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死屋手记 [book_author]陀思妥耶夫斯基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213559 [book_dec]《死屋手记》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长篇纪实小说。全书由回忆、随笔、特写、故事等独立成篇的章节组成，结构巧妙，交织成一幅沙俄牢狱生活的鲜明图画。这部作品实际上可称为大型报告文学。作品真实地再现了沙俄苦役犯监狱的野蛮、残暴和极其可怕的图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对犯罪原因进行了研究，指出是专制农奴制度下残酷的生存条件造成了人们的犯罪。 [book_img]Z_10164.jpg [book_chapter]第一卷 [book_title]引言 在偏远的西伯利亚地区，在草原、高山或荒无人迹的森林之间，偶尔会碰到有一千至多两千居民的小城市，这些木头建造的难看的城市都有两座教堂，——一座在城里，一座在墓地，——更像莫斯科郊外的那些有一座教堂的大村镇，而不像城市。它们通常都配备足够的县警察局长、陪审员以及其余的各种下级官员。一般地说，西伯利亚虽然天气寒冷，在这里当差却非常舒心。居民都很朴实，安分守己；牢固的旧秩序世代沿袭而备受尊崇。官吏理所当然地充当西伯利亚贵族的角色，他们或是土著，根深蒂固的西伯利亚人，或是来自俄罗斯，大多来自彼得堡和莫斯科，追求的是这里不入账的额外薪俸、双份的差旅费或对未来的诱人的憧憬。凡是懂得生活诀窍的人几乎总是留在西伯利亚，满怀喜悦地在这里扎下根来。他们以后都收获了丰盛甘美的果实。然而那些轻佻而不懂得生活诀窍的人，很快就对西伯利亚感到厌倦，懊恼地自问：当初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地到这里来呢？他们急不可耐地想干满三年任期，期限一到便张罗调任，回归故里，还嘲骂西伯利亚。他们错了：不仅在职务上，而且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在西伯利亚获得人生的享受。气候好极了；有很多慷慨好客的富商、非常富足的异族人。夫人小姐都花枝招展，而且在道德上全无顾忌。野禽在大街上乱飞，会自动撞在猎人的身上。香槟酒喝得出奇地多。鱼子是非凡的美味。有些地方的收成达到种子的十五倍之多……总之，这是一片人间乐土啊。只要善于利用它就行。而在西伯利亚的那些人是善于利用它的。 一座这样快乐的自给自足的小城，有非常可爱的居民，它在我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回忆。我在这里遇见了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戈梁奇科夫，一个被流放西伯利亚的移民，他是出生于俄罗斯的贵族和地主，后来成了二类服苦役的流放犯，罪名是杀害自己的妻子，在判定的十年苦役期满后，就作为移民在小城К温顺而无声无息地度过了余生。其实他的户口是登记在城郊的一个乡，不过他住在城里，可以靠给孩子们上课谋生。在西伯利亚的城市里常常能遇见流放的移民在当老师；没有人嫌弃他们。他们主要是教法语，在某种人生舞台上，法语太重要了，要是没有他们这些人，在偏远的西伯利亚地区，对这种人生舞台就连个概念也不会有。我与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初次见面是在一位老派的可敬而好客的官员伊万·伊万内奇·格沃兹季科夫家里，他有五个不同年龄的女儿，个个都前程似锦。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给她们上课，每周四次，每次的报酬是三十戈比银币。他的外表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是一个非常苍白而干瘦的人，还不算老，三十五岁左右，矮小羸弱。总是干干净净地穿着西式服装。要是您和他交谈，他总是非常专注而留神地看着您，毕恭毕敬地听着您的每一句话，似乎在仔细揣摩其中的含意，仿佛您的话给他出了难题或是要打探他的什么隐私似的，然后明确而简短地回答，可是他对自己回答的每句话都那样仔细斟酌，您突然会不明所以地感到不好意思，最后，您自己会因为谈话结束而感到欣慰。我那时就向伊万·伊万内奇打听过他的情况，这才知道，戈梁奇科夫的生活在道德上也是无可非议的，否则伊万·伊万内奇也不会把他请到家里来给自己的几个女儿上课，但此人十分孤僻，避不见人，他学识渊博，博览群书，不过寡言少语，总之，很难和他深谈。有些人硬说他就是个疯子，不过他们也承认，这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大缺点，不少体面的市民对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都非常亲切，他可能还是一个很有用的人，能写个申请书什么的。人们认为，他在俄罗斯大概有很多至亲好友，也许还都不是等闲之辈，不过大家都知道，他自从被流放以后，便毫不犹豫地切断了与他们的一切联系——总之，是害了他自己。而且我们这里人人都知道他的故事，知道他新婚不到一年就出于忌妒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他随即自首（这就大大减轻了对他的刑罚）。人们总是把这样的罪行看作一种不幸而感到惋惜。尽管如此，这个怪人却躲开所有的人，只是为了上课才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起初我并不特别注意他；可是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渐渐地引起了我的兴趣。他身上有一种谜一样的东西。要同他深谈简直是不可能的。当然，他总是回答我的问题，甚至神情凝重，仿佛认为回答我的问题是他至关重要的义务；可我听了他的回答，却忍不住要接着问下去；而在这样的交谈之后，他的脸上总是有一种苦恼而疲惫的神情。记得，在一个夏天的傍晚我和他走出伊万·伊万内奇的家门。我突发奇想，邀请他到舍下略坐片刻，抽支烟。我无法形容，他的脸色显得多么恐怖；他完全惊慌失措了，开始语无伦次地嘟囔着什么，突然，他瞪了我一眼，急忙朝相反的方向跑去。我简直大为骇异。从那时起，一遇见我他就带着一种惊恐的神气望着我。可我不肯罢休；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我，一个月后我无缘无故地顺路去看戈梁奇科夫。不用说，我这样做是愚蠢而失礼的。他在小城边上一个年老的女市民家里赁屋居住，她有一个害肺病的女儿，而这个女儿还有个私生女，孩子大约有十岁了，是一个漂亮、快乐的小女孩。我走进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的房间时，他正坐在女孩身边教她识字。他见到我是那么惊慌，仿佛在犯罪现场被我抓到似的。他完全慌了神，从椅子上跳起来，瞪大了眼睛望着我。我们终于坐了下来，他注意我的每一个目光，似乎怀疑我的每一个目光都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特殊的含意。我猜想是他的疑心病太重。他用敌视的目光看着我，几乎要问：“你能不能快点离开啊？”我和他谈起我们的小城，谈到最近的新闻；他沉默着，面带憎恨的冷笑；他竟然不仅不知道城里最普通的、人人都知道的新闻，而且也不想知道。后来我谈到我们这个地区，以及本地区的贫困，他默默地听着，那样怪异地看着我的眼睛，使我终于为这次谈话而感到内疚。可是我又因为几册新出的书刊而几乎惹恼了他；我刚从邮局收到的书刊就拿在手上，我把这些尚未拆开的书刊推荐给他看。他投以贪婪的一瞥，却又立刻改变主意，谢绝了，借口是没有时间看。最后我向他告辞，出来后我感到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我感到羞愧，觉得纠缠这样的一个人是非常愚蠢的，因为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远远地躲开整个世界啊。但事已至此，悔之莫及。记得，我在他的房间里几乎没有看到书，可见，说他博览群书是与事实不符的。不过，有两次我深夜从他的窗前路过，发现他屋子里有灯光。他独坐通宵，在干什么呢？不是在写作吧？倘若是在写作，那么究竟在写些什么呢？ 有三个月光景，我因事离开了我们的小城。回来时已是冬季，我听说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在秋天死了，死时孤单一人，甚至一次也没有请医生来看病。小城里的人几乎已经把他忘记了。我立刻去见死者的女房东，想打听一下，她的房客独自在家干些什么，写过什么东西没有。我给她一枚二十戈比的硬币，她给我捧来了死者遗留的一大筐手稿。老太婆承认，有两个小本子已经被她胡乱用掉了。这是一个愁眉苦脸、不爱说话的妇人，很难向她打听出什么有用的情况。关于自己的房客，她对我说不出任何特别的新鲜事儿。据她说，他从来就几乎什么事也不干，一连几个月不翻书本，也不提笔写字；可是整夜整夜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若有所思，有时还自言自语；他很喜欢也很宠爱她的外孙女卡佳，尤其是在知道她的名字叫卡佳以后，他每逢圣卡捷琳娜节必定去为某人做安魂祭祷。他不能容忍有客人来访；只是在要给孩子们上课时才走出家门；老太婆每星期来一次，哪怕稍微替他收拾一下房间，他也用怀疑的目光盯着她。整整三年，几乎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我问卡佳，她是否还记得自己的老师，她默默地看了看我，转过身去，面朝墙壁哭了起来。由此可见，这个人毕竟还是能赢得别人的喜爱的。 我带走他的手稿，整天翻阅。这些手稿有四分之三是空白的或写些无关紧要的文字的纸片，还有学生临帖习字的作业。但其中有一个相当厚的笔记本，上面写了密密麻麻的小字，不过笔记本没有写完。也许是作者自己把它扔掉，后来也就忘了。这是对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所经历的十年苦役生活的记述，不过写得语无伦次。有些地方记述中断，插进一个别的故事和一些奇特而可怕的回忆，仿佛是受到某种胁迫而在慌乱中仓促写成的。我曾反复阅读这些片断，几乎深信不疑，这都是他在精神失常时所写的。但是关于苦役生活的手记《死屋场景》——他在其手稿的某处是这样称呼他的手记的，在我看来不无趣味。一个前所未知的完全陌生的世界、一些奇怪的现象、对沉沦的人们的某些独特的观感使我为之入迷，因而我是怀着浓厚的兴趣看了某些章节的。不言而喻，我的看法可能有误。姑且挑选两三章付印，以供读者诸君评判…… [book_title]第一章 死屋 我们的监狱在城堡的边上，紧挨着城堡外面的土围子。有时你会透过围墙的缝隙看外面的世界，能不能多少看到点儿什么呢？——你能看到的只是一小片狭长的天空和长满荒草的高高的土围子，沿着土围子日夜都有哨兵在来回走动，这时你就会想，岁月流逝，而你只能这样去透过围墙的缝隙看外面，你能看到的永远是那样的土围子、那样的哨兵、那一小片天，这天不是监狱上空的天，而是另外的遥远而自由的天空。请您想象一个大院子，长约二百步，宽约一百五十步，院子周围是不规则六角形的高高的立柱围墙，那些木柱（立柱）并排竖着深深插进土里，用板条横向牢牢地联结起来，上端削尖：这就是监狱外面的围墙。围墙的一侧有结实的大门，大门总是关着，日夜都有哨兵守卫；需要放犯人出去劳动时才打开。大门外边是光明的自由世界，人们都过着一样的生活。不过在大墙里边却把那个世界想象成一个无法实现的童话。这里才是自己特殊的、无比丑恶的世界；这里有自己特殊的规章制度，自己的服装，自己的风尚和习惯，以及毫无生气的死屋，这样的生活是别处所没有的，人也是很特别的人。我要描写的就是这特殊的一角。 您走进围墙就能看到里面有一些建筑物。在这宽阔的内院两边各有一长溜原木建造的平房。这就是牢房了。这里住着按类别关押的囚犯。接着，在围墙深处，又有这样的一座原木建筑。那是分为两个小组在干活的伙房；接着又是这样的一栋建筑物，在它的同一个屋顶下有地窖、库房、杂物间。院子中央的空地是一片平坦的相当大的操场。早中晚囚犯们在这里排队、核查人数、点名，有时一天还要进行好几次——这就取决于警卫人员是否多疑、能否迅速清点人数了。周围在建筑物和围墙之间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在这里，在建筑物外面，有些性格比较阴沉孤僻的犯人喜欢在劳动之余随意走动，避开所有人的眼睛，想着自己的心事。在这样散步的时候遇见他们，我喜欢审视他们那有烙印的忧郁的脸，猜想他们在想些什么。有一个流放犯，他喜爱的活动是在空闲的时候数立柱。立柱约有一千五百根，所有的立柱都在他的计算之内，都受到他的注意。每一根立柱代表他的一天；每天数出一根立柱，这样一来，根据没有数到的立柱的数目，便可一目了然地看出，他在苦役期满之前还剩下多少日子。每当他即将数完六角形的一边时，便感到由衷的高兴。他还不得不等待好多年呢；不过在监狱里是能学会忍耐的。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囚犯怎样向狱中的难友告别，他在苦役中度过了二十年，终于获释。有些人记得他初次步入牢房时，年纪很轻，无忧无虑，对自己的罪行和所受的惩罚一概不放在心上。他出狱时已是白发老者，满怀愁绪和悲伤。他默然无语地走遍我们的六间牢房。每走进一间牢房都向圣像祈祷，然后向难友们深深鞠躬，请求包涵。我还记得，一个囚犯原是西伯利亚的富裕农民，一天傍晚被叫到大门口。半年前他得到消息，他的妻子改嫁了，他十分伤心。现在她亲自来到监狱，把他叫出去，周济他。他们交谈了两分钟，都哭了，于是从此永别。他回到牢房时，我看见了他的脸色……是呀，在这个地方是能够学会忍耐的。 暮色四合的时候，我们都被带进牢房，并通宵上锁。我从院子里回到我们的牢房，总是心情沉重。这是一个狭长、低矮、沉闷的房间，几支蜡烛闪着昏暗的光线，有一种难闻的、令人窒息的气味。我现在无法理解，我怎么竟能在这样的房间里生活了十年。在木板通铺上有我的三块木板：这是我的全部地盘。我们一个房间大约就有三十个人睡在这样的通铺上。冬天牢房很早就上锁了；要等四个小时左右，大家才会入睡。在此之前——吵闹、喧哗、哄笑、叫骂、镣铐叮当、烟雾和烟子、剃光的脑袋、带烙印的脸、褴褛的衣衫，一切——都是对人的侮辱与凌虐……是呀，人的生命力真强！人是能适应一切的生物，我想，这是对人的最佳定义。 我们在牢房里的总共约有二百五十人——这个数字几乎是固定不变的。有些人来了，有些人服刑期满走了，有些人死了。而且在这里什么样的人没有啊！我想，俄国的每个省份、每个地区在这里都有代表。也有异族人，有几个流放犯甚至是高加索的山民。所有这些人都按照犯罪的程度，因而也就是按照判定的服刑年限来区分。可以设想，没有一种罪行在这里是没有代表的。这里的囚犯主要是民事类的流放苦役犯（囚犯们自己天真地说成溜放苦役犯）。这些罪犯被完全褫夺公权，与社会隔离，脸上的烙印永远见证着他们是被排斥的一群。他们被流放到这里来服劳役，期限八至十二年，然后分散到西伯利亚的一些乡级地区做移民。也有军事类的犯人，不褫夺他们的公权，大体上就像在俄国的军人囚犯连一样。他们是短期流放到这里的，期满后还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当兵，或回到西伯利亚的边防营。其中不少人几乎立刻就又因为犯了重罪而回到牢房里来了，但是已经不是短期服刑，而是要服刑二十年。这一类叫作“终身类”。但“终身类”犯人也没有完全被褫夺一切公权。最后，还有一类特殊的最凄惨的罪犯，主要是军人，人数相当多。属于“单独囚禁”的一类。他们是从全俄各地流放到这里来的。他们自认为是没有刑期的，因为不知道自己服苦役的期限。他们依法必须完成两倍或三倍的工作量。他们关在监狱里，直至在西伯利亚开始有极其繁重的苦役劳动。“你们是有刑期的，而我们要跟着劳役走。”他们对其他囚犯这样说。后来我听说，犯人的这个类别取消了。此外，我们的城堡也废除了民事制度，而是设立普遍的单一的军人囚犯连。当然，管理方式也随之改变。因此我记述的都是早已过去的往事…… 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这一切都仿佛是一场噩梦。还记得当初我是怎样走进监狱的。那是十二月的一个晚上。暮色苍茫；人们正下工回来；准备核查人数。一个大胡子士官终于为我打开了这间古怪的屋子，在这里我度过了那么多年的光阴，有了那么多痛苦的感受，若非亲身体验，那就连一个近似的概念都不可能有。比如说，我无法想象：在我服苦役的漫长的十年里，连一次，连一分钟独处的机会也没有，那是多么可怕和痛苦啊？劳动时总有押送队监视，屋子里有二百名难友，至于独处，一次，一次也不曾有过！不过，我需要适应的又何止于此！ 这里有过失杀人犯和杀人成性的凶手，有盗贼和强盗首领。有的只不过是小偷，有些人则是靠扒窃和蹭吃蹭喝混日子的流浪汉。也有些人，叫人捉摸不透：你会觉得，这样的人怎么会到这里来呢？然而每个人都有过自己的故事，仿佛宿醉未醒似的蒙眬而沉重。一般地说，他们很少谈自己的过去，不愿讲，看来也竭力不去回首往事。我认识他们之中的一些杀人犯，他们是那么快乐，从来不郁郁寡欢，可以打赌，这些人从来没有受到过良心的谴责。但是也有脸色阴沉的人，几乎总是沉默寡言。一般很少有人谈自己的生活经历，而且好奇打听是不合时宜的，不知怎么就是不习惯，不作兴。也许有人会因为无聊偶尔谈起来，别人就冷静而阴沉地听着。在这里没有谁能使别人感到惊讶。“我们都是有文化的人！”他们往往会自鸣得意地这样说。记得有一天一个匪徒喝醉了（在服苦役的地方有时能搞到酒喝），开始讲他怎样杀死了一个五岁的男孩，起初用玩具哄他，把他带到哪里的一个空板棚里，就在那里把他杀了。牢房里此前因他的玩笑话发笑的囚犯们，突然异口同声地对他大声呵斥，迫使这个匪徒不得不住口。囚犯们之所以大声呵斥，不是由于愤慨，而是因为不该讲这种事；因为讲这种事是不合时宜的。我要顺便指出，这些人确实是有文化的，这句话甚至不是在转义上，而是在其本义上说的。他们当中大概半数以上都能读会写。在俄国民众大量聚集的其他某个地方，分出二百五十个人来，其中有文化的人能达到半数吗？后来我听说，有人从这类资料中得出结论说，文化能把人毁了。这样说是错误的：这里起作用的完全是其他的原因；不过也不能否认，文化会使人过于自信。然而这根本不是什么缺点。各类犯人是按囚衣来区分的：一些人的上衣一半是棕褐色，一半是灰色，裤子也一样——一条裤腿是灰色，一条裤腿是棕褐色。有一次在干活时，一个卖面包的女孩来到犯人们这里，她久久地端详我，突然哈哈大笑。“哎呀，真糟糕！”她嚷道，“灰呢子不够，黑呢子也不够！”也有些人，上衣全是一样的灰色，却只有袖子是棕褐色的。头发也剃得不一样：一些人的头发竖着剃掉半边，另一些人是横着剃掉半边。 一眼就可以看出，在这个奇特的大家庭里有某种显著的共同点；即使是最突出、最有独特个性而无意中凌驾于别人之上的人也力求适应整个牢房的一般氛围。总之，少数人永远快快乐乐，并因此而遭到普遍的蔑视，除了这少数的例外，这里的都是一些阴沉、善妒的人，他们虚荣心极强，喜欢吹牛，受不得委屈，而且是极端的形式主义者。对一切都处之泰然才是最大的美德。人人都热衷于一点：表面上如何自处。然而并不少见的是，极其桀骜不驯的态度会以闪电般的速度一变而畏葸不前。有几个人是真正的强者；他们举止朴实，绝不矫揉造作。但奇怪的是：在这些真正的强者之间有几个人的虚荣心达到了最后的极限，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总之，虚荣、外表是首要的。大多数人道德败坏，变得极其卑劣。造谣中伤、飞短流长更是层出不穷：这是地狱，乌烟瘴气。但是谁也不敢起而反抗监狱内的陈规陋习；所有的人都不得不屈服。有些性格特别倔强的人勉为其难地服从了，但毕竟是服从的。走进监狱的也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外面胆大妄为，飞扬跋扈，最后连自己犯了罪也仿佛事不关己，似乎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仿佛在云里雾里；这往往是由于一种极度膨胀的虚荣心在作祟。可是在我们这里他们会立刻遭到制止，尽管其中的某些人在入狱之前曾是整个村镇或城市闻之胆寒的人物。这个新来者环顾四周，很快就发现，他来到了陌生的地方，在这里是吓唬不了任何人的，于是不知不觉地变得温顺了，并融入共同的氛围。从表面上看，这共同的氛围是来自一种特别的自尊感，它几乎渗透于每个囚徒的内心。好像定罪的苦役犯的称呼真的是一种头衔，而且还是荣誉头衔。没有一点儿羞耻和悔恨的迹象。不过还有一种表面上的温顺，可以说是正式的、某种平静的表白：“我们都是垮掉的人了，”他们这样说，“自由的日子不会过，现在就闯绿街，检查士兵队列吧”；“不听父母的话，现在就得听鼓声的招呼了”；“不愿用金丝线刺绣，现在就只能用大锤砸石头了”。这些话常说，既是教训，也是普通的俗语和谚语，但从来没有当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他们也许谁也不会真心承认自己触犯了法律。倘若某个不是苦役犯的人试图责备一名囚犯触犯了法律，——责骂他几句（不过，非难罪犯不是俄罗斯人的性格）——那么，招来的骂人话可就滔滔不绝了。而他们都是骂人的高手啊！他们骂人骂得很俏皮，很有艺术性。他们把骂人话变成了一门学问；他们用以取胜的不在于侮辱性的词句，而在于侮辱性的意思、含意、思想——而这是更俏皮、更尖刻的。不停的争吵使这门学问在他们之间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所有这些人都是在棍棒的逼迫下劳动，因而觉得空虚无聊，因而渐渐腐化：即使从前还没有腐化，那么在服苦役的生活中也会渐渐腐化。他们是被迫地聚集在这里；彼此之间格格不入。 “那个鬼在把我们赶到一堆之前，穿烂了三双树皮鞋！”他们是这样讲自己的；因此，造谣、倾轧以及妇人般地饶舌、忌妒、谩骂、怨恨总是在这乌烟瘴气的生活舞台上不断地上演。其中的某些坏蛋竟比任何一个弱女子都更像女人。我要再说一遍，他们当中也有真正的强者，是一辈子习惯于横冲直撞、发号施令、历尽艰险而无所畏惧的硬汉。这种人不知怎么总是令人肃然起敬；他们往往十分爱惜自己的声誉，却竭力不使别人感到压抑，也从不参与无聊的谩骂，行为举止带有非同寻常的自尊，他们通情达理，而且几乎总是服从管理——不是遵循服从的规定，也不是认为有服从的义务，而仿佛是根据一种相安无事的默契。不过人们对这些人也是谨言慎行。我记得，有这样一个无畏而果敢的囚犯，管理人员很了解他暴烈的倾向，一天因为犯了狱规被叫去受罚。这是在一个夏天的工余时间。一位校官是监狱的最主要的顶头上司，他亲自到紧靠监狱大门的警卫室来监督处罚。这个少校是囚犯们命中注定的克星，他们见到他就胆战心惊。他的严厉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正如苦役犯们所说，“他见人就找茬。”他最令人害怕的是他那猞猁般锐利的目光。什么都躲不过他的一双眼睛。他似乎不用看就已经一览无余。刚走进牢房，他就知道牢房的另一端发生了什么事情。囚犯们都叫他八只眼。他的做法通常都是一种伪装。他专门用疯狂恶毒的行为去激怒已经被激怒的犯人，要不是他有一位高尚而通情达理的首长城防司令对他的野蛮行径有所约束，那么他的管控就会造成莫大的灾难。我不明白，他怎么竟能得到善终；他退役时还活得好好的，尽管被送上了法庭。 这名囚犯被叫到名字时脸都白了。他通常是默默地毅然躺下，默默地忍受树条的抽打，受刑后利索地站起来，对遭受的挫折抱着冷静和超然的态度。不过，人们对他一向是小心谨慎的。但不知为什么，这一次他认为自己是无辜受罚。他脸色发白，瞒着押送队在袖筒里藏起了一把鞋匠用的锋利的英国刀。牢房里严禁使用刀子和任何尖利的器具。时常突然地严加搜查，惩罚是残酷的。不过，假如小偷决心隐藏什么东西，那是很难搜查到的，而刀和器具又是牢房里的日用必需品，所以屡禁不绝。即使被没收了，立刻又有新的出现。犯人们都扑到围墙边，提心吊胆地从立柱的缝隙窥视。大家知道，彼得罗夫这一次是不会躺下受罚的，少校死定了。可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我们的少校坐上轻便马车走了，把实施刑罚的事托付给了另一个军官。“是上帝亲自救了他！”后来犯人们都这样说。至于彼得罗夫，很平静地忍受了处罚。他的愤怒随着少校的离去而烟消云散。这名囚犯在一定程度上是服从管教的。然而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顺便说说，最值得玩味的是这种桀骜不驯的脾气的奇怪的发作。往往有人能忍耐几年，很温顺，忍受着极其残酷的刑罚，可是为了一点儿小事，稍不顺心，几乎不为什么就突然爆发。在某些人看来，简直可以说他是个疯子；可情况就是这样。 我说过，几年来我在这些人之中没有看到一点悔罪的迹象、一点对自己罪行的沉痛的反思，而且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人都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完全无罪。事实就是这样。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其原因在于虚荣心、恶劣的榜样、硬充好汉、错误的羞耻感。从另一方面来看，有谁敢说，他已探究了这些沉沦者的心灵深处，读懂了他们讳莫如深的内心的隐秘呢？然而这么多年来，毕竟可以从他们的心情中发现、捕捉、察觉哪怕一点儿线索，来证明他们内心的忧伤和痛苦啊。可是没有，绝对没有。的确，要根据已知的、通行的观点去理解罪行，看来是不可能的，犯罪哲学比人们所想象的更艰深一些。当然，监狱和强迫劳动的制度是不能改造罪犯的；只能施加惩罚，使这个恶徒不能继续危害社会的安宁。监狱和极其繁重的苦役只会加剧犯人的仇恨，使他们更渴望得到被禁止的享受，更危险地轻举妄动。但我坚信，著名的单独囚禁的制度也只能达到虚假的、令人产生错觉的、表面上的目的。这种制度吸干了人的生命汁液、使他的心灵枯竭、软弱、惊恐不安，然后却把精神枯萎的木乃伊、一个半疯子奉为改造和悔罪的典型。当然，一个反社会的罪犯是敌视社会的，几乎总是认为自己无罪而归罪于社会。何况他已经受到社会的惩罚了，几乎认为自己经过这样的赎罪，已经净化了。从这种观点出发可以断定，最后几乎势必会为罪行本身辩护。然而不论观点如何，人人都同意，有些罪行自古至今，不论何时何地，以任何法律为依据，都是无可置疑的罪行，只要人还是人，概莫能外。我只有在监狱里才听到过人们带着最放肆、最孩子气的快乐的笑声，讲述关于最可怕、最乖谬的行为的故事，最骇人听闻的凶杀案。我特别不能忘怀的是一个弑父的凶手。他出身贵族，有公职，在六十岁的父亲身边仿佛是个浪子。他十分放荡，债务缠身。父亲约束他，规劝他；不过父亲有房子，有庄园，想必很有钱，于是——儿子杀了他，因为很想得到遗产。一个月后才破案。是凶手本人向警察局报案的，说他父亲失踪了。这一个月里他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最后警方在他外出时找到了尸体。院子里有一条排水沟，上面盖着木板，水沟的长度与尸体相当。尸体躺在这条小水沟里。身上衣着整齐，白发苍苍的头颅被割掉，放在身躯旁边，而在头颅下面凶手放了一个枕头。他不肯招供；被剥夺了贵族称号，开除公职，流放服苦役二十年。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心情一直非常好，非常快乐。这是一个极其乖戾、轻率、不明智的人，虽然并不笨。我从未发现他有什么特别残忍的地方。囚犯们蔑视他，不是因为他的罪行，连提也没有提起过，而是因为他喜怒无常，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在交谈时他偶尔会提起自己的父亲。有一次他和我谈起他们家族祖传的健康体格，接着说道：“就说我父亲吧，他到死都没有抱怨过有什么病痛。”不言而喻，这种兽性的麻木不仁是令人无法容忍的。这是罕有的现象；这是生理上的一种缺陷，医学所未知的一种生理和精神上的畸形，而不仅仅是罪行。当然，我不相信竟会有这种罪行。但是来自他的城市的一些人，应当知道他的经历的所有细节，他们对我讲了他的全部案情。事实是那么清楚，叫人不能不信。 囚犯们听到他一天夜里在梦里大叫：“你抓住他，抓住！砍他的脑袋，脑袋，脑袋！……” 几乎所有的囚犯都会在夜里说胡话、说梦话。谩骂、黑话、刀子、斧头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梦呓之中。“我们都是一些垮掉的人了，”他们说，“心灵受到了摧残，所以我们才会在夜里大喊大叫。” 苦役犯在城堡里为公家干活不是自愿而是被迫劳动：完成工作量或混过规定的劳动时间就回牢房。他们是带着仇恨的情绪看待劳动的。一个人不能献身于自己特有的工作，为之付出自己的全部智慧、全部心机，在监狱里是没法活的。何况所有这些见多识广、有过快乐的生活也眷恋生活的人，被强制在这里挤成一堆，被强制地脱离社会和正常的生活方式，又怎么可能自愿地和睦而正常地在这里生活呢？在这里仅仅由于无所事事就会使人滋生他过去所无法理解的犯罪的特性。没有劳动，没有合法的正当收入，人是无法生活的，他会腐化堕落，变成野兽。因此监狱里的每个犯人由于自然的需要和某种自我保护的意识都有各自的技术和营生。漫长的夏日几乎总是在为公家干活；短暂的夏夜勉强能好好地睡一觉。可是冬天按照规定，每到日暮时分囚犯就被锁在牢房里。在冬季寂寞的漫长夜晚能做些什么呢？因而几乎每一间牢房都无视禁令，变成了巨大的作坊。其实并不禁止劳动、工作；但在监狱里严禁持有工具，而没有工具是无法工作的。不过工作在偷偷地进行，在某些情况下管理人员似乎也并不盯得太紧。不少囚犯初来监狱时什么都不会，便向别人请教，等到出狱后，竟成了出色的工匠。这里有靴匠、鞋匠、裁缝、木匠、钳工、切削工、镀金工。有一个犹太人伊赛·布姆施泰因是首饰匠，兼放高利贷。他们全都在工作，赚点儿小钱。订单是从城里搞来的。金钱是响当当的自由，而对一个完全被剥夺自由的人来说，金钱更是十倍地珍贵。如果他的口袋里有钱币在叮当作响，他就得到了一半的安慰，即使他没有花钱的地方。但钱是随时随地都能花掉的，更何况禁果分外甘美。而在服苦役的地方甚至会有酒。抽烟是严格禁止的，但人人都在抽。金钱和烟草可治坏血病和其他疾病。工作可以防止犯罪：没有工作囚犯们会彼此咬死对方，就像玻璃瓶里的那些蜘蛛一样。尽管如此，工作和金钱是被禁止的。时常在夜里突击搜查，没收一切违禁品，而且不管把钱藏得多好，有时还是会落到搜查者的手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太爱惜钱，很快就把钱喝个精光；这就是为什么监狱里也会有酒。每次搜查之后，除了剥夺违禁者的全部财产之外，还对他痛加惩处。可是每次搜查之后，损失马上就能得到补充，立刻又有了一些新的东西，于是一切照旧。这种情况管理人员也知道，囚犯们对惩罚并不抱怨，虽然这样的生活就像待在维苏威火山上一样。 没有手艺的人只好想别的活计。有些办法是相当奇特的。比如说，有些人专门倒买倒卖，而有时出卖的一些东西，在监狱的大墙外面不仅谁也不会想到要拿来买卖，甚至不认为那是个东西。服苦役的地方很穷，而且被搜刮殆尽。连最次的破布也可以拿来作价交易。由于太穷，金钱在监狱里就有了与外面完全不同的价值。大量复杂的劳动只能换来一点小钱。有些人在顺利地放着高利贷。一贫如洗而陷入困境的囚犯拿着自己仅有的一点东西去找放高利贷的人抵押几个戈比，利息却高得吓人。如果他到期不赎回这些东西，便立即被冷酷地作为卖断处理；放高利贷的行当那么兴旺，连公家监管的财物也能拿去作抵押，比如公家发的内衣、制靴的皮革等等，这都是每个犯人随时都用得着的东西。不过这种抵押偶尔也会惹出并非完全出人意料的麻烦：抵押者拿到钱以后二话不说，立刻就去向监狱里的顶头上司——一位上士举报，说抵押品是公家财物，于是立即强迫高利贷者物归原主，甚至无需报告上级。奇怪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有时甚至连争吵也不会发生：放高利贷的犯人阴沉着脸乖乖地归还公物，好像这本来就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也许他不可能不意识到，要是他处于抵押者的地位，也是会这么干的。因此，他后来即使有时会骂骂街，那也并无恶意，只是借机发泄一下而已。 总的说来，这些人彼此之间的盗窃之风极盛。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个保存公物的带锁的木箱。这是得到许可的，不过木箱不起作用。我想，可以想象，那里的一些小偷是怎样的高手啊。有一名囚犯是我忠实的朋友（我这样讲是毫不勉强的），他偷了我的一本《圣经》，这是服苦役时唯一可以拥有的一本书；他当天就向我承认了这件事，不是悔过，而是觉得我可怜，因为我找了好久。有些酒贩子很快就发了财。关于这种买卖我以后还要专门讲一讲；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有很多人是因为走私而入狱的，所以在严密检查、武装押送的条件下竟能把酒带进监狱就不足为奇了。顺便说一下，走私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很特殊的罪行。比如说，怎能想象，对有的走私犯来说，金钱、利润只起着次要作用，只占据着次要地位呢？然而事实上往往就是这样。走私犯的工作需要激情和天赋，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位诗人。他不惜牺牲一切，冒着极大的风险，耍花招、使诡计、谋求摆脱险境；有时甚至是靠着某种灵感行动。其激情之强烈堪比赌博。我在监狱里认识一个犯人，他身材魁梧，却那么谦和、沉静、温顺，令人难以想象，他怎么竟会蹲监狱。他十分善良而随和，在入狱期间从未跟谁红过脸。而他却是因为走私活动而从西部边境来到这里的，他当然耐不住寂寞，开始夹带私酒。他多少次受到惩罚，又多么害怕树条的抽打啊！而且贩卖私酒给他带来的收益是微不足道的。只有真正的生意人才能靠卖酒发财。而这个怪人是为艺术而艺术。他像个娘儿们似的爱哭鼻子，多少次在受刑后发誓，决心不再干走私的勾当了。有时他能整整一个月顽强地克制自己的欲望，可是最后还是熬不住了……由于有了这样的一些人，监狱里是不缺酒的。 最后，还有一项收入，虽然不能让囚犯发财，却是持久而有良好影响的收入。这就是施舍。我们社会的上层阶级一点也不了解，商人、市民和我国全体民众是多么关心那些“不幸的人们”。施舍几乎是持续不断的，拿来施舍的几乎都是面包，有梭形面包和白面包圈，施舍金钱的就少得多了。在很多地方，没有这种施舍，犯人的生活就太艰苦了，尤其是受押人，他们受到的待遇比已判刑的犯人严酷多了。所得的施舍要按宗教精神在犯人之间平均分配。如果不够分，就把面包圈平均切开，有时甚至切成六份，让每个囚犯都一定能得到自己的一小块。记得，我第一次是怎样得到金钱施舍的。那是在我入狱后不久。我在清晨劳动后独自回来，有一名押送兵跟着。一对母女迎着我走过，小女孩大约十岁，很好看，像个小天使。我见到过她们一次。母亲是一个士兵的遗孀。她的丈夫，一名年轻的士兵，在受审期间死于医院的囚犯病房，当时我也因病躺在那里。母女俩来和他诀别；她俩号啕大哭。小女孩看到我，脸上泛起了红晕，对母亲低声说了什么；母亲立刻止住脚步，在小包袱里找出一枚四分之一戈比的硬币，把它交给了小女孩。她撒腿就跟在我后面跑了过来……“给，不幸的人哪，看在基督分上，收下这枚小硬币吧。”她叫道，一面赶到我跟前，把小硬币塞在我手里。我收下了她的小硬币，于是小女孩十分满意地回到了母亲的身边。这枚小硬币我长期珍藏在身边。 [book_title]第二章 最初的印象 入狱后的第一个月，总之是入狱初期，至今还会生动地出现在我的想象之中。此后的狱中岁月在我的回忆中便只是隐约地闪现。有些往事仿佛模糊了，混淆在一起，只留下了一个总的印象：沉重、单调、窒息。 可是我在服苦役的初期所经历的一切，现在想起来却恍若昨日。不过这也是很自然的。 清楚地记得，从跨入这种生活的第一步起，我就大为震惊，我在这里似乎没有发现任何特别惊人、异乎寻常或不如说意料之外的情况。这一切仿佛以前也曾在我的想象中闪过，那时我在走向西伯利亚的途中竭力预测我未来的遭遇。可是不久，无数稀奇古怪的意外情况、骇人听闻的现象几乎使我每走一步都会愕然驻足。只是后来，我在狱中生活了好久，充分理解了这种生存状态的全部特殊性、难以逆料的意外性之后，我才对它越来越感到讶异。我承认，在我服苦役的漫长岁月里，这种惊讶始终伴随着我；我始终无法习惯于这种生活。 总之，我踏入监狱的最初印象，是极其恶劣的；但尽管如此，——说来也怪！——我觉得，监狱生活比我在路上所想象的要轻松得多。囚犯尽管戴着镣铐，却可以在整个监狱自由地走动、吵架、唱歌、干私活、抽烟斗甚至喝酒（尽管喝酒的人很少），每到晚上还有些人开始赌博。就说劳动吧，我觉得并不十分繁重，算不上什么苦役，很久以后我才终于明白了，说这种劳动是繁重的苦役，其主要原因不在于它艰苦而持续不断，而是因为它是强制性的，是在棍棒的驱使之下非干不可。自由自在的庄稼汉的劳动也许多得不可比拟，有时还要夜以继日地干，夏季尤其如此；然而他是在为自己劳动，怀有一个合理的目的，因而比起被强制地从事于己无益的劳动的苦役犯来，会觉得无比的轻松。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如果要彻底制服、压垮一个人，要对他处以一种最可怕的刑罚，以致最可怕的杀人凶手也闻之胆寒，不敢以身试法，——那么只要使劳动具有毫无益处、毫无意义的特点即可。如果说现在的苦役对苦役犯来说是枯燥乏味的劳动，那么就劳动本身而言，它还是一种合理的行为：囚犯在制砖、松土、抹墙、盖房子；这种劳动是有意义、有目的的。从事劳动的犯人有时甚至会着迷，只想干得更巧妙、更麻利、更出色。可要是强迫他，举例来说，把一只桶里的水倒进另一只桶，再倒回原来的桶里，或捣沙土，或把一个地方的土堆拉到另一个地方，再拉回来，那么我想，犯人过不了几天就会上吊自杀，或者犯下千百种罪行，但求一死，以便摆脱这种屈辱、羞惭和痛苦。不言而喻，这样的惩罚变成了一种酷刑，一种复仇，而且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不能达到任何合理的目的。而由于任何强制性劳动都必然会具有这种酷刑、徒劳无益、屈辱和羞惭的成分，因而苦役犯的劳动比任何自由的劳动都痛苦得无可比拟，其原因恰恰在于它的强制性。 不过，我是在冬季的十二月入狱的，对夏季的劳动还一无所知，而夏季劳动的艰苦五倍于冬季。一般地说，在我们的城堡里，冬季的公益性劳动不多。囚犯们的劳动是到额尔齐斯河上拆除公家的旧驳船，在各个车间干活，在公家的建筑物旁扒开暴风雪吹积的雪堆，烧制并捣碎建筑石膏，等等。冬季白天很短，劳动很快就结束了，于是我们这些人全都早早地回到牢房，要不是偶尔干些私活，几乎就无事可做。但是干私活的犯人也许只占三分之一；其余的人便无所事事，在监狱的各个牢房里到处闲荡，吵架、互相搞阴谋诡计、挑起纠纷，要是偶尔有了点钱就酗酒；夜里聚赌，把最后一件衬衫也输掉，而这一切都是由于苦闷、无聊、无所事事。后来我才懂得，除了自由被剥夺，除了强制劳动，在苦役生活中还有一种痛苦，比其余的一切都更为强烈的痛苦。这就是：强制的群居。当然，别处也有群居生活；可是到监狱里来的某些人，并不是人人都愿意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我相信，每个苦役犯都会感觉到这种痛苦，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当然是下意识的。 我觉得，伙食也相当充足。囚犯们硬说，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军人囚犯连里也没有这样好的伙食。对此我不予置评，因为我没有到过那里。再说不少人还能自己买到食物。在我们这里一磅牛肉半戈比，夏天是三戈比。不过，能自己买到食物的只是那些身边经常有钱的人。大多数苦役犯吃的是公家的伙食。不过，囚犯们在称赞自己的伙食时，讲的只是面包，确切地说，他们所津津乐道的是，面包在我们这里是敞开供应，而不是定量分配。他们怕的就是定量分配：如果按定量分配，三分之一的人就会挨饿；合伙吃大家都能吃饱。我们的面包不知怎么特别好吃，这是全城闻名的。都说这多亏监狱的炉灶砌得好。汤就很差劲了。汤是用一口大锅煮的，稍微加上一些谷粒儿，清汤寡水，尤其是在平常的日子里。汤里的大量蟑螂使我大惊失色。囚犯们对此却不予理会。 头三天我没有出去上工，新来的犯人都是这样：让他们在长途跋涉之后休息一下。可是第二天我就不得不走出牢房，因为要换一副镣铐。我的镣铐不符合规定的样式，是铁环式的，犯人们叫它“小叮当”。铁环是套在外面的。监狱里适合于劳动的正规镣铐不是由铁环，而是由四根几乎有一指粗的铁条组成，铁条之间用三个铁环联结。铁环要套在长裤里面。中间的铁环上系着一条皮带，皮带的另一头系在皮腰带上，皮腰带直接束在衬衫的外面。 我还记得牢房里的第一个早晨的情景。监狱大门旁的警卫室敲响了起床鼓，大约十分钟后警卫队士官把牢房的门打开。大家都醒了。在六支一组的蜡烛的微弱光线下，囚犯们纷纷起床，冷得直打哆嗦。大多醒来后都阴沉着脸不吭声。他们打哈欠、伸懒腰、皱着打有烙印的前额。有些人在画十字，有些人已经开始吵架了。室内的空气令人窒息。门一打开，新鲜的寒气立即涌入，一团团水汽便在牢房里飘荡。囚犯们聚集在水桶边；他们轮流拿起舀子，往嘴里倒水，再用嘴里的水洗手洗脸。水是保洁工在头一天准备好的。每个牢房按规定由大伙儿选出一名犯人在牢房里打杂，称作保洁工，不再出去干活。他的任务是保持牢房的整洁，要洗刷通铺和地板，把马桶拎进来拎出去，还要提供两桶清水：一桶是早晨用来洗脸，一桶供白天饮用。 舀子只有一个，囚犯们立刻为争夺舀子吵了起来。 “你往哪里钻，鱼脑袋！”一个脸色阴沉的高个子犯人嘟囔道，他又瘦又黑，剃得光光的半边脑袋上长着一些古怪的疙瘩，他边说边推搡着一个神情愉快、面色红润的矮墩墩的胖子：“等着！” “嚷什么呢！在我们这里住下是要花钱的；你自己滚开吧！瞧，一座纪念雕像戳在这儿。一点儿不错，弟兄们，他是猪鼻子插葱——装象呢。” 这句俏皮话产生了一点效果：很多人都笑了。快乐的胖子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看来他是有意要在牢房里扮演一个小丑的角色。高个子囚犯以极度藐视的目光瞟了他一眼。 “一个木雕似的胖婆娘！”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瞧他，吃大牢里的白面包发胖喽！很高兴，到开斋节能产下十二只小猪崽啦。” “那你算个什么鸟？”另一个突然面红耳赤地大声叫道。 “一点不错，就是一只鸟！” “怎样的鸟？” “这样的鸟。” “这样的是怎样的？” “一句话，就是这样的。” “究竟是怎样的？” 两个人紧盯着对方的眼睛。胖子在等着回答，他紧握双拳，仿佛马上就要冲上去打一架。我真的以为他们要大打出手了。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很新鲜，所以好奇地看着。后来我才知道，所有这类场景都是没有恶意的，就像在演一场喜剧，为的是逗大家开心。几乎从来不会闹到拳脚相加的地步。这一切是相当典型的，表现了监狱里的风气。 高个子囚犯平静而庄重地站着。他意识到大家都在看着他，等着瞧，他的回答会不会让自己丢脸；他觉得一定要挺住，要证明他确实是一只鸟，而且要表现出他究竟是怎样的一只鸟。他以难以形容的藐视瞟着自己的对手，为了气他，还故意略微越过肩头自上而下地睨视着他，仿佛在打量他这只小甲虫，并曼声自称： “大王！……” 这意思是说，他是鸟中之王。听众对这位囚犯的机敏不禁报以哄堂大笑。 “你是个无赖，不是什么大王！”胖子吼叫起来，他觉得自己一败涂地，简直气得要发疯了。 不过争吵双方一旦较真，大伙儿便立刻加以制止。 “嚷什么呢！”整个牢房响起一片呵斥声。 “你们最好还是打一架，免得喊破了喉咙！”屋角有人叫道。 “是呀，你别说，他们还真的会打起来！”有人接茬道，“我们这里都是一些爱惹是生非的硬汉；就是一个对七个我们也不怕……” “这两个也真行，一个为了一磅面包进大牢，另一个简直是贪嘴的大肚子奶桶，偷吃了村妇的酸牛奶，就为这挨了一顿鞭子。” “喂，喂，喂！都别说了。”残疾军人叫道，他是在牢房里维持秩序的，所以睡在屋角的一张单人铺上。 “快拿水来，伙计们！涅瓦利德·彼得罗维奇醒了！涅瓦利德·彼得罗维奇，我们亲爱的老哥要用水！” “老哥……我是你的什么老哥？一个卢布的酒也没有在一起喝过，还老哥呢！”残疾军人一边套上军大衣的袖子，一边唠叨…… 准备点名了；天刚破晓；一大群人在伙房里挤得水泄不通，囚犯们都穿着自己的短皮袄，戴着两色皮帽聚集在面包旁边，一名伙夫在为他们切面包。每个伙房有两名伙夫，都是大伙儿选出来的。切面包和肉的菜刀就由他们保管，伙房里只有这一把菜刀。 囚犯们分散在各个角落和几张桌子旁，戴着皮帽，穿着短皮袄，系上腰带，随时准备上工。有些人面前放着一木碗克瓦斯。他们把面包掰碎放进克瓦斯，小口小口地喝着。一片聒耳的嘈杂声令人难以忍受。不过有些人很知趣地在角落里小声地交谈着。 “欢迎，老人家安东内奇，你好！”一个年轻的犯人说，一边坐到掉光了牙齿，面色阴沉的犯人身边。 “哎，你好，你不是在打趣吧。”老人眼也不抬地说，用没有牙齿的牙床使劲咀嚼着面包。 “可我，安东内奇，说实话，还以为你死了呢。” “不，你先死吧，我后死……” 我在他们身旁坐了下来。我右首有两个神情严肃的犯人在交谈，看来他们都想在对方面前摆谱。 “未必有人能偷到我的东西，”一个说，“我呀，老弟，说不定自己倒会偷点儿什么呢。” “嘿，我的东西也不是唾手可得的呢：我是烫手的。” “你说什么烫手啊！也不过是个歹徒罢了；我们这些人哪，连别的称呼也没有一个……她把你的钱骗光了，也不说声谢谢。老弟，我也被骗得一贫如洗了。前几天她来了。我和她到哪里去安身呢？我去求刽子手费季卡收留我们：他在城郊还有一栋房子，是从可恶的犹太人索洛蒙卡手里买下的，想不到这个人后来竟自缢而死……” “我知道。前年他在我们那里当酒店掌柜，绰号叫格里什卡，是一家黑店。我知道。” “这你就不知道了；这是另一家黑店。” “才不是另一家呢！你知道的真多！可我能给你举出那么多掮客……” “你能！你是从哪里来的，而我是哪儿的人？” “哪儿的！我还揍过你呢，我可不是吹牛，还说什么哪儿的人！” “你揍过我！揍我的人还没有生出来，揍过我的人已经埋进土里了。” “宾杰里的黑死病！” “让你染上西伯利亚的炭疽才好！” “让土耳其人的马刀跟你说话！……” 于是破口大骂。 “喂，喂，喂！干吗乱嚷嚷呀！”周围的人们叫道，“自由自在的日子不会过；要闹到这里来吃白面包才快活……” 立刻都安静下来了。骂人、打嘴仗是可以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大伙儿的乐趣。不过，打架几乎从来就是不容许的，除非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才真的会打起来。打架的情况是要向上校报告的，于是开始调查，上校亲临——总之，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打架是不允许的。而且谩骂的双方多半也是为了找乐子，练嘴皮子。他们往往还自欺欺人，显得盛怒如狂……你以为他们马上就要扑向对方了；没有的事，走到某一点便会各自散开。这些情形最初使我非常惊讶。我在这里是故意举例说明，苦役犯最习以为常的谈话。我起初无法想象，怎么能为了逗乐而吵架，而且在吵架中寻找乐趣、从事心爱的练习并得到快乐呢？不过，虚荣心也不能忽略。雄辩的谩骂者是受人尊敬的。只不过对他不像对演员那样鼓掌而已。 昨天傍晚我就注意到了，人们在对我侧目而视。 我已经有好几次捕捉到了向我投来的阴森的目光。相反，有些囚犯在我身旁走来走去，猜想我身上是带着钱的。他们马上就向我献殷勤：开始教我怎样戴新的镣铐；为我搞来一个带锁的小木箱，以便收藏已经发给我的公家物品和我带进牢房的几件换洗衣裳，当然，小木箱是要付钱的。第二天他们就偷了我的那几件衣裳，拿去换酒喝。其中一个后来成了对我最忠实的人，不过只要有下手的机会，还是不断地盗窃我的财物。他这么干一点也不害臊，几乎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仿佛是在尽义务似的，简直不可能生他的气。 顺便说一下，他们怂恿我说，我应该自备茶水，不妨添置一把茶壶，他们临时为我借来别人的茶壶，还向我推荐了一名伙夫，如果我想吃小灶和购买食品的话，一个月给伙夫三十戈比，他就可以为我烹调任何菜肴……不言而喻，他们都向我借了钱，而且就在当天每个人都来向我借了两三回钱。 在服苦役的地方，人们总是以阴沉而冷淡的目光看着曾经的贵族。 尽管他们已经被褫夺一切公权，与其余的犯人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犯人们却从来不承认他们是自己的伙伴。这甚至不是出于有意识的偏见，而完全是下意识的真情流露。他们真诚地承认我们是贵族，尽管他们很喜欢拿我们的败落来打趣。 “不，现在完了！在这儿待着吧！彼得在莫斯科曾经是风光无限啊，如今彼得在搓绳子啦。”这样的风凉话层出不穷。 他们对我们的苦难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在他们面前我们竭力不流露自己的痛苦。我们在劳动初期特别难受，因为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大的力气，根本帮不上什么忙。最难的事莫过于博得人们（尤其是这样的一些人）的信任和友爱。 有些服苦役的人原是贵族。首先是五个波兰人。以后我还要专门谈到他们。苦役犯非常讨厌波兰人，更甚于对那些被流放的俄罗斯贵族。波兰人（我讲的只是政治犯）对他们保持着一种带有侮辱性的彬彬有礼而又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在囚犯们面前怎么也掩饰不住对他们的厌恶，对方了然于心，也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我在牢房里度过将近两年之久，才赢得了某些苦役犯的好感。不过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后来都喜欢我了，承认我是一个“好人”。 俄罗斯贵族除了我之外还有四个。一个是卑贱下流的家伙，极端堕落，专干暗探和告密的勾当。我在入狱前就听说过他，从最初几天就与他断绝了一切关系。另一个就是我在手记里提到过的那个弑父凶手。第三个是阿基姆·阿基梅奇；我很少见到阿基姆·阿基梅奇这样的怪人。他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他是瘦高个儿，生性愚钝，文化水平极低，非常爱发议论，办事像德国人那样一丝不苟。苦役犯都嘲笑他。不过，由于他那爱吹毛求疵的怪脾气，有些人甚至怕和他沾边儿。他从一开始就对他们很随便，时常和他们吵嘴甚至打架。他的正直是罕有的。一发现不公道的现象，便立刻干预，哪怕是与他毫不相干的事情。他是太天真了。例如他和犯人们争吵，有时竟责备他们做过小偷，还严肃地规劝他们不要偷窃。他曾在高加索服役，是一名准尉。我和他从第一天起就很投缘，他当即对我讲起了自己的案情。在高加索他从步兵团的一名士官干起，长期干着苦差事，最后升为军官，被派往一个防御工事担任指挥官。邻近的一个归顺的部落头领纵火焚烧他的堡垒，向它发动夜袭；夜袭被挫败。阿基姆·阿基梅奇使了个诡计，他知道谁是罪犯，却丝毫不露声色。案子被归罪于不肯归顺的那些人，一个月后，阿基姆·阿基梅奇友好地邀请那个头领到家里来做客。他毫无戒心地来了。阿基姆·阿基梅奇整顿队伍；对那个头领进行了公开的揭露和谴责；并向他说明，焚烧堡垒是可耻的。随即对他详加训诫，告诉这个归顺的头领今后该如何行事，最后枪毙了他，并立即向长官作了详尽的报告。他因此受到审判，被判处死刑，但从轻改判，流放西伯利亚，属第二类苦役犯，要在城堡里服刑十二年。他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他对我说，在枪毙那个头领之前他就知道这是错误的，他知道，对归顺者要依法审判；可是尽管他知道这一点，却似乎怎么也不能真正理解自己错在哪里，他说： “您这是怎么说话呢！他是不是烧了我的堡垒？怎么，为此我还要向他鞠躬致谢不成！”他这样说，作为对我的不同意见的回答。 不过，尽管囚犯们时常嘲笑阿基姆·阿基梅奇的傻气，对他的一丝不苟和心灵手巧毕竟是怀有敬意的。 没有一种手艺是阿基姆·阿基梅奇不会的。他是细木工、靴匠、修鞋匠、油漆粉刷工、镀金工、钳工，而且这都是在服苦役的时候学会的。他干什么都是无师自通：看上一眼就会做。他还制作各种小箱子、小篮子、小灯笼、儿童的小玩具，拿到城里去卖。这样一来，他就有钱了。于是立刻用来买了一些多余的内衣，一个比较柔软的枕头，还添置了一个折叠式的床垫。他和我住在同一间牢房，在我服苦役的初期，他给了我很多帮助。 在走出监狱上工之前，囚犯们要在警卫室前面排成两列；他们的前面和后面都排列着荷枪实弹的押送兵。在场的还有一个工程技术军官、一个专业军官助理以及负责监工的几名下级军衔的工程技术人员。军官助理清点人数，把他们分批派往需要的地方去干活。 我和一些人被派往工程技术工厂。这是大院子里的一座低矮的石头建筑物，院子里堆满了各种建筑材料。这里有锻造车间、钳工车间、细木工车间、油漆车间等等。阿基姆·阿基梅奇就是到这里来上工，他在油漆车间劳动，熬制阿利芙油、调配各色油漆并打造精美的桌子和其他家具。 我在等候重新钉上镣铐的时候，与阿基姆·阿基梅奇畅谈我在监狱里的最初印象。 “是呀，先生，他们不喜欢贵族，”他说，“尤其是贵族政治犯，恨不得把他们吃了；这不难理解啊，先生。首先，你们和民众不一样，不是像他们那样的人；其次，他们从前都是地主的农奴或出身行伍。您想想，他们能喜欢你们吗，先生？我告诉您吧，在这里生活是很艰难的。而在俄罗斯的军人囚犯连里就更艰难了，先生。我们这里就有从那里来的人，对我们的监狱简直赞不绝口，仿佛从地狱来到了天堂。问题不在于劳役啊，先生。据说，在第一类犯人那里，长官不是清一色的军人，至少他们的办事方式与我们这里是不同的啊，先生。据说，那里的流放犯可以住在自己的小屋里。我没有到过那里，不过大伙儿都是这么说的，先生。在那里是不剃发、不穿囚衣的，先生；不过，我们这里剃发、穿囚衣倒也好；毕竟显得整齐些，看着也更像样一些，先生。可他们呀，却不喜欢这样。您就看看吧，这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哪，先生！一个是世袭兵，第二个是切尔克斯人，第三个是分裂派教徒，第四个是信奉东正教的庄稼汉，他把家庭、可爱的儿女都扔在家乡了，第五个是犹太人，第六个是吉卜赛人，第七个不知道是什么人，而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得不在一起生活，互相适应，用一个碗吃饭，睡同一张通铺。再说个人的自由吧：想多吃一块面包也只能偷偷地吃，一文钱也要藏在靴筒里，放眼望去除了牢房还是牢房……不知不觉就会胡思乱想。” 不过这些都是我已经知道的。我特别想问问我们少校的情况。阿基姆·阿基梅奇没有隐瞒什么，我记得，给我留下的是不太愉快的印象。 可是我注定还要在他的管制下生活两年。关于他，阿基姆·阿基梅奇对我所讲的一切都是完全真实的，只有一个区别，那就是在现实中的印象总是比听听故事的印象更强烈。这个人之所以可怕，正因为这样的人成了管理二百个人的首长，而且他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就其本身而言，他只是一个不遵守制度、生性凶恶的人，如此而已。他把囚犯看作自己的天敌，这是他的第一个错误，也是他的主要错误。他确实是有些能力的；然而一切，即使是好的方面，在他的身上也表现得那样乖戾。恣意妄为而又生性凶恶的他有时甚至在深夜闯入牢房，要是他发现某个囚犯向左面侧卧或仰卧，第二天早晨就会加以惩罚，他会说：“你要向右面侧卧，这是我的命令。”监狱里的人全都恨他，像害怕黑死病一样怕他。他面色赤红，一脸凶相。人人都知道，他完全受自己的勤务兵费季卡的摆布，他最爱的是自己的一条卷毛狗特列佐卡，特列佐卡生病的时候，他悲痛得几乎发疯。据说，他为这条狗放声大哭，像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他赶走了一名兽医，像往常一样，几乎跟他打了起来，后来听费季卡说，监狱里有一名囚犯，是自学成才的兽医，医术非常高明，于是立刻把他请了去。 “救救它吧！我会重金酬谢您的，一定要治好特列佐卡的病呀！”他对那名囚犯大声说道。 他是西伯利亚的一个庄稼汉，狡猾、聪明，的确是个很高明的兽医，可他是个道地的乡巴佬，胆小怕事。 “我看着特列佐卡，”他后来对囚犯们说，不过这是在他造访少校很久以后了，人们都忘记了这回事儿，“我一看：那条公狗躺在长沙发上，枕着雪白的枕头；我看出来了，是炎症，要放血，狗是能治好的，我说的可是实话啊！可我心里暗想：‘万一治不好，它就会死，那怎么办？’于是我说：‘不，阁下，我来晚了；要是昨天或前天来，这个时候狗已经痊愈了；可是现在我无能为力，治不好了……’” 特列佐卡就这么死了。 人们对我详细地说过，有人曾想杀死这个少校。监狱里有过一名囚犯。他在我们这里待了好几年，以举止谦和著称。人们还注意到，他几乎从未和任何人谈过话。所以人们以为他是疯修士一类的人物。他有文化，最近一年经常读《圣经》，日日夜夜地读。等大家都睡着了，他半夜起来，点燃教堂用的蜡烛，爬上高大的俄式火炉，翻开书，一直读到天亮。一天他去见士官，声称不想去干活了。少校得到报告后大发雷霆，亲自骑马赶来。那个囚犯抓起预先准备好的砖头向他扑了过去，但是砸偏了。他被逮捕、审讯并受到惩罚。这一切很快就结束了。三天后他死在医院。临终时他说，他对谁也没有恶意，只是想受点儿磨难。不过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分裂教派。在监狱里人们是怀着敬意回忆他的。 终于给我重新钉上了镣铐。这时卖面包的女小贩一个接着一个来到工厂。有些是很小的女孩。成年之前她们通常是带着面包来的；她们把妈妈烤好的面包拿来卖。成年后她们还是来，不过不带面包了；几乎历来如此。这时来的并不都是女孩。面包卖半戈比一个，犯人们几乎把面包全都买了下来。 我注意到一个囚犯，他是一名钳工，头发已经花白，但面色红润，在与卖面包的女人们调笑。在她们到来之前，他刚好把一条鲜红的手帕围在脖子上。一个满脸麻子的胖妇人把自己用来盛面包的大木盘搁在他的钳工台上。他俩交谈起来。 “昨天您怎么没来呀？”囚犯面带得意的微笑问道。 “哼！我来过，还有人叫您米季卡来着。”泼辣的胖妇人回答道。 “我们被叫去干活了，要不，我们准会待在那里……前天你们的人都来找过我。” “都是谁呀？” “玛丽亚什卡来过，哈夫罗什卡来过，切孔达来过，两文钱来过……” “这是什么事啊？”我问阿基姆·阿基梅奇，“难道……？” “这种事是有的，先生。”他稳重地垂下眼睛回答道，因为他是一个洁身自好的人。 不错，这种事是有的，不过很少发生，而且困难重重。总的说来，更多的人，比如说，宁可好酒贪杯，也不贪图这种事，尽管在强制性的生活中会感到本能的压抑。要接触女人是很难的。必须选择时间、地点，讲好条件，约会，寻找幽会的环境，这是特别困难的，要得到押送兵的默许就更难了，还总是要大把花钱——这是相对而言。但我后来还是偶然地见证了男女勾搭的场景。记得那是一个夏天，我们三个人在额尔齐斯河边一个板棚里把焙烧炉生得很旺；押送兵都很好说话。被囚犯们叫作“提台词”的两个女人终于来了。 “喂，怎么磨蹭了这么久？大概是在兹维尔科夫家里吧？”她们来找的那个囚犯迎上去说，他早就在等候她们了。 “我磨蹭了？刚才一只喜鹊在木橛子上蹲了一会儿，比我待在他家里的时间还长些呢。”姑娘愉快地回答道。 这是世界上最下流的姑娘。她就是切孔达。和她一起来的是小铜币，这一个更是无法形容。 “好久不见了，”那个色鬼接着对小铜币说，“您怎么好像瘦了？” “也许吧。从前我可胖多啦，现在瘦得像根针了。” “老是在陪大兵吧，您哪？” “不，这可是那些坏蛋对您造的谣；不过，也不错呀，您说呢？尽管骨瘦如柴，可见到兵哥哥就是爱！” “您甩了他们，爱我们吧；我们有钱哪……” 为了补充这幅画面，请想象一下那个剃光半边脑袋、戴着镣铐、身穿条纹囚服并且在押送兵的监视之下的色鬼吧。 我知道我可以回监狱了，便向阿基姆·阿基梅奇告别，在一名士兵的押送下回去了。人们已经渐渐地聚拢在一起。最先回去的是按工作量劳动的那些人。使囚犯热心劳动的唯一办法就是给他规定工作量。有时规定的工作量很大，但是完成定量的速度仍然比被迫工作到敲午饭鼓时要快一倍。完成工作量之后，囚犯就可以毫无阻碍地回去，谁也不会来阻拦他了。 午饭不是同时在一起吃，而是先到先吃；何况伙房一下子也容不下所有的人。我尝了尝菜汤，可是因为不合口味难以下咽，便给自己沏了茶。我们在桌子的一端坐了下来。和我在一起的那位难友和我一样，也是贵族出身。 囚犯们不停地来来去去。不过地方显得很宽敞，人还没有到齐。有五个人结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伙夫给他们上了两碗汤，又摆上满满一钵子煎鱼。他们在庆祝什么，吃的是自备餐。他们乜斜着眼睛看了看我们。一个波兰人进来了，与我们并排坐在一起。 “我不在这里，却什么都知道！”一个高个子囚犯走进伙房，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大声说道。 他大约五十岁，肌肉发达，身材干瘦。脸上有一种狡黠而又愉快的表情。他脸上特别显眼的是耷拉着的厚厚的下嘴唇，这嘴唇使他的脸显得非常滑稽。 “嘿，夜里睡得真香！怎么不打招呼呢？大家都是库尔斯克人哪！”他添了一句，在吃自备午餐的人们身边坐了下来，“祝你们好胃口！款待客人吧。” “兄弟，我们可不是库尔斯克人。” “那么是坦波夫人了？” “也不是坦波夫人。在我们这里，兄弟，你什么也得不到。去找有钱的庄稼汉吧，到那里去要。” “弟兄们，今天我的肚皮贴着脊梁骨啦；他在哪里呢，那个有钱的庄稼汉？” “卡津就是有钱的庄稼汉；你找他去吧。” “今天，弟兄们，卡津在饮酒作乐，他又狂饮无度了，会把钱喝得精光的。” “二十个卢布还是有的，”另一个人说，“贩私酒是赚钱的买卖啊，弟兄们。” “怎么，你们不愿款待客人？好吧，那就只好喝公家的菜汤了。” “你去要茶喝呀。瞧，老爷们正喝着呢。” “什么老爷，这里没有老爷；现在和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了。”一个坐在角落里的囚犯阴沉着脸说。在此之前他还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茶倒是想喝，就是不好意思去要：咱们可是有自尊心的人呢。”长着厚嘴唇的囚犯说，和善地望着我们。 “您要是愿意，我请您喝，”我邀请那个囚犯说，“好吗？” “好吗？那怎么不好！”他来到了桌子跟前。 “瞧，在家里用草鞋盛菜汤喝，在这里能尝到茶的滋味了；他要喝老爷的饮料呢。”那个脸色阴沉的囚犯说。 “这里难道就没有人喝茶？”我问他，他却不屑于回答。 “这不，有人带着面包来了。您就再赏他一个面包吧！” 有人把面包拿了进来。一个年轻的囚犯带着一大串面包圈在监狱里叫卖。面包的女主人答应把第十个面包让给他；他就指望着那个面包了！ “卖面包，卖面包！”他走进伙房叫道，“莫斯科的热乎乎的面包！我自己倒想吃呢，可是要钱哪。喂，弟兄们，只剩最后一个面包了：谁的母亲来了？” 他这样以母爱作号召，逗得大伙儿都笑了，于是人们买了他的几个面包。 “怎么办啊，弟兄们，”他说，“卡津这样闹下去是要倒大霉的！真的！这时候还在酗酒胡闹。万一八只眼来了怎么办。” “会把他藏起来的。怎么，醉得厉害吗？” “醉得一塌糊涂！凶得要命，到处找茬儿。” “嘿，这样闹会打起来的……” “他们说的是谁？”我问和我并排坐着的那个波兰人。 “一名囚犯，名叫卡津。他在这里做贩卖私酒的生意。赚了钱就拿去喝酒。他又残忍又凶恶；不过清醒的时候挺安静；喝醉了就原形毕露；会拿刀子伤人的。这时非要把他制服不可。” “怎么制服？” “十来个囚犯一拥而上，狠狠地揍他，直到他完全失去知觉，就是说把他打个半死。然后把他撂在通铺上，再盖上一件短皮袄。” “这样打不是会出人命吗？” “要是别人就被打死了，可他没事。他力大无穷，在监狱里无人能比，而且体格极其强壮。第二天早晨他就安然无恙地起床了。” “请您对我说说吧，”我继续追问波兰人，“他们这些人也在吃自备餐，而我在喝茶。可他们看着，仿佛在忌妒我喝茶。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不是因为茶，”波兰人回答道，“他们恨您，因为您是贵族，和他们不是一样的人。其中有好多人想找您的茬儿。他们很想侮辱您、贬损您。您在这里还会见到很多令人恼火的事情。我们这些人在这里的处境是可怕的。我们的处境在各方面都比别人更加恶劣。要适应这一切，就要学会无动于衷。您还会一再地遇到烦心的事情，因为茶和自备餐而挨骂，尽管这里有很多人时常在吃自备的食品，有些人还经常喝茶。他们可以，然而您却不可以。” 说完这些，他站起来离桌而去。几分钟后他的话就应验了。 [book_title]第三章 最初的印象 米-茨基（刚才与我谈话的那个波兰人）刚走，酩酊大醉的卡津就闯进了伙房。 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在人人都必须出去上工的平常日子里，有一个严厉的长官随时会到监狱里来，一个管理苦役犯的士官守在监狱里寸步不离；还有警卫队，有残疾军人——总之，在如此严格的管理制度之下，一名醉酒的囚犯的出现，把我心里初步形成的关于囚犯生活的所有见解都彻底打乱了。我在狱中度过相当漫长的岁月之后，才弄清了我在入狱初期感到困惑莫解的种种现象。 我已经说过了，囚犯都有各自的活计，而这份活计乃是苦役生活中的自然需求。除了这种需求之外，囚犯还十分贪恋钱财，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几乎可以与自由相提并论，只要口袋里有钱币在叮当作响，他就已经得到了安慰。相反，要是没有钱，他就会沮丧、忧伤、心绪不宁、情绪低落，于是他就去偷窃，凡是能占为己有的，什么都要。不过，尽管钱在监狱里那么珍贵，有钱的幸运儿却从来不把钱储存起来。首先，钱很难保存，不是被偷就是被没收。如果少校在突击搜查时发现了钱，便立即予以没收。也许他会把这些钱用来改善囚犯的伙食；至少钱是交给他的。不过这些钱往往会被人偷走：没有人是靠得住的。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个法子，可以绝对安全地把钱保存起来。就是把钱交给一位年老的旧教徒保管，他来自斯塔罗杜布的某些街区，原是韦特卡城的居民……关于这位老者，我忍不住想多说几句，尽管有点儿离题。 这位老者年约六十，身材矮小，白发苍苍。第一次见到他，我就大为惊讶。他和其他囚犯是那么不同：他的眼神十分平静而安详，记得我曾怀着特别愉快的心情看着他的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眼角边布满了细细的鱼尾纹。我时常和他交谈，生平很少见到他这样善良、温厚的人。他是因为一桩重罪而入狱的。斯塔罗杜布的旧教徒之间出现了皈依东正教的倾向。政府大为嘉奖，开始竭尽全力对其他旧教徒加强转化工作。老人和其他宗教狂一起，如他所说，决定“保卫信仰”。皈一派教堂动工建造了，他们却将它付之一炬。老人作为主谋之一，被流放服苦役。他是做生意的富裕市民；家中留有妻子儿女；但他义无反顾地踏上流放之路，因为他错误地认为，这是在“为信仰而受难”。与他相处一段时间后，您不禁会自问：这个孩子般温和、恭顺的人怎么会参与骚乱呢？我有几次同他谈起“信仰”。他在涉及自己的信念时是毫不妥协的；但是在他的反驳里，从未有过丝毫的怨恨和敌意。然而他却焚毁教堂，而且供认不讳。显然，他按照自己的信念，把自己的行为和为此而遭受的“磨难”看作光荣的业绩了。但是无论我怎样审视他，怎样研究他，却从来看不出他有任何爱慕虚荣和高傲的迹象。我们监狱里还有一些其他的旧教徒，大多是西伯利亚人。这些都是见多识广的人，他们是狡猾的庄稼汉，熟读经卷、死抠字眼的旧教徒和自以为是的雄辩家；他们傲慢、无畏、狡诈而又极端偏执。老人却是个完全不同的人。在熟读经卷方面也许比他们还更胜一筹，但总是回避争论。他性喜交际。愉快开朗，笑口常开——不是囚犯的那种粗鄙、猥亵的笑，而是开朗、安详的笑，其中含有很多孩子般的稚气，这笑容不知怎么与他的白发特别相称。也许我错了，但我觉得，可以根据笑声去了解一个人，初次相逢，倘若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的笑声使您感到愉快，那么您可以大胆地说，这是一个好人。老人博得了全监狱的普遍的尊敬，却并不以此自夸。囚犯们叫他老爷爷，从来不惹他生气。我多少明白了，他对自己同一教派的信徒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不过，尽管他在服苦役时表面上显得很坚强，他的内心却隐藏着无法排解的深深的哀伤，只是竭力加以掩饰而已。我和他住在同一间牢房里。有一次，我在深夜两点多钟醒来，听到一阵压抑的低低的啜泣声。老人坐在俄式火炉上按照自己的手稿祈祷（在他之前，那个读《圣经》入迷、想杀死少校的囚犯也是夜夜在那里祈祷）。他在哭，我听到他不时地说：“主啊，不要抛弃我呀！主啊，使我坚强起来吧！我年幼的孩子们哪，我亲爱的孩子们哪，我们永无相见之日了！”我无法形容，我是多么悲伤。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几乎所有的囚犯都渐渐地开始把自己的钱交给老人保管。监狱里几乎人人都是贼，可是不知为什么，大家突然都深信不疑，这位老者是决不会偷盗的。不知道他把交到他手里的钱藏到了哪里，但一定是谁也无法找到的一个十分隐秘的地方。后来他向我和一些波兰人揭示了自己的秘密。一根立柱上有一个节子，似乎与树木牢牢地长在一起。但他把树木上的这个节子取下，于是露出一个很大的树窟窿。老爷爷把钱藏到里面，再把节子摁上，这样就永远也没有人能找到它啦。 不过我扯远了。我刚才说到，为什么囚犯的口袋里存不住钱，不过，除了存钱难之外，监狱里还有太多的苦恼；囚犯就其天性而言，是那样渴望自由，最后，就其社会地位而言，又是那样轻佻而散漫，因而很自然地会突然产生一种“豁出去”的冲动，于是挥金如土，酗酒狂欢，人声鼎沸，还有乐队演奏，但求能片刻忘却自己内心的苦闷。看着不免奇怪，他们有的人会一连几个月埋头苦干，仅仅为了在某一天能把全部积蓄花得一干二净，然后又在新一轮纵酒狂欢之前苦干几个月。其中的很多人都喜欢添置新衣，而且一定要便服式的：那种黑色非制式的长裤、紧腰大衣和俄式的束腰呢上衣。花布衬衫和带铜搭扣的皮腰带也很时兴。每逢节日都要打扮一番，打扮好了，往往会走遍各个牢房，满世界去招摇。衣着光鲜的人的得意啊，简直像孩子一样：囚犯们在很多方面就是彻头彻尾的孩子。确实，那些好衣裳不知怎么，突然就会从主人那里消失了，有时当晚就被拿去抵押掉或贱卖了。不过，饮酒作乐是逐步展开的。这种活动通常选在节日或本人的命名日。过命名日的囚犯一大早就起床，在圣像前点上一支蜡烛，做了祷告；然后穿戴整齐，为自己订一份午餐。买了牛肉、鱼，包了西伯利亚饺子；他狼吞虎咽，几乎总是独自享用，很少邀请难友来分享自己的美味佳肴。然后还会上酒：喝得烂醉如泥的寿翁一定会在各个牢房走来走去，摇摇晃晃，跌跌绊绊，要向大家表示，他“喝醉了”，在“溜达”呢，想以此赢得大家的敬重。在俄国民间到处都对醉汉怀有某种同情；监狱中对嗜酒贪杯者甚至会肃然起敬。在狱中尽情狂饮自有一种老爷派头。他高兴起来，一定会雇人演奏乐曲。监狱里有一个逃兵小波兰人，是个讨厌的小家伙，但是他会拉小提琴，而且随身带着乐器——这是他的全部财产。他不会什么手艺，只能受雇于人，去给饮酒作乐的人们演奏快乐的舞曲。他的职责是寸步不离地跟随醉醺醺的雇主去一个又一个牢房，吱吱嘎嘎地使劲拉着小提琴。他的脸上常常流露出郁闷、忧伤。可是一声吆喝：“拉呀，你收了钱的！”又迫使他不停地拉呀、拉呀。一个囚犯在开怀畅饮时就确信，要是他喝得酩酊大醉，别人一定会来照料他，及时安排他睡下，在长官出现前总是会把他藏在什么地方，而且这样做完全是无私的。至于维持监狱秩序的士官和残疾军人，也可以完全放心：醉汉是不会惹出什么乱子的。整个牢房都在监视着他。即使醉汉大吵大闹，其他人也会立即把他制服，甚至干脆把他捆起来。所以下级管理人员对酗酒是视若无睹的，再说，他们也不想干预。他们很清楚，不许喝酒情况会更糟糕。不过这酒是从哪里搞来的呢？ 在监狱里就能在所谓的酒贩子那里买到酒。酒贩子有好几个，他们的生意都做得很顺利，而且在持续不断地做，不过喝酒和“饮酒作乐”的人总是不多，因为饮酒作乐要花钱，而囚犯们的钱是来之不易的。生意的开张、进行和收场，其方式是相当奇特的。比方说，有的囚犯不会手艺也不爱劳动（这样的人是有的），可是他很想搞到钱，又是个急性子，但愿能赶快发财。他有点儿启动的钱，于是决定贩酒卖：这可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勇敢的决定。干这种勾当可能要付出皮肉之苦作代价，而且货物和金钱会立即被完全没收。但酒贩子知难而上。起初他的钱不多，因此第一次他只能自己把酒带进监狱，当然，这样做买卖很有赚头。他尝试了第二次、第三次，只要不落到管理人员手里，很快就能赚大钱了，只有到这时才能初具规模，名副其实地做生意：他成了老板、资本家，雇用了代理人和助手，他冒的风险小多了，赚的钱却越来越多。替他担风险的是他的那些助手。 监狱里总有很多人挥霍、赌博、酗酒，弄得一文不名，这些人不会手艺，是衣衫褴褛的可怜虫，但在某种程度上赋有勇敢果决的精神。他们只有一种完好无损的资本了，那就是挨鞭子的脊梁，它在某些情况下还是用得着的，于是这个挥霍一空的酒徒就决定把这最后的一笔资本投入周转。他去见一位老板，受雇于他，替他把酒带进监狱；富有的酒贩子都有好几个这样的雇员。监狱外的某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人——一名士兵，一个小市民，有时甚至是一个少女，——为了相对而言颇为丰厚的奖赏而在酒店里用老板的钱买酒，再把酒藏在囚犯们去干活的某个偏僻的地方。供货商几乎总要先品尝一下伏特加的口味，然后毫无人性地往里面掺水，补足分量；要不要随你，反正囚犯是不会太挑剔的：行，钱总算没有白扔，伏特加也送到了指定的地点，不管怎样，总算是伏特加啊。监狱里的酒贩子预先向供货商指定的取酒人会来找这个供货商，他随身带着牛肠子。牛肠子先要洗干净，然后灌满水，保持原有的湿度和韧性，以便以后用来盛酒。那些牛肠子灌满了酒，囚犯就把它们挂在自身的四周，尽可能放在身上最隐蔽的地方。不言而喻，这时会充分表现出走私犯的机灵和小偷的狡黠。他是名誉扫地的人了；他不得不去蒙骗押送兵和警卫。他是能蒙骗他们的：遇到精明的偷儿，押送兵有时就像个新手一样，总是会看走眼。当然，对这个押送兵要预先研究一番；此外还要考虑到劳动的时间和地点。例如，一个囚犯是砌炉匠，他爬到了炉子上：谁能看到他在那里干些什么呢？押送兵总不能也跟着爬上去啊。在走近监狱的时候，他把一枚硬币——一枚十五或二十戈比的银币拿在手里，以备不时之需，在大门口等着上等兵。警卫队的这名上等兵对下工回来的每一个囚犯都要围着打量一下，还要在他身上摸摸，这才给他打开监狱的门。带酒的犯人通常总是希望他不好意思过于仔细地触摸他身上的某些部位。但狡猾的上等兵有时也会把手伸到这些部位，而且摸到了酒。这时就只剩下最后一招了：走私犯瞒着押送兵把手里攥着的一枚硬币悄悄地塞到上等兵的手里。有时他由于使了这一招而得以顺利通过，也就把酒带进了监狱。可是这一招有时不灵，那就不得不拿自己的最后一笔资本——他的脊梁来结账了。少校得到了报告，囚犯的“资本”挨了鞭子，而且抽得很痛，酒被充公，走私犯把一切都一肩扛着，没有出卖老板，但不要忘记，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告密可耻，而只是因为告密对他没有好处：他反正还是要挨鞭子的；能聊以自慰的只不过是有人陪他一起挨鞭子而已。但他今后还是需要老板的啊，不过，按照习惯和预先的约定，走私犯不会因为脊背挨了鞭子而得到老板的分文补偿。至于告密，一般地说，那是很盛行的。在监狱里告密者不会受到一点屈辱；对他表示愤慨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大家并不疏远他，反而和他攀交情，因此假如您在监狱里数说告密者的种种卑劣行径，那么人们对您会完全无法理解。我与之断绝一切关系的那个贵族出身的卑劣、堕落的囚犯，与少校的勤务兵费季卡交上了朋友，给他当密探，而费季卡就把他探听到的囚犯们的情况转告少校。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可从来就连想也不曾想过，要对这个坏蛋进行惩罚或哪怕是加以指责。 不过我离题了。当然，酒有时也能顺利地带进来；于是老板收下带给他的盛酒的牛肠子，支付了货款，便开始算账。算下来，酒的成本已经很高了；因而为了增加利润，他再次把酒分开装，重新掺水，差不多要掺上一半水，这样准备妥当后，就等着买家了。在第一个节日，有时在某个平常的日子里，买家来了：这是一个囚犯，他像警戒线里的老犍牛一样苦干了几个月，积攒了一点钱，为的就是要在早已预定的某一天把钱喝光。这个日子早在它到来之前很久，就出现在这可怜的劳动者的梦里了，这个日子在他的梦里，也在他劳动时的幸福幻想中以其迷人的魅力使他在乏味的牢狱生涯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支撑。最后，东方露出朝霞；钱攒够了，没有被没收，也没有被偷走，于是他带着钱去找酒贩子。酒贩子起先尽可能拿纯酒给他，也就是只掺过两回水的酒；不过，瓶子里的酒越喝越少，便随时兑水补充喝掉的部分。喝一碗酒比在酒店里要多付五六倍的钱。可以想象，要喝多少碗这样的酒，要花掉多少酒钱，才能求得一醉啊！可是由于不习惯饮酒了，也由于早就在控制喝酒，囚犯很快就有了醉意，通常他会继续喝下去，直到把自己所有的钱都喝光为止。那时什么新鲜事儿都有：酒贩子同时也是放高利贷的。起初拿到他这里来的抵押品是新购置的私人物品，然后是一些破烂货，最后就是公家财物了。连最后的破烂都喝光以后，醉汉躺下睡觉了，第二天醒来，脑袋里嗡嗡作响，他徒劳地请求酒贩子让他再喝一口解解酒。他忧伤地忍受着沉痛的心情，当天就重新投入工作，又埋头苦干几个月，幻想着那逝去的幸福的尽情畅饮的日子，接着渐渐振作起来，等待着另一个同样的日子，这一天还远着呢，但它终究会自行到来的。 至于酒贩子，终于赚到了几十卢布的巨款，他最后一次准备了酒，不再掺水了，因为这酒是给自己享用的；生意不做啦：也该是自己享受一下的时候了！纵酒狂欢的场面开始了，喝呀，吃呀，还有音乐助兴。大把地花钱；连那些顶头上司，监狱的下级管理人员也受到了款待。纵酒狂欢的场面有时会持续好几天。当然，准备的酒很快就喝光了；于是这个浪子便去找其他的酒贩子，他们已经在等着他啦，他接着喝，不把最后一枚硬币喝掉是绝不罢休的。不论囚犯们怎样保护这个醉汉，他有时还是会被长官，如少校或警卫队军官撞见。他被带到警卫室，钱被抄没，如果在他身上还能找到钱的话，最后抽了他一顿鞭子。他抖擞精神回到监狱，几天后又干起了酒贩子的行当。有些贪图享乐的犯人，当然，是那些有钱的，还想着女人。他们有时花大钱扔下活儿，偷偷地从城堡溜到郊外的什么地方，由一个被收买的押送兵押送着。在那里，在城市边沿地带的一个偏僻的小屋里，正设酒宴招待全世界，果真是挥金如土。人们为了钱就不嫌弃囚犯了；押送兵要早些挑选，需要了解情况的人。不用说，这些押送兵自己就是未来入狱的候选人。不过，有钱什么事都能办到，这样的出游几乎会成为永久的秘密。应当补充一点，这种情况是罕有的；要花很多的钱才行，因而喜欢女人的人会采取其他安全可靠的办法。 早在我入狱的初期，一个美貌的少年囚犯就激起了我特殊的好奇心。他名叫西罗特金。他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相当神秘的人物。首先，他那俊美的容貌使我大为惊讶；他的年龄不会超过二十三岁。他被关在单人囚室，即终身监禁，因而被认为是军事要犯之一。他文静、温和，话不多，很少有笑容。他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容貌端正，一张小脸洁净、细嫩，头发是淡黄色的。甚至剃了半边的脑袋也不大能丑化他：他就是这么一个惹人怜爱的男孩子。他什么手艺也不会，不过赚的钱虽然不多，却时常有进账。很明显，他又懒又邋遢。也许有人在关心他的衣着，有时还给他穿上红衬衫，看来他很喜欢这件新衣服：他在各个牢房走来走去，显摆自己。他不喝酒，不赌博，几乎从不和人争吵。有时他在牢房外面散步，两手插在衣袋里，神情温和，若有所思。他在想些什么呢，简直难以想象。有时你喊他一声，出于好奇问点儿什么，他便立即回答，而且彬彬有礼，不像是个囚犯，不过他的回答总是很简洁，不爱多说话；就像个十岁的孩子似的望着您。他有了钱，——却不买必需品，不把短外衣送去修补，而是买面包圈、馅饼吃——活脱儿一个七岁的娃娃。“唉，你呀，西罗特金！”囚犯们有时对他说，“好可怜的孤儿啊！”工余时间他常在别的牢房里闲逛；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忙着干活，只有他无所事事。要是有人对他说些什么，几乎总是带着嘲讽的意味（人们对他和他的伙伴时常暗暗发笑）——他一言不发，转身又到别的牢房去了；有的时候，要是对他嘲笑得太过分，他的脸上便会泛起红晕。我常想：这样温顺、和善的人怎么会蹲监狱呢？有一次我躺在医院的犯人病房。西罗特金也病了，躺在我旁边；一天傍晚我和他在起劲地聊天；他一时兴起，顺便对我讲起他是怎样被送去当兵的，母亲怎样哭着送他入伍，他在新兵中的日子多么难熬。他补充说，新兵的生活实在使他无法忍受：因为那里的人都那么暴躁、严厉，长官们几乎总是对他有所不满…… “后来呢？”我问，“你怎么会来到这种地方呢？而且还被关在单人囚室……唉，你呀，西罗特金，西罗特金！” “可我，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在军营里一共只待了一年；而到这里来是因为我杀了我的连长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 “我听说了，西罗特金，可我不信。是呀，你怎么会杀人呢？” “事实如此，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真是太难受了。” “其他的新兵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当然初期很艰苦，后来就渐渐习惯了，眼看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你呀，也许是妈妈把你宠坏了；她是用馅饼和牛奶把你喂到了十八岁。” “妈妈的确是很爱我的呢，先生。我去参军以后，她就病倒了，是的，听说就此一病不起……在当新兵的后期我感到很痛苦啊……连长不喜欢我，动不动就处罚我，这是为什么呢，先生？我服从所有的人，生活上循规蹈矩；我滴酒不沾，不偷不拿；说实在的，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一个人手脚不干净，那是很不好的。四周都是一些铁石心肠的人，——想哭都找不到地方啊。偶尔躲到某个角落里，站在那里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有一次我执行警卫任务。这是在夜里；我被派到禁闭室的枪架旁站岗。有风：那是在秋季，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那么郁闷啊，我感到郁闷极了！我把枪靠在脚边，卸下刺刀放在一旁；脱下右脚的靴子，拿枪口对准自己的胸口，胸部抵在枪口上，再用大脚趾触动扳机。我一看——瞎火！我检查枪支，擦净起爆管，用上打火石，重新装上火药，又拿枪抵住胸口。您猜怎么着，先生？只见火药一闪，子弹却没有出膛！怎么会这样呢？我想。我立刻套上靴子，装上刺刀，默默地踱步。这时我下定决心要把这件事干到底，我豁出去了，非离开新兵的这种生活不可！半小时后，连长骑马来了；这是对岗哨的一次主要的巡查。他直冲着我说：‘难道是这样站岗的吗？’我端起枪就用刺刀捅他，一直捅到枪口。我挨了四千棒，就来到了这里的单人囚室……” 他没有说谎。可是为什么要把他关在单人囚室里呢？对普通罪行的惩罚要轻得多啊。不过，西罗特金在他那一伙犯人中是唯一的小美男子。至于其余像他这样的犯人，在我们这里大约还有十五个，看着他们简直感到奇怪；只有两三个人的脸蛋还看得过去；其余的全都蠢头蠢脑，丑陋而邋遢；有些人甚至长了满头白发。如果条件允许，有一天我会更详细地讲讲这一伙中的所有的人。西罗特金却与卡津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才开始写这一章，顺便提到他醉醺醺地闯进伙房，这打乱了我最初对监狱生活的见解。 这个卡津是令人恐惧的家伙。他给所有的人都留下了可怕的惊恐不安的印象。我老是觉得，没有比他更凶狠、更骇人听闻的人了。我在托博尔斯克见到过以其暴行而臭名远扬的强盗卡缅涅夫；后来见到过受审的囚犯索科洛夫，他是一个逃兵和可怕的杀人犯。但是他们谁也不曾给我留下比卡津更可恶的印象。我有时觉得，我在自己面前看到的是有一人高的硕大无朋的蜘蛛。他是鞑靼人；力气惊人，在监狱里无人能及；他略高于中等身材，赫拉克勒斯般的体格，有一个丑陋而又大得不成比例的大脑袋。走路有点儿佝偻，皱着眉头看人。监狱里流传着关于他的离奇的传闻：都知道他原是军人；但囚犯们在私下议论时说，他是涅尔琴斯克的逃犯，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他不止一次被流放西伯利亚，不止一次逃跑，改名换姓，终于被关进我们监狱的单人囚室。也有人说，他从前喜欢切割小孩子的肌体，纯粹为了取乐：他把孩子带到一个便于下手的地方，先恫吓他，折磨他，等到把这个小牺牲品的恐惧和战栗欣赏够了，便平静、缓慢、自得其乐地切割他。这些也许都不过是人们根据卡津给人留下的那种总的阴森印象所捏造出来的，然而这全部虚构似乎对他很合适，与他很相称。不过，在平常没有喝醉酒的时候，他的行为是很理智的。他总是很平静，从不与人争吵，这仿佛是出于对别人的藐视，仿佛自视甚高，目中无人；他的话不多，似乎故意落落寡合。他的一切行动都是慢条斯理、安详而又充满自信。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相当聪明，而且非常狡诈；但在他的面容和眼神中永远有一种傲然嘲弄和冷酷的神气。他做卖酒的生意，是最富有的酒贩子之一。但他每年有一两次会喝得酩酊大醉，这时他天性中的兽性便会暴露无遗。他是逐渐醉倒的，起初他开始挑衅，嘲笑别人，他的嘲笑极其恶毒，是蓄意的，似乎早有预谋。最后他烂醉如泥，骇人地勃然大怒，抓起一把刀就向人们冲上去。囚犯们知道他力气惊人，都四散逃开，躲了起来；他见人就扑过去。但大家很快就找到了治他的法子。他牢房里的十来个人突然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殴打更残忍的了：打他的胸膛、胸口、心窝儿、肚子；狠狠地揍了好久，直到他完全失去知觉、像个死人方才住手。对别人是不敢这样打的：这样打会打死人啊，但卡津例外。打了以后，把毫无知觉的他裹上短皮袄，抬到通铺上。“躺一躺就行了，我说的！”果然，第二天早晨他起来了，几乎安然无恙，他一声不吭，脸色阴沉地出去上工了。每当卡津酗酒的时候，监狱里就都知道了，对他来说，一定要挨一顿打这一天才算完。他自己也知道，不过还是酗酒。好几年都是这样。人们终于发觉，卡津开始服输了。他抱怨身上多处有伤病，明显地蔫了，上医院的次数越来越多……“他总算是服输了！”囚犯们暗自说道。 他在那个带着小提琴的可恶的小波兰人的陪伴下闯进了伙房，这个小波兰人时常受雇于饮酒作乐的人们奏乐凑趣。卡津站在伙房中央，默默地凝神环视所有在场的人。大家都不吭声了。最后，看到我和我的同伴，他凶狠而嘲弄地看了看我们，自鸣得意地微微一笑，仿佛在暗自琢磨着什么，于是大摇大摆地来到我们的桌子跟前。 “请问，”他说（他说的是俄语），“你们凭什么收入能在这里品茶？” 我和我的同伴互相使了个眼色，明白最好是保持沉默，不去答理他。一言不合他就会大发雷霆。 “这么说，你们都是有钱的人喽？”他继续盘问道，“这么说，你们的钱很多哇，啊？难道你们进监狱就是要来品茶的？你们是来品茶的吗？你们倒是说话呀，该死的东西！……” 可是看到我们决心保持沉默，不予理睬，他气得发抖，脸色血红。在他身旁的角落里有一个大木盘（托盘），为囚犯们供应午饭或晚饭而切好的面包全都堆放在里面。它是那么巨大，装得下监狱里半数囚犯食用的面包。此刻是空着的。他双手抓住它，突然举到我们的头顶上。顷刻之间他就会砸烂我们的脑袋。尽管杀人或企图杀人会给整个监狱招来大麻烦：开始侦查、盘问、加强管理，因此囚犯们都竭力不让自己陷入这种共同的绝境——尽管如此，现在大家都鸦雀无声地冷眼旁观。没有人为我们说一句话！没有人向卡津呵斥一声！——他们对我们的憎恨竟如此强烈！看来他们因为我们身处险境而高兴……幸而结局是圆满的：就在他要把木盘砸下来的瞬间，有人在穿堂里大叫：“卡津！有人偷酒啦！……” 他砰的一声把木盘摔在地下，像疯子一样从伙房里冲了出去。 “嘿，上帝救了他们！”囚犯们在彼此之间这样议论，此后很久他们还在这样说。 我后来也没有搞清楚，这有人偷酒的消息是真事儿还是为了救我们而临时瞎编的。 傍晚，我在牢房上锁前的昏暗的暮色中沿着围墙的立柱徘徊，沉重的忧伤压在我的心头。在我以后的全部监狱生活中从未有过如此忧伤的感受。囚禁的第一天是难以忍受的，无论在哪里：在监狱也好，在单人囚室也好，在劳役中也好……不过，我记得，有一个问题最吸引我的注意，这个问题在我以后的牢狱生活中始终萦回脑际，挥之不去——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法解决的，对我来说，它至今仍然无法解决：这就是罪行相同而惩罚却不平等的问题。诚然，罪行也无法相互比较，即使要做一个大致的比较也不行。例如，两个人都杀了人，掂量了两个案子的全部案情，而对两个案子的判决却几乎相同，然而请看一看吧，这两个人的案子有多么重大的区别啊。例如，一个人不为什么，只是为了一个葱头，就随便把人杀了：他走到大路上，杀了一个路过的庄稼汉，而他的全部所有只是一个葱头。“这是什么事呀，爹！你叫我去找油水：瞧，我杀了一个庄稼汉，只找到了这么个葱头。”“蠢材！一个葱头是一个戈比，一百个人就是一百个葱头，你一个卢布就到手了！”（监狱里的传说。）而另一个人是为了保护未婚妻、姐妹或女儿不受淫棍的蹂躏而杀人。一个人在流浪中陷入大批暗探的包围，往往在即将死于饥饿的时候，为了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生命而杀人；而另一个人切割年幼孩子的肌体，只是因为他喜欢杀戮，喜欢用自己的双手感受孩子们温暖的鲜血，欣赏他们的恐惧、他们在刀刃下的最后的鸽子般的战栗。那又怎样呢？这两个人同样被判处服苦役。不错，判处的刑期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别相对而言并不大；而在同一种罪行中的区别却多得不可胜数。有什么特点，那就是区别。不过我们假定，调和、消除这种区别是不可能的，假定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是化圆为方，假定如此！但即使这种不平等的现象是不存在的，那么请看看另一种区别吧，即在惩罚的后果中的区别……且看，这里有一个人，他在监狱里日渐虚弱，像蜡烛一样渐渐消融。这里还有另一个人，他在入狱前甚至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快乐的生活，这样令人愉快的豪迈伙伴的俱乐部。是的，入狱的也有这种人。再比如说，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品德高尚、有责任感和良心的人。他自己内心的痛苦使他在受到任何惩罚之前就已经痛不欲生了。他对自己罪行的审判比任何威严的法律都更为冷酷无情。同时这里还有另一个人，他在服苦役期间连一次也不曾想到过他所犯下的杀人罪行。他甚至认为自己是无罪的。还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故意犯罪，就是要被关进监狱，从而摆脱在外面的那种远不如服苦役的生活。在外面他过着受尽屈辱的日子，从未吃过一顿饱饭，还要没日没夜地为自己的老板干活；而服苦役干的活比在家里干的活还轻松些，面包管饱，而且这样好吃的面包他还不曾见过呢；每逢节日还能吃到牛肉，得到周济，还能挣点儿零花钱。而朝夕相处的同伴呢？都是一些狡猾、机灵、见多识广的人；于是他又恭敬又惊奇地望着自己的那些同伴；他还从未见到过这样的人呢。他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所可能有的最崇高的群体。难道这两个人能对惩罚有相同的感受吗？不过，何必为无法解决的问题费心劳神呢！响起了击鼓的声音，该是各自回牢房的时候了。 [book_title]第四章 最初的印象 最后的一次点名开始。这次点名以后牢房就要上锁了，每一把锁都是专用的，于是囚犯们被反锁在里面直至天明。 点名是由一名士官和两名士兵进行的。为此有时让囚犯们在院子里列队，来的还有警卫队的一名军官。不过这种例行公事往往是以家常的方式进行的：就在牢房里点名。现在就是这样。那些点名的人常常会记错、算错，他们走了，又会再回来。最后可怜的卫兵们算出了预期的数字，便将牢房锁上。牢房里住着近三十名囚犯，都挤在木板通铺上。睡觉还太早。看来人人都得找点儿事情干才行。 留在牢房里的管理人员只有一个残疾军人，我在前面提到过他。每间牢房还有一名囚犯当室长，是少校教官亲自指定的，当然是因为他操行良好。不过时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室长自己干坏事时被捉住；于是他受到鞭挞，立刻被撤职，由别人来取代他。我们牢房的室长竟然就是阿基姆·阿基梅奇，我感到惊讶的是，他时常会对囚犯们呵斥几句。囚犯们通常是报以嘲讽。残疾军人比他聪明，对什么都不加干预，要是他偶尔动动嘴皮子，也不过是出于礼貌，求得心安而已。他默默地坐在自己的单人床上缝制靴子。囚犯们对他几乎是毫不理会。 这是我开始牢狱生活的第一天，我从观察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后来我深信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我的结论是：所有的非囚犯，不管是谁，从那些与囚犯们有直接关系的押送兵和卫兵，到所有与苦役犯生活多少打过交道的人们——不知怎么都对囚犯抱有过于夸张的看法。他们仿佛随时都在不安地等待，囚犯会突然拿刀扑向他们中的某个人。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囚犯们自己也意识到这些人是畏惧他们的，而这似乎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了。其实对囚犯们来说，最好的长官往往正是那个不怕他们的长官。而且总的说来，尽管胆大妄为，囚犯们自己只有在受到人们信任的时候才会特别愉快。这种信任甚至能博得他们的好感。在我入狱期间，虽然非常罕见，但有的长官曾不带卫兵就顺便走进监狱。应当看到，这使囚犯多么惊讶啊，而这是善意的惊讶。这样无所畏惧的来访者总是令人肃然起敬。即使本来有可能发生什么恶劣的事件，有他在场也就不会发生了。凡是有囚犯的地方，就会有囚犯所引起的恐惧，说实在的，我不知道这种恐惧究竟是因何而起。当然，这是有某种缘由的，首先就是被公认为匪徒的囚犯的那种外表；此外，任何人在走近苦役犯的时候都会觉得，这群人聚集在这里并非出于自愿，不管采取什么措施，都不可能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行尸走肉：他仍然有感情，有报复和求生的渴望，有欲望和获得满足的需要。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坚信，囚犯没有什么可怕的。人是不会那么轻易、那么急促地拿刀扑向另一个人的。总之，即使可能有危险，即使这种可能性偶尔会成为现实，而这类不幸事件既然如此罕有，那就可以干脆得出结论，危险是微不足道的。不言而喻，我现在讲的只是已经判决的犯人，其中的很多人甚至很高兴终于来到了监狱（新的生活有时竟那么美好！），因而很想平静、安宁地活下去；不但如此，对其中的一些实在不安分的人，他们自己就会加以约束，不让他们太放肆。每一名苦役犯不论他多么胆大妄为，在服苦役期间总是有所忌惮的。至于候审的犯人，那就另当别论了。这样的犯人的确会无缘无故地随便攻击别人，唯一的原因是，比如说，明天他要受到惩罚了；如果挑起新的事端，那么惩罚自然也就会推迟。这种攻击是有原因、有目的的：就是无论如何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改变得越快越好。在这方面，我甚至了解到一个心理学上的奇特事例。 在我们监狱里有一个军事类的囚犯，是一名士兵，他没有被褫夺公权，依法入狱服刑两年，是个爱吹牛而又胆小如鼠的家伙。一般地说，兼有吹牛和胆小这两种特点的俄军士兵为数极少。我们的士兵看样子总是忙得很，就是想吹牛也没有时间。不过，要是他爱吹牛，那么他就几乎一定是懒汉和胆小鬼。杜托夫（该囚犯的姓）终于服刑期满，出狱回到正规部队。可是像他这样被送进监狱改造的人，在大牢里已经散漫惯了，所以通常他们在外面只待上两三个星期，就又会受到法庭审判，重新回到监狱，不过已经不是服刑两三年，而是属于“长期服刑”的一类，要服刑十五或二十年。事情的经过正是这样。出狱后大约过了三个星期，杜托夫撬锁行窃；除此之外，还出言不逊，无理取闹。他被送交法庭审判，决定予以严惩。他对眼前要受到的惩罚吓得要命、怕得要死，这个怪可怜的胆小鬼在他要通过队列挨树条抽打的前一天竟持刀直扑走进囚室的警卫队军官。当然，他很清楚，这种行为将格外加重对他的判决，并大大增加服苦役的期限。而他的用意恰恰在于，要把惩罚的可怕时刻哪怕推迟几天、几小时也好！这是个十足的胆小鬼，在持刀扑上去后，甚至不敢伤及军官，一切都只是装装样子，只是为了有一个新的犯罪事实，因而又开始对他进行审讯。 面对惩罚的那一刻，对受刑者来说当然是很可怕的，我曾在几年内见到不少候审的囚犯，第二天就是他们注定不祥的日子。我时常生病，卧病期间往往会在医院的犯人病房里遇见他们。全俄国的所有囚犯都知道，最同情他们的是医生。他们对囚犯从来都一视同仁，而其他的人几乎全都不知不觉地厚此薄彼，也许只有普通的民众例外。民众从来不因为囚犯的罪行而责备他，不管是多么骇人的罪行，而且因为他受到了惩罚乃至因为他的不幸而宽恕他的一切。难怪俄国的全体民众都把犯罪叫作不幸，而把罪犯叫作不幸的人。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修饰语。这个修饰语还因为是无意识地、本能地说出来而特别值得注意。至于医生，他们在很多情况下是囚犯们真正的避风港，特别是对那些候审犯而言，这些人的处境比已经判决的犯人更难以忍受……而一个候审犯大致计算一下那个痛苦的日子到来的期限，往往会逃进医院，希望把痛苦的时刻多少推迟一些。等到出院回监狱，几乎能准确地知道，第二天就是注定不祥的日子，这时他几乎总是焦躁不安。有些人由于自尊而竭力掩饰自己的心情。但笨拙的、假装出来的无所畏惧是瞒不过同伴们的。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出于仁爱之心而不说穿。我认识一个囚犯，年纪很轻的杀人凶手，是一名士兵，判处棒责，规定打满多少棒。他胆怯极了，在惩罚的前夜决定喝一壶盖酒，预先将鼻烟浸在里面。顺便说一下，在受刑前候审犯身边总会有酒。早在到期之前很久就把酒带进来了，是花大价钱搞到的，候审犯大约要省吃俭用半年，才能攒够必要的钱，买四分之一俄升酒，以便在受刑前一刻钟把酒喝下。囚犯之间向来有一种看法，认为醉汉在鞭挞或棒责时不会那样痛。不过我离题了。可怜的小伙子喝完自己的一壶盖酒，实际上立刻就发病了；他开始吐血，被送进医院时几乎已失去知觉。吐血使他的胸腔严重受损，几天后发现他有了真正的肺痨的症候，半年后病死。为他治疗肺痨的几位医生都不知道此病因何而起。 不过，在讲述犯人受刑前常会胆怯的同时，我应该补充一句，其中有些人，恰恰相反，以其非凡的无畏精神使观者为之讶异。我记得几个事例，那种无所畏惧的精神达到了某种无动于衷的程度，而且这样的事例并不罕见。我特别记得和一个可怕的罪犯的相会。在一个夏天，犯人病房里纷纷传说，傍晚要惩罚著名的大盗奥尔洛夫，一名逃兵，受刑后要送到病房来。卧病的囚犯们在等待奥尔洛夫时确信，他一定会受到残酷的惩处。所有的人都有些激动，我承认，我也极其好奇地期待着这个著名大盗的现身。我早已听说了他的奇事。这是一个少有的恶徒，曾漠然无动于衷地杀害老人和孩子——这个人具有极强的意志力，并自豪地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力量。他受到多起凶杀案的指控，被判处列队棒责。他是晚上被送来的。病房里已经很暗，点起了几支蜡烛。奥尔洛夫几乎失去了知觉，脸色煞白，一头浓密、蓬乱、漆黑的头发。他的背部全肿了，一片血迹斑斑的青紫色。囚犯们通宵服侍他，为他换水、翻身、喂药，仿佛是在服侍骨肉至亲，服侍自己的一位恩人。第二天他就完全清醒了，还在病房里来回走了两趟！我大为惊讶：他来到医院时是受尽折磨、极度虚弱的啊。他一下子挨了为他规定的棒数的整整一半。医生注意到，再继续动刑，犯人必死无疑。这才立刻加以制止。何况奥尔洛夫身材矮小，体质虚弱，又因为长期关押、审讯而心力交瘁。谁偶然遇到候审的囚犯，想必都久久难忘他们那疲态毕现、消瘦苍白的脸和慌乱的目光。尽管如此，奥尔洛夫却能迅速恢复。显然，他内在的精神力量有效地增强了他的体质。的确，他并非平庸之辈。我出于好奇对他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有整整一个星期都在研究他。我可以肯定地说，我生平从未见过像他这样具有铁一般刚强性格的人。我在托博尔斯克曾见到过这种名人，一个强盗首领。他完全是一头野兽。您站在他身旁，还不知道他的姓名，就本能地预感到，您身边有一个恐怖的怪物。但是他在精神上的愚钝却使我万分惊讶。肉欲控制了他的一切精神特性。您一眼就能看出，他的脸上只剩下了对肉体享乐的兽性渴望：纵情声色、荒淫无度。我深信，科列涅夫（那个强盗的姓氏）在面对惩罚的时候甚至会神情沮丧，怕得发抖，尽管他在杀人时甚至不会皱一皱眉头。奥尔洛夫与他完全相反。那是对肉欲的彻底胜利。显然，这个人的自控能力是无限的，他蔑视一切痛苦和惩罚，在世界上无所畏惧。您在他身上看到的是无穷无尽的精力，渴望行动，渴望复仇，渴望达到预定目标。顺便说一句，他那古怪的高傲使我大吃一惊。他令人难以置信地傲视一切，但决不装腔作势，而是就这样，显得十分自然。我想，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仅凭权势来左右他。不知怎么，他看待一切都出人意料地平静，仿佛世界上没有什么能使他感到惊讶似的。他虽然明知囚犯们都对他怀有敬意，但是在他们面前却一点儿也不炫耀自己。然而虚荣和傲慢几乎毫无例外地是所有囚犯所特有的。他是相当聪明而又异常坦白的人，但决不饶舌。对我的问题他坦率地回答说，他在等待康复，尽快养好余下的棒伤，又说在惩罚前他本来很怕挨不过去。“现在嘛，”他对我眨眨眼接着说道，“案子结束了。挨过剩下的棒责，立刻就要和一批犯人被送往涅尔琴斯克，而我要在半路上逃跑！一定逃跑！但愿背伤能赶快愈合！”这五天里他一直在急切地等候什么时候可以申请出院。在等候期间他有时很爱笑，很快乐。我曾试图和他谈谈他的奇异经历。听我这样问长问短，他微微皱眉，但总是坦率地回答。等到他终于明白，我是想探究他的良知，想在他的内心看到哪怕任何一点悔恨的情绪，这时他那么蔑视而傲慢地看了我一眼，仿佛我在他的眼里突然变成了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根本不可能像对大人一样跟我谈论。他的脸上甚至流露了一种怜悯我的神气。片刻后他朝我哈哈大笑，这是非常善意的笑声，毫无嘲讽的意思，我相信，在他独处时想起我说过的话，也许还会一再地发出笑声。他终于出院了，背伤还没有完全愈合；我也是在这一次去办理出院手续的，我们恰好同时出院：我回监狱，他回监狱旁的禁闭室，他本来就是关押在那里。分别时他握握我的手，从他那方面说，这是高度信任的表示。我想，他与我握手是因为他对自己和眼下的情况深感满意。其实他不可能不蔑视我，而且一定会把我看作一个驯服、软弱、可怜，在各方面都比他低下的人。第二天他就被押送出去再次接受棒责。 我们的牢房在上锁后突然呈现了一种特殊的面貌——真正的寓所、家园的面貌。只有现在我才能看到囚犯们，我的那些难友完全像在家里一样。白天那些士官、卫兵和一般管理人员随时都可能来到监狱，因而所有蹲监狱的人的言谈举止都有些异样，仿佛没有完全安下心来，仿佛随时在等着有什么事发生，有些心绪不宁。但只要牢房一锁上，大家立刻安心地在各自的地方安顿下来，几乎每个人都开始做一种手工活。牢房里突然亮堂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蜡烛和自己的烛台，烛台大多是木头做的。有的坐下缝制靴子，有的缝一件什么衣裳。牢房里恶臭的空气越来越刺鼻。几个游手好闲的人蹲在角落里围着铺开的地毯打牌。几乎每间牢房都有这么一个囚犯，他备有一俄尺长的破地毯、一支蜡烛和一副脏得叫人难以置信的沾满污垢的油乎乎的扑克牌。这一切统称为秘密赌场。赌场的主人向赌徒抽头，十五戈比一夜，他就靠这个赚钱。玩牌的通常是打“三张”、“小丘”等等。所有的牌局都是赌钱的。每个赌徒都在自己面前倒出一堆铜币——这是他衣袋里的全部所有，只有输光了钱或赢了难友们很多钱以后，他才会从蹲着的地方站起来。赌博深夜才结束，有时会持续到天亮，直到牢房开门的那个瞬间。我们的房间和监狱里所有的其他牢房一样，永远会有输光、喝光的赤贫者，或者干脆就是天生的赤贫者。我说的是“天生的”，而且特别强调这个说法。的确，在我国民间的所有地方，不论在什么环境里，不论在什么条件下，现在和将来永远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人，他们性情温顺，往往还很勤快，可他们就是命中注定要永生永世一贫如洗。他们永远孤苦伶仃，邋邋遢遢，他们看上去永远是受尽折磨、郁郁寡欢的样子，而且一辈子听别人使唤，给别人跑腿，通常是伺候浮浪子弟或突然发财和升迁的人家。任何创举，任何倡议，对他们都意味着痛苦和烦恼。他们连出生都似乎是有条件的，即不可主动地有所作为，只能当仆役，生活不可以自己做主，只能随着别人的笛声跳舞，他们的使命就是给别人效劳。而且任何情况，任何天翻地覆的巨变都不能让他富起来。他们永远是赤贫者。我发现，这样的人不仅民间有，而且一切社会、阶层、党派、杂志社、社团也都有。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每间牢房、每座监狱，只要有人聚赌，就有这样的一个人出来伺候。总之，聚赌没有仆役是不行的。通常是赌徒们打伙儿雇用他，一个通宵付给他五个银戈比，他的首要责任是通宵放哨。主要是有六七个小时要在黑暗中，在穿堂里，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挨冻，倾听每一种响动、每一个打铃声和院子里的每一个脚步声。少校教官或警卫队的士兵们有时深夜出现在监狱里，静悄悄地进来，当场把赌钱的、干活的逮个正着，还有在院子里就能看见的尚未燃尽的蜡烛。至少当穿堂里通往院子的门上猛然响起开锁声的时候，要想躲藏，吹灭蜡烛，躺到通铺上去，为时已晚。不过，由于此后秘密赌场会对放哨的仆役痛加惩处，所以这种疏忽的情况是非常罕有的。五个戈比的工钱当然是少得可笑，即使在监狱里也是如此。然而在监狱里，那些雇主在这种情况以及所有其他情况下的严厉和冷酷总是使我感到震惊。“拿了钱，就要好好伺候！”这是不容反驳的论据。为了一文钱的付出，雇主会拿去一切可能拿到的好处，可能的话，就拿得更多，还自以为是施惠于人，该感谢他才对。浪子和醉汉挥金如土，而对自己的雇工却锱铢必较，我发现这种情况不只是在监狱里有，也不只是在赌场上有。 我已经说过，监狱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从事某种工作：除了几个赌徒之外，完全无所事事的至多不过四五个人；他们马上就躺下睡了。我在木板通铺上的位置紧靠着门口。在另一边的通铺上，与我头对头的是阿基姆·阿基梅奇。他往往工作到十点或十一点，在糊一个中国式的彩色灯笼，这是城里人向他定制的，价钱相当高。他做灯笼是一把好手，干起来有条有理、专心致志。等到工作结束，便收拾整齐，铺开自己的小床垫，向上帝祈祷后安分守己地在自己的铺位上躺下。看来他把品行和秩序发展到了拘泥细节、吹毛求疵的程度；显然，他自以为非常聪明，一般地说，所有愚钝和狭隘的人都是这样。从见面的第一天起，我就不喜欢他，不过记得在这第一天我曾对他的情况想了很多，最令我惊讶的是，这样一个本来可以在生活中有所作为的人却进了监狱。以后我还会不止一次地重提阿基姆·阿基梅奇。 不过我要简单地描述一下我们牢房的全体人员。我不得不在这间牢房度过很多年，因而所有这些人都是我今后的室友和同伴。当然，我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观察他们的。在我的铺位左面是一群高加索山民，大多因为抢劫而被送到这里，刑期有长有短。他们是两个列兹金人、一个车臣人和三个达吉斯坦的鞑靼人。那个车臣人脸色阴森、抑郁，几乎谁都不搭理，经常皱着眉头敌视地环顾周围，还露出讨人嫌的恶毒而嘲讽的微笑。列兹金人有一个已经是老头子了，长着细长的鹰钩鼻，看样子是十足的惯匪。不过另一个名叫努拉的列兹金人，从第一天起就使我产生了极其愉快而亲切的印象。他还不算老，个子不高，体格像赫拉克勒斯，纯粹的金发碧眼，翘鼻子，有一张楚赫纳女子的脸和经常骑马而形成的一双罗圈腿。刺刀和子弹使他遍体鳞伤。他在高加索是安分守己的平民，但经常骑马悄悄地去找不甘屈服的山民，并和他们一起从那里向俄国人发动袭击。在监狱里大家都喜欢他。他总是很快乐，对所有的人都和蔼可亲。他在劳动中任劳任怨，安静而开朗，不过时常愤慨地看着囚犯生活中丑陋、卑劣的现象。任何盗窃、欺诈、酗酒，总之，一切不正当的行径都使他怒不可遏；但他不会挑起争端，只是气愤地扭头而去。他本人在服苦役期间从未偷过东西，没有任何不体面的行为。他对上帝的信仰非常坚定。他虔诚地祈祷；在穆斯林节日前的斋戒期间，像宗教狂一样严格持斋，整夜整夜地站着祷告。大家都喜欢他，相信他的正直。“努拉是一头雄狮，”囚犯们说；于是他有了雄狮的称号。他完全相信，服刑的一定期限结束后，就会放他回到高加索的家里，这是他生活中的唯一憧憬。我觉得，失去这个憧憬他会死的。我在入狱的第一天就明显地注意到他了。在其他苦役犯的凶狠、阴沉的容貌之间，不可能不注意到他那充满善意和同情的脸。在我来到服苦役的地方的最初半个小时，他走过我身边时会拍拍我的肩头，看着我的眼睛和善地笑笑。我起初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的俄语说得很差。此后不久他又向我走过来，笑着在我的肩头友好地捶了一下。后来又一再如此，而且一连三天都是这样。我猜到了，后来也了解到了，从他这方面来说，这是表示他对我的同情，因为他感觉到了，对监狱的了解使我的心情多么沉重，他想表达对我的友谊，鼓励我，表示他一定会保护我。善良而天真的努拉啊！ 达吉斯坦的三个鞑靼人是亲兄弟。其中两个已过中年，但名叫阿列伊的第三个至多不过二十二岁，外表就显得更年轻了。他的铺位和我的铺位是并排的。他那英俊、开朗、聪明而又天真憨厚的面貌立即引起了我的好感，我多么高兴啊，命运让他而不是任何别人成为我的邻人。他的全部心灵都表现在他的漂亮，甚至可以说俊俏的脸上。他的微笑是那样充满信任，那样孩子般地纯朴；乌黑的大眼睛是那么柔和，那么亲切，看到他我就会特别高兴，甚至感到愁苦和忧伤顿时减轻了。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在家乡他的长兄（他有五个哥哥；另外两个哥哥在养马场）有一天吩咐他带上马刀一起骑马出去一趟。在山民的家庭里，对兄长是毕恭毕敬的，男孩子不仅不敢，而且也想不到要问一问：他们这是要去哪里？兄长也认为不必告诉他。他们是去打劫，要拦路抢劫一个亚美尼亚富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他们杀光护送队，杀了那个亚美尼亚人，将他的货物洗劫一空。但案子被侦破：他们六个人全部落网，于是审讯、揭发、用刑，并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法庭对阿列伊的唯一恩典就是缩短刑期；他被流放四年。兄长们都很爱他，这与其说是兄弟之情，还不如说是一种父爱。他是他们在流放中的唯一安慰，他们通常都脸色阴沉、心情抑郁，看到他时却总是笑逐颜开，在和他交谈的时候（他们很少和他谈话，似乎还把他看作孩子，觉得同这样一个孩子没什么正事好谈），他们严峻的面容便舒展开了，于是我猜想，他们在对他说什么玩笑话、近乎孩子气的话，至少他们老是在互使眼色，而在听到他的回答后，往往会和善地暗暗发笑。而他自己几乎不敢主动和他们交谈：他对兄长真是恭敬至极。很难想象，这个孩子在其漫长的苦役生活中怎么竟能保持这样温和的心情，这样恪守清清白白的正派作风，这样诚恳而富于同情心，不流于粗俗，不腐化堕落。不过，这是一种坚强而严谨的气质，尽管外表显得很柔弱。后来我才对他有了清楚的认识。他像清白的少女一样纯洁，监狱里的任何丑恶、下流、卑劣或不公正的强暴行径都会在他漂亮的眼睛里燃起怒火，那双眼睛因此而变得更美了。但是他回避吵架和谩骂，不过他绝不是任人欺凌而不予惩罚的人，他是善于保护自己的。他没有和任何人吵过架：大家都爱他、宠他。起初他对我只是以礼相待。渐渐地我开始和他闲谈；几个月他就学会讲一口漂亮的俄语了，这是他两个哥哥在服苦役的漫长岁月里所没有做到的。我觉得，他是非常聪明的孩子，谦虚而有礼貌，甚至很有推理能力。总之，我把话说在前头：我认为阿列伊绝非平庸之辈，回忆起来，我和他的相逢是我生平最美好的际遇之一。有些人天生就有那么优越的气质，那么有天赋，您会觉得，甚至关于他们以后会变坏的念头都不可能有。您对他们总是感到很放心。我对阿列伊到现在也是完全放心的。如今他在哪里呢？ 有一回，那已经是我入狱的很久以后了，我躺在通铺上想着沉痛的心事。一向勤快而爱劳动的阿列伊此刻却闲着没事，尽管睡觉还太早。不过这时他们有一个自己的穆斯林的节日，所以是不干活的。他把双手放在脑后躺着，也在想着什么。他突然问我：“怎么样，你现在心情很沉重吧？” 我好奇地打量他，对阿列伊的这个急促而率直的问题感到奇怪，因为他总是彬彬有礼，总是严于律己，总是善解人意。不过仔细一看，我就在他的脸上看出了由于回忆而引起的同样的思念，同样的痛楚，立即发现他自己的心情也很沉重，而且就是在此时此刻。我对他讲了我的猜想。他叹息一声，忧伤地微微一笑。我喜欢他的总是温柔而发自内心的微笑。此外，他一笑便会露出两排珍珠般的牙齿，其洁白晶莹之美，使绝世美人也会心怀忌妒。 “怎么了，阿列伊，你刚才大概在想，你们的家乡达吉斯坦在怎样庆祝这个节日吧？那里大概是个美好的地方吧？” “是的，”他兴致勃勃地回答道，两眼神采奕奕。“你怎么知道，我在想这些呢？” “那还能不知道！怎么，那里胜过这里？” “噢！你怎么会这样问呢……” “现在你们的家乡想必百花争艳，像乐园一样！……” “嗬，你就别说了。”他非常激动。 “听我说，阿列伊，你有妹妹吗？” “有，怎么？” “她想必是个小美人，要是她像你的话。” “说什么像我呀！她是绝色美人啊，整个达吉斯坦没有更好看的了。啊，我的妹妹多美呀！你是没有见过啊！我的妈妈也是美女。” “妈妈爱你吗？” “唉！你说什么呢！她呀，现在想必为我伤心死了。我是她钟爱的儿子。她爱我胜于爱妹妹，胜于爱所有的人……她今天给我托梦了，在我身边哭泣。” 他沉默了，这天晚上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不过，从此以后他时常想跟我聊聊，但出于敬意从来不首先开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会这样尊敬。可是只要我找他闲谈，他就非常乐意。我向他问到高加索，问起他从前的生活。兄长都不妨碍他和我交谈，甚至还很高兴。他们看到我越来越喜欢阿列伊，对我也更加亲切了。 阿列伊在劳动中帮助我，在牢房里尽力为我效劳，显然，他很高兴多少能改善我的处境，让我感到满意，而在努力这样做的时候没有一点儿低三下四或谋求私利的意味，而是出于温暖的友情，他已经不再掩饰对我的友好的情意了。顺便说一下，他有很强的手工操作能力；学会了一手很像样的裁缝、制靴的手艺，后来还学会了一些木工活。几个哥哥都夸他，为他感到骄傲。 “听着，阿列伊，”有一天我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学习用俄语看书写字呢？你知道吗，这对你以后在西伯利亚生活是很有用处的。” “很想学啊。可是跟谁学呢？” “这里有文化的人还少吗！要不要我来教你？” “啊，你来教我吧，求你啦！”他甚至在铺上欠起身来，双手交叠在胸前望着我央求道。 我们从第二天晚上就开始了。我有一本《新约》的俄译本——监狱是不会查禁这本书的。没有识字课本，只有这本书，阿列伊在几周之内就学会了流畅地阅读。大约过了三个月，他已经完全看得懂书面语了。他满腔热情地醉心于学习。 有一天我和他读完了“山上宝训”。我发现，其中的一些地方他读起来特别富于感情。 我问他喜欢所读的内容否。 他很快地抬头看了看我，脸上泛起了红晕。 “啊，喜欢！”他答道，“是的，耶稣是神圣的先知，耶稣讲的是上帝的话。讲得多好啊！” “你最喜欢哪些话呢？” “就是他说的：要饶恕，要爱，不要欺辱而要爱你的仇敌。啊，他讲得多好啊！” 他回到在听我们谈话的兄长们身边，热心地对他们讲着什么。他们彼此严肃地交谈了好久，并且微微晃动脑袋表示赞同。然后带着郑重的赏识的微笑，即纯粹穆斯林的微笑（我非常喜欢这样的微笑，喜欢的恰恰是微笑所透露的郑重的态度）转向我，肯定耶稣是神圣的先知，他实现了伟大的奇迹；他用土捏成一只鸟，吹口气，它就飞了起来……在这样说的时候，他们深信，颂扬耶稣会使我感到无上的快慰，阿列伊太幸福了，因为他的两个哥哥终于决定并且愿意让我感受到这种无上的快慰了。 我们在书写方面的进展也非常顺利。阿列伊搞来纸（他不让我花自己的钱买纸）、笔、墨水，不过两个月就学会写一笔好字了。这甚至使他的哥哥们大为惊讶。他们的自豪和得意是没有止境的，不知道怎样感谢我才好。要是我们在一起劳动，他们就抢着来帮助我，认为这是自己的荣幸。至于阿列伊就更不必说了。他也许就像爱兄长一样爱我。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是怎样走出监狱的，他把我带到牢房外面，扑上来搂住我的脖子哭了。以前他从来没有亲吻过我，也没有哭过。“你为我做了那么多，那么多，”他说，“是我的爸爸、妈妈也做不到的：你把我造就成了一个人，上帝会报答你的，而我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 如今你在哪里呀，我的善良的，亲爱、亲爱的阿列伊！…… 除了几个切尔克斯人之外，我们的几间牢房里还有一大群波兰人，他们构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大家庭，几乎不与其余的囚犯交往。我曾说过，由于其特殊性及其对俄国苦役犯的敌视态度，他们自己也就受到所有人的敌视。这些人都疲惫不堪，体弱多病；他们一共有六个人。其中有些是学识渊博的人物；以后我会详细地专门讲讲他们的事迹。我在狱中生活的最后几年，就是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一些书籍。我所读的第一本书，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奇怪而特殊的印象。关于这些印象总有一天我会单独讲一讲。对我来说，它们太新奇了，我相信，许多人会觉得完全不可理解。有些事没有亲身经历是无法评判的。我只说一点：精神上的痛苦比任何肉体的磨难更难以忍受。平民百姓来到监狱，是进入自己熟悉的社会，也许还是一个更有文化的社会。当然，他失去的很多——家乡、家庭、一切，但环境还是原来的那个环境。一个有教养的人依法受到与平民百姓同样的惩处，他所失去的却往往比后者多得不可比拟。他不得不抑制自己所有的内心需求、所有的习惯；陷入他所不能满意的环境，要学会呼吸一种不同的空气……这是从水中捞出来丢弃在沙地上的一条鱼……对所有人都相同的依法惩处，对他来说却往往痛苦十倍。这是实情……哪怕问题仅仅涉及他不得不放弃的物质方面的习惯。 但波兰人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一共有六个人，而且住在一起。在我们牢房里的所有囚犯中，他们只喜欢一个犹太人，也许只是因为他能逗他们开心。不过，甚至其他囚犯也都喜欢我们的这个犹太人，虽然毫无例外地都把他作为嘲弄的对象。他在我们这里是独一无二的，甚至到现在我想起他还忍不住要发笑。每当我看着他的时候，总是回忆起果戈理《塔拉斯·布尔巴》里的犹太人扬凯尔，他为了和自己的犹太女人到衣柜里去过夜而脱光衣服时，立刻就活像一只小鸡雏。我们的犹太人伊赛·福米奇活脱儿是一只拔光了毛的小鸡雏。这个人不再年轻了，已年近五十，个子矮小，体力单薄，很狡猾而又是个十足的笨蛋。他放肆又傲慢，同时却又极端胆小怕事。他整个儿显得皱巴巴的，他的前额、他的两颊都留有在断头台上打下的烙印。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他怎么竟能挨过六十皮鞭。他是被控杀人而入狱的。他收藏着一张药方，是他的那些犹太人在他受刑后立即向一位医生要来的。按照这个药方可以配制一种软膏，能在两周内使烙印消失。他在监狱里不敢使用这种软膏，要等十二年服刑期满，决意在出狱移民之后再使用这个药方。“否则就不可以结婚，”有一天他对我说，“而我是一定要结婚的。”我和他是好朋友。他的心情总是十分愉快。他在监狱里的生活过得很轻松；他会珠宝匠的手艺，来自城里的活计多得忙不过来，因为城里没有珠宝匠，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不参加繁重的劳动了。不言而喻，他同时也是放高利贷的，凭利息和抵押品给整个监狱放贷。他入狱比我早，一个波兰人详细地向我描述了他入狱的情况。这是非常好笑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以后再讲；至于伊赛·福米奇，我还要不止一次地讲到他呢。 我们牢房里其余的人中有四个是旧教徒，都是熟读经卷的老头子，其中的一个也是来自斯塔罗杜布的那些街区；还有两三个脸色阴沉的小俄罗斯人；一个年纪轻轻的苦役犯，他有一张清秀的小脸、清秀的小鼻子，大约二十三岁，已经杀了八个人；还有一帮造假币的，其中一个是我们整个监狱的大活宝；最后，还有几个脸色阴沉、郁郁寡欢的人物，他们被剃了半边头，形容丑陋、沉默寡言、满怀忌妒、皱着眉头以仇恨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周围，并且打算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在全部服刑期间，一直这样皱着眉头打量、沉默并仇恨下去。在我开始新生活的这第一个凄凉的晚上，这一切只是在我眼前闪过，——闪过于腾腾烟雾和黑色烟子之间，闪过于亵渎神圣的辱骂声中，闪过于空气污浊、镣铐叮当、诅咒和无耻哄笑的氛围里。我在光光的木板通铺上躺下，把衣服枕在头下（我还没有枕头），盖一件光板皮袄，但久久不能入睡，尽管这第一天的荒诞而意外的印象已使我受尽折磨、精疲力竭。但我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我从未想到也无从预料的事情在前面等待着我…… [book_title]第五章 第一个月 我入狱的三天之后被派出去干活了。这干活的第一天是我难以忘怀的，不过这一天我并没有发生什么很不平常的事情，至少要考虑到我所遭遇的一切本来就是不平常的。然而这也是最初的印象之一，而我还在继续贪婪地审视一切。这最初的三天我是在极其苦恼的心绪中度过的。“我的漂泊终于结束了：我在监狱里啦！”我不时地自言自语，“这就是我将度过漫长岁月的栖身之地了，我是带着那样不信任的痛苦的心情踏进了这个角落……谁知道呢？也许多年后要离开的时候，我还会依依惜别呢！……”我加了一句，不无幸灾乐祸之感，这种感觉有时会变成一种欲望，要故意地触动自己的创伤，仿佛想欣赏一下自己的痛苦似的，仿佛对不幸处境的充分领悟真的有一种快感。对这个角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惜别之情的想法使我自己不禁骇然：我当时就预感到，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会达到何等匪夷所思的程度。但这是后话，眼前我周围的一切是充满敌意的，因而是可怕的……不过并不是一切，不言而喻，这只是我的错觉而已。我的服苦役的新难友们打量我的那种强烈的好奇，他们对突然出现在他们阶层里的贵族出身的新囚犯的分外严厉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有时几乎会变成敌视，——这一切使我太苦恼了，以致我但愿快点儿去干活，以便尽快把我的全部苦难都了解并体验一遍，开始像他们所有的人一样地生活，尽快和所有的人一样走上生活的常轨。不言而喻，我当时对那些就在自己鼻子底下的很多东西都没有注意到和料想到：我还不善于在敌意中辨别可喜的方面。不过，甚至在这三天里我也遇到了几位和蔼可亲的难友，当时这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对我最和蔼可亲的人是阿基姆·阿基梅奇。在其余那些脸色阴沉、怀有敌意的几个苦役犯之中，我也不可能不注意到几个和善而愉快的人。“到处有坏人，坏人中间也有好人，”我急忙聊以自慰地想，“谁知道呢？也许这些人并不比留在监狱外面的其余的人坏到哪里去呢。”我这样想，又对自己的想法摇了摇头。然而，天哪！但愿我当时就知道，这个想法也是何等正确的真理啊！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人，只是在很多很多年以后我才完全了解了他，而他几乎在我服苦役的全部期间都和我在一起，而且经常在我身边。他就是囚犯苏希洛夫。我现在只要一谈起不比别人坏的犯人，立刻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来。他是服侍我的。我还有另一个仆人。阿基姆·阿基梅奇从最初几天起就向我推荐了一个名叫奥西普的囚犯，说我要是讨厌公共伙食，有钱自理的话，每月付给他三十戈比，他就每天给我烹调菜肴。奥西普是囚犯们选举到两个伙房里去的四名伙夫之一，不过是否接受大家的推举完全由他们自主决定；接受后，哪怕第二天就推辞也行。当伙夫就不用去服劳役了，他们的全部职责就是烤面包和煮菜汤。我们不是叫他们伙夫，而是叫他们厨娘，不过并不是出于对他们的蔑视，何况选进伙房的都是一些精明能干而且尽可能要办事公道的人，叫他们厨娘只是亲切地开个玩笑，我们的那几个伙夫一点也不会见怪。奥西普几乎总能被选上，他一连几年几乎老是当厨娘，偶尔在极其苦闷而又极想贩私酒的时候才暂时不当。他是少有的正派而谦和的人，尽管是因为走私而入狱的。这就是我曾提到过的走私犯，一个高大、健壮的小伙子；他是什么都怕的胆小鬼，特别怕鞭刑，安静、温顺，对谁都温和亲切，从未和人吵过架，可是，尽管他那么胆小怕事，却不能不贩私酒，因为走私是他的嗜好。他也和其他伙夫一起贩卖私酒，不过，规模当然不大，例如比不上卡津，因为他没有甘冒巨大风险的勇气。我和这个奥西普一直和睦相处。至于花钱自理饮食，需要的钱是很少的。我敢说，我一个月花在自己饮食方面的钱只要一个银卢布就够了，当然，吃面包是不花钱的，因为面包是公家的，有时也喝不花钱的菜汤，如果太饿了，也就顾不得那菜汤难以下咽了，不过，后来这难以下咽的感觉几乎完全消失。我通常是买一块牛肉，一天一磅。冬天我们这里的牛肉很便宜。牛肉是由一名残疾军人到市场上去买的。我们每间牢房都有一个维持秩序的残疾军人，他们自愿地尽义务，天天上市场为囚犯们购物，而且几乎不收任何报酬，除非是一些不值一提的东西。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安宁，否则他们在监狱里是待不下去的。他们就这样偷偷地带来烟草、砖茶、牛肉、面包圈等等，等等，只有酒例外。没有人托他们带酒，虽然偶尔还拿酒款待他们。奥西普有好几年为我做的都是同样的一块煎牛肉。它是怎样煎出来的——这是另一个问题，而问题却不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我和奥西普在这几年里几乎没有说上两句话。我曾多次与他攀谈，可是他好像不善于交谈：往往只是微微一笑，或者回答一声是的或不，就没有下文了。看着这个仿佛长不大的只有七岁的赫拉克勒斯不免令人诧异。 但除了奥西普，经常帮助我的人还有苏希洛夫。我没有叫他来，也没有找过他。他不知怎么自己跑来找我，要听我的差遣；我甚至不记得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也不记得前后的经过。他开始为我洗衣服。牢房外面专门为洗衣服挖了一个很大的污水坑，囚犯们的衣服就是在污水坑边上用公家的木盆洗的。此外，为了巴结我，苏希洛夫还主动想出千百种不同的办法来尽义务：替我把茶炊坐在炉子上，东跑西颠地为我办事，给我找寻什么东西，把我的短上衣送去修补，每月给我的靴子上四次油；他做这些事又热心又匆忙，仿佛肩负着天知道多么重大的责任，——总之，他把自己的命运和我的命运完全结合在一起了，而且把我所有的事情都揽在他自己身上。例如，他从来不说“您有几件衬衣，您的短上衣破了”等等，总是说：“咱们现在有几件衬衣，咱们的短上衣破了。”他一个劲儿地看我的眼色行事，似乎这就是他一生的主要职责所系。手艺，或者如囚犯们所说的行当，他一样也不会，看来他只能从我这里赚点儿小钱了。我力所能及地给他一些酬劳，也就是几枚铜币而已，他总是满意地默默收下。他不能不为别人效劳，他之所以挑中我，看来是因为我比别人更和蔼一些，付钱更公道一些。像他这种人永远发不了财，其处境也永远得不到改善，而在我们这里往往受雇于人，替赌徒望风，整夜守在寒冷的穿堂里，倾听院子里的每一种响动，以防少校教官突然出现，为此收取五个银戈比作为几乎干了一个通宵的报酬。万一有了失误，就会丧失一切，还要付出脊背挨鞭子的代价。我在前面曾说到过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