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格式塔心理学原理 [book_author]考夫卡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595752 [book_dec]K.考夫卡著。纽约哈考特-布雷斯-约万诺维奇公司1935年出版。本书1937年出版过傅统先的中译本。考夫卡主张"心理学是意识的科学,心的科学,行为的科学"。心理学既研究直接经验,又研究行为,行为是出发点。他把物理学的概念引入心理学，提出"物理场"和"心理场"等概念，并普遍应用于生理过程、行为过程和意识过程。他论述了"同形论"，即认为生理过程与心理过程在结构形式方面完全等同，生理过程是"意识的相关物"，用"场"解释神经系统的组织作用，用"场组织作用"和整体性概念解释经验、知觉、感觉对比、错觉、记忆、遗忘及其他心理过程。认为"完形趋向律"(即只要主要条件允许,心理的组织作用总是力趋于完善)是一条总的原则，尝试错误在学习中不起作用，只有顿悟才是学习的本质。客观观察法和经验内省法都是心理学的基本方法。本书是格式塔学派心理学家把自己的学说加以系统化的一部著作，概括了作者的格式塔理论的要点。 [book_img]Z_10123.jpg [book_title]前言 本书的目的已在导论部分和最后一章阐释了。因此，前言可以简洁一些。我在经历了五年的纯研究工作以后，意欲对此作一概括，于是构想了以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为主题的著作编写计划。对我来说，如果我想以著作形式来表达我的观点，那么最好的方式是使我的知识系统化。当我开始撰写第一章时，最后的结果如何，我心里仍然十分茫然。我只希望，我能够写出这样一部著作，它对广大读者而非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有感召力，与此同时，为更多的专业读者提供一些饶有兴趣的具体素材。对于我来说，以及对于我的一些朋友来说，我想通过撰写一部其观点介于苛勒（Kohler）的《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和通俗教科书之间的著作，来系统阐释我的上述想法。我担心，这一想法的结果是，本书既未感召普通读者，又未满足专业读者的需求。 在我的最初计划里，我打算尽我所能系统地表述心理学。为此，我坚持一种主张，该主张对有些读者来说似乎显得有点迂腐。我所谓的主张并非意指完整性，而是意指一致性。我想表明这些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可能的解决办法，以及揭示这些解决办法留下的欠缺等等，把顺序（order）引入由现代心理学所发现的大量事实。我意欲表达的心理学体系不是一种已经完成了的体系，而是一种正在构建的体系，一种处于生长状态的体系。根据这一观点，我划分领域，选择材料。我的陈述尽管冗长，但仍省略了大量的事实，它们中有许多肯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虽然每一个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任意的，并有赖于选择者，但是某种选择仍是必要的。我试图根据材料对我的计划所作的贡献来选择我所需要的材料。我收集了大量的格式塔文献，它们对我的系统化概念具有指导意义。”在重温这部著作时，我发现有些部分比另一些部分难度更大。这种情况在第六章阐述知觉恒常性（perccptual constancies）时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恒常性包含了当今实验研究中的大多数问题，而且，根据我的观点，它们体现了引导本书概念的力量。但是，它们的讨论对于整个体系的发展并非绝对基本的。对此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跳过第六章，但不要因此而中断一般论点的思路。 在说了我撰写本书的意图以后，我还想就其本身并不意指什么的问题再解释几句。本书并不希望成为一种教义，它为读者提供的是一种可以广泛应用的理论，对读者来说，应该判断这种理论是否有效。倘若把这部著作视为“格式塔理论的权威性描述”，那将是错误的，因为本书压根儿没有这样的东西。任何一位心理学家都无法超越他的愿望，我也一样。一般的理论和所有的事实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可用的。存在的并非是能为我和所谓的“格式塔学派”（gestalt school）其他成员提供特殊地位的“指导的秘诀”。因此，本书不仅可被视作是一种“格式塔心理学”，而且可被视作是一种心理学。 此外，除了贯穿本书并在最后一章详加提及的完全不带个人色彩的论争之外，本书并非一部爱争论的著作。自然，为了就某种现象构建一种解释，就不该考虑其他的解释。在本书的许多地方，这样的解释已由我通过为它们提供最大的有理性而以构建的形式提出。然而，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也出于权宜之计而引证了个别作者的一些观点。当然，凡出现这种情况的场合，我像那些被我引证的作者一样，目的不在于带有个人情绪色彩的论辩。我选择我的对立观点，是鉴于它们的贡献；无视它们的论点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公平的，我对这些观点的批评有助于我提出我自己的假设。 最后，我有责任对一些同仁表示感谢，没有他们直接或间接的帮助，本书是难以写就的。大家都知道，也正如我在本书各章中多次提及的那样，我有两位好朋友，我将此书献给他们。早在1910－1911年冬季，当我们三人一起在法兰克福从事研究时，我已经受到他们创造性观念的指导。赫尔曼·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在献给古斯塔夫·西奥多·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的《原理》（Grundzuge）一书中曾以《浮士德》（Faust）的比喻来题赠，我被此举强烈吸引，意欲在我的献辞上引用《浮士德》，只是因为不愿剽窃才作罢。我衷心感谢史密斯大学及其校长尼尔逊（W．A．Neilson），校长先生聘我为研究教授，并给了我足足五年的研究时间。在这五年里，校长和同事们给了我极大的支持，致使我能够把主要精力用于纯粹的研究。在我撰写本书期间，他们减轻了我的教学负担，使得我充分利用五年的实验和思考，结果仅仅花了两年时间就写成此书。我感谢我的学生，他们耐心地听完了各章内容，包括一些很好选择了的评述；与我共事的一些同事用研讨的形式和我讨论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奥尔顿博士（Dr．W．A．Orton）阅读了本书的三分之一内容，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修改意见，并在最后的修订中提供了无法估量的帮助。剑桥大学（Universitof　Cambridge）的朱丽安·布莱克本博士（Dr．Julian Blackburn）作为洛克菲勒学者（Rockeffeller Fellow）与我共事了半年时间，她阅读了全部打字稿，使我注意到许多地方的论点是不清楚的或缺乏一致性的。我对马萨诸塞州立大学（MassachusettState　College）的埃利斯博士在校样中付出的辛勤劳动深表谢意。但是，我得到的最积极的帮助来自我以前的学生哈罗尔博士（Dr．M．R．Harrower）。她不仅是作者，而且是读者；她从作者和读者两个角度仔细校阅了每一行文字和样张。在多次讨论中，她使我重写了一些章节，以便它们对我和那些在阅读本书中可能会产生困惑的读者具有明确的含义。也由于她的技术，该书的英文表述是正确的。 我相信，心理学已经进入一个迅速而又健康发展的时期，正因如此，本书中有许多部分可能变得过时。如果它对这一进展可以有所贡献的话，我认为这就是对我撰写本书所花劳动的报偿。 K．考夫卡 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史密斯大学 1935年2月 [book_title]第一章 心理学是为什么的？ 一个导论性问题。事实和理论。科学和学科。科学和行为。科学的危险。作为学科的科学。科学的功能。心理学的特殊功能。自然、生命、心理。数量、顺序和意义的整合。上述讨论中的共同原则。格式塔范畴的普遍性。心理学是为什么的？ 一个导论性问题 当我第一次构思这本书的撰写计划时，尽管我还不甚了解，但仍猜想将花多少精力把这本书写就出版，以及一位可能的读者会提出哪些要求。我曾怀疑，我并非口头上说说，而是真地怀疑，在作者方面和读者方面所花的力气是否会被证明是值得的。写一本关于心理学的著作，用作对过去的十年间面世的许多著作的补充，我的这种想法就没有像写一本《心理学》（Psychology）那样在内心受到那么多的困扰。写一部著作并付诸出版是一种社会活动。对于这样一种社会活动，人们有否正当理由去要求社会的合作？社会，或者说社会的一小部分，充其量能从这部著作中得到什么好处呢？我试图为这个问题提供答案，直到现在，当本书写成之际，我回到本书的第一章，找到了使我有勇气踏上遥远征途的那个答案，该答案一直伴随着我，直至本书的结束。我认为我已经找到了为什么一本关于心理学的著作可能会产生某些益处的理由。心理学业已分裂成众多的分支和学派，它们彼此漠不关心或相互论战，甚至一位局外人也会产生这种印象——这种印象肯定由于《1925年的心理学》和《1930年的心理学》这两本书的出版而得到加强——“心理学”已以复数形式取代了其单数形式。 心理学在美国甚为得宠，多年来一直得到人们的喜爱，尽管在我看来，这种宠幸有所衰退，而且可能明显衰退；至于在英国这块保守的土地上，心理学长期以来并未得到热烈的欢迎，就像其他一些喧喧嚷嚷的和令人惊愕的新事物一样，但是却逐渐地站住了脚跟，根据我的看法，正在不断增强；在德国这块实验心理学的发祥地上，开始时，心理学有过一段迅速发展的时期，可是不久以后，却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反作用力，致使它保持在“原来的位置上”。 我承认，比之我年轻的时候，今天我对心理学的劲敌——不论是那些严肃的劲敌还是老实的劲敌——所抱有的憎恶心理要少得多。 把今天的心理学与人类知识的其他分支进行比较，已经在我心中产生了一个问题，即通过将自己毕生精力贡献给心理学的人们的广泛而集中的努力，心理学已经作出了哪些贡献。 凡是哲学系的学生均须对下列巨大而又深刻的问题获得某种暗示，这些问题从古至今一直困扰着我们那些最深刻的思想家的心绪；凡是历史系学生均须关注巨大的人类力量，这些力量已经用于建立和毁灭一些帝国，并且，这些力量结合起来创造了我们此时此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凡是物理系学生均须通过他的最后考试，既非单单凭借对我们自然知识的合理化的某种顿悟（insight），也非单单凭借对实验方法的无可抗拒的确切性的某种顿悟；凡是数学系学生不会在其学业完成之际，却不知道概括思维为何物，或不懂得概括思维能产生何种美妙而有力的结果。但是，对于心理学系的学生来说，我们可以说些什么呢？那些攻读心理学的学生在完成学业之际是否肯定很好地理解了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的行为呢？我并不准备对这一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可是，在获得该问题（也即一名心理学系的学生从他的一般课程中能够获得什么东西，更为概括地说，心理学对人类的不朽财产可以作出哪些贡献）的答案之前，我并不感到有何理由可就这一题目写一本一般的书。 事实和理论 没有人可以因为心理学发现的事实太少而对心理学横加指责。凡是知道通过实验方法可使一切事实显得清晰的心理学家确能学到许多东西。这些知识凭其自身的权利在今天被视作是一种目的。“发现事实，事实，还是事实；当你对事实深信不疑时，便设法去建立理论。但是，你的事实还是更为重要的。”上述这一口号表明了一种哲学信念，在今天它已被广泛接受。确实，它似乎很有道理。一方面是客观的事实，这些客观的事实并不受制于对它们进行调查的科学家的支配；另一方面则是科学家所作的假设，也即理论，这纯粹是他心灵的产物。我们应当自然地将主要的价值归之于前者而非后者。在心理学中，这样一种观点可以说具有正当的理由。因为这门科学在新时期开始之前，是由一些简单的和综合的理论以及少数经过科学确定的事实构成的。随着实验的到来，人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事实，这些事实给旧的理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只有当心理学决定成为一门探索事实的科学时，方才开始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从知之甚少而幻想很多的状态逐渐进步到知之甚多而幻想极少的状态——至少是有意识的，并且带有某种目的，尽管仍未意识到它包含着比许多心理学家意识到的更多的幻想。为了评价这种进步，我们必须检查一下所谓“知之甚多”（know much）的含义是什么，拉丁谚语“大非大”（multum non multa）在“甚多”（much）一词的两个含义之间作出区分。迎合一种含义而抛弃另一种含义纯粹是数量方面的。根据后面的说法，一个了解20个项目的人比一个了解2个项目的人多知十倍。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后面那个人如果了解2个项目的本质关系，这样一来，就不只是了解2个项目，而是每一个项目具有两个部分，他了解的东西就比前者多得多，如果前者仅以纯粹的聚合形式了解20个项目的话。尽管从拉丁词multa的观点来说，这个人居于优势，但从multum的观点看，他居于劣势。 现在，当我探索科学的发展时，在我看来，科学似乎开始发现它自身，并在文艺复兴时期进入一个新时期，它从追求multa转变为寻求multum。从那时起，科学不断地努力减少其命题（一切已知的事实均可从中推论出来）的数目。在这一事业中，它已经越来越成功，而且，通过其新方法还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事实，否则，这些事实是不会被人们所了解的；与此同时，它还扬弃了原先作为事实而被采纳的许多幻想。例如，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掉下的速度更快，正如人们可以从掉下一支铅笔和一张纸的现象中测试到的那样，这是一种“事实”。但是，这是一种复杂的而非简单的事实，简单的事实是，一切物体在真空中以同样速度下落。从这一科学事实中可以推导出日常的事实，而不是相反。正是这个事实成为疑难的对象。 人们可以把科学的进步看作是已知事实之数量的稳定增长。于是，人们可以形成一种观点，即许多知识意味着multa的知识。但是，科学进步的一个十分不同的方面也是可能的：单一性（simplicity）的增加——当然不是从越来越容易学会这一意义上所说的，而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所说的，即对业已掌握科学体系的人来说，这种科学体系成为越来越聚合和统一的整体。或者，从另一角度来表述，科学是无法与图书目录相比较的，因为后者根据任意的原则将全部事实排列成表，就像图书馆里的图书根据作者姓名的字母顺序排列那样；科学是理性的（rational）；事实及其顺序也是一样；没有顺序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因此，如果我们彻底了解一个事实，我们便可以从这一事实的知识中了解众多的事实。根据这一观点，许多知识是multum的知识，是理性系统的知识，是一切事实相互依存的知识。 科学和学科 当然，科学在达到其目标方面从未获得成功。在科学发展史的任何一个时刻，科学理想与科学成就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科学体系从未完整过，始终有一些事实，不论是已经发现的旧事实还是正在发现的新事实，向科学体系的统一性提出挑战。显然，这一情况发生在任何一个个别的科学范围之内，当我们考虑不同科学的多样性时，该现象甚至变得格外明显起来。它们都是从一个共同的发源地产生的。第一个科学冲动并不指向不同的特殊课题，而是普遍的。用我们目前的术语来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哲学乃一切科学之母。 科学的进步具有一种标志，即渐进的特殊化（Progressivespecialization），而我们的科学——心理学，是最后获得独立的一门科学。这种分离和特殊化是必要的，但它与知识统一性的目的相悖。如果一些彼此独立地建立起来的科学得以发展，各门科学本身可能是相干的，那末它们的相互关系是什么呢？一种multum如何从那个multa中产生呢？这项任务随着科学功能的完善而必须被完成。我是最后才看到在科学的实际应用中科学的价值的。对于距离地球数百万光年的星球光谱线之移动（Shift）所作的解释，比之建造一座具有创记录跨度的新桥或者越洋传送照片，在我看来是科学上更加伟大的胜利。但是，对于所有这些而言，我并不认为科学可以被合法地视作相对而言少数人的游戏，这些人享受科学并以科学谋生。在某种意义上说，科学不能完全脱离行为。 科学和行为 当然，行为没有科学也有可能产生。在第一个科学火花迸发以前很久，人类便已经开展其日常的事务了。到了今天，成千上万生活着的人们，他们的活动是不由我们所谓的科学来决定的。然而，科学必然会对人类的行为产生日益增长的影响。对这种影响予以粗略而简要的描述，将会使科学更加明白地突显出来。倘若对其差异加以夸大和程式化，我们可以说，在前科学阶段（prescientific stage），人类的行为按照情境教他干的方式那样去干。对于原始人来说，每件东西均表明了其本身，以及他借此应该去做的事情，一只水果说：“吃我”；水说：“喝我”；雷声说：“怕我”；而女人说：“爱我”。 世界是有限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世界是可以操纵的，知识是直接的和相当不科学的，在许多情形里，它们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其他许多情形里，它们则是令人失望地错误的。人类在其原始的世界里缓慢地发现这些错误。人类学会不再信任事物告诉他的情况，并逐步地忘却鸟类和石头的语言。相反，他发展了一种称作思维的新活动。这种新活动给他带来巨大好处。他可以构思事件和行动的结果，从而使他从过去和现在中解放出来。通过思考，他创造了科学意义上的知识，一种不再是关于个别事物的知识，而是关于普遍事物的知识。于是，知识变得越来越间接，而活动在通过物质世界丧失其直接指导性的程度上变得越来越理智化。此外，思维过程摧毁了原始世界的统一性。思维发展了类别和等级，每一个等级都有其自己的特征、行为方式或定律。然而，要求作出决策和即时反应的具体情境并不仅仅属于这样一种等级。因此，如果活动由科学知识来引导的话，那末它必须服从一种复杂的思维过程，而且这样的过程通常不能提供一种清晰的决策。换言之，原始人的世界直接决定人的行为，告诉他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而科学世界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则常常难以做到这一点。推理似乎揭示了真理，但是一种真理不会给行为以指导；对于这种指导的要求仍然保持着，而且必须满足。于是，最终产生了科学和宗教的二元论（dualism），它包括双重真理说（double－truth theory）、痛苦的敌意和科学的伤感等各个方面，每个方面均不能令人满意。 科学的危险 人类必须为得到的每种收获付出比收获更高的代价，这是不是人类的悲剧呢？我们是否必须以瓦解我们的生活来作为科学的代价呢？我们是否必须在工作日否认我们在礼拜天立下的誓言呢？作为个人的观点，我认为不存在这种不可抗拒的必须。科学在建立理性的知识体系时必须选择十分易于顺从这种系统化的事实。这种选择过程（其本身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涉及到忽视或拒绝一些事实或方面。只要科学家们知道他们正在做的事，这一过程便不会有太大的风险。但是，在获得成功时，科学容易忘却，它并没有吸收现实的一切方面，而且容易否认它曾忽略的那些方面的存在。因此，它并未记住使一切科学得以产生的问题，而是以“上帝是什么，我们是什么……”等问题予以嘲笑，并把坚持提出这些问题的人们视作返祖现象的遗物。 这种态度，它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功绩，必须加以拒绝，并不是因为它对宗教怀有敌意，而是因为如果它得以坚持的话，它将关上导向一切问题本质的大门，从而阻碍科学本身的进步。我的观点是，没有一扇大门可以向科学关上；在这一点上，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今天的科学或昨天的科学能够对这些基本的问题作出回答，正像众多的激进分子，也即具有最佳动机的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恰恰相反，我在意识到科学不完整的同时，认为科学应该逐步试着扩大其基础，以便包容越来越多的事实（这些事实是科学最初认为应予排斥的），并得到越来越好的装备来回答那些人类无法予以否认的问题。倘若科学误解其任务，那末它将始终处于丧失其独立和完整地位的危险之中。非法的王位篡夺者将始终会找到觊觎王位者。对理智的谴责（据假设，这种理智在我们世界的某些部分占有巨大的比例，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我看来，似乎是这种错误的科学态度的结果，尽管它本身的错误并不更少。在后面的一章里（见第九章），我仍将回过头来谈谈这个题目，并指出，倘若科学遵循着我曾简要地指明的那条途径发展的话，它将会以另一种面貌出现。但是，我希望这样的一种科学应该有助于重建原先的统一，尽管是缓慢的，但却是肯定的。对于这种原先的统一，科学曾为了发展而不得不加以摧毁。 由此可见，一门科学之所以获得价值和意义，并不在于它所收集到的个别事实之数量，而在于它的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力量，这种结论与我们开始讨论时的陈述是十分对立的。然而，这种观点并不轻视事实，因为理论是事实的理论，而且只能由事实来检验，它们并不是对事物可能是什么的呆板推测，而是对事物的调查（surveys）和直觉（intuitions）。因此，在我的心理学描述中，我将强调理论方面；当然也要报道许多事实，但并非仅仅是事实的罗列和堆砌，或者仅仅是展示一些奇异的现象，以便与蒂索夫人（Mrs．Tussaud）的蜡像作品作比较，而是作为一个体系中的事实——就人力所及的范围而言，它不是我自己的一个宠爱的体系，而是它们内在地所属的体系——也就是说，从理性上可以理解的事实。 作为学科的科学 然而，如果这种程序忽略了科学的另一方面，那末这种程序便毫无价值了，这另一个方面迄今为止在我们的讨论中是被省略的，也就是说，在事实的建立中最大可能的确切性。由于这种确切性的要求，科学自身摆脱了科学家个人的愿望。一种理论必须由事实来提出要求；反过来，理论也对事实提出要求，而且如果事实不能与理论相符合，那未理论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不完整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便是学科。我们不能做随心所欲的事，而是必须做事实要求我们做的事。科学的成功已经倾向于使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负。但是，这样的自负是不恰当的。一个人既是最伟大的主人也是最伟大的仆人。在知识的进步过程中，我们反复体验到我们是多么容易停顿和结巴，我们经常发现我们能够“制造”的知识是多么匮乏，我们多么需要为我们的思维提供时间，以便其发展。因此，对知识的追求，不该使我们觉得可以如何如何的自豪和夸口，而应该使我们变得谦卑起来。 科学的功能 现在，让我们来归纳一下：真知灼见的获得应当有助于我们重新整合已经分崩离析的世界；应当教会我们中肯地看待不受我们的愿望和偏见所支配的客观关系；应当为我们指明在我们的世界中我们真正所处的地位，并为我们提供对我们周围有生命物体和无生命物体的敬意。 心理学的特殊功能 一切科学都有其特殊的功能。心理学能作出什么特定的声明呢？为了教会我们谦卑，有哪门科学能够比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在研究超越我们想象之外的时间和距离方面做得更好呢？又有哪门科学能够比纯数学在要求绝对证明方面使我们更好地自律呢？我们能否声言心理学特别适合于整合（integration）的任务，并且将此作为对我们一开始就提出的那个问题的一种答案呢？我认为我们是能够的，因为在心理学中，我们正处在我们世界的三大领域的交叉点上，这三大领域我们称之为无生命的自然、生命和心理。 自然、生命、心理 心理学研究生物的行为。因此，像生物科学那样，它也面临着有生命的自然和无生命的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不论它是否意识到这一问题，也不论它是否关心这一问题。但是，对心理学家来说，行为的一个特殊方面，用普通的说法即称之为“心理的”（mental）方面，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我们在此处不想讨论意识和心理本身。后面几章里将会显示我们对这些概念的运用。可是，我们不会从一开始就拒绝一种区分，这种区分渗入我们的成语表述像渗入科学术语一样多。我们都知道，如果一名拳手被击倒并有6分钟时间未恢复知觉，这样一种陈述意味着什么。我们都知道，在这致命的6分钟里，那位拳手的生命并未停止，而是丧失了行为的一个特定方面。此外，我们还知道，一般情况下的意识和特殊情况下每一种特殊的意识功能，与我们中枢神经系统中的过程具有密切的关联。因此，可以这样说，中枢神经系统成为心理、生命和无生命自然集聚的结点（nodal point）。我们可以对神经组织的化学构成进行研究，而且找不到我们在无机的自然界发现不了的组成成分；我们可以研究这种组织的功能，并将发现它具有生命组织的一切特征；最后，在神经系统的生命功能和意识之间存在这种关系。 对于这种关系，有两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已遭拒绝。如果有人声称已经找到了对上述问题的完整而又正确的解决办法，那末他将会被怀疑是一个傻瓜或一个骗子。这些问题已经占据人类心中达数千年之久，因此有可能通过其他的途径来找到一种解决办法，而不是通过缓慢和渐进的方法。我对这种方法的看法将留待本书的后面部分来讨论。 唯物主义 不过，在这里，我将拒绝两种业已提出的解决办法。第一种解决办法是所谓“原始的唯物主义”（crude materialism），它在上一世纪中叶达到顶峰，并大受欢迎，1900年左右出版的一本畅销书对此有所表述，但是现在实际上已被人们忘却。我指的是海克尔（Haeckel）的著作《宇宙之谜》（Riddle of the Universe）。我不能确信，美国甚至时至今日尚未感到这股浪潮的退落，这股浪潮的波峰是在通过旧大陆以后很久方才抵达新大陆岸边的。该唯物主义的解决办法出奇地简单。它说，整个问题是一种错觉（illusion）。根本不存在物质、生命和心理这三种实体（substance）或方式；只有一种东西，那便是物质（matter），它由盲目回旋的原子（atoms）所组成，这些原子因为数量庞大，并可长时间供它们调遣，从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结合，其中就有我们所谓的动物和人类。思维和感觉不过是原子的运动而已。对大脑的物质进行干预，便可看到意识所保留的东西。尽管我已经粗略地表述了这一观点，但是，我认为我是恰当地表达这种观点的，尤其是当我补充说，这种观点不仅是一种科学信念，而且也是一种教义和愿望时。当人们看到一座由强固的壕沟护卫起来的教堂坚持其教义时，科学作为正在成长起来的一位年轻巨人开始摧毁这些教义——这一代人通过成功地将科学应用于技术问题而变得自负起来，并且已经丧失了畏惧感，这种畏惧感是伴随着一切真正的知识而来的。就像胜利的野蛮人那样，不管他们是摧残文化者（vandals）还是加尔文派的教徒（Calvimists），将他们的被征服者的最感亲切的创造物摧毁得一千二净，于是，我们的唯物主义者发展起一种对部分的人类哲学的憎恨感，那些部分的人类哲学指向他们狭隘的概念范围以外的地方。被人称为哲学家是一种侮辱，而成为一名信仰者则属于印度贱民（untouchables）中的人了。 现在，我对这些人毫无憎恶之心，尽管我看到他们的心胸多么狭隘，风格多么低下。我认为，他们已经提出了一个可以称道的宗旨。他们帮助建立了一种理智，这种理智强大到足以抵抗一个反动教堂的粗暴干预，而且他们追求自己的路线，形成新的一代人，这代人不受宗教戒条的束缚，从而也没有什么斧子可以去磨。 至于唯物主义本身，今天无需对它进行拒斥。我只须补充一点：唯物主义者声称，物质、生命和心理之间的关系或相互作用等问题虽被错误地提出，但结果却可能证明完全有效。唯物主义者所犯的一个令人失望的错误是根据他们的科学尊严在上述三个概念之间作出武断的区分。他们接受其中一个概念而拒斥另外两个概念——他们的借口是科学的内在成功和外在成功，以及当代思辨哲学（speculative philosophy）的荒谬——这些概念中的每一个概念，包含着与其他概念同样多的终极真理，可是每一个概念在特定时间达到的发展阶段却颇为不同。 生机论和唯灵论 我想在这里拒斥的另外一种解决办法并不否认我们问题的有效性；恰恰相反，它试图通过建立两个或三个彼此独立的存在领域来解决问题，每一个存在领域与另一个存在领域有明显的区别，这是由于存在或不存在特定因素的缘故。人们可以分辨这三种假说；第一种假说在生命和心理之间划出界限，生命和无生命自然属于一类[笛卡尔（Descartes）]，而心理则是一种新的和天赐的实体，凭籍这种实体，人类与其余的创造物（creation）得以分开。另一方面，第二种假说则将生命和心理合在一起，受无机自然中无法找到的一种力量所引导，从而基本上与这种力量不同[生机论（vitalism）]。第三种解决办法坚持三重区分，并且在这三个领域的每一个领域里寻找特别活跃的原理[舍勒（Scheler）]。在这三种假说中，生机论迄今为止已获得最大的重要性，因为许多透彻的和高度灵活的假说已经为人们所作出，用以建成一种真正的科学理论。鉴此，生机论问题将在后面几页反复地得到我们的注意。这里，我只是解释为什么我一开始必须拒斥整个解释类型。回答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在缺乏广阔背景的情况下，这种回答似乎有点儿不能令人满意。生机论类型的解决办法实际上没有解决问题，只不过是对问题的重新命名而已。通过对问题的重新命名，强调了问题，从而在那个方面要比原始的唯物主义优越得多。但是，如果认为一个新名称就是一种解决办法，那么，一俟这种想法被广泛接受的话，势必会对科学带来许多危害。然而，暂且不论其他两种形式的解决办法，就拿生机论来说，在科学家的队伍里从未得宠过，尤其在生物学家的圈子里从未受到过青睐。承认自己是一个生机论者，需要十分的勇气，因此，让我们对这些人表示敬意，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名誉和学术生涯去从事他们认为是真正的事业。 数量、顺序和意义的整合 通过拒斥这些类型的解决办法，我已经暗示了我们的心理学将必须提供的那种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既不能忽视心身（mind－body）问题，也不能接受这三个领域由于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彼此分离的观点。这里，我们的心理学的这种整合性质（iute- grative puality）便愈加明显起来。唯物主义试图通过用部分贡献解释整体的办法来实现一种简单的体系。为了真正达到整合，我们必须用每一部分的贡献来建立我们的体系。当我们注视自然、生命和心理等科学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每一领域提取特定的和特别重要的概念，也就是说，从第一个领域中提取数量（quan－tity）概念，从第二个领域中提取顺序（order）概念，从第三个领域中提取意义（meaming）概念（在德文中用Sinn表示）。因此，我们的心理学必须为上述所有各种概念提供一个位置。让我们逐一讨论。 数量和质量 现代的科学心理学是从量化开始的。心理功能可用纯粹的量化术语来表示[韦伯定律（Weber’s Iaw）〕，而且自那时以来，由数量引发的兴趣对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科学所造成的危害与提供的好处一样多。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有些人试图对每样东西都进行测量，例如对感觉、情绪、智力都进行测量；然而，有些人则对心理问题能否经得起量化处理持否定态度；就他们而言，心理学属质的范畴，而非量的范畴。根据我的意见，这种由来已久的量－质对立压根儿不是真正的对立。这种对立之所以盛行，主要是由于在物理科学中忽视了量的本质所致，如此的忽视是令人悔恨的。 确实，现代科学发端于量的测量。今天的物理学家花了很大的力气来使他的测量越来越精细；但是，他不会测量任何东西，也不会测量每样东西，而是仅仅测量以某种方式或其他方式对其理论有所贡献的结果。这里，要对物理学的量化测量的全部作用进行讨论是不可能的。但是，仅仅收集数量决非物理学家要做的事，这样说是公平的。物理学家经常感到兴趣的是，在一个特定的量中可测量特征的分布，以及这些分布所经历的变化。物理学家凭借数学公式来描述两种事实，这些数学公式可能包含一些具体的数字，但是其中的一些抽象数字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组成成分。数学公式主要在这些抽象数字之间建立起一种确定的关系（relationship）。于是，测量便具有这样的作用，也即检验它意欲描述的一个过程的方程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已经确立的关系的有效性。然而，这样一种关系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量化关系，其中，任何一个具体数字都是这种量化关系；它的数量不再与质量相对立。但是，当一个人仅仅考虑个别的事实及其测量过的数量，同时忽视它们的分布方式时，误解便产生了。然而，后者与前者的真实性一样多，它表明了我们讨论的条件或过程的特性或性质。一个简单的例子应当可以澄清这一点：在肥皂泡沫中，肥皂粒子之间的内聚力尽可能彼此结合在一起。它们是通过肥皂膜包围起来的空气而保持平衡的，如果肥皂泡沫收缩的话，肥皂膜的压力便会增加。因此，肥皂必须在一定空气容量的表面保持分布，这种分布将是这样的，即尽可能少地占据空间。由于一切固体中，球体对已知表面来说具有最大的体积，或者对已知体积来说具有最小的表面，因此肥皂将使自身分布在球体表面上。这样的说法在我看来既有质量又有数量；对于后者，因为它说到每个粒子在这里而不在其他某个地方；而对于前者，因为它安排了一种明确的形态，并具有对分布而言的一切特征。一俟我们的注意被吸引到这一点上，我们将发现在大量的情形中难以确定一种陈述是量的还是质的。一个物体以恒定的速度（velocity）运动；它确实是数量方面的，但同样也确实是质量方面的，不论我们认为该物体具有哪种速度，情形都是一样，即它既是数量的又是质量的。由此可见，当速度随时间的正弦或余弦（sine or cosine of time）而变化时，物体便实施一种周期性的运动，这种运动在性质上与直线运动（translatorymovement）十分不同。 我们从这些例子中得出结论：对物理科学的量的数学描述（远非与质的对立）只不过是表示质的一种特殊的正确方式。我不用证明就可以补充说，一种描述可能是量化的，而毋须同时是最确切的描述。在圆的两种分析公式中：x 2 ＋y 2 =r 2 ，r=常数，第二个公式更加直接地表述了圆的特定性质，从而比第一个公式更加合适。 现在，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心理学吸取一点教训了：它可以是完全量化的，而并不丧失其作为一门质量科学的特征，另一方面，此刻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它可能不害臊地又是属于质量方面的，这是因为，如果它的质的描述是正确的，它将在某个时候可能使这些质的描述转化成量的术语。 顺序 让我们现在转到“顺序”的讨论上来，这一概念导源于生命科学。我们能否为这个概念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界说呢？当每个物体均在一定的位置上，而这个位置由它与其他一切物体的关系所决定时，我们便谈到了一种有序的安排。这样看来，在胡乱地堆满杂物的仓房中物件的安置并不是有序的，而我们客厅中的家具的安排却是有序的。与此相似的是，当每一部分的事件在其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并以特定方式发生时，我们谈到了事件的有序发展［黑德（Head）」，因为所有其他一些事件也是以它们的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和特定方式发生的。例如，当一名经过实践训练的演奏者弹奏一个音调时，一种有序的事件发展便是钢琴琴键的运动；可是，当一条狗跑过钢琴键盘并将琴键压下时，那仅仅是事件的先后发生，谈不上任何顺序了。 顺序并非客观范畴 上述两个例子均可引起一种特定的异议，或者可能导致一种特殊的顺序理论。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反对的意见：“为什么，”一名反对者说，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姑且称他为P先生，P先生问道，“你是否认为第二种情况下的琴键运动没有第一种情况下那么有序呢？可是，”他继续说道，“我能够找出一种理由，那就是比起第二个例子来你更加喜欢第一个例子。但是，这种主观的偏爱感肯定不是用来进行基本区分的充分理由，也不是从这种区分中产生一种新的科学类别的充分理由。你的第一个例子同样也是正确的。你恰巧喜欢你的客厅，但是我可以充分想象一个人，譬如说来自另一个星球的陌生人，他可能会在你的仓库中反而感到更愉快。让我们不带任何个人偏见地看一下你的两个例子吧；然后，你将会发现，每一个物体，不论是客厅里的物体还是库房里的物体，都在它的位置上，这是因为，按照数学定律，它不可能在其他任何地方；有鉴于此，每个琴键按照机械的严格规律而开始运动，无论是帕代雷夫斯基（Paderewski）的手指还是一条在键盘上奔跑的受惊的狗。但是，如果可用普通的旧的机械定律来解释这些事件，那末为什么还要引进一种新的概念——顺序呢？这种顺序通过在过程之间（从机械的观点看，这些过程基本上是相似的）创造一种人为的差别而使该问题发生了混淆。” 生机论对这种观点的驳斥 对于上述争辩，另外一个人，我们称他为V先生，可能作出如下回答：“我亲爱的伙伴，在这个问题上你不渗入自己的情感对你来说是十分大度的，因为我知道你对家具杂乱的房间是多么的敏感，对钢琴乐曲又是何等的挑剔。所以，我在我的回答中将排除这样的人，他仅仅被认为是去瞧一下或住在我们两间房间中的其中一间，并聆听钢琴音调的两种序列，正如你认为一个人应该做的那样。但是，即便这样，在这两个例子的每一个例子中，仍然存在着两种选择之间的差别，而这种差别是决定性的，因为这种差异涉及这样一种方式，在该方式中已经产生了这种安排和序列。在我的杂物间里，每件东西均以其偶然性放置着，而不考虑任何其他东西。正如你对自己指出的那样，库房里的每个物体按照严格的机械定律各就各位，这间堆放杂物的屋子是一个出色的例子，即机械力量如果对它们不加干预将会做些什么。把这种情况与我们的客厅作比较。这里，详细的规划在实际搬动家具之前已经完成，每件家具都有一个位置，使之服从于整体的印象。一只台子起初被向左边推得太远，究竟有什么关系？了解这一计划的某个人，或者对该意图的效应有直接感受的某个人，将会把这张台子推回到它的合适位置上去：正因为如此，挂得歪歪斜斜的一幅画将被纠正；插满鲜花的花瓶将被很好地布置，当然都得益于机械力量的帮助，但是又并非单单依靠这些机械力量所能完成的。我毋须重复我对两种音调序列的论点，这种应用是十分明显的。我的结论是这样的：在无机的自然界，除了盲目的机械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外，你无法找到任何东西，但是当你进入生命领域，你发现了顺序，那意味着表明无机自然界运作的一种新动因（agency），为无机自然界的盲目冲动提供目标和方向，也就是顺序。”由此可见，V先生在试图回答P先生的论争时已经发展了我在这一讨论开始时涉及的理论。人们要是记得我们先前关于自然和生命的讨论，那末他一定会承认这个理论是生机说的理论。事实上，对生机论而言，最强有力的论点是以有序过程和盲目序列之间的区分为基础的。 实证主义者 -生机论者两难处境的解决 让我们回到P先生和V先生之间的争论上来。我们已经表明，我们的心理学是拒斥生机论的。但是，我们能否不考虑V先生对P先生的回答，不考虑他对有序和无序安排与事件之间区分的辩解呢？我们不能。这样一来，便使我们有点犹豫不决了：我们接受顺序，但又拒斥产生顺序的特殊因素。对于前者，我们将被P先生及其追随者们所鄙视；对于后者，我们将招致V先生的大怒。如果我们的态度确实是折衷主义的话，那末上述两种反应都有道理；我们应当接受这两种主张，尽管它们相互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我们的体系之任务是明确界定的：我们必须尝试着对我们的接受和拒斥进行调解，我们必须发展一种顺序范畴，它是不受生机论支配的。以现代形式出现的顺序概念导源于对生物体的观察。但是，它并不意味着顺序概念的应用仅限于生命。如果有可能把顺序现作自然事件的一个特征，从而存在于物理学的领域之内，那末我们便可以在生命科学中接纳它，而毋须引进对顺序的创造负有责任的特殊的生机力量了。这就是格式塔理论（gestalt theory）已经提供并试图详细予以阐述的解决办法。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将随着本书的历程而习得。但是，这仅仅是为了指出这种格式塔解决办法的整合作用。生命和自然不是通过否认前者的一个显著特征而结合在一起的，而是通过证明这一特征也属于后者而结合在一起的。借助这种整合，格式塔理论对那种知识价值作出贡献，我们称之为对无生命事物和有生命事物同样尊重。唯物主义通过剥夺生命顺序来实现整合作用，从而使我们轻视生命，仅仅把它视作一些无序事件的结合；如果生命真像无机自然那样盲目，那末我们便可以对它极少关注，正如我们对待无机自然一样。但是，如果无机自然与生命一样具有顺序，那末，我们对生命的直接而又不加考虑的关注也将会扩展到无生命的自然界中去。 意义，价值 现在，让我们转向最后一个类别：意义（significance）。这个概念比先前两个概念更难解释，而且，这里还存在着格式塔理论（它在操英语的公众面前很少露面）的一个更深层渊源。对此情况，其原因是容易理解的。存在着诸如理智气候（intellectual cli-mate）那样的东西，而这种理智气候就像气象学所指的气候一样，在国与国之间有所不同。如同植物生长依靠物理气候一样，一种观念的成长也要依靠理智气候。毫无疑问，德国的理智气候和美国的理智气候是十分不同的。德国的唯心主义传统不只是哲学学派的问题；它渗透到德国人的心中，并在“Geisteswissenschaften”（道德科学）的代表人物的著作和教导中十分公开地出现。显现于历史、艺术或文学中的一种人格意义（meaning of personality），在德国人看来，要比构成他生活和作品的纯历史事实更加重要；历史学家对一位伟人与宇宙计划的关系比对该伟人与本星球上发生的事件的关系更加感到兴趣。与之相反，在美国，这种气候主要是务实的；此时此地，凡直接呈现的东西都具有其需要，这种气候占据了舞台的中心，所以那些主要属于德国精神的问题被归诸于无用的和并不实在的范围。在科学中，这种态度有助于实证主义（positivism），这种实证主义过高评价单纯的事实，而对十分抽象的思辨却评价过低。它高度关注精确的和有根有据的科学，而对形而上学（试图从单纯的事实中摆脱出来，进入更为高尚的观念和理想的领域）抱厌恶态度，有时甚至抱蔑视态度。 因此，当人们初次尝试将格式塔理论介绍给美国公众时，我已经描述过的德国精神的那一侧面被置于背景的位置，而那些直接表现出科学特征的侧面却得到了强调。如果不是这样安排程序的话，那么我们便可能招致一种危险，也即我们的读者对我们的主张抱有偏见的危险。由于生活在不同的理智气候中，他们很可能将格式格理论的这一侧面当作纯粹的神秘主义（mysticism），并且，在他们有机会熟悉它的科学内涵之前，决定不与整个理论发生任何关系。 然而，在目前，当格式塔理论已被人们作为主要的讨论题目时，解除其旧的束缚，并展示其一切方面，看来是公正的。 从格式塔理论中派生出来的德国心理学的两难处境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将暂时回到我们的理论起源，以及它的第一位奠基人马克斯·威特海默（Max Wertheimer）的主要思想上来。我上面所述的德国理智气候的问题并不适用于德国实验心理学。恰恰相反，实验心理学与思辨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长期不和，后者贬低实验心理学的成就，声称心理就其最为真实的方面而言不可能用科学方式来进行调查，也就是说，不可能用来自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来进行调查。这个论点接着认为，构成科学心理学主体的感觉定律和联想定律（laws of sensation and association）又如何能解释或欣赏一件艺术作品，解释或欣赏真理的发现，解释或欣赏像16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改革运动（Reformation）那样伟大的文化运动的发展呢？科学心理学的反对者所指出的这些事实和实验心理学家所研究的事实确实相距甚远，从而令人看来它们似乎属于另一世界，实验心理学并未试着将宏观的事实纳入到它们的体系中去，它们的体系是建立在微观事实基础之上的，至少可以这样说，实验心理学不想去公正地处理宏观的事实。 回顾一下上述的情境，我们被迫采取一种态度，这种态度类似于我们在唯物主义一生机论争议中采取的那种态度。我们必须承认，哲学家的批判是有充分根据的。心理学不仅在细微的研究上精疲力尽，不仅在其实际着手研究的那些问题上停滞不前，而且它还坚持声称它掌握了解决哲学家们强调的那些问题的唯一钥匙。因此，可以说，历史学家是对的，他们坚持认为，没有任何一种感觉定律、联想定律或情感定律——不论是愉快的还是不愉快的——可以解释像凯撒大帝（ Caesar）作出的渡过卢比孔河（Rubicon）的那种决定；”因此，一般说来，不可能在不破坏文化真正含义的情况下将文化数据纳入到目前的心理学体系中去。他们会说，文化不仅存在，而且还具有意义和价值。一种心理学如果不给意义和价值的概念以地位，便不是一门完整的心理学。它充其量只提供一种下层结构，去研究人类的动物一面，以这种下层结构为基础，方能建立起主要建筑，它包含人类的文化一面。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漠视实验心理学的态度。它的地位可以这样表述：长期以来，心理学被这样一种方式所对待，即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声称它是唯一正确的科学，其结果表明，它从未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思辨的”哲学家和“理解的”历史学家把聪明的表现，甚至深蕴的事情，说成是人们的高级活动，但是，所有这些声称都带着它们的作者的人格印记；它们无法被证明，也无法产生一种科学体系。科学要求根据因果关系来作出解释，但是，他们反对的这种心理学是根据动机和价值来提供解释的。实验心理学家断言，这根本不是什么解释，而他们的工作却是关心真正的因果理论。如果此刻它未能包括文化的一些方面，那末它这样干完全是由于它太年轻的缘故。大楼必须从地上盖起，而不是从屋顶上升起。他们的口号是“』心理学从基础开始”（历吓hologie von unten）。对此态度，有许多话可以说。如果我们认为，各门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道德科学，不只是独立的人类活动的聚合，有些人玩一种游戏，另一些人玩另一种游戏，而且它们都是包罗万象的科学的一些分支，那末我们必须要求基本的解释原则在一切方面都相同。比孔河（Rubicon）的那种决定；”因此，一般说来，不可能在不破坏文化真正含义的情况下将文化数据纳入到目前的心理学体系中去。他们会说，文化不仅存在，而且还具有意义和价值。一种心理学如果不给意义和价值的概念以地位，便不是一门完整的心理学。它充其量只提供一种下层结构，去研究人类的动物一面，以这种下层结构为基础，方能建立起主要建筑，它包含人类的文化一面。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漠视实验心理学的态度。它的地位可以这样表述：长期以来，心理学被这样一种方式所对待，即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声称它是唯一正确的科学，其结果表明，它从未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思辨的”哲学家和“理解的”历史学家把聪明的表现，甚至深蕴的事情，说成是人们的高级活动，但是，所有这些声称都带着它们的作者的人格印记；它们无法被证明，也无法产生一种科学体系。科学要求根据因果关系来作出解释，但是，他们反对的这种心理学是根据动机和价值来提供解释的。实验心理学家断言，这根本不是什么解释，而他们的工作却是关心真正的因果理论。如果此刻它未能包括文化的一些方面，那末它这样干完全是由于它太年轻的缘故。大楼必须从地上盖起，而不是从屋顶上升起。他们的口号是“心理学从基础开始”（Psychologie von unten）。对此态度，有许多话可以说。如果我们认为，各门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道德科学，不只是独立的人类活动的聚合，有些人玩一种游戏，另一些人玩另一种游戏，而且它们都是包罗万象的科学的一些分支，那末我们必须要求基本的解释原则在一切方面都相同。 由此，心理学的两难处境在于：一方面，它拥有科学意义上的解释原则，但是，这些解释原则并不能解决心理学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从而使心理学逗留在它的范围之外；另一方面，它也处理这些问题，但是却没有科学的解释原则；理解（understand）替代了解释（explain）。 威特海默对两难的解决办法 当威特海默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这种两难处境一定在他心中占据主要地位。他看到了两面的优点和缺点，并不加入任何一面，但是他设法为这种尖锐的危机找到一种解决办法。在这种解决办法中，两种原则都不能被牺牲：也即科学原则和意义原则都不能被牺牲。正是这两个原则构成了整个困难的根源。科学的进步是通过对基本的科学概念的重新考查而发生的。威特海默曾致力于这种重新考查。他的结论可以用几个简单的词加以概括，尽管他的结论要求我们的思维习惯发生激烈的改变，也即一种最终的哲学的改变。解释和理解并不是处理知识的不同形式，相反，两者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这意味着：一个因果的联结并不仅仅是一种要求记住的事实序列，像在一个姓名和一个电话号码之间的联结那样，而是可以理解的。我从威特海默那里借用一个明喻（1925年）。假如我们带着我们的全部科学好奇进入天堂，发现无数大使们正在从事作曲，每位天使正在弹奏他自己的乐器。我们的科学训练将诱使我们在这天堂乐音中发现某种规律。我们可以着手寻找这样一种规律性，当天使A弹奏了do，天使C便会弹奏re，然后天使M会弹奏fa，如此等等。如果我们坚持下去，并有足够的时间供我们支配的话，我们便会发现一个公式，该公式能使我们确定每位天使在每一时刻所弹奏的音调。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会这样说，我们已经解释了天堂的乐声，我们已经发现了天堂音乐的规律。然而，这种规律，不过是一种事实的陈述而已；它是实际的，能使预言成为可能，不过，它将是没有意义的（without meaning）。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尝试着聆听这种音乐，就像聆听一部伟大的交响乐一样；然后，如果我们已经掌握了其中的一个部分，我们便可知道整部交响乐的许多内容，即便我们已经掌握的那个部分不再在交响乐中重现；而且，如果最终我们了解了整部交响乐，我们也应当能够解决我们第一次尝试便能解决的问题。不过，这样一来，它只具有较小的意义，而且是衍生的了。现在，假设天使们确实在演奏一部交响乐，我们的第二种方法便将是更合适的方法；它不仅告诉我们每位天使在特定时刻所干的事，还告诉我们天使为什么干这事。整个表演将成为有意义的，从而构成我们对它的知识。 将宇宙取代天堂，将宇宙中发生的事取代天使的演奏，便可应用于我们的问题上。 实证主义关于世界的解释，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只是一种可能性；还有另一种可能性。问题是：哪一种是正确的？意义、含义、价值，作为我们全部经验的数据，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暗示，后者在正确性方面至少与前者具有同样的机会。因此，这意味着：不能从心理学和科学中排除像意义和价值这样的概念，我们必须利用这些概念，以便充分理解心理和世界，与此同时，这也是一种充分的解释。 上述讨论中的共同原则 我们已经讨论过数量、顺序和意义，以及有关它们对科学作出的贡献，尤其是对心理学作出的贡献。我们从不同的科学中提取每一种类别，但是，我们声明，尽管它们具有不同的根源，它们都是可以普遍地加以应用的。而且，事实上，在我们处理涉及这三种类别的每一类别的问题时，我们找到了同一种普遍的原则：为了把量和质，机械论和生机论，解释和理解整合起来，我们必须放弃对一些彼此分离的事实进行处理，以便用特定的联结形式对一组事实加以考虑。唯有如此，数量才可能被质化（pual-itative），顺序和意义才可能避免作为新的实体，也即作为生命和心理的特权被引入到科学体系中去，或者作为虚构的故事而遭抛弃。 格式塔范畴的普遍性 我们是否可以宣称，一切事实都包含在这样的联结组或联结单位之中，致使每一种量化都是对真正质量的描述，事件的每一种复合和序列都是有序的和有意义的呢？总之，我们是否可以声称，宇宙和其中的一切事件形成了一个大型的格式塔呢？ 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便像实证主义者那样教条，实证主义者声称没有一个事件是有序的或有意义的，我们还会像下面这些人那样，他们断言质量是与数量根本不同的。但是，正如因果关系的范畴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事件在原因上是彼此联结的那样，格式塔范畴也不意味着任何两种状态或事件是同属于一个格式塔的。运用因果关系的范畴意味着去找出自然界的哪些部分处于这种关系中。同理，运用格式塔范畴也意味着去找出自然界的哪些部分属于机能整体的部分，并发现它们在这些整体中的地位，它们相对独立的程度，以及较大的整体结合成次级整体的情况［考夫卡（koffka），1931b．」。 科学将在不同的领域找到不同等级的格式塔，但是，我们宣称，每一种格式塔均具有顺序和意义，不论其程度或低或高，而且对一种格式塔而言，量和质是相同的。现在没有人会否认，在我们所知的一切格式塔中，唯有人类心理的格式塔最为丰富；因此，要用量的术语去表示它的质是十分困难的，在大多数情形里是不可能的，但是，与此同时，意义方面却更加明显，比之宇宙的任何其他部分更加明显。 心理学是为什么的？ 心理学是一门十分令人不满的科学。把物理学中已为人们所公认的大量事实与心理学中的事实相比较，任何人都会怀疑，将后者授给一名不想当职业心理学家的人是否妥当，人们甚至会怀疑培训职业心理学家是否可取。但是，当人们考虑到心理学可能会对我们理解宇宙作出贡献时，他们的态度便会转变。科学容易脱离生活。数学家需要从抽象的稀薄空气中解脱出来，尽管抽象是美丽的；物理学家意欲陶醉于柔和的、软绵绵的、悦耳的乐声之中，以为它们反映了隐藏在声波、原子和数学公式之幕后的神秘；甚至生物学家也喜欢在星期天欣赏他那条狗的滑稽行为，而不去考虑现实中狗的这些动作只不过是一系列机械动作的反映而已。生活乃科学的滑翔，科学乃游戏。于是，科学放弃了它处理整个存在的目的。如果心理学能够指点科学与生活相遇的路径，如果它能奠定知识体系的基础「这种知识体系既包含了变形虫（amoeba）、白鼠、黑猩猩和人类的行为，又包含了单一原子的行为，前者的奇异活动我们称之为社会行为、音乐艺术、文学戏剧」，那末认识这样的心理学是值得的，在它上面花费时间和力气会获得补偿。 [book_title]第二章 行为和行为场—心理学的任务 出发点。心理学的界定。克分子行为和分子行为。克分子行为及其环境：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行为发生于哪种环境？界定的行为；行为环境的定位；行为环境是直接经验的一个部分；行为和环境的小结。场概念。心理学中的场：作为心理场的行为环境；作为心理场的行为环境的不适当性；资产负债表；行为场和生理场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威特海默的解决办法——心物同型论。我们的心理学之任务。 出发点 我们已经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现在是必须执行的时候了。但是，我们该从哪里开始，我们的起点是什么？每个人对他意欲了解的心理学都多少知道一些事实；然而，这样的事实太多了，难以选择哪一个事实作为出发点。例如，我们为什么热爱自己的家庭？为什么一个人喜欢某种音乐，而这种音乐却使另外一个人感到厌烦？为什么数学如此难以理解？为什么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会突然产生一个新观念？为什么有些人极端保守，而另外一些人则极端激进？儿童如何与成人不同，动物又如何与人类不同？等等。然而，所有这些问题都预先假设了一个我们尚未发展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这样的问题无法作为心理学专题的出发点。那末，我们可不可以选择一些基本的事实作为我们专题的出发点呢？这样做同样存在困难，因为，究竟哪些事实算是基本的，将这些所谓的基本事实呈现给学生以后，学生能不能知道它们是基本的呢？确实，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事情，我自学生时代起就有过此类印象。在我学习心理学课程的第一批讲座中，教授们就谈到了颜色混合，颜色对比，以及颜色锥体（color pyramid）等问题，我开始对心理学感到深深的失望，因为对于我的生活而言，我无法明了为什么这些东西属于基本的心理事实。 在一个事实成为一个基本的事实（fundamental fact）以前，必须准备好一种环境（setting），在该环境内，一切事实都或多或少地占有显著的位置，不管是在赛场外围能够看清比赛的地方，还是在票价最低的顶层楼座。 心理学的界定 这样一种环境通常是由心理学的界定来提供的，包括它的题材是什么，它的方法是什么。由于方法取决于题材，因此我们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界定上面，或者，把注意力集中在首先对我们的科学进行描述上面。关于我们的题材，我们可以区分三种不同的界定：作为意识科学的心理学，作为心理科学的心理学，作为行为科学的心理学。尽管心理学是作为意识科学或心理科学成长起来的，但我们仍将选择行为（behaviour）作为我们的基本要旨。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旧的界定是完全错误的——确实，如果一门科学是在完全错误的假设上发展起来的话，那便是奇怪的事了——而是意味着，如果我们从行为开始，便比较容易为意识和心理找到一个位置，如果从心理或意识开始，就没有那么容易为行为找到一个位置。 从意识向行为的转化应主要归功于美国心理学的研究，尽管就我所知，威廉·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实际上是用行为界定心理学的第一人。然而，他对行为所作的解释与美国学派所作的解释稍有不同，前者包含的内容更多。美国学派是以“行为”这个术语而得名的。由于他们对该术语的使用予以限定，而且暗示着一种行为的理论，所以我们还是回到麦独孤的使用上去，它纯粹是描述性的，从而并不偏爱任何理论。 克分子行为和分子行为 麦独孤关于行为的含义与行为主义者关于行为的含义有所不同，根据托尔曼（Tolman）的恰切描述，乃是把行为视作克分子现象和分子现象之间的差别。此时此刻，我毋须详细地描述，我只要提供几个例子便可以使这种差异恰当地表示出来。一种克分子的行为是：学生出席听课，教师的讲授，飞行员的领航，足球比赛中观众的兴奋状态，巴比特先生（Mr．Babbitt）的调情，伽里略（Galileo）使科学发生激剧变革的研究工作，猎犬追踪猎物，以及野兔的奔跑、鱼的厮咬和老虎的潜步追踪；总之，对发生在我们的日常世界中的无数事件，外行人均称之为行为。然而，另一方面，分子行为则有所不同：当这种过程开始时，动物的感觉器官会产生兴奋，兴奋由神经纤维传导到神经中枢，然后又传至新的传出神经，最终以一种肌肉收缩或腺体分泌的形式而告结束。然而，在地球上，大约有99％以上的人对后者的情况一无所知，不过，差不多每个人都知道前者的情况；另一方面，那些对生理学知识有所了解的人将不得不承认，克分子行为始终意味着由神经冲动所激活的肌肉收缩，这种肌肉收缩使我们的四肢产生运动。把这样的说法转化成另外一种说法是十分容易的：克分子行为是一种次级现象（secondary phenomenon）；它不过是大量生理过程在最后可供外部观察的结果而已；这些过程都是原始的事件；这些事件形成连续的因果序列（causal sepuences）；因此，单凭这些便足以形成一门科学的题材。对于行为主义（be- haviourism）来说，克分子行为并不比问题本身更为复杂，解决的办法始终必须由分子行为来提供，完成的心理学体系将仅仅包括分子数据，而克分子的数据则完全被消除了。我们并不关心行为评论试图实施其计划的特定方式，但我们可以强调该学说的两个方面：（1）它将现实归因于部分，不承认它属于这些部分构成的整体：克分子必须被分解成分子；（2）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心理学将会永远受到道德科学（Moral Sciences）的批判，这是我们在第一章结束时已经讨论过的。 含义（meanins）和意义（significancc）在这样一种分子系统里无法占有任何一种可能的位置；凯撒大帝渡过卢比孔河：只是某些刺激一反应的情境（stimulus－response situations）；路德（Luther）在沃姆斯（Worms）；莎士比亚（Shakespeare）写了《哈姆雷特》（Hamlet）；贝多芬（Beethoven）写了第九交响乐（Ninth Symphony）；一名埃及雕刻家雕刻了纳夫雷塔特（Nephrettete）的半身塑像，等等，都会被还原为刺激－反应的图式（schema）。那末，是什么东西使我们的兴趣保持在这些事件的发生上呢？如果它们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一类事件的结合，也即刺激－反应的序列，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兴趣对待轮盘赌台上赢家显现的一系列数字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深入思考一系列桥牌选手呢？行为主义者会这样解释，他们说，在我们大多数人中，刺激－反应情境的序列就是这样的，对莎士比亚和贝多芬作出积极反应，而对红和黑的统计数字却作出消极反应。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将会绝望地举起双手，认为心理学不管是什么东西，对其目的而言是完全无用的，而行为主义者则会让历史学家继续写他的小说，同样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人。 很清楚，这种情况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不会是满意的，只要这个人本质上或职业上不是一名怀疑者便可。那末，他可以做些什么来满足这两个对立派别的主张，以便防止使知识瓦解成一些不一致的科学呢？如果心理学成为行为科学的话，难道它不应给凯撒、莎士比亚、贝多芬等一个真正的位置吗？为这些人的行为提供的位置是与他的体系中显著的和独特的位置一样的，他们也享有普通的受教育者和历史学家的评价。显然，如果心理学以分子行为开始并以分子行为结束的话，则这种目的是无法实现的，让我们用克分子行为来取而代之。也许在以克分子行为开始和结束的体系中，可以为分子行为找到位置。 克分子行为及其环境 关于克分子行为，我们能作的最一般陈述是什么？克分子行为发生在环境中，而分子行为则发生在有机体内部，由称作刺激的环境因素来发动。我们为我们的例子选择的这种克分子行为发生在外部环境中：例如，学生的上课行为发生于教师讲课的教室中；反之亦然，教师的讲课行为发生于坐满学生的教室里，对学生来说，如果听不懂其他东西的话，至少能听懂他的语言；巴比特先生是在一种十分明确的社交环境中调情的，更不用说为了实现这种调情所不可或缺的那个搭档了；猎犬和野兔都在田野里奔跑，对两者中的每一者来说，对方都是环境中的显著目标。所有这些听起来好似陈词滥调。但是，它并非像乍一看那样微不足道。这是因为，在刚才提到的所有情况中，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环境是要彼此加以区别的，于是便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哪一种环境中发生了克分子行为？让我们用一个德国传说中的例子来表明我们的主张。 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 在一个冬日的傍晚，于风雪交加之中，有一男子骑马来到一家客栈。他在铺天盖地的大雪中奔驰了数小时，大雪覆盖了一切道路和路标，由于找到这样一个安身之地而使他格外高兴。店主诧奇地到门口迎接这位陌生人，并问客从何来。男子直指客栈外面的方向，店主用一种惊恐的语调说：“你是否知道你已经骑马穿过了康斯坦斯湖？”闻及此事，男子当即倒毙在店主脚下。 那末，该陌生人的行为发生在哪种环境里呢？——显然是康斯坦斯湖。很清楚，他骑马过湖是一件真实的事件。然而，这还不是全部的事实，事实是冰冻的湖面而非一般的坚实地面一点也没有对他的行为产生影响。这一行为发生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点，致使地理学家颇感兴趣，但是，对研究行为的心理学家来说并不有趣；这是因为，如果那个人骑马穿过荒芜的平原，他的行为不也是一样吗。此外，心理学家还知道另外一些事情：由于那个人在了解了他“实际”做过的事情以后纯粹死于后怕，所以，心理学家必须得出结论说，如果骑马者事先了解实情的话，他的骑马行为将会与实际发生的情况大不相同。由此，心理学家将不得不说：环境一词具有第二种意义，根据这一意义，骑马者宁可穿过被雪覆盖的平原也不会过湖了。他的行为是骑马过平原而不是骑马过湖。 对于骑马过康斯坦斯湖的人来说正确的事情，对于其他各种行为来说也是正确的。难道老鼠不在实验者设置的迷津里奔跑吗？根据“在……内”这个词的含义，只能用是或否来回答。因此，让我们在地理环境（geographical environment）和行为环境（behavioural environment）之间作出区分。我们是否都住在同一个镇上？当我们意指地理时，回答“是”，当我们意指行为的“在……内”时，我们的回答便是“否”了。 行为发生于哪种环境? 在区分了两种环境以后，我们必须更为充分地讨论行为在哪种环境中发生的问题。如果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行为在一种环境中如何发生，行为和环境之间的一般特征关系是什么？便将有助于详细阐述后一种概念。就拿猎狗和野兔的例子来说：兔子开始在灌木丛里，然后以直线穿过开阔地；猎狗追它；当狗遇到一条沟渠时，它就将奔跑运动改变成跳跃运动，借此穿越沟渠。但是，现在兔子改变了方向；狗也立即改变方向。我毋须继续赘言了；我所陈述的内容将足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即行为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调整的。究竟是对哪一种环境作出调整，是地理环境还是行为环境？根据我们上述的例子，人们可以倾向于回答：是地理环境。但是，让我们现在假设一下，沟渠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积雪，这层积雪足以承受兔子的重量，但却承受不了猎犬的重量。那末，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狗会掉进水沟里，也就是说，当它来到沟渠旁边时，它不会跳跃而是仍然继续奔跑。在狗掉进沟里之前，它的行为表现得像在无沟渠的环境中那样。然而，由于地理环境包含了沟渠，因此狗的行为必须发生在另外一种环境中，也就是说，发生在行为环境中。在猎犬踏上潜伏着危险的那一层积雪的瞬间所发生的实际情况，对它的整个行为而言也一定是真实的；因为它一直处于那种行为环境之中。 替代行为环境的刺激 与此论点相悖，人们可能会提出下面的异议。凡有理性的人都不会期望那条狗会跳过一条被积雪覆盖的沟渠，或者声称动物会按照地理环境本身的情况而行事。很清楚，两种不同的地理环境，如果它们对动物感觉器官的影响是相同的话，那末它们对动物的行为来说也是相等的。因此，如果人们用“刺激”这个术语来取代“地理环境”这个术语，整个困难便迎刃而解了，而且毋须再对行为环境和地理环境加以区别。 尽管与我们上述例子有关的推理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推理很容易被证明是错误的。让我们来选择一种新的行为类型。两只黑猩猩被分别带入一个笼内，在笼子的天花板上挂着一根诱人的香蕉。笼子里空无一物，除了在诱饵下方约10英尺开外之处有一只箱子以外。其中一只黑猩猩在经过了或长或短的停顿以后，会跑到箱子跟前，将箱子搬到悬挂着的香蕉下面，箱子被当作一只凳子来使用，从而取得了香蕉。另外一只黑猩猩，看来智力稍差，在经过了各种不成功的跳跃以后，便放弃了这种努力，最终坐到箱子上面，在那里陷入苦闷之中。人们可以看到，两只黑猩猩均在涉及一只箱子的地理环境中采取行动；对两只黑猩猩来说，刺激的情境（stimulus situation）是一致的。然而，它们的行为表现却是不同的，每只黑猩猩的行为是由环境来调整的。地理环境，或者说刺激情境，不可能是不同行为的原因。但是，只要我们考虑一下这两只黑猩猩的行为环境，这种行为差异便是可以解释的了。我们可以很好地解释或描述两只黑猩猩中的任何一只黑猩猩的行为，只要我们假设，一只黑猩猩的行为环境包含了一只“凳子”，而另一只黑猩猩的行为环境包含着一只“座位”，或者，用更为一般的术语来说，其中一只黑猩猩的行为环境包含了一个物体，根据黑猩猩目前的活动倾向，这一物体在功能上是活的；而另一只黑猩猩的行为环境则包含了功能上是死的物体。 个体差异 有关上述例子的讨论将会与第一个例子一样遭到激烈的反对。批评者对于我的两只黑猩猩行为环境的推论之有效性根本不予承认，他们会说，我试图重新引进业已为心理学抛弃了的旧的人类学解释。此外，我还忽视了一种十分简单的解释。如果在相似的刺激条件下，两只黑猩猩的行为举止不同，那末，解释一定在黑猩猩本身；它们要么是由于大资的原因，要么是由于彼此不同的以往生活经验，以致于一只黑猩猩以一种方式表现自己，而另一只黑猩猩则以另一种方式表现自己。我在这里不会为自己辩解，以反对这种抨击的第一部分而接受另一部分。当然，如果两个动物的地理环境是相同的，而动物在这种环境里的行为举止却不同，那么这种差别的原因就必须在（“地理环境的”）动物身上去寻找。但是，我想越出这种结论，因为这种结论无法解释任何一实际的例子，也因为它可以用于任何一种行为。很明显，当我观察这两只黑猩猩的克分子行为时，我发现一只黑猩猩将箱子当作凳子使用；另一只黑猩猩则把箱子当作座位使用。这种描述是尽可能合适的，因为那只较聪明的黑猩猩并未摸索着前进，直到经过许多变迁以后，才偶尔发现自己站在箱子上面，另一只黑猩猩的行为与前一只黑猩猩的行为相似，唯一的差别是到了最后箱子仍在原地，而黑猩猩则呆在箱子上面不动。不，它们的克分子行为是真正得到描述的，也即一只黑猩猩把箱子当作凳子，另一只黑猩猩则把箱子当作座位。当然，这两只黑猩猩肯定有所不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差别在于地理的箱子成为两种不同的操作特征（manipulanda），这是从托尔曼那里借用来的另一个术语。当我们把两只黑猩猩的行为环境称作两个操作特征时，我们还有其他的话好说吗？我们开始讨论整个克分子行为时说过，克分子行为发生在一种环境之中。由于地理环境或“提供刺激的地理环境”不可能是两种行为的直接原因，因此我们要么否认我们的观点，并在没有环境的情况下建立起行为——从而使我们的操作特征不会有任何位置，要么把这些操作特征作为现实来接受，坚持我们的主张，然后把行为环境作为包含操作特征和其他东西的现实来加以保留。换言之，我们主张，行为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必须保持一种朦胧状态，而毋须行为环境的介入。 行为和地理环境 让我们归纳一下迄今为止我们的收获是什么：行为发生于行为环境之中，行为由行为环境来调整。行为环境有赖于两组条件，一组是地理环境中所固有的，一组是有机体内所固有的。但是，行为也发生在地理环境之中，如此说法也颇有意义。那末，这个意义何在？（1）由于行为环境有赖于地理环境，我们主张把行为与远因（remote cause）而不是近因（immediate cause）联系起来。这就其本身而言也许有用，而且有助于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2）动物的行为结果不仅有赖于动物的行为环境，而且还有赖于动物的地理环境，与前者有赖于后者相距甚远。不仅仅是行为环境，地理环境在整个行为中也起变化：水果被吃掉了，从而就不再作为一种水果而存在；冰块断裂了，结果成了窟窿；当黑猩猩把箱子当作它的“凳子”时，实际上箱子被搬动过了。事实上，在我们的所有例子中，同时也在大量的其他例子中，行为结果有赖于地理结果。我们迄今为止唯一加以考虑的那类行为是不可能单单在行为世界中发生的，尽管还有其他一些行为或多或少具有这种情况，例如，一个处于谵妄状态中的人在自己的浴缸里抓住一条实际上不存在的鱼，并自豪地将鱼拿给服侍他的人看。我们由此得出一种想法，即上述两种环境之间的关系将会在今后的理论中随基本问题而向我们提出。 界定的行为 （3）第二个论点的一个特定方面可以专门提及：地理环境的某些特性将会引发有机体的运动，这是我们尚未考虑过的。设想一下，一名登山运动员在通过雪桥时雪桥突然塌陷，由于没有用绳子与同伴系住，他掉入数百英尺深的冰渊中。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有机体的运动，该运动是唯一由地理环境决定的。在受难者丧失意识之前，他可能作疯狂的努力以制止自己的坠落。这些行为仍然属于行为环境中发生的行为，但是，与此同时，不论是否存在行为环境，不论这个人是保持意识还是失去意识，身体仍在坠落。这种说法虽然没有新意，但是，它却为我们提供了界定行为的手段：只有在行为环境中发生的有机体运动才可以称之为行为。仅仅在地理环境中发生的有机体运动不是行为。应当注意的是，这种定义并不声称一切行为都是运动。 行为环境的定位 让我们现在进一步深入下去。迄今为止，人们把行为环境视作地理环境和行为之间的一个中介环节，视作刺激和反应之间的一个中介环节。这两个术语所指的物体，在我们的知识体系中似乎具有十分明确的位置；它们都属于外部世界。那末，行为环境定位于何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一个新的例子，这是由里夫斯（Revesz）所做的一系列实验。里夫斯训练小鸡从两个同时呈现的图形中去啄较小的图形。开始时呈现的是圆形，然后用矩形、正方形和三角形来取代，不过十分小心，使两个图形的相对位置不断地改变；当然，这样做是必要的，目的是为了排除下述的可能性，即小鸡不是学会怎样去啄较小的图形，而是去学习选择“右边的”或者“左边的”，“上面的”或者“下面的”。当这个训练完成以后，他引进了一个圆的两个部分这种新图形，也即把不同位置上呈现的不同大小的一个圆一分为二，作为新的图形引入实验；然后，他实施了关键的实验：向被试呈现两个相同的扇形部分，以便使我们形成所谓的贾斯特罗错觉（Jastrow illusion）中著名的视错觉（见图1）。在许多情形里，母鸡啄取在我们看来是较小的图形。整个实验过程演示了行为环境，这是因为，根据地理环境说那些鸡学会了选择两个图形中的较小一个是没有意义的。“在正方形、平行四边形和三角形中，动物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选择较小的图形，而毋须任何预备性的训练”（原书p．44）。然而，就我们目前的目的而言，关键实验是特别有趣的。为什么动物在接受训练以选择较小图形以后，它们还会选择两张相等图形中的一张呢？用地理术语来描述的动物的行为似乎不可理解，不论是刺激特性还是经验都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如果我们像一个不存偏见的门外汉那样回答问题的话，每件事情都会变得十分清楚和简单。他会说，这些动物在两个相等图形中选中一个，因为在它们看来该图形较小，正像在我们看来较小一样。或者，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在那个关键的实验中，行为环境是与训练实验中的行为环境相似的，因为它也包含了一大一小两个图形，尽管关键的地理环境包含了两个大小相同的图形。如果不把母鸡的行为假设成它们的选择受到一种关系的指引，那么它们的行为便无法得到解释。由于这种关系无法在地理环境中获得，所以这种关系一定在其他某个地方存在着，而这个地方便是我们所谓的行为环境。现在，如果我们还记得门外汉对这个实验所说的话，那么我们便可看到，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之间的差别正好与事物的“实际”状况和它们在我们看来的状况之间的差别相吻合，也即与现实（reality）和现象（appearance）之间的差别相吻合。我们还看到，现象具有欺骗性，充分适合于行为环境的行为可能不适合于地理环境。例如，如果按照贾斯特罗错觉，我们像里夫斯的母鸡一样天真，而且恰巧需要形状和大小相同的两个物体的话，那么我们便不会选择这两个图形了。我可以用一个实验来说明我的这一主张的正确性，这个实验是1932年夏季我在中亚细亚乌兹别克斯坦（Uzbekistan in Central Asia）的一个小村庄里做的。我使用一种“假镜片”（pseudoptics），向一名年轻的当地人说明贾斯特罗错觉，该年轻人是一家茶馆的店主，该茶馆是村庄里男性平民的聚会之地。年轻人的行为与母鸡一样，不同之处在于他用手抬着两块纸板中的较大一块，而不是像母鸡那样将较大的一块啄出来。然后，我将一块纸板放在另一块上面，让他进行选择。我想看看他对纸板在以前大小不等现在看上去却相等的这种奇异变化如何解释。他讲了类似错觉的话，但是没有很大的信心；然后，当我问道：“当纸板分开时，你认为它们实际上没有变化吗？”他回答说：“噢，不对，我认为它们会稍稍变化。” 行为环境的功能 我们的论点以里夫斯的实验为基础，它证明地理环境或刺激模式（stimulus pattern）与行为之间的关系通过把行为环境视为一种中间环节而被大大简化了。于是，这种关系便被分解为两种不同的关系，即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行为环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至少在许多情形里，这第二种关系是可以理解的，从我们的例子看来也是这样；如果两个地理上相等的环形部分的上面一个在行为上是较小的话，那么事实是，训练去选择两个图形中较小图形的那些动物便会选择上面那个图形，这不是什么新问题。 我们可能用相反的方式证明同一个事实。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不同的刺激产生同样的反应：如果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形的特定条件下，这些不同的刺激产生同样的行为目标，那么上述问题就变得完全可以理解了。当我们根据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一观点来处理知觉恒常性（perceptual constan－cies）时，例如对大小和颜色的知觉恒常性，上述问题就变得可以理解了。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些事例（见第六章）。此刻，我们仅仅指出，例如，两个表面可能都显示黑色，尽管其中一面的亮度可能是另一面的亮度的1000倍；或者，用行为来表示：正如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的那样，两种不同的刺激可能导致同样的行为，例如，如果任务是检出一块黑色物体的话。面对刺激的多样性，为使行为一致而用刺激来描述反应，这样的描述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如果人们还记得在其他条件下只要2％的刺激差异便会导致不同的行为。 根据行为环境，这种困难便会消失；当两种刺激产生两种一致的行为目标时，与这两种刺激有关的行为便是一致的；当两种相应的行为目标不同时，行为便也不同。剩下来的问题不再是刺激和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系统地得到解答，但是，纯粹的刺激- 反应的关系问题不可能找到像恒常性事实（与不同刺激有关的一致性行为）和里夫斯实验（与同一刺激有关的不同行为）所证明的那种系统的解决办法。 意识 在本章开始时，我提议把行为用作心理学的原始题材。但是，在我对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的区分中，也即在对相当于现实和现象之间的区分中，难道我没有把意识（consciousness）从后门偷运进来吗？我必须否认这种指责。如果我被迫引进意识概念的话，我也必须接受它，不管我喜欢还是不喜欢。但是，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意识这个词并不改变我们自己的行为环境这一术语的含义。如果有人想用谈论动物的意识以作替代，那么他必须将这个词用于那些目标，即我们称之为行为环境的那些目标。于是，狗在追逐兔子时的意识将是“兔子穿越田野”，黑猩猩在尝试取得悬挂着的香蕉时的意识将是“那角落里放着一只凳子”，等等。田野和兔子，凳子和香蕉，由于被称作意识，或者叫做意识的目标，因此不必视作是动物内部的什么东西，如果在动物内部有着行为或经验之含义的话。行为主义者对意识的反感在我看来主要建立在这种误解之上。他们声称可以写出一本没有意识的心理学著作，现在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他们观察的动物，他们在实验中使用迷津和辨别箱，他们的那些记录实验结果的书籍，所有这些首先都是他们的行为环境的组成部分。他们忘记了这个事实，认为他们仅仅在谈论地理环境，认为他们毋须行为的资料便能建立一种纯粹的“地理”理论。然而，每一种资料都是行为的资料；物质的现实并非资料，只是一种构成物（constructum）。这种混淆是含糊的，而且随着刺激一词的运用，这种含糊性还会有增无减，有关这方面的变化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里，我想指出的仅仅是，倘若一个人未能认识到个体的环境是行为的（意识的）环境而非地理的（物质的）环境，那么写一部没有意识的著作是轻而易举的。我还要补充的是，对于行为主义者在传统地处理意识时出现的错误也有某些借口，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在以后研究。然而，考虑到可能的曲解，我将尽可能地少用意识这个术语。我们的术语即“行为环境”，尽管它仅仅包含意识含义的一部分，也应当避免曲解；至于完全与意识相当的一个词，也就是苛勒（Kohler）在1929年使用过的“直接经验”（direct experience）这个术语，我们也将采纳，以备不时之需。我们的术语具有这样一种优点，它意味着它在系统中的恰当位置，也就是说，处于地理环境和行为之间的中间位置。 行为环境是直接经验的一个部分 但是，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它是不完整的；意识意味着比行为环境更多的东西。尽管长期来我们仅仅关注行为环境的问题，但是，现在看来，指出意识的完整性问题是合适的。如果我们使自己的“行为”术语屈从于我们在论述“环境”这个术语时所进行的同样的分析，那么这种完整的方面将被看到。确实，我们可以参照两种环境中的任何一种环境来描述行为，这种描述可能经常处于彼此矛盾的状态。但是，不论它们是否一致，行为本身在这两种描述中肯定具有不同的含义：因为行为环境和地理环境属于两种不同的讨论范围，在这两种环境中发生的行为也必然属于两种不同的范围。骑马通过康斯坦斯湖的那个男子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地理环境是这个大湖，他的行为环境则是一个普通的大雪覆盖的平原；相应地，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尽管按照地理环境来说，骑马者的行为是骑马过湖，但是，按照他的行为环境来说，他是骑马穿过一块平原。或者，根据门外汉的说法：他认为他正在骑马通过一片陆地；他丝毫没有觉察他正在湖面的薄冰上奔驰。 因此，乍一看，我们对两种行为之间的区分好像完全可与我们对两种环境之间的区分类比：这里是被看的事物和实际的事物，那里则是活动者认为的活动和实际的活动。但是，相似性并非像看来的那么大。让我们来举另一个例子：我们观察到有三只老鼠在同一迷津内，每只老鼠从迷津的一端出发，最终出现在另一端。然后，我们可以用某种方式说，这三只老鼠都穿过了迷津，这是一种地理的陈述。可是，我们的观察也使我们相信，在老鼠的行为中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一只老鼠是为食物而奔跑，另一只老鼠是为探索而奔跑，第三只老鼠则是为练习而奔跑，或者只是由于一般的不安定而奔跑。这些特征都涉及行为环境内的行为。那只为觅食而奔跑的老鼠并没有在看到食物或嗅到食物气味时才开始奔跑，而是一开始就奔跑。托尔曼的著作提供了大量的实验证据，支持了这一论点。但是，地理迷津的第一部分并不包括食物，也不包括由食物发出的任何刺激物。如果行为指向食物，那么在它的行为环境中也一定是这样的。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探索性行为。我们可以直接探索我们的行为环境，而且通过行为环境去间接地探索地理环境。甚至在最后一个例子中，那只仅仅为了练习或者由于烦躁不安而在迷津中奔跑的老鼠，其行为仍是一种行为环境中的行为，因为它是通过行为环境而加以调节的。现在，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对这两种行为的描述不再是一种真正的描述，这是因为：地理环境中的行为是一种实际的活动，而行为环境中的行为则是动物认为的活动。一种兴奋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兴奋的行为，一种探索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探索的行为，甚至一种指向食物的活动实际上是指向食物的，即便实验者把食物从食物箱中移开，情形也是如此。确实，在这最后一个例子中，动物并非真正地奔向食物，因为从地理角度讲不存在食物，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这里所作的区分与在康斯坦斯湖的例子中所作的区分是一样的。这不再是一种行为的描述。我试图用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一点：一只球沿倾斜面滚下，最终掉入一个洞里。现在，洞里可能有水，也可能没有水，因此我可以说，这只球掉进了一个有水的洞里，或者掉进了一个没有水的洞里。但是，这种差别并不影响球的运动，直至球已经到达那个空间位置，即在一种情况下洞中有水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洞中无水的空间位置。对于运动的其余部分而言，存在或不存在水是完全无关的；与此相似的是下面一种说法：当实验者移走食物以后，老鼠便不奔向食物；直到老鼠跑得十分接近食物箱觉察到不存在食物时，便停止奔跑，这两种说法是毫无关联的。 行为和成绩 如果按照地理环境描述行为不是一种真正的行为描述的话，那末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为了简化我们的术语，我们从现在开始将按照地理环境把行为称作“成绩”（accomplishment），并按照行为环境把行为仍称作“行为”。“成绩”这个名称直接表明了按照地理环境而描述行为的原因，因为行为问题的结果，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处于地理环境的变化之中。我们通常对这些结果感兴趣，它们是一个动物的成绩。但是，我们刚才已经研究过，对一个动物的成绩的了解并不等于对它的行为的了解。我将提供一个惊人的例子，在该例子中，“成绩”和“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彼此对立的。假设我见到一个人站在一块岩石上面，而我知道这块岩石此刻即将被炸开。由于那个人的位置离我太远，我无法向他说明他存在着迫在眉睫的危险，于是我尽力地向他呼叫“快到这边来！”那个人如果接到我发出的指令并充分地受此影响的话，那未从行为角度上说便会开始向我奔来，但是，从地理角度上说，当他向我奔来时，他实际上是离开了那个危险的地点；因此，从地理角度上说，这两种描述是绝对相等的。然而，如果我过后联系这一事件时，我将会说，他在爆炸发生之前脱离了危险。我是在描述他的成绩而不是他的行为；后者是朝向某物的运动，前者是离开某物的运动。如果行为和成绩之间的联结始终属于这种类型的话，那末，这个世界将确实成为一个奇异的场所，而且，它肯定不会是这样一个世界，即我们可在其中发展意义概念的世界。它可能是一个神话的世界；想象一下阿拉丁（Aladdin）去像那盏神灯，从而出现了那个具有人形并听人使唤的精灵吧！我们将看到，实验者经常把动物置于一种情境中，在这种情境里行为和成绩以一种与擦亮神灯而使精灵出现相类似的方式联结起来。但是，即便行为和成绩并不以这种神话般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成绩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也在一个方面与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之间的关系相类似：如果我们了解了任何一个对子的其中一个成员，我们还不了解另一个成员。不过，倘若第一种关系是心理学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的话，则第二种关系便不那么简单了。作为一个一般的问题，正如从我们的上述例子中推论的那样，严格地讲，它根本不会进入心理学。但是，它仍然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我们将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此外，由于成绩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井不属于神话类型，我们往往能从成绩推论行为及其环境。整个客观的方法利用了这种可能性；老鼠在迷津中奔跑的时间，它所犯错误的数目，它进入哪些死胡同而不进入哪些死胡同，所有这些事实为我们提供了解释行为和行为环境的线索，不过，它们本身并非关于行为的陈述。 我们已经看到，唯一涉及行为本身描述的体系是行为环境。迄今为止，我们未能解决在这一漫长的讨论中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也就是说，补充我们的行为环境概念，以便使它像直接经验或意识等概念那样全面。我们现在将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我们的行为知识之源 我们如何获得行为的知识？一个动物的行为是我们行为环境的一部分，我们对该行为的了解是与了解我们行为环境中一切其他物体和事件一起进行的。因此，关于我们如何了解真正行为的问题，原则上与我们如何了解任何一种非行为的现实这一问题没有什么不同。现在，它将不会占用我们的时间；我们在了解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之间一般关系的一些情况之前，无法对这个问题作出答复。此刻，只须提出两点评论：（1）我们必须假设真正的行为的存在，就像我们必须假设实际的台子、实际的书本、实际的屋子和实际的动物存在一样。（2）由于我们已经表明，行为始终是行为环境中的行为，不是我们在实施行为，而是动物在实施行为，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解答先前曾对我们的程序提出的一种反对意见，也就是拟人的（anthropomorphic）问题。我们在自己的行为环境中观察到一种动物的行为。如果我们在没有进一步证据的情况下作出这样一种假设，即我们的行为环境和动物的行为环境一致，那么，我们将肯定会接受“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的批判了。另一方面，动物在一种行为环境中的所作所为，也就是说，它自己的行为，根本不是拟人的行为。这种环境在多大的程度上与我们的环境一致，它在哪些特征上有所不同，这确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而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我们必须谨慎从事，以避免拟人论。但是，让我们回到我们的主要论点上来：根据我们行为环境中一个动物的行为，借助更为间接的方法，我们可以推断出该动物真正的行为本质。不过，我们靠自己来行事。我们也了解这种行为。我们发现它发生在我们的行为环境中，但是，现在“在……中”这个词的含义与我们谈论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行为环境中的另一个动物的行为时所具有的含义木同。这个动物现在是我们行为环境的一个部分，我们自己则是我们环境的中心，尽管不是“该环境的”。环境始终是某种事物的环境，因此，我的行为环境是我和我的行为的环境。正如我了解自己的行为环境一样，我也了解这种环境中的我自己和我的行为。只有当我们包含了行为环境的这种知识时，我们才能获得与苛勒所谓的直接经验完全相等的东西，或者与所谓的意识完全相等的东西。只须列举一些项目，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知识包含了我的愿望和意图，我的成功和沮丧，我的快乐和悲伤，我的喜爱和憎恨，还包含了我做这件事而不做那件事的原因。关于最后的情形，有一个例子，一位友人曾问我：“你对之举帽致意的那位女士是谁？”我答道：“我并没有向任何一位女士举帽致意；我曾经举起过帽子，因为它套在头上太紧了。” 实际的、现象的和表面的行为 我们现在可以引进一个新的术语。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必须从实际的行为中区分两种行为类型，也就是把某人的其他行为环境中的我的行为与我自己行为环境中的我的行为相区别；或者，用互换主体的办法，就是将我自己行为环境中的某人的其他行为与某人自己行为环境中的他的行为相区别。我们将把每一对子的第一种行为称作表面行为（apparent behaviour），而把每一对子的第二种行为称作现象的或经验的行为（phenomenal orexperienced behaviour）。正如上述举帽的例子所说明的那样，表面行为可能在涉及实际行为方面产生误导，但是，它也可能成为真正的向导，例如，如果我真地向一位女士鞠躬致意的话。另一方面，现象行为是一种真正的标志。毫无疑问，现象行为对于我们了解实际行为是一种极具价值的线索。当表面行为和实际行为的关系与行为环境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属于同一类型时，现象行为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关系便属于不同的性质了。实际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从现象行为中表现它自己。但是，仅仅是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现象行为至多反映实际行为的一个部分，而且反映出来的这个部分不可能总是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一问题。现在，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为了了解实际行为而抛弃现象行为是错误的，同样，排他地和盲目地使用它也是错误的。 行为和环境的小结 作为小结，我们可以用一定的程式把我们关于行为和环境的发现表达出来（见图2）。G代表地理环境，它产生了BE，即行为环境；BE处于G之中并受G的调节，从而产生RB，也就是实际的行为，它的有些部分在PHB，也就是在现象行为中反映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BE、RB和PHB发生在实际的有机体RO之中，但是并不在现象的自我（phenomenal Ego）之内，应该归入PHB（现象行为）。实际的有机体（RO）直接受地理环境（G）的影响，并通过实际行为（RB）反作用于实际的有机体（RO）。我们的图解并不意指BE（行为环境）和PHB（现象行为）对有机体的依赖，也不包含行为的结果。但是，由于实际行为（RB）对G（地理环境）的作用，进一步发生了两种变化：行为环境（BE）发生变化，现象自我也发生变化。当黑猩猩吃掉水果以后，它的行为坏境便成为“无水果”的了，而动物自身也“获得了满足”。 场概念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澄清了克分子行为的概念；我们已经看到，它发生在行为环境之中，我们用两种方式了解它，一种方式反映了表面的克分子行为，也就是属于其他人的行为，另一种方式是现象的克分子行为，也就是我们自身的行为。这两种类型的知识都用来对实际的克分子行为进行理解或解释。此外，我们也对实际的克分子行为的动力方面（dynamical aspect）获得了一定的顿悟（insight）。用此方式，我们便为心理学作为一门克分子行为的科学奠定了基础。现在，我们必须系统地阐述这一论点。哪一个是我们系统中最基本的概念呢？我们的心理学的假定之一是，它必须是“科学的”。因此，让我们尝试去发现一个基本的科学概念，它是我们可以用于我们的任务的。稍稍测览一下科学史，便会使我们导向自己的发现。牛顿（Newton）是如何解释物体运动的？按照他的说法，运动的每一种变化是由于一种力，根据牛顿的引力定律（该定律为这种力提供了一种量化公式），这种力或者通过撞击（impact）而产生（两只台球的撞击），或者通过物体的相互吸引（attraction）而产生。牛顿假设这种力的作用是没有时间性的；它在一定距离产生一定作用。那里是太阳，这里是地球，它们之间没有什么东西，只有无限的空间，也没有任何东西去介入太阳对地球的引力，反之亦然。后来，过了很长时间，当人们发现磁和电的吸引和排斥定律，并证明它与牛顿的引力定律在数量上一致时，便给予它们以同样的解释；它们被解释成超距作用。这一与时间无关的作用概念已经与牛顿的概念不属同类；牛顿当时提出这一概念是因为他看不到其他的可能性，可是，到了第一批电学定律被发现时，它已经成为基本的概念，而且在科学体系中具有既得的利益。这时，一位年轻人在电磁场中的辉煌实验开始被认识，但却遭到了很多的藐视。这位年轻人设法以不同的术语解释其实验结果，排除了一定距离内的一切活动，并通过发生在两个物体之间的中介过程来解释两个物体的电的吸引和排斥，而两个物体之间的这种中介也就是电介质，它及时地从一个地方传向另一个地方。迈克尔·法拉弟（Michael Faraday）的主张就此被提出，经过系统阐述，然后由克拉克·麦克斯韦（Clerk Maxwell）给出数学的形式，他引进了更为一般的术语：电磁场，以此作为力的载体；他推断出电磁力传导的速度，并证明这种传导速度在空间与光速相一致。信仰超距作用的人们进行了顽强的抗争，可是却被他们的“敌人”把他们从电磁场的位置上驱逐出去，于是抨击便暂告结束。但是，有一座堡垒仍留在“敌人”的手中，那就是牛顿的引力。直到本世纪初，这座堡垒才被迫投降。在爱因斯坦（Einstein）的引力理论中，超距作用消失了，就像它们以前从电磁学中消失一样，而引力场（gravitational field）就此问世。作为几何的虚无飘渺的空间从物理学中消失了，并为应变（strains）和应力（stresses）的分配体系所取代了，它们既是引力的，又是电磁的，决定了空间的几何特性。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应变和应力的分配将决定一个特定构造的物体将会在该环境中干什么。反之，当我们了解了物体，观察到它在某种环境中干什么时，我们可以推断该环境中场（field）的特性。于是，我们通过观察磁针在不同地点的行为（它们的磁偏角和磁倾角）而发现地球的磁场，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测量钟摆在不同地点的特定长度的周期而发现地球的引力场。由此可见，一个物体的场和行为是相互关联的。由于场决定着物体的行为，因此这种行为可以用作场的特性的指标。为了完善这一论点，我们说，物体的行为不仅意指与场有关的物体运动，它还同样涉及物体将经历的一些变化；例如，一块铁将在磁场中被磁化。 心理学中的场 让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上来。我们能否把场的概念引入心理学中去，意指它是一种决定实际行为的应变和应力的系统呢？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的话，我们便拥有了针对我们全部解释的一个一般的和科学的类别，而且我们也将面临与物理学家相似的两个问题：（1）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场是什么东西？（2）从一个特定的场里必须产生什么行为？ 作为心理场的行为环境 但是，我们将到哪儿去寻找一种场，它在心理学中发挥的作用与在物理学中发挥的作用是否一样呢？根据我们前述的讨论，显而易见，它肯定是一种不同的场。物理场是地理环境的场，我们已经说过，行为必须由行为环境来解释。那末，这究竟是不是我们要找的心理场呢？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种假设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它意味着我们的行为环境，作为决定因素和行为调节者，必须具有力量。因为我们仍然坚持这样的原则：没有力量便没有运动的任何变化。那末，这种决定的规则是否意味着行为环境不能作为我们需要的场呢？回答是决非如此。当我们恰当地描述我们的行为环境时，我们不仅意指行为环境中的物体，还要意指物体的动力特性。我们将讨论若干例子。想象一下你在山间草地上或在海滩上晒日光浴，神经完全放松，而且与世无争，你什么事情也不干，你的周围环境如同一块柔软的斗篷，将你罩住，从而使你得到休息和庇护。现在，你突然听到尖叫声：“救命啊！救命！”这时你的感觉变得多么的不同，你的环境变得多么的不同。让我们用场的术语来描述这两种情境。起先，你的场对于一切意向和目的来说是同质的（homogeneous），你与场处于一种平衡状态。既没有任何行动，也没有任何紧张。实际上，在这样一种条件下，甚至自我（EgO）及其环境的分化也变得模糊不清；我是风景的一部分，风景也是我的一部分。因此，当尖叫声和意味深长的声音划破平静时，一切都变了。在此之前处于动力平衡中的一切方向，现在只有一个方向变得突出起来，这便是你正在被吸引的方向。这个方向充满着力，环境看来在收缩，好像平面上形成了一条沟，你正在被拉向这条沟。与此同时，在你的自我和那种尖叫声之间发生了明显的分化，整个场产生了高度的张力。 如果我们从这个例子中主要提取有关场的同质或异质的描述，那末我们便可以看到，前者比后者更罕见，尤其对于西方文明中过分活跃的人类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活动预示了异质的场（inhomogeneous fields），它是具有一系列力的场，具有潜在变化的场。勒温（Lewin）在一篇论述战争景象的文章（1917年）中为一种具有十分简单的异质性的场提供了建设性的描述。这里有一个场，该场除了一切细节以外，在一个方向上具有一种极性结构（a polar structure）：一侧是敌方的阵地，另一侧为家庭和安全。这种矢量（vectorial）的特性是一种主要特征，它决定了整个场，没有其他任何一种特征可以完全摆脱它。 还有其他一些更具教育意义的例子包含在H·G·哈特根布奇（Hartgenbusch）关于体育心理学的一篇文章中。作者描述了他经历过的几次不同的经验或行为场。我选择了几个英式足球的例子。“当他们（足球队员）向对方球门移动时，他们将看到球场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线路的场，它们的主要方向指向球门”（1927年，p．50）。这些线路是行为场中力的真正线路，随着球员队形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着，并引导着球员的行动。“所有这些球员的运动（在场上的转换移动），是与视觉的转换相联系的。当然，这并非逻辑思维的一个例子，因为在一般的意义上说，思维是与足球队员风牛马不相及的，足球队员对思维可以说一无所知；在其张力的状态下，视觉情境直接产生了运动的操作。” 我们必须以更为一般的观察来开始下一个例子。在我们的行为环境之中包含着各种事物和空洞（holes）。通常，对我们的行为进行调节的力产生于前者而不是产生于后者。不管这是否由于经验，它都是一个可以留待讨论的问题，虽然一个肯定的答复看来不符合这种事实，即一个骑自行车的新手为各种物体所吸引，尽管经验一定会告诉他一旦撞车会产生伤害性结果。然而，在他的行为环境中，每一个显突的物体都会吸引他，无论是一名妇女推着一辆童车还是一辆重型卡车驶过。仅就我们所说的环境中的那些“显突”物体而言，便表明了一种异质：物体存在的地方要比空洞存在的地方更受注意。当然，空洞也可以成为十分显突的部分，从而空洞中的东西要比空洞周围的物体更受注意，也就是说，现在空洞成为具有吸引力的东西了。从哈特根布奇那里摘引的另一段言论也许可以解释这一点：“在攻击的一方看来，对方的球门显然被封锁起来了，只有左边有一个空洞。从我站在受到威胁的球门后面的位置望出去，我看到正在攻击的左中卫如何控制那个球，他的眼睛盯着空门，并竭尽全力将球踢过那个空档。当我嗣后问他，当时他的感觉如何时，那位幸运的球员答道：‘我只看到一个空洞’。”然而，足球也为我们提供证明，证明了我们的最初主张，即物体而非空洞乃是显突之点，也即力的中心。球员们必须学会将重点放在空洞上，并对守门员不加关心：“当一名专家……全神贯注地追踪一场足球赛时，他将经常注意到，守门员站在相对来说较大的球门跟前，要比参赛者仅仅偶然踢到的球更容易受到袭击”（p．49），甚至当人们考虑这一事实时，即守门员不论何时只要有可能便会设法截住那只球。我们的作者继续写道：“守门员在空间提供了一个显突点，它吸引了对方球员的眼睛。如果活动发生时，球员的眼光正凝视在守门员身上，那么球将一般地落在他的附近。但是，当踢球者学会重建他的‘场’，以便将现象的‘引力中心’从守门员转变到空间的另一点时，则新的‘引力中心’将具有同样的吸引力，就像守门员以前具有吸引力一样。” 除了对行为发生在行为环境中的事实提供了很好的说明以外，哈特根布奇的另一个例子还补充了一个新论点。对此，需要简短介绍。如果我们借助肌肉的力来举重，我们便必须使身体保持平衡；这预示着我们的肌肉组织保持某种紧张状态，它既由我们的任务所决定，也由举重发生时的机械状态所决定。哈特根布奇提出的论点清楚地表明，使我们的身体固定在地面上的这种姿势，并不仅仅依靠地理环境，同时也依靠行为环境，甚至依靠行为环境的这样一些方面，也就是不具有直接的机械作用或引力作用的方面。哈特根布奇还谈到了“重量级运动员”的竞技，他们的成绩与一切预期相反，未能达到以前的记录。“其中一名参赛者找到了解谜的方法。那个举行比赛的场地是一个灯火通明的大厅，大厅内没有任何显突的注视点可供举重运动员集中他们的目光……与注视的空间定向相伴随的稳定性，对于重量级举重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在这种灯火通明的大厅内显然无法达到；因此，也就出现不了所期望的记录了”（p．49）。我们可以看到，行为的目标是动力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不仅在各种方向上对行为进行推和拉，而且，它们还提供杠杆作用，也即稳定性和平衡性。 我提供的一些例子已经表明了具有动力特征的行为场这个术语的含义，以及这一概念的有用之处。对许多心理学分支来说，有关的解释无需超出其范围，而对其他一些需要超出其范围的心理学分支来说，仅需极少的补充。于是，对那些与我们自己的心理不同的心理进行描述，不论是儿童的心理描述，还是原始人的心理描述，只要这些人的行为场，以及由这些行为场所要求的行为，是被恰当地描述的话，那末，这种描述便是完整的。诸如列维－布留尔（Levy一Bruhl）对原始人进行的研究，以及皮亚杰（Piaget）对儿童进行的研究，确实是这样的描述。可是，这里并未涉及列维-布留尔和皮亚杰的描述究竟是否正确的问题，因为即便它们是错的，一种真正的描述还是这种类型的描述；它将是对行为环境以及包含在其中的自我的一种场描述。勒温的行为理论、活动理论和情绪理论已把这种行为场作为核心而包括进去，即便他不得不超越它的范围。最后，当我们或小说家或历史学家描述行为时，我们是按照行为环境中的力来描述行为的，尽管我们和他们一样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术语。 作为心理场的行为环境的不适当性 然而，有绝对必要的理由表明，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行为环境作为我们的基本解释类别的心理场来接受。原因有三：（1）行为环境的本体论地位（ontological status）；（2）行为环境和地理环境的关系；（3）行为场的不足。让我们对这几种情况——加以讨论。 1．行为环境的本体论地位 我确信，在阅读有关行为环境之动力特征的描述时，将会产生某种勉强的感觉，它涉及到把行为环境作为一种真正的解释概念来接受的问题。人们可能会说，我正在使用一个词，这个词在上下文中具有充分界定的含义，而在这个上下文中它是不可能具有这种含义的。我指的是“力”（force）这个词。人们也许会争辩说：“力在物理世界中具有明确的含义，但是在行为环境中它又意指什么呢？属于物理世界的力是一种结构，而不是一种数据；然而，它却被视作行为世界的一种特性。它从自己的论域被引入另一个论域，在那里，它原本是没有位置的。即使这些描述是合适的，即使它承认人们可以谈论由一种诱惑产生的吸引力，或由一种危险产生的排斥力，但是，这仍然只是一种描述；力在物理学中是一个解释性术语，是变化的原因。不过，这种解释性含义与描述性含义一起已经悄悄地进入了行为世界。一种行为的力甚至已经被用来解释实际的行为，也就是说解释物理运动，而物理运动显然只能通过物理的力而产生。此外，没有任何陈述表明行为世界存在于何处，它的本体论位置和地位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存在两种实体（substances），一种是物质的，另一种是精神的，行为世界是由后者组成的吗？如果真是如此的话，这种二元论（dualism）是否意味着心身之间的相互作用论（interac－tion－ism）；在这个系统中，一种精神的力是否对事件的物理顺序进行干扰？这种相互作用论不可能属于传统的类型，传统的类型认为，作为自我（Ego）的灵魂，也即作为精神实体的灵魂，控制着身体的活动，也即控制着物质实体的活动，这是很清楚的；因为在这个系统中，身体也受精神物体的控制，而后者并不是自我。但是，即便这种相互作用论是一种新类型，它仍然是一种二元论。在这种引入的系统中，包含着已遭否认的彼此独立存在的领域，例如，包含着已遭否认的生机论（vitalism）。”我承认上述论点的每一个词，尽管我必须提及有一种可以从它那里摆脱出来的方法，这是勒温已经指出过的。人们可能会认为，像力、场等术语，以及其他许多术语，有着比它们在物理学中具有的含义更加广泛的含义，后者的含义仅仅是对前者的含义的例证而已。只要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便可使这一点清楚起来：如果在两个容器中分别注入水，达到不同的水平，然后将两个容器的底部连结起来，由于压力的不同产生了力，水便从一个容器流向另一个容器。这是一种纯粹的物理运动；但是，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下面这个例子：美国有大量剩余的黄金，欧洲则缺乏黄金；那末将会发生什么情况？黄金就会越过大洋而流动。这个例子在其形式上岂不是与流体力学的那个例子十分相似吗？由于在某种物体中产生了我们在物理情形中称之为压力的差异，从而发生了运动，这个术语也能相当恰切地应用于经济情况。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在苏联，产生了对各种货物的大量的新需要；于是，工厂日夜开工，同时越来越多的工厂正在破土建造；可是，在世界的其余地方，供大于求，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工厂削减其产量，或者完全倒闭——这并不是对我们经济危机的描述，而是仅仅举个简单的例子而已。由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东西生产了货物？是工厂中的机器；这当然不错，但是还有对货物的需要；也就是说，有一种与物理学中的含义不同的力，但是在应用上却是一致的。现在来归纳一下：正如我们已经介绍过的行为场那样，我们可以介绍一种经济场，它与行为场一样，也具有其力的系统。由此可见，在行为环境中就不该提出对力的任何异议了，甚至不该提出对它们产生实际的身体运动的异议了。因为这种需求使车轮转动，并使轮船把黄金和货物运输到大洋彼岸去。由此可见，经济的力产生经济的结果，它们通过作为中介的物理运动而达到这一点。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并没有假设一种特殊的实体，譬如说具有大写字母“T’的“贸易”（Trade）；因此，心理学家在处理行为场的时候，也不需要引进一种称为“心灵”（Mind）的实体。 这是一个十分杰出的论据，它可能导致科学哲学的重大结果。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此并不感到满足，因为它使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一种是物理结果，另一种是行为结果或经济结果，完全处于朦胧状态。我需要的是同一个论域，在该论域中，一切事件都会发生，因为活动是在一个论域中被界定的，而不是从一个论域到另一个论域被界定的。我从勒温那里借用的论据可能会导致这样一种论域的定义，从而可能强烈地影响我们的现实概念。但是，在他的论点发展成为始终如一的认识论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之前，我更高兴见到这样的论点，即对我以不同方式使用行为力提出异议。 正如我前面所说，我承认这一论点的中肯，也就是说，我承认在我们的最终解释中，只能有一个论域，而且一定是物理学曾教导过我们的这个论域。我们不仅应该把我们的行为所消耗的能量视作是物理化学的能量，而且，也应该把对每一种运动负责的力视作是物理化学的力。有机体本身是一个物理化学系统，尽管它的生存有赖于地理环境，而它的活动则必须按照这个系统内的过程来最终得到解释。如果一种活动可以还原为有机过程的因果序列的话，那末，它便成为可以理解的了，因为这样一来它便还原为一个论域，这个论域与它的实际运动发生的论域是一样的。 如果有人认为该论点已经排斥了场概念使用的话，那么这将会误解这一论点的倾向。反之亦然；如果行为的地点在于物质世界，那么，在物理学中作为一种有力工具的场概念也必须适用于行为。我们的论点仅仅否认这种场概念能与行为环境概念相一致。 2．行为环境和地理环境的关系 我们反对这种自居作用（identification）的第二个理由是以行为环境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前者依靠后者是不言而喻的，尽管这种依靠的方式决非简单或模棱两可。但是，鉴于这个问题将在下一章里加以讨论，它的一个方面是在这个联结中有关的：我们假设这种联结是一种因果联结，也即地理环境成为行为环境的原因。不过，由于两者属于不同的论域，困难又出现了。这是因为，一个论域中的一种原因如何能在另外一个论域中产生一种结果呢？我们的所有因果定律在同一论域内涉及各种事件，因此，由于地理环境属于物理领域，我们要求它的结果也属于物理领域。于是，我们再一次被迫离开行为环境；我们被迫用实际的物质在机体中发生的事去取代它。当然，这个问题并非始终让我们感兴趣。我们可以认为它的答案是理所当然的，或者把它暂时搁置起来以便处理其他一些问题。科学始终在不同的水平上运作，在较高水平上的运作可能进行一个长时期而毋须涉及较低水平的运作。因此，化学在与物理结合以前成为一门十分先进的科学，即便到了今天，它也不可能将一切化学反应具体地还原为质子和电子的运动，尽管每一位科学家都认为原则上这样的变化是可能的。 因此，我们目前的论点仅仅意味着，心理场作为最低水平上的基本概念，不可能与行为环境相一致，这是因为，作为基本概念，心理场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必须与地理环境在因果上联系起来。与此同时，我们已经指出，心理学在不同水平上运作，而行为环境可能是这些水平中的某个水平，如果不是整个场的话，至少是它的一个部分。 3．行为环境的不足 我们的整个行为是不能根据行为环境来解释的。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行为，对它们来说，无法找到任何合适的行为环境。对此，让我们——予以讨论。 （a）所谓的反射 在我们生命的每一时刻，我们肌肉组织的紧张度得到调节。如果得不到调节的话，我们便不能坐，不能站，也不能走路了。但是，所有这些调节都是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发生的；对于它们来说，不存在什么行为环境。对于紧张反射来说为真的东西，对于所谓的阶段性反射也为真。例如，我将一束强光射入一个人的眼中，他的瞳孔便会收缩；我把光线移去，瞳孔又重新放大。现在，可以这样说，这里存在着一种行为环境，因为那个人会看到光线的来去。但是．即便这样，他的行为对他自己来说也很难了解；他在知道有关瞳孔的活动之前，对他瞳孔的运动可以说完全无知，即便在瞳孔收缩或扩张之时，他仍意识不到它们的运动。因此，如果说在这些情形中可能存在一种行为环境的话，现象的行为还是会消失。此外，不论一个人是否有行为环境，并不构成任何差异。例如，一名拳击运动员被击倒并昏迷，但他的瞳孔仍有反应。 显然，如果场概念被用于这类反射之中，它不可能像行为环境的概念一样。当然，人们都会被诱使将场概念排除在反射的解释之外；那是人们已经做过的事情。反射是纯粹的刺激-反应之联结的原型（prototypes）；它们仿佛是一种纯粹的地理环境中行为的清晰例子。我们将会在后面看到（见第八章）为什么能接受这样一种解释。它将意味着有两种可以明显区分的行为类型，诸如形成场条件反射的行为（field－conditioned behaviours）和没有形成场条件反射的行为，就像存在依靠行为环境的行为和不依靠行为环境的行为那样。然而，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绝对的区分。一种活动可能或多或少地由一种行为环境所决定，而且不存在任何明显的分界线。相应地说，若让我们以某种方式接受没有形成场条件反射的行为，我们一定会感到勉强。但是，它的场不可能是行为环境。 （b）在行为环境外面决定行为的力 决定我们行为的力不可能总是那些我们认为是决定因素的东西。例如，我们可以干某事，以便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去取悦于X，但是这样做实际上恰恰会使Y感到恼怒，这时的Y既不需要在场，又不需要存在于我们的思维中。以各种形式反映出来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已经使许多这样的事实更清楚地显示出来，而且可以这样说，它的一般倾向证明，我们的一切活动均属于该类型，并可还原为一些隐蔽的力，这些力完全不存在于我们的行为场中。不论精神分析者是否言过其实，有一点很清楚，这种活动仍然存在，它不能根据行为环境来解释，它与行为的其余部分如此相似，以致于需要一种共同的解释性概念。由于场概念可以适用于一切行为，所以它再次表现出，心理场无法与行为环境相一致。 （c）记忆 还有记忆问题。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行为场，而且，无论怎么说，它不能充当反对其普遍性的一种论点。我与我昨天遇见的A谈了话，而不是与以前从未见过面的B谈话，这是由于事实上A在我的行为环境中是一个熟悉的人，而B则是一位陌生人。但是，也存在其他一些方式，通过这些方式，记忆毋需行为场的中介作用便能决定行为。例如，一名训练有素的打字员的快速而又正确的操作，是无法根据实际存在的行为环境来解释的，同样的情况如克莱斯勒（Kreisler）的演奏或者蒂尔顿（Tilden）或科歇（Cochet）的网球赛。他们的所有训练都反映在他们目前的操作中，但是这种训练并不属于目前的行为环境。可是，技能并非位于行为环境之外的唯一的记忆效应。我想起一个人，一座城市，一座山，但却记不起它的名称。我很想叫出其名称，但是任何努力均归失败。于是，我只得放弃，并干些别的事情，突然间名称出现了。这种现象再次说明在没有行为环境的情况下发生了一种行为，然而，它肯定是操作之力的结果，也就是说，是一种场过程。 “无意识” 把上述（b）和（c）提出的事实称作无意识（unconscious）或下意识（subconscious）对我们并无帮助。这里，我们见到我们术语之优点了，因为“意识”一词可以通过加上前缀“无”和“下”而形成新词（例如“无意识”和“下意识”），可是，行为环境不能在尚未完全失却其含义的情况下变成“无行为环境”或“下行为环境”这样的新词。由于我们认为意识一词应当只用作直接经验的等同物，其中包含了自我的行为环境和现象行为，因此，我们必须放弃使用“无意识”和“下意识”这些术语。然而，这些词被创造出来并得到广泛的接受，一定存在某种原因；为什么所有的心理学家未在意识和单纯的生理过程之间作出简单的区分？我认为，答案在于下述的事实，即生理过程未被作为场过程来处理，而所谓“无意识”或“下意识”的过程都具有十分明确的特征，这些特征在我们的术语中称作场特征。因此，如果我们在生理过程中保留场特征的话，我们将不再被诱使去谈论无意识过程。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置于“行为场的不足”这一标题之下的那些事实，那末，看来我们不得不再次转向生理事实了。 资产负债表 使这场讨论得以平衡的天平是什么？我们有得也有失。我们的收获在于建立了单一的论域。地理环境的物理场作用于一个物质客体，也就是有机体，并对该有机体内的生理场产生影响；于是生理场的事件发生了，它们改变了地理场，从而改变了生理场。我们拥有一个纯粹的物理学问题，该问题由于物理场和生理场这两个相互作用的场的关系而变得复杂，同时也由于后者的巨大复杂性而使该物理学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但是，问题尽管复杂，却也不再朦胧；我们理解它的条件，原则上，我们可以从头至尾地追踪每个事件，也就是说，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进行追踪，而不是从一个论域跳向另一个论域。 以上谈的是收获。不过，损失也同样是明显的。如果我们就此打住的话，我们便放弃了把行为环境带入我们体系中来的全部利益。我们就会不再去处理心理事实而是去处理纯粹的生理学了。事实上，这种结果对于许多心理学家来说不能被视作损失，而是收获，现在他们也许会作出下列评论：“如果你想用生理学术语解释一切行为的话，那末你为什么还要引进行为环境呢？”我们已经对我们的行为环境寄予厚望。由于这个概念的帮助，我们认为可以建立起一种能为历史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所接受的心理学，因为它包含了动机、美和合理性。现在，我们必须回过头来，并用单纯的生理学来回答问题。这样一来，难道不等于放弃克分子行为而用分子行为来取而代之吗？难道我们不是在使自己的目的变得荒谬可笑吗？最后，在我们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又如何能用纯粹的生理学术语来建立起一个心理系统呢？难道一种新型的思辨心理学不会去取代实验心理学吗？行为环境是我们有所了解的，但是，我们的生理场仍然是完全未知的量。 于是，便产生了我们的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如果我们注视着资产和负债，也就是通过我们对生理场的信奉而在资产负债表上出现的内容，我们发现它们实际上是各种心理学学派之间发生争论的原因。那些认为资产就是计数项目的人成为行为主义者，他们对自己的债务就像债务人准备去做的那样轻松地思考。另一方面，那些认真的债务人（债务的分量像无法承受的重负压在他们肩上），对资产毫不考虑，从而成为“理解的”心理学家（understanding psychologists）。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们发现了各种折衷办法。不过，所有的折衷办法都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因为它们没能找到一种方法，即用资产去抵冲债务。如果我们想成为诚实的人，并以一种长远的计划来经营我们的业务，从而使我们避免一种迫在眉睫的破产威胁，那末，我们必须这样干。或者，让我们选择另一种隐喻，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正在走向何处，并且相信我们踏上的路是通向目标的。我记得学生时代的一件事。当时，我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同行的一位同学对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考虑过，我们学习的心理学正在把我们引向何方？”我对那个问题未作答复。嗣后，我的那位同学，在取得他的博士学位后，却放弃了心理学的职业，现在成为一位著名的作家。由于我不够诚实，也由于我能力不强，因此仍然坚持我的工作。但是，由于他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所以，我准备随时抓住机会去找到答案。 行为场和生理场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如果我还没有忘记那个颇为偶然的谈话的话，那么与另一位同事的谈话则作为我一生中的重要时刻而铭记于心中。这次谈话发生在1911年初，地点是法兰克福的一条大街。威特海默刚完成他的似动知觉实验，在该实验中，我和苛勒（Kohler）担任了主要的观察者。现在，威特海默打算告诉我实验的目的，因为作为一名合格的被试，我对该实验却毫无所知。当然，以前我也曾与这两个人作过多次讨论。一个人只要经常与威特海默接触，就会了解格式塔理论的一些方面，甚至在早期也是这样。但是，那天下午，他谈了一些问题，那些问题要比任何其他问题都使我印象深刻，他说的就是心理学中生理学理论的作用问题，也即意识和生理过程的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用我们新的术语来说，也就是行为场和生理场之间的关系问题。然而，用这些新术语来陈述这一问题是相当不公正的，因为这种陈述只有用威特海默的观点才有可能说清楚；在此以前，没有人想到过生理场的问题，或者为了那个问题，想到过行为场。 行为和意识的传统生理学理论 那时的生理学假设究竟是为什么的？神经过程被描述为仅仅是一类事件，在某处开始兴奋，沿着神经传递，传到另一根神经，从那里再传至第三根神经，直到最后，它们产生肌肉收缩或腺体分泌。行为的巨大复杂性并没有通过这些同样复杂的过程得到解释，而是仅仅通过许多彼此独立的过程的综合得到解释，这些过程全都属于同一种类，但却发生于不同的地方。一个兴奋的部位（locus）成为它的最为重要的方面；人们介绍过程的多样性，仅仅是为了说明不同的感觉方式和感觉质量，前者与部位差异相联系，而后者则不。声音刺激将引起听觉神经中神经纤维的兴奋，这种兴奋传递到皮层的颞叶，从而刺激那里的神经节细胞，以引起与音调感觉的特征相对应的特殊形式的反应；光刺激同样会引起兴奋，这些兴奋传入皮质的枕叶，在那里引起细胞的兴奋，由于这些细胞的不同性质，此类兴奋将与皮质颞叶中的过程有所不同。但是，同样是枕叶细胞，也能产生不同类型的兴奋。在这样一种生理假设系统中，由于皮质细胞和感官表面细胞之间存在一种固定的联结，例如，在视觉皮质细胞和视网膜锥体细胞之间存在一种固定的联结，因此当同一个锥体细胞兴奋时，同样的皮质细胞也将会始终受到激发。现在，同样的锥体细胞可以由不同波长的光波引起兴奋，从而使有机体看到不同的颜色。结果，从锥体到皮质，同样的神经纤维和神经节细胞必须能以不同方式作出反应。 然而，这是神经过程所具有的唯一的质的多样性；除此以外，一切复杂性都由不同部位的细胞兴奋的结合来进行解释。毫无疑问，大脑的定位问题在心理学领域显得十分重要。 我曾说过，这种形式的生理学理论在1911年颇为盛行；我还必须补充的是，十年前，伟大的生理学家卜冯·克里斯（J·Von Kries）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这种形式的生理学理论是极端错误的。但是，他未能提出一种合适的理论以取代它的位置，所以，旧的理论继续存在下去，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确实这种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到了1929年，它仍然十分富有活力，致使拉什利（Lashley）在对美国心理学会发表的主席演说中（拉什利的论文是在耶鲁大学举行的第九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宣读的）试图给予它致命的一击。自从冯·克里斯发表他的著名演说以来，反对该理论的材料已经有了大量的积累；拉什利的抨击看来是击中要害的；他的理论似乎具有迷人的活力，从而一直坚持到今日。 生理过程是分子的，完全与行为过程不同 看未，有必要对此问题筛选出一些突出的方面。首先，是托尔曼所谓的分子。在神经兴奋中找不到任何充分子的特征，神经兴奋的总和构成了神经活动。其次，这种生理过程的理论与它的行为环境一起构成了行为的基础，或者，正如前面所讲的那样，构成了意识现象的基础，它的构成几乎完全不受克分子行为或意识现象的控制。后者仅仅通过进入了我们在前面提过的质的感觉差异而对该理论产生影响。以特定方式解释过的解剖学事实看来揭示了若干彼此独立的结构，也就是神经元；确实，解剖学的事实是该理论的主要基础。但是，不仅这个理论不受行为观察或心理观察的支配，而且，它对这种观察还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把行为描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