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唐诗杂论 [book_author]闻一多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诗词戏曲,诗论,完结 [book_length]100177 [book_dec]闻一多著。收录作者有关唐诗的评论及考据文章九篇。《类书与诗》、《宫体诗的自赎》、《四杰》三篇探讨初唐诗风的转变,从唐初宫体的沿袭六朝,经王、杨、卢、骆对旧体制的破坏和新体制的建设,以至刘希夷、张若虚完成诗歌境界的升华,为一百来年唐诗的演进勾画出清晰的轮廓,体现着环环相生、有机相联的内在逻辑,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孟浩然》、《贾岛》两篇论作家,除对其诗风的清淡和清冷有相当准确且富于诗意的概括外,还把问题提到更高的历史层面,如联系宋末“四灵”、明末竟陵派、清末“同光体”,以说明每个朝代“在动乱中灭毁的前夕都需要休息”,因而“都有回向贾岛的趋势”(见《贾岛》)。这都体现了闻氏作为诗人的慧心和史家的卓识。《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岑嘉州系年考证》两篇属考据文字,前者有不少新见,后者则属于开创性的力作,显示了作者渊博的素养与深厚的学植。此外,《杜甫》作为一篇未完成的传记文学,写来笔意灵动,神形俱现;《英译李太白诗》是对小畑薰良用英语翻译《李白诗集》所作的批评,兼及中英两种语言和诗体的比较,亦资参考。此书因包含深刻的历史观念和丰富的审美感受,一直受到人们推重。原书作者生前未加出版,1948年辑入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闻一多全集》第四卷,1956年古籍出版社据以重印单行。 [book_img]Z_20083.jpg [book_title]类书与诗 检讨的范围是唐代开国后约略五十年，从高祖受禅（618）起，到高宗武后交割政权（660）止。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仪伏诛，算是强制的把“江左余风”收束了，同时新时代的先驱，四杰及杜审言，刚刚走进创作的年华，沈宋与陈子昂也先后诞生了，唐代文学这才扯开六朝的罩纱，露出自家的面目。所以我们要谈的这五十年，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 寻常我们提起六朝，只记得它的文学，不知道那时期对于学术的兴趣更加浓厚。唐初五十年所以像六朝，也正在这一点。这时期如果在文学史上占有任何位置，不是因为它在文学本身上有多少价值，而是因为它对于文学的研究特别热心，一方面把文学当作学术来研究，同时又用一种偏向于文学的观点来研究其余的学术。给前一方面举个例，便是曹宪李善等的“选学”。（这回文学的研究真是在学术中正式的分占了一席。）后一方面的例，最好举史学。许是因为他们有种特殊的文学观念（即《文选》所代表文学观念），唐初的人们对于《汉书》的爱好，远在爱好《史记》之上，在研究《汉书》时，他们的对象不仅是历史，而且是记载历史的文字。便拿李善来讲，他是注过《文选》的，也撰过一部《汉书辨惑》、《文选》与《汉书》，在李善眼里，恐怕真是同样性质，具有同样功用的物件，都是给文学家供驱使的材料。他这态度可以代表那整个时代。这种现象在修史上也不是例外。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藻——尤其是《晋书》的著者！至于音韵学与文学的姻缘，更是显著，不用多讲了。 当时的著述物中，还有一个可以称为第三种性质的东西，那便是类书，它既不全是文学，又不全是学术，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一种东西，或是说兼有二者的混合体。这种畸形的产物，最足以代表唐初的那种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了。所以我们若要明白唐初五十年的文学，最好的方法也是拿文学和类书排在一起打量。 现存的类书，如《北堂书钞》和《艺文类聚》，在当时所制造的这类出品中，只占极小部分。此外，太宗时编的，还有一千卷的《文思博要》，后来从龙朔到开元，中间又有官修的《累璧》六百三十卷、《瑶山玉彩》五百卷、《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增广皇览》及《文思博要》）、《芳树要览》三百卷、《事类》一百三十卷、《初学记》三十卷、《文府》二十卷、私撰的《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玉藻琼林》一百卷、《笔海》十卷。这里除《初学记》之外，如今都不存在。内中是否有分类的总集，像《文馆词林》似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文馆词林》的性质，离《北堂书钞》虽较远，离《艺文类聚》却接近些了。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里说是嫌“《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的办法不妥，他们（《艺文类聚》的编者不只他一人）才采取了“事居其前，文列于后”的体例。这可见《艺文类聚》是兼有总集（《流别》、《文选》）与类书（《皇览》、《遍略》）的性质，也可见他们看待总集与看待类书的态度差不多。《文馆词林》是和《流别》、《文选》一类的书，在他们眼里，当然也和《皇览》、《遍略》差不多了。再退一步讲，《文馆词林》的性质与《艺文类聚》一半相同，后者既是类书，前者起码也有一半类书的资格。 上面所举的书名，不过是就新旧《唐书》和《唐会要》等书中随便摘下来的，也许还有遗漏。但只看这里所列的，已足令人惊诧了。特别是官修的占大多数，真令人不解。如果它们是《通典》一类的，或《大英百科全书》一类的性质，也许我们还会嫌它们的数量太小。但它们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一个国家的政府从百忙中抽调出许多第一流人才来编了那许多的“兔园册子”（太宗时，房玄龄、魏徵、岑文本、许敬宗等都参与过这种工作），这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岂不滑稽？不，这正是唐太宗提倡文学的方法，而他所谓的文学，用这样的方法提倡，也是很对的。沈思翰藻谓之文的主张，由来已久，加之六朝以来有文学嗜好的帝王特别多，文学要求其与帝王们的身分相称，自然觉得沈思翰藻的主义最适合他们的条件了。文学由太宗来提倡，更不能不出于这一途。本来这种专在词藻的量上逞能的作风，需用学力比需用性灵的机会多，这实在已经是文学的实际化了。南朝的文学既已经在实际化的过程中，隋统一后，又和北方的极端实际的学术正面接触了，于是依照“水流湿，火就燥”的物理的原则，已经实际化了的文学便不能不愈加实际化，以至到了唐初，再经太宗的怂恿，便终于被学术同化了。 文学被学术同化的结果，可分三方面来说。一方面是章句的研究，可以李善为代表，另一方面是类书的编纂，可以号称博学的《兔园册子》与《北堂书钞》的编者虞世南为代表。第三方面便是文学本身的堆砌性，这方面很难推出一个代表来，因为当时一般文学者的体干似乎是一样高矮，挑不出一个特别魁梧的例子来。没有办法，我们只好举唐太宗。并不是说太宗堆砌的成绩比别人精，或是他堆砌得比别人更甚，不过以一个帝王的地位，他的影响定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而且他也曾经很明白的为这种文体张目过（这证据我们不久就要提出）。我们现在且把章句的研究，类书的纂辑，与夫文学本身的堆砌性三方面的关系谈一谈。 李善绰号“书簏”，因为，据史书说，他是一个“淹贯古今，不能属辞”的人。史书又说他始初注《文选》，“释事而忘意”，经他儿子李邕补益一次，才做到“附事以见义”的地步。李善这种只顾“事”，不顾“意”的态度，其实是与类书家一样的。章句家是书簏，类书家也是书簏，章句家是“释事而忘意”，类书家便是“采事而忘意”了。我这种说法并不苛刻。只消举出《群书治要》来和《北堂书钞》或《艺文类聚》比一比，你便明白。同是钞书，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但拿来和《治要》的“主意”的质素一比，《书钞类聚》“主事”的质素便显着格外分明了。章句家与类书家的态度，根本相同，创作家又何尝两样？假如选出五种书，把它们排成下面这样的次第： 《文选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初唐某家的诗集。 我们便看出一首初唐诗在构成程序中的几个阶段。劈头是“书簏”，收尾是一首唐初五十年间的诗，中间是从较散漫、较零星的“事”，逐渐的整齐化与分化。五种书同是“事”（文家称为词藻）的征集与排比，同是一种机械的工作，其间只有工作精粗的程度差别，没有性质的悬殊。这里《初学记》虽是开元间的产物，但实足以代表较早的一个时期的态度。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这部书的体裁，看来最有趣。每一项题目下，最初是“叙事”，其次“事对”，最后便是成篇的诗赋或文。其实这三项中减去“事对”，就等于《艺文类聚》，再减去诗赋文便等于《北堂书钞》。所以我们由《书钞》看到《初学记》，便看出了一部类书的进化史，而在这类书的进化中，一首初唐诗的构成程序也就完全暴露出来了。你想，一首诗做到有了“事对”的程度，岂不是已经成功了一半吗？余剩的工作，无非是将“事对”装潢成五个字一幅的更完整的对联，拼上韵脚，再安上一头一尾罢了。（五言律是当时最风行的体裁，但这里，我没有把调平仄算进去，因为当时的诗，平仄多半是不调的）这样看来，若说唐初五十年间的类书是较粗糙的诗，他们的诗是较精密的类书，许不算强词夺理吧？ 《旧唐书·文苑传》里所收的作家，虽有着不少的诗人，但除了崔信明的一句“枫落吴江冷”是类书的范围所容纳不下的，其余作家的产品不干脆就是变相的书类吗？唐太宗之不如隋炀帝，不仅在没有作过一篇《饮马长城窟行》而已，便拿那“南化”了的隋炀帝，和“南化”了的唐太宗打比，像前者的：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甚至 鸟击初移树，鱼寒不隐苔。 又何尝是后者有过的？不但如此，据说炀帝为妒嫉“空梁落燕泥”和“庭草无人随意绿”两句诗，曾经谋害过两条性命。“枫落吴江冷”比起前面那两只名句如何？不知道崔信明之所以能保天年，是因为太宗的度量比炀帝大呢，还是他的眼力比炀帝低。这不是说笑话。假如我们能回答这问题，那么太宗统治下的诗作的品质之高低，便可以判定了。归真的讲，崔信明这人，恐怕太宗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他并没有留给我们那样测验他的度量或眼力的机会。但这更足以证明太宗对于好诗的认识力很差。假如他是有眼力的话，恐怕当日撑持诗坛的台面的，是崔信明、王绩，甚至王梵志，而不是虞世南、李百药一流人了。 讲到这里，我们许要想到前面所引时人批评李善“释事而忘意”，和我批评类书家“采事而忘意”两句话。现在我若给那些作家也加上一句“用事而忘意”的案语，我想读者们必不以为过分。拿虞世南、李百药来和崔信明、王绩、王梵志比，不简直是“事”与“意”的比照吗？我们因此想到魏徵的《述怀》，颇被人认作这时期中的一首了不得的诗，《述怀》在唐代开国时的诗中所占的地位，据说有如魏徵本人在那时期政治上的地位一般的优越。这意见未免有点可笑，而替唐诗设想，居然留下生这意见的余地，也就太可怜了。平心说，《述怀》是一首平庸的诗，只因这作者不像一般的作者，他还不曾忘记那“诗言志”的古训，所以结果虽平庸而仍不失为“诗”。选家们搜出魏徵来代表初唐诗，足见那一个时代的贫乏。太宗和虞世南李百药，以及当时成群的词臣，做了几十年的诗，到头还要靠这诗坛的局外人魏徵，来维持一点较清醒的诗的意识，这简直是他们的耻辱！ 不怕太宗和他率领下的人们为诗干的多热闹，究竟他们所热闹的，与其说是诗，无宁说是学术。关于修辞立诚四个字，即算他们做到了修辞（但这仍然是疑问），那立诚的观念，在他们的诗里可说整个不存在。唐初人的诗，离诗的真谛是这样远，所以，我若说唐初是个大规模征集词藻的时期，我所谓征集词藻者，实在不但指类书的纂辑，连诗的制造也是应属于那个范围里的。 上述的情形，太宗当然要负大部分的责任。我们曾经说到太宗为堆砌式的文体张目过，不错，看他亲撰的《晋书·陆机传论》便知道。 观夫陆机、陆云，实荆衡之杞梓，挺珪璋于秀实，驰英华于早年。风鉴澄爽，神情俊迈；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高词迥映，如朗月之悬光；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千条析理，则电拆霜开；一绪连文，则珠流璧合。其词则深而雅，其义则博而显。故足远超枚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 因为他崇拜的陆机，是“文藻宏丽”，与夫“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一绪连文，则珠流璧合”的陆机，所以太宗于他的群臣中就最钦佩虞世南。褚亮在《十八学士赞》中，是这样赞虞世南的： 笃行扬声，雕文绝世；网罗百家，并包六艺。 两《唐书·虞世南传》都说，他与兄世基同入长安，时人比作晋之二陆，《新》传又品评这两弟兄说： 世基辞章清劲过世南，而赡博不及也。 这样的虞世南，难怪太宗要认为是“与我犹一体”，并且在世南死后，还有“锺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之叹。这虞世南，我们要记住，便是《兔园册子》和《北堂书钞》的著者。这一点极其重要。这不啻明白的告诉我们，太宗所鼓励的诗，是“类书家”的诗，也便是“类书式”的诗。总之，太宗毕竟是一个重实际的事业中人；诗的真谛，他并没有，恐怕也不能参透。他对于诗的了解，毕竟是个实际的人的了解。他所追求的只是文藻，是浮华，不，是一种文辞上的浮肿，也就是文学的一种皮肤病。这种病症，到了上官仪的“六对”、“八对”，便严重到极点，几乎有危害到诗的生命的可能，于是因察觉了险象而愤激的少年“四杰”，便不得不大声急呼，抢上来施以针砭了。 [book_title]宫体诗的自赎 宫体诗就是宫庭的，或以宫庭为中心的艳情诗，它是个有历史性的名词，所以严格的讲，宫体诗又当指以梁简文帝为太子时的东宫及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宫庭为中心的艳情诗。我们该记得从梁简文帝当太子到唐太宗宴驾中间一段时期，正是谢朓已死，陈子昂未生之间一段时期。这其间没有出过一个第一流的诗人。那是一个以声律的发明与批评的勃兴为人所推重，但论到诗的本身，则为人所诟病的时期。没有第一流诗人，甚至没有任何诗人，不是一桩罪过。那只是一个消极的缺憾。但这时期却犯了一桩积极的罪。它不是一个空白，而是一个污点，就因为他们制造了些有如下面这样的宫体诗： 长筵广未同，上客娇难逼，还杯了不顾，回身正颜色。 （高爽《咏酌酒人》） 众中俱不笑，座上莫相撩。 （邓鉴《奉和夜听妓声》） 这里所反映的上客们的态度，便代表他们那整个宫庭内外的气氛。人人眼角里是淫荡： 上客徒留目，不见正横陈。 （鲍泉《敬酬刘长史咏名士悦倾城》） 人人心中怀着鬼胎： 春风别有意，密处也寻香。 （李义府《堂词》） 对姬妾娼妓如此，对自己的结发妻亦然（刘孝威《鄀县寓见人织率尔赠妇》便是一例）。于是发妻也就成了倡家。徐悱写得出《对房前桃树咏佳期赠内》那样一首诗，他的夫人刘令娴为什么不可以写一首《光宅寺》来赛过他？索性大家都揭开了： 知君亦荡子，贱妾自倡家。 （吴均《鼓瑟曲有所思》） 因为也许她明白她自己的秘诀是什么。 自知心所爱，出入仕秦宫，谁言连屈尹，更是莫遨通？ （简文帝《艳歌篇》十八韵） 简文帝对此并不诧异，说不定这对他，正是件称心的消息。堕落是没有止境的。从一种变态到另一种变态往往是个极短的距离，所以现在像简文帝《娈童》，吴均《咏少年》，刘孝绰《咏小儿采莲》，刘遵《繁华应令》，以及陆厥《中山王孺子妾歌》一类作品，也不足令人惊奇了。变态的又一类型是以物代人为求满足的对象。于是绣领、袙腹、履、枕、席、卧具……全有了生命，而成为被沾污者。推而广之，以至灯烛、玉阶、梁尘，也莫不踊跃的助他们集中意念到那个荒唐的焦点，不用说，有机生物如花草莺蝶等更都是可人的同情者。 罗荐已擘鸳鸯被，绮衣复有葡萄带，残红艳粉映帘中，戏蝶流莺聚窗外。 （上官仪《八咏应制》） 看看以上的情形，我们真要疑心，那是作诗，还是在一种伪装下的无耻中求满足。在那种情形之下，你怎能希望有好诗！所以常常是那套褪色的陈词滥调，诗的本身并不能比题目给人以更深的印象。实在有时他们真不像是在作诗，而只是制题。这都是惨淡经营的结果：《咏人聘妾仍逐琴心》（伏知道），《为寒床妇赠夫》（王胄）。特别是后一例，尽有“闺情”、“秋思”、“寄远”一类的题面可用，然而作者偏要标出这样五个字来，不知是何居心。如果初期作者常用的“古意”“拟古”一类暧昧的题面，是一种遮羞的手法，那么现在这些人是根本没有羞耻了！这由意识到文词，由文词到标题，逐步的鲜明化，是否可算作一种文字的裎裸狂，我不知道，反正赞叹事实的“诗”变成了标明事类的“题”之附庸，这趋势去《游仙窟》一流作品，以记事文为主，以诗副之的形式，已很近了。形式很近，内容又何尝远？《游仙窟》正是宫体诗必然的下场。 我还得补充一下宫体诗在它那中途丢掉的一个自新的机会。这专以在昏淫的沉迷中作践文字为务的宫体诗，本是衰老的，贫血的南朝宫庭生活的产物，只有北方那些新兴民族的热与力才能拯救它。因此我们不能不庆幸庾信等之入周与被留，因为只有这样，宫体诗才能更稳固的移殖在北方，而得到它所需要的营养。果然被留后的庾信的《乌夜啼》、《春别诗》等篇，比从前在老家作的同类作品，气色强多了。移殖后的第二三代本应不成问题。谁知那些北人骨子里和南人一样，也是脆弱的，禁不起南方那美丽的毒素的引诱，他们马上又屈服了。除薛道衡《昔昔盐》、《人日思归》，隋炀帝《春江花月夜》三两首诗外，他们没有表现过一点抵抗力。炀帝晚年可算热忱的效忠于南方文化了，文艺的唐太宗，出人意料之外，比炀帝还要热忱。于是庾信的北渡完全白费了。宫体诗在唐初，依然是简文帝时那没筋骨，没心肝的宫体诗。不同的只是现在词藻来得更细致，声调更流利，整个的外表显得更乖巧，更酥软罢了。说唐初宫体诗的内容和简文时完全一样，也不对。因为除了搬出那僵尸“横陈”二字外，他们在诗里也并没有讲出什么。这又教人疑心这辈子人已失去了积极犯罪的心情。恐怕只是词藻和声调的试验给他们羁縻着一点作这种诗的兴趣（词藻声调与宫体有着先天与历史的联系）。宫体诗在当时可说是一种不自主的，虚伪的存在。原来从虞世南到上官仪是连堕落的诚意都没有了。此真所谓“萎靡不振”！ 但是堕落毕竟到了尽头，转机也来了。 在窒息的阴霾中，四面是细弱的虫吟，虚空而疲倦，忽然一声霹雳，接着的是狂风暴雨！虫吟听不见了，这样便是卢照邻《长安古意》的出现。这首诗在当时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放开了粗豪而圆润的嗓子，他这样开始，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百丈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 这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首先已够教人们如大梦初醒而心花怒放了。然后如云的车骑，载着长安中各色人物panorama式的一幕幕出现，通过“五剧三条”的“弱柳青槐”来“共宿娼家桃李蹊”。诚然这不是一场美丽的热闹。但这颠狂中有战栗，堕落中有灵性。 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比起以前那光是病态的无耻—— 相看气息望君怜，谁能含羞不肯前！ （简文帝《乌楼曲》） 如今这是什么气魄！对于时人那虚弱的感情，这真有起死回生的力量。最后， 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 似有“劝百讽一”之嫌。对了，讽刺，宫体诗中讲讽刺，多么生疏的一个消息！我几乎要问《长安古意》究竟能否算宫体诗。从前我们所知道的宫体诗，自萧氏君臣以下都是作者自身下流意识的口供，那些作者只在诗里。这回卢照邻却是在诗里，又在诗外，因此他能让人人以一个清醒的旁观的自我，来给另一自我一声警告。这两种态度相差多远！ 寂寂寥寥杨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这篇末四句有点突兀，在诗的结构上既嫌蛇足，而且这样说话，也不免暴露了自己态度的褊狭，因而在本篇里似乎有些反作用之嫌。可是对于人性的清醒方面，这四句究不失为一个保障与安慰。一点点艺术的失败，并不妨碍《长安古意》在思想上的成功。他是宫体诗中一个破天荒的大转变。一手挽住衰老了的颓废，教给他如何回到健全的欲望，一手又指给他欲望的幻灭。这诗中善与恶都是积极的，所以二者似相反而相成。我敢说《长安古意》的恶的方面比善的方面还有用。不要问卢照邻如何成功，只看庾信是如何失败的。欲望本身不是什么坏东西。如果它走入了歧途，只有疏导一法可以挽救，壅塞是无效的。庾信对于宫体诗的态度，是一味的矫正，他仿佛是要以非宫体代宫体。反之，卢照邻只要以更有力的宫体诗救宫体诗，他所争的是有力没有力，不是宫体不宫体。甚至你说他的方法是以毒攻毒也行，反正他是胜利了。有效的方法不就是对的方法吗？ 矛盾就是人性，诗人作诗本不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原来《长安古意》的“年年岁岁一床书”，只是一句诗而已。即令作诗时事实如此，大概不久以后，情形就完全变了，骆宾王的《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便是铁证。故事是这样的：照邻在蜀中有一个情妇郭氏，正当她有孕时，照邻因事要回洛阳去，临行相约不久回来正式成婚。谁知他一去两年不反，而且在三川有了新人。这时她望他的音信既望不到，孩子也丢了。“悲鸣五里无人问，肠断三声谁为续！”除了骆宾王给寄首诗去替她申一回冤，这悲剧又能有什么更适合的收场呢？一个生成哀艳的传奇故事，可惜骆宾王没赶上蒋防、李公佐的时代。我的意思是：故事最适宜于小说，而作者手头却只有一个诗的形式可供采用。这试验也未尝不可作，然而他偏偏又忘记了《孔雀东南飞》的典型。凭一枝作判词的笔锋（这是他的当行），他只草就了一封韵语的书札而已。然而是试验，就值得钦佩。骆宾王的失败，不比李百药的成功有价值吗？他至少也替《秦妇吟》垫过路。 这以“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教历史上第一位英威的女性破胆的文士，天生一副侠骨，专喜欢管闲事，打抱不平、杀人报仇、革命、帮痴心女子打负心汉，都是他干的。《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里没讲出具体的故事来，但我们猜得到一半，还不是卢郭公案那一类的纠葛？李荣是个有才名的道士。（见《旧唐书·儒学·罗道琮传》，卢照邻也有过诗给他）。故事还是发生在蜀中，李荣往长安去了，也是许久不回来，王灵妃急了，又该骆宾王给去信促驾了。不过这回的信却写得比较像首诗。其所以然，倒不在 梅花如雪柳如丝，年去年来不自持，初言别在寒偏在，何悟春来春更思。 一类响亮句子，而是那一气到底而又缠绵往复的旋律之中，有着欣欣向荣的情绪。《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的成功，仅次于《长安古意》。 和卢照邻一样，骆宾王的成功，有不少成分是仗着他那篇幅的。上文所举过的二人的作品，都是宫体诗中的云冈造象，而宾王尤其好大成癖（这可以他那以赋为诗的《帝京篇》、《畴昔篇》为证。）从五言四句的《自君之出矣》，扩充到卢骆二人洋洋洒洒的巨篇，这也是宫体诗的一个剧变。仅仅篇幅大，没有什么，要紧的是背面有厚积的力量撑持着。这力量，前人谓之“气势”，其实就是感情。有真实感情，所以卢骆的来到，能使人们麻痹了百余年的心灵复活。有感情，所以卢骆的作品，正如杜甫所预言的，“不废江河万古流”。 从来没有暴风雨能够持久的。果然持久了，我们也吃不消，所以我们要它适可而止。因为，它究竟只是一个手段，打破郁闷烦躁的手段；也只是一个过程，达到雨过天青的过程。手段的作用是有时效的，过程的时间也不宜太长，所以在宫体诗的园地上，我们很侥幸的碰见了卢骆，可也很愿意能早点离开他们，——为的是好和刘希夷会面。 古来容光人所羡，况复今日遥相见？愿作轻罗著细腰，愿为明镜分娇面。 （《公子行》） 这不是什么十分华贵的修词，在刘希夷也不算最高的造诣。但在宫体诗里，我们还没听见过这类的痴情话。我们也知道他的来源是《同声诗》和《闲情赋》。但我们要记得，这类越过齐梁，直向汉晋人借贷灵感，在将近百年以来的宫体诗里也很少人干过呢！ 与君相向转相亲，与君双栖共一身，愿作贞松千岁古，谁论芳槿一朝新！百年同谢西山日，千秋万古北邙尘。 （《公子行》） 这连同它的前身——杨方《合欢》诗，也不过是常态的，健康的爱情中，极平凡，极自然的思念，谁知道在宫体诗中也成为了不得的稀世的珍宝。回返常态确乎是刘希夷的一个主要特质，孙翌编《正声集》时把刘希夷列在卷首，便已看出这一点来了。看他即便哀艳到如： 自怜妖艳姿，妆成独见时，愁心伴杨柳，春尽乱如丝。 （《春女行》） 携笼长叹息，逶迤恋春色，看花若有情，倚树疑无力。薄暮思悠悠，使君南陌头，相逢不相识，归去梦青楼。 （《采桑》） 也从没有不归于正的时候。感情返到正常状态是宫体诗的又一重大阶段。唯其如此，所以烦躁与紧张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片晶莹的宁静。就在此刻，恋人才变成诗人，憬悟到万象的和谐，与那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的神秘的不可抵抗的美，而不禁受创似的哀叫出来： 可怜杨柳伤心树！可怜桃李断肠花！ （《公子行》） 但正当他们叫着“伤心树”、“断肠花”时，他已从美的暂促性中认识了那玄学家所谓的“永恒”——一个最缥缈，又最实在，令人惊喜，又令人震怖的存在，在它面前一切都变渺小了，一切都没有了。自然认识了那无上的智慧，就在那彻悟的一刹那间，恋人也就是变成哲人了，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代白头翁》） 相传刘希夷吟到“今年花落……”二句时，吃一惊，吟到“年年岁岁……”二句，又吃一惊。后来诗被宋之问看到，硬要让给他，诗人不肯，就生生的被宋之问给用土囊压死了。于是诗谶就算验了。编故事的人的意思，自然是说，刘希夷泄露了天机，论理该遭天谴。这是中国式的文艺批评，隽永而正确，我们在千载之下，不能，也不必改动它半点，不过我们可以用现代语替它诠释一遍，所谓泄露天机者，便是悟到宇宙意识之谓。从蜣蜋转丸式的宫体诗一跃而到庄严的宇宙意识，这可太远了，太惊人了！这时的刘希夷实已跨近了张若虚半步，而离绝顶不远了。 如果刘希夷是卢骆的狂风暴雨后宁静爽朗的黄昏，张若虚便是风雨后更宁静更爽朗的月夜。《春江花月夜》本用不着介绍，但我们还是忍不住要谈谈。就宫体诗发展的观点看，这首诗，尤有大谈的必要。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潋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在这种诗面前，一切的赞叹是饶舌，几乎是渎亵。它超过了一切的宫体诗有多少路程的距离，读者们自己也知道。我认为用得着一点诠明的倒是下面这几句：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更迥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在神奇的永恒前面，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从前卢照邻指点出“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时，或另一个初唐诗人——寒山子更尖酸的吟着“未必长如此，芙蓉不耐寒”时，那都是站在本体旁边凌视现实。那态度我以为太冷酷，太傲慢，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带点狐假虎威的神气。在相反的方向，刘希夷又一味凝视着“以有涯随无涯”的徒劳，而徒劳的为它哀毁着，那又未免太萎靡，太怯懦了。只张若虚这态度不亢不卑，冲融和易才是最纯正的，“有限”与“无限”，“有情”与“无情”——诗人与“永恒”猝然相遇，一见如故，于是谈开了——“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对每一问题，他得到的仿佛是一个更神秘的更渊默的微笑，他更迷惘了，然而也满足了。于是他又把自己的秘密倾吐给那缄默的对方：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 因为他想到她了，那“妆镜台”边的“离人”。他分明听见她的叹喟：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他说自己很懊悔，这飘荡的生涯究竟到几时为止！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他在怅惘中，忽然记起飘荡的许不只他一人，对此清景，大概旁人，也只得徒唤奈何罢？ 斜月沈沈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这里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从这边回头一望；连刘希夷都是过程了，不用说卢照邻和他配角骆宾王，更是过程的过程。至于那一百年间梁陈隋唐四代宫庭所遗下了那分最黑暗的罪孽，有了《春江花月夜》这样一首宫体诗，不也就洗净了吗？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张若虚的功绩是无从估计的。 （卅年八月二十二日陈家营。） [book_title]四杰 继承北朝系统而立国的唐朝的最初五十年代，本是一个尚质的时期，王杨卢骆都是文章家，“四杰”这徽号，如果不是专为评文而设的，至少它的主要意义是指他们的赋和四六文。谈诗而称四杰，虽是很早的事，究竟只能算借用。是借用，就难免有“削足适履”和“挂一漏万”的毛病了。 按通常的了解，诗中的四杰是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们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四人中三人死于非命）——因为行为浪漫，所以受尽了人间的唾骂，因为遭遇悲惨，所以也赢得了不少的同情。依这样一个概括，简明，也就是肤廓的了解，“四杰”这徽号是满可以适用的，但这也就是它的适用性的最大限度。超过了这限度，假如我们还问到：这四人集团中每个单元的个别情形，和相互关系，尤其他们在唐诗发展的路线网里，究竟代表着那一条，或数条线，和这线在网的整个体系中所担负的任务——假如问到这些方面，“四杰”这徽号的功用与适合性，马上就成问题了。因为诗中的四杰，并非一个单纯的、统一的宗派，而是一个大宗中包孕着两个小宗，而两小宗之间，同点恐怕还不如异点多，因之，在讨论问题时，“四杰”这名词所能给我们的方便，恐怕也不如纠葛多。数字是个很方便的东西，也是个很麻烦的东西。既在某一观点下凑成了一个数目，就不能由你在另一观点下随便拆开它。不能拆开，又不能废弃它，所以就麻烦了。“四杰”这徽号，我们不能，也不想废弃，可是我承认我是抱着“息事宁人”的苦衷来接受它的。 四杰无论在人的方面，或诗的方面，都天然形成两组或两派。先从人的方面讲起。 将四人的姓氏排成“王杨卢骆”这特定的顺序，据说寓有品第文章的意义，这是我们熟知的事实。但除这人为的顺序外，好像还有一个自然的顺序，也常被人采用——那便是序齿的顺序。我们疑心张说《裴公神道碑》“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和郗云卿《骆丞集序》“与卢照邻、王勃、杨炯文词齐名”，乃至杜诗“纵使卢王操翰墨”等语中的顺序，都属于这一类。严格的序齿应该是卢骆王杨，其间卢骆一组，王杨一组，前者比后者平均大了十岁的光景。然则卢骆的顺序，在上揭张郗二文里为什么都颠倒了呢？郗序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不用讲。张碑，我想是为了心理的缘故，因为骆与裴（行俭）交情特别深，为裴作碑，自然首先想起骆来。也许骆赴选曹本在先，所以裴也先见到他。果然如此，则先骆后卢，是采用了另一事实作标准。但无论依哪个标准说，要紧的还是在张郗两文里，前二人（骆卢）与后二人（王杨）之间的一道鸿沟（即平均十岁左右的差别）依然存在。所以即使张碑完全用的另一事实——赴选的先后作为标准，我们依然可以说，王杨赴选在卢骆之后，也正说明了他们年龄小了许多。实在，卢骆与王杨简直可算作两辈子人。据《唐会要》卷八二，“显庆二年，诏徵太白山人孙思邈入京，卢照邻、宋令文、孟诜皆执师贽之礼。”令文是宋之问的父亲，而之问是杨炯同寮的好友。卢与之问的父亲同辈，而杨与之问本人同辈，那么卢与杨岂不是不能同辈了吗？明白了这一层，杨炯所谓“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便有了确解。杨年纪比卢小得多，名字反在卢前，有愧不敢当之感，所以说“愧在卢前”，反之，他与王多分是同年，名字在王后，说“耻居王后”，正是不甘心的意思。 比年龄的距离更重要的一点，便是性格的差异。在性格上四杰也天然形成两种类型，卢骆一类，王杨一类。诚然，四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浮躁浅露”不能“致远”的殷鉴，每人“丑行”的事例，都被谨慎的保存在史乘里了，这里也毋庸赘述。但所谓“浮躁浅露”者，也有程度深浅的不同。杨炯，相传据裴行俭说，比较“沉静”。其实王勃，除擅杀官奴那不幸事件外（杀奴在当时社会上并非一件太不平常的事），也不能算过分的“浮躁”。一个人在短短二十八年的生命里，已经完成了这样多方面的一大堆著述： 《舟中纂序》五卷，《周易发挥》五卷，《次论语》十卷，《汉书指瑕》十卷，《大唐千岁历》若干卷，《黄帝八十一难经注》若干卷，《合论》十卷，《续文中子书序诗序》若干篇，《玄经传》若干卷，《文集》三十卷。 能够浮躁到哪里去呢？同王勃一样，杨炯也是文人而兼有学者倾向的，这满可以从他的《天文大象赋》和《驳孙茂道苏知几冕服议》中看出。由此看来，王杨的性格确乎相近。相应的，卢骆也同属于另一类型，一种在某项观点下真可目为“浮躁”的类型。久历边塞而屡次下狱的博徒革命家骆宾王不用讲了，看《穷鱼赋》和《狱中学骚体》，卢照邻也不像是一个安分的分子。骆宾王在《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里，便控告过他的薄幸。然而按骆宾王自己的口供， 但使封侯龙頟贵，讵随中妇凤楼寒？ 他原也是在英雄气概的烟幕下实行薄幸而已。看《忆蜀地佳人》一类诗，他并没有少给自己制造薄幸的机会。在这类事上，卢骆恐怕还是一丘之貉。最后，卢照邻那悲剧型的自杀，和骆宾王的慷慨就义，不也还是一样？同是用不平凡的方式自动的结束了不平凡的一生，只是一悱恻，一悲壮，各有各的姿态罢了。 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发展；由年龄的两辈，和性格的两类型，到友谊的两个集团。果然，卢骆二人交情，可凭骆的《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诗来坐实，而王杨的契合，则有王的《秋日饯别序》和杨的《王勃集序》可证。反之，卢或骆与王或杨之间，就看不出这样紧凑的关系来。就现存各家集中所可考见的说，卢王有两首同题分韵的诗，卢杨有一首同题同韵的诗，可见他们两辈人确乎在文酒之会中常常见面。可是太深的交情，恐怕谈不到。他们绝少在作品里互相提到彼此的名字，有之，只杨在《王勃集序》中说到一次“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卢照邻人间才杰，览清规而辍九攻”，这反足以证明卢骆与王杨属于两个壁垒，虽则是两个对立而仍不失为友军的壁垒。 于是，我们便可谈到他们——卢骆与王杨——另一方面的不同了。年龄的不同辈，性格的不同类型，友谊的不同集团，和作风的不同派，这些不也正是一贯的现象吗？其实，不待知道“人”方面的不同，我们早就应该发觉“诗”方面的不同了。假如不受传统名词的蒙蔽，我们早就该惊讶，为什么还非维持这“四”字不可，而不仿“前七子”、“后七子”的例，称卢骆为“前二杰”，王杨为“后二杰”？难道那许多迹象，还不足以证明他们两派的不同吗？ 首先，卢骆擅长七言歌行，王杨专工五律，这是两派选择形式的不同。当然卢骆也作五律，甚至大部分篇什还是五律，而王杨一派中至少王勃也有些歌行流传下来，但他们的长处决不在这些方面。像卢集中的 风摇十洲影，日乱九江文 （《赠李荣道士》） 川光摇水箭，山气上云梯 （《山庄休沐》） 和骆集中这样的发端 故人无与晤，安步陟山椒…… （《冬日野望》） 在那贫乏的时代，何尝不是些夺目的珍宝？无奈这些有句无章的篇什，除声调的成功外，还是没有超过齐梁的水准。骆比较有些“完璧”，如《在狱咏蝉》之类，可是又略无警策。同样，王的歌行，除《滕王阁歌》外，也毫不足观。便说《滕王阁歌》，和他那典丽凝重，与凄情流动的五律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杜甫《戏为六绝句》第三首说“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这里是以卢代表卢骆，王代表王杨，大概不成问题。至于“劣于汉魏近《风》《骚》”，假如可以解作王杨“劣于汉魏”，卢骆“近《风》《骚》”，倒也有它的妙处，因为卢骆那用赋的手法写成的粗线条的宫体诗，确乎是《风》《骚》的余响，而王杨的五言，虽不及汉魏，却越过齐梁，直接上晋宋了。这未必是杜诗的原意，但我们不妨借它的启示来阐明一个真理。 卢骆与王杨选择形式不同，是由于他们两派的使命不同。卢骆的歌行，是用铺张扬厉的赋法膨胀过了的乐府新曲，而乐府新曲又是宫体诗的一种新发展，所以卢骆实际上是宫体诗的改造者。他们都曾经是两京和成都市中的轻薄子，他们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庭的堕落，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所以他们的歌声需要大开大阖的节奏，他们必需以赋为诗。正如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庭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台阁上只有仪式的应制，有“句绘章，揣合低卬”。到了江山与塞漠，才有低徊与怅惘，严肃与激昂，例如王的《别薛昇华》、《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杨的《从军行》、《紫骝马》一类的抒情诗。抒情的形式，本无须太长，五言八句似乎恰到好处。前乎王杨，尤其应制的作品，五言长律用的还相当多。这是该注意的！五言八句的五律，到王杨才正式成为定型，同时完整的真正唐音的抒情诗也是这时才出现的。 将卢骆与王杨对照着看，真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我在旁处曾说明过从卢骆到刘（希夷）张（若虚）是一贯的发展，现在还要点醒，王杨与沈宋也是一脉相承。李商隐早无意的道着了秘密： 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属对能。 （《漫成章》） 以沈宋与王杨并举，实在是最自然，最合理的看法。“律”之“变”，本来在王杨手里已经完成了，而沈宋也是“落笔得良朋”的妙手。并且我们已经提过，杨炯和宋之问是好朋友。如果我们再知道他们是好到如之问《祭杨盈川文》所说的那程度，我们便更能了然于王杨与沈宋所以是一脉相承之故。老实说，就奠定五律基础的观点看，王杨与沈宋未尝不可视为一个集团，因此也有资格承受“四杰”的徽号，而卢骆与刘张也同样有理由，在改良宫体诗的观点下，被称为另一组“四杰”。一定要墨守着先入为主的传统观点，只看见“王杨卢骆”之为四杰，而抹煞了一切其他的观点，那只是拘泥，顽冥，甘心上传统名词的当罢了。 将卢骆与王杨分别的划归了刘张与沈宋两个集团后，再比较一下刘张与沈宋在唐诗中的地位，便也更能了解卢骆与王杨的地位了。五律无疑是唐诗最主要的形式，在那时人心目中，五律才是诗的正宗。沈宋之被人推重，理由便在此。按时人安排的顺序，王杨的名字列在卢骆之上，也正因他们的贡献在五律，何况王杨的五律是完全成熟了的五律，而卢骆的歌行还不免于草率、粗俗的“轻薄为文”呢？论内在价值，当然王杨比卢骆高。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卢骆曾用以毒攻毒的手段，凭他们那新式宫体诗，一举摧毁了旧式的“江左余风”的宫体诗，因而给歌行芟除了芜秽，开出一条坦途来。若没有卢骆，哪会有刘张，哪会有《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和《秦妇吟》，甚至于李杜高岑呢？看来，在文学史上，卢骆的功绩并不亚于王杨。后者是建设，前者是破坏，他们各有各的使命。负破坏使命的，本身就得牺牲，所以失败就是他们的成功。人们都以成败论事，我却愿向失败的英雄们多寄予点同情。 [book_title]孟浩然 （689—740） 当年孙润夫家所藏王维画的孟浩然像，据《韵语阳秋》的作者葛立方说，是个很不高明的摹本，连所附的王维自己和陆羽、张洎等三篇题识，据他看，也是一手摹出的。葛氏的鉴定大概是对的，但他并没有否认那“俗工”所据的底本——即张洎亲眼见到的孟浩然像，确是王维的真迹。这幅画，据张洎的题识说， 虽轴尘缣古，尚可窥览。观右丞笔迹，穷极神妙。襄阳之状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马——一童总角，提书笈负琴而从——风仪落落，凛然如生。 这在今天，差不多不用证明，就可以相信是逼真的孟浩然。并不是说我们知道浩然多病，就可以断定他当瘦。实在经验告诉我们，什九人是当如其诗的。你在孟浩然诗中所意识到的诗人那身影，能不是“颀而长，峭而瘦”的吗？连那件白袍，恐怕都是天造地设，丝毫不可移动的成分。白袍靴帽固然是“布衣”孟浩然分内的装束，尤其是诗人孟浩然必然的扮相。编《孟浩然集》的王士源应是和浩然很熟的人，不错，他在序文里用来开始介绍这位诗人的“骨貌淑清，风神散朗”八字，与夫陶翰《送孟六入蜀序》所谓“精朗奇素”，无一不与画像的精神相合，也无一不与孟浩然的诗境一致。总之，诗如其人，或人就是诗，再没有比孟浩然更具体的例证了。 张祜曾有过“襄阳属浩然”之句，我们却要说：浩然也属于襄阳。也许正惟浩然是属于襄阳的，所以襄阳也属于他。大半辈子岁月在这里度过，大多数诗章是在这地方、因这地方、为这地方而写的。没有第二个襄阳人比孟浩然更忠于襄阳，更爱襄阳的。晚年漫游南北，看过多少名胜，到头还是 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 实在襄阳的人杰地灵，恐怕比它的山水形胜更值得人赞美。从汉阴丈人到庞德公，多少令人神往的风流人物，我们简直不能想像一部《襄阳耆旧传》，对于少年的孟浩然是何等深厚的一个影响。了解了这一层，我们才可以认识孟浩然的人，孟浩然的诗。 隐居本是那时代普遍的倾向，但在旁人仅仅是一个期望，至多也只是点暂时的调济，或过期的赔偿，在孟浩然却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事实。在构成这事实的复杂因素中，家乡的历史地理背景，我想，是很重要的一点。 在一个乱世，例如庞德公的时代，对于某种特别性格的人，入山采药，一去不返，本是唯一的出路。但生在“开元全盛日”的孟浩然，有那必要吗？然则为什么三番两次朋友伸过援引的手来，都被拒绝，甚至最后和本州采访使韩朝宗约好了一同入京，到头还是喝得酩酊大醉，让韩公等烦了，一赌气独自先走了呢？正如当时许多有隐士倾向的读书人，孟浩然原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在他这回，无疑的那成立默契的对象便是庞德公。孟浩然当然不能为韩朝宗背弃庞公。鹿门山不许他，他自己家园所在，也就是“庞公栖隐处”的鹿门山，决不许他那样做。 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 这幽人究竟是谁？庞公的精灵，还是诗人自己？恐怕那时他自己也分辨不出，因为心理上他早与那位先贤同体化了。历史的庞德公给了他启示，地理的鹿门山给了他方便，这两项重要条件具备了，隐居的事实便容易完成得多了。实在，鹿门山的家园早已使隐居成为既成事实，只要念头一转，承认自己是庞公的继承人，此身便俨然是《高士传》中的人物了。总之，是襄阳的历史地理环境促成孟浩然一生老于布衣的。孟浩然毕竟是襄阳的孟浩然。 我们似乎为奖励人性中的矛盾，以保证生活的丰富，几千年来一直让儒道两派思想维持着均势，于是读书人便永远在一种心灵的僵局中折磨自己，巢由与伊皋，江湖与魏阙，永远矛盾着，冲突着，于是生活便永远不谐调，而文艺也便永远不缺少题材。矛盾是常态，愈矛盾则愈常态。今天是伊皋，明天是巢由，后天又是伊皋，这是行为的矛盾。当巢由时向往着伊皋，当了伊皋，又不能忘怀于巢由，这是行为与感情间的矛盾。在这双重矛盾的夹缠中打转，是当时一般的现象。反正用诗一发泄，任何矛盾都注销了。诗是唐人排解感情纠葛的特效剂，说不定他们正因有诗作保障，才敢于放心大胆的制造矛盾，因而那时代的矛盾人格才特别多。自然，反过来说，矛盾愈深愈多，诗的产量也愈大了。孟浩然一生没有功名，除在张九龄的荆州幕中当过一度清客外，也没有半个官职，自然不会发生第一项矛盾问题。但这似乎就是他的一贯性的最高限度。因为虽然身在江湖，他的心并没有完全忘记魏阙。 下面不过是许多显明例证中之一：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然而“羡鱼”毕竟是人情所难免的，能始终仅仅“临渊羡鱼”，而并不“退而结网”，实在已经是难得的一贯了。听李白这番热情的赞叹，便知道孟浩然超出他的时代多么远：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矛盾与诗的因果关系，许多诗是为给生活的矛盾求统一，求调和而产生的。孟浩然既免除了一部分矛盾，对于他，诗的需要便当减少了。果然，他的诗是不多，量不多，质也不多。量不多，有他的同时人作见证，杜甫讲过的：“吾怜孟浩然……赋诗虽不多，往往凌鲍谢。”质不多，前人似乎也早已见到。苏轼曾经批评他“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这话诚如张戒在《岁寒堂诗话》里所承认的，是说尽了孟浩然，但也要看才字如何解释。才如果是指才情与才学二者而言，那就对了，如果专指才学，还算没有说尽。情当然比学重要得多。说一个人的诗缺少情的深度和厚度，等于说他的诗的质不够高。孟浩然诗中质高的有是有些，数量总是太少。“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式的和“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式的句子，在集中几乎都找不出第二个例子。论前者，质和量当然都不如杜甫，论后者，至少在量上不如王维。甚至“不材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质量都不如刘长卿和十才子。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孟浩然。真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的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 出谷未停午，到家日已曛。回瞻下山路，但见牛羊群。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衡门犹未掩，伫立望夫君。 甚至淡到令你疑心到底有诗没有。 垂钓坐盘石，水清心亦闲。鱼行潭树下，猿挂鸟藤间。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沼月棹歌还。 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不，说是孟浩然的诗，倒不如说是诗的孟浩然，更为准确。在许多旁人，诗是人的精华，在孟浩然，诗纵非人的糟粕，也是人的剩余。在最后这首诗里，孟浩然几曾做过诗？他只是谈话而已。甚至要紧的还不是那些话，而是谈话人的那副“风神散朗”的姿态。读到“求之不可得，沼月棹歌还”，我们得到一如张洎从画像所得到的印象，“风仪落落，凛然如生”。得到了像，便可以忘言，得到了“诗的孟浩然”便可以忘掉“孟浩然的诗”了。这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诗如其人”或“人就是诗”的另一解释。 超过了诗也好，够不上诗也好，任凭你从环子的哪一点看起。反正除了孟浩然，古今并没有第二个诗人到过这境界。东坡说他没有才，东坡自己的毛病，就在才太多。 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谁能了解庄子的道理，就能了解孟浩然的诗，当然也得承认那点“累”。至于“似之而非”，而又能“免乎累”，那除陶渊明，还有谁呢？ [book_title]贾岛 （779—843） 这像是元和长庆间诗坛动态中的三个较有力的新趋势。这边老年的孟郊，正哼着他那沙涩而带芒刺感的五古，恶毒的咒骂世道人心，夹在咒骂声中的，是卢仝、刘叉的“插科打诨”和韩愈的宏亮的嗓音，向佛老挑衅。那边元稹、张籍、王建等，在白居易的改良社会的大纛下，用律动的乐府调子，对社会泣诉着他们那各阶层中病态的小悲剧。同时远远的，在古老的禅房或一个小县的廨署里，贾岛、姚合领着一群青年人做诗，为各人自己的出路，也为着癖好，做一种阴黯情调的五言律诗（阴黯由于癖好，五律为着出路）。 老年中年人忙着挽救人心，改良社会，青年人反不闻不问，只顾躲在幽静的角落里做诗，这现象现在看来不免新奇，其实正是旧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下的正常状态。不像前两种人，或已“成名”，或已通籍，在权位上有说话做事的机会和责任，这般没功名，没宦籍的青年人，在地位上职业上可说尚在“未成年”时期，种种对国家社会的崇高责任是落不到他们肩上的。越俎代庖的行为是情势所不许的，所以恐怕谁也没想到那头上来。有抱负也好，没有也好，一个读书人生在那时代，总得做诗。做诗才有希望爬过第一层进身的阶梯。诗做到合乎某种程式，如其时运也凑巧，果然溷得一“第”，到那时，至少在理论上你才算在社会中“成年”了，才有说话做事的资格。否则万一你的诗做得不及或超过了程式的严限，或诗无问题而时运不济，那你只好做一辈子的诗，为责任做诗以自课，为情绪做诗以自遣。贾岛便是在这古怪制度之下被牺牲，也被玉成了的一个。在这种情形下，你若还怪他没有服膺孟郊到底，或加入白居易的集团，那你也可算不识时务了。 贾岛和他的徒众，为什么在别人忙着救世时，自己只顾做诗，我们已经明白了；但为什么单做五律呢？这也许得再说明一下。孟郊等为便于发议论而做五古，白居易等为讲故事而做乐府，都是为了各自特殊的目的，在当时习惯以外，匠心的采取了各自特殊的工具。贾岛一派人则没有那必要。为他们起见，当时最通行的体裁——五律就够了。一则五律与五言八韵的试帖最近，做五律即等于做功课，二则为拈拾点景物来烘托出一种情调，五律也正是一种标准形式。然而做诗为什么老是那一套阴霾、凛冽、峭硬的情调呢？我们在上文说那是由于癖好，但癖好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这点似乎尤其重要。如果再明白了这点，便明白了整个的贾岛。 我们该记得贾岛曾经一度是僧无本。我们若承认一个人前半辈子的蒲团生涯，不能因一旦返俗，便与他后半辈子完全无关，则现在的贾岛，形貌上虽然是个儒生，骨子里恐怕还有个释子在。所以一切属于人生背面的、消极的、与常情背道而驰的趣味，都可溯源到早年在禅房中的教育背景。早年记忆中 坐学白骨塔， 或 三更两鬓几枝雪，一念双峰四祖心， 的禅味，不但是 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 ………… 月落看心次，云生闭目中， 一类诗境的蓝本，而且是 瀑布五千仞，草堂瀑布边， ………… 孤鸿来夜半，积雪在诸峰， 甚至 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 的渊源。他目前那时代——一个走上了末路的，荒凉，寂寞、空虚，一切罩在一层铅灰色调中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与他早年记忆中的情调是调和，甚至一致的。惟其这时代的一般情调，基于他早年的经验，可说是先天的与他不但面熟，而且知心，所以他对于时代，不至如孟郊那样愤恨，或白居易那样悲伤，反之，他却能立于一种超然地位，藉此温寻他的记忆，端详它，摩挲它，仿佛一件失而复得的心爱的什物样。早年的经验使他在那荒凉得几乎狞恶的“时代相”前面，不变色，也不伤心，只感着一种亲切，融洽而已。于是他爱静，爱瘦，爱冷，也爱这些情调的象征——鹤、石、冰雪。黄昏与秋是传统诗人的时间与季候，但他爱深夜过于黄昏，爱冬过于秋。他甚至爱贫、病、丑和恐怖。他看不出 鹦鹉惊寒夜唤人 句一定比 山雨滴栖鹉 更足以令人关怀，也不觉得 牛羊识僮仆，既夕应传呼， 较之 归吏封宵钥，行蛇入古桐 更为自然。也不能说他爱这些东西。如果是爱，那便太执着而邻于病态了。（由于早年禅院的教育，不执着的道理应该是他早已懂透了的。）他只觉得与它们臭味相投罢了。更说不上好奇。他实在因为那些东西太不奇，太平易近人，才觉得它们“可人”，而喜欢常常注视它们。如同一个三棱镜，毫无主见的准备接受并解析日光中各种层次的色调，无奈“世纪末”的云翳总不给他放晴，因此他最热闹的色调也不过 杏园啼百舌，谁醉在花傍！ ………… 身事岂能遂？兰花又已开， 和 柳转斜阳过水来 之类。常常是温馨与凄清糅合在一起， 芦苇声兼雨，芰荷香绕灯， 春意留恋在严冬的边缘上， 旧房山雪在，春草岳阳生。 他瞥见的“月影”偏偏不在花上而在“蒲根”，“栖鸟”不在绿杨中而在“棕花上”。是点荒凉感，就逃不脱他的注意，哪怕琐屑到 湿苔粘树瘿。 以上这些趣味，诚然过去的诗人也偶尔触及到，却没有如今这样大量的，彻底的被发掘过，花样、层次也没有这样丰富。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他给与当时人的，是如何深刻的一个刺激。不，不是刺激，是一种酣畅的满足。初唐的华贵，盛唐的壮丽，以及最近十才子的秀媚，都已腻味了，而且容易引起一种幻灭感。他们需要一点清凉，甚至一点酸涩来换换口味。在多年的热情与感伤中，他们的感情也疲乏了。现在他们要休息。他们所熟习的禅宗与老庄思想也这样开导他们。孟郊、白居易鼓励他们再前进。眼看见前进也是枉然，不要说他们早已声嘶力竭。况且有时在理论上就释道二家的立场说，他们还觉得“退”才是正当办法。正在苦闷中，贾岛来了，他们得救了，他们惊喜得像发现了一个新天地，真的，这整个人生的半面，犹如一日之中有夜，四时中有秋冬，——为什么老被保留着不许窥探？这里确乎是一个理想的休息场所，让感情与思想都睡去，只感官张着眼睛往有清凉色调的地带涉猎去。 叩齿坐明月，搘颐望白云， 休息又休息。对了，惟有休息可以驱除疲惫，恢复气力，以便应付下一场的紧张。休息，这政治思想中的老方案，在文艺态度上可说是第一次被贾岛发现的。这发现的重要性可由它在当时及以后的势力中窥见。由晚唐到五代，学贾岛的诗人不是数字可以计算的，除极少数鲜明的例外，是向着词的意境与词藻移动的，其余一般的诗人大众，也就是大众的诗人，则全属于贾岛。从这观点看，我们不妨称晚唐五代为贾岛时代。他居然被崇拜到这地步： 李洞……酷慕贾长江，遂铜写岛像，戴之巾中，常持数珠念贾岛佛。人有喜贾岛诗者，洞必手录岛诗赠之，叮咛再四曰：“此无异佛经，归焚香拜之。” （《唐才子传》九） 南唐孙晟……尝画贾岛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 （《郡斋读书志》十八） 上面的故事，你尽可解释为那时代人们的神经病的象征，但从贾岛方面看，确乎是中国诗人从未有过的荣誉，连杜甫都不曾那样老实的被偶像化过；你甚至说晚唐五代之崇拜贾岛是他们那一个时代的偏见和冲动，但为什么几乎每个朝代的末叶都有回向贾岛的趋势？宋末的四灵，明末的锺谭，以至清末的同光派，都是如此。不宁惟是。即宋代江西派在中国诗史上所代表的新阶段，大部分不也是从贾岛那分遗产中得来的赢余吗？可见每个在动乱中灭毁的前夕都需要休息，也都要全部的接受贾岛，而在平时，也未尝不可以部分的接受他，作为一种调济，贾岛毕竟不单是晚唐五代的贾岛，而是唐以后各时代共同的贾岛。 [book_title]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公姓杜氏，名甫，字子美。十三世祖晋当阳侯预，曾祖依艺，祖审言，祖母薛氏，父闲，母崔氏。 预勋业学术，震耀千古，史载其言曰“德不可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其自负如此。依艺官监察御史，河南巩县令；审言修文馆学士，尚书膳部员外郎；闲朝议大夫，兖州司马，终奉天令。公《进雕赋表》曰“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炤耀于明时”，良然。顾审言诗称初唐大家；审言从兄易简亦以文章有声于时，（按《旧书·文苑传》：“易简……善著述，撰《御史台杂注》五卷，《文集》二十卷，行于代。”）杜氏立言之风，固不替也。故公献《三大礼赋》后，赠崔于二学士诗曰“儒术诚难起，家声庶已存。” 睿宗先天元年壬子（712） 即景云三年，正月改元太极，五月改元延和。七月，立皇太子隆基为皇帝，以听小事，自尊为太上皇。八月，玄宗即位，改元先天。是年，巩县大水，坏城邑，损居民数百家（见《巩县志》）。孟浩然二十二岁；李白，王维并十三岁。王湾登进士第（见《唐诗纪事》及徐松《登科记考》）。张九龄擢“道侔伊吕”科（见《册府元龟》、《唐会要》）。玄宗即位，始置翰林院，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术数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按置翰林院，史不详何年，姑系于此。 公生于河南巩县。 《河南府志》：“巩县东二里瑶湾，工部故里也。故巩城有康水，去瑶湾二十里，与逸事合”（逸事详见后）；又曰“康水，即康店南水。工部故里在瑶湾，去康店南二十里外。”考公族望，本出京兆杜陵，故每称“杜陵野老”，《进封西狱赋表》云“臣本杜陵诸生也。”自六世祖叔毗，已为襄阳人，（《周书·叔毗传》：“其先京兆人，徙居襄阳。”）曾祖依艺终河南巩县令，遂世居巩县。 玄宗开元元年癸丑（713） 即先天二年，十二月改元。十月，幸新丰，讲武于骊山下。 公二岁 开元二年甲寅（714） 正月，置教坊于蓬莱宫侧，上自教法曲，谓之“梨园弟子”（见《唐会要》，《雍录》）。七月，造兴庆宫。是年，王翰举“直言极谏”科，又举“超拔群类”科（见《唐才子传》）。 公三岁 开元三年乙卯（715）西域八国请降。 公四岁 开元四年丙辰（716）印度僧善无畏来华。 公五岁 《万年县君墓志》曰“甫昔卧病于我诸姑，姑之子又病。问女巫，巫曰‘处楹之东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用是存，而姑之子卒。后乃知之于走使。”卧病年次无可考。惟《志》云“后乃知之于走使”，知时尚童稚，未解记事。公七岁吟诗，六岁观舞，皆留记忆，卧病要当在六七岁前，则无惑矣。姑列此以俟考。《进封西岳赋表》曰“是臣无负于少小多病，贫穷好学者已。”少小多病，殆指此耶？ 开元五年丁巳（717）诏访逸书，选吏缮写，命尹知章等二十二人，于东都乾元殿前编校刊正，称“乾元院”。 公六岁尝至郾城，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曰“开元三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钱笺：“‘三载’一作‘五载’，时公年六岁。公‘七岁思即壮’；六岁观剑，似无不可。诗云‘五十年间似反掌’，自开元五年，至是年（按大历二年），凡五十一年。” 开元六年戊午（718）改乾元院为丽正修书院。贾至生。 公七岁。始作诗文。 《壮游》诗云“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奉赠鲜于京兆二十二韵》云：“学诗犹孺子。”《进雕赋表》云“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 开元七年己未（719）《华严论》成。 公八岁 开元八年庚申（720） 李思训卒（见李邕《云麾将军碑》）。印度金刚智，不空金刚来华。（按合善无畏称“开元三大师”。） 公九岁。始习大字。 《壮游》诗云“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 开元九年辛酉（721）命僧行一造新历（即“大衍历”，）梁令瓒造黄道游仪。 公十岁 开元十年壬戌（722） 公十一岁 开元十一年癸亥（723） 四月，张说为中书令。十月，置温泉宫于骊山。是年，元结生。崔颢登进士第（见《唐才子传》）。初制《圣寿乐》，令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见《教坊记》）。 公十二岁 广德元年，公五十二岁时，在梓州《送路六侍御入朝》诗曰：“童稚情亲四十年。”路盖是公十二三时友伴。 开元十二年甲子（724）祖咏登进士第。（见《唐才子传》） 公十三岁 开元十三年乙丑（725） 十月，作“水运浑天”成。十一月，封泰山；车驾还，幸孔子宅；过潞州金桥，御路萦转，上见数十里间，旗纛鲜洁，羽卫齐整，遂令吴道玄等三人合制《金桥图》。（见《开天传信记》） 公十四岁。《壮游》诗曰“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 原注：“崔郑州尚，魏豫州启心。” 《江南逢李龟年》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原注“崔九，即殿中监崔涤，中书令湜之弟。”按岐王范、崔涤，并卒于开元十四年，则公始逢李龟年，在是年以前，今亦附记于此。黄鹤以为是时未有梨园弟子，公不得与龟年同游，因谓诗云“岐王”当指嗣岐王珍，“崔九堂前”乃崔氏旧堂。按《唐会要》：“开元二年，上以天下无事，听政之暇，于梨园自教法曲，必尽其妙，谓之‘皇帝梨园弟子’。”《雍录》“开元二年，置教坊于蓬莱宫侧，上自教法曲，谓之‘梨园弟子’。”公《剑器行序》亦云“自高头宜春梨园二伎坊内人，洎外供奉舞女，晓是舞者，圣文神武皇帝初，公孙一人而已”；公观舞在开元五年（或作三年），时亦已有梨园之称，乃谓开元十四年无梨园弟子，何哉？考东都尚善坊有岐王范宅（见《唐两京城坊考》），崔氏亦有宅在东都，（张说《荥阳夫人郑氏墓志铭》“终于雒阳之遵化里”，郑氏即涤之母。）公天宝前，未尝至长安，其闻龟年歌，必在东都。（公姑万年君居东都仁风里，幼时尝卧病于其家，或疑公母早亡，寄养于姑，虽近附会，然以巩洛咫尺之近，其常在东都，留居姑家，则可信也。）若云范、涤卒时，公才十五，前此龆龀之年，不得与于名公贵介之游；则不知十四五时，已出游翰墨场，与崔魏辈相周旋矣。且“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复有《壮游》诗句，可以覆案。必谓天宝后，始得与龟年相见，失之泥矣。 《诗话类编》“杜甫十余岁，梦人令采文于康水。觉而问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见峨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谪，为唐世文章，云诰已降，可于豆垅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有金字，文曰‘诗王本在陈芳国，九夜扪之麟篆热，声振扶桑享天国。’后因佩入葱市，归而飞火入室，有声曰‘邂逅秽，吾令汝文而不贵。’”事本不经，聊赘于此，用资谈助耳。 开元十四年丙寅（726） 四月，张说罢。是年，储光羲、崔国辅、綦母潜登进士第。（俱见《唐才子传》） 公十五岁。《百忧集行》曰：“忆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开元十五年丁卯（727）王昌龄，常建登进士第（并见《唐才子传》）。徐坚等纂《初学记》成（见《唐会要》）。 公十六岁 开元十六年戊辰（728） 公十七岁 开元十七年己巳（729）宋璟为尚书右丞相。 公十八岁 开元十八年庚午（730） 十一月，张说薨。是年，释智升撰《开元释教录》，实我国佛教经录之总汇。 公十九岁。游晋，至郇瑕， 今山西猗氏县。 从韦之 晋、寇锡游。 《哭韦之晋》诗曰“凄怆郇瑕地，差池弱冠年。”《酬寇侍御》诗曰“往别郇瑕地于今四十年，。”朱鹤龄曰“郇瑕，晋地。公弱冠之时，尝游晋地；当是游晋后为吴越之游也。”按《酬寇侍御》诗鹤注曰“诗云‘故泊洞庭船’‘，当是大历五年潭州作，其云春深把臂前’，盖指去年之春。”大历五年，距开元十八年，适得四十年，知公游晋，实在十九岁时。前诗云“差池弱冠年”，非必实指二十也。 开元十九年辛未（731） 吐蕃求《毛诗》、《礼记》、《左传》、《文选》，以经书赐与之。王维入公主第，唱《郁轮袍》，并呈诗卷，大获嘉赏，寻举进士，遂以状头及地。（事见《集异记》。《唐才子传》称维开元十九年进士，《旧书》作开元九年，《登科记考》曰“按‘九’上脱‘十’字。”）薛据同榜进士（见《唐才子传》）。王昌龄举“博学宏词”科。 公二十岁。游吴越。 黄曰“公《进三大礼赋表》云‘浪迹于陛下丰草长林，实自弱冠之年，’则其游吴越，乃在开元十九年。”尝至江宁，与许八、旻上人同游，约当是年。《送许八归江宁》诗题曰“甫昔时尝客游此县，于许生处乞瓦棺寺《维摩图样》。”（按《维摩诘图》晋顾恺之作）《因许八寄旻上人》诗曰“不见旻公三十年”，又曰“旧来好事今能否？……棋局动随幽涧竹，袈裟忆上泛湖船。”二诗当是乾元元年作鹤注。：“游吴越在开元十九年，公方二十岁，至乾元元年，相距二十七年。曰‘三十年’者，亦约略之词。” 开元二十年壬申（732）三月，信安王袆大破奚契丹于豳州。六月，遣范安及于长安广花萼楼，筑夹城，至芙蓉园（按《会要》作二十四年）。 公二十一岁。游吴越。 开元二十一年癸酉（733）十一月，宋璟致仕。十二月，张九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年，上亲注《道德经》，令学者习之（见《封演见闻记》）。刘长卿登进士第（见《唐才子传》）。 公二十二岁。游吴越。 开元二十二年甲戌（734）五月，张九龄为中书令，李林甫同平章事。十二月，张守珪斩契丹王屈烈，及其大臣虞可汗，传首东都。是年，刺史韦济荐方士张果，诏以果为光禄大夫。王昌龄选宏词超绝群类（见《直斋书录解题》）。 公二十三岁。游吴越。 开元二十三年乙亥（735） 十二月，册寿王妃杨氏。是年，李适之为河南尹（见公《皇甫淑妃碑》）。韦应物生。贾至，李颀登进士第（并见《唐才子传》）；萧颖士，李华同榜进士（见《旧书·文苑传·韦述传》，《摭言》，及李华《寄赵十七侍御》诗注）李白游太原。司马承祯化形于天台（见刘大彬《茅山志》）。玄宗注《老子》，并修《义疑》八卷，并制《开元文字音义》三十卷颁示公卿（见《唐会要》）。 公二十四岁。自吴越归东都，举进士，不第。 黄曰“公本传‘尝举进士不第，’，故《壮游》诗云‘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兆堂。’”按史：唐初考功郎掌贡举；至开元二十四年，考功郎李昴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徙礼部，以侍郎主之。则公下考功第，当在二十三年，盖唐制年年贡士也。《选举志》：“每年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上韦左丞》诗曰“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鹤注：“其时年方二十余岁，宜自谓少年也。”《旧书·韦述传》：“萧颖士者，聪俊过人，富词学，有名于时；贾曾、席豫、张垍、韦述皆引为谈客；开元二十三年登进士第，考功员外郎孙逖称之于朝。”则知是年孙逖知贡举。又是年试场在福唐观。《太平广记》引《定命录》：“崔圆微时，欲举进士于县，见市令李含章云‘君合武出身，官更不停，直至宰相。’开元二十三年，应将帅举科，又于河南府充乡贡进士。其日正于福唐观试，遇敕下，便于试场中唤将拜执戟，参谋河西军事。”按《唐两京城坊考》：福唐观，在崇业坊。李邕有《东都福唐观邓天师碣》。 开元二十四年丙子（736） 五月，名僧义福卒，赐号大智禅师，七月，葬于伊阙之北，送葬者数万人，严挺之为作碑。十一月，张九龄罢，李林甫兼中书令，牛仙客同平章事。是年，于西京大明宫置集贤殿书院。（《唐两京城坊考》：“按西京之有书院，仿东都之制也。开元二十四年，驾在东都，张九龄遣直官魏先禄先入京造之。”）吴道玄作《地狱变相图》。 公二十五岁。游齐赵。 朱曰“按《壮游》诗‘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兆堂，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是下第后即游齐赵之明证。”“‘ 交苏源明。 钱谦益曰《壮游》诗云……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苏侯，注云‘监门胄曹苏预’，即源明也。开元中，源明客居徐兖，天宝初举进士。诗独举苏侯，知杜之游齐赵，在开元时，而高李不与也。”案《八哀诗》曰“结交三十载。”源明卒于广德二年，前二十八年，为开元二十四年，源明犹未至京师，公与订交，必在其时，诗曰“三十载”者举成数也。《壮游》诗曰“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汉书》颜师古注：“……丛台，本六国时赵王故台，在邯郸城中”；《寰宇记》：“青丘，在青州千乘县”；蔡梦弼曰“皂枥林，云雪冈，皆齐地。”是所游之地甚广，疑非在一时。源明居山东亦甚久，直至上表自举时，犹自称“臣山东一布衣也。”公自开元二十四年，始游齐赵，至二十九年归东都，中更五载；其与源明同游，当在此数年间。《七月三日论壮年乐事》诗曰“歘思红颜日，霜露冻阶闼，胡马挟雕弓，鸣弦不虚发，长逐狡兔，突羽当满月；”卢曰“此即《壮游》诗中‘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事也。” 开元二十五年丁丑（737） 四月，张九龄贬荆州长史。十一月，宋璟薨。是年，上以几致措刑，推功元辅。王维为监察御史，在河西节度幕中。 公二十六岁。游齐赵。 开元二十六年戊寅（738） 三月，杜希望拔吐蕃新城，以其地为威武军。六月，张守珪大破契丹林胡，遣使献捷。是年，分左右羽林，置龙武军。崔曙举进士，以状元及第。（见《直斋书录解题》） 公二十七岁。游齐赵。 开元二十七年己卯（739） 八月，追谥孔子为文宣王。盖嘉运大破突厥施于碎叶城，擒其王吐火仙送京师。是年，崔曙卒。 公二十八岁。游齐赵。 开元二十八年庚辰（740） 是时频岁丰稔，京师米斛不满二百，天下乂安，虽行万里，不持寸铁。张九龄、孟浩然并卒于是年。王昌龄游襄阳（见王士源《孟浩然集序》）。 公二十九岁。游齐赵。 公父闲为兖州司马时，公尝至兖省侍，当在是年，《登兖州城楼》诗所云“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者是也。考传志不言游兖，而集中多兖州诗，《登兖州城楼》，其一也。诸家或编于开元二十四年，或以属开元二十八年。要以后说为近是。盖公诗散佚者多，天宝以前，尤罕存稿。观集中自开元二十四年以前，游晋，游吴越，间归东都，皆无诗；自开元二十四年以后，至二十八年，其间游齐赵，亦无诗。不宜独开元二十四年游兖所作，忽有存稿。揆之常理，《登兖州城楼》诗，其不作于开元二十四年，明矣。且今集中诸作，时次可考，万无疑义者，惟《假山》诗最早，实作于天宝元年。自是以后，存诗渐多。兹定趋庭于开元二十八年，则作《登兖州城楼》诗时，去《假山》诗，才前二年，庶几与开始存稿之期，亦较合符节矣。又按闲之卒年，于兖州趋庭事，为先决问题。旧说颇有异议，惟朱钱二氏持论最有据。天宝三载，公祖母范阳太君卒，公撰墓志；或以为时闲已故，志盖代登作也。钱谦益曰“代其父闲作也。薛氏所生子曰闲，曰升，曰专；太君所生曰登。《志》云：‘某等宿遭内艰，长自太君之手者；’知其代父作也。又曰‘升幼卒，专先是不禄；’……则知闲尚无恙也。元志云闲为奉天令。是时尚为兖州司马。闲之卒，盖在天宝间，而其年不可考矣。”朱注：“按《志》云‘故朝议大夫兖州司马’，犹《汉书·李广传》所云‘故李将军’……，非谓已没也。但闲时为兖州司马，而传志俱云‘终奉天令’。考奉天为次赤县，唐制京县令，正五品，上阶。闲自兖州司马授奉天令，盖从五品升正五品也。公东郡趋庭之后，闲即丁太君忧，必服阕补此官耳。”按闲卒必在天宝三载以后，尚别有证。公弟四人：颖、观、丰、占。公行二，集有寄丰诗，称第五弟，疑丰为闲第四子。又有《远怀舍弟颖观等》诗，颖次观前，观当系闲第三子。又有《舍弟观归蓝田迎新妇》诗，约作于大历二年。若定观二十左右置室，则当生于天宝五载前后。丰、占复幼于观，知天宝十载前，闲盖尚存，而其卒，则宜在天宝末，或且更后，亦属可能。旧说闲卒于天宝三载前，则开元二十八年或不宜有趋庭事。今既知闲卒远在天宝三载后，则定趋庭于开元二十八年，益有据矣。 《寄高常侍》诗曰“汶上相逢年颇多；”仇注：“汶上相逢，盖开元间相遇于齐鲁也。”考高适《酬秘书弟兼寄幕下诸公》诗序曰“乙亥岁，（按即开元二十五年）适征诣长安；”又《送族侄式颜》诗（按开元二十七年作，详见后）曰“俱游帝城下，忽在梁园里。”适以开元二十三年游京师，二十七年来梁宋，其间公虽在齐赵，不得遇适于汶上也。又适《奉酬北海李太守平阴亭》诗曰“谁谓整隼，翻然忆柴扃，书寄汶阳客，回首平阴亭。”李邕以天宝二年出为北海太守，六载杖死于郡，其间适尝客居汶阳，而公亦以天宝四载再游齐鲁，则相逢汶上，其即在天宝四载乎？然而天宝三载秋，二人实尝相从赋诗于梁宋，此云“汶上相逢年颇多”，明指订交之初，又不合也。盖游梁以后，寄诗以前，二公聚首者屡矣，诗何以独言天宝四载汶上之遇？是知以汶上相逢属于天宝四载，又不足信。窃谓开元二十七八年间，适尝至山东，因得与公相遇，诗所云，殆指此也。适《宋中送族侄式颜》诗注曰“时张大夫贬括州，使人召式颜，遂有此作”；同时又作《送族侄式颜》诗曰“我今行山东，离忧不能已。”按《旧书·玄宗纪》张守珪贬括州，在开元二十七年六月。其时适方有山东之行。意其既至山东，与公相值，或在开元二十七八年之间；其时公方游齐赵，汶上地在齐南鲁北，二公邂逅于斯，正意中事耳。 《别张十三建封》诗曰“相逢长沙亭，乍问绪业余，乃吾故人子，童丱联居诸。”朱注：“公父闲为兖州司马，当是趋庭之日，与张玠（按即建封父，兖州人）同游，而建封相从也。故人指玠，童丱指建封。建封以贞元十六年终，年六十有六。公开元末游兖，是时建封才六七岁耳。”按与张玠同游，当亦在开元二十七八年，与趋庭及逢高适之年分皆合，可资互证也。 开元二十九年辛巳（741） 正月，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以《老庄文列》为“四子”；令习业成者，准明经考试，谓之道举。八月，以安禄山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使。九月，上亲注《金刚经》及《修义诀》。（见《册府元龟》） 公三十岁。归东都。筑陆浑庄，于寒食日祭远 祖当阳君。 是年有《祭当阳君文》曰“小子筑室首阳之下，不敢忘本，不敢违仁，庶刻丰石，树此大道，论次昭穆，载扬显号。”词意，当是因新居落成而昭告远祖。《寰宇记》：“首阳山，在偃师县西北二十五里。”公《寄河南韦尹》诗原注曰“甫有故庐在偃师”，当即指此。《忆弟二首》原注：“时归在河南陆浑庄。”浦起龙曰“公有旧庐在河南偃师县，曰陆浑庄；后又有土娄庄，宜即一处。”按公有《凭孟仓曹将书觅土娄旧庄》诗曰“平居丧乱后，不到洛阳岑”，且此曰“旧庄”，前诗曰“故庐”，义亦正同，故知即一处也。惟浦以为庄名“土娄”，鹤注亦谓“土娄”为地名，非也。“土娄”，疑即《寄河南韦尹》诗“尸乡余土室”之“土室”。（《诗正义》：“河南偃师县西二十里有尸乡亭。”）鹤别注“土室谓依土以为室，如《宿赞公土室》诗云‘土室延白光’”者，得之。 天宝元年壬午（742） 二月，褒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虚真人；其所著书悉号“真经”。十月，造长生殿（见《唐会要》）。是年，李白自会稽来京师。王维为左补阙，迁库部郎中。 公三十一岁。在东都。姑万年县君卒于东京 仁风里，六月，还殡于河南县，公作墓志。 《志》曰“作配君子，实为好仇，河东裴君讳荣期，见任济王府录事参军。”又有“兄子甫”云云，则县君，公父之妹也。 天宝二年癸未（743）正月，安禄山入朝。三月，广运潭成。是年，邱为登进士第（见《唐才子传》）。长安“饮中八仙”之游，约当此时。 公三十二岁。在东都。 天宝三载甲申（744） 正月，遣左右相以下祖别贺知章于长乐坡。李白供奉翰林院。三月，安禄山兼范阳节度使。寿王妃杨氏号“太真”，召入宫。李白赐金放还。是年，岑参登进士第（见杜确《岑嘉州集序》、《唐才子传》）。芮挺章选自开元初迄天宝三载诗称《国秀集》。 公三十三岁。在东都。五月，祖母范阳太君卒 于陈留之私第，八月，归葬偃师，公作墓志。 范阳太君，公祖审言继室，卢氏。 是年夏，初遇李白于东都。 顾宸曰“公与白相从赋诗，始于天宝三四载间，前此未闻相善也。白生于武后圣历二年，公生于睿宗先天元年，白长公十三岁，公于开元九年游剡溪，而白与吴筠同隐剡溪，则在天宝二年，相去十三载，断未相值也。后公下第游齐赵，在开元二十三年；考白谱，时又不在齐赵。及白因贺知章荐，召入金銮，则在天宝三载正月，时公在东都，葬范阳太君（按葬太君事在八月，此误）。未尝晤白于长安也。是载八月，白放还，客游梁宋，始见公于东都，（按三月放还，五月已至梁宋；见公于东都当在三五月之间，）遂相从如弟兄耳。观公后寄白二十二韵有云‘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是知乞归后始遇也。”按《赠李白》诗，当是本年初遇白时作。诗曰“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卢世曰“天宝三载，诏白供奉翰林，旋被高力士谮，帝赐金放还，白托鹦鹉以赋曰‘落羽辞金殿’，是‘脱身’也；是年，白从高天师授箓，是‘事幽讨’也。” 秋，游梁宋，与李白高适登吹 台琴台。 《遣怀》诗曰“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君壮藻思，得我色敷膄。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昔游》诗曰“昔者与高李（按原注曰“高适李白”），晚登单父台（按即琴台）。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桑柘叶如雨，飞藿去徘徊，清霜大泽冻，禽兽有余哀。”《赠李白》诗曰“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盖在东都时，与白预为之约也。《唐书·白传》：“与高适同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公传：“从高适李白过汴州，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王琦《太白年谱》曰“《赠蔡舍人诗》云‘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梁园吟》曰‘我浮黄河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按即吹台）间’，是去长安之后，即为梁宋之游也。”（按《梁园吟》又曰“平头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热疑清秋”，是白以三月放还，五月已至梁宋，至其与高杜同游，则在深秋耳。）适《东征赋》曰“岁在甲申，秋穷季月，高子游梁既久，方适楚以超忽”；《宓公琴台》诗序曰“甲申岁，适登子贱琴台。”适又有《宋中别周梁李三子》诗曰“李侯怀英雄，肮脏乃天资”，似谓白也。适集中多宋中诗，所言时序，多与公诗合，其间必有是时所作者。 尝渡河游王屋山，谒道 士华盖君，而其人已亡。 《忆昔行》曰“忆昔北寻小有洞，洪河怒涛过轻舸，辛勤不见华盖君，艮岑青辉惨幺么。千崖无人万壑静，三步回头五步坐。秋山眼冷魂未归，仙赏心违泪交堕。弟子谁依白茅屋，卢老独启青铜锁，巾拂香余捣药尘，阶除灰死烧丹火，玄圃沧洲莽空阔，金节羽衣飘婀娜。落日初霞闪余映，倏忽东西无不可，松风涧水声合时，青兕黄熊啼向我。”仇注：“此初访华盖君而伤其逝世，是游梁宋时事。”《昔游》诗曰：“昔谒华盖君，深求洞宫脚，玉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暮升艮岑顶，巾几犹未却；弟子四五人，入来泪俱落。余时游名山，发轫在远壑，良觌违夙愿，含凄向寥廓。林昏罢幽磬，竟夜伏石阁，王乔下天坛，微月映皓鹤。（按此言梦寐恍惚，如见道士跨鹤降于天坛也。旧注非是。）晨溪响虚，归径行已昨。”朱鹤龄曰“华盖君，犹太白集之丹邱子，盖开元天宝间道士隐于王屋者，不必求华盖所在以实之也。诗云‘深求洞宫脚，’洞宫即《忆昔行》所云‘北寻小有洞’也。……洞在王屋艮岑，即王屋山东北之岑也。天坛亦在王屋；《地志》‘王屋山绝顶曰天坛，济水发源处’是也。王屋在大河之北，故《忆昔行》曰‘洪河怒涛过轻舸’也。”按二诗追述谒华盖君事至详尽，因悉录之，以存故实，是时诗中屡言学仙，一若真有志于此者。今则渡大河，走王屋，将求华盖君而师事之，至而其人适亡。诗云“良觌违夙愿，含凄向寥廓”，沮丧之情可知；宜其历久不忘，一再追念而不厌也。又按李阳冰《草堂集》序：白放还后，即就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允，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陈留，宋地：白之来游，为访彦允；公之来游，为谒华盖。前此公《赠白》诗曰“亦有梁宋游，相期拾瑶草”，殆谓此也。公师事华盖之志，竟不就；而白后果得受箓于高天师。（白有《奉饯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箓毕归北海》诗，故公明年又有《赠白》诗曰“未就丹砂愧葛洪。”） 天宝四载乙酉（745）八月，册太真为贵妃，三姊皆赐第京师。是年，李白在山东，冬日，去之江东。九月，诏改两京波斯寺为“大秦寺”。（见《册府元龟》。按此中土最古之天主教堂也。） 公三十四岁。再游齐鲁。是时李之芳为齐州 司马，夏日，李邕自北海郡来齐州，公尝从游，陪宴 历下亭及鹊山湖亭。 《陪李北海宴历下亭》诗原注“时邑人蹇处士辈在坐。”按卢象有诗题曰“追凉历下古城西北隅——此地有清泉乔木。”一本题上有“同李北海”四字公诗云。“济南名士多。”象，汶水人，或尝与斯游乎？俟考。 旋暂如临邑。 临邑属齐州， 秋后至兖州，时李白亦归东鲁， 兖州，天宝元年改名鲁郡。 公与同游，情好益密，公赠白诗所云“余亦东蒙客， 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者是也。 白家本在鲁郡。公《送白二十韵》曰“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知白游梁之次年春，已至兖州。（天宝三载三月，诸郡玄元庙已改称紫极宫。白至齐州，于紫极宫从高天师受道箓，疑在归兖以前，天宝三载秋冬之际。）公诗曰“余亦东蒙客”，白《寄东鲁二稚子》诗曰“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忆旧游寄元参军》诗曰“北阙青云不可期，东山白首还归去”，曰东蒙，曰龟阴，曰东山，实即一处。《续山东考古录》“《元和志》以蒙与东蒙为二山。余谓蒙在鲁东，故曰东蒙。……今天又分东蒙，云蒙，龟蒙三山；惟《齐乘》以为龟蒙二山，最当。……合言之曰东山，分言之曰龟蒙。” 俄而公将西去，白亦有江东之游，城东石门，一别遂无复相见之日矣。 钱曰“《单父东楼送族弟沈之秦》则曰‘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屈平憔悴滞江潭，亭伯流离放东海’，《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则云‘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言石门路，重有金樽开’。此知李游单父后，于鲁郡石门与杜别也。单父至兖州二百七十里，盖公辈游梁宋后，复至鲁郡，始言别也。” 在兖州时，白尝偕公同访城北范十隐居，公有诗曰“落景闻寒杵”，白集亦有寻范诗曰“雁度秋色远”，二诗所纪时序正同。又公诗曰“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白诗曰“忽忆范野人，闲园养幽姿，茫然起逸兴，但恐行来辞”；公诗曰“入门高兴发”；白诗曰“入门且一笑”；公诗曰“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白诗曰“远为千载期，风流自簸荡”，辞意亦相仿佛，当是同时所作。且兖州天宝元年改鲁郡，白自天宝元年自会稽来京师，三载放归，客游梁宋，直至四载，始来兖州，寻范诗题曰“鲁城”，知为其时所作。盖此后浪游南中，不闻复归鲁也。 《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云“历下辞姜被，关西得孟邻，早通交契密，晚接道流新。”仇注：“历下早通，记初交之地，关西晚接，记再遇之缘。”按公是年夏在历下，而开元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间亦尝游齐地，初遇张彪，不知究在何时。《题张氏隐居》二首，或以为即指彪，然诗曰“石门斜日到林丘，”石门在兖州，而历下在齐州，不可混为一谈。黄鹤谓张氏乃张叔明（“明”或作“卿”），较有据。 公初遇元逸人及董炼师，盖皆在此时。《昔游》诗曰“东蒙赴旧隐，尚忆同志乐，伏事董先生，于今独萧索。”朱鹤龄曰“东蒙旧隐，即《玄都坛歌》‘故人昔隐东蒙峰’者也。公客东蒙，与太白诸人同游好，所谓同志乐也。其时之伏事者，则董先生，即‘衡阳董炼师’也。”仇注“华盖君已殁，而转寻董炼师是游齐鲁时事。”案元逸人，卢世以为即与李白同游之元丹丘；董炼师，据《舆地纪胜》，名奉先。 天宝五载丙戌（746）四月，左相李适之罢，陈希烈同平章事。（希烈以讲《老》《庄》得进）是年，灵彻生。 公三十五岁。自齐鲁归长安。 《壮游》：“放荡齐赵间，……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 从汝阳王琎，驸马郑潜耀游。 《壮游》诗于“西归到咸阳”下，曰“赏游实贤王，曳裾置醴地。”仇注：“贤王置醴，指汝阳王琎也。”《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鹤注：“《旧史》，天宝初，琎终父丧，加特进；九载卒。考宁王宪以开元二十九年十一月薨。天宝三载，琎丧服初终，必其年二月，封琎以嗣宁，所弁加特进也。公于开元二十四年下考功第，去游齐赵八九载，其归长安，当在天宝四五载间。《壮游》诗云‘赏游实贤王，曳裾置醴地，’正其时也。”多案云四五载间，误；当云五六载间也。《赠汝阳王二十韵》：“披雾初欢夕，高秋爽气澄，樽罍临极浦，凫雁宿张灯；花月穷游宴，炎天避郁蒸，砚寒金井水，檐动玉壶冰。”仇注：“初宴在秋，故见凫宿灯张；后宴在夏，故见井水壶冰；中间花月之游，当属春时。”此所叙节候，实跨两载。此言初宴在秋，而客岁（天宝四载）秋日，公方在兖州。则是从琎游，至早当自五载秋始，所云春夏，乃六载之春夏也。集中有《皇甫淑妃碑》，淑妃，郑潜耀妻临晋公主之母也。黄鹤定碑撰于天宝四载，曰“《碑》云‘自我之西，岁阳载纪。’按《尔雅》，自甲至癸，为岁之阳。妃以开元二十三年乙亥薨，至天宝四载乙酉，为岁阳载纪矣。碑当立于是年也。”多按此说非也。《碑》云“甫忝郑庄之宾客，游窦主之山林”，是撰碑之前，已从郑游。公五载始至长安，焉得四载为郑庄宾客，且为撰碑哉？《碑》述潜耀之言曰“自我之西”，（仇注云“自东京至西京”是也。）故知所云“郑庄”及“窦主之山林”必在长安。《长安志》：“莲花洞，在神禾原，即郑驸马之居，”是其地矣。公又有《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诗，其地亦在长安，诗云“俱过阮宅来”，知池台即郑宅中之池台。又有《郑驸马宅宴洞中》诗，即莲花洞也。或以为东都亦有郑宅，至以新安东亭，亦属潜耀，皆臆说无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云：“雒阳第宅，多是武后中宗居东都时所立，中业以后，不得有公主宅，”亦可证公未来长安前，不得游窦主之山林，即不得为郑庄之宾客矣。至“岁阳载纪”之语，乃约略言之，文家修词，此类甚多，不得以为适当乙酉之岁也。 《壮游》诗叙归长安后之交游，又曰“许与必词伯”，仇注以为指岑参郑虔辈。多案据杜确《岑参集》序，参自天宝三载擢第后，尝居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右威卫录事参军等职，则是时宜在京师。其曾否与公同游，则于二公集中悉无征，未可以臆断也。若郑虔，则此际万无与公相值之理，说详后。 天宝六载丁亥（747）诏天下通一艺者诣京师，李林甫素忌文学之士，下尚书省试，皆下之。正月，遣使就杀北海太守李邕；李适之饮药死。九月，安禄山筑雄武城。十月，改温泉宫为华清宫，治汤井为池，环山列宫室。十二月，筑罗城，置百司公卿邸第，以房琯为缮理。高仙芝讨小勃律，虏其王归。是年，包佶登进士第，薛据中“风雅古调”科。 公三十六岁。在长安。 元结《谕友》曰：“天宝丁亥中，诏征天下士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晋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泄漏当时之机，议于朝廷曰：‘举人多卑贱愚瞆，不识礼度，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于是奏待制者悉令尚书长官考试，御史中丞监之，试如常例。（原注：如吏部试诗赋论策。）已而布衣之士，无有第者，送表贺人主，以为野无遗贤。”《新书·李林甫传》略同。时公与结皆应诏而退。《赠鲜于京兆二十韵》：“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即指此。 天宝七载戊子（748） 十月，封贵妃三姊并国夫人。十二月哥舒翰筑神威军于青海上，又筑城龙驹岛，吐蕃不敢近青海。是年，李益、卢纶生。包何、李嘉祐登进士第。 公三十七岁。在长安。屡上诗韦济，求汲引。 上韦诸诗中，如曰“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芜”，曰“难甘原宪贫”，皆情词悲切；如曰“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曰“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又若不胜愤激。盖公毕生之困厄，此其开端矣。然自齐鲁西归，旅食京邑，数年以来，亦颇受知于一二公卿。（赠汝阳王：“招要恩屡至，崇重力难胜。”《赠韦二十二韵》：“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寄韦尹丈人》原注：“甫有故庐在偃师，承韦公频有访问。”）特皆杯酒联欢，片言延誉，终莫肯假以实助。即如萧比部虽以姑表昆弟之亲，尚不能脱公于屯蹇，他更无论矣。故私心怨忿之极，辄欲奋足远引，与世决绝。《赠韦二十二韵》：“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赠萧比部：“中散山阳锻，愚公野谷村，宁纡长者辄，归老任乾坤。”——或曰远游，或曰归隐，但故为愤词以自解，非本意如此也。 与书家顾诫奢订交，约当此时。 《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文学与我游，萧疏外声利，追随二十载，浩荡长安醉，高歌卿相宅，文翰飞省寺；”仇曰：二十载，通前后而言，是也。诗作于大历三年，上数二十年，为天宝七载。 天宝八载己丑（749）哥舒翰攻拔吐蕃石堡城。不空自印度归，求得密藏经论五百余部，是为密宗之始。高适举有道科，中第。 公三十八岁。在长安。 《高都护骢马行》云“飘飘远自流沙至。”高仙芝天宝八载入朝，诗必作于是年。诗又云“长安健儿不敢骑，走过掣电倾城知，”故知是时公尚在长安。 冬日，归东都，因谒玄元皇帝庙，观吴道子所画壁。 《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云“五帝联龙衮。”黄曰“唐史，加五帝‘大圣’字，在八载闰六月，可证是年公又在东都。”按东都玄元庙，在积善坊。诗曰“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五圣联龙衮，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发，旌旆尽飞扬。”原注：“庙有吴道子画‘五圣图’。”康骈《剧谈录》载“玄元观壁上，有吴道子画五圣真容，及《老子化胡经》事，丹青绝妙，古今无比。” 天宝九载庚寅（750） 五月，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唐将帅封王自此始。七月，置广文馆，以郑虔为博士，虔献诗并画，帝署其尾曰“郑虔三绝”。是年，沈既济生。汝阳王琎卒。綦母潜卒。（？） 公三十九岁。来长安。初遇郑虔。 《·新书文艺·郑虔传》：“天宝初，为协律郎，集缀当世事著书八十余篇。有窥其藁者，上书告虔私撰国史。虔苍黄焚之。坐谪十年。还京师，玄宗爱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为置广文馆，以虔为博士。”《唐会要》：“天宝九载七月，置广文馆，以郑虔为博士。”据《新书》，著书坐谪，必是天宝元年，而拜广文博士，则自谪所甫归京师时事。计若自天宝元年起，谪居十年，则归京师拜广文，必在天宝十载。然《会要》所纪，年月并具，必不误。误者，《新书》“天宝初”与“坐谪十年”二语，必居其一耳。总之，虔居贬所日久，或八九年，或十年，至天宝九载，始得归京师，与公相遇而订交，则无疑也。今观凡公诗及虔者不曰，“广文”，即曰“著作”，不曰“著作”，即曰“司户”，咸九载以后之作，益足以断二公定交，至早在天宝九载。不然，以二公相知之深，相从之密，何以九载以前，了不见过从酬答之迹？仇注《壮游》“许与必词伯”句，乃直曰“指岑参郑虔辈”；不知诗所叙为天宝五载始归长安时之交游，时虔方远在贬所，安得与公相见于长安？若钟辂《前定录》载开元二十五年，虔为广文博士，有郑相如者谒虔，为预言污贼署坐谪事，则稗官之说，本非摭实，不足辩。 天宝十载辛卯（751）正月，祠太清宫，太庙，祀南郊。二月，安禄山兼领三镇。四月，鲜于仲通讨南诏，高仙芝讨大食，八月，安禄山讨契丹，并大败。十一月，杨国忠兼剑南节度使。是年，钱起举进士，以试《湘灵鼓瑟》诗及第。贾至举明经科及第。孟郊生。 公四十岁。在长安。进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 《进封西岳赋表》：“顷岁，国家有事于郊庙，幸得奏赋，待罪于集贤。”《莫相疑行》：“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鲁訔曰“公奏《三大礼赋》，史集皆云十三载。”朱曰：“按帝纪，十载行三大礼，十三载未尝郊，况表云‘臣生长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故知当在是岁。”按《唐六典》，延恩匦，凡怀才抱器，希于闻达者投之。公前此贡举落第，应诏退下，屡遭挫败，蓋几于进身无路矣，至是乃又投匦献赋，以冀一幸，《赠别崔于二学士》所云“昭代将垂白，穷途乃叫阍。”者是也。陆游《题杜少陵像图》：“长安落叶纷可扫，九陌北风吹马倒，杜公四十不成名，袖里空余三赋草。车声马声喧客枕，三百青铜市楼饮，杯残炙冷正悲辛，仗内斗鸡催赐锦。”可谓善于写照矣。又按《赠别崔于二学士》诗曰“气冲星象表，词感帝王尊”，即史云“玄宗奇之”也。然诗又云“谬称三赋在，难述二公恩。”原注：“甫献《三大礼赋》出身，二公尝谬称述。”是则公之受知主上，实因二学士之称述。二学士，崔国辅、于休烈也。 秋，病疟，友人魏君冒雨见访，因作《秋述》贻之。 文中有云：“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我弃物也，四十无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处顺故也。” 病后。过王倚，王饷以酒馔，感激作歌赠之。 歌曰：“王生怪我颜色恶，答云伏枕艰难遍。疟疠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惟生哀我未平复，为我力致美肴膳，遣人向市赊香粳，唤妇出房亲自馔。长安冬葅酸且绿，金城土酥净如练，兼求畜豪且割鲜，密沽斗酒谐终宴。故人情义晚谁似，令我手足轻欲旋。”此诗词旨酸楚，不堪卒读，其时潦倒可知矣。《进三大礼赋表》曰“顷者卖药都市，寄食朋友”，盖实录也。 是年，在杜位宅守岁。 《杜位宅守岁》鹤注：“诗云‘四十明朝过’则是天宝十载为四十岁。”按位，公之从弟，李林甫之诸婿也。公《寄杜位》诗原注：“位京中宅近西曲江。” 天宝十一载壬辰（752） 四月，崔国辅贬竟陵郡司马。十一月，李林甫卒，杨国忠为右相。哥舒翰，安禄山并入朝。高适随翰至京师。岁晚，岑参赴安西。（？） 公四十一岁。在长安。召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 《进封西岳赋表》：“委学官试文章，再降恩泽，仍猥以臣名实相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留赠崔于二学士》：“天老书题目，春官验讨论。倚风遗路，随水到龙门。竟与蛟螭杂，空闻燕雀喧，青冥犹契阔，凌厉不飞翻。”《赠郑谏议十韵》：“使者求颜阖，诸公厌祢衡。” 暮春，暂归东都。 《留赠崔于二学士》曰“故山多药物，胜概忆桃源，欲整还乡旆，长怀禁掖垣”，当是召试后暂还东都，其时盖在季春，故曰“胜概忆桃源”。按史，天宝十一载四月，御史大夫王赐死，礼部员外郎崔国辅坐近亲，贬竟陵郡司马。国辅贬官在四月，则公赠诗自在四月以前，与诗正合。 冬高适随哥舒翰入朝，与公暂集，俄复别去，公有诗送之。 《旧书》，十一载冬，翰与安禄山并来朝，上使高力士设宴崔驸马山池，适盖同至京师；及其去归河西，公则作诗送之。 杨国忠为相，引鲜于仲通为京兆尹，事在本年十一月。公有《赠鲜于京兆》诗曰：“早晚报平津，”望其荐于国忠也。又曰：“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谓李林甫也。夫林甫之阴谋，不待言。若国忠之奸，不殊林甫，公岂不知？且二人素不协，秉政以来，私相倾轧者久矣。今于林甫死后，将有求于国忠，则以见忌于林甫为言，公之求进，毋乃过疾乎？虽然《白丝行》曰：“已悲素质随时染，”又曰：“君不见才士汲引难，恐惧弃捐忍羁旅，”审其寄意所在，殆有悔心之萌乎！故知公于出处大节，非果无定见，与时辈之苟且偷合，执迷不悟者，不可同日语也。钱谦益曰：“少陵之投诗京兆，邻于饿死，（按赠鲜于诗有“有儒愁饿死”之句），昌黎之上书宰相，迫于饥寒。当时不得已而姑为权宜之计，后世宜谅其苦心，不可以宋儒出处，深责唐人也。”此言虽出之蒙叟，然不失为平情之论。《投简华咸两县诸子》曰“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比来公生计之艰若是！ 天宝十二载癸巳（753）正月，京兆尹鲜于仲通讽选人为杨国忠立颂省门。八月，京师霖雨，米贵，出太仓粟减粜。是年，皇甫曾、张继、鲍防并登进士第。殷璠选《河岳英灵集》，起于永徽甲寅（六五四），讫于本年。 公四十二岁。在长安。首夏，同郑虔游何将军山林。 《重过何氏五首》鹤注：“前云‘千章夏木清’，初游在夏。此云‘春风啜茗时’，重游在春矣。前属天宝十二载，此则当是天宝十三载。诗又云‘何日沾微禄，’乃是未授官时也，若十四载，则已授河西尉，又改率府胄曹矣”。多按又玩《游何将军山林》中“词赋工何益，山林迹未赊，尽捻书籍卖，来问尔东家”等句，明是献赋不售后之词然十一。载季春归在东都，首夏未必能复来长安；诗又曰“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是初夏景物，则不得为天宝十一载之作矣。鹤编在十二载，得之。 次子宗武约生于此年秋。 仇注：“至德二载，公陷贼中，有诗云‘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此时宗武约计五岁矣。”多按据此则当生于本年。又《示宗武》曰：“十五男儿志”，黄鹤编在大历三年，今按当提前一年，编在大历二年，其时宗武年十五岁，则适当生于天宝十二载，与仇说至德二载年五岁合矣。《宗武生日》又曰：“高秋此日生。” 天宝十三载甲午（754）是年，户部奏郡县户口之数，为唐代之极盛。关中大饥。制举始试诗赋。元结、韩翃登进士第；独孤及举洞晓玄经科，登第。崔颢，元德秀卒。苏源明入为国子司业。陆贽生。 公四十三岁。在长安。进《封西岳赋》。 黄曰：“是年二月，右相兼文部尚书杨国忠守司空，即《封西岳表》所云‘元弼司空’也。故知进表在是年。”按又有《赠献纳使田澄》诗曰：“扬雄更有《河东赋》，唯待吹嘘送上天”，当是献赋前所投赠者。 自东都移家至长安，居南城之下杜城。 据《桥陵诗》，知是年秋后，自长安移家至奉先。然公家本在东都，其何时徙居长安，则诗中无明文可考。惟《遣兴三首》曰：“客子念故宅，三年门巷空”，（故宅，指东都之宅，验本诗可知）仇定此诗作于乾元元年，上数三年，则初离故宅时为天宝十四载。此明与《桥陵诗》所纪不合；十三载，已自长安移家奉先，不得十四载始离东都至长安也。今定《遣兴》作于至德二载，则作诗时距本年（天宝十三载）适为三年，与《桥陵诗》无牴牾矣。又据《桥陵诗》，既知自长安移家至奉先，在天宝十三载秋后，再参以“三年门巷空”之句，则知公眷属自东都至长安，必在天宝十三载正月以后，十月以前。《秋雨叹》（卢编在天宝十三载）曰：“长安布衣谁与数，反锁衡门守环堵”，又曰“稚子无忧走风雨”（疑指宗文），知是年秋，公已置宅长安，妻子亦俱至也。《夏日李公见访》（旧但云天宝末作，兹定为天宝十三载）曰：“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曰：“孰谓吾庐幽”，知是年夏公有宅在长安也。诗中暗示，止于此际。移家长安，疑在天宝十三载之春。《遣兴》又云“昔在洛阳时，亲友相追攀，送客东郊道，遨游宿南山”，知迎眷来京之役，公实亲任之。然本年诗中，不言归东都事，盖偶然失纪耳。考前此数年诗文中曰：“卖药都市，寄食朋友”（《进三大礼赋表》），曰：“垂老独漂萍”（《赠张四学士》），曰：“此身饮罢无归处”（《乐游园歌》），曰：“寄食于人，奔走不暇”（《进雕赋表》），曰：“恐惧弃捐忍羁旅”（《白丝行》），曰：“卧病长安旅次”（《秋述》），皆言长安无家也；而十载在杜位宅守岁，十一载将归东都，《留别二学士诗》曰：“欲整还乡旆”，尤为前此未移家长安之明证。然《游何将军山林》曰：“尽捻书籍卖，来问尔东家”，《重过何氏》曰：“何日沾微禄，归山买薄田”，已萌置宅城南之念矣；（《通志》：“少陵原，乃樊川北原，自司马村起，至何将军山林而尽，……在杜城之东，韦曲之西。”）《赠郑谏议》曰：“筑居仙缥缈，旅食岁峥嵘”，惟其有筑居之心而力不足，故有此叹；《曲江三首》曰：“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则移居之决心，已明白表示矣。此皆十一二载之诗，足证其时移家之心虽切，然犹未能见诸事实。至《夏日李公见访》，始有“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及“孰谓吾庐幽”之语。《桥陵诗》曰：“轲辞下杜；”下杜，即李公见访之处也。《长安志》云：下杜城在长安县一十五里，此曰“僻近城南楼”，正与下杜城之方位合，其证一也。《李公见访诗》又云：“展席俯长流”，而杜陵之樊乡有樊川，橘水自樊川西北流，经下杜城，赵曰“展席俯长流”，即当此地，其证二也。又《九日五首》曰：“故里樊川菊”，《哀江头》原注曰：“甫家居在城南”，与赴奉先前所居之处，及李公见访之处皆合，故知公之自称“杜陵野老”，实因尝居其地，非徒循族望之旧称也。 因田梁丘投诗河西节度使哥舒翰。 唐制，从军岁久者，得为大郡。公交游中如高适、岑参辈，皆以不得志于中朝，乃走绝塞，投戎幕，以为进身之阶。是时武人握重兵，位极功高，威名震中外者，哥舒翰，安禄山耳。翰为人尤权奇倜傥，已然诺，纵蒱好酒，有任侠风；又能甄用才俊，并世文士，如严武、高适、吕、萧昕，皆辟置幕下，委之军务。自李林甫死，杨国忠当国，公仍不见用，再三献赋，复不蒙省录。至是遂欲依翰，故因翰判官田梁丘投诗以示意，又别为诗赠田，乞为夤缘。《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云：“防身一长剑，将欲倚崆峒”，此投诗之主旨也。《赠田判官》诗云：“陈留阮瑀争谁长，京兆田郎早见招，麾下赖君才并美，独能无意向渔樵？”仇注：“阮瑀指高适，适本封丘尉，与陈留相近，他章云‘好在阮元瑜’可证。高之入幕，必由田君所荐，故云早见招而幕下赖之。留意渔樵，公仍望其汲引也。”陈廷敬曰：“考《王思礼传》，天宝十三载，吐谷浑苏毗王款塞，明皇诏翰应接。旧注以此当降王款朝（按《赠田》诗中有此语），是也。其谓报命而入朝，此意料之词，不见确据。考《帝纪》及《翰传》，天宝十三载，无翰入朝事。是年，翰遘风疾，因入京，废疾于家。田盖以使事入奏，当在翰未疾之先，非随翰入朝也。公所投诗，当是一时作，或即因田而投赠于翰也。”多按《旧书·方伎·金梁凤传》：“天宝十三载，客于河西，……时因哥舒翰为节度使，诏入京师。”陈谓天宝十三载无翰入朝事，未确。其云公因田投诗于翰，则是也。 岁中，张垍自卢溪召还，再迁为太常卿，公复上诗求助。 《赠张卿》诗：“萍泛无休日，桃阴想旧蹊，吹嘘人所羡，腾跃事仍睽，……顾深惭锻炼，才小辱提携。”朱注：“垍必尝荐公而不达，故有吹嘘、提携等句。”多按前此（约当天宝九载）尝赠张诗，张之荐公，当在其时。前诗云“傥忆山阳会”，此诗亦云“桃阴想旧蹊”，张必公之旧交。此诗又曰“几时陪羽猎，应指钓璜溪”，是仍望其汲引也。 又进《雕赋》，表中词益哀激。 仇注：“表中云自七岁缀笔，向四十年，其年次又在进《三大礼赋》后，应是天宝三载所作。”又云：“公三上赋而朝廷不用，故复托雕鸟以寄意。” 秋后，淫雨害稼，物价暴贵，公生计益艰。 本年春日作《醉时歌》曰：“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日籴太仓五升米，……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然此特醉中作歌一，时豪语耳。《进封西岳赋表》云：“退尝困于衣食”，《进雕赋表》云：“衣不盖体，尝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则庶几近实。《示从孙济》云：“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小人利口实，薄俗难具论，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似是乏食之际，屡从济就食，因见猜疑，而有此作，其事可笑，其情尤悲。《秋雨叹》云：“城中斗米换衾裯”，就食于济，盖即在其时。遂携家往奉先，馆于廨舍。《桥陵诗》：“轲辞下杜，飘飖凌浊泾，诸生旧短褐一，旅泛浮萍，荒岁儿女瘦，暮途涕泗零。主人念老马，廨署容秋萤。流寓理岂惬？穷愁醉不醒。”按曰：“荒岁儿女瘦”，明此行携家与俱。公妻子已于本年至奉先，故明年得自京赴奉先就妻子也。 天宝十四载乙未（755）十一月，安禄山反，陷河北诸郡；郭子仪为朔方副节度使。十二月东京陷，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守潼关；高适拜左拾遗，转监察御史。王昌龄为闾丘晓所杀。 公四十四岁。在长安。岁中往白水县， 今陕西关中道白水县，唐属左冯翊同州。 省舅氏崔十九翁。时崔为白水尉。九月，同崔至奉先。 公夫人杨氏。《九日杨奉先会白水崔明府》之杨奉先，疑即其内家之为奉先令者。公自去秋移家来奉先，即依此人。公与杨若非亲近，则妻子岂得寄寓于廨署？ 十月，归长安，授河西尉，不拜，《夔府咏怀》：“昔罢河西尉，初兴蓟北师。”河西县故城在今云南河西县境。 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 《官定后戏赠》：“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飚。”公辞尉就率府，取其逍遥，得以饮酒狂歌耳。然亦不得已，故有回首故山之慨。《去矣行》：“野人旷荡无颜，岂可久在王侯间？未试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蓝田山。”盖既得官后，又未尝一日不思去也。 十一月，又赴奉先探妻子，作《自京赴奉先 咏怀五百字》。岁暮，丧幼子。 见《咏怀五百字》。 天宝十五载“即至德元载”丙申（756）正月，安禄山僭号于东京；李光弼为河东节度副大使。六月，哥舒翰战败于灵宝西，禄山陷潼关。玄宗奔蜀，出延秋门，次马嵬，陈玄礼杀杨国忠，贵妃自缢。禄山陷京师。七月，上传位于太子（起居舍人知制诰贾至撰册），改元。李泌至灵武。回纥吐蕃请助国讨贼。八月，安禄山取长安乐工犀象诣洛阳，宴其群臣于凝碧池。十月，房琯为招讨节度使，与贼战于陈陶斜，败绩。永王璘反，率兵东下，引李白为僚佐。十二月，高适为淮南节度使，讨永王璘。是年，岑参领伊西北庭度支副使。郎士元、皇甫冉登进士第。 公四十五岁。岁初在长安。 有《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及《晦日寻崔戢李封》诗。 五月，至奉先避难，携家往白水，寄居舅氏崔少府高斋。 《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曰：“客从南县来，……况当朱炎赫。”钱笺：“《寰宇记》‘蒲城县，本汉重泉县地，后魏分白水县，置南白水县，以在白水之南为名，废帝三年改为蒲城，开元中改为奉先。’公从奉先来，循其旧名，故曰‘南’。”诗又曰：“高斋坐林杪，信宿游衍阒……始知贤主人，赠此遣愁寂。” 六月，又自白水，取道华原， 《三川观水涨二十韵》：“我经华原来。”三川县属鄜州。 赴鄜州。 今陕西榆林道鄜县。 至三川县同家洼，寓故人孙宰家。 《元和郡县志》：“同州白水县，汉彭衙县地。”各注谓彭衙属鄜州，非也。公《彭衙行》曰：“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艰，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盖述初发白水时情景也。同家洼则途中所经地，故人孙宰居焉，因留其家。《彭衙行》述此行避乱之颠末甚悉，曰：“……尽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颜，参差谷鸟吟，不见游子还。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以上叙初发白水，途中儿女颠连之苦。）一旬半雷雨，泥泞相攀牵，既无御雨备，径滑衣又寒。有时经契阔，竟日数里间。野果充糇粮，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边烟。（以上叙雨后行蹇、困顿流离之状。）小留同家洼，欲出芦子关。故人有孙宰，高义薄曾云，延客已曛黑，张灯启重门，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从此出妻孥，相视涕阑干，众雏烂熳睡，唤起沾盘飧——‘誓将与夫子，永结为弟兄！’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欢。”（以上叙孙宰晋接及周恤之情谊。）又《三川观水涨二十韵》所纪亦同时事，诗曰：“我经华原来，不复见平陆，北上惟土山，（按《元和郡县志》：“土门山在华原县东南四里。”）连天走穷谷。火云出无时，飞电常在目。自多穷岫雨，行潦相豗蹙，蓊匌川气黄，群流会空曲。清晨望高浪，忽谓阴崖踣——恐泥窜蛟龙，登危聚麋鹿，枯查卷拔树，礧磈共充塞，声吹鬼神下，势阅人代速，……”按前诗言途中苦雨，此亦言多雨而致川涨，所指宜即一事。 闻肃宗及位灵武，即留妻子于三川， 后有《述怀》诗曰：“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 孑身从芦子关奔行在所。 途中为贼所得，遂至长安。九月，于长安路隅遇宗 室子弟，乞舍身为奴，感恸作《哀王孙》。 至德二载丁酉（757）二月，肃宗幸凤翔。永王璘败，李白亡走彭泽，坐系浔阳狱。九月，收西京。十月，尹子奇久围睢阳，城陷，张巡、许远死之。收东京，肃宗自凤翔还长安。苏源明知制诰。十二月，上皇自蜀至，居兴庆宫。大封蜀郡灵武扈从功臣；陷贼官六等定罪，郑虔、王维、储光羲、卢象、李华等皆贬官。是年刘长卿为鄂岳观察使，因吴仲孺诬奏，贬南巴尉。高适下除太子少詹事，归东都严维，顾况登进士第。 公四十六岁。春陷贼中，在长安，时从赞公苏端游。 赞公，大云经寺僧，尝以青丝履白巾赠公。《雨过苏端》：“杖藜入春泥，无食起我早。诸家忆所历，一饭迹便扫，苏侯得数过，欢喜每倾倒。”又曰：“况蒙霈泽垂，粮粒或自保。”可知陷贼之际，公衣食颇仰给于此二人也。同年三月作《喜晴》曰：“春夏各有实，我饥岂无涯？”《送程录事还乡》曰：“内愧突不黔，庶羞以赒给。” 四月，自金光门出，间道窜归凤翔， 后有诗题“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诗曰：“此道昔归顺，西郊胡骑繁，至今犹破胆，应有未招魂。”《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述途中之危险也；又曰：“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志归后之欢欣也。《述怀》：“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即史所谓“羸服窜归”者也。 五月十六日，拜左拾遗。 钱笺：“甫拜拾遗，在至德二载五月十六日，命中书侍郎张镐赍符告谕。今湖广岳州府平江县裔孙杜富家，尚藏此敕。敕用黄纸，高广可四尺，字大二寸许，年月有御宝，宝方五寸许。”按敕文载林侗《来斋金石考略》称：“襄阳杜甫（云云）”白居易为左拾遗时赋诗曰：“岁愧俸钱三十万。” 是月，房琯得罪，公抗疏救之， 肃宗怒，诏三司推问，张镐、韦陟等救之，仍放就列。 本传：“甫与房琯为布衣交。琯以客董庭兰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推问。宰相张镐救之，得解。”公《祭房公文》曰：“拾遗补阙，视君所履。公初罢印，人实切齿。甫也备位此官，盖薄劣耳，见时危急，敢爱生死？君何不闻，刑欲加焉？伏奏无成，终身愧耻。”集中又有《谢敕放三司推问状》，文繁不录。又《壮游》曰：“备员窃补衮，忧愤心飞扬，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斯时伏青蒲，廷诤守御床，君辱敢爱死，赫怒幸无伤。”《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曰：“迟暮宫臣忝，艰危衮职陪，扬镳随日驭，折槛出云台，罪戾宽犹活，干戈塞未回。”《建都十二韵》曰：“牵裾恨不死，漏网辱殊恩。”并指此事。按《唐书·韦陟传》，陟亦尝奏公言不失谏臣体，帝由是疏之。则当时论救者，不独一张镐矣。 六月同裴荐等四人荐岑参，为《补遗荐岑参状》一首今载集中。 闰八月，墨制放还鄜州省家。 《北征》：“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按朔日也），杜子行北征，苍茫问家室，……顾惭私恩被，诏许归蓬荜，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 于是徒步出凤翔至邠州始从李嗣业借得乘马。 见《徒步归行》。 归家，卧病数日。 《北征》：“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 作《北征》。十一月，自鄜州至京师。 《收京三首》仇注曰：“此当是至德二载十月，在鄜州时作。诗云：‘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闻哀痛诏，又下圣明朝，’此明是在家闻诏。按肃宗于至德元年七月十三日甲子即位灵武，制书大赦；二年十月十九日，帝还京；十月二十八日壬申，御丹凤楼下制，前后两次闻诏，故云‘又下’也。是时公尚在鄜州，其至京当在十一月。《年谱》谓十月扈从还京，与诗不合。当以公诗为正。至于上皇回京，十二月甲寅之赦，又在其后，旧注错引。” 乾元元年戊戌（758）正月，刘长卿摄海盐令。春，贾至出为汝州刺史。四月，上亲享九庙。六月，贬房琯为邠州刺史，下制数其罪，刘秩，严武等俱贬。七月，高适出为彭州刺史。是年，李白流夜郎。苏端登进士第。 公四十七岁。任左拾遗。春，贾至、王维、岑参皆在谏省，时贾王并为中书舍人，岑为右补阙。时共酬唱。《寄贾至严武五十韵》述居谏省时生活最详，曰：“月分梁汉米，春给水衡钱，内蕊繁于缬，官莎软胜绵，恩荣同拜手，出入最随肩，晚著华堂醉，寒重绣被眠，辔齐兼秉烛，书枉满怀笺。” 时毕曜亦在京师，居公之邻舍。 《逼侧行赠毕四曜》：“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怜邻里间，十日不一见颜色。”（鹤注：此当是乾元元年春在谏院作，故诗中有朝天语。）《赠毕四曜》：“同调嗟谁惜，论文笑自知。”（鹤注：“乾元二年，公在秦州，有贺毕曜除监察御史诗，今云宦卑，是尚未迁官时作，当在乾元元年。”） 四月，上亲享九庙，公得陪祀。 《往在》：“前春礼郊庙，祀事亲圣躬，微躯忝近臣，景从陪群公。登阶捧玉册，峨冕聆金钟，侍祠恧先路，掖垣迩濯龙。”仇曰：“唐史肃宗还京，在至德二年十月，其亲享九庙及祀圜丘，在乾元元年四月。鹤注谓‘前年春’疑误。” 六月，房琯因贺兰进明谮，贬为邠州刺史；公坐琯党，出为华州司功参军。 客岁四月，自京出金光门，间道窜归凤翔，至本年六月，即因谮左迁，仍出此门，抚今思昔，感慨赋诗，诗曰“移官岂至尊”，指贺兰进明也。到华州后一月，有《早秋苦热堆案相仍》诗曰：“七月六日苦炎蒸，对食暂餐还不能，常愁夜来皆是蝎，况乃秋后转多蝇。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王嗣奭曰：“州牧姓郭，公初至，即代为试进士策问，与进灭绝寇状，不过挟长官而委以笔札之役，非重其才也。公厚于情谊，虽邂逅一饮，必赋诗以致感佩之私。……郭与周旋一载，公无只字及之，其人可知矣。” 是秋，尝至蓝田县访崔兴宗、王维。 蓝田距华州八十里，县东南有蓝田山，又名玉山，一名东山，崔兴宗、王维别墅并在焉，（即辋川别墅，王维《辋川别业》：“不到东山向一年。”）公《九日蓝田崔氏庄》，黄鹤编在乾元元年。又有《崔氏东山草堂》，与前诗同时作，诗云：“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给事即王维也。维晚年得宋之问辋川别墅，在张通儒囚禁之后，其复拜给事中，在乾元元年，明年则转尚书右丞矣。诗曰“柴门空锁”，是未遇维也。故后《解闷十二首》云：“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蔓寒藤。”时裴迪应亦在蓝田，不知与公相见否。 冬末，以事归东都陆浑庄，尝遇孟云卿于湖城县城东。 初遇云卿，不知在何时，有诗题曰：“冬末以事之东都，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鹤注云：“当是乾元元年冬，自华州游东都作。”诗云：“疾风吹尘暗河县，行子隔手不相见，湖城城东一开眼，驻马偶识云卿面。……” 乾元二年己亥（759） 岑参自右补阙转起居舍人，寻署虢州长史。王维转尚书右丞。李白至巫山，遇赦释还。权德舆生。 公四十八岁。春，自东都归华州，途中作“三吏”“三别”六首。时属关辅饥馑。遂以七月弃官西去，度陇，赴秦州。 按《旧书》：“乾元二年四月癸亥，以久旱徙市雩祭祈雨，”《通鉴》：“时天下饥馑，九节度围邺城，诸军乏食，人思自溃，”此与公诗《夏日叹》正合。《唐书》本传：“甫为华州司功，属关辅饥，弃官客秦州。”盖是时东都残毁，既不可归，长安繁侈，又难自存（在秦州《寄高岑三十韵》：“无钱居帝里，尽室在边疆。”惟秦州得雨，秋禾有收），《遣兴三首》：“耕田秋雨足，禾黍以映道”，《赤谷西崦人家》“径转山田熟”，《雨晴》“久雨不妨农”，因携家徙居焉。 至秦，居东柯谷。 《通志》：“东柯谷，在秦州东南五十里，杜甫有祠于此。”宋栗亭令王知彰记云：“工部弃官，寓东柯谷侄佐之居。”赵傁曰：“《天水图经》载秦州陇城县，有杜工部故居，及其侄佐草堂，在东柯谷之南麦积山瑞应寺上。”按公以七月至秦州，十月赴同谷，此所记皆因暂寓而言之耳。《秦州杂诗》：“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瘦地偏宜粟，阳坡可种瓜，”又曰：“东柯好崖谷，不与众峰群，落日邀双鸟，晴天卷片云”——东柯景物，见于公诗者，略如此。 是时，有《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寄李白二十韵》。 李时被罪，在谪戍中。 又有寄高适、岑参、贾至、严武、郑虔、毕曜、薛据及张彪诗。时赞公亦谪居秦州， 《宿赞公土室》：“数奇谪关塞”，《宿赞公房》：“放逐宁违性”，《别赞上人》：“赞公释门老，放逐来上国”；赵仿曰：“赞公亦房相之客，时被谪秦州，公故与之款曲如此。”按史称房琯好谈佛老，赵说是也。 尝为公盛言西枝村之胜，因作计卜居。置草堂，未成，会同谷宰来书言同谷可居，遂以十月，赴同谷。 《寄赞上人》：“近闻西枝西，有谷杉黍稠，亭午颇和暖，石田又足收，……徘徊虎穴上，面势龙泓头。”卢注：“西枝西曰‘有谷’，定指同谷。‘近闻’，必指同谷邑宰书。公《至同谷界》：‘邑有贤主人，来书语绝妙’，此可相证。《同谷七歌》云：‘南有龙兮在山湫’，后《发同谷诗》云：‘停骖龙潭云，回首虎崖石’，诗云虎穴龙泓，指此无疑。”按公既居东柯，其地有山水之胜，瓜粟之饶，尝思终老矣。故《秦州杂诗》曰：“东柯遂疏懒，休镊鬓毛斑”，曰：“采药吾将老，儿童未遗闻”，曰：“为报鸳行旧，鹪鹩在一枝。”然此一时之感想也。《秦州杂诗》开章便云：“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此指侄佐也。《示侄佐》原注：“佐草堂在东柯谷；”佐居东柯，公来秦可依者惟此人，故亦居东柯。）《佐还山后寄三首》曰：“旧谙疏懒叔，须汝故相携；”《示侄佐》曰：“自闻茅屋趣，只想竹林眠；”又尝索佐寄米寄薤（《佐还山后寄三首》：“白露黄粱熟，……颇觉寄来迟，”“甚闻霜薤白，重惠意如何？”）又有《阮隐居致薤三十束》诗。此皆可证是时生计，仍仰给于人，则秦州之居终非长久计矣。《发秦州》一篇，于公去东柯就同谷之理由，言之綦详；诗曰：“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汉源十月交，天气如凉秋，草木未黄落，况闻山水幽。栗亭（栗亭镇，属成州同谷县）名更嘉，下有良田畴，充肠多薯蓣，崖蜜亦易求，密竹复冬笋，清池可方舟，虽伤旅寓远，庶遂平生游（按此上言同谷之当居）。此邦俯要冲，实恐人事稠，应接非本性，登临未销忧，溪谷无异石，塞田始微收，岂复慰老夫，惘然难久留。”（按此上言秦州之当去。） 途经赤谷，铁堂峡，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龙门镇，石龛，积草岭，泥功山，凤凰台，皆有诗。至同谷，居栗亭。 钱谦益曰：“《寰宇记》：同谷县有栗亭镇。咸通中，刺史赵鸿刻石同谷，曰：‘工部题栗亭十韵，不复见。’鸿诗曰‘杜甫《栗亭》诗，诗人多在口，悠悠二甲子，题记今何有？’”多按鸿又有《杜甫同谷茅茨》诗，咸通十四年作；曰：“工部栖迟后，邻家大半无，青羌迷道路，白社寄杯盂……” 贫益甚，拾橡栗掘黄独以自给，《同谷七歌》：“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新书》本传：“甫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以同谷为秦州，误也。《七歌》第二章：“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写当时贫况，尤惨绝。 居不逾月，又赴成都。 《发同谷县》：“始来兹山中，休驾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始以为可休驾矣，乃生计之迫益甚，故不得不去之也。 以十二月一日就道，《发同谷县》原注：“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陇右赴成都纪行。” 经木皮岭，白沙渡，飞仙阁，五盘岭，龙门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岁终至成都，《成都府》：“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 盖当下弦矣。寓居浣花溪寺。 《酬高使君相赠》：“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成都记》：“草堂寺在府西七里，极宏丽，僧复空居其中，与杜员外居处逼近。”赵清献《玉垒记》：“公寓沙门复空所居。”按明年有《赠蜀僧闾丘师兄》诗，不知即其人否。 时高适方刺彭州，公甫到成都，适即寄诗问讯。 《酬高使君相赠》：“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杜臆》以为故人指裴冕，恐非是。后有《卜居》诗云：“主人为卜林塘幽”，黄鹤，鲍钦止等亦皆以为是裴冕。顾宸曰：“裴若为公结庐，则诗题当标‘冀公’，而诗中亦不当以主人卜林塘一句轻叙矣。”按顾说是也。史称裴冕无学术，又贪嗜货利，其人鄙陋，恐非能知公者。后又有《寄裴施州》诗，朱鹤龄已证其别为一人。则公与裴始终未尝发生关系也。此后《江村》诗云：“但有故人供禄米，”《狂夫》云：“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当与前是一人，其姓氏则不可考耳。或以为即高适，未闻其审。 上元元年庚子（760） 高力士配流巫州。高适改蜀州刺史。元结撰《箧中集》。 公四十九岁。在成都。春卜居西郭之浣花里，《寰宇记》：“浣花溪，在成都西郭外，属犀浦县。” 表弟王十五司马遗赀营造，徐卿疑即知道、萧实、何邕、韦班应物侄，三明府供果木栽，开岁始事， 《寄题江外草堂》：“经营上元始。” 季春落成。 《堂成》：“频来语燕定新巢。”按《寄题江外草堂》：“诛茅初一亩，广地方连延，……敢谋土木丽，自觉面势坚，亭台随高下，敞豁当清川。”《绝句漫兴九首》：“野老墙低还是家，”此草堂结构之大概也。《送韦郎司直归成都》原注：“余草堂在成都西郭”；《绝句三首》：“茅堂石笋西”（石笋街在成都西门外）；《西郊》：“时出碧鸡坊，西郊向草堂”，《堂成》：“背郭堂成荫白茅”，《遣闷呈严二十韵》：“南江绕舍东”，《卜居》：“浣花流水水西头”，《狂夫》：“万里桥西一草堂”，《怀锦水居止》：“万里桥南宅”；《遣闷呈严二十韵》：“西岭纡村北”，《怀锦水居止》：“雪岭界天白”；《怀锦水居止》又曰：“百花潭北庄”，《狂夫》：“百花潭水即沧浪。”据此则草堂背成都郭，在西郊碧鸡坊石笋街外，万里桥南，百花潭北，浣花溪西，而北望则可见西岭也。陆游云：“少陵有二草堂，一在万里桥西，一在浣花，皆见于诗中。”按公实无二草堂，放翁在蜀久，顾不辨此，何哉？宋京《草堂诗》云：“野僧作屋号‘草堂’，不是柴门旧时处。”放翁必以野僧所营者误为公之草堂矣。 时韦偃寓居蜀中，尝为公画壁，见《题壁土韦偃画马歌》。又有《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梁氏亦编在上元元年成都诗内。然玩诗意，当是公见宰此图而作歌，图非公所有也。《戏为韦偃双松图歌》亦此类。 初秋，暂游新津，晤裴迪，《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御》鹤注：“此必公暂如新津，与裴同至寺中，故有此作。当在上元元年。蜀至成都才数百里，故可唱和也。”多按诗云：“吟诗秋叶黄，蝉声集古寺”，则是作于初秋，然《赠闾丘师兄》、《泛溪》、《南邻》、《野老》诸诗，皆作于成都，而时序与《和裴诗》略同，知公在新津未尝久留也。 秋晚，至蜀州，晤高适。 《奉简高三十五使君》：“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天涯喜相见，披豁对吾真。”仇曰：“高由彭州刺蜀州，公时在蜀；《年谱》云：‘上元元年，间常至蜀州之青城新津，’是也。” 冬，复在成都。 《建都》、《村夜》以下诸诗可证。 上元二年辛丑（761）二月，崔光远代李若幽为成都。三月，段子璋反于东川，陷绵州，东川节度使李奂奔成都。五月，崔光远擒子璋，牙将花惊定恃功大掠。十二月，严武为成都尹。是年，王维卒。 公五十岁。居草堂。开岁又往新津，二月归成都。 《题新津北桥楼》、《游修觉寺》，朱氏并编在上元二年，前诗云：“望极春城上”，后诗云：“吾得及春游”，知本年春，公又在新津。然《漫成二首》曰：“江皋已仲春”，《春水生二绝》曰：“二月六夜春水生”，《绝句漫兴九首》曰：“二月已破三月来”，《春水》曰：“三月秋花浪”，《江亭》曰“寂寂春将晚”，并《寒食》首皆成都诗，旧皆编在上元二年。故知公再游新津，必在是年二月前，其返成都，则至迟在二月初也。 秋至青城，《野望因过常少仙》：“秋望转悠哉，竹覆青城合，……”草堂本编在上元二年。 旋又归成都。 鹤注《石犀行》：“上元二年秋八月，灌口损户口，故作是诗。”（石犀在成都府城南三十五里）又《楠树为风雨所拔叹》，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草堂本并编在上元二年成都诗内。 是时多病，《一室》：“巴蜀来多病。” 生计艰窘，《百忧集行》：“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笑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鹤据诗中“只今倏忽已五十”句，定为上元二年所作。同时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赴青城县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重简王明府》、《一室》、《病柏》、《病橘》、《枯棕》、《枯楠》诸诗，意绪并同，皆客寓穷愁之感，知是时公生计又颇艰也。《百忧集行》：“强将笑语供主人”句，黄鹤以为指崔光远，史云光远无学仕气，宜与公不相合也。 始有迁地吴楚之念。 《一室》：“巴蜀来多病，荆蛮去几年？应同王粲宅，留井岘山前。”《逢唐兴刘主簿弟》：“轻舟下吴会，主簿意如何？”盖欲约刘东下，故问之。 冬，高适至成都，尝同王抡过草堂会饮。 有诗题“王十七侍御抡许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诗，便请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后又有《王竟携酒高亦同过》诗。 代宗宝应元年壬寅（762） 四月，玄宗肃宗相继崩，代宗即位。七月，严武召还，高适为成都尹；徐知道反，以兵守剑阁，武不得出。八月，知道为其下所杀。是年，李白卒，李阳冰编白集。郎士元补渭南尉。 公五十一岁。自春至夏，居草堂。与严武唱和甚密，武时有馈赠。 见《谢严中丞送青城道乳酒》及《严公仲夏枉驾兼携酒馔》等诗。 七月，送严武还朝，以舟至绵州，抵奉济驿，登陆，遂分手而还。 《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郭知达本注：“奉济驿在绵州？三十里。” 会徐知道反，道阻，乃入梓州。 《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原注：“时王在梓州……”诗云：“群盗无归路，衰颜会远方。”盖将赴梓州时作也。《从事行》：“我行入东川，（东川节度使治所在梓州，）十步一回首，成都乱罢气萧索，浣花草堂亦何有？” 秋末，回成都迎家至梓， 仇曰：“《年谱》谓宝应秋末，公回成都迎妻子。遍考诗中，无一语记及，知公未尝回成都矣。”多按《寄题江外草堂》，黄鹤编在广德元年。李泰伯云公在梓州，怀思草堂而作是诗。诗曰：“偶弃老妻去，惨澹凌风烟，”似指徐知道乱后，携家出成都事。然则公实尝回成都取家矣。仇又据《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诗：“熟知江路近，频为草堂回”之句，以为迎家至梓，必弟占代任其事。不知“频为草堂回，”乃公嘱弟之语，意甚明，与迎家至梓事何涉？又按明年《九日》诗云：“去年登高郪县北”，郪县，梓州治也。九日登高于县北，则赴成都迎妻子，必在重九后，《谱》云秋末赴成都，盖有据也。 然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