，文学的眼镜。眼镜越多越好，越精越好。例如“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我们若知道比较民俗学，便可以知道打了野兽送到女子家去求婚，是平常的事。又如“钟鼓乐之，琴瑟友之”，也不必说什么文王太姒，只可看作少年男子在女子的门口或窗下奏乐唱和，这也是很平常的事。再从文法方面来观察，像《诗经》里“之子于归”，“黄鸟于飞”，“凤凰于飞”的“于”字，此外，《诗经》里又有几百个的“维”字，还有许多“助词”，“语词”，这些都是有作用而无意义的虚字，但以前的人却从未注意及此。这些字若不明白，《诗经》便不能懂。再说在《墨子》一书里，有点光学、力学；又有点经济学。但你要懂得光学，才能懂得墨子所说的光；你要懂得各种智识，才能懂得《墨子》里一些最难懂的文句。总之，读书是为了要读书，多读书更可以读书。最大的毛病就在怕读书，怕读难书。越难读的书我们越要征服它们，把它们作为我们的奴隶或向导，我们才能够打倒难书，这才是我们的“读书乐”。若是我们有了基本的科学知识，那末，我们在读书时便能左右逢源。我再说一遍，读书的目的在于读书，要读书越多才可以读书越多。 第三点，读书可以帮助解决困难，应付环境，供给思想材料。知识是思想材料的来源。思想可分作五步。思想的起源是大的疑问。吃饭拉屎不用想，但逢着三叉路口，十字街头那样的环境，就发生困难了。走东或走西，这样做或是那样做，有了困难，才有思想。第二步要把问题弄清，究竟困难在哪一点上。第三步才想到如何解决，这一步，俗话叫做出主意。但主意太多，都采用也不行，必须要挑选。但主意太少，或者竟全无主意，那就更没有办法了。第四步就是要选择一个假定的解决方法。要想到这一个方法能不能解决。若不能，那末，就换一个；若能，就行了。这好比开锁，这一个钥匙开不开，就换一个；假定是可以开的，那末，问题就解决了。第五步就是证实。凡是有条理的思想都要经过这步，或是逃不了这五个阶级。科学家要解决问题，侦探要侦探案件，多经过这五步。 这五步之中，第三步是最重要的关键。问题当前，全靠有主意。主意从哪儿来呢？从学问经验中来。没有智识的人，见了问题，两眼白瞪瞪，抓耳挠腮，一个主意都不来。学问丰富的人，见着困难问题，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挤上来，涌上来，请求你录用。读书是过去智识学问经验的记录，而智识学问经验就是要用在这时候，所谓养军千日，用在一朝。否则，学问一些都没有，遇到困难就要糊涂起来。例如达尔文把生物变迁现象研究了几十年，却想不出一个原则去整统他的材料。后来无意中看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说人口是按照几何学级数一倍一倍的增加，粮食是按照数学级数增加，达尔文研究了这原则，忽然触机，就把这原则应用到生物学上去，创立了物竞天择的学说。读了经济学的书，可以得着一个解决生物学上的困难问题，这便是读书的功用。古人说“开卷有益”，正是此意。读书不是单为文凭功名，只因为书中可以供给学问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可以帮助我们思想。又譬如从前的人以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后来天文学家哥白尼却主张太阳是世界的中心，绕着地球而行。据罗素说，哥白尼之所以这样解说，是因为希腊人已经讲过这句话；假使希腊没有这句话，恐怕更不容易有人敢说这句话吧。这也是读书的好处。有一家书店印了一部旧小说叫做《醒世姻缘》，要我作序。这部书是西周生所著的，印好在我家藏了六年，我还不曾考出西周生是谁，这部小说讲到婚姻问题，其内容是这样：有个好老婆，不知何故，后来忽然变坏，作者没有提及解决方法，也没有想到可以离婚，只说是前世作孽，因为在前世男虐待女，女就投生换样子，压迫者变为被压迫者。这种前世作孽，起先相爱，后来忽变的故事，我仿佛什么地方看见过。后来忽然想起《聊斋》一书中有一篇和这相类似的笔记，也是说到一个女子，起先怎样爱着她的丈夫，后来怎样变为凶太太，便想到这部小说大约是蒲留仙或是蒲留仙的朋友做的。去年我看到一本杂记，也说是蒲留仙做的，不过没有多大证据。今年我在北京，才找到了证据。这一件事可以解释刚才我所说的第二点，就是读书可以帮助读书，同时也可以解释第三点，就是读书可以供给出主意的来源。当初若是没有主意，到了逢着困难时便要手足无措，所以读书可以解决问题，就是军事、政治、财政、思想等问题，也都可以解决，这就是读书的用处。 我有一位朋友，有一次傍着灯看小说，洋灯装有油，但是不亮，因为灯芯短了。于是他想到《伊索寓言》里有一篇故事，说是一只老鸦要喝瓶中的水，因为瓶太小，得不到水，它就衔石投瓶中，水乃上来，这位朋友是懂得化学的，于是加水于灯中，油乃碰到灯芯。这是看《伊索寓言》给他看小说的帮助。读书好像用兵，养兵求其能用，否则即使坐拥十万二十万的大兵也没有用处，难道只好等他们“兵变”吗？ 至于“读什么书”，下次陈钟凡先生要讲演，今天我也附带的讲一讲。我从五岁起到了四十岁，读了三十五年的书。我可以很诚恳的说，中国旧籍是经不起读的。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四部的书已是汗牛充栋。究竟有几部书应该读，我也曾经想过。其中有条理有系统的精心结构之作，二千五百年以来恐怕只有半打。“集”是杂货店，“史”和“子”还是杂货店。至于“经”，也只是杂货店，讲到内容，可以说没有一些东西可以给我们改进道德增进智识的帮助的。中国书不够读，我们要另开生路，辟殖民地，这条生路，就是每一个少年人必须至少要精通一种外国文字。读外国语要读到有乐而无苦，能做到这地步，书中便有无穷乐趣。希望大家不要怕读书，起初的确要查阅字典，但假使能下一年苦功，继续不断做去，那末，在一二年中定可开辟一个乐园，还只怕求知的欲望太大，来不及读呢。我总算是老大哥，今天我就根据我过去三十五年读书的经验，给你们这一个临别的忠告。 本文为1930年11月下旬胡适在上海青年会的演讲，文稿经胡适校正 原载于1931年2月《现代学生》第1卷第5期 [book_title]找书的快乐 主席、诸位先生： 我不是藏书家，只不过是一个爱读书，能够用书的书生，自己买书的时候，总是先买工具书，然后才买本行书，换一行时，就得另外买一种书。今年我六十九岁了，还不知道自己的本行到底是那一门。是中国哲学呢，还是中国思想史？抑或是中国文学史？或者是中国小说史？《水经注》？中国佛教思想史？中国禅宗史？我所说的“本行”，其实就是我的兴趣，兴趣愈多就愈不能不收书了。十一年前我离开北平时，已经有一百箱的书，大约有一两万册。离开北平以前的几小时，我曾经暗想着：我不是藏书家，但却是用书家。收集了这么多的书，舍弃了太可惜，带吧，因为坐飞机又带不了。结果只带了一些笔记，并且在那一两万册书中，挑选了一部书，作为对一两万册书的纪念，这一部书就是残本的《红楼梦》。四本只有十六回，这四本《红楼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老的抄本。收集了几十年的书，到末了只带了四本，等于当兵缴了械，我也变成一个没有棍子，没有猴子的变把戏的叫花子。 这十一年来，又蒙朋友送了我很多书，加上历年来自己新买的书，又把我现在住的地方堆满了，但是这都是些不相干的书，自己本行的书一本也没有。找资料还需要依靠“中研院”史语所的图书馆和别的图书馆，如台湾大学图书馆、“中央图书馆”等救急。 找书有甘苦，真伪费推敲 我这个用书的旧书生，一生找书的快乐固然有，但是，找不到书的苦处也尝到过。民国九年（1920年）7月，我开始写《水浒传考证》的时候，参考的材料只有金圣叹的七十一回本《水浒传》《征四寇》及《水浒后传》等，至于《水浒传》的一百回本、一百一十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一百二十回本、一百二十四回本，还都没有看到。等我的《水浒传考证》问世的时候，日本才发现《水浒》的一百一十五回本及一百回本、一百一十回本及一百二十回本。同时我自己也找到了一百一十五回本及一百二十四回本。做考据工作，没有书是很可怜的。考证《红楼梦》的时候，大家知道的材料很多，普通所看到的《红楼梦》都是一百二十回本。这种一百二十回本并非真的《红楼梦》。曹雪芹四十多岁死去时，只写到八十回，后来由程伟元、高鹗合作，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完成了后四十回。乾隆五十六年的活字版排出了一百廿回的初版本，书前有程、高二人的序文说： 世人都想看到《红楼梦》的全本，前八十回中黛玉未死，宝玉未娶，大家极想知道这本书的结局如何，但却无人找到全的《红楼梦》。近因程、高二人在一卖糖摊子上发现有一大卷旧书，细看之下，竟是世人遍寻无着的《红楼梦》后四十回，因此特加校订，与前八十回一并刊出。 可是天下这样巧的事很少，所以我猜想序文中的说法不可靠。 考证《红楼梦》，清查曹雪芹 三十年前我考证《红楼梦》时，曾经提出二个问题，这是研究红学的人值得研究的：一、《红楼梦》的作者是谁？作者是怎样一个人？他的家世如何？家世传记有没有可考的资料？曹雪芹所写的那些繁华世界是有根据的吗？还是关着门自己胡诌乱说？二、《红楼梦》的版本问题，是八十回，还是一百二十回？后四十回是哪里来的？那时候有七八种《红楼梦》的考证，俞平伯、顾颉刚都帮我找过材料。最初发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有程伟元序的乙本，其中并有高鹗的序文及引言七条，以后发现早一年出版的甲本，证明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而由程伟元出钱活字刊印。又从其他许多材料里知道曹雪芹家为江南的织造世职，专为皇室纺织绸缎，供给宫内帝后、妃嫔及太子、王孙等穿戴，或者供皇帝赏赐臣下，后来在清理故宫时，从康熙皇帝一秘密抽屉内发现若干文件，知道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等于皇帝派出的特务，负责察看民心年成，或是退休丞相的动态，由此可知曹家为阔绰大户。《红楼梦》中有一段说到王熙凤和李嬷嬷谈皇帝南巡，下榻贾家，可知是真的事实。以后我又经河南的一位张先生指点，找到杨钟羲的《雪桥诗话》及《八旗经文》，以及有关爱新觉罗宗室敦诚、敦敏的记载，知道曹雪芹名霑、号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接着又找到了《八旗人诗抄》《熙朝雅颂集》，找到敦诚、敦敏兄弟赐送曹雪芹的诗，又找到敦诚的《四松堂集》，是一本清抄未刪底本，其中有挽曹雪芹的诗，内有“四十年华付杳冥”句，下款年月日为甲申（即乾隆甲申二十九年，1764年）。从这里可以知道曹雪芹去世的年代，他的年龄为四十岁左右。 险失好材料，再评《石头记》 民国十六年（1927年）我从欧美返国，住在上海，有人写信告诉我，要卖一本《脂砚斋评石头记》给我，那时我以为自己的资料已经很多，未加理会。不久以后和徐志摩在上海办新月书店，那人又将书送来给我看，原来是甲戌年手抄再评本，虽然只有十六回，但却包括了很多重要史料。里面有“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甲年八月泪笔”的句子，指出曹雪芹逝于乾隆二十七年冬，即1763年2月12日。“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诗句，充分描绘出曹雪芹写《红楼梦》时的情态。脂砚斋则可能是曹雪芹的太太或朋友。自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二月我发表了《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之后，大家才注意到《脂砚斋评本石头记》。不过，我后来又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从徐星署先生处借来一部庚辰秋定本脂砚斋四阅评过的《石头记》，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本，八十回，其中缺六十四、六十七两回。 谈《儒林外史》，推赞吴敬梓 现在再谈谈我对《儒林外史》的考证：《儒林外史》是部骂当时教育制度的书，批评政治制度中的科举制度。我起初发现的只有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中的赋一卷（四篇），诗二卷（一三一首），词一卷（四七首），拿这当做材料。但是在一百年前，我国的大诗人金和，他在跋《儒林外史》时，说他收有《文木山房集》，有文五卷。可是一般人都说《文木山房集》没有刻本，我不相信，便托人在北京的书店找，找了几年都没有结果，到了民国七年（1918年）才在带经堂书店找到。我用这本集子参考安徽《全椒县志》，写成一本一万八千字的《吴敬梓年谱》，中国小说传记资料，没有一个能比这更多的，民国十四年（1925年）我把这本书排印问世。 如果拿曹雪芹和吴敬梓二人作一个比较，我觉得曹雪芹的思想很平凡，而吴敬梓的思想则是超过当时的时代，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严厉地批评教育制度，而且有他的较科学化的观念。 有计划找书，考证神会僧 前面谈到的都是没有计划的找书，有计划的找书更是其乐无穷。所谓有计划的找书，便是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方法去找书，现在再拿我找神会和尚的事做例子，这是我有计划的找书：神会和尚是唐代禅宗七祖大师，我从《宋高僧传》的慧能和神会传里发现神会和尚的重要，当时便作了个大胆的假设，猜想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只有在日本和敦煌两地可以发现。因为唐朝时，日本派人来中国留学的很多，一定带回去不少史料，经过“小心的求证”，后来果然在日本找到宗密的《圆觉大疏钞》和《禅源诸诠集》，另外又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及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发现数卷神会和尚的资料。知道神会和尚是湖北襄阳人，到洛阳、长安传布大乘佛法，并指陈当时的两京法祖三帝国师非禅宗嫡传，远在广东的六祖慧能才是真正禅宗一脉相传下来的。但是神会的这些指陈不为当时政府所取信，反而贬走神会。刚好那时发生安史之乱，唐玄宗远避四川，肃宗召郭子仪平乱，这时国家财政贫乏，军队饷银只好用度牒代替，如此必须要有一位高僧宣扬佛法令人乐于接受度牒。神会和尚就担任了这项推行度牒的任务。郭子仪收复两京（洛阳、长安），军饷的来源，不得不归功神会。安史之乱平了后，肃宗迎请神会入宫奉养，并且尊神会为禅宗七祖，所以神会是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创作者，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伟大的功勋。我所研究的《神会和尚全集》可望在明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最后，根据我个人几十年来找书的经验，发现我们过去的藏书的范围是偏狭的，过去收书的目标集于收藏古董，小说之类决不在藏书之列。但我们必须了解了解，真正收书的态度，是要无所不收的。 1959年12月27日在台湾“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上的演讲 [book_title]读书的习惯重于方法 读书会进行的步骤，也可以说是采取的方式大概不外三种： 第一种是大家共同选定一本书本读，然后互相交换自己的心得及感想。 第二种是由下往上的自动方式，就是先由会员共同选定某一个专题，限定范围，再由指导者按此范围拟定详细节目，指定参考书籍。每人须于一定期限内作成报告。 第三种是先由导师拟定许多题目，再由各会员任意选定。研究完毕后写成报告。 至于读书的方法我已经讲了十多年，不过在目前我觉得读书全凭先养成好读书的习惯。读书无捷径，是没有什么简便省力的方法可言的。读书的习惯可分为三点：一是勤，二是慎，三是谦。 勤苦耐劳是成功的基础，做学问更不能欺己欺人，所以非勤不可。其次，谨慎小心也是很需要的，清代的汉学家著名的如高邮王氏父子，段茂堂等的成功，都是遇事不肯轻易放过，旁人看不见的自己便可看见了。如今的放大几千万倍的显微镜，也不过想把从前看不见的东西现在都看见罢了。谦就是态度的谦虚，自己万不可先存一点成见，总要不分地域门户，一概虚心的加以考察后，再决定取舍。这三点都是很要紧的。 其次还有个买书的习惯也是必要的，闲时可多往书摊上逛逛，无论什么书都要去摸一摸，你的兴趣就是凭你伸手乱摸后才知道的。图书馆里虽有许多的书供你参考，然而这是不够的。因为你想往上圈画一下都不能。更不能随便的批写。所以至少像对于自己所学的有关的几本必备书籍，无论如何，就是少买一双皮鞋，这些书是非买不可的。 青年人要读书，不必先谈方法，要紧的是先养成好读书，好买书的习惯。 原载于1935年5月14日《大学新闻周报》 [book_title]中学国文的教授 我是没有中学国文教授的经验的；虽然做过两年中学学生，但是那是十几年前的经验，现在已不适用了。况且当这个学制根本动摇的时代，我们全没有现成的标准可以依据，也没有过去的经验可以参考。我这个完全门外汉居然敢来高谈中学国文的教授，真是不自量力了！ 但是门外汉有时也有一点用处。“内行”的教育家，因为专做这一项事业，眼光总注视在他的“本行”，跳不出习惯法的范围。他们筹画的改革，总不免被成见拘束住了，很不容易有根本的改革。门外旁观的人，因为思想比较自由些，也许有时还能供给一点新鲜的意见，意外的参考材料。古人说的“愚者一得”，大概也是这个道理。这就是我这回敢来演说《中学国文的教授》的理由了。 一、中学国文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没有过去的标准可以依据，应该自己先定一个理想的标准。究竟中学的国文应该做到什么地位？究竟我们期望中学毕业生的国文到什么程度？ 民国元年（1912年）的《中学校令施行细则》第三条说： 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 这一条因为也是理想的，并不曾实行，故现在看来还没有什么大错误。即如“通解普通语言文字”一句，在当初不过是欺人的门面话，实在当时中学的国文与“普通语言”是无有关系的；但是到了现在国语进行的时候，这六个字反更有意义了。又如“并使略解高深文字”一句，当日很难定一个界说，现在把国语和古文分开，把古文来解“高深文字”，这句话便更容易解说了。 元年定的理想标准，照这八年的成绩看来，可算得完全失败。失败的原因并不在理想太高，实在是因为方法大错了。标准定的是“通解普通语言文字”，但是事实上中学校教授的并不是普通的语言文字，乃是少数文人用的文字，语言更用不着了！标准又定“能自由发表思想”，但是事实上中学教员并不许学生自由发表思想，却硬要他们用千百年前的人的文字，学古人的声调文体，说古人的话——只不要自由发表思想！事实上的方法和理想上的标准相差这样远，怪不得要失败了！ 我承认元年定的标准不算过高，故斟酌现在情形，暂定一个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 （1）人人都用国语（白话）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说，谈话——都能明白通畅，没有文法上的错误。 （2）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之类。 （3）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 （4）人人有懂得一点古文文学的机会。 这些要求不算苛求吗？ 二、假定的中学国文课程 定了标准，方才可谈中学国文的课程。现行的部定课程是： 第一年：讲读，作文，习字——共七。 第二年：讲读，作文，习字，文字源流——共七。 第三年：讲读，作文，习字，文法要略——共五。 第四年：讲读，作文，文法要略，文学史——共五。 依我们看来，现在中学校各项功课平均每周男校三十四时，女校三十三时，未免太重了。我们主张国文每周至多不能过五时，四周总数应在二十时以下。现在假定每周五时，暂定课程表如下： 年一：国语文一，古文三，文法与作文一——共五。 年二：国语文一，古文三，文法与作文一——共五。 年三：演说一，古文三，文法与作文一——共五。 年四：辩论一，古文三，文法与作文一——共五。 这表里删去的学科是习字、文字源流、文学史、文法要略四项。写字决不是每周一小时的课堂习字能够教得好的，故可删去。现有的《文法要略》《文字源流》，都是不通文法和不懂文字学的人编的，读了无益，反有害。（孙中山先生曾指出《文法要略》的大错，如谓鹄与猿为本名字，与诸葛亮、王猛同一类。）文学史更不能存在。不先懂得一点文学，就读文学史，记得许多李益、李颀、老杜、小杜的名字，却不知道他们的著作，有什么用处？ 又这表上“国语文”只有两时。我的理由是： （1）第三、四年的演说和辩论都是国语与国语文的实习，故这两年可以不用国语文了。 （2）我假定学生在两级小学时已有了七年的国语，可以够用了。 三、国语文的教材与教授法 先说“国语文”的教材。共分三部： （1）看小说。看二十部以上，五十部以下的白话小说。例如《水浒》《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镜花缘》《七侠五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侠隐记》《续侠隐记》，等等。此外有好的短篇白话小说，也可以选读。 （2）白话的戏剧。此时还不多，将来一定会多的。 （3）长篇的议论文与学术文。因为我假定学生在两级小学已有了七年的白话文，故中学只教长篇的议论文与学术文，如章太炎的《说六书》之类。 教材一层，最须说明的大概是小说一项。一定有人说《红楼梦》《水浒传》等书，有许多淫秽的地方，不宜用作课本。我的理由是： （l）这些书是禁不绝的。你们不许学生看，学生还是要偷看。与其偷看，不如当官看，不如有教员指导他们看。举一个极端的例：《金瓶梅》的真本是犯禁的，很不容易得着；但是假的《金瓶梅》——石印的，删去最精彩的部分，只留最淫秽的部分——却仍旧在各地火车站公然出卖！列位热心名教的先生们可知道吗？我虽然不主张用《金瓶梅》作中学课本，但是我反对这种“塞住耳朵吃海蜇”的办法！ （2）还有一个救弊的办法，就是西洋人所谓“洗净了的版本”（Expurgated Edition），把那些淫秽的部分删节去，专作“学校用本”（即如柏拉图的“一夕话”（Symposium）有两译本，一是全本，一是节本）。商务印书馆新出一种《儒林外史》，比齐省堂本少四回，删去的四回是沈琼枝一段事迹，因为有琼花观求子一节，故删去了。这种办法不碍本书的价值，很可以照办。如《水浒》的潘金莲一段尽可删改一点，便可作中学堂用本了。 次说国语文的教授法。 （1）小说与戏剧，先由教员指定分量——自何处起，自何处止——由学生自己阅看。讲堂上只有讨论，不用讲解。 （2）指定分量之法，须用一件事的始末起结作一次的教材。如《水浒》劫“生辰纲”一件事作一次，闹江州又作一次；《儒林外史》严贡生兄弟作一次，杜少卿作一次，娄家弟兄又作一次；又《西游记》前八回作一次。 （3）课堂上讨论，须跟着材料变换，不能一定。例如《镜花缘》上写林之洋在女儿国穿耳缠足一段，是问题小说，教员应该使学生明白作者“设身处地”的意思，借此引起他们研究社会问题的兴趣。又如《西游记》前八回是神话滑稽小说，教员应该使学生懂得作者为什么要写一个庄严的天宫盛会被一个猴子搞乱了。又如《儒林外史》写鲍文卿一段，教员应该使学生把严贡生一段比较着看，使他们知道什么叫做人类平等，什么叫做衣冠禽兽。 （4）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教员应该点出布局，描写的技术，文章的体裁，等等。 （5）读戏剧时，可选精彩的部分令学生分任戏里的人物，高声演读。若能在台上演做，那更好了。 （6）长篇的议论文与学术文，也由学生自己预备，上课时教员指导学生讨论。讨论应注重： ①本文的解剖：分段，分小节。 ②本文的材料如何分配使用。 ③本文的论理：看好文章的思想条理，远胜于读一部法式的论理学。 四、演说与辩论 须认明这两项是国语与国语文的实用教法。凡能演说，能辩论的人，没有不会做国语文的。做文章的第一个条件只是思想有条理，有层次。演说辩论最能帮助学生养成有条理系统的思想能力。 （1）择题。 演说题须避太抽象，太笼统的题目。如“宗教”，如“爱国”，如“社会改造”等题，最能养成夸大的心理，笼统的思想。从前小学堂国文题如“富国强兵策”等，就是犯了这个毛病。中学生演说应该选“肥皂何以能去污垢”“松柏何以能冬青”“本村绅士某某人卖选举票的可耻”一类的具体题目。辩论题须选两方面都有理可说的题，如“鸦片宜严禁”只有一方面，是不可用的。 （2）方法。 演说辩论的班次不宜人数太多，太多了一个人每年轮不着几回；也不宜太少，太少了演说的人没有趣味。每班可分作小组，每组不可超过十六人。演说不宜太长，十分钟尽够了。演说的人须先一星期就选定题目，先作一个大纲，请教员看过，然后每段发挥，作成全篇演说。辩论须先分组，每组两人，或三人。选定主张或反对的方面后，每组自己去搜集材料，商量分配的方法，发言的先后。 辩论分两步。第一步是“立论”，每组的组员按预定的次序发言。第二步是“驳论”，每组反驳对手的理由。预备辩论时，每组须计算反对党大概要提出什么理由来，须先预备反驳的材料。这种预备有两大益处：一，可以养成敏捷精细的思想能力；二，可以养成智识上的互助精神。辩论演说时，教员与学生各备铅笔，记录可批评的论点与姿势，下次上课时，大家提出讨论。 五、古文的教材与教授法 先说中学古文的教材。 （1）第一学年。 第一年专读近人的文章。例如梁任公、康长素、严几道、章行严、章太炎等人的散文，都可选读。此外还应该多看小说。林琴南早年译的小说，如《茶花女遗事》《战血余腥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十字军英雄记》，朱树人的《穑者传》等书，都可以看。还有著作不多的学者，如蔡孑民《答林琴南书》，吴稚晖《上下古今谈序》，又如我的朋友李守常、李剑农、高一涵做的古文，都可以选读。平心而论，章行严一派的古文，李守常、李剑农、高一涵等在内——最没有流弊，文法很精密，论理也好，最适宜于中学模范近古文之用。 （2）第二三四学年。 后三年应该多读古人的古文。我主张分两种教材： ①选本。不分种类，但依时代的先后，选两三百篇文理通畅，内容可取的文章。从《老子》《论语》《檀弓》《左传》，一直到姚鼐、曾国藩，每一个时代文体上的重要变迁，都应该有代表。这就是最切实的中国文学史，此外中学堂用不着什么中国文学史了。 ②自修的古文书。最重要的还是学生自己看的书。一个中学堂的毕业生应该看过下列的几部书： 史书：《资治通鉴》或《四史》（或《通鉴纪事本末》）。 子书：《孟子》《墨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论衡》，等等。 文学书：《诗经》是不可不看的。此外可随学生性之所近，选习两三部专集，如陶潜、杜甫、王安石、陈同甫之类。 我拟的中学国文课程中最容易引起反对的，大概就在古文教材的范围与分量。一定有人说：“从前中学国文只用四本薄薄的古文读本，还教不出什么成绩来。现在你定的功课竟比从前增多了十倍！这不是做梦吗？”我的回答是： 第一，从前的中学国文之所以没有成效，正因为中学堂用的书只有那几本薄薄的古文读本。我们试回头想想，我们自己做古文是怎样学的？是单靠八九十篇古文得来的呢，还是靠看小说看古文书得来的？我自己从来背不出一篇古文，但是因为我自小就爱看小说，看史书，看杂书，所以我还懂得一点古文的文法。古文的选本都是零碎的，没头没脑的，不成系统的，没有趣味的。因此，读古文选本是最没有趣味的事。因为没有趣味，所以没有成效。我可以武断现在中学毕业生能通古文的，都是自己看小说看杂志看书得来的，决不是靠课堂上几部古文选本得来的。我因此主张用“看书”来代替“讲读”。与其读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不如看《史记》的《四公子列传》；与其读苏轼的《范增论》，不如看《史记》的《项羽本纪》；与其读林琴南的一部《古文读本》，不如看他译的一本《茶花女》。 第二，请大家不要把中学生当小孩子看待。现在学制的大弊就是把学生求知识的能力看得太低了。现在各级学堂的课程，都是为下下的低能儿定的，所以没有成绩。现在要谈学制革命，第一步就该根本推翻这种为下下的低能儿定的课程学科！ 第三，我这个计划是假定两级小学都已采用国语做教科书了。国语代替文言以后，若不能于七年之内，使高小毕业生能做通顺的国语文，那便是国语教育的大失败。学生既通国语，又在中学第一年有了国语文法（见下），再来学古文，应该更容易好几倍；成绩应该加快好几倍。譬如已通一国文字的人，再学第二国文字时，成绩要快得多。这是我深信不疑的。所以我觉得我拟的中学古文课程并不是梦想，是可以用实地试验来决定的。 再说古文的教授法。上文说的用看书来代讲读，便是教授法的要点。每周三小时，每年至多不过四十周，合起来不过一百二十点钟，若全靠课堂上的讲读，一年能讲得几篇文章？所以我主张：学校单规定学科内容的范围与程度，教员自己分配每一课的分量，学生自己去预备本日指定的功课。学生须自己翻查字典，自己加句读，自己分章，分节。上课时，只有三件事可做： ①学生质问疑难，请教员帮助解释；教员可先问本班学生有能解释的没有；如没有人能解释，教员方可替他们解释。 ②大家讨论所读的书的内容。教员提出论点，引起大家讨论；教员不当把一点钟的时间自己占据去，教员的职务在于指点出讨论的错误或不相干的讨论。 ③教员可以随时加入一些参考资料。例如读章行严的文章时，教员应该讲民国三四年的政治形势，使学生知道他当时为什么主张调和，为什么主张联邦。 此外的方法，上文第三章已讲过，可以参用，不必重说了。 六、文法与作文 从前教作文的人大概都不懂文法，他们改文章全无标准，只靠机械的读下去，读得顺口便是，不顺口便不是，总讲不出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可那样做。以后中学堂的国文教员应该有文法学的知识，不懂文法的，决不配做国文教员。所以我把文法与作文并归一个人教授。 先讲文法。 第一年，专讲国语的文法。要在一年之内，把白话文法的要旨都讲完。为什么先讲国语的文法呢？一，因为学生有了七年的国语文，到中学一年的时候，应该把国语文中的“所以然”总括起来讲解一遍，作一个国语教育的结束。二，因为先有了国语的文法作底子，后来讲古文的文法便有了一种参考比较的材料，便更容易懂得了（我现在编一部《国语文法草案》，不久可以成书，此地不能细说国语文法的怎样编法了）。 第二三四年，讲古文的文法。 （1）用书。 现在还没有好文法书。最好的书自然还要算《马氏文通》。《文通》有一些错误矛盾的地方，不可盲从；《文通》又太繁了，不合中学堂教本之用。但是《文通》究竟是一部空前的奇书，古文文法学的宝库。教员应该把《文通》仔细研究一遍，懂得了，然后可以另编一部更有条理、更简明易晓的文法书。 （2）教授法。 讲古文的文法，应该处处同国语的文法对照比较，指出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何以变了，变的理由何在，变的长处或短处在什么地方。让我举几个例： 例一，白话说“我骗谁？”古文要说“吾谁欺？”白话说“你爱什么？你能做什么？”古文要说“客何好，客何能？”这是不同的句法。比较的结果得一条通则：“若外动词的止词是一个疑问代名词，这个疑问代名词在白话里须放在外动词之后，在古文里须在外动词之前主词之后。” 例二，《论语》阳货欲见孔子一章，阳货在路上教训了孔子一顿，孔子答应道：“诺，吾将仕矣。”同类的例如“原将降矣”“赵将亡矣”。既用表示未来的“将”字，何以又用表示完了的“矣”字呢？再看白话说：“大哥请回，兄弟去了”；“大哥多喝一杯，我要走了。”这是相同的句法，比较起来，可得一条通则：“凡虚拟（Subjunctive）的将来，白话与古文都用过去的动词，古文用‘矣’，白话用‘了’。”分得更细一点，可得两式： 这种比较的教法功效最大。此外还可用批评法：由教员寻出古文中不合文法的例句，使学生指出错在何处，何以错了。我从前曾举林琴南“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说“踣”是内动词，不该有“之”字作止词。这种不通的句子古文里极多。前天上海《晶报》上有人举《孟子》“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一句，以为“兴”是内动词，不可有“之”字作止词。这个例很可为林先生解嘲！这一类的例，使学生批评，可以增长文法的兴趣，可以免去文法的错误。 次讲作文。 （1）应该多做翻译，翻白话做古文，翻古文做白话文。翻译的用处最大： 一，练习文法的应用。例如讲动词的止词时，可令学生翻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所不能”，“他什么都不懂”等句，使他们懂得止词的位置有种种不同的变法。二，译长篇可使学生练习有材料的文字。做文最忌没有话说。翻译现成的长篇，先有材料作底子，再讲究怎样说法，便容易了。 （2）若是出题目做的文章，应注意几点： 一，最好是令学生自己出题目；二，千万不可出空泛或抽象的题目；三，题目的要件是：第一要能引起学生的兴味，第二要能引学生去收集材料，第三要能使学生运用已有的经验学识。 （3）学生平日做的笔记，杂志文章，长篇通信，都可以代替课艺。 教员应该极力鼓励学生写长信，作有系统的笔记，自由发表意见。这些著作往往比敷衍的课艺高无数倍；往往有许多学生平时不能做一百字的《汉武帝论》，却能做几千字的白话通信。这种事实应该使做教员的人起一点自责的觉悟！ （4）作文的时间不可多，至多二周一次。作文都该拿下堂去做。 （5）改文章时，应该根据文法。合文法的才是通，不合文法的便是不通。每改一句，须指出根据那一条文法通则。例如有学生做了“而方姚卒不之踣”，我圈去“之”字，须说明“之”字何以不通。又如学生做了“客好何？”我改为“客何好？”或“客好何物？”也须说明古文何以不可说“客好何”。 （6）千万不可整篇涂去，由教员重作。如有内容伦理上的错误，可由教员批出，但不可代做。 七、结论 我这篇《中学国文的教授》，完全是理想的。一个人的理想自然是有限的，但我希望现在和将来的中学教育家肯给我一个试验的机会，使我这个理想的计划随时得用试验来证明那一部分可行，那一部分不可行，那一部分应该修正。没有试验的主观批评是不能使我心服的。 我演说之后，有许多人议论我的主张，他们都以为我对于中学生的期望太高了。有人说：“若照胡适之的计划，现在高等师范国文部的毕业生还得重进高等小学去读书呢！”这话固然是太过，但我深信我对于中学生的国文程度的希望，并不算太高。从国民学校到中学毕业是整整的十一年。十一年的国文教育，若不能做到我所期望的程度，那便是中国教育的大失败！ 原载于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1号 [book_title]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 今天的讲题是“中学的国文教学”，两年前民国九年（1920年），我曾在北京发表过一次（参看《胡适文存》卷一，303页以下），那时候没有什么标准，全凭理想立言。两年以来，渐觉得我那些主张有一部分是经得起试验的，有一部分是无法试验的，有一部分是不能不修正的。此次再来讲演这个题目，先就旧主张略说一说，再加以两年来修正的地方，作为我的新主张。为讲演的便利，分为以下四段： 一、假定的“中学国文标准” 我在两年前定的——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是： （1）人人能以国语自由发表思想。 （2）人人能看平易的古书。 （3）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 （4）人人有懂得古文文学的机会。 这几个标准，我现在修改作以下三条： （1）人人能用国语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说——都能明白晓畅没有文法上的错误。这一条与旧主张第一条无大差异。我所持理由：因为国语文容易学习，容易通晓，而且实在重要。以我数年来的观察，可以说：中学生作古文的，都没有什么成绩。有许许多多中等学校毕业生都不能用古文发表他自己的思想。然而在这几年之中，能做通顺的白话文的中学生却渐渐多起来了。我们认定一个中学生至少要有一个自由发表思想的工具，故用“能作国语文”为第一个标准。 （2）国语文通顺之后，方可添授古文，使学生渐渐能看古书，能用古书。学生先学习国语文到了明白通顺的程度，然后再去学习古文，所谓“事半功倍”，自然是容易的多。学外国文也是如此，先学好了一种欧洲语言，然后再去学第二种，必定容易的多。还有一个证据是：据我们的观察和研究所得，可以断定有许多文字明白通畅的人，都不是在讲堂上听教师讲几篇唐宋八家的残篇古文而得的成绩；实在是他们平时或课堂上偷看小说而来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国语可以帮助古文的学习了。 （3）作古体文但看作实习文法的工具，不看作中学国文的目的。因为在短时期内，难望学生能作长篇的古文；即使能作，也没有什么用处。这次本社年会国语国文教学分组里，黎锦熙先生提了一个议案，他说：“中学作文仍应以国语文为主……愿意学习文言文者，虽可听其自由，但只可当作随意科……”可以做个参考。 以上讲完了中学国文标准，现在讲第二段。 二、假定的“中学国文课程” 前年假定的是：国语文占四分之一，古文占四分之三。四年合计，中学课程以二十时为准：国语文所占五小时内，白话文应占二小时，语法与作文一小时，演说一小时，辩论一小时；古文所占十五小时内，古文选本应占十二小时，文法与作文应占三小时。 现在我拟定两个国文课程的标准是： （1）在小学未受过充分的国语教育的，应该注意下列三项： ①宜先求国语文的知识与能力。 ②继续授国语文至二三学年，第三四学年内，始得兼授古文，但钟点不得过多。 ③四学年内，作文均应以国语文为主。 （2）国语文已通畅的，也分为下列三项： ①宜注重国语文学与国语文法学。 ②古文钟点可稍加多，但不得过全数三分之二。 ③作文则仍应以国语文为主。 以上为中学的国文课程。以下再讲第三段。 三、国语文的教材和教授法 （1）国语文的教材：国语文的教材与九年定的大略相同，不过现在的新主张比较旧主张略有增加。 ①小说。 ②戏剧与诗歌。 ③长篇议论文与学术文。 ④古白话文学选本，依时代编纂，约自唐代的诗，词，语录起，至晚清为止。这种选本可使学生知道——白话文非少数人提倡来的，乃是千余年演化的结果。我们溯追上去，自现在以至于古代，各个时代都有各个时代很好的白话文，都可供我们选择。有许多作品，如宋人的白话小词，元人的白话小令，明清人的白话小说，都是绝好的文学读物。 ⑤国语文的文法。 （2）国语文的教授法：此与九年所拟的完全相同。 ①指定分量，由学生自修。讲堂上只有讨论，不用讲解。注入式的教授，自不容于当代的新潮流，教员在讲堂上，除了补充和讨论以外，实在没有讲解的必要。 ②用演说，辩论，作国语的实用教授法。国语文既是一种活的文字，就应当用活的语言作活的教授法。演说、辩论……都是活的教授法，都能帮助国语教学的。我可以说：“长于演说的人，一定能作好的文章；辩论家也是一样。” 各种国语教材的教授法，我在两年前已大略说过了。只有新添的“古白话文学”与“文法”两项可以提出来略说一点。 教授古白话文学时，应讲演白话文学的兴起，变迁的历史，指出选例的价值。 教授国语文法时，可略依下列三条原则： 第一，于极短时期中，教完文法中“法式的”部分。所谓法式的部分，就是名词分几类，动词分几类，什么叫“主词”…… 第二，然后注重国语文法的特别处。如“把他杀了”的“把”字；“我恨不得把这班贪官污吏杀的干干净净”的“的”字；“宋江杀了人了”的两个“了”字；“放了手罢”的“了”字；“那个在景阳岗上打虎的武松”的“的”字……这些都是国语文法的特别处，是应当特别注重的。 第三，改正不合文法的文句。有许多的国语文句是不合文法的，应当随时改正。比如： “除非过半数的会员出席，大会才开得成。” 这一句的上半句用“除非”，下半句不能用肯定，所以应该改为： “除非过半数会员出席，大会是开不成的。” 如此，才能免于文法上的错误。 以上讲完了国语文，现在讲古文之部。 四、古文的教材和教授法 前年的计划之中，这一项惹起了最多的怀疑，而我自己这两年的观察也使我觉得这一项之所以不能实施的原因了。现在先摘要说明我前年的主张： （1）古文的教材。 第一学年，专读近人的文章，自梁任公到章太炎，都可选读。此外还应多看文言的小说，如《战血余腥记》《穑者传》等。 第二三四学年，分两种： ①古文选本，从《老子》《檀弓》到姚鼐、曾国藩，每一个时代的重要作者，都应选入；于选本之中，包括古文文学史的性质。 ②自修的古文书，一个中学毕业生应该看过下列几部书： 史书：《资治通鉴》，或《纪事本末》等。 子书：《孟子》《墨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论衡》…… 文学书：《诗经》之外，随学生性质所近，选习两三种专集，如陶潜，杜甫，王安石，苏轼等。 （2）古文教授法。 ①教员分配分量，学生自己去预备。 ②讲堂上没有逐篇逐句讲解的必要，只有质疑问难，大家讨论两项事可做。 ③教员除解答疑难，引导讨论外，可以随时加入参考的材料。 以上是我三年前的主张。这个理想的计划，到现在看来，很像是完全失败了。教材的分量，早就有人反对了；教授古文，注重自修，大家也觉得难以实行。但这种失败，我还不肯认为根本的失败。我至今承认我当年主张的理由（看《文存》卷一，315~316页）没有什么大错。我以为我的主张此时之所以不能不失败，只为了一个原因，就是没有相当的设备。 三四年前普通见解总是愁白话文没有材料可教；现在我们才知道白话文还有一些材料可用，倒是古文竟没有相当的教材可用。我曾说，“那几本薄薄的古文读本是决不会教出什么成绩来的”。这话我至今认为不错。但除了那本古文读本之外，还有什么适当于教科的书籍吗？我提倡学生自读古书，但是有几部古书可以便于自修呢？我曾举《资治通鉴》，但现行的《资治通鉴》——宋本，百衲本，局本，石印——那一部可以供普通中学学生自修呢？我又说过各种“子书”，但现在的子书可有一部适用的吗？就拿最简短的《老子》来说，王弼本与河上公本是最通行的了；然而清朝古学大师对于《老子》的校勘训诂——如王念孙、俞樾等——至今没有人搜集成一种便于自修的“集注”。究竟“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二句应该读“常无”“常有”为两小顿呢？还是读两个“欲”字作小顿呢？“常”字还是作“常常”解呢？还是依俞樾作“尚”字解呢？ 我又说过《诗经》，但是《诗经》不经过一番大整理是不配作教本的。二百年来，学者专想推翻朱熹的《诗集传》，但朱《传》仍旧是社会上最通行的本子。现在有几个中学国文教员能用胡承珙、马瑞辰、陈奂一班汉学家的笺疏呢？有几个能用姚际恒或龚橙的见解呢？究竟毛《传》，郑《笺》，孔《疏》，朱《传》……那一家对呢？究竟齐诗，鲁诗，韩诗，毛诗的异同，有没有参考比较的价值呢？究竟《关关雎鸠》一篇是泛指“后妃之德”呢？还是美文王的后妃呢？还是刺她的曾孙媳妇康王后呢？还是老老实实的一首写相思的诗呢？这一部书，经过朱熹的整理，又经过无数学者的整理，然而至今还只是一笔糊涂账；专门研究的人还弄不清楚，何况中学学生呢？若我们也糊里糊涂的把朱熹的《诗集传》做课本，叫学生把《关雎》当作“后妃之德”的诗，那就是瞒心昧己，害人子弟了！ 总之，我说的“没有相当的设备”，是说古书现在还不曾经过一番相当的整理。古书不经过一番新式的整理，是不适宜于自修的，我们不看见英美学生读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吗？莎士比亚生于三百年前，他的戏剧若不整理，也就不好懂了。我们试拿三百年前刻的“四开”（Quarto）“对开”（Folio）的古本《莎士比亚集》，比较现在学校用的那些有详序、有细注、有校勘记的本子，方才可以知道整理古书在教学上的重要了。 整理古书的方法，现在不能细说，只可说几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1）加标点符号。 （2）分段。 （3）删去繁重的，迂谬的，不必有的旧注。 （4）酌量加入必不可少的新注——这两条，我且举一个例。 《诗经》的第一首，旧序与旧注都可删去，但注下列的几处： （1）“关雎”是什么？ （2）“洲”字，“逑”字，“芼”字。 （3）“荇菜”是什么？ （4）“左右流之”的“流”字，下有“之”字，明是外动词，与“水流”的“流”不同，故应加注。 （5）“思服”二字，应酌采诸家之说，定一适当之注。 （5）校勘。用古本善本校勘异同，订正讹脱。 （6）考订真假。如《书经》的“古文”一部分是二百年来经学大师多认为假的了。如《庄子》的《说剑》《让王》《盗跖》诸篇，是宋人就认为假的了。 （7）作介绍及批评的序跋。每书应有详明的序跋，内中至少应有下列各项： ①著作人的小传。 ②本书的历史如序《书经》，应述“今古文”的公案。 ③本书的价值如序《诗经》，应指出它的文学价值。 有了这一番整理的工夫，我们就可以有一套《中学国故丛书》了。这部丛书的内容，大概有下列各种书： （1）《诗经》（2）《左传》（3）《战国策》（4）《老子》 （5）《论语》（6）《墨子》（7）《庄子》（8）《孟子》 （9）《荀子》（10）《韩非子》（11）《楚辞》（12）《史记》 （13）《淮南子》（14）《汉书》（15）《论衡》（16）《陶潜》 （17）《杜甫》（18）《李白》（19）《白居易》（20）《韩愈》 （21）《柳宗元》（22）《欧阳修》（23）《王安石》（24）《朱熹》 （25）《陆游》（26）《杨万里》（27）《辛弃疾》（28）《马致远》 （29）《关汉卿》（30）《元曲选》（31）《明曲选》…… （这不过是随便举例，读者不可拘泥。） 有了这几十部或几百部整理过的古书，中学古文的教授便没有困难了。教材有了，自修是可能的了，教员与学生的参考材料也都有了。教员可以自由指定材料，而学生自修也就有乐无苦了。到了这个时候，我可以断定中学生的古文程度比现在大学生还要高些！大家如不相信，请努力多活几年，让我们实验给你们看！ （附记）这篇前三段是用杨君的笔记，末一段是我后来重做的。 原载于1922年8月27日至28日《晨报副镌》 [book_title]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序言 这个书目是我答应清华学校胡君敦元等四个人拟的。他们都是将要往外国留学的少年，很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所以我拟这个书目的时候，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这是我要声明的第一点。 这虽是一个书目，却也是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可以叫做“历史的国学研究法”，这四五年来，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询问“治国学有何门径”的信。我起初也学着老前辈们的派头，劝人从“小学”入手，劝人先通音韵训诂。我近来忏悔了！那种话是为专家说的，不是为初学人说的；是学者装门面的话，不是教育家引人入胜的法子。音韵训诂之学自身还不曾整理出个头绪系统来，如何可作初学人的入手工夫？十几年的经验使我不能不承认音韵训诂之学只可以作“学者”的工具，而不是“初学”的门径。老实说来，国学在今日还没有门径可说；那些国学有成绩的人大都是下死工夫笨干出来的。死工夫固是重要，但究竟不是初学的门径。对初学人说法，须先引起他的真兴趣，他然后肯下死工夫。在这个没有门径的时候，我曾想出一个下手方法来：就是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这个书目便是依着这个观念做的。这个书目的顺序便是下手的法门。这是我要声明的第二点。 这个书目不单是为私人用的，还可以供一切中小学校图书馆及地方公共图书馆之用。所以每部书之下，如有最易得的版本，皆为注出。 （一）工具之部 《书目举要》（周贞亮，李之鼎）南城宜秋馆本。这是书目的书目。 《书目答问》（张之洞）刻本甚多，近上海朝记书庄有石印“增辑本”最易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附存目录，广东图书馆刻本，又点石斋石印本最方便。 《汇刻书目》（顾修）顾氏原本已不适用，当用朱氏增订本，或上海、北京书店翻印本，北京有益堂翻本最廉。 《续汇刻书目》（罗振玉）双鱼堂刻本。 《史姓韵编》（汪辉祖）刻本稍贵，石印本有两种。此为《二十四史》的人名索引，最不可少。 《中国人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出版。 《历代名人年谱》（吴荣光）北京晋华书局新印本。 《世界大事年表》（傅运森）商务印书馆出版。 《历代地理韵编》《清代舆地韵编》（李兆洛）广东图书馆本，又坊刻《李氏五种》本。 《历代纪元编》（六承如）《李氏五种》本。 《经籍纂诂》（阮元等）点石斋石印本可用。读古书者，于寻常字典外，应备此书。 《经传释词》（王引之）通行本。 《佛学大辞典》（丁福保等译编）上海医学书局出版。 （二）思想史之部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商务印书馆。 二十二子：《老子》《庄子》《管子》《列子》《墨子》《荀子》《尸子》《孙子》《孔子集语》《晏子春秋》《吕氏春秋》《贾谊新书》《春秋繁露》《扬子法言》《文子缵义》《黄帝内经》《竹书纪年》《商君书》《韩非子》《淮南子》《文中子》《山海经》浙江公立图书馆（即浙江书局）刻本。上海有铅印本亦尚可用。汇刻子书，以此部为最佳。 《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最好先看白文，或用朱熹集注本。 《墨子间诂》（孙诒让）原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庄子集释》（郭庆藩）原刻本，石印本。 《荀子集注》（王先谦）原刻本，石印本。 《淮南鸿烈集解》（刘文典）商务印书馆出版。 《春秋繁露义证》（苏舆）原刻本。 《周礼》通行本。 《论衡》（王充）通津草堂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湖北崇文书局本。 《抱朴子》（葛洪）平津馆丛书本最佳，亦有单行的；湖北崇文书局本。 《四十二章经》金陵刻经处本。以下略举佛教书。 《佛遗教经》同上。 《异部宗轮论述记》（窥基）江西刻经处本。 《大方广佛华严经》（东晋译本）金陵刻经处。 《妙法莲华经》（鸠摩罗什译）同上。 《船若纲要》（葛）《大般若经》太繁，看此书很够了。扬州藏经院本。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玄奘译）。 《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鸠摩罗什译，菩提流支译，真谛译）以上两书，流通本最多。 《阿弥陀经》（鸠摩罗什译）此书译本与版本皆极多，金陵刻经处有《阿弥陀经要解》（智旭）最便。 《大方广圆觉了义经》（即《圆觉经》）（佛陀多罗译）金陵刻经处白文本最好。 《十二门论》（鸠摩罗什译）金陵刻经处本。 《中论》（同上）扬州藏经院本。 以上两种，为三论宗《三论》之二。 《三论玄义》（隋吉藏撰）金陵刻经处本。 《大乘起信论》（伪书）此虽是伪书，然影响甚大。版本甚多，金陵刻经处有沙门真界纂注本颇便用。 《大乘起信论考证》（梁启超）此书介绍日本学者考订佛书真伪的方法，甚有益。商务印书馆将出版。 《小止观》（一名《童蒙止观》，智觊撰）天台宗之书不易读，此书最便初学。金陵刻经处本。 《相宗八要直解》（智旭直解）金陵刻经处本。 《因明入正理论疏》（窥基疏）金陵刻经处本。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慧立撰）玄奘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伟大人物，此传为中国传记文学之大名著。常州天宁寺本。 《华严原人论》（宗密撰）有正书局有合解本，价最廉。 《坛经》（法海录）流通本甚多。 《古尊宿语录》此为禅宗极重要之书，坊间现尚无单行刻本。 《大藏经》缩刷本腾字四至六。 《宏明集》（梁僧祐集）此书可考见佛教在晋、宋、齐、梁士大夫间的情形。金陵刻经处本。 《韩昌黎集》（韩愈）坊间流通本甚多。 《李文公集》（李翱）《三唐人集》本。 《柳河东集》（柳宗元）通行本。 《宋元学案》（黄宗羲，全祖望等）冯云濠刻本，何绍基刻本，光绪五年长沙重印本。坊间石印本不佳。 《明儒学案》（黄宗羲）莫晋刻本最佳。坊间通行有江西本，不佳。 以上两书，保存原料不少，为宋、明哲学最重要又最方便之书。此下所列，乃是补充这两书之缺陷，或是提出几部不可不备的专家集子。 《直讲李先生集》（李觏）商务印书馆印本。 《王临川集》（王安石）通行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二程全书》（程颢、程颐）六安涂氏刻本。 《朱子全书》（朱熹）六安涂氏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朱子年谱》（王懋竑）广东图书馆本，湖北局本。此书为研究朱子最不可少之书。 《陆象山全集》（陆九渊）上海江左书林铅印本很可用。 《陈龙川全集》（陈亮）通行本。 《叶水心全集》（叶适）通行本。 《王文成公全书》（王守仁）浙江图书馆本。 《困知记》（罗钦顺）嘉庆四年翻明刻本。正谊堂本。 《王心斋先生全集》（王艮）近年东台袁氏编订排印本最好，上海国学保存会寄售。 《罗文恭公全集》（罗洪先）雍正间刻本，《四库全书》本与此本同。 《胡子衡齐》（胡直）此书为明代哲学中一部最有条理又最有精彩之书。《豫章丛书》本。 《高子遗书》（高攀龙）无锡刻本。 《学蔀通辨》（陈建）正谊堂本。 《正谊堂全书》（张伯行编）这部丛书搜集程朱一系的书最多，欲研究“正统派”的哲学的，应备一部，全书六百七十余卷，价约三十元。初刻本已不可得，现行者为同治间补刻本。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商务印书馆。 《日知录》（顾炎武）用黄汝成《集释》本。通行本。 《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单行本。扫叶山房《梨洲遗著汇刊》本。 《张子正蒙注》（王夫之）《船山遗书》本。 《思问录内外篇》（王夫之）同上。 《俟解》一卷，《噩梦》一卷（王夫之）同上。 《颜李遗书》（颜元，李塨）《畿辅丛书》本可用。北京四存学会增补全书本。 《费氏遗书》（费密）成都唐氏刻本。（北京大学出版部寄售） 《孟子字义疏证》（戴震）《戴氏遗书》本。国学保存会有铅印本，但已卖缺了。 《章氏遗书》（章学诚）浙江图书馆排印本，上海刘翰怡新刻全书本。 《章实斋年谱》（胡适）商务印书馆出版。 《崔东壁遗书》（崔述）道光四年陈履和刻本；《畿辅丛书》本只有《考信录》，亦可够用了。全书现由亚东图书馆重印，不久可出版。 《汉学商兑》（方东树）此书无甚价值，但可考见当日汉宋学之争。单行本，朱氏《槐庐丛书》本。 《汉学师承记》（江藩）通行本，附《宋学师承记》。 《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光绪辛卯初印本；新刻本只增一序。 《史记探源》（崔适）初刻本；北京大学出版部排印本。 《章氏丛书》（章炳麟）康宝忠等排印本；浙江图书馆刻本。 （三）文学史之部 《诗经集传》（朱熹）通行本。 《诗经通论》（姚际恒）闻商务印书馆将重印。 《诗本谊》（龚橙）浙江图书馆《半广丛书》本。 《诗经原始》（方玉润）闻商务印书馆不久将有重印本。 《诗毛氏传疏》（陈奂）《清经解续编》卷七百七十八以下。 《檀弓》《礼记》第二篇。 《春秋左氏传》通行本。 《战国策》商务印书馆有铅印补注本。 《楚辞集注》，附《辨证后语》（朱熹）通行本；扫叶山房有石印本。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编）广雅局本。此书搜集最富，远胜于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丁福保编）上海医学书局出版。 《古文苑》（章樵注）江苏书局本。 《续古文苑》（孙星衍编）江苏书局本。 《文选》（萧统编）上海会文堂有石印胡刻李善注本最方便。 《文心雕龙》（刘勰）原刻本；通行本。 《乐府诗集》（郭茂倩编）湖北书局刻本。 《唐文粹》（姚铉编）江苏书局本。 《唐文粹补遗》（郭麟编）同上。 《全唐诗》（康熙朝编）扬州原刻本，广州本，石印本，五代词亦在此中。 《宋文鉴》（吕祖谦编）江苏书局本。 《南宋文范》（庄仲方编）同上。 《南宋文录》（董兆熊编）同上。 《宋诗抄》（吕留良、吴之振等编）商务印书馆本。 《宋诗抄补》（管庭芬等编）商务印书馆本。 《宋六十家词》（毛晋编）汲古阁本，广州刊本，上海博古斋石印本。 《四印斋王氏所刻宋元人词》（王鹏运编刻）原刻本，板存北京南阳山房。 《彊邨所刻词》（朱祖谋编刻）原刻本。王、朱两位刻的词集都很精，这是近人对于文学史料上的大贡献。 《太平乐府》（杨朝英编）《四部丛刊》本。 《阳春白雪》（杨朝英编）南陵徐氏《随庵丛书》本。 以上两种为金元人曲子的选本。 《董解元弦索西厢》（董解元）刘世珩、暖红室汇刻传奇本。 《元曲选一百种》（臧晋叔编）商务印书馆有影印本。 《金文最》（张金吾编）江苏书局本。 《元文类》（苏天爵编）同上。 《宋元戏曲史》（王国维）商务印书馆本。 《京本通俗小说》这是七种南宋的话本小说，上海蟫隐庐《烟画东堂小品》本。 《宣和遗事》《士礼居丛书》本；商务印书馆有排印本。 《五代史平话》残本董康刻本。 《明文在》（薛熙编）江苏书局本。 《列朝诗集》（钱谦益编）国学保存会排印本。 《明诗综》（朱彝尊编）原刻本。 《六十种曲》（毛晋编刻）汲古阁本。此书善本已不易得。 《盛明杂剧》（沈泰编）董康刻本。 《暖红室汇刻传奇》（刘世珩编刻）原刻本。 《笠翁十二种曲》（李渔）原刻巾箱本。 《九种曲》（蒋士铨）原刻本。 《桃花扇》（孔尚任）通行本。 《长生殿》（洪升）通行本。 清代戏曲多不胜举；故举李、蒋两集，孔、洪两种历史戏，作几个例而已。 《曲苑》上海古书流通处编印本。此书汇集关于戏曲的书十四种，中如焦循《剧说》，如梁辰鱼《江东白苧》，皆不易得。石印本价亦廉，故存之。 《缀白裘》这是一部传奇选本，虽多是零篇，但明末清初的戏曲名著都有代表的部分存在此中。在戏曲总集中，这也是一部重要书了。通行本。 《曲录》（王国维）《晨风阁丛书》本。 《湖海文传》（王昶编）所选都是清朝极盛时期的文章，最可代表清朝“学者的文人”的文学。原刻本。 《湖海诗传》（王昶编）原刻本。 《鲒埼亭集》（全祖望）借树山房本。 《惜抱轩文集》（姚鼐）通行本。 《大云山房文稿》（恽敬）四川刻本，南昌刻本。 《文史通义》（章学诚）贵阳刻本，浙江局本，铅印本。 《龚定盦全集》（龚自珍）万本书堂刻本。国学扶轮社本。 《曾文正公文集》（曾国藩）《曾文正全集》本。 清代古文专集，不易选择，我经过很久的考虑，选出全、姚、恽、章、龚、曾六家来作例。 《吴梅村诗》（吴伟业）《梅村家藏稿》（董康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本，无注；此外有靳荣藩《吴诗集览》本，有吴翌凤《梅村诗集笺注》本。 《瓯北诗钞》（赵翼）《瓯北全集》本，单行本。 《两当轩诗钞》（黄景仁）光绪二年重刻本。 《巢经巢诗钞》（郑珍）贵州刻本；北京有翻刻本，颇有误字。 《秋蟪吟馆诗钞》（金和）铅印全本；家刻本略有删减。 《人境庐诗钞》（黄遵宪）日本铅印本。 清代诗也很难选择。我选梅村代表初期，瓯北与仲则代表乾隆一期；郑子尹与金亚匏代表道、咸、同三期；黄公度代表末年的过渡时期。 明清两朝小说： 《水浒传》亚东图书馆三版本。 《西游记》（吴承恩）亚东图书馆再版本。 《三国志》亚东图书馆本。 《儒林外史》（吴敬梓）亚东图书馆四版本。 《红楼梦》（曹霑）亚东图书馆三版本。 《水浒后传》（陈忱，自署古宋遗民）此书借宋徽、钦二帝事来写明末遗民的感慨，是一部极有意义的小说。亚东图书馆《水浒续集》本。 《镜花缘》（李汝珍）此书虽有“掉书袋”的毛病，但全篇为女子争平等的待遇，确是一部很难得的书。亚东图书馆本。 以上各种，均有胡适的考证或序，搜集了文学史的材料不少。 《今古奇观》通行本。可代表明代的短篇。 《三侠五义》此书后经俞樾修改，改名《七侠五义》。此书可代表北方的义侠小说。旧刻本《七侠五义》流通本较多。亚东图书馆不久将有重印本。 《儿女英雄传》（文康）蜚英馆石印本最佳；流通本甚多。 《九命奇冤》（吴沃尧）广智书局铅印本。 《恨海》（吴沃尧）通行本甚多。 《老残游记》（刘鹗）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以上略举十三种，代表四五百年的小说。 《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胡适）。 （跋）文学史一部，注重总集；无总集的时代，或总集不能包括的文人，始举别集。因为文集太多，不易收买，尤不易遍览，故为初学人及小图书馆计，皆宜先从总集下手。 原载于1923年2月25日《东方杂志》第20卷第4号 [book_title]青年人的苦闷 今年6月2日早晨，一个北京大学一年级学生，在悲观与烦闷之中，写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给我。这封信使我很感动，所以我在那个6月2日的半夜后写了一封一千多字的信回答他。 我觉得这个青年学生诉说他的苦闷不仅是他一个人感受的苦闷，他要解答的问题也不仅是他一个人要问的问题。今日无数青年都感觉大同小异的苦痛与烦闷，我们必须充分了解这件绝不容讳饰的事实，我们必须帮助青年人解答他们渴望解答的问题。 这个北大一年级学生来信里有这一段话： 生自小学毕业到中学，过了八年沦陷生活，苦闷万分，夜中偷听后方消息，日夜企盼祖国胜利，在深夜时暗自流泪，自恨不能为祖国作事。对蒋主席之崇拜，无法形容。但胜利后，我们接收大员及政府所表现的，实在太不像话……生从沦陷起对政府所怀各种希望完全变成失望，且曾一度悲观到萌自杀的念头……自四月下旬物价暴涨，同时内战更打的起劲。生亲眼见到同胞受饥饿而自杀，以及内战的惨酷，联想到祖国的今后前途，不禁悲从中来，原因是生受过敌人压迫，实再怕作第二次亡国奴……我伤心，我悲哀，同时绝望—— 在绝望的最后几分钟，问您几个问题。 他问了我七个问题，我现在挑出这三个： 一，国家是否有救？救的方法为何？ 二，国家前途是否绝望？若有，希望在那里？请具体示知。 三，青年人将苦闷死了，如何发泄？ 以上我摘抄这个青年朋友的话，以下是我答复他的话的大致，加上后来我自己修改引申的话。这都是我心里要对一切苦闷青年说的老实话。 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努力不够的当然结果。我们事事不如人：科学不如人，工业生产不如人，教育不如人，知识水准不如人，社会政治组织不如人；所以我们经过了八年的苦战，大破坏之后，恢复很不容易。人家送兵船给我们，我们没有技术人才去驾驶。人家送工厂给我们——如胜利之后敌人留下了多少大工厂——而我们没有技术人才去接收使用，继续生产，所以许多烟囱不冒烟了，机器上了锈，无数老百姓失业了！ 青年人的苦闷失望——其实岂但青年人苦闷失望吗？——最大原因都是因为我们前几年太乐观了，大家都梦想“天亮”，都梦想一旦天亮之后就会“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有好日子过了！ 这种过度的乐观是今日一切苦闷悲观的主要心理因素。大家在那“夜中偷听后方消息，日夜企盼祖国胜利”的心境里，当然不会想到战争是比较容易的事，而和平善后是最困难的事。在胜利的初期，国家的地位忽然抬高了，从一个垂亡的国家一跳就成了世界上第四强国了！大家在那狂喜的心境里，更不肯去想想坐稳那世界第四把交椅是多大困难的事业。天下那有科学落后，工业生产落后，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事事落后的国家可以坐享世界第四强国的福分！ 试看世界的几个先进国家，战胜之后，至今都还不能享受和平的清福，都还免不了饥饿的恐慌。美国是唯一的例外。前年11月我到英国，住在伦敦第一等旅馆里，整整三个星期，没有看见一个鸡蛋！我到英国公教人员家去，很少人家有一盒火柴，却只用小木片向炉上点火供客。大多数人的衣服都是旧的补丁的。试想英国在三十年前多么威风！在第二次大战之中，英国人一面咬牙苦战，一面都明白战胜之后英国的殖民地必须丢去一大半，英国必须降为二等大国，英国人民必须吃大苦痛。但英国人的知识水准高，大家绝不悲观，都能明白战后恢复工作的巨大与艰难，必须靠大家束紧裤带，挺起脊梁，埋头苦干。 我们中国今日无数人的苦闷悲观，都由于当年期望太奢而努力不够。我们在今日必须深刻的了解：和平善后要比八年抗战困难的多多。大战时须要吃苦努力，胜利之后更要吃苦努力，才可以希望在十年二十年之中做到一点复兴的成绩。 国家当然有救，国家的前途当然不绝望。这一次日本的全面侵略，中国确有亡国的危险。我们居然得救了。现存的几个强国，除了一个国家还不能使我们完全放心之外，都绝对没有侵略我们的企图。我们的将来全靠我们自己今后如何努力。 正因为我们今日的种种苦痛都是从前努力不够的结果，所以我们将来的恢复与兴盛决没有捷径，只有努力工作一条窄路，一点一滴的努力，一寸一尺的改善。 悲观是不能救国的，呐喊是不能救国的，口号标语是不能救国的，责人而自己不努力是不能救国的。 我在二十多年前最爱引易卜生对他的青年朋友说的一句话：“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我现在还要把这句话赠送给一切悲观苦闷的青年朋友。社会国家需要你们作最大的努力，所以你们必须先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有用的东西，方才有资格为社会国家努力。 今年4月16，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州议会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典礼，悬挂本州最有名的公民巴鲁克（Bernard M．Baruch）的画像在州议会的壁上，请巴鲁克先生自己来演说。巴鲁克先生今年七十七岁了，是个犹太的美国大名人。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是威尔逊总统的国防顾问，是原料委员会的主任，后来专管战时工业原料。巴黎和会时，他是威尔逊的经济顾问。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是战时动员总署的专家顾问，是罗斯福总统特派的人造橡皮研究委员会的主任。战争结束后，他是总统特任的原子能管理委员会的主席。他是两次世界大战都曾出大力有大功的一个公民。 这一天，这位七十七岁的巴鲁克先生起来答谢他的故乡同胞对他的好意，他的演说辞是广播全国对全国人民说的。他的演说，从头至尾，只有一句话：美国人民必须努力工作，必须为和平努力工作，必须比战时更努力工作。 巴鲁克先生说：“现在许多人说借款给人可以拯救世界，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觉。只有大家努力做工可以使世界复兴，如果我们美国愿意担负起保存文化的使命，我们必须作更大的努力，比我们四年苦战还更大的努力。我们必须准备出大汗，努力撙节，努力制造世界人类需要的东西，使人们有面包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教育，有精神上的享受，有娱乐。” 他说：“工作是把苦闷变成快乐的炼丹仙人。”他又说，美国工人现在的工作时间太短了，不够应付世界的需要。他主张：如果不能回到每周六天，每天八小时的工作时间，至少要大家同心做到每周四十四小时的工作；不罢工，不停顿，才可以做出震惊全世界的工作成绩来。 巴鲁克先生最后说：“我们必须认清：今天我们正在四面包围拢来的通货膨胀的危崖上，只有一条生路，那就是工作。我们生产越多，生活费用就越减低；我们能购买的货物也就越加多，我们的剩余力量（物质的，经济的，精神的）也就越容易积聚。” 我引巴鲁克先生的演说，要我们知道，美国在这极强盛极光荣的时候，他们远见的领袖还这样力劝全国人民努力工作。“工作是把苦闷变成快乐的炼丹仙人”。我们中国青年不应该想想这句话吗？ [book_title]领袖人才的来源 北京大学教授孟森先生前天寄了一篇文字来，题目是论“士大夫”（见《独立》第十二期）。他下的定义是： “士大夫”者，以自然人为国负责，行事有权，败事有罪，无神圣之保障，为诛殛所可加者也。 虽然孟先生说的“士大夫”，从狭义上说，好像是限于政治上负大责任的领袖，然而他又包括孟子说的“天民”一级不得位而有绝大影响的人物，所以我们可以说，若用现在的名词，孟先生文中所谓“士大夫”应该可以叫做“领袖人物”，省称为“领袖”。孟先生的文章是他和我的一席谈话引出来的，我读了忍不住想引申他的意思，讨论这个领袖人才的问题。 孟先生此文的言外之意是叹息近世居领袖地位的人缺乏真领袖的人格风度，既抛弃了古代“士大夫”的风范，又不知道外国的“士大夫”的流风遗韵，所以成了一种不足表率人群的领袖。他发愿要搜集中国古来的士大夫人格可以做后人模范的，做一部《士大夫集传》；他又希望有人搜集外国士大夫的精华，做一部《外国模范人物集传》。这都是很应该做的工作，也许是很有效用的教育材料。我们知道《新约》里的几种耶稣传记影响了无数人的人格；我们知道普鲁塔克（Plutarch）的英雄传影响了后世许多的人物。欧洲的传记文学发达的最完备，历史上重要人物都有很详细的传记，往往有一篇传记长至几十万言的，也往往有一个人的传记多至几十种的。这种传记的翻译，倘使有审慎的选择和忠实明畅的译笔，应该可以使我们多知道一点西洋的领袖人物的嘉言懿行，间接的可以使我们对西方民族的生活方式有一点具体的了解。 中国的传记文学太不发达了，所以中国的历史人物往往只靠一些干燥枯窘的碑版文字或史家列传流传下来；很少的传记材料是可信的，可读的已很少了；至于可歌可泣的传记，可说是绝对没有。我们对于古代大人物的认识，往往只全靠一些很零碎的轶事琐闻。然而我至今还记得我做小孩子时代读的朱子《小学》里面记载的几个可爱的人物，如汲黯、陶渊明之流。朱子记陶渊明，只记他做县令时送一个长工给他儿子，附去一封家信，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这寥寥九个字的家书，印在脑子里，也颇有很深刻的效力，使我三十年来不敢轻用一句暴戾的辞气对待那帮我做事的人。这一个小小例子可以使我承认模范人物的传记，无论如何不详细，只须剪裁的得当，描写的生动，也未尝不可以做少年人的良好教育材料，也未尝不可介绍一点做人的风范。 但是传记文学的贫乏与忽略，都不够解释为什么近世中国的领袖人物这样稀少而又不高明。领袖的人才决不是光靠几本《士大夫集传》就能铸造成功的。“士大夫”的稀少，只是因为“士大夫”在古代社会里自成一个阶级，而这个阶级久已不存在了。在南北朝的晚期，颜之推说： 吾观《礼经》，圣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诺，执烛沃盥，皆有节文，亦为至矣。但（《礼经》）既残缺非复全书，其有所不载，及世事变改者，学达君子自为节度，相承行之。故世号“士大夫风操”。而家门颇有不同，所见互称长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颜氏家训·风操》第六） 在那个时代，虽然经过了魏、晋旷达风气的解放，虽然经过了多少战祸的摧毁，“士大夫”的阶级还没有完全毁灭，一些名门望族都竭力维持他们的门阀。帝王的威权，外族的压迫，终不能完全消灭这门阀自卫的阶级观念。门阀的争存不全靠声势的煊赫，子孙的贵盛。他们所倚靠的是那“士大夫风操”，即是那个士大夫阶级所用来律己律人的生活典型。即如颜氏一家，遭遇亡国之祸，流徙异地，然而颜之推所最关心的还是“整齐门内，提撕子孙”，所以他著作家训，留作他家子孙的典则。隋唐以后，门阀的自尊还能维持这“士大夫风操”至几百年之久。我们看唐朝柳氏和宋朝吕氏、司马氏的家训，还可以想见当日士大夫的风范的保存是全靠那种整齐严肃的士大夫阶级的教育的。 然而这士大夫阶级终于被科举制度和别种政治和经济的势力打破了。元、明以后，三家村的小儿只消读几部刻板书，念几百篇科举时文，就可以有登科作官的机会；一朝得了科第，像《红鸾禧》戏文里的丐头女婿，自然有送钱投靠的人来拥戴他去走马上任。他从小学的是科举时文，从来没有梦见过什么古来门阀里的“士大夫风操”的教育与训练，我们如何能期望他居士大夫之位要维持士大夫的人品呢？ 以上我说的话，并不是追悼那个士大夫阶级的崩坏，更不是希冀那种门阀训练的复活。我要指出的是一种历史事实。凡成为领袖人物的，固然必须有过人的天资做底子，可是他们的知识见地，故人的风度，总得靠他们的教育训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范型式的领袖人物。他们的高下优劣，总都逃不出他们所受的教育训练的势力。某种范型的训育自然产生某种范型的领袖。 这种领袖人物的训育的来源，在古代差不多全靠特殊阶级（如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门阀，如日本的贵族门阀，如欧洲的贵族阶级及教会）的特殊训练。在近代的欧洲则差不多全靠那些训练领袖人才的大学。欧洲之有今日的灿烂文化，差不多全是中古时代留下的几十个大学的功劳。近代文明有四个基本源头：一是文艺复兴，二是16、17世纪的新科学，三是宗教革新，四是工业革命。这四个大运动的领袖人物，没有一个不是大学的产儿。中古时代的大学诚然是幼稚的可怜，然而意大利有几个大学都有一千年的历史；巴黎，牛津，康桥都有八九百年的历史；欧洲的有名大学，多数是有几百年的历史的；最新的大学，如莫斯科大学也有一百八十多年了，柏林大学是一百二十岁了。有了这样长期的存在，才有积聚的图书设备，才有集中的人才，才有继长增高的学问，才有那使人依恋崇敬的“学风”。至于今日，西方国家的领袖人物，那一个不是从大学出来的？即使偶有三五个例外，也没有一个不是直接间接受大学教育的深刻影响的。 在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一千年来，差不多没有一个训练领袖人才的机关。贵族门阀是崩坏了，又没有一个高等教育的书院是有持久性的，也没有一种教育是训练“有为有守”的人才的。五千年的古国，没有一个三十年的大学！八股试帖是不能造领袖人才的，做书院课卷是不能造领袖人才的，当日最高的教育——理学与经学考据——也是不能造领袖人才的。现在这些东西都快成历史陈迹了，然而这些新起的“大学”，东抄西袭的课程，朝三暮四的学制，七零八落的设备，四成五成的经费，朝秦暮楚的校长，东家宿而西家餐的教员，十日一雨五日一风的学潮——也都还没有造就领袖人才的资格。 丁文江先生在《中国政治的出路》（《独立》第十一期）里曾指出“中国的军事教育比任何其他的教育都要落后”，所以多数的军人都“因为缺乏最低的近代知识和训练，不足以担任国家的艰巨”。其实他太恭维“任何其他的教育”了！茫茫的中国，何处是训练大政治家的所在？何处是养成执法不阿的伟大法官的所在？何处是训练财政经济专家学者的所在？何处是训练我们的思想大师或教育大师的所在？ 领袖人物的资格在今日已不比古代的容易了。在古代还可以有刘邦、刘裕一流的枭雄出来平定天下，还可以像赵普那样的人妄想用“半部《论语》治天下”。在今日的中国，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充分的现代见识，必须有充分的现代训练，必须有足以引起多数人信仰的人格。这种资格的养成，在今日的社会，除了学校，别无他途。 我们到今日才感觉整顿教育的需要，真有点像“临渴掘井”了。然而治七年之病，终须努力求三年之艾。国家与民族的生命是千万年的。我们在今日如果真感觉到全国无领袖的苦痛，如果真感觉到“盲人骑瞎马”的危机，我们应当深刻的认清只有咬定牙根来彻底整顿教育，稳定教育，提高教育这一条狭路可走。如果这条路上的荆棘不扫除，虎狼不驱逐，奠基不稳固；如果我们还想让这条路去长久埋没在淤泥水潦之中——那么，我们这个国家也只好长久被一班无知识无操守的浑人领导到沉沦的无底地狱里去了。 原载于1932年8月7日《独立评论》第12号 [book_title]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 近几年来，中国报纸的趋势有两点最可注意：第一是点句的普遍；第二是白话部分的逐渐增加。这两件事其实只是一件事，都只是要使看报人容易了解，都只是要使报纸的文字容易懂得。 古书的难懂，不全在文字的难认；识了几千字的人，往往还不能读没有句读的书。所以古时凡要人容易懂得的文字，必须加上句读。所以童蒙读本有句读，告示有朱笔句读，佛经刻本有句读，诉状公牍必须点句，科举考卷也要作者自己点句。平民社会最流行的唱本和戏文也须每句每顿空一格，这也是一种点句法。从前北京销行下层社会最广的《群强报》，他的新闻差不多全是剪抄普通报纸的新闻，不过每句每读留一个空格，居然也就好懂多了。最早的报纸，如南方的《申报》《新闻报》，如北方的《大公报》，都不点句，也不空格。最早的杂志如《清议报》《时务报》，也都不点句。这种日报杂志本来都是给读书人看的，所以没有断句的必要。断句就是瞧不起列位看官了！只有一班志士为老百姓办的官话报或俗话报，才有空格断句的方法。圈点的采用起于《新民丛报》时代的杂志；而最先影响到日报的社论一栏。《时报》《南方报》《神州日报》的论说都是采用圈点最早的。但当时的圈点都还是文章家浓圈密点的欣赏符号，至多也不过是引人注意的符号，还不全是为了谋一般读者便利的断句符号。新式句读符号的采用，起于留美学生办的《科学》杂志。民国七年（1918年）以后，《新青年》杂志开始用新式句读符号。后来北大教授们提出的“标点符号案”经教育部颁布之后，“标点符号”的名称就正式成立了，标点的采用也更广了。日报的“副刊”盛行之后，各报都找少年作家来办副刊，而少年作家得风气较先，所以标点符号最早侵入了各报的副刊里。可是日报的访员与编辑都还是旧人居多，所以新闻栏的采用点句法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近年的新式广告也渐渐有采用标点的了。报纸有了点句，稍识字的人就能看报，报纸的销路也自然增加了。所以新闻点句的风气现在差不多普及全国的报界了。 用白话做文章，这也是近十六年的新风气。十六年前，白话报是为“他们”老百姓办的，不是给“我们”读书人看的。民国七年复活的《新青年》杂志才有一班文人决心用白话为“我们”自己写文章。民国十年以后才有国语的小学教科书。八年的“五四”运动以后，国内发生了无数的白话小杂志，造成了许多少年的白话文作家。十几年来，国内的杂志，除了极少数的几种之外，差不多完全白话化了。日报“副刊”的编者与作者大都是新少年，所以白话化的也特别早。所以日报的白话化，同日报的标点分段一样，是从“报屁股”上白起的。现在有许多日报已经白到头上了，白话化到社论栏里了。可是中间的大部分——电报与新闻——都还是文言。试取天津两家最大的日报来作统计： 在十四版之中，白话所占篇幅还不到百分之十八。在《大公报》的六版半的读物之中，白话只占百分之三十八。然而从日报的历史上看来，这样的比例也就很可以使我们乐观了。十六年的工夫，能使日报的文字变到百分之四十的白话化，这不能不算是很大的进步了。 报纸的文字越易懂，销路自然越好，影响也自然越大。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今日国内日报何以还不肯完全用白话作社论写新闻呢？ 我想，这时候全用白话办日报，的确还有不少的困难：第一是用白话打电报，字数比文言多，电报费太重。第二是用白话记载新闻，字数也比文言多，占篇幅太多。但仔细一想，这些困难都不是无法解决的。西洋人发电报也有删削虚字等省费方法，报馆访员发电删略更多，几乎成一种特别文字，非受过报馆训练的人就完全看不懂。但通信社与报馆都有一种“改写”（Rewrite）的制度，有专员多人管理电报的改写。每到一个电报，即付改写部，把一篇删节缩写的简电改成通畅明白的文字。改写之后，再交编辑部去编排整理。往往几十个字的电文可以改写成几百字的长篇新闻。其实中国的报馆现在早已有了“改写”的需要，如电文中“鱼”下加注“六日”，“啸”下加注“十八日”，“汪”下加注“精卫”，都是改写的起点。不过中国报馆的编辑先生至今还不肯删去“鱼”“啸”等字，老实改作“六日”“十八日”，因为报馆要表示他们的确有钱打专电，若删去了“鱼”“啸”等字就不像“本馆专电”了！若能推广这种“改写”的方法，电文不妨仍旧用简短的文字，只须这一头收电时有个渊博能文的改写专家，就可以把简短删略的电文改作漂亮明畅的白话了。 至于新闻的记载，更不成问题。新闻本是今天的事，应该用今天的活言语记载；对新闻记者谈话当然更应该用白话记录，才可以传神传信。有经验的访员，若能抓住事实的纲领或谈话的中心，用白描的文字去描写记录，自然能扼要而不烦琐。现在各报的记事记言，往往都是把活人的言行翻作死人的文字，记录的人又往往没有文学的训练，所以只能用许多陈词滥调来作文章，所以往往在一段比球的记事里也可以发现许多陈腐的套语，文字的冗长往往都是这样来的。试看今日各报的文言记载，“天寒”必用“朔冈刺骨”，“住”必用“下榻”，“问”必用“询”，“使”必用“俾”，这种人做记载，文字那得不冗长呢？今日要纠正这种陈腐拖沓的文字病，用干净的白话是最有效的方法。 今天（5日）晚报的福州专电说，福州的人民政府已把一切公文都改用白话加标点符号了。这是自然的趋势，迟早总会全国实行的。我们睁眼看看世界，今天还有一个文明国家的公文报纸用死文字的吗？报纸应该领导全国，所以我借《大公报》的新年第一次星期论文的机会，很诚恳的提议：中国的报纸应该完全用白话。 原载于1934年1月7日《大公报》星期论文 [book_title]研究国故的方法 研究国故，在现时确有这种需要。但是一般青年，对于中国本来的文化和学术，都缺乏研究的兴趣。讲到研究国故的人，真是很少，这原也怪不得他们，实有以下二种原因：一，古今比较起来，旧有的东西就很易现出破绽。在中国，科学一方面，当然是不足道的；就是道德和宗教，也都觉浅薄得很。这样，当然不能引起青年们的研究兴趣了。二，中国的国故书籍，实在太没有系统了。历史书，一本有系统的也找不到；哲学也是如此。就是文学一方面，《诗经》总算是世界文学上的宝贝。但假使我们去研究《诗经》，竟没有一本书能供给我们做研究的资料的。原来中国的书籍，都是为学者而设，非为普通人一般人的研究而做的。所以青年们要研究，也就无从研究起。我很望诸君对于国故，有些研究的兴趣，来下一番真实的工夫，使彼成为有系统的。对于国故，亟应起来整理，方能使人有研究的兴趣，并能使有研究兴趣的人容易去研究。 “国故”的名词，比“国粹”好得多。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如果讲是“国粹”，就有人讲是“国渣”，“国故”（National Past）这个名词是中立的。我们要明了现社会的情况，就得去研究国故。古人讲，知道过去才能知道现在。国故专讲国家过去的文化，要研究它，就不得不注意以下四种方法： 一、历史的观念 现在一般青年，之所以对于国故没有研究兴趣的缘故，就是没有历史的观念。我们看旧书，可当彼做历史看。清乾隆时，有个叫章学诚的，著了一本《文史通义》。上边说：“六经皆史也。”我现在进一步来说：“一切旧书——古书——都是史也。”本了历史的观念，就不由然而然的生出兴趣了。如道家炼丹修命，确是很荒谬的，不值识者一笑。但本了历史的观念，看看他究竟荒谬到了什么田地，亦是很有趣的。把旧书当做历史看，知彼好到什么地步，或是坏到什么地步，这是研究国故方法的起点，是“开宗明义”第一章。 二、疑古的态度 疑古的态度，简要言之，就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十个字。譬如《书经》，有《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之别。有人说，《古文尚书》是假的，《今文尚书》有一部分是真的，余外一部分，到了清时，才有人把它证明是假的。但是现在学校里边，并没把假的删去，仍旧读它全书，这是我们应该怀疑的。至于《诗经》，本有三千篇，被孔子删剩十分之一，只得了三百篇。《关雎》这一首诗，孔子把它列在第一首，这首诗是很好的。内容是一很好的女子，有一男子要伊做妻子，但这事不易办到，于是男子“寤寐求之”，连睡在床上都要想伊，更要“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呢！这能表现一种很好的爱情，是一首爱情的相思诗。后人误会，生了许多误解，竟牵到旁的问题上去。所以疑古的态度有两方面好讲：一，疑古书的真伪。二，疑真书被那山东老学究弄伪的地方。我们疑古的目的，是在得其“真”，就是疑错了，亦没有什么要紧。我们知道，（没有）哪一个科学家是没有错误的。假使信而错，那就上当不浅了！自己固然一味迷信，情愿做古人的奴隶，但是还要引旁人亦入于迷途呢！我们一方面研究，一方面就要怀疑，庶能不上老当呢！ 如中国的历史，从盘古氏一直相传下来，年代都是有“表”（Table）的，“像煞有介事”，看来很是可信。但是我们要怀疑，这怎样来的呢？根据什么呢？我们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究其来源怎样，要知道这年月的计算，有的是从伪书来的，大部分还是宋朝一个算命先生，用算盘打出来的呢。这哪能信呢！我们是不得不去打破彼的。 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如《禹贡》这一章书，一般学者都承认是可靠的。据我用历史的眼光看来，也是不可靠的，我敢断定它是伪的。在夏禹时，中国难道竟有这般大的土地么？四部书里边的经、史、子三种，大多是不可靠的。我们总要有疑古的态度才好！ 三、系统的研究 古时的书籍，没有一部书是“著”的。中国的书籍虽多，但有系统的著作，竟找不到十部。我们研究无论什么书籍，都宜寻出它的脉络，研究它的系统。所以我们无论研究什么东西，都须从历史方面着手。要研究文学和哲学，就得先研究文学史和哲学史。政治亦然。研究社会制度，亦宜先研究其制度沿革史，寻出因果的关系，前后的关键，要从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等里边，去寻出系统来。 有人说，中国几千年来没有进步，这话荒谬得很，足妨害我们研究的兴趣。更有一外国人，著了一部世界史，说中国自从唐代以后，就没有进步了，这也不对。我们定要去打破这种思想的。总之，我们是要从从前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里边，以客观的态度，去寻出系统来的。 四、整理 整理国故，能使后人研究起来，不感受痛苦。整理国故的目的，就是要使从前少数人懂得的，现在变为人人能解的。整理的条件，可分形式内容二方面讲： （一）形式方面：加上标点和符号，替它分开段落来。 （二）内容方面：加上新的注解，折中旧有的注解。并且加上新的序跋和考证，还要讲明书的历史和价值。 我们研究国故，非但为学识起见，并为诸君起见，更为诸君的兄弟姊妹起见。国故的研究，于教育上实有很大的需要。我们虽不能做创造者，我们亦当做运输人——这是我们的责任，这种人是不可少的。 1921年7月于南京东南大学的演讲 [book_title]再谈谈整理国故 鄙人前年曾在贵校的暑期学校讲演过一次整理国故，故今天的题名曰再谈谈整理国故。那时我重在破坏方面提倡疑古，今天要谈的却偏于建设方面了。我对人说：我国各种科学莫有一种比得上西洋各国，现在要办到比伦于欧美，实在不容易，但国故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总应该办来比世界各国好，这种责任，是放在贵校与北大的国学系，与有志整理国故者的肩上，盼望诸君努力！ “国故”二字为章太炎先生创出来的，比国粹，国华……名词要好得多，因为它没有含得有褒贬的意义。现在一般老先生们看见新文化的流行，读古书的人日少，总是叹息说：“西风东渐，国粹将沦亡矣！”但是把古书试翻开一看，错误舛伪，佶屈聱牙，所在皆是，欲责一般青年皆能读之，实属不可能，即使“国粹沦亡”，亦非青年之过，乃老先生们不整理之过。故欲免“国粹沦亡”之祸，非整理国故，使一般青年能读不可！据我个人意见，整理之方式有四种： （1）最低限度之整理——读本式的整理。 （2）索引式的整理。 （3）结账式的整理。 （4）专史式的整理。 一、读本式的整理 这种方式，即是整理所有最著名的古书，使成为普通读本，使一般人能读能解。现在一般青年不爱读古书，确是事实，但试思何以青年不爱读古书呢？因为科学发达的缘故吗？西洋文化输入的缘故吗？学校里课程繁重的缘故吗？我敢说都不是重要的原因，实因莫有人整理，不容易读懂的原故；我已于上文说过了，试举个例来证明；Shakespeare（莎士比亚）的《莎氏乐府》与Milton（弥尔顿）的《失乐园》及现在的《圣经》（Bible）的原本不是很难懂的吗？何以现在英美人个个都能读呢？并不是英美人爱读古书，我国青年不爱读古书，实在因《莎氏乐府》《失乐园》《圣经》有很通俗最易解的译本罢了！但这种整理，要具有下列五种方法： （1）校雠：古书中有许多本来是很易懂，往往因传写或印刻的错误，以致佶屈的，如《论语》中：“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一句中的“而”字，很不易解，但依别本“而”字为“之”字，则明畅易懂了，故依据古本，或古书，引用的原文来校对，是整理国故中的最重要的方法。 （2）训诂：训诂即下注解，因从古至今，语言文字，经过许多变迁，故有些句子初学不易看懂，故注解亦是必需的；但注解不宜滥用，须有下列二条件，才下注解：（甲）必不可少——因为有许多书很明白，加了注解，反使读者不了然。（乙）要有根据——注解不能随个人主观的见解妄下，须根据古字典，或古注，或由上下文比较，始能得确凿的意义。 （3）标点：有许多书加上标点，它的意义、气态就完全明白了，不必加注解了！故标点亦是很重要的！ （4）分段：我国文章，多系一气写成，以致思想，意义，初学者不易看出，若一经分段，则于作者的思想、意义，极易看出，节省读者的精力不少。 （5）介绍：我们要彻底了解一部书，对于作者之历史、环境、地位……不能不知道，故宜于每部古书之前，作以上所说种种之简单介绍与批评，于初学者补助不小。 有以上五种方法来整理古书，则读本式的整理即成功了，恐怕青年人也爱读古书了！ 二、索引式的整理 索引怎样解呢？如以绳索钱，使能提纲絜领也。西洋书籍，差不多每本都有索引（Index），检査非常便利，而我国的书没有一本有的，如问一个稍不著名的人为何时人，则非检查许多书不能览得，有时竟查不出，这是何等痛苦啊！后来汪辉祖著《姓氏韵编》，看起来很平常，然而后学者却受惠不少了！但很不完备，现在非有人出来作这工作不可，这种工作并不难，中等人材都可以干的。我很希望大家起来合作！ 三、结账式的整理 怎么叫结账式的整理呢？譬如说：以前有许多学者说《尚书》中有许多篇为东晋梅颐所上的伪书；有些人又说不是；又古今文之争，至今亦未决，又如有人说《诗经》的小序是子夏作的，有人又反对，我们应当把自古迄今各家的聚讼结合起来，作一评断，好像商家在年底结账一样，所以叫做结账式。有这种整理，初学者就不至陷入迷途了！ 四、专史式的整理 有以上三种方式之整理了，然后就各种性质类似的古书，纂集起来作为一种专史，如诗赋史，词曲史等类是也，这种整理，能使初学者不耗几多脑力，即能知国学中各门之源流及其梗概了！ 以上把各种方式及方法说完了，再来谈谈实际的整理：我既主张用以上几种方式整理国故，所以我就选了《诗经》来做第一种方式的整理——即读本式的整理——及至我把《诗经》看一遍后，才知数千年来许多大经师都没有把《诗经》弄明白；我并不是说我弄明白了，但我敢大胆说，至少要比古人多明白一点；譬如《诗经·大雅·公刘》章云：“于‘胥’斯原”的“胥”字，以前注《诗经》者都当作“相”字解，但实在讲不通，试问“于相斯原”又怎样讲呢？但我们用比较法观之，则一望而知“胥”为一地名，因其余两章有“于京斯依”“于豳斯馆”同文法的句子，注云“京”，与“豳”皆地名，则“胥”为地名无疑了！又《召南·采》章云：“于以采，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一章，不知注解说些什么！但我们若将原文加上标点，成为“于以采？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则为很明白的一问一答的句子了，意即一问：那里去采呢？一答：到南涧之滨去采；又问：那里去采藻呢？一答：于彼行潦去采，由上二例，可见古人实在没有把《诗经》弄明白了！这种工作，在清代已经很发达了，如王念孙父子之《经传释词》，俞樾之《古书疑义举例》等书，都是用这种方法做成的，不过他们的方法还未十分精密，不能使人满意，如译某字为某词——如译“焉”为语助词——究竟某词又如何解呢？他们就答不出来了！ 以上所讲几种整理国故的方式，都是很容易办到的，只要中材的人，有了国学常识，都可以做，希望诸君起来合作，把难读难解的古书，一部一部的整理出来，使人人能读，虽属平庸，但实嘉惠后学不少了！ 1924年1月胡适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班的演讲 [book_title]考证学方法之来历 我觉得很抱歉，辅仁大学的很多朋友几次要我来说几句话，可是一年以来，在外面跑了半年，很少时间，直到今天，才得和诸位见面，今天是应辅仁大学国文系之约来的，想到的“考证学方法之来历”这个题目，是和国文系有关系的，而与别的同学也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因为近几年来，研究考证学方法之来历的渐渐多了，而中国近三百年的学问和思想，很受考证学的影响。 考一物，立一说，究一字，全要有证据，就是考证，也可以说是证据，必须有证据，然后才可以相信。 近三百年始有科学的，精密的，细致的考察，必有所原，许多人以为是十七世纪西洋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带到中国来的，如梁任公先生就是这样主张着。 在1600年左右，利玛窦来到中国，继之若干年，经明至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有许多有名的学者到中国来，他们的人格学问，全是很感动人的，并且介绍了西方的算学，天文学等16、17世纪的西洋科学，恐怕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受到他们的影响。 中国考证学家，清代考证学开山祖师顾亭林和阎若璩，全生于利玛窦来华之后，顾亭林生于1613年，阎生于1636年，利玛窦则是1581或1582年来华的，顾亭林考证古音，他的方法极其精密，例如“服”字，古音不读“服”音，而读“逼”音，他为了考证这一字，立这一说，举出一百六十二个证据来证实，在他的著书里，立一说，必要证据，许多字的考证都是这样，阎若璩考证《古文尚书》，也是这样，《尚书》有两种，西汉时候的《今文尚书》，有二十八篇，到了晋代，又出了一种《古文尚书》，有五十三篇，于前一种的二十八篇之外，又增加了二十五篇，文字好，易了解，谈政治，道德，很有点哲学味，内容丰富，因为它是用古文字写的，所以称做《古文尚书》，当时有人不相信，渐渐的也就相信了，至唐代以后，《古文尚书》成为正统，没有疑心它是假的了，到了清代，阎若璩著书《尚书古文疏证》，把假的那些篇，一篇一句，都考出它的娘家，打倒了《古文尚书》。 清代的学术，是训诂，考据和音韵，顾亭林考证音韵研究训诂，阎若璩考证古书真伪，他们两人，全是17世纪的人，在利玛窦来华以后，这样看来，岂不是西洋的科学影响了中国的考证学了吗。 另一个证据，西洋学者带来了算学，天文等，曾经轰动一时，那时候，自己知道中国历法不够用，常常发生错误，推算日蚀和月蚀也不准确，当时的天文学有三派：一派是政府的钦天监，一派是回教的回族历，一派是中国私人魏氏历法，西洋于16世纪后改用新历，是最新，最高，最进步的了，带到中国之后，又有了这个第四派，中国政府不能评定那一种历法准确，就想了一个法子，每一种都给他一个观象台，让他们测算日蚀，从何年何日何时开始，至何时退蚀，来考究他们，因为历法和日常生活很有关系，全中国都注意这回事，二十年的长时间考证的结果，处处是西洋方法占胜利，并且，因为日蚀推算，如果阴雨，就不能看出来了，所以同时测算四川成都，陕西西安，山东济南和北京四个地方，清政府派人到四个地方视察报告，当然不会四个地方都赶上阴雨，结果，别几种都差得很远，而耶稣会教士的新科学方法占了胜利，明代崇祯末年，政府颁布了使用新法，而这一年，明朝就亡了，清代继续采用，直到1912年，民国改元之后，用了新历，而方法还是一样的，清代的考据家，没有不曾研究过算学的，如戴东原，就是一位算学家，有清一代的考证学，就是在西洋算学影响之下，算学方法，就是要有证据。 我个人是怀疑这种说法的，对于当时的西洋学者的人格，学问，我都很钦佩，他们也留下深刻的影响，前读中国的徐光启的卷信札，更增加了钦佩之意，中国许多革新人物，全受过他们的影响，但是，要说考证学的方法，是由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带来的，到今日为止，还没有充分的考据，前面说过的证明，还不能承认，今天所讲的，就是要特别提出个人的见解，以纠正大家，请对于我们怀疑的，加以怀疑，或者更有新的收获。 前面所说的影响，很少可以承认的，顾亭林就不是算学家，阎若璩也是到了晚年算《春秋》《左传》《汉书》中的纪年和日蚀，因为那与历法有关系，才开始学算学的，所以不能受它的影响，而且是已经做了考证学家才学算学的，如王念孙也不是算学家，至少，不是受他的影响，我们只能承认算学影响历法，影响思想，而和考据学没有关系，在西洋，天文学，算学，物理学全很早就发达了，而西洋的历史，文学的考据，到19世纪才发达，假如天文学，算学等能够影响考据，一定会很早就产生了，而西洋竟是很晚的，所以它并不能影响人怀疑和找证据，至于宗教家所提倡的是使人信，不是使人怀疑。 以时代关系来证明，是错误的，清代两考证学大师，顾亭林有他的来历与师承，阎若璩亦有他的来历与师承。 在音韵方面，顾亭林的方法是立一说，证一字，必要有证据，证据有两种，本证和旁证，如同证《诗经》字韵的古音，从《诗经》找证据，曰本证，从《老子》《易经》《淮南子》《管子》《楚辞》等书里的方韵来证《诗经》，曰旁证，这种方法，在顾之前，有福建人陈第，作过一本《毛诗古音考》，就用了这种方法，是顾亭林的本师，《毛诗古音考》著于1604年，出版于1606年，利玛窦虽已来华，而北来第一次是1596年，第二次是1602年，短时期内受到影响，是不可能的，顾得自陈，毫无问题，而在陈第之前，还有崔，在1580年就考证过《毛诗》古音，再推上去，可到宋代，12世纪，朱熹就是一位考证家。 再一个证据就是，阎若璩考据《尚书》，他的先师也来历明白，梅，生死年月不可考了，他是1513年的举人，他作过一部《古文尚书考义》，用的方法和阎的一样，一一找出伪造的娘家，那个时候，还没有利玛窦，百年之后，书籍与方法更完备了，在梅之前，可以推上去到元代，吴澄，他死于1333年，已经把《尚书》今文和古文的分开，述其真假，更上可推至宋代的朱熹，吴棫，他们已经疑惑《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的不同，到了吴澄，就不客气的一一指出了假造的各篇的来历，是东抄西借，杂缀而成的，北宋的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亦曾怀疑而研究之，在唐朝韩愈和柳宗元的文章中，亦提出考证，《论语》一书，经柳宗元的考证，知道是孔子的弟子的弟子所记，那是以常识作证据的。 总之，这种考证方法，不用来自西洋，实系地道的国货，三百年来的考证学，可以追溯至宋，说是西洋天主教耶稣会教士的影响，不能相信，我的说法是由宋渐渐的演变进步，到了16、17世纪，有了天才出现，学问发达，书籍便利，考证学就待别发达了，它的来历可以推到12世纪。 现在时间还有一点，让我说一点别的。 考证的方法是立一说，必有证据，为什么到了宋代朱熹时候才发达呢，这是很值研究的，这也是一种考据，方才说过，考证学不来自西洋，是国货，可是它是怎样来的呢。 中国历史经过长的黑暗时期，学问很乱，没有创造，没有精密的方法，汉代是做古书的注解，唐代是做注解的注解，文学方面有天才，学术方面则没有，并且，这种方法在古代是不易的，那时候没有刻版书，须一一抄写，书籍是一卷一卷的，有的长至四五十尺，读后忘前，没有法子校勘，写本又常各不相同，没有一定的标准本，唐代有了刻版书，到了宋代才发达，如同书经，有国子监的官版本，有标准本后才能够校勘其他的刻本和抄本，这必须书籍方便才可以，毫无问题。 11世纪，北宋后期，程颐、程颢提出格物致知来，一部一千七百五十字的《大学》，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书，几百年来，受着它的约束，程氏兄弟发现了一千七百五十字里有五个字最重要，就是“致知在格物”，《大学》中，每一句话都有说明，惟独这五个字没有，什么是格物，没有人知道，当时有五六十种“格物说”，有解“格”为一个一个的格子的，有解“格”为“格斗”的，程氏兄弟提出重要的解释，格是到的意思，格物就是到物，所以说“格物即物，而穷其理”，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今天格一事，明天格一事，然后才可以致知，至于物的范围，由一身之中至天地之高大，万物之所以然，均在其内，这是当时的“格物说”，有了中国的科学理想与目标，而没有科学方法，无从着手，中国从来的学术是，一，人事的，没有物理与自然的解释，二，文字上的解释，而无物据，所以有理想，不能有所发展，如王阳明和一个姓钱的研究格物，对着一棵竹子坐了三天，毫无所获，王阳明自己对坐了七天，也是一样，于是很幽默地说了，圣贤是做不成了，因为没有那么大的气力来格物了，这个笑话可以证明当时有科学目标与理想而没有方法，这完全不同于西洋，从埃及，希腊，就和自然界接触，亚里士多德于研究论理之外，自己采集动植物的标本做解剖实验，而孔夫子不过读《诗》而知鸟名罢了，中国没有这样背景，仅能像王阳明对竹而坐了。 程子、朱子感到这种格物办不通，就缩小了物的范围，由无所不包小到三件事：一，读书穷理，二，上论古人，三，对人接物，朱子以后，就丢弃了大规模的格物而缩小，读书穷理也仅是读古经书了，所以士大夫就拿格物方法来研究古书了。 至于程朱格物的背景，我想，那时候没有自然科学，大概是由于科举时代，于做文章之外，还须研究“判”，考试的时候，拿几种案件，甲如何，乙如何，丙又如何，由士子判断是非，这样，必须多少有法律的训练，程明（道）送行状中记载着，他做县尉的时候，有听诉的训练，有今日的法官，律师，侦探的天才，从刑名之学得到找证据的方法，考，据，证，例，比，等全为法律上的名词，这方面的训练，在朱熹亦是有的。 朱熹亦是一个考据家，他三十岁的时候，校勘了一册语录，用三种钞本和一种刻本，发现了刻本中多了百余条，其中五十多条是假的，就删去了，他到三十八岁的时候，找到了证据，就写了一篇跋，说明他删掉的理由，他的注书也极审慎，他主张研究古书须学法家的深刻，才能穷究得进，他自己说，他的长处没有别的，就是肯用功，考证也是用法律方法，研究了一件，再研究了一件，不曾精细研究一本书，而牵引了许多别的，是一件错误。 他还有许多故事，可以证明他是受了律法的影响，做福建通安县主簿，知漳州，处理案件，是和考证一样的。 简括起来说，中国古代没有自然科学的环境，士大夫与外边无由接近，幸有刑名之学，与法律接近，科举时考“判”，做官时判案，尤须人证物证，拿此种判案方法应用在判别古书真伪，旧说是非，加以格物致知之哲学影响，而为三百年来考证学之来历，故纯为国货考证学，不会来自西洋的，将来有研究天主教耶稣会教士东来的历史专家提出新证据，我当再来辅仁大学取消我今天的话。 天主教研究神学，有一很好的习惯，就是凡立一新说，必推一反对论者与之驳辩，此反对论者称做“魔鬼的辩护师”，今天，我就做了一次“魔鬼的辩护师”。 1934年1月11日胡适在辅仁大学的演讲 [book_title]治学方法 在这样的热天，承诸位特别跑到这里来听我来讲话，我是觉得非常的感激，青年会的几位先生，特地组织这一个青年读书互助会，并且发起这样一个演讲周，亦非常值得赞助，在我个人，以为能够几个青年，互相的团结起来，组织读书会，或者一人读一本书，拿心得贡献给其他的会员，或者几个人读一本书，将大家所得到的结果提出来互相讨论都是非常之好，非常之好的。可是请几个人来讲演，以为这样就达到了读书会的目的，做到了读书的目的。却是未必的，今天我来讲这个“治学方法”，实在是勉强的，因为作演讲并不就是读书会的目的，而且这题目也空泛得无人可讲，我们知道，各种学问，都有它治学的方法，比如天文，地理，医学，社会科学，各有各的治学方法，而我居然说“治学方法”，包括得如此其广，要讲起来那就是发疯，夸大狂，但是学问的种类虽是如此其多，贯于其中的一个“基本方法”，却是普遍的，这个“基本方法”，也可以说是，或者毋宁说是方法的习惯，是共同的，是普遍的，历史上无数在天文学上，在哲学上，在社会科学上，凡是有大成就的，都是因为有方法的习惯。 三百年以前，培根说了句很聪明的话，他说，世上治学的人可分为三种，那就是，第一，蜘蛛式的，亦是靠自己肚子里分泌出丝来，把网作得很美很漂亮，也很有经纬，下点雨的时候，网上挂着雨丝，从侧面看过去，那种斜光也是很美。但是虽然好，那点学问却只是从他自己的肚子造出来的。第二种是蚂蚁式的，只知道集聚，这里有一颗米，把它三三两两的抬了去，死了一个苍蝇，也把它抬了去，在地洞里堆起很多东西，能消化不能消化却不管，有用没有用也是不管，这是勤力而理解不足。第三种是蜜蜂式的，这种最高，蜜蜂采了花去，更加上一度制造，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是经过改造制造出新的成绩的。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蜜蜂的方法，是又学又思，是理想的作学方法。 一个人有天才，自然能够使他的事业得到成功，然而有天才的人，却很少很少，天才不够的人，如果能用功，有方法的训练，虽然不敢说能够赶得上天才一样的成就大，而代替天才一部分，却是可以说的，至于那些各种科学上的大伟人，那差不多天才与功力相并相辅，是千万人中之一人。 现在说到本题，治学，第一步，我们所需要的是工具，种田要种田的工具，作工要作工的工具，打仗要有武器，也是工具。先要把工具弄好，才能开步走。治学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自己的能力，基本能力，本国的语言文字，我们可以得到本国所有的东西，外国的语言文字，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外国的智识，得到过去所集聚下来的东西，完全要靠这一方面。其他就是基本智识，从中学到大学，给了我们的都是这东西，这是一把总的钥匙，尽管我们不熟练于证一个几何三角，尽管我们不能知道物理化学各个细则，但是我们要在必须应用到的时候能够拿来用，能够对这些有理解，再其次就是设备，无论是卖田卖地卖首饰，我们总要把最基本的设备齐全，一些应用的辞典，表册，目录，是必需的，同时，治学的人差不多是穷士居多，很多的书不能都买全，所以就要知道我们周围的，代替我们设备的有些什么，比如北平的图书馆。那里边有些什么书能够被我们所应用，比方说，协和医校制备些什么专门的书籍，以及某家藏有某种不轻易得到的秘典，某处有着某种我所需要的设备，这些，我们都要看清楚。 第二部就是习惯的养成，这可以分四点来讲，第一是不要懒，无论是作工也好，种田也好，都不要懒，懒是最要不得的，学问更其如此，多用眼，不要拿人家的眼当自己的眼，多用手，耳，甚至多用自己的脚，在需要的时候，就要自己去跑一趟，必须用自己的眼看过，自己的耳听过，自己的手摸过，甚至自己的脚走到过，这样才能称是自己的东西，才真是自己得来的。如果你要懒，那就要大懒，不要小懒，那意思就是要一劳永逸，比如说我实在懒得不得了，字典又是这样的不好查，那我就自己去作一部字典出来，那以后就可以贯彻你的懒，字典拿起来，一翻就翻着，有种种的发明的人，不是大不懒就是大懒，比方说佛教是什么，你必须自己去翻过书，比方说我今天要跑到这里来讲讲辩证法是什么，那你一定用过眼，手，脚。把问题弄清楚，作提要作札记，这样，即使你是错误的，这是你的，不是别人的。第二是不苟且，上海人所谓不拆烂污，我们要一个不放过，一句不放过，一点一画不放过。在数学上一个“0”不放过，光是会用手，用脚，那是毛手毛脚没有用，勤要勤得好不要勤得没有用，如果我有权能够命令诸位一定读那本书，我就要诸位读巴斯德传，他就是不苟且，他就是注意极小极小百万分千万分之一的东西，一坛酒坏了，巴斯德找出了原因是一点点小的霉菌的侵入，一次，蚕忽然都得了病差不多就损失到二万万法郎，那原因就是在于一点点的百万分千万分之一的一个小黄点，那是要显微镜才能看得出来的，后来找着了病，又费了几年之力，找着了它的治法，那就是蚕吐了丝之后，变蛹，变蛾，然后蛾再生卵，就用这个蛾钉起来，弄干，拿显微镜照，如果蛾的身上发现了那种极小极小的黄点，那这个蛾所产的卵都把它烧了，就用了这个方法，省去了无数的不必需的损失，这就是一点不放过，一点不放过才能找出病源，这是真确，这是细腻。第三点就是不要轻于相信，要怀疑，要怀疑书，要怀疑人，要怀疑自己，不要轻于相信人家，“先小人而后君子”，所谓“三个不相信出个大圣人”，我对这话非常佩服，所谓“打破砂锅问到底”，就是告诉我们要怀疑，不要太迷信了自己的手眼，要相信比我们手眼精确到一百万倍一千万倍的显微镜望远镜，不要相信蔡元培，或者相信一个胡适之，无论有怎样大的名望的人，也许有错。为什么人家说六月六洗澡特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