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欲望与幸福 [book_author]叔本华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202341 [book_dec]我们如何才能摆脱这种苦恼和争斗的世界？叔本华提出两条途径：第一是艺术的解脱，艺术具有超越自我和物质利害的力量，而达到无意欲的境界。第二是寻求永恒的解脱，唯有从根本上否定意志，基督教和佛教的苦修生活，即是一种否定意志的状态。这是现实中的人永远达不到的境界。 [book_img]Z_10142.jpg [book_title]第一讲 爱恋与幸福 一、幸福的分类 二、热恋的激情 三、性爱的倒错 四、禁欲的解救 一、幸福的分类 亚里士多德将人生的幸福分成三类，那就是自外界得来的幸福、自心灵得来的幸福和自肉体得来的幸福。这种划分除数目外没有指出什么。据我所观察的人的命运中的根本不同点，可以分为不同的三类。 第一，什么是人：从“人格”一词的广泛意义来说，人就是人格，其中包括健康与精力、美与才性、道德品性、智慧和教育等。 第二，人有些什么：人有财富和他可能占有的事物。 第三，如何面对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他人把你看成什么样子，或更严格一点来说，他人对你的观感如何。这可以从别人对你的意见中看出来，别人对你的意见又是从你的荣誉、名声和身份上表现出来的。 上面第一类的差异是自然本身赐给人的，正由于是自然本身赐给人的，它们对人生快乐与否影响之大和深刻，远超过后来两类对人的影响，后面两类只是由人安排的结果。所有具有特权身份或出生在特权世家的人士，即使他是出生在帝王之家，比起那些具有伟大心灵的人士来说，只不过是为王时方为王而已，具有伟大心灵的人，相对于他的心灵来说，永远是王。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最早的弟子麦关多鲁斯也说“从我们内心得来的快乐，远超过自外界得来的快乐”。生命幸福的主要因素，我们存在的整个过程，在于我们内在的生命性质是什么，这是天经地义和人人都可以体验到的事实。人的内在生命性质是我们心灵满足的直接源泉，我们整个感性、欲望和思想使我们不满足，直接的源泉也是因为我们内在生命的性质。另一方面来说，环境只不过会对我们产生一种间接的影响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外界的事件或环境对两个人的影响各不相同。即使环境完全相同，每一个人的心灵也并不全合乎他周围的环境，各人都活在他自己的心灵世界中。一个人能直接领悟的，也就是自己的观念、感受和意欲。外在世界的影响也不过是促使我们领悟自己的观念、感受和意欲。我们所处的世界如何，主要在于我们以什么方式来看我们所处的世界。正因为如此，世界相同，各人却大异其趣：有的人觉得枯燥乏味，了无生趣；有的人却觉得生趣盎然，极具意义。听到别人在人生经验历程中颇感兴味的事件，人人也都想经历那种事件，完全忘记那种事件会令人忌妒，在描述那些事件时，把自己的心灵落在那些事件所具有的浮泛意义中。某些事情对天才来说是一种极具意义的冒险，但对凡夫俗子来说却单调乏味，毫无意义。在歌德和拜伦的诗中，有许多地方是化腐朽为神奇，化平凡为不平凡。愚痴的读者忌妒诗人有那么多令人愉快的事物，他们除了忌妒外，也不想想诗人有着莫大的想象力，只是把极为平凡的经验变得美丽和伟大。 同样地，对一个乐观的人来说，某种情景只不过是一种令人发笑的冲突，忧郁的人却把它当作悲剧，但在恬淡的人看来又毫无意义。所有这些都须依赖一种事实，那就是要了解和欣赏任何事件，必须具有主体和客体两种因素，主体和客体关系的密切和必然连接在一起，就像水中的氢氧与氧关系密切和必然连接在一起一样。在一种经验中客体或外界因素一样，但主体或个人对它的欣赏却因人而异，每一个人对相同的客体看法都不同。愚痴的人认为世间最美好的事物微不足道，这就好像在阴霾的天气里看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一样，以为并不值得流连忘返；或者就像在不太好的多棱镜中看画，多棱镜固然不好，拍摄出来的画未必不好。明白一点说，每一个人都受自己意识的限定，我们并不能直接地超出自己意识的限定而变成另一个人，因此，外界的帮助对我们并没有多大用处。同在一个舞台上，有的人是帝王，有的人是阁员，有的人是将军、士兵或仆人和其他等，他们彼此的不同只不过是外在的不同而已，但各种角色内层核心的实在性是相同的。大家都是可怜的演员，对自己的命运充满着渴望与焦虑。在人类的生命中就正是这种情况，各人依身份和财富的不同而扮演不同的角色，但这决不意味大家内在生命的快乐与欢愉有什么差异。我们都是集忧患困厄于一身，可怜兮兮地活到死而已，每个人展示生命内容的原因当然不同，但生命形式的基本性质是一样的。各人的生命强度自然也因人而异，生命强度的差异绝不是要符合各人所应扮演的角色，或者要符合地位和财富的有无。因为事物的存在或发生，仅存于我们的意识下，且只是为意识而存在，人的意识素质是人的最重要的事物。在大部分情况中，意识素质的重要性远超过形成意识内容的外在环境。世界上一切的骄傲与快乐，对虫子的迟钝心灵来说，当然微不足道。虫子的迟钝心灵决不能与塞万提斯在悲惨的监牢中写《堂吉诃德》时的想象相比。生命的实在客观的一半是在命运中，在不同的情况中采取不同的形式。另外主观的一半却属于我们自身，生命自始至终就是这种情况。 因此，无论外在的环境如何不同，每个人的生命终其一生都是具有相同的性质。生命就像在一个题目上发挥不同的内容而已，任何人绝不能超出他的个性。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一种动物总是狭小地限定在自然所赋予它的那种不可更改的性质中。我们努力使自己所“宠爱的对象”快乐，必须就着那个对象的性质和限定在它所能感受的范围以内。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所能获得的快乐，事先就由我们的个性决定了。人的心性能力更是这种情况，人的心性决定了我们是否能觅取较高生命精神价值享受的能力。心性能力如果不高，又不加以外在的努力，别人或者财富是不能把他提升到人的一般快乐和幸福以上的。虽然人也具有一半动物性，但如果心性高的话，是可以提升自己的。心性不高的人幸福和快乐的唯一源泉是他的感官嗜好，充其量是过一种舒适的家庭生活，与低级的伴侣在一起俗不可耐地消磨时光。教育对这类凡夫俗子也不能增加他的精神价值，人的最高、永恒和丰富的快乐实是他的心灵，虽然我们在青年时不了解这一点，事实上却是如此的，心灵的快乐主要又在依赖我们心灵的能力。很明显的是，我们的幸福大半依赖我们的本性和我们的个性，所谓命运一般是指我们有些什么，或者我们的名声如何。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当然可以促进我们的命运，但是，如果我们内在的生命富有的话，我们就不会奢求我们有些什么了。另一方面，愚人终其一生还是愚人，即使在乐园中被美女包围，他也难以脱离愚人的个性。 通常的经验指出生命中的主体因素的重要性，对人生的快乐与幸福来说，实远超过客观因素，这从饥者不择食、少年与成年人不能相与为伍到天才和圣人的不同生活均可看出来。在一切幸福中，人的健康超过任何其他幸福，我们真可以说一个身体健康的乞丐要比一位疾病缠身的国王幸福得多。一种平静欢愉的气质，快快乐乐地享受非常健全的体格，理智清明、生命活泼、洞彻事理、意欲温和、心地善良，这些都不是身份与财富所能做成或代替的。因为人最重要的在于他自己是什么，当我们独处的时候，也还是自己伴随自己，上面这些美好的性质既没有人能给你，又没有人能拿走，这些性质就比我们所能占有任何其他事物重要，甚至比别人如何看我们来得重要。一个具有理智的人在完全孤独的时候沉没于自己的遐思中，也其乐无穷。来自世俗的快乐，剧场、游览、娱乐并不能使愚人忘掉烦恼。一个有着良好、温和优雅性格的人，即使是在贫乏的环境中也能怡然自得；然而一个贪婪、充满嫉妒和怨恨的人，即使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的生命也是悲惨的。具有常乐的特殊个性的人士，他拥有高度的理智，别人所追求的那些快乐，对他来说不但是多余的，甚至是一种负担和困扰。当苏格拉底看到许多奢侈品在贩卖的时候，他不禁说道：这个世界有多少东西是我不需要的啊！ 因此，我们生命快乐的最重要和最基本因素是我们的人格，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话，人格是在任何环境中活动的一个不变因素。人格不像在此文中另两类所描述的幸福一样，并不是命运可以支配的，也不是人可以扭曲的。正因为这样，人格比另两类所描述的幸福之相对价值，就更具有绝对性价值，这样一来，常人把握人就比一般人所想象的困难得多。在此，时间又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而发挥其无限的作用，我们受时间的影响，肉体和精神的种种便将渐渐消失，唯有道德的品性才不受时间的影响。就时间所造成的毁灭性结果来看，在此文当中另两类所指的幸福，因不受时间的直接左右，这样在事实上就似乎优于第一类。由这两类所得的幸福尚有其他的益处，那就是由于它们极具客观和外在的性质，要得到它们是不难的，至少每个人都可能占有它们。但是，所谓主体性就不是随时可以得到的，主体性是与生俱来的一种神奇的权利，主体性是不变的，是不可让与的，这对人生的命运来说是注定不变的。一个人的命运自生开始是如何的不能改变，如何只能在已注定的生命活动线上开展自己，我们的生命像行星一样，在什么样的位置就在什么样的位置。古代的女巫和先知们就断言人不能逃脱自己生命的道路，也不能借时间的任何力量改变自己生命的道路的。 在我们生命力量中唯一所能成就的事物，只不过是尽力地发挥我们可能具有的个人品质，且只有依我们的意志的作用来跟随这些追求，寻求一种圆满，承认可以使我们圆满的事物，和避免那些使我们不能圆满的事物。这样一来，我们便选择那些最适合我们发展的职位、职业以及生活方式。 我们可以想象一位具有极大体力的人士，他由于环境被迫做一种固定的工作，从事某种手工的精细工作，或者研究某种需要其他能力的脑力工作，而恰好他又没有这种能力。处在这种环境下的人是一生都不会感到快乐的。更为不幸的一种人是他具有非常高的理智能力，却未得到高的发挥和被人雇用，而进行一种其体力不能胜任的劳动。我们是应该注意这种情形的，特别在青年时，应避免站在能力所不能胜任的悬崖上，或发挥多余的能力。 因为在人格下所描述的幸福，大大地超过其他所描述的幸福，懂得维护健康和培育心灵，就比只知聚集财富要聪明得多了，但这绝不是说我们可疏忽为生活获得必需的供给。就“健康”一词的严格意义来说，只是脑满肠肥，是对我们的快乐没有什么帮助的。许多富人常感不快乐，是因他们缺少真正的精神文化或知识，结果就没有理智活动的客观兴趣。因为人除了某些实在的和自然性的需求外，一切财富的占有，就对“幸福”一词的适当意义来说，影响是较小的。事实上，有时财富反而妨碍人们获得幸福，因为保存财富常给人带来许多不可避免的悬念。然而人乐于使自己富有是远超乎获得文化的兴趣，虽然人的文化对幸福的影响远超过财富对幸福的影响，人还是不断地追求财富。我们看到有许多人像蚂蚁一样，除了整天劳碌不停地聚集财产，其他便一无所知。这种人的心灵空白一片，结果是对任何其他事物的影响麻木不仁。他们对理智的高度幸福无能力感受，就只有沉迷在声色犬马中任意挥霍，求得片刻的感官刺激。如果幸运的话，他奋斗的结果，是得到了巨大的财富，死后留给继承人，或者乱花一通。像这种人的人生，看来虽像煞有介事和显得十分辉煌，实际上就和其他许多傻子一样，愚昧地度其一生而已。 因此，人自身具有什么样的人格，就基本决定了他有什么样的幸福水平。因为这是一种规则，大部分的人尽一切力量与贫穷做斗争，但那是很难获得真正幸福的。这种人的心灵是空虚的、想象是迟钝的、精神是贫乏的，物以类聚，他就只有和与他一样的人混在一起，放浪形骸、纵情纵欲。富有家庭的年少子弟继承了大量的财产后就尽情挥霍，究其原因，无非是心灵空虚，对自己的生存感到厌倦。他来到这个世界外表虽是富有的，内在却是贫穷的，他唯一无望的努力便是用自己外在的财富来弥补其内在的贫穷，企图从外界来获得一切事物，就像一个老人一样，努力地要使自己成为大胃王。结果是，一个内在贫穷的人到头来外在也变得贫穷。 前面所说的构成幸福的另外两类因素的重要性是无需我再强调的，今天的广告就一再宣称具有这两类因素的价值。至于第三类与第二类比较起来，因为只是存在于别人的意见中，在性质上就比较不重要了，然而每个人仍要追求名誉。另一方面，官位只有让服务政府的人去追求，而名声则是由少数人所追求的。在任何情况中，名誉都被视为一种无价的财宝，而名声则是一个人所能获得最宝贵的事物。只有愚蠢的人才会取爵位而舍财富。这第二类和第三类是一种相互关联的因果关系。要使别人喜欢自己，不论使用什么方式，其目的还是在于想得到我们所需要的。 二、热恋的激情 性的关系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任务。它是人类一切行为或举动不可见的中心点，戴着各色各样的面罩到处出现。爱情事件是战争的原因，也是和平的目的；是严肃正经事的基础，也是戏谑玩笑的目标；是智慧无尽的泉源，也是解答一切暗示的锁匙——男女间的互递暗号、秋波传情、窥视慕情等，这一切无非是基于爱情。不但年轻人，有时连老人的日常举动都为它所左右。纯洁的少年男女，经常沉湎于对爱情的幻想。一旦与异性发生了关系的人，更不时为性爱问题而烦恼。 恋爱之所以始终能成为最丰饶的闲谈题材，在于它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但这人人都关心的重大事项，为什么总要避开人家的耳目，而去偷偷摸摸进行呢？顽固的人甚至尽量装出熟视无睹的姿态，这也显示出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可笑。话说回来，其实性爱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世袭君主，它已意识到自己权力的伟大，倨傲地高坐在那世袭的宝座上，以轻蔑的眼神统制、驾驭着恋爱，当人们尽一切手段想要限制它、隐藏它，或者认为它是人生的副产品，甚至当作毫不足取的邪道时，它便冷冷地嘲笑他们的徒劳无功，因为性欲是生存意志的核心，是一切欲望的焦点，所以我把生殖器官称为“意志的焦点”。不仅如此，甚至人类也可说是性欲的化身，因为人类的起源是由于交配行为，同时两性交合也是人类“欲望中的欲望”，并且，唯有借此才得以与其他现象结合，使人类绵延永续。诚然，求生意志的最初表现只是为维持个体而努力，但那不过是维护种族的一个阶段而已，它对种族的热心、思虑的缜密深远，以及所持续的时间长度，远超过对个人生存所做的努力。因此，性欲是求生意志最完全的表现和最明确的形态。 为使我的基本理论更加清楚起见，在这里且以生物学方面的说明作为佐证。我们说过，性欲是一种最激烈的情欲，是欲望中的欲望，是一切欲求的汇集，而且，如获得个人式性欲的满足——针对特定的个体，就能使人觉得有如拥有一切，仿佛置身于幸福的巅峰或已取得了幸福王冠的感觉；反之，则感觉一切都失败了。这些事情也可与生理学方面取得对照：客体化的意志中，即人体的组织中，精液是一切液体的精髓，是分泌物中的分泌物，是一切有机作用的最后结果。同时，由此可再认识：肉体不过是意志的客体化，即它是通过表象形式的意志。 恋人之间爱情的增进，不外乎是希望产生新个体的生存意志而已。不但如此，在情侣们充满爱慕的眼神相互交接的那一刹那，已经开始燃烧着新生命的火焰，像是告诉他们：这个新生命是个很调和并且结构良好的个体。为此，他们感到需要融合为一体而继续共同生存的希望，这种希望在他们所生育的子女中得到实现，两人的遗传性质融合为一，在子女身上继续生存。反之，男女间若难以激起情愫，甚或互相憎恶怨恨。即使可以生育，其子女的内在体质，也必是不健全、不调和的。所以，在西班牙加特隆的笔下，尽管先把莎密拉密丝王妃称为“空气女郎”，但后来仍把她描写成谋杀亲夫的恐怖女人，这里实在隐含着深刻的意义。 归根结底，两性之间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紧密的连接，就是由于各种生物的种族求生意志的表现。这时的意志，已预见到他们所产生的个体，很适合意志本身的目的和它本质的客观化。这个新个体，意志（即性格）是遗传自父亲，智慧遗传自母亲，而同时兼容两者的体质。但大致来说，姿容方面比较近于父亲，身材大小方面则多半类似母亲。这是根据试验动物的变种所产生的法则，这个法则的主要理论基础是：胎儿的大小依据子宫大小而定。至于各人特有的个性究竟如何形成，我们还无法说明，正如我们无法解释热恋男女那种特殊的激情一般。我想两者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只是一方面较含蓄（指个性），而另一方面较露骨而已（指男女激情）。至于新个体开端是如何，其人生命的要点如何那就要看他的父母在互相爱恋的瞬间是何等情况而定了。 如世人所常说的，当男女以憧憬的眼神互相交会的那一瞬间，便已产生新个体的最初萌芽。当然，这时的幼芽也像一般植物的新芽，脆弱而且易折。这个新个体即所谓的新理念，即灵魂和意念一切理念都是非常贪婪激烈地猎取分配予它们的材料，努力着想要登上现象界即肉体。同样地，人类个性的特殊理念，以最大的贪欲和最激烈的态度，以便在现象界中能实现他的目标。这种贪欲的激烈程度，就是决定于恋人之间的情热。男女间的情热可区分为许多等级，我们不妨把它的两极端称为“平凡的爱情”和“天上的爱情”。从它的本质来看，本来是相同的，无所谓等级的差别，只是若情热愈趋个人化，换句话说，被爱者的一切条件和性质，愈能适应或满足爱者的愿望要求则愈能增加力量而已。那么，问题的关键何在呢？以下我们将继续深入研究方可明白。首先，吸引异性的首要条件是健康、力和美，也就是说恋爱的本钱是青春，这是因为意志想努力表现出一切个性特点的人类特质的缘故。所谓恋爱三昧，实无出这几个范畴。其次，当恋情进入下一个阶段后，即出现若干特别的要求，有了这些要求，同时双方均预估能满足各自的恋心时，感情就会逐渐上升。但只有两个个体都觉得非常适合的时候，才能产生最高度的激情，这时，父亲的意志（性格）和母亲的智慧合二为一，新个体告成。这表现于全种族的一般性生存意志，此一个体能够适应意志本来的强大力量，因而感到一种新的憧憬，这种憧憬的动机超越个人的智慧范围。它就是真正伟大的激情之魂。 人在恋爱的时候，往往呈现滑稽的或悲剧的现象，那是因为当事者已被种族之灵所占领、所支配，已不复是他原来的面目了，所以他的行动和原本的个性完全不相一致。恋爱达到更深一层的阶段后，他的思想不但非常诗化和带着崇高的色彩，而且也具有超绝的、超自然的倾向，所以，整个人看起来完全脱离了人类本来的、形而下的目的。何以如此？那是因为恋爱中人受种族之灵的鼓舞，了解它所担负的使命远较个体事件重大，且受种族的特别依托，指定他成为“父亲”，他的爱人成为“母亲”，具备他们两者的素质，才可能构成将来无限延续的子孙的基础。而且，此时尽管客观化的生存意志明显地要求他们制造子孙，但这种恋爱，并未草率应诺。怀着这种超绝感情的恋人，他们的心灵已超越凡俗之物，飞扬于比自己更高的空中，所以，在原本的肉体欲望中，也罩上庄严的色彩。为此，即使一个一生生活最平淡的人，他的恋爱也是很富诗意的插曲。这种情形下的恋爱故事，多半呈喜剧。种族中的客观化意志所担任的使命乃是为堕入情网中的男人的意识蒙上“预想”的面具，若和她结合，必可获得无限幸福的预感。当恋情达到最高度时，这种幻想迸发出灿烂的光辉，如果不能与爱侣结合，即顿感人生空虚乏味，连生命也丧失所有魅力了。此时他对人生的嫌恶已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有时甚至自寻了断以求解脱。这类人的意志，不是被卷入种族意志的漩涡中，就是种族意志的力量太强，以致压倒了个人意志。所以，他们如果不能以前者的资格活动（即不能发挥种族意志），也会拒绝在后者的情形下苟活。但这时候的个体，以之作为种族意志的无限憧憬的容器，实在太脆弱了。“自然”为了挽救此人的性命，便使他疯狂。如果疯狂的面纱仍无法压住那绝望状态的意识，那只有以自杀或殉情收场了。 话说回来，并非恋爱的热情不能得到满足，才招致悲剧的结局。“圆满”的恋爱收场，不幸的恐怕比幸福的还多。这是因为激情所要求的，与当事者的周围环境不但不能一致，而且还破坏了他的生活计划，以致往往严重地损伤他个人的利益。恋爱不但会与外界环境相冲突，连和恋爱者自身的个性也常相矛盾，因为撇开性的关系，来观察你的恋爱对象，也许那还是你本来所憎厌、轻蔑或嫌恶的异性。但由于种族意志远较个体意志强烈，使恋爱中人对于自己原来所讨厌的种种特征，都闭着眼毫不理会，或者给予错误的解释，只企求与对方永远结合。恋爱的幻想就是如此地使人盲目，但种族的意志在达成任务之后，这种迷惘立刻消失，而遗下了可厌的包袱（妻子）。我们往往可发现一个非常理智又优秀的男人，却和唠叨的女人或悍妇结为夫妻。我们时常感觉奇怪，“为什么这些男人竟会做这样的选择”？看了上述的说明，足可给大家满意的答复了。因此，古人常说：“爱神是盲目的。”不但如此，陷入情网的男人，虽明知意中人的气质或性格，有使他难以忍受的缺点，甚至会给他带来痛苦与不幸，却仍不肯稍改初衷，而一意孤行。 你是否有罪？ 我不想去探寻，也毫无所觉。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只知道：爱你。 事实上他所追求的并非自己的事情，而是第三者——将来的新生命，然而，由于受幻想的包围，他们却以为对方正是自己所追求的目的了。这种不追求个人私利的行为，无论如何总是一种很伟大的态度，所以，激情也具备着崇高的旨意，并且常成为文学讴歌的主题。最后再谈到一种对其对象极端憎恶的性爱，柏拉图把这情形比拟成狼对羊的恋爱。这种状态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尽管男方爱得如醉如痴，但不管他如何的尽力，如何的恳求，对方也充耳不闻。这就产生了莎翁所说的“爱她又恨她”的情形。 这种爱恨交织的心理，有时会造成杀人继而自杀的局面，我们每年都可从报纸上发现两三起这种实例。歌德说得好：“被拒之恋，如置身地狱之火中，我真想知道是否还有比这更令人愤怒和诅咒的事情？” 恋爱时，对恋人示之以冷淡，甚至以使对方痛苦为乐，我们把它称为“残忍”，这样的说法实在并不过分，这样的事也是恋爱中常有的事。因为恋爱中人当时已被类似昆虫本能的冲动所支配，毫不理会理性所列举的各种道理，无视周围的一切事情，只知绝对地追求自己的目的，始终不松懈、不放弃。从古到今，因恋爱的冲动未得满足，脚上像拖着沉重的铁块在人生旅途上踽踽独行，在寂寞的森林中长吁短叹的，决不只佩脱拉克一人，只是在这烦恼的同时又具备诗人素质的，只有佩脱拉克一人而已。歌德的美妙诗句：“人为烦恼而沉默时，神便赐予他表达的力量。”这正是佩脱拉克的写照。 实际上，种族的守护神和个人的守护神，无时无地不在战争，前者是后者的迫害者和仇敌，它为贯彻自己的目的，时时刻刻都在准备破坏个人的幸福，有时连人民全体的幸福也变成种族守护神反复无常下的牺牲品。莎翁《亨利六世》第三部第三幕的第二、三场中，就可看到这种事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只因为人类本质的根基是种族，它具有比个人优先存在和优先活动的权利。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发觉这个道理，所以借丘比特的外形来表现种族的守护神，他的容貌天真得像儿童，却是残酷而充满恶意的恶神，也是专制、反复无常的鬼神，同时又是诸神和人类的主人。 希腊俗谚说得好：“爱神啊！你是统制诸神和人类的暴君！” 带着杀人的弓箭、盲目、背附翅膀，这是丘比特的特征。翅膀象征恋爱的善变无常，但这里的“无常”，通常只有在欲望满足后，引起幻灭感觉的同时才表现出来。 恋爱的激情是以一种迷惘为基础，使人误以为本来只对种族有价值的事，也有利于个人。但这种幻想，在种族的目的达成后，随即消失无踪。个体一旦被种族之灵遗弃后，回复到原来的贫弱和受诸多限制的状态，回顾过去才知道费了偌大气力，经过长期勇猛努力的代价，除了性的满足外，竟无任何收获！而且，和预期相反的，个体并不比从前幸福。于是，对此不免感到惊愕，并且省悟原来是受了种族意志的欺骗。所以，王子遗弃王妃一点儿也不足为怪。如果佩脱拉克的热情曾得到满足，他的诗歌也该像产卵后的母鸟一样，声音戛然而止，而沉寂无闻了。 恋爱的结婚是为种族的利益，而不是为个人。当然，这情形当事者并无所知，还误以为是追求自己的幸福。不过，由于它真正的目的在于他们可能产生的新个体上，因此当事者知道与否，并无关紧要。他们由这一目的而结合，尔后再尽可能努力取得步调的和谐。但激情的本质是本能的迷惘，由此而结合的夫妇，其他方面有许多相异之处，前述的迷惘一旦消失，相异的素质便昭然出现。所以恋爱结婚，通常结局都是不幸的。西班牙有一句谚语说：“恋爱结婚的人，必定生活于悲哀中。”因为婚姻本来就是维持种族的特别安排，只要达成生殖的目的，造化便不再惦念婴儿的双亲是否“永浴爱河”，或只有一日之欢了。由双方家长安排、以实利为目的的所谓“利益婚姻”，反而往往比爱情的结合幸福些，因为此种婚约，能顾虑到种种因素条件，不管这些条件何其繁多，至少它很具体而实在，不会自然消失。并且，它总以结婚当事人的幸福为着眼点。当然，它对后代子孙是不利的。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若面临婚姻抉择的男人，只着眼金钱而不愿自己情热的满足，这是为个体而生存，并非为种族，此种表现是违反真理、违背“自然”原则的。所以，易于引起他人的蔑视。反之，为了爱情，不顾父母的劝告而毅然结婚的女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值得赞扬的。因为当她父母以自私的利己心作为忠告时，她却抉择了最重要的原则，并且遵循了造化的精神（应该说是种族的精神）。照以上所述来看，当结婚时，似乎是鱼与熊掌无法兼得，一定得牺牲个体或种族两者中的一方。是的，事实的确如此，因为爱情和现实的顾虑能够携手并进是一种罕有的幸运。同时，大多数人在智慧、道德及肉体上都有瑕疵，结婚时无法对爱情进行选择，往往是从各种外在的顾虑而决定，或在偶然的状况下结合。话说回来，利益婚姻也可以在讲究实利之余，兼顾到某种程度的爱情，这就是所谓的和种族的守护神取得妥协。 众所周知，幸福的婚姻并不多，因为结婚的本质，其目的并不为现任的当事者，而是为未出世的儿女着想。但性爱若附加上“性向一致”的友情，虽然不多见，也可缔结真正白首偕老的夫妻，这是从完全不同的根源所产生的感情，双方以最柔和的心情互相慰藉。然而它的发生几乎都在性爱获得满足而消失之后，才表现出来。性爱的发生，是男女以未来的第二代为主体在肉体、智慧、道德方面取得互相弥补和幸福的婚姻，更加上精神特性的调和。 那么，为什么在恋爱中男人竟会为心爱女性的秋波所眩惑，以致甘愿完全放弃自己，不惜为她做任何奉献和牺牲呢？无他，这是因为她身上有着不可磨灭的部分，以致其他的一切都无足轻重了。人们对于某一个特定的女性都有着活泼热烈的欲望，不，几近疯狂的欲望，这就是证明。我们存在的核心是难以打破的，而且这也正是这种本质核心永存于种族中的直接保证。如果认为本质的存在是芝麻小事，或加以轻视，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种错误的产生，是因为人们这样想。所谓种族的持续，虽和我们相类似，但不是任何方面都与我们相同的，而且它又是生存于我们所不能知的未来。这种念头，实源于对外部的认识，只见种族的外貌，而未考虑到其内在本质。实则内在本质才是人类意识核心的根底，而且此意识更具直接性，又是不受个体化原理拘束的物自体，存在于各色各样的个体中，无论并存或续存，其内在本质皆相同，这是切实渴望生存和永续的求生意志。即使个体死亡，它仍得以保存。话虽如此，但人类的生活并不比现在的状态为佳，因为生命就是不断地苦恼，然后死亡。然而如何才能让个体从痛苦的世界解脱呢？只有否定意志一途。由意志的否定，使个体的意志脱离种族的枝干，而停止其生存。然而，其后将是什么样的情景呢？彼时的个体意志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呢？这些问题只有任人解说了，因为我们还找不出足以证明它的概念和事实。佛教把生存意志的否定，称为“涅槃”，这也是人类一切认识力永远不能达到的境地。 现在，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熙熙攘攘的世界就会发现人们大都是为烦恼、痛苦、贫穷所困扰，再不就是充满无穷尽的欲求。为了防止各色各样的烦恼来袭，虽然每人都尽了全力，但他们除了只能保持这苦恼的个体的短暂生存外，再不容有其他的奢想了。然而，在这纷乱的人生中，我们仍看见情侣们悄悄交换互相思慕的眼光，不过，他们的眼神，为何总显得那么隐秘、那么猥琐、那么偷偷摸摸？这是因为他们原是叛徒，他们故意使所有即将结束的痛苦和辛劳继续延续下去。他们仍沿袭着祖先的做法，又揭开了另一场人生的序幕。 三、性爱的倒错 “你竟如此大胆，不顾羞耻也把这种话说出来，不怕受惩罚吗？” “我不致受罚，因为我所据以论证的都是真理。”索福克里斯说。 在《性爱的形而上学》一文中，我曾顺便提到有关男性性倒错的事，说它是由于本能而被引入邪途的结果，本以为可以就此打住，无须详加解释。后来，我对这令人迷惑的问题重加思考，发现其中尚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并且也有解决的方法，很可当作前章所述诸事的前提，并可使之获得更清晰的了解，因此再作本文增补，同时附上例证。 男性性倒错就其征候而言，不仅是违反自然，而且是极端令人不齿、令人担心的怪现象。这种只有在人类天性完全倒错、混乱、堕落时才会发生的行为，应该是非常罕有的。但若根据实际经验来看，我们可发现事实适得其反。这种恶习，虽然可鄙可惜，却是时不论古今、地不分南北，处处皆曾发生，而且屡见不鲜。众所周知，在希腊和罗马时代，这种情形就相当普遍，不但可以毫无顾忌、不以为耻地公开谈论，而且还可以公然行之。这从当时作家的作品中，可以充分被证实。尤其诗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描写这方面的事情的。连那贞洁的罗马诗人维吉尔也不例外。在远古诗人笔下，甚至诸神，如奥弗齐（为此，梅娜犹才和他决裂）或塔密里斯等都有断袖之癖。同样，哲学家们对此一问题亦津津乐道，远比谈女性性倒错问题为多。尤其柏拉图，照他的著作读来，他几乎不知道人间尚有其他爱情。同时，斯多噶派的哲学家们，撰文议论认为此一行为适合于贤者。柏拉图在《乡宴》篇中提到苏格拉底虽对希腊政治家亚基比亚德百般挑剔，但对他能避免此项毛病却赞之为无比勇敢的行为。亚里士多德也把男性性倒错现象视为普通事情，并没有加以责难。居尔特人更把它公开化，且予尊重。还有，克里特岛民之间，甚至明订条文，以此作为预防人口过剩的手段，并且予以奖励。同时据传连身为文法者的希腊哲学家罗拉斯等人也有这种性变态倾向。罗马政治家塞禄说：“在希腊人中，一个青年如果没有‘娈童’，是一种耻辱。”对博览群书的读者而言，这种例证大概没有一一枚举的必要了。因为古代书籍中这类的记载俯拾皆是，读者也许可以联想起数百个。还有，连一些未开化的民族，尤其果尔族人，也非常流行这种恶习。我们再把视线转到亚洲大陆诸国，从上古到现在，亦复如是，虽然程度上有所差别，而且他们亦丝毫未加以隐讳。不提印度和中国人，光就波斯诸国，我们便可以发现诗人笔下以“男色”为题材远较“女色”为多。如波斯诗人莎狄《蔷薇园》中《爱情》一卷就是专门描写有关男性性倒错的。在《旧约》或《新约》中均载明这种行径应受惩罚，可见犹太人对此一恶习大概也不至于无所知悉。最后，再谈到基督教的发源地——欧洲，几世纪以来就一直靠宗教、法律和舆论力量来防止这种行为。中世纪时，任何国家对这种行为均处以极刑，法兰西到16世纪，仍明文规定处以火刑，意大利在19世纪初叶的三十年间，尚毫无通融地处以死刑，目前则是终身放逐。可知为了防止这种恶习，是有必要做如此严厉的处置的。但这些办法虽能奏效一时，事实上无法根绝。不管任何时代、任何场所、任何国度、任何阶级间，它总戴着最隐秘的面纱暗中进行，往往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倏然出现。中世纪以前虽然已有死刑的惩罚，但情况并未改观，我们从该时代的书籍中对于有关男性性倒错的记述或暗示，都可得到证实。 因此，从这种现象的普遍与不易根绝的事实，我们可以证明那是与人类的天性俱来的。荷拉士说得好：“天性，即使你带着耙子赶它出去，它也会立即再转回来。”仅仅凭着这点理由，它就可能经常在各个角落出现。所以，归根结底，我们绝对无法避免这种事实。我们虽可轻易地把这事实归纳出结论，也可和一般人一样指斥非难这种恶习，但这并不是我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与生俱来的天职就是彻底去探求真理、发现真相，找出事实的必然性结论。 当然，这种根本上既违反自然、违反人生目的的学说，本来就足以令人侧目，更别说去探求真相了。但无论如何，我们将勉力一试，求出解答。首先，我们要找出亚里士多德《政治论》第七章十六节其中的几段，作为立论的基础。根据他的见解，认为太过年轻与老迈，均不宜于生育。“因为所生育的子女，不论肉体或精神，大都不健全，不是瘦小，就是羸弱。”亚里士多德将此点定为个人应奉行的准则，对于一般社会则这样进言：“为下一代身体的强壮和健全计，结婚年龄不宜太早或过迟，因为这两种情形都不能使他们的子女满足，结果只有生育出虚弱的子女。”所以亚氏建议，凡是54岁以后的人，不论为健康或其他诸种理由，纵使尚有性行为能力，也不能让他们生男育女。下文他虽没叙出具体的实行办法，但在他的意见中曾明白指出，若在这种年龄怀孕时，可以堕胎方法行之，以为善后。 造化无法否认亚氏上述事论的真实性，根据“自然不是飞跃的”原则，所有的生物都是逐渐衰老退化的，它无法使男人的精液分泌骤然停止，然而它所最惦记的又是种族的纯净，它所关怀的是素质健全良好的个体。但事实上，这期间的生殖大都是生育身体羸弱、愚钝、病魔缠身或早夭的后代，同时，这些后代在将来还会把这些素质传给再下一代。 因此，自然在这种法则和目的之冲突下，往往陷于窘困不堪的境地。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自然在其本质上，实在不愿采取任何强制性的手段。同样地，人们虽明知迟婚或早婚都有害于生殖，也无法期待他们以理性的冷静思虑来控制自己的情欲，于是，造化最后只有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采取了最后一途，利用它惯用的道具——本能。这种本能，正如我在《性爱的形而上学》一文中所说的，不论任何场所，都在指导生殖工作，并能制造出一种奇妙的幻想来。但在目前，只有把人们的情欲引入邪途，才能达成造化的目的。总而言之，造化的心目中只有形而下的东西，根本不知道德为何物。不仅如此，造化和道德甚至根本是背道而驰的东西，它只想尽可能完全保持自己一贯的目的，尤其是种族目的。在肉体方面亦复如此，男人陷于性倒错虽然有害，但两害相权之下，毕竟不严重，于是造化就选择它作为种族恶化的预防剂。 因为造化的顾虑于此，所以男人的性倒错，大抵在亚里士多德所揭示的年龄后，才徐徐滋生，随着生育健壮子女的能力的衰弱，而渐次表现得更明显。这是造物者成竹在胸的安排。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从产生性倒错倾向到形成恶习为止，其间的距离非常远。古希腊人、罗马人或亚洲人，因未有防范的措施，易受实例的鼓舞而养成恶习，以致蔓延得相当广泛。反之，欧洲各地，由于宗教、道德、法律、名誉等诸种强力的动机予以摒弃，所以使人连想都觉得有所忌惮。我们不妨做出这样的估计，假如有300个人产生这种欲念，因为意志薄弱不堪其忧而见诸实行的愚者，顶多只有一两个而已。因为一般而言，人到了那种年龄，血液已冷却，性欲减退，同时理性亦已臻成熟，一举一动均较谨慎，并能习于忍耐。所以陷于此种恶习者，大抵只是禀性鄙恶的人。 男人一旦形成性倒错倾向，开始对女人感觉冷淡，严重者则由厌生憎。并且，男人的生殖力愈减退，反自然倾向愈具决定性，于是造化便达成了它预防种族恶化的目的。因之，性倒错完全是老人的恶习，传出这种丑闻的，也全是老人。壮年男人倒没有此种现象，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事。当然，其中不能说没有例外，但那也是某些人生殖力偶然提早衰退的结果。造化为防预恶劣的生殖，所以把他们转移到另一个方向。因此，大城市中少数男色的不幸少年，只有对老人暗送秋波了，青壮年都不是他们的对象。古希腊也许因为实例和习惯，或者不免发生与此原则相悖的例外，但在作家笔下，尤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辈的哲学家，都曾明白表示，通常爱好此道的都是老人。关于这点，希腊作家普鲁塔克曾说出几句话，颇值注目：“男性性倒错是人生盛年期过后，所产生的灰暗爱情，以之驱逐固有的纯洁爱情。”诸神中有男性爱人的，不是马斯、阿波罗、巴卡斯、梅尔克等，而是年华老大的宙斯、赫拉克里斯。但是，东方各国因行一夫多妻制度，女性大有不敷分配的现象，所以不得已才发生与此相悖的例外，或与其他女性人比率较少的地区，也有此现象。其次，未成熟的精液，也与老年人的衰退相同，只得产生羸弱、恶劣、不幸的后代。所以，青年朋友间往往也有性倒错的欲望，但因为青年期还能以纯洁、良心、羞耻等加以抵抗，所以，实际养成恶习的，并不多见。 综上所述，可知男人性倒错实是造化为预防危害种族而采取的一种间接手段。本来生殖力的衰老和未成熟，可以道德上的理由终结他们的生育，但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期待，因为自然的营生中，原就不考虑道德问题。因而如若遵循自然法则，结果陷入穷途末路时，“两害相权取其轻”，它就采取应急手段，施出策略把本能导入邪途，虽然手法有点拙劣。总之，因为不幸的生殖，有着使全种族渐趋堕落之虞，造化有鉴于此，乃从最大的目的着眼而做出防患未然之计。而且，当他选择手段之际，他是毫不犹豫的。他做事的精神，正如蜜蜂之蜇杀其子。造化之所以容许这两种恶劣的事情发生，无非是为了避免更大的不幸。 我执笔本文的意图，主要在于解答上述的奇异问题，其次是为确证我在《性爱的形而上学》中所论的学说：对于造化而言，种族的利害总站在其他一切问题之先，所以，本能可以驾驭性爱，并使之产生幻想，包括本文所述的这种可惜而堕落的性欲在内。 此时造化的处理方法虽然是预防性、消极性的，但仍以种族的目的为最后目的。这种观察，正与我的形上学说明脉络一贯，且可获得更明晰的解释。总之，这虽是奇妙不可解的事情，然而它正是自然的本质。因此，在这种场合下，最主要的不是对恶习提出道性的警告，而是理解事物的本质。总之，我们固该排斥“男色”的现象，然而却不该忽略它的形而上学根据在于：求生意志虽对“男色”予以肯定，允许其开拓另一条情欲的补救之道，另一方面则断绝了它的生育机会，不使杂乱的素质进入遗传的因子里。 四、禁欲的解救 当个体化原理的迷惘面纱高举在一个人的眼前时，此人即无“人我”之别，对于别人的痛苦如自己的痛苦一样给予关心，他不但会尽自己的最大力气协助别人，并且为解救大多数人甚至可以牺牲一己。循此以进，若一个人认识最内在的真正自我，他必然愿意以己一身承担生存者以及全世界的痛苦。对他而言，一切灾难痛苦并不是旁人的事，他不会眼睁睁看着他人苦恼而无动于衷，只要他间接得知，不，只要认为别人有苦恼的可能，对他的精神就会产生相同的作用。因为他已洞察个体化原理，所以对一切都有息息相关的感觉，不像被利己心所束缚的人，眼中只有自己的幸与不幸，他能认识全体并把握其本质，他更看穿一切都是不停地流转，人生是苦恼和纷争的连续，人类只是继续着毫无意义的努力，他所看到的只有苦恼的人类、受痛苦摆布的动物和没落的世界。这一切，是那么切近地逼在他眼前，这种人如何会肯定不断被意志行为操纵的生存？如何会常被这种生存束缚，会受它太深的桎梏呢？ 被利己心所俘虏的人，只认识个别的事物，只了解它们与自己的关系，而且它们还是出奇翻新的，经常成为欲望的动机。反之，若认识整体的表象及其本质的人，则可为抑制一切欲望开拓一条途径，将意志摆脱，进而达到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沉思、内省和完全无意志的境地。当然，被迷惘之面纱隐蔽的人，本身或许亦曾遭遇深刻的苦恼，或者曾接触他人的痛苦，而感觉到生存的无意义和痛苦，此时他们也许希望永久而彻底断绝一切欲望，切断欲望的根源，封闭流入痛苦的门扉，使自己纯化、净化。然而尽管他们这样努力，仍然很难避免受偶然和迷惘所诱惑，诸种动机复使意志重新活动。所以，他们永远无法解脱。即使他们是生存在痛苦之中，但偶然和迷惘时利用机会展现各种期待，使他们觉得现状并非理想的，享乐和幸福正向他们招手，于是他们再度堕入它的圈套中，又戴上新的手铐脚链。所以，耶稣说：富者之进天国难于锚索之穿针孔。 到处都是凉爽的场地，但我们是生存在必须不停地跳跃疾走的、由灼热的煤炭所合成的圆周线上。被迷惘而惑的人，只要偶尔在眼前或立足之处发现凉快的地方，便可得到慰藉，于是继续绕着圆周跑下去。但洞察个体化原理、认识物自体本质即认识其整体的人，并不因此而满意，他一眼便看穿全场的形势，因而迅即离开圆周线上摆脱意志，并否定反映于本身现象中的存在，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从修德转移至禁欲，即他已不能满足于“爱别人如爱自己”，“为他人摩顶放踵”的仁心，而是对于戎生意志的现象以及充满苦恼的世界本质产生嫌恶。具体地说，他已停止对物质的欲求，时刻警惕使意志执着于某种事物，在心中确立对任何事都持漠不关心的态度。例如，一个健壮的人，必然通过肉体的生殖器表现性欲。但洞察个体化原理的人则已否定了意志，他谴责自己的肉体，揭穿它的把戏，因此，不论任何情况下都不追求性欲的满足。这是禁欲（或否定求生意志）的第一个步骤。禁欲借此而超越个人的生存，进而否认意志的肯定，他的意志现象遂不再出现，连最微弱的动物性亦皆消失。这正如完全没有光线的话，无明暗之、一般，随着认识的完全消灭，自然而然其他世界会消逝于乌有，盖因既无主观，当无客观之理。 写到这里，我想起吠陀经中的一节：“正如饥饿的孩子们拥向母亲的怀抱一般，世上的一切存在皆为等待圣者的出现而做牺牲。”这里的牺牲，即一般所谓的断念。德国宗教诗人安格勒西雷修斯首题名《把一切献给神》的小诗，也是在表示这种思想，诗云： 人啊！世上的一切都爱着你， 你的周围人山人海。 一切迎向你奔去， 俾能接近神。 德国神秘主义者叶克哈特在他的著作中亦有相同的阐述，他说：“耶稣说‘当我飞升离开地面时，将吸引万人前来归我’。耶稣与我俱可确证它的真实性。故说，善良的人可把一切东西的本来面目带到神的身边。一个物质对于另一者必有它的用途，例如，草之于牛、水之于鱼、天空之于鸟、森林之于动物，皆各有其用。由此事实显示，所有被造物都是为人类而造的，进而可说，被造物是为善良的人而创造，他将把其他被遗物带到神的身边。”叶克哈特言下之意好像在说，即使动物亦可得救。同时，这一段话可为《圣经》较难解的地方做诠释。 一个人虽能达到禁欲的境地，但他毕竟具备精力充沛的肉体，既有具体化的意志现象，就难免经常感到有被牵引进某种欲望的蠢动。因此，为避免使欲望的满足或生存的快感再度煽动意志，挑起自我意识的嫌恶和抗拒，他便需不断虐待意志，使禁欲不屈从于偶然发生的事，其本身即为一种目的。此时，他对自己想做的事，绝不去沾手；反之，对于非己所愿之事——即使除虐待意志之外实际毫无目的的事，也强迫自己去完成，因此，从意识压抑自己的欲望，进而，为了否定本身现象的意志，纵使别人否定他的意志，即加诸他的不正常举动，也不加抵抗。不管是出于偶然或出于恶意，凡是从外界所降临于他身上的痛苦，一律表示欢迎。既已不肯定意志，不管是侮辱、羞辱或危害，均欢迎它们加盟意志现象的敌对阵容，认为是绝佳的磨砺机会而欣然承受。他由这些痛苦和耻辱，而培养成忍人所不能忍的耐心和柔和的态度，从此情欲的火焰不再在体内燃烧，怒火也无法点燃，完全以不修饰外表的善来消灭恶。进一步又以同样的手法虐待意志客观化的肉体，因为肉体是意志表现的一面镜子，通常身体健壮必会促使意志产生新活动，使它更形象化，所以，他们不供给身体太多的营养，只是不断地痛苦，逐渐挫其锐气，甚至以绝食和苦行的方法，使意志趋于灭亡。他们很了解意志是使自己和世界痛苦的根源，因而对它憎恶，最后终于消除意志现象，不久死亡亦随之来临。因为他们原已否定了自身，要除去支撑住身体的最后一点残留物并非难事，所以禁欲者完全欢迎并欣然接受死亡的降临。但同一般人有所差异的是，不仅他们的现象与死亡同时告终，其本质也消除。这种本质通过现象好不容易才得以保持的虚幻存在，最后终于脱离那脆弱的联系，与死者同时消失于世上。 一般的世界史，对于最能阐明我们的观点——否定意志的代表性人物的生涯，持沉默的态度，因为世界史的题材，性质完全与此不同，不，应该说完全对立。综观其内容，不外在于说明无数个体的求生意志现象，并加以肯定。那些留名青史的人物，不管是以心机权术而取得优势，或利用群众施展其暴力，还是命运人格化的“偶然”发挥所致，但在我们眼前展现的却是任何的努力终归枉然，结局仍是一场空。所以，作为一个哲学家，不必徒然追求在时间中流逝的诸现象，而应努力于探究诸种行为的道德意义，从这里才能获得衡量重大事项的唯一尺度。我们也不必顾忌平凡庸俗的大多数人的意见，而应勇敢地昭告世人：世上最伟大、最重要而且意义最深的现象，并非“世界的征服者”，而是“世界的克服者”。唯有他们，才能放弃那充满整个世界、无时无刻蠢蠢欲动的求生意志，学会否定地认识，平静地度其一生；唯有世界的克服者，始能表现其意志的自由，因而他们的言语行动才显得与世俗格格不入。基于上述几点，所以一般记载圣者们的生活记录，虽然写得很拙劣，其中还掺杂着迷信或荒诞不经的故事，但对一个哲学家而言，这些素材实有其深刻的意味，它远比希腊作家普鲁塔克、里维斯等能告诉我们更多且更重要的事情。 在欧洲，与人们最贴近的当推基督教，众所周知，它的道德观即是从最高度的人类爱，引导向禁欲。禁欲，在使徒们所写的文字里开始萌芽，到后来更有完全的发展和明确的显现。使徒们告诉人们，要爱怜人如爱自己，要以爱和善行回报憎恨，要忍耐、温和，对一切侮辱都无抵抗地忍受。为压制情欲，要人们只摄取一点营养，如此才能完全抵抗情欲。这几点就是意志的否定和禁欲的最初阶段。在《福音书》中，自我的否定即可称为接受了十字架（参阅《马太福音》第十六、二十四、二十五章，《马可福音》第八、三十四、三十五章及《路加福音》第九、十四、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章）。循此方向逐渐发展，而产生“赎罪者”、“隐者”、“僧团”等诸名称。以他们本身言之，那确是神圣、纯粹的，但对大多数人而言，极不适当，所以也就难免朝伪善和令人憎恶的一面发展。因为最佳的立意如被滥用，那就要成为最恶的事情了。当基督教达到最盛期时，上述禁欲的萌芽，在诸圣者和神秘家们的著作中，开满灿烂的花朵，他们主张以最纯粹的爱心及自由意志的完全禁欲，来消灭自己的意志，而获得真正的平静，进而忘却自我、沉潜于神的直观中。基督教的这种精神，尤在叶克哈特的著作《德国的神学》中表现得最为完整和强烈，路德曾为这本书写过一篇前言，他说，有关神、基督和人的事情，除《圣经》和《圣奥古斯都》之外，这本书使他获益最多。这里所写的规则或教条，完全是以内在最深处的信念为基础，而诠释求生意志的否定表现。此外，托勒所撰《学习基督的清贫生活》及《心灵深处》两书，一般评价虽较前者略逊一筹，但也是颇值玩味的卓越著作。依我看来，这些基督教神秘家与《新约》、《圣经》的教条，其间的关系就如同酒精与葡萄酒一般，或者说，《新约》是隔物视物，而神秘派的著作则是毫无遮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更可说一者是直接灵感，另一者是间接灵感；一为大神秘，另一为小神秘的差别而已。 虽然我们对印度文献的涉猎很有限，所得的知识并不完整，但就现在我们所能了解的是，印度人的道德观在吠陀经、圣诗、神话、格言、生活规范及诸诗人的作品和圣者传记中，均有极明显的表现，并且显出它的多样性。他们的道德观告诉人们要遵守的信条是：完全否定对自己的爱，而去爱你的邻人。不仅是对人，还要爱所有的生物，要尽自己的所有去帮助别人，要以无限的忍耐心对待加害于你的人。无论在任何残酷的境遇下，都要以善和爱还报于恶，要以自由意志为基础，欣然接受和忍受一切耻辱，以及禁杀生、戒荤食等。此外，若想迈向真正圣者的境域，还须坚守童贞、抛弃一切肉欲，为便于沉思默想，必须抛弃财产、与家属隔离、居住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然后根据自由意志，逐渐加以自己痛苦、虐待意志。最后而有绝食、献身鳄鱼、活埋自己、从喜马拉雅山神岩纵身跳下、被战神像的车子辗压等方法，等待自由意志的死亡。这些宗教习俗的起源，至少可追溯到四千多年前。时至今日，虽然在某些种族已有相当的变质，但仍可看到他们实施某种极端的形式时，依然保有其旧貌。 虽然付出这等残酷的牺牲，但这种风俗能在几百万人的民族间行之数千年，可见并非一时兴起糊里糊涂地做出来的，其根源必在于人类的本性。总之，当我们阅读基督教与印度教的圣者或赎罪者的传记时，便能发觉两者竟有惊人的一致。尽管他们的教义、风俗或环境都有根本的差异，然而两者的努力方向和内在生活却完全相同，两者所接受的规则亦相类似。他们之所以宁愿放弃世俗的满足，而从追求完全的清贫中获得一种慰藉，显然他们很了解，通常意志必须不断注入新的营养，并且勘破那些东西最终必将破灭。此外，佛教规则亦劝修行者不应有住家财产之累，甚至为避免使修行者对树产生感情或喜爱，还要他们不可长时间栖息于同一棵树下。吠陀多教派更主张：对达到至高境界者而言，外在活动与宗教行为是属于多余的。这也和基督教神秘派的见解不谋而合。总之，虽然时代不同、民族互异，却有那么多的共同点，这绝不是如一般乐观主义者认为的是思想的扭曲所产生的，而应该是那甚少形诸表面的人类最优异的本质性格所表现出的。 欲望愈烈、贪求心愈难以满足的人，他所感到的痛苦也就更多更深，因为欲望经常附在他身上不断地啃噬他，使他的心灵充满苦恼，如此积久成习后，一旦欲望的对象全部消失，他几乎便以看别人的痛苦为乐了。反之，一个彻底否定求生意志的人，从外表看起来，他的确是贫穷、一无所有、既无欢乐亦无生趣的人，但其心灵则是一片清澄，充满宁静和喜悦。他们不会被不安的生存冲动或欢天喜地的事情所驱策，因为这些都是强烈痛苦的先导；他们不贪图生之快乐，因为喜悦过后往往接续苦恼的状态。他们所达到的这种心灵真正的明朗及平静，决不会被任何人所干扰妨碍。对于这种境界，我们内心的善良精神，将立刻可以发现那是比一切成就更卓越的东西，而毅然地叫出：“勇敢地迈向贤者吧！”当我们亲眼看到或脑中浮现这种境界时，必不由得兴起无限的憧憬，并进一步使我们深切感到，浮世欲望的满足，正如抛给乞丐的施舍，维持他活过今天，却也延长了他的苦难到明日。反之，禁欲则是世袭的领地，领主永远不必为这些事情忧虑。 肉体既是意志的客体化形式或具象化的意志，所以只要肉体生存着，即有求生意志的存在，它时时燃起熊熊的烈火，努力地在现实中显露它的姿态。因此，圣者们那种平静愉悦的生活，乃是不断克服意志而产生的成果。所以我们不难想象出来，在外结成这种果实的土壤里，必须不断地与求生意志战斗，因为世上任谁也不可能获得永恒的平静。因为一本描写圣者内在生活的历史，也就是他们心灵挣扎和获得恩宠的历程。这里所谓的恩宠即指使一切冲动失其效力而赋予其深刻安宁、以打开通向自由之门的认识方法。我们可以看出，一旦达到否定意志的人，他必须倾其全力保持这种成果，以各种方式削弱经常蠢蠢欲动的意志力，或寄托于禁欲，或为赎罪而过严苛的生活，甚而刻意追求不愉快的事情。他们既知解脱的价值，所以时时刻刻警惕，以保持这一份得来不易的宁静，即使稍尝没有罪恶的快乐，或者虚荣心略微蠢动，亦感知良心的严厉谴责。因此，最后连这人类欲望中活动最激烈、最难以消减，也是最愚蠢的欲求——虚荣心，也告消失。我们可以说，狭义的禁欲，就是为虐待意志而不断地寻求不愉快的事情，为折磨自己而拒绝快乐，甘愿过着受罪的生活，也就是故意破坏意志。 除了为保持否定意志的成果，而实行禁欲之外，另有一条途径也可达到意志的否定，那就是默认命运所决定的痛苦。并且一般非属前者那种认识的痛苦，而是因自己切身的体验，有时是因接近死亡而进入完全断念的境地。大多数人都循着这种途径达到意志的否定，因为毕竟只有少数人才能洞察个体化原理，这些人仅须通过认识，学会毫无瑕疵的善，对任何人均怀着爱心，把世界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从而达到对意志的否定。然而，有的虽已接近这种境界，但大都处于生活舒适的状态，此时，如若受到别人赞扬，一时兴起，又会怀着某种希望，企图求得意志的满足。一言以蔽之，快乐经常成为意志否定的障碍，再度诱惑他走向意志的肯定。因此，一切诱惑都是恶魔的化身。一般人在自己品尝无比的痛苦之前，在意志否定自己之前，必须先毁坏意志，渐进地经历各种痛苦的阶段。在一番激烈抗争之余，当濒临绝望之际，倏然返回自我的人，即可认清自己和世界，进而改变自己的所有本质，超越自身和一切痛苦，进入无比崇高、平静、幸福的境域。他可以欣然地抛弃过去以最大激动去追求的东西，也可以安详地接受死亡。这种境界，是从痛苦的火焰突然爆发出意志否定的火花，此即前之解脱。即使一个禀性恶劣的人，有时也可从某种残酷的教训，而置于这种净化的境地。他们就像突然间改头换面一般，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因而他对于从前自己所犯的种种恶行，也不会使良心陷于不安，却乐意以死来赎回过去的罪孽，因为此时他们已把意志现象视为面目可憎的东西，而以欣慰的眼光看它的末日。就我所知，最能表现因巨大不幸而得到解救、从绝望中而带来意志的否定之诗歌，当推歌德的心血结晶《浮士德》中有关浮士德的苦难遭遇。这个故事说明，一个人不仅可从自由意志的探求而认识世界的痛苦，也会从自己切身的痛苦经验而获得解脱。的确，这位被己欲所驱策的主角，最后终于达到完全勘破的境界。 [book_title]第二讲 生命与超越 一、世界的空虚 二、人生的困惑 三、超越生命 四、生命的永恒 一、世界的空虚 寻求世界活动的根源，深切和敏锐地看出了一切存在与活动原是由于意志本身不但有着经验的内容，也有着本体的意义。如果以佛学来解释意志，意志就是阿赖耶识；从康德哲学来看，它就是物质。 要了解一切活动的根源——意志，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由意志产生意欲，由意欲产生动机，由动机产生活动。每一个人只要闭目内证，就会知道自己的存在原是永无休止地受着意志的支配与奴役。人受意志的支配与奴役，他无时无刻地无不忙忙碌碌地试图寻找些什么，每一次寻找的结果，无不发现自己原是与空无同在，最终不能不承认这个世界的存在原是一大悲剧，而世界的内容却全是痛苦。 如果人生当下和直接的目的不是痛苦，存在的目的就必然完全失败，而事实上世界不能不充满痛苦，存在不能不是失败。既然世界到处充满着痛苦，人从生命的欲望产生痛苦，痛苦既与生命不肯分离，我们若把痛苦看作一种偶然和无目的性的事件，人的荒谬也就莫过如此了。当然，每一个人的不幸，似乎是一种特殊的事件，请问世界上有谁没有特殊的不幸，将许许多多特殊的不幸归纳在一起，难道世界的规律不就是普遍的不幸？ 水一泻千里，悠悠不断地流着，穿过一望无际的平原，汇入浪涛千古的大海，看来似乎没有遭遇什么阻挡。人和动物也正是这种情形，他从不注意或意识到自己生命的内容和意志的符合的究竟是什么。如果稍事留意一番，就会知道意志原不断地遭到折磨，在生命的经验中，意志不止一次地要忍受阻挡。这对一般人来说是如此，对帝王来说又何尝不是。忍受意志所受的折磨，和人生所遭遇的种种痛苦与阻挡，这就像当我们有健康的身体而忽略小病一样，认为它不足以妨碍我们整个身体正常地活动。但是，请想一想，人不是从许多小病变成大病吗？从这一事实就自会了解，人生的幸福与快乐原没有积极的意义，有积极意义的反是痛苦。 世界上最荒谬的事莫过于某些乐观的形而上学系统，居然把人的罪恶看作是一种消极的性质。恰好相反，由意志所产生的人的积极一面便是罪恶，罪恶所具有的积极性意义从罪恶自身便可知道，酒色财气和权力的追求所产生的恶果与不幸，能说它不是罪恶吗？另一方面，所谓善，也就是任何快乐欢愉才真是消极的，有哪一种欲望的满足所带来的快乐，结果不是痛苦呢？男女的恩恩爱爱，若不中途变卦，到头来也只是老夫老妻，“老头子，你说什么？我耳朵听不见啊！” 我们通常所得到的快乐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快乐，一直还没有做大学生的青年，他对大学的遐思是多么绮丽啊，一旦他做了大学生，很快地便会说“大学生活不过如此！”我们所经常遇到的痛苦，却常比所想象的痛苦还要痛苦，只有中年丧妻老年丧子的人，才真能了解它的痛苦会深到什么程度。在人的心理自然趋向上，我们却又常易忘记自己过去的快乐经验，对于痛苦的遭遇却很少人能磨灭，这就证明人在根源（本质）上原是与痛苦同在的。 如果我们认为在世界上快乐超过痛苦，或者快乐与痛苦是一样多的话，这种看法究竟是否为真，只要比较一下两种动物，其中一种在侵食，另一种便可知道。世界上有几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呢？ 如果我们要安慰自己所面临的各种不幸和悲惨的遭遇，只要观察一下他人的不幸和悲惨的遭遇也许超过我自己也就释然了。而在世界上的每个人很少愿意向另一个人说“我比你快乐”，大多互不相让地说“我的遭遇实比你还要悲惨”，每一个人都这样说，这就说明人类的命运是多么悲惨了。 就人类的命运来说，他们有几天不是生活在黑暗日子中？历史随着岁月的进展而加长，人不断地祈求着和平与安乐，但在各个历史的段落中，清清楚楚地告诉国家的生活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战争和骚动罢了，在历史上所隐现的和平，无不是像昙花一现的插曲。个人又何尝不是像国家一样呢，他们不仅要与贫乏和烦恼作永无休止的斗争，也为了要战胜他人而作永无休止的争斗。人在生活的经验中发现了一件法宝，那就是不断的冲突，死时也手握着宝剑，人们所尊拜的帝王，只不过在荒冢中多埋了几把宝剑！ 每个人都像旷野中的羔羊一样，在屠夫的眈视下做无知的嬉戏。在风和日丽的春光中人忘记了狂风暴雨、乌云密布的岁月。当人们过的生活还算顺利时，就忘记了人生隐藏在平坦中的悲惨命运，贫穷、病痛、伤残断腿、眼盲耳聋，甚至失掉理性，有几个人能逃脱这种命运呢？死亡不是无时无刻在背后偷偷地、不断地用鞭子抽打着我们吗？与其说是在过日子，不如说是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人真像一支燃烧的蜡烛，不到快燃烧完的时候，他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原要化为灰烬。 时间在世界的存在中又是什么呢？除了意志的本体性意义必须超越时间，一切表象世界的存在就无不受着时间的支配。人生是这样的短促，而时间却又是那样的无限，人们既不能了解它的过去，也无从推知它的未来。在现实上存在的痛苦，却无时无刻不受着时间的压力，它就像一个监工一样，手拿着鞭子不让我们有片刻的喘息。如果时间停止迫害的话，只有当它把我们交给厌倦，它才会停止迫害，问题是人生的厌倦和所受的迫害，从痛苦的情形来看这两者之间有多大分别呢。穷人所要忍受的是痛苦，让富人受煎熬的是厌倦，谁能说厌倦不是痛苦。 人免不了要遭受不幸和痛苦，痛苦对人也有它的用处。这就像若没有大气的压力身体就要爆裂一样，人若没有艰难和不幸，一切的需要都能满足，而到时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如果人事事顺遂、不劳而获，傲慢和妄自尊大不使自己爆炸，也会使自己的生命膨胀。一味任性的结果，最后也将会变成疯子。因此，某种程度的艰难和困扰，这对每个人来说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就像船要直行而必需压舱物一样。 当然，任何人的一生都是充满着劳累与忧患，然而，人的欲望若随时能得到满足，人们又如何度日，如何打发生命呢？如果世界是一个安乐园，遍地布满着蜜糖与香乳，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投怀送抱，这样世界上的人不去上吊，也会烦死的。甚至大家要互相残杀，到时人类冲突灾难的结果，也许比现在自然的手所加于人类的灾难还要大。因此，对一个种族来说，任何阶段和任何形式的存在，它的适应性不会超过已经有的形式和阶段。自然给我们何种存在的形式，我们原该接受那种形式，也就是顺乎自然，人是决不能超越自然的。 人在年轻的时候，常遐思未来的人生，这就像儿童坐在戏院里兴高采烈地等待拉开帷幕戏剧上演一样。当人们不知道实际要发生的究竟是什么时，这时我们实在是幸福的。然而成人似可预见到有时一些小孩好像无知的囚犯一样，虽不是被判死刑，却不知判决的意义是什么。然而每个人都希望活到老，人人都在“今天人生不好，明天又比今天坏，一直到整个最坏的人生”中打转。 如果尽可能地想象一下人生的整个不幸，痛苦与灾难，我们就会承认在太阳的光照下，地球能像月球一样只是一个结晶体，而没有生命的现象，那又多好呢。 我们若再反省一下人生，人生也真是一段毫无收获的插曲，徒然对非存在的平静平添困扰，即使在任何情况下，所接触的事物还能忍受，活得越久越能清晰地看到整个一生无不是失望，甚至是一场骗局。 若有两个人在年轻时是朋友，他们久别重逢后对彼此的主要感受是什么呢，也无非是对整个人生的完全失望罢了。甲说：“过去许多年来你怎样啊？”“唉！老朋友，不说也罢。”乙回答着。“你呢？”乙再问。“大家彼此彼此。”甲回答着，然后相对无言。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他们回想早年的人生，就像朝日初升一样，对未来充满着玫瑰色的乐观情绪，原来所希望和想象的是那样的多，结果所得的却又是那样的少。 这样说来，我们对他人的任何过眼烟云般的成就，又何必心生嫉妒，佛教说“同体大悲”，我们每个人原本“同是天涯沦落人”啊！ 人既然存在，他就不得不存在；既然活着，他就不得不活，就是这样，人生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 如果大家来到世界都是如黑格尔所说的一样，只具有纯粹的理性，人类是否仍能存在呢？而事实上这个世界又是多么没有理性啊。难道要对世世代代存在的重担不生同情，或者希望不把这种重担加在自己的身上吗？如果人在死时还有什么抱负的话，他最好的抱负应该是“给我黄金亿万两，誓不投胎。”然而由意志所引发的生命，却又常令人身不由己，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这需要智慧与修行。 哲学不是沙发椅上的哲学，因为人们说出是什么，就是什么，它不能给人以慰藉。如果有人愿意接受“神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话，那请到牧师那里去吧，好让哲学保持平和。 各种幸福的情状、种种满足的感受，在性质上都是消极的，那也就是相对于它能脱离痛苦来说的。因此要评判人生的幸福，不是从欢愉与快乐来评判，而是要从它能解脱痛苦的程度来看，也就是从解脱积极的罪恶来看。如果这是真实标准的话，低等动物所能享受的快乐命运就比人要大得多了。 不论人的快乐和不幸的形式如何，使人舍此求彼的，从物质基础来看，无非是肉体的快乐和肉体的痛苦。但是这种基础也实在是有限的，它不过是衣食健康和性本能的满足，或者是这些事物不能满足。这样一来，从实际的有形快乐来看，人充其量比其他动物可能有较高的精神系统而对各种快乐更具敏感性外，人实在比其他动物好不了多少，但不要忘记，人对各种痛苦也更具敏感性。让我们与其他动物比较一下吧，人的情感比其他动物的差异会大到什么地步呢？人与其他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人具有猛烈和深厚的情感。然而，在目的上，人和动物的结果却又相同，都是需要衣食健康和性本能的满足。 人的一切情感的主要源泉是人常想到现在缺乏的和展望未来，而深深地影响了自己的所作所为，这也是人们种种顾虑、希望和恐惧的真正源泉，所有这些情感深深地影响到自己当前的痛苦和快乐，且远超过它对动物的影响。人有记忆、反省和想象，由之而储藏和凝缩了自己的忧患与快乐，而这些都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其他动物所受的痛苦，即使是同样的情况所引起的，它也把它当作第一次的痛苦，它们多显得平静而自在，这又是多么令人羡慕啊！人有了反省，种种的情感也就随之发生，本来对其他动物也产生痛苦和快乐的相同因素，人却将它积累起来，以致使自己对快乐和痛苦产生敏感，结果有时疯狂地快乐，有时却又深深地失望甚至自杀，而自杀又不能解决意志的本体性问题，其他动物比人快乐，只要看它们没有自杀就可知道。 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人为了增加自己的快乐，就刻意地增加快乐的花样和需要的压力，而人本来和其他动物一样，并没有更大的困难来满足自己的快乐，花样和压力加大，困难也就随之加大，这些各式各样的东西，也就是认为对自己的存在所必要的东西也就都产生了。 除了上述种种寻求快乐的花样外，人还有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寻求快乐，结果也全是痛苦，这也是由人反省的能力所产生的一种结果，而这种快乐超过了他的一切价值，那就是野心、荣誉和羞耻心，也就是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我们采取各种形式，有时甚至是奇特的形式，并努力来达到这些目的，而这些又不是在有形的快乐与痛苦中。说真的，除了与其他动物具有共同快乐的源泉外，人还有所谓心灵的快乐。心灵的快乐也是有着许多等级的，诸如漫无目的地说笑或闲谈到最高的理智成就。但这种快乐也有它痛苦的一面，那就是与它紧随在一起的烦恼。烦恼是其他动物所不知的一种痛苦的形式，至少在它们的自然状态中是如此的。只有极少数的家养动物，有烦恼的些许痕迹，而烦恼在人全然变成一种灾害。在庸庸碌碌的不幸众生中，他们活动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钱袋而不是为了头脑，这就为烦恼和痛苦提供了例子。富有的结果成为自己的一种处罚，其灾难便是无所事事，不知做什么好。他们为了逃避无所事事，便到处乱窜，奔跑在这里，旅行到那里。当达到一个目的地时，迫切想知道的便是这个地方有什么娱乐。这种富人也就像穷人一样，只不过一个是想讨娱乐，一个是想讨几毛钱。最后对性的关系来说，人也做了特殊的安排，使得自己固执地要选择某一个人。这种情绪一旦增长，就或多或少地为了激情的爱，而激情的爱只是短暂的快乐，却是使痛苦持久的最大源泉，这在我的《性爱的形而上学基础》文中，已解释得清清楚楚了。 对于存在，其他动物比人更能满足，植物就完全满足于自己的存在，而人是否满足，是要从个人的迟钝性和感觉不敏性来决定的。其他动物通常比人少痛苦但也比人少快乐。直接的理由是，一方面其他动物能免于顾虑和悬念以及由顾虑和悬念所带来的痛苦，但另一方面因为它们没有希望，也就没有期望一种快乐的未来。期望快乐的未来，可以使人产生丰富的想象，而丰富的想象又常是人的最大欢愉与快乐。其他动物的意识限定在当前，限定在它实际所能见到的是什么之上，只能接受当前的刺激，因此不太有恐惧和希望的因素，而人的视界却能扩及整整一生，他回顾过去，又展望未来，对于当前充满的是是非非就更用不着说了。从这一点来看，其他动物也真的比人具有智慧，这是说它们能安静地、平和地生活在当前的时刻中。人时时在顾虑、不安和不满的思想中，比诸其他动物的平和与安逸，难道我们不感到羞耻吗？ 据说宇宙的创造者，由于错误或陷入罪恶而创造了这个世界。为了补救自己的愚蠢，就只得留在错误和罪恶的世界中，直到能做出救赎为止，这真是极妙的想法。佛教认为，世界的产生是在涅槃的极乐净土经过长期的寂静后，由一种不可解释的云雾而产生某种致命的事物，以致产生了变动。我们必须了解这种说法有某些道德的意义，虽然在物理科学中也有此相似的比喻，那就是太阳是由一种不可解释的原始云层产生的。结果由于道德的堕落，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坏，物理世界也是这种情形，以至于弄成今日这个样子的世界。希腊人认为，世界和各种神明是一种难于了解的必然工作，这也只能作为一种暂时性的解释。波斯教的善神和恶神不断战斗，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但是反复无常的耶和华创造了这个完全的痛苦匮乏的世界，又说一切事物都是好的，这就令人难以接受了。 即使莱布尼兹所说的“这个世界为一切可能世界”是正确的，也不能证明是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因为若如此的话，神不仅创造世界，也该创造可能性自身有比现今世界更好的可能性，也就是有比现今世界更好的世界。 有两件事情使我们不可能相信这个世界是由全知、全善、全能的神所做出的成功工作。第一，世界到处充满着不幸。第二，神的最高的产品——人，显然是不圆满的，这真是一种显然可笑的讽刺。有此两端，就不能与信仰神创造了世界调和在一起。相反地，这些例子恰好支持我们已经说过也证明世界只是我们各种罪恶的产品之概念，这样一来，如果没有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也许会更好些。依据前者假设，他们只有强烈地谴责创造主且提供了许多笑料。若依据我们的概念，这个世界的罪恶和不幸就是对人的本性和意志的一种控诉，就给我们上了人应谦逊的一课。让我们看到自己像来自有罪父亲的儿女一样，我们来到世间是担负着罪孽的重担的，只因为要赎罪，我们的人生才那样的不幸，结果才是死亡。普遍地说，没有比下面的说法更确切的了，那就是世界难以忍受罪愆，使这个世界充满着莫大的、形形色色的灾难。我在此所说的并不只是物理上经验的连接，而是有着形而上学的意义，是《旧约圣经》唯一形而上学的真理，虽然它是以一种寓言的形式出现的。因为人们的存在不是别的，只是罪恶的结果，为了满足本不应该的欲望，因而要接受惩罚。 如果我们要找到一个可靠的指南针来指导我们的人生，最有用的方法莫过于把自己看成置身在赎罪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是一种要处罚人的殖民地。当这样以后，我们对人生的期望自会依照事物的自然性质随遇而安，不再认为人生的不幸、灾难与痛苦是一种不规则事物，清楚地了解我们的存在是依各人的特殊途径而受处罚，在自然中人的主动本来就是一种被动，在心性上我们应永远做个被动的人。从这个观点出发，就能帮助我们来看大多数不圆满的人生、道德和理智上的缺陷，以及由此而生的、原已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每一个人生来都是该受谴责的，他的人生也只是在赎罪而已。 人所处的世界、所处的地位、所得的结果是一样，就应该有着悲心。悲己亦所以悲人，悲人也就是悲己，由之容忍、忍耐、慈善、自制，就自然地应与各人同在。 通过艺术的创作与欣赏，我们将意志所生的欲望世界提升到忘我的精神境界中，这时可暂时忘却人世的不幸与痛苦。 要彻底解决人生的不平和痛苦，克制自己的欲望也就是禁欲，以及修习佛教的禅定，从而便使自己进入涅槃世界，这才是人生最正确的方向，最应该走的方向。 二、人生的困惑 从最低以至最高的意志现象所显现的各个阶段中，意志总是孜孜不倦地努力着，但并没有最终目标或目的，因为努力就是意志唯一的本质，无所谓达到目标而告终。所以，它永远无法获得最后的满足，沿途只有荆棘障碍，就这样永无尽期地持续下去。我们可举出最单纯的自然现象——重力作为说明。重力无休无止的努力是向着一个也许当抵达时重力和物质都要破灭的重力场中心突进，即使把宇宙弄成一个球体，它也不会终止。我们再观察其他比较单纯的自然现象：固体的努力是想借溶解以形成流动体，因为唯有变成流动体后，它的化学力才得以自由。液体则为形成气体而努力，一旦从压力中解放出来，立刻变成气体状。亲和力，亦非不努力的物体，用德国神秘主义派思想家贝梅的话，它并不是没有欲望或需求的东西。 植物的生存也是如此，它们永无休止、永无满足地努力着，不断地成长，最后结成种子，又成为另一生命的起点，如此周而复始地反复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形形色色的自然力或有机物的形态，都是根据这种努力而表现的；相互竞争，各取所需——因为它们所需的物质，只能从另一方夺取而得。就这样，世界仿佛是一个大战场，到处可以看到拼死拼活的战争。并且，这种战争多半会阻止一切事物最内在的本质——努力，而产生抗拒，奋斗固然到头成空，然而又无法舍弃自己的本质。因为这种现象一旦消灭，其他的现象立刻会取而代之，攫取它的物质，所以只得痛苦地生存下去。 努力与意志一样，是一切事物的核心和本质，是人类接受最明晰、最完全的意识之光所呈现的东西。我们所称的苦恼，就是意志和一时性的目标之间有了障碍，使意志无法称心如意；反之，所谓满足、健康或幸福，即为意志达到了它的目标。此一名称也可转用于无认识力世界的各种现象——虽然程度较弱，但其本质仍然相同。我们可发现它们也经常陷于苦恼，并没有永恒的幸福。因为所有的努力俱是从困苦、对本身状态的不满所产生，只要有不满之心，就有苦恼。并且，世上没有所谓永恒性的满足，通常这一次的满足只是新努力的出发点而已。努力到处碰壁，到处挣扎战斗，因而也经常苦恼。正如努力没有最终目标，苦恼也永无休止。 至于有认识力的世界——即动物的生命，就可以显现出它们不断的苦恼。试观察人类的生命，这里的一切都被最明晰的认识之光所照耀，显现得最为清楚。因为意志现象愈臻完全，痛苦也就愈为显著。植物没有感觉，所以也没有痛苦。最下等的动物如滴虫类或放射动物等，所感觉的苦恼程度极为微弱；其他如昆虫类等对于痛苦的感受机能也非常有限。直到有完全的神经系统的脊椎动物，才有高度的感觉机能，并且智力愈发达，感觉痛苦的程度愈高。如此这般，认识愈明晰，意识愈高，痛苦也跟着增加，到了人类乃达到极点。如若一个人的认识愈明晰，智慧愈增，他的痛苦也愈多，身为天才的人，他便有最多的苦恼。“智慧愈增，痛苦也愈多。”这句话中的所谓智慧，并不是指关于抽象的知识，而是指一般性的认识及其应用。素有“哲学画家”或“画家的哲学者”之称誉的狄基班，曾以一幅画直观而具体地描写出意识程度与苦恼程度之间的密切关系。这幅画的上半幅描绘的是承受着丧子之痛的女人群像，以各种表情和姿势，表达出做母亲的深沉悲伤、痛苦和绝望；下半幅则为描绘失去子羊的一群母羊，这些动物的表情、姿势与上半幅互成对应。从而可以了解，并非有明确的认识和明敏的意识才有强烈的苦恼，即使在动物迟钝的意识中，也有痛苦的可能。 由此，我们可充分确信：一切生命的本质就是苦恼。这是意志内在本质的命运，动物世界的表现虽较微弱且有程度上的差别，却不可避免。 为认识所照耀的各个阶段中，意志是化为个体而表现的。人类个体投进茫茫空间和漫漫时间之中，是以有限之物而存在，与空间和时间的无限相比，几乎等于无。同时，因为时间和空间的无限，个体生存所谓的“何时”、“何地”之类的问题，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因为其场所和时间，只是无穷尽之中的一小点而已——他真正的生存只有“现在”。“现在”不受阻碍地向“过去”疾驰而去，一步步移向死亡，一个个前仆后继地被死神召去。他“过去”的生命，对于“现在”留下什么结果？或者，他的意志在这里表现出什么证据？这些都是另一回事。一切都已消逝、死亡，什么都谈不上了。因此，对于个体而言，其“过去”的内容是痛苦，抑或快乐？这些都是无足轻重的问题。但是，“现在”往往一转眼即成过去，“未来”又茫然不可知，所以，个体的生存从形式方面来看，是不断地被埋葬在死亡的过去中，是一连串的死亡。但就身体方面来看，人生的路途崎岖坎坷，充满荆棘和颠簸；肉体生命的死亡经常受到阻塞、受到展缓，使我们的精神苦闷也不断地往后延伸。一次接一次的呼吸不断地侵入，预防了死亡。如此，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和死亡战斗着，除呼吸外，诸如饮食、睡眠、取暖等都在和死亡格斗，当然，最后必是死亡获胜。这一路径之所以呈现得那样迂回，是因为死亡在吞噬它的战利品之前——就是从我们诞生到死亡期间，每一时刻都在遭受它蓄意的摆弄。但我们仍非常热心、非常审慎地希望尽可能延长自己的生命，那就像吹肥皂泡，我们尽可能把它吹大，但它终归会破裂。 我曾说过，没有认识力的自然内在本质，是毫无目标、毫不间断地努力着。若观察动物或人类，则更显得清楚。欲望和努力，是人类的全部本质，正如口干欲裂必须解渴一样。欲望又是由于穷困和需求，即痛苦。因为，人类在本质上，本就难免痛苦。反过来说，若是欲望太容易获得满足，欲望的对象一旦被夺而消失，可怕的空虚和苦闷将立刻来袭。换句话说，就是生存本身和他的本质，将成为人类难以负荷的重担。所以，人生实如钟摆，在痛苦和倦怠之间摆动，这二者就是人生的必要要素。说起来真是非常奇妙，人类把一切痛苦和苦恼驱进地狱后，残留在天国的却只有倦怠。 一切意志现象的本质，不断地努力，臻于高度的客观化后，意志即化为身体而呈现，受到一则铁的命令：必须养育这个身体。于是，身体获得其主要的最普遍性的基础。给予这道命令的，不外就是这个身体客观化后的求生意志。因此，人类是这种意志最完全的客观化，也是宇宙万物中需求最多的生物。人类彻头彻尾是欲望和需求的化身，是无数欲求的凝集，人类就这样带着这些欲求，没有借助并且在穷困缺乏以及对于一切事物都满怀不安的情形下，在这个世界生存。所以，人类的一生，在推陈出新的严苛要求之下维持自己的生存，通常必是充满忧虑的。同时，为避免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人类的各种危险，还需不断地警戒，不时留神戒备，小心翼翼地迈出每一个步子，因为有无数的灾难、无数的敌人环伺在他四周。从野蛮时代到现在的文明生活，人类皆是踏着这样的步伐前进。人，从来没有“安全”的时刻。 啊！生存多么黑暗，多么危险，人生就这样通过其中，只要保住生命。 大多数人只不过是为这种生存而不断战斗着，并且，到最后仍注定会丧失生命。但使他们忍受支撑这一场艰苦战斗的力量，与其说是对生命的热爱，毋宁说是对死亡的恐惧。不可避免的死亡如影随形地站在他们背后，不知何时会逼近——人生有如充满暗礁和漩涡的大海，虽然人类曾小心翼翼地加以回避，然而即使用尽手段和努力，也未必能顺利航行，尽管如此他们的舵仍然朝着这方面驶来。那是人生航程的最后目标，是不可避免，也无可挽救的整体性破灭——死亡；对任何人而言，它比从前所回避的一切暗礁都更险恶。 这里，有几件事情仍需注意。综观人生的一切作为，虽是从死亡的隙缝中逃脱，但苦恼和痛苦仍是很容易增大的。为此，也有人渴望一死，而以自杀方式使死亡提前来临。如若穷困和苦恼稍止，容许人们略事休息，倦怠也将立刻随之而来。如此，人类势必又得要排遣烦闷了。生物活动的动机是为了生存而努力，但生存确保之后，下一步又该做些什么呢？人们并不了解。因此，促使他继续活动的是，如何才能免除或感觉不出生存的重荷，换句话说，就是努力从倦怠、无聊中逃脱出来，即平常所谓的“打发时间”。如此，没有穷困或忧虑的人，虽卸下了其他一切负担，但现在生存本身就是负担。倦怠是一种决不可轻视的灾祸，甚至会使人将绝望之色表现于脸上，人们认为，缩短过去花费偌大的努力维持下来的生命，似乎较为有利。人类相互之间尽管没有爱心，却能热心相劝，即因倦怠之故，这也是社交的起源。 人是必须靠面包和娱乐生存的，倦怠与饥饿相同，常有使人趋于放纵不检之虞，所以常被作为预防灾祸的对象。费拉德弗监狱即以“倦怠”作为惩罚重犯的一种手段，让囚犯处于孤独和无为之中。仅此就很令人吃不消了，有的甚至因为不堪寂寞而自杀。正如贫穷是人们苦恼的通常原因一样，厌倦是上流社会的祸害。而在中等阶级那里，星期日则代表厌倦，其他六天代表穷困。 所谓人生，就是欲望和它的成就之间的不断流转。就愿望的性质而言，它是痛苦的，成就则会令人立刻生腻。目标不外是幻影，当你拥有它时，它即失去魅力，愿望和需求必须再以重新更新的姿态出现。没有这些轮替，人便会产生空虚、厌倦、乏味、无聊的情绪。这种挣扎，也可跟贫穷格斗同样痛苦——愿望和满足若能相继产生，其间的间隔又不长不短的话，这时苦恼就最少，也就是所谓幸福的生活。反之，如果我们能够完全摆脱它们，而立于漠不关心的旁观位置，这就是通常所称“人生最美好的部分”、“最纯粹的欢悦”，如纯粹认识、美的享受、对于艺术真正的喜悦等皆属之。但这些都需具备着特殊的才能才行，所以只惠及极少数人，并且拥有的时刻极为短暂。原因是他们的智慧特别卓越，对于苦恼的感受自然远较一般人敏锐，个性上又与常人截然相反，所以他们必然难逃孤独的命运。身为天才的人，实是利害参半。一般人则只生存于欲望中，无法享受到纯粹智慧的乐趣，无法感受到纯粹认识中所具有的喜悦。若要以某种事物唤起他们的同感，或引发他们的兴趣，非要先刺激他们的意志不可。因为他们的生存是欲望远多于认识，他们唯一的要素就是作用和反作用。这种素质常表现在日常的琐碎事情中，例如，有人在游览名胜古迹时，老爱刻下自己的名字“以资纪念”，就是为了要把“作用”带到这个场地来。又如，有人在参观珍奇的动物时，观看仍嫌不足，还要想尽方法去触怒、逗弄、戏耍它们，这也是为了感觉作用和反作用而已。刺激意志的需求，更表现在赌博游戏的出奇翻新上，凡此具见人类本性的肤浅。 然而，不管自然如何安排，不论幸运是否曾降临在你身上，不论你是王侯将相或贩夫走卒，不管你会拥有什么，痛苦都是无法避免的。古神话中尚且记述： 培留斯之子仰天而悲叹。 “我是宙斯之子，克罗诺之子， 却要忍耐不可言宣的苦恼。” 人们虽为驱散苦恼而不断地努力着，但苦恼不过只换了一副姿态而已。这种努力不外是为了维持原本缺乏、穷困的生命的一种顾虑。要消除一种痛苦原本就十分困难，即使幸获成功，痛苦也会立刻以数千种其他姿态呈现，其内容因年龄、事态之不同而异，如性欲、爱情、忌妒、憎恨、抱怨、野心、贪婪、病痛等皆是。这些痛苦若不能化成其他姿态而呈现的话，就会穿上厌腻、倦怠的阴郁灰色外衣，那时为了摆脱掉它，势必要大费周折了，而纵使倦怠得以驱除，痛苦恐怕也将恢复原来的姿态再开始蠢蠢欲动。总之，所谓人生就是任凭造物者在痛苦和倦怠之间抛掷。但我们不必为了这种人生观而感到气馁，它也有值得慰藉的一面，从这里也许可以使人提升到像斯多噶派一般——对自己现在的苦恼漠不关心的境界。对于这些苦恼我们无法忍受，于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就有许多人把它当作偶然的、容易变化的因果关系而产生的东西。如此，对于某些必然性、一般性的灾祸，如衰老、死亡或日常生活的不顺遂等，人们便往往不觉得悲伤，反而能对它持以嘲弄的态度。但痛苦原是人生中固有的、不可避免的东西，而其表现的姿态和形式，皆被偶然左右。所以，苦恼在现在人生总占据着一个位置，若移去现在的苦恼，从前被拒在外的其他苦恼必定立刻乘虚而入，占据原来的位置。因之就本质而言，命运对我们并不发生任何影响——一个人若能有这样的省悟，认识上述道理，他就能获得斯多噶派的恬淡平静，不再为本身的幸福惦念了。然而，事实上究竟有几个人能以这种理智力量来支配直接感受的苦恼呢？也许完全没有。 从以上的观察可知，痛苦是不可避免的，旧的痛苦刚去，新的痛苦便来。由此，我们进而可以引出一个合理的假设：每个人身上固有的痛苦分量是一定的，即使苦恼的形式经常更迭，痛苦的分量也从不会有过或不足的现象，决定一个人苦恼和幸福的因素，决非来自外界，而是来自其分量和素质的不同。这些纵然由于身体的状态、时间的不同，而有几分增减，但就全体分量而言并无改变——此一假设，可由众所周知的下列经验证得：一个人若有巨大的苦恼时，则对比它小的苦恼就几乎毫无所觉；反之，在没有大苦恼时，即使一丁点儿的不愉快，也会使他痛苦不堪。所以，经验告诉我们，一种即使想象起来足令人不寒而栗的不幸，一旦降临实际的生活，从发生以至于克服它的期间，我们的全体气氛也并未有任何改变；反之，获得长期所急切等待的幸福后，不会感到有何特别的愉快欣慰。一种深刻的悲伤或强烈的扣人心弦的兴奋，只有来自刚产生变化的那一瞬间。但这两者皆以幻想为基础，所以不久后将告消失。总之，产生悲哀或欢喜的原因，并非直接为了现存的快乐和痛苦，而是由于我们是在开拓自己预期的未来而已。痛苦或欢喜之所以会如此高尚，实是它们是借自未来，是因为它们并非是永恒的东西。根据以上的假设，可知大部分的苦恼和幸福也与认识力相同，是主观的、由先天所决定的。我们还可另举事实证明：财富并未见能增加人的快乐，穷人露出愉快神色的机会，至少并不比富人少。由此可知，人类的快活、忧郁与否，绝非由财产或地位等外在的事物而决定。进一步来说，我们也不能断言：某人遭遇到偌大的不幸，恐怕会闹自杀吧！或者，这是芝麻大的小事，大概不致造成自杀吧！话说回来，一个人快活和忧郁的程度，并不是任何时刻都相同。这种变化，也并非由于外界事物，而应归于内在的状态——身体状态的变化。这种变化，纵使是短时间的，常可增强我们的快乐气氛而造成欢喜，但通常那不是由任何外在原因所产生。 当然，我们以往只看到自己的痛苦是缘于某种外在关系，因而感到意气消沉，以致认为如能消除它，必可获得最大的满足，其实这是妄想。根据我的假设，我们的痛苦和幸福的分量是整体性的，任何时刻都由主观所决定，忧郁的外在动机和它的关系，正如分布全身的毒瘤脓疮与身体的关系一般，因为它已在我们的本质中扎根。驱逐不去的痛苦，一旦缺乏某种苦恼的外在原因，就会分散成数百个小点，以数百个细碎烦琐或忧虑的姿态呈现；但当时我们一点也感觉不出来，因为我们的痛苦容量，已经被“集分散的烦恼于一点”的主要灾祸填满了。如此，一件重大而焦急的忧虑刚从胸中移去，另一个苦恼立刻接替了它的位置，全部痛苦的原料早已准备在那儿，之所以尚未进入意识之中成为忧虑，是因为那儿还没有余地一齐容纳它们，暂时处于假寐的状态，停留在意识界限的末端。然而，现在场所已敞开，这已准备停当的材料就乘虚而入，占据了那支配一天的忧愁王座。虽然实质上它比先前消失的忧虑要轻得多，但它可以膨胀成如同先前的一般大，使之恰好占满那个王座，成为那一天的主要忧虑。 过度的欢喜和激烈的痛苦，经常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因为两者是互相的，且都以极为活泼的精神为前提。正如以上所述，此二者非由真实的现存物所产生，而是对未来的预想；又因痛苦是生命所固有，其强烈度依主观性质而定，因而，某种突然的变化（通常属于外在的），并不能改变它的程度。因此，一种激烈情绪的发生是以错觉或妄想为基础，而精神的过度紧张，则可由认识力加以避免，但“妄想”一般人并无法察觉，它悄悄地、源源不绝地制造着使人苦恼的新愿望或新忧虑，使人想要获得永久性的满足，但又一个接一个枯萎干涸。因而从妄想所产生的欢喜愈大，在它消失时，所回报的痛苦也愈深。就这一点来说，妄想有如高崖绝壁，除非避开这里，否则只有艰苦地沿壁下落；妄想的消失而带来的突如其来的过度痛苦，则正如在峭壁上失足陡然坠落下去一般。因此，一个人如果能战胜自己，经常能够很清楚地看透事物的整体性，以及与它相关联的一切，这样，他就不会在实际事物中赋予欲望和希望的色彩，如此即可回避痛苦或妄想。斯多噶派的道德观，即从这种妄想和结果中挣脱出来，而代之以坚实的平静。荷拉西的名著《颂歌》，对这一点亦有深刻入微的观察。他说： 遇难境当保持沉着， 在顺境中， 宜留心抑制过度的欢喜。 然而，苦恼并非从外界所注入，它就像流不尽的苦汁，而它的泉源正在我们心底，但一般人的认识力大都对它闭起眼睛。不仅如此，我们还不时找些借口，到外界寻找痛苦的原因，使痛苦永远与你形影不离。那正如一个原本自由自在的人，却无端去塑造一个偶像，待其像侍奉主人一般。总之，我们孜孜不倦地去追求一个接一个的愿望，即使获得满足，也不会就此满意，大抵在不久后又将发现那是一种错误而有受辱的感觉。我们正如希腊神话中达那瑟斯国王的女儿一般，尚不知自己身在永远都不满的汲水罚役中，还经常产生新的渴望。 我们所祈求的东西在得手之前， 总以为比什么都好， 既到手之后，又不免大失所望， 我们是为需求生命而喘息挣扎， 永远成为希望的俘虏—— 这种现象将继续到什么时候？或者，需要多少性格之力，才能走到既无法满足又无法看破的愿望尽头？——虽然罕有其例。至此，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所搜寻的是什么，使我们苦恼的又是什么了。现在，我们既已认识苦恼是生存的本质，人类无法获得真正的满足，尽管我们和自己的命运尚不能获得调和，但我们可与生命求得妥协。如此开展的结果，也许将使某些人带着几分忧郁气质，经常怀着一个大的痛苦，但对其他小苦恼、小欣喜则可生出蔑视之心。这种人比之那些不断追求新幻影的普通人，要高尚得多了。 所有的满足——通常所谓的幸福，实际上往往是消极性的东西，而非积极性的。本来，自然就无意赐予我们幸福，不为一个愿望的达到而感到满足。因为愿望虽是一切快乐的先导条件，但愿望的产生是出于“缺乏”。并且，愿望获得满足后，即告消失，因而快乐也随之俱灭，因此，所谓满足或幸福，也不可能免于痛苦（即穷困）以外的其他状态。总之，愿望的纠缠不休，扰乱我们的平静，连倦怠也是一种痛苦，它将给我们的生存造成重荷。我们要获得或达到某种成功，总是困难重重，一个计划总要遇到许多阻力，沿途布满荆棘，并且当你好不容易克服一切而获得时，实际你只是除了免除一种苦恼、一种愿望之外，再也得不到什么，它和此愿望表现之前的状态并无丝毫差异。直接给予我们的通常只有缺乏——痛苦。也许当满足或快乐呈现之时，可使我们回忆起从前的苦恼或缺乏，但这仅属于间接的了解。其实，我们从未正确认识或珍视过现在所拥有的幸福或利益，而仅视为当然的事情，这是因为它们仅以抑制痛苦来消极地满足我们。但当我们一旦失去它，才会渐渐察觉出它们的价值，这就是因为缺乏、穷困、苦恼能够积极地直接传达给我们。因此，当我们回想摆脱穷困、病痛或缺乏时，常产生欣慰之情，只因那是享受现在所拥有的唯一方法。总而言之，就求生欲望所表现的自私立场来看，我们无法否认，当我们目睹或叙述他人的苦恼时，也可得到一种满足或快慰。路克雷特就曾很率直地叙述这种心理： 海上狂风大作时，伫立岸边， 看着舟人的劳苦，心生快慰， 不是幸灾乐祸， 而是庆幸自己得以幸免灾祸。 但对这种喜慰、这种幸福的认识，实已非常接近积极性的恶意了。 一切的幸福都是消极的，而非积极的，所以不可能有永远的满足或喜悦，我们只是避免这一次的痛苦或缺乏，但接踵而来的不是新的痛苦，便是倦怠——空虚的憧憬和无聊。这可从世界和人生最忠实的镜子——艺术，尤其是诗歌中证实出来。所有的叙事诗或戏剧，不外是表现人类为获得幸福所做的挣扎和努力，而从未描绘永恒而圆满的幸福。这些诗的主角历尽千辛万苦或经过重重危险，终于走到他们的目的地，一旦到达终点后，便草草收场。因为如果再继续写下去，只有表示书中（剧中）的主角原以为在那里将会得到无比幸福的灿烂目标，原来却是那么稀松平常，那样使人沮丧失望，同时，他达到目的之后，境况并不比先前为佳。在那里，不可能有真正永恒的幸福，所以也不能成为艺术的对象。诚然，“牧歌”的目的，本来是想描绘这类幸福，但显而易见，若如此那就不成其为原来的牧歌了。那类题材，在诗人手中通常是以叙事形态表现，由小小烦恼、小小喜悦、小小努力构成一首叙事诗，或者成为描写自然美的叙述诗。自然美本来是没有意志的纯粹认识，事实上确是唯一纯粹的幸福，在它之前没有苦恼、没有欲望，在它之后不会伴随后悔、苦恼、空虚、倦怠。但这样的幸福所填满的并不是全部人生，仅为其中的一个季节而已，在诗歌中可看到的东西，在音乐中也可以表现出来。在音乐的旋律中，可以看出解脱后的意志之最内在的历程——人类心情涨落、憧憬、苦恼、欢喜的最神秘内部。旋律经常离开基音，而继续无数的犹疑彷徨，以致成为最悲痛的不谐和音，但最后又复归于基音。基音虽是意志的满足和安心的表现，但若继续太长的时间，则变成腻烦而无意义的调子。这相当于倦怠。 根据以上的观察，我们可以明了，一切的幸福都是消极的，我们不可能得到永恒的满足，同时由前所述——人生和所有的现象皆为意志的客观化，意志的努力是没有目标、没有结局的，亦可得到说明。这种没有结局的特征，在意志的一般现象（其最普遍的形式——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以至于最完全的现象——人类的生命和努力，都充分显现着我们可以假定，理论上人生有三种极端，并可把它当作现实人生的要素。第一是强烈的热情、激烈的意欲，此要素表现于历史的伟大人物中，此外在叙事诗或戏剧中亦常有所描绘。第二是纯粹的认识和理念的把握，此项需以认识力摆脱意志的羁绊为前提，即天才的生活。第三是意志和认识俱皆昏睡的状态，有着空虚的憧憬和使生命麻痹的倦怠。个体的生命并非永远停留在其中的某一个极端，甚至连触碰它们的机会也极少，多半只是畏缩在其中一方的身侧踌躇地向它接近，需求些细微的东西，如此周而复始地重复着以避免倦怠。大多数人终其一生，外在生活是那样空虚且无意义，内在则是愚蠢而不自觉，实在可悲可叹。那就像一个梦游患者，带着缥缈的憧憬和痛苦，蹒跚地度过一生一般。他们与钟表的构造相仿，发条扭紧后，它就不知理由地摆动着。人类呱呱落地时，人生钟表的发条就开始扭紧，从此一节一节、一拍一拍地重复着单纯的变化，不知反复多少遍的相同曲调。不论任何人，他的一生只是无限的种族之灵的顽固求生意志中的一场梦而已。在这所谓“种族之灵”、“时间”和“空间”构成的无限广阔的平面上，所勾画出的个体形象，实是若有若无，并且也容许我们一瞬间的生存之后，还必须空出场所，由别的个体取代。但这里也有人生庄严的一面，为了这一个个虚幻的影像及接二连三的空虚计划，求生意志必须倾其全力，饱尝许多激烈痛苦作为交换。最后，经过长时间的恐惧忧虑，死神遂告出现。我们看到尸体所以会显得严肃，正是因为如此。 综观个体的一生，若只就其最显著的特征来看，通常它是一个悲剧，但若仔细观察其细节，却又带着喜剧的性质。因为如果我们把每天的辛劳活动、每瞬间的嘲弄、每周的愿望和恐怖、每一时刻的不幸，都当作“偶然”来戏弄的话，实际上，不外乎就是喜剧的场面。但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徒劳无功的努力、被残酷的命运践踏的希望、苦恼增殖到最后亦难逃一死的生之迷惑等，通常都属于悲剧。我们的一生必须带着悲剧的一切苦恼，似乎命运对我们生存的悲惨也加以嘲笑，而且我们还不能坚持悲剧性人物的品位，在人生的细节中，有时仍不得不扮演愚蠢的喜剧性角色。 人生虽然充满着大小不等、形色不一的灾厄，经常处在不安和动摇之中，照理已够使我们穷于应付了，但这尚不包括生存的空虚或浅薄，不包括人类在无忧无虑的闲暇时候的倦怠无聊。换句话说，人类精神对现实世界所施诸的忧虑、悲哀、工作等仍嫌不足，还要以种种方法制造各种迷信，从而开拓幻想世界，以它们作为对象，去浪费时间和劳力。纵使现实世界给予我们休闲，我们也不领情。这种现象大多发生在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生活容易的国度，尤以印度人为最，希腊、罗马、西班牙等地次之——人们创造了类似自己形象的鬼神、神灵和圣者，不时向他们供奉祭品、祈祷或装饰神殿神像，此外当然少不了要许愿、解愿、朝圣、顶礼膜拜一番。我们对他们的忠诚服务到处与现实同在，甚至人生所做的事情，都要考虑他们的反应。为此，致使我们被幻影迷惑，对希望锲而不舍地追逐着。我们与他们的交往几乎占了人生的一半，甚至往往觉得比和现实交往来得有趣，这是人类双重要求的表现。其一是对助力和保护的要求，另一是对工作和消遣的要求。当发生灾难或危险时，人们并不用宝贵的时间和努力，以谋求补救或预防，而徒以祈祷和浪费祭品，乞怜于神明。纵使未必有效，可借着与虚幻的神灵世界的想象性交往，而吻合第二要求——消遣和工作。这正是所有迷信的不可轻侮的功效所在。 从研究人生最主要的特征概括来说，在先天方面我们可确信的是：人生的全部根底不适合于真正的幸福，它的本质已变形为各色各样的苦恼，人生彻头彻尾是不幸的状态。 我们若取出某一特定的场合，试想象其光景，或翻阅历史的每一角落，看看其中所记载的许多难以名状的悲惨实例，如此，必可从心底唤起上述的确信。然而，那已远离了哲学本质的普遍性立场，容易被责难：那是从个别的事实出发的，是片面的，并且易于引起争论，认为人类的幸与不幸，是见仁见智的。 因此，唯有以先天性的方法、完全冷静的哲学态度，证明人生本质的难以避免的苦恼是从普遍性出发，才能免于非难和疑虑。但通常还是从后天方面较易获得确证，当我们从梦幻的青年期觉醒后，只要时刻注意自己或他人的经验，逐渐扩展见闻，学习过去或现在的历史，最后再读读大诗人的不朽杰作，先祛除既有的先入主见，不使自己的判断力麻痹，必可获致这样的结论：人间原是偶然和迷惑的世界，愚蠢和残酷恣意地挥动鞭子，支配着世界上大大小小的事情。要使“更好的东西”见诸实行，仍有待更大的努力。一个高尚而贤明的措施，要使人倾听，要表现它的效果，更难于登天。相反的，思想界充满着不合理和错误，艺术界充斥着平凡和愚劣，行为领域则由邪恶和虚伪掌控，只是偶尔中断而已。在这种情形下，一部出类拔萃的著作，通常是作者苦心孤诣的研究成果，从未依赖任何凭借，然而它所赢得的却是同时代人的憎恶和唾弃，人们对于这些作品，恰如对异于地球事物秩序的太空星球一样，始终被隔离、漠视。然则，个人的一生又是如何呢？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传记都是一部“苦恼史”，是大小灾难的连续记录，一般人之所以尽可能隐藏它，是因为他们了解，别人一般不会对它感觉同情和怜悯，反而因为自己得以免除那些痛苦而暗自庆幸。一个有思虑而正直的人，当他濒临人生终点的时候，一定不希望再度生于此世，反而宁愿选择完全的虚无。莎翁名剧《哈姆雷特》，归纳主角的独白内容，不外乎说明他已彻悟人世的悲惨状态，而断然以为“完全的虚无”更值得欢迎。如果自杀确实可获得这种虚无的话，当一个人面临“要不要活下去”的抉择时，自杀岂不成为他的最大期望，而毫无条件地选择它？那样做并不能解决一切，我们内心也不那样想，似乎有某种东西喃喃念着：死亡并非绝对性的毁灭。 连有“历史之父”之称的梅洛德斯亦云：“世上没有一再希望不要活下去的人。”两千多年来未见有人予以驳斥，可见这句话实在有它的真理性。所以，虽然我们经常感叹人生的短促，但短促岂非正是一种幸运？——如果我们把一个人的生命中所会遭遇到的痛苦与不幸，统统摆在他的眼前，他必定会大吃一惊，不寒而栗；如果我们引导那些最顽固的乐观主义者，到医院、疗养院、外科手术室去参观，再带他们到牢狱、拷问室、奴隶窝去，或者陪他到战场和刑场走一趟；如果把所有阴森悲惨的巢窟打开让他们看看；最后，再请他参观乌格林诺的死牢，那么，他必定能了解“可能有的世界之最佳者”到底是何物了。但丁所描写的地狱，其材料若非取自现实世界，又能来自何处？而且，那也正是真正地狱的模样。反之，当他着笔描写天堂境况和它的快乐时，他便遭遇到难以克服的难关。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对于这方面完全不能提供任何材料，他只有再三重复他的祖先或比特丽丝及许多圣贤的教训，来取代天国的快乐。由此，使我们充分了解这个世界是何物了。当然，表面的人生，有如粗糙的货品涂上彩饰一般，通常苦恼都被隐藏着，反之，手中若有什么引人侧目的华丽物品，任何人都会拿出来把玩一番。人心的满足越感欠缺，越希望别人认为他是幸福的人。一个人的愚蠢到了这种地步，要以他人的所思所想，当作努力的主要目的，这种完全的空虚，从常言的虚荣一词，原意即为空虚、乌有表现出来。——人生的烦恼纵是如此的瞒人耳目，有时候却也无比明晰，然而又那么令人绝望，烦恼者有时很清楚地看到命运的捉弄，却连逃避的场所都没有，只有接受它的慢慢宰割。因为操纵他的是“本身的命运”，即使向神灵求救也没用。但，就是这样的无可挽救，已足以反映出意志的难以克服的性质。其意志的客观化，就是他的人格。正如外在的力量不能改变也不能除去这种意志一样，同理，其他任何力量也不能从意志现象（生命）中所产生的苦恼解放意志。人们经常在自然界中，或是在任何事情中，想回复自我；人们造出诸神，乞求、谄媚神灵，想获得唯有借自己的意志力量才能成就的东西，但无济于事。《圣经》告诉我们说，世界和人类由神所创造，但《新约圣经》又告诉我们，要从这个悲惨世界获得解救和解脱，只有靠这个世界所产生的事情，为此，神也不得不以人类的姿态出现。左右人类一切的，通常都是人的意志。所有的信仰，所有瞑目的殉教者，以及先贤圣哲们，之所以能够忍耐或甘于尝受任何苦难，是因为他们的求生意志已告断绝。对他们而言，那时的意志现象，甚至已逐渐走上破灭之途了。总之，我认为乐观主义者的空谈，不但不切合实际，而且是卑劣的见解，他们的乐观无异在对人类难以名状的苦恼做讽刺的嘲弄。我们切不要以为基督教教义对于乐天主义非常适合，哪一点吻合呀？《福音书》中不是几乎把世界和罪恶都看作相同的意义吗？ 在无意识的夜晚，一个被生命所觉醒的意志，化成个体，它从广漠无涯的世界中，从无数正在努力、烦恼、迷惑的个体间，找出了他自己，然后又像做了一场噩梦一般，迅即回归以前的无意识中。但在走到那里之前，他有无限的愿望、无尽的要求，一个愿望刚获得满足，又产生新的愿望。即使赐予他世界上可能有的满足，也不足以平息他的欲望、抑制他的需求、满足他内心的深渊。试想，纵使能获得所有的满足，那对人们究竟会形成何种局面呢？不外乎仍是日月辛劳以维持生存。为此，他仍需不断地辛苦、不断地忧虑、不断地和穷困战斗，而死亡总随时在前头等待他。我们要能明确了解幸福原是一种迷惘，最后终归一场空，如此来观察人生万事，才能分明。其中道理存在于事务最深的本质中，大部分人的生命悲惨而短暂，即是因为不知此理。人生所呈现的就是或大或小无间断的欺瞒，一个愿望遥向我们招手，我们便锲而不舍地追求或等待，但在获得之后，立刻又被夺去。“距离”这一魔术，正如天国所显示的一般，实是一种错觉，我们被它欺骗后便告消失。因此，所谓幸福，通常不是在未来，便是业已过去，而“现在”，就像是和风吹拂阳光普照的平原上的一片小黑云，它的前后左右都是光辉灿烂，唯独这片云中是一团阴影。所以，“现在”通常是不满，“未来”是未可预卜，“过去”则已无可挽回。人生之中的每时、每日、每周、每年，都是或大或小形形色色的灾难，他的希望常遭悖逆，他的计划时遇顿挫，这样的人生，分明已树起使人憎厌的标记，为何大家竟会把这些事情看漏，而认定人生是值得感谢和快乐的，认为人类是幸福的存在呢？实在令人感到莫名其妙。我们应从人生的普通状态——连续的迷惘和觉醒的交叠，产生一种信念：没有任何事物值得我们奋斗、努力和争取，一切的财宝都是空无，这个世界终究归于破灭，而人生乃是一宗得不偿失的交易。 个体中的智慧如何能够知悉和理解意志所有的客体都是空虚的？答案首先在于时间。由于时间的形式，呈现出事物的变易无常，而显出它们的空虚。总之，就是由于“时间”的形式，把一切的享乐或欢喜在我们手中归于空无后，使我们惊讶地寻找它到底遁归何处。所以说，空虚，实是时间之流中唯一的客观存在，它在事物的本质中与时间相配合，而表现于其中。唯其如此，所以时间是我们一切直观先天的必然形式，一切的物质以及我们本身都非在这里表现不可。因为我们的生命就像是金钱的支付，受款之余，还得交出一张收据。就这样，每天受领着金钱，开出的收据就是死亡。由于在时间中所表现的一切生物的毁灭，因而使我们了解到那是自然对于它们的价值的宣告。 如此，一切生命必然匆匆走向老迈和死亡，这是自然对于求生意志的努力终究归于乌有的宣告：“你们的欲求，就是以此作终结。再企盼更好的东西吧！”——它是在对生命提出如下的教训：我们都是受到愿望之对象的欺蒙，它们通常先是动荡不定，然后趋于破灭，最后，连它的立足点也被摧毁无余。所以，它带给我们的痛苦远多于欢乐。同时，由于生命本身的毁灭，也将使人获得一个结论：一切的努力和欲望，皆为迷误。 老年与经验携手并进， 引导他走向死亡。 那时他所觉悟的是： 这一生的最大错误， 是徒然花费如此长久、如此辛劳的努力。 我们只有对痛苦、忧虑、恐惧，才有所感觉；反之，当你平安无事、无病无灾时，丝毫无感觉。我们对于愿望的感觉，就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一般的迫切，但愿望获满足后，则又像吞下一片食物的一瞬间一样，仿佛知觉已停止。 当我们没有享受或欢乐时，我们总是经常痛苦地想念它。同时，在痛苦持续一段长时间，实际已经消失，而我们不能直接感触到它后，我们却仍是故意借反省去回忆它。这就是因为唯有痛苦和缺乏才会产生积极性的感觉，因为它们都能自动呈现。反之，幸福不过是消极的东西，例如，健康、青春和自由可以说是人生的三大财富，但当我们拥有它时毫无所觉，一旦丧失后，才意识到它们的可贵，其中道理正是如此，因为它们是消极性的东西。总之，我们都是在不幸的日子取代往日的生活后，才体会到过去的幸福。——享乐愈增，相对地对它的感受性就愈减，积久成习后，更不觉自己身在福中；反之，却相对增加了对痛苦的感受性。因为原有的习惯一消失，特别容易感到痛苦。如此，所拥有得愈多，愈增加对痛苦的感受力。当我们快乐时，觉得时间很快；当处在痛苦时，则觉得度日如年，这也正可证明能使我们感觉它的存在的积极性的东西，是痛苦而非享乐。同理，当我们百无聊赖时，才会意识到时间的存在，趣味盎然时则否。以上种种事实都可以看出：我们生存的所谓幸福，是指一般我们所未感觉到的事情；最不能感觉到的事情，也就是最幸福的事情。最令人雀跃的大喜悦，通常在饱尝最大的痛苦之后。相反地，若“满足”的时间持续太长，所带来的却是如何排遣或如何满足其他虚荣心等必需的问题。所以，诗人不得不把他们笔下的主角先安排个痛苦不堪的境遇，然后再使他们从困境中摆脱出来。因此，通常的戏剧或叙事诗，大都是描写人类的战争、烦恼和痛苦的；至于小说，则是透视不安的人类的心灵的镜子。英国历史小说家史谷脱在他的小说《老人》一书的结尾中，曾坦率地指出这种美学上的必然性。得天独厚的伏尔泰亦云：“幸福不过如同梦幻，痛苦才是现实的。”并且，附带注明道：“这是我八年以来的切身体验，我只有看开地告诉自己，苍蝇是为充作蜘蛛的食饵而生存，人类则是为被烦恼吞噬而生存。”——与我所揭示的真理完全一致。 确信人生是值得感谢的财富的人，不妨心平气和地试着把人类一生中所能享受到的快乐总和与人们一生中所遭遇到的烦恼总和比较一下，我想便不难算出其中的比重如何。我们不必争论世上善与恶之类的问题。恶，既是存在的事实，论争已属多余，因为不管善、恶是同时存在，抑或善在恶之后存在，既然我们无法将恶祛除净尽，我们也就只好默认事实。所以，佩脱拉克说道：“一千个享乐，也不值得一个苦恼。” 总之，纵使有一千个人生活在幸福和欢乐之中，但只要有一个人不能免于不安和老死的折磨，我们就不能否认痛苦的存在。同理，即使世界上的恶减少到实际的百分之一，但只要它表现出来，就足以构成一个真理的基础。这个真理虽带着几分间接性，但有种种的表达方式。例如，“世界的存在并非可喜，毋宁是可悲的。”“不存在胜于存在。”“就根底而言，世界原不应存在。”有拜伦的诗为证： 我们的生存是虚伪的， 残酷的宿命，注定万事不得调和； 难以洗脱的罪恶污点， 像一棵庞大无比的毒树——使一切枯萎的树木， 地面是它的根，天空是它的枝和叶， 把露珠一般的疾病之雨洒落在人们身上； 放眼到处是苦恼——疾病、死亡、束缚， 更有眼睛所看不到的苦恼， 它们经常以新的忧愁填满那无可解救的心灵。 如果正如斯宾诺莎或他今天的信徒所说：“世界和人生都有它们各自的目的，所以不需在理论上辩护，不必在实践上补偿和改良。它们是生命的原因，是神所显现的唯一存在，或者说，是神为了看到自己的反影，故意让他那样地发展，因此，其存在不必以理由来辩护，也不必借结果而解放。”人生的苦恼和劳苦，就无须由享受和幸福来加以补偿了——如上所述，则我现在的痛苦填满“现在”的时间，同理，本来的喜悦也填满“本来”的时间，因为前者不能由后者加以消除，所以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态。也就是说，完全的苦恼是不存在的，死亡也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死亡对于我们应该不是值得恐惧的事情。也许唯有抱持这种看法，人生才有它的报偿吧！ 但是，正如地狱的周围都带着硫黄味道一般，我们周围亦显示着要我们“最好不存在”的迹象，试看：一切事情通常皆不完整而令人迷惑，愉快的事情总掺杂着不愉快，享乐通常只占一半，满足反而形成一种妨碍，安心则伴随着新的重荷。对于每天每小时所发生的困难，虽有良策，但它坐视不管，眼睁睁看着我们所攀登的楼梯，在脚底下一阶一阶被拆毁，不仅如此，还有大小不等、形色不一的不幸在前面等着我们。一言以蔽之，我们就像盲目预言家费诺斯一样，哈皮怪兽把他所有的食物都弄污了，已经无物可吃。对此，有两种手段可以试用，第一是利用才智、谨慎和谋略，但它的功效非常有限，结果往往只有自取其辱。第二是要有斯多噶派的恬淡、彻悟万事，对任何事都加以轻视，借以缴除“不幸”所赖以为祸的武器；从厉行实践方面而言，就是要有犬儒学派的达观，干脆放弃一切手段和助力，有如希腊哲学家狄奥真尼斯般，把自己当作犬。事实上，人类是应该悲惨的，因为人类所遭遇灾祸的最大根源，乃在于人类本身，“人便是吃人的狼”。若能正视这最后的事实，那么这个世界看起来即地狱，比之但丁所描写的地狱，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类相互间都成了恶魔。其中一人取得头目资格，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然后使数十万人相互敌对，并且对众人呐喊：“你们的命运就是苦恼和死亡。来吧！大家用枪炮互相攻打吧！”于是众人也就糊里糊涂地拼起命来。——总之，综观人类的行为，大抵极端的不公平、冷酷，甚至残忍，纵有与之相反的情况，也仅是偶然发生而已。这样，才有国家和立法的需要。一旦法律有所不及，人们立刻又表现出人类特有的对同类的残忍性。人类之间究竟如何互相对待？我们只要看看黑人奴隶买卖的情形，便可了然，它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砂糖和咖啡。但他们原可不必这样做的，这实在是出于人类不能满足的自私心，偶尔是有恶意的。再看看，有的人从五岁时就开始进入纺织工厂或其他工厂，最初工作十小时，其次十二小时，最后直至十四小时，每天做着相同的机械性劳动。付出这样高的代价，只为了得以苟延残喘。然而，这却是数百万人共同的命运，而其他数百万人的命运也不过如此。 除此之外，一些微小的偶然因素亦可导致我们的不幸。世界上没有所谓完全幸福的人，一个人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当他酣睡时；而一个人最不幸的时刻，就是在他觉醒的瞬间。实际上，许多不幸都是间接的，人们之所以经常感到自己不幸，是因为任何人心底都有强烈的嫉妒心，不管处在何种生活状态，只要看到别人胜过自己——不管哪一方面，即足以造成嫉妒的动机，并且无法平息。人类因为感到自己的不幸，所以，无法忍受别人的幸福。相反的，当他感到幸福时，即使只有短暂的一刹那，立刻扬扬自得起来，恨不得向周围的人夸耀：“但愿我的喜悦，能成为全世界人的幸福。” 如果能明白显示人生本身就是贵重财富的话，那么对死和死亡的恐惧守卫者，就不该设置在它的出口。反之，若说死亡真如想象中那般可怕的话，又有谁愿意逗留在这样的人生中呢？还有，若人生纯粹是欢乐美好的话，当想到“死亡”时，又是何种滋味？恐怕也将无法忍受吧！话虽如此，以死亡作为生命的终点，也有好的一面，在苦恼的人生中，由于有死亡，可以得到一种慰藉。其实，苦恼和死亡是联结在一起的。它们制造了一条迷路：虽然人们希望离开它，但相当困难。 从实践方面而言，如果说世界并不宜于存在，在道理上也应该可以站得住脚。因为存在的本身已显示得很清楚，或者从存在的目的，也可以观察出来，常不致使人对它有所惊讶或怀疑，至少无需多加说明。但事实并不如此，世界原是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无论如何完整的哲学，也有无法触及的一面，它就像不能溶解的沉淀物，又如两个不合理数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除世界之外再无任何东西，不是更好吗？”它（指世界）也没办法替我们解释，我们无法从这里发现其存在的理由或终局的原因，即它本身不能表示它是否为自身的利益而存在的命题。 根据我的见解，这件事可以从下述理由加以说明：世界存在的理由并没有明显的根据，只是由物体盲目的求生意志以现象的形式来表示“为什么”，而不受根本原理的支配。这和世界的性质是相一致的，因为安排我们活动的，是肉眼所看不到的意志，如果眼睛能够看到这种意志，它应该马上能估计这种事业的得不偿失，能知道：在不断的忧虑、不安和穷困之中，即使我们付出全力去努力奋斗，任何个体的生命也无法免除破灭的厄运，所能得到的生存只是一时性的，到最后仍难免在我们手中化为乌有，而得不到任何报偿。所以，如果世界正如希腊哲学家安那萨格拉斯所说，世界是“理性（即认识）引导意志”的话，那就难怪乐天主义者会那样乐天了。所以，尽管世界充满悲惨是昭然若揭的事，一般人仍打着乐天主义的旗号。在这种场合中，生命被称为一种赠物，但是我们若能预先详细调查这个赠物的话，很明显地，任何人都将谢绝接受它。德国美学家莱辛之所以惊叹他儿子的智慧，是因为他的孩子似有先见之明，并不愿来到这个世界，而是被助产妇强行拖出来，但在落地后，立刻又匆匆逃去。反之，也有人认为人生的过程，只是一种教育。果真如此，也许大多数人将这样回答： “我们宁愿投身于虚无的休息中，因为这里没有教育之类烦人的东西。”——根本见解错误的话，就会形成这种结果。所以，与其说人类的生存是一种附属物，莫若说是一种负债契约，负债的原因是由于生存的实际要求、恼人的愿望及无限的穷困。通常，我们的一生都是耗费在这种负债的支付上，但也仅仅勉为其难地才把利息偿还。至于本金，只有由死亡来偿付了。然则，这种负债契约是在何时订的呢？是在生殖之时。 因而，我们一定要把人类的生存当作一种惩罚、一种赎罪的行为，唯有如此，才能正确地观察世界。人间“堕落”的神话，虽然只不过是个比喻，但也具有形而上的真理，这是我在《旧约全书》中唯一承认的东西，也是整部《旧约全书》中唯一和我的见解取得一致的地方。我们的生存类似一种过失的结果，一种宜受惩罚的情欲的结果。《新约圣经》的基督教最聪明之处，即直接地和这个神话相结合，而其伦理精神则和婆罗门教或佛教相同。至于其他方面，则又与乐天的《旧约圣经》毫无关系。实际上，若不如此，它与犹太教即无任何关联了。如果有人想要测量一下我们的生存本身的负罪程度，不妨看看与它联结在一起的苦恼。无论精神上或肉体上的巨大苦恼，都可明显地表示出我们究竟价值多少。换言之，如果我们的价值不如苦恼的话，苦恼经常不会到来。基督教对我们的生存持这样的看法，我们只要翻翻路德的《加拉太书》第三章注释，便可了然。“我们的肉体、境遇及一切皆被恶魔征服，这个世界中不过是些外邦人，他们的主人、他们的神是恶魔。因此，我们所吃的面包，我们所喝的饮料，我们所穿的衣物，甚至连空气等一切供养我们身体的东西，都要受其支配。”我的哲学常被抨击为消沉悲观，但我并无意制造一个补偿罪恶的未来地狱，“现在”即罪恶的场所。我的意思在于表示这个世界就像地狱一般，即使你想否定这件事也办不到，因为你本身就经常经历到它。 再进一步说，这个世界就是烦恼痛苦的生物，互相吞食以图苟延残喘的斗争场所，是数千种动物以及猛兽间的活坟墓，它们经常不断地残杀，以维持自己的生命，并且它们感觉痛苦的能力是随着认识力而递增的。因此，到了人类，这种痛苦便达到最高峰，智慧愈增，痛苦愈甚。在这样的世界中，竟然有人迎合乐天主义的说法，来向我们证明“可能有的世界中之最佳者”，这种理由显然太贫弱了——不过如此，乐天主义者还叫我们张开眼睛看看世界：世界中有山、有谷、有河、有植物、有动物等，在美丽的阳光的照耀下，这一切不是很美、很可爱吗？诚然，如若大略一瞥，情况的确如此，但仔细调查其中的内容，却不是那回事了。接着，神学家又出来向我们赞美世界的巧妙组织。由于这种组织的精巧，星辰的运行永远不会相碰头，陆地和海洋不会错置相混，寒流不会滞留不去而使万物僵硬，酷暑不会长在而使万物烧灼，春夏秋冬四季的轮转井然有序而有各种作物的收成。然而这一切的一切，仅是世界不可或缺的条件而已。如果它不要谈我们像莱辛的孩子一般，降生后立刻离去的话，这个世界的构造当然不至于拙劣到连基柱都会崩坏的程度。但我们试着再进一步观察这个被赞美的作品的“成果”，在这个坚固的舞台上的演员，他们的痛苦是和感受性同时表现的，感受性发达后，形成智慧，痛苦随之剧增，欲望与之共同发展，永无止境地繁衍着，直到提供人类生活的材料，除悲剧和闹剧外，竟再也成就不出其他东西了！看到这些情景，我想除了伪善者外，必当会忍不住怀着合唱“哈利路亚”的心情了！上述最后一项，虽然它的真正起源一直被隐匿着，但在休谟所著的《宗教自然史》一书中却曾毫不留情地将它暴露出来，这该是真理的一大胜利。同时，他的那一篇《自然的宗教对话》，立论虽然和我完全相反，但他以适切的论据，率直、明显地说出了这个世界的悲惨性质，以及一切乐天主义的缺乏根据，并把乐天主义的根源抨击一番。休谟的这两篇著作，虽然今天的德国人还大半不知，但颇有一读的价值。他在字里行间所教导我们的事情，比之黑格尔、赫伯特、舒莱尔马赫三者的哲学著作总和，还要更多。 我不否定乐天主义的集大成者——莱布尼兹在哲学上的功绩，也无暇深究他的“单子论”和“预定调和说”是否一致。他的《新悟性论》不过是些摘录，以订正洛克的名著《人类悟性论》为目的，但其中虽有详细的批评，内容失诸贫弱。他反对洛克，正如他写《关于天上动力的原因的试验》反对牛顿的重力学说一般，最后仍然招致失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即特别为反对莱布尼兹的这种哲学而执笔，对它的论点是攻击性，甚至是破坏性的，但与洛克和休谟则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今天的哲学教授们，对莱布尼兹各方面都推崇备至，一心一意复兴他的“蒙蔽术”；另一方面，对康德则尽可能贬抑并且排挤他。究其原因，不外乎是为生活问题。《纯粹理性批判》认为，犹太神话不能与哲学并称，它们甚至轻率地把灵魂当作实存之物。这种说法必须要有所根据，以科学态度来证实这种观念，不能妄下断论。但是，在我们这个生活第一、哲学次之的哲学界，却只能埋葬康德，捧出莱布尼兹。因此，莱布尼兹的《辩神论》虽将乐观主义系统化而广泛地展开，然而从其性质来看，它只不过为后来伏尔泰的不朽名著《纯洁》提供了契机而已，此外并无任何贡献。由莱布尼兹再三对恶的世界所做的并不完美的辩解中，恶有时会促成善的实现，最后得到的却是出乎意料的结论。伏尔泰在书中主角的名字里，已暗示为了认识乐天主义，我们必须要有诚实的态度。实际上，在这散布着罪恶、苦恼和死亡的舞台上，乐天主义所表现的姿态委实很奇妙，如前所述，乐天主义的秘密源泉（伪善者奉承地说，那是成功的信心）已被休谟无情地揭发出来，认为他们对其起源并不能做充分说明，由此乐观主义也许可说是对人类灾难做一种讥讽的嘲弄了！ 对莱布尼兹那种明显的诡辩中所说的，这个世界是“可能有的世界中之最佳者”，我可以举出更堂而皇之的理由，来证明这个世界是“可能有的世界中之最坏者”。因为所谓“可能有”并不是以人的幻想杜撰出来的，而是本来即已存在的。然而，由于过去人类历史所显现出来的无非是永无休止的烦恼和不可疗治的哀伤，如人的生老病死等，我们可以知道，这世界的构成早已为痛苦的存在做了最好的准备，比它更坏的世界似乎是不可能存在了。所以我们说，它是“可能有的世界中之最坏者”。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语，因为不但行星会互相碰头——行星的运行会产生移动现象，两个行星间会因相互影响而使其中之一逐渐失去平衡，严重的话，还可能使两者互相碰撞，所以也许世界在不久后也将寿终正寝。虽然一般天文学家认为那些不过是偶发现象，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运行时相互间的不协调产生，他们还费尽心血地推算出今后或许可能顺利运行下去，以及世界应该可以继续照常存在的理由，但牛顿持相反的意见。当然我们也希望天文学家的计算并无错误，行星系统的机械式的永久运动能与其他系统相同，得以永无休止地运行下去！而且，行星的坚硬外壳下还潜藏着无数强烈的自然力，如因偶然的触发，给予了它们活动的余地，必会破壳而出，而使地球上的一切生物毁灭。这类事情在我们的地球上至少已经发生过三次，今后恐怕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里斯本和海地的地震，以及庞贝的毁灭，只不过是对于它的可能性给我们一点开玩笑似的暗示而已。化学方面，无法证明的空气的一点点变化，也都可能成为霍乱或黄热病、黑死病流行的原因，轻而易举地攫取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如果再发生稍大的变化，也许会灭绝一切生命。再者，上苍赋予动物的器官和力量，不管如何努力，充其量也仅能勉强供应自身使用，以及哺育幼儿而已，所以，动物的手足若失其一，或者不能充分利用它，大抵都非死不可。人类虽然具备所谓“悟性”和“理性”两种强力工具，但其中的百分之九十都消耗在与贫乏的挣扎中，经常站在破灭的边缘，痛苦地维持着身体的平衡。可见，不论就全体的持续或个体的持续而言，上苍所赋予我们的条件都不完备。因此，个人的生命只有为生存而不断斗争，而且，破灭的危险还在一步步向我们逼近。正因为这些危险成为事实的例子极多，所以，我们必须妥为照顾自己的幼儿，总不致因个体的灭亡而引起种族的灭绝。对自然而言，真正重要的只有种族。因此，若世界仍宜于存在的话，恐怕没有比这更坏的世界了，其实例子不胜枚举。曾经住在地球上的任何动物化石，都可作为我们推算的蓝本，它们的持续已成明日黄花，这正可向我们提供比“可能有的世界之最坏者”更坏的世界的有力证明。 乐观主义其实就是世界真正的创造者——求生意志的自我陶醉，在自己的作品中自我欣赏而得意忘形。这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学说。因为乐观主义对人生的状态表示欢迎，并把幸福列为它的最高目的。每个人似乎都相信他有要求幸福和快乐的权利。但通常世上这些东西是不会赋予任何人的，因此人们转而认为自己碰上霉运，甚至还以为自己的生存目的有了错误。实则，劳动、缺乏、穷困、苦恼以及最后的死亡等，把它们当作人生目的，才是正当的（婆罗门教、佛教以及纯正的基督教，均作如是观）。为什么呢？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把我们引导向求生意志的否定。《新约圣经》中形容世界是“眼泪之谷”，称人生是一种净化的过程，基督教则以拷问的道具（十字架）作为象征。所以，当莱布尼兹、夏夫悌斯伯利、柏宁布洛克、波普之徒搬出乐天主义时，却换来一般世人的激愤，主要即在于乐天主义和基督教的基础不能并立。伏尔泰在他那篇出色的诗集《里斯本震灾赋》的序言中，亦述及此，该文坚决反对乐天主义。这位备受德国下三烂文人诽谤反对、而为我所钟爱赞美的伟人，他的学术地位毫无疑问应该凌驾于卢梭之上，理由是他产生了以下三种见解，表示出他的思想极为深刻。第一，确信恶的绝对性大小和生存悲惨的见解；第二，有关意志行为之残酷的必然性见解；第三，把洛克的命题——在物质中亦可能有的思想，当作真理的见解。相形之下，卢梭只有一个浅薄的新教牧师哲学。他在那篇《沙波亚牧师的信仰告白》中，拼命批驳伏尔泰的上述几点。同时，又在1756年8月18日寄给伏尔泰的信函中，以肤浅错误的逻辑，对上述优美的诗句大肆攻击，而表示拥护乐天主义。卢梭哲学的特征和他的根本错误在于：他说人类本来是善的，是无限而完整的，却因为文明及其结果而使人类陷入邪途。他以此来取代基督教教义——原罪和人类根源性的堕落，作为他的乐天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基础。 如伏尔泰在《纯洁》中以诙谐的作风向乐天主义挑战，而拜伦亦以其严肃悲壮的作风，在不朽的杰作《凯因》诗集中展开相同的宣战。为此，他也光荣地招致反启蒙主义者费德利希薛林格的诽谤辱骂。 从历代伟人的言论中，我们不难找出许许多多反乐观主义的名言，他们都看出了这个世界的悲惨，而以发人深省的语句叙述出来。在这里，我想引述其中的几则，以作为我的见解的诠释和佐证，并作为本文最后的点缀。先说希腊，希腊人的世界观与基督教及亚细亚高地人大异其趣，尽管他们是站在坚决主张意志的立场，但仍深刻地感到生存的悲惨，因而才有悲剧的发明。另一个证据，出于海德洛斯所述，而且常被后人引用。他说，特拉基亚人往往以伤感的心境迎接新生婴儿，对着他们喃喃历数其前途中所有的灾祸。同时又以欣喜和玩笑的心情埋葬死者，因为他们从此可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