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1848年欧洲革命
[book_author]佚名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78707
[book_dec]《1848年革命：席卷法兰西的大风暴》以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为主线，分析了王权与民权、保守派与激进派、君主制与共和制的内在矛盾与现实困境，揭示了其与二月革命发生的必然关系，详述了宴会活动、巴黎街头骚乱、王宫遭洗劫、七月王朝覆灭、法王流亡英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建立等重大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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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_title]第1章
1848年年初的法兰西王室
1848年新年伊始，悲伤便笼罩了整个法兰西。
1848年1月1日，《通报》头版发表了一则讣告：“国王之妹、高贵显赫的奥尔良公主路易丝·玛丽·阿德莱德·欧仁妮·德·奥尔良、尊贵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二世与波旁公主路易丝·玛丽·阿德莱德·德·波旁-彭蒂埃之女，1777年8月23日出生于巴黎，1847年12月31日3时去世于杜伊勒里宫。”奥尔良公主路易丝·玛丽·阿德莱德·欧仁妮·德·奥尔良的遗体被安置在弗洛拉馆的礼拜堂里。往常元旦时热闹无比的城堡变得沉寂和阴森。黎明时分，不仅军乐和欢乐的小夜曲没有奏响，而且官方没有发表新年贺词！从1847年12月31日开始，在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及王室成员都在哀悼。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起先是为自己离世的妹妹，即奥尔良公主路易丝·玛丽·阿德莱德·欧仁妮·德·奥尔良，不久后则是为王室体制的结束而哀悼。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因痛失至亲而备受打击，悲泣不已。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的妻子，即玛丽·阿梅莉王后也十分疼爱奥尔良公主路易丝·玛丽·阿德莱德·欧仁妮·德·奥尔良这位小姑子，导致她的悲伤之情丝毫不逊于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新年里的杜伊勒里宫显得十分阴郁。傍晚时分，杜伊勒里宫出现了一丝亮色——奥马勒公爵亨利·欧仁·菲利普·路易·德·奥尔良的侍从武官，即夏尔-玛利-拿破仑·德·德波弗特·德·豪特布尔上校，从阿尔及利亚带来了阿尔及利亚埃米尔阿卜杜卡迪尔·伊本·穆希丁投降的好消息。夏尔-玛利-拿破仑·德·德波弗特·德·豪特布尔上校受奥马勒公爵亨利·欧仁·菲利普·路易·德·奥尔良委派去接受了阿尔及利亚埃米尔阿卜杜卡迪尔·伊本·穆希丁的降书，受命护送阿尔及利亚埃米尔阿卜杜卡迪尔·伊本·穆希丁从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去法兰西的土伦并且妥善安置。一到杜伊勒里宫，夏尔-玛利-拿破仑·德·德波弗特·德·豪特布尔上校就立刻受到了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和诸位亲王的接见。夏尔-玛利-拿破仑·德·德波弗特·德·豪特布尔上校将阿尔及利亚埃米尔阿卜杜卡迪尔·伊本·穆希丁的手枪和宝剑分别献给了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和克里斯托夫·莱昂·路易·朱绍·德·拉摩里西尔将军的妻子玛丽-阿梅莉·加亚尔·德·费雷·德·奥贝尔维尔。玛丽·阿梅莉王后认为，夏尔-玛利-拿破仑·德·德波弗特·德·豪特布尔上校的到来是一个喜兆——1848年的灾难过后，法兰西将迎来繁荣的一年，而厄运终将结束。
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二世
波旁公主路易丝·玛丽·阿德莱德·德·波旁-彭蒂埃
奥尔良公主路易丝·玛丽·阿德莱德·欧仁妮·德·奥尔良
玛丽·阿梅莉王后
奥马勒公爵亨利·欧仁·菲利普·路易·德·奥尔良
克里斯托夫·莱昂·路易·朱绍·德·拉摩里西尔
实际上，有人可能认为，征服阿尔及利亚这一普天同庆的盛事会成为议会中的纠纷的一大转机。然而，事与愿违，这次事件恰恰重蹈了1830年的覆辙。
在自己生动的爱国主义巨作《旧时记忆》一书中，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写道：“王宫庆祝不久后，攻占阿尔及尔这件弘扬国家实力的功绩、彰显英勇并且影响深远的成就和战功本应该发挥激发民众热情，强化国家与国王的联系，以及缓和国民与旧体制的矛盾的作用。然而，实际上，攻占阿尔及尔一事没有起到丝毫作用。对法兰西人民来说，攻占阿尔及尔只是一则普通的新闻，而他们对三色国旗的痛恨一如既往的强烈。法兰西人民的这种表现是《辩论杂志》[1]等新闻媒体宣传导致的。新闻媒体是近代社会中最强有力的破坏工具。没有人抱怨和反对运作时日不多的政府，而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当时的政权都是自1789年以来上台掌权的最佳政权。为了维护法兰西的福祉和宏伟的未来，政府也曾企盼实现家长式统治并且以其抵制为谋一己之利而操纵政府的新贵阶级染指权力。然而，政府的这一企盼已然梦碎——在过去的百年间，一切皆被摧毁。所有的政府形式均被以律法和道义的名义消灭，而所有的社会形态则都将难以付诸实践。‘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时刻即将到来——这才是革命的真实意图。”
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
1830年7月9日，海军上将盖伊-维克托·迪佩雷派人送急报至巴黎，宣布他已经攻克了阿尔及尔。1830年7月月底，查理十世被推翻。1848年的情形与1830年何其相似！1848年1月1日，阿尔及利亚埃米尔阿卜杜卡迪尔·伊本·穆希丁投降的消息传到巴黎，而在1848年2月24日之前，七月王朝[2]已经摇摇欲坠。
查理十世
法兰西人民对长、幼两支波旁王朝[3]毫无感恩之情。无论是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还是在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统治的时代，总有法兰西民众毫无爱国之情，没有因海外战事大获全胜而欢欣雀跃，担心胜利会加固波旁王朝的统治——这是他们十分憎恶的。
1848年1月3日，法兰西各家报纸大篇幅报道了奥马勒公爵亨利·欧仁·菲利普·路易·德·奥尔良和克里斯托夫·莱昂·路易·朱绍·德·拉摩里西尔将军及与其相关的阿尔及利亚埃米尔阿卜杜卡迪尔·伊本·穆希丁投降一事。虽然法兰西各家报纸本以为人们会因海外的胜利而备受鼓舞，但居心叵测的评论扑面而来，纷纷争论谁才是最大的功臣。年轻的奥马勒公爵亨利·欧仁·菲利普·路易·德·奥尔良因辉煌的战功而备受嫉妒。在阿尔及利亚，胜利引起了法兰西军队和殖民主义者热烈反响。然而，左派报纸想方设法削弱海外的胜利的影响力，想将其佯装成一桩意外之喜，认为政府无权居功自傲。对当局表示将无罪释放阿尔及利亚埃米尔阿卜杜卡迪尔·伊本·穆希丁这一承诺，左派报纸也表示谴责。然而，对克里斯托夫·莱昂·路易·朱绍·德·拉摩里西尔将军，左派报纸表现得非常恭敬——克里斯托夫·莱昂·路易·朱绍·德·拉摩里西尔将军是左派势力的代表人物。虽然奥马勒公爵亨利·欧仁·菲利普·路易·德·奥尔良的行为无可指责，但左派报纸仍然对他持抨击态度。从批准克里斯托夫·莱昂·路易·朱绍·德·拉摩里西尔将军与阿尔及利亚埃米尔阿卜杜卡迪尔·伊本·穆希丁签订和约的那一刻起，年轻的奥马勒公爵亨利·欧仁·菲利普·路易·德·奥尔良已经预见了自己会遭受不公正的指责。当时，路易-欧仁·卡芬雅克将军劝谏奥马勒公爵亨利·欧仁·菲利普·路易·德·奥尔良道：“您肯定明白，你的功劳将会给您招来许多抨击。请您注意，功劳越高的人越容易受到贬低。不怀好意的人甚至会以您的功劳来刁难您。”“哦，我倒感觉无妨，”奥马勒公爵亨利·欧仁·菲利普·路易·德·奥尔良微笑着说道，“克里斯托夫·莱昂·路易·朱绍·德·拉摩里西尔将军是左派人士的代表，而在共和党中，你也不是孤立无援。因此，你们二位定能够免受责难。”国民的性格早已因政治而变得扭曲不堪。获知对法兰西来说可谓是头等盛事，即海外的胜利的佳音后，反对派不仅漠不关心，而且甚至产生了敌意。
阿卜杜卡迪尔·伊本·穆希丁向法军投降
路易-欧仁·卡芬雅克
虽然反对派的表现不是个好征兆，但政府不以为然。1848年1月月初，在一封家书中，布罗伊公爵阿希尔-莱昂斯-维克托-夏尔写道：“目前的局势虽然不是十分乐观，但尚算稳定。虽然法兰西仍然存在某些问题，但大多数国民十分团结。去年的那些事件激起的波澜没有淡去。感觉根基稳固时，许多人又开始再次梦想着改革，并且试图利用小事去搞破坏。由于钱包空空如也和积蓄业已见底，信用与信心的恢复之路变得艰难又漫长。作为首相的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和往常一样春风得意、自信满满。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4]虽然神采奕奕，但算不上热情高涨。其他大臣看上去也是满怀信心、悠然自得。”与此同时，政界没有任何焦虑的气氛。
布罗伊公爵阿希尔-莱昂斯-维克托-夏尔
注解：
[1] 《辩论杂志》，一份在1789年至1944年间发行的法兰西报纸，曾多次改变刊名，是19世纪的法兰西的著名廉价报纸之一。——译者注（本书中除原注外，均为译者注，不再另行说明）
[2] 七月王朝是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统治下的法兰西自由主义君主立宪政体，始于1830年的七月革命，结束于1848年的二月革命。
[3] 波旁王朝：卡佩王朝的一个分支，起源于法兰西的欧洲王室。16世纪，波旁王朝统治了法兰西和纳瓦拉。到了18世纪后，西班牙的波旁王朝先后统治了西班牙、那不勒斯、西西里岛和帕尔马。波旁王朝在法兰西的统治始于1589年。17世纪中叶，法兰西的波旁王朝分出长幼两支——长支的统治君主分别为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而幼支则被称为奥尔良王朝或七月王朝。
[4] 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1803—1867），法兰西政治家，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的内阁的大臣，在1848年的二月革命中失去了职位。
[book_title]第2章
奥尔良公主的葬礼与七月王朝的噩运
1848年举行的第一个仪式便是奥尔良公主路易丝·玛丽·阿德莱德·欧仁妮·德·奥尔良的葬礼。路易丝·玛丽·阿德莱德·欧仁妮·德·奥尔良的葬礼在1848年1月5日于德勒[1]举行。葬礼前一日，即1848年1月4日15时，在安置着奥尔良公主路易丝·玛丽·阿德莱德·欧仁妮·德·奥尔良遗体的弗洛拉馆的礼拜堂里，巴黎大主教、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堂教士和巴黎各大教区的本堂神父一起背诵着祷文。1848年1月5日4时，葬礼车出发驶往德勒，而随行人员包括内穆尔公爵路易·夏尔·菲利普·拉斐尔、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和蒙庞西耶公爵安托万·玛利·菲利普·路易·德·奥尔良。
奥尔良公主路易丝·玛丽·阿德莱德·欧仁妮·德·奥尔良曾留下遗愿，即希望一切丧仪安排和将遗体运往德勒等事宜均由诸位亲王执行，以免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伤心过度。然而，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没有遵从奥尔良公主路易丝·玛丽·阿德莱德·欧仁妮·德·奥尔良的遗愿。1848年1月4日13时，在玛丽·阿梅莉王后、奥尔良公爵夫人海伦·路易丝·伊丽莎白、内穆尔公爵路易·夏尔·菲利普·拉斐尔的妻子维多利亚·弗兰齐斯卡·安东妮娅·朱利安·路易丝、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夫人玛丽·克莱芒蒂娜·莱奥波尔迪娜·卡罗琳·克洛蒂尔德·德·奥尔良及其丈夫，即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奥古斯特·维克托·路德维希的陪同下，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离开了杜伊勒里宫。1848年1月4日20时，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一行抵达德勒。1848年1月5日，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及其妻子，即路易丝-玛丽王后一同出席了奥尔良公主路易丝·玛丽·阿德莱德·欧仁妮·德·奥尔良的葬礼。
奥尔良公爵夫人海伦·路易丝·伊丽莎白
旧王朝覆灭前，路易十六曾从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的外祖父彭蒂埃公爵路易·让·玛利·德·波旁手里买下了朗布依埃，而彭蒂埃公爵路易·让·玛利·德·波旁的父母，即图卢兹伯爵路易·亚历山大·德·波旁夫妇的遗体原本就安葬在朗布依埃。彭蒂埃公爵路易·让·玛利·德·波旁将父母的遗体迁到了德勒城堡的墓地中。去世后的彭蒂埃公爵路易·让·玛利·德·波旁也安葬于德勒城堡的墓地中。正如作家雅克-贝尼涅·波舒哀描述的，“彭蒂埃公爵路易·让·玛利·德·波旁在墓地里尚未安息多久”，法国大革命就毁掉了德勒城堡及其墓地。随后，彭蒂埃公爵路易·让·玛利·德·波旁之女，即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二世的妻子路易丝·玛丽·阿德莱德·德·波旁-彭蒂埃与路易十八返回法兰西后的头等大事便是将德勒城堡的墓地修复如初。1821年，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二世的妻子路易丝·玛丽·阿德莱德·德·波旁-彭蒂埃也安葬于德勒。此后，德勒城堡便成了奥尔良家族的家族墓地。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命人将德勒城堡进行了修缮并且将其作为临时行宫和虔奉宗教的驿站。在德勒城堡的废墟中，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还重建了一座此前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毁坏的小教堂。在德勒城堡，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度过了1848年1月4日的夜晚。
彭蒂埃公爵路易·让·玛利·德·波旁
路易十八
1848年1月5日中午，在身着全黑制服的侍从引领下，用八匹大马拉着的葬礼车到达了德勒。紧随着葬礼车的是三位亲王。到了城门口，三位亲王各自下了马车，随着队伍步行入城。尊贵的奥尔良公主路易丝·玛丽·阿德莱德·欧仁妮·德·奥尔良的遗体被护送到达那天，整个德勒都笼罩在一片前所未有的凄婉和哀伤中。
来自邻国的成千上万的民众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所有人都翘首以盼，希望能瞻仰奥尔良公主路易丝·玛丽·阿德莱德·欧仁妮·德·奥尔良的遗容。来自沙特尔和埃夫勒两大主教教区的两百名身着白色罩袍的神父跟在葬礼车后。而紧随其后的是两列由贫民组成的长队。这些贫民奉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之令，手捧着蜡烛。送丧的队伍缓缓地行进在通往德勒城堡的上坡路上。到达德勒城堡正门时，送丧的队伍暂停前进，准备接受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的召见。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没有头戴黑帽，只是身着丧服，早已泪流满面，生平第一次似乎要被沉痛的悲伤压垮。然而，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没有让人搀扶自己，坚持独自走在送丧的队伍的最前方，而他的三个儿子紧随其后，同样面露悲伤。逝者的丧仪由迦克墩的大主教主持，前后持续了两小时。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希望能陪着奥尔良公主路易丝·玛丽·阿德莱德·欧仁妮·德·奥尔良的遗体一道进入墓地。奥尔良公主路易丝·玛丽·阿德莱德·欧仁妮·德·奥尔良的墓两旁摆放着两排蜡烛。大开的墓口虽然正等待着奥尔良公主路易丝·玛丽·阿德莱德·欧仁妮·德·奥尔良的到来，但随后将合上并且永不开启。只有少数人有资格陪着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送奥尔良公主路易丝·玛丽·阿德莱德·欧仁妮·德·奥尔良走完最后一程。《哀悼经》念诵完毕后，赞美诗开始在墓室内飘荡，仿佛是奥尔良公主路易丝·玛丽·阿德莱德·欧仁妮·德·奥尔良生前的余音萦绕在耳。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走到墓旁，首先将圣水洒在棺木上，然后收敛心绪，跪倒在石阶上做了最后的告别，最后潸然泪下。
此行是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八年来第三次带着送丧队伍来到德勒——他曾于1839年1月和1842年8月4日分别送走了他的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即玛丽·克里斯蒂娜·卡罗琳·阿德莱德·弗朗索瓦丝·莱奥波尔迪内·德·奥尔良公主和奥尔良公爵斐迪南·菲利普·路易·夏尔·埃里克·罗萨利诺·德·奥尔良。1848年1月5日的葬礼无疑给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伤痕累累的心口又添上了一道新的伤痕。
玛丽·克里斯蒂娜·卡罗琳·阿德莱德·弗朗索瓦·莱奥波尔迪内·德·奥尔良公主（图中的小孩）
玛丽·阿梅莉王后颤颤巍巍地又来到了这座埋葬着王室曾经的希望的小教堂。玛丽·阿梅莉王后的另外两位夭折的子女，即玛丽亚·克里斯蒂娜·卡罗琳·阿德莱德·弗朗索瓦·莱奥波尔迪内·德·奥尔良公主和奥尔良公爵斐迪南·菲利普·路易·夏尔·埃里克·罗萨利诺·德·奥尔良也埋在这片墓地中。在这片墓地中，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和玛丽·阿梅莉王后的陵早已建好。玛丽·阿梅莉王后由衷地希望这是她去世前最后一次来到这片墓地。虽然1848年2月25日，噩梦再次降临，但笔者先不做预告。
奥尔良公主路易丝·玛丽·阿德莱德·欧仁妮·德·奥尔良的葬礼结束一小时后，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和王室成员离开了德勒。回到杜伊勒里宫后，郁郁寡欢的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备感煎熬。一想到再也无法见到奥尔良公主路易丝·玛丽·阿德莱德·欧仁妮·德·奥尔良，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便觉得难以忍受，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口——每天早晨，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都会从自己的房间经过这扇门，到他一生中最忠实的伴侣，即奥尔良公主路易丝·玛丽·阿德莱德·欧仁妮·德·奥尔良那里去。对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而言，奥尔良公主路易丝·玛丽·阿德莱德·欧仁妮·德·奥尔良就像是他的守护神。然而，恰恰在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最需要有人出谋划策的时候，奥尔良公主路易丝·玛丽·阿德莱德·欧仁妮·德·奥尔良离开了人世。
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虽然十分痛苦，但仍然以一贯的热忱履行着他的职责。似乎没有什么能击倒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这位年届七十四岁的老人。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总是那般兢兢业业、不知倦怠。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虽然在私底下悲痛不已，但在公众场合，作为一国之君，从未示弱于人前。内心沉痛阴郁的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总是对政治局势持乐观态度，认为各大省区骚乱已经结束，不会从巴黎再次开始。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虽然意识到自己上次演讲提到的“敌对或盲目热情引起了骚动”这一说法引起了反对派的愤怒，但确信所有喧闹与愤怒就像一堆即将燃尽的稻草，很快就会熄灭。看到自己推行的内务与外交政策得到了议会多数成员坚定有力的支持，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下定决心将永不抛弃自己的支持者——这些支持者是他的力量之源。针对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的议会辩论，下议院指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而当选的九名委员均是内阁的坚定支持者。因此，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认为议会必胜，满怀信心，盼望着下一场议会辩论的到来。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曾告诫自己，他经历过人生的风风雨雨，而只要他手握舵柄，那么法兰西这艘轮船就将无畏风雨，一往直前。
注解：
[1] 德勒，今法国北部的厄尔-卢瓦尔省的一个市镇。
[book_title]第3章
蒙塔朗贝尔伯爵的演说
1848年1月10日，上议院就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即将发表的演讲展开辩论，而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大展口才，导致这场辩论成了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统治期间最伟大的演讲之一。
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
1810年3月10日，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出生于伦敦。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的母亲是英国人，而他的父亲则是流亡的法兰西贵族。在查理十世统治时期，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的父亲曾服过兵役，并且曾先后担任上议院议员和法兰西王国驻瑞典大使。早在1831年，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已经成为上议院议员。在尚未达到可以参与投票表决的法定年龄时，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与让-巴蒂斯特·亨利-多米尼克·拉科代尔神父共同创办了一所自由大学。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因创办这所大学而遭人起诉。在向上议院上诉请求裁决的过程中，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虽然发表了一番雄辩，但仍然被罚款一百法郎。因此，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发誓自己会永远抵制大学教育的垄断行为，而教育自由则成了他一生追求的事业。后来，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也成为所谓的天主教党的首脑，不仅将教会置于一切形式的政府之上，而且认为一切利益都应当服从宗教利益。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表示：“法兰西的天主教教徒人数众多，虽然经济富裕、受人爱戴，但缺乏勇气……他们习惯于依赖外物而非自身……自由非但没有获得接纳，反倒已经被征服了。”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不仅是贵族，而且是群众领袖。作为宗教自由和受难的国民的英勇护卫者，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以信徒的热忱和信念坚守着自己的理想。
让-巴蒂斯特·亨利-多米尼克·拉科代尔神父
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与玛丽·阿梅莉王后英雄所见略同。和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一样，玛丽·阿梅莉王后也习惯从宗教角度判断问题，并且深信只有教会才能挽救法兰西社会。然而，与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这位急躁的雄辩家相比，玛丽·阿梅莉王后不仅显然更加稳重、冷静、谨慎，而且会温和低调地表达自己的见解。
1848年新年伊始，瑞士的天主教教徒惨遭激进党派迫害，导致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勃然大怒，而这场争端的起因是瑞士的独立联盟战争。瑞士独立联盟是天主教控制的七个瑞士的州，即弗里堡、卢塞恩、施维茨、翁特瓦尔登、乌里、楚格和瓦莱，于1848年成立的组织，而其目的是为了对抗下令驱逐耶稣会会士、至圣救主会会员和其他宗教教众的瑞士的激进党派。瑞士独立联盟虽然得到了四个大州的拥护，但仍然逃不过失败的命运。在英国的秘密支持下，瑞士的激进党派反倒轻而易举地获胜了。总之，瑞士独立联盟和瑞士的激进党派二者的实力简直是霄壤之别。由七大州组成的独立联盟仅有三十九点四万人口，而这些人几乎都是贫民。瑞士的激进党派统治着约一百八十六点七万人，而这些人都比较富裕。瑞士的激进党派的军队由杜福尔将军指挥，有五万名前线士兵、三万名预备士兵和一百七十二门大炮。瑞士独立联盟军队仅有两万五千名战斗人员。1847年11月24日，经过数次小规模战斗后，瑞士独立联盟的要塞卢塞恩州失守。瑞士的激进党派大获全胜、势不可当。1848年1月13日，在上议院，布罗伊公爵阿希尔-莱昂斯-维克托-夏尔评论道：“这是上帝的旨意。六十年后，我们会再度看到革命政府冷酷无情地征服当地百姓、贪得无厌地侵占他人财物、亵渎圣殿、破坏圣物、横征暴敛的行为。革命政府会挥舞着刺刀，以律法之名，轮番上演审讯与迫害的戏码，以期获得民众的喝彩。”
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在上议院发表的那篇演讲的第七段中提道：“法兰西的忠实盟友瑞士因其国内的纷争而动荡不定。令人遗憾的是，法兰西的友好调解也无法阻止瑞士的内战。我们期望瑞士的内战不会造成毁灭性灾难，希望各方权利皆能得到尊重。海尔维第共和国[1]会认识到，条约保证的局势和情形符合所有历史传统，不仅将确保局势稳定，而且是休战的基础和给予邻国的安全保障。”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的这场演讲俨然是一场痛心疾首、义愤填膺的呐喊。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说道：“瑞士汝拉州的问题不是耶稣会会士造成的，也不是国家主权问题，而是欧洲的秩序与和平问题，是法兰西乃至全世界的安全问题。打着国内冲突、战争和社会动乱的旗号的瑞士人跨过阿尔卑斯山脉和汝拉州来到我们的家门口和边境，践踏着我们稳定的秩序，破坏了我们的和平与安全。因此，我不是为战败方辩护，而是想提醒我们，新的野蛮入侵推翻了瑞士的社会秩序、宗教秩序与自由秩序，而整个欧洲的社会秩序、宗教秩序和自由秩序都将因此而面临巨大的威胁。”
瑞士独立联盟战争中的伦恩战役
听到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谈及瑞士的激进党派大获全胜的消息时，在场的人都感到不寒而栗。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说道：“诸位可知，取得胜利后，激进党派成员做了什么事？激进党派成员竟然敢用沾满血腥的笔，以圣文森特·德·保罗的名义，撰写驱逐修女会的法令。激进党派成员怎么敢下令驱逐被世人奉为神明的修女会？激进党派成员甚至强制修女们在三天内离开，并且没有给予修女们退休金或任何赔偿。如此厚颜无耻的行径与野兽别无二致。圣洁的修女们是圣文森特·德·保罗之女啊！激进党派成员的恶行远不只这一桩。”说到这里时，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将目光转向同僚，哽咽道：“诸位可看到了，这些武装分子正纵列前进，准备登上你们多数人曾爬过的阿尔卑斯山脉。数百年来，无数满怀敬意与感恩之情的基督徒、异乡客和游人都曾走上阿尔卑斯山脉。现在，我们眼看着这些武装分子登上阿尔卑斯山脉，一路向前，即将踏上那片令我们法兰西人望而生畏的土地。阿尔卑斯山脉埋葬着我们革命战友路易·夏尔·安托万·德塞的遗体——他的墓碑仍然屹立着，遗留着我们的第一执政官拿破仑·波拿巴的无上智慧与宽广胸襟的痕迹……这些武装分子此行意欲何为？难道这些武装分子不会再一次发起战争吗？不得不说，这些武装分子的意图是偷窃——是的，他们意图偷走贫民、游客、圣贝尔纳[2]的僧侣的财产。千百年来，圣贝尔纳的僧侣用自己的爱和崇敬侍奉着教会……令人尤为不齿的是，这些武装分子此前获得的胜利是以十敌一、不战而胜的，而它留给后世的印象也只有这些武装分子犯下的两桩无耻行径：一是驱逐修女，二是抢劫、驱逐和侮辱圣贝尔纳的僧侣。”
路易·夏尔·安托万·德塞之死
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是位天主教教徒，并且向自己的听众传达了发自肺腑的愤懑之情。共和党报纸《国民报》评论道：“从来没有人能这样，即不仅能煽动人们拍着桌子，挥舞着木刀，而且可以通过演讲触及贵族们的心灵。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的演讲虽然慷慨激昂、几近疯狂，但不是煽动，而是传道，不是痉挛，而是发高烧。呐喊、喝彩和跺脚仿佛都成了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的滔滔雄辩的伴奏。一时间，火花四溅，令在座诸人几欲跳脚。”上议院的成员对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的愤懑不平感同身受，而议员们也纷纷赞同他的观点，认为瑞士的激进党派的胜利预示着别国甚至法兰西激进党派的胜利。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这位口才极好的演讲家还特意强调了瑞士的胜利者及其法兰西支持者之间的团结——在一场宴会上，来自法兰西的支持者们大声嚷嚷着要当局为在阿尔卑斯山脉另一侧的越矩行为道歉。“对他们在宴会上说的话，”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大声说道，“我们不仅要牢记于心，而且必须一次次地回想，将其作为深刻、有益的警示。这些支持者将政治独立与革命、革命与公约混为一谈，不仅宣称法兰西向各国国王和欧洲发表言论的《辩论杂志》是断头台，而且反对资本家贵族。他们所做的远不只如此。他们以饱满的热情欢庆瑞士的激进党派的胜利，仿佛是他们宣扬的光荣理论即将付诸实践、闻名于世。对法兰西的革命里最血腥和卑鄙的事，他们早已了然于心，并且想以此为由向法兰西人民传播新思想……这些人不仅有狼子野心，而且发觉自己再也无须伪装成牧羊人，可以光明正大地露出狼尾巴。然而，人们为这些人拍手叫绝，并且与他们推杯换盏、称兄道弟。”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认为自己是一名天主教教徒——一名主张自由的天主教教徒。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继续说道：“某些人试图从我笔下或口中找出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字眼，而我对这种行为嗤之以鼻。自由！啊！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由是我内心深处的神灵。如果我的演讲有任何不对，那么那是因为我太过热爱自由。我对自由的热爱如同对青春的狂热。自由令我神魂颠倒、情难自控。然而，我不仅不会责备自己，而且将永远热爱、信仰自由并且继续为自由服务。我从未像此时此刻如此热爱自由，如此为自由尽心尽力。我将努力撕下与自由为敌之人的面具——他们伪装成自由的色彩和篡夺自由的旗帜的行为只会让自由蒙羞。”
上议院议员们听着演讲，变得热血沸腾。《新闻报》评论道：“雏鹰成长为雄鹰，一展羽翅，直冲云天，而最亲近的朋友也无法想象这只雄鹰能飞多高。多数演讲家终其一生也不能获得如此圆满的成功。”演讲接近尾声时，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又发表了一番引得现场掌声雷动的高谈阔论。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说道：“就个人而言，我深信，在政治社会中，恐惧是万恶之首。诸位可知，在这邪恶血腥的社会里，人们正竭尽全力避免的灾祸之源是什么？是恐惧。是的，正直之人恐惧恶人，而小恶人恐惧大恶人。先生们，请不要恐惧，更不要让恶人操纵你们的力量与胆识！请让正直之人多多行善——让良善的公民们去需要帮助之处大胆行善！让我们团结一心，斗志昂扬地捍卫我们光荣的君主制度。虽然我们的君主制度曾在1789年和1830年两度被废除，但我们必须勇敢地直面恐惧，一如1793年与1799年的革命时一样。让捍卫自由成为我们的宗旨，成为团结一切渴望自由、秩序、和平之人的原则——捍卫自由高于一切！我们要从汝拉州的事件中吸取教训，必须明白那些不懂得容忍、理解、支持我们的思想、信念和情感的人是多么危险。请勿忘记，在瑞士，自由已经被献祭，而在英国，自由遭遇了背叛。法兰西的使命是永远做自由的执行者与捍卫者。”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演讲完毕后，掌声如雷。不仅议员们纷纷起身向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表示祝贺，而且内穆尔公爵路易·夏尔·菲利普·拉斐尔激动不已。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的演讲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影响深远，前所未见，不仅是对1848年的二月革命的警示，而且是对未来的天主教与激进主义的纷争的警报。
注解：
[1] 海尔维第共和国，在瑞士历史上，海尔维第共和国代表了瑞士实行中央集权的早期尝试。海尔维第共和国出现前，瑞士由松散的自治州和一些附属领土组成。
[2] 圣贝尔纳，今法国科多尔省的一个市镇。
[book_title]第4章
法兰西上议院的激烈辩论
绝大多数上议院议员都忠心于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和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并且坚决拥护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在国内外奉行的各大政策，并且为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的演讲拍案叫绝。改革的拥护者寥寥无几，而卢森堡宫俨然已成为保守派中心。从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结束演讲的一刻起，在上议院不构成威胁的前提下，内阁仿佛真的变得无所畏惧。在即将到来的几场大戏中，上议院将无缘登场。然而，1848年1月10日与1848年1月18日举行的演讲和辩论比往常更加激烈——人们甚至可以从中隐隐看出议员们对革命表现出的狂喜。
卢森堡宫
出身贵族阶层的两位发言议员具有激进的民主党派风范。这两位议员分别是奥尔顿-谢伊·德·利涅尔伯爵埃德蒙和拜伦男爵乔治·戈登·拜伦的情妇圭乔利伯爵夫人特蕾莎的第二任丈夫布瓦西侯爵伊莱尔·艾蒂安·奥克塔夫·鲁耶·杜库德雷。奥尔顿-谢伊·德·利涅尔伯爵埃德蒙因曾在1848年1月13日的议会会议上发表不当言论而引起了同僚们的反感。帕基耶公爵埃蒂安-丹尼斯虽然小心斟酌字句，但仍然对奥尔顿-谢伊·德·利涅尔伯爵埃德蒙提出了严厉的训诫：“阁下，您本该等待数年或等到那些失去父亲、兄弟姐妹等至亲的同仁们离席后再发表您迫切想发表的这番言论。”
奥尔顿-谢伊·德·利涅尔伯爵埃德蒙
关于意大利事件的讨论同样热火朝天。1848年6月16日，教皇庇护九世极大地鼓舞了自由派甚至革命党。在1847年9月8日写给教皇庇护九世的信中，朱塞佩·马志尼[1]说道：“圣父[2]，请您对我们多一点信心。在欧洲，我们将为您建立独一无二的政府。我们将知道如何稳定意大利的动荡局面并且使这种稳定成为令人瞩目之举。我们特向您请愿——对我而言，唯独您才有资格成为这项伟大事业的教导人。”与此同时，撒丁国王卡洛·阿尔贝托也曾致信其大臣道：“我们拥有一位教皇。教皇无坚不摧、神圣至善、庄严高贵，有能力维护民族独立。我已告知教皇未来之事。我与教皇绝不会各自为政。民族独立之战与保卫教皇之战同心协契会是我一生最大的福气。”然而，不久后，这些幻想成了泡影——教皇庇护九世没有成为撒丁国王卡洛·阿尔贝托或朱塞佩·马志尼的同盟。虽然幻想破灭已经初见端倪并且日益凸显，但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的政敌不愿承认这一现实。在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的政敌眼中，教皇庇护九世是意大利独立伟业的象征，而法兰西政府将成为奥地利反对教皇庇护九世的盟友。奇怪的是，在宴会的祝酒词中，属于左派势力的伏尔泰主义者不仅斥责内阁不维护教皇庇护九世，而且联合了教皇庇护九世与乌尔里克·奥克辛本先生。乌尔里克·奥克辛本先生是瑞士的激进党派的一位首领，即天主教教徒的迫害者和击败瑞士独立联盟的敌人。
帕基耶公爵埃蒂安-丹尼斯
教皇庇护九世
朱塞佩·马志尼
撒丁国王卡洛·阿尔贝托
上议院也有教皇庇护九世的狂热信徒。维克托·玛利·雨果子爵本为诗人，后专心从政，曾于1848年1月13日创作了一首歌颂教皇庇护九世的赞美圣诗。在诗中，维克托·玛利·雨果子爵写道：
至圣圣父，执掌众生思想之钥；众生之慧尘封已久，而圣父启之；解放与自由之思，可置人世之巅，以启世人蒙昧。永恒法则圣洁无瑕、无坚不摧，赐予吾等革命无限生机；权利、平等、责任之法则，半百年前昙花一现；宏伟神圣之芒，掩于红帽[3]之下，可恶可畏可怖。庇护九世，三重冠[4]下，重现温柔、亲切、庄严之芒于今日世间。权利、平等、责任之真正王冠就在于此！冕下赐予国王与人民、政治家与哲学家乃至世人一条康庄大道。感恩我主！冕下化身为至尊无上之福音使者、传道教使，传播吾等社会真理——可称法兰西思想；此乃吾等伟大而神圣之荣耀。冕下乃道德之主、理性之仆……宣告于各国，为灌溉这方孕育未来人民自由之土而致血流成河乃无谓之牺牲，然确能将自由之思想、《福音书》[5]之全音传遍四方；万族之自由、奴隶之救赎是救世主之使命，亦是主教之使命；如主所愿，比之好战之人，爱好和平之人乃更伟大、更美好的征服者；冕下胸怀真正神圣慈善之心、博爱世人之心，亦兼治世之才。一言以蔽之，之于统治者，至善与伟大本为一体。
维克托·玛利·雨果子爵
维克托·玛利·雨果子爵这位卓尔不群的诗人激情澎湃。“是的，”维克托·玛利·雨果子爵说道，“我始终相信，教皇认可法国大革命并且会将其归于基督教革命。在罗马的奎里纳莱宫的瞭望台上祝祷时，教皇说道：‘降福罗马及全世界[6]。’因此，教皇没有忘为法国大革命赐福。如此功勋昭著的教皇已经不是一位凡人，而是一段传奇。”维克托·玛利·雨果子爵早已预感到意大利会统一，继续说道：“是的，先生们。我与某些人一样心潮腾涌，认为罗马——古老而富饶的罗马，这座团结统一的大城市，在实现了信仰统一、教义统一、基督教统一后，再度陷入了苦痛，却将在世人的瞩目下，迎来意大利统一的新生。”
未来局势的各种潜在问题已渐现端倪。“独立！独立！”维克托·库辛先生呐喊道：“这是多么神圣又令人痛苦的字眼！我要用力喊出‘独立’，让它充满暴风骤雨般的力量！……作为两股重要势力，圣座[7]和撒丁国王卡洛·阿尔贝托扮演的角色与时局使其成为意大利重生的中流砥柱。教皇是灵魂支柱，而撒丁国王卡洛·阿尔贝托是左膀右臂。教皇已经向众人透露出了一条讯息，即引导意大利重生是其使命所在。教皇是拥有双重头衔的教皇，兼任着意大利中部的世俗君主。最重要的是，教皇还是灵魂的神父，理当鼓励、支持、引导意大利的伟大事业。”维克托·库辛先生仿佛已经预见了意大利的统一，补充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皮埃蒙特人就是意大利的马其顿人。”
维克托·库辛
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极不赞成教皇庇护九世发动宗教改革的想法，而撒丁国王卡洛·阿尔贝托与奥地利亦是针锋相对。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希望意大利实现改革而非动乱，赞成自己的政治派系的看法，认为法兰西如果无法整顿边境，那么也无法呼吁其他国家整顿边境。圣奥莱尔伯爵路易-克莱尔·德·博普瓦尔是法兰西历史上最杰出的外交官之一，曾在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统治初期担任法兰西王国驻罗马教廷大使，是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的政策的拥护者之一。在1848年1月12日的议会会议上，圣奥莱尔伯爵路易-克莱尔·德·博普瓦尔的发言给了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那场慷慨激昂的演讲浇了一盆冷水。圣奥莱尔伯爵路易-克莱尔·德·博普瓦尔说道：“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刚刚极大地赞美了教皇庇护九世的荣光。就个人而言，我只想谈谈格列高利十六世继任教皇时的苦楚。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方才向诸位讲述了1847年的合法的自由，而我想与诸位谈谈1831年的有罪的自由。蒙塔朗贝尔伯爵夏尔·福布斯·勒内·德·蒙塔朗贝尔提及了1847年的奥地利对我们的猜忌和怀疑，而我想说的是，1831年，为了实现自由改革，奥地利给予了我们真诚与自由。至于意大利的自由主义，请诸位警惕那些偭规越矩试图激励、赞扬、鼓舞自由的话语。我们真正应当做的是保持镇静，恢复谨慎与克制……老实说，先生们，我不相信意大利能够在没有奥地利的配合的情况下稳定局势。然而，我坚信，一旦时机成熟，意大利一定能实现自由与稳定。”实际上，这就是内阁所处的形势——它的政敌完全是从截然相反的角度看待意大利问题的。
圣奥莱尔伯爵路易-克莱尔·德·博普瓦尔
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
讨论内政时，上议院议员们展现出了世故又谨慎的一面。虽然部分内阁的坚定支持者采取了些手段，但上议院并不支持“盲目或敌对的热情”——这一措辞引起了上议院议员们的愤怒。上议院议员们呼吁内阁采取合法手段并且出于公共福祉维护国家的安定。1848年1月18日，上议院通过投票表决是否要向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发表演讲。投票结果为一百四十四票赞成，二十三票反对。1848年1月19日，上议院的代表向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发表了演讲。内穆尔公爵路易·夏尔·菲利普·拉斐尔、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蒙庞西耶公爵安托万·玛利·菲利普·路易·德·奥尔良就侍立于王座左右。最重要的一段演讲词是由巴朗特男爵阿马布勒·纪尧姆·普罗斯珀·布鲁日起草的，大意如下：“各种喧闹的示威游行夹杂着改革和进步的模糊概念，不利于我们君主立宪制的热潮，以及颠覆社会秩序的不同政见和令人厌憎的回忆乱作一团，已经引起了人民的不安。虽然这种不安尚不足以使国家陷入动荡，但政府必须顾及人民的感受。我们深信，这种为自由政体所容忍的纷乱不安难以抗衡公共秩序的力量。是的，先生们，这个国家的几大势力的联合，辅以法律行为和公共理性的手段将足以维护国家的安定、挽回涣散的人心、消除无谓的希望。这十七年，我们亲爱的祖国最终实现了秩序与自由，而这绝不是我们革命中一个阶段而已——这样的时代将经久不衰——《七月王朝宪章》[8]的传承、陛下统治的恩德、陛下尊名的荣耀会代代相传。陛下，想起法兰西会帮助您积聚力量和勇气，抚平您在这段挚亲之情中所遭遇的悲痛！”对此，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自信并且平静地做出了回答。对内阁而言，上议院的演讲和投票结果虽然是一场无可争辩的胜利，但只是其从未涉足的艰险道路上的第一站。在下议院展开的讨论即将凝结反对派的一切力量，并且化为可怕的攻击。
注解：
[1] 朱塞佩·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政治家、民族解放运动领袖、革命运动先锋，也是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
[2] 圣父，天主教教徒对罗马教皇的尊称。
[3] 红帽，法国大革命中的激进分子戴的红帽。
[4] 三重冠，通称教皇冕或三重冕。8世纪到20世纪中期，罗马教皇均会佩戴王冠。起初，教皇佩戴的是普通主教冠。后来出现了一重冠和二重冠。自14世纪开始，教皇王冠开始采用三层形式，被称为三重冕。
[5] 《福音书》，在基督教中，福音是指上帝之国传来的好消息。《福音书》主要记载着耶稣的生平与复活的事迹，通常专指《新约》中的四福音书，包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
[6] 降福罗马及全世界，教皇祝福用语。
[7] 圣座，罗马天主教会的教务职权，也是教皇的主教教座。作为一个主权实体的圣座坐落于梵蒂冈，与其他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圣座的行政机关是罗马教廷。
[8] 《七月王朝宪章》，又称《1830年宪章》，被认为是立宪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妥协的产物。《七月王朝宪章》大幅削弱了国王的权力，规定了王室法令要适用于法律规定，虽然取消了世袭爵位制，但保留了贵族制。
[book_title]第5章
基佐与路易-腓力一世
虽然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的政敌一直虎视眈眈，但即将在下议院迎来殊死搏斗的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精力充沛，仿佛成竹在胸。1848年的二月革命的前兆初显，而包括王室成员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由于内阁存在的时间太久，保留内阁的权力的想法或将引发腥风血雨。在王室成员中，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能依赖的支持者唯有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和内穆尔公爵路易·夏尔·菲利普·拉斐尔。内穆尔公爵路易·夏尔·菲利普·拉斐尔总是与他的父王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政见一致。奥尔良公爵斐迪南·菲利普·路易·夏尔·埃里克·罗萨利诺·德·奥尔良和奥尔良公爵夫人海伦·路易丝·伊丽莎白都是自由主义者，认为保守政策对王朝的未来是一大隐患。在马尔桑馆，奥尔良公爵夫人海伦·路易丝·伊丽莎白接见了与她意见相同的下议院议员。由于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不会同意，甚至不会对某些想法发表意见，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怯于表达自己的想法。然而，出于尊重，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将内心的不安透露给了自己的母亲玛丽·阿梅莉王后，导致玛丽·阿梅莉王后非常困扰。
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
敌对气氛笼罩在王室与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之间。无声无息的反对派也潜伏着，导致位高权重的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惶恐不安。在回忆录中，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写道：“我不会称这些王室成员为阿谀奉承之人——他们不是全然如此。王室成员常常展现出超乎我们想象的真诚与无私。在我看来，王室成员如同政治的旁观者，虽然整日忙于已成定局之事，但无所作为；王室成员虽然会近距离关注一切大大小小之事，但对需他们负责的事务又不具备社会影响力。王室成员就如同幕后的演员……在王室中，我不缺少真心拥护我的政策的幕僚与朋友。然而，我也发现，王室成员中或多或少有一些吹毛求疵之人、不满分子和直言不讳的反对者。国家和议院的局势日益严峻，而王室成员或焦虑更甚，或期盼愈深，试图证明自己并非皆一无是处之人。”杜伊勒里宫与波旁宫[1]俨然是左右两大派别，都在试图激怒对方。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847年年初，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主动向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进言，表示想离开政坛以免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无法下定决心给予他大力支持。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说道：“陛下，内阁受到重创，导致不仅上议院，而且社会局势同样动荡不安。有时，王室成员或许会攻击甚至逼迫国王。”“确实如此，”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答道，“我对此颇感忧心——甚至我的优雅的王后也一度为此焦虑不安。万幸，在我的安抚下，王后已经渐渐平复了心绪，并且和我一样十分信赖你。”在这次谈话中，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还说道：“如今，出于谨慎考虑，陛下或将重组内阁。然而，斗争一旦开始，陛下只能被迫重组内阁。”“你对形势知之甚详，”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答道，“我已决意绝不逾越宪政体制。我会接受宪政体制赋予的一切责任——即使是令人不快的责任。然而，眼下尚无诉诸法律的必要性。你一直都拥有多数党的支持。我如果现在换掉我的阁员，那么应该把权力交给谁？权力不会被交给议院，也不会被交给国家明确、公认的意愿，而是会被交给没有权力的示威游行之人或者那场明显是邪恶阴谋的动乱。不，我亲爱的首相，虽然如果宪政体制要求我与你分道扬镳，那么我会恪守我的宪政责任，但我既不会率先做出这种牺牲，也不会迁就我不认可的观点。”
杜伊勒里宫
波旁宫
日复一日，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拒绝重组内阁的决心从未改变过。现有的内阁占议院的大多数席位，并且与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同心同德。必须承认的一点是，从议会制的角度来看，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的态度是绝对正确的。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如果想改变自己的态度和立场，那么将不得不背离法律制度。如果对左派人士妥协，那么那些满腔热忱、尽忠尽责维护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的政策的右派人士会怎么想？在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的支持下，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的追随者可能不会联合起来结为一体。解散内阁将成为不可或缺的措施。目前，即在民心涣散不安和宴会引发了骚动的情况下，解散内阁岂非太过冒险？难道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会为了选举出一个新内阁而抛弃忠心耿耿的现议院？就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而言，解散内阁难道还不算是忘恩负义的轻率之举吗？
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
此外，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坚信，对一个遭到反对的政府而言，没有什么比屈服于政敌的做法更加危险。“天晓得，”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对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说道，“他们想要我下到多深的谷底去？一个人如果开始走下坡路，那么离倒台也就不远了。”1847年12月13日，在给布罗伊公爵阿希尔-莱昂斯-维克托-夏尔的信中，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写道：“我需要一切我能拥有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我如果能拥有力量，那么会乐于将其用于目前的局势上。这种力量是强大并且明确的。无论身处国内还是国外，我们处处都能碰见激进主义分子。与激进主义分子碰面的次数越多，我越能辨认出其中与我们为敌之人。”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的想法与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如出一辙——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想说“激进主义是敌人”。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虽然在法兰西和其他地方受到威胁，但仍然将自己视为社会的捍卫者，认为保护欧洲不受革命事业的影响是自身的使命，而抵抗政策则是一种社会需要。在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看来，将反对派人士召入内阁无异于将狼关入羊圈。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坚信，改革选举制度之路必将通向普选并且导致共和政体或恺撒主义[2]。议会改革虽然允许部分官员进入下议院，但驱逐了来自平民与军人家庭的议员。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认为，议会改革是对至高的王权的冒犯。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对安德烈·玛利·让·雅克·迪潘先生说道：“你想让我解散我的内阁，召回路易-马蒂厄·莫莱[3]。然而，路易-马蒂厄·莫莱即将垮台。路易-马蒂厄·莫莱的继任者又是何人？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会联合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与普罗斯珀·迪韦吉耶·德·豪兰，架空我所有的权力，破坏我的政策。不！不！一千个不！我肩负着伟大的使命——恢复法兰西甚至全欧洲的秩序。恢复秩序是我的命运和荣耀。任何人都不能让我动摇或放弃我的使命。”
安德烈·玛利·让·雅克·迪潘
毫无疑问，重掌政权后，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必然会谴责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所有的政治理念。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不仅会谴责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的对内政策，而且更多地会谴责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的对外政策。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认为，与西班牙王室联姻是自己执政期间最大的成功，而这一政策曾遭到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的反对；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视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为头号敌人，而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是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的同盟；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是瑞士独立联盟的支持者，极力反对瑞士的激进党派，而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是瑞士的激进党派的支持者；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寻求大陆强国的联盟，而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极力联合英国。总之，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和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的分歧判若鸿沟。
1847年12月16日，远在伦敦的布罗伊公爵阿希尔-莱昂斯-维克托-夏尔写道：“显而易见，无论将来是何种情形，新内阁都将在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和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的控制下求生。法兰西将紧随英国，成为欧洲的激进党派的先驱——这一点毫无疑义，如同二加二等于四一样显而易见。因此，我断言，对法兰西或全欧洲而言，捍卫现有的内阁是重中之重的工作。最关键的是，内阁不能屈服，而是要极尽所能，光明正大地保全自己。欧洲的保守派势力同样应当为捍卫内阁付出一切，维护内阁的荣誉与尊严。”如果作为非激进党派成员的布罗伊公爵阿希尔-莱昂斯-维克托-夏尔持有这一观点，那么人们会不会对已经是绝对保守派的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也持有这样的观点感到震惊？
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自认为已经到达人生巅峰。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发现，下议院最强大的多数党的成员都拥护他的政策。在这个欧洲舞台上，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终于扮演了自己渴望已久的角色。法兰西不仅与普鲁士和奥地利携手并进，而且开始赢得俄罗斯的支持。孤立无援的不再是法兰西，而是英国。对1840年事件的复仇似乎一触即发。梅尔贡德子爵威廉·休·埃利奥特-默里-基宁蒙德在意大利的革命任务激怒了欧洲大陆的诸王室。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认为法兰西王室已经准备就绪，可以与欧洲大陆的其他王室联合遏制意大利的统一趋势。在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看来，意大利的统一趋势威胁的不只是那不勒斯的波旁家族，还包括罗马教廷和法兰西。因此，无论出于何种考虑，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都不会改变外交政策的方向。“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对蒙塔利维伯爵玛尔特·卡米耶·巴哈松说道，“那意味着战争！我不会放弃我的和平政策。”此外，在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看来，在仍然有许多谈判有待磋商的情况下，除了现有的内阁，没有人也可以开展谈判并且达成圆满的结果。维也纳内阁与柏林内阁绝没有认为瑞士的事业走到了尽头，而是将瑞士独立联盟的战败视为新的外交局面。在这个外交局面中，法兰西人即将扮演主导角色。1848年3月15日被各个权力机构定为恢复审议这一问题的日期。在给儿子的信中描述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时，布罗伊公爵阿希尔-莱昂斯-维克托-夏尔写道：“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完全被孤立，只能挥舞着激进党派的旗帜并且与激进党派成员称兄道弟。”
路易-马蒂厄·莫莱
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
普罗斯珀·迪韦吉耶·德·豪兰
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
波旁家族的盾形徽章
蒙塔利维伯爵玛尔特·卡米耶·巴哈松
罗马的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激进分子甚至开始威胁教皇庇护九世。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试图保护教皇庇护九世。在回忆录中，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写道：“显然，罗马是意大利的各大事件和危机爆发的中心。我们可以在罗马肩负起我们的职责，保证罗马教廷的安全与和平，通过保证天主教会的安全与和平来保护庇护九世。根据我的提议，如果教皇受到来自国内或外来的威胁，那么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和他的顾问团会下定决心提供帮助并且会向我们求助。我们将给予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有效的帮助——不仅临时远征的军团已经确定，而且指挥官已经被任命。土伦有两千五百名士兵。旺德尔港有两千五百余名士兵。众人已经准备就绪，只等待着出发去奇维塔韦基亚的指令。我曾两次与奥皮克将军面谈。奥皮克将军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军官。我确定，奥皮克将军对我们的目标了如指掌并且会与我们同心协力。截至1848年1月27日，奥皮克将军已经采取了一切措施。”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坚信，实施兼顾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不仅一定能消弭英国的敌意，而且可以让自己一跃成为欧洲的主宰者。然而，实施兼顾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的前提是让现有的内阁继续执政。虽然一些王室成员对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怀有敌意，但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仍旧全心全意地信任他。
注解：
[1] 波旁宫，位于巴黎第七区和塞纳河左岸，在协和广场对面，是下议院所在地。波旁宫建于1722年，原是花园环抱的乡间别墅。
[2] 恺撒主义，指恺撒大帝的政治哲学。恺撒主义一词最早使用于19世纪，代指国家将教会置于其控制之下或军阀统治的情况。
[3] 路易-马蒂厄·莫莱（1781—1855），法兰西政治家，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的密友和助手，在1809年至1815年是莫莱伯爵。
[book_title]第6章
法兰西下议院争权夺利
下议院本应作为政府的左膀右臂，现在却成了政府的一大威胁，本应阻止1848年的二月革命的发生，现在却一步步为革命铺平了道路。想挽救王权必须做到大公无私，而这一点是下议院不具备的。下议院应该抛开自身问题，放弃政权的角逐，将法兰西的全局利益置于其他利益之上。然而，下议院用尽卑劣的手段逐权夺利，不计后果，酿成了大错。鲜有议院会展露出不谨慎和不镇定的一面，毫无顾忌地走向万丈深渊并且一头扎进去。临近1848年2月24日，下议院已经沉浸于幻想中，难以自拔。就此而言，没有任何左派或右派人士曾为将来之事而忧虑。左派和右派都陷入了绝对的盲目。如果有人指责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欺骗了自己，那么可以说整个下议院同样受到了蒙骗。
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对下议院的骚乱不屑一顾。由于经历过1830年的七月革命，即便面对的是史上最混乱的下议院的局面，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仍然镇定自若。在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眼里，下议院的风暴不过是小题大做。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不怀好意地问一位想在下议院施展政治才华的富商，即夏尔-让·萨兰德鲁兹·德·拉莫尼克斯道：“你家生产的地毯还畅销吗？”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认为，要平息恶化的局势，最重要的是给夏尔-让·萨兰德鲁兹·德·拉莫尼克斯许个职位。
实际上，七月王朝政府警惕的不过是下议院中的奥尔良派势力。七月王朝政府对正统的波拿巴主义和共和政体都不以为意。在最受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信任的一众追随者中，没有人比皮埃尔-安托万·贝里耶先生与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更同心同德。皮埃尔-安托万·贝里耶先生从不参加宴会，展现了他忠诚的革命气质。皮埃尔-安托万·贝里耶先生还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政府的外交政策的认可和对与法兰西王室与西班牙王室的联姻的维护。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埃尔写道：“从皮埃尔-安托万·贝里耶先生那里，我们看到了爱国主义支配集体利己主义的榜样——这就是所谓的党魂……对那些反对由自己一手建立的政府的人，我们很难不欢呼鼓掌。然而，如果我们为反对政府而欢呼鼓掌，那么我们的痛苦会远不止一种。此外，我们可能会为了因忠诚而受到指责寻求道义的制裁。然而，对法兰西来说，无论是否会受到争议，这种成就感和制裁都攸关命运。这种成就感和制裁足以唤起人们良心上的不安并且让其逐渐蔓延开来。”宴会上没有出现任何拥护君主政体的下议院议员。在下议院，尚博尔伯爵亨利·夏尔·斐迪南·玛利·迪厄多内·德·阿图瓦的追随者也没有掀起任何波澜——他们没有放下武器，只是不想再战斗了。
皮埃尔-安托万·贝里耶
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埃尔
尚博尔伯爵亨利·夏尔·斐迪南·玛利·迪厄多内·德·阿图瓦
议会中甚至根本不存在与波拿巴主义相关的议题。下议院中没有任何支持波拿巴主义者的议员。如果有人告诉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朱尔·阿曼德·斯坦尼斯拉斯·杜弗尔先生、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1]、维克托·安布罗斯·朗瑞奈、莱昂·福谢、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埃尔等先生，不久后，他们会成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部长，那么这个消息肯定会令他们大吃一惊。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阿希尔·富尔德、雅克·皮埃尔·阿巴图奇、阿道夫·奥古斯丁·玛利·比罗特、爱德华·德鲁安·德·吕、迪科、巴罗什、马涅、贝希这些奥尔良派议员如果得知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拿破仑三世的臣子，那么恐怕会大跌眼镜！
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下议院中几乎没有共和党人。几乎没有任何议员敢说出或晦涩曲折地提及“共和政体”一词。然而，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勒德律-洛兰先生是个例外——他的共和思想人尽皆知。有一天，被传唤到审议庭时，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勒德律-洛兰先生说道：“总检察长阁下，是谁授予您的权力？是司法部大臣。作为选民，我有权将大臣们赶下台。您又是以谁的名义说出这番话的？以国王的名义。作为选民——历史可以为我作证——我有权推选和罢免国王。总检察长阁下，请弯下您的膝盖，向我的主权跪倒吧！如果你要谈论我的公正性，那么请把手放在我作为选民的王冠上！”1847年，在里尔、索恩河河畔沙隆和第戎的几场宴会上，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勒德律-洛兰先生同样慷慨陈词。然而，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勒德律-洛兰先生如果试图在下议院中发表上述言论，那么会立即被制止。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勒德律-洛兰先生夸夸其谈的样子非但不像蛊惑民心的政客，反倒像律师。在发言中，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勒德律-洛兰先生在未来的临时政府的同仁们，即卡诺、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加尔涅－帕热斯和雅克-夏尔·杜邦·德·厄尔等诸位先生，从未提及革命的可能性。如果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驾崩或退位、奥尔良公爵夫人海伦·路易丝·伊丽莎白摄政、自由派人士掌权，导致内阁重组，那么他们或许会觉得称心如意。在1847年的下议院，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没有发表过一篇演讲，并且在一众同僚中总是独来独往，就像是无兵之将军、无徒之哲人。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对议会制嗤之以鼻，观望着，等待着无人能预见的命运。
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
阿希尔·富尔德
雅克·皮埃尔·阿巴图奇
阿道夫·奥古斯丁·玛利·比罗特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勒德律-洛兰
我必须重申，上述现象不是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担忧的议员对七月王朝的敌意。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说的危险来自反对派的议员，即反对七月王朝的建立者及其追随者的议员。在下议院，真正的斗争是奥尔良派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斗争。每每掌权时，左派人士总会采取非常手段。然而，无论何时掌权，左派人士都会使用自己指责政府部门时使用的手段。左派人士的行为不是道义，而是野心、私利、贪婪的表现，指引着斗争者。在位七年有余的内阁大臣和右派议员已经习惯了谋取私利。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评论道：“推翻内阁将导致大臣们失去财富与他们的女儿的嫁妆和儿子的事业。然而，如此一来，几乎所有大臣、议员都得以保留。得以晋升的多数党成员凭借的不仅是自己乐于助人的品质。有人可能会说——他们习惯性地认为内阁永远会存在——多数党成员过去和现在都依附于内阁，未来也希望继续如此。多数党成员真挚平静地依附于内阁，而那种依附是人们对自己的领地的情感。”下议院的四百五十名议员中包括二百名公职人员。政府曾对这二百名公职人员施以雷霆手段。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还说道：“如果这么多保守派人捍卫内阁的目的只是想保住自己的薪水与高位，那么我不得不说，依我之见，许多反对派攻击内阁的目的只是希望争取这些保守派人。一个真相——一个可悲的真相是，我们对议会的公共职能和对赋税的依赖不是某个政党的弊端，而是整个国家长久以来的重大缺陷，是我们的民主宪政与政府的高度集权并且结合的产物，是一种隐秘的弊端，不仅吞噬了所有旧势力，而且同样会吞噬一切新势力。”
加尔涅-帕热斯
雅克-夏尔·杜邦·德·厄尔
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
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
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和1840年后担任内政部大臣的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都是深谙为官之道的人。1803年2月19日，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出生于巴黎。在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的父亲担任过国务委员，并且在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统治时期贵为法兰西贵族。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的岳父哈姆子爵让-弗朗索瓦·雅克米诺是塞纳河流域的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的功绩和巨额财富为他奠定了极高的身份和地位。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还是艺术协会会员，拥有大十字荣誉军团勋章，在瓦雷讷街拥有一栋豪宅。然而，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非但不像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那般热衷于权势，反倒多次被人发觉有隐退之心。最终，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决意坚守政治职位，不想在危难时刻弃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而去。此外，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自认能帮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排忧解难，并且惯于以冷静的心态处理问题。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对自己一手提拔和培训的多数党成员了如指掌。因此，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对多数党的影响不可估量。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温文尔雅、古道热肠、平易近人，并且因此广交良友。虽然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没有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的好口才，但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一贯朴实的言辞和偶尔的善意算盘可能比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的郑重而庄严的高谈阔论更合多数党的心意。
国民自卫军
大十字荣誉军团勋章
然而，虽然保守派有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的威望和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的能力，但保守派内部仍然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不少左派议员质疑内阁上台的时间太长，认为是时候培养一拨新的大臣了。
注解：
[1] 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1805—1859），法兰西外交官、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其作品《民主在美国》和《旧政权与革命》而闻名。
[book_title]第7章
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
1848年1月20日，下议院举行了议会辩论。数周以来，下议院就像内阁的盟友与敌人之间无休止争斗的战场。即将就是否进行王座演讲展开激烈辩论的双方彼此敌视，摩拳擦掌、翘首以盼战斗的来临。到目前为止，虽然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依然保持着乐观，但玛丽·阿梅莉王后的忧虑与日俱增。实际上，除了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其他王室成员都忧心忡忡。
1848年1月20日，《辩论杂志》刊登了一则文章，准确地描述出了众人的不安情绪。《辩论杂志》的文章写道：“这场辩论必将热闹至极。我们只管拭目以待。动口变成动手、恐吓人心等各种手段层出不穷。在好些日子里，最荒唐的谣言也都能传得满天飞——甚至没有人知道谣言是怎样传出和由何人传出的。有时，人们会谣传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的健康问题——据说，这个谣言曾引起了一片恐慌；有时，人们会谣传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已经病危；更夸张的是，还有人谣传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已经驾崩！共产主义者就要站起来了——约三万人准备拿起武器反抗政府。共产主义者中的负责带头指挥和财产再分配的领导人也已经被任命好了……一些人还故弄玄虚地说局势是多么微妙。民众已经怨声载道。或许，政府最明智的做法是对愤怒的民众做出让步。看着某些人的面目或听着某些人的演讲时，有人可能会觉得——用革命的语言来说，我们是在旅行的前夜……濒临夜晚之际，这些流传了数小时的谣言得以澄清或逐渐淡去。然而，这些谣言仍然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只给民众留下了茫然、焦虑。交易所变得萧条而冷清。人们虽然终于开始相信事出必有因，但没有人能说清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政府机构毫不气馁，镇定自若地等待着斗争的到来。《辩论杂志》的文章又写道：“将事件推演到这种局面的反对派可能反倒会被事件引起的骚乱吓到。然而，反对派仍然四处传播着谣言，试图引起恐慌。宴会是反对派的绝望之举——如果此举失败，那么反对派会销声匿迹很长一段时间。反对派正等待着暴力和革命。换句话说，反对派早已发誓要加入推翻内阁的派系中……反对派虽然害怕，但想震慑其他人。”《辩论杂志》的文章还傲慢地总结道：“保守派不会被削弱。反对派煽动人们的恐惧的手段毫无价值！和败在其他人手里一样，反对派也会败在我们手里——我们保证，反对派会失败。”
内阁的抵抗激怒了反对派。在下议院的辩论展开时，来自四面八方的怒火纷纷爆发。在《两个世界》[1]这一刊物上，《半月刊》的编辑评论道：“唉！我们不得不说，最近几天，我们目睹了最悲惨的场面，包括公众名誉受损和议会辩论的堕落。如果这种局面继续发展下去，那么不久后，我们就不必羡慕人人配枪的美国国会了。”反对派的策略是夸大最可悲的形势，预测可能发生在不远的未来的最可怕的灾难。在所有议员中，将警钟敲得最响的是左派人士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
1805年7月29日，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出生于韦尔讷伊。从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的母亲的家族来看，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是纪尧姆-克雷蒂安·德·拉穆瓦尼翁·德·马勒泽布的后代。波旁王朝复辟后期，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曾担任凡尔赛法院的法官。1831年，受政府委派，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与自己在法院的同僚古斯塔夫·奥古斯特·博南·德·拉·博尼尼埃·德·博蒙一起去了美国学习监狱制度。这趟美国之行孕育了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的一部重要著作，即在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鲁瓦耶-科拉尔称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的思想为孟德斯鸠的延续。正是因为《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在1839年和1841年分别被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学院和法兰西学院录取。1839年，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当选议员，并且此后一直作为瓦洛涅政府的代表，直至1848年的二月革命爆发。
纪尧姆-克雷蒂安·德·拉穆瓦尼翁·德·马勒泽布
古斯塔夫·奥古斯特·博南·德·拉·博尼尼埃·德·博蒙
在特殊事件悬而未决之际，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时常会向政府提供有效的协助。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虽然不是七月王朝的敌人，但始终反对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并且不知不觉地在七月王朝颠覆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来说，1847年年初的局势并不明朗。在回忆录中，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写道：“我没想到灾难竟然近在咫尺、可怕至极。不安情绪开始在我心中滋生，并且变得越来越强烈。我脑海中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即我们即将走向另一场革命。这个念头表明我的想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七月革命后的风平浪静和萧条沉寂令我一度相信自己注定会在衰弱和和平的社会里度过一生。1830年，我开始察觉到自己误认了戏剧中的某一幕的结束为最终谢幕。”
鲁瓦耶-科拉尔
以上便是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在1848年1月27日登上议会讲坛时的内心独白，仿佛是卡桑德拉[2]的预言。“人们都说没有危险，”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呐喊道，“没有发生暴动。由于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人们认为1848年的二月革命为期甚远。先生们，请恕我直言——我认为你们想错了。毫无疑问，动乱虽然没有在实际中发生，但早已深入人心。我们来看看工人阶级的情况——目前，由于没有像从前那样受到所谓的政治激情的折磨，工人阶级还算平静。然而，你难道没有看到，工人阶级的激情已不再关乎政治，而是关乎社会吗？你难道没看出来，工人阶级渐渐滋生出的这样或那样的想法的矛头所指的不是简单地改变这条或那条法律，改变内阁甚至政府，而是改变社会，甚至推翻目前所处的阶层吗……我认为，目前的我们正睡在火山口上。”以最耸人听闻的言辞描述了当前局面后，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接着说道：“凭借着本能和直觉，你们还没感受到吗？这种直觉虽然难以名状，但确凿无疑——欧洲的土地将再次颤抖……社会道德已经沦丧到如此程度，而你们仍然无动于衷 。或许，我的话还不够令人信服。我相信，说这番话时，我没有怨恨，甚至不带有任何政党色彩。我虽然攻击了那些我不怨恨的人，但必须向我的国家坦承我深切、坚定的信念。好吧！我深切、坚定的信念就是，不久后，社会道德的沦丧将引发一场新的革命。”
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的演讲的结尾仿佛是一场痛苦的呐喊。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喊道：“国王的生命是不是岌岌可危？国王比其他人更坚韧，更难以击垮吗？现在，你们确定还有明天吗？你们知道一年或一个月或一天后，甚至下一刻，法兰西会发生什么事吗？你们一无所知。然而，你们知道，一场风暴已经初现端倪，并且会朝你们而来。你们会允许自己被这场风暴困扰吗？先生们，我恳求你们不要这样做——这不是我的要求，而是恳求。由于认为这场风暴是真实、严重的，我宁愿跪倒在你们面前……趁着时机未晚，请制止——先发制人，制止这场风暴吧。我们要制止的不只是这场风暴的征兆，更是制止风暴本身。人们谈到了议会的变化。我非常倾向于相信这些改变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是必要的。因此，我相信选举制度改革的有用性和议会改革的紧迫性。然而，先生们，我还没有完全失去理智，没有意识到决定人民的命运的事物不是法律及其机制，而是政府的运作机制。虽然你们如果愿意，那么便可以遵守法律，但在我看来，你们的这种做法将铸成大错。如果保留现有的法律和政府人员能令你满意，那么你们尽管保留他们吧。然而，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改变政府运作机制——我必须重申，这种机制会把你们拖进深渊。”
对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这番高谈阔论，右派人士回之以嘲弄的笑声，而左派人士则报以热烈的掌声。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离开之际，朱尔·阿曼德·斯坦尼斯拉斯·杜弗尔先生将他拉到一边，说道：“你的演讲很成功。然而，你如果没有凌驾于议会之上或存心让我们如此恐惧，那么会更加成功。”奇怪的是，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承认自己没有完全相信自己的不祥预言。在回忆录中，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写道：“虽然反对派的掌声非常热烈，但这是出于党性，而不是信念……此刻，我扪心自问，我是否真的像表面看起来那么惊慌。我发现并非如此。我愿意承认一个事实，即革命比我预料的更迅速和彻底——这可能是其他政治预言家在预测未来之事上比我更权威的表现。不，我没料到我们会看到一场革命——谁又能预料到呢？”说到底，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及其友人和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一样，缺乏远见卓识，试图推翻君主政体，却自认为只是做出了警告。
多数党成员让维耶先生对左派议员做出了十分清晰的评价。“无论你说什么，”让维耶先生大声喊道，“法兰西永远都会是从前那副模样，即正义与荣耀兼具的一方土地。不，不！不是所有人都泯灭了良心，丢掉了尊严。否则，你便会自相矛盾。虽然你提出了各种改革措施，试图补救灾难，但这些改革措施只会是徒劳的权宜之计。你提议用卑鄙的手段来恢复公共道德，却恰恰证明了——甚至在你看来——邪恶并不像你说的那么根深蒂固……宪政体制的反对派正陷入一种深深的错觉中。反对派虽然谴责我们采取的手段，但采取了同样的手段。实际上，反对派和我们一样邪恶，正试图创造一片废墟。在这片废墟中，我们将被一起推翻。然而，反对派受到了严厉的警告。没有人会谴责激进分子的虚伪——激进分子不仅表现出了一种强大、不可抗拒的诚意，而且为自己留有后路。一旦保守派被击垮，激进分子就会向七月王朝复仇，正如他们大声叫嚣的那样。激进分子都是可怕的逻辑学家。为了证明自己，激进分子一定会把一棵结了十八年苦果的大树连根拔起。”让维耶先生的预言不仅比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更加精准，而且非常真诚。反对派利欲熏心，恶意丛生，丝毫不知自己正中激进分子下怀。反对派不仅将矛头对准了内阁，而且不久后便会转向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
注解：
[1] 《两个世界》，法兰西最著名的月刊之一，创立于1829年。
[2] 卡桑德拉，是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与王后赫卡柏的女儿，也是阿波罗的祭司。关于卡桑德拉传说有二，一是虽然卡桑德拉被阿波罗赐予预言能力，但由于卡桑德拉抗拒阿波罗，卡桑德拉的预言不被人相信；二是卡桑德拉在一座神殿中睡着时，神蛇通过以舌为卡桑德拉洗耳或在她耳边低声说话让卡桑德拉获得了预知未来的能力。
[book_title]第8章
茹安维尔亲王离开法兰西
面对日益迫近的攻击，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的儿子们的存在对捍卫王位无足轻重。暴风雨来临时，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的两个儿子必须离开自己的父亲。1847年10月5日，奥马勒公爵亨利·欧仁·菲利普·路易·德·奥尔良被派去阿尔及利亚任总督一职。1848年2月，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也去了阿尔及利亚。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对时局的看法十分消极。然而，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始终不相信革命像事实所证明的那样近在眼前。数年来，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一直在预测可能出现的最严峻和复杂的局势。每每自海上远征归来时，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都会因自己在巴黎的所见所闻而心神不安。“1845年冬季，我回到巴黎时，”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写道，“七月王朝虽然尚有三年寿命，但早已满目疮痍。议会像圣维特斯舞蹈症[1]一样的反常行为令所有人都十分不满。然而，在议会中，杰罗姆·帕托罗斯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然而，杰罗姆·帕托罗斯这样一位得意之人会引起多少人的妒忌？由于没有赋予政府半点力量，议会遭到了新闻媒体的一致抨击。令人称奇的一大矛盾点是，对人人都试图诋毁和推翻的七月王朝，新闻媒体主要抨击点是它缺乏活力。这段时间，我多少次听到‘变强大’这样的恳求，而这种恳求正不断地敲响着陷入绝境的政府的丧钟！伴随着无用的空话，社会中弥漫着对民主的妒忌，公众的揣测，以及肆意的摧毁和破坏。革命精神的实质似乎是公然追寻如蝼蚁般渺小的目标。然而，普通的社会生活仍然维持着健康的表象。”依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之见，当时的各种局面皆是假象，而弊端将继续恶化。
1847年，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开始统率七月王朝的地中海海军中队。1847年11月7日，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登上了停泊在斯佩齐亚港的“君主”号军舰，并且写了封信给内穆尔公爵路易·夏尔·菲利普·拉斐尔。这封信属于机密文件，是在遭劫时的杜伊勒里宫的一个抽屉里被发现的。这封信将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内心强烈的忧虑展露无遗。在信中，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写道：“周围发生的每件事都困扰着我，让我开始惊慌。在这种时候，我往往会想和自己信赖的人谈谈心……国王已经到了不再广纳谏言的年纪，习惯于统治，并且喜欢让人看到统治天下的一面。虽然丰富的经验、巨大的勇气和优秀的品质能令国王无所畏惧，但一切仍然危机重重。”
就外交政策而言，尤其是涉及瑞士和意大利事宜时，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的观点往往与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截然相反。在给内穆尔公爵路易·夏尔·菲利普·拉斐尔的那封信中，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写道：“身处异国他乡的我可以做些什么来缓解局势？我又该遵循怎样的行为准则来顺应我们国家的大势？当然，通过奥地利和法兰西干涉瑞士内政的做法是不可行的。虽然我原本希望意大利的局势能帮我们转移公众的注意力，但在意大利，战争已经结束了。我们如果没有英国人的帮助，那么什么也做不了。如果激进党派的事业每天都有所进展，那么我们和激进党派人士必然会回到对立局面。此刻，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离开——我们如果留下，那么将被迫与倒退的政党为伍，而这将给法兰西造成灾难性后果。那些与西班牙王室的联姻是不幸的！我们因此而备受苦痛！”由此可见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对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和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所认为的七月王朝最辉煌和成功的联盟所持的态度。
斯佩齐亚港
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欣赏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的崇高智慧和卓越品质，并且曾试图改变他的立场，特别是在意大利事务方面。然而，事实证明，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只是白费心思。1847年11月7日，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曾给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写信证明七月王朝的政策的合理性。后来，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说道：“我心心念念，想将这位精干刚毅的亲王心中的因不完全熟悉我们近期在意大利的作为而产生的遗憾的感觉和责备我们的想法消除。”在给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的信中，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写道：“我们不与绝对主权国家联合，也不秘密与奥地利合作。我们一直坚持意见公开、温和改革和理性有序，而这不仅是真正自由和实用的政策，而且符合唯一的可实现的利益，是唯一获得可实现的利益的有效手段。眼下，在意大利，这一政策不受欢迎。然而，我并不惊讶——意大利人想要的东西与众不同——他们希望能够利用法兰西的军队、财政部和政府完成单靠自己无法完成的壮举，即驱逐奥地利人并且在意大利实现民族团结和建立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政府。”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还写道：“意大利人的这种普遍欲望是好还是坏，是否能在某一天得以实现，抑或是永远不可能实现？对这些问题，我不展开研究——我不是在研讨哲学、历史或发布预言，而是忙于真正实际的政治。在政治范围内，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冒意大利之名行使职责，就像我们不愿意以法兰西的名义行使这样的职责，即以战争精神与革命为支点对欧洲的各国领土和政治局势进行重组。”就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期盼与英国合作一事，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说道：“我不会感到不安，先生。在现在的意大利，英国享有盛誉——一种空洞而虚荣的声誉。意大利人很快就会发现一点，即英国人虽然巧言令色，会给予一些口头承诺，但不会提供实质性的协助。”这句话同样也是一个精准的预测。
收到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的来信后，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即刻离开了斯佩齐亚港，动身返回法兰西。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没有完成为期两年的统率地中海舰队的任务。由于身体疲惫和健康状况不佳，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请求免去自己的职务，并且于1847年11月26日将统帅之职托付给了海军上将弗朗索瓦·托马斯·特雷瓦尔。“我回到了巴黎，”在回忆录中，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写道，“我看到的巴黎是什么情况呢？政治无处不在，令人十分厌烦。无处不在的政治即将毁灭秩序的维护者，给暴乱分子带来荣耀，正如随后的事件证明的。”无论是对国内政策还是外交事务，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与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各持己见，针锋相对。随后，即医生们表示阿尔及尔的气候对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的妻子的健康有益时，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当即表示打算带茹安维尔亲王夫人巴西的弗朗西斯卡去阿尔及尔并且和奥马勒公爵亨利·欧仁·菲利普·路易·德·奥尔良及其夫人度过冬季。玛丽·阿梅莉王后对危机的感知比任何人都更加地敏锐。玛丽·阿梅莉王后希望能够留一个儿子在身旁——儿子的力量能激发她绝对的信心。玛丽·阿梅莉王后恳求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留下。终于，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被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的建议打动了，开始犹豫是否该动身。与此同时，对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有巨大影响力的他的姐姐，即比利时王后路易丝·德·奥尔良也希望他留下。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决定离开时，巴黎的局势出现了短暂的平静。《两个世界》的年代史编辑写道：“最终，我们进入了议会讨论的海域——所有船都已扬帆，而定期盘旋在每场会议的开幕式上的那阵雾气也渐渐消散了……休会期间，伴随着政府被迫沉默，浮夸之词与日俱增、愈演愈烈。这些浮夸之词堆积起来，形成了一个雪球，最终成为政府与民众交流的障碍。云团聚在一起，飘浮在被人们称为政治的地平线上，而议会便笼罩在这种云团中。然而，《辩论杂志》的言论刺穿、驱赶、吹散了这些云团，而议会拂去了雾气，净化着空气。人们再次找到自己的立场，相信自己，把自己摆放在了适当的位置，而这个适当的位置几乎不曾改变。阳光之下的一切仍然是老样子。对今天看到的事物，人们总是或几乎总是司空见惯……虽然我们确信，根据惯例，在议会休会前，多数党成员必定‘有所动作’，但即使和我们一样意识到了这一点，内阁也不能提前谴责多数党成员。实际上，要求内阁谴责仍然在帮助它对抗猛烈攻击的多数党成员的行为未免太过违背人性。”与此同时，政界充斥着乐观的情绪。
弗朗索瓦·托马斯·特雷瓦尔
因奥尔良公主路易丝·玛丽·阿德莱德·欧仁妮·德·奥尔良的死亡而陷入悲痛的王室已经恢复了元气。1848年1月25日，玛丽·阿梅莉王后虽然重新开放沙龙并且举办了一个小晚会，但早早就宣布散场。关于这场晚会，《箴言报》写道：“王室成员齐聚一堂。国王与王后接待的来宾有两西西里的利奥波德王子、符腾堡的保罗王子、英国大使诺曼比侯爵康斯坦丁·亨利·菲普斯及其夫人玛丽亚·利德尔、撒丁王国大使和布里尼奥莱-萨莱侯爵夫人、比利时大使利涅亲王欧仁·弗朗索瓦·夏尔·约瑟夫·拉莫拉尔、利涅亲王夫人雅德维加·卢博米尔斯、普鲁士王国公使、俄罗斯帝国临时代办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基谢廖夫、瑞典公使卡尔·洛文希姆伯爵及其夫人、托斯卡纳大公国公使和佩鲁齐夫人、荷兰公使、巴伐利亚公使、符腾堡公使、达尔马提亚公爵夫人约翰娜·路易丝·伊丽莎白·贝格、瓦格拉姆亲王夫人泽尼德·弗朗索瓦丝·克拉里、巴格拉蒂翁公主、德卡兹公爵夫人威廉明妮-埃吉迪亚-奥克塔维·德·博普瓦尔及多位贵族、议员、大臣和上将。1848年1月25日22时，晚会结束了。”见过杜伊勒里宫里的一个个祥和的家庭之夜的人都没有想到，杜伊勒里宫上方正酝酿着一场风暴。在回忆录中，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曾形容过那些祥和的家庭之夜。王室沙龙的快乐时光转瞬即逝。无论老少，用完餐后的王子和公主们都会在家庭沙龙厅中欢聚一堂。“家庭沙龙厅位于弗洛拉馆和钟楼广场之间，”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说道，“家庭沙龙厅位于一楼。我的母亲坐在一张上面燃着几支蜡烛的圆桌旁，织着挂毯，而她旁边则围着几位年轻的公主和一众侍女。毗邻家庭沙龙厅的是台球室。台球室里有一张长椅，而国王就坐在这张长椅上处理急件或阅读《泰晤士报》。《泰晤士报》是唯一一份国王每天都会阅读的报纸。来家庭沙龙厅的访客都是想与国王交谈的。大部分访客都是专程来拜见国王的外交官。来拜访的女士们都围坐在王后的餐桌旁。人们谈话的内容虽然很广泛，但有时会略显无趣。一些女士的到来令沙龙再度沸腾——她们的智慧与美丽吸引着分散在各个角落的男士重新聚拢在一起。这些女士包括圣奥莱尔女士与卡斯泰朗女士，那些魅力四射的女外交家、利涅亲王夫人雅德维加·卢博米尔斯、福明·罗吉尔、玛格丽特·斯托克豪森，以及德·拉博德先生的三千金——德莱塞尔小姐、博谢小姐和奥迪耶小姐。一些杰出的英国女性，例如谢里登三姊妹也曾在家庭沙龙厅中轰动一时。如今，终于轮到玛蒂尔德·利蒂希娅·威廉明妮·波拿巴公主以其绝世容光登场了。”
两西西里的利奥波德王子
玛丽·阿梅莉王后拥有纯粹的仁慈之心和完美的亲和力，堪称旧王朝的公主的典范。玛丽·阿梅莉王后始终严于律己，从不会将焦虑流露在自己高贵的面容上，总是将痛苦埋藏在内心深处。然而，与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告别之际，玛丽·阿梅莉王后不禁泪盈于睫。1848年1月30日早晨，虽然天气十分寒冷，但玛丽·阿梅莉王后仍然决意亲自去为自己的儿子与儿媳送行。玛丽·阿梅莉王后没有忘记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的各种英雄事迹。玛丽·阿梅莉王后觉得，岌岌可危的王位正需要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这样的护卫者。有人说，玛丽·阿梅莉王后与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拥抱告别时，玛丽·阿梅莉王后耳畔响起了神秘的声音，说他们二人再次相见可能是在流亡途中。
在旺德尔港，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与茹安维尔亲王夫人巴西的弗朗西斯卡登上了“卡奇克”号蒸汽护卫舰。1848年2月9日，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和茹安维尔亲王夫人巴西的弗朗西斯卡到达了阿尔及尔。
在码头，奥马勒公爵亨利·欧仁·菲利普·路易·德·奥尔良及其妻子迎接了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与茹安维尔亲王夫人巴西的弗朗西斯卡。几分钟后，一应政府官员也到达码头，拜见了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和奥马勒公爵亨利·欧仁·菲利普·路易·德·奥尔良。1848年2月9日10时，茹安维尔亲王夫人巴西的弗朗西斯卡与奥马勒公爵夫人玛丽·卡罗琳德·波旁-西西里登上一辆敞篷马车。敞篷马车前面是骑行着的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和奥马勒公爵亨利·欧仁·菲利普·路易·德·奥尔良，后面是浩浩荡荡的欢迎队伍。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一行向官邸走去，缓缓地穿过欢呼着的拥挤的人群。深冬时节如夏日般天朗气清，似乎也在欢迎着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的到来。虽然不仅殖民者、当地人和士兵们热情似火，而且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也很高兴再次见到顺利就职阿尔及利亚总督的奥马勒公爵亨利·欧仁·菲利普·路易·德·奥尔良，但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仍然郁郁寡欢。“虽然我到达了阿尔及尔，”后来，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说道，“但我心里充满了沉重的预感。我坚信，我们如果总是对那些导致政府瘫痪并且令革命者为难的所谓法律的枷锁不屑一顾，那么最终会深陷泥潭，到达生死攸关的时刻。一切都为时已晚——革命的钟声即将敲响。我唯一没有想到的是，生死攸关的这一刻已经迫在眉睫。”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腓力-路易-玛利·德·奥尔良虽然有不祥的预感，但未曾想到，他在阿尔及尔安顿下来时，七月王朝距离覆灭仅有数小时时间。
诺曼比侯爵康斯坦丁·亨利·菲普斯
卡尔·洛文希姆伯爵
玛格丽特·斯托克豪森
玛蒂尔德·利蒂希娅·威廉明妮·波拿巴公主
注解：
[1] 圣维特斯舞蹈症，一种神经失调性疾病，最早出现于中世纪后期，表现为快速、不协调的抽搐运动。圣维特斯舞蹈症的主要发病部位是脸部、手部和腿部。直到17世纪后，欧洲人才摆脱圣维特斯舞蹈症。
[book_title]第9章
革命的催化剂
下议院对王座演讲的讨论是革命的序曲，激化了存在于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与反对派之间的矛盾。在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眼里，左派人士的关于外交政策的所有言论似乎仅仅是一种好战政策的发展，而让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引以为傲的则是他在执政期间维持的温和形象。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已经十八个月没有出现在论坛中了。重返论坛后，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对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倡导的所有外交活动都做出了尖锐的批评。“自从与西班牙王室联姻后，”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呐喊道，“法兰西开始与自己的天性和数百年的传统背道而驰。法兰西人如同流浪在罗马的吉伯林派[1]、伯尔尼的僧侣、皮埃蒙特的奥地利人、克拉科夫的俄罗斯人，即法兰西人已经不能被称为法兰西人。与此同时，法兰西到处都弥漫着反革命浪潮。”为了鼓吹意大利的统一运动，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说道：“守法兰西政府惯例的法兰西才是真正的法兰西。法兰西是富有同情心的自由主义者，锲而不舍地坚守着友谊，将向意大利的复兴致以荣耀和热情。”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说道：“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比我能想象的更缺乏远见——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居然没有意识到，如果法兰西拥护意大利的统一运动，那么周围的四个大国会立刻反对我们……”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打断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说道：“派你的队伍进入伦巴第去宣扬你的观点吧！”
就瑞士问题，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与左派人士之间同样存在争执。1848年2月3日，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大声说道：“有人不仅说刚刚在瑞士获胜的那些人都是激进分子，而且用尽一切言辞来指控激进分子的行为。先生们，我不是激进分子——激进分子很清楚这一点。然而，请你们了解一下我的立场，即无论身处法兰西还是欧洲，我都是革命党。我希望革命政府继续掌握在温和派人士手中。我会尽自己所能继续我的事业。然而，即使这个政府被交到那些不如我与我的友人的温和派人士、强硬派人士，甚至激进分子手中，我也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事业，我将永远属于革命党。”这番话足以在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和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之间划出一道鸿沟。
就外交政策问题，内阁获得了多数党的八十票。然而，在国内政策方面，多数党成员投给内阁的票有所减少——甚至只有四十三票。
1848年2月7日，一场围绕宴会和改革的战斗打响了。普罗斯珀·迪韦吉耶·德·豪兰的言辞格外激烈和犀利。“希望人们能清楚地理解和认识到一点。”普罗斯珀·迪韦吉耶·德·豪兰说道，“我们不是要在多数党成员面前与内阁争辩，而是要在国家面前与内阁和多数党成员争辩。”普罗斯珀·迪韦吉耶·德·豪兰回顾了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在1820年写下的某段话，说道：“我不怀疑法兰西有什么危机。然而，依我之见，内阁会加速危机的到来。这场危机会是一场令革命遭到威胁的反革命。虽然为了达到目的，有些人正不遗余力地搅弄着风云，我们不能听那些人谈论雅各宾派的话，不能受到任何人制造的假象的迷惑。”普罗斯珀·迪韦吉耶·德·豪兰大声说道：“虽然你们指责我们被盲目或敌意的情绪煽动，但我们同样指责你们用卑鄙的激情建立起了统治的希望；虽然你们指责我们利用演讲给了那些试图颠覆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极端党派力量，但我们同样指责你们通过行动向极端党派提供他们缺乏的支点和杠杆。”演讲结束时，普罗斯珀·迪韦吉耶·德·豪兰声称自己已经准备好加入“那些人，试图通过合法的罢工行为来检验一纸警署通告是否足以没收我的公民权利”。随后，普罗斯珀·迪韦吉耶·德·豪兰又傲慢地恐吓道：“我虽然已经说过了，但仍然想再重申一遍，我们如果不坚定地拥护《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那么便不配得到自由，只能在内阁的指令前畏畏缩缩。”
二月革命漫画：一个可怜的男孩在扶手椅上玩耍
左派议员们从反驳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快感。1848年2月8日，弗朗索瓦·让·莱昂·德·马勒维尔先生说道：“我将援引某位权威作家的言论来终止辩论。我承认，我们引用了这位作家的许多话。我们如此频繁引用这位作家的话可能最终会削弱其作家身份。1830年，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说道：‘公民有权为公共事务而进行集会——实际上，不仅他们应该这样做，而且这是件好事。我不仅永远不会质疑公民的集会权，而且永远不会试图打压会使民众聚集起来并且交流意见和看法的慷慨情怀。’”
弗朗索瓦·让·莱昂·德·马勒维尔
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通过证明反对派成员之间实际上没有那么和谐做出了回答。1840年，即弗朗索瓦·让·莱昂·德·马勒维尔先生担任副国务卿期间，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的内阁发生了什么事？一些以募捐形式举办的政治舞会和宴会获得了批准，而另一些则被明令禁止。实际上，所有活动的举办者都曾向当局提出申请，想获得批准。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曾诉诸赋予了政府机构反对公共集会的权利的1790年和1791年的一些法律条款。如果集会似乎可能扰乱秩序，那么政府可行使职责，即宣告集会结束。因此，面对游行示威时，政府非但不会胆怯，反倒会得心应手。
虽然这段发言的结尾掷地有声，但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的言辞不仅不犀利，而且有一定的善意。回顾王座演讲中激起公愤的“盲目”一词时，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说道：“我们一致不认同这一措辞。”
1848年2月9日，米歇尔·皮埃尔·亚历克西斯·埃贝尔先生进行了一次演讲。在回忆录中，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写道：“米歇尔·皮埃尔·亚历克西斯·埃贝尔先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首席检察官——他的形象与性格都非常符合这一职业……虽然米歇尔·皮埃尔·亚历克西斯·埃贝尔先生不愚蠢也不偏私，但他的思想天生就固执刚硬，导致他经常会有一些过火的想法并且不知道如何保持克制。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缺点的情况下，米歇尔·皮埃尔·亚历克西斯·埃贝尔先生会变得暴力并且无视细微的差异。因此，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必须派出一位重视调解的演讲者进入论坛。”米歇尔·皮埃尔·亚历克西斯·埃贝尔先生说道：“我始终认为，发生在宴会上的事是违法行为——在承认和服从法律的情况下，人们不会做出这种事。”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大怒，起身大喊道：“然而，波利尼亚克伯爵朱尔·德·波利尼亚克和佩罗内伯爵皮埃尔-德尼并没有这样说！”场面一度乱作一团。米歇尔·皮埃尔·亚历克西斯·埃贝尔先生回答道：“我反对你的指责。没有人能令我退缩。苦难只会让我越来越觉得我是对的——我是在展示真相和直面伤口。虽然某些人希望置身事外，但只有公平正义地、坚持不懈地维护法律才能治愈这种伤口。”这时，反对派议员全体起身，向着大臣席位举起了双手。“是的，”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大喊道，“诸位大臣，你们的权力已经沾染了自由的殉道者们的鲜血。虽然你们辩论的是复辟王朝的大臣们认可和尊重的权利，但恰恰在这一时刻，权利即将被摧毁！这不仅是我想说的，而且是无法辩驳的事实。波利尼亚克伯爵朱尔·德·波利尼亚克尊重的东西已经被你们摧毁了！”对峙的双方怒气冲天，导致这场会议成了有史以来最混乱的会议。那些平心静气的议员想借助下议院议长保罗·让·皮埃尔·索泽先生的权威重整秩序。然而，保罗·让·皮埃尔·索泽先生早已没了影踪。因此，在一阵难以言表的骚乱中，会议结束了。1848年2月9日夜晚，在给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的信中，达彻特先生说道：“这场会议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会议结束时，米歇尔·皮埃尔·亚历克西斯·埃贝尔先生表现得太过专横和傲慢——我参会时见过的每个人都这样认为。下议院必须保持冷静。我们即将直面暴乱。我不仅已经尽了全力，而且希望你尽你所能。”共和党的报纸《国民报》称这些激烈的事件是“另一出戏剧的序曲，而另一出戏剧则会更加有趣和真实”。“另一出戏剧”就是即将到来的1848年的二月革命。
波利尼亚克伯爵朱尔·德·波利尼亚克
保罗·让·皮埃尔·索泽
注解：
[1] 吉伯林派，又称保皇派，与归尔甫派相对立。保皇派和归尔甫派分别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罗马教皇。在12世纪和13世纪，保皇派和归尔甫派之间的竞争是中世纪的意大利内部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吉柏林派的成员多是大封建主，致力于维护封建特权。
[book_title]第10章
两项修正案
调解的手段还没有用完。两位保守派人士，即德穆索·德·乔雷先生与夏尔-让·萨兰德鲁兹·德·拉莫尼克斯向下议院提交了两项修正案——这两项修正案如果得以通过，那么不仅可以安定人心，而且或许能避免一场革命。
1848年2月11日，就德穆索·德·乔雷先生提出的修正案，上议院议员们展开了一场辩论。德穆索·德·乔雷先生提出的修正案提议禁止使用“盲目或敌意的激情”这些措辞并且将含有这些措辞的句子修改为“在自由辩论和合法的情况下，凭借理性表达所有观点”。想到保留或放弃几个措辞具有如此举足轻重的影响时，人们不免会开始反思议会制度的不足。然而，君主制的未来即将通过这样一个有关措辞的问题来决定。
德穆索·德·乔雷先生冷静、温和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德穆索·德·乔雷先生不仅坚持认为王座演讲中的“罪魁祸首”一词曾使查理十世付出了巨大代价，而且指出了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和部分议员之间的鸿沟的危险性。“你们在做什么？”德穆索·德·乔雷先生说道，“你们是在拒反对派成员于国王的宫殿的大门外。你们是在终结君主制。”德穆索·德·乔雷先生又表示，他提出的修正案对内阁没有任何敌意——即使演讲中的两个侮辱性措辞被取消，内阁仍会保留对议院的信任。不幸的是，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决意让法兰西人处于危险中——他总是这般顽固不化。朱尔·阿曼德·斯坦尼斯拉斯·杜弗尔先生是最老练的议会策略家之一，试图睁开双眼看看“犀利并且难以协调的措辞”的危险，却只是徒劳。朱尔·阿曼德·斯坦尼斯拉斯·杜弗尔先生虽然知道自己是白费口舌，但仍然说道：“在现在的政治环境下，议会中的多数党直接宣布与一百名议员为敌。包括我在内的议员本是我们的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并且无论在何时受到威胁都会坚定不移地捍卫自己的权利。多数党成员的做法是否谨慎？先生们，多数党成员的行为莽撞至极。你们不仅会走上一条结局不明的道路，而且会为你们无法预见的事件推波助澜。”如果内阁不通过德穆索·德·乔雷先生提出的修正案，那么战争终将爆发。如果内阁通过德穆索·德·乔雷先生提出的修正案，那么僵局就会立即打破。然而，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仍然不知变通。
投票表决期间，众人情绪激动，不断起身或坐下。宣布决议结果待定后，在无比激烈的争论中，一场长达四十五分钟的口头投票开始了。君主制的敌人不会担心德穆索·德·乔雷先生提出的修正案能挽救君主制。据《国民报》报道：“这次会议集合了四百多名议员，将就德穆索·德·乔雷先生提出的修正案进行表决。内阁正值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保罗·让·皮埃尔·索泽先生宣布‘表决结果待定’时，我们有一种血液倒流回心脏的眩晕感，不由自主地在内心呐喊道：‘这是逃避！’幸运的是，投票结果让我们很放心。”实际上，正如贝尔纳·阿道夫·格拉涅尔·德·卡萨尼亚克说的，虽然通过德穆索·德·乔雷先生提出的修正案可能会推翻内阁，但煽动者们对这种结果毫不关心，而斗争的结束将使他们脱离与反对派的联盟——他们需要以此来引发暴乱。由于“敌意的激情”失去了“盲目的热情”的支持，这场博弈暂时结束了。因此，《国民报》瞬间不安了起来。然而，最终，《国民报》这份共和党报刊胜利了——德穆索·德·乔雷先生提出的修正案以二百二十八票对一百八十票的结果被否决了。与此同时，军队分裂成了两大针锋相对的阵营。依据内阁的指令，保罗·让·皮埃尔·索泽先生曾投票表决。根据议会惯例，保罗·让·皮埃尔·索泽先生有义务回避投票。保罗·让·皮埃尔·索泽先生知道，反对派成员可能以后都不会再踏足议院或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的宫殿。
贝尔纳·阿道夫·格拉涅尔·德·卡萨尼亚克
内阁依然在为成功的假象而欢欣鼓舞。1848年2月12日，内阁打算驳回夏尔-让·萨兰德鲁兹·德·拉莫尼克斯提出的修正案。夏尔-让·萨兰德鲁兹·德·拉莫尼克斯提出的修正案如下：“在各种示威游行中，政府会认识到国家真正、合法的愿望。我们希望，国家将主动进行舆论要求的明智、温和的改革。这些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议会改革。”夏尔-让·萨兰德鲁兹·德·拉莫尼克斯是一位成功的地毯生产商，对七月王朝忠心耿耿，是众所周知的保守派。夏尔-让·萨兰德鲁兹·德·拉莫尼克斯是奥尔良公爵斐迪南·菲利普·路易·夏尔·埃里克·罗萨利诺·德·奥尔良的校友。奥尔良公爵斐迪南·菲利普·路易·夏尔·埃里克·罗萨利诺·德·奥尔良去世后，夏尔-让·萨兰德鲁兹·德·拉莫尼克斯依然在杜伊勒里宫受到礼待。王室虽然试图让夏尔-让·萨兰德鲁兹·德·拉莫尼克斯撤回他的修正案，但徒劳无功。夏尔-让·萨兰德鲁兹·德·拉莫尼克斯小心谨慎地进行了解释。“你们虽然期望阻止暴力改革，但同时需要及时和明智的改革，”夏尔-让·萨兰德鲁兹·德·拉莫尼克斯说道，“我认为我们必须做点什么。多数党不是每天都会用新的意见声音警告内阁吗？难道最忠诚的人，甚至那些最恪守党纪的人，也不得不问自己，是否要为了党纪而牺牲个人意见吗？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如果我极力建议你们贯彻议会改革的原则，那么那是因为在我看来，也是最重要的是，讨论这一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虽然每一次让步都是一种错误，但现在，政府不仅可以保有自己的尊严，而且能顺应所有公共舆论的要求。国家会感谢政府的主动让步。随后，政府可能会稍做改变。先生们，请告诉我们，一个人是不是只要有权力就不必在软弱的妥协与对公众舆论的愚蠢的公开抵制之间做选择？”夏尔-让·萨兰德鲁兹·德·拉莫尼克斯又说道：“请放心，我有幸提交给议院的修正案不是预谋针对内阁的，而是一位真诚而坚定的保守派人士给予的忠告。这份修正案是我们的政策的必然结果，不仅是温和而进步的，而且应该被高票通过。”
在下议院的最保守的势力中，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即未来的拿破仑三世的臣子，占有一席之地。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对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十分忠心，试图通过一些努力说服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发表只言片语做出和解或对未来的改革做出承诺。对自己最忠诚的党羽，即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的发言，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做出了回答，承认议会改革这一议题应由还未解散的下议院进行审核。然而，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又表示自己不会做出任何个人承诺。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说道：“针对这项议题，内阁会付出真诚的努力，维护保守派的团结并且让保守派齐心协力为国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如果内阁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其他人会瓦解保守派并且破坏其制定的政策。”实际上，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的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辩解罢了。
奥尔良公爵斐迪南·菲利普·路易·夏尔·埃里克·罗萨利诺·德·奥尔良去世
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从议会席上下来时，许多保守派成员纷纷赶往内阁席位，恳请保罗·让·皮埃尔·索泽先生削弱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的不当声明的影响。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泰然自若，默不作声。夏尔-让·萨兰德鲁兹·德·拉莫尼克斯的修正案被二百二十二票对一百八十九票的结果否决了。多数党的票数不断减少，已经不超过四十三票了。雷米萨伯爵夏尔·弗朗索瓦·玛利认清了两大事实，即保守派内部的分裂和政府的举棋不定。片刻后，议员们对王座演讲进行了投票。投票结果是二百一十三票同意，三票反对——左派人士集体投了弃权票。
在1848年2月12日夜晚写给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的信中，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写道：“困难已经过去了——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我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如果我没有说出那番话，那么修正案会被投票通过，导致内阁被推翻。从现在到下次会议期间，我们仍有许多事情需要反思。如果保守派不能上下一心，那么刚刚被延缓的冲突会立刻爆发——反对派无疑会渔翁得利。无论将来是何种情况，您现在都是完全自由的。”
雷米萨伯爵夏尔·弗朗索瓦·玛利
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认为自己是胜利者。1848年2月14日22时，在杜伊勒里宫，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接见了受命演讲的下议院代表团。在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的左右两侧分别是内穆尔公爵路易·夏尔·菲利普·拉斐尔和蒙庞西耶公爵安托万·玛利·菲利普·路易·德·奥尔良。几乎所有的保守派议员都陪着下议院代表团。与此同时，所有反对派议员都没有出现。下议院代表团中的代表演讲时，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的脸上浮现出了一种发自肺腑的满足感。一位下议院代表团中的代表说道：“陛下，您以无所不摧的勇气致力于报效我们的国家。那些冲击您的疾风骤雨无论多么猛烈，都不能击垮您。您将自己的生命和子女的生命都奉献给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和尊严的事业；您巩固了我们的国家的根基；您将依靠我们的支持来守护国家。在公众的理性面前，敌对的激情或盲目的热情引起的骚乱终会平息。公众理性源于自由的辩论，以及合法的意见和观点的表达。”对议员们致以谢意后，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从王座上下来朝他们走去。全场掌声雷动。“先生们，”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说道，“看到身边的诸位时，我触动很大。我能深深感受到你们对我的拥护。”然而，没有人想到，这是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最后一次坐在王座上——十日后，王座将化为灰烬。
[book_title]第11章
宴会计划
虽然支持内阁的多数党成员有所减少，但人数仍然十分可观。反对派虽然在下议院中失败了，但不愿就此屈服，而是发誓要在外报复。起初，反对派内部就采纳何种抗议形式一事存在分歧，即应该全体放弃议会席位还是参加巴黎十二区[1]筹备的宴会。1848年2月13日上午，未来的临时政府成员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对反对派成员说道：“你们如果已经准备好了进行革命，那么可以举行宴会。然而，举行宴会时，如果你们还没有做好革命的准备，那么暴乱便会出现——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在马德莱娜广场的迪朗咖啡馆，全体反对派成员齐聚一堂。反对派成员否决了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关于放弃议会席位的提议，采纳了宴会计划。因此，在这场反对派成员的聚会上，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三缄其口。从迪朗咖啡馆出来时，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对雷米萨伯爵夏尔·弗朗索瓦·玛利说道：“你的想法完全合理——全体辞职是唯一明智的做法。政府有八万名士兵。所有战略措施都已经准备好了。”雷米萨伯爵夏尔·弗朗索瓦·玛利答道：“您本应该坚持这一观点。”
议会外的骚乱被平息了，反对派开始将坚决维护集会权利作为其原则。1848年2月15日，政府机关报纸《辩论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评论道：“对反对派成员来说，在议会休会期间举行六十次宴会仍然不足够。举行六十次宴会意味着巴黎的每一个街区都要举行宴会，并且会在宴会上设立讲坛以便在夜晚回应议会。学生们要有自己的宴会！山岳派人和共产党人也要有自己的宴会——如果权利是绝对的，那么人人都应享有权利。”1848年2月15日的《辩论杂志》还评论道：“七月革命伊始，法兰西毫无法律可言。国民自卫军关闭了俱乐部，在门上贴上了‘禁止进入’的封条。难道所有的集会，即无论是什么性质的集会都必须被允许继续下去吗？就这一问题，我们想问问从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人，那些在家营业的个体户，以及那些不认为为抵抗暴乱而露宿街头是世界上最伟大之事的人的看法。”一向乐观的政府开始变得不那么平静了。1848年2月15日的《辩论杂志》指出：“实际上，在议会外建立起另一个论坛时，上议院的贵族和下议院的议员是在签署自己的辞职信。上议院的贵族们和下议院的议员们的所作所为就是为压迫做准备——这种压迫不仅针对他们，而且同样针对我们；不仅针对少数派成员，而且同样针对多数派成员！在历史的篇章还没有翻开，即未来之事还未写成历史的时刻——正是此刻——在这血淋淋的历史教训中，那些不是敌人的人怎可如此无怨无悔地说出这番话，怎么可能如此不明是非？俱乐部、没完没了的宴会、街头论坛和人们在公共广场的集会上制定的法规等事物都是在摧毁《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这是压迫和暴政！残忍而血腥的手会捂住自由的嘴！”
然而，十二区的这场宴会仍然成功举行了。反对派成员希望这场宴会保持低调、不冒犯他人。这场宴会虽然会为左派中心人物增添荣耀，但不利于共和党。这场宴会是一场司法裁决式的宴会，不仅能提出关于权利的问题，而且会将每个有争议的因素排除在议题外，一定能让反对派成员满意。反对派成员打算在私人住宅中，而不是在公共场所举办这场宴会。这场宴会的参加者不应超过一千位，不应该发出任何呐喊——尤其是“改革万岁”等呐喊！反对派成员告诉自己，暴动只会巩固摇摇欲坠的制度，而合法抗议不仅足以推翻内阁，而且会保证改革的胜利。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站在法学家的立场，而不是从革命的角度，对形势做出了判断。在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看来，这场宴会应该只是一个可以被用来平静地讨论案件的审议庭。为了尽可能远离民众，不仅宴会时间不应被选在假日，而且宴会地点应该被选在人烟稀少之地。起初，反对派成员的计划是在周日于圣马尔索的郊区举办这场宴会并且将票价定为三法郎。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及其友人认为，反对派成员的这个计划太过民主。因此，最终，反对派成员设法将这场宴会定在1848年2月22日于一个偏僻的街区举办，并且将票价定为六法郎。这场宴会的地点是尼托特先生名下的一栋空房子。尼托特先生的这栋空房子位于埃托伊尔城堡附近的柴洛特，所在的街道是凡尔赛舍曼街。后来，凡尔赛舍曼街被改称为宴会大街。此外，经过协商，宾客名单应由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拟定。在回忆录中，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写道：“加尔涅－帕热斯先生拒绝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勒德律-洛兰先生及其拥护者入场。”由于没有人希望看到左派中心人物举行游行示威，将共和党人排除在宴会外就显得十分必要。
由于各方各执己见和出于谨慎考虑，反对派成员决定将整个宴会计划交给那些曾投票给修正案、支持改革——尤其是想知道能否恢复以团体身份出席宴会的议员去另一场聚会上商议。
1848年2月19日，在迪朗咖啡馆的一个房间里，反对派成员举行了一场聚会。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早已明白，保持示威的秘密性与和平性着实不易——或许，他还感受到了民众浪潮的兴起。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埃尔表示，主持这场聚会时，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暴躁而沮丧。在一阵骚乱中，有人说道：“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在需要做出可能是生命中最严肃的决断时，我们却不能心平气和地商议。”拥护君主政体的人的一番话给了某些思维更加敏锐的奥尔良主义者一些启示。正如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埃尔观察到的，皮埃尔-安托万·贝里耶先生虽然不会出言反对，但同样不会有违背社会的根本利益的举动。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埃尔说道：“社会的根本利益岌岌可危时，皮埃尔-安托万·贝里耶先生就像自己掌握着王冠和权力一样，诚恳、热烈地为王室进行了辩护。”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埃尔始终认为示威活动有危险性，努力试图证明反对派正在将自己置于即将崩溃的境地。
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心中生出一丝犹豫。“这场危机很严重，”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说道，“形势非常紧急。对那些为了国家而肩负重任、勇往直前的人来说，危险是巨大的——先生们，和前面的发言者相比，我更相信这一点。虽然看不到这一点并非是盲目的，但对你们隐瞒这一点无疑是软弱的表现……我们所处的形势如何？在政府的挑衅下，我们被夹在耻辱和危险之间。耻辱！先生们，也许我们足够伟大和慷慨，可以接受这种耻辱——我认为自己可以接受这种耻辱。你也认为自己有能力接受这种耻辱吗？是的！我们接受的是耻辱，而不是我们为之负责的人民或士兵的鲜血。这是我们国家的耻辱！是宪法事业的耻辱！是国家的权利与形象的耻辱！不！不！不！我们不应该，也不能接受这种耻辱——无论是出于良知还是荣誉，我们都不能接受。”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是《沉思集》和《若瑟兰》的作者，拥有阴郁的性格，却使用了最激烈的煽动性的语言。“我们应该回到我们的部门，”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喊道，“告诉我们的选民‘这是我们从法律的战场上给你们带回来的，也是你们赠予我们的东西，即《宪法》的残骸和你们的自由理念的废墟，以及取代国家权力的内阁专制！’我们把法兰西的脖子放在了内阁成员的脚下！不！不！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该再做随从了！我们不再是一个人了！我们应该即刻递出我们的辞呈，消除和抹去我们在公众心中的恶劣形象。”
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虽然又发表了一长串更具煽动性的长篇大论，但否认了对革命的渴望。结束演讲时，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说道：“先生们，让我们从容不迫地发言——此刻，我们正需要从容。让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将为法兰西带来什么。这是一场煽动性演讲吗？不！这是一场革命吗？不！愿上帝延缓我们的国家发生革命的时间！那么，我们的演讲意味着什么？我认为，这场演讲意味着我们对一个伟大的国家和民族的法律的信任。”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的演讲几乎征服了所有听众。这场宴会举办的时间被定在1848年2月22日，而出席这场宴会的人会在1848年2月22日10时集合，列队行进。
由于不愿在迪朗咖啡馆的聚会上表态，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不太可能成为未来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部长。用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埃尔的话说，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有能不缺席却不在场、不当总司令却能检阅部队的本事。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一直待在聚会的房间门口，注视着一切进展。听到激烈的言论时，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虽然会通过点头或打手势表示赞同，但一言不发。聚会结束后，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与赖讷维尔先生和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埃尔一起离开了迪朗咖啡馆。“对我们刚才的所见所闻，你有没有感到惊慌？”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埃尔问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没有——完全没有。”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回答道。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埃尔又说道：“然而，这情形看起来很像革命的前夜。”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轻快地耸了耸肩，用最坦率无忧的口吻答道：“革命！一场革命！人们虽然可以很容易看出革命的苗头，但不了解政府，也不清楚政府的力量。然而，我了解政府——政府的力量比任何一场可能发生的暴乱要强大十倍。我的朋友伊斯利公爵托马·罗贝尔·比若麾下有数千名士兵。我可以保证，一切都很安稳。很抱歉，我要坦率地告诉你——希望我的坦率不会伤害到你——复辟的波旁王朝的再次倾覆是因为愚蠢，没有其他原因。我向你保证，我们不会重蹈覆辙。国民自卫军会给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一个很好的教训。由于听觉十分敏锐，国王一定会及时听到理性和投降的声音。”说完这番话，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便离开了。在赖讷维尔先生的陪同下，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埃尔继续向前走，反复说道：“总之，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可能是对的。国王和内阁成员已经准备好了为自己辩护。没有人敢攻击国王和内阁成员。”
伊斯利公爵托马·罗贝尔·比若
1848年2月19日的英雄非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莫属。1848年2月20日，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写道：“1848年2月19日，反对派成员们举行了一场聚会。与此同时，军营里的士气十分低迷。刚刚与君主制的拥护者们达成了合作的皮埃尔-安托万·贝里耶先生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演讲结束后，皮埃尔-安托万·贝里耶先生离开了。由于被恳求对皮埃尔-安托万·贝里耶先生的演讲做出回应，我发表了二十分钟的即兴演讲。我的演讲如同燎原之火——实际上，我的微薄之言从未产生过这种效果。与我的这篇即兴演讲相比，你之前曾读过的我的作品只是糖与蜂蜜而已。”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很快便写下了那篇令他引以为傲的演讲稿。最终，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将自己的演讲稿收录进了《1848年革命史》一书并且在书中评论道：“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多少有些相信运气。在国家的和平与人类的福祉尚未尘埃落定之际，唯有谨慎才是值得依靠的美德。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诱惑了上帝和人民并且因此而自责不已——实际上，在政治生涯中，唯有此事令他良心不安。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不曾试图淡化此事给自己或他人造成的影响——将上帝留给政治家的责任推卸给上帝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和对上帝的公然挑衅。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这位聪明人从不反抗命运——他会预见并且藐视命运。”这段对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的评价不仅有点奇怪，而且出人意料。实际上，写书时，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从不自称“我”，而是会使用第三人称。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以自己的著作、演讲和行动对1848年的二月革命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
注解：
[1] 巴黎十二区，巴黎的二十个区之一，位于塞纳河右岸。
[book_title]第12章
反对派与内阁的谈判
七月王朝和政府似乎没有对迪朗咖啡馆的决议有所警惕。革命者仍然在暗中活动——没有人料到，他们即将登上历史舞台。在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及其友人看来，十二区的宴会虽然是一场议会外的示威活动，但保留了议会代表。根据法律规定，示威活动只能由中产阶级和国民自卫军参与，而无产阶级不设代表。反对派和政府部门皆无意发动一场真正的战争，只是期望小规模的战斗或者一种在数秒内即可平息的决斗。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写道：“这次活动证明我们信心十足。大臣们亲自委派了两个亲信，即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和卢多维克·维泰来就宴会计划和我们达成共识。”
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不久后将在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政坛上扮演重要角色，此时是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1811年10月23日，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出生于巴黎。成为政客前，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是一名杰出的骑兵部队的军官，曾在非洲立下显赫战功，颇得奥尔良公爵斐迪南·菲利普·路易·夏尔·埃里克·罗萨利诺·德·奥尔良器重。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不仅曾在战报中多次受到表扬，而且因救了卡米耶·阿方斯·特雷泽尔将军一命而被授予勋章。1838年，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辞去了自己的军官职务。从1842年至七月王朝瓦解，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一直担任多姆山省的议员。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虽然由于追随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一直站在保守派之列，但仍然希望政府部门能够赞成稳妥的改革方案，并且在1848年1月1日发表于《两个世界》的一篇文章中表达过这一愿景。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善于调解、彬彬有礼、沉着冷静，似乎是让反对派和内阁达成共识的最佳人选。反对派在迪朗咖啡馆举行聚会当天，即1848年2月19日，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和卢多维克·维泰作为内阁代表与反对派代表弗朗索瓦·让·莱昂·德·马勒维尔先生、普罗斯珀·迪韦吉耶·德·豪兰和贝尔热进行了谈判。最终，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等五位代表签订了一份主张避免一切冲突的文件。这份文件声明，诉讼问题是法律问题，而政府则应同意允许犯罪行为达到某种严重程度以便在法律上核实犯罪者的罪行。因此，在罪犯不出庭而被治安法官宣判定罪的情况下，可以提请最高法院进行判决。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等五位代表爱国守法、明智可靠，一致同意以下条款：
卡米耶·阿方斯·特雷泽尔
“反对派代表应尽一切可能防止秩序混乱。反对派成员到达宴会现场后，警务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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