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中国古典诗歌讲稿 [book_author]浦江清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诗词戏曲,学术,完结 [book_length]155649 [book_dec]本书是选取浦江清论述诗、词、曲、剧的文稿汇编而成，主要是讲稿，也有几篇深入浅出的专论。本书分为三部分，分别讲述了中国诗歌体制的发展变化、作家介绍、作品赏析，都是按照时代先后顺序排列，基本涵盖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全貌，可使读者增进文学修养，陶养性灵。 [book_img]Z_19773.jpg [book_title]第一编　体制源流 浦江清先生手迹 《诗经》与语言 语言是人类交通情意的工具，由于口腔唇舌的运用，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来表达意念。语言本身就是“言志”的，说出心中所要说的话。人类最初是有了痛苦、欢乐、惊奇、欲望，发出一些呼喊的声音，指物的名词，指动作的动词，摹拟自然物、动物的象声词，描摹物态的形容词、状词。积言成句于是发展成说话，发展成散文。但是积言成句的那种过程，靠了歌唱艺术的帮助是不少的。所以，原始人类在说话没有连串的时候，已经先有集体歌谣。（当然是极简单的，或者只有一两个言词的复沓，夹杂些声音助词）《诗经》中的以、于、之、兮、猗、只、言、薄言等等，都是助词，粘合着实词，以完成一个节奏的单位。由于诗歌的发展，语言也有大的进步。第一，词汇的增加。如《诗经》的调换字面。（同义字便于记忆、记诵）第二，句法的形成，节奏的语言的完成。节奏的语言不但是诗歌体的特征，并且散文也用到。所谓语言的美妙化。（所以《周易》《尚书》、先秦诸子文章多四言句法） 《诗经》的语言要素有四：（1）有节奏的语言（这时代是四言句法）；（2）复沓，此由于乐舞；（3）叶韵（音乐性的）。叶韵是中国诗的特点。西洋古代诗歌不叶韵，中世纪才有，有人认为从东方传过去的；（4）比兴，此由于原始社会中人类用以交通情意的“乐语”。比兴是象征语。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诗》三百篇是春秋时代学习语言的课本，并且是学习“雅言”的课本。诗歌是精妙的语言，有节奏，有情趣，多比兴、暗示、联想的作用。后代无论哪一国的文学，以诗歌为最好的文学；学习哪一种语言，必须要学习用这一种语言所写成的诗歌，方始可以说“到家”，方始可以说能够了解这种语言的美妙。 古代的文体可以分为三类：（1）记事；（2）记言；（3）诗歌。甲骨卜辞是记事体的雏形，是文言的源始。铜器铭文夹杂记言与记事。《尚书》也夹杂记言与记事，而以记言为主要部分。《诗经》既非记言，亦非记事，是乐歌及徒歌。诗歌本身是一种语言，是语言的另外一个方向的发展，不是普通口头的白话，主要要有节奏和复沓。这节奏和复沓是从乐舞来的。舞蹈自然有节奏和复沓。没有文词的音乐也有节奏与复沓。原先音乐与歌辞配合在一起，到后来歌辞独立，于是成其为“诗”。在《诗经》时代，音乐与言辞还是配合在一起的。虽然我们不能说所有三百篇都是乐歌的言辞，但是每篇都是可以入乐的，所以《墨子·公孟篇》有“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的话。除了“诵”，“歌”和“弦”皆合乐之意。孔子也曾把《诗三百》，一一弦歌之。孔子常教弟子学习《诗》，所谓弦诵不辍。从乐舞出来的诗歌，是语言的另一个不同方向，与会话演说语言发展为散文，是两条路。一条适宜于叙事说理，另一条适宜于抒情。 最朴素、简单的诗，例如《诗经·周南·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 采采芣苢，薄言之。 这是一首女子采芣苢的诗。芣苢，草名，旧说女子采此草以疗夫之恶疾。闻一多说芣苢是宜子之草。女子采之，希望可以生小孩的，并且是一群女子集体采芣苢的合唱。 再如《诗经·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这一首诗，简单朴素同前诗。开始由桃花起兴，有比兴的技巧。诗的复沓从舞蹈音乐来，而调换字面，表现聪明言语之才，包含有词汇学习的意义。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 春秋时代，士大夫均学习诗，即是学习语言，学习文学。并且各地方言，在诗歌里都有表现。诗如果作为知识分子统一的教材，有统一语言的力量。正如Homeros（荷马）的诗篇，成为希腊人共同的教本。 论形式，《风》诗近于原始的，而《雅》《颂》则是后来的，复沓少。但论制作的时代，《颂》最早，《雅》次之，《风》最晚。《风》诗多在东周时，其原始乃因《风》诗多出于民间形式之故。 三百篇大半可以入乐，除《周颂》外多数均用韵。今古音韵不同，于是推源诗中之协韵而产生音韵学。国学之科目其起源皆在经学。《诗经》之与音韵学有大关系，此音韵学史上大事也。明代陈第作《毛诗古音考》始以科学方法研究古音，其后顾亭林、孔广森继之而有《诗本音》《诗声类》之作，及“先秦古韵”，视《诗经》为唯一材料。照音韵学家研究，古代韵比现代宽，只有九部或十一部、十三部，于是丁以此（竹筠）作《毛诗正韵》，巧立名目，不特句末有韵，重字即为重韵，乃至隔三四句、一二章尚可为韵，立“经韵”“纬韵”之说，几于无字不韵，亦可笑已。不过《诗经》用韵自较后来韵文为多，不特句末为韵，即句腹间亦有韵。 《诗经》虽有列国之风，其中语言似乎很统一，为诸夏的语言，皆雅言。朱东润《诗大小雅说臆》谓雅=夏。大小雅为大夏小夏。周是地名，夏是民族名。周人为夏民族。列国之诗，惟陈、齐、郐、秦为异姓。齐为周臣之国，姬姜旧好，周人联盟以东者。陈之先为周陶正，周妻以之女大姬，其后屡与诸夏之盟，久视为同族。郐则郑之故地，苏氏谓郐诗皆为郑作，如邶、鄘之于卫。秦之先本非周族，及周室东迁，西周之地析入于秦，其民实为周之余民。季札聘鲁，“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此周之旧乎？’”。《商颂》虽为宋国宗庙之诗，然“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则亦近于周乐。疑是商后摹仿《周颂》而作者。总之，《诗》三百篇皆诸夏之乐，中国之音，周之士人通用之语言也。其真出于各地域方言者少，而为雅音者多。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另有一种意义，即学习士夫通用的语言。诸夏与夷狄为对。《诗经》中无夷狄之乐，亦无夷狄之音。 （据文学史讲稿整理） 楚辞产生的时代、特点及与《诗经》之不同 战国之世，诸子并起。散文的发达，登峰造极。封建社会，已开始崩溃，礼乐废失，各国互相征伐。政治着重了军事外交。学术文学由王宫以及各国的大夫世家，转到私人手里，聚徒讲学读书，渐渐普遍于士夫。用于诸侯，则为卿相，不用则失意著书。儒家拥护礼乐的传统，习诗，习礼，订乐，修史，谈仁义。道家探自然的本源，主清静无为，自然逍遥，齐生死大小得丧祸福，攻击礼教，灭弃智慧，倡出世的哲学。墨家提倡节用爱人，反侵略，重防御。名家分析名理，精论辩。法家论法治。阴阳家说阴阳。纵横家驰骋外交。其时书策众多，刻意诵读，以干利禄，求用世，探真理。从春秋到战国，由诗教入于论辩，哲学发达，而诗乐废失了。 独有楚国屈原、宋玉等偏有长诗的创造，吐万丈光芒，光辉灿烂，以补这一时代的缺憾。在诗史上，由《诗经》时代，转入“楚辞”时代，为一大转变。以后汉代的词赋大盛，不过是“楚辞”的继承者而已。 然而屈原这一派文学，也像诸子一样，是师徒相继，自成一家之言的。那些作家都是失意的，是失意的文人。“楚辞”中牢骚最多，多说穷愁，如《离骚》《九辩》可为代表。《诗经》中也有不少贤士在下位的牢骚语，“楚辞”中特别扩大。而且到“楚辞”文学起来，楚国也快要到亡国的时候了。《哀郢》一篇特别述国破家亡流离转徙之苦，是为现实派的诗歌。李白《古风》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正说明了这一段史实。 屈原（约公元前339—前280）是楚怀王顷襄王时代的人。宋玉、唐勒、景差等皆楚人，而是同于屈原的词赋家，据说是他的学生，但也未必是嫡亲的师徒。他们的作品，到西汉时称为“楚辞”，称为“赋”。《汉书·朱买臣传》，“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悦之”。又《汉书·王褒传》，“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可见武、宣之世，已有“楚辞”的名称，而且看作一门学问。当时楚辞专家很多，多数是南方人，或者北人而曾学南派学者的。“楚辞”里面有些特殊的语言，是楚国人的，也充满了南方的道家神仙思想，也有楚国的风俗习尚，例如巫风淫祀，同周人的诗书礼乐大不相同。西汉帝王文人喜欢“楚辞”，一半是儒学以外好奇的癖尚，以为文学消遣，一半是原来的家乡诗歌调。 我所谓“楚辞”，系包括楚民族诗歌之全体，不单指王逸《楚辞章句》内屈宋之作，而王逸书中屈宋以后之著作，如贾谊、庄忌、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王逸等两汉人之拟作则皆不包括在内。“楚辞”之名虽始见于《汉书》之《朱买臣传》《王褒传》，但今日所传此总集乃是后汉王逸所定，最早为刘向所编，题“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后汉校书郎臣王逸章句”。王逸《离骚·后序》云：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今本十七卷，逸以己作《九思》附益之也。 屈原为“楚辞”之大作家，亦为中国文学史大诗人之一。但非凭空出此大诗人，渊源所自，楚民族在屈原以前已有与屈作同体裁之诗歌。《吕氏春秋·音初篇》：“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兮”为楚民族诗歌之特征。《诗经》中《周南》《召南》乃是楚风。《周南》的《螽斯》中的“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周南·麟之趾》中的“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召南·摽有梅》中的“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此外，《论语·微子》中楚狂接舆之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孟子·离娄上》中孺子沧浪之曲：“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皆楚辞也。刘向《说苑》中有一首《越人歌》，翻为楚辞最美：“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与王子同舟。” 楚辞也称为赋，《汉书·艺文志》录： 屈原赋二十五篇，注云“楚怀王大夫”。 唐勒赋四篇，注云“楚人”。 宋玉赋十六篇，注云“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 不言及景差，今刘向、王逸所编《楚辞·大招》序云“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 所谓“赋”者，本是诗六义之一。赋，布也。《诗经·大雅·烝民》“明命使赋”，马瑞辰《通释》：“即谓使仲山甫布其明命。”赋，读为敷、布。赋，敷也，见《管子·山权数》注。铺也，《楚辞·悲回风》：“窃赋诗之所明。”“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文选·三都赋序》：“古人称不歌曰颂，谓之赋。”故曰：不歌而诵为之赋，又曰：直陈其事谓之赋。楚辞多长篇未必可入乐，其中惟有《九歌》确是入乐的诗歌，其余皆赋之属，是诵读的韵文。如《惜诵》中有“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九辩》中有“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压按而学诵”。《抽思》中有“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的诗句，颂=诵，《诗经》中有“吉父作颂”“家父作诵”。亦谓之赋，前引《悲回风》中有“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招魂》中有“人有所极，同心赋些”。吉父、家父作诵是作诗以入乐，楚辞作者不求入乐，而自为诗歌。在春秋之世，盟会燕享赋诗，是大夫的交际，赋现成的诗，以表达情意，断章取义，重在比兴。楚辞家作赋，不用在交际上，也不是用现成的诗篇，乃是个人创作，并且是独白。此其不同者也。 楚国文化落后，语言与中原也不同。楚辞从巫歌出来，是从本地的巫乐巫词发展出来的，作者如屈原、宋玉则为文人，他们也接近过北方文化，受了些《诗经》影响的。至于芳草美人，上天下地，光怪陆离，那些确乎是楚辞的特色。 所谓“辞”，（《说文》辛部），辞令，言辞，文辞。太史公《报任少卿书》“其次不辱辞令”，《史记·屈原列传》“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善辞令，曾使齐国（见《史记·楚世家》），乃是很会说话的人，他能融合本国的语言与当时周、鲁、齐的雅言文化语言于一炉，以创造楚国的文学语言，也是从言辞到文辞。 《礼记·曲礼》“不辞费”，释文“言而不行为辞费”。辞=言，又《荀子·正名篇》“辞合于说”，注曰“成文为辞”。《孟子·万章》“不以文害辞”，注曰“辞，诗人所歌咏之辞”。《诗经·大雅·板》“辞之辑矣”，笺：“辞，辞气，谓政教也。”《周礼·大行人》“协辞命”，注曰“故书协辞命作叶词命”，辞=词。 再说“词”，（《说文》司部），，意内而言外也。惟段注《说文》谓“与辛部之辞其义迥别。辞者，说也。从辛。辛，犹理辜。谓文辞足以排难解纷也。然则辞谓篇章也。者，意内而言外，从司言，此谓摹绘物状及发声助语之文字也，积文字而为篇章，积而为辞。孟子曰‘不以文害辞’，不以害辞也。孔子曰‘言以足志’，之谓也；‘文以足言’，辞之谓也。《大行人》‘故书叶命’，郑司农云‘当为辞，此二篆之不可掍一也’。”按段氏意，言词为词，篇章为辞。词=word，辞=composition。 故楚辞为楚国文人的composition。辞不一定为韵文。例如《晏子春秋》称晏子为“齐之习辞者”，只是善于辞令之意，也未必定能诵诗赋诗之人。《左传》中常见，使某人为之辞，辞人，善于言语，善为说辞，善用典故，善排比，论理，皆为辞。至于赋，限于韵语。赋是诗之一体。 楚辞中自称其文为： （1）诵。《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 （2）颂。《抽思》“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再如《橘颂》。 （3）辞。《离骚》“就重华而陈词”，“跪敷祍以陈辞兮”。《抽思》“兹历情以陈辞兮，荪详聋而不闻”。“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辞而不听。” （4）赋诗。《悲回风》“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之所明”犹以明之也） （5）赋。《招魂》“人有所极，同心赋些”。 （6）歌。《九歌》“疏缓节兮安歌”，《抽思》中之“少歌”。 （7）辩。《九辩》《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 （8）骚。《离骚》。 （9）劳商。《大招》“楚劳商只”。 （10）招。《招魂》《大招》。 （11）章。《九章》。 （12）问。《天问》。 称为“楚辞”者，谓楚国之辞章。辞令与篇章两个意义的合一。惟屈宋诸篇并非应对诸侯，只是抒情的，或应用于礼仪巫俗的诗歌，中间有铺陈和讽谏两种意义。混称为辞，析言之则为赋，为诵，为歌。 汉人或称楚辞，或曰赋。前引《汉书·朱买臣传》《汉书·王褒传》已足见武、宣之世“楚辞”已成为专名。而武帝时，淮南王为《离骚》作传。 楚辞，亦称为骚。《昭明文选》别立“骚体”之称。刘勰《文心雕龙》有“辨骚”。宋晁补之重编楚辞，以屈原所作皆称为骚。余人皆曰楚辞。 楚辞亦称为赋。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称屈原赋二十五篇，统称曰赋。太史公《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乃作《怀沙》之赋”，《汉书·贾谊传》“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又《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班固《离骚赞序》云：“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又云：“原死之后，秦果灭楚，其‘辞’为众贤所悲悼。”游国恩《楚辞概论》谓“可知楚国韵文本名曰辞，但实际上与汉人的赋无异”。 所以，楚人或者统称为辞，而汉人则或称为楚辞，或目之为赋。至南朝时又称之为骚。辞的范围最广，乃是语言文学的总称，不限于韵文。比诗歌的意义还要广。楚辞的辞是狭义的，赋呢，比诗歌狭。如《离骚》《招魂》《九辩》《九章》固可称为赋，《九歌》明明是乐章，近于诗和颂，不见得能称为赋。骚字包含有忧愁牢骚之意，称《离骚》《九章》《九辩》很好，难以称《九歌》。是别于《卜居》《渔父》等散文，亦别于《高唐》《神女》《两都》之类文赋的。以屈原所作均称为骚，余者为楚辞，亦为缠夹。在无办法之中，照老办法，一概称为楚辞。照新文学定义，应称为楚国的诗歌。 当时何以不称楚诗而曰楚辞，此因战国秦汉时人心目中所谓诗，乃是“三百篇”式的诗，不是长篇巨制的。而且楚辞中有问答、陈辞、铺叙，皆与“三百篇”性质不同也。 屈宋所赋，用韵语，反复驰骋于言辞，较之《诗经》的诗，实已散文化了。《诗经》中诗是反复回旋的，楚辞有些奔放直下的。 《诗经》与楚辞的不同点： （1）《诗经》除二《南》外，皆是中原诗歌；楚辞是南方诗歌。 （2）《诗经》以四言为体；楚辞音节曼衍。 （3）《诗经》有美有刺；楚辞讽刺哀怨，偏激愤世。 （4）《诗经》质实，缺乏想象；楚辞想象丰富，并有神仙思想。《诗经》是人世间的；楚辞不少超世间的成分。 （5）《诗经》的《雅》《颂》赞美祖先功德、伟人功业；楚辞的《九歌》歌咏天地山川自然之神，并且拟人化。言人神之际，几同希腊文学。 （6）《诗经》用比、兴语开端；楚辞直陈开端。 （7）楚辞用“兮”“些”“只”为语词；《诗经》不完全用此。 （8）《诗经》是中原语言；楚辞中充满楚国方言。 （9）《诗经》只少数诗篇有作者主名；楚辞每篇有作者主名，虽不尽能确言之。是个人作家兴起。 话虽如此，楚辞尚是从文学公有到私家创作文学的过渡。今楚辞作品，尚疑是楚国文人的一大集团，不能每篇考明，何者为屈原作，何者为宋玉作。正如庄子、孟子、墨子之书，不能确知哪几篇是庄子、孟子、墨子的亲笔，哪几篇是其弟子之作。战国时代的文学，性质相同，皆一家之言，非一人之作。至荀子、韩非方始纯粹些。 （据文学史讲稿整理） 词曲探源 词是晚唐、五代、两宋之乐府，曲是元、明以来之乐府。时代不同，流派各别，要其性质，初无二致。词亦可以称曲，如和凝喜作小词，人号曲子相公；姜尧章词集称《白石道人歌曲》。曲亦可以称词，北曲一称北词，南曲亦名南词，如《钦定九宫南北词谱》，即南北曲谱也。 探词曲之源，起于乐府。乐府之名，始于汉初，但词曲之于汉乐府，关涉已远，其有密切关系者，为南朝之新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清商曲辞部分，所谓吴声歌曲、西曲歌者，乃江南及荆、郢、樊、邓之间民间习唱之歌曲，或为欢情艳曲，或为懊恼愁歌，或为清唱小曲，或以合八人乃至十六人之舞。此即唐、宋大曲、小词之源。亦即宋、元、明南北曲之滥觞也。 谓之诗，谓之乐府，谓之词，谓之曲，皆断截时代，勉强定之之辞。文学史家所定，所以别时代也；文学论家所定，所以别体裁也；实则诗歌只是一种。其属于音乐之部分，名曰谱，所以定高低节奏也，即今之工尺是也；其属于文辞之部分，古人名之曰诗，后人名之曰词曲也。三百篇皆合乐，本是乐歌，谓之诗可，谓之词曲乐府皆无不可。但到秦汉，周乐已亡，汉初别立乐府，采可歌之曲而歌之，皆赵、代、秦、楚之讴，非古乐也。郊祀歌、铙歌，实皆合乐之诗，而当时及后世不称诗而曰乐府者，因此时三百篇已不可歌，诗已成不能歌而但可讽诵之篇章之名。风雅之士，如韦孟作《讽谏诗》，是则追摹昔贤，但备讽诵，非关音乐。此时可歌之诗，皆别称歌、行、曲、辞，统名乐府矣。迄于东晋、宋、齐，迁国江左，汉魏之音又亡，南国之新声竞起，此时之歌曲，如《子夜歌》《懊侬曲》《襄阳乐》《估客乐》《乌栖曲》。曰曲、曰歌、曰乐，都不名诗，示皆可歌者也。虽其音节、句法、情调、内容，已与汉魏迥异，但后世亦名乐府，不置新名，文学史家因称之曰南朝新乐府。此时南朝风雅之士，有学汉魏之乐府体而但备吟咏，不施箫管者，实皆诗篇也，但亦蒙乐府之名。故至南朝，其称乐府者，亦有一半不可歌矣。至于唐代，则有乐府称大曲者，往往有谱无词，其有词者，皆真正可歌之乐府也。科举以诗取士。诗者，文士所必学，所必能。但无论为古风雅颂，为汉魏六朝，皆逞才拟古，但见词采，不关音乐，但备讽咏，不关琵琶鼓笛。无论名为歌行、词曲，皆可作如是观。即李白、王维诗，亦多半不曾唱过。李白之诗篇入乐，明白见于史策者，曰《清平调》数章，王维但《渭城》一曲。其余如绝句可歌，见诸旗亭故事，元白之诗传唱宫禁，如此，则唐人之诗有可歌者，有不可歌者，浑称诗词乐曲、乐府歌行也。 词起于中晚唐，李白《忆秦娥》《菩萨蛮》二阕，学者致疑。《菩萨蛮》者，《杜阳杂编》云：大中（宣宗年号）初女蛮国贡双龙犀明霞锦，其国人危髻金冠，缨络被体，故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歌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效其词。《南部新书》亦载此事;又《北梦琐言》云，宣宗爱唱菩萨蛮词，令狐丞相假飞卿所撰密进之，戒以勿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菩萨曲即起于宣宗时。《宋史·乐志》载，宋队舞有菩萨蛮队，舞者衣绯生色窄（一作穿）砌衣，卷云冠（陈晹《乐书》绯生色作绛缯）。中唐人作小曲者，有张志和《渔歌子》，戴叔伦《转应曲》，刘禹锡《忆江南》《潇湘神》，白居易《花非花》《长相思》《忆江南》，或从五七六言脱胎而出，或采民间小曲，此为长短句之开始，亦即词之祖也。 朱熹云：“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怕失了那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语类》百四十）此说非也。南朝乐府，已有三五言句法，懊侬曲、读曲歌等皆是，此即长短句，并非中唐人填实了泛声。唐人以律绝为歌曲，唱时情形，今已不明，或和泛声。又如上去等字，必不止一音，如今工尺谱，遇上去字必用二三音谱之，是朱子误认作泛声耳。迄于宋代，歌曲之谱已完全适合长短句法，故五七言绝句，如要歌唱，必添泛声。《苕溪渔隐》云：唐初歌词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自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及本朝，则尽为此体，今所存者，止《瑞鹧鸪》《小秦王》二阕，是七言八句诗并七言绝句而已。《瑞鹧鸪》犹依字可歌，若《小秦王》必须杂以虚声乃可歌耳。其词曰：“碧山影里小红旗，侬是江南踏浪儿，拍手欲嘲山简醉，齐声争唱浪婆词。西兴渡口帆初落，渔浦山头日未欹，侬送潮回歌底曲，樽前还唱使君诗。”此《瑞鹧鸪》也。“济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龙山马足轻。使君莫忘霅溪女，时作阳关肠断声。”此《小秦王》也。皆东坡所作。（转录《词苑丛谈》卷一）朱子见南宋时歌七言诗必须杂以虚声，故发此论耳。 中晚唐、五代词，皆是乐府，皆可歌。《南唐书》记元宗尝作《浣溪沙》二阕，付王感化歌之。即“菡萏香消翠叶残”，“手卷真珠上玉钩”是也。直至五代，盛行者皆为小令。至北宋柳耆卿辈变旧声而为新声，音律以繁，中长调起，此时对花间诸曲，锡以小令之名矣。至徽宗时，立大晟府，凡词皆可定谱。《词苑丛谈》卷一云，政和中一中贵人使越州回，得词于古碑阴，无名无谱，不知何人作也，录以进御，命大晟府填腔。因词中语，赐名《鱼游春水》。词云：“秦楼东风里，燕子还来寻旧垒。余寒犹峭，红日薄侵罗绮。嫩草方抽碧玉茵，媚柳轻拂黄金缕。莺啭上林，鱼游春水。几曲阑干遍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应怪归迟，梅妆泪洗，凤箫声绝沉孤雁，望断清波无双鲤。云山万重，寸心千里。” 晚唐诗有近词者，如韩偓《玉合》诗云：“罗囊绣，两凤凰；玉合雕，双；中有兰膏渍红豆，每回拈著长相忆。长相忆，经几春；人怅望，香氤氲；开缄不见新书迹，带粉犹残旧泪痕。”又《金陵诗》云：“风雨萧萧，石头城下木兰桡。烟月迢迢，金陵渡口去来潮。自古风流皆暗销，才鬼妖魂谁与招。彩笺丽句徒已矣，罗袜金莲何寂寥。”但不能即谓之词。一、不付歌唱，且本无歌调也；二、无后人拟作，未成为一种词体。 晚唐薛能《舞者》诗：“绿毛钗动小相思，一唱南轩日午时。慢靸轻裾行欲近，待调诸曲起来迟。筵停匕箸无非听，吻带宫商尽是词。为问倾城年几许，更胜琼树是琼枝。”此言当时舞女所唱之曲，亦名词也。 （《文学遗产》一八三期，一九五七年） 词曲探源续录[1] 薛能柳枝词 薛能又有《折杨柳十首》，序云：“此曲盛传，为词者甚众，文人才子各炫其能，莫不‘条似舞腰，叶如眉翠’，出口皆然，颇为陈熟。能专于诗律，不爱随人。搜难抉新，誓脱常态，虽欲弗伐，知音其舍诸。”诗云，“华清高树出离宫，南陌柔条带暖风。谁见轻阴是良夜，瀑泉声畔月明中”；“洛杨晴影覆江船，羌笛秋声湿塞烟。闲想习池公宴罢，水蒲风絮夕阳天”；“嫩绿轻悬似缀旒，路人遥见隔宫楼。谁能更近丹墀种，解播皇风入九州”；“暖风晴日断浮埃，废路新条发钓台。处处轻阴可惆怅，后人攀处古人栽”；“潭上江边袅袅垂，日高风静絮相随。青楼一树无人见，正是女郎眠觉时”；“汴水高悬百万条，风清两岸一时摇。隋家力尽虚栽得，无限春风属圣朝”；“和风烟树九重城，夹路春阴十万营。惟向边头不堪望，一株憔悴少人行”；“窗外齐垂旭日初，楼边轻暖好风徐。游人莫道栽无益，桃李清阴却不如”；“众木犹寒独早青，御沟桥畔曲江亭。陶家旧日应如此，一院春条绿绕厅”；“帐偃缨垂细复繁，令人心想石家园。风条月影皆堪重，何事侯门爱树萱”。 薛能又有《柳枝四首》，又有《柳枝词五首》。《柳枝词》序云：“乾符五年，许州刺史薛能于郡阁与幕中酣饮醅酎，因令部伎少女作《杨柳枝》健舞，复歌其词。无可听者，自以五绝为杨柳新声。”“朝阳晴照绿杨烟，一别通波十七年。应有旧枝无处觅，万枝风里卓旌旃”；“晴垂芳态吐牙新，雨摆轻条湿面春。别有出墙高数尺，不知摇动是何人”；“暖梳簪朵事登楼，因挂垂杨立地愁。牵断绿丝攀不得，半空悬着玉搔头”；“西园高树后庭根，处处寻芳有折痕。终忆旧游桃叶舍，一株斜映竹篱门”；“刘白苏台总近时，当初章句是谁推。纤腰舞尽春杨柳，未有侬家一首诗”。（自注：刘白二尚书继为苏州刺史，皆赋杨柳枝词，世多传唱。虽有才语，但文字太僻，宫商不高如可者岂斯人徒欤！洋洋乎唐风，其令虚爱。） 裴俚词 裴，闻喜人，晋公度之从子。官历职方郎中、太子中允。《全唐诗》录诗五首，皆俚词，殆录自小说也。《南歌子词三首》云，“不是厨中丳，争知里心。井边银钏落，展转恨还深”；“不信长相忆，抬头问取天。风吹荷叶动，无夜不摇莲”；“簳蜡为红烛，情知不自由。细丝斜结网，争奈眼相钩”。《新添声杨柳枝词》云，“思量大是恶姻缘，只得相看不得怜。愿作琵琶槽那畔，得他长抱在胸前”；“独房莲子没人看，偷折莲时命也拼。若有所由来借问，但道偷莲是下官”。虽俚谐有吴歌味。 西塞山 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西塞山”论者不一。或谓在湖州，或谓在武昌。余谓言湖州者是也。皮日休有《西塞山泊渔家》诗云：“白纶巾下发如丝，静倚枫根坐钓矶。中妇桑村挑叶去，小儿沙市买蓑归。雨来莼菜流船滑，春后鲈鱼坠钓肥。西塞山前终日客，隔波相羡尽依依。”云莼菜、鲈鱼，总之不离太湖边也。 缠头 杨汝士《贺筵占赠营妓》（《全唐诗》本原注云，“《北里志》：汝士镇东川，其子知温及第，开家宴相贺。营妓咸集，命人与红绫一匹”。）诗云：“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国将军又不贫。一曲高歌红（一作绫）一匹，两头娘子谢夫人。”一曲赏一绫，即所谓“缠头”也。僧唱佛事亦得缠头。向觉明《唐宋俗讲考》谓僧唱〔红绫〕等曲子，非也。此亦缠头之类，或为人唱寿被、寿鞋耳。 词作妇人语 “晏叔原见蒲传正云，先公平日小词虽多，未尝作妇人语。传正曰：‘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岂非妇人语乎？晏曰：公谓‘年少’为何语？传正曰，岂不谓其所欢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晓乐天诗两句云‘欲留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传正笑而悟。”（《词苑丛谈》卷三） 按：此可证当时作词必须作妇人语也。北宋犹然，况晚唐五代耶！温、韦、李氏父子词多半宫词、酒令、闺怨体，其有寄慨者偶然也。 宋人以词为乐府 宋人以词为乐府，而古乐府曰诗。此因惟词可歌，而古乐府皆已不可歌也。王灼云：“士大夫又分诗与乐府作两科。古诗或名曰乐府，谓诗之可歌也，故乐府中有歌、有谣、有吟、有引、有行、有曲。今人于古乐府，特指为诗之流，而以词就音，始名乐府，非古也。”（《碧鸡漫志》卷一） 按：当时宋人之词尚未明定为“词”，亦曰“乐府”。 选词以配乐 元稹《乐府古题序》云：“（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皆属事而作，虽题号不同，而悉谓之为诗可也。后之审乐者，往往采取其词，度为歌曲。盖选词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词也。”元稹，唐人，所见甚是。 王灼曰：“元微之序《乐府古题》云，（操、引、谣、讴、歌、曲、词、调）八名起于郊祭、军宾、吉凶、苦乐之际。在音声者，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长短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而又别其在琴瑟者为操、引；采民甿者为讴、谣；备曲度者，总谓之歌、曲、词、调。斯皆由乐以定词，非选词以配乐也。（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九名皆属事而作，虽题号不同，而悉谓之为诗可也。后之审乐者，往往取其词，度为歌曲，盖选词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词也。微之分诗与乐府作两科。固不知事始，又不知后世俗变。凡十七名皆诗也。诗即可歌，可被之管弦也。元以八名者近乐府，故谓由乐以定词；九名者本诸诗，故谓选词以配乐。今《乐府古题》具在，当时或由乐定词，或选词配乐，初无常法，习俗之变，安能齐一？” 按：唐诗之付歌曲者，亦多选词以配乐者也。 北宋词之体制 王灼云：“万俟雅言初自集分两体，曰‘雅词’、曰‘侧艳’，目之曰‘胜萱丽藻’。后召试入宫，以侧艳体无赖太甚，削去之。再编成集分五体，曰‘应制’、曰‘风月脂粉’、曰‘雪月风花’、曰‘脂粉才情’、曰‘杂类’。周美成目之曰‘大声’。”此可见北宋词之体制焉。 诗词无一定界限 温飞卿《春晓曲》“油壁”“流苏”之篇，《花间集》不收，而《草堂》载之，知诗与词无一定界限也。 田曹小令 王灼曰：“今有过钧容班教坊者，问曰：‘某宜何歌？’必曰：‘汝宜唱田中行、曹元宠小令’。” 按：田、曹小令，当时通行俚俗之曲，今皆不传。 按：《漫志》卷二云，田中行极能写人意中事，杂以鄙俚，曲尽要妙，当在万俟雅言之右，然庄语辄不佳。尝执一扇，书句其上云“玉蝴蝶恋花心动”，语人曰，此联三曲名也。（北里间横行者也） 又按：《漫志》卷二云，政和间，曹组元宠每出长短句，脍炙人口，作《红窗迥》及杂曲数首，解闻者绝倒，滑稽无赖之魁也。 “有厚入无间” 蒋敦复论词有“有厚入无间”之语，以为独得不传之秘。其词话王韬序之。敦复，宝山人，字纯甫，号剑人。主南唐北宋者。 晁无咎论词 晁无咎论词有云：“晏元献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罢桃花扇影风’。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无咎，北宋人，而误以小山词为珠玉词。又，“杨柳楼心”往往亦作“杨叶楼心”。又，晁氏论词见《复斋漫录》，颇可疑。 小令侑酒 晏叔原《鹧鸪天》：“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 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宫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云“小令尊前”，盖当时所谓小令皆所以侑酒者耳。 东坡非不能歌 陆游云，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 东坡未尝不学柳七 东坡虽鄙柳七，但未尝不学之也。《碧鸡漫志》云：“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庸笑也。”又东坡与鲜于子骏书云：“近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成一家。”（此意得自宛敏灏） “多情应笑我” 东坡词“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多情”必指当时同游之声伎而言。柳耆卿《玉女摇仙佩》：“拟把名花比，恐旁人笑我、误何容易。细思算，奇葩艳卉惟是、深红浅白而已，争如这多情占得、人间千娇百媚。”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雄姿英发，今日白发红颜，亦不妨老学风流也。 唐宋度曲亦多用笛 宋翔凤《乐府余论》云：“北宋所作多筝琶，故啴缓繁促而易流，南渡以后，半归琴笛，故涤荡沉渺而不杂。” 按：自唐至宋，度曲亦多用笛，例证多不胜举。北宋熙宁间，秘书监刘几字伯寿最好音乐。乐工花日新颇能为新声，时与之游。《后山谈丛》云：“秘书监刘几好音，与国工花日新游。其弟卫卿谏不用，乃戒门下勿通。监约鸣管以自通。卿又使他工横吹于门以误之，数奏而不出。卿告之，监曰，非也。语次而工至，横管一鸣，监笑曰，此是也。乃走出。”足见其时横管已为最主要之乐器，乐工挟以自随者也。 营妓 唐宋人屡言营妓，或言营籍妓。《全唐诗》卷二十八（石印本）引抒情诗云：歙州刺史李曜罢歙州，与吴圆交代，有酒录事名媚川，明慧，曜颇留意，托圆令存，有诗云：“经年理郡少欢娱，为习干戈间饮徒。今日临行尽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吴圆答诗云：“曳履优容日日欢，须言达德倍汍澜。韶光今已输先手，领得嫔珠掌上看。”注云，韶光，营籍妓名。 苏幕遮 〔苏幕遮〕源于公孙大娘浑脱舞。吕元泰上书：比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戎服，名曰“苏幕遮”。（参考杜甫、李白诗注及《历代诗话》） 霓裳散序 白居易《池上篇》自序：“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奏〔霓裳散序〕。”名“散序”，殆北宋慢词之滥觞欤。 （据笔记摘抄并加大小标题） “词曲选”引言 关于词学 词学包括： 一、词史 此为文学史或诗歌史之一部分。论词之起源。或者追溯到南朝乐府，如梁武帝《江南弄》、沈约《六忆诗》等，取其长短句并且有一定的格式者。但真正的词起于唐代。尤其是中唐以后。乃是唐代教坊的小曲。其目见于崔令钦《教坊记》者也很详备了。唐代韵文，主要是诗赋，尤其是诗最发达。但也是到了唐代，诗和乐府分家得很远。南北朝时，诗篇以入乐者为多，或虽不入乐而用乐府题目或内容者多。到了唐代，诗乐分途，玄宗以后，乐府诗更少，杜、韩一派以文为诗。其时诗惟五七言绝句入乐（也有律诗偶尔入乐者），古诗全不入乐。其时民间小曲，边疆乐歌侵入，教坊歌伎习唱，随时有新声加入，汇流而称为小曲。其文词被于歌曲者，即名为词。《全唐诗》附有词一册。至于两宋，词为最盛。并且有长调兴起。凡两宋时代之歌曲，几全用长短句，故称为词。词的名称，在唐宋时尚不确定，或称乐府，或称小曲，或称大曲，或称歌。到了后来，以“乐府”称汉魏以来迄于唐之歌曲，以元明以后之新声歌曲称为“曲”，于是专以唐代新声及两宋歌曲称为“词”。实则词只是文辞的意义，其音乐部分，整个东西应该称为歌曲也。可惜词到了元以后也不能歌唱了，只有文词方面供后人欣赏及拟作。所以“词”是文学史上的名称，是中国文学中的一门，也是中国诗的一门。词又称为诗余，这是不很科学的。有人认为词从诗体中变出，此说不可靠。诗变不出词。诗的本身从乐府来，词也从乐府来，他们共同的来源都是民间的歌曲。乐曲、俚调、外国乐歌、边疆乐歌。不过从汉魏晋南北朝乐府出来的成为古诗或近体诗，从唐宋乐府出来的成为词。 词史的书参考各本文学史的词及唐宋一段文学史。专书有刘毓盘的《词史》、王易《词曲史》等。 二、词律 词称诗余，大概会做诗的人，以余力填词，也有专成词家的。词和诗不同，在于格律。不但有长短句的格式，并且格律很严，平仄四声，都有讲究，因为原先是入乐的，后来虽未必付歌唱，却要合律以求工。词谱书如《白香词谱》，便于初学。万树《词律》最为详备。还有专研究清真词律等类书。在词学里面，也有研究乐律宫调问题的。 三、词集 总集有《花间集》《尊前集》《草堂诗余》等。别集宋元以后有千家之多，主要有《彊村丛书》《宋六十名家词》《全宋词》等。元明清人词集，汇刻的丛书较少，因不太重要之故。今敦煌所出词，也有人收集。 四、词的批评 有徐《词苑丛谈》、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王静安《人间词话》等，《词话丛编》收集不少。另有吴梅《词学概论》。 五、词的掌故 例如张宗棣《词林纪事》之类。 普通学生习读，偏于欣赏方面。选本：（1）张惠言《词选》；（2）《艺蘅馆词选》（梁令娴）（中华版）；（3）《唐宋名家词选》（龙沐勋）（开明版）；（4）刘麟生《词絜》。这些都可用。另有俞平伯《读词偶得》、浦江清《词的讲解》（《国文月刊》）。 词 词是唐代的小曲。唐代大曲，都用诗体，如〔甘州词〕〔凉州词〕等均用五七绝。虽然也可称词，但后来词专指长短句而言，则出于唐代的小曲。 唐代大曲小曲见于崔令钦《教坊记》者共有三百二十四曲名，内中大曲数目甚少，小曲有二百七十八曲。其性质不能尽知，中间也恐有只是乐曲不配合诗词者。但后世著名的词牌有〔抛球乐〕〔清平乐〕〔浣溪沙〕〔浪淘沙〕〔望江南〕〔河渎神〕〔醉花阴〕〔归国谣〕〔定风波〕〔木兰花〕〔菩萨蛮〕〔临江仙〕〔虞美人〕〔凤归云〕〔感庭秋〕〔荷叶杯〕〔西江月〕〔拜新月〕〔鹊踏枝〕〔曲玉管〕〔倾杯乐〕〔谒金门〕〔巫山一段云〕〔相见欢〕〔苏幕遮〕〔诉衷情〕〔洞仙歌〕〔梦江南〕〔三台〕〔醉公子〕〔拂霓裳〕〔兰陵王〕〔南歌子〕〔酒泉子〕等。 此类小曲，从其名称看，有边疆乐曲，如〔甘州子〕〔镇西乐〕〔柘枝引〕〔苏幕遮〕〔胡渭州〕〔西河狮子〕〔西河剑器〕〔定西番〕〔菩萨蛮〕等。有外国音乐，如〔赞普子〕〔穆护子〕〔南天竺〕〔女王国〕等。其出于中原民间的，如〔杨柳枝〕（洛下新声，此却是七言诗体，但亦在《教坊记》小曲内）〔临江仙〕〔虞美人〕〔南歌子〕〔南乡子〕等。题材为庆祝者，如〔还京乐〕〔贺圣朝〕〔千秋乐〕〔破南蛮〕等。闺情者如〔想夫怜〕〔恨无媒〕〔长相思〕〔柳青娘〕〔玉搔头〕〔宫人怨〕〔灯下见〕〔相见欢〕等。为节令者如〔泛龙舟〕〔七夕子〕〔上元子〕等。佛曲者如〔毗沙子〕〔多利子〕〔菩萨蛮〕（？）〔望月波罗门〕等。而且大半是舞曲，其知为舞曲者，如〔剑器子〕〔破阵子〕〔狮子〕〔带竿子〕〔西河狮子〕〔西河剑器〕等。如〔柘枝引〕必与柘枝舞有关，〔缭踏歌〕必是踏歌。〔后庭花〕〔拂霓裳〕等亦必是舞曲。至于此类小曲。歌唱者主要当为女伎，如教坊伎、官伎。士大夫民众，亦多习之以为娱乐。演奏地点为宫苑、宫廷、王府、贵人之家、旗亭、驿站以及一切宴席。长安、洛阳、扬州、金陵几个都会。此类小曲后来称为小令。单支，或有双调。均非慢词，虽有较长者，亦非慢词也。 此种情形如今日各地民间歌曲《四季相思》《孟姜女》，及边疆民歌如新疆民歌《沙里红巴哀》以及《蒙古牧歌》之类。唐代为胡汉东西南北歌曲之大汇合。 词有专集，据说是从温庭筠开始，有《握兰》《金荃》两集，今佚。而选集以五代赵崇祚《花间集》为最古。黄升《花庵词选》案语中尚引到唐吕鹏《遏云集》，今佚。（见《词林纪事》李白条下） 《花间集》录皇甫松《采莲子》两首云：“菡萏香连十顷陂（举棹），小姑贪戏采莲迟（年少）。晚来弄水船头湿（举棹），更脱红裙裹鸭儿（年少）。”“船动湖光滟滟秋（举棹），贪看年少信船流（年少）。无端隔水抛莲子（举棹），遥被人知半日羞（年少）。”此以“举棹”及“年少”作为和声，十足民歌风味，颇有天趣。乃文人拟民间歌曲之作也。〔采莲子〕或者也是舞曲，作采莲舞时歌之。 凡词流传至今皆文人精美之作。真正民间流传之俚曲，以不被人所重，淘汰尽矣。惟敦煌所出词，保存一部分。 康熙间万树（红友）《词律》中有异名而同调者，亦有同名而异调者，据《词律拾遗》之作者徐本立诚庵云：“《词律》凡六百六十调，一千一百八十余体。今补一百六十五调，为体一百七十九，暨补体三百十六，都凡四百九十五体。合之原书共八百二十五调，一千六百七十余体。”当然尚有遗漏。 曲 所谓“曲”： 《国语·周》上：“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韦昭注云：曲，乐曲也。 《说文》：“曲，象器曲受物之形。”，段注：象圜其中受物之形。 《广雅·释诂》：“曲，折也。” 《礼记·乐记》：“歌者上如抗，下如队（坠）；曲如折，止如槁木。” 许之衡云：古之歌即曲也，《尔雅》曰：“声比于琴瑟曰歌，独歌曰谣。”独歌谓无丝竹和之，声比于琴瑟，则应弦合节，一如今之唱曲矣。 《文选》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段注《说文》：凡委曲之称，不直曰曲。《诗》曰“予发曲局”，又曰“乱我心曲”，《笺》云：心曲，心之委曲也。又乐章为曲，谓音宛曲而成章也。 《诗经·魏风·园有桃》：“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毛传》：“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韩诗》：“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按，曲合乐者，合于乐器也。《诗经·大雅·行苇》：“或歌或咢。”《毛传》：“歌者，比于琴瑟也，徒击鼓曰咢。”按：即曲合乐曰歌也。 而“诗”则所指不同。《诗经·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谓作为此歌之词也。故诗词皆指文章而言，歌曲皆指合乐而言。 词曲之相同点： （1）皆为乐府歌曲。教坊伎伶所习。曲调之来源，或为民间，或为外来，或出乐工所制造。 （2）均有宫调，均有牌子。牌子同者，体制相同。 （3）唐宋时代，称词为曲，如晁无咎评东坡词是曲子中缚不住者，又姜白石词称《白石道人歌曲》。而元明人称曲亦谓词。元明之间人所作《菉斐轩词韵》实为北曲而设。又李玄玉（一笠庵）《北词广正谱》、沈自晋《南词新谱》、吕士雄《南词定律》、吴梅之《南北词简谱》，皆曲律之书也。 （4）词称诗余，曲亦词余。 （5）有些牌子，词曲相同，如北曲之〔干荷叶〕。南曲之〔虞美人〕〔遏金门〕〔一剪梅〕等。《董西厢诸宫调》以及南曲散曲套数中同宋词体制者不少。 （6）词有犯调，曲也有集曲。犯调如〔玲珑四犯〕〔凄凉犯〕〔六丑〕等。集曲则南曲最多，北曲有带过曲。 词曲相异者： （1）兴盛之时代不同。词盛于晚唐五代两宋，曲盛于元明清。 （2）词贵婉约，曲贵奔放。 （3）词中多比兴，曲主直叙。 （4）词文章内容婉曲，而声调简单。曲则北曲繁音促节，南曲冗曼细腻，曲折愈多。 （5）词有双叠、三叠、四叠者，曲则小令几乎都是单支。 （6）词是一曲，曲则可联成套数。词之大曲虽也联成一套，但中间的遍是重复的，或者两体相缠间的。曲之套数取宫调相同之曲牌数个合成，都不重复。 （7）词不大有衬字，曲则剧曲中衬字最多。 （8）词韵曲韵不同，词平入独押，上去合用。曲则入声派入三声，又可四声通押。同时南曲中又严到阴阳上去，都有讲究。 词境、曲境之不同： 词境：意境，静境，画境。 曲境：人情，动境，戏剧性。 如关汉卿〔双调〕《大德歌》：“风飘飘，雨潇潇，便做陈抟睡不着。懊恼伤怀抱，扑簌簌泪点抛。秋蝉儿噪罢寒蛩儿叫，淅零零细雨打芭蕉。”可与温庭筠《更漏子》“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李清照《声声慢》“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冯延巳《归国谣》“何处笛。终夜梦魂情脉脉，竹风檐雨寒窗滴”相比。 又如马致远〔越调·天净沙〕《秋思》，周德清谓为“秋思之祖”。《曲藻》：“通首是景中的雅语。”王国维《人间词话》：“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有元一代词家，皆不能办此也。”《宋元戏曲史》以此为“元曲小令之表率”。任讷则谓此曲凝重犹近诗余。“此词前三句以九事设境，全属静词，末二句亦是含蓄幽渺之趣，词境多而曲境少。”（《作词十法疏证》） （据讲稿整理并加标题） 元代的散曲 元曲兼指剧曲和散曲，剧曲属戏剧，散曲则是词以后兴起的诗歌新样式。南宋后期，词日趋衰落，随着金元俗曲的增多和元人歌曲的普遍，原本产自民间的文艺形式由于文人的参与创制而兴盛起来，元人自称其为“乐府”，后世将其名为“散曲”。 散曲分小令与套数两种形式。单支者名为小令。同一个宫调组织许多曲子成为一套的名为套数，亦名散套，这是相对于戏曲中应用的剧套而言。 散曲只是清唱的，配合音乐的。无科白，无搬演。以抒情为主，间或亦可叙事。 散曲有许多不同的曲牌名。如〔折桂令〕〔四块玉〕 〔天净沙〕〔沉醉东风〕〔水仙子〕等。此类曲调是金元时代流行的歌曲。性质与宋词相同，不过词是唐宋时期流行的歌曲，到了金元时代有俗曲起来，词已变为高雅的东西，不大流行歌唱了。 曲中的小令与词中的小令是有别的。曲的小令只有单支，词中小令往往有上下两叠。词中有慢词、长调，曲的小令都是短小的，无慢词。但有将同一宫调的两支曲调连唱的，称“带过曲”，它介于小令与散套之间。 曲的套数，相当于词的赚词、大曲。 词可以用同一词牌，连作数首。如温飞卿有《菩萨蛮》十四章。曲的小令亦然，可以单作一首，亦可连作若干篇。如白仁甫有〔驻马听〕四首，分咏吹、弹、歌、舞。又如关汉卿有〔一半儿〕《题情》数首，皆咏闺情。 套数可长可短。短者如杨西庵〔仙吕·赏花时〕套只有〔赏花时〕〔胜葫芦〕〔赚尾〕三曲，咏秋景。长者如刘时中（刘致）〔正宫·端正好〕《上高监司》二套，前套十五曲，后套三十四曲。 散曲中的套数有同于剧曲中的，如〔正宫·端正好〕套等。也有剧曲中不用的，如马致远〔双调·夜行船〕《秋兴》，所用曲有在剧曲中不见的。睢景臣《高祖还乡》套，开始用〔哨遍〕，此曲为剧曲中所不用。而其后之〔耍孩儿〕及五个煞尾，则剧曲中亦用。 散曲的题材也很广泛。主要是闺情、写景、咏物、咏怀、题赠、送别、登临山水、怀古等。凡诗词中题目皆可用散曲表达。因为结合俗语，有滑稽打趣的，比之诗词更为新鲜生动。如马致远的〔般涉调·耍孩儿〕《借马》。 散曲是风流潇洒的，反正统思想。绝对没有酸腐的正统的儒家思想，反之以道家的出世为多。多名士作风。 散曲以抒情为主，亦有咏传奇故事的，如《摘翠百咏小春秋》，用一百支〔小桃红〕咏西厢故事。 元人散曲都是北曲，惟亦有少数南北合套，以北曲与南曲相间成套。 元代流行的俗曲，无名氏所作的保存下来不多，现存散曲选本中的主要是名家之作，散曲的选本有： 1.《阳春白雪》十卷，元杨朝英（澹斋）选（《散曲丛刊》本）。 2.《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九卷，元杨朝英选（《四部丛刊》本）。 3.《乐府群玉》五卷，疑元末胡存善编，专选小令 （《散曲丛刊》本）。 4.《乐府群珠》四卷，明无名氏辑（疑胡存善原编，后人有所补益），卢前校，选元明人小令（1955年商务印书馆本）。 元散曲作家： 散曲作家有地位官职高的，如刘秉忠官至太保，杨果（西庵）官参政，卢挚（疏斋）官江东道廉访使，姚燧（牧庵）官翰林学士承旨等；有少数民族的，如康里人不忽木 （官平章政事），蒙族人阿鲁威，畏吾儿（维吾尔）人贯云石（酸斋）等。其中刘、杨、姚所作不多，而卢、贯为散曲重要作家。 剧作家关、王、白、马、郑、乔都有散曲，兼散曲作家。其中马致远、乔吉所作尤多，为散曲大家。 专作散曲的名家有卢挚、马昂夫（号九皋，即薛昂夫，回鹘人）、张养浩（1269—1329，山东济南人）、贯云石（1286—1324，号酸斋，畏吾儿人）、徐再思（号甜斋）、刘致（字时中），而以张可久（小山）所作最多，与乔吉齐名，并称乔张。张小山的散曲，典雅化，同于诗词的作风。 散曲的代表作品： 小令：如刘秉忠〔干荷叶〕，杨果〔小桃红〕《咏采莲》，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一云无名氏作），关汉卿〔四块玉〕《别情》，白贲（字无咎）〔黑漆弩〕（一名〔鹦鹉曲〕）《渔父》（冯子振有和作），白仁甫〔驻马听〕（吹弹歌舞）四首、 〔寄生草〕《饮》等。 套数： 马致远《秋兴》（〔夜行船〕）《借马》（〔耍孩儿〕）； 贯云石《西湖游赏》（《北粉蝶儿》）合南曲，南北合套）； 张可久《湖上晚归》（〔一枝花〕）； 刘时中《上高监司》（〔端正好〕）（极长）； 睢景臣《高祖还乡》（〔哨遍〕）。 以上作品见《阳春白雪》《乐府群玉》《太平乐府》诸书，及周德清《中原音韵·作词十法》所举的典范作品。 下举几例： 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此曲多云无名氏作，《尧山堂外纪》归马致远。《中原音韵》评此为“《秋思》之祖”，王国维评此“纯是天籁，仿佛唐人绝句”，历来推此为小令表率，任二北嫌其静字太多，尚非曲之至者。 白朴〔寄生草〕《饮》： 长醉后方何碍？不醒时有甚思？糟腌两个功名字，醅渰千古兴亡事，曲埋万丈虹霓志。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 此词周德清《中原音韵》取在定格四十首之首列，评曰：“命意、造语、下字，俱好。”任讷谓：近人论散曲推马致远〔天净沙〕一首为表率，“实则用意平常，选语凝重，绝少疏放之致，尚不足以表见元曲大部分之精神。周氏于定格四十首中，首标此词，按其气韵格律，则恰可为元曲令词之表率焉。”（任讷《作词十法疏证》） 白无咎〔黑漆弩〕： 侬家鹦鹉洲边住，是一个不识字渔父。浪花中一叶扁舟，睡煞江南烟雨。 觉来时满眼青山暮，抖擞着绿蓑归去。算从前错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处。 此曲《阳春白雪》作无名氏。冯子振（海粟）有和韵三十九首，其序谓此曲白无咎作，今姑从之。此曲传唱一时，士大夫以为难和，如“父”字韵，“甚”字必要去声，“我”字必要上声，音律始谐，不然不可歌。冯海粟和之三十余章，可谓灏烂矣。 马致远《秋兴》（一作《秋思》）（散套）： 〔双调·夜行船〕百岁光阴一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今日春来，明朝花谢，急罚盏夜阑灯灭。 〔乔木查〕想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么渔樵没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 〔庆宣和〕投至狐踪与兔穴，多少豪杰。鼎足虽坚半腰里折，魏耶？晋耶？ 〔落梅风〕天教你富，莫太奢，不多时好天良夜。富家儿更做道你心似铁，空辜负了锦堂风月。 〔风入松〕眼前红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车。不争镜里添白雪，上床与鞋履相别。休笑鸠巢计拙，葫芦提一向装呆。 〔拨不断〕利名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更那堪竹篱茅舍。 〔离亭宴煞〕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蚊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穰穰蝇争血。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时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分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人问我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 此套数第一曲总说，第二曲咏帝王，第三曲咏豪杰，第四曲咏富人，第五曲以下写自己处世，接近自然。《中原音韵》评此曲云：“此方是乐府，不重韵，无衬字，韵险，语俊。谚云：‘百中无一。’余曰：‘万中无一。’”吴梅云：“马致远小令以〔天净沙〕为最，纯是天籁，仿佛唐人绝句。《秋思》一套直似长歌矣。且通篇无重韵，尤较作诗为难。” （据文学史讲稿整理） 评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 《中国诗史》上中下三卷 陆侃如 冯沅君合著 大江书铺印行 三卷合价五元 陆侃如、冯沅君两先生所合著的《中国诗史》，共分三卷：上卷从中国诗的起源论到汉代及汉以后的乐府；中卷从曹植论到杜甫，包括了魏晋南北朝隋唐诗歌的全部；下卷从李后主论到元明清的散曲，撇开了中国狭义的所谓“诗”，而讨论近代的“词”和“曲”。上卷的出版在一年以前，而下卷是新近方始出版的。 名为“诗史”，何以叙述到词和曲呢？原来陆、冯两先生所用的这个“诗”字，显然不是个中国字，而是西洋Poetry这一个字的对译。我们中国有“诗”“赋”“词”“曲”那些不同的玩意儿，而在西洋却囫囵地只有Poetry一个字；这个字实在很难译，说它是“韵文”吧，说“拜伦的韵文”，“雪莱的韵文”，似乎不甚顺口，而且西洋诗倒有一半是无韵的，“韵”，曾经被弥尔顿骂做野蛮时期的东西。没有法子，只能用“诗”或“诗歌”去译它。无意识地，我们便扩大了“诗”的概念。所以渗透了印度欧罗巴系思想的现代学者，就是讨论中国的文学，觉得非把“诗”“赋”“词”“曲”一起都打通了，不很舒服。陆、冯两先生把词和曲也认做诗是很自然的事。不过照这么办，第一，也得把“赋”合并在内。赋，从体裁上说，是有韵的；就是给读者的情绪，也近于诗，而远于奏议、论说、游记那一类的东西。而况“诗”（编者注：似为“赋”）是六义之一，楚骚的正流。枚乘的《七发》，脱胎于宋玉的《招魂》，开汉赋的法门，无疑是一篇创造的、伟大的作品；而《诗史》用千余言讨论《招魂》，竟无一字提及《七发》！作《子虚》《上林》的司马相如，无论如何是古代一大作家，但是倘使他没有帮汉武帝作《郊祀歌》，恐怕也连名字都不见于《诗史》了。 汉赋写山川人物，有点像方志、字书；用问答嘲讽，有点像纵横辩士；这些是不纯粹的地方。直到王粲的《登楼赋》方始踏进了抒情诗的领域。以后两晋南北朝的小赋，实在只是较长的诗，而且内容和形式比诗更丰富、更美。这些小赋夹杂用五言、七言、四言、六言，比整齐的五言诗有变化得多。陶渊明的《归去来辞》《闲情赋》，岂在《饮酒》《归田园居》之下；鲍照的《芜城》，梁元帝的《采莲》《荡妇秋思》，岂不比他们所作的乐府更好？《哀江南赋》是《离骚》以后第一篇大文字，如果略掉它而讲庾信，岂不等于不讲？作者在叙论南北朝作家时，特地避开赋，而专讨论乐府小诗，不能不说是去大就小。西洋诗通常较中国诗长，有许多竟是赋体，而中国如陶渊明的《闲情赋》，翻成洋文，实在是顶好的恋诗，可以放到济慈、海涅的集子里去的。 “赋”是中国古代的长诗，“弹词”是中国近代的长诗。所以，第二，《诗史》不应该把弹词摒弃。《天雨花》《再生缘》这一类的作品，诚然不能说是最高的文学，但卷帙之多，结构之大，对于民间小儿女影响之深，不容我们忽视。《诗史》下卷甚至于把“挂枝儿”“马头调”、绍兴歌谣、“打铁打家刀”等都介绍到了，何以反把比较整齐伟大的民间诗歌“弹词”“鼓词”一类的东西遗漏不讲呢？考弹词直接出于唐代的佛曲，以血统而论，她是近代两大文学戏曲和小说的祖姑。弹词、戏曲、小说三者同源，都出于“佛曲”或“变文”，是印度文学给我们的顶大的赐予，是东方文学史上的奇迹。弹词是东方的Romance Literature，是近代文学的源泉。它的散文的部分，变成口白，而拿曲牌或套数代替了整齐的七言诗，便具了戏曲的雏形。“诸宫调”“弹”“弦索”，还不是弹词和戏曲之间的东西？“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在高则诚没有作《琵琶记》之前，先有南宋的盲翁在弹唱蔡伯喈的故事了。把它的散文部分扩大，把它的诗的部分缩小，移到篇首作为“开篇诗”，或者插在中间，作“有诗为证”，便变成章回小说。我们看《唐三藏取经诗话》等类较古的小说里面插着这样多的诗，便可以悟出平话小说的来历。有许多人叹惜于中国没有伟大的史诗，觉得中国文学黯然无光。有人假定以为中国古代应该也有如希腊的《伊里亚特》《奥德赛》，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一类的东西，不过但凭口说，没有文字记载下来罢了。这是食西不化之论。中国古代没有史诗，正如中国古代没有悲剧一样，并不足怪。读如《九歌》那样华美的楚国祀神之曲，令人联想到希腊Dionysus庙里伴舞的合唱，何以中国不早产生戏曲，直到金元？原来文化上的东西，自创者少，靠各民族间相互传授贷借者多。印度的戏曲似乎是从希腊借来的，不然何以古代没有，亚历山大东征以后才有？欧洲古代没有小说，中世纪以后才有，是不是受印度、波斯、阿拉伯文学的影响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中国古代绝没有弹唱说书的人，非等到听见了西域人说佛经故事不可。可惜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民族早已到了开明时代，不能再产生初民文学“哀比克”式的东西了。不过有一部著作，在它的口讲流传有几百年之久以上，在它所叙的战争和英雄的故事确曾沁透了中国民族的灵魂上，很够得上中国史诗的资格的；这部书便是《三国志演义》。不幸这部书的最后写定，用了章回小说体，不用弹词体！不过我确曾见过一部《三国志鼓词》，系用蔡伯喈开场的，散文大概遵罗本，而加入了同样多的韵文，比《演义》卷帙增多一倍。词句干脆、灵活，当时读了，非常高兴，以为发现了一部中国的史诗。虽然这部书似乎是一人的私编，而北方民间所唱的《长坂坡》《华容道》等，并不与此书合，但总是《中国诗史》上的好材料。 第三，陆、冯两先生认定“曲”是元明清三朝的诗，所以《诗史》下卷论到关汉卿、马致远、白朴、梁辰鱼、沈璟这一辈人；但是却只采录了他们那些比较不重要的小令、散曲，而对于他们的成篇巨著，表现他们文学最高造诣的《窦娥冤》《汉宫秋》《梧桐雨》《浣纱记》《义侠记》《埋剑记》等，反绝笔不提。如果要扩充“诗”的范围到“散曲”，为什么不再扩充到“剧曲”？因为关马诸人当然因其杂剧传奇传世而伟大。明代最大曲家，恐怕要推汤显祖，但是因其不作散曲，名竟不见于《诗史》了。洪昇、孔尚任、李笠（编者注：疑脱“翁”字）亦然。戏剧当然与诗有别，可奈中国只有诗剧，别无话剧。萧伯纳自然不能写入英国诗史，可是哪里有一本英国诗史漏掉莎士比亚呢？例如脍炙人口的Courthope的英国诗史，论伊丽莎白朝的剧曲整整占其六卷中之一卷。我们不是说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材料，全可搬入诗史，不过在诗史里论杂剧传奇，应该另有一个论法。元明清的散曲，地位与唐诗、宋词不侔；在唐代，诗是惟一的乐府，宋则以词为惟一的乐府，金元以下的乐府，当然是组织更好的杂剧和传奇。散曲只是文人的消遣作，是杂剧传奇发达时期的副产品；是零吃，不是整桌的酒席，并不很堂皇，足以题做时代的名称的。 把“赋”“弹词”“剧曲”除外，所以陆、冯两先生没有写整部的中国诗史，只写了一部中国抒情诗史。 从另一点看，陆、冯两先生为什么把宋以后诗，置而不论，反大谈词曲呢？他们在《导论》里说明，他们接受王国维《人间词话》里的议论，以为“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所以宋以后只有词曲是新鲜的文学，古诗或律绝都是“劣作”，“用不到占宝贵的篇幅”。王氏的议论实本于焦循。在焦氏的《易余龠录》卷十五论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一节里，发挥得透彻无比。焦、王发现了中国文学演化的规律，替中国文学史立一个革命的见地。在提倡白话文学民间文学的今日，很容易被现代学者所接受，而认为惟一正确的中国文学史观了。所以最近所出的中国文学史一类书，都很取巧地把唐以后诗文，一概略而不讲，只论词曲小说。但是细细考察起来，焦、王两人都是在他人看不起词曲的时代而喜欢研究词曲的人，所以不能不发这种议论；他们不过想提高词曲的地位，并没有想一笔抹倒唐以后诗，只是议论稍为激烈一点罢了。而且他们在说这一类话的时候，是个批评家，不是历史家。历史家必得要忠实叙述过去的事情，不能成好恶于心，对于史料，任意选择。唐以后的诗，就令都是“劣作”，在一个作诗史的人，也不容一笔不提；而况有许多许多并不是“劣作”呢？ 《诗史》卷下虽然把苏轼标榜成一个时代的代表文人，但只说他的词，没有说他的诗。在无论哪个读者，就是作者自己，也总会想到足以代表苏轼者是诗而不是词吧。黄庭坚、陈师道、范成大、陆游的诗，一齐在“劣作”之列，元好问以下的诗家名不见于《诗史》了！吴伟业不幸处在“散曲时代”，所以如《圆圆曲》《鸳湖曲》那样琅琅可诵的诗，竟湮没无声。金和的《兰陵女儿行》不能不说是近代一首奇诗、长诗，亦竟不得在《诗史》里讨论。最可惜的是韦庄，因为他迟死几年，身世入了五代，所以他的《秦妇吟》也变成劣作，不得与“如今却忆江南乐”等并论了。 我细细想来，每个诗体的发展必然经过三个阶段：一、民歌；二、乐府；三、诗。五言诗可以溯源到西汉末年民间的歌谣，到曹氏父子、建安七子采民歌的体裁，做乐府；陶渊明、谢灵运所做的只是诗而不是乐府了。七言绝句大概起源于受胡乐影响的民歌，王昌龄、高适等仿民歌而作的是为乐府；盛唐以后的制作，不复可歌，只是诗了。长短句也是从民间来的，白居易、刘禹锡仿民歌作小令，是乐府，整部《花间集》是乐府，柳永、周邦彦所制的也是乐府；辛弃疾以后只是做诗。南宋出了一个懂音律的姜夔，把已经变成诗的词重复谱进乐府，但为时甚暂。在民歌和乐府两个阶段的时候，诗和音乐有密切的关系，到进入第三个阶段，即诗的阶段，诗方始脱离音乐而独立。脱离音乐后的诗，依旧是有生命的。清代去七言诗、长短句可歌的时代已远，然而吴伟业的诗、纳兰性德的词仍旧是好文学。即以西洋文学证之，中世纪的Romance以及Troubadour诗人所歌是一丝不假的乐府，英国弥尔顿以前的诗歌，乐府的气氛还很充沛，弥尔顿以后便踏入了诗的阶段。弥尔顿、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所处的地位，显然是杜甫、苏轼、陶渊明、谢灵运、吴伟业、纳兰性德的地位，绝不是曹植、王昌龄、柳永的地位；因为他们的诗，既不可歌，亦不入乐。只认定可歌入乐的诗，是有生命的，是活文学，反之，都是无生命的，是死文学；这是现代中国少数学者莫大的偏见，是根本谬误的观念。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陆、冯两先生并没有写诗史，只写了一部中国乐府史。 《诗史》的分期，也是可以致疑的。除汉以前分成“《诗经》”“《楚辞》”“乐府”三时代，元明清总称为“散曲时代”外，其余从魏到宋，作者都提取一个代表的作家，题作时代的名称。共计有七个这样的时代：（一）曹植时代，（二）陶潜时代，（三）李白时代，（四）杜甫时代，（五）李煜时代，（六）苏轼时代，（七）姜夔时代。以上除“曹植时代”名称较为妥帖外，其余都很勉强。陶潜在南朝文学里是一颗孤星，他的作品非但不能影响他那个时代，而且不能影响他身后，直到王、储、孟、柳。李后主诚然是五代小令的最佳作者，但是他的政治势力尚且偏安于江南，他的文学绝没有笼盖一世的气魄。当时西蜀与南唐两个词国，是显然地不通声气的。李白与杜甫虽然作风不同，处在一个时代里，作者强分为二，使他们二位诗王各统治了一百五十年。李白的时代是六一八—七五五，杜甫的是七五五—九〇七。但是李白的生年是七〇一—七六二，杜甫的生年是七一二—七七〇。岂不是李白五十五岁以后的诗，杜甫四十四岁以前的诗，都不在他们自己的时代里吗？苏轼的词，在词的发展上，其重要远不及柳永、周邦彦，似乎不足推为北宋词人的代表。白石固是南宋的大家，但当时稼轩、龙洲一派，非他所能范围。英国文学史上，所以称伊丽莎白时代而不称莎士比亚时代者因为有Ben Jonson等力足与莎氏抗；所以称维多利亚时代，而不称勃朗宁时代者，因为有安诺德、丁尼孙力足以与勃氏抗。升白石于南宋词人之首，我想他也许要不安于位吧。 《中国诗史》煌煌三册，所论三千余年，计五十余万字。在这个题材上，这还是第一部创始的书。当然有许多地方，不能使人满意，我们去Courthope、Saintsbury的时代到底还远。不过作者的努力是可以佩服的。书里面考证的部分，颇多新收获，在细心的读者自会看到，不待我们作无谓的揄扬。上面所论，只是对于此书体制的商榷，不敢说是批评，只能说是一种挑剔吧。 （《新月月刊》第四卷第四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 * * * [1]. 编者注：为探究词曲源流，作者搜集了大量资料。前一部分，已于一九五七年以《词曲探源》为题发表。本文根据其余部分中一些条目摘抄整理而成，故题为《词曲探源续录》。 [book_title]第二编　作家评析 收入《祖国十二诗人》（初版）之《屈原》（一九五二年） 屈原[1] 引言 屈原是最早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大诗人。他生活在战国时代的楚国，离开我们有二千三百年了。他好比遥远的天空里的一颗巨星，放射出神奇灿烂的、永恒的光辉，光亮了祖国的诗坛。 在屈原以前，我们还有诗的更早的传统。《诗经》是一部无可比价的古代诗歌的宝库，收集了从公元前一千年到公元前六百年左右的周文化全盛时期的诗。那里面有宗教祭歌，有情歌，有政治诗，有农民、战士的歌唱，内容异常的丰富。祖国文化的悠久，值得我们赞叹，值得我们热爱。可是几乎全部都没有作者姓名。在那个时期，诗是社会的、公共的产物，还没有个别的大作家兴起。 从春秋到战国，周文化衰落了，结合着礼教和音乐而歌唱的诗也消沉了。在北方中原各国发达了散文。惟独在原先是文化落后的楚国，突然有几位诗人起来，他们传递了诗歌的火焰。他们都是个别的作家，他们所写的是长篇巨制称为“赋”或“楚辞”的东西，其实就是楚声楚调的长诗。其中屈原是开创者，也是最杰出的诗人。 汉水、长江流域的优秀民歌启发了诗人的创作。楚国特有的宗教、古代神话、神仙传说、历史传说都做了诗人的题材。屈原曾经向中原的经典学习，获得了运用文字的熟练的技巧，组织进南国的方言，改革了《诗经》的体制，扩大了诗的语汇。他博学多能，有进步的政治观和历史观，有哲学思想，他从楚国原有的宗教诗歌的基础上向前推进，发展了政治诗和抒情诗。向来不曾为周民族所征服的荆楚民族，自己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王国，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到这时找到了他的代表诗人来宣泄它的文化蓄积。屈原是楚民族文化的优秀代表，他是楚民族的灵魂。 他不但是诗人而且是有远见的政治家。他生在楚国由极强大走向衰亡的历史的转折点上，为着民族的存亡，他的一生和贵族党人做了坚强不屈的斗争。他被迫害，被放逐而自杀。他的坚贞不屈的人格贯注在诗篇里，使人兴奋，使人嗟叹，使人景仰。我们在二千三百年以前，有像屈原那样的一位诗人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为历史材料所限制，对于这位诗人的一生，我们也只能知道个大略。后面的叙述是依据司马迁《史记》里的《屈原列传》，参照楚国的史料和屈原的可信的诗篇整理出来的。学者们意见分歧不曾解决的问题很多，这里所写大概按照笔者自己的研究和推测，不可避免地有些是主观的判断，留待学者们的指正的。 一 屈原姓屈，名平，字原。照古人的习惯，名和字是相应的，高的平地叫作原，所以他名平而字原。《史记》上说，他是楚王的同姓。楚王姓熊，他姓屈，怎样说是同姓呢？原来屈氏的始祖屈瑕是楚武王熊通的儿子（或者侄儿），称为莫敖王子的，他有一块封地在屈，屈本来是地名，后来便作为这一支王族分支的姓氏了。在古代，姓和氏是有分别的，严格说来，屈是氏而不是姓，熊也是氏而不是姓，论姓，他们都姓芈（音米）。 史书上说，楚是芈姓之国，意思是统治楚国人民的王族姓芈。历代相传的楚王都称熊氏，熊是王室的氏。在王室周围有许多王族的分支，对王室有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叫作“公族”，屈氏是楚国公族之一。 据古史传说，芈姓是祝融氏部落的八姓之一，他们的老根据地在河南郑地，所以原来也是中原的一个氏族。远在西周以前，这氏族被迫南徙，沿着汉水，到了湖北，他们开发了蛮夷之区，在生活上也同化于蛮夷。这一带的蛮夷，周人称之为荆蛮。楚的开国主熊绎就是荆蛮中间的芈姓君长，据说他曾经受过周成王的册封，在名义上承认了周的宗主权，其实是独立的。当初周人灭商，也只统一了北方中原之地，对于汉水、长江流域，力量有所不及。到周昭王起了侵略野心，大举南征，曾经引起了荆蛮、徐夷、淮夷这几个民族的联合反抗，昭王兵败，死在汉水。熊绎的后代熊渠，当周夷王时，吞并了江汉间的许多小国，占有今湖北全省之地。周宣王命召虎南征，楚国又被压迫；到周室东迁，楚又强大。在春秋初年，楚主熊通称王，就是楚武王，统治荆蛮民族的全部，建都于郢（今湖北江陵县）。从春秋到战国，楚愈来愈强大，削灭了周人在南方所建立的许多国家的统治政权，统一了汉水、长江流域，成为南方惟一的大国。到屈原时代，楚国已经有七百年的历史。 莫敖王子死后，历代的楚王就屈氏门中立一人做莫敖，继承爵位。打开楚国历史来看，屈姓的名人很多，如屈重、屈完、屈建、屈荡、屈巫等，或为莫敖，或为大夫，都在春秋时代。直到战国，屈氏的子孙兴盛，和昭氏、景氏并称公族中的三大姓。 屈原的父亲名叫伯庸（见《离骚》诗），他不像有政治地位，家庭也贫穷。因为屈原自己在《惜诵》诗里说过：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 我们对于《惜诵》那篇诗，看不出有伪作的成分，所以相信屈原是个贫贱出身的人。有人认为屈原是贵族，这是把公族和贵族混为一谈。固然多数贵族是公族，楚国的政权向来操在王子王孙和同姓宗亲手里，但是也还有别姓而有封爵的，所以贵族不等于公族。同时公族也不全是贵族，即以屈族而论，从屈瑕到屈原已经有五百年，子孙繁衍，不知道有多少人家，其中自然有贵显的，也有贫贱的。贫是经济上的贫穷，贱是政治地位的卑微。屈原的父、祖如果曾经服役于王室，可能只在卑微的职司。因此，照我们的判断，屈原除了他的姓是贵姓，他的家庭出身是同于平民的。至少他是出身于一个没落了很久的贵族家庭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懂得他在《离骚》诗里把自己比作傅说、吕望、宁戚那班出身贫贱的贤臣，并非不合于他的身份了。 楚国的政治是贵族政治。在楚悼王时，政治改革家吴起到了楚国，他认为楚国的政治坏在贵族腐朽，官爵太滥，公族的给养费用太大，提出了改革的计划：要使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就是说，爵位只给到第三代为止；要“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要“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悼王信任了他，一度实行新政，收到很好的效果。当时还使好些贵族远徙到地广人稀的地区去开发生产。结果贵族们痛恨吴起，到悼王一死，便围攻他，把他杀了。从这里可以知道，楚国的公族人家是由朝廷给予经济给养的，而疏远的曾经一度被汰削。屈原出身于贫穷的家庭，因此他富于平民思想，他接近人民。同时，他到底是公族子弟，是芈姓子孙，他是要对于王室尽忠忱的。他同楚怀王的关系不过是五百年前共一家，并不是亲近的宗室。他受楚怀王的特殊宠爱，是遭到专权的贵族们的嫉视和抑制的，他坚决和他们做斗争。这一切都可以从他的阶级成分得到解释。 屈原约生于公元前三四〇年左右，至今学者之间还没有定论。[2]本文作者想贡献一个最近研究的结论，略去详密的考据和推算，只作简要的解释。《离骚》诗的开始说：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这两句哑谜似的句子包含了诗人的生年、月、日。诗人的意思是说：“我生在摄提格之年，孟陬之月，庚寅之日。”“孟陬”是夏历正月，“摄提格”是岁星纪年的名称。岁星就是木星，也一名摄提。原来战国时代，还没有用干支来纪年的，那时的天文占星家有一种奇特的习惯，他们观察木星在天空中的位置拿来做纪年之用。木星在星空中绕行一周，约需十二整年，如果今年在正月和太阳交会，明年便在二月，十二年后又回到正月。他们把木星在正月里和太阳交会的那一年叫作“摄提格”，我们可以把它翻译做“正年”，“格”的意义是“正”。所以屈原生在正年正月庚寅日。根据古代天文和历法的推算，他应该生在楚威王元年正月十四日庚寅，即公元前三三九年阳历二月二十三日。 木星是行星中间最明亮的一颗，古人把它称为岁星，并且看作尊贵的天神所凭依，岁星所照临的地域（“分野”），五谷丰登，岁星所照临的月份也是吉月。楚国的宗教是原始巫教发展提高的，楚王族自认为颛顼帝和司天文官职的重黎氏之后，所以也最敬重天神。屈原生在正年正月，得天文之正，是吉利的，因而他的父亲给他取名叫“平”，平的意义就是“正”。《离骚》“名余曰正则兮”说明他父亲命名的意义。而屈原一生也把“平正有则”“守正不阿”的精神作为立身处世的规律。 屈原的出生地点是楚国的都城郢。西汉的楚辞家东方朔曾说： 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七谏》）“国”指国都，就是郢。屈原也把郢作为故乡，他在被放逐离郢时候说，“去故乡而就远兮”，“发郢都而去闾兮”，“去终古之所居兮”，在那首《哀郢》诗里有三个地方指明了这事实。所以许多人认为他是湖北秭归县人，那是不可靠的，是后来的附会（始于北魏时人所作的《水经注》）。我们知道当时公族以屈、景、昭三姓为盛，称为“三闾”，既称为闾，必有闾里，他们的居处应该在郢都，或在城里，或在郊外。以屈原的文学成就来说，他不生长在文化中心的郢都是难以想象的。屈氏始祖屈瑕的封地屈，不知在什么地方，不过自从武王、文王经营郢都以后，用情理来推测，那些王族的分支都搬到都城来居住了。 楚国自从春秋时代的成王、庄王开始，和中原交通，吸取中原的文化，已经不是蛮夷之邦了。屈原和孟子、惠施同时，那时候书籍流通，郢都是南方的文化中心。在闾里乡党里面，应该有宗庙，有教育公族子弟的学校（也许就在宗庙里面），我们可以想象幼年的屈原就在那里受教育，获得文化知识。从他后来的文学表现来看，他在早年必定在语言文字上用过很深的功夫。他的志气不凡，他也佩服古代特立独行的贤人：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橘颂》） 他喜欢别致的服色，佩着一柄长剑，戴着一顶高冠：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巍。（《涉江》） 这佩剑、高冠不像贫贱子弟的服饰，或者是古老的屈族的徽征，表示莫敖王子的后代，有显扬祖德的意义吧。 此外，他特别爱好花草。他住过郊外的原野。在郢都附近，靠着长江，有许多湖沼洲渚，“兰皋”“椒丘”，是少年诗人喜欢漫游的地方。后来他爬上政治舞台，到不得意时，还很想回来隐居： 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离骚》） 他对于植物的知识非常丰富，兰花、蕙花、申椒、菌桂、江蓠、辟芷、木兰、杜若之类的芳香植物是他特殊爱好的。那些东西在楚人的宗教里是用来歆献神明的，他喜欢这些是敬爱它们圣洁的品德。这些南国原泽的特产，在他的诗里出现得非常之多，结合诗人的爱国热情，他歌唱、赞美祖国的草木。 二 公族子弟得到王家的特殊教养，原来是要为王家服务的。尤其像屈原那样的优秀分子，由于才能的杰出，不久便被选拔了上去。他的才能，第一是“博闻强识”，知道的东西多，记忆力强；第二是“明于治乱”，懂得政治原理，有政治眼光；第三是“娴于辞令”，擅长文学修辞和外交语言。其时楚怀王熊槐在位，屈原在二十四五岁上，便任了“左徒”之职，位在大夫之列。这是一个高级文官，好像是王室的秘书长。由于怀王的特殊信任，他在内里起草法令，参议国家大事；出外宣布号令，接待外交宾客。他对于楚王有知遇之感，抱着无比的忠忱，幻想着远大的政治前途。 当时战国七雄，争城略地，互相侵伐，无间断地在战争漩涡中。北方以齐、秦为强，南方以楚国为大。自从威王击破了越国以后，楚的疆宇，西起长江三峡，东到东海；北边伸进到陕西、河南、山东的南部，南边有洞庭、鄱阳两湖之地。当初周人在南方所封建的许多国家，都已被楚人所覆灭。广大的人民就是当初强烈反抗大周民族主义的荆蛮、徐夷、淮夷等少数民族和商朝灭亡以后往南逃窜的商朝遗民，经过了六七百年，在芈姓王朝的统治下，融合成为一个大楚民族。他们早已从奴隶社会进到了封建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和提高。长江流域的土地是肥沃的，物产是丰富的，吴起曾经说过一句话“楚国地多而民少”，如果统治者没有侵略的野心，这样一个国家是可以康乐自足的。当时的国防力量，有“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所以当屈原跑上政治舞台，正是楚国强大、大有可为之时，他高瞻远瞩，自有一番抱负。 第一，他反对穷兵黩武的侵略战争。他要引导楚王修明内政，任用贤能，效法古代圣王的“王道”政治。他说：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惟捷径以窘步。 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 这是儒家一派的政治理论；虽然和孟子一样，他是唯心论者，处在凶恶残暴的混战混杀的时代里，劝导国君修德息争，是符合于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的。 第二，为了扫除弊政，他主张法治。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惜往日》） 第三，当时秦国最强，尤其有侵略的野心。楚威王曾经加入“合纵”联盟，以阻遏秦国。到了怀王即位，忽而伐魏、伐齐，忽而做六国盟长，没有固定的外交策略。秦惠王用张仪为相，决心要破坏六国联盟，并且派兵攻下了蜀国，在西边和北边两面威胁楚国。屈原是坚决主张和齐、魏联好以抵制秦国的；惟有这样，才可以保障楚国的安全。 这三点都很正大。怀王一朝是楚民族兴亡、成败的转折点，关系重大。可惜屈原空有远大的政治理想、敏锐的政治眼光，他得到怀王的信任，时期极短。他遭到同僚的嫉妒、贵族党人的仇视、敌国间谍的离间，终于被迫去职了。 《史记》上记载这样一件故事：有一位上官大夫妒忌屈原的才能，要夺取他的草稿，屈原不肯给他，他在怀王面前进了谗言，激起怀王的愤怒，把屈原疏远不用了。事实怕不是这样简单的，论屈原的才能和地位，未必就为了一件事情便站立不住；当时尖锐的斗争存在于他和“党人”之间。他说，“众女嫉余之娥眉兮”，可知仇视他的不止一人。他要求国王修明法度，任用贤能，必定要和当权的贵族冲突。他所说的“党人”，就是指当时贪婪专权的贵族和国王左右的佞臣那内外勾结的一党。当时公族三姓之中，要数楚昭王之后的昭氏，对王室亲近，权势也最盛；在宣王朝有煊赫一世的昭奚恤，在怀王初年总揽军政大权的是上柱国令尹昭阳，和屈原同朝的有昭雎 [3]、昭过［滑］、昭鼠等。公族中间的宗派主义是存在着的，照我们推测，排挤屈原最厉害的就是昭氏贵党。到秦国派张仪来楚，施用离间计，昭雎和张仪密切勾结，对立的形势更其显然。张仪来楚，在公元前三一三年，这时屈原年二十七岁，怀王用张仪为相，决定联秦，屈原必定不安于位；所以他做左徒，前后不过两三年。 怀王听信张仪，说和齐绝交以后，秦国愿送给他商于之地六百里，决定断绝齐国邦交；及至绝齐以后，张仪回到秦国，便翻过脸来不认这笔账。怀王大怒，兴兵伐秦，打了大败仗，丢失汉中；他不肯罢休，再征大军伐秦，深入秦地，战于蓝田，又大败。韩魏知道楚国空虚，也派兵南侵，趁火打劫，楚军狼狈退守。这两个败仗大大削弱了楚国的力量，从此以后，楚国东西受敌，一蹶不振了。 屈原卸任左徒以后，还做着“三闾大夫”的官职。三闾大夫是管理公族谱牒、主持宗庙祭祀、兼教育公族子弟的一个闲职。在这时期他开始了诗的创作。首先，他制作了一篇长诗叫作《天问》，在这里面他表现了对于古代神话和历史的广博的知识，也表现了他的怀疑的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其次，他写作了一套祭神的歌曲，叫作《九歌》[4]，那是楚辞文学里突出的、最优美的杰作。 楚国各地普遍地有祠庙，人们逢年过节，打鼓、吹箫、歌唱、跳舞，娱乐鬼神，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赛神的歌舞本来是人民的艺术。屈原吸取人民艺术的优秀成分，加工制造出许多篇达到抒情诗极高境界的宗教诗歌。他开始用“楚歌”的调子来写诗，开始接近了人民的语言。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少司命》） 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湘君》） 沅有芷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 这样美好的抒情诗句，显然是从民间的情歌里吸收来的，充满着浓挚真切的感情。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湘夫人》） 这是描写湘水女神降临在洞庭湖边的情景，这样灵活、美丽的形象在《诗经》里面是不容易找到的。缥缈的神仙姿态融合着南国山川的秀丽。我们要问，屈原写了这许多篇祭祀神仙的歌曲，是零篇应用到许多个祠庙呢，还是集中应用在一个祠庙呢？据说，郢都东郊外有一所东皇太乙祠，乃是祀奉天帝的庙。为祭祀天帝，有迎送各个神仙的歌舞，包括云神、太阳神、河神、湘水神之类。整套的节目由女巫或男巫的合唱队歌唱，配合着繁复的音乐，可能也有扮演在内，好像希腊酒神庙的歌舞，具有戏剧的雏形。东皇太乙庙有春秋两祭，可能名义上是由楚王主祭的，三闾大夫既然是管祭祀典礼的，他大概奉了楚王之命制作这些祀神的歌曲吧？据汉朝人说，楚怀王大举伐秦，特别隆重祭祀天神的典礼，所以屈原的《九歌》里特别有《国殇》一篇，祭祀阵亡将士：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虽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国殇》） 诗人用悲壮的诗句唤起为国牺牲者的强毅的灵魂！怀王刚愎自用，大举伐秦，屈原本不赞成，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见当他写《国殇》这一篇诗，他的心境是怎样地沉重了！ 三 怀王伐秦失败以后，重新召用屈原，派他到齐国去重订邦交，这时他年二十九岁。秦国害怕楚齐联好，愿意送还汉中地的一半来讲和。怀王不愿得地，要求秦国把张仪交出来。张仪居然敢再到楚国，楚王把他囚了。但是他想法买通了楚王的嬖臣靳尚和宠姬郑袖，替他开释。等到屈原在齐国顺利地办好外交回来，楚王已把张仪放走了。屈原和怀王争论几句，很不愉快。他觉得怀王执迷不悟，反复无常，没有办法引导到善良的政治了，开始有离开郢都的意思。他说：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乎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离骚》） 当时楚国的朝廷被一班贵族党人所把持，是非黑白不分。大家都在奔竞钻营。由于恶势力的蔓延，就是好人也都变成了坏人：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离骚》） 惟独屈原，他不肯和他们同流合污，宁可出外流亡而死： 宁溘死而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离骚》）他看到国家的危难，曾经有好几次直谏君王，触犯怀王的愤怒，他并不懊悔： 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 无奈怀王对他情意益疏，同从前重用他的时候，态度完全两样。君臣之间，距离愈来愈大，他不能不自求引退了： 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离骚》）想到天下之大，九州各国，难道像他那样的贤才，不能够在外得志吗？但是，他不忍离开祖国。那么，到边远的地方去，或者退而隐居？四面八方的念头都转到，在极度的烦闷里，他写下了长诗《离骚》，尽情倾吐他内心的苦闷。 《离骚》是哪一年写的呢？不容易确定。从诗里面的提示，是在诗人刚到壮年而又忧虑着老的来临，这样，在三十岁到三十五岁上都还适合。为了叙述史事的方便，我们假定屈原在三十岁的正月生辰开始写作这篇自叙的长诗。这是在公元前的三一〇年。 “离”是离别，“骚”是歌曲的名称，[5]“离骚”就是“离歌”。以形式而论，还是从巫歌的形式推进加长，成为长篇的独白抒情诗。他从自己的家世、生辰讲起，说到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斗争。有好些部分还保留着宗教诗的色彩，例如由于精神苦闷，在种种矛盾冲突里，诗人歌唱着上天下地的精神追求，确乎是神秘的。但是，从《九歌》到《离骚》，诗人屈原的发展过程已经是从纯粹的宗教诗到政治诗的道路。尤其可宝贵的是他歌唱出人民的苦痛：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我们在上面说过，除了他的姓是贵姓以外，实际上他是出身于贫穷的家庭，从下层爬上来的。因此他深切了解被压迫阶级的苦痛，而这里的“民”字也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他抱怨国王不顾人民的意志：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离骚》） 他从历史观察天道，凡是不顾民心的统治政权是不能久长的：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兮错辅；夫维圣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离骚》） 他说，天帝是没有偏袒的，挑选人民中间有德行的帮助他成功。只有聪明睿智的君王能够享有国土。前看往古，后顾将来，总要替人民打算，哪能不义而成功，哪能不善而服人呢？他把这样激切的言论来警告国王。他这种议论并不单为楚怀王而发，他要把他的历史哲学的真理写在他的不朽的诗篇里。《离骚》在祖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第一首长诗，也是屈原的代表作。 屈原是信仰宗教的，他信仰天道。他用怀疑和追求真理的精神研究古代的神话和历史，他重新肯定了天道，他认为天命是本乎民心的。上帝决不违反人民的意志，违反人民的意志的统治者是违反天帝的意志的。他认为他所觉悟的道理是极其正确的、极其忠诚的，他所说的，他所做的，是忠诚于天帝、忠诚于国君的。接着《离骚》的制作，他再写下一篇《惜诵》，重复申明他离开国君，离开郢都的决心，他指着上天来印证他的忠心： 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惜诵》） 就在那一年，他离郢都出发，沿汉水而上，到了汉北： 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抽思》） 好像飞鸟似地离开了故乡。他日夜关念着朝廷，写作《抽思》： 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抽思》） 他发挥了没有耕植、没有收获的哲理： 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孰无施而有报兮，孰不实而有获？（《抽思》）这是很可宝贵的至理名言，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反复诵读、深刻体验的。 按照楚国的地理，所谓“汉北”，在郧阳、淅川一带，北面正靠着秦国商于之地，是楚的北边境。那边正遭遇过两次兵灾，屈原不像是跑去隐居的。而且屈原在王朝是大夫的职位，他的进退也不能完全自由，必须得通过怀王。看来是经过几次谏诤，怀王不能用他，而且也憎厌了他，有意把他外放。所以屈原的离郢，一半是自愿，一半是被迫。大概他是带着三闾大夫的官衔，到那边去办理地方事务，充任县邑大夫吧。这是屈原在怀王朝的一次迁谪。 屈原离郢以后，楚国的朝政更加混乱了，尤其是由于国防的力量削弱，外交处于被动的地位，没有远见的固定的政策。首先，因为秦武王把张仪赶到魏国，昭雎也转移方向，主张联齐。秦武王死后，秦昭王立，要求和楚国结好，楚王贪着小利，又违背了对齐的盟好，这样招来了齐、韩、魏三国联军讨伐。怀王不得已，派太子到秦国去作质，讨救兵来把围解了。太子在秦国闯下一头祸事，私自逃回，于是秦国借端开衅，联合齐、韩、魏，联军分路进攻。这时昭雎和昭鼠带领重兵驻在汉北和汉中，他们互相观望，不肯主动作战，把在前线苦战的唐昧将军牺牲了。此后三年，秦兵继续不断地往南侵略，接连有残酷的战争。怀王没有办法，派太子到齐国去作质，乞求盟好。 屈原在汉北住了几年，在这样的兵荒马乱里，他是不能安居的；而且兵权掌握在他的敌党昭氏贵族手中，他也无能为力。在这战乱中间，他从边疆上被召回来。公元前二九九年，秦国又出兵攻打楚国，掠夺了北境的八城。秦昭王责备楚怀王背却前盟，一半欺骗一半威胁他，要求他到武关去再开和平谈判。其时屈原在郢，他进谏怀王，劝他不要入秦。他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可是怀王拿不定主意，惧怕强秦，终于听了庶子子兰的怂恿，进到武关。一到武关，秦将把他劫送咸阳。因为他坚决不肯答应割地的苛刻条件，竟被秦王扣留不放。 这时楚国朝廷无主，一部分臣子要拥戴子兰，昭雎跑到齐国去把太子弄回来立了，叫作顷襄王。新王即位，请子兰做令尹，昭雎做相，他们两人素来和屈原不合，在新王跟前毁谤了他，于是顷襄王决定把屈原放逐到大江以南。 这里面是有阴谋的。从老王入秦到新王即位这混乱的阶段里，政治斗争必定很激烈。子兰是怀王的宠儿，也许就是宠姬郑袖所生，他怂恿父亲入秦，闯下大祸，先就不利于众口。屈原也发过激烈正直的言论，中伤了他。昭雎专政多年，忽而联秦，忽而联齐，反复数次，把楚国弄到这般地步，也为大众所不满。当时朝廷的清议派必定攻击这两人。所以楚国虽然无君，子兰在郢而不得立。昭雎精通权谋策略，知道自己不立一个大功，便站立不稳，所以偷偷地跑到齐国，把太子弄回来了，于是挟君以自重。他办这个交涉，许了齐国许多好处，他绝不肯让对齐外交的能手屈原跑去的。朝里有君，贵党蒙蔽一切，假借王命办事；朝里无主，纷纷攘攘，清议派抬头了，而屈原俨然是清议派的领袖。既然齐国放回太子，对楚有恩，以后对齐的外交成了国家要务，这样，屈原有被重用的可能；惟其如此，多年来的政敌昭雎不能不想法把他早早弄出去了。这回政治斗争的结果，进步力量依旧被贵党压了下去。据我们的推测，被放逐的怕也不止屈原一人。 所谓“放逐”，到底是怎样性质呢？不像后来的“充军发配”似的，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放外官。例如汉朝的汲黯，汉武帝要他做淮阳太守，他对人说：“这是不用我参议朝政，把我弃逐到外郡了。”屈原放逐到江南以后，他写过一篇《哀郢》，他说“信非吾罪而弃逐兮”，用的就是“弃逐”两字。二是合族迁徙，好比移民似的，这是对贵族严厉的责罚。例如郑国破了，郑襄公出降，他对楚庄王说：“就是君王要把我们迁到江南去，我们敢不听命吗？”又如郑袖对楚怀王说：“你要得罪秦国，先罚我们母子迁到江南去，免得遭秦人鱼肉。”所以大江以南，向来是楚国安置移民和迁谪罪臣的地方。上面我们也说过，楚悼王时，吴起要使有些贵族搬出都城，往地广人虚的地方去开发生产，这也是移民政策，大概还分配土地给他们的。屈原的放逐属于哪一种性质，史书上没有说得明白，我们也难以确定。总之，这一次敌党给他的迫害远比怀王朝的迁谪要严重。屈原全家搬出郢都，和大批移民同行。如果他还衔着王朝的使命，那么就是办理移民事宜，带领这些移民到大江以南去安置。 由于秦兵三次入寇，楚的北境普遍地遭受蹂躏，丢失了许多城市，因而人民纷纷南迁。顷襄王元年（公元前298），秦又来攻，汉北有大战发生，楚军死亡五万，析十五城（河南邓、内乡县一带）同时沦陷，又有大批流亡者沿汉水南下。郢都附近，人口激增。加以打了败仗以后的横征暴敛，人民不胜其苦，因而居民迁动得很多。屈原离开郢都，是和大批移民同行的。他在诗里写道：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去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朝吾以行。（《哀郢》）意思是说，天不佑楚，是国君不修德所致，但是上天震怒的结果，灾祸却加在人民头上了！天啊！你为什么责罚人民呢？多少人无家可归，我也在仲春二月的一个甲日的清晨忧伤地离别国都，往东搬家了。 他坐着船恋恋不舍地回望都城，想到入秦不返的怀王，再不能够见到了；望见那些高高的楸树，想到从此以后便离别了故乡，禁不住眼泪像雨点似地掉了下来： 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哀郢》） 沿长江往东，到了夏口，暂时停留下来；他登洲眺望，离郢已经很远。这里是一片平原，人民安乐，风俗淳美。祖国是这样的可爱啊，如何能够让外族侵凌呢！ 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哀郢》）最后，他到达了流放的地点陵阳（在今皖南的青阳、贵池、宁国、绩溪一带），住了下来。这是屈原在顷襄王朝的被放逐，我们假定在顷襄王的元年（公元前298），他年四十二岁。 四 屈原在陵阳住着，至少住满了九年，没有复官，没有回郢的希望。他写作《哀郢》[6]一篇，追叙他出都东迁的情况。此外他还写过些什么，我们不能知道。楚怀王悲惨地死在秦国，后来归葬郢都，有人认为楚辞里面《大招》一篇也是屈原的作品，招怀王的魂的。此外，还有《招魂》这一篇，有人也认为是屈原忧伤成病，写这篇文章来自己招魂的。这两篇虽然都是艺术价值极高的长篇杰作，多数学者认为是景差、宋玉的作品，所以我们不详细讨论了。 屈原的作品必定有散失的，他的生活也留下许多空白。我们知道他离开陵阳，年纪已经五十开外；还佩着那柄长剑，戴着“切云”高冠，在秋末冬初的西风里，徘徊眺望于鄂渚（武昌）江边。受着法令的限制，他不能跨越到江北，也不能回郢。他沿着长江而西，穿过洞庭湖边，坐船往沅水上游进发；经过辰阳（辰溪）到得溆浦，已经是严冬气候了。就在溆浦山中住了下来，他写作了一首《涉江》诗，追叙旅途情况。这儿有一段很好的描写： 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其承宇。（《涉江》） 今天的湘西，在二千三百年前，属于楚国的黔中郡。那边是称为“五溪蛮夷”的少数民族所杂居，在楚悼王时起始开发，设立了几个县邑。他到这僻远的地方，是移居呢，还是有什么使命，诗里面没有说明。黔中郡的北面是巫郡，这两块地方，和秦兵所占领的蜀国相邻接，好久是秦昭王所垂涎欲得的。当初楚怀王宁死而不肯接受的苛刻条件，就是割让这两郡归秦国。想不到现在怀王的老臣屈原被驱逐到这边郡来了。 他就在这僻远的地区住了下来，想到自古以来的忠臣贤士，遇到昏君，没有不被冤屈迫害的，他相信自己的正直： 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涉江》） 他观看“刀耕火耨”的劳动人民，想起“民生之多艰”的诗句，他愿意和田野父老们生活在一起，从前不是有一位接舆，自己剃光头发，有一位子桑伯子脱却衣冠，赤条条地来往吗？所以他也愿意在这里终老了： 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涉江》） 但是屈原并不能在湘西终老，那个地方很不安定，是敌人所不肯放松的。屈原知道这危机，他又有什么力量呢？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在某一年的孟夏四月，他从湘西出来，经过长沙，再往北走，竟投身到汨罗江里自杀了。奔流不息的滔滔江水成就了他早时就怀抱着的“伏清白以死直”的那个坚定的意志。在自杀以前，他写下一篇《怀沙》诗。有人说，屈原是个众醉独醒的人，因为愤世嫉俗而自杀的，《史记》上说他不愿意在浑浊的世界里偷生，宁可葬身于江鱼的腹中，这样把他自杀的动机完全解释作脱离群众的清高思想，是和《涉江》诗里“固将重昏而终身”的话矛盾的。他的自杀应该有政治原因。照我们的推测，不外乎下面两层：第一，他和贵族党人奋斗一生，有宁死不肯屈服的志节。他在《怀沙》诗里又提到他们，痛骂他们“变白以为黑，倒上以为下”，比喻作一群咬人的疯狗。虽然他被放逐在外，他们对他始终不曾放松。这回他往北走，或者更有迫辱他的命令，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他说： 安心广志，余何畏惧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怀沙》） “爱”就是爱惜生命的意思。第二，当时楚的死敌是秦，但是顷襄王认贼作父，甘心做强秦的尾巴，往齐侵略。楚国的统治阶层都只知道苟且偷安，争权夺利，惟有众醉独醒的屈原警惕着这严重的局势。他原先有政治抱负，可以担当大事，到了此刻，好比一辆载重的大车陷在泥坑里不能自拔了： 任重载盛兮，陷滞而不济。（《怀沙》） 他眼看秦兵快要来了，祖国快要沦亡，芈姓的统治政权旦不保暮，而广大的人民也要遭受更深的苦难，为了爱祖国、爱人民的灼热的心肠，悲观失望而自杀的。 我们考查历史，在公元前二八〇年，当楚顷襄王的十九年，秦国的司马错征调陇蜀两地的大军从西边攻打楚国，黔中郡的大部分沦陷了。屈原的自杀应该在这一年稍前，或者就在这一年上。那么他死时的年龄也快近六十了。再后两年，秦将白起从北面攻进楚国，拔取郢都，焚烧楚先王的陵墓，楚国迁都到陈（今河南淮阳县），这样大的变故，屈原未必见到了。 屈原是有矛盾的。他是公族出身，对于楚国统治者的宗庙社稷，有保卫的责任感，他和王室休戚相关，他是要维持芈姓统治的。同时他看到这统治政权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他殉身在这矛盾里。楚国的政治是落后的贵族专政到了腐朽的地步，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以来，推进了政治和军事，也增强了侵略性，楚国命定地要灭亡。他看到这矛盾，他殉身于这政治落后的祖国。他的自杀是芈楚王国的悲剧。 屈原死了以后，芈楚朝廷放弃了它的老根据地，放弃了广大的荆楚人民，让他们给强寇蹂躏；迁移到当初是徐夷、淮夷的根据地，做成一个东方国家，但也只延长了五十多年寿命，终于为秦国所灭掉。秦灭楚以后，加深压迫楚地的人民。楚国的文化被摧残，大批的文物和史料化为灰烬了。但是，人民的力量是潜伏着的，秦帝国的专制统治不过十五年，强烈反抗它的是楚地的人民。农民革命的英勇领袖陈胜、吴广是楚地的人民，争夺江山的项羽和刘邦也都是楚人，那时候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足见楚人是怎样仇视秦人，而秦灭楚以后，怎样对楚人加深压迫了。到刘邦建立汉朝，楚的文化重新发扬起来，大诗人屈原的作品被湮没了多年，到这时重放光明了。 公元前一七六年，汉文帝朝的少年博士贾谊迁谪到长沙，他经过汨罗江，投文吊祭屈原，表示他的景仰和同情心。在汉武帝朝，有淮南王刘安，他住在楚的故都寿春（今安徽省寿县），他热心收集屈原的诗篇，替《离骚》做了评赞解说，把它比美于《诗经》。大史家司马迁也到过长沙，到过汨罗，他特地在他的伟大的《史记》里加入这位诗人和政治家的传记。许多的文人模仿屈原的制作。“辞赋”文学在汉朝占文坛的领导地位。所以，这位伟大的诗人是在他死后一百五十年，才得到他应得的荣誉的。 世俗相传，屈原死的那个日子是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7]赛船竞渡的风俗是起源于汨罗江边的人民拯救屈原的，称为角黍或粽子那个食品是用来吊祭屈原的。五月五日原是古老的一个节日，和屈原不相干，这些风俗事物的起源借重了这位大诗人的名望得到意义深长的解释，虽说是无稽之谈，也可见三闾大夫的遗爱永久地留在人民心里了。 （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编《祖国十二诗人》，一九五二年） 从正始玄风到竹林七贤 一、正始玄风 正始（公元240—248），魏齐王曹芳的年号。 建安以后，东汉亡。天下三分，蜀、吴没有什么文学，魏初的文学，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所没有提及者，魏武帝（操）、文帝（丕）以后，魏明帝（叡，文帝太子）也做了许多乐府，列入《诗品》下品。故曹氏三代能诗。到了魏正始时，起了一种运动，那便是玄学运动，即从正始开始延续到晋代的正始玄风、魏晋玄风。 当时佛教已经传入中国，但国人并不十分明了佛学真相，喜以老庄学说附会，譬如最早翻译佛经，借老庄老“名词”甚多，如“菩提”译“道”，称和尚曰“道人”。齐王曹芳为帝时不过十龄，方命傅读《论语》《礼记》诸儒家要籍。每通一籍，以太牢祭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是上所尊者是儒，而士大夫则沉浸在《老子》《庄子》《周易》所谓“三玄”的玄思之中，故老庄之学大盛。玄风之中心人物有傅嘏、钟会、何晏、王弼，而以何晏、王弼为最重要。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曰：“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涂矣。” 傅嘏，字兰石。弱冠知名，正始时为尚书郎。当时，品鉴人物才能德行的“才性之辨”成为时尚。傅嘏精于论人，谓“何平叔（晏）外静而内铦巧，好利而不念务本”。“常论才性同异，钟会集而论之。”（《三国志·傅嘏传》） 钟会，字士季。太傅钟繇少子。弱冠与王弼齐名。“及壮，有才数技艺，而博学精通名理”，即辨明析理之学。正始时为秘书郎。“会尝论《易》无互体，才性同异”（《三国志·钟会传》）。《世说新语·文学篇》：“钟会撰《四本论》。”刘孝标注曰：“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傅嘏论同，李丰论异，钟会论合，王广论离。”钟会著书二十篇，名曰《道论》，而实刑名家也。钟会之学从嘏来。 何晏，字平叔。官至吏部尚书。《三国志·何晏传》：晏“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 王弼，字辅嗣。《三国志·王弼传》：“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何劭为其传曰：“弼幼而察惠，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著《道略论》，注《易》，往往有高丽言。”王弼比何晏更聪明，《世说新语·文学篇》曰：“何晏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 钟、傅名法之学甚好，何亦参名法，王纯老庄，此其区别。所谓“名理”之学，本名法老庄合，往后与老亦无大关系，但阐庄子一家学说。 王弼在《老子道德经注》中提出了“天下万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欲将全有，必反于无也”的命题，为正始玄风奠定了理论基础。 正始玄风，始于正始，极盛于魏晋，故又称魏晋玄风，它延续到南朝。玄学功罪，历代都有争议，但其影响深远是毋庸置疑的。顾亭林《日知录》卷十三曰：“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洛下，乃弃经典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之后，竞相祖述。如《晋书》言王敦见卫玠，谓长史谢鲲曰：‘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宋书》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赐名曰威、曰粲，谓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王微《与何晏书》曰：‘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南齐书》言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南史》言何尚之谓王球，‘正始之风尚在’。其为后人企羡如此。” 何、王玄学开所谓清谈之风，此风盛于晋世，有人以为西晋之亡，亡于士大夫之清谈，故《晋书·范宁传》载范宁《王弼何晏论》曰：“时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其实清谈也有好的方面：① 促成一时代的思想发达；② 养成几个高尚的人物，独善其身，脱屣名利。 有王、何二人之玄学，于是有所谓“竹林七贤”。 二、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山涛、阮籍、嵇康、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贤之名见于《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皆魏末晋初人。 《世说新语·任诞》曰：“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七人中，山涛做显官，刘伶喜喝酒，作《酒德颂》，阮籍、阮咸叔侄关系，世称“大小阮”。其中以阮籍、嵇康文字最好，“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文心雕龙·明诗》），嵇善论，阮善诗。王戎后为司徒。阮咸长于音乐，发明乐器“阮咸”，简称“阮”。 竹林七贤都是清谈家，崇尚老庄，只讲人格、老庄。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郡铚（安徽宿县）人。《晋书·嵇康传》：“康早孤，有奇才……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故世人亦称嵇中散。 嵇康是一代高人，极有学问。时贵公子钟会拜访嵇康。他正与向秀在大树下打铁，“不为之礼，而锻不辍”。钟会对他怀恨于心，便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忧耳。”他看出嵇康有“卧龙”之才，却又当作上层统治者的忧患。最后，借嵇康为好友吕安辩解事，进谗言，当权的司马昭以“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侯王，轻时傲世，不为物用，不益于今，有败于俗”的“罪名”将其和吕安同时杀害。据《晋书·嵇康传》载：“康将刑东市，大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广陵散》，调名。由此语可见其沉痛，亦可见其从容，可代表当时傲世嫉时的有素养之士的精神。康死于魏末景元三年（？），时司马昭专政。 嵇康的文学作品流传的不多。以文见长，刘勰曰：“嵇康师心以遣论。”（《文心雕龙·才略》）《养生论》宣扬道家学说，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也”，是对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的阐释。《释私论》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是一种心灵理想世界的追求。嵇康精通音乐，在正始“声有无哀乐”的玄学争论中，他写了《声无哀乐论》，主张“心之于声，诚为二物”，“声音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心有哀乐，而声无哀乐；追求一种自然无为、超越现实的音乐之美。当然，最能表现嵇康政治信念和处世态度的文章当属《与山巨源绝交书》。以“七不堪”和“二不可”所谓“九患”为由，断然拒绝与司马氏权贵为伍，与旧礼教针锋相对，表现了他刚肠嫉恶、直言不讳的人品和性格。 嵇康诗长于四言，“四言诗到嵇而绝”（王湘绮说）；五言不佳。《述志诗》二首述志向、写胸怀，也直指权贵如“斥”和“蝤蛙”，而自许为“神凤”和“神龟”。比照中尽显高傲之情。《太师箴》中“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崇山丘。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的诗句更是对司马氏的鞭笞，“讦直”诗风跃然纸上。这样的嵇康必为权贵所不容。即使在被迫害，系于冤狱之中时，他还写了《幽愤诗》，抒发了幽囚之中的强烈愤慨之情。他怀抱自己“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的高洁志趣，面对黑暗统治，又决不妥协地“显明臧否”，必然招来“训谤沸腾”“卒致囹圄”的悲剧。此时既有“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时恭默，咎悔不生”的人生经历的痛悔，更有“采薇山阿，散发岩岫”的超脱世俗的傲骨。刘熙载《艺概》云“叔夜之诗峻烈”，是一言中的的。 阮籍（公元210—263），字嗣宗，阮瑀之子，陈留尉氏（河南尉氏）人。 《晋书·阮籍传》曰：“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日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 司马昭要替儿子（司马炎，即武帝）求他的女儿为婚，他不以为然，“醉六十日，（文帝）不得言而止”。以魏晋之际，文士少有全者，故独酣醉获免。求为步兵校尉，因步兵厨善酿。故后人称其为阮步兵。 他崇尚庄子的哲学，也讲求仁孝。个性很强，有至性。其母丧，不动声色，忽大哭数声吐血数升。能为青白眼，嵇喜乃礼俗之人，来吊丧，他以白眼对之；嵇康吊丧，他以青眼视之。他在山头访孙登，只笑而不语，以神交。 他卒于景元四年，年五十四。 《晋书·阮籍传》著《咏怀》诗八十余章，今存八十二首。《文选》录十七首。 《咏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是倚琴而歌，虽未脱离乐府，并有《古诗十九首》之味。惟此类诗是独白，非以娱宾侑酒者，与古诗“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不同，是不但有individual authorship（个体创作意识），并且是个人自抒怀抱，非一般人所喻。《咏怀》是一个士大夫的感慨。故《诗品》谓其出于《小雅》，此是确论。胡适谓五言诗到阮籍方始正式成立，亦可说得通。惟完全脱离音乐乐府的关系，直须待陶渊明之时代。 钟嵘《诗品》列阮籍于上品，云：晋步兵阮籍，“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功。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颜延年注解，怯言其志”。 “陶性灵，发幽思”，为一切文学之功用，尤其是诗，尤其是中国诗。我们所以要一点文学修养，要多读一些诗，希望能陶养性灵，不使身心完全汩没在尘俗之中。之所以阮籍“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是因为他的哲学思想、为人态度，是庄派，超尘脱俗的。或者说这是对于现实的逃避。不过他并未不看现实，所以有感慨。乃是冲激于现实与理想之中，成为苦闷，于是乎有“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的现象。韩愈所谓“不平则鸣，假其善鸣者鸣之也”。他是半夜自弹自唱，不要人听见的，其苦闷也只有一个人知道，完全是独白。他说“忧思独伤心”，“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四时更代谢，日月递差驰。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阮籍对于为人，狂放不羁，绝不认真。惟独对于诗，确又很认真。说道“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同古诗“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相同，有立言之诚。又他一生讲庄派思想，反抗礼法，诗中乃用荀子语，亦难得也。（荀子曰：“天有常道，君子有常体：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当然，他主要是看破生死荣禄，所以他说“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春秋非有托，富贵焉常保”“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求仁不得仁，岂复叹咨嗟”“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独有延年术，可以慰我心”。多处是道家隐遁的话，达观，旷达一派。有时，他感觉寂寞，“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有时，伤交道中变，如《二妃游江滨》一首。 颜延年曰：“说者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又颜延年、沈约、李善等注云：“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此恐是颜注。《诗品》云：“颜延年注解，怯言其志。” 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叙曰：“古之人有自绝于富贵者矣。若自绝于礼法，则以礼法已为奸人假窃不如绝之。其视富贵有同盗贼，志在济世，而迹落劣途，情伤一时，而心存百代。” 是故，注阮诗者如刘履等均用《诗经》《楚辞》比兴义，以某某指权臣，某某指某等，亦未必尽当。我认为有许多仍是拟乐府，不过不写题目，不是一时之作，总名《咏怀》耳。 从《咏怀》中选若干首讲解： 《夜中不能寐》 总叙。起章。 《二妃游江滨》言始时遇合之美，中道变志离伤。《列仙传》：“江妃二女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交甫下请其佩，遂手解佩与交甫。交甫悦，受而怀之，去数十步，视佩，空怀无佩，顾二女忽然不见。” 刘履曰：“初司马昭以魏氏托任之重，亦自谓能尽忠于国，至是专权僭窃，欲行篡逆，故嗣宗婉其词以讽刺之。……君臣朋友皆以义合，故借金石之交为喻。” 《嘉树下成蹊》 言春秋递运，荣悴倏忽。 《昔日繁华子》 愿永葆青春，常共欢爱。 《天马出西北》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安得为王子晋乎？ 《登高临四野》言好名好富贵利禄者，自贻伊戚，又何悲乎？ 《开秋兆凉气》 感秋思归，秋风起命驾旋归。 《平生少年时》少年游侠，老大失路，终不能达。《战国策》曰：“魏王欲攻邯郸，季梁闻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头尘不浴，往见王曰：‘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将奚为北面？曰：吾马良。臣曰：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善御。此数者逾善而离楚逾远耳。今王动欲成霸王，举欲信于天下，恃王国之大，兵之精锐，而欲攻邯郸，以广地尊名。王之动逾数，而离王逾远耳！犹至楚而北行也。’” 刘履曰：此嗣宗自悔其失身也，以喻初不自重，不审时而从仕。魏室将亡，虽欲退休而无计，故篇末托言大行失路以寓懊叹无穷之情焉。 《昔闻东陵瓜》美邵平。《史记》曰：“邵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时俗谓之东陵瓜，从邵平始也。”《汉书》：“霸城门，民间所谓青门。” 《步出上东门》出游感怀，感秋气。“素质游商声”，沈约曰：“致此雕素之质，由于商声用事秋时也。‘游’字应作‘由’，古人字类无定也。”李善曰：“《礼记》曰：孟秋之月，其音商。” 江清按：蒋师爚以游为动义，未始无一得。黄节非之，另求与“由”字通假，助成沈约之说。余按：素质谓旻天，商声谓呜雁之音，游者，游散其间也。 《湛湛长江水》吊楚。“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皋兰被径路，青骊逝骎骎。”《楚辞·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皋兰被径兮，斯路渐。”“青骊结驷兮，齐千乘。”湛湛，水貌。骎骎，骤貌。“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三楚：南楚、东楚、西楚。秀士，谓宋玉之流。朝云：见《离唐赋》“妾旦为朝云”。“朱华振芬芳”四句：《战国策》：庄辛谏楚王，始言黄雀俯啄，仰栖自以为与人无争，而公子王孙挟弹、摄丸以其颈为的。黄雀其小者也。蔡圣侯游乐声色，驰骋于高蔡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不知太子发受命于宣王，系以朱丝而见之也，蔡圣侯之事其小者也。高蔡，皆楚地。 《昔年十四五》 悟道。反古诗“荣名以为宝”之意。古诗十九首之《回车驾言迈》云：“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昔年十四五》有诗曰：“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 《徘徊蓬池上》“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汉书·地理志》曰：“河南开封县东北有蓬池，或曰即宋蓬泽也。又陈留郡有浚仪县，故大梁也。”何焯曰：大梁战国时魏地，借以指王室。“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鹑火中，夏之九月十月。《左传》杜预注，谓九、十月之交，此处言“日月正相望”则九月十五日也。何焯谓此诗指司马师废齐王事，嘉平六年九月甲戌（十九日）废帝为齐王，十月庚寅（初六）立高贵乡公。“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引荀子语，前述。“岂惜终憔悴”，沈约曰：“‘岂惜终憔悴’，盖由不应憔悴而致憔悴，君子失其道也。小人计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而塞，故致憔悴也。因乎眺望多怀，兼以羁旅无匹，而发此咏。”方东树曰：此诗盖同渊明《述酒》，必非惜一己之憔悴也，沈解陋。 《独坐空堂上》 言寂寞。 《诗经·陈风·东门之池》：“彼美淑姬，可与晤言。”郑玄注：晤，对也。何焯曰：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能无恸乎！此诗有穷途之哭，所感者深。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自此出。 吴洪曰：此诗写“无人”。 朱嘉征曰：伤乱世也。 《咏怀》诗，可归纳以下几点： 1. 诗人的作品如此一致的有总题目，有其思想感慨，阮籍是第一人。 2. 胡适谓五言诗至阮籍成熟，《古诗十九首》至建安七子作品近于乐府，真以言志的从他开始。 3. 子建诗源于《国风》，阮诗源于《小雅》。前者温柔敦厚，与民间文学近。《小雅》是士大夫的作品，有怨刺、讥刺。阮诗对他所处现实亦有讥刺。阮籍诗偏于阳刚之美。 4. 诗中有哲学思想。诗人少有将哲学人生观放进诗里的。 5. 文多隐避。颜延年曰：“嗣宗身仕乱朝……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不完全是。然前人皆作如是观，如元代刘履《选诗补注》解为与魏盛衰及司马氏篡逆有关。实则他的诗有的说他的人生观，有的咏时事，较《古诗十九首》深刻且有其个性。 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对阮诗的注解很详细。 阮籍的散文有《达庄论》《通易论》《大人先生传》等，以赋体传记《大人先生传》最著名。 阮籍和嵇康都尊崇当时著名隐士孙登。阮籍曾往苏门山拜访孙登，“遂归著《大人先生传》”。他以孙登为背景幻化出的与道合一的大人形象，以老庄思想为利器，对封建制度、封建礼教作无情鞭挞：“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睽视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他对为权贵做帮凶的所谓“君子”也作了揭露与讽刺，说他们“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若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珪璧，足履绳墨。”他们如此维“礼”是为了求“荣”：“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阮籍在文中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一旦到了“亡国戮君溃败”之时，这些“君子”就像困在裤裆里的虱子：“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者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中乎！”生动、深刻，痛快淋漓！ （据文学史讲稿整理并加题目） 陶渊明 西晋既亡，中国由一统而分，南北朝开始。北方在北魏以前极乱，东晋偏安江左，文学不及西晋之盛。 先是，西晋末，永嘉（晋怀帝年号）之时，天下大乱，玄风复炽，“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钟嵘《诗品·序》）其中文人能自拔者，推刘琨、郭璞两人。“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诗品·序》）刘琨少年曾与石崇交，亦二十四友之一（与石崇、欧阳建、潘岳、陆机、陆云—本传）。见天下大乱，有澄清中原之志，征石勒有战功，后为段匹所害。其诗《扶风歌》《答卢谌》《重赠卢谌》等即富“清刚之气”。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首之一曰：“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赞誉其有建安风骨。郭璞为阴阳杂家（卜筮），奇才，注《尔雅》《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皆传。《游仙诗》虽云游仙，实然带《咏怀》气派。 东晋文人，尚有曹毗、孙绰、许询、殷仲文、王羲之等。兰亭修禊，“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王羲之《兰亭序》，见《世说新语·企羡》）文人到会，清谈盛。林泉之乐是道家情趣。 这些文人姑且不讨论，我们要讲的是，东晋人中出一中国大诗人—陶渊明。 陶渊明（365[8]—427），一名潜，字元亮。世或以渊明为字，恐非。因《祭程氏妹文》《孟府君传》皆自称为渊明。昭明《陶渊明传》亦云名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故为江西诗人之祖。曾祖侃，晋大司马，祖茂，武昌太守，父某似是闲居者，渊明诗谓父“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命子》），安城太守之说恐不确（或谓渊明非陶侃之嫡系，或为裔孙耳）。母，征西大将军孟嘉第四女。梁任公《陶渊明》一书中说，渊明之落拓不羁名士风度乃得其外祖父的遗传。 颜延之《陶征士诔》曰：“夫实以诔华，名由谥高……故询诸友好，宜谥曰‘靖节征士’。”故世号“靖节先生”。 渊明虽是世家子弟，一生不遇而贫穷。生当东晋衰亡之际，“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之十六）。后来因为贫穷的缘故，不能不出门远游，“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饮酒》之十）。他做过京口镇军参军（参刘牢之幕），又做过建威参军（参刘敬宣幕），奉使入都，补彭泽令。有公田可种，《晋书·隐逸传》载：渊明“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秫，黍之黏者，曰黄糯，亦呼黄米；秔，俗作粳。）因不愿束带见督邮，且声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而去职，在彭泽令任上不过三四个月。做了一篇《归去来兮辞》，还写了五首《归园田居》（一作《归田园居》）的诗。他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如果说他出门三十年，未免太多，所以陶澍认为乃是“已十年”之误，“已”与“三”形近而误，或者他的“一去三十年”指他已到三十岁。如果认为他辞官返田为三十岁时，那么，他卒时为五十一二岁。此说与吴汝伦、古直等所主张者合。以后即是他躬耕、饮酒、做诗的农村生活。生活很苦，又遭遇一次火灾，有时穷到乞食，有时无酒度过重九节。他的乡邻父老们或者设酒招他，他的做官的朋友也有接济他的，也有仰慕他的大名而愿见他的，也有坚请他再出来的。他终于隐居着。 那时刘裕篡晋而为宋。有人说他在宋代所作的文章但题甲子，而不题纪元。论者谓他不愿帝宋，示为晋遗民之意。当然他看不起刘裕，在《拟古九首》之九的诗中他写道：“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记晋亡之憾，但一定要说他为节士，如何如何忠于晋室，亦不能知渊明。其实他义熙以后惟题甲子，是刘裕篡晋以前的事。之所以如此，一则是他不高兴刘裕，二则也许是道家隐者的习惯如此。他隐居家乡，与周续之、刘遗民被称为“浔阳三隐”。周、刘两人都是庐山高僧慧远的居士弟子，渊明亦与慧远为友，但未加入白莲社。义熙宋征著作郎，不就。 渊明一生在田野，是田园诗人。《晋书》《宋书》皆入“隐逸传”，《诗品》推为“古今隐逸诗之宗”。可以表现他的生活写真的有《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表现他的理想的有《桃花源记》，表现他的人生观的有《形赠影》《影答形》《神释》三首及《饮酒》二十首。其余如《游斜川》《归园田居》《拟挽歌辞》等，均为其重要之作。 一、陶渊明的人生态度 陶渊明处两晋玄学的时代。两汉儒家思想独尊，两晋道家思想盛行。阮籍轻礼法，大骂士人君子如群虱之处裈中。渊明时道家思想较平淡，是道家、儒家将合流的时期，他大部分思想是出世的，他追溯朴素的生活，不愿媚于流俗，表现这种思想情趣的诗顶重要的为《归园田居》及《饮酒》。又见于《桃花源记》及《五柳先生传》，前者写理想的境界，后者为他自己的写照。武陵在湖南，刘子骥实有其人。《桃花源记》也许有事实的依据。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云：因百姓避五胡之乱，避入山谷，自成堡坞。渊明时有人看见过。避秦乱亦可谓苻秦。他是出世的喜田园生活的思想。《饮酒》之九，有田父劝其出仕：“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渊明答曰：“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归园田居》描写与乡间父老为邻实有兴味：“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田园生活很快乐：“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漉者，沥也。 尔时，刘裕得志，如阮籍所处时代。人以为国将亡故渊明去隐，亦不对。刘裕得势他在诗中有其牢骚，《饮酒》二十首和阮籍《咏怀》类似。 渊明人生态度还有一显著特点是达观。当时清谈派人常谈论到死生问题。佛教惯用以死的恐怖教训人，当时人都想解决生死问题，求一正确之人生观。王羲之谓“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渊明是阮籍、刘伶一派，接受庄子达观学说，“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他有些哲学诗，如《形赠影》《影答形》《神释》三首，结构奇极，发挥哲学思想，结论还是吃酒。“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一切顺应自然。他的儿子不好，结论是“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责子》）渊明诗篇篇有酒，不是颓废，也有强烈意气的，如《咏荆轲》等。居乱世，自全自傲。他和慧远居近，虽未进白莲社，但很谈得来。达观的人生态度和矢志不渝的田园生活，在他去世前不久写就的《挽歌辞》（如“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句）和《自祭文》（如“宠非己荣，涅岂吾缁。捽兀穷庐，酣饮赋诗”句）中抒发得淋漓尽致。 渊明思想亦有出于儒家者，对孔子也相当尊重。如屡言“固穷”“乐天知命”及《饮酒》末章是也。其末章有“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的诗句，而《饮酒》之十六，他也有“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竟抱固穷节”的表述。道家思想认为伏羲神农那是归真返璞、顶理想的时代已经过去。儒道皆如此说。“鲁中叟”即孔子，“弥缝”是使复真也，可知渊明对儒家思想亦融合。刘熙载《艺概》曰：“陶诗有‘贤哉回也’‘吾与点也’之意，直可嗣洙、泗遗音。其贵尚节义，如咏荆卿、美田子泰等作，则亦孔子贤夷、齐之志也。” 苏轼曰：（渊明）其人甚高，“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是对陶渊明豁达的人生的精辟点评。 二、陶渊明诗的艺术特色 1. 诗与人生打成一片，开了新诗的门径 自从曹子建、阮嗣宗把诗成为个人的自述经验、自己的抒情之作，到了陶渊明，成为完全是自己生活的记录，完全脱离了乐府歌辞了。虽然有些拟古诗类似《古诗十九首》，《饮酒》诗类似嗣宗《咏怀》诗，可是多数是写他自己的生活，颇似日记式的。诗与人与生活打成一片。我们从他的诗中可以看见他的行动。他的诗都有题目，有些还有序文。与读阮籍《咏怀》，但看见作者心绪上的苦闷，而不知他一生的踪迹者不同，而且与没有题目、一概称为《咏怀》者不同，阮籍属于建安那个时代，前一个时代。而陶渊明属于新的时代，以诗为自己的生活记录的时代。我们也可以说，他的诗是他的自传，明白清楚的自传，包括内心的志趣与外面的遭遇。不像阮籍《咏怀》诗那样的只重内心，惝恍，不可捉摸，也不像曹子建的多用乐府比兴。 事实上，曹植、阮籍都是承继《诗经》《楚辞》的，而渊明开了新诗的门径。 2. 脱离乐府，创造新诗意境 渊明全不做乐府。（除《拟古九首》。但此九首亦只是五言，非乐府） 经过了正始玄风，谈玄的风气盛后，诗中遂含哲理。西晋覆亡，洛阳繁华顿歇，文人南渡，东晋人诗自然向哲理山水方面发展。庄老与山水合流。此时五言诗也已脱离繁音促节的音乐，只是倚琴而歌。到了陶渊明，“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