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中国问题 [book_author]罗素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21154 [book_dec]1920年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华讲学，这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盛事。然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胡适对罗素的来访却态度冷淡，且曾一度对罗素的学术观点持质疑态度。 罗素在中国讲学近十个月后，出版了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系统论述——《中国问题》。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曾撰文称赞该书为“*近写就的将西方读者与远东问题联系起来的众多图书中*富有启发意义的一本”。 在罗素的《中国问题》中，不仅有关当时中国社会之种种弊端的议论，而且有关对中国未来发展之种种可能的展望，这些都可以启发我们解决当下面临的种种问题；罗素研究中国的方法亦可为我们的西方研究提供启发，让我们思考如何在西方找到更多具有同理心和理解力的对话者，如何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有效地论证自己的主张，在国际交往中更加广泛地传递自己的善意。 [book_img]Z_9212.jpg [book_title]第一章　种种疑问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庄子·应帝王》 对于一个刚到中国的欧洲人来讲，如果他乐于接纳、善于思考的话，会发现不少令人迷惑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有很多他在西欧没有遇到过。俄国问题的确与中国问题有重要相似之处，但也有重大不同。此外，有一点可以肯定，俄国问题不像中国问题那样复杂。中国问题即便与中国以外的任何人不相干，也仍有重大意义。原因是，中国人约占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实际上，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全世界将受到中国时局发展的重大影响。是福也好，是祸也罢，但这一时局很可能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因此，不论是对欧洲、美国，还是对亚洲，人们应该对中国产生的问题有睿智见解。虽然就目前来说，还不好找到确切答案。 由中国现状产生的问题自然而然分为三类：经济、政治、文化。但每一类都不能割裂开来理解，每一类都与另两类息息相关。我认为文化问题最为重要，对于中国来说是这样，对于全人类也是如此。如果解决了文化问题，我会多多少少心平气和接受任何一种为解决该问题而服务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幸的是，讲实用、看实绩的人对文化问题兴味索然。在他们眼中，金钱、权力理应是个人、国家追求的目标。工商界精明务实，艺术家感到孤单无助。这种感觉对写小说的人、关注伦理道德的人来说素有所知，也让收藏家感到自己发扬了美德，是个有德行的人。因为画家贫困潦倒、与世长辞之后，正是这些收藏家买下了他们所有的作品。我们可将中国看作一个艺术家之邦。在这里，艺术家德恶兼具：德主要反映在对他人有用，恶主要体现在殃及自身。中国美德可否留存？或者说，为求生计，中国是否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作恶以谋其成，让他人受苦？再进一步来讲，如果中国真的复制了与其有来往的所有外邦定下的那种模型，我们所有人会变成什么样子？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现正遭遇剧变。中国传统文明几乎独立于欧洲发展，其优劣美缺与西方情况迥然不同。所以，我们掂量不出二者孰轻孰重。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从总体上来看，与17世纪传教士在天朝帝国发现的文化相比，当下西方文化是在变好，还是在变坏？这个问题谨慎之士不愿言明。但有一点不言而喻，在某些方面，西方比旧中国要好；在其他方面，西方更差。如果要让中西各邦交流结出累累硕果，我们必须马上打住这样一种认识，即我们自己是某种优越文明的传教士。或者，更糟糕的是，认为我们自己有权利剥削、压迫、欺骗中国人。理由是，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我认为说中国人劣于我们西方人毫无根据可言。而且我认为，大多数欧洲人只要对中国有一定认识，都会和我持相同观点。 在对比异域外邦文化与本国文化时，人们应该问自己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要比国内通常出现的问题更具根本性意义。人们应该这样问自己：哪些东西是我最看重的？我在评判某种类型的社会优于别的类型时，所依据的是什么？哪些目标是我最希望在全世界实现的？对这些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我也找不到哪种论据，能说服和我持不同观点的人。因此，如果能将那些我认同的答案说出来，希望读者也能与我有类似看法，我就心满意足了。 在我看来，有几样东西不仅是达成其他事物的手段，而且自有重要价值。这几样东西是：知识、艺术、幸福本能、友谊、情义。就知识而言，我指的不是所有知识。因为有很多知识是干巴巴、毫无生趣的事实，仅仅有些效用。还有一些知识不能产生任何重要价值。但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尽管是从科学中得到，且有失全面，我还是认为其自有益处和趣处。一些传记文学、一部分历史也是这样。但就这个话题展开来谈离题太远。我认为艺术是自有其重要价值的事物之一。说到这里，我不认为只有那些训练有素的艺术家着意构思的作品才有价值。当然，精品杰作理应拔得头筹，为世所崇。我指的艺术还包括那些几乎无意而为的作品。这种美我们能在俄国贫苦农民、在中国做苦力的人身上找得到。这是一种创作民歌的冲动，早于清教徒时代就存在于我们中间，在朴素雅致的村舍风格花园里找得见。幸福本能，或者说生之愉悦是最普遍、最重要的东西。这种东西我们已在工业化过程中，在大多数人生活的重压下遗失。但在中国，生之愉悦无处不在。这给我们强烈的理由把中华文明向好处看。 在对一个社会作出判断时，我们必须这样来看：不仅看这个社会行了多少善、作了多少恶，还要看这个社会在推动其他社会行善作恶方面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及这个社会受用的多少好东西是在别处作恶得到的。从这方面来看，中国也比我们要好。我们的富裕生活、我们汲汲以求的大部分东西都是靠大范围压迫、剥削弱国而得。而中国目前还不很强大，不足以给其他国家造成伤害。他们得到的东西、受用的东西仅仅是靠发扬美德、费心尽力而来。 这些伦理论调虽然是泛泛而谈，但对考虑中国实际问题并非无关紧要。我们的工商文明既是形成我们信念的原因，也产生了结果。这些信念是我们在无意识之中对哪些东西具备价值的看法。到了中国，我们西方人才通过中国社会这一视角意识到了自己有这些信念。中国人在构建自己的社会时，也在无意识之中形成了一套跟我们不一样的价值观标准。比如，中国人对进步和效率的观念不感兴趣，只有那些受过西方影响的中国人才会感兴趣。我们重视进步效率，获得了财富权力。中国人不重视进步和效率。在我们打乱中国社会以前，中国人大体上过着安静的生活，生命充满愉悦。我们这两种文明取得的成就迥然不同。如果没有一定的价值观标准，很难对这两种成就进行对比。而且，我们大致应该明确这种标准，才不会低估自己不太熟悉的文明。原因是，我们总是对自己不熟悉的恶行印象比较深，而把已经知道的种种不良视为理所当然。 刮脸 编辫子 磨剪子的 剃头 街头编辫子 街头小贩 中国文化发展很快。而且毫无疑问，中国需要快速变化。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变化最终可归结为：西方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实力。但在未来，西方强大的经济实力可能也很有威力。我认为，如果给中国人自由，让他们从西方文明中吸收想要的东西，拒绝不好的东西，他们就有能力从自己的传统中获得有机生长，综合中西文明之功，取得辉煌成就。但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防止两种危险。第一种危险是，中国可能完全西化，变得没有任何特点，变成另外一个虽然懂知识、有工业实力，但焦躁不安、穷兵黩武的国家，让地球多遭一份殃。第二种危险是，在与外国侵略势力抗争的过程中，中国可能心态保守，强烈排外，只注重武装备战。日本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中国可能也会发生。中国文化的未来与政治、经济问题息息相关。受政治、经济问题影响，会出现种种险情。 中国面临的是两组非常不一样的外邦强国。一组是白人国家，另一组是日本。在考虑白人对整个远东的影响时，我们必须把日本看作一种西方产品。因此，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应该承担的责任最终都应该算到他们的白人老师头上。但不管怎么说，日本仍与欧美有很大不同。在对中国的打算考虑方面，日本也与欧美有差别。所以，我们必须对以下三种可能进行区分。（1）中国可能受一个或多个白人国家奴役；（2）中国可能受日本奴役；（3）中国可能恢复自由。暂时来看，还有第四种可能，即日本和白人强国联合起来控制中国。但我不认为，从长远来看，日本有能力与英美达成合作关系。从长远来看，我认为日本必将主导远东，或者向南面走。如果日本国民品格和我想的不一样，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但日本人野心勃勃，排外斥邻。我会在谈中日关系时，就这一观点阐明原因。 要理解中国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对白人侵入前的中国历史文化作一了解，再去熟悉中国文化及其固有趋向，接着有必要简明扼要地了解西方强国与中国的军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起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于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签订条约之时。虽然中日战争也在这一时期打响，但我们大致可以把日本在这场战争中的行动与西方其他国家区分开来，去看一看如果日本不存在，白人强国会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但自中日战争以来，日本一直是在中国事务中发挥主导影响力的外国政权。因此，有必要去了解日本人如何变成现在的样子：在西方打破日本孤立局面之前，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西方对日本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英国人对日本人缺乏了解，所以日本对中国有什么样的打算，他们完全不知道，也弄不清楚日本做过的事情产生了什么样的意义。 但仅从政治着眼不足以解释与中国相关的领域正在发生什么。经济问题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开启工业化进程，其肯定是全世界经济不发达但又最为重要的地区。中国资源是由中国、日本，还是白人开发这一问题至关重要，这不仅影响中华文明的全局发展，也影响世界力量的平衡、和平前景、俄国命运，还关系到发达国家有没有机会再发展壮大，建立更好的经济体系。 华盛顿会议一半展现、一半又隐藏了那些保证要让中国独立完整的国家之间发生了什么冲突。会议的结果是，人们更感觉没有希望找到解决远东问题的答案，尤其是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中国能在不极力助长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情况下，维持一星半点的独立局面吗？我并不是在提倡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但遇到满怀爱国热忱的中国人问起如何避免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时，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到目前为止，我只找到了一个答案。那就是，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有耐心的民族。别的民族心里想的是几十年，而中国人能想几百年。中华民族坚不可摧，能够继续等下去，也等得起。世界上的“文明”民族靠着封锁壁垒、毒气炸弹、潜水艇、黑人军队，很可能会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间相互摧毁，把舞台让给那些爱好和平的国家。但这些国家贫穷落后，国力不强。如果中国可以不受鼓动、不参战，压迫中国的这些国家可能会挺到最后，弄得自己精疲力竭，放手让中国追求人文目标，而不是搞所有白人国家乐此不疲的战争、掠夺、毁坏。对于中国来说，这也许是一种微弱的希望。对于我们来讲，这也许比心怀绝望要好那么一点。但除非各强国学会节制宽容，否则我看不到任何变好的可能，而且我看到很多强国是在朝坏的方向发展。 我们西方文明建立在种种假设基础之上。在心理学家看来，这些假设论证了精力过度的合理性。我们实施工业化，穷兵黩武，热衷进步，爱向别人传教，推崇帝国主义，醉心于编排组织、主导把控。这些都根源于渴望过度，想找事来做。推崇效率本身无可厚非。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那种不顾最终目的、罔顾效率的做法已在欧洲名誉扫地。如果西方国家稍微松懈一点、懒惰一点，还不至于发生这种情况。但在美国，效率至上这一信条仍为大多数人所认可。日本也一样。布尔什维克人也不例外。一直以来，这些人的根本目标是推动俄国美国化。跟中国一样，我们也可以称俄国为艺术家之邦。但跟中国不一样的是，自彼得大帝时代以来，治理俄国的人希望不择善恶地把西方的一切引入俄国。放在以前，我可能毫不怀疑这些人自有道理。一些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中国人（人数不多）跟他们一样，也相信西方的推搡挤压相适相宜。现在，我不接受这样的观点。从人类大视角来看，因懒惰散漫而在中国产生的恶要远远比欧美那种在全世界盛气凌人、颐指气使产生的恶所造成的破坏小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战表明，我们的文明有些地方出了错。到了中国、俄国，在那里经历过一些人和事后，我意识到这些国家能让我们知道是哪里出了错。中国人已经发现，而且在好几千年里一直践行着一种生活方式。如果全世界都采用这种生活方式，就会感到幸福快乐。我们欧洲人不幸福、不快乐。我们的生活方式压力重重，要靠剥削别人、躁动求变、心生不足、产生破坏而得。为这一破坏而服务的效率只能导致毁灭。如果我们的文明还鄙视东方智慧，不能从中学习，就只能走向这一结局。 1920年夏天，伏尔加河上。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西方人的心态生了多大一场病。而布尔什维克人却强行让一群本质是亚洲人的人民接受这种心态，就像日本和西方在中国做的那样。我们坐船旅行，日复一日，穿越神秘未知的大地。我身边的人快活兴奋，吵吵嚷嚷，满腹浅薄理论，滔滔不绝说这说那，让人以为他们无所不知，没有一个人的命运能逃出他们建立的制度体系。我们中有一个人在与缺陷、恐惧，以及强者的漠然作战，感到体力不济，奄奄一息。他日夜受到侵扰，不得不忍受高声喧闹、打情骂俏，看着身边人以浮俗为乐。围着我们的是一片广漠的静寂。这静寂像死亡一样沉重，像天堂一样神秘莫测。好像没有一个人有闲暇聆听这种静寂。但我不断受到这种静寂的召唤，对那些鼓吹道义者的慷慨陈词，对那些见多识广者的长篇大论，渐渐变得充耳不闻。 一天晚上，夜已沉沉。我们的船停靠在一个荒凉的地方，看不到房屋，只有一片广阔的沙岸，岸尽头是一排白杨树，月轮浮现。静寂中，我登上岸，在沙滩上找到了一群奇怪的人。他们处于半游牧状态，遇到饥荒，从远地而来。每一家人依偎作一团，全部家当围在身边。有些人睡着了，其他人沉默不语，找来树杈生起一小堆火。火苗跳跃，照亮了胡须满面、饱经风霜的男人，照亮了强壮隐忍、过惯原始生活的女人，也照亮了跟父母一样动作缓慢、神情呆滞的孩子。他们肯定是人类，但我觉得跟猫狗亲近要比跟他们容易得多。我知道，他们会在那里一天天等着，可能会等上好几个星期，等到船来，奔赴远地。那个地方他们听说过，也知道可能未必真有此地，但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比自己起身离开的国家要慷慨淳厚。有些人会中途死去，所有人都会受饥渴煎熬，受午间烈日暴炙，但他们对所遭遇的一切沉默不语。在我看来，典型的俄国人就是这样。这种人不表达内心，因绝望而变得怠惰。然而，代表进步或反动的那一小撮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人也对他们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俄国疆域太过辽阔，敢于发表看法的只有一少部分人，但也淹没在人群中，感觉自己所在的星球在浩瀚星际空间中沉沦。我想，注重理论说教的人会强迫很多人违背与生俱来的本能做出一些事情，加剧生活的苦痛，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但我不认为，鼓吹工业化、强迫劳动会让人们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虽说如此，第二天清晨，我又和船上的人聊了起来，谈论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一个真正主权在民的政府有何功绩。和我聊天的那些人没有看见在岸上睡着的流浪人，就算看见了也不会感兴趣，以为他们听不懂宣传教育。但这些流浪人身上那种隐忍的沉默触动了我。在我和船上人轻松聊着知识分子熟悉的那种话题时，一种未曾言说的孤独感在我的心里生长。最终，我开始感觉到，所有政治都受一个面目狰狞的魔鬼鼓动，教那些精力旺盛、才智敏捷的人去折磨逆来顺受的人，为的是得到三种好处：装满腰包、赚得权力、造出理论。我们的旅程还在继续。我们吃着贫苦农民生产出的食物，受着他们的子孙组成的军队的保护。我在想，我们能给他们什么回报。但我找不到答案。我不时地听到他们哀戚的歌声，巴拉莱卡琴弹奏的音乐萦绕在我的脑际。这些声响和大草原上广漠的静寂融合在一起，让我陷入追问而不得的痛苦之中。在这种痛苦中，西方描绘的希望图景变得苍白黯淡。 怀着这种心情，我出发前往中国，去找寻一种新的希望。 [book_title]第二章　19世纪前的中国 中国人从哪里来？只能靠猜想推出来。要想了解中国古代史，只能读中国人自己写的编年史，但里面没有阐释从何而来这一问题。跟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写作风格一样，儒家经典《尚书》以王公诸侯传奇故事开篇，叙其德恶，以警示启迪后世君主。尧舜两位贤明皇帝大约于公元前三千年在世。在中国文献中，“尧舜之治”相当于西方的“黄金时代”。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有史之初，中国人沿黄河而居。这一区域只相当于现今中国一小部分国土。他们务农为生，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文明水平，东亚其他地区难以比及。黄河水势迅猛，水流湍急，不利航行，且混浊多泥。泥沙沉积于河床，渐渐高出周围乡村。突然改道时，滔天洪水冲走村庄城镇。在远古多数农业民族中，人们会对黄河这种河心生敬畏，形成迷信观念，以为生人活祭可避水患。但从《尚书》的字里行间几乎看不到迷信说法。尧舜禹都曾忙于治水。但他们用的是工程师的办法，并不是奇招神技。这至少表明，孔子在世时，中国人有什么样的信仰。从下文对尧品格的描写可以看出中国人对皇帝抱有怎样的期许：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1] ——《尚书·虞书·尧典》 中国历史上最早有确切记述的时间是公元前776年[2]，那一年发生了日食。因为时间太早，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记录大体正确，但定不下来确切的年代先后顺序。据推测，周朝建于公元前1122年，公元前249年覆灭。到公元前776年时，周王室衰微，诸侯国林立。从这时起到接下来的500年间，皇帝的权位跟中世纪法国国王差不多，都处于最低谷。在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衰更替。每一王朝始强后弱，渐渐对诸侯失去控制，随之陷入混乱（有时可延续几百年），最终由新王朝接替，重建强势中央政府，但都不长久。历史学家往往将一个王朝的覆灭归结于宦官专权，但这种解释可能是文学上的约定俗成。 让皇帝殊于众人的不仅在于政治权力，更在于一定的宗教特权。因为政治权力会随皇帝个性的强弱而发生变化。皇帝是天子，要在冬至日祭天。中国古人把“天”用作“帝”的同义词。在他们眼中，“帝”代表一神论中的上帝[3]。翟理斯教授对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观点进行过分析，据此认为，皇帝这一称号的正确英文译法应为“上帝之子”。中文的“天”既指天空，也指上帝，但后一种说法现在很少有人用。“上帝”即“帝”，基本上用于孔子之前的时代。但这两个词最开始都代表一个上帝，与旧约中的上帝一样，都是人格神[4]。 时间一长，“帝”之意义渐渐不明，而“天”却保留了下来，用来描述皇家仪礼。只有皇帝本人有权祭“天”。1912年清王朝覆灭之前，祭天仪式几乎没有发生改变。到了近代，这种仪式在北京天坛举行（世界美景中，天坛为一胜）。孔子以前的宗教活动只有一个得到官方认可，那就是天坛每年举办的祭祀活动。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活动也不能算是宗教的。因为佛教和道教这两种宗教从未与官府有过任何联系。 从公元前722年开始，中国历史呈现出一些细节。因为从这一年开始，孔子所在的春秋时代拉开序幕。鲁国以春秋时代开篇记述历史。而孔子曾在鲁国为吏。 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件怪事，皇帝传继两千多年后，出了一位君王，自称“始皇帝”。公元前221年，打了几仗之后，始皇帝获得了整个秦帝国的统治权。公元前210年，始皇帝去世。除了攻城略地，秦始皇因三件事为世所瞩。第一，修长城，挡匈奴；第二，打破封建割据；第三，焚书。坦白地讲，打破封建割据这一举动不得不为后世许多君王所效仿。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中央政府权力弱化，封建割据就会再次形成。但秦始皇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中国全境有效行使权力的统治者。虽然他所缔造的王朝到了儿子一代就传不下去了，但有一个事实能让我们记住他。英语“China”一词很可能是从秦始皇的姓——“秦Chin”而来[5]。 焚书一事非同寻常。秦王自称“始皇帝”，不愿听人说中国在他出生以前就已存在。因此，他憎恶历史。此外，秦国文人众多，追随孔学，推崇旧制。而始皇帝不遗余力改制创新。还有一个原因是，秦始皇似乎没受过多少教育，也不是纯汉人血统。因此，做事极端又重虚名的秦始皇下了这样一道诏令：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前引高第著作第203页） 可以看出，始皇帝有点像布尔什维克。难怪中国文人对他印象不佳。但中国现代倡导革故鼎新的人也曾遭到老派学者的阻挠，对秦始皇打破子民保守观念的行为倒有几分同情。李文彬[6]因此认为： 中国发生的激烈变革无一不遭到儒生反对。今天是这样，秦时更是如此。大刀阔斧打破封建割据的确是一种激烈变革。但无论这变革有利与否，儒生都无暇探究。只要对祖宗是好的，也肯定对自己和子孙后代有益。他们引经据典，论证己方观点，不加斟酌就认为秦始皇有错。他们不断抨击朝政，崇古声之大，令朝廷不得不息之为快。至于焚书诏令执行情况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不管怎样，这道诏令免去了官办图书馆及博士焚书之责。如果说这道诏令真给中国文学带来什么损害的话，可以肯定地说，其损害程度没有后世作家说的那么严重。但这一极端措施的确不如人愿，咸阳很多儒生都相继蒙受活埋之难。 这段文字是从“少年中国”学派的视角来写的。当时的中国急于吸收西学，取代老朽古学。和其他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一样，中国也有阻碍进步的传统。中国人长于维稳，弱于求进。因此，“少年中国”认为工业文明是维持国运的关键。这样的中国自然而然以嘉许的眼光看待始皇帝与他那个时代反动腐儒之间的争斗。但从先秦传世文献来看，秦始皇的诏令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实际上，仅实施22年，就于公元前191年废止了。 始皇帝之子不具备父亲的能力，统治时间不长。大汉王朝建立，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间存续。这一时期，中华帝国发展鼎盛，与罗马全盛期同时。其间，中国人在印度北部、中亚发起战事，与印度、波斯，甚至是罗马帝国有过接触[7]。中印关系对中国、日本的宗教产生了深刻影响，佛教于这一时期传入。罗马与中国建立关系，主要是想从中国获得丝绸。这一关系一直维持到伊斯兰教建立。罗马对中国影响不大。但我们也了解到这样两个情况：公元164年，古罗马帝国有一篇天文学著作传入中国[8]；马可·奥勒留在中国史书上留名，不过，在《后汉书·西域传》中，他被称作“大秦王安敦”。 正是在这一时期，一直到19世纪欧洲陆海两军到来之前，中国在远东声名卓著。有时，人们会这样想，白人侵入中国可能最终跟匈奴人、蒙古人突袭欧洲一样，都只是暂时现象。我们西方人以为，欧洲对亚洲的军事优越是一种永恒的自然规律，但当然不是这样。而且，我们的文明优越也只是一场幻觉。西方史书把地中海当作宇宙中心，这种视角大错特错。在论及汉朝时期的军事战役和航海发现时，高第说[9]： 西方人明显缩小了世界史视角，把人类分作以色列人、希腊人、罗马人，对人类扩张发展情况知之甚少，对中国、印度洋海域上的航行活动，对驰骋在广阔中亚地区、纵贯波斯湾的骑兵一无所知。那些撰写自我小小世界历史的人对于宇宙最为精彩的篇章，对于比肩古希腊罗马文明，但自成一体的文明不知道、不理解，却以为全世界的历史都已在自己的笔下呈现。 今天，这种偏狭短浅在我们的文化中处处可见，很容易导致政治灾难，祸及人类文明。如果我们不想激惹亚洲，让他们怒中而起，彰显自己，我们就必须将亚洲纳入我们的思维空间。 汉朝覆亡后，各王朝如走马灯不断更替，社会失序，唐朝（618—907）建立后才趋安定。盛唐时期，中华帝国版图最大，艺术诗歌达到巅峰[10]。虽然成吉思汗（1162—1227）建立的帝国面积更大，控制中国大部分疆域，但他是从异域外邦征服中国。他和手下将领从蒙古起势，在中国、印度、波斯、俄国所向披靡。成吉思汗纵横中亚地区，每征服一座城池，那里的男人、女人、小孩一个都活不下来。中亚城市梅尔夫沦陷时，化作一片荒地，70万人惨遭屠戮。但也有人说，很多人混在死尸中假死逃过一劫。因此，在随后攻打伊朗内沙布尔时，成吉思汗下令砍掉所有居民的头。砍下的头颅做成了三座金字塔，男人、女人、小孩各一座。为防止有人挖地洞逃生，成吉思汗又留下一支分遣队，看见一个杀一个[11]。类似恐怖事件也在莫斯科、基辅、匈牙利、波兰上演。但制造这些大屠杀事件的凶手却是人称“圣路易”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以及教皇四处寻找、结盟交好的对象。成吉思汗时代让人们联想到当下。不同点在于，成吉思汗的杀人法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康边停战协定》以来采用的办法仁慈。 我们通过马可·波罗和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知道了忽必烈（1215—1294）这个名字。他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是第一个承认中国皇帝的蒙古人，让宋朝（960—1277）垮台灭亡的就是他。到了这一时期，蒙古人与中国已有接触，暴虐程度比祖宗要轻。忽必烈从蒙古的哈拉和林迁都到北京。由他敕建的城墙还围着北京城。他还在墙上建了一座观象台，存留至今。1900年前，忽必烈敕建的天文仪器中有两台还留在这座观象台内。但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德国人把这两台仪器搬到了波茨坦[12]。据我所知，根据《凡尔赛条约》其中一款规定，这两台仪器得到了修复。如果情况真是这样，这可能是《凡尔赛条约》给全世界带来的最大好处。 忽必烈在日本历史中扮演的角色相当于腓力二世在英国历史中所起的作用。腓力二世曾遣无敌舰队征伐英国，而忽必烈两次派舰征服日本，两人均以失败告终。忽必烈的失败部分是因为风急浪大，部分是因为日本人英勇应敌。 忽必烈死后，蒙古皇帝越来越多采用中国的制度习俗，不复专制暴虐。1370年，蒙古王朝走向终结，接替的明王朝完全由汉族人所建。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建立。清王朝也采纳了中国的制度习俗。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清朝对中国本土文化贡献不多，最显眼的就是那条绑在男人脑后的长辫子。辛亥革命后，留辫一习正式遭禁。 中华帝国之所以存续到今天，不是因为兵精器锐。相反，鉴于中国地大物博，很多时候中国在战争中处于弱势，表现不济。中国南邻跟中国比起来，更不好战，而且国土面积更小。北西两面邻国土壤贫瘠，多为沙漠，人烟稀少。百年战事后，匈奴败退。蒙古人、满族人统治中国。但他们人数太少，文明开化程度低，不足以让中国人接受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相反，中国还把他们给同化了，并自行其道，仿佛这些外族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罗马本来可以在哥特人入侵时屹立不倒。但当时来的不仅有哥特人。一波波蛮族接踵而至，来得太快太猛，根本来不及吸收罗马文明。中国因戈壁沙漠和青藏高原天障，免遭此运。但白人渡海而来，原有地缘障碍消失。中国人要想保持民族独立，就必须下更大力气。 中国有地缘优势，中华文明绵延不绝，自佛教传入以来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这种现象很不一般。埃及和巴比伦也持续了很长时间，但自这两种文明消失以来，世界上还没有哪种文明能与中华文明相媲美。也许，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口极多，中华文化自成一体。据估计，18世纪中叶中国约有5000多万人口，但10年后，遭遇战祸，减到1700万左右[13]。有人统计过中国历史各时期人口，但一般只统计房屋，不统计个人。从房数来计算人数，多少有点让人怀疑。而且还有这种可能：不同情况用不同办法，得出的数字自然不一样，所以也就比不出来哪个是对，哪个是错。辛博森[14]写道： 1651年，社会恢复安定，清王朝第一次统计人口，发现人口在5500万，比公元1年汉朝第一次人口普查数字要少，大致与1295年忽必烈统治下的元朝人数相当（此处可能是误印，忽必烈卒于1294年）。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惊人事实：公元纪年伊始，因内讧祸乱、边疆战事，中国人口伤亡巨大。因此，尽管中国一直在扩张版图，1600年间人口却大致保持不变。这在其他各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但此后一场巨变降临。1720年，清名君康熙死后三年，人口增长到1.25亿。另一名君乾隆执政之初（1743年），人口在1.45亿。乾隆末年，即1783年，人口翻番，增长到2.83亿。嘉庆年间（1812年），人口又增到3.6亿。太平天国运动以前（1842年），增长到4.13亿。但这场运动破坏不小，过后降到2.61亿。 我认为这些数据并不确凿。《1919年中国年鉴》第1页（我见过的最新统计数据）有这样的话： 西方国家采用的人口普查办法，中国从来没有用过。结果是，总人口估计数据相差很大。也许，1910年的那次普查用的估算办法是最可靠的。结果还写进了报告，通过美国驻华公使馆的见习翻译雷蒙德·P.丁尼交给了美国国务院。报告指出，就连这次普查也只是近似数据。因为，除了几个特例外，普查都是以户数而非人数为单位计算的。 根据这份普查，中华帝国人口估计为329,542,000。不同年份人口估值如下： 这些数字足以表明，我们对中国人口知之甚少。同一年份估值相差很大，比如1760年。但从其他方面来看，这些数字也是可信的。辛博森可能会认为，中国人口之所以从1580年的6000万下降到1662年的2100万，是受战争影响。但没有人会相信，1711—1736年，中国人口从2800万增加到1.25亿，也不相信1790—1792年，人口翻了一番。没有人知道中国人口到底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中国家庭规模是大还是小；有没有其他事实能说明白这些人口动态统计数字的含义。对这些主题的论述虽显武断，但也只是猜测而已。就连北京现在有多少人我们都不知道。据说有90万左右，但也可能是在80万到100万之间。至于中华帝国的总人数，可以假设是在3亿到4亿之间，说不超过3.5亿也是有可能的。至于以前中国有多少人，证据非常少，谁也没把握。就是因为证据太少，我们对文中列数据的作者不能不表示怀疑。 中国传统文化大致具有某些方面的特征，成就了特殊品格。以下我试举最重要的三个特征：1. 使用表意文字，不用字母；2. 受教育阶层修习儒家伦理，不信教；3. 科举取仕，而非世袭贵族当政。家族体系让传统中国有别于现代欧洲，但其他多数文明也经历过这一阶段，所以不能算是中国特有。上述我列举的三点能把中国与以前其他所有国家区分开来。现逐一阐示如下： 1. 大家都知道，西方人用字母，中国人不用，而用符号标志表达整个词汇。这当然造成了很多不便，体现在三方面。第一，为了学写字，要记住很多不同的符号，不像我们只有26个。第二，因为不以字母排序，字典、文件、目录等很难组织，也不可能用莱诺铸排机整行排字。第三，外来词汇，比如专有名词、科学术语等不能像欧洲语言那样根据发音写出来，必须特意造出某个词来表示[15]。所以，志于改革、务求先进的中国人推行拼音运动。我认为，这项运动至关重要。中国要想在喧闹哄嚷的列国间找到一席之地，就必须这样做。因为这些国家以为别人都比不过自己，只有自己最优秀。即便没有别的观点支持采用拼音，只看看小学教育这一项就够了。小学阶段读写占用时间太长，不用拼音很困难，笃信民主价值的人都会看到这一点。因此，从实际功用出发，应支持拼音书写运动。 虽然欧洲人看不太出来，但可以从很多方面考虑，推断中国为什么会使用表意文字，由此理解中华文明稳固之所在。对我们来说，有一点似乎不言自明：写在纸面上的一个词必须表示一个声音。但在中国人看来，这个词表示一种思想。在数字方面，西方采用了中国的体系。比如：1922这个数字。英语、法语，或其他语言发音各不相同，但意思一样。类似的情况是：汉字在中国各地写法一样，但方言不同，说出来相互之间听不懂。就连日本人，虽然不知道汉语某个词怎么说，但可以在日语中写出汉字，也能读出英国人写出的一列数字。而且，现在的中国人还能读懂古文，但汉语口语肯定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像法语虽然源自拉丁语，但变化很大一样。 汉语书面语相对于口语的这种优势使得汉语存续时间更长，能够成为一种工具，沟通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但因为口语因时因地变化，书写的典型优势就要通过文字来体现。这种文字不能以表示口语发音为目的。 纵观历史，中国书写的方式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只是代表所有文字都可能会经历的阶段罢了。世界各地的文字似乎都以图片形式起源，而不代表声音符号。我认为，可将埃及象形文字从表意文字到拼音文字的发展过程作为一项课题进行研究。中国特殊之处在于，中华文明高度发达，但在其千年发展过程中，表意文字体系得到了保存。部分原因很可能是，汉语口语是单音节，不发生屈折变化，而且有很多同形同音的异义词。 至于中国文字体系对说汉语、写汉字的人的心态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从一篇文章里找到了一些意味深长的思考。这篇文章发表于《中国留美学生月刊》（巴尔的摩，1922年2月号），作者是李济，标题为“中国在人类学方面的一些问题”。第327页有这样几段文字： 欧洲科学家总是习惯把语言看作声音的集合，而不是某种比发声器官更内在、更深刻的表达。语言符号对人的心态形成会持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尚未有人探讨。如果以此为基础对世界现有人种文化进行分析的话，我们可以察觉到，使用字母文字的人和使用象形文字达意的人之间存在根本差异。可以说，二者各有优势，也各有不足。就字母文明而言，我们必须坦率地说，其内在严重缺陷是稳定性不够。字母文化最发达的那部分地区居民最浮躁多变。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历史上反复出现。因此，希腊起伏不定，罗马兴衰无常，阿拉伯人荣枯往复。闪米特人、含米特人都用字母，他们的文明和希腊罗马人的一样不稳定。毋庸置疑，这一现象部分可解释为：字母语言飘忽不定，不能依靠一个合适的器官将某种实实在在的思想保存下来。可将使用字母的这些人产生的思想内容比作瀑布激流，而非汪洋大海。没有哪个民族能比他们有更丰富的思想，但也没有哪个民族会跟他们一样把宝贵的思想抛却得那么快…… 中文完全与字母语言相反。字母语言中有的大部分优点，中文都没有。但中文代表一种质朴深刻的真理，不易受到挤压冲击。中文保护中华文明的历史已长达四千年之久。中文遒劲端正，造型优美，一如其体现的内在精神。至于是这种精神产生了这一语言，还是这一语言反过来强化了这种精神，还有待定论。 上述理论饱含爱国情愫，我们不用全信，但我们必须承认，西方人还不习惯接受这样一种思想：“字母文明”只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西方人只是碰巧生活在这一文明中罢了。我没有资格评判表意文字在形成中华文明特殊品格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我不怀疑这样一种说法：表意文字作用很大，上述引文可资为证。 2. 就其社会影响力而言，我们必须把孔子（前551—前479）看作宗教创始人。他对社会制度、对人的思想影响深远，可比肩佛陀、耶稣、穆罕默德，但性质有所不同，这一点非比寻常。与佛陀、耶稣不同，孔子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我们对他生平经历了解很多。关于他的传奇、神话也不像大多数圣人那样离奇。孔子与宗教创始人最显著的区别是：他让人们接受并崇尚一种严格的伦理准则，但不把这一准则跟宗教教义挂钩。因此，世世代代的中国文人对神学完全持怀疑态度，转而缅怀孔子，以理治为务。 与几大宗教创始人相比，孔子更像是古希腊立法者来古格士和梭伦。他务求政治实绩，关心国事。他向别人传授的不是那种教人修得圣人之身，或者在来世得到救赎的美德，而是能在天下建立和平繁荣社会的美德。从本质上来讲，他观点保守，力修周德。他认同现存宗教，不刻意强调一神论，还相信亡魂暗中存在，子孙后代有责任让祖先生活舒适。但他从未谈过超自然事件。有一次，他的弟子樊迟问他什么是智慧。孔子答道：“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第六》）[16]可见儒家不重鬼神之敬，而关注祖先祭拜仪式。因为这种仪礼包含在孝道之中，与“民之义”融为一体。顺从皇帝也是尽孝。但以下情况除外：皇帝昏聩奸恶，失去天赋之权。跟日本人不一样，中国人总认为，如果皇帝治国无当，理应遭到反对。下文引自翟理斯教授，可以为证[17]： 一致认为，皇帝只是上帝养子。如治理不当，则会失位，以示惩处。如君王怠责，臣民无须尽义务，君王神权随之消失。关于这一点，《左传》有例可为佐证。公元前558年有这样一段对话： 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 纵观中国历史，人们一直认为这种观点是明智高见，叛乱也就司空见惯。 孝道，以及家族力量，可能是儒家伦理道德中最弱的一环。只有这一环是儒家思想体系与常识大相径庭的地方。家庭私情掺杂进来，公益精神弱化，老者坐上权位，古制旧风横行。今天，我们应该用完全崭新的视角看待中国遇到的问题。而儒家思想体系所具有的这些特征是重建必要体制的一道障碍。自然而然，我们发现，所有打算剥削掠夺中国的外国人无一例外都歌颂旧传统，谴责“少年中国”学派为建造一些东西、满足现代需求所做的努力。儒家对孝道的强调阻碍了公益精神的培育，从下面这个故事可见一斑[18]： 叶公向孔子吹嘘本国道德水准之高。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有趣的是，我们可以将这个故事与罗马元老院议员老布鲁图斯和他的儿子——刺杀恺撒的布鲁图斯的故事做一下对比。我们西方人从小都是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 汉代经学家赵歧认为：“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不孝也。”[19]不过，这种罪孽在中国不多见，在其他国家也很少见。 但最大的不孝是“不娶无子，绝先祖祀”。很有可能正是因为这一信条，中国人才多子多孙。这具有很重要的生物学意义。当然，不只中国有孝道。在文化特定阶段，推崇孝道是普遍现象。从这个角度，以及其他几个视角来看，中国特就特在：文明高度发达后，还能维持旧风故俗。古希腊罗马文明也发展到了很高水平，这一点与中国没有分别。但随着文明的发展，家庭对他们越来越不重要。然而，时至今日，中国仍以家庭为重。 不论有多少人反对孝道，这一信条肯定还是比西方爱国主义观念造成的危害要小。当然，二者都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向某一部分人灌输观念，让他们以排斥别人为己任。但爱国主义引导人忠于某一作战单位，孝道则不是（非常原始的社会除外）。因此，爱国主义极易导致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增进一国利益的主要办法是杀人；增进一家利益的主要办法是贪腐诈巧。所以，家庭私情要比爱国主义危害小一些。回顾历史，对比中国与欧洲现状，就可以得出这一观点。 除了孝道之外，儒学实际上主要是一套倡导文明行为的准则。不过，有时会发生退化，变成礼仪教程。儒家提倡克己、中庸，礼为上。儒学与佛教和基督教蕴含的道德准则不同。后两者极为苛刻，只有少数圣人才能做到，而且主要关注个人救赎，不太看重与政治制度相容与否。对于世俗普通人来说，达到儒家要义并不难。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己，不得有怠。这种克制自控跟人们小时候学到的“不捣乱、守规矩”那种教诲是一种类型。修习儒学的人决不能暴躁行事，决不能孤傲骄矜，必须“顾面子”，在挫败敌手时永不施辱；为人处世恪守中庸，不为爱恨左右。总而言之，必须沉着冷静，不偏不倚，处之泰然。18世纪的欧洲人就秉持这种态度，但在法国大革命中湮灭不存，浪漫主义、卢梭、断头台让这种态度无处可寻。中国虽然饱经战争革命之乱，但依然恪守儒家倡导的沉着冷静。怀着这种态度，投身其中的人感觉战争革命没有那么骇人，没有卷入其中的人可以超然于外。在中国，在雨雪天气攻击对手为人所不齿。我听说吴佩孚做过这样的事。他打赢了一仗，但敌方将领说他有失仪礼。于是等到天晴，他们重回战场，又打了一仗。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很少发生血淋淋的战争。在这样一个国家，军国主义并没有造成西方那样的祸害灾乱。儒家伦理道德是差别所在[20]。 儒家学说发展到今天这个形式是从12世纪开始的。理学家朱熹[21]摈弃了孔子的人格神，对儒学进行了阐发，使之成为官办学说。1368年，元朝覆灭，官府上下一致尊儒学为国学。在此之前，儒学还得和佛教、道教分庭抗礼。这两家会请神作法，为迷信的皇帝所钟情。不少皇帝为延年益寿，服用道家丹剂而亡。元朝皇帝信奉佛教中的喇嘛教。这支教派至今仍在西藏和内蒙古盛行。清朝皇帝虽然也是从北面而来，征服中国，却对儒学笃信不疑。中国有这样一个传统：几千年来，文人墨客仅以儒学为务，倡言伦理道德，但对宗教心存怀疑。而其他人同时信奉儒释道三家。中国人没有犹太人传给西方人的那种观念，即认为一种宗教为真，其他皆为假。但到了今天，中国似乎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不过，那些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还信请神作法这一套。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即便真的有宗教，人们虔诚信奉的劲头还是要比欧洲人小得多。有一种现象引人注目：中国人虽然对宗教持怀疑态度，却不怀疑伦理道德之功。这跟欧洲不同。欧洲经常出现宗教和伦理两者不分家的情况。 3. 现在再来说说科举取仕这一制度。如果没有这一安排，几乎不可能建立以文论才、不以迷信为念的制度，让儒学站稳脚跟。中华民国曾任总统徐世昌曾在《欧战后之中国》一书第59—60页发表了对科举考试的看法[22]。在论述周朝学制之后，他接着写道： 士不忠实不足以言敬业，不博爱不足以言乐群者也。然则民德之成，夫岂偶然也哉。迨至汉唐，虽因时代之要求，学制稍有变更。唐时律学算学诸科，各设专门，与国学并重。然贞观中制，太学四门，律书算学皆属国子监，而其国学官必聘老师醇德者充之。故国子监诸生体用兼备，有德有识者，多至三千余人。虽下至屯田飞骑，亦皆能谈道讲经，诚大观也。其时日本新罗吐蕃高丽诸国，亦均遣子入学，计凡八千余人。教育之兴，于斯为盛矣。 宋元以后，迄乎明清，虽改行科举，侧重文学，古代学制逐渐衰废。古代学校与贡举相表里，盖学校为施教之地，贡举乃登庸之方，其程序则然也。降至两汉，以乡举里选用人。魏晋又以中正取士，其弊也高。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惟尚门籍。甚至一代婚宦交际之类，无不受其牵制。试按南北史之卿相，多世家及勋阀。新唐书至立宰相世系表，几与所谓贵族政治。故改行科举以振拔孤寒，防抑权贵，就制论制，实亦未可厚非。惟侧重文学，为其所失耳。一切学术上之进步，似亦因之而稍形停顿。然独崇实去华，讲信修睦诸教，仍各父诏其子，兄勉其弟，而始终未间也。 虽然这种考而优则仕的制度比此前大多数制度安排，比如任人唯亲、卖官鬻爵、以叛乱为由要官赏官等好得多，但中国这一制度自定型后便产生了危害。原因是，仅以读经作文取仕，陈腐无新意。科举取仕制度在明朝皇帝朱元璋在位（1368—1398）时成型，1905年遭废止，其间没有发生改变。现代中国改革者以废科举为第一要务。李文彬写道[23]： 洪武可赞扬的事虽多，但与一桩吞噬国民心灵的恶行脱不了干系。那就是，三年一次的八股文考试。八股文是所有写作比赛的基础，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次。称之“八股”，是因为作者要在点题后写四段破题，每段分两股，每股句数、字数相等。题目不是选自“四书”，就是采自“五经”。作者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能与朱熹及门生后学有出入，必须按要求援引孔子等人的话，按规定作文，按等取仕。耗时进学、善作此文者即可胜任各类官职，不可不说是荒谬之至。但虽说科举荒谬至此，从洪武三年开始延至近代，几年前才遭废止。没有哪种制度能比八股文取仕制度威力更强大，让一个国家知识文学发展停滞不前。正是长着“八股”，中国早早就已走到穷途末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腐坏老朽的制度经久未废，宋代理学家说教长久为世人所尊。 这些话出自当今中国爱国人士之口。毫无疑问，放到当下制度里来看，“八股文”之恶，李文彬所言不差。但在14世纪，要让人们考虑还有哪些切合实际的路子可走，可以看出，这样一种选人用人的计划还是有不少好处。为善也好，作恶也罢，科举考试制度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好的影响有：社会普遍尊知尚学；无须出身名门望族，也有可能出仕；选出的官员至少能做到勤奋上进；即便有蛮族入侵，中华文明依然完整无缺。但跟中国很多传统一样，科举考试制度也必须废止，才能满足现代需求。我希望，在中国人奋力而为，赶走外国侵略者，抵制外国人误称为“文明”的那种残酷野蛮的制度时，不要丢掉任何有重大价值的东西。 更多好书分享关注公众号：tianbooks * * * [1]理雅各译《尚书》，第15页，引自德裔美国汉学家夏德《中国古代史》（Ancient History of China），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11年出版。《中国古代史》涉及中国古时很多重要信息，非常有用。（理雅各，James Legge，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与法国学者顾赛芬、德国学者卫礼贤并称汉籍欧译三大师。本书中注释均为作者原注，另行说明除外——编者注。） [2]同前引夏德著作第174页。常误为775年。 [3]参见前引夏德著作第100页及后页。 [4]关于这一主题，参见翟理斯教授所著《儒家学说及其反对派》（Confucianism and its Rivals）第一讲，重点参看第9页（威廉姆斯和诺格特出版社1915年出版）。（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英国作家，潜心中国语言、文化、文学研究及翻译。——编者注） [5]比较亨利·高第（Henri Cordier）所著《中国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1920年，巴黎），第一卷，第213页。 [6]《中国历史纲要》第6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出版。 [7]参见夏德所著《中国和罗马人的东方》（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莱普依格与上海出版社1885年出版）。这本专著引人入胜，令人钦佩。维吉尔与霍勒斯在著作中多次提到中国人。比较前引高第著作，第一卷，第271页。 [8]前引高第著作，第一卷，第281页。 [9]前引高第著作，第一卷，第237页。 [10]默多克（James Mrudoch）在其所著《日本史》（第一卷，第146页）中描述了初唐盛况：“次年（618年），李渊建立唐朝。这一朝代赫赫有名，左右中国时局近300年。李渊在位十年，功绩奕奕，传子太宗（626—649年在位）。唐太宗可能是中央王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君主。在位期间，中华文明卓立于前。这一点无人质疑。当时的中国不仅是全亚洲，也是全世界最强大、最开明、最进步、治理得最好的帝国。唐太宗治下疆域远至波斯、里海、吉尔吉斯草原上的阿尔泰山，沿山脉北抵戈壁大沙漠，东达兴安岭内侧。中亚的索格底亚那、伊朗的呼罗珊、印度喀什周边地区也都承认中国是宗主国。尼泊尔和印度摩揭陀王国向中国派遣特使。643年，拜占庭帝国和波斯朝廷特使也来到中国。” [11]前引高第著作，第二卷，第212页。 [12]前引高第著作，第二卷，第339页。 [13]前引高第著作，第一卷，第484页。 [14]《中日两国真相》（The Truth About Chian and Japan），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第13—14页。（辛博森是中国通，他以“帕特南·威尔”为笔名出版过《远东的新调整》《满人和俄国人》等书。——编者注） [15]例如我的名字，汉语中发音最接近的是“罗素”。“罗”是一个字，“素”又是一个字。除此之外，没有哪个组合更接近我名字的发音。 [16]前引翟理斯著作第74页。翟理斯教授对“而远之”作如下注解：理雅各博士的意思是“与之疏远”，相当于“与之毫无瓜葛”。而孔子的本意似乎是“与之不亲”。 [17]前引第21页。 [18]前引翟理斯著作，第86页。 [19]前引高第著作，第167页。 [20]道家极力反对使用武力。老子说：“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前引翟理斯著作第150页）。中国军队不乏“佳兵”。 [21]前引翟理斯著作第八讲。朱熹过世，女婿守灵，奇事发生。这位圣人一生都在教导学生，奇迹异象绝无可能。此时，棺木升起，离地一米，女婿震恐，作祷词说：“岳丈大人，奇迹异象绝无可能，勿坏我念。”此时，棺木缓缓落地，女婿重定信念。 [22]经济信息局译，1920年，北京。 [23]前引第233页。 [book_title]第三章　中国和西方列强 要看明白中国在国际上的位置，必须了解19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些事实。几千年间，中国是远东首屈一指的帝国。中国地域辽阔，土壤肥沃。中国人勤奋刻苦，彬彬有礼。在中国，我们所理解的贵族制于公元前就走到终点。善作古文者入仕治国。中西交流时作时辍，多着眼于宗教。在公元纪年之初几百年里，中国从印度引入佛教，一些学者前往印度，掌握这一新宗教理论。但到了后来，蛮族入侵，抵印学佛几不可能。基督教景教教派于7世纪传入中国，影响不小，但再次湮灭不传（1625年，景教石碑在长安发现。至此，人们才对景教有所了解）。17世纪到18世纪初，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深得朝廷信任。这些人懂天文，修订中国历法，改变了紊乱状况[1]。他们制作的地球仪和观象仪至今还在北京城墙上，供人观瞻。但时间一长，各修会间争执不断，遭到中日两国全面驱逐。 1793年，英国大使马戛尔尼伯爵来华，要求扩大通商，派外交代表长驻中国。此时，乾隆当政。乾隆是清王朝最杰出的君主。他通文善墨，支持艺术发展（中国各地都有乾隆手书）。白克浩司与濮兰德合著的《北京宫廷编年史及回忆录》中收有他给英王乔治三世的答复[2]。我本想全文引录，但摘录部分已经足够。敕谕开头如下：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 乾隆继续耐心解释为什么不能满足乔治三世的要求，态度措辞好像是在对付一个无理纠缠的孩子。乾隆认为，不必派驻大使，理由如下： 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 乾隆认为，英国人觊觎中国物产，但英国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能拿得出手跟中国交换。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绸，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 因此允许在广州继续开展有限贸易。 乾隆本不必向马戛尔尼伯爵加恩，但“朕未忘尔地孤远，独处海之一隅，然朕亦未忽视尔国对天朝之无知。”结尾处，乾隆敕谕：“谨遵此命，勿有疏失。” 我想说的是，只有当人们不再觉得乾隆这份敕谕荒谬可笑时，才会理解中国。罗马人自诩为寰宇之主，帝国之外疆土对他们无足轻重。乾隆治下疆域比罗马要广，人口很可能也更多。中华帝国与罗马同时崛起，但不仅没有衰亡，还通过战争、同化的方式让所有敌人束手就擒。中国邻邦除日本外，都相对处于荒蛮状态。而日本是靠亦步亦趋模仿中国，才发展了自己的文明。亚历山大叹息没有新世界让他征服。他压根就没听说过还有中国这个地方。而在他叹息时，距离孔子辞世已有150年之久。所以，跟亚历山大一比，乾隆对世界的看法还不算荒诞不经。此外，他对贸易的看法也不能算错。臣民幸福安乐之物中国样样不缺，西方强迫中国通商不过是为了一己之利，而能与中国交换的东西仅仅是聊胜于无。 乐器表演者 高跷舞 吸食鸦片 吸食鸦片 中国的不幸在于，中国文化缺失科学这一面。在艺术文学、礼仪风俗方面，中国至少可以同欧洲等量齐观。在文艺复兴时代，欧洲本来就在任何方面都比不过天朝帝国。北京有家博物馆，除了陈列中国精工细制的艺术品之外，旁边还摆着路易十四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希望能打动皇帝，记住他这个“太阳王”的辉煌耀眼。跟旁边的中国东西一比，路易十四的礼物显得花哨俗气、粗糙简陋。英国的确诞生了莎士比亚和弥尔顿，洛克与休谟，以及所有让文学艺术熠熠生辉的人物，但这并不能表示我们就比中国人高明多少。让我们傲然于世的是牛顿、罗伯特·波义耳以及继承他们科学衣钵的人。他们之所以让我们傲然于世，是因为他们让我们在杀戮艺术方面更游刃有余。英国人杀死中国人要比中国人杀掉英国人更容易。所以，我们的文明比中国高明，乾隆荒谬可笑。英国人打败拿破仑后，立即着手证明这一命题为真。 中英第一仗于1840年打响。原因是，中国政府极力叫停鸦片进口。战争以割让香港岛，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供英国、法国、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做贸易而终结。1856—1860年，英法联军与中国开战，毁掉了北京附近的圆明园[3]。该建筑内藏珍品，艺术价值相当于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远在法国兰斯大教堂之上。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起因是，1897年，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遇害。这两个人的死成全了他们。因为他们要是活着，没几个中国人会跟他们信教。但他们一死，倒是给全世界上了一堂实实在在的基督伦理课。德国人占据胶州湾，建了一个海军基地，在山东拿到了铁路采矿权。根据《凡尔赛条约》，这些权利应该按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转让给日本。山东实际上成了日本的财产。不过，美国在华盛顿坚持认为山东应该还给中国。但这两个传教士给西方文明做出的贡献并不止于中国。德国国会不断拿他们的死做文章，对《德国大海军法案》展开第一次辩论。法案认为，德国有了战舰，就能在中国受到重视。德国建好战舰后，英德关系恶化，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进程，义和团运动也是因此而起。据说，义和团最开始针对的就是住在山东的德国人。不过，其他列强处处都在学德国。俄国人在旅顺建了海军基地，英国人占了威海卫，还在长江上划定了势力范围。种种“学”法，不一而足。美国淡然处之，说要保证中国完整，实施门户开放政策。 中国发生的大事件中，能让所有欧洲人都记住的不多，义和团运动就是其中一件。在我们欧洲人展示了洗劫北京城的“厚德大义”后，我们又要了一大笔赔款，把北京使馆区变成了一座围城。直到今天，这个区域仍然有一道墙围着，里面驻满了欧洲、美国和日本的部队。墙外是一片空地，中国人不得建作别用。使馆区受公使团管辖，中国当局对走进门内的任何人没有管理权。每当有政权贪污巨款、卖国投奸被推下台时，为这些政权卖命的人就到日本或其他公使馆避难，罪即可免。在这片神圣的使馆区周围，美国人建了一个大无线电站，据说能与美国本土直接联系。至此，乾隆对西洋人的鄙薄合情合理。 但义和团运动引发的庚子赔款也办了一件好事。美国人发现，在支出所有损害赔偿金后，还剩下一大笔。于是，他们还给了中国，让花在高等教育上，投往两个地方。一部分拨给受美国控制的中国大学，另一部分送学业优异的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中国从中受益不小，美国从中国人（尤其是受过最好教育的那一部分）的友谊里得到的好处也不可计量。这一点显而易见，但英国几乎没有显露出任何迹象要去效仿一二。 要想弄清楚中国政府面临的困难，有必要意识到，中国因战乱不断，为条约所迫，丧失了财政独立。此前，中国在欧洲外交方面没有任何经验，不知道哪些事情不能做。后来，中国人自己做不了主，不能把以前签好的条约当作一纸废书。因为，这里面载明了各强国的特权，每一国都有特权。 时局如此，关税税率是最鲜明的体现[4]。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规定对通商口岸进口的所有货物征收5%的关税，出口税率不超过5%。这一条约构成了中国整个关税体系的基础。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英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进出口货物税率为货物协定价格的5%。税则本应每十年修改一次，但实际上只改过两次，一次是1902年，一次是1918年[5]。而且改的也不过是货物协定价格，5%的税率仍保持不变。这就意味着，年深日久，物价上涨，实际税率远低于5%。中国由此蒙受巨大关税损失。实际上，改税率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同英国之外的12个国家都签有最惠国条款，要修改税率得13个国家一致同意才行。 西方列强认为门户开放对中国是一剂万能灵药。但我们不要忘记，门户开放不能让中国恢复独立自主。就关税而言，受益的是其他主权国家[6]。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了关税制度，但这一条约却不像其他通商条约那样设有时间限制，规定任一方可废止该条约。低税率对列强有利，他们想把自己的商品卖到中国来，当然不愿意作任何变更。过去英国实施自由贸易，还可以为自己辩解，说我们强加给中国的政策跟我们本国政策一模一样。但其他12个国家却找不出这种借口。而且，1921年，英国通过了《产业保护法案》，抛弃了自由贸易，就更找不出什么借口了。 美国步兵 英国步兵 德国海军 美国公使馆 日本公使馆 进口税率很低，为收入计，中国政府不得不对所有出口货物征收最高税率5%。这一举措当然限制了中国商业的发展，很可能是一个错误。但中国急需获得收入，因此中国当局认为出口税必不可少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中国还有一种关税体制，主要是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沿袭而来，即在重要关卡，或称子口，设立国内关税壁垒。目前，中国国内贸易仍采用这一体制，但将洋货转口运销到内地的商人可以不用交国内关税，只纳2.5%的子口半税。这种规定自然对洋货有利，倒霉的是国货。国内关税制度当然不好，但沿袭已久，而且有人认为收入必不可少，就把这个制度留了下来。中国提出要废除国内关税，条件是统一增加进出口关税税率，得到了英国、日本和美国同意。还有10个国家，也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但不是所有的都同意。最终，国内关税这一体制仍起作用。这不全是中国政府的错。还应补充一点，国内关税由省政府机构收取。一般来说，他们会截留一部分，养私军，打内战。目前来看，中央政府不够强势，管不住公款私用。 海关管理职权只有部分在中国人手里。条约规定，海关最高职务头衔叫“总税务司”。只要中英贸易额超过其他所有条约国，就必须由英国人担任这一职务，所有下属官员都由他任命。1918年（我手中有的最新数据就到这一年），7500人受雇于中国海关，其中2000人是外国人。第一任总税务司是赫德爵士。各方一致认为，赫德尽职尽责，工作出色。暂时来看，当前海关制度可圈可点处不少。中国人有权任命总税务司，因此可以挑选对中国抱有同情的人就职。中国官吏一贯贪腐怠惰，有必要让外国人管理，以便建立现代官僚制度。只要外籍官吏对中国政府而非外国尽责，就可以起到教育作用，为建立中国高效政体铺平道路。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从白人国家获得知识思想和实际工作两方面培训，但又不沦为奴隶。要解决这一问题，早期海关所采用的制度有很多地方值得借鉴[7]。 就现有海关形势来看，中国受到严重侵犯，丧失独立地位。除此之外，我们不要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关税已由条约永久订立。从关税而得的大部分收入被用作各种名目的贷款、赔款抵押物，所以不能只从中国利益这一视角看待海关。此外，在当时无政府状态下，海关管理部门可以操控中国政治，既可以承认也可以不承认某个事实存在的政权（中国北方还没有合法政府）。目前，南方截留住了海关收入，还制造入不敷出的假象。外国公使本来就不喜欢变革，是中国国内改革的一大障碍。这意味着，大刀阔斧推动进步的政权根本无望拿到海关收入，所以也就没有财政资源重建国家。 盐税方面情况也差不多。盐税也成了各种外国贷款的抵押品。而且，为了让外国列强认可这样的抵押品，中国当局同意在关键职位任用外国人。跟海关情况一样，中国政府任命了外国人担任盐务稽核所会办。 关税和盐税成为中国获得各种贷款的抵押品，再加上外籍人士担任管理职位，列强有各种机会插手中国内政，怎么可能会坐视不管？这种情况可以从1922年1月份《泰晤士报》刊登的三则电报看个明白。 1922年1月14日，《泰晤士报》刊发了驻北京记者电报： 有一点想来奇怪：中国完全可以清偿债务。靠外国人大笔一挥，中国人就能得到一大笔收入。但没有这一笔勾画，中国肯定破产。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虽然内战不断，政局混乱，海关收入仍不断增长，去年破了纪录，增长到100万英镑。华盛顿会议同意提高关税。这笔收入足以让中国在短短几年内还清内外欠款。到时候，中国政府就能自由支配那笔丰厚的盐税。困难不在于给钱，而在于找到一个政府托管这笔钱。但现在还看不到任何办法，能解决这个困难。 我妄加猜想，《泰晤士报》可能以为，如果清王朝复辟，就能解决这个困难。 至于那笔“丰厚的盐税”，《泰晤士报》驻京记者发了两封电报，时间分别是1月12日和23日，说明如果人为造成北洋政府破产，西方人能从中得到什么。1月10日发出的第一份电报内容如下： 长江边的镇江盐务稽核所机构规模很大。所内发生的情况可充分描述中国现状。驻扎在当地的中国舰队效忠于中央政府（装备精良的那一部分早在很久以前就投靠了广州军政府），派了一队战舰到稽核所，通知北京，如果不能立即支付300万美元（合40万英镑）的欠薪，他们就会通过武力方式，从盐业收入中扣除上述款项，同时立即中止长江段盐运。相关公使馆已向北洋政府发出同文照会，警告北洋政府有必要立即疏通盐运，保证外籍盐运使执行公务。 第二封电报同样饶有兴味。内容如下： 盐税干涉问题严重。我在10日电报中所说的中国那队战舰仍堵在镇江附近，导致盐运受阻。与此同时，吴佩孚（开明军首）代理人突然闯入，就任汉口盐运使，极力为主子创收。为此，英国、法国、日本公使再次致函北洋政府，告知，如果这种不规范的活动还在发生，他们不得不单独采取行动。价值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以盐业收入作为抵押，因此插手由外国管理的盐务有违借款协议。中国各地政府有的独立于北洋政府，有的是附属机构。各地督军（军事长官）截留盐税，实际上导致外籍盐运使控制的盐务总收入减少。但因为还有不少余额，抗议又无济于事，各方认为不妨缄口默许。然而，驻扎海军干涉长江盐务段却是另外一回事。从华盛顿达成的友好决议来看，这种局面饶有兴味。根据这一决议，将来列强似乎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涉中国。考虑到梁士诒内阁遭到普遍反对，当前盐税谈判受到干预，以盐业收入盈余作为担保的9000万美元（合1100万英镑）贷款已经取消。如何解决1月28日的新年清算问题，至今仍未找到答案。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游戏：列强人为制造中国破产，导致中国政局混乱，再去惩罚中国人。华盛顿会议又要出面干预，不让列强再干涉中国，真是可悲可叹！ 我们不用去否认这样一种事实：中国没有能力培养诚实能干的官吏。这种无能根植于中国伦理道德之中。因为中国的伦理道德强调对家庭而非对社会公众尽职尽责。人们认为官员花钱供养亲属合情合理。要想让官员诚实，只能放弃孝道。中国要进步，必须打破家族体系。身在少年中国的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抱有这样一种希望：20年后，中国官员能像欧洲官员那样诚实。这不能算是一种奢望。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开展中西友好交流往来。如果西方人固执己见，在中国人心中激起民族主义情绪，像印度、日本发生的情况那样，中国人就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凡是中国和欧洲不一样的地方，都是中国比欧洲强。虽然这种想法不无道理，比欧洲人理解得要准确，但也不尽然都为真。西方人本来能在中国做点好事。但如果中国人开始以为自己处处都比别人强，西方人就很难在中国做出什么好事来。 我在本章已简要阐述过基督教强国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他们不用和日本联手，能够单独采取行动。但在现代中国，如何应对日本侵略是最为紧迫的问题。在审视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提纲挈领，了解一下现代日本是如何崛起的。日本是中西方融合的奇特产物。我不希望中国最终也会发生这种融合。但把话题转向日本之前，我想简要描述一下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不说明这一点，就看不明白日本在中国做了什么。 * * * [1]1691年，康熙帝下诏，表明他对各种宗教的看法。关于罗马天主教，他认为，“西洋教义美化天主，同属异端。但因精通数学，姑且用之，兵民应了之于心。”（同前引翟理斯著作第252页） [2]《北京宫廷编年史及回忆录》第322页及后页。 [3]现在对游客开放的颐和园是慈禧太后敕令建成。 [4]程锡庚所著《现代中国》（克拉伦登出版社1919年出版）第七章对这一问题见解深刻。 [5]华盛顿会议曾决定作过一次修改。 [6]假如你生活在一个小镇子上，强盗控制了镇议会，他们很可能会实施门户开放政策，但你可能不会觉得这个政策有多好。与列强周旋的中国也面临这样的情况。 [7]1921年11月26日的《泰晤士报》头条是顾维钧写的一篇文章。身在华盛顿的作者建议，必须让中国恢复关税方面的财政自主权。顾维钧先生在文中并没有提到海关管理问题。但《泰晤士报》猜测，顾维钧希望中国人执掌海关，因为海关贪腐机会多、回报丰厚。我写信给《泰晤士报》，指出他们把管理和关税弄混了，顾维钧先生讨论的只是关税问题。但《泰晤士报》既没有刊登我的来信，也没有登出类似不同意见。据此，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们存心误解顾维钧？ [book_title]第四章　现代中国 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因为中国人口多，潜力大。但从现有国力来看，中国还排在末位。这种局面引发的国际问题在华盛顿会议上成为世界政治前沿问题。结果如何，现在还预见不到。但要达成明智的解决方案，就不能忽视几个特定的事实和原则。为什么不能忽视？我将在随后几章给出证据，但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稍作陈述。第一，虽然目前中国政治无能，经济发展落后，但中华文明至少和西方一样发达。而且中华文明包含世界急需的要素。如果西方毁坏这些要素，就会害了自己。第二，各强国让中国备受凌辱，陷于种种无能境地。以前，有人找借口说这是因为中国自己行为不端，但原因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陆海两军不强。第三，目前诸强中，与中国关系最好的是美国，最差的是日本。从中国利益，以及从英国自身大利益着眼，英国不再支持日本，站在美国一边是一大进展。迄今为止，美国支持中国成为自由之邦。但只有日本自由受限，中国才能自由。第四，从长远来看，中国摆脱不了外国列强的经济主导局面。除非发生以下两种情况：第一，中国壮大军事实力；第二，外国列强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掠夺关系，以强凌弱，国际国内都是如此。一个军事强大的中国将是一场灾难。因此，在欧美发展社会主义是唯一的、终极的解决方案。 做出这些初步评价后，我想呈上本章主题——中国国内现状。 大家都知道，中国在皇帝理治4000年后，于11年前决定成为一个现代民主共和国。很多原因导致这一结果。越过中国前3700年的历史，我们来到1644年。那一年，女真这个崇武好战的民族从北而来，入主中国，坐上了龙位，下令中国男子留辫子，女子不缠足。一段时间过后，达成了一种圆滑的妥协办法：男子仍留辫子，女子照旧缠足。于是，社会接受了新的荒唐，保留了陈规陋俗。这一妥协特色说明英国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没过多久，清朝皇帝完全汉化。但满族人在穿戴、礼仪上与他们征服的文明开化民族有显著区别，而且中原人对他们怀有敌意。1840—1900年，中国同外国多次交战，遭受重创，义和团运动更让他们感到耻辱至极，皇族荣耀扫地，有思想、有见识的人都知道师从欧洲迫在眉睫。太平天国运动从1849—1864年持续了15年。记述中国风土人物、父亲曾任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作家辛博森认为，在这15年中，1.5亿中国人殒命[1]，惨烈之状不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很长一段时间里，外界对清王朝能否消灭太平军怀有质疑。最终，大清在英国军官乔治•戈登的帮助下剿灭了太平军，但已元气大伤。1894—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败给日本。1900年，义和团运动招致列强报复。中国有识之士眼界全开，认识到必须建立一个现代政府取代皇家。但事情在中国进展缓慢。义和团运动11年后，才爆发了一场革命。 男子留辫子 满汉妇人 缠足的中国女子 汉族妇人 满族妇人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场革命不太激烈，革命精神跟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差不多。革命主要推动者孙中山目前任广州军政府大元帅，得到南方革命党人支持，当选临时大总统。但北洋军效忠清王朝，势力强大，很有可能打败革命者。不过，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打了一个如意算盘。他跟革命者讲和，承认中华民国，条件是，由自己担任第一任总统，取代孙中山。袁世凯当然得到了公使馆的支持，被称为“强人”。也就是说，他信奉铁血手段，不会听信民主自由一说而偏离方向。在中国，北方一直都比南方好战，开明自由程度比南方低。袁世凯编练北洋军，为中国创造了第一支现代化陆军。与此同时，袁世凯野心勃勃、老奸巨猾，能让外交使团相信他有能力、有手段。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混乱。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袁世凯在定策划谋方面还是有一套的。 民国立宪会议制定《临时约法》后，由正式选举的国会接替。1913年4月，国会召开会议，决定制定永久宪法。袁世凯很快就总统权力与国会发生争执。原因是，国会希望限制总统权力。国会中多数反对袁世凯，但袁世凯拥兵自重。在这种情况下，不出所料，宪制很快被推翻。袁世凯从财务上独立于国会（按规定，国会有财政权）。办法是，从外国银行贷款。这样一来就违反了宪法。南方暴动，但随即遭到袁世凯镇压。此后，袁世凯一步步成为中国的实际统治者，实行专制独裁，委任副官担任各省督军，把北洋军调往南方。袁世凯的政权本来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由于一件事而垮台。1915年，袁图谋称帝，遭到反叛。1916年，袁世凯死亡，据说是因为心脏病。 自此之后，中国一片混乱。袁世凯委任的督军拒不听命于中央政府，手下部队滋扰驻地居民。内战此起彼伏，但并不是因为规章不明发生争斗，而是各军阀为地盘问题争吵不休。南北方仍在对峙。 各省或几省区督军独断专制，不把北京放在眼里。他们横征暴敛，四处搜刮民财，截留税收。只有外国人征收、管理的盐税等收入，他们不敢碰。督军名义上是北京任命，但实际上只要讨得省里当兵的欢心就行。中央政府几乎破产，常常发不起兵饷。当兵的为讨生活，只能四处劫掠，督军觉得合适也会分赃给他们。日本人看哪一派系要赢，就给这一派的对头撑腰，这样中国国内还是乱局。我在北京的时候，三个督军头子聚到一起商量分赃。他们对总统、总理不讲什么客气，而在外国列强眼中，总统、总理还是中国正式代表。最终，这个倒霉运、有名无实的中央政府不得不从穷得叮当响的国库里给三位大人拨钱。据各家新闻报刊说，数目达到900万美元，这才把他们打发出北京城。满洲督军张作霖拿得最多。普遍认为他是日本人的工具。他拿这一部分是要派遣远征军，平息蒙古叛乱。但目前没有人认为他会这样做。实际上，他一直都在奉天，哪儿都没去[2]。 但在中国最南端，存在着一个不同类型的政府，可能值得让人敬重。广州一直是中国激进思想的中心。1920年秋，这里推翻了北洋驻军的暴虐统治，建立了高效进步的政府，推举孙中山为总统。目前，这个政府下辖广东（省会是广州）和广西两省。有一段时间，该政府似乎要将整个南方地区纳入管辖范围，但因北洋军将领吴佩孚在湖南得胜而受到限制。广州军政府的敌人宣称，他们会再接再厉，统一全中国[3]。从各方面来看，广州军政府应该得到所有进步人士的支持。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教授在《新共和》杂志撰文，指出该政府有什么功绩，在中国香港，英国又遇到了何等激烈的反对。反对部分源于普遍遵守的原则——英国人不喜欢激进改革；部分是因为路易斯·卡塞尔少校代表英国与广东省政府签订了卡塞尔协议。这种类型的协议在中国非常普遍。协议原本可以让英国在广东的铁路矿山中处于实际垄断地位。原先的广东政府跟英国签署了这一协议，只等正式批准就能生效。但政府一换，批准也就成了泡影。新政府与美国人交好是在情理之中。美国芝加哥商人乔治•香克与新政府签署了一份协议，与卡塞尔协议有些相像。但美国政府没有站到香克一边，英国政府却认同卡塞尔协议。英国丢掉了这份非常宝贵但又非常不厚道的特许权。说其不厚道，原因很简单。我们跟美国人不一样，我们钟情陈旧腐坏，不喜欢生机活力、诚实清白。此外，我了解到，香克协议失效了。原因是香克筹措不到足够的资金。 中国的无政府状态当然让人痛心。中国每一个朋友都应抱有这样的希望：混乱无序终将结束。但夸大混乱这种恶行是错误的，与欧洲诸恶相提并论也是不对的。不应该拿中国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相比，而应该与整个欧洲大陆作比。在1921年11月11日的《泰晤士报》上，我发现了这样一篇文章，标题悲观消沉：“中国险情　十数政权相争”。说其悲观消沉，是因为欧洲政权不止十数个，且仇恨嫌隙程度之深，远甚于中国。欧洲军队数目比中国多得多，而且装备精良，配有毁灭性武器。自康边停战协定实施以来，欧洲烧起的战事远超同时期的中国。如果游遍中国，会发现打仗的地方只有十分之一。中国战争少有血腥残忍，士兵是拿钱雇来打仗的，对战事因何而起不感兴趣。我认为，从目前来看，中国老百姓一般比欧洲人过得幸福快乐。 有一点显而易见，那就是，中国要推进政治改革的话，必须采用联邦制，赋予各省很大自由权。中国自上古时就划省建制，人们对自己所在的省份很有感情。辛亥革命以后制定的宪法多少有点像是英国宪法，只不过是以总统代替国王罢了。但要建立一个非联邦制，就要让人口同质化，不能涉及太多地方情绪，从英国对爱尔兰事务的处理上可见一斑。在我看来，中国很多进步人士现在都青睐联邦制，只想让中央政府管理军队、海关和外交事务。但想消除现有的军事无政府状态非常困难。中央政府不能解散军队，因为财力有限，兵饷无措。有必要从国外借足款子，发齐兵饷，遣散士兵，并为之创造新就业岗位。但让人怀疑的是，有哪个或哪几个列强肯借这样一笔款子，还不用中国牺牲掉最后的那一点独立？所以，我们必须寄希望于中国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摆脱困难，不用借助太多外援。 有一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督军中有人可能势力极大，结交宪政派，以巩固影响力。在中国，公众舆论很有分量。为照顾某一方利益，手中握有兵权的人可能会发起行动，走上爱国路线。就目前来看，有两位督军势力很强。一个是张作霖，另一个是吴佩孚。他们两个前面已经提到过。张作霖在满洲无人能敌，得到日本人大力扶持，是中国最反动力量的代表。吴佩孚有开明自由作风，带兵很有一套。不久前，他名义上遵照北洋政府的吩咐，在长江和湖南树立了自己的威信，给广州军政府一击。现在还看不出来他怎样与广州军政府握手言和，因为广州军政府与张作霖是一条战线。但在中国其他地区，吴佩孚可能会执掌政权，并通过制宪方式，使之永久化（见附录）。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可能会得到一个喘息空间，而中国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空间。 除通商口岸，以及少数几个富矿区外，中国经济仍然完全处于前工业化状态。北京有近100万住户，居住面积很大。因为所有房子都只有一层，外面围着一个院子。但北京没有电车、火车、公交车。就我眼中所见，整个城区只有两三座工厂立着烟囱。老百姓靠乞讨偷盗、做贸易、去政府当差、做手艺活维生。中国的手工艺品精雕细琢，活计不像守着机器生产那样单调乏味，但很花工夫，挣得又少。 中国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口从事农业。稻米、茶叶主要在南方出产，小麦等其他谷物是北方主粮[4]。南方雨水丰沛，北方只够润田。1920年秋天，我来到中国，看到北方大片地区正在闹旱灾，饥馑盛行，堪比1921年俄国饥荒。当时，布尔什维克漠不关心，外国人毫不犹豫，提供救济。至于中国人，他们心态消极，认为闹饥荒是命里该有这一劫，就连那些饿死的人也是这种看法。 多数土地为地主所有。地主又把田产分给儿子。这样一分，每个人到手的那块地只够自己和家眷维持家用。一旦遇到降水量少的年份，就会出现饿殍遍野的景象。暂时看来，不受饥荒之苦当然是有可能的。办法如下：采用科学种田法；植树造林，防涝防旱。多修铁路、建好公路能开辟市场，提高交易效率，可能会让一代农民得到极大收益。但从长期来看，如果高生育率还是维持在惯常水平，家庭人口那么多，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就不可能根治贫困。不少人撰文，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中国完全适用[5]。如果是这样的话，任何改善生活的办法只会让更多的孩子活下来，到手的土地更少，最终跟长辈一样穷。只有加强教育，提高生活水平，才能根除弊端。当然，普及教育只有在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有充足税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除了要解决这些困难外，中国现在还缺乏高素质的教师，满足不了普及小学教育的要求。 除战争外，欧洲文明对中国传统生活的影响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商业，另一个是知识。这两个方面都有赖于装备精、武力强。如果英国人没有打败中国人，中国永远不会开放港口，从事对外贸易，也不会开放思想，接受欧洲观念。但中西交流以兵戎相见起始的这一背景已经淡化。中国各阶层已不太仇视外国人。我们不难提出这样的观点：白人是中国之祸。但显然，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会接受这样的观点。有一种情况除外：有人思想保守，不讲道理，怀有偏见。中国人喜欢做贸易，有强烈求知欲，这两点都很吸引西方人。跟中国人礼貌一点、客气一点，就能交上朋友。私下交好是这样，政治结盟也是如此。而且，我认为中国人不仅可以在商业方面丰富西方人的口袋，还可以在思想方面丰富我们的脑袋。 在通商口岸城市，欧美人住在租界。这里街阔灯亮，房子修成欧式，店铺里英美商品琳琅满目。中国人一般住在城里另外一个地方。那里街道狭窄，店铺花哨，气味混杂，呈现出典型的中国景象。人们常常会感觉自己突然从一扇门走进了另一扇门。旧城中有一种凌乱欢快的美；而欧洲人有洁癖，端着那种周日必去教会的正经八百的架子。两厢一对比，给人一种奇怪复杂的印象，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在欧洲人住的那一面，人们感到安全、宽敞、清洁。在中国人住的那一块，虽不失浪漫色彩，但拥挤不堪，疾病流行。虽然我喜欢中国，但经过这么一转换，总能让我意识到自己是欧洲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不意味着幸福快乐。但在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减贫祛病后，我还是认为中国式生活能让中国人更幸福，而英国式生活却不能让英国人更幸福。不过，对于中国男人来说是这样，但对女人就不是了。 白人生活在上海、天津。第一眼看见上海，人们不禁会想，出门旅行有什么用。因为，这里跟自己熟悉的景象没什么两样。每一个通商口岸都是欧洲影响力中心。而通商口岸几乎遍布中国，不只海岸城市有。汉口是重要通商口岸，但位于中国正中心位置。长江把中国分成南北两地。从北京到广州的铁路又把中国分成东西两半。这两条分界线在汉口相遇。在中国历史上，汉口一直是战略要地。北京到汉口通有铁路，原来是法国、比利时共有，现在还给了中国政府。武昌位于长江南岸，与汉口隔江相望，即将铺设铁路通往广州。但目前只有半程铁路到长沙。长沙也是通商口岸。修完武广铁路，再改善码头设施后，将大大提高广州的重要性，弱化香港的地位。 通商口岸主要开展商贸业务。但在长江下游以及一些矿区，工业化进程已经开始。中国盛产棉花，多以手工办法加工，但也有一些棉厂采用现代方法生产。如果雇主看重的是低薪、低劳动力成本的话，那么兰开夏郡的产纱区就将前途堪忧了。因为，中国南方产棉，可就地取材，气候潮湿，愿意干苦力的人多的是。他们肯吃苦，不介意长时间劳作，所得薪水在英国工人眼中根本不够糊口。虽说如此，兰开夏郡不必害怕中国苦力薪水过低。中国要想竞争过英国，必须改进加工办法，开展培训教育，让中国工人拿到工资后能过上好日子。此外，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在工业发展之初，工作环境肮脏恶劣，工厂主冷酷残忍。中国知识分子希望了解一些不那么骇人的方法发展本国工业，但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办法。 1909年，汉口在建的水厂 1909年3月，汉口的外国租界 工业教育 北京一所制作政府制服的现代工厂 技能培训 中国知识分子处境特殊，跟其他国家情况不同。世袭贵族从中国消失已有两千年之久。上千年来，治理中国的是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所以，受过教育的人有那种执政任事贵族才有的威信与声望。虽然旧式传统教育迅速消亡，高等教育开始讲授现代科目，教育带来的威望依然存在，社会舆论仍然受到有学术资历的人的影响，但督军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包括张作霖在内的很多督军，原先都是土匪山贼[6]，愚昧无知。但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建立的政权脆弱不稳。少年中国的影响要比那些不尊学重教的国家大得多。在这里，我所说的少年中国，指的是那些从国外学成归来，或者在国内接受现代大学教育的人。这样的影响也许最有望改变中国时局。因为，接受现代教育的学生人数正在快速增加。他们见多识广，志存高远，令人钦敬。再过十年，他们很有可能让中国复兴。当然，前提条件是，在这十年里，各强国不再采取激烈行动。 了解少年中国学派的观念和潜能非常重要。我大部分时间是和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人待在一起，所以我可以谈谈他们有的一些思想心态。在我看来，中国明显可以分出两代人。老一辈中国人历尽艰险，走出儒家传统偏见，备尝孤独寂寞。新一辈中国人发现新式学府就在眼前。那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有现代视角的人往来其间，乐意给他们以体恤关爱，鼓励他们与家族抗争，告诉他们争执分歧不可避免。老一辈人从30岁到50岁不等。他们经过内心的挣扎，与外部世界交过战。他们与受达尔文进化论启发的理性主义者，以及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那一代人很像。他们必须历经艰难险阻，把思想从青少年时代被灌输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转而关注新科学、新伦理。试想一下，不让新柏拉图学派哲学家普罗提诺信仰阴影一说，强迫他敬重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该是多么神奇。这么一想，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中国老一辈人得花几百年才能变成欧洲人。他们中有些人感觉这样做有点疲惫，体力有些不继，也失去了创造创新能力。但他们已经取得了思想革命的成功，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不应该对他们的疲倦神情感到吃惊。 我们绝不能作这样的假设：一个有才能的中国人完全靠模仿才通晓了西方文化。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不那么优秀的中国人身上，尤其是那些信仰基督教的人。但那些有卓越才情的中国人绝不是这样。他们仍然是中国人，虽然吸收了欧洲文明，但仍持批判态度。他们保留了率真坦诚，相信道德的力量，并以这种信念去打动别人。工业革命还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思维。如果别人劝说他们接受某些重要观点，他们会用讲道理的方式传播这种观点，而不是买下报纸头版头条，做广告、造噱头，或者在铁路沿线广告牌上写上“某某见解不凡”。从这方面来说，他们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人大有分别。他们从来不会把观点当成肥皂一样的商品去兜售。而且，他们不欣赏刻薄残忍，不喜欢无所事事吹打热闹。他们扔掉了从小到大学习的偏见固执，还没有树立新的观念，但他们有真正开放的思维，能够实事求是，就事论事。 然而，年轻一辈比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又多了一些东西。他们经历过的困境比较少，因此更自信、更有活力。他们和上一辈人一样率直诚恳，但有更大决心发挥社会作用。也许青年人本来就是这样，但我认为中国的年轻人更有青春活力。不到30岁的年轻人一般从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西方思想，没费多大力气，就吸收了这些思想。所以他们不必经历一番精神冲突，就学到了知识。而且，他们一开始是从中国老师那里学到了西方知识，所以没有感觉到学习有多费劲。即便是那些最幼小的学子虽然出身反动守旧家庭，但也不用对家庭言听计从，不像上代人那样碰那么多钉子。而且他们不仅从书本理论中，也从实际生活中认识到，中国尊老敬老传统有点过了头。从这些年轻人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相信，经历过一些事情，通达人情世故后，他们有能力把中国人的观点思想引到应该走的方向。 中国有一种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认为明德重于格物。当然，这种观点源于儒家传统，在前工业化社会并不算错，卢梭或约翰逊博士也不会不认同。再扩大一点来说，边沁主义者以前的所有人都会赞成这种观念。但现在，我们西方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倾向于认为，技术效率压倒一切，道德用意空洞无物。战舰可能就是这种看法的生动体现。我们在写起、说起一架飞机抛掷一枚炸弹，释放新发明毒气，毁掉一座城镇的时候，带着一种震颤。我们以为自己因为恐怖骇人而震颤，但实际上是陶醉于找到了科学技能。科学是我们敬奉的神祇，我们会作《圣经·约伯记》中的祷词：“他必杀我，我没有指望。”听着这样的祷词，科学杀了我们。中国人没有这方面的缺陷，他们的缺陷刚好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只要有了诚意，什么都不缺了。我想举一个例子。中国政府聘请的林业顾问、美国人佘佛西曾于1919年1月在英国公使馆作过一次演讲，题目是《从国民视角看中国林业》[7]。在这次演讲中，佘佛西证明（不懂林业的人也能作出明断），中国大部分抛荒地区都适合植树造林，完全没有必要进口木材用作铁路枕木等，而且在河流发源的山脉坡地上种植树木，可避免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但即便是最富有改革精神的中国人，也一般对植树造林不感兴趣。原因是，植树造林跟修德关系不大。树木一般围绕坟墓而植，因为孔子说过树就应该种在那里。如果儒学不兴，就连坟周围的树木都会被砍光。但是怀有国家大义的中国学生学的是西方大学教的政治学理论，瞧不起林木用途这种不起眼的问题。学完议会两院之间有什么关系后，他们回到中国，发现一些督军把两院全部解散，这些人治国理政的方式西方人编写的教科书上根本就没有提过。我们的政治理论只反映了西方现实，但我们的林业理论普遍适用。而中国学生最想学的恰恰就是我们的政治理论。与之类似，关于工业流程的实践研究可能也非常有用，但中国人更喜欢我们的理论经济学。这种学科只能在工业已经得到发展的地方有用，在其他地方派不上用场。不过，在所有这些方面，幸好近来已开始有明显改善。 是科学显现出西方人的知识观念与中国知识分子有别。中国人，就连那些最富有现代意识的中国人，也希望向白人国家，尤其是美国寻找道德箴言，取代孔子提倡的德。他们到现在都没有意识到，普通老百姓的道德准则在哪儿都是一样。只要越界了，不管是哪国的道德准则都会造成同等伤害；只要起到应该起的作用，这些准则都一样有益处。如果说中西道德准则真有区别的话，那么只有一点区别，即西方道德准则更坏。因为我们有更大精力，作的恶也更多。我们能教会中国人的不是道德准则，也不是理治箴言，而是科学技术。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学习西方知识，但不要去学西方的机器规矩观。 关于“机器规矩观”，我说的可能有点模糊。这种观念同样存在于帝国主义、布尔什维克论、基督教青年会中，有别于中国人所有的思想观点。在我看来，这种观念非常邪恶。这是一种习惯，把人类当作原材料，比照着西方人的科学操纵法塑造成任何一种形状，去迎合我们的喜好。在持有这种观念的人的眼中，物质的本质由意志培养而得，无须洞察就能看透。这是一种狂热的道德信念，认为我们西方人的职责就是强迫别人接受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会被帝国主义这一信条所惑，但却被布尔什维克论和基督教青年会所误。从这两种观点中，他们得到了两方面信念。第一，阶级斗争和共产党专政。第二，冷水浴和哑铃有奇效。在西方，有这两方面信念的人对潜在皈依者之外的所有人都心怀蔑视。而且，他们认为，人类的进步有赖于对某种信条的传播。这两种观念都相信政府、反对自然。我称之为“机器规矩”的这种观念跟人类宗教一样古老，不过是有了机器装置后，才呈现出新的形式，变得更加恶毒。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在《道德经》中就反对这种观念。他的弟子庄子写了一篇寓言[8]，也表达了批评意见。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皁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 ——《庄子·马蹄》 老子是道家创始人，庄子是其主要门徒。虽然儒家取代道家，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思想学说，但这篇寓言蕴含的精神穿透中国人生活，深入内里，让中国人更加温文尔雅，包容宽厚，善悟善察，而西方人则更戾虐残暴。中国人看外国人就好比是我们看动物园里的动物，看这些动物是否“龁草饮水，翘足而陆”，看到动物的怪癖行为而发笑。跟基督教青年会不一样，中国人没有兴致改变外国人的习惯，更没有我们西方人那种想给猴子穿上硬撅撅的衬衫、塞到裤子里、放到动物园观看的兴致。而且，一般来说，中国人对彼此也包容宽厚。中国变成中华民国时，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砍掉皇帝的头，而是保留了皇帝的称号，留着他的宫殿，每年还给他400万美元（约合60万英镑）开销。目前，中国皇帝手下还有官吏、太监，仪礼如前，但没有一丝一毫的权力或影响力。跟中国人聊天的时候，你能感觉得出来，他们试着去了解你，而不是去改变你，对你横加干涉。他这样做也许带着讥讽或赞扬，但说话人不管是哪种口气，都善解人意，话里含着淡淡的幽默。我在北京的一个朋友让我看了不少画，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各种各样的鸟：秃鹫俯冲盘旋，意在捕雀；鹰栖枝头，双爪紧握；禽鸟单足立于冰雪之上，意态萧索。所有这些画都透着体恤之意，可以感觉到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也是这样。这种情愫可能恰恰就是尼采的反面。不幸的是，中国人的这种品质在沙场上派不上用场，遭到外邦竭力压制。但这种品质无比珍贵，西方世界难觅踪影。再加上中国人有细腻精妙的美感，这让中华民族可亲可爱。我们西方人正恣意而为，残酷暴虐，对中华民族造成伤害。我们摧毁那些雅致可爱的东西，来换取野蛮暴发户想要的粗滥快感。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曾翻译过唐朝诗人陈子昂的《感遇诗三十八首·其五》，译名为《商人》[9]。这首诗表达得可能比我的观点还要准确，透视到了中国人比西方人高明的地方。 市人矜巧智， 于道若童蒙。 倾夺相夸侈， 不知身所终。 曷见玄真子， 观世玉壶中。 窅然遗天地， 乘化入无穷。 我真希望，西方文化使徒能对“玄真子”有些许敬重。但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所以有必要寻找别的办法，解决远东问题。 * * * [1]《中日两国真相》第14页，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21年出版。另外，程锡庚所著《现代中国》第13页写着：“2000万人遇害。”请比较英国前驻清外交官E.T.C.沃纳所著《中国人的中国》（China of the Chinese）第24页。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确切数字可考。但我想，2000万比1.5亿更接近真相。 [2]1922年1月，张作霖到北京组建了一个政府，更显奴颜婢膝之态。吴佩孚下令其解散。一场冲突在即。参见附录。 [3]这要怪孙中山。有人说，他与张作霖结盟。据说，广州军政府里的精干良才要数孙中山的同仁陈炯明将军。1922年4月24日，《泰晤士报》报道说，陈已被免职。这些说法看来没有多少依据可言。见附录。 [4]大豆日益成为重要产品，尤其是在满洲地区。 [5]关于中国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目前还没有准确数字。有些作者对生育率是否真的很高持怀疑态度。我朋友丁文江给了我一本私人印刷的小册子。从中我了解到，北京协和医院的伦诺克斯博士对4000个家庭做了细致研究，发现每个家庭平均有2.1个孩子，婴儿死亡率为184.1‰。小册子中引用的其他调查结果表明，北京周边生育率在30‰到50‰之间。如果没有数据，一定要慎重看待对中国人口问题所作的总结。（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主要内容可用“两个前提、三个定理”来概括。两个前提：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而且几乎会保持现状。三个定理：人口的增长，必然要受到生活资料的限制；生活资料增加，人口也常随着增加；占优势的人口繁殖力为贫困和罪恶所抑制，因而使现实的人口得以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编者注） [6]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所有人都这么说。我只是重复他们的说法而已。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看法相反，他认为张作霖是风雅儒生。对比濮兰德所著《中国、日本和朝鲜》（China, Japan and Korea）第104页，以及科尔曼（Coleman）的《揭开远东的面纱》（The Far East Unveiled）第143页和146页。可以看出，濮兰德对张作霖的看法跟别人都不一样。诺思克利夫子爵曾经采访过张作霖，文章刊登在近日发行的《泰晤士报》上。张作霖自称有文学造诣。子爵当然无法对此作出评判。 [7]刊载于1918年《北京导报》。（边沁主义者应指追随由边沁发展出的理论之人。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英国的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编者注） [8]《中国神秘主义者沉思录：庄子哲学选读》（Musings of Chinese Mystic）第66页，翟林奈（Lionel Giles）译，约翰·默里出版社。理雅各译本请参见《东方圣书》第三十九卷——《道家经典》第一卷，第277页。 [9]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译《170首中国诗歌》（170 Chinese Poems），第95页。 [book_title]第五章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 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外邦莫过于日本。为了理解日本扮演的角色，有必要对这个国家作一番了解。现在，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日本。 读日本历史，最让人惊奇的一种情况是：几千年间，同一种力量、同一种信仰持续起作用。日本历史实际上也是以“维新”开篇，但这一维新跟1867—1868年的明治维新完全不一样。552年，佛教由朝鲜传入日本[1]。与此同时，日本对中华文明的了解更加深入。之前几个世纪里，中日偶有交流，彼此了解不多。日本人钟情这两样新东西，即佛教和中华文明。608年，两名日本学生（后来又来了很多）来到中国，意欲通晓中华文明。日本这个民族注重实验尝试。在向全国传播佛教以前，他们让一两个位高权重的大臣先去信佛，看看是不是比传统的神道教更有作用[2]。几度兴衰沉浮之后，实验结果明了，佛教这个外来宗教受到青睐，得到朝廷承认，比神道教更有声望。但后者从未遭废止，在13世纪前一直是日本农民心目中第一大教。值得注意的是，到了16世纪，农家子弟丰臣秀吉还是对神道教这一“诸神之道”推崇有加，认为神道教比佛教好[3]。近代，神道教复兴。原因很可能是，日本国民中没有权势的那一部分一直都在信神道教。但就史书上的人物而言，佛教发挥的作用远超神道教。 1867—1868年明治维新的部分目标是恢复645年体制。而645年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恢复古昔盛时的政体。但古昔盛时立政的人有什么目标，我不敢妄言。情况可能是这样：645年之前，日本实行封建制，内乱不断，天皇权力已跌至最低点。天皇手中一直握有民事权力，但允许强藩控制军权，文官政府无权无势。与卓越不凡的中华文明接触后，日本有识之士认为中国体制宜于仿效，中国人恪守的道德观念、信奉的宗教也应引介。中国皇帝是天子，所以日本天皇是太阳女神的后裔。中国皇帝不论是励精图治，还是昏聩无能，都是万民之主，至高无上，日本天皇也必须是这样。 中国对645年日本大化改新的影响，以及欧洲对1867—1868年明治维新的影响有相似之处。默多克阐述如下[4]： 1863年夏天，长州藩四个年轻人偷偷上了一艘英国汽船。帮助他们上船的是苏格兰人。他们同情这几个年轻人，愿意帮他们到欧洲求学。但苏格兰人可能不知道，这四个人就是几个月前烧掉御殿山英国公使馆的主谋。他们肯定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四人此行的真正目的。其实，这四个人是要去搞清楚西方文明秘密所在。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把西方蛮族赶出日本圣土。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就在这冒险四人组之中。到了伦敦后，他们立马感到了失望。因为当地人跟自己见过的西方蛮族一个样，都让人鄙视。回到日本后，他们迫不及待地宣扬一种新主张，得到很多人拥护。如今，日本在世界强国中盛气凌人的那种大日本主义观念与这种宣传很有关系。 尽管如此，608年去中国的两名学生“为他们的祖国效力更大，超过了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因为，1868年革命运动的先驱对645—650年这一时期进行了回顾，从中汲取了很多灵感。他们认为，那两名前往中国的学生是那个时代真正具有政治眼光的人，可称之为‘民族医生’。” 从政治方面来看，日本在645年以及随后一个时期做的事情，与法国国王路易十一和路易十三的宰相黎塞留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限制大贵族，抬高君主，整治军事混乱，代之以民事司法。推行这场运动的人称之为“改新”。“新”的程度与1867年明治维新一样。在1867年那场“改新”中，天皇权力也得到巩固提高，但引入西方思想却是创新。与之类似，在645年大化改新运动中，与天皇有关的事情是承袭旧制，而对传播中华文明有关的事情却恰恰相反。所以，这两次运动都体现了一种奇怪的混合，既有复古倾向，又有改革倾向。 在大化改新以后到明治维新之前这段历史时期，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两种相反的力量争着抢着要主导人们的思维。这两种力量分别是：中国在理治、文明、艺术方面的思想；日本本土在藩制、氏族政治、内战方面的倾向。这种冲突与中世纪欧洲教会与贵族之争很像。教会代表罗马思想，而贵族不满于现状，希望维护古条顿人的生活方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到卡诺莎城堡向教皇格列高里屈服，英国国王亨利二世向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悔过。这两例都代表文明战胜粗鲁，与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期间的日本相似。 645年之后，天皇政府掌了几百年实权，但渐渐受到武士摆布。不过，只要天皇有钱财在手（丧权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这样），就一直是日本最开化力量的代表。皇室学习中国文学，赞助艺术，重文尚雅。但朝廷贵族（自始至终都与军事藩主迥然不同）腐化堕落，软弱无能，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完全不可能执政任事。在这方面他们与中世纪教会有很大区别。没有人会说欧洲中世纪教会死气沉沉，缺乏活力。因此，欧洲教会常常击败世俗王公。日本情况则刚好相反。明治维新以前，天皇及皇室越来越为人所不齿。 日本人热衷区分实权政府与名义政府，让后者装点门面，让前者执掌实权，这一点很让人奇怪。首先，天皇让位给幼子，自己出家为僧，但仍继续执政。后来，代表军权的幕府执掌大权，但仍以天皇名义行事。“幕府”一词就是“将军”的意思。我们称为“幕府”的这个人的头衔全称为：征夷大将军。其中的“夷”指的是日本原住民阿伊努族。第一任征夷大将军是源赖朝。1192年，天皇授给他这一头衔。但没过多久，幕府跟天皇一样，也变成有名无实的傀儡。按传统，幕府这一职位只能由源氏家族出任，但实权握在摄政手中，摄政以幕府名义执政。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16世纪末德川家康出任幕府。德川家康是源氏家族成员，是那个时代权力最大的军事领袖，有能力独当一面。在明治维新废除幕府制以前，德川家康及其后裔一直行幕府之权。但明治维新没有改变名义政府后藏着实权政府的做法。日本首相及内阁对外代表日本政府，但真正的政府是元老和他们的继任者。关于这些人，我将在下一章予以详述。 佛教对日本人的作用让人想起基督教对条顿人的影响。最初，佛教和基督教在精神内涵上很相像，都倡导出世致圣，不理政事，淡泊财利，看重来世，教人恭温平和、逆来顺受。但这两种宗教都不得不经历巨变，才能契合崇武好战的蛮族人本能。日本宗派林立，与正统大乘佛教相去甚远。佛教成为日本全民信仰，染上嗜武色彩。大寺庙住持变身大藩主，僧众成军，稍遇事端，随时开战。围攻寺庙，群僧争斗，在日本历史上并不鲜见。 众所周知，日本在跟西方传教士、商人打了100年交道后，关上了国门，完全不与外邦往来。只有一种情况除外：荷兰人能来日本做贸易，但交易范围非常有限，且受到严密监管。第一批葡萄牙人于1543年左右来到日本，最终于1639年遭到驱逐。这两个年份之间发生了什么，对理解日本富于启示意义。第一批葡萄牙人带来了基督教和枪炮。二者之中，日本人为了得到后者，对前者报以宽容。那时，日本几乎没有中央政府，各大名争斗不断。地处西南的九州岛与日本其他地区相比，更不服中央权威管教，这个岛（长崎港即坐落于此）就是葡萄牙人登陆日本的第一站，他们在此最为活跃，用大船从澳门运来商品、火绳枪、耶稣会修士，还有火炮。日本人发现，葡萄牙人意在传播基督教，但一些大名为了拿到货物和枪支，情愿接受耶稣会修士洗礼。那时候的葡萄牙人似乎真的是急于找信徒，没有心思扩大贸易。后来，日本人开始反对传教士，但仍然希望跟外国人做买卖。此时，不论是葡萄牙人，还是西班牙人都不能不对神父坐视不管。然而，如果葡萄牙人能够保住教宗诏书授予给他们的垄断权，一切都会进展顺利。这一贸易垄断权与耶稣会垄断传教活动连在一起。但从1592年开始，来自马尼拉的西班牙人跟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展开竞争，随西班牙人而来的道明会和方济各会传教士与葡萄牙人带来的耶稣会传教士也形成了竞争关系。他们吵得不可开交。这些传教士不时地会遭到异教徒迫害。但就连这时候，他们也还是争执不下。他们给对方安的罪状，日本人自然信以为真。后来，日本人看了地图，得知西班牙国王坐拥广阔领土，就感到惊恐不已，害怕日本国土不安。1596年，西班牙“圣菲利普号”船在从马尼拉驶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途中，因无风助航，停靠在日本海岸。当地大名坚持要派人把这艘船拖到自己的港口，搁浅到沙滩上。手下人照办了。大名声称要霸占价值60万克朗的整船货物。当时，丰臣秀吉飞黄腾达，在日本一手遮天，感觉一介草民不劳而获得这么大一笔财富不免过分，于是派一个叫增田的人去跟西班牙船长见面。船长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只好吓唬增田。 他拿出一张世界地图，指出腓力二世的广阔版图。增田问他，怎么会有那么多国家承认自己受一个人左右……船长直截了当说道：“最开始，我们的国王想征服哪个国家，就向那个国家派驻修士。修士会引导当地人信仰我们的宗教。等到修士取得重大进展后，再派驻部队，与那个国家的新基督徒对接。这样一来，我们的国王不用费多大力气就能让其他人乖乖臣服。”[5] 此时，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在腓力二世手中。听了这样的话，葡萄牙人也起了疑心。另外，荷兰人以前跟西班牙打过仗，跟日本做贸易时间不长，把他们知道的所有关于耶稣会、道明会、方济各会、天主教徒的坏话都跟日本人说了。当时的英国女王是伊丽莎白一世。英国一个船长威廉·亚当斯风趣健谈。他的船在日本失事，自然而然受到日本人盘问，他就把英国人知道的西班牙无敌舰队意欲征服英国、最终大败而归的故事讲了很多。当时的日本人对枪炮的使用和制造深谙于心，开始觉得从基督教国家学不到什么东西。 与此同时，三位伟人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相继执政，统一了日本，摧毁了处于半独立状态的藩主，实现了国内和平稳定。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时间跨度大约两个半世纪。在这种局面下，中央政府有可能实施任何与外国人及其宗教有关的政策。耶稣会修士和托钵修士在日本约有30万信徒，多数分布在九州岛。这个岛是最后进入丰臣秀吉控制范围的地区。岛上居民反叛权威。这种倾向不仅能从他们信奉基督教看出来，还体现在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从1867年开始，就是在这一地区发生了反对幕府的暴动。自大化改新以来，岛上大族萨摩族一直在中央政府握有重权。1877年，萨摩族发动叛乱。在16、17世纪发生的多次运动中，很难分清哪次是因基督教而起，哪次是仅仅对中央政府怀有敌意。不管是哪种情况，德川家康决意整治基督徒，就算丢掉对外贸易也在所不惜。他的继任者加大迫害力度，更不热心做贸易。1637年，基督徒暴动，遭到镇压。基督教全面遭禁，对外贸易被严令禁止，当政者措辞激烈： 只要太阳辉泽地球，基督徒就别妄想来日本。要让所有人知道，即便是腓力二世本人，甚或是基督徒信奉的上帝，抑或是祖鲁沙卡大帝违反这一禁令，他们也必须付出代价，奉上头颅[6]。 日本残酷迫害基督徒，暴戾程度令人发指。但这种迫害不是因为宗教上的排斥不相容，而仅仅是出于政治动机。他们害怕基督徒站在西班牙国王一边图谋日本。就算是没有外国势力介入，他们也害怕基督徒暴动，反抗新立中央政权。这两种恐惧都不无理由。经济剥削这个词从现代意义来说，也还是没有跟政治支配分立。如果没有遭受侵略之虞，日本人不会不欢迎对外贸易。但他们似乎高估了西班牙的实力，不知道西班牙肯定打不过他们。那时候，日本军队规模已经远远超过欧洲。日本人学会了使用枪炮，精战术，懂兵略。当时的都城京都是全世界最大城市之一，有100多万住户。日本总人口可能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多。所以，日本不费多大力气就能挡住欧洲派来的远征侵略军是有可能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按丰臣秀吉的想法，拿下马尼拉对日本都不成什么问题。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看到一张世界地图上画着北美洲、南美洲，这两大块陆地全都属于腓力二世，该是多么让人害怕。此外，日本政府让人伪装成基督徒到欧洲做神父。这些人见到了教皇，渗入到了西班牙议会，了解到了欧洲帝国主义种种图谋。后来，这些间谍回到日本，写了报告呈递给政府，不由得让人更害怕。因此，日本人决定不再与白人有任何交流交往。所以，不论日本的锁国政策遭到什么样的反对，我还是觉得这一政策不能算是愚昧不明。 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到1853年马休·佩里率舰队从美国来日本之前，日本完全不受外来侵扰，也几乎完全处于停滞状态。这一时期在日本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看到美国舰队，日本人发现原先学到的枪炮知识已经过时，有必要再向西方国家学习，也有必要废止锁国政策，直到学成为止。等到日本人学成出师，也许我们就会看到另一个时期的隔绝孤立。 * * * [1]关于古代日本，有一本书写得最好。书名为《日本史》，作者是詹姆斯·默多克。涉及较早时期日本历史的那一卷，由基根·保罗出版社于1910年出版。而叙述历史时期较晚的那一卷出版时间较早，书名是《早期对外交流世纪（1542—1651）的日本历史》，由詹姆斯•默多克与艾索山形合著，神户日本编年史办公室1903年出版。我把这两卷分别称作默多克1、默多克2。 [2]默多克1，第113页及后页。 [3]默多克2，第375页及后页。 [4]见默多克1，第147页。 [5]参见默多克2，第288页。 [6]参见默多克2，第667页。 [book_title]第六章　现代日本 现代日本独具一格，不仅在这个时代是这样，在整部世界史上也是如此。日本把一些元素融合在一起，大多数欧洲人会觉得这些元素根本放不到一起。而且，日本不落窠臼，落实了一项计划，其新奇独到之处很难在人类历史上找得见。现在的日本几乎就是1867年明治维新领袖心目中的样子。许多大事件发生，全球前所未见：美国崛起，俄国衰退，中国建立共和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欧洲震动得七零八落。但在这些变化发生的前前后后，在明治时代之初，日本政治领袖就沿着自己的路往前走，而日本举国上下都跟在这些领袖后面，愈发坚定忠实。日本领导人及其追随者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巩固、扩张日本帝国。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创造了一种新型政策，把赋予现代美国与布匿战争期间古罗马的力量之源结合在一起，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物料组织形式、科学知识与《圣经·约书亚记》中希伯来的人生观融汇为一体。 1867年以来日本发生的巨变让人惊叹。人们有理由为之惊叹。但更让人惊叹的是，日本人学了那么多的知识，生活方式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日本的宗教和伦理道德却没发生多大变化。还有一点，日本发生的变化本来应该朝着大家期待的方向发展，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科学本应该让人更理智，但科学知识在日本传播的同时，人们对天皇愈发崇拜，鲜明体现了日本文化与时代潮流不相一致的特征。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理论来看，日本这个国家非常有趣。日本的东西结合极为奇特。从表面上来看，日本更像是东方。但在国民效率方面，又完完全全是西方。东西方元素到底在日本融合了多少让人怀疑。日本人兴奋之中含着紧张，暗示他们的生活方式有点刻意而为，且不乏压力，但这有可能只是一种暂时现象。 纵观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政治，可以看到两股脉络。一股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相似；另一股从封建时代沿袭而来，更像是1745年前发生在苏格兰高地上的政治。我本无意叙述日本现代史，只想对主导日本大事件和运动的力量予以大致描述。这样的阐示不无必要。关于日本政治，好书很多。其中要数麦克拉伦（McLaren）的《明治时代1867—1912年的日本政治史》（Political History of Japan during the Meiji Era 1867-1912，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16年出版）最为详实丰富。关于明治时代早期日本风貌，当然要数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的书最有价值，书名是《诠释日本》（Japan, An Interpretation）。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开始意识到，在让人耳目一新的樱花背后，隐藏着日本国民品格的阴暗面。我对樱花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到日本时，樱花还没有开放。 1867年前的日本是一个封建氏族联邦，中央政权握在将军手中。将军本人就是氏族头领，但对其他氏族中权力比他更大的人没有绝对支配权。将军一变，日本历史就改朝换代。但自17世纪以来，一直是德川氏族成员担任幕府将军。在整个德川幕府时代，除去执政前期以外，日本处于封闭状态，不对外交流，仅和荷兰人开展受到严格限制的贸易。现代伊始，发生了两个变化。第一，强制性放开对西方贸易；第二，幕府从德川氏族手中转到萨摩和长州两个氏族那里。今天依然是这两个氏族行使幕府将军职权。不了解日本统治力量及其在幕藩制度下的根系，就不可能理解日本、日本政治，以及种种可能情况。因此，我准备先阐明日本国内时局发展状况，随后再谈谈日本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 从名义上来说，1867年发生的事情是：天皇重新执掌权力。而在此之前，自12世纪末以来，将军势头完全盖过天皇。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天皇似乎一直被普通老百姓尊为圣人。但在各种事务中，天皇没有发言权，不受将军待见，如果行为不端，还有遭罢黜之险，而且常常得不到资金扶持，生活极端贫困。 这样一个皇室中人因为无足轻重，在日本早期对外交流期间，耶稣会修士很少有人知道日本竟然还有皇帝。在他们眼中，日本天皇似乎相当于罗马教皇。区别仅仅在于，日本天皇无意于现世权力。荷兰作家也一样，习惯把将军称作“陛下”。每年他们会从长崎港内的出岛旅行到江户。沿途只有京都，也就是天皇居住的地方，能让他们自由走动。这种特权很可能是德川幕府授予的，目的是让外国人知道皇室地位有多轻。马休·佩里曾给江户的将军送去了一封美国总统写给日本天皇的亲笔信。西方列强派驻的大使中没有一个在与江户权威打交道时，会怀疑自己偏离了权位中心。 有鉴于此，要弄清幕府与皇室之间的关系，必须另找解释，不能仅凭据日本官方正史。因为正史是这样写的：纵观日本历史，皇位神授[1]。 简要来说，最终发生的事情似乎是由几种很不相同的力量混合而成。看古书的人发现，天皇在10世纪时握有实权，因此希望恢复古制旧风。也有一些爱国人士看到将军向白人屈服，还跟他们签订商业条约，感觉很恼火。还有一些西部氏族，从来都不愿对将军言听计从。我们再从麦克拉伦著作第33页引用一段话： 光复皇权的运动与大国沙文主义，或者说强烈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可用“尊皇攘夷”这一表达来总结。这一说法似乎表明，荷兰学者引介外国科学成就、启发日本民智的做法让人厌恶，但也不能据此草草下结论。因为，“攘夷”这一口号直接针对的是佩里及其他外国列强派出的使节。而且这个口号并不表示日本人不愿学习外国在武器或军事策略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实际上，在1853年前很多年里，萨摩、长州以及西部其他氏族一直忙于生产制造枪支，演练枪法。他们特意将学习欧洲科学的日本学生的发现用于实践，挺立在明治维新的潮头浪尖。 这一段话点明了激发现代日本一直走到今天的那种精神。 明治维新是一场保守甚至是带有反动性质的运动，这跟西方惯有的认识不一样。默多克教授在其权威著作《日本史》中这样写道[2]： 时局发展迅速，让人吃惊。在解释这种情况时，欧洲多数作家和评论人犯了很大的错误。就连他们中间那些很有思想见地的人在解答这一未解之谜时，也用的是“模仿”这种很肤浅的说法。但日本人保留了自己的社会组织单位。我们西方以单个的人为社会组织单位，而日本以家庭为单位。此外，日本的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体制虽然和欧洲制度有相似之处，但并不是靠模仿、借用、改造得来。这种相似只是偶然现象。1868年，日本政治家推翻德川幕府政权。1871年废除幕藩体制。得知民众希望建立一种新的行政管理机器时，这些政治家没有去欧洲找模型，而是回顾本国11、12世纪的历史，重新启动藤原镰足和幕客在645年以天才构思创造出的行政管理机器，随后又花了五六十年的时间进行补充、强化、组织。今天，日本的十大臣内阁、大臣管理的各“省”及其官员是中国“八部”的现代翻版。这样的组织形式早在7世纪就已确定……现有行政体系的确是舶来品，但既不是在几十年前借用或改造来的，也不是借用或改造欧洲体制。现有体系可追溯到久远的古代，复兴过来是为了一解现代燃眉之急。 结果是，萨摩和长州两氏族控制了天皇，抬高其地位，使之成为抵抗外国人的象征（将军曾与外国人签订条约，不得人心），倡导民族主义，得到全国民众的支持。在几位精明强干的领导人推动下，日本批准了一项政策，并持续贯彻实施，把自己的国家从西方贪欲下无助的牺牲品变成了世界强国。在此期间，日本废除幕藩体制，赋予中央政府无限权力，创建强大的海陆两军，接连打败中国、俄国，吞并朝鲜，控制中国东北，发展工商业，实施义务教育，通过学校教育、历史神话专项研究让天皇崇拜深入人心。 人为创制天皇崇拜是现代日本最意味深长的特征之一，可以当作其他国家的楷模，让这些国家也想出办法，防止国民具备科学思维、听从理智行事。在东京的日语和哲学教授巴兹尔·霍尔·张伯伦非常了解日本人。在这方面，没有几个欧洲人能比得上。他写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叫《新宗教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a New Religion），由理性主义者出版协会出版。这本书见解深刻，我读后很受启发。张伯伦教授指出，近代以前，日本人信奉佛教，几乎排斥其他任何宗教。上古时期，日本本土有一种宗教叫神道教。这种宗教虽然一直没有消失，但信徒比较少。然而，在过去四十多年间，神道教一跃变成国教，还完善了教义教规，以适应现代要求[3]。现在，日本人当然更钟情于神道教。因为，相比佛教而言，神道教土生土长，是民族宗教，还是部落宗教，不是那种想要吸引全人类的宗教。神道教的所有教义都是由现代日本政治家阐发而来，目的是美化日本和天皇。 张伯伦教授指出，明治维新推行一段时间后，天皇才受到尊崇。在此之前，天皇人微言轻。我引文如下： 人们不得不清醒面对的事实是：从有史之初到现在，全世界可能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那样，对君主漫不经心。天皇遭到废黜、暗杀。几千年来，谁接替了皇位，谁就要面临诈谋倾轧、血腥暴力。天皇被流放的不止一个，有些人还在流放途中被杀害。漫漫千年间，权臣当政。权臣走马灯似的更换幼君，看他快要成年就逼他退位。有一个时期，权臣酷虐，太阳后裔生活拮据，天皇太子被迫卖字求生！但有权有势的派系里，没有一方站出来反对。即便在明治天皇在位的当下，日本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也还是有两拨叛党，一拨在日本某地拥立新皇帝，与天皇较劲，另一拨宣布建立共和制。 最后这句话虽然道出了严峻的历史事实，但让那些只了解20世纪日本的人很难相信。教育普及的同时，迷信也在盛行。暴力反抗天皇不可想象。在一次次的政治冲突中，只要天皇一介入，就连最戾虐的人都会收手。虽然现在有了国会，但天皇拥有绝对权力，可比肩任何一个专制君主。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文化源自中国。宗教、艺术、文字、哲学、伦理，所有东西都是从中国模型复制而来。日本历史于5世纪开篇，而中国历史可向上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种史实很伤日本人颜面，所以他们把古代史搬到很久以前，造出的理论跟罗马人是埃涅阿斯后裔的说法差不多。我再引用张伯伦教授的观点如下： 纯正不掺假的日本历史发端于5世纪。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对6世纪日本发生的事情谨慎看待。日本学者跟我们一样清楚这一定论。但日本官僚不愿意让人们了解这种情况，害怕招来是非。他们不强制国民信仰民族神话，但要求对民族历史传奇一字一句深信不疑。那些偏离正统路线的日本教授就要遭殃，妻儿有可能饿死（在日本，每个男性就算年纪不大，也要娶妻生子）。上自伊藤博文的《宪法义解》，下至学生学习手册，这一荒谬的历史起始年代随处可见。 虚构古史的问题可能不那么要紧，就跟西方的教区牧师假装相信圣经，有些人觉得这种装模作样无伤大雅一样。但日本古史是整个体系的一部分，含有政治目的。这一目的就是，毫不留情地压制自由思想、自由言论。张伯伦教授撰写的小册子上还有下面这段话： 神道教是一种原始自然崇拜形式，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而现在，却有人把它从橱子里拿出来，掸去上面落满的灰尘。毋庸置疑，普通老百姓还是钟情佛教，大家愿意庆祝的节日都与佛教有关，亡人仍在寺庙下葬。但统治阶层决意改变这一切。他们执意强调神道教中关于天皇是日本太阳女神直系后裔的这一教义，认为天皇就是地球上活着的上帝，臣民尽忠天皇合情合理，法律、宪法等仅仅是天皇慷慨送出的礼物而已，与民权没有任何关系。自然而然，政府各级大臣官员不是公仆，而是执行最高权力，也可以说是超自然权力的卒子。神道教与皇室有关。单就这一点而言，神道教就应该得到尊崇。 所有这些不仅反映在理论上，日本政治的实际基础即由此构成。天皇受德川幕府蓄养几百年后，又被萨摩和长州两氏族俘获，自此受这两族控制。萨摩和长州有五位政治代表，人称元老，有时也误称为枢密院。目前仅有两人健在。宪法没有规定元老这一职位，但他们能让天皇言听计从，他们让天皇说什么，天皇不敢不说什么。因此，元老权力极大。但国会、舆论倒戈的事情也屡有发生。不过，元老总有办法行使自己的意志。原因很简单，能让天皇开口的是他们，而天皇的旨意没有一个人胆敢违抗。元老自己不就职，而是选任首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出了什么事，这些人要担责。元老是日本真正的政府。只要天皇不被其他集团党派控制，元老会一直掌权。 在爱国人士眼中，元老通达人情世事。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其政策会更偏向于大国沙文主义。濮兰德等为日本辩护的人士总跟我们说，日本有一个秉持自由开明主张的政党，反对军国主义。用不了多久，这个政党就会主导外交政策。我不认为这种说法真实可信。毋庸置疑，有人正在大力推动增加国会权力，让内阁对国会负责。也有这样一种情绪，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应该对内阁和首相负责，不能仅对天皇尽责[4]。但如果日本实施民主制，不意味着其外交政策会少一些大国沙文主义。日本有一个社会主义小党，的确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反对穷兵黩武。而且，随着日本工业实力的增强，这个政党会随之发展壮大。但所谓的日本自由党跟政府一样，都秉持大国沙文主义，日本舆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几次，元老的确力排众议，让日本民族免于犯错。而如果日本实施的是民主制，这样的错误肯定不可避免。比如，日俄战争后签订的《朴茨茅斯和约》。那一次最耐人寻味，鲜明体现了日本政治特点[5]。 1905年，对马岛和奉天两场战役过后，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俄国在海上再难有所作为，日本在陆上再无施展空间。俄国政府在满洲厉兵秣马，又修好了西伯利亚铁路，急于再把战争打响。日本政府则相反。他们心里清楚，预期目标已经实现，很难再筹措款子把战争打下去。于是，他们悄悄请求美国总统罗斯福鼎力相助，希望与俄修好。罗斯福总统邀请交战双方出席和会。俄国政府面临两种情况：一方面，国内有和平党派，实力强大；另一方面，革命一触即发。因此不敢拒绝美国邀请，尤其是考虑到中立几国都同情日本。而日本急于求和，故意引导俄国作出这样的猜测：日本欺人太甚，失去全世界同情，让俄国和平党派有机可乘。日本重点作了这样的暗示：日本绝对会向俄国索要战争赔款。实际上，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不打算要赔款，但日本国内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一点，外人更是一概不知。俄国人认为日本人肯定不会在赔款方面善罢甘休，因此慷慨地答应了日本在其他方面的要求。让他们又惊又怕的是，他们收拾好东西，正要退出和会时，日本人宣布（从一开始他们就是这样打算的），自己接受俄国人的让步条件，放弃赔款请求。此言一出，俄国政府和日本人民都很气愤，感觉自己受了捉弄。前者原本以为，不答应赔款，在别的条件上让步，就不可能讲和。后者原本以为，日本政府在赔款方面绝对不会让步。俄国爆发了革命。日本发生了暴动，媒体骂声一片，政府下台。当然，这个政府只是名义上的政府。因为，真正的权力自始至终都握在元老手里。发生了这种情况，没有人会怀疑元老求和的决定从方方面面来看都正确无误，也很少有人怀疑，日本人不用心机诈术，就能换来和平，对自己有利。 不熟悉日本情况的外国人知道日本有国会，众议院由选举产生，据此以为日本至少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一样讲究民主。这是一种误判。有一点不假：伊藤博文参照德国制定宪法，并于1889年颁布宪法。日本在西化过程中，学的一直都是德国，只有海军是照搬英国经验。但日本宪法有多处与德国不同。首先，德国国会选举人资格是，只要是成年男子就有选举权。而日本有财产限制，这样一来，只有25%的成年男性有资格。但这不算什么大事。重要的是，日本天皇与德国皇帝比起来受到的权力限制要小得多。还有一点也不假：日本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在以下方面没有差别，即日本各大臣不对国会负责，而对天皇负责，而且是各负其责，不是集体负责。陆海军大臣必须是上将。他们不从首相那里听取号令，而是各自听从陆海两军权力机构做出的指示。这两个机构当然受天皇控制。在德国，国会握有财政大权。而在日本，就算国会拒绝批准预算，也仍然可以用前一年的预算。国会休会时，天皇诏令可作临时法律。但德国宪法没有类似规定。 宪法批准，是因为天皇开恩。提出批评修改意见是不敬不忠，是在暗示陛下构思不尽完美。要了解日本宪法，有必要配着同时期颁布的伊藤博文《宪法义解》一起读。科尔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