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查理一世、查理二世与清教徒革命 [book_author]塞缪尔·罗森·加德纳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21965 [book_dec]《查理一世、查理二世与清教徒革命》是《三十年战争史（1618—1648）：哈布斯堡家族的衰落、法兰西王国大陆霸权的建成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确立》的姊妹篇，讲述了改变英格兰历史走向的重大历史事件——清教徒革命——发生、发展、高潮、逆转、结束的全过程，比较深入地解读了三十年战争引发英格兰清教徒革命的传导机制，全面讲述了王室与议会争夺权力、王室与议会矛盾激化、王室与议会爆发战争、王权覆灭与护国公时期、议会与王室妥协、王权复辟、查理二世时代及光荣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 [book_img]Z_9688.jpg [book_title]作者自序 本书是《三十年战争史（1618—1648）：哈布斯堡家族的衰落、法兰西王国大陆霸权的建成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确立》的姊妹篇。因此，本书就不再赘述涉及发生在欧洲大陆但与英格兰相关的历史事件，以免破坏本书在史实叙述上的流畅性。想了解相关史实来龙去脉的读者可以参阅《三十年战争史（1618—1648）：哈布斯堡家族的衰落、法兰西王国大陆霸权的建成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确立》。 与同时代的法兰西或神圣罗马帝国的宗教自由问题不太一样，英格兰的宗教自由问题还与当时的议会问题紧密相关。与神圣罗马帝国的情况不同，英格兰一直都是一个统一的独立王国；与法兰西的情况也不同，英格兰没有将决定国家命运的至高权力全部交给国王一个人。17世纪的英格兰一直在努力实现双重目标：让人民来决定国家的命运，让人民享有思想言论的自由。如果该目标不能实现，所谓的议会就不过是个更加精致的专制机构罢了。 本书只叙述和讨论清教徒革命这场宗教和政治斗争的一部分，读者可以通过阅读丛书的其他分册来了解清教徒革命的始末。但就本书涉及的这一小部分内容，我也不敢说就能写全，虽然我也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1634年之后的史实，我更多地参考了别人的研究成果。我知道，本书许多观点可能会存在诸多问题，有待获得更多知识后进一步修订，深入的研究也有可能会完全推翻我目前的某些观点。 读者如果想从更宽泛的视角了解本书所论及斯图亚特王朝这段时期的英格兰历史，可以阅读利奥波德·冯·兰克[1]的《17世纪英格兰史》，这是目前关于17世纪英格兰历史方面最权威的专著，最近刚好有英文译本出版发行。读者如果想更细致地了解该段时间的英格兰历史，可以去阅读詹姆斯·斯本廷[2]先生的《弗朗西斯·培根勋爵的书信和生平》，威廉·爱德华·福斯特[3]先生的《约翰·艾略特爵士传》、关于《大抗议书》的系列文章及《逮捕五人帮》，大卫·马森[4]教授的《约翰·弥尔顿传》，约翰·兰顿·桑福德先生的《大起义研究》和托马斯·卡莱尔先生的《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书信和演讲》。读者如果还想了解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英格兰的历史，可以阅读我的三部专著：《英格兰史：从詹姆斯一世登基到柯克大法官解职》《威尔士亲王查理与西班牙公主玛丽亚·安娜联姻始末》《英格兰史：查理一世和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统治时期》。这三部专著论及1603年至1628年的英格兰历史。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把接下来年份的英格兰历史续写下去。 注解： [1]　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德意志帝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客观主义史学创始人，西方近代史学的重要奠基人。他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主张研究历史必须基于客观地搜集研读档案资料，如实地呈现历史的原貌。他的这种史学主张，被称作“兰克史学”，对东西方史学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译者注 [2]　詹姆斯·斯本廷（1808—1881），英国作家，以整理弗朗西斯·培根文集及研究弗朗西斯·培根生平而知名。——译者注 [3]　威廉·爱德华·福斯特（1818—1886），英国工业家、慈善家、自由党政治家。——译者注 [4]　大卫·马森（1822—1907），苏格兰学者、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译者注 [book_title]第1章 改良派与清教徒 精彩看点 英格兰宗教改革——改良派与渐进式改革——约翰·加尔文与清教徒——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宗教矛盾——宗教战争结束的曙光在欧洲大陆乍现——理查德·胡克的宗教主张——弗朗西斯·培根的宗教主张——两种宗教主张的不同之处 与其他重大变革一样，英格兰的宗教改革也是两大宗教派系合作的产物。其中一派对指导生活的现有宗教原则总体上感到满意，希望某些仪式能在细节上加以改进；而另一派则希望用一套全新的制度取代现有的制度，最终让整个社会的宗教崇拜活动按照其所认为的理想模式进行。我们可将这两大宗教派系简单地类比为当代政治生活中的辉格党和激进党，把反对任何变革的第三派系类比为保守党。 我们也可将上述第一个派系称为“改良派”。总体而言，改良派主导着英格兰宗教改革运动。改良派主张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希望在遵循早期宗教仪式传统的前提下，用《圣经》的教义来规范现行的宗教仪式。当然，改良派也能接受现行宗教仪式中不太奢华的程式。正因为如此，改良派才会认为领受圣餐是值得称颂的仪式：虔诚的信徒先行斋戒，然后参加圣餐礼，从身着白衣的牧师手中接过圣餐。信徒通过这样的行为，将耶稣精神融入自己内心，然后便能养成奉献的习惯。 与改良派不同，有信徒对古老的宗教传统或外在仪式毫无兴趣，认为保留这些东西就是在捡天主教遗留的破烂。这些信徒被称作“清教徒”，在玛丽一世当政期间流亡国外，跟着有“日内瓦教皇”之称的法兰西神学家约翰·加尔文的信徒学习了一套特殊的教义。该教义宣称，心灵之存在依赖于对神学真理的领悟，而非外在的行为。 玛丽一世驾崩后，伊丽莎白一世登上了王位。然而，清教徒们发现伊丽莎白一世也不可能成为他们的朋友，因为她还在坚持父亲亨利八世在位时的宗教政策。她个人偏爱传统的宗教仪式，还在自己做礼拜的教堂保留了十字架，这曾让主教们非常不满。她不支持清教运动还有一个原因，即她将全部精力放在国家统一大业上，实在无暇顾及。她对教皇极其反感，不是因为他宣扬变味的教义或搞个人崇拜，而是因为他宣称要干涉英格兰的法律。伊丽莎白一世希望尽可能地拉拢那些还保持着父辈信仰的臣民。因此，只要受广大臣民欢迎的宗教仪式，她都同意保留。 玛丽一世 亨利八世 如果伊丽莎白一世维持传统宗教仪式有道理，那么维持英格兰国教就更有道理了。为了保留自己的主教职位而向伊丽莎白一世进谏的人想尽了各种理由，但伊丽莎白一世并不是因为这些进谏的人才同意保留主教职位的。她并不关心主教是否为使徒出身。她只坚持一个原则，即主教必须由她任命，因为她要靠这些主教来维持神职队伍的秩序。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主教都是她奴颜婢膝的工具，他们中不乏品格高尚、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她效力的人。他们坚信，为她服务就是在为上帝服务。 伊丽莎白一世 然而，纯粹的清教徒无法接受英格兰的国教制度。受加尔文教的影响，清教徒在认真研读《圣经》后指出，上帝并未赋予伊丽莎白一世控制和改变基督徒信仰的权力。至少在最狂热的清教徒看来，长老制才是教会管理的最佳模式。长老由信徒选举产生，并在世俗长者的协助下，代表信徒管理所有教会事务。 伊丽莎白一世一贯以王权治国，鼓励世俗民众反抗长老会和教皇，并以此为傲。因此，她坚决反对清教徒发起的教会改革运动。尽管她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改革还是愈演愈烈。只要与教皇的斗争不止，只要密谋暗杀伊丽莎白一世仍是日常谈资，人们就会认为西班牙舰队随时可能驶入英格兰港口，西班牙陆军也随时可能踏入英格兰国土。乱世之秋，大批反对伊丽莎白一世治下宗教体制的民众纷纷选择信奉新教，誓与旧的宗教体制决裂。 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最后几年，英格兰的对外战争终于结束。凭借坚船利炮和天赐良机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英格兰人变得温和、平静了许多。对抗西班牙和教皇已不再是英格兰人的首要任务，在国内进行改革、为转危为安的英格兰规划正确的发展道路才是亟待解决的事情。宗教各派都从对方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主教们虽然仍然反对长老制教会管理模式，但并不反对清教的神学教义。许多清教徒也不再坚持长老会的理论，转而开始接受圣公会教义了，但他们还是不希望被强迫身着白色法衣去参加某些迷信色彩过于浓重的仪式。 宗教和平的预兆不只出现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末期的英格兰。关注欧洲大陆政治进程的人们也许会认为，宗教战争不久就要结束了。1598年《韦尔万和约》签署后，西班牙决定不再干预法兰西的内政，并承认亨利四世有权在法兰西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尼德兰的荷兰人仍然在与西班牙压迫者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深受战争拖累的西班牙很有可能会从这场耗人的战争中退出。在神圣罗马帝国，把领地分别划归天主教诸侯和新教诸侯的做法没有引来太多的质疑。放眼整个欧洲，在经历漫长的宗教战争痛苦之后，人们似乎看到了和平的曙光。 英格兰舰队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 签订《韦尔万和约》 英格兰当时包容的宗教政策从代表同时代最高学术水平的文献中可见一斑。神学家理查德·胡克撰写了多卷本著作《论教会体制法则》。他告诫人们，要想获得真理和智慧就必须学习精神和道德的法则，而不只是听从某些教派所谓的标准言论。理查德·胡克希望，在宗教问题上遇到争议时，人们能化干戈为玉帛。他说：“有关英格兰国教和传统宗教仪式的争议由来已久，令人痛心不已。许多非国教牧师忘记了自己的本职工作，绞尽脑汁地想如何与英格兰国教对抗。这种违背天道的行为必然会带来世人皆知的恶果——永远得不到平安之父的保佑。” 理查德·胡克 弗朗西斯·培根 政治家、哲学家、散文家弗朗西斯·培根[1]对理查德·胡克的言论做了回应。他对那些为生计打拼的人们饱含同情，希望自己的言行能帮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他写道：“因此，我们最好还是回到教会最原初的样子，只有一种信仰、一种洗礼仪式。我们应该遵守由救世主耶稣执笔写下的基督徒誓约，这也是构成我们教义的实质内容。除了无关紧要之物，所有不符合教义的东西就是我们应该抵制的东西，不反对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同道中人……正如一位神父指出的那样，耶稣基督的长袍应该是代表纯洁的白色，但英格兰国教神职人员的长袍有不同颜色，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规范。虽然外罩可以保持多种颜色，但内里的长衫必须是白色的。”理查德·胡克与弗朗西斯·培根的观点不同，理查德·胡克想说服清教徒遵从英格兰国教的安排，而弗朗西斯·培根则希望英格兰国教能根据清教徒的意愿做出某些调整。事实上，他们都在倡导一种适度让步的精神。 大文豪威廉·莎士比亚过着一种超然的生活，从不直接评论当时的宗教信仰和教会仪式，而是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在教育人们要明白真理和正义的无穷价值。伊丽莎白一世驾崩后，莎士比亚仍坚持自己的文学创作。他的作品总能触动各阶层人士的心灵，普洛斯彼罗[2]和埃尔米奥娜[3]就是他塑造的两个遭遇非难但依然宽容的完美人物形象。 17世纪初，哪些人提出了和平与包容将成为社会发展主流趋势的预言？为什么说这样的预言充满了欺骗性？为什么清教徒革命最终还是爆发了？本书将会就这些问题做深入的探讨。 注解： [1]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英格兰文艺复兴时期散文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实验科学创始人、近代归纳法创始人。弗朗西斯·培根十二岁入剑桥大学学习，后担任英格兰王室特别法律顾问、首席检察官、掌玺大臣等。晚年，弗朗西斯·培根受阴谋迫害被逐出宫廷，脱离了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活动，其代表作有《新工具》《学术的伟大复兴》《培根随笔》等。——译者注 [2]　普洛斯彼罗是威廉·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人物。他原本是米兰公爵，其弟安东尼奥在那不勒斯国王阿隆索的帮助下篡夺了爵位。普洛斯彼罗历尽艰险漂流到一个岛上，用魔法降服了岛上所有的精灵。几年后，普洛斯彼罗用魔法唤起风暴，让其弟和那不勒斯国王阿隆索乘坐的大船撞到了岛礁上。船上的人安全登岸后，依然在勾心斗角。普洛斯彼罗最终降服了安东尼奥和阿隆索，恢复了自己的爵位。——译者注 [3]　埃尔米奥娜是威廉·莎士比亚戏剧《冬天的故事》中的人物。她是西西里美丽、贞洁的王后，但被国王里昂提斯怀疑不忠，并被投入监狱。埃尔米奥娜因遭受不白之冤，在狱中生下女儿后于悲伤中去世。不过，她在剧终时得以复活。——译者注 [book_title]第2章 都铎王朝 精彩看点 改革如何演变成革命——英格兰历史上被暴力推翻的君主——亨利六世时代王权式微——从约克王朝到都铎王朝王权的加强——星室法庭和高等宗教事务法庭——英格兰人为什么支持加强王权——伊丽莎白一世是国家利益的代表 国王、议会与法庭这样的政治机构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在特定历史阶段为服务国家和民族发展而设立的。因为新生一代总想去做上一代不愿做的事情，所以当权者要么会拼命抵制新的变化，要么在实施新的变化时会感觉力不从心。这时，就有必要对实施管理行为的机构进行改革。如果改革的力度比较大，并且需要用武力做保障，那么改革就变成了革命。 英格兰政府无法像古希腊专制政府那样依靠军队确保其对民众的管理，也无法像当代亚洲专制政府那样只须面对逆来顺受、对任何变革都漠不关心的人民。因此，英格兰政府如果想维持地位，就得满足两个先决条件。首先，必须保证被统治者有向统治者表达民意的渠道，好让统治者明白他们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其次，必须选出一些有能力的个人或机构，让其负责指导民众以合理的方式去实现梦想。声誉再高的统治者如果无视客观规律，最终也会走向绝路；智慧超群的统治者如果总在强迫民众接受他们抵触的东西，最终也难逃毁灭的命运。 在尚未创立宪制的国家里，情况也是如此。历史上，沙皇如果不能满足民意，就会有遭遇暗杀的危险。我们建立现代宪政制度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论证或讨论的方式让统治者的治国理念与普通民众的诉求和愿望保持一致，从而避免暴力事件的发生。 中世纪的人们习惯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爱德华二世、理查二世和亨利六世就是被暴力推翻并惨遭杀害的。尽管如此，治理国家需要的是相互协商而非暴力手段。国家的各个部门都应在国王和代表民意的官员共同管理下运转。我们的祖先将这种管理体制视为富裕之国的基础，“富庶”指的是整个国家，而非少数几个富人。新的法律和税收政策出台前必须经过国王和议会的一致同意。由国王任命的法官必须在大众陪审团参与的情况下方可对嫌犯进行审判或对财产纠纷做出判决。军队虽由国王及其任命的将领共同指挥，但由于其本身是由体格强健的民众组成的，而非独立于民众的常备军，所以只要战争不符合民众利益，军队就可以拒绝参战。 爱德华二世被杀害 亨利六世被杀害 直到15世纪末，英格兰都在沿用这样的政府运作机制。后来，因为特殊情况的出现，国王暂时拥有了更多的权力。亨利六世统治时期，政府管理相对软弱，强大贵族欺凌弱小贵族的事情频频上演。贵族们通过行贿或直接威胁的方式操纵了法庭陪审团，让陪审团成了服务自己的工具。正义从此不复存在。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屠杀，平静的家园被恶霸袭击、洗劫，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立法不是由选举产生的议员通过投票方式决定，而是由决斗中武力获胜者决定。为了约束这些目无法纪、胡作非为的贵族，约克王朝统治时期的国王在不断加强王权，到都铎王朝统治时期，王权已得到了极大强化。撇开亨利八世的人品不谈，他在巩固王权方面所做的工作非常出色，女儿玛丽一世在位时已不需再做太多的事情了。 英格兰尚未完全压制住国内反叛贵族的势力，与罗马教皇的争斗便又开始了。因此，为了更好地抵御外敌和平定内乱，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英格兰国王就需要拥有更多的权力。这是当时英格兰君主可以免受宪政制度约束而独立行事的一个原因。 约克王朝的标志——白玫瑰 就这样，英格兰的王权变得空前强大起来，王室在各个政府部门都有发言权。在税款使用方面，尽管议会独立决定财政支出仍然是基本的开销原则，但王室有时也有权避开议会做出一些决定。王室有时会要求民众捐款，有时会向民众借款，借款之后还不偿还。王室偶尔也会在未经议会同意的情况下对某类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但这种情况不多见。总体而言，伊丽莎白一世比她父亲亨利八世和祖父亨利七世都谨慎。她不愿侵害臣民的利益，总是在竭力避免向他们提出不合理的派捐要求。当时，王权的扩张主要体现在司法领域。英格兰王室与国内反叛贵族和罗马教皇斗争时期，所有决策都是王室在没有陪审团干预下自行做出的。英格兰王室也因此设立了两大司法机构：星室法庭和高等宗教事务法庭。 星室法庭 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星室法庭由枢密院所有官员与两位首席法官组成。星室法庭拥有审判权的依据源自枢密院过去制订的一些条款及亨利七世统治初期的一项议会法案。星室法庭虽然没有判处死刑的权力，但拥有罚款和监禁等判决权，在对诸如诽谤之类罪行的判罚上，甚至有权动用颈手枷，对犯人处以割耳的刑罚。有钱有势之人犯罪后，大众陪审团往往不敢为其定罪。这时，星室法庭就可发挥重要作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后期，打击贵族势力的情况已不多见，星室法庭主要处理大众陪审团无法解决的一些复杂案件。一些游走在法律边缘、劣迹斑斑的人因其行为并未实际触犯法律，所以在普通法庭上有可能逃脱法律的惩罚，但星室法庭可以定他们的罪，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因此，只要王室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一致，星室法庭就有存在的必要。然而，如果王室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出现了矛盾，那么完全受王室控制的星室法庭很有可能会遏制国家的发展，而不是为国家服务了。 亨利七世 高等宗教事务法庭可以被视为宗教方面的星室法庭。伊丽莎白一世之所以能够设立这样的法庭，是因为：第一，一项议会法案赋予了她纠正教会暴行的权力；第二，她自己重申了王室享有管理教会的权力。高等宗教事务法庭由伊丽莎白一世任命的神职人员和世俗人员组成，可以对神职人员施以降职或暂停工作的处罚，还可做出罚款或监禁的判决。和星室法庭一样，高等宗教事务法庭的价值在于其行使权力的方式。议会的本意是用高等宗教事务法庭去阻断罗马天主教的传播，但伊丽莎白一世主要用它对付清教徒。如果民众接受了清教思想但王室竭力反对，那么高等宗教事务法庭就成了清教运动的最大障碍。 由此看来，16世纪国家机构发生的所有变化都对英格兰王室有利。不过，王权是否得到加强不能仅用法庭和法律方面的变化去衡量。事实上，人们已逐渐将王室视为国家生活的中心，认为王室就是国民权利的捍卫者，内可惩处胡作非为的贵族，外可抵御伺机入侵的教皇及其盟友。看到伊丽莎白一世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后，人们便纷纷歌功颂德，献上溢美之词。王权集中这一点在威廉·莎士比亚于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末期创作的历史剧中也有所体现，而在剧中议会在英格兰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则越来越小。威廉·莎士比亚在历史剧《约翰王》中讲述约翰王[1]的故事时，并未提及他签署《大宪章》一事[2]。威廉·莎士比亚感兴趣的是不同权势、性格迥异人物之间的私人恩怨。在历史剧《理查二世》和《亨利四世》中，他讲述了王权被剥夺后君主会经历怎样痛苦与动荡的生活。剧中的理查二世曾说道：“所有污浊的海水也冲刷不掉国王身上的圣油。”威廉·莎士比亚首先对国家忠诚，其次才对君主忠诚。他虽然知道理查二世遭废黜后必有灾祸，但更同情自食其力、勤奋务实的亨利四世。威廉·莎士比亚如果能再多活半个世纪，是应该为查理一世送上绵绵哀思还是应该讴歌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伟大事业呢？ 威廉·莎士比亚 亨利四世 伊丽莎白一世只要活在世上，就会代表英格兰的国家利益。伊丽莎白一世尽管有诸多缺点，但总能体恤民众疾苦。据说，伊丽莎白一世有一次请了一位夫人讲她是如何留住丈夫感情的。那位夫人的回答是“她相信丈夫的理解和判断力。她不但珍惜丈夫对自己的感情，还愿意永远钟情于他，顺从他的心意，让他明白她对他的真情。这样就能唤回他对她的感情”。伊丽莎白一世说：“快去这样做吧，夫人。我觉得你很在行。我也要善待自己的丈夫——我善良的臣民们。他们如果感受不到我诚挚的爱意，就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我的统治。” 伊丽莎白一世的王位继承人也能和她一样代表国家利益吗？如果不能，下议院就会表达国民的意愿，向王室要回用来服务国家的权力。没有一番争夺，权力状况不会自动改变。之前，出于对整个国家利益的考虑，人民将权力赋予了王室。但如果王室和人民的利益出现了矛盾，那么过于集中的王权就会阻碍国家的发展。最终，人民只能诉诸武力去消除这种障碍。 注解： [1]　约翰王（1167—1216），英格兰国王，1199年到1216年在位。他是英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国王之一，好战却屡战屡败。在理查一世被囚禁于神圣罗马帝国期间，他曾图谋篡夺王位，但后来理查一世宽恕了他，并指定他为继承人，从而剥夺了约翰长兄杰弗利之子阿瑟的王位继承权。——译者注 [2]　《大宪章》，也称《自由大宪章》。1215年6月15日英格兰国王约翰在大封建领主、教士、骑士和市民的联合压力下被迫签署了这份限制国王绝对权力的文件，文件要求王室放弃部分权力，尊重司法过程，王权要接受法律的限制。清教徒革命时期，《大宪章》被作为争取权利的法律依据，并被确定为英格兰宪法性文件之一。——译者注 [book_title]第3章 汉普敦宫会议及与苏格兰结盟 精彩看点 伊丽莎白一世的继承人詹姆斯一世——汉普敦宫会议召开的原因与结果—1604年3月19日下议院会议——詹姆斯一世与下议院分道扬镳的导火索——坎特伯雷大主教乔治·阿伯特——英格兰与苏格兰统一的计划 詹姆斯一世的苏格兰人身份是他继承伊丽莎白一世王位时的一大障碍。詹姆斯一世虽然是亨利七世的后裔，但并未在英格兰长大，所以其思维方式和英格兰人不同。不过，这并不意味他没有头脑。事实上，他往往比其他人更清楚哪些事情该做而哪些不该做。不过，他最大的缺点就是做事怕麻烦，任何计划在付诸实施前本应考虑周全，但缺乏耐心的他往往会跳过这一步。此外，他还听不进去反对意见。他坚信自己有权统治英格兰。这种自信某种程度上源自其高贵的出身，但自认为拥有过人的智慧才是他自信的主要源泉。他喜欢通过论辩的方式探讨问题，但常常会侮辱那些不愿按他的思维方式看问题的人。另外，在苏格兰的经历容易让他在处理清教徒问题上产生偏见。英格兰人担心的清教独大情况在苏格兰就是事实。詹姆斯一世永远也不会忘记令他蒙羞的那一天，一位清教牧师曾在公众场合拉着他的袖子称他为“上帝的蠢臣”。 青年时期的詹姆斯一世 詹姆斯一世继承王位近十个月后，于1604年1月14日召集清教徒的主要领袖及国教重要主教到汉普敦宫开会，想了解清教徒希望教会做出怎样的改变。詹姆斯一世采纳了清教徒提出的一些建议，并安排专人整理这些建议的文字材料，为即将到来的议会立法做准备。但在主要问题上詹姆斯一世没有半点儿让步，国教的规章制度还得严格遵守。比如，神职人员在参加宗教仪式时必须身着白色法衣，在洗礼仪式上必须在胸前划十字，婚礼仪式上必须有交换戒指的环节。 我们不能说詹姆斯一世的规定完全不合理。每名非国教牧师如果都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就有可能忽略会众已经习惯的某些仪式，或者加入会众比较陌生的仪式，从而冒犯到他们。但我们在这里也要指出一条自相矛盾的规定，即任何对国教不满意的教徒有退出国教并选择自己礼拜仪式的自由。但在整个国家只允许一种礼拜仪式存在的英格兰，这其实就是一条无效的规定。其实，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的宗教各派都不赞成各宗教团体以各自认为合理的方式做礼拜。当时唯一的问题是，英格兰要不要出台统一、硬性规定的教会规矩，要不要让不符合规矩的传教者禁言，哪怕他们有超强的传教能力。 遗憾的是，詹姆斯一世并不仅满足于宣布这样的教会规矩。在提到“长老”这个词语时，他突然变得狂躁起来。他说：“苏格兰长老会对待王权就如同上帝对待魔鬼一样！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谴责我，谴责枢密院，对我们的公务说三道四……我请你们留下来，请你们在向我提出要求前先待上七年，如果那时你们发现我呼吸困难，老态尽显，我也许就会听从你们的建议。但目前我要坚持上天赋予我的权力，为国尽力，努力工作……如果我确实懒得无可救药，那么你们就谴责我，而我将无话可说。” 汉普敦宫 清教徒们显然被詹姆斯一世的言辞激怒了，但主教们对他表达的内容还是非常满意的，尽管表达方式还有待商榷。其中一位主教甚至说詹姆斯一世就是在传达神谕。而清教徒们则大失所望，一个个拂袖而去。 1604年3月19日召开的下议院会议并不是清教徒的专场。但会议还是希望詹姆斯一世能向清教徒做出一些让步，好让他们在基督教义的影响下洗刷掉身上的邪恶和罪孽。 教会问题并不是詹姆斯一世与下议院分道扬镳的唯一导火索。詹姆斯一世急于将英格兰和苏格兰合二为一，但这个他自认为伟大的构想并未得到下议院的认同。议员们竟然罗列出联合后可能出现的种种危险，这让詹姆斯一世大为恼火。詹姆斯一世和下议院之间一旦出现裂痕，日后在其他事情上也很难再达成一致意见。议会休会时，二者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 詹姆斯一世虽然没有赢得议会支持，但仍然控制着英格兰国教。这一神职机构可以制订教规，即约束神职人员的法律，虽然这些教规并不适用于世俗民众。现在，英格兰国教强迫所有神职人员都得依照詹姆斯一世期望的统一仪式参与宗教活动。新教规出台后，大约有三百名神职人员因拒绝遵守而遭到驱逐。在宗教高压下，英格兰教会呈现出一种和平的假象。 詹姆斯一世眼下的处境还不算危险。清教徒人口在包括神职人员和世俗民众的整个人口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如此严厉的宗教措施竟然能顺利推行充分说明了现行的仪式至少得到了大部分人的默认。但国外许多反对势力认为驱逐神职人员对宗教事业发展不利，一旦它们妄图反对英格兰王室，清教徒将会成为它们的帮凶。 六年来，英格兰一直在推行统一的国教仪式。1610年，乔治·阿伯特[1]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虽然遵守国教仪式，但在教会管理方面比较宽松，甚至对清教徒有几分同情。他管理下的教会在教规执行方面不像以前那么严格。到处可以看到随意丢弃的白色法衣，牧师主持仪式时经常会省略某些程式。不过，依法享有一定限度的自由是一回事，因护法人渎职而造成的自由则另当别论。某大主教允许的行为在另一大主教看来可能就是禁忌。 乔治·阿伯特 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的计划推进得非常缓慢，下议院也只在1607年才做了几次无关痛痒的让步。尽管下议院表示会在将来某个时刻讨论该计划，但詹姆斯一世还是想尽快解决此事。法官不像下议院那样容易为偏见所左右。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靠手中的法典来说话。他们认为，既然詹姆斯一世登上了英格兰王位，苏格兰人也就自然成了英格兰人。于是，人们暂时不再谈论两个王国合并这一话题了。 注解： [1]　乔治·阿伯特（1562—1633），英格兰教士，1611年至1633年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信奉加尔文教，对包括清教徒在内的宗教极端人士采取宽容的态度。——译者注 [book_title]第4章 新税与《大契约》 精彩看点 王室的日常运转与专项资金——吨税和磅税——强制税——王室巨大的亏空——《大契约》——詹姆斯一世拒绝弗朗西斯·培根的建议——“昏乱议会” 除了统一国教仪式和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这样的大问题，英格兰还面临许多其他问题。如果王室和下议院能在重大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其他方面的小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然而，王室与下议院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下议院在受制后会用停拨经费的方式反制国王。王室的日常运转需要专项资金支持，但除非推翻英格兰的宪制传统，否则未经下议院批准，王室就拿不到专项资金。 当然，这不完全是詹姆斯一世的错。伊丽莎白一世曾在国库吃紧的情况下发动了一场耗资巨大的战争，即使詹姆斯一世和她一样节俭，也无法避免巨额财政赤字情况的出现。更何况已婚国王的家庭开支肯定会超出未婚女王一个人的开支。刚到英格兰时，詹姆斯一世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节俭度日。在苏格兰尝到过穷困滋味的詹姆斯一世一度认为英格兰国库的资金似乎取之不竭，于是便肆意挥霍。结果，登上王位的第四个年头，他一年的开销就多达五十万英镑，而所有进账只有约三十二万英镑。 在这种情况下，王室很难抵制不用冒风险还能扩大收入的诱惑。而诱惑恰恰在这个时候悄然而至。每当有新国王登基，英格兰议会都会将进出口货物的关税征收权授予国王，史称“吨税和磅税”[1]。但除这些税收外，玛丽一世和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时未经议会授权还征收了小额“强制税”。詹姆斯一世更是向葡萄干和烟草也征起了强制税。1606年，一个叫约翰·贝特的商人拒绝支付葡萄干强制税。后来，纠纷由英格兰财政署法庭处理，法官判定国王有权在未经议会授权的情况下对进出口商品征收强制税。虽然我们现在也能接受法官可能会出错的事实，但他们当时犯的错误确实有点儿离谱。这样一来，国王就可以用征收“强制税”随心所欲地筹集资金，并且不用担心违法。 1608年，王室就通过征收“强制税”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新征的商品强制税高达七万英镑。即便如此，王室每年还有十八万英镑的赤字需要填补。1610年，王室不得不开始向议会求助。 不久，王室和议会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史称“大契约”。根据《大契约》，国王需要放弃一些过分、过时的权利，但每年可以多获得二十万英镑的王室专款。然而，在正式履行《大契约》前，下议院就新增强制税问题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这样的行为是不合法的。不过，未经国王和上议院的同意，下议院是不能将财政署法官曾宣布为合法的行为再判定为非法行为。詹姆斯一世主动将强制税降至两万英镑，并承诺说，如果议会承认他之前拥有的其他权利，他将不再征收新的强制税。 议会暑期休会到来时，上述协议内容还未写入法案之中。于是，王室和议会决定在冬季会期再专门处理此事。但冬季会期到来后，詹姆斯一世和议员们都变得非常生气。议员们就协议内容与选民讨论后得出结论：王室要求民众付出的东西太多了。詹姆斯一世就此事与其大臣谈论后也得出结论：他得不到多少好处。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是无法达成任何协议的。詹姆斯一世一气之下解散了自己登基后的首个议会。他虽然负债累累，财政上出现了巨额赤字，但拥有财政署法官认可的一项权力——随心所欲地征收“强制税”。 17世纪初的詹姆斯一世 任何好的建议詹姆斯一世都听不进去。曾经教他如何与清教徒打交道的弗朗西斯·培根再次向他提出了解决财政困难的建议。弗朗西斯·培根认为，与下议院讨价还价是不明智的。一旦跟下议院讨价还价，下议院自然会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将国王的利益最小化。但有一点必须铭记，即国王和议会都是英格兰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有共同的利益和事业。国王有义务把国家治理好，并且不应该索取任何回报。詹姆斯一世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就会赢得臣民的爱戴和尊敬，就可以轻松地从他们那里获得维持王室运转的资金了。 但弗朗西斯·培根的建议并未被采纳。1614年，詹姆斯一世再次召集议会，开启了新一轮谈判。这次，詹姆斯一世没有像之前那样放弃太多权利，当然也没有向议会索要过多款项。但他的行为准则并未改变，结果可想而知。下议院每批准一笔财政支出都会提到强制税问题，并一再宣称国王无权征收强制税。几周后，冲动的詹姆斯一世再次解散了议会。本届议会没有制订任何法规，史称“昏乱议会”。 注解： [1]　吨税与磅税是中世纪英格兰征收的两类税的总称。吨税指对进口酒类征收的进口税，磅税指对进出口羊毛等物品征收的进出口税。通常，新国王登基时，议会将授权国王终身征收这两种税。当时，英格兰每年进出口贸易额较大。这两种税是一大笔收入，几乎占王室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译者注 [book_title]第5章 火药阴谋 精彩看点 詹姆斯一世与天主教徒之间紧张的关系——不尊奉国教罪——詹姆斯一世调整针对天主教徒的政策——罗伯特·凯茨比与盖伊·福克斯——暗杀詹姆斯一世的密谋——计划败露——盖伊·福克斯被捕——对天主教徒的惩罚 乔治·阿伯特升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后，詹姆斯一世与清教徒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某种缓和，甚至对言行不太过分的清教徒保持宽容。然而，詹姆斯一世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关系在乔治·阿伯特升任大主教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变得异常紧张，远比他刚登基时紧张。 根据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法律，那些拒绝去教堂做礼拜的天主教徒会被判不尊奉国教罪。对不尊奉国教者的处罚是：富人每月须交纳二十英镑罚金；无力交纳罚金的地主须将其三分之二的土地充公；无土地者须将其家具或房产变卖所得上交国库。这些不尊奉国教的人还有可能会被革出教会，而一旦被革出教会，他们就可能会被毫无缘由地投入大牢。神父做弥撒或协助神父做弥撒都是可判处死罪的行为。当然，这些严厉的处罚在实际执行中往往会有较大的变通。不过，不去教堂做礼拜的人很清楚，他们命悬一线，随时有可能人头落地。 詹姆斯一世继位前想得到更多臣民的支持，所以希望能为天主教徒减轻一些精神负担。他到英格兰登基后不久，便通告所有天主教徒，只要他们忠于王室，针对他们的罚款条令将不再执行。但詹姆斯一世并没有因此而安下心来。罚款条令刚刚废止，不尊奉国教的人数便大幅增加。有谣言称，不尊奉国教的人欲对王室图谋不轨。1604年2月，詹姆斯一世开始驱逐所有天主教教士，但对不尊奉国教的世俗之人尚未采取行动。 在英格兰，一些狂热的天主教徒会为了教派利益冒险去做任何事情。驱逐天主教教士的决定刚一公布，罗伯特·凯茨比[1]便和自己的几位朋友密谋用火药将国王和议会上下两院所有议员送上天。他们从佛兰德斯[2]请了一名冷静勇敢的斗士盖伊·福克斯[3]来帮他们实施暗杀计划。后来又有几人陆续加入了暗杀计划。当然，这些人都是狂热的天主教徒。密谋者在上议院隔壁租到了一所房子，他们想在房子的地下室挖出一条通往上议院地下室的通道，然后在议会开幕前将火药桶安放在上议院的地下室。中间的墙有足足九英尺厚，几星期的挖掘未见明显成效。后来，水流了进来，迷信的挖掘者认为这是上苍在向他们发出停工的信号。 罗伯特·凯茨比 1605年春，詹姆斯一世因担心不尊奉英格兰国教的人会越来越多，所以重新启用了抵制罗马天主教的法律。密谋者再次受到了刺激。不过，他们同时得到了好消息——一个可以直通上议院地下室的地窖要往外出租。一名密谋者马上以自己的名义租下了这个地窖。于是，他们就把火药安全地放进了地窖里。为防止被人看出端倪，他们还在火药上覆盖了干柴。接下来密谋者要做的事情就是准备在大爆炸后发动起义。 租一个地窖、买十几桶火药的费用这几个密谋者还是能承担得起的。但要想发动起义，他们就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三位富有的天主教徒得知该计划后，慷慨解囊，积极支持他们的行动。不过，其中一人因担心自己在上议院供职的一位亲戚的安危，便把部分暗杀计划悄悄透露给了政府，希望谋反者能受到政府的警告，然后赶紧逃离是非之地。 然而，在收到警告后，密谋者并不相信政府会采取行动。议会定于1605年11月5日开幕。1605年11月4日晚上，盖伊·福克斯在放置火药桶的现场被捕。1605年11月5日一大早，其余密谋者纷纷向城外逃去。有的在逃跑途中被击毙，有的在被俘后以叛国罪被处死。 罗伯特凯茨比被杀 处决火药阴谋参与者 火药阴谋被粉碎后，天主教徒遭到了致命打击。针对他们的法律变得更加严苛，被处罚金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对天主教徒仁慈的大门已经关闭，这种状况还将持续很多年。 注解： [1]　罗伯特·凯茨比（1572—1605），出生于英格兰沃里克郡的狂热天主教徒，不尊奉英格兰国教的天主教领袖，“火药阴谋”的主谋。他以反对英格兰王室而闻名，其言论极具煽动性，曾于1601年参与了埃塞克斯叛乱，被捕后遭到了没收土地的处罚。1605年的“火药阴谋”计划失败后，罗伯特·凯茨比在拒捕时被乱枪射死。——译者注 [2]　佛兰德斯，中世纪欧洲的一个伯爵领地，包括现在的比利时、法国、荷兰等国部分地区。——译者注 [3]　盖伊·福克斯（1570—1606），出生于英格兰约克郡的狂热天主教徒，“火药阴谋组织”成员。1593年，他离开英格兰加入了西班牙军队，前往尼德兰作战。1604年4月，他回到英格兰，加入了“火药阴谋”计划。计划失败后，盖伊·福克斯被捕，在后来的审判中被判处死刑。——译者注 [book_title]第6章 詹姆斯一世和西班牙 精彩看点 詹姆斯一世希望与西班牙结盟——詹姆斯一世向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提亲——沃尔特·罗利与《世界史》——沃尔特·罗利寻找黄金——沃尔特·罗利空手回到英格兰——詹姆斯一世下令处死沃尔特·罗利——宠臣罗伯特·卡尔的下场——乔治·维利尔斯权倾朝野——詹姆斯一世对权力限度的看法 “火药阴谋”事件再度激起了詹姆斯一世对西班牙和国内天主教徒的反感。不过，这种反感只是短暂的，詹姆斯一世并未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事实上，只要知道自己在英格兰的权威不会受到威胁，生性反感残暴行为的詹姆斯一世就不会再迫害天主教徒。为避免英格兰卷入欧洲战争，詹姆斯一世还想到了与西班牙结盟的办法。 但詹姆斯一世又不愿直接向西班牙提出结盟计划。1611年，他曾向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提亲，希望儿子能迎娶一位西班牙公主。1614年，詹姆斯一世解散议会后，重提和西班牙联姻一事。他必须筹到王室运转的资金，从议会那里得不到，他就寄希望于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给女儿的嫁妆。他同时认为，英格兰的天主教徒因此也就不会再提出非分要求了，他只要允许他们在家里做礼拜即可；而一旦发现他们有危险举动，他可以随时收回自己的承诺。1617年，联姻谈判正式开始，但西班牙最终没有同意将公主嫁到英格兰，因为英格兰没有同意在宗教信仰政策上做出改变。 詹姆斯一世对资金的渴望让他选择了另一步棋，这步棋远比与西班牙结盟让他印象深刻。沃尔特·罗利爵士是一位英格兰政治家、殖民者、海盗和历史学家，他在詹姆斯一世继位不久后，稀里糊涂地卷入了一场反叛阴谋之中，被判死刑。后来，他又被改判死缓，关进了伦敦塔。在伦敦塔中，沃尔特·罗利潜心写成了一部《世界史》。他在书中描述了大西洋对岸的美洲大陆，谈到了那里的森林和河流，还专门提到了奥里诺科河岸边一座储量丰富的金矿。詹姆斯一世对此半信半疑，他身边的人则劝他但听无妨。这些人不愿和西班牙结盟，不愿让詹姆斯一世和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国王关系走得太近，他们想再次看到普利茅斯的海盗和巴恩斯特普尔的海盗能从西班牙控制的海域抢回大量财富。 沃尔特·罗利 虽然詹姆斯一世不想和西班牙断绝关系，但金子似乎对他更具吸引力。詹姆斯一世让沃尔特·罗利保证不会靠近西班牙领土，并保证不会动西班牙人一根毫毛后，就将他释放了。沃尔特·罗利出狱后奉命率人急赴奥里诺科河。不过，他坚信只要能抢到金子就可以不必信守诺言。他命令手下人溯河而上，但没有明令禁止使用武力。他们占领并洗劫了一个由西班牙人控制的小镇，但没有发现金矿，沃尔特·罗利的长子在这次行动中丧生。失败使沃尔特·罗利伤心欲绝，他建议船长打劫过路的西班牙运宝船，掠取黄金，但船长没有听从他的建议。最终，他两手空空地回到了英格兰，被詹姆斯一世送上了断头台。 沃尔特·罗利抵达奥里诺科河 詹姆斯一世所做的每件事几乎都无法如愿以偿。虽然他正直善良，但他身边的人不具备这些品质。他们都急于想把他拉向并不适合他走的道路。为了应付他们，詹姆斯一世计划在身边培养一位年轻的宠臣，让他同时扮演自己的娱乐伙伴、私人秘书、政事代理等角色。最重要的是，这位宠臣还能代替他向那些对他提出各种要求的人说“不”。他选择的第一个人是年轻的苏格兰小伙罗伯特·卡尔。罗伯特·卡尔具备詹姆斯一世想要的那些品质，最终被封为萨默塞特伯爵。与西班牙就联姻事宜公开谈判之前，罗伯特·卡尔就频频为詹姆斯一世出谋划策。但罗伯特·卡尔后来有点得意忘形了，居然爱上了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的妻子弗朗西丝·霍华德，并在她离婚后娶了她。但不久，弗朗西丝·霍华德被指控为一桩谋杀案的主谋，罗伯特·卡尔被怀疑为她的帮凶。后来，罗伯特·卡尔与弗朗西丝·霍华德被法庭判为死刑，但詹姆斯一世赦免了他们，将他们贬为庶民。 沃尔特·罗利被处死 罗伯特·卡尔 乔治·维利尔斯取代罗伯特·卡尔成了詹姆斯一世的新宠，不久便先后被封为白金汉伯爵、公爵。乔治·维利尔斯在能力和性情上都远超罗伯特·卡尔。如果他的官位不是上升得过快，他或许还能为英格兰做出非凡的贡献。然而，快速升迁足以毁掉任何一个人。虽然多年来詹姆斯一世一直独掌大权，但任何人若想要得到王室的提拔，就必须先讨好乔治·维利尔斯。乡绅想升为男爵，男爵想升为伯爵，律师想成为法官，法官想得到管理财政或国家要务的肥差，都必须向乔治·维利尔斯点头哈腰、溜须拍马。源源不断的财富给乔治·维利尔斯带来了足够的尊严。仅仅一两年后，这个曾经一度买不起新衣服的年轻人摇身变为英格兰最富有的贵族。难怪他会得意忘形。难怪他会幻想所有人都应该彻底服从他。一人得道仙及鸡犬，乔治·维利尔斯开始盘算着怎样把母亲接到宫里，把自己的兄弟封为贵族，把自己的侄女、外甥女、堂姐妹嫁到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家。詹姆斯一世对乔治·维利尔斯言听计从的做法看似愚蠢，但他实则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不想再受到议会上下两院的约束，希望那些或靠溜须拍马或靠出钱贿赂而获得乔治·维利尔斯提拔的新贵族能在日后坚定地支持自己。 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 弗朗西丝·霍华德 乔治·维利尔斯 詹姆斯一世登上王位以来，其治国初衷虽好，但结果总是不尽人意。他希望自己能与人为善，所以发现越来越多的高官走旁门左道时也不加阻止，而是任由这种风气蔓延。不过，也有不少人认为，任何救治措施对病入膏肓之体都无济于事。国家官员都得看一个毫无经验、乳臭未干之人的脸色行事，这种体制本身就是腐败的温床。 詹姆斯一世对自己权力限度的看法与伊丽莎白一世的看法毫无二致。1616年，他在一个庄严的场合下发誓要维护正义和法律的尊严。他说：“根据法律，君主有权统治臣民，臣民必须接受君主的统治。”他接着说，“只要他的身体允许，只要他的知识还能跟上形势，他就应该信守誓言”。那些表述模棱两可的法律条文由议会负责澄清。詹姆斯一世则要确保法官不能在法律中随意加入任何新奇的想法。在詹姆斯一世看来，王室有权控制法官的意志。他说，“这是国王的合法权利，他有权将法庭控制在适当的权限之内”。然后，他又激动地说了一番今天看来颇不可思议的话：“王室享有的绝对权力不是法官该谈论的话题，对天赋王权进行质疑的行为是非法的。对上帝安排的质疑就是对神明的亵渎；虔诚的基督徒应该听从上帝的神谕；臣民讨论国王该干什么或不该干什么是大逆不道之举；法律反映的是国王的意志，臣民应该欣然接受。” 我们可能容易将这番话视为荒诞之言。然而，这番话非常有价值，值得我们仔细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英格兰之后的历史。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管理仅靠一套普遍的法规就可以完成。所谓的普遍法规是凡人设定的，难免会出现偏颇，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一旦新问题出现，就必须靠拥有非凡智慧的当代人去解决，由他们出台新法规或修订旧法规，还要确保他们在立法时不得滥用权力。就英格兰来说，拥有这种非凡智慧的人或者从议员中物色，或者从对议会负责的各部门行政长官中寻找。根据都铎王朝的宪制原则，新法规要得到国王和议会一致同意才能生效。不过，国王只负责维持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在紧急情况下才可颁布特殊法规而不用对任何人负责。詹姆斯一世如此含糊的语言表述暗示了种种危险，但他主要的意思是：王室特权不受他人限制，国王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动用王室特权，谁也无权事先以所谓的制度去约束国王的行为。 到目前为止，詹姆斯一世也只是在沿用以前君主制订的制度，但他忘记了每种制度的成功都与遵循时代精神密不可分这一点。都铎王朝的统治者渴望赢得民心，一旦发现自己的意志与民心背道而驰，就会暂时将计划搁置。然而，詹姆斯一世很少关心民意，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虽然清教徒暂时还对国家构不成威胁，但詹姆斯一世的外交政策让他们忍无可忍。英格兰出兵与国外新教势力作战的决定已经够糟糕了，但更可怕的危险马上要降临了。如果威尔士亲王查理迎娶了一位西班牙公主，那么英格兰国内的天主教徒就得势了。在王室的庇护下，信奉天主教的人会不断增加，结果天主教徒的意志就可能成为国家的意志，而新教徒将逐渐失去政治发言权。而且威尔士亲王查理未来的子嗣完全有可能会反对英格兰人的信仰，他们长大成人后还可能利用王权去支持其母亲信奉的天主教。如果清教徒能够从昏睡中清醒过来，誓与詹姆斯一世倚重的王权做斗争，那么他们就应该首先破坏英格兰与西班牙的联姻计划。 [book_title]第7章 西班牙军队攻打巴拉丁 精彩看点 波希米亚战争——詹姆斯一世的女婿巴拉丁选帝侯腓特烈五世——波希米亚革命——腓特烈五世成为波希米亚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讨伐腓特烈五世的战争——腓特烈五世失去波希米亚——新教联盟对詹姆斯一世感到失望——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下议院对詹姆斯一世的不满——平息民愤运动——弗朗西斯·培根受到重罚 1618年，詹姆斯一世不愿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波希米亚战争爆发，战火极有可能在神圣罗马帝国内蔓延。神圣罗马帝国各诸侯因政治矛盾和宗教分歧而分裂。各诸侯之间的冲突归根结底还是由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矛盾造成的。这正是詹姆斯一世不愿看到的，因此他在竭力劝说双方不要在宗教问题上没完没了地争斗。虽然詹姆斯一世提出了很多好的解决办法，但涉事双方只是听听而已，并未想过要真正采纳他的建议。 詹姆斯一世的建议本身确实不错，但我们要知道，当时的欧洲已处于三十年战争的边缘，神圣罗马帝国的各大诸侯绝不会放弃自己的判断而去听从心怀善意、豪无私心的詹姆斯一世的建议。詹姆斯一世当时的斡旋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他必须做出决定：是完全置身事外还是全力支持一方而反对另一方？ 不过，总是犹豫不决的詹姆斯一世恰恰做不到这一点。看到神圣罗马帝国天主教徒的残暴、荒唐之举后，他觉得自己应该支持新教徒的事业；但在看到新教徒的暴行后，他又认为自己最好还是不要插手，就让神圣罗马帝国的新教徒听天由命吧。 1619年发生的事情让詹姆斯一世更难做出决定。他的女婿巴拉丁选帝侯腓特烈五世虽然统治着从莫塞尔河一直到波希米亚边境的一大片领地，但他生性软弱，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根本无法担当重任。不过，造化弄人，腓特烈五世因出身高贵而被那些与罗马天主教势不两立的神圣罗马帝国新教诸侯推选为新教诸侯领袖。波希米亚革命爆发后，革命者废黜了波希米亚国王斐迪南二世，推选腓特烈五世为新国王。但两天后，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斐迪南二世称腓特烈五世为篡位者，号召所有天主教诸侯派兵去讨伐他。 腓特烈五世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 詹姆斯一世认为女婿腓特烈五世不应该接管波希米亚。如果腓特烈五世执意前往波希米亚赴任，他就爱莫能助了。然而，如果西班牙军队从尼德兰出发，突袭巴拉丁，并以此来要挟波希米亚投降，詹姆斯一世又该怎么办呢？一方面，如果腓特烈五世无权接管波希米亚，那么一切迫使他放弃这种做法的手段都是合法的。另一方面，如果西班牙人真的攻入巴拉丁，再想把他们赶出去就难了。以最小的代价解决最多的问题一直是詹姆斯一世的行事原则。他命贺拉斯·维尔爵士率领一支英格兰志愿军赶赴巴拉丁帮助女婿腓特烈五世御敌。 伊丽莎白公主 1620年夏，讨伐腓特烈五世的战争全面爆发。在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杀入波希米亚时，一支装备精良的西班牙军队溯莱茵河而上，攻占了西巴拉丁。詹姆斯一世得知消息后，大惊失色，赶忙召集议会商量帮助女儿伊丽莎白公主和她的孩子们守住巴拉丁的办法。不过，会议还没来得及召开，在布拉格城外白山战役中完败的女婿腓特烈五世已带着家人逃离了波希米亚。 议会会议上，詹姆斯一世要求议员们同意为他以武力威胁进行谈判的计划拨款。然而，因为詹姆斯一世没向议会提议立即派兵进驻神圣罗马帝国，所以下议院只同意拨给他一小笔资金，而没提后续资金的事。詹姆斯一世建议先和神圣罗马帝国谈判，谈判失败后再动用武力。不过，陷入危险之中的新教联盟则对詹姆斯一世的做法颇感失望，认为他应该先出兵而后再谈判。更糟糕的是，不少与腓特烈五世结盟的诸侯纷纷开始倒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本打算帮助腓特烈五世的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在得知詹姆斯一世一再延误战机的做法后，颇感诧异。他对英格兰大使理查德·韦斯顿说：“上帝啊，这绝对不是靠耍嘴皮子就能解决的事。我们一直希望在贵国和其他盟友的帮助下，能救巴拉丁选帝侯腓特烈五世于危难之中。如果想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宗教自由事业做点贡献，那么现在就该行动了。”然而，詹姆斯一世只愿动口不愿动手，克里斯蒂安四世也只好作罢，等待出兵合适的时机。 这样的结果让英格兰下议院很不高兴。议员们觉得又被詹姆斯一世欺骗了，但他们又无权废黜君主，只能在国内事务上发泄心中的不满。 最令他们感到不满的是英格兰的行业垄断。为了促进国内制造业的发展，也为了更好地进行商业监管，英格兰政府将各种商品的生产权或销售权授予某些个人，这些人便成了独家生产商或销售商。比如，有人成了指定玻璃制造商，但要签署一份协议，保证加热熔炉时不使用木材，这样就能为海军省出大量木料。还有人成了指定金银丝线制造商，但要承诺在制造产品的过程中只使用外国原料，因为当时英格兰视金银为财富的象征，这种财富不应该投入熔炉。除了这些垄断的制造商，还有一些人专门负责管理旅馆业，旅馆从业人员向他们支付费用后才能获得旅馆经营许可证。由于这些颁发执照的人和其他涉及垄断经营的人不是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的朋友就是他的亲戚，所以人们都认为国王的这位宠臣甚至连国王自己都在通过这种方式大肆敛财。但实际上，他们捞到的好处往往被夸大了，詹姆斯一世甚至分文不得。即便如此，按照当今的理论，确实不应该让个人垄断某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特别是金银线的生产，政府应采取措施，严加监管。垄断生产和销售的行为虽然没有违反当时具体的法律条款，但无疑是违背法律精神的。 白山战役 白山战役 为了平息民愤，詹姆斯一世取消了行业垄断政策。人们表面上是在反对垄断行为，实质上是在表达对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保护伞下权钱交易行为的强烈不满。英格兰大法官亨利·蒙塔古从司法部门调离，出任财政大臣这样的肥差。当他前往纽马克特见下属时，弗朗西斯·培根冷冰冰地说：“大人，您要小心了。纽马克特的木材可比英格兰其他地方贵。”他实际上花两万英镑才换来了这个岗位。这就像几年前军队中兜售官职的情况一样，贵族爵位也开始明码标价了。 亨利·蒙塔古 弗朗西斯·培根是平息民愤运动中的第一位牺牲者。当时，他身为英格兰大法官，代表了法律的尊严。他虽然想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但实际上并无多少前途。他一度认为自己可以为国家的发展献计献策，但后来慢慢发现自己只能提一些法律细节方面的建议，而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他没有发言权。在巩固王权的过程中，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行动，但做了不少幕后工作。在他善意的建议下，王室采取了一系列的紧缩措施。加之商业日益繁荣，英格兰的财政状况大大改观了。国王在和平时期也不用向下议院寻求资金支持了。当然，偿还因过去挥霍无度而产生债务的情况除外。在事关英格兰的大政方针上，弗朗西斯·培根的话并无多大份量。 弗朗西斯·培根怎么也不会料到自己会遭到无端的打击。作为法官，他总能公正断案，这一点让他备感自豪。不过，就是有人不断指控他受贿，并将控诉书递到了下议院，下议院又将控诉书转交给上议院。起初，弗朗西斯·培根认为这不过是某些人出于政治目的捏造事实罢了。他伤心地说：“我不过是一名掌玺官而已。如果国玺放在豪士罗荒地[1]，就没人会拿它来说事了。”然而，人们很快发现，对弗朗西斯·培根的指控并非没有根据。当时，法官只是名义上从政府领取薪水，实际上主要靠诉讼人的佣金过活。庭审制度不够严，大法官断案后往往会收取胜诉方的礼物。从可查的证据看，弗朗西斯·培根不会因是否收取礼物而影响到断案的公正性。不过，有时他会在诉讼案件尚未有定论时收取别人的佣金，这就成为被人指控收受贿赂的把柄。尽管弗朗西斯·培根的断案大多公正无误，但“为规范司法程序，对他进行适当的惩罚也是恰当的”。即便这样，弗朗西斯·培根也算得上是自他父辈以来“最公正的大法官”。 弗朗西斯·培根受到了重罚，不仅被免了职，还须缴纳罚金和坐牢。不过，詹姆斯一世赦免了他。他自己也承认了所犯的过错，“我是有罪的，陛下。恳请您能原谅我”。自弗朗西斯·培根之后，再无其他法官遭到过腐败指控。 在审理弗朗西斯·培根的案子时，议会恢复了弹劾制度，尽管该案的审理在某些细节上与普通弹劾程序不同。这也是英格兰宪政史上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在弹劾过程中，下议院是代表国家利益的大陪审团，将损害国家利益的嫌犯交给上议院审判，而上议院则充当着法官和陪审团的双重身份。英格兰史上曾有两个时期启用过弹劾制度：爱德华三世到亨利六世统治时期及詹姆斯一世到威廉三世统治时期。这两个时期本身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当国王或议会取得主导地位后，其一般做法是将政治对手解职，并让其接受专业法官的审判。亨利八世后期的恐怖统治是一种特殊情况。不过，与王室进行斗争的过程中，议会因为没有罢免王室大臣的权力，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走正规法律程序，将被指控的犯罪嫌疑人交给带有强烈政治倾向的法庭去审判。就弗朗西斯·培根的案子而言，民众的愤怒并非没有根据。不过，一旦恢复弹劾制度，嫌疑人所犯错误就容易被放大，但下议院因为有弹劾制度便可以要求法庭对他们之前无法解职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审判和惩处。 注解： [1]　豪士罗荒地，中世纪伦敦西南的一片荒地，常常被作为军队集结和训练的营地。这里暗指英格兰军队。——译者注 [book_title]第8章 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率军占领巴拉丁 精彩看点 约翰·迪格比前往神圣罗马帝国进行斡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与巴拉丁选帝侯腓特烈五世的矛盾——神圣罗马帝国内战再次爆发——下议院同意给詹姆斯一世拨款——詹姆斯一世与下议院对神圣罗马帝国战局的判断——西班牙军队占领巴拉丁 虽然时间过得飞快，但英格兰一直未对巴拉丁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夏季休会前，下议院发表了一份声明，宣称同情神圣罗马帝国的新教徒，一旦国王陛下通过谈判争取和平的计划失败，就将尽自己最大努力，“搭上生命和财产去帮助他[1]”。当时在场的人说：“这是一份来自天堂的声明。对我们而言，这比拥有一支由万人组成远征军还要有意义。”大家一致鼓掌通过了这份声明。“振奋人心的是，声明得到了全体议员的一致认可。他们高喊着口号，手中挥舞着各自的帽子，表明他们一致同意的坚决态度。这种情况在英格兰议会中实属罕见。” 到神圣罗马帝国进行斡旋的任务交给了约翰·迪格比[2]勋爵，他是一位睿智的、经验丰富的外交家，曾为英格兰驻马德里大使。然而，约翰·迪格比赶到维也纳时，为时已晚。首先，腓特烈五世的盟友已经背信弃义，纷纷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讲和了。其次，腓特烈五世把防守上巴拉丁的任务交给了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而后者不过是一个靠掠夺为生的冒险家而已，根本没有供养军队的资金和物资。斐迪南二世表示，腓特烈五世如果能放弃其政治主张，放弃对帝国军队的抵抗，并真诚地承认其所犯错误，就会得到原谅。腓特烈五世则宣称，如果他的领地和爵位还能保住，他愿意放弃波希米亚王国，并向斐迪南二世正式表示臣服。约翰·迪格比勋爵还没来得及调解彼此的矛盾，战争又爆发了。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没能守住上巴拉丁，匆忙向下巴拉丁撤去。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率领神圣罗马帝国大军紧追不舍。詹姆斯一世得知这一消息后，紧急召集议会，希望议会同意出钱资助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的军队过冬。 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 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 虽然下议院同意给詹姆斯一世拨款，但其观点与詹姆斯一世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詹姆斯一世认为，他即便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的关系最终搞僵了，还是应该和西班牙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他一直没有放弃与西班牙联姻的计划。而下议院则认为首先攻占巴拉丁城池的是西班牙军队，西班牙人才是巴拉丁主要的入侵者，如果能将西班牙人击败，所有危险自然会消失。正如下议院擅长演说的罗伯特·菲尔普斯爵士所言，西班牙是大车轮，神圣罗马帝国各诸侯国是小车轮。如果把大车轮停下来，小车轮就会跟着停下来。 詹姆斯一世无疑要比下议院更了解欧洲的政治局势。但正如经常遇到的情况那样，在某件事情上观点的不同反映出背景认识上的巨大差异。下议院认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徒有虚名，真正支持天主教、干涉英格兰国教事务的是西班牙。西班牙人想通过将公主嫁给英格兰王储的方式涉足英格兰国内事务，在用武力攻占巴拉丁的同时，企图阴谋征服英格兰。 单从策略上看，詹姆斯一世宁愿选择和神圣罗马帝国作战而不愿与西班牙作战的思想也许是正确的。但从大局上看，下议院的判断才是正确的。欧洲大陆上爆发的战争实乃观念之争，即新教或天主教是否应该扩张并占领对方的领地。詹姆斯一世很聪明，他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在英格兰发生。然而，战斗已经在神圣罗马帝国打响了，他就必须表现出一种态度，要么不插手，要么支持新教。在天主教联盟和新教联盟都异常激动的情况下，西班牙是不会和英格兰联手保护新教的，更不会因此去反对自己的朋友。 有鉴于此，下议院一再敦促詹姆斯一世完全断绝与西班牙的关系。议员们认为，詹姆斯一世应该担任欧洲反西班牙的新教领袖，应该在国内对天主教徒动用刑法，应该让儿子娶一位信奉新教的公主。 詹姆斯一世没有听取下议院的建议，称下议院无权处理他没有向其征求意见的事务。下议院则抗议称有权处理任何其认为重要的事务。詹姆斯一世将下议院的抗议书撕了个粉碎，并就此解散了议会。 比较谨慎的做法也许是，下议院等到英格兰与西班牙发生争执时再敦促詹姆斯一世参战。不过，下议院还是担心到时候詹姆斯一世有可能指望不上。四年来，詹姆斯一世就没有做过一件正确的事情，他极有可能再次走向错误的道路。 詹姆斯一世并不认为巴拉丁已经沦陷。理查三世在位时的一项议会法案规定，国王不得以王室名义向臣民征税。但1614年，王室御用律师将这条规定解释为：国王虽然不能以王室名义向臣民强行征税，但如果臣民自愿缴纳这笔费用，则国王的收取行为并不违法。因此，当年詹姆斯一世就从民众那里得到了一笔资金。现在，他又如法炮制，为贺拉斯·维尔爵士的志愿军筹够了几个月的军费。他虽然再次使用了外交手段，但没有议会的支持，最终还是没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巴拉丁在被西班牙军队蚕食，守军军心涣散，要塞接连沦陷，而西班牙政府对詹姆斯一世的承诺一个也没有兑现。 17世纪20年代的詹姆斯一世 注解： [1]　指巴拉丁选帝侯腓特烈五世。——译者注 [2]　约翰·迪格比（1580—1653），英格兰政治家、外交家，第一代布里斯托尔伯爵。1610年到1624年，任英格兰驻西班牙大使。第一次英格兰内战时期，约翰·迪格比是一位温和派的王党人士。——译者注 [book_title]第9章 威尔士亲王查理与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马德里之行 精彩看点 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的妙计——詹姆斯一世同意威尔士亲王查理与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前往马德里——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热情接待威尔士亲王查理——西班牙人对联姻的看法——神学家给腓力四世的建议——玛丽亚·安娜公主拒绝嫁给威尔士亲王查理——与西班牙联姻失败 大使们在忙着起草外交信函时，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认为，即便所有方法都失败了，他仍有一条获取成功的妙计。只要他带着威尔士亲王查理前往马德里向西班牙公主玛丽亚·安娜求婚，西班牙肯定会将巴拉丁作为结婚礼物送给威尔士亲王查理。威尔士亲王查理轻易就被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说服了。于是，两个年轻人将计划告诉了詹姆斯一世。 西班牙公主玛丽亚·安娜 詹姆斯一世非常纠结。他担心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儿子——“宝贝儿”查理（他对儿子的昵称）了。然而，他一生中从未对所爱的人说过“不”，现在也做不到。他怀着复杂的心情同意了威尔士亲王查理与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早就想好的计划。 威尔士亲王查理 威尔士亲王查理与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乔装打扮了一番后，悄悄上路了。在过格雷夫森德渡口时，威尔士亲王查理给了船夫一袋金币。船夫以为他们渡海去法兰西进行决斗，于是就报了官。追捕令随即下达。不过，威尔士亲王查理与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的坐骑是挑选出来的宝马良驹，很快便将追捕的人甩在了身后。到坎特伯雷后，他们被怀疑是杀人逃犯。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不得已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并编造了一个路过此地的理由。此后，他们便畅行无阻了。在巴黎，威尔士亲王查理遇到了日后的妻子——十三岁的亨利埃塔·玛丽亚[1]公主，但她似乎并未引起他的注意。抵达马德里后，威尔士亲王查理直奔英格兰驻西班牙大使约翰·迪格比勋爵的住处。约翰·迪格比曾任英格兰驻维也纳大使，最近刚被封为布里斯托尔伯爵。 少女时期的亨利埃塔·玛丽亚 虽然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热情地接待了威尔士亲王查理，但事实上他的内心极其矛盾。在不伤害天主教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情感的前提下，他并不反对将巴拉丁还给腓特烈五世。只要腓特烈五世同意将儿子们送往维也纳接受教育，能够接受他们长大后成为天主教徒的事实。这样一来，事情就能妥善解决。然而，将自己的妹妹玛丽亚·安娜嫁给英格兰王储遇到了困难。腓力四世认为，如果詹姆斯一世不让英格兰天主教徒有信仰自由，不像西班牙人期待的那样让所有英格兰人皈依天主教，那么联姻计划就不会有任何结果。现在，妹妹玛丽亚·安娜在他身边哭得非常伤心，发誓绝不嫁给异教徒。她的神父对她说：“想想吧，躺在你身边的伴侣，你孩子的父亲，却是个该下地狱的人。”这番话更坚定了她拒绝这门亲事的决心。 约翰·迪格比 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 乍一看，克服这些困难似乎并不难。西班牙人认为，威尔士亲王查理如果不打算皈依天主教，是不会来马德里的。威尔士亲王查理平常少言寡语，这让西班牙人更加坚信这种看法。于是，他们组织了一场天主教布道会，向威尔士亲王查理展开了轮番轰炸。不过，威尔士亲王查理对此毫无兴趣，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甚至对神父表现得不敬。 教皇格里高利十五世 西班牙人如果未能改变威尔士亲王查理的信仰，就只好拒绝联姻计划，但他们又不想当“坏人”，于是想让教皇格里高利十五世担当这个角色。因为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结婚需要征得教皇许可。他们知道教皇格里高利十五世对此极其反感，希望教皇格里高利十五世能拒绝英格兰的联姻计划。岂料教皇格里高利十五世对此十分谨慎。他觉得这桩婚姻要是毁在自己手里，那么威尔士亲王查理和其父詹姆斯一世就会打击、报复英格兰的天主教徒。如果这桩婚姻是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拒绝的，他们就只能将气撒在西班牙人的身上。于是，教皇格里高利十五世同意了这桩婚事，条件是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要保证让詹姆斯一世和威尔士亲王查理皈依天主教。 腓力四世该怎么办呢？他如何保证詹姆斯一世会履行这样的承诺呢？他让神学家帮自己出出主意。神学家的建议是，威尔士亲王查理和玛丽亚·安娜公主完婚后，可让他们在西班牙待上一年。一年后，再看英格兰的情况到底有没有发生真正的改变。腓力四世采纳了神学家的建议。 威尔士亲王查理顿时备感压力，一度愤怒地宣布要回英格兰，但他的行动已经受到了控制。他只好答应自己会为英格兰的天主教徒多谋福利，希望以此让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同意他将玛丽亚·安娜公主带走。然而，一切都是徒劳。他想私自讨好玛丽亚·安娜公主的计划也不幸夭折了。一天，玛丽亚·安娜公主正在花园散步，威尔士亲王查理突然翻墙而入。玛丽亚·安娜公主见到这位令她生厌的异教追求者突然出现在面前，立刻尖叫着跑开了。还有一次，威尔士亲王查理被召进宫见玛丽亚·安娜公主，有人专门交待他该说些什么客套话。可一见公主，他就忘掉了那些客套话，情不自禁地倾述自己对玛丽亚·安娜公主的仰慕之情。在场的其他人开始窃窃私语，西班牙王后法兰西的伊丽莎白也皱起了眉头。玛丽亚·安娜公主虽然非常恼火，但还是不失礼貌地结束了这次会面。事后玛丽亚·安娜公主说，她宁肯去死，也不会嫁给这样的人。 为了迎娶玛丽亚·安娜公主，英格兰做了许多让步。西班牙要求之过分连詹姆斯一世都始料未及。在谈到为玛丽亚·安娜公主修建教堂时，詹姆斯一世说：“我们这是在为魔鬼造圣堂。”然而，他又不敢不这样做，毕竟儿子还被西班牙人控制着。他必须发誓遵守即将寄来的婚约，还必须让内阁也发誓遵守该婚约。婚约要求：玛丽亚·安娜公主的教堂向公众开放，所有英格兰人只要愿意均可进入；由玛丽亚·安娜公主负责自己孩子幼年的教育；天主教徒必须享有在自己家里做礼拜的自由。 这些现在听来再自然不过的要求在当时可不是随便就能实现的。人们之所以用宽容的态度接受某一宗教，是因为该宗教有强大的海陆军事力量做后盾。宗教态度的改变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为取悦海陆军队的主人而刻意为之。对英格兰来说，这样的婚约是一种赤裸裸的冒犯。英格兰王室一直都是排斥外国教会和外国势力的中心。谁敢保证詹姆斯一世的孙子以后不会与外国教会和外国势力站在一起？这不仅是神学之争的简单问题，而且是影响现在和未来整个国家生活模式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与西班牙的婚约会让英格兰的宗教改革事业倒退半个世纪。它再次唤起了新教的反抗运动，清教主义在英格兰再次抬头。詹姆斯一世在与西班牙走近的同时却拉大了与英格兰人民的距离。 身在马德里的威尔士亲王查理也答应了父亲答应过的一切，甚至做出了更多承诺，希望以这样的态度抱得美人归。然而，他的愿望不可能实现。西班牙的神学家们坚决不同意他带玛丽亚·安娜公主回英格兰，他们的决定就是最终的决定。在得知收复巴拉丁无望后，威尔士亲王查理气愤地离开了马德里。路上，陪同他的一个西班牙人问他用不用把马车窗打开。威尔士亲王查理讥讽道：“未经马德里神学家的批准，我可不敢让你打开。”到桑坦德港时，一支英格兰舰队正在那里等着他们。上船后，威尔士亲王查理才感觉自己恢复了自由。在朴茨茅斯港登陆后，威尔士亲王查理发誓绝不会娶玛丽亚·安娜公主为妻。 注解： [1]　亨利埃塔·玛丽亚（1609—1669），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玛丽·德·美第奇的幼女，十五岁时嫁给查理一世，成了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王后。她也是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的母亲。——译者注 [book_title]第10章 詹姆斯一世解散议会 精彩看点 詹姆斯一世积极备战——詹姆斯一世打算与法兰西联姻——下议院反对与法兰西联姻——财政大臣米德尔塞克斯伯爵莱昂内尔·克兰菲尔德——法王路易十三提出与英格兰联姻的条件——英法签署了联姻条约——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的军队在荷兰惨败——詹姆斯一世驾崩——新国王查理一世 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和威尔士亲王查理彻底被西班牙人激怒了。在这种情况下，詹姆斯一世再难与西班牙保持友好的关系了。不过，即便詹姆斯一世的儿子和宠臣不干涉朝政，他原来的计划也寸步难行。很明显，西班牙人是不会用武力帮他夺回巴拉丁的，而他自己如果也不动用武力，根本就不可能收复巴拉丁。詹姆斯一世犹豫不决，瞻前顾后，迟迟下不了决心，但只要他不想置女儿伊丽莎白公主及外孙的安危于不顾，除了积极备战，就别无选择。 1624年2月19日，詹姆斯一世召集议会开会。下议院已经对西班牙在过去多年的所作所为忍无可忍，议员们纷纷响应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对西班牙作战的主张。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不想让妹妹成为英格兰王后的事实激怒了议员们，这比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占领海德堡还令人难以接受。与西班牙联姻计划失败后，议员们已经对收复巴拉丁不抱多大希望了。他们虽然仍关心神圣罗马帝国新教徒的命运，但不再觉得自己的命运和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了。议员们不熟悉神圣罗马帝国目前的情况。因此，当詹姆斯一世希望下议院同意为战争拨款时，下议院认为国王又想借机乱花钱。不过，下议院同意将钱花在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国防上，同意组建一支舰队，开往荷兰与西班牙军队作战。不过，在没有得到进一步消息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支持英格兰卷入神圣罗马帝国内战的。 詹姆斯一世知道只有和强国结盟才有望收复巴拉丁。他仍然想坚持与天主教国家联盟的计划。虽然儿子查理没能娶回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的妹妹玛丽亚·安娜，但迎娶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三的妹妹亨利埃塔·玛丽亚也是不错的选择。英法两国联手，发生在神圣罗马帝国的难题就能迎刃而解。 然而，下议院不同意詹姆斯一世的计划。议员们不希望以后的英格兰王后是罗马天主教信徒。他们担心这种联姻日后会纵容英格兰的天主教徒。詹姆斯一世和威尔士亲王查理发誓说，他们不会让这种事发生。詹姆斯一世得到了议会的第一笔资助，如需进一步资助，他得等到冬季会议召开时，而且得看表决的结果。不过，在向下议院提出更多要求之前，他还有时间先派大使前往欧洲各国寻求帮助。 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三 与此同时，议会遇到了一件需要处理的事情。米德尔塞克斯伯爵莱昂内尔·克兰菲尔德是当时英格兰王室的财政大臣。他是一位极富责任心的公共财产守护者，兢兢业业地管理着国家的财政事务。不过，他反对与西班牙开战，认为那样会耗费大量财力。因此，他竭力劝说詹姆斯一世要避免战争。这种举动遭到了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威尔士亲王查理及下议院议员的嫉恨。他们很容易就抓住了攻击他的把柄。米德尔塞克斯伯爵莱昂内尔·克兰菲尔德在给詹姆斯一世提供财政便利的同时也没少中饱私囊。就他的贪腐问题，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和威尔士亲王查理唆使下议院弹劾他。不久，米德尔塞克斯伯爵莱昂内尔·克兰菲尔德就被免职，并受到重罚。老道的詹姆斯一世警告自己的宠臣和儿子不要如此打击朝廷重臣。他说：“你们这样做会惹祸上身。” 米德尔塞克斯伯爵莱昂内尔·克兰菲尔德 法兰西人并不像英格兰政府想像的那样容易争取。虽然路易十三对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充满了仇恨，谁提出和他们作战他都支持，但他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英格兰只有在答应保证国内天主教徒利益的前提下，他才会考虑将自己的妹妹亨利埃塔·玛丽亚嫁给威尔士亲王查理。年轻好战的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认为，只要能得到法兰西的帮助，詹姆斯一世可以先答应路易十三的条件，即便违背民意也值得。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说服了威尔士亲王查理，威尔士亲王查理又说服了詹姆斯一世。1624年年底，英法签署了联姻条约。法兰西公主亨利埃塔·玛丽亚日后将成为英格兰王后。 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知道议会一定会谴责詹姆斯一世违背宗教承诺的行为。因此，他没敢让詹姆斯一世召集议会来为战争筹款。然而，他又不想放弃军事计划。英格兰已向各方应允提供资金。荷兰共和国需要资助，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需要资助，远征西班牙的英格兰舰队需要资助，收复巴拉丁的英法远征军也需要资助。 英法远征军的统帅是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当英格兰人提议派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前往神圣罗马帝国时，法兰西人没有同意。法兰西人希望这支军队能为法兰西服务，坚持要求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率军前往荷兰，支持荷兰人反抗西班牙的统治。 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 詹姆斯一世下令在英格兰为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征募了一万两千名士兵。在多佛集合后，这支军队穿越海峡，进入了荷兰。詹姆斯一世只给这支军队凑了一点点启动资金。因为议会不同意继续拨款，所以他无法给军队提供后续资金保障。这支军队抵达荷兰后，虽然缺衣少食，但没钱购买。随着寒冬降临，疾病开始在军中蔓延。短短几周内，军队中病死的和即将病死的就多达九千人。 这也是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首次在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发动的战争。尽管困难重重，但他还是一意孤行，脑子里新的作战计划层出不穷，不断升级。当然，战争开销也不断翻番。 1625年3月27日，詹姆斯一世驾崩。他生前虽然瞻前顾后、优柔寡断，但多数时候还是按照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的建议行事。而新国王查理一世对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更是言听计从。 [book_title]第11章 查理一世首组议会 精彩看点 查理一世非常依赖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在拨款方面查理一世与下议院的矛盾——温布尔登勋爵爱德华·塞西尔率舰队远征西班牙——温布尔登勋爵爱德华·塞西尔无功而还——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的设想失败 在许多事情上，查理一世的做法都与其父詹姆斯一世截然相反。他讲究排场，注重外在仪式感。在外交上，詹姆斯一世奉行机会主义原则，认为一切事情自有结局，无需主动干预，但查理一世不这么认为。他认定用某种方式去解决事情后，就不会再考虑其他解决办法。实际上，查理一世既无精力也无能力去井井有条地处理各种事务。他永远只活在自己的想法中，总希望别人能够理解他的想法，却不愿去理解别人的想法。然而，查理一世早年并不自信，因为他总担心别人会反对自己的意见，所以就养成了保持沉默的习惯。这也就解释了他会对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如此依赖的原因，而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的缺点则是思维和行动均过于活跃。他能洞悉查理一世的心思，并将查理一世模糊的想法迅速付诸实践。查理一世心心念念要为姐姐伊丽莎白公主夺回巴拉丁，但不知如何行动，而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早已为他想好了几套方案。查理一世对这位宠臣的依赖就像一个哑巴依赖懂手语的人为其传达心意一样。 只要新王后能安全进入英格兰，对英法联盟再有反对意见也于事无补了。查理一世急需一笔战争经费，于是便召集议会讨论拨款事宜。不过，他应该如何向议会张口呢？上届议会休会前已经明确表示，到冬季会议召开时再讨论同西班牙开战事宜，对英格兰天主教徒不再采取宽容态度。然而，现在议会发现，查理一世在未向其征求意见的情况下便发动了战争，并且战争已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查理一世对天主教徒的纵容尽管是秘密进行的，但还是有人发现了端倪，指控他违背了当初的诺言。另外，查理一世只说需要一笔战争经费，但没有提出明确的数目。于是，下议院在查理一世答应依法抵制天主教徒后，投票给他拨了十四万英镑。但事实上，如果没有一百万英镑，查理一世就很难实现自己的愿望。 查理一世 下议院以这样的方式反对查理一世有点出人意料。下议院也许认为，既然英格兰政府已不受西班牙控制，那就没有必要再同其开战了。当然，出现这种结果也完全怨不得下议院。查理一世一开始就没有跟下议院讲清楚，为什么需要拨款，需要多少拨款。下议院知道，英格兰派出了一支远征军，但远征军遭到了重创，而查理一世并未就此事做过任何解释或交待。当查理一世最终说出拨款的真实用途后，下议院已不再相信他的话，拒绝再给他多拨一便士。 查理一世不明白下议院为什么会这样做。他再次召集上议院和下议院到牛津开会，让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向议员们详细解释了拨款的用途。下议院宣称，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不值得信任；如果拨款能够按照下议院的建议而非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的建议使用，下议院就同意拨款。 查理一世曾做过许多承诺，但无法一一兑现。他向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三承诺不会迫害天主教徒，但同时向议会承诺不会纵容天主教徒胡作非为。现在，他又表态会听从民意。然而，下议院不再上当了，明确告诉查理一世，与其把钱交给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还不如直接将钱投进大海里。 查理一世知道，他一旦放弃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就会完全受制于下议院。如果让下议院来决定王室大臣的人选，这些王室大臣就会为下议院所控制，而他们为了保住位置，也会迎合议会的意愿。这样一来，议会就掌管了英格兰的大权。查理一世当然不愿看到这种结果，于是干脆解散了议会。 查理一世希望获取一场大胜，这样就能以胜利者的姿态于数月后召集新一届议会。于是，他用筹到的全部钱款组建了一支载有陆军的舰队。温布尔登勋爵爱德华·塞西尔被任命为舰队指挥官，奉命前往攻占西班牙的一座城池，然后守在那里抢劫从美洲回来的西班牙运宝船。查理一世一生都错误地认为，只要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然而，实际情况远非他想象的样子。舰队中大部分战船是由商船临时改建的，船员大多没受过军事训练，陆军士兵也是临时抓来的壮丁。除几名军官希望舰队能打胜仗外，其他人只想开战后怎样全身而退。温布尔登勋爵爱德华·塞西尔率军进入加的斯湾后，立刻下令向扼守港口的要塞发动进攻。不过，各战船指挥官的主要精力都用在躲避西班牙人投来的炮弹上。士兵们缺乏牺牲和奉献精神也就罢了，关键是军官们缺乏作战智慧。当要塞内的西班牙守军投降后，温布尔登勋爵爱德华·塞西尔居然没有进城，而是率舰队到城外数十英里的地方追击臆想中的西班牙人去了。炎炎夏日，一番长途奔袭后，士兵们早已饥饿难耐，但温布尔登勋爵爱德华·塞西尔偏偏忘了带食物。他只好让士兵们喝随船装运的葡萄酒充饥。结果，除几名军官外，士兵们都喝得烂醉如泥。这时，他们如果遇上一支西班牙部队，就只能任人宰割了。第二天，他们再返回加的斯湾后，发现西班牙守军早已加强了防范，再想攻下城池已无可能。于是，温布尔登勋爵爱德华·塞西尔只好率舰队出海去截西班牙的运宝船。然而，就在英格兰舰队离开港口两天后，西班牙运宝船悄悄驶入了加的斯湾。在葡萄牙海岸白白等了两天后，英格兰舰队载着饥肠辘辘的士兵狼狈地驶回了英格兰。查理一世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议会面前的希望破灭了。 温布尔登勋爵爱德华·塞西尔率军进入加的斯湾时，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正在荷兰游说，希望荷兰与丹麦能和英格兰共同反对西班牙及其盟友。他答应向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每月提供三万英镑的战时经费，只要温布尔登勋爵爱德华·塞西尔凯旋，他就能轻易说服下议院拨付这笔经费。不过，温布尔登勋爵爱德华·塞西尔一无所获。于是，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将很难说服新一届议会同意按他的计划拨款了。 攻打加的斯要塞。坐在椅子上的人是温布尔登勋爵爱德华塞西尔 [book_title]第12章 弹劾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及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率军远征罗伊岛 精彩看点 查理一世与路易十三的关系——约翰·艾略特爵士——弹劾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查理一世号召臣民捐款——英法矛盾——英法战争——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率军出征——罗伊岛战役——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铩羽而归 查理一世与法王路易十三的关系非常微妙，这让他的处境非常危险。路易十三对查理一世背信弃义再次迫害英格兰天主教徒的做法非常不满，而查理一世自己也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法兰西内政。拉罗谢尔的新教徒曾一度反抗路易十三的统治，詹姆斯一世生前头脑发热，竟然派了一支英格兰舰队前往法兰西帮助路易十三镇压叛乱。1625年春，查理一世和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想将英格兰舰队撤回，但又不愿公开毁约，于是密令舰队指挥官假装哗变，这样就有理由不顾路易十三意愿将舰队撤回英格兰了。计划实施得非常成功。但不久有消息传来说，路易十三和反叛者和解了。查理一世盘算着，这下可以派舰队过去了，既巴结了路易十三，还不用真出力。结果，和解只是谣言，路易十三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就接受了查理一世的美意。不明就里的英格兰人则指责查理一世居心叵测，竟然派舰队去镇压国外的新教徒。 拉罗谢尔 查理一世还有不少做法让法兰西人不满。他曾指控法兰西船无权运载西班牙货物，并下令扣押了那些法兰西船，并将船上的货物卖了。为避免破坏与法兰西的盟约，查理一世还做了许多欠考虑的工作。他想方设法在路易十三与其反叛者之间斡旋，目的是在神圣罗马帝国战场上与法兰西合作。查理一世这样自相矛盾的做法迟早会让他与路易十三反目成仇。 查理一世召集起了新一届议会，但上届议会中的许多领导人并未到场。查理一世自作聪明地将他们安排到了各郡当郡长，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就无法到威斯敏斯特任职了。然而，这次计划和向法兰西派舰队的计划一样以失败告终。议会选出了一位更有才干的领袖——约翰·艾略特[1]爵士。 约翰·艾略特爵士是英格兰当时最负盛名的演说家，但在上届议会中很少发表个人意见。作为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的门人，他一直不愿承认自己的主人是阻止英格兰发展的历史罪人。不过，一旦承认了，他就对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深恶痛绝。他深爱着英格兰，就像伯里克利[2]深爱着雅典一样。他对下议院充满了信任，认为下议院是反映国家集体智慧的地方，国王需要经常咨询下议院，以获得治国理政的智慧。正因为有这种赤诚的爱国之心，约翰·艾略特爵士才会有无比高洁的信仰，才会憎恶所有卑鄙之事。在查理一世的红人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身上，约翰·艾略特爵士看到了贪婪、自私与叛国。 约翰·艾略特爵士 管理失策给英格兰带来了诸多灾难，而约翰·艾略特爵士发现造成灾难的罪魁祸首正是奸诈卑鄙的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因此，他自然会提议对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进行彻查。不久，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便遭到了下议院的弹劾，有关他犯案的故事，无论真假都不胫而走。考虑到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上议院与下议院一致认为应该严惩大权独揽的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 查理一世对此恼羞成怒。一天，他听到约翰·艾略特爵士将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称为“塞扬努斯[3]”后说道：“他要是塞扬努斯，那我还是提比略[4]呢！”下议院看到的是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性格中最糟糕的一面，而查理一世看到的是他最优秀的一面——坦率果敢、忠心耿耿。因此，为了力保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查理一世果断地解散了议会。 查理一世没有从下议院筹到战争经费，就寄希望各地臣民捐款。他向每个郡都做了动员，但几乎所有臣民都选择了装聋作哑。 有人向查理一世建议说，虽然他不能强行向臣民收钱，但可以向他们借钱。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在卢特吃败仗的主要原因就是查理一世承诺的军费没有到位。为了兑现承诺，查理一世只得强行让臣民借钱给自己。 资金尚未筹到，其未来去向已不可能再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那里了。法兰西和英格兰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路易十三在杰出政治家黎塞留的建议下，与国内的新教臣民尽释前嫌，希望以此换来查理一世在神圣罗马帝国战争中的积极行动。查理一世无钱打仗，只好在团结盟友方面动脑筋，将自己标榜为法兰西新教徒的保护者。路易十三不敢轻易卷入神圣罗马帝国内战，担心查理一世借机鼓动法兰西国内的新教徒发动叛乱；他准备去围攻拉罗谢尔这个被新教势力控制的港城，因为它想要独立出去。此时，查理一世则认为自己应该支持拉罗谢尔的新教徒同路易十三斗争。 卢特战役 英法之间的矛盾还有其他诱因。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从法兰西带过来的侍从挑唆她向法王路易十三控诉查理一世违背了支持天主教的誓言，也给她造成了莫大的伤害。查理一世则说，只要这些侍从待在身边，他就不能将妻子视为家人。于是，他不顾当初的承诺，把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的侍从全部赶出了英格兰。 这就直接导致了英法两国之间的战争。查理一世欲向臣民强行借款以解燃眉之急。首席大法官拉努夫·克鲁[5]认为此举不合法，结果被免了职。拒绝出钱的穷人被抓壮丁后派往国外服役，而拒不捐钱的富人则被投入了大牢。查理一世通过这一苛政搜刮了不少钱财。除少数士兵被派往神圣罗马帝国支援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外，一支由上百艘船及众多士兵组成的庞大舰队将在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的率领下前去解拉罗谢尔之围。 拉努夫·克鲁 1627年7月12日，与法兰西军队一番激战后，英格兰军队成功登陆罗伊岛。如果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能拿下该岛，形势对拉罗谢尔的防御战将十分有利。1627年7月17日，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下令围攻该岛的圣马丁要塞。因为圣马丁要塞地势险要，英军的作战计划由围攻变成了封锁。1627年9月27日，圣马丁要塞内的补给只能维持三天了，守军做好了投降的心理准备。但当天晚上，三十五艘法军小船凭借风势突破了英军的封锁，为守军送来了两个月的补给。 英格兰军队登陆罗伊岛 英格兰军队包围圣马丁要塞 英格兰军队进攻圣马丁要塞 受疾病影响，英军不断减员。不过，如果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能及时得到增援，那么战争会顺利进行下去。查理一世在国内不断给大臣们施加压力，但财力和兵力仍旧捉襟见肘。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升迁过快，并且得到查理一世太多恩宠，这一切让朝廷的高官对他极其不满。除了卑躬屈膝之辈，官员们都已经不再信任他了。没有等到增援，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只好接受了失败的命运。法兰西的援军首先抵达罗伊岛，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再次攻打圣马丁要塞无果后，只得率领英军撤退。作战策略和临场指挥上的接连失误让英军损失惨重。就在英军找船撤离时，法军突然杀了过来。六千八百名英军士兵中只有不到三千名士兵在经历饥饿和伤病的折磨后狼狈地返回了英格兰。 注解： [1]　约翰·艾略特（1592—1632），英格兰政治家、演说家。约翰·艾略特因主张议会应该拥有更多权力而多次被查理一世下令关入伦敦塔，最后因身体虚弱死于狱中。——译者注 [2]　伯里克利（约前495—前429），古希腊著名政治家，奴隶制民主政治的杰出代表。伯里克利毕生致力于经营奴隶制民主政治，力图扩张雅典的势力范围，促进当时的雅典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的繁荣，使雅典在历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译者注 [3]　塞扬努斯（前20—公元31），提比略统治时期的罗马帝国官员。公元14年到公元31年，塞扬努斯任罗马帝国近卫军司令，后因被人告发企图篡位，被提比略处死。——译者注 [4]　提比略（前42—公元37），罗马帝国第二位皇帝，公元14年到公元37年在位。提比略生性深沉严苛，不易亲近，执政时期并不受臣民欢迎与爱戴。执政后期，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提比略不惜采用残暴的手段对付政敌与亲族，在历史上留下了暴君的名声。但近代学者根据当年文献记载，认为提比略是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译者注 [5]　拉努夫·克鲁（1558—1646），英格兰法官。1625年1月，拉努夫·克鲁被查理一世任命为英格兰首席大法官，1626年11月被罢免。——译者注 [book_title]第13章 《权利请愿书》及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遇刺身亡 精彩看点 英格兰人对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极其不满——约翰·艾略特爵士与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政见相左——约翰·艾略特爵士与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的共同敌人——《权利请愿书》——登比伯爵威廉·菲尔丁无功而返——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遇刺身亡 罗伊岛围攻战失利后，英格兰人对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的不满达到了顶峰。当时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句表述：“英格兰还从未受过如此羞辱。”英军失利的所有罪名都扣到了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的头上。 因拒绝借钱给政府而遭受牢狱之灾的五名犯人向法官申请了人身保护权，希望能就查理一世指控他们有罪一事在法庭上得到公正判决。不过，查理一世最终也未能说出他们具体犯有何罪。法官们认为，在一定范围内，国王有权决定犯人是否需要接受法庭的审判。 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和查理一世都没想过停战。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的姐夫登比伯爵威廉·菲尔丁[1]已经组建了一支舰队，准备给被法兰西军队围困的拉罗谢尔运送物资。查理一世召集议会开会，希望议会同意为这次行动拨款。 议会辩论中组织发言的领袖是托马斯·温特沃斯[2]爵士。托马斯·温特沃斯出生于约克郡的一个富裕家族，对自己拥有非凡的演讲家和政治家天分非常自信。他与约翰·艾略特爵士的政见在很多方面相左。他根本就不相信下议院的能力，认为如此鱼龙混杂的庞大机构是无法管理好英格兰这个伟大王国的。他坚信，英格兰如果想繁荣富强，就必须进行重大改革，必须施以开明的管理；而实现这样的目标，就需要依靠少数关键精英分子。但离开大多数人的支持，少数精英分子根本无法实现愿望，虽然他们在短期内可能会获得某种成功，但整个国家要焕发出生命活力需要有长期稳定的社会秩序做保障。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恰恰忘记了这一点。 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把约翰·艾略特爵士和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比作人体的两大主要器官：心脏和大脑。如果约翰·艾略特爵士是心脏，那么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就是大脑。约翰·艾略特爵士认为，没有经过民众代表同意的管理工作是无法开展的，而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则认为，只有拥有高于下议院普通议员能力的人才有资格去管理国家。两人的观点从各自的角度看均不无道理。 尽管他们的政见相左，但在即将到来的政治斗争中，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敌人，至少在短期内还是可以合作的。无论精英分子还是普通民众都早已对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的统治深恶痛绝。这时，约翰·艾略特爵士和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可以联手将其除掉。 经过一番讨论，议会向国王查理一世呈递了一份《权利请愿书》[3]，要求查理一世必须承认之前曾侵犯民众部分权利的事实，并保证日后不会再犯。对其中的一些要求，查理一世没有拒绝。他承诺，以后不会再强行借钱，不会再强迫民众供养士兵，也不会再授予军官在和平时期执行戒严令的权力。但在不得随意抓捕民众这条要求上，查理一世并未做出承诺。事实上，如果查理一世做出如此妥协，将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因为过去无论法律怎样规定，国王早已习惯了随心所欲地抓人，有时甚至未经法庭审判就可将抓来之人投入大牢。如果国王能给出抓捕理由，法官就可以应囚犯的要求择日开庭审理案件，以判定国王的指控是否正确。这样一来，违反国家法律与否将由司法部门来定，而不再由国王说了算。 对此，查理一世一直耿耿于怀，不能接受，但他需要资金！登比伯爵威廉·菲尔丁无功而返，没有完成为拉罗谢尔输送补给的任务。查理一世需要派出一支更强大的舰队。然而，他如果不接受《权利请愿书》中的条件，就得不到下议院的拨款。查理一世不愿接受所有条件，下议院也坚决不让步。1628年6月7日，《权利请愿书》正式成为英格兰法律。 登比伯爵威廉·菲尔丁 《权利请愿书》是一部限制王权的法案，遏制了从都铎王朝到斯图亚特王朝王权不断扩张的势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这仅仅是巨大变化的开始。虽然《权利请愿书》中规定囚犯有权提出当庭接受法官审判的要求，但没有提供保证公正审判的具体措施。一般情况下，不涉及死罪的案件会由王室的星室法庭或高等宗教事务法庭审理，而这两个法庭均由国王直接掌管，可以不受陪审团影响而进行审判。就连普通的法官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受制于国王，因为他们是由国王任命的，有可能随时被罢免。因此，这些法官通常都会迎合国王的意愿，多数时候会认同上述两个法庭的判决结果。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4]后，法官们才真正摆脱了王室的控制，广大人民也才真正感受到了《权利请愿书》带来的变化。 然而，下议院不满足于这方面的变化，而是希望在教会组织和国家机构方面能有更大的改变，最要紧的是先把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赶走。不过，查理一世拿到需要的资金后，就不再听取议会两院的声音了，而是直接下令休会。查理一世让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再次率舰队前往拉罗谢尔。如果这次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能圆满完成任务，下议院也许在下次开会时就不会对他有那么大的成见了。 1628年8月，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抵达朴茨茅斯港，命令士兵装好船后，准备出发。他深知自己的所作所为已引起不少人的不满与仇恨，但没料到会有人刺杀自己。一位朋友劝他穿上防护铠甲，他却说道：“若我犯了众怒，穿上铠甲又有何用？若是个人攻击，我自能应付。事情没有你们想象得那么严重。”然而，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一名极端狂热分子已经悄悄地盯上了他。约翰·费尔顿[5]曾是围攻罗伊岛远征军中的一名军官。远征军回国后，约翰·费尔顿不仅没有得到提拔，还和大多数士兵一样没拿到一分钱的报酬。就在穷困潦倒之际，他听到了下议院的一些传言，随即便认为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就是造成自己不幸的罪魁祸首，是英格兰的公敌。他在被捕后交待说，他买了一把刀，准备为自己、国家和上帝报仇。 朴茨茅斯港示意图 被捕后的约翰·费尔顿 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遇刺 1628年8月23日早晨，约翰·费尔顿守在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就餐的房门口。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刚走出门口，约翰·费尔顿便将刀子狠狠地插入了他的胸膛，高喊道：“愿上帝能宽恕你的灵魂！”这位英格兰当时的实际统治者应声倒地。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的妻子凯瑟琳·麦纳斯听到声音，穿着睡衣慌忙跑到了阳台上。目睹这恐怖的一幕，她发出了阵阵痛苦的尖叫声。 约翰·费尔顿随即被捕，经法庭审讯后被判处死刑。舰队换了指挥官，并按原定计划起航。然而，将士们都没有必胜的信心，早已厌倦了这场草率发动、指挥不力的战争。最后，拉罗谢尔向法兰西政府投降了。查理一世只能独吞失败带来的苦果，忍受人们的各种指责。 注解： [1]　威廉·菲尔丁（1587—1643），英格兰海军军官。威廉·菲尔丁是查理一世的重要大臣，为保护查理一世的安危曾多次出生入死，1622年被封为登比伯爵。——译者注 [2]　托马斯·温特沃斯（1593—1641），英格兰政治家。他是英格兰内战时期的著名人物之一，是查理一世的政策顾问和支持者，主张削弱议会权力，加强王权。——译者注 [3]　《权利请愿书》是英格兰内战前一份重要的政治法律文件。1628年，英格兰议会向査理一世提出十一条要求，其中主要内容为：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向人民募债或征税；未依法庭判决，不得随意逮捕任何人或剥夺其财产；不得依据戒严令随意逮捕公民；不得强占民房驻兵等。——译者注 [4]　1688年，英格兰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了一场推翻詹姆斯二世、防止天主教复辟的非暴力政变。这场政变因没有发生流血事件，被史学家称为“光荣革命”。——译者注 [5]　约翰·费尔顿（1595—1628），英格兰军官，上尉军衔。——译者注 [book_title]第14章 税收政策和宗教政策 精彩看点 查理一世和下议院之间的矛盾激化——伦敦商人拒绝支付关税——清教徒抵制《祈祷书》——下议院审判理查德·蒙塔古——罗杰·曼沃林——查理一世的声明 查理一世和下议院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即使曾经的绊脚石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已死，双方也无法彼此谅解，很难再建立良好的关系。议会在上次会议的最后辩论阶段谈到了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一直以来，每当英格兰有新国王登基时，下议院都会按惯例赋予新国王在位期间征收吨税和磅税的权利。但1628年6月，议会在快要休会时还未就查理一世征收吨税和磅税的问题进行投票表决。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查理一世不愿听从下议院的建议去解决强行征税带来的问题，下议院只好用这种方式来反制他。直到休会前的最后一刻，下议院才向查理一世递上了一份谏言，宣称根据《权利请愿书》的内容，国王陛下在未经议会同意的情况下征收吨税和磅税的行为是非法的。然而，仅凭《权利请愿书》上的条文就想彻底解决问题是不大可能的。查理一世让法庭来判定历代国王传下来的强制征税行为是否合法，而法庭给出的判决是：国王有权按自己的意愿征收任何一种关税。 议会休会后，一些伦敦商人拒绝为进出口的商品支付关税。结果，这些商品就被扣押了。财政法庭认为，国王陛下强行征税的行为是否合法需要一段时间来讨论，但在讨论结果出来之前，扣押的商品仍须存放在国库里。当然，英格兰政府并不急于看到讨论的结果。不过，查理一世还是决定暂时先不强行征收关税，希望通过此举让下议院放下对他的成见，也希望在下一届会议上他和议会能达成谅解。 先不说这件事在法律建设方面有多大意义，吨税和磅税的收取是涉及英格兰主权的大事。没有这笔收入，查理一世就无法治理国家，而他这次如果同意了下议院的主张，日后下议院还会向他提出各种要求。如此一来，下议院将会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而王室则不得不放弃承袭自都铎王朝的所有特权。 一般情况下，人们是不会争夺权力的，除非他们想要实现某种特定目的。因此，如果下议院没有重要目标想实现，议员们是很难统一意见向王室发难的。但不幸的是，下议院和王室之间产生裂痕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该原因极有可能像全民反对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那样极大地恶化双方的关系。从前，有詹姆斯一世想与西班牙结盟；现在，有查理一世想与法兰西结盟。前后两任国王的倾向让英格兰的新教徒感到莫名的恐慌，他们自然会发出反对之声，并通过下议院向查理一世施加压力。极端的清教徒完全抵制《国教祈祷书》[1]的内容，主张彻底改变英格兰现有的教会制度。不过，这种极端的清教徒数量极少。但信仰加尔文教的英格兰新教徒数量众多，他们从小就接受了加尔文教的教义，认为任何信徒只要有偏离加尔文教教义的行为，就是向教皇与教廷投降。随着岁月的流逝，加尔文教信徒一天比一天担心教皇与教廷有朝一日会主导他们的生活。宗教改革运动爆发后，欧洲大陆的天主教势力反而一路高歌猛进，取得了绝对的优势。1622年，西班牙军队攻占了新教控制的巴拉丁。1626年，丹麦军队在卢特被击败后，除两三个港口城市外，神圣罗马帝国北方地区均落入了天主教诸侯和将官之手。在法兰西，港城拉罗谢尔已向黎塞留投降，但人们很难相信一贯耍政治手腕的红衣主教黎塞留能真正保证拉罗谢尔人的宗教信仰自由。 拉罗谢尔城投降 虽然绝大多数有思想的英格兰人对迫害和打击新教事业的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但英格兰神职人员队伍中也有一小部分人并不关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和教皇乌尔班八世犯下的暴行，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到英格兰国内加尔文教信徒的暴行上，而且这种神职人员的数量还在逐渐增多。他们大肆抨击英格兰现行的神学制度。1625年，一个叫理查德·蒙塔古的人因写了一本批判现行英格兰国教教义的书而遭到下议院的传唤。1626年，下议院对理查德·蒙塔古进行了审判，给他定了个扰乱教会和国家统一的罪名。信念统一是国家统一的基石，下议院决不允许与上一代普遍接受的思想有出入的观点在英格兰传播。 下议院对信念统一的追求绝不仅仅停留在宗教信仰上。理查德·蒙塔古及其支持者后来投入了查理一世的怀抱，大力鼓吹国民有借款给国家的义务。1627年，一个叫罗杰·曼沃林的神职人员在布道时称，议会的存在对英格兰来说毫无意义。遭受议会百般刁难的查理一世对困难时期支持自己的上述二人进行了封赏。1628年，议会刚一休会，查理一世就给理查德·蒙塔古安排了一个主教职位，给罗杰·曼沃林提供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令民众极其反感的人因受到国王青睐而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并在教会管理和政府管理中指手画脚，凭借手中的权力肆意践踏国教教义，对虔诚的普通民众而言，这简直就是莫大的讽刺。 1628年年底，在征得所有主教的同意后，查理一世颁布了一项声明，希望通过该声明与下议院和解。查理一世的这项声明今天仍然写在我们做礼拜时所用《国民祈祷书》的前言里，是反映当时宗教政策的关键性资料。查理一世声称，他的职责是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从而避免教会和国家内部形成不同的派别。因此，他指出，声明中的文字表达的均为字面意义，任何人都不得按自己的理解去解释。简而言之，人们在理解上有出入时应该保持沉默。毫无疑问，这种解决办法要比直接拒绝下议院主张的言论自由更好，因为这样就可以免去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惩处的麻烦。然而，这种解决办法注定是片面的。对加尔文教信徒而言，宿命论是其信仰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们不可能用沉默将其埋葬而只留其他部分。不过，查理一世认为宿命论无人能够理解，因此不宜在布道坛上讨论。 教皇乌尔班八世 注解： [1]　英王亨利八世原本信奉罗马天主教。1534年，他因个人婚姻问题而与教皇保罗三世决裂，宣布英格兰教会脱离罗马教廷，成立英格兰国教。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的1549年，英格兰国教出版了第一部用英文撰写的《国教祈祷书》，也称“公祷书”。——译者注 [book_title]第15章 查理一世与下议院决裂 精彩看点 王室扣押罗尔议员的货物——下议院的宗教立场——约翰·皮姆反对约翰·艾略特爵士的做法——新的休会令——钱伯斯被送上了星室法庭——“议会至上”的概念——约翰·艾略特爵士在狱中含冤而死 下议院再次召开会议时，吨税和磅税仍是讨论的首要议题。不过，下议院没有再坚持用《权利请愿书》去限制查理一世的权力。查理一世也没有坚持根据法庭的判决结果强行征税，只要求下议院投票赋予他征收关税的权力，根本不考虑这种要求是否合法。 下议院本就不想受查理一世摆布，而一个案例更加深了其与查理一世的隔阂。下议院有一个叫罗尔的商人议员，他的货物也被王室扣押了。下议院认为，不管海关官员怎么处理其他商人的货物，都无权扣押下议院议员的财物。然而，在这件事尚未圆满解决之时，宗教矛盾又凸显了出来。 下议院激动的情绪终于爆发了。新的宗教思想不断产生，宗教仪式的花样不断翻新，这让大多数议员一时之间难以接受。让他们放弃长期信奉的宿命论思想已经强人所难了，教会还迫使他们参加教堂圣坛礼拜活动。达勒姆大教堂的礼拜仪式已经发生了较大改变，与我们如今在所有大教堂看到的情形非常相似。教堂的礼拜仪式中加入了以前没有出现过的唱诗部分，以前置于北门口的圣餐桌也被固定到了圣坛的最东端。这样一来，如果有需要，唱诗班就能围在圣餐桌四周唱圣歌了。 下议院议员首先表达了他们在宗教信仰上的立场，称他们对《圣经》教义的理解才是正确的，而其他各种解释都是错误的。他们无法容忍王室不顾民意而让少数几个神职人员决定全体国民信仰的做法。他们开始重点讨论改变宗教仪式的问题，传唤了那些鼓吹宗教仪式改革的人。 达勒姆大教堂 被传唤者到达伦敦尚需时日，于是下议院的议题重新回到了吨税和磅税上。宗教压迫已经让议员们义愤填膺了，他们认为，再赋予国王征收吨税和磅税的权力就如同将英格兰国教交给教皇统治一样不能接受。因此，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肯答应查理一世提出的要求。不过，查理一世握有法庭对他有利的判决结果。出于政治目的考虑，虽然下议院可以暂时搁置与法庭在宗教观上的冲突，与法庭联手制约国王，但这种行为会违反英格兰宪制的权力制衡原则。最终，下议院认为最好还是先抨击海关官员的特权。于是，下议院传唤了扣押罗尔货物的海关官员，让他们为自己的粗暴行为做出解释。 约翰·艾略特爵士领导的下议院这次做得有点儿离谱。先不管下议院使用什么样的政治策略，要求享有特权本身就很过分。罗尔的货物是在议会休会期间被扣押的，因此下议院未能及时取消罗尔的议员资格。如果海关对罗尔给予特殊照顾，那么英格兰人就会认为身为下议院议员的商人就可以免交关税。这对按规定缴纳关税的普通商人来说是极不公平的。在下议院，约翰·皮姆[1]是最具爱国情怀的议员，连约翰·艾略特爵士也逊他一筹。在反对教会现行政策过程中，约翰·皮姆与其他同仁一起努力，历经多次讨论，终于向国王递交了《权利请愿书》。然而，这次他明确反对约翰·艾略特爵士的做法。他说：“与国民自由相比，下议院的自由是次要的。仅为议员们争取特权是极度自私的行为，我们要为所有英格兰人争取权利。”换言之，约翰·皮姆建议大家要直面眼前的困难，并为所有民众争取免交关税而奋斗，直到议会最终通过这样的决议为止。 约翰·皮姆 约翰·皮姆建议下议院应该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同王室做不懈斗争，但下议院选择了约翰·艾略特爵士的路线。查理一世令海关官员不必理会下议院的传唤。海关官员当然听从了他的安排，也得到了他的保护。查理一世下令议会休会至1629年3月2日，其间尝试与议会主要领导人私下谈判，希望能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 不过，所有谈判均无果而终。下议院在预定开会的日子接到了新的休会令。有议员觉得查理一世有可能会马上解散议会，于是决定尽快通过一份告英格兰全民书。就在议长约翰·芬奇准备离席时，两名议员迅速走向前去，将他摁回到了椅子上。约翰·艾略特爵士站起来，号召议员们表决通过他与朋友们一道起草的议案。就在一片骚乱之中，议员们展开了所谓的辩论。他们一会儿认为不应该限制议长的自由，一会儿认为就应该限制议长的自由。一名议员将会场的大门锁上，然后将钥匙装进了自己的口袋。最后，喧闹的会场终于安静了下来。约翰·艾略特爵士提议对议案进行表决。然而，议长约翰·芬奇和书记员都不愿阅读议案内容。眼看查理一世带着卫队就要赶过来了，丹泽尔·霍利斯只得从口袋中掏出一份决议，在众人的鼓励声中念起了决议内容。 约翰·芬奇 丹泽尔·霍利斯 决议内容简单明了，所有议员都能理解。决议指出，有如下行为之人将被视为英格兰的公敌和自由的叛徒：第一，坚持宗教革新或引入有别于真正正统教会思想观点的人；第二，主张不经议会批准就可强行征收吨税和磅税的人；第三，主动积极缴纳吨税和磅税的人。 在一片“同意！赞成！”之声中，大门被撞开了，议员们被赶出了会场。此后十一年，英格兰再没有召开过一次议会会议。 那些反对王权、让查理一世希望落空的议会领导人都成了他打击报复的对象。《权利请愿书》尚需进一步修订才能发挥真正制约专制王权的作用。一个叫钱伯斯的商人不仅拒绝支付吨税和磅税，还说了一番蔑视枢密院的话，结果被送上了星室法庭，最终被判处两千英镑罚款和多年监禁。约翰·艾略特爵士及其支持者也被投入了大牢，还要接受王室法庭的审判。查理一世对关押他们的原因做了说明，这也符合《权利请愿书》中所列条款的要求。不过，《权利请愿书》没有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在押囚犯可以获得保释。于是，查理一世用威逼加劝诱的方法让王室法庭大幅提高了申请保释的条件，在押的囚犯当然不愿接受这样的条件。经王室法庭审判后，约翰·艾略特爵士等人被指控为暴乱发动者和叛乱煽动者。约翰·艾略特爵士依据《权利请愿书》的原则，指出任何法庭都无权干涉英格兰议会的活动。王室法庭的法官承认，正常的议会程序他们确实无权干涉。不过，他们指出，约翰·艾略特爵士等人是被指控犯有发动暴乱和煽动叛乱的罪行，这些行为并不属于正常议会程序。但即便如此，约翰·艾略特爵士等人仍然拒绝认罪，王室法庭只得对他们采取了强制罚款和监禁的处罚。 曾与约翰·艾略特爵士并肩作战的斗士们一个个向王室屈服了，并因此重新获得了自由。只有约翰·艾略特爵士一个人英勇不屈地与王室抗争。无论受到多大折磨，他既不肯说一句屈服的话，也不承认世上有可以超越议会去操纵议员言行的绝对权力。他坚持认为，这个世界上应该有一个王权无法触及的地方。他主张议会应独立于王室的思想意义深远。议会一旦不再受制于国王，很快就会反过来约束国王的行为。不久，英格兰国内就真的发生了这种事。约翰·艾略特爵士是那个时代第一位主张应由议会主导立宪工作的政治家。虽然议会立宪思想在都铎王朝时期并未付诸实施，但相关思想在很早之前就已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当然，15世纪的“议会至上”概念与17世纪人们主张的“议会至上”概念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中世纪英格兰的议会是上议院领导下议院的模式。约翰·艾略特爵士想将英格兰议会改革为下议院领导上议院的模式。查理一世统治时期的上议院徒有虚名，并无发言权，自都铎王朝以来其权力就一直受限，而到了斯图亚特王朝时期，上议院更是遭到了诸多打压，而下议院慢慢变成了代表英格兰国家尊严和意志的主要机构。 詹姆斯一世与查理一世统治时期的王室徽章 约翰·艾略特爵士最终成了推行“议会至上”思想的殉道者。他被关进了伦敦塔。没有新鲜空气，无法锻炼身体，他的健康每况愈下，脸颊开始塌陷，骨瘦如柴，牢狱生活正在慢慢侵蚀他的生命。无情的狱卒对这一切视而不见。1632年12月，经历三年半的监禁生活后，约翰·艾略特爵士这位伟大的爱国政治家在狱中含冤而死。出于报复，查理一世拒绝了其后代将其安葬在家乡康沃尔的请求，只是冷酷地说：“就把约翰·艾略特爵士的遗体埋葬在他去世的地方吧。” 注解： [1]　约翰·皮姆（1584—1643），英格兰政治家，议会领袖，因反对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的专制统治而知名。——译者注 [book_title]第16章 无议会政府 精彩看点 下议院想剥夺国王和法庭的权力——查理一世对议会和舆论深恶痛绝——“民意至上”的思想——查理一世用强大的王权去对付下议院——理查德·韦斯顿、威廉·劳德和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 如果有人问查理一世是否有意践踏法律和宪政制度，他一定会说，他从来就没敢这样去想，并且事实上他在尽力维护法律的尊严。自都铎王朝以来，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英格兰的议会都只不过是国王的一个大型顾问团。国王才是政府的中枢，拥有号令天下的权力，其他机构都须围绕国王运转。现在，下议院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取代国王的位置。下议院想通过掐断王室经济来源的方式迫使查理一世按照下议院的意志去管理国家；发现政府大臣有其认为的违法行为时，下议院还想取代查理一世惩处这些违法之人。因此，下议院想夺去的不只是国王的权力，还有法庭的权力。下议院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担心目前在英格兰深入人心的自由思想会被王室铲除。如果下议院成功了，以后诸如新闻出版或设坛布道之事就不由国王而由下议院说了算。 因此，解散这样的议会查理一世自有道理。这届议会已经完成了递交《权利请愿书》的使命，查理一世如果有妙招能将英格兰人团结在他的周围，那么只须等待下一届议会表决通过其提议即可。但事实上，他根本就想不出什么妙招来。他不懂对手的观点可能蕴含着真理这一道理，也不知道自己的政策有可能会导致重大错误。更糟糕的是，即便他集所有智慧于一身，但如果代表国家利益的议会不支持他，他的统治地位也将岌岌可危。不过，他对此一无所知。查理一世不愿承认自己有抛开议会去统治国家的野心，就下令不允许任何人向他提出召集新一届议会的建议。随着岁月的流逝，他越来越认为议会简直就是英格兰宪政制度的累赘，而公众舆论则是需要控制的洪水猛兽。他认为自己是在效仿都铎王朝历代国王的做法，但实际上严重破坏了亨利七世至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流传下来的优良治国传统。他终日离群索居，只与少数亲信混在一起，与广大人民离心离德。坦诚亲民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戴，才是治国理政的法宝，而这一切查理一世根本无法做到。 实际上，亨利七世和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时已经默认了“民意至上”的思想。因此，由代表全体国民意志的下议院来公开行使国家权力的时代必将到来。查理一世统治时期实施的错误政策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依照约翰·艾略特爵士所提条件将最高权力完全移交给下议院，那么同样会产生暴政。亨利七世和伊丽莎白一世这两位君主都以乐于听取多方意见而闻名。他们在位时，其他地方先不说，至少在议会的会议大厅里人们是有言论自由的。下议院如果想取代国王行使国家权力，那么就必须保证人们在议会的大厅里外都能享有言论自由。议会如果追求国家权力的目的就是要享有某种宗教特权或政治特权，那么最终会沦为令人所不齿的专制机构。专职工作就是想方设法改变民意的王室顾问们也应该闭嘴了。1688年，英格兰议会争取最高权力的事业是崇高的。如果议会独享其所获权力，那么这份事业就不那么崇高了。不过，当时议会废除了出版审查制度，出台了宗教容忍令。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可以防止议会走向专制，这就像中世纪民众有发动起义的自由一样，可以防止专制王权的产生。 这些自由思想在今天已经为人们普遍接受，但在17世纪的英格兰很难得到王室的认可。查理一世及其大臣认为必须严厉抵制下议院的宗教暴行。不过，他们想到的办法是重新回到历史的老路上，用强大的专制王权去对付下议院。当然，他们会尽量为其专制行为找到法律上的依据。如果实在找不到，他们就会直接拿特权说事。他们的解释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全，国王就应该拥有某些特权；只要法律上没有明文禁止，国王就可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法官的任免由国王说了算；星室法庭和高等宗教事务法庭有罚款或监禁的判决权。在上述两个法庭上，议会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因此，查理一世实际上已完全实现了独裁统治的目的。不过，查理一世自认为他的政府是合法的，而他本人也以优秀的守法者自居。 查理一世在位时许多年间，英格兰的朝政实际上由理查德·韦斯顿[1]、威廉·劳德[2]和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三个人把持。 威廉·劳德 三人之中，理查德·韦斯顿的地位最低。作为财政大臣，他与前任米德尔塞克斯伯爵莱昂内尔·克兰菲尔德一样，首先考虑的是经济问题。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的无度挥霍给英格兰政府留下了巨额债务，他只能竭尽所能去清偿这些债务。1628年议会通过的补贴办法帮他解决了大困难。1630年，他发现，所有年收入超过四十英镑的庄园主如果已不再是骑士，需要重新接受封号。但数以百计的庄园主忽视了这一程序，结果均被处以罚款。这些罚款全部都进了国库。这一惩罚措施无疑是合法的，并且马上获得了财政法庭的批准，只不过这种政府行为可能并不得人心。通过一系列类似举措，理查德·韦斯顿还清了大部分债务，使政府收支渐趋平衡。他非常清楚，为了避免陷入新的债务危机，他必须说服查理一世一切行事以国家和平为重。1629年，英法之间实现了和平，但英格兰与西班牙直到1630年年底才签署了停战条约。查理一世对于未能帮助姐姐伊丽莎白公主夺回巴拉丁一直耿耿于怀。他和父亲詹姆斯一世的做法一样，每年都会就巴拉丁的归还问题同涉事各方进行谈判。每次谈判，理查德·韦斯顿都积极参与，但他同时不断向查理一世提出结束战争的建议。理查德·韦斯顿不关心欧洲新教徒的道德和精神诉求，人们怀疑他从骨子里就是一名天主教徒。他出台所有政策的目的就是想让英格兰尽快富强起来。他认为，只要商业繁荣，人们便有钱可赚，就不会对国王牢骚满腹了。 理查德·韦斯顿 骑士的装束 如果将理查德·韦斯顿比作为查理一世提供物质保障的总管，那么作为伦敦主教的威廉·劳德就是查理一世的精神导师。威廉·劳德一直担心加尔文教会在宗教事务上生出事端，认为宗教争议甚至可能会毁掉整个英格兰。他与身处同时代的多数人一样，从来都不认为只有思想自由才能让人们摆脱生活中的不如意。当约翰·艾略特爵士呼吁统一国家信仰时，威廉·劳德在极力主张统一教会礼拜仪式。在宣扬自己的主张时，威廉·劳德说：“我只是希望英格兰教会之外的其他对上帝崇拜的仪式尽可能地统一起来，尽量做到庄重而体面。这一点在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并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要知道英格兰教会之外若不能统一宗教崇拜仪式，那么英格兰教会就可能会出现分裂。”清教徒认为人心由知识与思想决定，而威廉·劳德则认为人心由所见事物决定，外在的规章制度和现行的法律及现任统治者的权威才是决定人心的关键。威廉·劳德对反对他观点的人不会有丝毫同情，自然也不会招他们喜欢。不过，人们为了生存，就需要学会遵守既有的教会规章，尽量少发表反对英格兰教会的意见。 威廉·劳德比理查德·韦斯顿的贡献大，而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比威廉·劳德的贡献大。当《权利请愿书》通过时，作为北方议事会主席的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自然就成了为王室服务的人。他领导的北方议事会可以在亨伯以外的地方行使特别法庭才拥有的权力。不过，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在世甚至死后一年的这段时间里，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一直未能在英格兰政府中担任要职。直到1629年11月，他才进了枢密院。很明显，1628年议会会议上发生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思想。在1628年的议会会议上，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带头反对英格兰发动战争的计划，认为这绝对不是明智之举。不过，他对下议院提出的主张非常反感，因为下议院敦促查理一世调查教会，而他本人也是被调查对象之一。约翰·艾略特爵士希望通过公众舆论赢得权威，而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则对公众舆论非常不屑。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认为权威建立在知识而非民意之上，而他自己就是知识分子中的翘楚。他还认为争取权威并不像维持手中权力那么简单。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的座右铭可以总结为：“尊重正义而非个人感受。”没有什么能像富人享有特权那样让他义愤填膺。在他看来，下议院制订的规则虽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由地主和律师制订的规则是以牺牲穷人利益为代价的。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进枢密院工作后，干出了一系列帮助穷困人家过上幸福日子的政绩。他规定治安官员必须每年向他汇报关于扶贫助困法律的执行情况，并向他说明衣食无着之人是否得到了救助，好吃懒做之徒是否受到了惩罚。与这项措施配套的还有一些规章，这些规章虽然不尽合理，但制订者的用意是良好的。至少现在看来，英格兰的商业潜力得到了激发，人口状况得到了改善。然而，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完全忽视了民意的力量，不重视法律对维护正义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只须接受服务即可，这就像天上下雨地面接水一样自然。在这样的管理模式下，人民自身的权利得不到强化；当然，政府也得不到人民的拥护。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想通过自己的方式为人民造福，但他从人民那里得到的不是祝福而是诅咒。 枢密院纹章 注解： [1]　理查德·韦斯顿（1577—1635），查理一世专制统治时期英格兰财政大臣，任期内推行了一系列为英格兰王室敛财的政策。——译者注 [2]　威廉·劳德（1573—1645），英格兰坎特伯雷大主教。1611年，他开始担任王室牧师，曾掌握制订教会政策大权，1628年任伦敦主教，1629年任牛津大学校长，1633年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因在苏格兰强制推行英格兰的宗教仪式而引起1639年的主教战争。1640年，他以叛国罪被捕，并于1645年被处死。——译者注 [book_title]第17章 教派分裂 精彩看点 亚历山大·莱顿与亨利·谢菲尔德受到惩罚——威廉·劳德与教会改革运动——乔治·赫伯特的宗教观点——理查德·薛伯斯被迫使用《祈祷书》布道——威廉·劳德与清教徒之间的鸿沟并非不可逾越 无议会政府度过了五个和平安宁的年头。因为害怕受到星室法庭和高等宗教事务法庭的指控和惩罚，所以人们大多不敢公开抵制王权。1630年，亚历山大·莱顿[1]对主教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抨击后，遭受了鞭刑和无情的肉体伤害。1633年，亨利·谢菲尔德[2]也因操纵法律、打破教堂窗户玻璃等行为而被处以罚款。虽然英格兰政府在许多方面并不受人欢迎，但并没有迹象表明人们对其已经深恶痛绝。 当前，政府并没有明显违背英格兰的宪制。没有议会参政的这些年里，英格兰广大民众仍然过着以前的日子，与前任国王统治时期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人站出来说，议会不会恢复以前的地位了。上一届议会会议上，反对派也没有表达这样的观点，而是选择了沉默。约翰·皮姆选择公开谴责约翰·艾略特爵士是不合时宜的。前几届议会中不少重要人物都选择了离开互相攻讦的机构。外交方面的成功暂时缓解了英格兰人紧绷的神经。和平时期，商业又恢复了往日的繁荣，急于赚钱的商人无暇再发动民众去抵制吨税和磅税了。1630年，曾席卷欧洲大陆的天主教入侵活动得到了遏制。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3]率瑞典大军攻入了神圣罗马帝国，遏制了天主教扩张的势头。英格兰的新教徒不再担心自己的国家会遭到波罗的海到直布罗陀海峡范围内天主教联盟的侵略了。 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 威廉·劳德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初期，其发起的教会改革运动并没有那么声势浩大，而其直接管理的教会仅限于伦敦教区。在查理一世的帮助下，虽然他能在其他地方推行教会改革思想，但那里的主教们或有意回避他，或推迟执行他的建议。即便在他斗志昂扬、口出骇人之语时，他的实际目的也不过是想让人们遵守《国教祈祷书》的规定，制止自乔治·阿伯特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以来人们经常有意逃避英格兰教会规定的行为。总体而言，在执行《国教祈祷书》规定时清教徒多少有些不太情愿，而那些拒不执行《国教祈祷书》规定的人最终会被解除教职。 乔治·阿伯特 主张尊重《国教祈祷书》规定内容的不止威廉·劳德一个人，乔治·赫伯特[4]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只有坚持这样做，人们才能过上平静而圣洁的生活。乔治·赫伯特出身于贵族家庭，一直渴望自己的宗教生活高尚而纯洁，希望将自己的全部才智奉献给国家。然而，政治野心会动摇他的宗教信念，而宗教信念无法让他全身心地投入政治生涯中。最终，他选择了真正喜爱的职业，做了伯莫顿小教区的神父。伯莫顿是索尔兹伯里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去英格兰最优美索尔兹伯大教堂[5]只需几分钟时间。乔治·赫伯特是在用生命教导人们对所有纯洁可爱的东西充满敬畏。在他看来，所有教会活动的外在形式都是可亲可敬的。悠扬的祷告声、悦耳的风琴声、彩绘的窗户都在鼓励苦难深重的人们说出心中的迷茫，从而获得某种程度的心灵解脱。耳闻目睹的美好事物才能真正深入人心。就连教堂的人行道也可作为行于其上之人启迪心灵的“课堂”。 乔治·赫伯特 索尔兹伯里大教堂 那带有斑点的方石头， 是如此稳固， 就这样成了地板的一部分。 是忍耐让你和黑石掺杂， 受尽挫折却难改谦让本色。 缓缓而起的， 是那悠扬的颂歌。 信心是美妙的黏合剂， 将爱心与慈悲， 和世界融在了一起。 在威尔特河流域纯朴的农民中间，乔治·赫伯特的传教方式非常奏效。每当乔治·赫伯特敲响钟声，发出共同礼拜的信号后，田间的农民都会停下手中的活计，默默念起祷告词。威廉·劳德期望获得像乔治·赫伯特这样教士的支持，而这样的教士也愿意支持威廉·劳德的倡议。他们认为，能接受权威教会管束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只有在遵守教会规则的情况下，人们的幸福感才会油然而生。 在下议院目前的制度下，乔治·赫伯特的宗教思想是无立足之地的，这也是下议院失策的地方。而如果英格兰教会维持原有的宗教状况，那么其他宗教派别一定会存在。在当时所有清教徒教士中，理查德·薛伯斯[6]的地位最高，无人出其右。无论是在格雷法学院律师围观的讲坛上，还是在剑桥大学的教会讲坛上，都能看到他活跃的身影。他没有像乔治·赫伯特那样选择从世俗世界隐退，追求与世无争的生活。相反，哪里人头攒动，哪里邪恶盛行，哪里就能听到他传教的声音。他传教时，虽然没有华美的外在仪式，但他宣扬的基督教义能直抵人心，而人们在专注于忏悔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净化了心灵。就像乔治·赫伯特强调外在形式能激发圣洁感一样，理查德·薛伯斯认为，基督教义与宿命观才是激励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心理动因。最能激发清教徒精神力量的信条就是皈依圣灵。信徒们深信，只要怀有虔诚之心，圣灵就会与他们同在，帮他们渡过各种难关，抵御各种诱惑。与其他清教徒一样，理查德·薛伯斯对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